人民代表继续追击右派集团
罗隆基吞吞吐吐承认章罗联盟
广西浙江代表揭露黄绍竑包庇反革命分子
据新华社5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今天上午继续分组讨论。
广西、浙江、江西、湖南、江苏、上海、河北、河南、广东、华侨、福建、贵州等代表小组，在讨论中继续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罗隆基今天在江西省代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但是，他仍然狡赖说他同章伯钧“只有思想联盟，没有政治联盟”。
从这一点出发，罗隆基首先谈到他同章伯钧的关系。
他说，一年来他同章伯钧合作是事实。
他把章伯钧看成是一个“左派进步分子”，他们谈话“很投机”。
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英美杂志上有许多反苏言论，他看了以后对共产主义发生了“怀疑”。
在波匈事件以后，英美杂志宣扬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逃到西方，他觉得“共产主义制度有毛病”，他说这是同章伯钧思想共同的地方。
于是他们找各学校的教授、知识分子反映意见，问他们有什么痛苦。
他说，他们把意见搜集以后，民盟中委开了一周会议，专门对知识分子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
这一年在政协会议上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是他和章伯钧提出的。
他说他建议在政协设立知识分子委员会。
他同情知识分子，为他们的待遇呼吁。
罗隆基说，他同章伯钧的合作，首先是在盟内。
今年04月民盟工作会议，章伯钧提议把“鸣”“放”作为民盟中心工作，他支持他。
他们共同之点就是迎合知识分子，拉拢知识分子，发展组织，提高自己。
罗隆基说，民盟工作会议以后，在盟内搞了四个小组，章伯钧已经谈过，但章伯钧没有谈出组织四个小组的阴谋。
他说他了解章伯钧的阴谋是，成立取消高等学校党委制小组，的确想达到取消高等学校党委制的目的。
章对他说：
“这事要大搞一下，派人到各地搜集意见，看趋势，党委制一定会消灭”。
至于成立有职无权小组，是想发展力量同共产党“分庭抗礼”；
成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小组，是想参加最高决策会议。
他说，章伯钧成立四个小组不仅是在北京点火，还要派人到各地点火。
罗隆基说，所谓有组织，就是利用民盟。
他说他和章伯钧是思想上的联盟，都对党不满，对共产主义怀疑，所以行动上也一致了。
他狡赖说他对党的领导，有错误的看法，但不是想推翻共产党。
谈到他和储安平的关系时，罗隆基矢口否认他事先曾看过储安平的发言稿，不过他说曾同储安平谈过话。
他对储安平的一套思想完全同意，并支持储安平写文章。
谈到他和文汇报的关系时，罗隆基承认，他通过浦熙修带了许多不健康的右派思想给文汇报。
他认为文汇报不要和人民日报一样，不要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他也曾要徐铸成“不要相信报社党委，有事多到北京商量商量”。
但罗隆基回避交代他操纵文汇报的真实企图。
江西代表们对罗隆基的不老实不彻底的“检讨”很不满意，指出他在章罗联盟的重要问题上没有谈具体事实，企图蒙混过去，代表们并提出了许多问题要他彻底交代。
广西省代表黄现璠揭露了黄绍竑支持和包庇反革命分子、北京师范大学女学生谢昕的反动行为，反革命分子谢昕在解放前和特务头子王调勋有密切关系，解放后混入北京师范大学。
在肃反中，她写反动标语，并买菜刀图谋杀害党员干部，当即被政府逮捕。
1956年，政府根据宽大政策把她释放。
她回校后仍不悔改，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如她到处造谣，煽动群众污蔑政府政策，暗自撕毁校方布告等。
在这次整风中，她又乘机兴风作浪，恶意进行“控诉”和煽动活动。
更严重的是她在帝国主义国家记者的面前，造谣污蔑新中国。
黄现璠接着说，谢昕的一连串的破坏活动，得到了黄绍竑的支持。
黄绍竑在视察中没有认真调查案情，反说谢昕案件被政府弄错了。
他并在一些会议上的发言中，以他自己认为错了的谢昕案件为根据，恶意地向共产党进攻。
黄绍竑还多次把反革命分子谢昕找到他的家里秘密谈话，还常扬言要亲自到北京师范大学为谢昕“申冤”。
黄现璠代表揭露黄绍竑的反动事实后，要黄绍竑交代他和谢昕搞什么勾当？
许多代表们都质问黄绍竑为什么对反革命分子给以这么大的同情和支持？
要彻底交代。
浙江省小组的代表今天揭露了黄绍竑在抗日战争以前两度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时的反共反人民罪行。
曾经遭到黄绍竑反动武装逮捕监禁的丘清华代表说，单平阳一县被黄绍竑残杀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就有一千五百多人，烧毁的房子达六百多座。
黄绍竑在1942年还谋害了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
丘清华在发言中，还揭露了黄绍竑包庇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张韶舞。
代表们说，黄绍竑的罪恶是极为深重的，如果他对现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再不认真交代，悔过认罪，他将得不到人民的饶恕。
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兼秘书长黄琪翔，今天在广东省代表小组会上两个多小时的发言中再三表明他“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强调章伯钧的反对共产党的活动“没有”与他商量过，并且说农工民主党中央以他为首的检查小组“没有”包庇章伯钧过关的意图。
在黄琪翔发言后，许多代表指出黄琪翔的态度不老实，要他详细交代。
今天，四川、贵州、福建等代表小组继续就政府各方面的工作进行讨论。

全国近半地区实现民族区域自治
新华社5日讯
在近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居的各少数民族已经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
从祖国南端的海南岛，到西北边陲的新疆，从内蒙古草原到云贵高原，所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占全国土地总面积将近一半。
根据统计，全国已经建立两个自治区，三十一个自治州，和五十四个自治县。
有四千多万人民生活在这些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少数民族有二千二百多万，包括蒙古、回、藏、僮、维吾尔、苗、彝等四十多个民族。
最早实现区域自治的内蒙古，不久以前曾经隆重地纪念了自治区建立十周年。
为了有利于蒙古民族的发展，和增进民族团结，内蒙古自治区的区域，近年来续有扩大，人口也从刚建立自治区时的二百多万人增加到八百七十多万。
西北边陲的维吾尔族，在1955年建立了自治区。
在这个自治区内的其他少数民族，也已分别建立了十一个自治州和自治县。
国内主要民族之一的藏族，已先后在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建立九个自治州和两个自治县，另外还同蒙古、哈萨克族联合建立了一个自治州。
藏族人民聚居地的西藏，去年也已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在多民族的云南、贵州，傣、景颇、傈僳、白、哈尼、佧佤、苗、布依、侗等民族，都分别建立了自治地方。
分布最广的回族人民，到目前为止，在各地已建立四个自治州，九个自治县，另外还同彝族、苗族联合建立了一个自治县，现在又将筹备建立一个相当省级的回族自治区。
各少数民族当中人口最多的僮族，早在四年前就成立广西省桂西僮族自治州，不久，原广西省将要改建为广西僮族自治区。
现在，全国约90％左右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已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其余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预计到1958年的年底，都将全部建立起民族自治地方。
散布在广大农村的小块少数民族聚居地，虽然不能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但也已普遍设立民族乡，依据民族成份的特殊情况，来开展各项工作。

普通教育业余教育大发展
右派分子说“办糟了”的根据在哪里？
普通教育业余教育大发展
新华社5日讯
新华社记者张丽君报道：
为了查考某些右派分子所谓“普通教育、业余教育办糟了”的说法有没有事实根据，记者打开手边积累的一些资料，很多数字说明八年来普通教育、业余教育事业不是办糟了，而是办好了。
普通教育、业余教育事业不仅在数量上有很大发展，而且在质量上也有所提高。
经过几年来人民政府的积极努力，我国的普通教育事业是有很大发展的。
现在全国已经有六千七百多所中学，五十二万九千多所小学，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网，分布在各地，基本上达到村村有小学，县县有中学。
此外，还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农业余学校网，从厂矿分布到农村。
像这样一个学校网的形成，就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打下了基础。
据教育部的统计，目前全国在校学习的中学生已经达到五百一十六万多人；
小学生达到六千三百多万人。
中学生比解放初期增加了593.3％，小学生比解放初期增加了260.2％。
1949年以来，中小学的发展速度比国民党时期1931年到1946年（发展的最高年份）这十六年时间的发展速度还要快得多。
这种速度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现在，平均每千人中有八点三个中学生；
平均每百人中有十点一个小学生。
特别是高级中学的发展，1956年为1952年（第1个五年计划开始前一年）的301.3％；
从今年起开始改变了不能满足高等学校招收新生需要的情况，今年的高中毕业生和高等学校招生数的比例将近二比一，这为今后提高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质量打下了基础。
从1949年建国以来，普通教育大力贯彻了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
目前中学里已经有66％以上的学生是工农成份，小学里工农成份的学生至少占80％以上。
旧中国的教育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所垄断的。
从小学起，特别是从中学到大学和出国留学，劳动人民是很少有份的。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在中等以上学校设有人民助学金，以克服贫苦劳动人民子女上学的困难。
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事情。
在教育事业最发达的国家里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措施。
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用于助学金的经费占教育部所属各项事业费总额的9.3％。
1956年教育部还确定了初中面向农村的方针，这又为广大农民子弟入学提供了更方便的条件。
旧中国是个文盲众多的国家。
几年来，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经过识字教育，摆脱文盲状态的已经有二千万人左右；
提高到高小和初中程度的已经有一百三十万人。
到1956年，全国职工、农民、市民和干部参加业余学习的人数达到了七千九百多万人。
过去四年，普通教育为国家培养了高中毕业生三十六万八千多人，初中毕业生二百五十八万四千多人，高小毕业生一千三百三十六万六千多人。
除绝大多数的高中毕业生和大部分的初中毕业生分别升入高等学校和高级中等学校继续学习以外，有一部分初中毕业生和绝大多数的高小毕业生都投入了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建设事业。
这是劳动生产队伍里的新的生力军。
今后随着各级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地发展，每年将有更多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毕业生升学；
同时每年又会有越来越多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毕业生投入生产劳动。
知识和劳动相结合，改变劳动群众的文化面貌的好事情在新中国才开始实现。
为了培养合格的中学教师，高等师范学校较解放初期发展了八倍多，今年已经达到五十四所。
现在几乎每个省市和自治区都有高等师范学校。
多数省市从今年起将逐步做到中学师资的自足自给，今年的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和中学师资的需求已经基本上达到平衡。
这就开始扭转了以往几年中学师资供不应求的情况，部分中学师资不足高等师范毕业水平的情况，今后也将随着有所改善。
1953年以来，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改进教学工作，开始有计划地提高教师的政治和业务水平。
几年来，除参加政治学习外，还有很多中小学教师参加文化业务学习。
全国中学教师参加高等师范学校举办的夜校和函授，以及参加各省市举办的教师进修学院学习的，有四万二千多人。
小学教师参加业余进修的有四十五万八千多人，参加轮训的有十二万五千人；
经过业余进修和轮训毕业的达到二十万人左右。
目前，全国有二十四所高等师范学校举办了函授部，三所高等师范学校举办了夜校。
省市举办的教师进修学院共三十四所。
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比全国一般地区发展得快，是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又一特点。
以内蒙古、新疆、广西、贵州、云南五个地区的统计来看，中学教育发展最快的是新疆，1956年较解放初期发展了二十二倍多；
小学教育以贵州发展最快，1956年比解放初期发展了二十四倍多；
而全国平均的增长速度：
中学是三点九倍，小学是二点六倍。
目前，全国少数民族的中学生已经有二十三万三千九百多人，少数民族小学生有三百一十五万多人。
以上述五个地区的统计，在专设的少数民族学校里学习的少数民族中学生，已经有八万多人，比1953年增长了200.3％；
小学生有一百六十多万人，比1953年增长了114.5％。
1953年起，教育部根据各地教师的要求，组织人力按照社会主义教育的原则，重新编写比较适合于国家建设实际的新的教科书。
现在，全国中小学、师范学校所用的五十六门学科的教科书一百二十七种和教学参考书一百种，都是这几年新编或重编的。
连同工农业余中小学用书在内，到1957年夏季共编辑出版了三百八十八种。
加上各门学科的教学大纲五十七种，就有四百四十五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3年夏到现在，全国出版的中小学、师范和工农业余学校的各科教学大纲、教科书的数量，达十二亿四千五百多万册。
新编和重编的教科书，注意了各学科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思想性，能够更好地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青少年一代。
现在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各科都有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并且多半都有教学参考书。
这对提高教育质量有很大作用。
新编的教材目前还有程度深、份量重、选材不恰当等缺点，急待改进。
（附图片）
广西省百色地区民族贸易管理局举办一所民族贸易干部学校。
图为瑶族学员邓美荣在辅导员周月琼（汉族）的指导下复习珠算。
新华社记者　谭志强摄

就苏共中央06月29日的决议
中共中央致电苏共中央
新华社5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5日打电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报全文如下：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感谢你们经过尤金同志把苏共中央在6月22日至29日举行的全体会议所作的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通知我们。
我们相信，苏共中央全会所一致通过的这一决议，将有助于苏联共产党的进一步的团结和巩固。
中国共产党将坚定不渝地和苏联共产党亲密地团结在一起，为继续加强中苏两国的伟大的兄弟同盟，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为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共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57年07月05日

李先念接见蒙古手工艺合作社代表团
新华社4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下午接见了由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济·德木齐格领导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手工艺合作社访华代表团。
接见的时候，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索诺曼·鲁布桑和我国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局长白如冰也在座。

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少数民族地区
各族人民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乌兰夫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报告民族政策的伟大成就
据新华社5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乌兰夫今天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
现在，在我国85％以上的少数民族地区，千百年来受压迫、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农民、农奴和奴隶，已经废除了各种旧制度，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乌兰夫在会议开始时向大会作了“关于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叙述了提交这次大会审议的关于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议案的讨论和协商经过，接着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而采取的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这一政策已经取得了国内各民族的支持，他们都懂得，只有团结在我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才能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也才能促进各民族共同的进步和发展。
乌兰夫接着说，到目前为止，建立自治地方的已经有三十一个少数民族，共约二千三百万人口，占全国有条件建立自治地方、聚居的少数民族人口的90％左右。
在我国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乌兰夫严正地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党的民族政策的阴谋和企图。
他指出，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根据自己亲身感受的事实，已经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共产党，他们就会和在旧社会一样，在民族的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下，继续过那悲惨的牛马生活。
正因为这样，我国的少数民族人民才和全国人民一道，向右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反击。
我们相信，各少数民族人民在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必然会同全国人民一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毛主席的周围，更加奋勇地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前进。
乌兰夫作报告以后，会议进行大会讨论。
今天发言的有：
郭沫若、黄现璠、陈经畬、张泗洲、赛福鼎、冷遹、吴若安、刘文辉、李赋都、秦仁昌、程士范、许德珩、王祝晨等十三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会上作了“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发言。
他指出，在章伯钧等人的主使下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临时小组名义提出和发表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实际上就是一个在科学工作方面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
这是章伯钧等右派分子企图夺取文教工作的领导权的阴谋的一部分。
郭沫若指出，意见书中反对科学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反对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科学工作，反对科学工作的统一领导，其结果就是要使我国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科学事业，就是要使我国科学工作长期停留在落后的状态。
郭沫若接着指出，意见书提出的“首先改变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和“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意见，实际上就是首先要去发展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而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
郭沫若说，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最根本的弱点是，我们的社会科学队伍中，能够真正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学问的人还是太少。
因此，今后为了发展社会科学，首先的任务就在于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队伍，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而不是什么发展资产阶级社会科学。
那种“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主张，实际上是开倒车，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社会科学。
广西师范学院教授黄现璠对发展桂西生产事业和广西文化教育提出了一些意见。
他说，桂西僮族地区矿产特别丰富，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分布很广。
而桂西一带地广人稀，可以利用的土地很多，对发展经济作物、土特产、畜牧和森林等事业有很好的地理条件，若政府予以重视、投资，把这些旷地和矿藏逐步开发利用起来，不独可以改善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状况，而且有利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
黄现璠还建议恢复广西大学，注意发展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文教事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赛福鼎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各族人民为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生活已取得了空前巨大的成绩。
自治区在今年初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在稳步地进行着对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去年，全区耕地面积比前年增加了二百三十五万亩，粮食、棉花和油料作物的产量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
各种牲畜的头数也有增加。
去年工业产值比前年增加了44％以上，基本建设方面，共投资四亿六千多万元，完成了五十三万六千平方公尺的建筑任务。
自治区的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
赛福鼎说，这些成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任何企图否认与抹煞这些成绩的打算都是徒劳的。
这正像维吾尔的俗话所说“用衣襟遮没不了太阳”。
主持今天会议的执行主席是：
黄炎培、徐特立、马寅初、刘格平、邓初民、胡耀邦、欧百川、果基木古、梅兰芳、周文江。
今天的会议从下午三时开始，七时十分结束。
明天，会议将继续举行。

福建前线击落击伤蒋机四架
据新华社福建前线5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汕头、镇海地区的高射炮部队和巡逻艇部队，在3日和4日击落、击伤蒋军飞机四架。
04日十点零八分，蒋军F八四型飞机四架，从正东方向窜入我汕头地区上空，遭到我高射炮火的射击后，窜向东北方向的东山、镇海、厦门等地上空盘旋骚扰。
被我击落其中一架。
这架敌机在十时二十四分坠落在浯屿岛以南的大海中爆炸，其余三架向东南方向逃去。
03日九时零九分，蒋军F八四型飞机四架，窜入我汕头地区上空，被我高射炮部队击伤其中两架。
九时十五分，又有蒋军F八四型飞机两架，由海门、表角飞越南澳岛上空，遭到我巡逻艇部队高射火器的猛烈射击。
其中一架被我击伤，冒烟向东北方向逃去。

陈毅宴请日本前军人访华团
新华社5日讯
陈毅副总理今天邀请日本前军人访华团全体人员共进晚餐。
出席作陪的有张奚若、廖承志等人。

关于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报告
1957年07月05日在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
国务院副总理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乌兰夫各位代表：
国务院根据今年06月07日国务院第51次全体会议的决定，提出了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议案和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议案，请大会审议。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就关于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问题向大会作报告。
广西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约有六百五十多万人口。
广西省在1952年12月以宜山、百色、邕宁三个专区共四十二个县的地区，成立了桂西僮族自治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后，在1956年改制为自治州。
回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一个少数民族，约有三百五十多万人口，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其中居住在甘肃省的有一百一十多万人。
甘肃等省自1952年以来先后建立了一些相当于专区和相当于县的回族自治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后，在1956年改制或者改建为四个回族自治州、十个回族自治县。
应该说，同在全国各少数民族中一样，在僮族和回族聚居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但是，从全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的情况和僮族、回族的情况来看，僮族和回族必须分别建立一个省一级的自治地方，才能同他们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地位相适应。
根据中共中央的倡议，自从去年05月以来，广西省和甘肃省的中共党委和人民委员会以及协商机关先后反复地讨论了建立僮族自治区和回族自治区问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也召开专门的会议进行了充分的协商。
在讨论协商中，大家集中研究了僮族和回族建立自治区的各种方案。
建立僮族自治区的方案主要的有二个：
一个方案是把广西全省改建为僮族自治区，大家把这个方案称为“合的方案”；
另一个方案是把广西划分为两个部分，即保留广西省的建制，管辖现在广西省的东部地区，另把现在广西省西部僮人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划出来建立僮族自治区，大家把这后一个方案称为“分的方案”。
两个方案相比较，合的方案是更适宜于广西汉、僮民族的现实和历史情况的。
首先从广西汉、僮民族及其他民族共同向前发展的长远利益来看，广西省的汉人比僮人多，汉人占总人口的58.4％，僮人占36.9％，其他少数民族占4.7％；
但居住的面积僮人比汉人的大，僮人聚居地区约占全省面积的60％，汉人聚居地区约占30％，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约占10％。
汉人聚居地区对于农业的发展说来，是条件较好的地区，但是从工业发展前途说，僮族地区的条件又比较优越。
这就表明，广西汉、僮两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地区是宜合不宜分的。
合起来互相帮助，各施所长，就有利于广西各民族长远的、共同的进步和发展。
再从广西的历史上看，广西汉、僮民族和其他各民族也是宜合不宜分的。
长期以来，汉、僮两民族和境内的其他民族披荆斩棘，艰苦劳动，共同创造了广西的历史；
特别是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中，广西汉、僮两族人民和其他民族人民一直是不分彼此、共同奋斗的。
太平天国运动是汉、僮两族人民发动的，在以后的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广西汉、僮两族人民和其他民族人民都在一起坚持革命斗争。
广西汉、僮两民族和其他民族间这种长期“共同劳动创造、共同革命斗争”的历史传统，也正说明合的方案是符合于历史发展情况的。
两个方案经过大家反复、深入地讨论后，最后选择了合的方案，也就是现在提交大会议案中的方案。
在建立回族自治区的好几个方案中，主要的也是二个：
一个方案是以现在甘肃省所包括的原宁夏省地区（蒙古族地区不在内）为基础，再划入邻近的地区，建立回族自治区，自治区管辖的地区包括银川专区、吴忠回族自治州、固原回族自治州和平凉专区的隆德县、泾源回族自治县；
另一个方案是除上述地区外，并且把平凉专区的其他各县和天水专区的个别县也一齐划出，建立回族自治区。
这两个方案可以说基本上是相同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只是划不划平凉专区的其他各县和天水专区的个别县的问题。
经过大家充分讨论后，一致选定了前一种方案，也就是现在提交大会议案中的方案。
这个方案所包括的地区，回人占三分之一，汉人占三分之二，有利于回、汉民族互相支援和共同发展。
这个方案所包括地区的经济发展条件也是良好的。
在农业方面，银川、吴忠的水利向来是比较发展的。
现在这两个地区有水田三百余万亩，如果将来青铜峡水坝建成后，还可扩大灌溉面积几百万亩；
上述地区和固原一带还有广阔的草山和草场，可以大量地发展畜牧业经济。
在矿藏方面，银川的石咀山煤矿蕴藏量很大，并且已经开采。
根据地质部门勘探的材料，固原、海原等县还可能有石油矿，因此，将来兴办一些新的工业企业的条件也是具备的。
在交通方面，除现有的公路外，包兰铁路明年即将修通，将来从陕西咸阳到甘肃武威的铁路，也计划经过固原县和中卫县，所以自治区的交通事业的发展前景是很好的。
根据这个方案所包括地区的土地面积和发展生产的条件，可以考虑根据自愿的原则，逐步地把内地的一些能够迁移的回民移到自治区去，这对于促进自治区的发展和解决散居回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将是一个较好的办法。
后一种方案也有它的好处，但是因为要划进平凉专区的其他各县和天水专区的个别县，涉及的问题就比较复杂。
平凉专区的其他各县在历史上由于统治阶级的挑拨，回、汉民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很不好的。
解放以后，虽然有了根本的改善，但是要消除隔阂，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
鉴于民族关系方面的这种情况，所以在讨论协商中，各方面的有关人员一致不同意选用这一方案。
经过各方面的讨论和协商后，国务院根据广西省和甘肃省人民委员会的报告，在今年06月07日第51次全体会议上作出了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定。
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求做到既能实现名实相符的僮族自治区和回族自治区，又能保证巩固各方面的团结，特别是汉、僮民族间的团结和汉、回民族间的团结，这就需要在各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在这次大会批准关于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议案和关于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议案后，应该继续就建立两个自治区的各项具体问题进行充分的和反复的协商，在当地人民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并且做好各种必要的实际准备，为两个自治区的成立和往后的工作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僮族和回族是我国发展水平比较高的两个少数民族；
现在两个民族中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批党与非党的干部已经成长起来，并且都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员。
相信自治区建立后，两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这两个民族自治区的准备建立，充分说明党和政府对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实行是坚决的、始终不渝的。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而采取的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起，我们就采取了这个基本政策。
我国是长期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是从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从民族独立运动中发展成长起来的，并且现在还受着帝国主义的威胁和破坏。
由于这个原因，我国各民族合则两利，分则 两害，这是很明显的。
同时，全国少数民族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左右，但他们所居住的地区却占全国总面积的60％左右，汉族地区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这正需要各民族亲密合作，互相帮助，以便充分发挥国家幅员广大的好处，而求得共同的进步和发展。
这方面的情况，益加表明我国各民族团结合作的必要性。
还应该看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我国各民族互相间发展了经济上的合作和文化上的交流，共同创造了我国的历史和文化；
虽然存在过民族压迫制度，但是我国各民族人民间的联系还是得到了不断的发展的。
我国各民族人民间这个长期互相联系和接近的传统，更表明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合作是有其悠久的历史基础的。
我国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取得了国内各民族的支持。
他们都懂得，只有团结在我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才能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也才能促进各民族共同的进步和发展。
我国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建立了两个自治区，一个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三十一个自治州，五十四个自治县。
建立自治地方的已经有三十一个少数民族，共约二千三百万人口，占全国有条件建立自治地方、聚居的少数民族人口的90％左右。
随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推行，已经培养了少数民族的各种干部三十四万人。
由于党和政府彻底地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大多数自治地方实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
在1955年到1956年的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形势下，我国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和汉族一起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运动。
现在，在全国三千五百万少数民族中，有三千万人口的地区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约有三百万人口的地区正在进行民主改革；
只有二百万人口的地区还未进行民主改革。
这就是说，在我国85％以上的少数民族地区，千百年来受压迫、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农民、农奴和奴隶，已经废除了各种旧制度，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在我国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根据初步统计，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和全国各民族自治州，1956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是五十七亿八千七百一十六万六千元，为1952年的158.9％。
其中工业总产值是十亿九千八百七十六万五千元，为1952年的356.7％，为解放初期的965.2％；
农副业产值四十一亿六千六百七十一万八千元，为1952年的122％，为解放初期的209.3％；
牧业区牲畜总头数是八千五百二十万五千头，为1952年的145.9％，为解放初期的183.1％。
在上述地区内，1956年有大学生五千四百八十六人，中学生二十七万五千八百五十九人，小学生三百七十一万七千零七十五人，学生总数为1952年的132.3％。
在上述地区内，1956年有医师五千零八十人，为1952年的320.1％，病床一万三千八百四十八张，为1952年的183.2％。
除上述地区外，其他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毫无疑问，我国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十分伟大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
当然，我们在民族工作中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
例如民族自治机关的有些自治权利还没有充分实现；
杂居和散居少数民族的民族平等权利还有不被尊重的情况；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也还照顾不够等。
与此同时，在民族关系中还存在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我们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是和上述的民族主义分不开的。
为了批判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和克服工作中的各种缺点、错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有关地区从去年夏季开始，进行了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
经过这次检查，教育了干部，改进了工作，使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
但是，在一部分地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还严重的存在，必须继续加以克服。
虽然民族工作中曾经有过并且现在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它在全部工作中，只是个别的情况，在铁的事实面前，谁也无法否认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成绩是基本的这个正确的估计。
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根据自己亲身感受的事实，看清楚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的政党，是一个真正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和给少数民族人民谋福利的政党。
只有这个党，才给我国各民族带来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
只有这个党，才帮助我国各民族形成空前的大团结，使我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只有这个党，才能够使我国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获得巨大的发展，使那些落后的民族超越了一个甚至几个发展阶段，进入了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共产党，少数民族人民就得不到这一切，就会和在旧社会一样，在民族的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下，继续过那悲惨的牛马生活。
由于这样显明的事实对比，我国的少数民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对于最近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的疯狂进攻，表示了无比的愤慨，并且从各方面进行了和正在进行着坚决的反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少数民族人民还特别注意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党的民族政策的阴谋。
右派分子在民族问题方面散布谬论，挑拨是非，故意扩大民族工作中的缺点，以各种借口反对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有的甚至重复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观点，根本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党的民族政策的目的，是要少数民族人民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是要企图按照他们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变我国的民族关系，也就是企图把我国现在各民族间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恢复为各民族间互相压迫和歧视的资本主义的民族关系。
必须警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各民族人民是要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也是要坚定地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的，因而你们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反对党的民族政策的一切阴谋，注定要在各民族人民的坚决反击下遭到彻底的粉碎。
我们坚信，各少数民族人民在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必然会同全国人民一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更加奋勇地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前进。
（附图片）

新闻工作座谈会继续进行
浦熙修拖延顽抗拒不交代
徐铸成开始揭露章罗的阴谋
罗隆基一提起第3次世界大战就眉飞色舞
据新华社5日讯
今日的新闻工作座谈会按照昨天散会时决定的议程是听取浦熙修的“交代”。
但浦熙修用了许多空洞话来搪塞大家对她提出的问题。
浦熙修谈到罗隆基小集团时说：
“杨虎是他（指罗隆基，以下同）的拜把兄弟，龙云是最赏识他的人，黄绍竑也是他的密友。
解放初期，他和张东荪往来最密切。
他们谈到第3次世界大战时，常常眉飞色舞。”
文汇报谢蔚明、大公报孔昭恺、工人日报周起予、人民大学新闻系同学等对浦的“交代”纷纷提出驳斥和质问。
谢蔚明说：
浦熙修十几年来常常以共产党的“忠实朋友”自命。
事实上早在十几年前浦熙修已经和共产党划了界限，她的前夫袁子英曾经和她约定过，袁不参加国民党，浦不参加共产党。
当时浦是答应了的。
王芸生提出：
浦熙修经常提到的文汇报记者刘光华是刘王立明的儿子，和罗隆基有密切联系，党提出整风后，已经发现刘光华曾经在两个机关“点火”，煽动反党情绪，浦熙修是怎样吸收刘光华到文汇报的？
浦熙修对于这些问题，有的支支吾吾地作了答复，有的避而不答。
下午六时半，主席宣布休会。
下星期一要浦熙修继续交代。
徐铸成揭露章伯钧曾向李宗仁表示、愿同他合作搞一个政党。
徐铸成在交代他和章罗的关系时说：
我是1945年春天在重庆和国民党广西日报社长、反动头子李宗仁的亲信黎蒙一起认识章伯钧的。
那次章伯钧就叫黎蒙转告李宗仁赶快搞一个政党，章伯钧还说自己可以在这件事上和李宗仁合作。
1948年，我在香港曾找章伯钧帮助文汇报解决经济困难，并从此有了交往。
那时候章伯钧就对我说，国际工人运动是在走下坡路了，国内战局也是拖的局面，共产党要统一全中国没有这个力量，你们报纸还是要保持超然的态度。
徐铸成承认自己的确受了他的影响。
他说，1955年人大开会时章伯钧约我吃饭，我告诉他文汇报决定参加教师报。
他大为抱不平，说他一定要讲公道话。
去年04月，我知道章伯钧曾私下为上海鸿安轮船公司的资本家虞顺懋兄弟（虞洽卿的儿子）定计划，向中央控告上海航运局。
章伯钧还曾对虞家兄弟说，有空多到城外看看新住宅区，看看政府拿了你们的钱，做了些什么事。
章伯钧家里藏了杨虎的亲信，解放后把他安插到上海航运局、要他抓住实力。
有一个姓郭的人，很早就住在章的家里，负责和虞家兄弟联系。
这人是朱培德的女婿，又是特务杨虎的亲信，1947年就是通过他把章伯钧送到香港去的，章伯钧曾得了虞家兄弟不少钱。
解放后，章伯钧就设法把这个姓郭的派到上海航运局工作，要他把三北、鸿安等几个航运公司合并，抓在手里。
徐铸成说：
去年06月，章伯钧约我和储安平、萧乾等吃饭。
他就对我说：
百家争鸣就是要知识分子发发他们的牢骚，社会主义建设是要靠知识分子的，文汇报要好好地“鸣”，在新闻界放出一朵花来，光明日报也要改组。
徐铸成说：
储安平今年02月到上海曾经看我，问文汇报编辑部组织如何，在外面派多少记者，他又问电影讨论怎样了。
我说现在反批评很厉害，提意见的少了。
他说：
“这些事都不能自由讨论，还谈什么言论自由。”
徐铸成也谈到了去年文汇报复刊前，罗隆基在家里大宴宾客、策划文汇报方针的事，但没有什么新的内容。
徐铸成说：
浦熙修一直对我宣传罗隆基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人，这几年党中央越来越信任他了；
又说罗隆基最会替别人打算。
她给我说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孙大雨去年曾来京找罗隆基，结果是罗给他出了主意，孙大雨的思想就搞通了；
另一个是潘大逵，罗隆基就让他留四川独当一面，不要到中央来。
浦熙修在检查中一再说她不知道罗隆基和他的小集团的活动，上面这两个例子又说明什么呢？
徐铸成说，我这次回上海后，陆诒、张孟闻等见了我特别客气，文汇报的两个记者吕文、蔡平也不时向我说陆诒等人如何关心文汇报。
徐铸成交代后，有人递条子和发言要他以后继续具体交代。
徐铸成为章罗联盟效劳有历史根源
据新华社和大公报报道　在4日继续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浦熙修拖延、抵赖、拒不交代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一民盟右派系统的真实情况，遭到了大家有力的抨击，在群情愤慨下，浦熙修说她将在明天“老老实实地交代对人民的罪行”。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李龙牧在发言中说，他解放前和徐铸成在文汇报共事，对徐铸成的政治主张了解得很清楚。
徐当时的政治态度和罗隆基、储安平等人非常接近，走“第3条路线”，主张在报纸上既骂国民党，也骂共产党，表示自己处在“超然”的地位，因此报纸上也出现过反苏反共的文章。
徐铸成和当时在文汇报工作的党员和左派人士斗争非常尖锐，在报纸上也有争论。
同一个问题，文汇报前后发表的社论意见时常不一致，这是因为前一篇是徐铸成写的，观点对党不利，宦乡同志只得再写一篇来弥补。
1946年10月19日徐铸成曾在文汇报“编者的话”栏里写了不同意共产党主张恢复“一·十三”军事位置的文章，当时新华社还特地发了短论加以驳斥。
中共代表团撤退后，徐铸成“第3条路线”的政治主张更为强烈。
1947年05月文汇报被封后，徐铸成为了复刊，曾向国民党提出可以排斥报社内部一些左派人物的意见。
以后文汇报搬到香港出刊，徐铸成就排斥了宦乡等共产党员。
李龙牧指出：
文汇报所犯的资产阶级方向的严重错误，和徐铸成的一贯政治主张是分不开的。
大公报的孔昭恺批判了浦熙修、徐铸成拒不交代他们和章罗同盟的关系的恶劣态度。
同时也检查了在最近期间，大公报版面上出现了一些错误。
这些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因为它们正好是在右派分子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猖狂进攻之际，起了推波助澜、点火助战的坏作用。
他说：
大公报发表的“内蒙采访扑空记”和关于“北京取消蔬菜自由市场”、“北京市调换房屋”的报道以及今年“六一”的新闻报道和言论，还有一些杂文，都是和实际情况不符和带有挑拨性的错误的。
孔昭恺还说大公报的错误当然不止这些，还要继续检查，以便作出正确的结论，改进工作。
张恨水在会上宣读了他同赵超构、张友鸾、陈铭德、邓季惺的联合发言，要求浦熙修和徐铸成好好交代。
人民日报的高集和文汇报的梅朵也在会上对徐铸成和浦熙修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了揭发和驳斥。
（附图片）
犹抱琵琶半遮面华君武

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在健康地成长
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会说“无法无天”和“一团糟”
刘文辉谈视察所见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李副总理、薄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彭副委员长的各项报告。
这次我在四川视察的是有关司法的各个部门，先后视察了司法厅、高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厅、法律顾问处、公证处以及看守所、监狱、劳改印刷所等处。
现在把视察所得的真实情况和自己的一点体会作一个简略的报告。
在视察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人民陪审制度。
人民陪审员绝大部分由人民群众直接选举，少部分由机关、团体、企业、工厂等推选。
四川一省现已发展到四万零七百二十九人，成都市现有一千一百七十四人。
他们在两年的任期中，每年轮值，城区十五天，郊区十天。
他们的代表性是非常广泛的，代表着各阶层各种不同的职业，直接参加法院的审判工作，协助法院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制裁了刑事犯，保障了人民的正当权益。
根据我们实际观审与召开陪审员座谈会的反映，不仅陪审员得到应有的尊重，实现了与审判员同等的权力，并且各陪审员都能胜任愉快。
虽然其中有的文化较低不能阅卷，但经法院和审判员的帮助，都能明了案情，提出意见。
并且因为他们来自民间，熟悉民情，与群众有密切联系，便于了解情况，调查事实，不特使审判更加正确，同时在群众中扩大了遵守法制的影响，教育了群众对法律的认识，减少了群众的犯罪和纠纷，起到了预防犯罪和纠纷的作用。
这些都是有活生生的事实为证，为了节省时间，我只举一个例子。
成都东城区的一个地段，在短时间内接连就有七个离婚案。
陪审员找到当地调解委员会、邻居和群众详细了解，再同审判员分析研究，认为主要由于生活情况引起，加上法律观念不强，夫妇间稍有争执，便告到法院要求离婚。
因此陪审员建议，选择一案就地公开审判，并进行教育。
审理终结，认为条件不够，不能离婚。
当时参加的群众有二、三百人，大家都满意，认为处理恰当，其他六案自动撤回。
另外有些夫妇不和的居民也就从此和好了。
其次，人民律师的职务，现由初办的法律顾问处来担任，不特便利人民，帮助提高审判力量，并且也是对公民守法宣传教育的有力助手，也是减少纠纷、防止犯罪、加强人民内部团结的有效方法。
例如成都市去年就有四百一十五件询问的当事人，经过解答后，即自动地不进行诉讼了。
在预防纠纷方面，公证处也发生了一定的效力。
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部门在互相制约、互相监督上，基本上完成了各项组织法和逮捕拘留条例所规定的任务。
如公安部门除及时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使一年来的破坏和破坏嫌疑事故下降百分之八十二，各类刑事案件下降百分之四十三点六外，一般做到依法办事，接受检察院的侦察监督。
检察院在实行各项监督的职务上，也能实事求是。
例如去年四川全省公安部门提请批准逮捕者为二万七千三百九十五人，检察院根据政府肃反工作的更加宽大的政策，仅仅批准逮捕九千二百四十人。
高级法院对死刑复核八十九人，也因为根据新的宽大政策，只核准十九人。
这就一方面说明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的认真实践，另方面说明各级有关司法的机关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法制精神。
我们目睹高级法院对于死刑复核各方面都表现出非常慎重的态度，案情的一枝一节都经过反复推敲，务求达到于事、于理、于法皆不违背。
就劳动改造来说，主管监狱及劳动改造机关的同志，基本上是根据“教育第1，生产第2”的原则来进行改造，并且按照具体的可能性来分配劳动。
关于老、弱、病、残、女犯等不能劳动的，四川于去年底给予假释、提前释放、保外就医、监外执行的已达三千六百六十人。
我们此次所见的各监狱及劳改印刷所，在医疗卫生及生活待遇等方面都是真正得到妥善的照顾。
而劳改的人犯，不仅由不会劳动而变为熟练劳动的比例很大，并且经过惩办与改造相结合和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措施，绝大多数都认识了自己的罪恶，放弃了反革命的立场，除揭发反革命线索，交出隐藏的武器而外，还纷纷提出生产上的合理化建议，经有关部门向全省推广的就有三十一件。
还有不少的犯人，刑满后申请仍然留在原劳改单位作为职工，这就可见劳改的人犯都是很愉快地在进行适当的劳动。
自从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逮捕拘留条例等等法律先后颁布以来的短时期内，有关司法各部门的机构和制度都已迅速地建立起来，并且生气勃勃地在逐渐成长。
以上种种成绩，除了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而外，无论何人，都是不会加以否定的。
但是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缺点。
例如有些干部还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四川全省司法干部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只占百分之三十六点二。
全省检察干部二千四百五十九人中，受过专门法律教育的只一百八十六人，受过短期业务训练的仅四百六十人。
一般感觉到业务生疏，法律知识缺乏，因而影响到审判的质量，例如高级法院受理上诉的已结案件：
维持原判的刑事案仅占百分之二十六点五，民事案占百分之四十四，处理申诉案发回再审的刑事案占百分之四十六点六，民事案占百分之三十点七，再审案件刑事改判无罪的占百分之三十。
并且审判的速度也不太高。
所有这些缺点都是应当努力改善的。
尽管我们的人民司法工作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但是如果拿来和旧社会的司法情况相比，那就真有天渊之别。
“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休进来”，这两句话就把解放前几千年的司法情况给予了一个总的评价。
不说剥削阶级的法律，本来就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只说当时司法机关的贿赂公行，官官相卫。
今天贪污卖案的情况已经完全绝迹，就是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这个铁的事实。
过去很多律师的唯利是图，择肥而噬。
今天的律师们已经基本上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成为加强法治的有力助手。
过去监狱里黑暗残酷的情况，这是人人尽知的。
而今天我亲眼看见一般监狱和劳改的人犯，一个个不但精神饱满，体格坚强，并且没有文化的还学到文化，没有技术的学到技术，大家都说：
“我们不是在坐监，我们简直在住学校。”
至于今天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精神的人民陪审制度，更是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
但是目前，整风运动中出现了一股逆流。
有些右派分子故意在找寻司法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故意在夸大司法范围内的一些缺点，说成是“无法无天”，形容成“一团糟”，这简直是对全国辛勤诚恳的司法工作者进行挑衅式的诬蔑。
这些人的意见，不是从六亿人民的利益出发，不是从党群团结的愿望出发，不是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是别有用心，企图否定一切成绩，削弱党的威信，以便取消党的领导，把人民从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拉回头去走向资本主义的死胡同。
这不但为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所不容，就是去问劳改犯人，他们也会异口同声坚决反对的。
我对于这些右派分子，没有别的话可说，只是希望他们“临崖勒马”，不然就“后悔莫及”了。
至于有些同志从改进工作的愿望出发，提出应当加强法制的意见。
我认为这种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是适时的。
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地说，我们国家机关干部——首先是党员的缺点和错误，都是由于没有完整的成文法律和司法制度所产生的，好像在建国之初，如果早有一套完整的成文法律和司法制度，也许绝大部分的缺点和错误都将不会产生。
我认为如果有这种看法，那是很不正确的。
首先，我认为党员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两种：
一种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非工人阶级思想不断地向他们侵袭，一种是他们自己的努力不够，不能适应客观新形势太快的发展。
至于没有完整的成文法律和司法制度却绝对不是产生缺点和错误的主要原因。
其次，我们应当知道，在建国之初，就不可能有一套完整的成文法律和司法制度。
大家都知道，法律制度是上层建筑，新的上层建筑是随着新的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的发展而发展的。
我国在三大改造没有基本完成以前，新的基础还没有完全奠定，因此只能依据客观情况陆续制订各种法规，如土地法、婚姻法等，不可能产生整套的完备的成文法典。
这些上层建筑也不能像变戏法一样眨个眼睛就可以变出来的，都有它们各自产生和成长的条件和规律。
现在就我这次视察到的人民司法工作有关各部门的情况来看，我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正在健康地逐渐成长。
至于完整的成文法典，在不久的将来也会逐步地和全国人民见面。
当这些新的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和成长起来，它就要成为最大的能动力量，积极帮助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
也就是说积极帮助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快地形成和巩固起来。
因此，我对于司法工作和法律科学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都是满怀信心和非常乐观的。

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
郭沫若的发言
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全面地总结了我们国家在过去一年来的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严正地驳斥了右派分子的种种荒谬言论，并在其中解答了科学界普遍关心的有关科学工作的问题。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这个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
现在请允许我就有关科学工作的问题作一点补充的说明。
广大科学家积极进取，愿为伟大建设事业服务；
并且对科学工作提出积极的批评和建议
我国的科学事业，解放以来逐步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
广大科学家的精神是积极进取的，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国家的伟大建设事业服务。
去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以后，科学家们更表现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空前的积极性。
有不少的人参加了发展科学的远景规划的制订，并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同时，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和国家其他部门以及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对于科学工作都给予了进一步的重视和支持，这就使得我国科学事业，在很短的时期内，获得了显著的发展。
在科学事业大踏步前进的途中，自然会出现许多问题和困难，需要人们去解决。
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使科学家们获得了正确解决这些问题的犀利的思想武器。
在学习毛主席的报告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和其他科学机关在04月间，接连召开了一系列的、有许多科学家参加的座谈会；
05月下旬，中国科学院召开了学部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
06月中旬，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了第4次扩大会议。
在这些会议上，科学家们就如何进一步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同时对科学工作也提出了大量的积极的批评和建议。
这无疑对于克服缺点和改进工作是有极大好处的。
当然，不能设想，所有的批评意见都一律正确。
事实上，在我们科学家中还存在着一些程度不同的错误的看法和想法。
例如，我们认为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科学工作应当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进行科学研究应当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与个人专长和志趣相结合的方针，并应当以服从国家需要为原则。
但有些科学家却认为科学工作可以不需要计划和领导，科学研究可以不和国家的各项建设工作相结合，他们主张在科学研究上的绝对的个人自由，要为科学而科学。
此类错误意见之所以产生，是有它的主观和客观的根源的。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科学工作的原则，对一部分科学家来说，还很不习惯。
一部分科学家对我国科学工作的实际情况也还不很了解，对于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还不知道应当怎样采取正确的方法来解决。
因此，一些错误思想的产生，是不足为奇的。
如大家所知，党和政府正在和科学家一道，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来逐步解决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有关科学工作的一些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以便把工作推向前进。
右派分子企图夺取科学工作的领导权，所谓关于科学体制的意见书就是这种恶毒企图的供状
然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乘机利用一部分科学家的错误思想，向党和政府大肆进攻，企图夺取科学工作的领导权，并且引导科学家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章伯钧等人的主使下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临时小组名义提出和发表了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种恶毒企图的一个供状。
右派分子所谓“保护科学家”的口号不外是离间科学家同党和政府的关系
这个意见书中提出了所谓“保护科学家”的口号。
这显然是企图造成一种印象：
我国科学家受到威胁，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护”。
事实上有人说过这样的话：
“解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遭了浩劫。”
他们这样不顾事实危言耸听的目的，不外是想离间科学家同党和政府的关系，引诱他们走上错误的道路。
多数科学家，从亲身的经历中，已经发表了公正的意见。
他们深深地感到，党和政府，是尊重、爱护和信任科学家的；
党和政府也不断地在努力为科学家准备尽可能良好的工作条件。
他们认为解放以来几年间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抵赛过以往年代的几十年、几百年。
事实也正是这样。
以科学事业的经费为例，中国科学院的经费开支，以1950年为一百。
1953年即达到一千零三十五。
1956年更达到二千零六十二。
绝对数值为六千六百七十四万元。
而在抗日战争以前的1936年，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每年经费合起来不超过四百万元。
高等学校的经费开支中专门用于科学研究的部分近年来也有很大增长，仅仅高等教育部分配给各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经费，如以1955年为一百。
1956年即为八百一十一。
1957年更达到一千三百五十一。
绝对数值为一千万元。
再以进口外国科学书刊的情况为例。
1956年仅购买资本主义国家书刊所支出的外汇即为一百八十万英镑，1957年略有缩减，但仍达到一百五十万英镑。
这个数字，比日本、印度、苏联进口的数字都大。
以一个研究所为例：
前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有图书两千余册，杂志三十四种；
而现在新建的化学研究所即已经拥有图书一万四千八百余册，杂志八百二十五种。
在这些数字面前，凡是正直的科学家，谁能够不承认党和政府在保障科学家的工作条件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呢？
自然，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十分繁重，人手既少，基础不强，财力又并不充裕，在保障科学家工作条件方面，我们一时还不能做到事事令人满意的地步。
我们还有许多缺点、错误和努力不够的地方，今后应当努力克服和改进。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把这一方面的工作是当做经常的重要任务来处理的，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这些情况，右派分子并不是不知道，但他们有意抹煞事实，装出一付悲天悯人的样子，大声疾呼“保护科学家”，他们的用心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的吗？
民盟中央科学规划临时小组的意见书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纲领。
右派分子反对党和政府的科学工作方针，企图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科学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
在科学工作的组织和领导问题上，意见书中提出了同党和政府的方针正相对立的主张。
党和政府的方针是，科学研究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意见书中对于这点一字不提。
党和政府的方针是，科学研究要有计划的进行，要“重点发展，相应照顾”，意见书则主张不要计划，不要重点，分散地、自发地进行。
党和政府的方针是，科学研究要有统一的学术领导，要有带领整个科学工作前进的“火车头”，意见书则主张不要统一的学术领导，不要“火车头”。
科学研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我国科学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特征，也是我国科学工作区别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工作的基本特征。
一切爱国的科学家是懂得这一点的，是愿意这样做的。
右派分子却企图引导科学家离开国家建设的需要，其目的便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科学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
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我们必须从我国科学工作的现有基础出发，有计划有重点地适当集中、密切协作，迅速加以发展，使之彻底改变向来同国家建设需要不相适应的状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但是，意见书中却主张一切“研究工作”和“经费”都应该“就人”而安排，即是反对重点发展，反对必要的集中，反对发展新的部门和机构，主张那些服从国家需要改换了工作岗位的科学家回到“原来的研究环境”，即是反对科学家走上国家需要的新的重要岗位。
他们之所以反对党和政府的这些措施，主张分散进行、自由发展，实质上就是不希望科学工作改变它不能适应国家需要的老路，不希望科学工作为国家的建设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意见书中特别反对对科学工作的统一的学术领导，反对科学工作中的“火车头”。
大家知道，能够把全国的科学力量组织成为一个统一的队伍，发挥巨大的力量，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科学事业上的优越性的具体表现，是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任何国家所不能做到的。
我国科学工作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要统率和指挥这样一个统一的科学队伍，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有一个“火车头”。
周恩来总理去年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最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4次扩大会议也重新肯定了这一点。
右派分子认为这样规定的“火车头”是“主观的先行规定”。
他们主张科学事业的各自为政，实际上就是要使科学工作陷于无政府状态。
反对科学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反对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科学工作，反对对科学工作的统一领导，其结果就是要使我国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科学事业，就是要使我国科学工作长期停留在落后的状态。
我相信，我国绝大多数科学家是绝对不能同意右派分子的这些倒行逆施的主张的。
右派分子“一视同仁”的口号是对青年的挑拨和欺骗
在培养新生的科学力量的问题上，右派分子提出了一个所谓“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的号召，并且指责说：
“过去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时，有片面强调政治条件的偏向”。
他们企图以资产阶级虚伪的“平等”观，在青年中进行挑拨和煽动，指望造成一部分青年对党和政府不满。
不错，在高等学校招考新生的规定中，对于五种考生是要给予在成绩与一般考生相等时优先录取的待遇的。
这五种人是：
（1）少数民族学生；
（2）华侨学生和港澳学生；
（3）工人、农民，工农速成中学本年毕业生，工农干部；
（4）复员建设军人和转业军人；
（5）革命烈士的子女。
这样的待遇能够说是不平等吗？
不能够。
如果要“一视同仁”，那倒真正是不平等了。
先说工农学生吧。
大家知道旧中国在反动统治之下，工农子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现在，反动统治已经推翻了，对于这个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状况，难道我们不应该尽最大力量来加以改变吗？
应当指出，在这一方面，我们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消除旧社会留下来的不平等现象。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要举出这样几个百分比。
高等学校1956年09月在校学生中，工农成分只占34.29％，同一期间在校的研究生中，工农成分只占17.46％。
中国科学院现在在学的研究生中，工农成分只占5.92％。
据1952—1956年留苏预备班资料，留苏学生中工农成分只占30.1％。
这些数字，告诉了我们：
现在受国家培养的青年科学干部，工农成分只占少数，而资产阶级、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则仍然占多数。
在这种情况下，右派分子还提出所谓“一视同仁”的口号，他的欺骗和挑拨性质不是十分明显的吗？
对于少数民族学生，他们同样是在反动统治下被剥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的，对于回国求学的华侨和港澳学生，对于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的子女，要给以必要的照顾，这是千应该、万应该的事，我在这里不准备多说。
右派分子还有一种挑拨性的说法，据说在培养青年科学干部上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享有“特权”。
这也是所谓“一视同仁”的口号的一个思想背景。
这事实上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露骨的表现。
他们娓婉一点说，便是“片面强调政治条件”。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不能让步的。
在选拔青年科学干部上，政治标准必须坚持，这是一点也不能动摇的。
国家所需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果符合选拔的标准，包括政治的和业务的标准，就应当多多选拔。
共产党员多，共青团员多，这在我们看来正是好事，而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来却是坏事。
右派分子之所以极尽其排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之能事，是他们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排斥工农、排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其目的就在于改变我国科学技术后备队伍的阶级成分和政治质量。
右派分子是在企图偷天换日。
自然，对于非工农出身的，非党非团的青年，党和政府同样是十分爱护和尽力培养的，决没有也不会对他们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
以中国科学院现在在学的研究生为例，其中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即占41.4％，非党非团的即占37.9％。
思想是可以改造的。
一切非工农出身的和非党非团的学生，只要自己愿意，都能把自己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专家，同工农子弟和党团员一样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右派分子企图用“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办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
在社会科学方面，意见书提出了“首先改变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和“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意见。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实际上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去发展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而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
这个意见是能够接受的吗？
社会科学有鲜明的阶级性。
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科学，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反映，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资产阶级虽然很早以来就建立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形形色色的所谓社会科学，但是资产阶级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从他们狭隘的阶级利益出发，不可能真正科学地阐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解决种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因此，从根本上说来，所谓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实际上是不科学的。
人类历史和社会现象的研究，真正成为科学，是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里才开始。
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了社会科学上的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反资产阶级学者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关系。
这才为真正的社会科学奠定了基础。
解放以来，我国社会科学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队伍，比解放以前扩大得多了。
这是因为在革命胜利以后，经历了几次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特别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运动，在我们的社会科学家中，有许多人逐渐抛弃了原来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同时大批年青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又从各方面成长了起来，因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
当然，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的发展，还是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的。
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
最根本的弱点是，我们的社会科学队伍中，能够真正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学问的人还是太少。
在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中，我们表现出不够有力。
因此，在我看来，今后为了发展社会科学，首先的任务就在于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队伍，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而不是什么发展资产阶级社会科学。
那种“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主张，实际上是开倒车，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社会科学。
如果按着这个主张去做，其结果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而使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重新泛滥。
当然，这是违反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家的愿望的，也是违反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
意见书中还有这么一种论调，说“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没有可继承的”。
这是毫无根据的谰言。
马克思主义者一向主张继承一切有益的文化遗产，这在毛泽东主席的许多重要著作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文件中，都有非常明确的指示。
事实上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家都是十分尊重文化遗产的。
只有那些被称为“穴居野人”的虚无主义者才主张拒绝一切文化遗产。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历史上一切知识的总结。
只要读过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底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中文版第1卷69—74页）这一著名论文的人，谁都会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所谓“从头创造”的说法，不过是右派分子的一枝暗箭罢了。
当然，在文化遗产问题上，我们和某些人之间，是存在着原则上的分歧的。
有一些人把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奉为神圣，主张全盘接受，或者简单地予以“恢复”，我们则采取批判的态度，谨慎地吸收其中积极的、有益的成分。
要批判地接受文化遗产，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
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就会失去批判的能力，就无法接受有益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明白地指出：
右派分子是和我们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的。
章伯钧等右派分子的阴谋真象大白，科学家们要对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民盟中央科学规划临时小组的“几点意见”，实际上就是一个在科学工作方面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文件，而是章伯钧等右派分子企图夺取国家领导权，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领导权的阴谋的一部分。
章伯钧等右派分子为了夺取文教工作的领导权，在民盟成立的四个临时工作组中，首先加紧“科学规划组”和“高等学校党委制组”的活动。
光明日报在发表
“几点意见”的同时，还发表了短评，认为这是“为互相监督开拓了新路”。
真是好一个向资本主义复辟的所谓“新路”！
看来，这个“几点意见”实际上就是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所“设计”出来的第1批货色了。
现在这个阴谋已经揭穿，真象已经大白，右派分子指望在科学家中争取大量群众的幻想已经完全破灭了。
事实证明，右派分子必然是标准的主观主义者。
他们对于自己作了过高的估计，对于群众作了过低的估计。
这就使得他们的一切不得不宣告完全破产。
中国科学家绝大部分是爱国的，是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利用、所驱使的人毕竟只是少数。
就是这少数叫嚷“保护科学家”的人，我们认为他们倒应该有必要自行保护。
他们应该赶快清醒起来，彻底清算自己的思想，分清敌我、明辨是非，同绝大多数的科学家们站在一道，坚决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我在这里想代表中国科学家们说一句话，也可以说等于宣誓，我相信科学家们是会同意的。
我们中国科学家要长远地坚持自愿自觉的思想改造，在对右派分子进行坚决斗争中，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

右派分子听者！
农民决不会受你们的骗
李有安的书面发言
我听了大会上各位负责同志的报告，表示完全拥护。
现在，就我们安徽省宣城县双桥农业社的实际情况，向大会汇报一下。
我社建成已经六年了，自1951年底，由七个互助组合并组成四十三户的小社以后，并切实地遵照着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而有条件的进行了发展工作。
今年已成为五千多户的大社，目前大社范围内的个体农民都参加了合作社。
“以社为家”已是社员们的共同愿望。
我社是地处江南、有山有水的产稻地区。
自解放以来，由于很快的改变了旧农村的落后，特别是发挥了新农村组织起来进行农业生产的优越性，粮食产量年年都有增加。
就拿1952年来说，小社有三百六十七亩水稻，每年平均产量九百零八斤，比解放初期增产二成多。
1956年大社办成后，虽然一连串的遭受了旱、涝、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水稻每年产量仍比当地个体农民宫景元等十户，多产粮食在四成上下。
又如胜利小圩，1954年闹水灾时，共收粮食七万斤，1956年水灾还大于1954年，而收粮食达四十万多斤。
这些好处的由来，社员们都知道，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得来的。
再具体一点说，例如：
我社在兴修水利方面，自大社办成之后，紧接着即由政府投资，建立了自流灌溉站。
同时，新建了五十七处涵闸，新造了约五十华里方圆的双桥大塘，开了十四华里的新河和十四华里长的排洪沟。
社员们说：
“坝水曲曲道，平地长好稻；
共产党来了，水也为我们造福了。”
是的，我社自从自流灌溉站建成后，不光是减轻了社员们的体力劳动，还发出了电，装上二千多个电灯头，晚上全社照的通亮。
社员们说：
“现在真的点灯不用油了，瞧吧！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在生产技术改革方面，社员们更是努力的。
近几年来，我社即本着“三改”精神，参照本地过去的增产经验，逐年制订增产计划和切实可行的增产办法。
就以双季稻来讲，去年虽有大灾，但每年双季稻比一季中稻还增产一百五十余斤。
今年全社计划种双季稻一万五千余亩，按现在水利条件看，每亩双季稻比一季中稻最少增产二百多斤是有把握的。
可是奇怪的很，现在还有一小伙人，在那里睁着眼说瞎话，说什么“农民情绪消沉了”，又是什么“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了”。
我不了解是指的什么？
难道以上事实不是依靠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就能把社办好吗？
就能把生产搞好吗？
至于说到工作中还有缺点，个别干部作风还不够好，这些都是能够随时改进的，不是像这些人说的那样不能见人。
我们农民目前虽然文化还不高，是黑是白还是能分得清楚。
可是，这些人就不想真正听听我们农民的意见。
我要告诉这些胡说八道的人们，我们农民们是不会受骗的。
那个反对共产党，反对我们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我们将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

我国水产事业的远大前途
许德珩的书面发言
请允许我报告一下我国水产事业的主要情况并提出今后水产工作的意见，请求批评、指正：
水产资源丰富　生产条件优越
我国的水产资源丰富。
从海洋来说，东南两面临海，海岸线长一万一千多公里，在这辽阔的海洋里，北方的寒流和南方的暖流，交错汇合，内陆江河夹带大量有机物质注入，饵料丰富，适宜多种鱼类和其他水生动植物大量的栖息和繁殖，沿海岸和邻近的公海，在水深二百公尺以内宜于渔业生产的海区，有四十三万六千平方海里。
从内陆来说，我国江河湖泊，纵横罗列，池塘沼泽，棋布星罗，可供捕捞和养殖的水面约一亿六千余万亩，另外还有日益增多的山塘水库，可以养鱼，南方稻田可以养鱼的亦复不少。
淡水养鱼既不占农田，而且成本低、利益大、收效快，已普遍地成为渔民和农民的专业和副业。
养鱼事业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经验，历来就把“鱼”和人民最必需的“米盐”相提并论，同称“富国之源”。
总之，无论从海洋和淡水来看，我国的水产都有它优越的生产条件，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可以利用的无限宝藏之一，同时也可以看出我国水产事业发展的远大前途。
水产品是人民生活中重要的一种副食品，它的营养价值高，孟子虽然在“不可得兼”的情况之下而选择熊掌，但“鱼”却是他“所欲”的一种食品。
中国人民表示自己的生活之美好是“吃鱼吃肉”，称富裕之区是“鱼米之乡”，这也可以表现鱼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
在目前，发展水产不仅可以适应人民对副食品日益增长的需要，缓和肉类供应的紧张，而且在工业、农业、医药方面都有广泛的用途。
我国水产品近年向国外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广泛欢迎，供不应求，出口一吨对虾可换回六吨钢材，一吨虾米可换回九吨半钢材。
因此，发展水产，增加人民副食品供应，扩大出口，换取外汇，支援国家建设，意义是重大的。
水产事业是一种投资少、容纳劳动力大的群众生产事业。
发展水产可以扩大劳动就业人数，解决很大一部分人民的生活问题。
俗话说“三山六水一分田”又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国地少人多，垦荒不易，上山下水，都是必要的出路，而从解决人民就业问题来说，“吃水”的意义更大。
目前我国渔业人口约为四百五十七万，加上其他从业人口约在六百万左右。
据初步计算，如第2个五年计划能把水产产量增长到四百三十万吨，就可以解决近一千万人的生活问题。
因此，从发展水产事业来解决劳动就业问题，是今天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四百五十七万渔民中，沿海渔民约占一半以上，这些世代聚居在漫长的海岸线上从事生产的劳动人民，他们不仅时时刻刻要在惊涛骇浪中同大自然作斗争，而且还要与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者海盗们作保卫祖国的斗争。
因此，发展水产事业，改善并安定沿海渔民生活，是巩固国防的重要方策之一。
现在在我国东北沿海的对面有李承晚集团，在南方有吴庭艳集团，而我国领土台湾还在美帝控制之下，这些凶恶敌人，在我国沿海区域掳劫骚扰，斗争十分尖锐。
我国渔民和国营机轮渔业工作人员，在这样复杂尖锐的斗争情况下，坚持生产，并配合英勇的海军，警卫祖国海防，成为沿海一支保卫祖国的尖兵。
因此，发展水产事业、做好渔民工作，对我国的海防来说，是有极其重大意义的。
发展中的缺点和问题
解放以来，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各级水产工作人员的努力，广大渔民积极性的提高，渔业合作化已基本实现，国营生产企业已有了初步的基础，水产供销企业也普遍地建立起来，使得我国水产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解放前，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是1936年，这一年的产量是一百五十万吨，以后迭经日、伪、蒋反动政权的破坏，1949年产量降至四十五万吨。
解放后，到1952年完成经济恢复时期，全国水产产量已达到一百六十六万吨，超过历史上最高记录百分之十一，以后逐年都有所发展，到去年，总产量已达到二百六十四万吨，比1952年又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九强，跃居世界的第3位。
今年的计划产量是二百八十一万六千吨，解放后的这些成绩，我们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但是毋庸讳言，我国的水产事业今天仍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问题：
首先，就目前我国水产产量和水产资源来比较，并就水产产量与人民生活需要来比较，都是很不相称的。
如前所述，我国沿海渔场面积有四十三万六千平方海里，内陆可供养殖与捕捞的水面又很多，可是，我国的海洋淡水总产量却只占世界总产量十分之一左右。
再按人口来作比较，如以去年我国人口和水产产量平均计算，每人每年只有八市斤半，而苏联平均每人有二十七市斤，英、美都约三十市斤，日本竟达到一百零五市斤。
如按我国计划中的发展速度，第2个五年计划产量增至四百三十万吨时，每人每年平均也不过十三市斤，还远落于上述国家之后。
其次，我国水产事业的主要生产者是四百五十七万渔民中一百五十万有劳动力的渔民，他们主要的生产工具是四十四万条无动力的木帆船，他们是靠这些船只来进行生产的，国营渔轮目前只有四百艘，二万七千吨，再加上渔民的机帆船七百多条，这些机动渔船一共只有一千一百余艘，载重量仅四万余吨，占我国渔船的总载重量百分之三点六，只占日本动力渔船吨数的百分之四。
我国水产科学落后，目前全国水产科学研究机构仅有十一处，而且大部分基础薄弱，日本这样的科学研究机构则有六十处，苏联也有二十九处。
水产高等学校我国只有一所，综合大学中只有一个大学有水产系，中等技术学校只有四所，而日本则有这样的高等学校十七所，中等技术学校六十所，苏联也有高等学校五所，中等技术学校十三所。
至于我国科学研究人才则更形缺乏，全国有独立研究能力的专家仅八十余人，他们在工作上互相协作也还不够密切。
因此，我国水产资源虽然丰富，但情况还摸不清楚，鱼类生活和洄游规律不易掌握，海洋淡水养殖方法，未能加以科学的总结与提高，我国水产事业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很大，在此种科学落后的情况下，若不加以改进，而求向深海远洋发展是很困难的。
由于生产工具落后，资源动态不够了解，渔场难于掌握，以致单位产量很低，加以渔业合作社尚未健全巩固，经营管理不够完善，渔业合作社中遗留下来的工具折价、还本付息等政策性问题尚未解决，不能不影响到渔民的生产和收入。
解放以来，渔民的生活虽大大提高，但一般说来还比较苦，有的甚至要靠政府救济。
第3，由于我们的冷藏、运输和加工的设备不足，在处理鱼品和供销方面，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由于水产品的产地分散，生产的时间性强，鲜活性的要求高，在渔汛期间，如不能迅速及时的处理，就要形成产地积压臭烂而销地吃不上鱼的现象。
根据去年04月到06月间不完全的统计，由于运输、冷藏、加工设备不够而损坏变质的鱼就达一千八百多吨。
因此，随着发展水产生产而来的，就是如何解决运销加工等类问题，在铁道运输便利的地方，得到铁道交通部门的支持，可以解决若干困难。
可是，交通不便的地方，如无适当的冷藏、运输、加工设备，损坏臭烂问题就难解决。
第4，由于渔港及渔航安全设备缺乏（在一万一千多公里长的海岸线上，仅有解放后才开始建立的渔用航标灯塔一百二十七处），木帆船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大，抵抗风浪的能力不强，在生产安全方面，还未能得到可靠的保障，海上死亡事故虽比旧时代减少，但解放以后，从1951年到1955年，平均每年仍有五百人左右的死亡，1956年也还死亡二百六十八人，今年一至05月已有一百三十五人死亡和六十三人受伤的不幸事故，这种使人时刻不安的情况必须从速加以改善。
另外，由于我们水产部门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也造成若干的错误。
如由于鱼价掌握不当，渔需物资供应不及时等等，就增加了渔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由于国营企业扩大水面，引起渔民的不满，这就增加了国营水产企业与合作社渔业之间的矛盾；
由于渔农结合社中渔民和农民的收益分配等问题未能及时地、合理地解决，就增加了渔民与农民之间的矛盾；
又由于社与社间，地区与地区间渔场使用问题，合作社内部每个渔民的工分评比等问题未得到合理的安排，也增加了渔民与渔民之间的矛盾。
所有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些突出的人民内部的矛盾，需要我们认真地、逐步地加以解决的。
对当前水产工作的几点意见
上面仅就我国水产资源情况、水产生产情况以及在生产进程中所存在的几个突出的问题，略陈梗概；
现在再就一年来我们接触所及，对当前水产工作，提出下面的几点意见：
1．我国目前水产工作的主力，是靠四百五十七万广大的基本上合作化了的渔民群众，他们的生产工具是落后的，而他们的生产量却占我国水产总产量百分之九十二以上，目前要依靠这支生产主力来进行生产，我们必须认清这一事实。
可是在国家工业化和渔业合作化的今天，水产工作又必须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和合作社的积累，从现有的手工业生产方式，逐步地过渡到机械的生产方式，这也是我国渔业发展的方向，并且是一定不移的方向。
为了照顾现在，准备将来，整顿并加强合作社渔业，改善渔民生活，发挥他们的潜力来发展生产，是目前当务之急，同时，为发展生产，总结并推广我国渔民悠久的好的经验，逐步改进渔业技术，合理地安排和利用现有渔场，开辟新的渔场，注意资源保护，禁止使用损害资源的工具，逐步改进这些工具，这也是迫切需要的。
第2、沿海渔民生命安全问题是今天我们应当高度注意的一个问题。
当然，以我国目前科学水平和国家财力，要求在一万一千多公里的海洋中进行生产的渔民不发生事故，是不可能的，不过进一步地加强航标、灯塔、避风港、警报站等渔航安全设备，极力减少伤亡事故，保障生产安全，又是急不可缓的。
第3、从大力发展生产，整顿巩固渔业生产合作社，进一步地贯彻“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正确处理合作社内部矛盾，更好地解决劳动组织、收益分配、工具折价问题，以提高社员生产积极性，来增加收入，也是必要的，我们现正搜集材料准备起草“渔业合作社章程”，合理地安排这些问题。
第4、苎麻、木材、铁料、桐油、毛竹等都是渔民的生产工具如船、网等类经常需要的物资，为了作到不耽误生产，要求有关部门能够及时供应，特别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更应结合资源保护，正式列入地方物资计划，有计划地供应。
2．海洋、淡水养殖生产，成本低、利益大、产量稳定、管理简便，便于渔民和农民就地经营。
在淡水方面，我国可供养殖的水面五千余万亩，现只利用一千余万亩，增产潜力还很大。
今后要全面规划水面的利用，凡合作社可以经营的，应划归合作社经营，合作社无力经营的，可采取国家放养、群众捕捞、联合经营、合理分成的办法。
对可放养的湖泊逐步利用起来，个别与渔民和农民关系不大的湖泊，可在妥善安排有关的渔民和农民的生活出路以后，由国家直接经营。
在发展养殖生产中，需要扩大养殖品种，提倡就地培育鱼苗，就地放养，以免运输死亡，并切实注意解决养鱼饲料和鱼病防治等问题，以提高单位产量，充分利用可以利用的水面，大力开展群众养殖业。
如果我们最近能够扩大利用水面二千五百万亩，即以每亩产量四十五市斤计算，就能为国家增产五十五万吨鱼。
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一亩千斤鱼塘（如浙江菱湖勤劳渔业社利用137亩池塘养鱼，平均每亩产1060斤），如以千斤鱼塘与千斤稻田相比，鱼塘的产值约为稻田的四倍到五倍。
可见淡水养殖的产量高，利益是很大的。
在浅海养殖方面，可供养殖的面积有六百八十万亩，现已利用的还不到十分之一，发展的前途也是很大的。
浅海养殖有鱼、蚧、贝、藻等，种类很多，大半都是营养好、价值高的副食品。
例如海带富有碘质，营养价值很高，以前我国自己没有养殖，解放以后，先后在辽宁、山东沿海试植成功。
去年计划积极向南方移植，现在浙江、福建试植又获得良好的成果。
今年全国各省提出全年需要量达七万吨，而我们今年自己生产的只千余吨，进口三千吨，两共不到五千吨，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
经济价值很高的如珍珠，可以制药，又可以做装饰品，日本仅养珠一项，每年出口获利折人民币约二千五百余万元。
我国广东过去曾有出产，可惜经营中断，我们现拟从事研究，继续生产。
浅海养殖的蛏、蚶、牡犡等贝类，产值也是很高的。
3．国营海洋捕捞企业，是现代化的企业，是我们水产事业发展的方向。
解放以来，这一部分企业发展比较快。
从机动渔轮的吨位来说，1952年一万七千余吨，1956年二万六千六百余吨，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四；
从产量来看，1952年五万一千吨，1956年达到十一万余吨，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三。
可是若把它的产量与全国总产量来比，或是把它的动力装备与渔业先进国家的动力装备来比，那都是很小的。
同时，由于近来渔轮增加的较快，而技术工作未能相应的提高，单位船只产量有降低的趋势。
为着进一步发展现代化渔业，我们对国营海洋捕捞企业目前是要积极地加以整顿、提高和发展，逐步进行技术改造，培养技术力量，使能掌握现代化的设备。
同时，实行科学的生产调度制度，使能适应鱼情变化，以解决发展生产与技术落后的矛盾。
准备在第2个五年计划中，适当地增加一部分渔轮和加工设备，改建并增建一些渔轮基地，开辟新的渔场，为大量发展远洋捕捞和捕鲸等打下基础。
要在第3个五年计划期间，巩固我国的近海渔业，积极地向远洋发展。
4．从水产产量来说，我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主要的水产国家之一，但水产科学技术还极落后，专门人才缺乏，前面已就这方面的情况略加陈述，为发展我国水产事业，特别是为今后进一步发展现代化渔业打下基础，我们必须加紧技术人员的培养，充实水产科学研究的设备，加强各个水产试验研究部门和水产学校的领导，这更需要国家给我们支援，政府各有关部门的协助，使能在国家统一规划之下做出更多的成绩来。
5．为了支持生产、保证供应，在水产供销工作方面，应努力改进经营管理，加强自由市场的领导，正确地贯彻鱼价政策，实行划区供应，提高鱼品质量。
在沿海产销集中的地区，增加冷藏、加工、运输设备，防止损失臭烂。
在内地城市和工矿区域，利用荒废水面，进行养殖，多建储鱼水库，增加鲜活水产供应。
此外，年来水产机构变动较多，解放初期，曾隶属食品工业部，后改属农业部、商业部，至去年05月才成立水产部。
各省市水产机构变动频繁，目前全国只有十五个省、市有水产厅（局），还有十个省、市、自治区未设立必要的水产机关，省以下某些重要渔业区的水产机构薄弱，甚至没有机构。
归口和行政领导问题也十分零乱，地方上的水产局，有的由农业部门领导，有的由商业部门领导，也有的由城市服务部门领导，由于领导零乱，造成工作上的不便，有些事情甚至陷于无人负责状态。
这是极不利于生产发展的，我们希望政府在研究体制问题时，从速加以适当的解决。
希望各方面给以支持和协助
各位代表，请允许我再用简单的几句话来结束我的发言。
从水产资源条件和广大渔民群众的生产经验来说，我国水产事业发展的前途是远大的。
从经济的、社会的、国防的观点来看，发展水产事业是必需的；
从目前市场副食品供应紧张、水产品供应不足的情况看，发展水产，供应人民的生活需要，也是很迫切的，而且对于这一事业，国家可用比较少的投资得到更多的收益。
我们希望各位代表在这方面更多的予以支持，更希望各级党、政有关部门进一步地重视水产工作，给以适当的安排、协助。
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各个经济部门有计划的和相互联系的整体，水产事业必须依靠各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协作，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过去政府各个有关部门对于我们的工作，都给了很大的支持，特别是我们英勇的海军，在保护海上渔民生产与安全方面，给了很大的帮助，我谨代表全国渔民和全体水产职工，表示感谢。
水产部是1956年05月底成立的，现在刚刚一年多一点，我们，特别是我个人现在还是在学习中，了解的情况不多，缺点和错误不少。
各位代表对水产事业关心，一年以来，在视察中曾多次深入渔区，对水产工作提了不少的宝贵意见，对帮助我们改进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代表们所提的意见，我们有的已经开始在作，有的正在研究去作，并都即时地加以答复。
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贯彻“勤俭建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希望各位代表对我们水产工作，时加监督，给予我们更多的指教和帮助。

请看僮族自治地区几年来的巨大变化：
粮食由不足变为有余，工业产值增加三十倍
黄现璠说：
别有野心的人故意抹煞成绩，各族人民应该鸣鼓而攻之！
我对于政府首长各项报告完全同意。
对于大会若果通过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我是僮族代表，更加拥护，衷心感谢！
自1952年桂西僮族自治区成立，去年改为州，由于党和政府正确领导，不断的关怀照顾，几年来，取得很大的成绩。
全州解放前，粮食一向不能自给，1956年全州农户百分之九十八点八参加农业合作社，得到增产，1956年粮食达到五十六亿多斤，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加百分之三十左右。
不但足以自给，且有余粮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厂矿企业，发展也快。
解放前，它们没有几个，解放后到1956年底，共有四百七十八个，比解放初期增加三倍多。
1956年，全州工业总产值达一亿二千五百五十四万元，比解放初期增加三十倍。
其他交通、文教、卫生等事业也取得不少成绩，因而人民生活得到不少的改善，全州人民购买力以人民币计，1953年为一千九百九十二万元，1954年为九千五百万元，比上年度增加百分之四百七十六。
1954年以后增加更多。
僮族自治州如此，全国各地可想而知。
谁说我国几年来建设，由于有了党的领导，成绩不是主要的、非常显著的？
右派分子，别有野心的故意抹煞成绩，夸大缺点，和妄想取消党的领导，是错误的、反动的。
全国各族人民，应该“鸣鼓而攻之”。
现在我想就发展桂西生产事业和广西文化教育发表一些意见。
广西面积共二十一万八千多平方公里，僮、苗、瑶、侗等少数民族住区占百分之七十，汉族占百分之三十（可看大会发拙著广西僮族简史插图）。
少数民族住区，有一个特点，就是山岭较多，土质较坏，生产力低，生活艰苦。
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巴马东兰一带，流行这样一首民谣：
“西山山高高如天，生来粥水过终年，要想食饱穿得暖，除非石山变成钱。”
僮族人民生存在这样地理环境，须要特别辛勤劳动和发展各种生产事业，才能克服困难，解决生活。
不过这种地理环境，固有它的坏处，也有它的好处，它的土特产特别众多，约五百多种，产量较大的约一百七十种，是搞副业很好的自然条件。
奈因许多品种，如天冬花粉、黄青、首乌等，政府虽已收购，价格颇低。
隆林地区，一个人一天劳动得不到三角钱。
白干参、牛七、山山七、五环草等，一般认为有价值，但政府现今尚未收购没有牌价。
我最近到百色专区去视察，不少地区民族贸易局尚没很好的贯彻“不赚不赔、有赚有赔和以赚补赔”的民族贸易政策，土特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刺激鼓励农民生产，更谈不到发展。
我希望民族贸易方面，对于土特产，合理的给与价格和适当的提高价格，以及适当的尽量的收购。
桂西僮族地区矿藏特别丰富，据几年来勘探，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分布很广。
广西全省铅锌等矿藏，绝大部分都在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最近全省新发现八种矿产，七十个有矿地区中就有五十二个在僮族地区。
它们的贮量也很丰富。
如煤的贮量，占全省贮量的百分之九十二，锰的贮量，占全省贮量的百分之九十。
因此，在这个地区，政府应逐步发展工矿事业。
同时桂西一带地广人稀，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五十人强，可以利用的土地面积相当的多，是提供发展经济作物、土特产、畜牧和森林等事业很好的地理条件，如百色隆林等县，就有不少水草丰足的很广大的天然牧场，可以用钱少而收益多。
若政府予以重视、投资，把这些旷地和各种矿藏逐步开辟发掘利用起来，不独可以改善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状况，即对于祖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也是有利。
再，广西文化教育事业，几年来由于党的领导，取得不少成绩；
特别是僮文创造之成功，是僮族人民破天荒的一件大喜事。
但是，一般来说，广西文化教育的发展仍然很迟慢。
所以我希望最近能够恢复成立广西大学。
1955年全国统一招生，广西考生成绩不好，取录很少，而左右两江红水河的僮族子弟取录更少。
原因固非一端，惟中学教师质量较差，大有关系。
我几年来，常到以上各地去视察，各中学教师，大学和专科学院毕业或肄业的，一般不及十分之四，多数是高中毕业。
崇左中学一位教师对我说：
“我是旧制中学毕业，原没学过某课程，因无人担任要我教，我备课很苦，收效仍不大。”
并且为发展广西各种工矿和其他生产事业必须有各种建设技术人才，而这些人才，广西现在正十分缺乏，亟须培养。
过去有些地区，没有大学，最近为培养建设人才，都先后建立起来，广西大学也就该早些恢复。
惟近据有关方面消息：
“高教部对于恢复广西大学，第2个五年计划内，尚未考虑到”，这样延迟，殊非广西人民的愿望。
固然，高教部对于广西教育一向是关心的。
可能因经费、教师等问题，故不予以考虑。
今有些省份，也没有大学，不单独广西。
不过我认为各省情况不同，条件互异，不能相提并论。
在文化比较落后和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地区，成立一个大学，培养他们子弟，提高他们文化，用些钱，不能说就发生很大影响，国家没有预算。
再若以为教师缺乏，据我了解，广西仅僮族教授讲师，分散在各省教书的就不少，广西大学恢复，他们曾经表示愿意回来。
又广西大学恢复，从它培养的对象，理应有一定数量少数民族教师才能合这个地区教育实际要求，现今政府若即着手培养，尚且未晚，僮、侗等族子弟有许多足以胜任，只要高教部愿意调用和肯加栽培，事是不难办的。
所以我希望广西大学能在最近一、二年内恢复，请高教部考虑，考虑，再考虑！！
！
此外，广西科学研究机构，除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分所寥寥数人外，各部门的研究机构多未建立起来，今广西三个学院（师范、农和医学院），科学研究工作开展也不够好，研究经费极其有限或者没有。
据广西师院王副院长对我说：
近年来，因没有经费，无法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望我到北京反映此事。
例如广西桂平、贵县一带，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发祥地，北京有些大学尚派学生去调查，但近在咫尺的广西师院历史系学生，自1953年起，年年都造调查预算，因没有钱，始终不得批准去。
总之，我认为边远地区，特别是有不少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工作，政府的文化教育领导部门，不但应该注意，而且应该多多注意才对。

从得意忘形到原形毕露
右派分子钱伟长的阴谋破产了
本报记者陈柏生报道　连日来，清华大学师生正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钱伟长展开批判。
在许多会议上，师生们指出，钱伟长在科学家的招牌掩护下来向党和人民进攻。
他在校外与右派分子章伯钧等保持亲密的联系，在校内师生员工中间进行挑拨煽惑，想走资产阶级教育的道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为资产阶级打天下。
钱伟长自整风开始以来，即在学校中利用自由论坛发表煽动性的言论，争取群众，分化同学，打击党的威信。
他迷惑了一部分青年，但是也有些青年对他的右派言论提出质问和怀疑，在学生中展开争辩。
一直到6月06日会议被揭露出来以后，他的画皮才被揭掉。
人们才看清楚他是有政治企图、有组织活动、用挑拨煽动等办法来向党和人民进攻的右派分子。
到处点火
“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
这是6月06日右派分子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右派分子的集会上，作为北京六教授之一的钱伟长，不仅参加了这次集会，而且他在会上的发言是最得章伯钧赏识的。
就在参加6月06日的六教授会议当天下午，动力系的俞国宁、吴文权等几个学生访问了钱伟长。
钱伟长认为机会来了，就开始点火了。
他说，现在群众的情绪是烦闷的，有话讲不出，要想发泄，但找不到题目。
你们今天也是来找题目的。
你们要知道，大家轰轰烈烈搞，也有人在外面哭哭啼啼，没有人关怀。
钱伟长说，同学本身就存在宗派情绪，硬把人分成进步、中间和落后，依我看，进步的人也不过学会说几句漂亮话。
钱伟长说到这里兴奋起来，他说，青年人太不豪放了，束缚太多，我年纪比你们大得多，我不怕束缚。
人家给我戴帽子，我就不戴，把它扔了。
钱伟长在这个时候，还向物理系的二十多个学生点了火。
有的学生说，科学馆前已经有人签名主张理工合校了。
钱伟长问有多少人？
有人回答说有六百多人。
他说，这太少，至少要搞六千人的签名还差不多，声势浩大，让高教部看看。
学生临走时，他又说，你们去签名吧！
钱伟长还对李恒德副教授说，同学的情况很不好，很严重，到处找题目。
你要不要同学生讲讲话？
我可以教他们来找你。
李恒德责问钱伟长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钱伟长对6月06日的会议内容是保持绝对秘密的。
他在6月19日清华学生自由论坛上作讲演时，同学们曾问他6月初找章伯钧去作什么时，他却对学生说是找章伯钧谈科学规划的事。
到了6月20日和6月24日民盟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上，参加6月06日座谈的北京六教授之中的陶大镛和费孝通，却相继揭露了一些这个座谈会的内幕，又揭露了钱伟长在那天会议上曾说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若与教师联合，就要出乱子，等等。
这样一来，钱伟长的绝对秘密就保守不住了。
推、混、赖
当钱伟长对动力系学生的谈话受到广大学生的批评时，学校内反对右派分子斗争的声势也越来越大了。
钱伟长怎么办呢？
只有退却了。
他再三说谈话记录不确切，不真实，本人概不负责！
俞国宁同学责问他道，我们访问他说的话，现在都否认了。
这使我们很惊讶。
我们访问了许多教授，发表出来的谈话，他们都认为是符合事实的，为什么钱伟长的话却记错了呢？
钱伟长看到反章伯钧、罗隆基右派分子的斗争深入展开了，于是也就装了个好人。
06月19日他在学生论坛斥责章伯钧是政治野心家，说做梦也没有想到与章伯钧、储安平有联系，他装得很像。
可是，在20日民盟北京市委的扩大会议上，陶大镛揭露了六教授会议上他的言行。
他的谜底被拆穿了。
且看他怎么说呢？
他对洪风标等二十个同学说，章伯钧讲些什么话，没有听清楚，因为中途他小便过几次。
07月02日、3日，钱伟长在到会师生的一致批判和质问下，他只是稍稍交代了一下他在校内和孟昭英教授、常迵教授、何成钧副教授的一些关系。
接着他又谈了一下曾昭抡怎么鼓动他去摸文教规划的底，以及他怎么经费孝通的介绍认识了储安平。
他说，储在5月22日给他写了信，5月26日又亲来清华大学找他。
储和他谈要在人大开会时谈肃反问题，而且要向毛主席提意见。
储说自己就要揽光明日报了，又说他和光明日报党组斗争，他要把北京大学民主墙大字报的消息登出来等情况，最后还看了清华的大字报才走。
钱伟长还谈到他和费孝通的关系说，我之所以掉到章、罗圈子里，主要费孝通要负责，并谈到费孝通通过“串联”方式，来在全国搞反映知识分子的要求的活动等。
在这些会议上，钱伟长的检讨还没有触及根本问题，引起了大家的愤怒。
挑拨党群关系
许多人在会议上指出：
挑拨煽动党群关系，党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党和青年的关系，这是钱伟长的重要手法。
钱伟长曾说，不是党员就没有前途，他有职无权，企图来借此造成党和群众的对立。
钱伟长在解放前还只是清华大学一个普通教授，参加评议会也没有竞选上。
现在他已经做到清华大学的副校长、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他一身兼二十多职，但他还说党不重视他不信任他。
他在清华的权很大，但还说他有职无权。
吴晗曾就此事在会上质问钱伟长道，今天的地位是谁给你的？
是人民给你的！
你对党和人民抱着什么样的看法？
什么样的态度呢？
梁思成教授也在批判钱伟长的大会上激动地说，钱伟长你说“不是党员就没有前途”，可是你不是党员，你没有前途吗！
你身兼二十多职，又是副校长，又是科学院学部委员！
如果你认为还没有前途，那末你的前途是什么呢？
是和章伯钧、罗隆基一样的前途吗？
梁思成教授还说，钱伟长用的办法是搞个清华的大选举，搞个大签名，想由他来独揽清华的大权。
徐亦庄副教授也揭露钱伟长说，我曾亲耳听到钱伟长说只有党员才有前途这样的话。
钱伟长认为清华中最主要的问题，无论是学生与教师，都是前途问题，不是党员就没有前途。
因为这样，有一个女学生曾到钱伟长那里哭过好几次，觉得自己没有前途。
徐亦庄质问钱伟长为什么要歪曲事实说“只有党员才有前途”？
他说，钱伟长曾希望全校起来“抗议”所谓前途问题，这样做就是想要把整个党委会的领导搞垮。
想走资产阶级教育的道路
在教育方面，钱伟长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想走资本主义教育的道路。
钱伟长在5月31日的学生自由论坛上说，老清华并不完全是照抄英美的一套，而是结合了中国的实际的。
张维教授质问道，老清华无计划、无培养目标，歌颂自发性的教育制度，不是从美英资本主义国家抄来的吗？
难道是社会主义的吗？
李辑祥说，波匈事件发生以后，钱伟长就变到右派阵营里去了。
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关于培养目标的谈话，根本方面就是否认学习苏联，否认教学改革，提出另一种培养目标。
夏镇英说，钱伟长想把清华拖上资本主义道路。
大家不要孤立地看作清华的问题，要看作是章伯钧所领导的向文教界进攻的组成部分，而钱伟长就是急先锋。
金希武教授说，大家都知道，钱伟长在1月07日向光明日报发表了震动全国的有关高等工业学校培养目标的谈话。
在这篇谈话里，他抱着一种挑衅的态度。
他对教学改革的成就一字未提，相反地从实质上否定了教学改革和向苏联学习的社会主义教育路线。
他力求否定按照一定培养目标的专业教育，而把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拖回到解放前的资本主义的通才教育的老路上去。
钱伟长发表这种与党的教育政策违背的谈话，是拥护党和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表示吗？
剥下万能科学家外衣
钱伟长在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上，也是不老实的，不懂装懂，却向人吹嘘自己是“万能科学家”。
在7月03日的会议上，现在清华大学工作的东北工学院的郎世俊教授说：
我要揭开他伪科学家的外衣。
钱伟长自称为一个万能的科学家。
他凭借自己的地位和二十几个兼职和章、罗在一起进行了一系列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活动。
去年的全国科学规划工作中，有一个生产过程机械化，自动化小组，钱伟长是组长。
小组要拟出十六个中心科学问题的说明书。
钱伟长自愿承担写石油及轻工业自动化的说明书，但他借口忙，迟迟不交。
最后没有写出来，实际上他当时几乎是全脱产的。
另外还有一最重要的事，小组综合任务书应由小组长执笔。
钱伟长拟出一个八千字的初稿，但小组一致认为内容空洞，不切实，并且有很多错误。
结果全盘重写，采取分段执笔集体讨论的办法做出来，钱伟长未参加执笔。
而当印出来时，执笔人却变为钱伟长。
钱伟长有兴趣的是全国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人数规划、干部规划。
这些都不是他的特长。
联系民盟提出的，关于“科学规划”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钱伟长是主谋，看来是有意搞人事安排活动。
小组讨论到成立自动化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时，一致意见是由钱学森来主持，后来认为可以不具体提出。
但最后在他写的紧急任务说明书上钱伟长却私自把自己名字写上去当主任委员。
这种偷天换日的勾当企图何在？
杜庆华教授说：
钱伟长的学术威望是远远超过了自己科学水平。
他是骗取了党的信任而取得这些威望的。
他特别喜欢别人把他看成大专家，喜欢在科学的各方面都充内行，不懂装懂，在科学上有招摇卖弄的倾向。
汪家鼎教授说：
我在其他工作单位接触过钱伟长的一些同班和校友，对钱伟长社会地位一天天高升，都觉得同他的才能不相称。
他的老同学说“钱伟长爬得太高，他不值得。”
他把自己吹成一个万能科学家。
钱伟长对待科学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清华校刊上揭露了一些材料。
钱伟长在去年曾自以为是地以农业机械专家的身份写了关于农业机械的规划。
但是，他在这方面并不具有足够的知识，又不屑请教农业机械的专家，草草写出的草案，完全不合乎要求，因之在正式规划时根本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后来，不得不另由十几位专家重订。
四年前，钱伟长出版了“我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
他俨然是一位研究科学史的学者了。
可是全书错误甚多，全书不过一百页左右，仅在两篇文章涉及的一部分内容中即有二十多项错误。
有的抄袭他人著作，据别人揭发说他这本书的许多部分是从刘仙洲先生的“中国机械工程史料”、梁思成先生“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李俨先生的“中国数学史”、竺可桢先生“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伟大的贡献”等文中抄来的。
两面派的野心家
许多教授都指出钱伟长用尽了两面派手法想来掩护自己。
今天他的这些言行和手法，已被揭露，右派分子的原形已露出来了。
清华大学的老教授李辑祥在批判钱伟长时说，我认为钱伟长是很有野心的，他今天已发展到一种狂妄的地步，甚至不择手段，用两面派手法，蒙混欺骗。
钱伟长认为自己过去进步，是这样吗？
记得就在北京快要解放的时候，他还对我说要到美国去研究火箭，那时我劝他不要去，但是他后来没有去成并不是思想上搞通了，而是有些要求没有批准。
解放后，他在一个小组会上提出要依靠中年青年的教师，把老教师赶下台去，党员坚决反对，他很不高兴地说，我知道你们共产党的一套，用得着你时就用，用不着时就枪毙。
以后在院系调整刚开始时，他不愿拆散清华大学，当时就对教师说教育部同意他的看法，他又对教育部说教师同意他的看法，因此给院系调整工作也多少带来了损失。
钱伟长在1952年到1956年期间，表面上很积极，但是实际上他是在耍两面派手腕。
钱伟长抓的是党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基本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他还抓住青年思想教育工作。
他分化和煽动青年，说青年苦闷，等等。
而他对党群关系上更是五花八门，挑拨新老教师，挑拨同学和教师之间的关系，他甚至也对我说过，党不信任我。
他用这样的手法挑拨党群关系，使青年学生中也受到分化。
王遵华副教授也说，钱伟长在过去几次的检讨中用尽了右派字典中的词汇和手法来逃避和退却，以期抵抗批判。
分明他自己是右派，并且打着大旗向党进攻，他却说他也要与右派划清界限，说自己是受了右派影响。
分明他在6月06日前后得意忘形，在积极行动，但他却说很恐惧、害怕。
分明他自己在自由论坛上主动地大事煽动，处处点火，他却说是被迫拉去讲演。
他掩饰着自己，把自己的问题缩成两个小包袱，说什么自己过于重视知识业务呀，自己是自由主义呀！
其实他是一个个人野心家，是章伯钧、罗隆基集团中向高等学校和科学界进攻的急先锋。
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吴晗在会上说，钱伟长在6月06日会议上和学生中间，有意制造紧张气氛，这是政治上的向党的敲诈勒索，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
在接连三天的会上，因为钱伟长对6月06日的会议和其他右派活动没有进行很好的交代，引起许多教师的愤怒。
教师们表示一定要和右派分子钱伟长战斗到底，把这些魑魅魍魉、牛鬼蛇神的面貌彻底暴露出来，不获胜利，决不收兵！

保障公民合法权利　不容右派分子诬蔑好人
杨西光等将向检察院控告孙大雨
新华社上海4日电
被右派分子孙大雨诬告为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集团的复旦大学副校长杨西光、教授章靳以、苏步青等十一人和解放日报、新闻日报的工作人员在今晚集会，要求人民检察院对孙大雨等反动集团提起公诉，给予法律制裁，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孙大雨是民盟上海市委委员、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
他在去年12月20日上海市政协会议上公开指控上海市高教局局长陈其五、前中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李正文，复旦大学副校长杨西光及非党教授全增嘏、章靳以、漆琪生等十多人为反革命分子。
今年06月07日中共复旦大学党委举行的整风座谈会上，孙大雨除了仍然诬告这些人为反革命分子外，又指控解放日报、新闻日报有反革命集团。
今天解放日报和新闻日报职工到孙大雨家中质问。
孙大雨说新闻日报社社长金仲华为反革命分子。
但当问他解放日报中谁是反革命分子时，孙无以对答。
孙大雨这种肆意诽谤诬蔑的恶劣行为，引起了大家的公愤。
在今晚的会议上，被孙大雨诬告的人都认为孙大雨的行动绝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右派集团有计划的破坏活动。
漆琪生说，去年陈毅市长为孙大雨控告的事曾邀请复旦教授进行调解。
孙大雨、陈仁炳、王造时、张孟闻四人一唱一和，讲了三个多钟头，现在看来，当时这些右派分子已经作了有计划的部署。
章靳以揭露孙大雨很早以前就是胡适、梁实秋一派的人，以后他又转入国民党的党校——中央政治学校教书，投靠张道藩、陈雪屏。
上海解放前夕，又和罗隆基等勾结，企图把持大学教师的组织“大教联”。
新闻日报副总编辑王维揭发这个右派集团制造所谓反革命分子名单的具体事实。
他说，新闻日报之所以被诬告有反革命集团是因为在一篇社论中批评了少数知识分子的缺点，陆诒就在报社内部打听是谁写的，由此，孙大雨的“反革命分子”名单中就增加了新闻日报。
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法律顾问李树棠等五人，根据国家的法律和孙大雨的行为分析，认为被害人已有充分理由要求人民检察院进行侦察，提起公诉。
如果孙大雨的控告确实没有根据就应依法处理，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到会的被害人当场委托法律顾问起草控告书，对孙大雨诬蔑诽谤陈其五、杨西光、章靳以等为反革命分子，屡戒不改触犯刑律，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控告。

广西革命烈士家属揭露
黄绍竑杀害革命人士罪恶重重
新华社南宁4日电
1927年被黄绍竑杀害的广西南宁市的革命烈士家属们，3日联名给黄绍竑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不能容忍他对社会主义、对党的领导的恶意攻击，要和他斗争到底。
这封信写道：
我们要揭露右派分子黄绍竑过去在广西的罪恶，使他认识到自己过去罪恶深重，体验到党和人民对他的宽大。
大革命时代，黄绍竑身任广西省主席、十五军军长、特派员和“清党”主任委员等职，广西“四一二”清党，是他一手主持的，虽然事隔三十年，但在黄绍竑应该是记忆犹新的。
在三十年前，黄绍竑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杀害了我们的先人和许多革命先烈。
他靠这一生的“得意杰作”，得到蒋介石的青睐，官居要职，飞黄腾达。
1927年04月12日前夜，黄绍竑亲下密令大捕广西革命人士，仅在南宁被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和妇女，就达千人以上。
同年09月01日，黄绍竑在南宁枪杀了当时广西革命工作的主要骨干雷沛涛、周仲武、雷天壮、陈立亚、梁六度、何福谦、邓哲等十三位革命先烈，接着又在桂林、柳州、梧州、贵县等地公开、秘密地大量屠杀革命人士。
我们要问：
当时法纪何在？
黄绍竑反而把今天的人民天下说成“暗无天日”，诋毁肃反“造成多少人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他的这些反动论调，正好为他自己当日所作所为下了结论。
肃反和镇反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巩固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
政府对认罪悔过的反革命分子是宽大处理的，反革命家属生活困难者得到救济和介绍就业。
而黄绍竑无视于此事实，肆意进行恶意攻击，夸大缺点，含血喷人。
他为什么要为反革命分子作“包青天”？
其居心何在？
信中接着说，黄绍竑是人大常委，曾两次回广西视察政法工作。
优抚工作是政法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但他来到广西，从未访问、接见过烈、军属。
当他回北京后，烈属写信给他，要求他对在大革命时代在广西牺牲的烈士们作个正确的评论（因为解放前，他在“五十年回忆录”一书中诬蔑了革命先烈），但他至今拒不作复。
他来广西视察只是查查司法工作的档案，在其中找岔子，为反革命分子呼冤。
信中最后说，我们革命烈士家属向黄绍竑提出严重的警告：
我们的亲人牺牲在你手里，但在党的教育下，我们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八年来我们对你总是抱着宽宏大量，既往不咎的精神，希望你能深省过往，重新作人，好好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老老实实工作，以赎前罪。
但是你今天却“忘恩负义”，竟施展出这样阴险的伎俩，来攻击党攻击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
如果你不彻底悔过，将自绝于人民。
在这封信上签名的南宁市烈士家属，有周君实、陈可夫、雷成、雷荣恩、罗启拔、罗启芝、周孝先、陈炳夷、冯永庄、林坤培、郭君涛、阮细妹、黄秀群、何福贻等十四人。

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揭发
毕鸣岐是章乃器反动言论的批发商
新华社5日讯
今晚举行的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上，初步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毕鸣岐和章乃器两人在反社会主义方面一唱一和、相互支持的丑恶活动。
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乔维熊到会汇报了天津市工商联和民建会对右派分子毕鸣岐的言行展开斗争的情况。
他说，天津工商联和民建会已成立联合办公室，对毕鸣岐的反社会主义言行展开了斗争，天津工商业者认为毕鸣岐的反动言论跟章乃器的论调一模一样，是章乃器资本主义的批发商。
毕鸣岐和章乃器是怎样一唱一和，互相呼应呢？
乔维熊指出了三个主要的方面。
一、关于资产阶级本质的认识方面：
章乃器说：
“经过‘五反’和全行业合营高潮，工商业者交出了生产资料，如仍教条主义地强调两面性，这对工商业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响”“目前我国所有阶级的特性已基本上消灭”。
毕鸣岐则说：
“各地私方人员存在着自卑感，最主要的是从阶级关系来的。”
二、关于公私共事关系方面：
章乃器说：
“在工作中，不宜强调公方与私方的界限。”
毕鸣岐说：
“同是主人没有客，同在社会主义领域中。”
天津工商业者董少臣提出“撤出公方代表”的意见后，对毕鸣岐说：
“毕主委，我给你闯下祸来啦！”
毕鸣岐支持他说，“没关系。”
三、关于借帮助党整风为名，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方面：
章乃器说：
“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并不是留恋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
毕鸣岐说，“民族资产阶级的自卑感是由于阶级的关系，不取消阶级关系是由于党政干部的宗派主义的情绪和作风。”
民建天津市委和天津市工商联委员王芷洲，举出许多事例，说明毕鸣岐忠心支持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和反对党的领导的行动。
他说，毕鸣岐在天津到处宣传章乃器的言论。
最近章乃器和毕鸣岐都写文章发表了他们的谬论后，毕鸣岐见到章乃器时对他说：
“你的文章写得很好”。
章乃器也对毕鸣岐说：
“你的文章也写得很好，以后还照样写下去。”
王芷洲说，毕鸣岐还一贯利用工商界消极一面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并且仇视和诬蔑党、政府和人民。
他在1951年曾经说当时政府机关附属的生产企业是新官僚资本，曾经骂我们几个靠拢国营公司的人是国营公司的“尾巴”。
去年他在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指责统战部对待一部分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工商界人士“姑息养奸”。
王芷洲要求毕鸣岐进行检查，希望他回头走社会主义道路。
天津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王光英揭露毕鸣岐在北京假惺惺地作检查的时候，天津市民建外贸支部却在计划打击左派，打击积极分子。
这同毕鸣岐大有关系。
王光英说，李康年提出定息二十年的建议，毕鸣岐说他的建议有积极作用，可以带动不发言的人发言，这是明明白白地在进行煽动。
接着，乐松生在发言中要求毕鸣岐对自己的言论从心的深处作检查。
在今晚的会议上，陈叔通也作了发言。
他希望毕鸣岐把这次会作为一个“洗澡”的好机会。
他还建议这样的会多开几次。
他说：
“这对每个人的自我改造很有好处，对我也有好处。”
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到会的人都鼓掌表示赞成。
胡子昂在会上报告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川代表小组批判章乃器以及章乃器多方抗拒批评的情形。
胡子昂是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四川省代表之一。
他说，章乃器是四川省人民选举的人民代表，可是他屡次推说有重要事务，不出席四川省代表小组的会议，四川省代表对他的这种态度非常愤慨，坚决要他参加会议，他才勉强地参加了两次。
胡子昂说，在四川省代表小组会上，代表们要求他就他的反动言行进行检查，并且提出许多问题要他作答，而章乃器反而认为民建和工商联发布的联合指示统统是诬蔑他的，是不正确的。
胡子昂说，四川省代表小组曾经邀请李烛尘、吴大琨、经叔平在小组会上揭露了章乃器历史上和解放以后一连串的反动言行。
章乃器在小组会上对大家的批评不仅不接受，反而谩骂揭发他的人，毫无悔罪之心。
四川省代表准备下星期继续对他展开批判。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经叔平向到会人员汇报了各地工商界和民建组织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行斗争的情况。
他说，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十五个省七十个市二十六个县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
基本情况是：
邪气开始下降，正气开始抬头。
不少思想模糊的群众逐渐觉悟过来，摇摇摆摆的也开始站稳了立场，骨干分子的积极性正在调动起来，同右派分子作斗争的队伍正在日益扩大和加强；
右派分子开始被揭露，开始处于孤立地位，有的仍在顽抗中。
反右派斗争第1回合已经展开，并且已经取得初步胜利。
他说，各地反右派斗争开始时，首先是集中批判章乃器的反动言论，然后进一步地揭露章乃器在解放前后的丑恶面貌和罪恶活动，并与章乃器划清界限。
各地对章乃器的顽强抗拒批评的态度表示非常愤慨。
他说，各地在斗争章乃器的同时，已开始对本地区的右派分子进行斗争，从斗争中揭发不少类似章乃器的右派分子。
武汉揭露了右派分子王一鸣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提出了十大不满，对党大肆诬蔑的错误言行；
江苏省揭露了钱孙卿否定解放后几次政治运动的成绩，诬蔑国家法制等谬论；
天津市揭露毕鸣岐与章乃器一唱一和的丑恶活动。
他说，现在群众还在继续向他们斗争，要他们作彻底交代和检讨。
各地群众都表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并要求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给予有力的领导和支持。
为了加强反右派分子斗争，今天会上成立了民建中央常委、全国工商联临时工作委员会，并推选胡子昂为主任，孙起孟、黄玠然为副主任，孙晓村、华煜卿、章元善、资耀华、项叔翔、胡子婴、经叔平、冯和法等八人为委员。
会上孙晓村报告民建中央常委会已经成立一个整风工作组。

民盟举行第4次整风座谈会
罗隆基继续狡赖反口咬人
本报讯
07月05日夜，罗隆基在民盟中央第4次整风座谈会上，依然用各种极端恶劣的手段进行狡辩。
会议一开始，高崇民宣布，在上次座谈会上宣读了罗隆基的秘书邵慈云揭发罗隆基的信件后，当夜，罗隆基打电话给民盟的几位负责人，说浦熙修曾经告诉他说邵慈云有特务嫌疑，因此他才对邵慈云不好。
高崇民的话刚一讲完，立即有人要浦熙修交代；
有人质问，既然罗隆基知道邵慈云有特务嫌疑，为什么还拼命拉她入盟；
浦熙修也否认了她曾向罗隆基说过这样的话。
这时，森林工业部罗隆基的秘书孙平毅发言，补充和证实了罗隆基对邵慈云的打击和迫害。
森工部共青团委会的代表宣读了森工部共青团组织谴责罗隆基的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的公开信。
史良宣读了邵慈云的信，邵慈云要求追查罗隆基为什么污蔑她有特务嫌疑。
这时主持会议的史良要求罗隆基首先交代迫害并且污蔑邵慈云的问题。
而罗隆基仍然一口咬定说是听了浦熙修的话才去查邵慈云的档案。
当浦熙修再一次否认她曾说过这话时，罗隆基就撒赖说：
“那就死无对证了”。
这时，史良、刘清扬先后起来质问他：
罗隆基一向包庇同情反革命分子，为什么对邵慈云就这样警惕；
邵慈云是罗隆基先推荐到和大，以后又要来给自己做秘书的，为什么忽然要查邵慈云的档案材料。
接着，史良要罗隆基交代章罗联盟问题。
罗隆基并没有正面回答章罗之间有没有联盟，只是在大家的一再质问下，才交代了章伯钧和他搞高等学校体制问题、有职无权问题等四个委员会的目的是要取消党委制、提高民盟的地位，好和党分庭抗礼。
罗隆基并说，在中共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章伯钧对我说现在我们民主党派大有可为，可以大做特做。
罗隆基也认为抬头出气的时候到了。
并说，“各学校闹的厉害，通过这四个委员会的讨论，由民盟中央派人到各地去推动工作，取消党委制，做到有职有权。
我是赞成章伯钧的这个意见。
章伯钧和我联名向各地民盟组织发出通知，要大家大放大鸣。
章伯钧并向我说，农工民主党也正在发动一系列的座谈会，并派人到全国各地去发展组织。”
罗子为揭发了罗隆基的一些卑劣行为，说罗隆基在民盟有一个绰号叫“勾死鬼”，谁要有缺点被他发现，他就要利用谁，谁要被他利用，就要被他带到鬼门关。
罗子为还说：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反对卖国的美蒋商约，而罗隆基到处为之解释，说这个条约是平等的。
甚至于当时上海人民开会反对，罗隆基还背后发脾气，认为民盟不该反对这个卖国条约。
罗子为要罗隆基交代是否与美国有勾结。
罗子为还质问罗隆基是否要把政协文化俱乐部搞成裴多菲俱乐部。
这时罗隆基竟然对罗子为反咬一口，说：
我认为罗子为还可以多揭发一些问题，因为你也是当时我的无形组织的成员之一。
罗子为立即愤怒地驳斥了罗隆基的反诬。
这时，会场上响起一片激愤的斥责声。
周新民发言揭露罗隆基，在1944—1945年在昆明时期，坚决反对党领导昆明“民主青年联盟”，要把它改为民盟的隶属组织，并企图以潘大逵代替吴晗来领导这个组织。
罗隆基承认他要把民青隶属民盟，但是他说不知道民青是党领导的组织。
潘大逵起来发言时声称他要揭发罗隆基通过他把持四川盟组织的事实。
但是他在二十分钟的发言中，尽是重复报纸上已经揭发出来的一些事实，没有一点新的材料。
接着，罗隆基小集团之一潘光旦交代了罗隆基小集团的名单。
但是，潘光旦没有交代这个小集团的内幕活动。
并且说，1952年以后，他和罗隆基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会议结束时，史良说，今天是第4次交代，但罗隆基仍没交代，依然是拿现成的东西狡辩。
并警告他不要自绝于人民。

两种新型的自行车
新华社天津5日电
天津自行车厂在6月份试制成功两种国内还没有生产过的新型自行车。
一种是可以折叠起来提在手里的十四吋旅行式自行车，虽然它的轮子比普通飞鸽牌自行车小一半，但因为它的轮盘较大，飞轮较小，因此骑起来仍然很快。
另一种自行车，虽然不能折叠，但它的车把、车鞍子，可以按照人们的需要进行调剂，因此，能适合男女、大人小孩骑用。
这两种自行车共制成五辆，每辆净重三十斤左右。
目前工厂正在征求对这两种自行车的意见，以便根据市场需要，决定生产数量。

为毕业生安排生产和学习
山东省许多乡、社正在积极筹划
新华社济南4日电
山东省有许多乡和农业社已做好各项准备，欢迎即将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
嘉祥县勇进乡、莘县谭庄乡、日照县邵町乡、泗水县泉林乡等都在乡的中共党组织领导下，组成了毕业生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安排毕业生工作。
许多乡、社也很重视社会宣传工作。
日照县邵町乡在乡、社干部的帮助下，学生家长都主动地对孩子升不上学后参加生产或自学的问题作了打算。
许多乡、社直到各生产队都准备学生回社时即分别召开欢迎会，有的乡的共青团组织还准备学生回乡时举行联欢会，迎接这批新生力量。
在不久以前，莒县爱国农业社同这个社的六十名中小学应届毕业生订了合同，如果他们升不上学保证他们回社有工作。
社的党、团组织还召开了社员会、家长会，批判了对青年学生参加农业生产讽刺打击的不良现象。
泰安县省庄乡六个农业社共有应届中、小学毕业生一百九十一人，这些社计划分别安排他们担任技术员、会计、民师、饲养员等工作，社里还确定了有生产知识和技术的社员帮助他们学习农业技术。
许多农业社对中小学应届毕业生回乡生产后的学习、文娱活动、生活等方面也做了细致的安排。
牟平县姜格庄农业社计划把一部分初中毕业生安置到本村当教师，对小学毕业生除参加生产外，还组织他们学习；
爱好文娱活动的可参加社内的业余剧团。
对毕业生中的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待他们回乡后，马上编入团、队组织。
泗水县百顶乡群力农业社已腾出一所房子，作为回乡参加生产学习的自学小组的学习场所。
梁山县先锋农业社重新整理了社里的图书馆，另购一部分新书，为毕业生准备精神食粮。

受到农民热爱的知识青年
河北省昌黎县封台乡的青年知识分子龙万顺（初中毕业）参加农业生产已经有三年了。
他经过三年的农业劳动锻炼，现在无论什么农活都能拿得起来，而且常常组织大家学习新知识，推广新技术。
今年，他曾被推选为出席河北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
（左图）干了三年农活的知识青年龙万顺。
（右图）龙万顺（前左起第2人）和社员们研究喷雾器的构造，准备使用。
新华社记者　盛果摄

国家经济委员会召开会议
检查在橡胶工业扩大使用绉胶的情况
本报讯
国家经济委员会日前召开汇报会议，检查了在橡胶工业中扩大使用绉胶的情况。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嘉庚今年02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提出关于在橡胶工业中扩大使用绉胶的建议以后，国务院即责成国家经济委员会会同各有关部门进行研究。
上海市化工局在3月间完成第1次试验，现在已经确定了1957年在生产上使用绉胶的品种和数量计划。
天津橡胶工业研究所在4、5月间对绉胶的基本性能作了系统的试验研究，并且全部用绉胶做出数条轮胎，装在汽车上做快速里程试验。
3、4月间举行的化工部、轻工业部厂长会议，制定出了1957年使用绉胶的计划和相应的技术措施。
现在，各国营橡胶厂都已经确定了使用绉胶的产品和部件的目录，以及各种产品和部件中掺用绉胶的比例。
对外贸易部已经从国外订购到一批绉胶，目前正陆续到货。
国家经济委员会谷牧副主任在会上讲了话。
他说，绉胶的进一步扩大使用，对于降低橡胶产品的成本和节约国家外汇具有重要的意义。
各有关部门在绉胶到厂以后，应该根据试验结果积极扩大使用，同时应对尚未完成的试验工作继续抓紧进行。
谷牧副主任还提出，由于生产单位在这方面的经验不多，因此必须采取积极稳妥、逐步推广的方针。
陈嘉庚先生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
他在会上介绍了国外绉胶的生产情况和他自己几十年来从事橡胶工业的经验。
他还在会上提出了两个具体的建议。
他认为有关部门可以考虑用发动厂际竞赛的方法，进一步推动各厂扩大使用绉胶；
在绉胶国外订货方面，需要改变每年集中一次订货的方式，采取分批的、根据货单随时订货的办法，以适应国外绉胶生产和供应的实际情况。
他的建议受到各有关部门的重视，将分别加以研究。

国际地球物理年的历史和它的任务
杜连耀
国际地球物理年的观测工作，已于7月01日正式开始。
参加地球物理年各项测量工作的各国科学工作者，均已按时集中到预定的观测台站，对地球物理中的许多问题进行全面观测和研究，并交换一切获得的科学资料。
地球本身和包围着它的大气，是宇宙间的一个整体。
要了解它的物理现象，必须对它有全面观测，并将观测得到的资料再进行分析，然后才能得出较为全面的总结。
国际地球物理年的举行，是有它的客观原因和历史背景的。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人类根据偶然的经验和发现，逐渐体会到靠近地球两极的地区，有许多特殊的自然现象需要了解。
受着好奇心的驱使，当时曾有许多探险队到北极地区探险。
那时他们探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物质上的收获，如皮毛油鱼等；
同时人们也以发现新的岛屿并以给岛屿命名为荣。
他们把对自然现象的观测和科学研究，作为次要目的。
那时各国探险队之间既无联系又无合作，所以虽然花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但在科学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收获。
为了使探险队能得到科学上的成果，奥国的中尉队长威普瑞士，于1875年在德国的自然科学与生理学第48次会议中，建议组织国际探险队，并提出探险队应以观测自然现象和科学研究为首要目的。
威普瑞士的意见逐渐为当时的科学家所接受。
后来威普瑞士又拟定了一个计划，于1879年在罗马召开的气象学会上提出。
同年10月01日，在德国的汉堡举行了第1次国际极年会议（因会上提出要观测的地区，只限于北极，故称为国际极年会议）。
会上决定从1881年秋到1882年秋为国际极年。
为了使更多的国家能参加国际极年的观测工作，并使大家能在观测前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在1880年08月召开的第2次国际极年会议上，又决定把国际极年的日期推迟至1882年08月01日到1883年09月01日举行。
并规定每月01日和15日全日连续测量。
研究的项目有：
气象学中的一些简单问题，如空气的温度、湿度和风云雨雪等；
地磁的测量；
极光的形状颜色和高度等。
第1个国际极年后的几十年中，各门科学都有了显著的发展，尤其是二十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内，相对论、量子论、原子物理、无线电物理等重要学科相继出现。
因此，科学工作者觉得有必要重复第1个国际极年内的一些测量工作。
一方面想知道已观测过的现象有否随时间的消逝而有所改变；
另外用改良了的仪器和方法，将会得到比较精密的数据；
又可以借此纪念第1个国际极年。
1929年，在德国人杜米尼克的建议下，国际气象学会又组织了第2次国际极年。
同年这个建议得到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理学会的赞助，并议决第2次国际极年在1932到1933年举行。
在这次极年中，除了重复第1次极年时的一些观测工作外，还增添了几项新的观测项目。
参加的国家也略有增加。
同时更采用了飞机和气球等进行对高空大气的测量，观测范围已经不限于地面。
唯观测地区，仍限于两极地带，对整个地球未作全面的观测。
因此，取得结果只是局部的科学资料。
1950年春，各国科学家们又建议于1957到1958年举行第3次国际极年，理由有二：
（一）研究太阳上黑斑的活动对地球物理现象有重要的关系，从1957年到1958年是太阳上黑斑最活动的一年，而太阳上黑斑活动的周期是十一年左右，如果这次国际极年不在1957年举行，势必推迟到十一年以后。
（二）近年来，特别是二次大战后，科学和工程技术上的进步异常迅速，无线电物理和火箭方面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使得人们对高空测量有了很好的工具。
利用这方面的新成就对地球进行观测，将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这个建议得到了各国科学工作者的支持。
遂于1951年由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协会正式建议经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赞同而发起。
参加这次地球物理年的国际科学组织还有国际天文学协会，理论与应用物理学协会，地理学协会，生物学协会，无线电学协会和无线电咨询委员会等。
1952年05月，在国际科学协会下建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全面规划并组织这项工作，以求得国际间的统一和合作。
同时，规定出进行观察和测量的地区，将不限于地球的北极，把南极赤道附近沿西经七十度、东经十度和一百四十度的一些其他重要地区，也列入观测范围以内。
同年10月又决定把国际极年的名称改为国际地球物理年，最后把时间确定为从1957年07月01日到1958年12月底，共十八个月。
又规定每月平均有五个“世界日”，其中三个是预先指定的“正规世界日”。
在三个正规世界日中又有两个在阴历每月的初一前后；
另一个则在每月初七左右，剩下的两个“世界日”，称为“特殊世界日”，是临时由指定的机关看太阳上黑斑活动的情况，是否有导致磁暴、极光和其他特殊物理现象而定。
这些现象还不能预先推断，只能在发生前十几个小时察知后再用无线电告诉各测量机关或观测站。
此外，为了气象学上观测的方便，还规定了每三个月中有十天对气象学中的问题作连续和集中的测量，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等节令变化的研究，都包括在这些以十天为期的日子里。
对工作和观测台站的安排作了四个原则性的规定：
（一）需要在各地同时观测的问题，尽先观测；
（二）注意需要大量资料方能解决的地球物理问题；
（三）注意以前没有测量过的地区；
（四）注意变化缓慢的物理现象，以便与以后的测量相比较。
国际地球物理年的任务是要通过友好合作的方法，来了解地球物理中的客观规律和各种自然现象，使人类在地球上生活更幸福、美好。
在这次地球物理年中，不论是传递信号或数据，或远程控制及测量以及许多使用的仪器，都将广泛地采用无线电技术。
同时，除了用飞机和气球到几十公里的高空作测量外，还要采用带有复杂仪器的火箭，射到数百公里的高空进行测量。
令人最感兴趣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人造卫星的试制和利用。
人造卫星不仅能投射到距地面五百公里的高空，还能按预定的轨道继续在高空中绕地球飞行数日以至数10日。
它将成为科学工作者在高空中的实验室。
它携带着各种应用的科学仪器，在高空中作长时间的观测，将观测的结果和数据用无线电传送到地面上的观测站。
人造卫星除了能作许多地球物理现象的观测外，还能帮助我们以实验的数据验证普通相对论中的理论。
本届国际地球物理年所要观测和研究的项目，非常广泛，其中大致包括以下各项：
对太阳黑斑活动的观测。
太阳上黑斑的数目是时常改变的，有时太阳上还有突出的部分或喷起的火焰，同时发出大量的高能量的粒子。
因为氢离子在高温下猛烈相互碰撞，也产生了大量的干扰电磁波，从太阳上不同的深度处发出。
这些都对地球上的物理现象有重大影响。
天文台和观测站将时刻监视着太阳。
因为从太阳发出来的光线有一部分被地面上的空气吸收，不能到达地面，所以必须用光谱仪到高空去拍摄太阳的光谱。
用无线电的方法观测从太阳上发出的干扰电磁波，借以知道太阳上扰动的情况，并将观测的结果在短时间内传达给有关的机关或台站。
对极光和气辉的观测。
极光是靠近地球南北极地区上空中的光亮，在纬度高的地区时常见到。
它的颜色形状和亮度，时常变换不定，例如1872年02月的极光，彩色艳丽，光亮异常，远在印度还可以看见。
今年在苏联的许多地方都看到了淡绿色拱门式的极光，两边还配有绛红色的斑点。
气辉是在没有月亮的夜间，天空中所呈现的微弱的光亮。
它也是时常改变的。
冬夜的和夏夜的不一样；
今夜的和昨夜的也不一样。
极光和气辉都和太阳上的黑斑有关，观测时我们将要用光谱仪记录它们的光谱；
并将特别注意观测氧、氮和其他分子或元子的谱线。
此外，还要用斯托莫方法测量极光的位置和高度。
对地磁的观测。
地面上的磁场，可假想为地球本身是一个磁石而产生的。
有人认为地球内部有旋涡式的电流，遂使地球呈现磁的现象。
在地面上磁场的强度平时虽稍有改变，但不剧烈。
可是当太阳上的黑斑有扰动时，磁场就急剧地改变，称为磁暴。
磁暴发生的物理过程还不十分清楚，需要有更多的数据来验证已有的理论。
因此，我们需要在太阳上黑斑活动最大的今年，连续测量地磁每日的改变，并注意它和日斑的关系。
对宇宙射线的观测。
宇宙射线是从天外飞到地面上来的具有高能量的粒子，有些粒子所具有的能量远远超过世界上最大加速器所能获得的能量。
它们的穿透力极强，可以贯穿几公尺厚的钢板。
我们对宇宙射线的性能虽有初步认识，但对它们的来源，仍是一个没有猜着的谜。
有人认为它们是从遥远地方的星云来的，因而在宇宙内是各向同性的；
但也有人认为它们属于银河系。
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实验数据来验证不同的理论。
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高度进行测量，借以推导地磁和离子层所生的影响。
对地震的观测。
地震常常给人类带来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地震的原因可能是火山的爆发，地层的断裂或陷落，因而产生大振幅的地壳振动，以波动形式向各方传播。
如能在地震前发出警报，将可以减少它的为害。
但如何正确地预告地震的发生，也是地球物理年中研究的对象。
对海洋的观测。
在海洋物理中，我们将寻求海洋中深水环流的原因、长周期和短周期水平面的升降和风及大气压力的关系，分析海浪的频谱，从而研究它生成的物理过程和风的影响。
如何利用气象中的数据预报海浪的大小和状况，这不只是对沿海居民的安危有关，对国防也十分重要。
海面上的温度可以用飞机上携带的热敏半导体精确的测得，这将有助于了解热量的交换问题。
对宇宙间的微尘及陨石的观测。
空间有许多微尘，它们是研究宇宙来源的线索；
和陨石一样，它们都对人造卫星的飞行有影响。
我们可以用人造卫星上携带的微音器测量它们的多少和大小。
以上，所提到的只是地球物理年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其他要研究的科学项目还有很多，如冰川、离子层、经纬度、气象、地形和重力等等。
总之，在这次国际地球物理年中，所要研究的项目很多，研究规模也很大。
这项工作，将在科学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
全世界科学工作者，现在正满怀信心地期待着科学上的丰收。
我国已于1955年正式参加了国际地球物理年中的观测工作。
除已经组成了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委员会领导这项工作外，还派代表出席了在比利时、苏联和西班牙举行的有关地球物理年的会议。
在我国已按经纬度分布，建立了许多气象站和观测站，准备对我国参加的七个学科项目（即地磁、地震、太阳黑斑的活动、宇宙射线、离子层、经纬度测量及气象学）进行测量。
但令人遗憾的是，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执行局，无理的又承认了所谓“台北中国科学院”作为中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台北）。
此事已引起广大科学工作者的愤慨。
我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国家委员会主席竺可桢已打电报给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主席查普曼提出严重抗议。

引用黄水灌溉
打渔张小麦增产一至二倍
本报讯
位于黄河下游山东省境内的打渔张引黄灌区的五万多亩小麦，经过引黄水灌溉以后，获得历史上第1次大丰收。
据引黄灌溉管理局负责人说，今年经过引黄河水灌溉的小麦产量，比一般丰收年增产80％到一倍以上，比今年没有浇水的小麦增产两倍左右。
预计共可增产小麦五百五十万斤。
这几天，打渔张灌区的国营广北、五一两个农场和三十六个农业社正突击进行小麦的收割和轧场。
每天从黎明起，灌区通往各村的大道上，满载小麦的马车络绎不绝。
　（宋杰）

江苏免费预防猪疫
据新华社南京4日电
江苏省预防猪瘟、猪胆毒，为农业社的二百多万头猪进行免费注射，现在这一工作已完成二分之一。
惯常发生猪瘟，猪胆毒的涟水、沐阳等县经预防注射后，至今未见发病。
江苏省解放前猪瘟、猪胆毒流行，猪的死亡率很高。
解放后政府历年来都进行了预防注射，猪病传染死亡现象逐年减少。
1951年猪瘟、猪胆毒死亡率是3.6％，到1956年下降到1.9％。
海安县抗窑农业社由于每年不断的进行预防注射，五年来没有一头生猪死于传染病。
政府大力开展预防猪病工作，有力地鼓舞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
1956年全省只有五百零一万多头猪，今年03月底统计已近八百万头，预计到今年底可达到一千万头。

江苏许多农业社
欢迎知识青年回乡生产
新华社南京电
江苏各地农业社欢迎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建设新农村。
江苏溧阳县马垫乡的全体社员写信给中、小学毕业生。
信中谈到农业社迫切需要大批知识青年帮助社员进行技术改革，开展多种生产经营。
生产队也非常需要会计、记工员、民校教师、读报员等。
他们在信上还表示在毕业生回到农村以后，将请老农教农活，帮助知识青年掌握生产技术。
江宁县长江农业社由于缺乏有文化的记工员，在经营管理上经常发生困难，因此很欢迎知识青年参加他们社里工作。
他们社里现有的拖拉机、抽水机、播种机等机器，需要三百个知识青年去掌握和使用。
徐州专区赣榆县前进农业社从1954年到现在，已有一百五十多个高小、初中毕业生参加了农业生产。
这些初中、高小毕业生经过几年的劳动锻炼，大都已掌握了农业技术，有的当了模范，有的成了出色的劳动者。
这批有文化的农民普遍受到了社员的热爱，并已成了社里不可缺少的人。
这个社主任吴从法说，他们还欢迎今年有大批毕业生回农村帮助他们进行各种副业生产。
盱眙县四桥农业合作社，由于地多人少，生产上不能做到精耕细作，在农业技术和改进耕作方法上都需要知识青年。
目前这个社的社员们准备毕业生到社参加生产后，还打算在业余时间里组织青年人在一起进行自学。
目前江苏各地很多农业社对中小学毕业生回乡生产作了具体安排，社员们都怀着欣喜的心情等待着大批生力军回到农业生产岗位。
大部分应届毕业生经过教育后也纷纷表示愿意回农村做一个有文化的农民。

湘绣
李昌鄂
湖南的“湘绣”，是根据画稿，利用发亮的蚕丝，通过细密的刺绣，来制成色彩丰富的绣品。
它的用线，分散色丝和丝线两种。
散色丝绣的用来做艺术装饰品，精细无比；
丝线绣的用做日用品，能耐磨擦。
它有二十多种针法，例如绣花叶，用挤针子做正面叶筋，筋好像含在叶子内；
用滚针子做反面叶筋，筋好像凸出叶面。
又如绣鸟的羽毛，用游针子做，就像真毛生在鸟身上一样。
绣工们能适应画稿，应用各种不同的针法。
湘绣成为商品，集中生产，只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以前都是家庭手工，母教女、姐教妹的传授，主要用来装饰儿童的衣服和钱包、烟袋、眼镜盒、枕头等等。
自从它成为商品以后，由于迎合当时市场的需要，逐渐模仿西洋彩色画片，多数很庸俗。
解放后，湘绣艺人组织建立了生产合作社，有关方面经常给予关怀帮助，画工绣工的技术日益提高，通过展览和国外定货，湘绣在国内外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现在长沙市和长沙、望城两县三个地区，共有绣工四万多人，大部分是农村副业，分散生产。
但各合作社都在组织学习，提高技术，增加产量，以满足国内外的需要。
（附图片）

熊猫牌五灯收音机
据新华社南京5日电
1957年新型的熊猫牌五灯交流广播收音机，是国营南京无线电厂吸收了外国许多名牌收音机的优点，在最近设计试制成功的。
这种收音机的外型比目前生产的红星牌收音机稍大一点，咖啡色的外壳配上曲线柔美的乳白色面板和两个对称的双套旋钮，式样美丽大方。
收音机的线路设计和主要零件有很大改进，机件装置在活动的底板上，拆修方便。
今年计划生产这个型号的收音机一千部。
熊猫牌收音机是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第5种收音机。
这个厂解放前是一个依靠国外进口收音机零件的装配工厂，解放后连年扩建，已经成为我国收音机产量最大的制造厂。

玻璃纱
热带理想的夏季衣料
据新华社上海5日电
上海国棉二厂最近试制出一种名为玻璃纱的织物，受到纺织界人士的赞赏。
这种新织物是用像头发样细的八十支双股棉纱织的，薄而透明，带有条纹，蒙在书上，人可以清楚地看出字迹，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人们理想的夏季衣料。
这只是上海棉纺织工业今年上半年出产的一百多种新产品中的一种。
这半年各厂出产新产品的总数大约比计划数多一半。

组织企业调剂多余物资
国务院批准经委提出的办法
据新华社讯
国务院6月25日批准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后组织调剂企业部门库存多余物资问题的报告，并且通知全国有关机关，参照经委报告中提出的调剂多余物资的办法，具体组织物资调剂工作，以利互相支持，调剂有无，为更好地完成国民经济计划提供物资保证。
经委提出的调剂多余物资的办法，首先是由各省市和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成立调剂库存多余物资的领导机构，负责这一工作。
为照顾各部门首先在本部门内安排好年度和季度的物资供应计划，在每次国家统一分配和中央各部分配的物资订货之前，可先在本部门管理系统内进行平衡调剂，但是应尽可能地避免远距离运输和不合理的调拨。
每次分配物资的订货会议以后，中央和地方的所有企业，都应该把库存多余物资和急需的物资，按照规定时间，报送当地调剂物资的主管机构，由当地统一调剂。
国务院批准的经委的报告中说，为了顺利地进行物资调剂工作，各部门、各省市还需教育所属单位、克服本位主义，树立整体观念，制止任何抢购和套购物资，以及不正当的“物物交换”等作法。
并且指出，各企业的负责人，对本企业所报多余物资和急需物资，应负责审核。

羊毛和人造材料织成新衣料红啤酒橘粉罐头味香营养好
据新华社5日讯我国食品、纺织等工业部门今年又有很多种新产品试制成功和投入生产。
食品工业中酒、糖、罐头行业都有新产品同消费者见了面。
北京啤酒厂试制出来的幸福牌红啤酒，跟红葡萄酒的颜色差不多，既有酒的香味又有麦芽香味，同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北京酿酒厂试制成功的红干葡萄酒、龙眼葡萄酒、玫瑰香葡萄酒和一种加了糖及香料的白酒，也都已经上市。
为了在今年原料糖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尽量多生产一些糖果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天津起士林食品厂在第1季度试制成功了十九种新品种的软糖和中间夹有水果的糖。
上海食品一厂也利用做橘子罐头剩下的碎橘子和闲置设备试制了橘粉罐头，把罐头中的橘粉用水冲开，就能作成鲜美可口的橘汁。
纺织工业今年已经生产了二十多种毛纺织新产品。
新产品中，用羊毛和人造材料混纺的大衣呢、哔叽、花呢占多数。
它们一般都柔软耐磨，拉力也好，就是弹性略比纯毛织品差，但成本、售价比纯毛织品便宜。

长春郊区农民敲锣打鼓
迎接有文化的新社员
本报长春电
长春市首批参加农业生产的本届高、初中毕业生共有八十五人。
他们自愿到农村去做个光荣的劳动者。
今天，长春市各界人民集会欢送这批毕业生；
郊区农民还敲锣打鼓，迎接他们的新社员。
吉林省副省长徐寿轩在欢送大会上讲了话。
他勉励这批优秀青年不怕困难、好好劳动、虚心向老农学习。
他还希望全省高、初中毕业生要向这批同学学习，打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旧观念。
长春市郊曙光农业合作社已经为这批新社员安排了住宿。

乘火箭旅行的旅客
三个乘火箭到一百公里高空旅行的乘客，已经回到了莫斯科。
它们于18日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
它们是三只小哈巴狗，名叫卡齐亚夫卡、林达和马列什卡（左到右）。
（新华社）

以色列获得大量美援
叙总理指责美国敌视阿拉伯
新华社大马士革4日电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7月03日说，美国大量给予敌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者和掠夺者以军事和财政援助，目的是要把矛头对准阿拉伯国家的胸口，阻止它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发展。
阿萨利是在评论杜勒斯7月02日在记者招待会的谈话时这样说的。
他指出，美国在几年以前就曾经支持过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侵略，而且一点不感到抱愧。
那次侵略使一百万阿拉伯人颠沛失所，流落他乡。
阿萨利在谈到杜勒斯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暴行辩护的谈话时说，美国支持法帝国主义在阿尔及利亚大肆屠杀，进行惨绝人寰的战争。
他指责美国要使阿尔及利亚问题成为巴勒斯坦第2。

加强中日人民友谊
共同努力保卫和平
（一）亲爱的编辑：
我知道你经常忙于报纸的出版工作，我真诚地希望这封信不致给你带来麻烦。
我写这封信，是为了表示我的爱好和平的愿望。
我是一个二十九岁的日本妇女，我一直努力通过每一次通信的机会，向世界各国发出和平的呼吁。
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主张和平。
然而，原子弹试验仍不断地在世界某些地区进行，忽视了我们的和平的愿望。
我敢肯定地说，原子弹试验将会在未来给人类带来灾祸。
在我们日本，有许多描写雨的可爱的诗歌，但现在雨却使我们担心。
因为，据说由于原子弹试验的结果，雨内含有大量放射性物质。
继续不断的原子弹试验将会给全人类带来巨大的灾祸，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
这已为世上许多科学家所证实。
因此，我们不能再仅仅停留在反对原子弹试验的签名运动上，我们更应将和平的愿望化为实际行动。
日本两次遭到原子弹轰炸的痛苦，对我们说来是记忆犹新的，我们永世不会忘记。
深受原子弹痛苦的日本人民认识到世界和平和各国间友谊的重要性。
我们不能重蹈复辙，因为我们相信国与国之间的隔阂是导致任何战争的真正原因。
如果我们互相了解，就不会有战争。
我们应该认识到，互相了解将会给各国带来和平与幸福。
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纯洁的关系是绝对必要的，我以为这将产生基于人权基础上的新的道德观念。
为了建立这种关系，首先应使彼此有交换意见的机会。
我相信，坦率地交换意见将有助于加深彼此的友谊和相互了解。
我们日本人民衷心地愿望和平。
我们想尽力通过与世界上每一国家坦率地交换意见，建立一个充满友谊和无比幸福的世界。
我们相信这样的一天终会到来，那时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能够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
　
盛田静子
日本东京都丰岛区日出町3丁目十番地
（二）亲爱的中国朋友：
应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的邀请，日本青年与妇女访华代表团在贵国进行了为期七十天的访问。
我作为其中的一员，在这期间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并得到了中国各界朋友们的亲切的诚恳的友情。
为此对中国人民，对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和各界的朋友们致以衷心的谢意。
我在贵国访问期间，中国人民对我们所表示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的勤劳、中国的悠久的文化及其传统、名胜古迹以及高山大河等等，所有这些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坚定不移地确信：
中国人民是在盼望着日中两国的经济及文化的交流、邦交的恢复以及世界的和平。
扫除中日两国经济及文化交流的障碍，扫除两国邦交恢复的障碍以及其他的一切障碍，这将依赖于人民的力量。
我带着中国人民的深厚的友谊回到了日本，我想把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这种深厚的友谊传达给全日本人民。
祝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发展，为此我也愿尽微力。
日本青年与妇女访华代表团团员　横田重信
日本熊本县水俣市古贺町紫云寮
（三）亲爱的吉田胜久朋友：
你给中国青年的来信，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
我本想早日给你写信，但我不懂日文，所以迟到现在才给你去信。
我是湖北省黄冈县师范学校二年级的学生，在国家和学校领导者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们学习、生活都很愉快，我们深深感到生活在集体大家庭中的温暖。
我酷爱文学，将来想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来完成祖国交给我的重任，培养祖国的花朵。
我愿培养我的学生成为世界和平的拥护者。
我很愿意和日本青年做朋友，希望我们今后互相通信。
下一次来信，请把你的工作和学习情况告诉我。
祝你
身体健康！
中国湖北省黄冈县师范学校　杨家顺
（四）亲爱的朋友——吉田胜久：
很久以前，我就想与日本青年通信，因我不懂日文，所以没能早日给你们去信。
看到你的信中说，你正在学习中文，我很高兴，我们以后可以用中文通信了。
日本是世界上第1个遭受原子弹的国家，我们很理解日本人民需要和平和友谊的重要的意义。
现在美、英帝国主义者仍然要在内华达州、圣诞岛试验氢弹，我们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为反对试验氢弹、阻止战争而坚决斗争。
中国江西省虔南县新华书店　黄淑明
（五）亲爱的日本朋友——浜田守男：
我在人民日报上读了你的来信，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因为我又增添了一位日本青年朋友。
我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是一个青年，集邮的爱好者。
每当我翻开集邮册欣赏邮票时，我总要反复地欣赏我从贵国朋友那里交换来的各种美丽的邮票。
从那些图案中，可以看出日本风景的优美、体育运动的活跃。
当我看到贵国发行的一种“禁止原子弹、氢弹的纪念邮票”时，我内心很久不能平静。
我对美帝国主义曾用原子弹杀害过日本普通居民的事实，感到极大的愤慨。
我深信日本人民在反对原子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会获得胜利。
我愿意和日本青年朋友互相通信、交换邮票来加深我们的友情。
最后，让我们紧紧地携起手来，为保卫世界和平和加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而努力。
中国江苏省溧阳县中国人民银行　彭培林书信往来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机关遭暴徒袭击
据新华社雅加达5日电
04日晚上十一点左右，阴谋分子向设在雅加达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事处和全印度尼西亚工会中央组织办事处投掷手榴弹，结果，工会中央组织办事处的一个守夜者手部被炸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办事处的屋瓦被炸毁，此外没有其他损失。
当阴谋分子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办事处投掷手榴弹的时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和第1副总书记鲁克曼正在屋内办公。
他们镇定地应付了这一恐怖事件。
办事处周围的居民在事件发生后，立刻自动集中到办事处加以保护。
雅加达卫戍司令和大批军警赶到现场进行调查，并就这一事件对艾地等表示遗憾，而且表示将立即进行查究。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五中全会4日晚在党中央办事处恰好没有开会。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举行五中全会
艾地号召实现苏加诺方案
对国内外反动势力保持警惕
新华社雅加达5日电
据雅加达“人民日报”今天报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5届全体会议7月04日在雅加达开始举行。
“人民日报”说，这次全会将总结最近十个月来的经验，并且规定符合新情况的政治路线。
在4日的会议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题为“改变力量对比，百分之百地实现苏加诺总统方案”的总报告。
艾地的报告分为四个部分：
政治局势、苏加诺方案、群众工作、关于组织和教育工作的第1个三年计划。
艾地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时候指出，去年08月的四中全会以来这段时期的特点是民主运动的发展，进步力量的团结的增强和反动分子的日益孤立。
艾地指出，人民群众和国家机构广泛支持苏加诺总统方案，这是进步力量的胜利。
他同时号召全党对国内外反动势力保持警惕。
艾地提醒现内阁注意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并且特别注意废除圆桌会议协定。
艾地最后号召加强党内团结，他说，党内团结是改变力量对比的有效武器和实现苏加诺方案的必不可缺的条件。
由于艾地去万隆出席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会，他的报告由另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代读。
在4日的会议中，有四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就总报告作了发言，此外还有四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对总报告作了补充性的发言，即：
鲁克曼关于地方议会选举的发言；
约多关于知识分子的教育和工作的发言；
苏蒂斯曼关于妇女群众的教育的发言和萨基尔曼关于制宪议会工作的发言。
在5日的会议中，其他中央委员将继续对总报告发言。
会议将在6日闭幕。

友好往来
匈牙利一代表团抵京
新华社5日讯
来这里参加中匈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3届会议的匈牙利代表团，在团长、匈牙利冶金和机器制造工业部副部长索菲？
茨·米哈依率领下，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智利议员甘萨达到京
新华社5日讯
智利共和国议员、智利中国文化协会委员乌·麻·甘萨达今天下午乘飞机到北京。
乌·麻·甘萨达是智利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的代表团团长。
他是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邀请来北京访问的。
奥地利文化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5日讯
奥地利文化代表团一行六人今天坐飞机到北京。
代表团由奥托·尼德莫塞尔教授任团长。
他们是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来中国参观访问的。

反对用科学破坏人类幸福
日本教授展开反核武器运动
新华社5日讯
东京消息：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大学教授反对核武器的运动正在发展成具有全国性的规模。
在法政大学校长和教授联名在03日发表声明，呼吁教育界展开反对试验核武器的运动以后，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一部分教师也起草了一个声明。
他们要求禁止制造和试验核武器，并且希望尽早裁减军备，向持久和平的方向前进。
已经从5日起在教养学部为这个声明征集签名。
随后，这个声明和签名将送给日本和世界各国的各大学。
在东京工业大学，也在为一个反对核武器的声明征集签名。
这个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在声明中指出，科学和技术不能被用来破坏人类的幸福。
他们表示决心不从事制造、装备、试验和研究核武器的工作。
这个声明将在7月底分送给世界各工科大学。
同时，三重、同志社、立命馆、香川、高知等大学的教职员，也在展开反对核武器的活动。

埃及国防部长赴沙特阿拉伯
据新华社5日讯
开罗消息：
埃及武装部队总司令兼国防部长阿密尔将军在7月04日上午乘飞机前往沙特阿拉伯会晤沙特国王。
阿密尔将军是纳赛尔总统最亲密的同僚之一。
因此，这里观察家正在密切注视他的访问结果。

埃及议会选举逐步揭晓
有五十一个选区选出了议员
新华社开罗5日电
埃及国民议会选举结果正在逐步揭晓。
在7月03日举行投票的二百六十九个选区中，有五十一个选区已经选出了议员，有九十二个选区由于没有一个候选人取得绝对多数票而需要重新选举，其余选区的选举结果尚待公布。
仅有的五个妇女候选人中，有三个已经落选，其余两个将在7月14日参加第2次竞选，因为她们所属的选区中没有候选人取得绝对多数票。
选举结果是从4日晚间开始分批公布的，预计今天晚间可以全部揭晓。

增进农庄庄员和职工的物质福利
苏联明年将取消副业农产品义务交售制
新华社5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7月04日决定，自1958年01月01日起，取消集体农庄庄员、各种合作社社员、工人和职员在从事副业方面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
决议说，由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农产品收购数量的增加，1953年对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的副业生产的征购定额大大降低了。
决议指出，现在有可能完全取消这些副业生产应向国家义务交售的各种农产品。
这无疑地会增进苏联的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的物质福利。
决议指出，由于苏联农产品的产量不断增长的结果，1956年全国谷物征购量比1953年增加了十四亿普特。
决议说，在对苏联居民供应农产品方面，社会主义部分现在起着决定性作用。
现在只是由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向国家交售谷物、甜菜、棉花、亚麻、大麻、含油作物和蔬菜。
大多数集体农庄现在已经变成富裕的、在经济上强大的和具有多方面生产能力的农庄了。

崔庸健要求采取有效措施
把朝鲜停战转为持久和平
新华社平壤5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讯：
朝鲜内阁副首相崔庸健7月04日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广播事业委员会的两位记者说，今天在朝鲜的首要任务是采取有效措施把停战转变为持久和平。
他要求从全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并且把在朝鲜的武装部队减少到最低限度。
他说，这样一来，就可以缓和朝鲜的紧张局势和创造出由朝鲜人民自己在民主的基础上和平统一祖国的可能性。
崔庸健指出，为了完成上述任务，首先应该防止朝鲜战争的重起，并且要使持久和平的保持获得国际保证。
他认为召开由有关国家广泛参加的国际会议是非常必要的。
崔庸健要求朝鲜人民为朝鲜的和平统一继续努力，因为朝鲜问题是朝鲜人民自己的问题。
他说，我们强烈要求消除南北朝鲜之间的不信任，实现互相接触和访问，恢复南北朝鲜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崔庸健在答复访问朝鲜的德国记者所提出的问题的时候，再次谴责了美方片面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第13款卯项把新式武器运进南朝鲜的侵略目的，并且用具体事例说明了朝中方面一贯严格遵守停战协定和美方一贯破坏停战协定的事实。

气候不宜于飞行
胡志明延期出国访问
新华社河内5日电
据越南主席府消息，因为气候不宜于飞行，胡志明主席今天没有从河内启程作出国访问。
胡志明主席原定在今天离开河内去北京，然后转赴朝鲜作正式访问。
据主席府有关人士今晨告诉新华社记者说，如果天气良好，胡志明主席将在明天启程去北京。

法阿两党决定加强兄弟关系
谴责一切危害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机会主义倾向
新华社地拉那5日电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和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联合声明说，共产党和工人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一致是绝不可缺少的。
这项联合声明是在阿法两党代表团经过会谈以后于7月02日在地拉那签署的。
在声明中，两党代表团谴责了一切危害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以及兄弟党之间的团结的机会主义倾向。
它们表示将继续同各种修正义进行斗争，认为一切企图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尝试只能危害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两党代表团指出，苏联共产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政治和经济情况的不同，各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民族特点和传统，是共产党和工人党应当考虑的因素。
尽管如此，苏联的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是有普遍意义的。
在声明中，阿尔巴尼亚党代表团指出，大部分是穆斯林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对于阿尔及利亚目前的局势深深感到愤怒。
代表团完全赞成法国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政策和行动。
两党代表团还研究了加强阿尔巴尼亚和法国友好合作和友谊联系的可能性。
两党代表团表示，为了两国人民和和平的利益，它们愿意向这个方向努力。
它们又指出了加强两党兄弟关系、发展接触和扩大经验交流的必要性。
在会谈中，两党代表团还对争取达成裁军协定、禁止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停止原子武器的试验和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

波兰党号召全党学习理论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方法
本报华沙5日电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处最近发出了关于全党进行理论学习的指示，指示强调学习必须联系波兰的实际。
指示强调了学习九中全会文件的必要性，因为这是取得党的团结的条件之一。
指示指出：
应该组织和改进长期政治学习的问题、反对在党内存在这种看法：
似乎党的学习是不必要的。
学习中要避免死读书、教条主义和把现象和过程简单化的学习方法。
学习时应注意到人们的兴趣和各部门的特别需要，并遵守自愿的原则，应特别注意人们了解不清的问题。
学习的基本目的应使党员了解：
波兰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特点及其前途，以及党的农业纲领和党的领导作用等。
学习计划应包括国际主义、巩固唯物主义世界观、现代资本主义等题目。
指示最后指出党的学习的基本形式是，学习当前国内外政策的小组。
此外还可以有经济学小组，积极分子夜校和自修小组等形式。

石油帝国的“攻心术”
邢象超
帝国主义者们为了挑拨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真是挖空了心思。
不久以前，英、美报刊上出现了不少文章，攻击那些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中担任教员的埃及人。
这些文章别有用心地诬蔑埃及在“输出教师”到各个阿拉伯国家去进行所谓“宣传活动”。
例如，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以社论地位发表的“埃及帝国的缔造者”这一篇文章写道：
“从利比亚到马斯喀特的每个地方，多年来都因缺乏本地教员而需要文化较高的讲阿拉伯语的黎巴嫩人、叙利亚人和埃及人，其中埃及人的教学水平在阿拉伯世界中是较高的。
一旦埃及受到威胁或攻击，民族自尊感就很容易使这些教员成为宣传人员。
埃及人领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工资，而教给他们下一代的却是王权和世袭统治已经过时了，西方人活该受到嘲弄，对于这种情况，沙特国王或科威特的酋长了解了多少呢？”
在作了这样露骨的挑拨之后，“经济学家”提出了两个办法：
治标的办法是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向伊拉克看齐，排挤埃及教师；
另一个治本的办法是由“具有伟大传统的教育团体（如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组织）主持其事，在贝鲁特开办一个学院，培养人材来训练阿拉伯教师。
因为独立石油公司和西方国家对于在阿拉伯世界中广泛物色教师后备力量问题，都是有关系的”。
万源归宗，“经济学家”最后还是现出了“石油帝国”的殖民统治这条尾巴来了。
洛克菲勒、福特及其大小仆从们，在政治经济领域内用尽了一切办法来打击阿拉伯民族主义、孤立埃及和挑拨阿拉伯世界的团结。
现在他们想到了要作更长远的打算，要把阿拉伯民族的青年一代都抓到自己手里，以为这样就可以消灭阿拉伯民族主义。
看来，帝国主义者们是深知“攻心战略”的重要性。
但是，今天毕竟不是百十年前西方国家可以在中东到处散布谬论的时代了。
科威特酋长国教育部的官员阿卜杜尔·阿苏尔·侯赛因在一封给“经济学家”的信中说得好：
“埃及帝国的缔造者”一文是一篇骗子手们的回忆录，在最近的中东危机中我们是经常听到这种论调的。
侯赛因一针见血地责问“经济学家”说：
你们在埃及教师身上大做文章，“难道不是有意在阿拉伯国家中间散布不和的种子么”？
西方报纸热心地号召阿拉伯国家排挤埃及教员，将来也可能再异想天开地提出别的一些主意。
可是，这一切，最后终将是徒劳的。
民族独立和阿拉伯国家团结，或者是殖民主义和石油帝国的统治，在这两者之间，阿拉伯的青年一代将会自己作出选择。

美国举行最大的核试验
新华社5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今天在内华达州的核武器试验场举行了历来最大的一次核武器爆炸试验。
据非官方消息说，今天爆炸的这个核武器的力量等于投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的力量三倍到四倍。
这次爆炸试验原定3日举行，因气候关系延期到今天。
爆炸时是用气球从一千五百英尺的空中投下的。
有消息说，这是美国的第51次核武器试验。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撤除
马林科夫等三人的政府职务
新华社5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4日电：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撤除了马林科夫同志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苏联电站部部长的职务，卡冈诺维奇同志的苏联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的职务，莫洛托夫同志的苏联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和苏联国家监察部部长的职务。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阿·谢·巴甫连科为苏联电站部部长。

讨论苏共中央06月29日决议
苏联各城市党组织开积极分子会议
新华社5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
莫斯科和苏联其他一些城市的共产党组织这两天来举行了党积极分子会议，讨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
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党组织先后在7月02日和3日举行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
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福尔采娃、别尔乌辛和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莫斯卡托夫分别参加了这两次会议。
赫鲁晓夫在这两次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
布尔加宁和别尔乌辛等也在莫斯科市的会议上讲了话。
在这两个会议上，莫斯科市党委会书记福尔采娃和莫斯科州党委会第1书记卡皮托诺夫分别就苏共中央的决议作了报告。
在讨论他们的报告和苏共中央决议的时候，发言的人一致指出，苏联人民在苏共中央的领导下，执行着第20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他们一致赞同党中央的决议，并且谴责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以及参加他们一伙的谢皮洛夫的反党集团的活动。
会议通过决议，向苏共中央提出保证，表示莫斯科市和州的共产党员将巩固地团结在苏共中央的周围为解决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而奋斗。
和这同时，莫斯科市的工业企业、建筑工地和机关还有八千多个党组织举行了会议，讨论苏共中央的决议。
阿里斯托夫、勃列日？
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福尔采娃、什维尔尼克和波斯伯洛夫在会议上作了报告。
在讨论报告时发言的总共约有六万人，他们对苏共中央的决议表示满意。
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阿拉木图、塔什干、埃里温、第比利斯、里加等城市的党组织也举行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
这些会议也是在党的队伍团结一致的气氛中进行的。
所有的会议都一致赞成苏共中央的决议，并且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活动。

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决定
取消对华输出橡胶的限制
新华社5日讯
吉隆坡消息：
马来亚联合邦工商部长伊斯梅尔7月04日说，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已经决定取消对中国输出橡胶的一切限制。
他说：
自从英国放宽对中国贸易的限制以后，马来亚方面一直期待着英国殖民地部发来关于这项决定的细节。
现在，联合邦政府已经决定仿效英国的做法。
这位工商部长说，取消对中国输出橡胶的限制这一规定将继续生效到今年0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宣告独立为止。
他没有说明独立后将采取什么政策。
马来亚联合邦曾经在去年06月份宣布有条件地解除对中国输出橡胶的“禁运”。

今晚去看纪录片“向右派斗争”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短纪录片“向右派斗争”已经制作完成。
影片如实地报道了全国各地的群众向右派分子坚决回击的情况。
影片今晚在北京市红星、红楼两家影院和天津市新闻影院同时上映，预计三天后就可以与全国观众见面了。
在工人们、学生们和右派分子进行的辩论会上，在各民主党派的整风会议上，右派分子章伯钧、葛佩琦、林希翎、谭天荣……等人在愤怒的工人们和学生们用真理和铁的事实的质问下原形毕露。
影片用解放前历史资料所纪录的事实，把旧中国的黑暗、反动、贫困、饥饿的悲惨情况与解放后八年来的丰功伟绩作了鲜明强烈的对比。
有力地无可置辩地说明了建国以来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
（新宣）按旧形式演，到底好不好？
07月3、4日晚上，北京市京剧一团在中和戏院举行了两场完全采用二十年前京剧演出形式的观摩公演。
舞台上挂着“出将”、“入相”的守旧，正戏开始前，有：
摆台、三通、撤台和富有民间色彩的跳加官、跳财神舞蹈。
结束时由一头戴纱帽，身穿红官衣的状元和老旦扮的诰命夫人金榜谢幕。
这种形式有很多观众尚未见到过。
演出中还恢复了拣场、扔垫子等。
这两次演出，引起观众不同的反应。
北京市京剧一团正在向各方面广泛征求意见，准备对这种演出形式重作估价。
（匀）
谁探索长夜的秘密？
像苏联影片“长夜的秘密”这类题材的影片，我们是接触得不多的。
它的带有科学幻想性质的故事对于我们有着相当强烈的吸引力量：
海洋学者节尼索夫受到某种放射线的照射，生命危在旦夕；
但是他仍然以最大的毅力坚持着，驾着潜水艇深入海底，找到了一种新物质“阿特兰奇”。
这种新物质不但拯救了他的生命，也是科学界的一项重大发现。
剧情发展不蔓不枝，简明扼要，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弦，促使观众热切关怀着节尼索夫的命运。
扮演节尼索夫的是有名的演员别列维尔节夫。
　（方）
民族舞剧初上舞台
爱好舞蹈的首都观众，一定不会忘记去年暑假北京舞蹈学校举行过的实习演出。
它曾引起大家极大的兴趣。
今天晚上，他们又举行一年一度的实习公演了。
在苏联专家和我国舞蹈家戴爱莲的指导下，这一次演出的节目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多幕民族舞剧和芭蕾舞剧。
“张羽与琼莲”是根据神话故事“张羽煮海”，以古典舞蹈为基础改编的。
“苗岭山上”则是描写苗族人民英勇参加肃清匪特斗争的现实生活为题材的新创作。
芭蕾舞剧“无益谨慎”却是一出著名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喜剧。
对于爱好舞蹈的观众来说，这又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
（兰）（附图片）
舞剧“张羽与琼莲”（袁渊摄）

斗
六教授翻？
斗
俯拾06月的熏风
吹的心痒痒，六教授会议
选择了好时光。
一声紧急哨像闷屁吹出裤管，偷偷的、偷偷的
溜来了曾、钱、费、陶和吴、黄。
会议呀，开得十分“好”，七张嘴巴呀，放出了乒乒乓；
章“领袖”呀，喜的脖子脖子脖子红，话声与酒菜一齐在嘴里行动：
“是什么形势呀？”
“‘五四’、波匈事件前夕！”
“怎么办呀？”
“决定造反大进攻！”
趁共产党还搞“估计错误”的整风，趁群众向党提意见的兴趣正浓，扣他一串帽子：
“全党脱离群众”……！！
！
打他一阵闷棍：
“有罪无功”……！！
！
快煽动“学生上街结合市民”，要找头儿吗？
咱们拍拍胸！
火柴、火把、火油、火药一齐用，点呀！
烧呀！
炸呀！
从南北到西东。
会议的胜利鼓声打的嚓蓬蓬，嘻嘻！
下台！！
！
“超额完成了任务”的英雄！
我六教授七妖魔八鬼怪要登台成龙，喂！
拉紧老罗吧！
曾、吴呀费孝通！
痛快！
痛快！
难以形容，会后十几天的疯狂梦；
不妙呀，最后一分钟，工农发怒啦、学生、知识分子……跟从，哎哟！
我们的人哪里去了？
哪里去了？
救命呀！
咕咚！
咕咚！
咕咚！……
1957、6、4日

对人类道德的进攻
　许诺
当你从6月25日的“人民日报”第2版上读过山东馆陶县一乡长全家被反革命分子杀害七口的惨讯后，再翻到第3版看了“什么话”一栏里转载的同济大学卫生工程系助教汪长风的高论时，作何感想？
据汪长风的高论，“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
那么，像馆陶反革命分子这样穷凶极恶、惨无人道的罪行，该算什么呢？
难道这倒算是对人类道德的保卫吗？
假如对这类无恶不作的反革命分子不加以肃清，人民的生命财产还有什么保障？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怎么能够顺利进行？
汪长风这种议论，才真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
用不着追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三十多年来，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年来，内外反革命势力在中国作了多少坏事，杀害了多少好人，人们只要嗅一嗅近来好些人接到的恐吓信的气味，听一听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宿舍里的爆炸声，看一看馆陶反革命分子的刀法（不要忘记，这都是发生在肃反运动以后的事呀！），
反革命分子的“道德”面貌是何等的凶恶，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要不是和反革命分子站在一个立场上的人，谁还能为他们的罪恶作辩护，对人民正义的肃反运动肆意诬蔑！
什么叫“人类道德”？
在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的社会里，只有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道德，谈不到有什么超阶级的道德。
人民的敌人认为道德的行为，就正是人民认为不道德的行为。
反过来说，也是一样。
不但现在如此，即使在将来世界上最后消灭了阶级的差别，道德的旗帜，也永远不会成为坏人坏事的遮羞布和挡箭牌。

政治贩子（木刻）
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木刻工作室同学作

街头诗
（选自北京大学“666”墙报）
假如假如有人在你身边放火，假如有人要把我们的政权搞垮，假如有人向我们的堡垒进攻，假如有人阴谋改变天下……我亲爱的朋友，你用什么来回答？
猛省前面是罪恶的深渊，鬼火穿梭来往巡行，右脚抬起了，落向哪里？
我要向你大喝一声：
猛省！
好个谭天荣右字大旗，高高挑起，考茨基的针线，缝起恩格斯的词句。
谭天荣的把戏，投了蒋介石的脾气。

读文艺报上的一篇翻案文章
姚文元
我过去欢喜看文艺报，现在也还欢喜看文艺报，但那“欢喜”的原因，却有很大的改变。
过去喜欢看，是因为它登载很多理论文章，想从文艺报中寻找理论上的问题；
最近还喜欢看，是因为想从里面找到什么希奇古怪的事情或耸人听闻的谩骂，如“懒虫们”“老爷们”“身价十倍”“人不如狗”……之类。
这些满含仇恨的诅咒，编者也许以为都是好文章。
如果有人不满足我上面的看法，一定要我用极简洁的字眼，描绘出这十一期文艺报的最明显的特色来，我就只好用一句话来说明：
翻案文章特别多。
本来，翻案文章可以有各色各类的，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去翻教条主义的案，也可以用“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借用一位先生的话）去翻马克思主义的案，还可以巧妙地用修正主义去翻教条主义的案，实际上还是要翻马列主义的案。
在文艺报上，这三类文章似乎都混合着。
在文艺报第11期上有一篇翻案文章，叫做“从一篇杂文的遭遇谈到‘今不如昔’的问题”，是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去翻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案的。
这位作者写了一篇“堂鼓呀归来”，呼吁封建社会中的堂鼓“归来”，好为“老百姓”伸冤。
文章被人民日报编辑部退回，理由是结尾有“今不如昔”的感觉。
作者于是愤而写了这篇新的文章，把他的主张坚持到底。
这位作者为什么会这样羡慕封建时代的“堂鼓”呢？
为什么这样恶今而爱昔呢？
据说是：
最近“各方面揭发的领导高高在上，群众诉苦无门”的事实，使他感到“今天某些干部的官僚气，已不比‘都堂大人’逊色”。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既然群众已陷入“诉苦无门”的地步，那么到哪里去开一个“门”为广大人民“诉苦”呢？
作者就推荐封建时代的“堂鼓”了。
他以最大的热情歌颂着堂鼓，他以生花之笔描绘着堂鼓的惊人的效能：
“把堂鼓摆在官府门前，让鼓槌操在老百姓手里，鼓声成为老百姓的命令，使官儿们听命于民，这才显出堂鼓的难能可贵之处。
“堂鼓，毕竟是人民意志的象征呵！”
不妨想像一下：
党政机关前面，堂鼓屹立，右派分子击鼓为反革命“诉苦”，“官儿们”马上“听命”，地主击鼓为他失去的土地“诉苦”，“官儿们”也俯首顺从；
反革命去击鼓，“官儿”们也赶紧为他们开脱。
如果有哪一个“官儿”竟稍有迟疑，马上以违反“人民的意志”为理由加以革职。……这时候，作者就会再一次手舞足蹈地重复他的名言：
“堂鼓，毕竟是人民意志的象征呵！”
这幅图画是相当美妙的，可惜美妙虽美妙，但违反了工人、农民和一切爱国人民要走社会主义的利益，也只好掉到最不美妙的地方去了。
这堂鼓的“好处”也确比封建社会中要大，因为照我学到的一点浅薄的政治常识，堂鼓在封建社会是维护秩序的一种手段，它能缓和人民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某些矛盾，并且滋长一种希望在合法范围内伸冤诉苦的幻想，不致挺而走险，采用暴力“造反”的手段，所以凡是比较有点眼光的统治者，是会利用它的。
然而对于劳动人民，堂鼓起的“伸冤”的作用是极微极微的，只有偶尔碰见一个清官时才能起一点作用。
多少劳动人民惨死，一百零八个好汉逼上梁山，多少次残酷的满门抄斩的屠杀……堂鼓伸了什么冤？
现在这位作者把他当作“人民意志的象征”，认真地想把它搬用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来，那“好处”不是很大么？
但是，到底谁的“好处”大呢？
工人农民是拥护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领导的。
他们知道，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就什么事也办不好。
他们有什么意见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组织上达，根本不需要“堂鼓”；
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言论都是有自由的，他们可以公开地批评官僚主义，找领导人谈话，他们也不需要“堂鼓”，但是，现在有些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的确感到“不自由”，感到“诉苦无门”——没有地方可以行使他们恢复资本主义统治的“意志”。
有了这么一个堂鼓，二十四小时不停地狂跳狂叫而击之，使干部“听命”于他们，把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人民都放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他们的这些“好处”倒真是无穷无尽的。
然而，对于右派分子有好处，对人民就有坏处。
——那么，对不起。
这位作者以为“好处”颇多的堂鼓，只好作为一种永不会实现的梦想。
除此之外，作者还把今天干部中的官僚主义思想作风同“都堂大人”相提并论。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在恨官僚主义呢，还是把今天人民当家作主看作“大官僚”。
过去人民仇恨封建统治者，今天呢，轮到极少数对社会主义社会极度反感的人来仇恨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了。
他们悲叹“今不如昔”是很自然的。

顾执中往哪里躲
庾子水
顾执中煽动九三学社的社员要用狂风暴雨的方法整共产党，要“放大口径炮”，要“放远距离和近距离的导弹”，把天下搞乱。
（见7月05日人民日报）导弹究竟是什么样子？
顾执中之流恐怕连影子也未见过，然而他却嗡嗡然叫嚣着：
“放远距离和近距离的”。
华尔街战争贩子们招收了一名信奉者，大约可以自慰；
而顾执中仇恨共产党的心情，也跃然纸上了。
人们真可以想见这个以吹嘘和诈骗起家的伪君子的张牙舞爪的嘴脸，听得见他的咬碎牙齿的声音。
绝顶的狂妄也就是绝顶的愚蠢。
真的导弹尚且救不了华尔街的战争贩子，想像里的导弹又怎么能给右派分子带来什么好处？
陆诒在上海开始交代了顾执中同王造时的阴谋活动，这位导弹英雄说：
“我被陆诒出卖了。”
尽管出卖顾执中的，其实还是他自己，但是陆诒的交代，也可以算是一颗不远不近的导弹，且看顾执中还想往哪里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