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的三个报告看1956年
国务院向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所提出的政府工作报告和预决算报告、经济计划报告，实事求是地说明了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情况，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且用铁一般的事实，驳斥了右派的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民主专政的谬论。
从1956年我国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来看，对于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国民经济建设工作，可以得出什么基本的结论呢？
首先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
1956年我国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1956年是我国社会经济制度伟大变革的一年。
我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在这一年中经历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革命的变化。
在全国组织起来了七十五万六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
在全国组织起来了大约十万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生产合作小组，参加的人数达到五百多万人，大约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2％。
在全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中，占产值99.6％和占职工总数99％的工业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
在全国的资本主义商业中，占总户数82.2％和人员总数85.1％的商业企业，转变为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企业和合作商店、合作小组。
由于这一变革，就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解决了个体经济同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从而基本上结束了我国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
这样，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基本上完成了。
我国社会制度的这一伟大变革，是一次极其广泛极其深刻的社会革命。
大家知道，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都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某种破坏，如企业破坏、生产停滞、耕畜死亡、物价波动等等。
但是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却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它的建设作用，并且尽可能地避免了它的破坏作用。
大家可以看得见，五亿农民和五百万手工业者是如何自觉自愿地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三百万户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是如何平平稳稳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
在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中，在去年那样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条件下，农业生产不仅没有下降，而且还获得了增加，粮食的产量比历史上任何一年都多；
手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也是历年来最高的；
资本主义的工商企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之后，它们的生产和它们的营业额都有很大的增长。
这些事实是人所共见的。
在革命的大风暴中，像1956年的情况那样——生产不断增长，市场一般稳定，经济生活没有发生大的波动，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这难道是偶然的么？
当然不是。
这次革命之所以能够如此，就在于它是在工人阶级已经取得国家政权的条件之下进行的；
是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手工业者和资产阶级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的政策，并且对他们进行了长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
同时，这次革命又是由共产党、人民政府从上而下的领导和群众由下而上的响应结合起来进行的，是把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进行的。
这样，就保证了这次革命健康地胜利地发展。
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将发生极其深远和极其广泛的影响。
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在这两大高潮的推动之下，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第1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提前一年即在1956年就基本上完成了。
1956年我国钢的生产量达到四百四十六万五千吨，超过了五年计划8.3％，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四点八倍；
1956年我国粮食的生产量也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达到三千六百五十亿斤，而在1949年只有二千一百六十二亿斤。
随着生产的发展，在商业、交通运输业和文教卫生、科学研究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社会就业人数有很大的增加，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有较多的改善。
而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则有迅速的增长。
1956年一年的投资额即等于恢复时期三年中投资总和的两倍。
由于历年基本建设投资的结果，新的生产部门不断地出现，新增的生产能力，有很大的增长。
1956年一年中新增加的炼钢生产能力，就超过了解放前全部的炼钢生产能力。
旧中国几乎没有的机器制造业，完全没有的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现在都建设起来了。
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也开始建设起来了。
这种变化，标志着我国正处在由落后到先进的巨大转变中。
每个具有爱国心的人，对于祖国的这种伟大的变化和兴旺的景象，都是非常高兴的。
1956年的成就，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胜利，保证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进作用。
1956年的成就，决不是偶然地得来的，这是我国革命发展和建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
指出上面的成就，就是要肯定我国人民革命的成果和建设的成果，使我国人民信心百倍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1956年当我们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经济工作和计划工作方面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就是：
国家对基本建设的投资大约多了十五亿到二十亿元；
对农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贷款多了几亿元；
教育计划的招生指标有一部分订得高了，职工增加得多了；
一部分人的工资也增加得多了。
由于这些缺点和错误，就在国家财政收支方面第1次出现了一些赤字；
银行也多发了一部分货币；
过多地使用了几年来国家所积存的商业库存和物资储备。
因而给1957年经济生活的安排，带来了某些困难和不利的影响。
但是，1956年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同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比较起来，则是次要的，不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急速发展中，产生这些缺点和错误一般是难于避免的。
我们的任务就是从这些缺点和错误中取得经验教训，得到锻炼，以便顺利地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由于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的制度，我们对于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些失调现象，完全有可能自觉地在1957年和以后的计划中主动地加以调节。
大家可以看得见：
1957年我国的生产在不断地发展。
1957年前五个月工业生产的水平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1％，生产资料的生产比原计划超额很多，生产资料供应的紧张情况已经有所缓和。
市场物价，基本上也是稳定的。
因此，完全可以说，1956年我国人民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胜利，不仅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在大革命中可能引起的破坏和损失，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这对于全国人民是极为有利的。
和平革命是一件好事，但是也有它的弱点，这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这次革命过程中没有充分的机会进行真面目的抵抗，因而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在中国简直没有人反对社会主义了。
这当然不是事实。
他们在1956年没有说多少话，到了1957年，终于忍不住了。
他们利用中国共产党提出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开展整风运动的机会，向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动了攻势，就中也向1956年我国人民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发动了攻势。
他们把胜利说成“失败”，把人民创造的奇迹，称做“全面冒进”或者“好大喜功”。
说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全都搞错了，说什么五年计划破产了，说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等等。
究竟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读者用客观的事实一对照，就会完全明白。
右派分子想否认客观存在的事实，想把历史车轮往后拖，这是可能的吗？
当然不可能。
因为客观的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车轮总是前进不息的。
同右派分子的愿望相反，在1956年伟大胜利的基础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获得彻底的胜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
听取两个报告　开始大会讨论
董必武在报告中指出：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头等重要任务
据新华社2日讯
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今天下午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作的“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代表常务委员会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在今天的会议上，开始大会讨论。
董必武今天着重向大会报告了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01月至5月的工作和当前全国审判工作方面的情况。
董必武说，去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刑事、民事案件的总数比1955年下降约三分之一，其中显著下降的是刑事案件，反革命案件下降40％以上。
今年第1季度比去年第1季度，民事案件略有上升，而刑事案件仍有下降。
董必武指出，刑事案件的下降，标志着我国犯罪现象的减少，特别是标志着反革命势力已经基本上肃清。
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反革命残余和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很快就会完全趋于消灭。
他说，同一切犯罪现象作斗争，继续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仍是人民法院的头等重要任务。
董必武驳斥了右派分子攻击司法改革和批评我们审判员不懂业务等的荒谬论调。
他指出，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认真开展整风运动和在政治上、思想上反右派的斗争，是当前各级人民法院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
彭真在他代表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报告了常务委员会从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闭幕以后到现在一年来所进行的各项工作。
接着，大会讨论开始。
今天在大会上发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嘉庚、上海工业劳动模范朱顺余、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鞍山钢铁公司总工程师邵象华、安徽农业劳动模范张会亭。
今天会议执行主席是罗荣桓、李雪峰、荣毅仁、崔建功、舒舍予、黎锦熙、桑吉悦希、朱顺余。
今天出席会议的代表共九百五十五人。
今天会议在下午三时开始，五时三十分结束。

周总理接见韦洛坡并共进午餐
彭真市长举行宴会招待韦洛坡
新华社2日讯
周恩来总理和夫人今天接见了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和夫人，以及同他一起来访问中国的全体印度尼西亚友人。
接见后宾主共进午餐。
接见时在座并一起进餐的，有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其瑗、副秘书长余心清。
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维约普拉诺托和夫人也在座。
新华社2日讯
李维汉副委员长同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在今天上午举行关于制宪问题座谈会。
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第1副议长普拉沃托·曼库沙斯米托和来中国访问的其他印度尼西亚友人，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维约普拉诺托、参赞苏万托也参加了座谈。
中国方面参加座谈的，有张苏、曾一凡、田家英、刘春、周鲠生、李琪。
新华社2日讯
北京市长彭真今晚举行宴会招待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和夫人以及同他一齐来中国访问的全体人员。
彭真在致词中说，我们两国的友谊已经被两国人民和领导人的来往、两国人民共同的利益以及友谊的历史所证明了。
彭真说，你们需要了解什么情况和参观什么地方，我们将全部满足你们的要求，因为你们是我们亲密的朋友。
彭真最后请韦洛坡议长把北京市人民和全国六亿人民的友谊带给印度尼西亚人民。
韦洛坡讲话说，我在北京参观了文教事业、农业生产合作社、商店和其他许多东西，感到这一切反映了你们宪法中的规定已经变成了事实。
我们在中国的参观和了解的情况，对我们制订一部永久的宪法很有帮助。
韦洛坡说，我们快要回到万隆去了，但是北京精神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维约普拉诺托和夫人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作陪的，有沈钧儒副委员长，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冯基平、程宏毅、贾庭三、乐松生和首都各界著名人士。
（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和韦洛坡议长交谈。
新华社记者　郑振孙摄

攻破章罗联盟重要据点
上海右派集团阴谋暴露
陆诒承认：
这个集团是章罗联盟领导的，有纲领有组织有分工
新华社上海2日电
昨天晚上，在上海新闻日报举行的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陆诒的会议上，陆诒承认了上海的右派分子陈仁炳、彭文应、王造时、杨兆龙、王恒守、夏高阳、孙大雨、许杰、韩鸣和陆诒等是章伯钧、罗隆基联盟领导下的一个有纲领、有严密组织和分工的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阴谋集团。
他们的分工是陈仁炳、彭文应等抓民盟上海市委和文艺戏剧界，王造时、杨兆龙等进攻司法工作，陆诒等抓新闻界，孙大雨、许杰等则在高等学校放火。
罗隆基估计国内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
指使上海右派利用整风进行阴谋活动
陆诒承认他们和北京章、罗联盟经常信使来往密谋，在今春一次秘密集会上，罗隆基曾指示他们要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进一步作一系列的阴谋活动。
罗隆基当时估计，中国国内是“一团糟”，也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
陆诒说，早在去年夏季，这个集团已经有计划地向共产党的领导进攻，到最近“大放大鸣”期间达到了高潮。
他说，去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发生的张孟闻事件，是右派分子明目张胆向党进攻的开始。
就在张孟闻发言的当天晚上，王造时、彭文应、陆诒、孙大雨、赵文璧就在一起密谋。
孙大雨并抱怨张孟闻检查得太早，沉不住气。
果然，后来孙大雨在政协会议上公开污蔑六十几位党内外人士为反革命分子。
而这个发言稿是事先在孙大雨家里经过王造时、彭文应、陆诒、赵文璧、张孟闻等人周密研究过的。
他们当时开会直到深夜。
后来，市政协开会，准备成立调查组处理孙大雨的污蔑性的发言。
会上，这些右派分子又多方为孙大雨辩护，当夜又在孙家密谋对策。
孙大雨竟狂妄地说：
“就是开几千人的大会，我不怕，打官司，我不怕，就是上国际法庭，我也不怕。”
陆诒承认，他们“检举反革命”是一个恶毒的手段，就是打击党和党外的积极分子。
陆诒说，早在1954年，彭文应即主张在民盟内“肃清反革命”，他开了一张“反革命”名单，其中包括傅于琛、韩学章等。
彭文应的目的是警告这些人不得向党靠拢。
今年春天，王造时去北京列席全国政协会议时，就和罗隆基、章乃器、顾执中、潘大逵等数度密谈。
罗隆基分析国际形势说，国际局势未必缓和，中国也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
和平解放台湾没有希望，万一美国进攻，又得逃到内地，再受抗战八年的苦头。
罗并认为国内是一团“糟”，罢工罢课闹得很厉害。
因此，这些右派分子就部署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
这时候，陆诒也正好去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曾在前门饭店向王造时献策。
他对王造时说，你必须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否则，真是“虚此一行”了。
果然，王造时在发言中贩卖了美国式的民主，而发言中“唐太宗多，魏征少”的阴险的比喻，就是陆诒出的主意。
王造时当时对陆诒的这个“妙计”极为赞赏，事后洋洋得意地说，政协会上能与他的发言媲美的只有黄绍竑、章伯钧和罗隆基，尤以黄绍竑的发言“最有份量”。
黄绍竑在这一次发言中极端地污蔑了肃反运动。
在全聚德饭馆密谋组织反动政党
罗隆基面授机宜章乃器愿意出马
陆诒一到北京，就去拜访了顾执中。
顾执中是陆诒的老师，也是他解放前投奔国民党特务头子陈布雷的引见人。
陆诒向顾执中汇报了上海情况，也谈到孙大雨，顾曾指示说孙大雨要讲策略。
顾执中、陆诒和王造时等还想借用恢复救国会的名义来组织一个反动的政党，并曾为此在“全聚德”饭馆会商。
他们妄想拉拢青年、学生和海外华侨参加组织，作为他们的反动资本。
罗隆基还向王造时面授机宜说，组织是次要问题，共产党就不喜欢我们搞组织，关键在于设法拉拢群众。
罗并一再指示他们要小心，章乃器也表示要在这个未来的反动组织中担任职务。
陆诒、王造时回到上海，就与孙大雨等共商大计，孙大雨还嫌救国会名义不好，主张干脆另组政党。
陆诒说，这当然是资产阶级政党。
陆诒从北京回来后，陈仁炳要他在盟内借传达中央宣传会议为名来部署反党活动。
陈仁炳早已确定把上海电影制片厂等文艺单位作为放火点，因此要陆诒多谈“电影的锣鼓”一文在北京的反应，以此来煽动电影界对党的领导的不满。
王造时也要陆诒经常汇报上海宣传会议的准备情况，并特别关心上海高等学校何时开始鸣放，以便放火。
陆诒自己也在新闻日报社内部撒下了火种。
上海宣传会议后右派日夜密商对策
夺取报纸、到处放火、企图把党整垮
上海宣传会议开幕后，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日日夜夜，会内会外，活动频繁，联系密切。
他们几次去孙大雨家中集会。
他们在会上发表的种种反社会主义和反对党的领导的谬论都经过集体研究和讨论。
陆诒在会议期间，还利用职务的便利，曾告诉王造时等有的工厂在闹事，有的学校罢课，王造时即在宣传会议上大叫“把鸣放重点放到基层去”。
陈仁炳看到宣传会议上有一边倒的现象，认为，“形势比人还强”，就抛出了“算旧账”的王牌。
陆诒向陈仁炳汇报新闻日报鸣放情况后，陈仁炳说，沈公（沈志远）既为你们撑腰，你们放手干好了。
明目张胆地企图打乱党的整风步骤。
企图夺取报纸领导使之为右派服务
陆诒说，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很重视夺取报纸的领导，使报纸为右派的反动阴谋服务。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报纸极尽诬蔑。
陆诒认为报纸“一片教条主义”。
彭文应也说：
“报纸新闻太少，把老百姓变成瞎子和聋子了。”
他说，美国报纸内容就丰富。
他企图以此来改变人民报纸的方向。
陆诒说，陈仁炳对文汇报非常注意，他到上影放火，即与文汇报配合进行。
陈仁炳曾告诉陆诒，新闻日报应向文汇报看齐。
为了夺取报纸的领导权，文汇报徐铸成曾向陆诒介绍将党员赶走的“拆墙经验”，徐说：
“我要介绍的拆墙经验，对你们新闻日报很有启发。”
陆诒即回报社到处宣传徐铸成的经验。
王造时更鼓励陆诒要掌握新闻日报，他对陆诒说，你不能屈居于金仲华（新闻日报社长）之下，我们都为此不平，顾执中也很不平。
他并要陆诒值夜班，可以决定稿件的取舍。
由此，陆诒就在报社内积极攻击金仲华和共产党员，以便自己来“挂帅”。
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会议前后，他们专门对反动的错误的意见加以鼓励，而对正确的意见加以打击。
文汇报记者吕文攻击陈毅市长，陈仁炳说，有勇气。
鲁莽在市政协会议上作了攻击积极分子的发言，彭文应找陆诒密谈：
“我已发起支持鲁莽的签名运动，日内有人去找你，你一定要发表”。
陆诒说，他当时不赞成韩鸣与鲁莽联合发言，因为在他看来，要打就应打中要害，鲁莽、韩鸣等的发言打击党外积极分子并非要害。
他们经常散布谣言说党不敢放或要收了。
陈仁炳更幸灾乐祸地说，共产党的命根子是工农群众，所以最忌说工农生活不好，今天下面形势已有些不妙，所以收有必要，否则不是要乱了吗？
彭文应想出三条“妙计”抗拒交代
右派企图订立攻守同盟终归失败
上海和全国展开轰轰烈烈的反资产阶级右派斗争后，彭文应曾与陆诒、王造时等密商对策。
彭文应提出抗拒交代的三个办法：
不讲话；
讲一点；
大辩论。
报上揭露了陆诒的反社会主义和反对党的领导活动后，陈仁炳、王造时要陆诒“坚定”、“沉住气”。
陈仁炳还说，共产党作事从来就是一阵风，一阵风过了，我还是当我的教授，你还是当你的副总编辑。
他还无耻地说：
“做典型，就做做典型。”
与鲁莽在政协会上一起污蔑民主人士的罗隆基的亲信韩鸣，还数次登门，要和陆诒订立攻守同盟。
他告诉陆诒说，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你不看上影民盟支部也没有表示态度吗？
又说，彭文应这几天还是笑嘻嘻的，怕什么？
他并要看陆诒检讨的稿子，警告陆诒“要站住，不要倒下去了”。
陆诒交代上述情况后，不少人起立发言，认为他开始交代是好的。
希望他痛下决心，作彻底的交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1957年06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7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彭真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从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闭幕到现在已经一年了。
在这个期间，常务委员会共召开了三十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案三十七项，听取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共十九次，通过任免案六百零八起。
在国际事务方面，常务委员会在第44次会议上决定了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的全权代表。
在第45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支持苏联最高苏维埃向各国议会呼吁裁军的决议。
在第49次会议上根据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提请，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叙利亚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
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文化合作协定。
在第50次会议上根据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提请，通过关于批准1949年08月12日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的决定；
通过关于批准1949年08月12日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的决定；
通过关于批准1949年08月12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的决定；
通过关于批准1949年0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的决定。
在第51次会议上根据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提请，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
在第53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决定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全权代表的决议。
在第68次会议上根据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提请，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
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
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保健合作协定。
为了增进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谊，常务委员会同许多国家的议会建立和发展了彼此之间的联系。
宋庆龄副委员长应邀于1956年08月13日至08月23日访问了印度尼西亚。
常务委员会在第47次会议上听取了宋庆龄副委员长所做的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报告。
常务委员会应邀组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于1956年11月15日到1957年02月01日先后访问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并且在第54次会议上听取了代表团团长彭真副委员长所做的访问报告。
常务委员会先后接待了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巴西众议院议员、芬兰议会代表团、印度尼西亚国会沙多诺议长、印度尼西亚国会代表团、比利时国会代表团、印度国会代表团、缅甸国会民族院萧恢塔议长、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代表团、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代表团、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韦洛坡议长等。
此外，常务委员会还先后接见了访问我国的日本、英国、荷兰、老挝、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意大利、叙利亚、尼泊尔、土耳其、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马格里勃、锡兰、比利时、奥大利亚等国的议员和其他外宾。
在制定法令工作方面，常务委员会在第51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宽大处理和安置城市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决定；
通过了关于对反革命分子的管制一律由人民法院判决的决定。
在第52次会议上制定了1957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
在第76次会议上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条例；
通过了关于增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自留地的决定。
此外，常务委员会法律室、研究室继续进行了起草刑法和民法的准备工作。
法律室草拟的刑法草案初稿，已经多次征求中央和地方有关机关的意见反复做了修改，并且已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审议修改过了。
现在发给各位代表征求意见。
请各位代表在08月15日以前将意见连同草案初稿交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并且请各位代表考虑，可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和其他各方面所提的意见加以审查修改，作为草案公布试行，并且继续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以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起草民法的准备工作，研究室已经拟出大部分初稿，现在正在继续向中央和地方有关机关征求意见。
在民族工作方面，常务委员会在第43次会议上批准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批准了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批准了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批准了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在第47次会议上批准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简则。
在第74次会议上批准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
批准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批准了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
批准了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批准了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批准了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此外，民族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了历史、经济、语言、考古、艺术等方面的专家和研究人员，对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僮族、彝族、苗族、瑶族、黎族、景颇族、佧佤族、傈僳族、达呼尔族、索伦族、鄂伦春族的社会历史和其它许多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民族委员会先后同来京的十七个少数民族参观团进行了座谈，并且把座谈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提交有关部门处理或者参考。
在听取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方面，常务委员会在第44次会议上听取了内务部谢觉哉部长关于1956年的灾情和救灾工作的报告；
听取了水利部李葆华副部长关于1956年防汛情况的报告。
在第45次会议上听取了国务院陈毅副总理所做的中央代表团访问西藏的总结报告。
在第46次会议上听取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报告。
在第48次会议上听取了高等教育部杨秀峰部长关于1956年高等学校招生情况和学生学习情况的报告。
在第50次会议上听取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
在第52次会议上听取了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关于1956年国家预算调整和预计执行情况的报告。
在第56次会议上听取了高等教育部杨秀峰部长关于高等教育工作的报告。
在第57次会议上听取了教育部董纯才副部长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
在第58次会议上听取了水利部傅作义部长关于我国水利建设情况的报告。
在第59次会议上听取了农业部刘瑞龙副部长关于农业生产工作的报告。
在第60次会议上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张志让副院长关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
在第61次会议上听取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关于1956年检察工作情况和1957年工作意见的报告。
在第62次会议上听取了公安部周兴副部长关于1956年公安工作总结和1957年公安工作的意见的报告。
在第63次会议上听取了司法部史良部长关于司法行政工作的报告。
常务委员会在第64次、六十五次会议上讨论了高等教育部、教育部、水利部、农业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的工作报告。
在第66次会议上听取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说明，在第67次会议上听取了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关于1956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7年国家预算安排的说明，并且在第71次、七十二次会议上进行了讨论。
在第73次会议上听取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关于广西省1956年因灾饿死人问题给有关失职人员处分的报告。
在第74次会议上听取了外交部姬鹏飞副部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给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报告。
常务委员会在第51次会议上根据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提请，决定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采购部；
决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机械工业部。
在第68次会议上根据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提请，批准国务院撤销出国工人管理局。
在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方面，经常务委员会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命的有十六起，经常务委员会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免职的有六起，经常务委员会任命的有十八起，经常务委员会免职的有一起，经常务委员会批准任命的有五百一十一起，经常务委员会批准免职的有五十六起。
在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方面，常务委员会在第74次会议上审议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提请授予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的名单，通过了关于授予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的决议。
常务委员会在第55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处理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交由常务委员会研究办理或者研究的三个提案的决议。
常务委员会在第51次会议上讨论了1956年下半年代表视察工作的有关事项，在第55次会议上讨论了1957年上半年代表视察工作的问题。
1956年下半年代表视察工作后，常务委员会共收到代表的视察报告一百五十四件，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已经将代表视察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转交有关部门处理或者参考。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常务委员会共收到代表来信一百一十三件，其中除报告自己的工作和询问情况的以外，需要由有关部门处理的九十四件，已经有六十八件处理完毕。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常务委员会共收到人民来信一万四千二百一十五件，接见人民来访三千零六十四次。
人民来信、来访中检举国家机关干部违法乱纪和官僚主义的有四千四百八十一件，不服法院判决的有一千五百一十三件，对国家建设工作提出建议或者批评的有一千一百八十五件，反映工作情况的有一千四百三十件，要求解答有关法律、法令问题的有五百零三件，要求就业的有三千零四十三件，要求救济和帮助解决就学、治病等问题的有五千一百零四件，检举反革命分子的有二十件。
这些来信、来访中的问题大部分是交由中央各主管部门或者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处理的，一部分是由代表在视察工作中经过检查，交由当地有关部门处理的，一部分是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协同有关部门处理的。
以上是常务委员会一年来的主要工作情况，各项决议案和任免案已经印发给各位代表，请予审查。
（附图片）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
1957年07月02日在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董必武各位代表：
最近发表的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文献。
它确切地反映了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活中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并且清楚地指出了我国六亿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如何加强国家各项工作的基本方向。
我们国家机关正在根据这一伟大指示的精神来检查和改进我们的工作。
现在我向大会作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今春我曾把1956年的工作情况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过报告，这个报告已作为大会文件发给各位代表，我不再重复。
这里我着重把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01月至05月的工作和当前全国审判工作方面的情况向大会报告。
（一）
最高人民法院从今年01月至05月底，共受理上诉、复核等案件三百三十四件，其中刑事案件三百一十七件（反革命案件一百零六件，普通刑事案件二百一十一件），民事案件十七件。
这期间共结案三百二十三件，其中刑事案件三百零六件，民事案件十七件。
从本院受理案件的情况来看，今年01月至05月比去年同时期稍有增加，但反革命案件则已显著减少。
就全国情况来说，1956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刑事、民事案件的总数比1955年下降约三分之一，其中显著下降的是刑事案件，反革命案件下降达百分之四十以上。
1957年第1季度比1956年第1季度，民事案件略有上升，而刑事案件仍有下降。
这说明，在社会的大变动中，刑事犯罪和民事纠纷案件的情况，已有显著的变化。
犯罪的现象，在我们国家里，所以表现了减少的趋势，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国家胜利地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获得巨大的发展，使我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群众生活日益改善和政治觉悟日益增强；
同时，这也是历年来对反革命和其他犯罪作斗争取得重大成就的结果。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除处理刑事、民事案件外，还受理大量的不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的申诉。
就最高人民法院来说，从今年01月至05月底，即受理了来信申诉六千零六十六件，来访申诉一千二百八十四人次。
1957年头五个月的申诉比去年一年的还多。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
申诉所以这样多，主要原因还不是由于法院办案质量不高，而是由于申诉与上诉不同，当事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的案件，既没有时间上的限制，也没有审级上的限制。
从本院今年办结的部分申诉来看，原判正确、申诉没有理由的占绝大多数；
原判不恰当、申诉有理由的，只是很少数。
申诉中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申诉人对合理的判决，再三再四地缠讼不休，这不仅与判决的要求稳定性不合，而且妨碍生产。
所以目前申诉虽多，不能说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
现在有些人对申诉不加分析，认为所有申诉都是合理的，指责法院办案“一团糟”，这是根本不合事实的；
至于那种利用申诉制造是非，甚至不惜为真正的反革命分子“申冤”的人，当然是别有用意的。
最高人民法院对申诉是重视的，认真处理申诉，是对各级法院实行审判监督的一个重要方法。
对于申诉的处理，必须遵照“有错必纠”的原则，既要严肃处理申诉人的合理申诉，同时也须照顾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一切正确的判决和裁定的稳定性，制止那种无理取闹的行为。
（二）
刑事案件的下降，标志着我国犯罪现象的减少，特别是标志着我国国内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反革命势力已经基本上肃清。
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反革命残余和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很快就会完全趋于消灭。
如果有这样想法，那是很危险的。
同一切犯罪现象作斗争，继续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仍是我们人民法院的头等重要任务。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正如毛泽东主席指出的：
“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
我们知道，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仍将相当长期存在。
一方面，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目前仍在不断派遣特务、间谍进入大陆，进行破坏活动和颠复活动，并且企图利用我们人民内部的某些矛盾来制造骚乱。
另一方面，国内少数残余反革命分子、少数漏网的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还没有死心，他们仍在利用各种机会进行造谣、凶杀，甚至组织暴乱。
同时，在原来的剥削阶级分子中，也还有人伺机进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动。
我们各级人民法院，对此如果有任何放松警惕，麻痹大意，那将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
关于那些偷窃、诈骗、奸淫妇女和流氓集团等犯罪活动，就目前情况来说，在不少城市，特别是一些新建、扩建的工业城市，仍然比较严重。
这些犯罪分子中，有些是还没有完全肃清的恶习甚深的旧社会渣滓；
还有许多是受剥削阶级思想严重影响的腐化堕落分子。
他们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妨害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群众对他们非常愤恨，必须予以有效的制裁。
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司法部于今年05月发出了“关于城市中当前几类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指示”，责成有关法院依据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对上述犯罪分子给以法律制裁，继续同这类犯罪作严肃的斗争。
目前在农村中，抢劫、盗窃、奸淫妇女、杀人、放火等犯罪现象，有的地方亦时有发生，严重危害着农村社会治安和群众利益。
对于这些犯罪行为，各级人民法院必须予以严肃的法律制裁。
目前农村中较为普遍存在的，是贪污、偷窃、打架、哄闹以及侵犯人权等现象，但是，其中除少数是属于犯罪行为外，绝大多数是情节轻微而不能作为犯罪来看待的。
我们必须认识，目前存在着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以及其他矛盾；
特别是由于目前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是新建的，还不很巩固，社的财务制度和经营管理方面还有不少缺点，而有些农民的落后自私观念也还相当严重存在，所以在合作社内部也存在着不少矛盾。
许多问题，主要即是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而发生，并且一般是属于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和错误、缺点的改正问题。
因此，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分别不同情况，除对那些真正构成犯罪行为的，必须予以法律制裁外，一般应该是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加以克服，而不应该片面地强调惩罚的办法，即实行惩办主义。
在今年春季一个短时期内，曾有些法院把人民内部问题当作敌我问题来处理，或者在人民内部问题上，又误用惩罚办法来处理有些不构成犯罪的事件。
例如，有的对带头要求合作社清算账目而引起的群众哄闹，认定为“聚众骚乱，破坏农业合作社”而论罪科刑；
有的把说牢骚话、要求退社的行为，同破坏行为混为一谈；
有的对一些轻微殴打吵闹和一般群众性的迷信等行为，以简单的逮捕惩罚的手段来代替应有的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
这种作法，常常容易造成脱离群众和扩大人民内部矛盾的后果。
上述情况，经发现后，我们已唤起各地人民法院注意和纠正。
另一方面，也有些法院对情节严重的犯罪分子，甚至对应该法办的反革命分子，也片面强调教育，而不追究法律责任。
这种现象，自然也是应当纠正的。
（三）
由于我国的社会面貌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因此，在我们人民法院所审理的许多民事案件的性质内容上，也同上述许多刑事案件一样，发生了新的变化。
拿民事案件中占多数的婚姻关系的案件来说，如果说过去主要的是属于反抗封建性的婚姻关系问题，那末现在除了还有大量的束缚男女婚姻自由的问题外，同时，草率结婚轻率离婚的婚姻关系问题，在不少地区已逐渐有所增多。
在家庭关系问题上，目前在农村中，由于以土地为基础的扶养关系变为以劳动为基础的扶养关系，因而不扶养老人的家庭纠纷也较前增多。
再拿一般财产关系的案件来说，如果说过去很多是属于私与私和有些公与私的问题，那末现在由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属于公与私和公与公的问题已在增加，而私与私的问题，实际上又有不少是涉及公与私的问题的。
在农村中，土地所有权的纠纷已有很大减少，但在合作化以前的土地买卖、出典、抵押、租赁等，由于土地归集体所有而发生的纠纷还不少，其中比较多的是宅地、自留地、伙道等纠纷；
合作化以前农民买进生产工具的买价以及农民向银行、信用社所借的贷款，由于入社后而引起的清偿纠纷，也都不少。
这些纠纷所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许多不简单是私与私的问题，而是涉及社与社员，或者社与国家的问题。
这类问题，在城市中亦是存在的。
至于目前城市、农村中的一般合同纠纷，那就更多的是属于公与公的问题。
显然，民事纠纷是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而这些是非问题在法律上就是权利、义务问题。
人民法院对这些纠纷的处理，就是要公平合理地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并且用一定的强制手段来保护合法的权利和履行应尽的义务。
由于私有制度的逐渐消亡，社会新道德新风气的树立和发展，以及人民群众政治觉悟的日益提高，绝大多数的民事纠纷，甚至引起斗殴伤害而涉及刑事范围的一些纠纷，例如村与村、社与社发生的争夺湖草、柴山、荒地等打闹事件，都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因此人民法院对民事纠纷案件，应当从加强团结、有利生产的目的出发，遵照政策法律的规定，对可以调解解决的案件，尽可能采取调解的办法来解决；
只有对那些必须经过诉讼和审判来解决的，才依法判决。
由此可见，各地基层政权早经设置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有的称为人民调处委员会），是处理人民内部一般纠纷的良好的组织形式，它既可以及时地调处很多民事纠纷，减少群众的讼累，加强干部同群众的联系，也可以促进群众相互间的团结。
目前，某些地方认为农业合作化以后，人民调解委员会可有可无了，这是完全不对的。
加强这一组织和工作的领导，并吸收当地一些富有社会经验的公正的有威望的人参加，都是很必须的。
（四）
各位代表：
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届第3次会议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各专门法院审判了百万以上的案件，通过这样大量案件的审判，实现了国家付予它的对敌人实行专政和调整人民内部矛盾的职能，这对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合法利益，保护、发展社会生产力，保卫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继续建立和巩固等方面，都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由于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正确领导和监督，同时也与全体司法工作人员的勤劳努力和思想政治水平、业务能力的不断提高分不开的。
但是，必须指出，我们的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这主要表现在，对刑事案件的处理，有些法院由于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划分不清，对某些犯罪行为和一般的是非问题划分不清，因而错判案件和用压服方法的情况，还时有发生；
同时，对于有些应该法办的犯罪分子，错误地以为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给予惩办的右的倾向，也是存在着的。
对民事案件的处理，不少地方也有处理不当的现象。
至于办案的粗枝大叶和拖拉不及时的作风，在有些法院和有些审判人员中间，也还没有清除。
这些缺点和错误，都是必须彻底纠正的。
自中共中央号召党员整风后，最高人民法院的中共党员即开始整风的学习。
在这期间，本院的非党同事和院外关心我们司法工作的朋友们，对我党领导的司法工作提出了不少的意见。
这些意见中，正确的部分，有些我们立即采纳，已经改进或正在改进我们的工作；
有些因牵涉面广，正在考虑采纳后如何实行。
意见中也有我们认为不正确的部分，拟再加讨论。
现在有些右派分子，骨子里不赞成社会主义，不赞成人民民主专政，不赞成共产党领导，他们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幌子下，实际是向党进攻。
他们反对肃反，恶意攻击肃反的方法不好，不承认肃反的成绩。
他们这种荒谬的论调，周恩来总理在他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给予了明确的批驳，我不再多说了。
这里，我要指出，现在有些右派分子，对于我们过去进行的司法改革也是反对的。
他们认为司法改革是对旧司法人员“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而且认为现在司法工作搞得不好，就是由于过去错误地搞了司法改革，因此他们现在要“招魂”，就是要把那些过去的旧司法人员的“魂”招回来，让他们“上台”。
人所共知，司法改革的成绩是巨大的，它是我们建国初期，从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纯洁各级司法机关的重大措施。
应当说，正由于过去进行了司法改革，我们的人民司法建设和司法工作，才能取得现在的重大成就。
可以设想，没有那样一次司法改革，我们的司法工作要想使它符合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有人批评我们，审判员不应该都用党员，他们这样说是有意歪曲事实，为右派分子所谓“党天下”和“清一色”的理论找根据；
也还有人故意标榜过去旧司法人员的所谓业务能力，而批评我们审判员不懂业务，他们否定我们审判人员在工作与学习中不断提高自己业务水平的事实。
总之，这些论调，是与反对党的领导和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等等错误言论起共鸣的，我们必须予以彻底的驳斥。
因此，认真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认真开展整风运动和在政治上、思想上反右派的斗争，是当前各级人民法院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
只有切实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的精神，通过整风运动，大力纠正缺点、错误，同时彻底驳斥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才能进一步改进法院工作，使它更加适应今后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的需要。
各位代表：
在去年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上，部分代表提出的有关法院工作的两个提案，和根据视察结果提出的意见，我们都已分别研究办理。
这对改进法院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今年各位代表还要继续视察，希望对法院工作更多提出批评，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将表示热烈的欢迎。
（附图片）

钢的增产和党的领导
邵象华谈反右派斗争的必要和发展我国钢铁工业的途径
我完全同意国务院、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
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现在尤为必要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演和周总理的报告又一次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更好地辨别是非，认清前进的道路。
作为钢铁工业工作的一分子，我参加了讲演中所提到的全国钢产量在短短七年中从十几万吨提高到四百几十万吨的工作。
我理解钢产量的增长对于目前还是贫穷落后的我国的特别重大意义，也深切地体会到这巨大的成就是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克服过多少管理上的、技术上的、物质上的和思想上的艰巨困难才达到的。
我坚决相信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使我们能够达到已有的成绩，完成今后更艰巨的任务。
因此，前一个时期出现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葛佩琦等等对党诬蔑、企图推翻党的领导、退向资本主义的那些荒谬言论，是不能容忍的，我坚决反对。
这次社会上的反右派斗争对我有极大的教育意义。
回想最初在报纸上看到这类谬论的时候，我虽感到太片面、太夸张、太不符合事实而气愤，但当时并没能充分觉察出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危险本质。
这说明自己虽然几年来也学习了一些马列主义，但政治嗅觉仍然是很不灵敏的。
这是一响警钟，使我认识到加强政治学习、继续改造自己，树立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现在不但是仍然必要，而且更加必要了。
我要牢记毛主席辨别是非的六条标准，作为衡量自己和别人的言行的准绳。
鞍钢部分领导干部 缺乏踏实的工作作风
我还想就钢铁工业的一些问题提点意见。
党和政府经常号召增产节约、勤俭建国。
几年来我们鞍钢职工响应中央号召，在这方面是取得了成绩的。
例如，去年生铁生产比前年增加了35％，钢锭增加87％，钢材增加74％，四年完成了五年计划。
但检查起来，浪费的成分也还不少。
过去我们扩建的几个厂采用了可以说是国际的最高标准，其中有些东西现在看来是很可以节省的。
只举几个例子，有的厂房采用了机械化开闭窗户的装置，有些非生产建筑太考究了些，也有某些机械化自动化的生产装置在目前并非必要，可以留待以后添设；
在有的改建工程中对原有生产设备没有考虑充分利用，作了过多的拆除重建等等。
这些都使我们的基建投资增大，投入生产时间延迟，是不符合增产节约的精神的。
目前设计单位正在按照勤俭办企业的原则，对尚未建成的单位进行修改设计，我想这是非常必要的，而且相信可以省下不少钱来。
在生产方面，鞍钢的缺点也还不少。
我们由于设备事故、技术规程制度执行得不够好，以及技术水平低而造成的产量和质量上的损失还是不少的。
若干质量要求较高的钢材也没有能充分供应用户。
目前有一些定额指标同苏联的先进企业比起来还是落后的。
为了更好地实现增产节约，我觉得我们需要改进企业管理。
主要由于准备兄弟企业和本企业发展上的需要，目前鞍钢的机构是比较庞大的，人员多，各级领导干部也较多。
我想如果能很好分工合作，人多一些本来也并不坏。
但目前我们的部分领导干部（党员和非党员，行政和技术干部都有），比较缺乏一种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有时倾向于单靠号召、布置进行领导，而不是深入群众，和大家一起工作，用具体指导和自己的榜样来进行领导。
这样就不容易把工作真正作好，同时也不能提高群众和领导者自己的工作水平。
因此，从领导起树立一种更踏实的工作作风，我看是十分必要的。
党的整风无疑将使党员的工作作风更加改善；
我觉得非党干部也需要、甚至更需要切实地整掉自己的毛病，提高思想作风。
改进企业管理当然有很多内容，但我觉得这里谈的是比较根本的一点。
毛主席指出在三个五年计划或再多一些时间我国的钢产量可能发展到二千万吨或更多。
我们听了真是兴奋，而且将为超额完成这个目标而努力。
在迅速发展钢铁工业的道路中需要正确解决许多重大问题；
我想谈一下关于大、中、小型钢铁企业的配合建设问题。
为了解决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一批小企业是合理的
我国土地广阔，运输条件相对的差，因此在有条件的地点建立小矿山、小炼铁厂、小炼焦厂、以至小炼钢轧钢厂，来帮助解决当地对金属的急需，是合理的。
这样的企业可以采用简单的设备甚至手工业式的设备，基本上依靠地方的力量来建设，毋需占用多少全国性的设计、设备制造和施工等单位的力量；
而且由于面广，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就开始生产总数相当可观的铁和钢。
这种厂的缺点是一般不能利用低品位的矿，许多副产品不能回收，原材料及劳动力消耗大，因此总的来讲对资源的耗用是比较浪费的。
但如上面所说，为了解决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的需要，建立一批这样的小企业是合理的。
建设大厂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趋势，大厂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小厂
至于谈到永久性的、多多少少现代化的钢铁企业，那末每一个企业的建设规模问题都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对当前的和长远的利益加以仔细比较研究，才能够正确确定。
但作为一般原则，我的想法是，对于生产大量需要的普通钢材的钢铁企业来讲（这类产品当然占全部钢材生产的极大比重），应该根据条件（主要是资源大小）尽可能建立规模大些的企业，而在资源条件不够建大厂的地方应建立中小企业。
提出下面几点，作为考虑建厂规模的参考。
1．一般讲，每吨生产能力的基建投资，大厂比小厂低（设备很简陋的近乎手工业性的小厂不算）。
例如，苏联有人根据苏联现有各钢铁厂的资料得出如下关系：
年产一百六十二万五千吨钢锭的工厂，每吨钢锭生产能力的基建投资为百分之百，那么，年产二百三十万吨的，投资只要89.3％，年产五百四十万吨的，投资只要81.9％。
我国建钢铁厂较少，没有系统的比较资料，但冶金工业部出的冶金报不久前在一篇社论中说，办一个年产一百五十万吨的钢铁厂所需投资，可以用来办九个年产十六万吨的中小型钢铁厂，总生产能力相同，而投资还可节省一亿五千万元以上。
这和上列的情况是不同的。
据了解该社论所根据的实际例子并不是很适于比较的。
但即使确有这一亿五千万元以上的逆差，由于我们过去大厂的设计标准太高等等原因（鞍钢的情况前面已谈过），如果注意节约，充分利用国内设备，估计大厂要减少这样一个数目的投资是很可能的。
建议政府责成有关部门作出在我国建立不同大小的钢铁厂所需要的单位生产能力投资的估算，供今后建厂规划的参考。
2．大厂的产品成本低，劳动生产率高。
以1956年的实际数字为例，石景山、马鞍山、重庆等厂生铁的成本为鞍钢的一点一四至一点八二倍；
天津、唐山、上海、重庆的钢锭成本为鞍钢的一点九至二点五倍；
天津、唐山、上海、重庆小型钢材成本则为鞍钢的一点九至二点八倍。
（这些数字中包含了某些原料调拨价同成本之间的差别的影响，但这影响比重不大）在劳动生产率方面，鞍钢每个炼铁工人产铁量为上列各厂的五至二十三倍，每个炼钢工人产钢量为四至六倍。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巨大的差别并不是由于其他各厂工作作得比鞍钢坏。
恰恰相反，这些厂无论在企业管理上或在技术操作上都有许多地方比鞍钢作得好。
它们的成本高和劳动生产率低，主要是由于规模太小，以及小厂总是会存在的一些其他不利条件。
不难想像，大、小企业间成本和劳动生产率如此巨大的差别，对于国家的长远利益是有极大影响的。
由于一个钢铁厂建成后要工作很长时间，这一点是特别需要考虑的。
3．大钢铁厂的经济利益很大，因此尽可能扩大钢铁企业的规模，已经成为世界各主要产钢国家的鲜明的共同趋势。
例如，按1955年初的情况，美国生铁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七十和钢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七十八是属于一百万吨以上年产能力的大厂的；
西欧各国也在大力向此方向发展。
社会主义的苏联就更不用说了，它在制订第1个五年计划的极为艰苦时期就确定建立库兹涅茨克、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查波罗什、亚速钢厂、新塔吉尔等许多个规模最大的钢铁厂，直到现在也还在不断建立或扩建更大的钢铁厂。
他们的经验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4．过去我们建设大厂是国外设计，成套用国外设备。
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
但这样办当然消耗外汇较多，建厂时间也长。
现在，我们自己已经有相当的设计力量，同时也有国外的标准设计作参考，因此有条件更快而且更好地根据国内具体条件按勤俭办企业的原则来进行设计。
国内的机械制造业也成长了，极大部分的冶金设备已经可以自制。
事实上即使是最大的钢铁厂所需的设备，除有些最新机器及个别特大的或特殊的部件以外，我们的机械制造业是能够作出来的。
如果自制成套设备，只向国外订配自己所不能作的机器和部件，那末即使办大厂，由于技术问题而需要向国外订货的数量也是不多的，因此外汇消耗和交货时间都会比过去几年办大厂的情况大为减少。
反之，如果把一个大厂分成几个小厂办，那末总的机器设备重量按常理不是减少，而可能增大，又可能产生数量方面的新问题。
同时，把国内冶金设备制造能力集中于制作大量较小型的、较落后的设备，对于提高机械制造的技术水平是不利的，对于以后建立大厂仍将造成困难，可能会影响总的钢铁工业发展速度。
5．由于钢铁工业较宜大规模开发，同时工厂靠近原料基地有重大经济利益，所以各工业先进国的钢铁工业就地区上讲总是相当集中的。
例如，苏联钢铁工业集中在乌克兰、乌拉尔和西伯利亚。
美国四十八州中只东部三个相连的州就集中了全国钢铁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五十八以上，西德鲁尔区占全国百分之八十，法国在东北一角集中了百分之九十左右，英国三个集中地区也占百分之六十六以上。
我国钢铁资源分布较散，鞍山、武汉和包头三个基地相互距离数千公里。
现在已经探知的其他大的钢铁资源，分散在全国的各地区，也有条件作为新的大钢铁企业的基础。
这样，我们在许多地区陆续建立大钢铁厂，集中地区情况将远不如上述各国严重。
6．我以为发展我国钢铁工业的主要途径应该和其他各国一样，就是按照具体条件（主要是资源大小）尽可能陆续建立大钢铁厂。
继鞍钢、武钢、包钢之后，我们还需要许许多多其他的大型钢铁企业。
由于每一个大钢铁基地的建设都需要较长时间的复杂工作，我们不宜由于其他原因而轻易放松建立大钢铁企业的工作（勘探，设计，订货，设备制造，施工等等）。
我觉得任何一时期的放松，都会对以后的钢铁工业发展速度发生不利影响。
也要反对盲目地一律追求大规模
虽然如此，我们不但有大的铁矿资源，也有不少小的，如几千万吨、几百万吨或更小的资源。
它们不足以独立地维持大型钢铁厂，距离已有的或将建的钢铁基地可能也远。
在那些地点建立中小厂，就近利用资源，满足地方需要，也是合理而且需要的。
不但如此，钢铁工业中有些产品质量要求特殊而数量不大，本来就适宜于小规模生产。
因此盲目地一律追求大规模，是十分不对的。
甚至大型钢铁企业，为了提早开始生产和合理安排投资，一般也可以而且应该分期建设，并不需要从头起就规模很大的。
薄一波副总理在他的报告中指出，大型企业的建设要同中、小型企业的建设相结合，并且今后应该多建中、小型企业。
这对钢铁工业来讲也是正确的，而且特别需要正确的配合。
以上关于钢铁企业的规模的参考意见，虽然曾经和一些钢铁界的同志谈过，而且也吸收了他们的一些意见，但仍然是很不成熟的，提出来请代表们批评。

陈嘉庚建议从治标治本两方面克服官僚主义主席、各位代表、各位同志：
我数日来听过周总理及李先念、薄一波、张鼎丞、董必武、彭真诸部长、院长同志报告，完全同意。
本年02月政协会议开会前，毛主席曾召集政协委员，参加最高国务扩大会议，宣示以较长的定期进行整风运动，以达到实效目的。
并鼓励百家争鸣，人民可以尽量发言。
凡不平当鸣，不鸣则失毛主席美意。
这是解放以来政府励精图治，最为贤明豁达的措施，爱将鄙见胪列于后：
一、鹰厦铁路经过闽省矿区甚少，如龙岩方面盛产煤、铁、水泥石，为闽省有名矿区，若造一支路由漳平至龙岩不过五十七公里，不但矿产出路畅通，即闽南六七百万人口缺乏燃料，可得廉价的煤炭补救，免受每百斤柴二元多，贫民生活的苦惨。
我自两三年来叠向毛主席、周总理、全国人代会、政治协商会、国家计划委员会、铁道部请求及提案多次为民请命。
虽屡蒙许可，但久未实行。
最后去年周总理面告今春决定动工，兹亦已成泡影。
而南福铁路二百公里，既有闽江水运交通便利，铁路原非急要，乃免动声色去年便已开工。
闽北柴米价廉，地广人少，生活颇好，远胜闽南，均属省民，乃如此倒置，可见我多年屡次的呼吁，不敌党友一时的片言。
上峰虽有命令下属偏不奉行。
二、1953年高教部将厦门大学工学院及集美福建航专学校，学生共八百余人移并他省废止机构。
又令集美航海水产商科等校停止招生。
其理由为校地接近前线及毕业生出路缺乏，而福州及他省同业学校则增加扩大。
闽省前分为八区，人口一千三百余万，闽南二区约占半数。
由于地狭人稠，故多往海外谋生，在台湾者六七百万人，在南洋者五六百万人。
解放后海口被封锁，南洋各属许归不许往，工业缺乏，人口日增，人民生活困难到处多有。
上言高中等技术学校，均是优待学生免费，自停止后，在地及归侨贫生，只有失学赋闲流浪而已。
至去年政府拟十二年扩大技术教育，集美中等技术等校得以恢复招生，其他仍付缺如。
论理处在最前线民众，国家不但当一视同仁，尚应特加扶助，以鼓励海外同胞对祖国的热烈欢感。
三、这次整风问题，与前三反、五反不同，许时经济业务尚未集中，所有贪污弊端，多散在商工业界，政府严令警惕一下，不数月大收效果，能如此迅速者，为前贪弊之风，多由政治腐化的来，今既有良善政府，民众立即欢庆奉行。
毋须三令五申，长期宣传告诫，方克收效。
四、这次整风的主要，党员骄傲、内部矛盾、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需要改革与克服，我意骄傲和矛盾，一经政府严令警惕，或可如三反、五反的收效，独是官僚主义根深蒂固，大不相同，非但用命令告诫、口舌宣传所能奏效。
而今日全国经济物业集中，权威操在政府各部门少数人之手，利害较前更大，必须针对官僚主义，如此方克服得来，其他问题自可迎刃而解。
五、官僚主义系中国数千年的积习，病国蠹民莫不由此。
人民政府成立后，早经宣示要予革除，如在会议上指摘，在文书上传达，不啻三令五申，无年不有。
但效果甚微，甚或变本加厉，而领导传达之人，似负传达责任而已，自身未加检讨，故很难促使听者感化，因此官僚主义作风，旧者难改，新者又来，随时随地皆有发现。
这样积重难返之势，非徒用口舌宣传所能奏效，要认真革除，应从治标治本两方面办法入手。
六、治标办法，除宣传告诫外，各省应设查访机关，犯此风者即应免职，送往特设训练所或学校学习改造，结训后方得试用。
至治本办法，须从正规学校教育做起。
我国学校教育，系在半世纪以前仿效外国而设。
但执教者都从旧社会出身，积习相沿无所改变，这即官僚主义孳长的来源。
以我数十年接触所见，中国教师与外国教师作风绝不相类，乃知习俗害人，牢不易破，过去不正贻误将来，欲图改革，必由增新教育始，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官僚主义病源在于惰慢性成，自亦不知其弊者。
七、我在新加坡时，见有美国教会办的小学和中学，相距三四公里，有学生四千余人，多是通学，美人那雅兼长二校，往来工作颇忙，因捐款事常来晤谈，星期日亦有另开班级义务教授。
我次男即在该校读书，每星期日须上课二小时，全班学生三十余人，系那雅亲自授课。
1919年我回国筹办厦门大学，厦门有日人设立之小学旭瀛书院，其校长邀我参观，校内花木清辉，布置整洁，而所用校丁只一人，问其何能照顾如此周到，则皆学生出力来干。
所列山海动植物标本十余橱，齐整可观，由校长及两教员于星期日采集手制，皆非购买。
矿物标本三橱，系校长亲自各地采取，余山海数橱系两日教员采集。
这样自动性为社会服务，毫无官僚习气，若以我国学校论，可算奇迹。
1950年我至青岛，青岛市长告我，莫斯科为世界大城市，市内某处有树几株，其市长尚能默识。
青岛小市何处有树，彼深愧乃无所知云云。
这说明官僚主义的作风乃到处行政所公认。
八、集美学校背山面海，去山五六里，临海则近在咫尺。
潮水退时海滩露出数万亩，土质有沙有泥及半沙土等，穿皮靴、皮鞋或赤足均可通行。
捕取海产各种动物，各有季节，尤以牡蛎产期较长可延数月。
乡人就海滩插石为田，牡蛎附着繁殖，似此天然环境，勿说采取标本的围场，只谈新到境地，异风游玩亦任教者所兴趣，乃学校开办至今四十余年，前后教师不下数千人，多来自他省，欲求其上山下海一两次，不但百无一人亦恐千中无一。
教师保守惰性，足不出户率皆如是，这样起居若任职国家政务，难免其官僚主义。
而居教导学生之地位，沿代相传，所以官僚主义作风长出不穷。
我数次在校内讲话，常提到那雅星期教学及旭瀛书院师生动作之事以相勉，无奈听者藐藐，未见有何反响。
解放后我回国已七八年，在梓里颇常与党员及非党员接触，对于作事认真与自动性，亦常再三劝告，而效果甚微。
多受过相当教育忠实可任，其短处为当时在校内失勤敏动作课程的教育。
九、福建教育落后的情况。
当年只在福州办一中级师范学校，经十二年之久闽南小学毕业生尚无门可入。
每届招生仅于临考时，就省垣揭贴通告，凡所录取多数为有力者亲朋戚友的子弟，腐败情形不堪闻问。
我于1912年曾往参观，以全省唯一的师范学校，而学生仅有三百余人，我在南侨回忆录中曾纪之以寄慨。
1917年我在集美创办师范中学，校长教师聘自省外，或以发生事故，或以思乡念重，或以原校追回不能久于其职。
故只求平顺无事，不能望办如何出色。
时至今日未闻何处学校教育，有特殊精彩如先进国者。
这说明我国教育情况，尚在落后，要使它转移官僚的风气，必须切究病源把教育彻底改革才行。
十、教师学生或干部，下乡协助农民工作，如在农忙紧张时节诚是美举。
若在平时无关紧要，便往参加未免崇尚形式，追求虚名，以掩其放松本职，绝非实事求是之意。
解放后学校功课改革，教法改良，各科教材结合政治与实际，教师备课工作紧张，各情况较解放前有大大进步。
惟校内劳动工作，以养成将来习惯，则甚付缺如，课余或休假时候，都是学生自力活动最适当机会。
此时教师认为任务终了，分头四散领导无人，教育缺点莫逾于是，盖培养将来一个有用才干，国家费去无数金钱与期望，而结果造成官僚主义者。
我国自来学校教学只在书本上用工而已，故在治本方面不可不特别注意。
十一、外国人居住地方清洁，多由主人亲自洗扫，殷富之家虽有雇佣协助，亦赖主人指挥督促，不待污秽即予洁除，不断行之成为习惯。
如印尼荷人住宅，每星期家具房屋至少均洗净一次，墙壁窗户保持清洁如新。
新加坡欧洲人、日本人住所也是如此。
其所以不惮繁劳爱好清洁，非由本性生知，其祖国昔时污秽不洁，亦如我国一样，后为研究卫生住所必要清洁，欲使家家户户清洁卫生，必须责成学校教导学生实际劳动工作。
先进各国如欧美文化卫生发达，已在百年以上，日本亦近百年，先由学校实行领导，而后传至家庭，复借家庭协助学校，故不多年风化大行普及全国。
至今习与性成，民风好洁劳动毋须督促矣。
新加坡华侨学校，每学期由教育司派员视察卫生清洁两三次，殖民地教育原列为次等，故只视察清洁卫生，而不责教学劳动以养成习惯者。
我国负责教育机关，竟次于殖民地，终年未曾见有一人来学校查视者。
这是否全国一样，如公认为是，大家应如何注意？
十二、我国教育不振，根源由于师范学校之腐败，师资不得其人，则一切学校出身者底子已不端正，自然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
犹幸有中国共产党起来革命，正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教导全国人民努力学习，提高政治觉悟，乃有今日排除腐朽反动，树立人民政权之成果。
这次整风运动，自上而下地号召，自下而上地响应，长期激荡全面扫除，自能一变陋习革新风气。
惟症结所在，就是所谓官僚主义，欲加根绝，非一年二年口舌宣传所能奏效，必须从整肃学校教育做起。
学校之中尤以师范学校为主要。
师范学校为人民教师所自出，一个良好教师可以影响千百个学生，转移社会风气的潜力完全在此。
十三、中小学校亦系基础的教育，其重要亦不亚于师范。
要打破官僚主义作风，必先树立劳动观点。
课外劳动必须有教师领导，才有计划性，才能经常化。
但一般教师要他们于正课之外，兼负指导活动之责，恐难办到，如聘专人充任，或减少正课，使其兼担则有可能。
劳作项目，包括校内一切，上至窗户墙壁楼板，下则全校界地面，床橱桌椅校具花木水沟便所及其他一切，每星期至少一两次，挑水清洗扫拭，不避劳动不怕污秽，且须守恒不断，乃能收实效。
此种劳作可养成卫生清洁，作事勤慎认真及锻炼体力习惯，将来出校任事庶不失其本性。
通学学生，亦当令其参加家庭等样劳动，并召集其家长，告以整风之利益，家庭与学校须互相联系，方易收效，不可单靠学校云云，又三数月由学校组织视察队，巡视各生家庭一次，评比甲乙，公开表示。
中小学校这样整风，不但为官僚主义的治本，亦可使旧习惯等觉今是昨非，影响社会普及全国纠正颓风定可早收宏伟的效果。
十四、我国行政上公文书，习惯用印不重签押，更造成官僚的作风。
先进各国一般重视签押，不信用印，各机关对内对外来往文件，无论手写或印刷，必须由负责人签押才为有效。
由于责任关系，必经浏览一遍乃行下笔。
即他人代办之件，亦须代理人亲手签押。
如此则虚冒假借以及抵触错误等弊自可减少。
若只重印则易引起负责人懒于执笔的心理。
甚至印了就算，连看亦不一看，或竟以盖印为烦，乃交他人代盖，或外往暂时付托他人，竟以长期为便。
我曾亲见有人事已批行数月，自己尚不知道。
过去我国人文盲太多，自己姓名不能写，故多用印，不久文盲清除，应废止用印改用签押，这也官僚主义治标之一助。
十五、官僚主义弊端，为懈怠傲慢，任职而有此弊，虽清白不贪污，亦难免误国病民，例如高高在上，凡事皆向下面推诿，绝不自己动手，甚至连执笔签名亦假手他人。
凭用印章交他人代管，或一人数印，发出文件多未经亲阅，甚至自己尚不知情，所以弄权舞弊，轻率错误诸端，皆缘此发生。
又如坐在办公厅内，足不出户，外间实际情形，属下工作状况，毫无所知。
这样则下情不能上达，凡所措施脱离群众，加以缺乏虚怀，主观自满，动作寡少，体力薄弱，执笔尤怠，何能领导部属搞好业务。
十六、根本改造故须以学校教育为基础，使有实际劳动正常工作，恒务恒心，借卫生清洁不厌不倦，不致有一曝十寒。
若昔日留法勤工俭学，系法国人少，到处需人协助，工资有计时计日，虽家庭亦需用。
我国绝不同样，家庭甚少雇佣，农业自合作化组后劳力过剩，工业厂须有技艺无半工半读机会。
准此而言，学生要在校外工作到处碰壁，只有从校内勤劳，教师领导养成自身习惯，且可影响家庭社会，实事求是，作根本改革之办法。
若以我言为河汉，医不对症，徒劳无益，我深望政府或高明人士别筹良策，根绝官僚主义蠹国病民最大弊。
若仍保守前令，口舌宣传，文书告诫，只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党能够领导科学文教事业
许德珩的发言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即将胜利完成的前夜召开的。
在开会以前，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正式发表了。
这是照耀全国人民胜利前进的又一明灯。
我们对这一讲演进行了多次的学习，今后还要继续深入地学习，从这里吸取巨大的力量，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开会以来，听到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各项工作报告，我完全同意并拥护这些报告。
周总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根据毛主席讲演所提出的原则，总结了过去几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绩、缺点和经验教训，指出了我们继续前进的具体方针，肯定了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且严正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有力地捍卫了我国人民的利益，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加强了无比的力量。
右派分子妄图动摇国本、破坏宪法，全国人民绝不答应
中国共产党为着更好地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从05月初起，开展了党内整风运动，并且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
全国各阶层人民，包括民主党派成员在内，绝大多数本着爱党的精神，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提出意见，帮助党整风，改进工作。
党在整风过程中，贯彻了边整边改的精神，倾听群众的意见，提出了改进的办法，尽可能立即实行。
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何等大公无私，虚怀若谷，说明党和人民是如何的血肉相连。
可以预料，整风的目的是完全可以胜利达到的。
但是，在整风过程中，竟出现了一股歪风，右派野心分子利用整风的机会，向党猖狂进攻。
他们故意夸大缺点，抹煞成绩，把个别地方个别成员的缺点或错误，说成是整个党的缺点或错误，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并且捏造事实，肆意诽谤，把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中难以避免的某些缺点，或者个别成员作风上的某些毛病，说成是社会主义制度或人民民主制度的产物，企图达到他们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可耻目的。
他们说：
“‘党天下’是产生宗派主义的最终根源”，“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是无产阶级专政”，“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这不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
他们说：
“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工人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本质的差别”，“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这样用尽心机来美化资本主义，并且拒绝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这不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是什么？
右派野心分子甚至提出所谓“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等荒谬主张，妄想改变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用资本主义“民主”来代替社会主义民主。
他们中间某些人还疯狂地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共产党不来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右派野心分子各种反党、反对人民民主制度、反对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已经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
经历了千辛万苦获得胜利的中国人民，一定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保护领导我们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保护我们革命的胜利果实——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
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载入宪法，为全国人民所共同遵守。
右派野心分子妄想动摇国本，破坏庄严的宪法，全国人民绝不答应！
我们九三学社的同志也绝不答应！
右派野心分子应该知道，你们的荒谬言论只有台湾和香港的反动报刊在为你们喝采，把你们看作是他们的“志士”、“仁人”，要用一切力量来支援你们。
你们到底代表谁说话，为谁说话，这难道不是很明白吗？
人民的科学文教事业的领导权不容许侵夺
右派野心分子还散布各种荒谬言论来在知识分子中间寻找市场，向科学文教机关党的领导进攻。
有的人说：
党不能领导科学。
有的人说：
中国科学事业在解放后比国民党时代落后了，今后十二年不是赶上国际水平的问题，而是补过去十二年课的问题。
有的人认为科学事业不可能作出全国性的长期的规划，只能由科学家自发地、分散地进行。
他们更荒谬地认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存在是不信任中国科学家的表现。
有的人抹煞解放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的成绩，否定党对学校教育的领导，否定在学校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必要性，叫喊党退出学校，取消学校中的政治课。
有的人还提出了所谓“民主办校”的方案和“教授治校”的主张。
我们坚决反对这种破坏人民的科学文教事业的右派言论，坚决反对右派野心分子妄想夺取科学文教事业的领导权的可耻阴谋。
我们认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不但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也一定能够胜利地领导科学，领导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
事实上，解放后八年来我们科学文教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年代所不能比拟的。
这就是党领导的结果。
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对科学家和文教工作者给予无限的关怀、支持和帮助，使他们感到英雄有用武之地，感到自己的工作不但有意义，而且有力量，从而在工作中发挥了积极性。
新中国的科学文教事业，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假如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它究竟为谁服务？
是不是为资本主义服务？
那全国人民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一切爱国的科学家、教育家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我们九三学社的同志也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我们一定要遵照周总理在他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并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坚决的斗争。
目前右派分子各种谬论互相呼应，为敌对阶级张目，是显而易见的。
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充分的信心和力量来粉碎右派分子的一切阴谋诡计。
右派分子应该老老实实地向人民认错，诚实地交代问题，接受改造。
如果坚持反动的立场，抗拒改造，甚至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那么，他们将自绝于人民。
九三学社成员正同储安平、顾执中等右派的谬论进行斗争
在帮助党整风的过程中，九三学社绝大多数社员本着热爱党的精神，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
但在社员中，竟有储安平这样的右派分子公然发表了所谓“党天下”的谬论，来诽谤党的领导，并且窜改了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的政治方向，使这个报纸曾经一度变成为资产阶级的报纸，成为右派野心家反党的工具。
还有顾执中发表了诬蔑我国法制、诬蔑人民日报以及其他荒谬言论；
另外，各地区也还有社员发表了某些错误言论。
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我们放松了对成员的思想教育工作；
由于我们的政治嗅觉不灵，对于右派思想和各种错误言论失去了应有的警惕，这是非常痛咎的。
现在，九三学社已经开始社内整风，绝大多数社员都以很高的热情投入了整风运动，对右派分子和一切错误言论正在进行着坚决的斗争。
但有的同志对整风的重大意义还认识不足，因而斗志不够旺盛，甚至或多或少地表现右倾情绪。
我们要认清这一次反右派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必须坚决地站稳立场，积极地投身战斗。
我们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这几年来经过学习和改造，已经有了一定的进步，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但毋庸讳言，在很多旧知识分子头脑中，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我们有些人对于民主集中制还不是那么容易接受，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还不是那么习惯，对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进行自我改造也还有松劲思想。
当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时候，我们必须克服这些错误思想，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积极地、认真地参加社内整风，同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论划清政治和思想界限，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严格地检查自己的思想，进一步提高自己。
同时，继续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以克服缺点，改进工作。
我们相信，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全国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将进一步提高，我国人民民主制度将获得进一步的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我们九三学社全体同志坚定不移地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永远尽忠于社会主义事业。
（以上代表发言稿的标题和插题都是本报编者加的）

关于提早出版时间的启事
人民日报、大公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通讯社、北京市邮局联合启事
最近一个时期，报纸的出版时间很晚，严重地影响了邮局送报和读者看报的时间。
为了使北京市区（城内及关厢）读者能在八点钟左右读到报纸，并使外埠报纸尽可能赶上最早的一班火车，人民日报、大公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通讯社同北京市邮局开会协议：
从7月05日起一律提早出版（四点钟以前开印），并从7月01日起试行。
为此，各部门如有急于要在第2天见报的稿件，从7月01日开始应一律于夜十时前发到各报社和新华社；
新华社发给各报社的稿件在夜十二时半截稿。
超过以上时间的稿件，一律推迟一天发表。

右派分子的话为什么和地主的话差不多
张会亭用实例驳斥“农民生活不如从前”的瞎话
我是安徽省颍上县淮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主任，讲不好话，只能有啥说啥，讲一点农村的实际情况。
俺们淮北是个老灾区，解放以来八年天灾，俺们农民在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得到了翻身，战胜了严重的灾荒，生活虽然还有困难，但和解放前比起来真要强十万八千里了。
解放前，反动政府是根本不管人民死活的，1931年大水灾，很多农民逃荒要饭，妻离子散，俺们陈屯村一百六十三户就逃荒六十八户，卖小孩子九个，卖老婆三个，因饿、冻死亡十七个。
解放后，1954年的水灾比1931年还大，但是有共产党、人民政府领导俺们生产自救，有国家的大力支持，俺们全村没有一个逃荒要饭的，更没有一个卖老婆、卖孩子和饿死、冻死的，就连那三个卖老婆的，除了一个年纪较大的未找外，另外两个在解放后都又找到了老婆成了家。
群众说：
“共产党、人民政府比爹娘想的还周到，吃的、穿的、烧的、住的、食盐、医药、牲口草料、种子肥料都帮助到了。”
没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要战胜这几次大灾荒是不可能的。
这几年俺们不单是战胜了灾荒，还大大提高了生活。
拿吃的来说，解放前俺们贫苦农民年年断粮，吃糠咽菜，逃荒要饭的糊日子；
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粮吃，还能吃到精米细面，困难户都得到了救济，鳏寡孤独没有劳动力的都实行了五保，今年过春节时家家都有鱼有肉，这在解放前那有过呢！
拿穿的来说，解放前全村有二十多户没有被子盖，九十多人冬天靠钻草窝，五十多人赤皮露肉，冬天穿不上棉裤；
现在家家都添新被子，人人都添新衣服，妇女、小孩还穿花衣服，“补钉山”的衣服已经看不到了。
拿住的来说，解放前俺村有四十多户农民没有房子，有的只有一个小草庵子，上不遮雨，下不挡风；
现在家家都有了房子，贫农陈国钧家六口人，过去借住人家半间草庵子，现在盖了三间新堂屋，还有一间锅屋。
拿文化来说，解放前全村只有二十六个地主、富农的孩子上小学；
现在全村在小学、中学、冬学、夜校学习的共有二百六十多人，打过长工要过饭的也都能学文化了，有的全家都识了字。
过去农民生病没有钱治，“小病拖，大病等”；
现在都能得到医治，今年02月俺社有一半人得了流行性感冒，政府派了二十多个医生连夜抢救，重的送进医院，90％都得到免费治疗。
再拿粮食统购统销来说，给俺们贫苦农民带来的好处真是说不尽。
过去地主、富农、投机商人囤积粮食，抬高粮价，放高利贷，“驴打滚”的利息，麦前借一斗杂粮，麦后就要还二、三斗小麦，农民明知吃亏也要借，很多人被剥削得抬不起来头，翻不过来身。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政府掌握了粮食，对缺粮户保证供应，粮价稳定，那些地主、富农、奸商再也不能乘机剥削农民了。
以上就是俺们农民生活变化的情况。
当然在农村里也有些人生活下降了，这就是那些过去靠吃剥削饭的地主、富农，就这也是少数的，凡是经过改造努力劳动的，也都可以和一般社员得到同样的收入，有些劳动力强的收入还要多些。
下面再谈谈俺社的生产情况。
俺村在1952年就办了初级社，1955年秋转为高级社。
过去俺们贫苦农民缺少耕牛、农具，播种不能及时，抗灾力量很小，“种在地，收在天”，生产没有保障。
现在入社后，土地、劳力、耕畜、农具都统一安排，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就能够集中力量，抓住时间，因地因时制宜的搞生产，去年秋季俺社把种旱粮不能保收的洼地改种水稻三千多亩，其他庄稼也都种的及时，社员们又积极努力防灾抗灾，所以虽然受了内涝和台风灾害，还比1955年秋季增产两成五。
另外，社里还大力开展了各种副业生产，种植瓜、菜支援城市，增加社员收入。
大家都说：
“组织起来力量大，受灾也不怕”。
今春俺们又进行了整社，解决了社里存在的一些问题，实行了包工包产，超产归队，减产赔偿，更大大地鼓励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夏收夏种时大家都是起五更睡半夜，争先恐后的干，为了抓住时间播种，有的生产队还组织了人拉犁。
估计今年午季比1955年丰收年成还要增产三、四成，秋季如不发生大灾，也一定可以增产。
不久以前，我到阜南、霍丘两县视察了九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们的庄稼也都很好，社员的生产情绪都很高，干部在今春整社后都能和社员一起参加生产，工作上虽然有的有些缺点，但都经常开会，发扬民主，让群众提意见，及时进行纠正。
总的说，在俺们沿淮一带，今年不单是生产比去年搞的好得多，农业社办的也比去年更好更巩固了。
来开会前，俺们插秧时，读报员读了报上登的章伯钧等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说俺们农民生活不如从前的消息，听说这些人有的还是中央人民政府的部长，当时俺们听了都很气愤。
这次来开会经过省农业厅时，有个张节副厅长也向我说：
农民生活太苦，“三改”改坏了，干部压迫群众等等。
我不知道像这些大干部为啥都不看事实讲瞎话？
为啥和那些反对俺们翻身农民的地主、富农说的话差不多？
俺们农民是坚决反对这些反动言论的，俺们坚决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路，任何人要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俺们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第1步和第2步
——人代会上听薄一波副总理报告
本报记者　张沛　陆灏
怀仁堂内，麦克风送出了一阵高昂的话音：
“我国基本上已经能够用自己制造的设备，建设自己的电站、采矿企业、中型冶金企业、金属加工企业、化学工业企业和轻工业企业了。
我国已经开始用自己制造的机械，装备自己的运输部门、农业部门和加强国防了。
我国也已经能够用自己生产的金属材料，来满足规模不断扩大的建设事业的大部分需要了。”
这是薄一波副总理在他的年度经济计划报告中所说的一段话。
这些话是这样的朴素和明了，但对于我们古老的祖国来说，又是这样的壮丽。
把我们已有的成就拿出来和世界上先进的水平比一比，我们说，这还是落后的。
然而我们过去更落后。
现在我们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上，只是跨出了第1步，但这是重要而有力的一步。
然而仅仅是为了争取实现这第1步，我们付出了三十多年艰苦斗争的代价。
这天，恰好是7月01日。
三十六年前的今天，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上就开始了这一步的准备工作。
现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大厦的初步基础已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每一个建筑工人都了解基础对于整个大厦的意义，社会主义的高楼就将从这里升起。
坐在这个大厅里的一部分人民代表，是经历过多次革命暴风雨的老战士。
现在，他们的心情是很容易体会得到的。
在这灯火通明的怀仁堂里，也许有人会忽然想起当年在湘鄂赣边区或者太行山麓的某一个夜晚，当那盏用棉花作捻子，光度微弱的豆油灯，把自己的眼睛熬得通红鼻孔熏得乌黑的时候，那时也曾经向往过：
“如果我们有了电灯是多么幸福啊！”
现在，我们不仅有了电灯，而且薄一波同志刚刚在台上讲到在今年试制的新产品中，有七万二千五百瓩的全套水力发电设备和二万五千瓩的全套火力发电设备。
没有人计算过这样一台大型发电机，将等于多少万盏豆油灯的光度。
然而革命的老战士们，会从这种发电机上，想起我们已经走过的道路和未来的前程。
在这个大厅里坐着一些佩带将军肩章的代表们，他们会想起就在没有多久以前的那些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我们的战士在一个晚上，要用两只脚走完一百二十里甚至一百五十里路。
用步行战胜敌人的机械化，人类意志所不能达到的事情，我们达到了。
我们不会忘记这种场面：
战士们咬着牙、瘸着腿、迈着浮肿的双脚，在黑暗里，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坚持走下去，走下去就是胜利！”
没有人哭泣，没有人掉队。
当时也未尝没有人这样想：
“如果我们也有汽车，我们就可以更快地更多地歼灭敌人！”
现在我们开始有了大批自己制造的汽车了。
这些汽车，在为城市运送粮食、棉花……，为乡村运送农具、肥料、自行车……。
老战士们，今天为国产的汽车骄傲，然而他们没有忘记，在昨天：
战士们的双脚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有着多么重大的关系。
就在这个大厅里，还有很多这样的代表，他们和旧社会打了大半生的交道，他们非常熟悉旧社会。
今天他们在新社会中生活了七年多，他们发现这个社会比旧社会要强过一百倍。
这些人中很多是和祖国的建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工程技术人员。
薄一波同志在报告中说：
我们今年的原煤生产将达到一亿一千七百多万吨。
没有人比河北省代表王德滋更熟悉这个数字的意义了。
这位煤矿设计院的总工程师对记者说：
旧中国从1890年创办第1个近代煤矿——萍乡煤矿算起，一直到1949年的整整六十年中，原煤生产的最高水平是六千三百万吨。
而我们在短短的五年中，把煤的产量提高将近一倍，这在旧社会是不可想像的呵！
王德滋代表从煤的产量上，看出新社会和旧社会的分野。
这是真实的，每个正直的人，均将从自己的实践中，来认识、相信和热爱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即将在我们手下筑成了。
在向工业化进军的道路上，我们赢得了第1个战役。
我们即将跨出第2步。
然而我们切不可在巨大的胜利中疏忽了缺点和错误。
我们为了胜利付出代价，我们也为缺点和错误付出代价。
薄一波副总理在报告中告诉大家：
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额多了十五亿到二十亿元；
银行贷款多了几亿元；
新增的职工超过计划过多了一些；
一部分人的工资增加得多了一些；
教育事业计划的招生指标有一部分定得过多了……。
这样就引起了某些物资供应的紧张，带来了某些困难和不利的影响。
这些就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为了这些缺点和错误，我们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可以不付这些代价吗？
那是不行的。
我们付出了代价，就取得了经验。
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这些经验。
1956年，我们从实际生活中至少明白了这些道理：
建设规模扩大必须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相适应；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和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相适应。
而要在我们这样六亿人口经济落后的大国里建成社会主义，必需采取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战略方针。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的话应当牢牢记住，“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
应当说，我们在1956年所付出的代价，和我们的空前巨大的成就比较起来，是很低的。
由于我们付出了这一点代价，取得了经验，1957年我们仍然前进得很好。
今年，绝大多数的产品要比上一年增长10％；
有一半以上的产品增长15％以上。
拿钢来说，今年要比去年增长11.7％。
和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和英国比较，这样的速度也是最快的。
从1949年到1955年，每年钢产量的平均增长速度：
美国是6.9％；
英国是4.1％。
在1957年，我国钢的产量将从1952年的一百三十四万九千吨增长到四百九十八万七千吨。
从一百万吨到四百万吨，并不是一段简易的路程，这一段路程在美国是走了十七年，英国和德国都走了二十三年，法国走了四十八年，而我们只用了五年的时间。
农业在1957年也将继续获得很大的发展。
农业生产的主要环节——粮食的生产，1957年比上一年增加了一百七十亿斤。
年岁大一些的人都会记得，解放以前，我们的国家是经常要买外国的洋米来维持自己的生机的。
据1927年到1930年的统计，平均每年进口的粮食是一百十五万吨。
到了1931年以后，我国更成了美国剩余小麦和面粉的倾销地。
到了全国解放的那一年，粮食产量下降到只及抗日战争前的全国粮食产量的一半，但是，从1949年到1952年，新中国只用了三年时间，把粮食的产量恢复到超过战前的最高产量。
而像这样的经过多年的战争创伤之后的恢复工作，在外国都要花去很多年的时间，法国是经过了十一年，粮食产量才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的。
按照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今年粮食的产量将要达到三千八百二十亿斤，粮食的产量在1956年就已经超过了第1个五年计划的指标。
我们已经跨出胜利的第1步，现在我们正积极准备第2步——第2个五年计划的强大进军。

野心家们不要忘记
工人阶级会举起铁锤
右派分子企图把人民内部牙齿与舌头的矛盾，说成是对抗性的矛盾，硬说要敲去牙齿，割去舌头才能解决，这是有心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工人和共产党是一条命、一条心，就像牙齿和舌头一样不可分。
如果有人企图敲牙齿、割舌头，反社会主义，我们工人阶级会举起铁锤来和他们拼。
朱顺余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的报告。
对1956年取得伟大的成就，我们工人感到无比的高兴，我们工人完全有信心超额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任务。
特别是在预备会议期间学习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给了我无限的勇气和力量来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就完全没有缺点了。
我今天首先对政府工作提几点意见。
第1，像我们厂在改建、建设中，从上到下多存有社会主义建设样样要好、多用点钱无所谓的思想，特别是对非生产性的建筑，标准过高了一些，造成若干浪费现象。
我看北京的建设也有点同样味道。
我还觉得领导我厂的第1机械工业部和有关局的领导人，工作不够深入基层，对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估计不足。
比方说，按照上海汽轮机厂技术设备和生产能力，只要略加措施并修改部分图纸，就能够制造五万瓩汽轮机，我们厂的印总工程师曾积极建议过，四局领导上曾表示可以考虑，但具体的支持还很不够。
另外在汽轮发电设备、产销平衡工作方面也有缺点。
像上海汽轮机厂的年产能力，造中、小型汽轮机能达到五十万瓩，但今年的生产计划一共只有十四万三千五百瓩的任务，我们厂感到吃不饱。
按照第2个五年计划的初步意见，国内订货的汽轮机，只占全部需要的一半不到，我们和哈尔滨汽轮机厂生产能力再多供应数十万瓩也没问题。
在目前国家缺少外汇的情况下，应该让国内多制造一些。
现在电力工业部向国外订货多了一点，是否电力工业部对国内制造汽轮机还有点不大放心呢？
他们是否认为国内的汽轮机技术上可能有问题或者价格太高呢？
我们局和厂里认为，技术上目前已可以保证，成本也是可以逐步降低，现在我们造的六千瓩汽轮机的成本，已经比国外买的六千瓩汽轮机的售价低了。
希望电力部多拉回一些国外订货，使我们工厂不致造成多抽工人学习的情况。
当然，我不是在替我们厂在人代会上拉生意，我主要反映计划不合理情况。
第2，第1机械工业部所属各局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做得不够好，造成了一些浪费。
像按照上海汽轮机厂的炼钢能力，今年可以增产四百吨钢左右，但因上海第1机械工业部第4机器工业管理局所属各厂，所需要的钢材已经够了，叫我们厂也不要增产了，而同一个部其他局，所领导的厂都因钢材不够，要到外地去买，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又如去年10月11日，四局给我们厂发来一个通知，要我们厂在下半年内招收工人和艺徒三百名，我厂劳动科觉得很奇怪。
事实上我们厂第1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已经在去年05月份完成（我在上次人代会上也谈过），第2个五年计划的任务还没有下来，当时生产任务已经不足，人数已经过多，这种情况局的计划单位是知道的，局人事单位却还要我们增加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
还有部局到基层机构重叠，公文转来转去，手续繁复，给工作带来许多不便。
像某些事，厂长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了层层负责，处处审查，等上级批下来已过了几个月，造成工厂等公文而影响生产，希望上级机构把可以下放的权力放给基层，使工作切合实际。
第3，我对领导上处理艺徒也有些意见。
当然，有少数学徒受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不很好勤学苦练，不尊重老师傅，闹待遇，讲享受，但我认为领导上思想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好也有责任。
比如在动员艺徒学技术时，不从政治思想上教育，却爱说什么学了多少时间就可以升几级技工等等，事实上做不到。
许多艺徒反映：
“我们原来认为学做技术工人很光荣，知道学技术很困难，听了动员报告原来这么容易。”
这不是助长了艺徒到了时间只讲升级、不专心学习技术的思想吗？
虽然目前已经改正这种做法，但已经留下了一些不良的后果。
同时，报纸宣传也有缺点，比如有种报纸上登着某某厂二十七天培养出一个三级电焊工的消息，这也是不切实际的。
我希望党、政、工、团领导人继续加强对艺徒实事求是的思想教育，教育青年一代的工人，切实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
以上我所提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我们国家在前进中的问题，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缺乏经验所造成的问题，是完全可以通过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的。
如果有人看到一些缺点，就认为我们的国家漆黑一团，认为共产党不行了，社会主义不好了，这是极其荒谬的。
他们说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只有他们好。
他们企图把人民内部牙齿与舌头碰头的矛盾，说成是对抗性的矛盾，硬说要敲去牙齿，割去舌头才能解决矛盾，这不是有心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吗？
我觉得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就看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看的。
比如说，现在人民生活还是好、还是不好呢？
我们工人认为比从前好得多了。
解放前我们工人穿不着一件像样的衣服，住不着一间像样的房子，在工作时还时常担心失业。
我在解放前，失过业，踏过三轮车，踏到的钱同出租车子的小资本家四、六拆账，拼死也吃不饱肚子，在那时我的爱人肚里有小孩要吃白米饭，但没钱怎能吃白米饭呢？
只好到姑母家借五斗米，踏来的钱买点蚕豆放进点米一起烧饭，她吃蚕豆少一点的饭，我吃大部分蚕豆，我出去踏车子买点麸皮，做成麸皮饼当饭吃，在那时谁关心过我们的生活呢？
现在我们的工资比过去提高了，生了病有病假工资，老了有退职金，死了也有人料理善后，在车间里生产，热天有风扇降温设备，冬天有火炉，我们认为生活比从前好得多，但是，有的右派分子却像在代表我们讲话，说工人生活没有提高。
解放前我们没有听到他们说工人苦，现在为什么他们倒替工人诉起苦来呢？
拆穿来看，臭得很，原来他们在挑拨工人群众同党和政府的关系，替资本家诉苦罢了。
他们挂的羊头，卖的是狗肉。
如果现在站在资本家的立场来看今天的生活，他们中间有些人会感到不如从前。
身为人民大学讲师的葛佩琦是这些人的好代表。
他说，买不到猪肉，不能说人民生活提高。
过去买猪肉是不要排队的，经常吃得起肉的是谁呢？
难道还要多说吗？
当然我并不是说，今天工人生活水平已经很高了。
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只能随着生产的发展慢慢提高逐步改善，不能一步登天。
有人埋怨工厂里没有游泳池、溜冰场、跳舞厅等，这些要求在目前是不切合实际的。
而且就是将来，也不是每个工厂都要有个游泳池、溜冰场、跳舞厅的。
这个道理也很明白的。
又比如有些工人闹事，我们认为这很不好，受到损失的是国家和人民。
但是有些野心分子就认为闹事很好，甚至主张到基层中去大放大鸣，煽动群众闹事，企图造成群众与政府的对立，他们来捞一把。
我们工人决不会上当。
我们工人和自己的党、自己的政府是一家人，我们有意见会向党和政府提，决不允许野心家到我们中间来捞取政治资本。
右派分子不要党的领导，否认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这是有爱国心的人都不能同意的。
且不说我国已能制造汽车、喷气式飞机等成绩吧，就拿我们汽轮机厂来说，过去中国连修汽轮机都要送到国外去修，现在我们不但能修汽轮机，还能造六千、一万二千、二万五千瓩的汽轮机，就是五万瓩的大型汽轮机，我们也在准备制造了。
我们厂原来设计能力是每年生产汽轮机二十七万五千瓩，现在能达到五十万瓩。
设计时最大能造一万二千瓩汽轮机，现在准备造五万瓩。
试问，这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吗？
这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吗？
归根结底，看问题、说话要看站在什么立场上，如果站在人民的立场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事情就好办，问题就好解决。
我们工人和共产党是一条命、一条心，就像牙齿和舌头一样不可分开。
如果有人企图用敲牙齿、割舌头，反社会主义，我们工人阶级会举起铁锤来和他们拼。

为“广东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谬论寻找证据
罗翼群下乡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
到处陷入群众重围，只得临阵狼狈溜走
本报特约新华社广州1日电新华社记者许实报道：
广东省资产阶级右派代表人物、省参事室副主任罗翼群，利用“视察”的名义，正在广东省兴宁、平远、蕉岭等县疯狂地煽动学生、农民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到6月29日为止，罗翼群虽然受到当地群众的猛烈回击，但是他的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还没有因此而全部停止。
罗翼群自从利用大鸣大放的机会发出所谓“广东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谬论，接连受到各方面猛烈的回击以后，他便借“视察”名义，到他的家乡兴宁县以及平远、蕉岭等县去找“饿死边缘”的材料。
他对此行的动机解释说：
“农村大部分人对共产党不满，干部和群众关系很坏，有不少人给我写了信，我要把它带到广州去，准备痛骂驳我的论点的人。”
但是，罗翼群自6月11日离开广州到29日为时十九天的“视察”活动表明：
罗翼群不仅向当地的被管制分子、被斗垮的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以及一些可疑分子去搜集“饿死边缘”的材料，并且进一步煽动当地学生、农民进行反对党的领导的活动。
罗翼群在平远县八尺乡曾召集当时正在赶集的二百多人，发表煽动群众的演说。
他说：
现在山区粮食生产水平比过去低很多了，农民还有什么生产积极性？
我发表过“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文章，我说农民现在很苦，我很同情你们，你们看看是吗？
没得吃，饿到病，没钱医，就会饿死人的，这不是到了饿死的边缘吗？
他又跑到那个乡的肥田社对社员们说：
共产党重视国计，不重视民生，征粮过重，税收过多，农产品价格不合理，农民可吃什么呢？
罗翼群自兴宁县到平远县的途中，又在黄陂圩向群众发表演说。
他说：
我是民主人士，什么也不怕，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我反映，也可写信到我住的旅社去。
罗翼群到了他的家乡兴宁县龙田乡，又动员了他的亲房串连了一些人开了两次会，来搜罗“饿死边缘”的材料。
24日，罗翼群钻到学生、教师的队伍中了。
他跑到蕉岭第2中学
“视察”。
一到学校，便开口问：
“你们老师吃粥还是吃饭？”
老师说：
“我们吃饭。”
他紧接着问：
“那么是两饭一粥吧？”
老师们又说：
“三餐都吃饭，在学校住宿的学生也吃三餐饭。”
罗翼群还在学校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向学生说：
“平远县的学生反映，旧社会毕业即失业，现在毕业也是失业。
嘿嘿！
复员军人也一样回家生产，嘿嘿！”
罗翼群的这些活动受到平远县地主刘菊秀、被管制分子林禄如之流的喝采。
林禄如对罗翼群说：
“先生发表的广东农民接近饿死边缘一文，我很同意。
我县人民都很拥护。”
在罗翼群到过的兴宁县笃陂乡，已经发现了“打倒共匪”、“农民已到饿死边缘，行动起来打倒共匪的时机成熟了！”
这样的欢迎罗翼群的标语。
但是，罗翼群的反共活动却引起了当地广大群众的义愤。
罗翼群在蕉岭县的五天当中，他就完全陷入了当地农民、学生、职工的重围之中。
24日，蕉岭县第2中学教职员和学生在座谈会上向罗翼群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
“你为什么要说广东人民接近饿死的边缘？”
25日，第2中学又派出了代表几十人远行三十多里路到县城邀请罗翼群座谈，准备继续驳斥他的谬论。
但是被罗翼群拒绝了。
学生们又派出代表到他的住地拜访。
这些行动却激怒了罗翼群，他大声地说：
我不回答饿死边缘问题。
26日，除了二中师生外，又加上了机关职工、蕉岭一中老师，他们一起邀请罗翼群举行了五小时的座谈。
罗翼群没有办法为他的谬论开脱，就说：
“我说饿死边缘指的是城市并不是农村，是指全国不是指你们这里。”
28日，蕉岭城里又燃起了反击右派的怒火。
农民、学生、职工一千多人在文化馆举行座谈会。
会上，发言人一个接连一个驳斥罗翼群的谬论。
农村妇女萧永玲说：
我村北方农业社第1生产队有三十四户，解放前大家吃“猴头”、糠粄，吃不饱，穿不暖，解放后虽然受几次旱灾，也没有饿死人，而且每年都能宰两条大猪。
萧永玲质问罗翼群说，你的“饿死边缘”的根据在那里？
蕉岭二中教师钟广荣说：
罗翼群是站在反动的立场，假借关心群众生活为名，企图煽动人民反对共产党。
到会的代表都一致表示：
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过幸福的生活，表示要更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罗翼群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狼狈地说：
“在蕉岭没有到饿死的边缘，绝对没有。”
29日清晨，罗翼群便偷偷地离开了蕉岭。
这个曾经当过伪南路行署主任的罗翼群，在广州解放前夕举行的一次“纪念周”上，曾对着孙中山的遗像放声大哭，骂孙中山先生没有眼光，错用了蒋介石以致不能消灭共产党。
解放以后，他在自传里还称蒋介石做“蒋校长”、“蒋总司令”。
直到今年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时，还公开称蒋介石为“蒋先生”。
今年06月05日在省人民委员会座谈会上，他又以“为农民请命”者自居，说税收过重，农民生活苦，要共产党“轻刑罚、薄税敛”，力图暗示“民不聊生”，以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

人大代表继续分组讨论
揭发章伯钧黄绍竑罪恶历史
章乃器在小组会上态度依然蛮横无礼
据新华社2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今天上午分组讨论。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章伯钧、黄绍竑等继续受到代表们的批判。
在广西、安徽两省的代表小组会上，代表们揭露了黄绍竑反党反人民的罪恶历史和章伯钧在政治上一贯的两面手法。
曾经同黄绍竑在战场上斗争过二十多年的广西省代表黄荣，最熟悉黄绍竑的反党反人民的罪恶历史，今天他在小组会上说，黄绍竑在一个恶霸地主家庭长大，在广西他以残暴闻名。
1927年04月黄绍竑到南京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清党会议，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当天早晨，黄绍竑在南宁逮捕了九十名共产党员加以杀害。
从这一年的4月到9月，黄绍竑在广西各地逮捕了成千上万的人，其中包括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进步群众，惨酷地加以屠杀。
黄荣说，1927年红军南昌起义后，黄绍竑起先派出他的一个师去攻打贺龙和叶挺将军的部队，后来黄绍竑又自己率领两个师兵力去攻打贺龙和叶挺部队。
黄荣还愤怒地指出，在1941年，黄绍竑曾同顾祝同合谋过皖南事变。
黄荣指出，黄绍竑过去是一个血债累累、坚决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分子，解放以后人民宽恕了他，给了他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但他却继续反党反人民。
他说，黄绍竑今天回头还不晚，只要深刻检讨，老实交代，人民还是会给他一条出路的。
广西民族学院副院长韦章平说，大家知道，解放以前广西的土匪是很多的，这对人民生活是一个重大的威胁。
解放后经过镇反和肃反运动后，广西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空前安定的社会秩序。
可是黄绍竑不愿意看到这些，他在广西视察时专找岔子，说这个斗错了，那个反革命分子处分重了。
他对几年来广西省取得的伟大成绩一概闭眼不看，充耳不闻，这是为了什么？
黄绍竑面对这些事实，不得不承认他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他的言论像毒素一般散布在社会上，对此，他感到“十分不安”。
黄绍竑承认他的思想是反动的，他的行为“是在向反对的方向走，越走越远，越走越反动”。
代表们认为他的检讨仍然空洞，仍然缺乏彻底交代革心洗面的决心。
在安徽省代表小组会上，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周新民揭发章伯钧在政治上一贯耍弄两面派的手法。
周新民说，章伯钧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伪装进步，和当时在重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很接近；
但暗中和青年党的关系却很密切。
1946年11月间，青年党和章伯钧等以第三势力方面的名义写信给蒋介石，说假如与中共和谈不能达成协议，即希望蒋介石召开伪国大。
青年党代表和章伯钧在信中表示要参加伪国大。
在他们写信给蒋介石的当天上午，第三势力方面的代表见到了当时中共代表周恩来，但他们没有向周恩来谈到他们写信给蒋介石的事情。
周新民说，章伯钧就是以这种两面手法欺骗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党一起进行破坏旧政协决议的阴谋活动。
周新民说，1948年05月01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当时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一致拥护中共“五一”号召。
沈钧儒和章伯钧并拍发电报到延安，表示拥护。
可是章伯钧是假拥护，他暗中骂共产党，并企图把当时的中国变成“天下三分”的局面：
共产党在黄河流域，蒋介石在长江流域，第三势力方面在华南一带。
章伯钧当时还想拉拢李宗仁等退到华南，共同在华南建立和发展第三势力。
同时他还秘密组织了所谓“民主行动委员会”，制定了纲领，暗中联合梁漱溟、张东荪、罗隆基等配合他在香港的活动，以此来破坏中共“五一”号召。
周新民还说，章伯钧一贯仇视在民主同盟内的共产党员。
解放前他就对民革中央常务委员朱蕴山说，民主同盟不要秘密的共产党员在民盟内部。
1947年，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办的报纸曾发表三篇文章，介绍了三个在民盟内的共产党员的历史和活动。
据以后调查，这些材料大部分是章伯钧供给的。
还有代表指出章伯钧对盟内一些共产党员暗中进行打击，平时他常胡乱猜疑谁是共产党员，谁不是共产党员。
章乃器这几天在四川省代表小组会上，表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极端恶劣的态度，他摆出资产阶级的臭架子，态度横蛮，拒绝检讨，说“再检查三年也检查不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
甚至公然谩骂揭发他的人。
章乃器的这种恶劣态度，激起代表们极大的愤慨，代表们认为这是章乃器对于受人民委托的人民代表的公然藐视，要他彻底检查交代。
许多代表发言中还谈到“有反必肃”的方针的重要现实意义。

保卫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果实
长白山区人民痛斥右派分子
据新华社通化2日电
长白山区抗日老根据地人民近日来纷纷集会痛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
在6月29日通化矿务局举行的座谈会上，前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们介绍了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艰苦斗争的事迹：
当年杨靖宇将军在东北的丛山密林里，经常冒着零下四十二度的严寒爬冰卧雪苦战。
他和战士们一起吃橡子面，甚至好几天吃不上一顿饭。
他和战士们一样穿着草鞋和树皮染的布衣。
殉国后，敌人剖开他的腹部，胃中只有树皮草根。
当年在抗日联军当过炊事员的老人张茂盛，谈到了他当年脚冻破了用麻绳缝的情景。
参加座谈的人都说：
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工农大众用血肉换来的。
当年在山沟里，看不到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影子。
你们尝过橡子面的滋味吗？
受过用麻绳缝皮肉的苦楚吗？
解放后共产党团结你们建设社会主义，你们反倒要杀共产党。
你们的心肠和当年杀共产党的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有什么两样呢？
住在山沟里的农民们也纷纷举行广播会和读报座谈会，痛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储安平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右派
李兵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储安平先生发表了所谓“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的谬论，向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提出挑战，这绝不是偶然的。
这有他的社会的历史的思想的根源。
同时这件事也向我们表明了在储安平先生的思想深处仍然牢固地保存着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主义”仍然在一些知识分子心目中阴魂不散。
三十岁左右的知识分子，大都知道储安平是在第3次国内革命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主编标榜为“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观察杂志而知名于世的。
虽然观察杂志明文规定文责自负，它所刊载的论文编者并不一定同意，但是整个的说，这些论文的倾向（特别是储安平自己的论文），实质上是代表当时所谓“自由主义的道路”，所谓“中间路线”的。
1947年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
“蒋介石统治区域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中等资产阶级，其中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即这些阶级的右翼分子，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倾向，他们替美国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反动集团散布幻想，他们反对人民民主革命。”
而当时的“自由主义的道路”“第3条道路”“中间路线”就是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
我不愿低估观察杂志在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腐朽透顶暗无天日的统治这一方面的作用。
但是作为民主革命时期的右派，他们也散布了许多恶劣的反动的影响，阻碍了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
许多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影响下踌躇徘徊，不能早日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当时的储安平先生和观察杂志在国际关系上采取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敌友不分，经常将苏联与人民所深恶痛绝的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甚至散布反苏滥调。
例如储安平曾经公开地支持杨光时等十人提出的组织“民主国际”用以对抗国际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建议。
当时储安平曾同吴世昌一起研究了杨光时等人的见解。
吴世昌在“论民主国际”一文中写道：
“本刊的编者储安平先生使我在此文（指杨光时等十人的文章）未发表前有读到的机会。
我们都认为这一篇文章中所提的若干见解，不论在国内或国外都是从未经人说过，且极有建设性的价值……大体上可以令人同意。”
（见观察2卷22期吴世昌：
论民主国际）
在国内，中国人民与反革命正处在生死决斗时期，在漫天的革命大风暴中，储安平先生尽力散播改良主义的毒素，标榜出所谓革命以外的自由主义的道路。
本来，改良主义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没有广泛的阶级基础。
三大敌人在政治上是穷凶极恶的统治，不给人民以任何民主权利；
经济上是敲骨吸髓的剥削，不仅使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活不下去，甚至民族资产阶级都处在复巢之下，岌岌可危。
因此中国人民除了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革命以外，别无出路。
但是储安平先生却在反动派已日暮途穷，革命已经胜利在望之际，通过观察和自己的一些著作（如英国采风录）在理论上大肆宣传资本主义民主的优越和英国工党的德政。
在他的生花妙笔之下，虚伪与欺骗变成了诚实和公正，把建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血汗上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贵族的统治描绘成一幅绮丽动人的图画，说成是中国人民应当遵循的最理想的道路。
虽然储安平先生也经常激昂慷慨地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但是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在思想感情上对反动政权必然是情意绵绵藕断丝连的。
因此往往在抨击了国民党之后又显露出策士的面孔，为国民党借著一筹。
例如1947年“五·二○”学生运动中，储安平先生在“大局浮动、学潮如火”一文中最后就说什么“要执政当局拿出良心和办法来，一一见之实行。
今日中国最迫切需要者，实莫过于执政当局能够牺牲他们已得的一部分权利，唯有这样，人心才能平，社会才得安定！”
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思想本质上必然是同共产主义和人民革命相抵触的。
因此储安平先生当时对于中国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像对国民党一样表示了同样的甚至更大的厌恶。
他说：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
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
在今日的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储安平：
中国的政局，1947年观察二卷二期）如果把这些诬蔑言论与今天储安平先生所谓“党天下”论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调相比，虽然隔了十年，我们不难发现蛛丝马迹，前后是一脉相承的。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和旧社会已经在分崩离析的前夕，连储安平先生也看出“民心的涣散，经济的崩溃，军事上的没有把握。
南京显已沦入暗淡与苦痛之中。”
“据我们观察现政权已失挽回这个颓局的力量，最近且已失去挽回这个颓势的自信心。”
但是储安平竟敢狂妄地要争取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权，阻挠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他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提出：
“若从道德及思想的角度看，则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反过来说。
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在这种两趋极端之下，只有自由分子出来领导，可以获得一个中庸的稳定，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附和……今日绝大多数的人，既不满意国，也未必欢迎共。
绝大数的人都希望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今日中国的政局。……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应该起来。”
在这篇文章中，储安平当时还分析了所谓“国共两党以外的自由思想分子”，认为自由思想分子的组织，较大的就是民盟。
他认为民盟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组织。
他认为民盟的领导人物中沈钧儒、黄炎培等人都是过去的人物，只有罗隆基一人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章都来，有煽动力，有原动力，而且对于政治生活真正有兴趣”，因而，虽则“罗氏的最大弱点是德不济才，但是“若以现代的标准言之，严格说来，在今日民盟的领导人物中适宜于实际政治生活者，恐怕只有罗努生（隆基）先生一人”。
（储安平：
中国的政局载观察二卷二期）如果把这些言论和今日储安平及其他一些右派分子的“要共产党下台”“民主党派轮流执政”等向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谬论加以印证，我们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右派分子的本质，右派分子的真正面目。
但是很遗憾，螳臂毕竟不能当车，不仅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就连储安平先生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分子”“中间路线”都没有扭转历史的车轮！
1949年三大敌人在中国的统治完全复灭了。
而在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了观察杂志，储安平先生才无可奈何地被“逼上梁山”——参加了革命。
尽管储安平先生在解放战争时期散布了这么多的反动言论，但是解放后党和人民仍然历史唯物地对待这些问题，并没有对他有所苛责。
并且在工作上地位上予以适当安排。
选他作全国人民代表，使他担任了光明日报总编辑这个重要职务。
作为一个观察的读者，我也曾以极其欣慰的心情，看到了储安平先生在1949年11月解放后出版的观察杂志上进行了自我批评，能初步认识自己的错误。
后来又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储安平留居新疆，写出了些歌颂英雄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建立的丰功伟绩的报道。
我多么衷心地希望他能够彻底地改造自己与人民共同前进。
但是曾几何时，储安平先生竟露出了尾巴，又对共产党进行诽谤诬蔑，又狂妄地要夺取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了。
但是时代变了，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巩固的工农与知识分子联盟面前，储安平先生企图贩卖资产阶级私货的企图被查获了，“民主自由主义”现在已经没有广泛的市场。
但是这件事情也向我们说明了一个真理：
“对于许多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从各方面感染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知识分子的改造也同样需要脱胎换骨。
不彻底地改造自己，“早晚会被抛出时代的列车”！
至此我不禁一再咀嚼伏契克的名言“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呵”。

听听章伯钧的狂言：
“我说就是要和共产党争天下”！
中国农工民主党执行局委员　严信民几天来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内部几次的所谓自我检查，说明他一直到今天还是何等的不老实。
他为了说明大家批评他的反共的一贯性，于是一切从头说起。
可是在整整三个半天的发言中，谁也找不到一点儿反共的痕迹。
相反，倒是他的革命一贯性。
章伯钧也承认自己是两面派。
可是全部发言所表达的只是一面，只是假相的，口是的一面，而不是真相的，心非的一面。
为了提醒章伯钧，我姑且挂一漏万写出以下几点：
章伯钧算是革命先烈邓演达先生政治遗产的继承者。
那么邓演达生前究竟是怎样的看待他呢？
据伯钧自己多次说，“邓先生信任季方，不信任我。
他的住处从来不让我知道。”
这里应该问：
为什么？
章伯钧常说，“在邓先生周围，我是社会主义派。”
就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章伯钧抗战期间在重庆在政治上乃至经济上得到了中共的支持。
可是章伯钧的心里并不喜爱支持他的人。
如不止一次的说，徐冰来一个条子，就得去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周总理、董老常约他去商量事情），真下作。
章伯钧当时对中共是挟第3方面以自重，觉得共产党对这方面的工作非通过他不可。
在与第3方面打交道的时候，显然靠的又是共产党的本钱。
他根本上看不起民主政团同盟或稍后民盟的几位领导人，独对张君勱恭维备至。
说张的学问道德如何了不起。
章伯钧很赞赏左舜生的识见、才干和为人，而感情深处还是杨虎。
伯钧每自范庄（杨虎住处）归来，总谈到杨如何有办法，有势力，徒子徒孙遍天下，在政治尤其军事上有他的作用等等。
言语间则常流露出不尽倾慕、神往的神情。
抗战胜利后到上海，他们间的关系似乎更深了一层。
章伯钧有一次竟然对我说：
“杨啸天想找一个人写他自己的历史，将罪恶部分都推到蒋介石身上，并已搜集得若干证件，我推荐你，想请你去。
写好后，有一大宗收入，对你生活会有帮助。”
我顺便答复说，兹事体大，请另找高明吧！
当时我暗自思忖，莫非章伯钧想替自己的同乡，四一二滔天罪行的首恶伪造历史，以清白之身混进新中国并在政治上捞一把么？
我很怀疑那是杨虎自己的主意。
章伯钧对人说：
中国社会主义里没有加上英美的议会政治是一件大憾事
正是起草宪法，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代表全国人民用尽心机向蒋介石争民主权利的时候，在一个月色朦胧之夜，漫步回半山新村的途中，章伯钧向郭则沉和我谈心事时说，“今天我们是同志、朋友，大家一样。
将来一旦揭开二帘子，登了政治舞台，君就是君，臣就是臣”。
我们听了不禁为之毛骨悚然。
君臣之分，即主奴之分。
这就是“社会主义”者章伯钧理想中的“民主”“自由”的王国。
章伯钧认为中国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中国的社会主义里没有加上英美的议会政治，是一件大大的憾事。
其实章伯钧之志，何止于资产阶级的民主。
他常乐道刘邦、朱元璋执政后的大杀功巨，认为是历史规律。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揭露斯大林后，他说，你看，古今中外，包括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样。
历史肯定的是不会倒退回去的。
让杀气腾腾的章伯钧干着急吧！
抗战胜利前夕，农工民主党中央商议改换党名（当时一般称之为第三党），章伯钧一个人坚持用农工民主党名称。
大家反对的理由是：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同时也真正代表了农民的利益。
用农工二字，不仅可能被人误会为要与共产党争农工，且与党的真实情况完全不符。
章伯钧的意见会上虽然没有通过，但他事后到处散布第三党改为农工民主党的空气，渐渐酿成既成事实。
到1947年在上海开第4次干部会议时，大家只好承认了。
事后章伯钧对人说，“你们怕与共产党有抵触，我说，就是要和共产党争天下！”
夸耀蒋介石　鄙视共产党希望在“南北朝”中施展抱负
抗战胜利后，章伯钧仆仆于沪宁道上，每当他回到上海的时候，我们期待好消息的心情，常因他主观愿望的那一套沉重起来。
如蒋的实力多么强，装备如何，战斗力如何，将领们又是怎样。
最后，还有美国决心支持，美国一定不会让蒋介石失败。
对马歇尔，司徒雷登更是赞不绝口。
谈到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时总觉得有些泄气，这也不行，那也困难，好像富人看不起穷人的样子。
起初认为共产党只能活动在黄河流域，后来的结论是：
“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不能战胜谁。”
至多是个“南北朝”，是个相持的局面。
即长江以北是共产党，江南是蒋介石及其他。
在这相持的局面下，第3方面大有可为。
在政治上举足轻重。
后来民盟被迫解散，章伯钧悲观失望，躲在杨虎公馆，对见他的一位青年说，想到北方找个寺庙去当和尚。
1948年夏我到香港。
那时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上获得重大胜利，全国人民为行将到来的全国解放欢腾鼓舞的时候，你想，住在九龙的社会主义者章伯钧又是怎样呢？
他陶醉在联邦制的美梦里，准备自己的力量。
在军事方面他设有专人从事活动。
他指示地方组织负责人，凡策反过来的军队一律插上农工民主党的旗帜，不要交给共产党，章伯钧分别抽调过几省负责干部面授机宜。
当由上海来的曾伟、虞健、赵寿先几位同志劝他不要幻想第3条道路的时候，章伯钧公然说，毛泽东能领导中国革命，难道我章伯钧就不能领导吗？
这三位同志回上海不久，就惨遭了敌人的毒手，解放后几位朋友向章伯钧谈到曾伟等为革命牺牲的时候，他说曾伟死的活该，谁叫他不听我的话。
对连瑞琦说，“曾伟是反对我的，他是替共产党跑腿的。”
在这里我愿顺便说一句：
农工民主党的好同志决不止曾伟等三人，是有整批整批的。
而这些人都是以靠拢共产党被章伯钧恨之入骨的。
公开仇视革命仇视共产党辱骂左派人士辱骂党的领袖
很显然，章伯钧是不欢迎解放中国人民的大军渡江的。
因为解放军的马蹄会捣碎他那独立王国的美梦。
他想的只是乘中国人民革命的熊熊火焰，劫夺南方几个省份，权且作个小朝庭，再策划未来。
章伯钧的政治野心，个人利益，使他情不可遏地，甚至公开地仇视革命，仇视共产党。
如果说章伯钧的反共有其一贯性，应该说，他在香港的那一段时期，其疯狂、无耻，已经达到了最高峰。
当时章伯钧骂尽所有的左派，说郭沫若、邓初民等是共产党的应声虫，没有骨气。
尤其鄙视的是盟内共产党人周新民等。
在这里我想到胡风的“我几乎恨一切人”。
但章伯钧恨的也不是所有的人，他同右派的感情很好，他向我说周鲸文这个人很不错。
我在一个下午去看周鲸文，周也对我流露出对章伯钧的仰慕之忱。
章伯钧对中共当时在香港的几位负责人的看法是，过去某某等领导工作，无能，不识大体，不懂政策，结果搞乱，搞坏了工作，大失人心，才是潘汉年到后情况有所改变，认为潘能干，有办法。
但这还只是表面的一套，事实上章伯钧对中共是恨入骨髓的。
我因为由解放区来，章伯钧怀疑我入了共产党。
最近，（三个礼拜前）他还向李伯球说，严信民当时是共产党派来监视我的。
所以他见了我，有时感情难以控制起来。
有一天上午，我专诚到九龙章伯钧寓所去谈话，有李健生在场。
我介绍了解放区情况，谈到各种政策，最后谈到统一战线，谈到周总理对他的期望。
我看到章伯钧的脸色苍白，他猛然站起身来，颤抖抖地喊叫“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1个大流氓”。
我说还是镇静一点，理智一点。
一场谈话就是这样地不欢而散了。
这就是章伯钧对六亿中国人民热爱的领袖，对领导中国人民由胜利走向胜利的毛泽东主席的报答。
罗隆基说，把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企图和阴谋。
我借这句话说，把章伯钧的骨头烧成灰，找到的也只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企图和阴谋。
可是大家都听到章伯钧口口声声说：
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毛主席。
好，到北京后的事情再说吧！
（标题是编者加的）（附图片）
章伯钧：
“我这个部长，就是守灵牌”米谷

1953年及1957年预算总收入中各项来源所占比重的情况
国营经济和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缴款所占的比重
农业合作社和个体农民缴款所占的比重
公私合营工商业缴款所占的比重
私营工商业缴款所占的比重
其他（规费、契税和一般市民购买的公债等）

1956年决算及1957年预算中各项费用支出情况
1956年决算
1957年预算
（注）“其它”项中包括行政管理费、债务、对外援助……等等。

三里洞竖井出煤
据新华社西安1日电
西北新建成的第1对现代化竖井——铜川煤矿三里洞竖井，今天正式投入生产。
这对年产六十万吨煤炭的新型竖井，今年就可以给陕西地区生产十四万吨煤炭。
这些煤炭主要供给陕西省陇海铁路沿线的工矿使用。
1954年08月动工兴建的三里洞竖井，共建了三十五个月。
它建在渭北煤田上的铜川矿区。
这个矿区虽在公元十五世纪四十年代就发现了煤，在明朝嘉靖年间就开了小煤窑；
从1927年起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也陆续建立了旧式落后的小煤矿，但是到解放前夕，这个矿区的年产量才达到三十万吨左右。
解放以后这个矿区新建的三里洞竖井的年产量就比国民党建矿二十二年的产量大一倍。
今年铜川矿区现有生产水平也比那时扩大了两倍多。
如果加上正在施工的桃园平洞和王家河竖井年产量计算，将比解放前二十二年增加近八倍。
今天咸阳——铜川铁路线上的火车，第1次把三里洞竖井采出的煤运出来。
三里洞竖井将要为陕西的工业服务七、八十年的时间。

“七一”这一天
世界第一流的武钢高炉兴建
本报武汉1日电
武汉钢铁联合企业的第1号高炉，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月在7月01日正式开工兴建。
武钢一号高炉是我国目前最大最新型的炼铁高炉。
它的生产规模和设备是世界第一流的。
这座高炉在明年年底投入生产以后，将使我国钢铁产量在现有基础上提高六分之一以上。
它一昼夜生产的铁制成钢材以后，可以铺五十多公里铁路，或制十万部双轮双铧犁，或做二百万只铁锅。
一号高炉的建设者在1日举行了开工典礼。
工地主任韩喜代表建设一号高炉的全体职工接受开工命令以后坚决表示：
一号高炉是国家示范工程之一，我们一定要根据示范要求，保证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最高的劳动效率，最低的成本和最安全的施工，把一号高炉建设好。
中共湖北省委第1书记王任重、武汉钢铁公司总经理李一清、苏联专家萨维斯基和武汉市各方面的代表在会上讲了话。
王任重说：
一号高炉在党的三十六周年纪念日开工是有很大意义的。
中国共产党经过三十六年艰苦奋斗，领导全国人民把穷困的中国变成今天这样富强，这是右派分子和一切敌视共产党的反动派所抹杀不了的。
今天我们不仅已经建设了许多工厂，建设了长江大桥，我们又在建设世界第一流的高炉。
我们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这种建设社会主义的英雄气概，将使右派分子和一切敌视共产党的反动派再一次失望！
（陈牧）

向能生产人造橡胶的工厂发展
四川长寿化工厂部分扩建工程开工
新华社重庆1日电
四川省长寿化工厂将逐步扩建成我国唯一能生产氯酊橡胶（人造橡胶的一种）等重要产品的化学工厂。
氯酊橡胶和烧碱等两个系统的部分厂房工程，今天已经开工。
根据化学工业部批准的扩建方案，第1期扩建工程共包括氯酊橡胶、烧碱、电石、增塑剂等四大系统，有三十多项单位工程。
现在开始施工的氯酊橡胶和烧碱两个系统的土建工程，计划在明年02月完工。
预计明年二季度末，这两个系统即可完工投入生产。
长寿化工厂有龙溪河梯级电站充足的电力可资利用，因此第1期扩建工程完工以后，这个厂还将继续扩建成为我国第一流的综合性化工厂。

我国第1座宽银幕电影院开幕
我国第1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纪录片同时上映
新华社1日讯
我国第1座宽银幕立体声电影院今天在北京开幕。
在开幕式上，举行了苏联宽银幕影片“革命的前奏”在北京首次映出招待会，并加映了我国第1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纪录片“05月的节日”（首都群众庆祝今年“五一”节盛况）。
当银幕上出现天安门广场“五一”狂欢之夜的画面——夜空中噼咧作响的美丽的焰火，满场人群的欢乐歌舞时，观众好像也被带到了天安门广场。
参加开幕式和招待会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钱俊瑞、夏衍、郑振铎，中国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阳翰笙，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阿布拉西莫夫，苏联影片输出公司驻华总代表查哈列维奇，以及首都电影界、文化艺术界人士。
著名电影演员白杨向在场的一千二百个观众介绍了应邀来参加开幕式和招待会的苏联电影工作者代表——影片“革命的前奏”的导演吉干、演员康德拉契耶娃、编剧什坦因。
文化部部长助理、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王阑西在讲话中说：
第1座宽银幕立体声电影院的开幕和第1部宽银幕立体声影片的映出，是我国电影艺术和技术的新成就；
俄国1905年的革命斗争是10月革命的序幕，描写这一革命斗争的影片“革命的前奏”，在中国共产党三十六周年纪念日上映更有巨大的意义。
吉干、康德拉契耶娃和什坦因也先后讲了话。
当电动操纵的帷幕慢慢揭开到台口的边缘时，银幕才全部呈现在观众的眼前。
这个弧形的银幕的放映面宽十五点二三公尺、高六点一公尺（一般银幕放映面宽四公尺半、高三公尺半）。
银幕是用铝制成的，放映出来的画面有立体感，并比普通银幕明亮而不刺激眼睛。
银幕后面左中右装了三组扬声器，观众厅四周墙壁内和顶棚中还有许多辅助性的小型扬声器（普通影院只幕后有一组扬声器），构成了立体声的传送网，使得影片中各种声音随着登场人物的动作，从各个不同地点发出来，有上下左右远近之分，观众听来如身临其境，银幕上的影像好像真的一般。
这座电影院是由原来的首都电影院改建的。
改建工程的设计者是二十一年前这座影院兴建工程设计人之一刘世铭建筑师。

抚顺东露天矿工程动工
新华社抚顺2日电
在人造石油基地抚顺兴建的一座现代化大型油母页岩东露天矿昨天宣告正式动工。
上午八时，电铲司机姚永庆驾驶的电铲发出一声吼叫，巨大的铲斗立时张开大嘴，五颗钢牙插进正在冒着熊熊火焰的矸石堆；
旁边的蒸汽机车牵引着一列矿石车不时地移动着，接受铲斗吐出来的剥离物。
矿的主体工程——坑内剥离开始了，接着，第2台、第3台电铲相继轰鸣起来。
矿区附近的“员工”“新兴”两个蔬菜高级合作社的农民们，特地派代表赶来祝贺工程开工。
他们赠送的一面锦旗上写着：
“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加强巩固工农联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东露天矿工程将分两期进行。
第1期工程，计划在1959年下半年移交生产；
第2期工程，将在1960年下半年完工。
全部工程建成以后，抚顺页岩油的平均年产量，将比现在增加一倍以上。
东露天矿的工程很艰巨很复杂。
在施工过程中要进行铁路、公路、管道、水沟、输电线路等浩繁的改建工作。
为了节省用地，方圆二十多公里的排舍场将建筑在山群中，这样就比在平地上建设困难得多。
建设单位，为了不因此延缓工程期限，采取了地面、坑内平行作业的办法。
现在，铁路、公路的改建正在进行。
作为露天矿咽喉的排舍场干线工程，在缺乏施工机械的情况下，正在集中大批人力准备施工。

机械工业发展壮大
二十九个规模巨大的机器制造厂投入生产
今年总产值将比1949年增长二十八倍
据新华社30日讯
新华社记者王良报道：
从国家计划委员会获悉，1953年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有二十九个规模巨大的新建和改建的机器制造厂建成并投入生产。
目前正在施工的巨大的机器制造厂还有四十多个。
预计，今年中国机器制造工业的总产值将比第1个五年计划的前一年——1952年增长三倍，比1949年增长二十八倍。
我国从清朝同治元年即公元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制炮局开始，一直到1949年解放时止，近代机器工业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
但是旧中国机器工业的基础是十分薄弱的。
解放前，我国几乎所有的机器都是从外国进口的。
旧中国只有为外国机器服务的修配工业，没有真正独立的机器制造工业。
第1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改变了这种情况。
冶金、采矿、发电设备许多都能自己制造
在过去完全是空白的冶金和采矿等大型设备方面，我国现在已经能够制造容积一千立方公尺的炼铁炉，一百五十吨的炼钢炉，年产六十万吨煤的矿井和一百万吨的选煤厂等设备。
旧中国的火力电站里，完全装置外国的发电设备；
水力电站的设备，也只能生产到几百瓩的。
现在飞跃发展的中国电机制造工厂和动力机器制造工厂，正在为新建的电站制造功率为二万五千瓩的火力发电设备和设计功率为七万二千五百瓩的水力发电设备。
解放后生产的机床
超过旧中国装备的总数
作为机器制造业基础的机床和工具制造工业，在过去几年中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今年我国生产的各式机床将达到二百种左右，这些机床有许多都是新型的精密度很高的自动和半自动机床。
而1952年只能生产四十多种多数是老式的机床。
解放几年来，我国生产的机床已经超过旧中国整个机器工业所装备的机床的数量。
正在加紧建设的武汉重型机床厂建成后，我国就可以制造造船业、机车制造业和重型机器制造业所需要的巨型机床。
我国自己制造的人民生活和轻工业所需要的机械，种类成千上万。
大的如日产五十吨的造纸机、每日可以处理二千吨甘蔗的制糖厂的全套设备，小的如钟表、缝纫机、打字机以及其他像电影放映机等许多设备，我国都可以制造。
汽车、飞机工业奠定基础仪表产品达到现代水平
人们早已知道我国已经能够制造载重汽车和喷气式飞机。
已经建成的现代化的第1汽车制造厂和其他的飞机工厂，为我国新兴的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工业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仪表工业是现代工业和技术发展的重要环节。
解放后才发展起来的我国仪表工业已经能够制造好几百种包括工业、汽车和科学研究等使用的各种仪表和仪器。
其中像超声波测深仪、硫化镉光导管等电子仪器，各种自动控制的热工仪表，立式光学比较仪，各种医药和工业用X光机以及各种光学仪器等等，都是具有近代化水平的产品。
第一拖拉机厂建成后可大批供应国产拖拉机
我国机械工业已经制造了许多型式的机耕农具如联合收割机、播种机、圆盘耙等等。
为了适应我国农业的情况和农业合作化以后的需要，各地的许多机械工厂还生产了大量的畜力农具。
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以后，就可以大批供应国产的拖拉机。
1956年，我国机器制造业的总产值和许多主要产品，已经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了第1个五年计划的指标。
机械工业的地区分布正在合理调整中
机械工业地区分布不合理的情况，也开始有了转变。
除了原有的并且是扩大了的机器制造业的中心如上海、天津、沈阳和大连等地方外，新的机器制造业的中心如哈尔滨、齐齐哈尔、洛阳、西安和兰州，正在逐步地成长。
我国机器制造工业的这些成就，是同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无私帮助分不开的。
第1个五年计划中兴建的许多规模巨大的机器制造工厂，从勘测、设计、施工到投入生产，都获得苏联等兄弟国家的无私帮助。

甘南乳品厂投入生产
据新华社兰州1日电甘肃省第1座现代化的乳品厂——甘南乳品厂，经过两年零十个月的建设，在今天正式投入生产。
这座工厂位于甘南草原上的合作市，是我国目前较大的乳品厂之一。
这个工厂的生产过程是机械化的，有完善的卫生消毒设备。
牛奶一进厂就要经过化验室化验质量和酸度，从原奶到成品，凡是接触牛奶的地方，都是采用不锈钢的管道严密接连。
这个工厂日产四吨多奶粉和三吨多黄油。
甘南乳品厂的奶源充足，据不精确的统计，光是周围三十公里以内，就有四、五万头奶牛，按一头奶牛一年生产四百公斤牛奶计算，除掉当地藏民自己食用以外，供应工厂需要以后还有剩余。
这座工厂的投入生产，将使甘南藏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同时，这个工厂还吸收了一部分藏族青年工人。

第1个五年计划几项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朱育莲绘
1957年几项主要产品的生产计划
朱育莲绘（附图片）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科伦坡会议的决议
新华社2日讯
中国首都各界人民庆祝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胜利大会的决议。
全文如下：
中国首都各界人民庆祝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胜利大会非常满意地听取了出席科伦坡会议中国代表团郭沫若团长关于会议的经过和成就的传达报告。
中国人民对科伦坡会议的辉煌成就及其对发展世界和平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表示热烈欢迎和庆贺！
大会一致认为，世界和平理事会首次在亚洲地区胜利召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这表明世界和平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是当前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号召。
这些决议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共同愿望和坚决意志。
大会深信，科伦坡会议的决议，将大大有助于推动和鼓舞世界人民保卫和平、要求停止核武器试验、消除核武器威胁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且对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将发生重大作用。
我们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完全拥护和支持科伦坡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和建议，并且愿意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克服困难和阻碍，为实现这些决议而共同努力。
目前，美国政府还在亚洲、中近东、欧洲以及在世界各地制造紧张局势，继续推行侵略政策，威胁和平。
最近，又再次破坏朝鲜停战协定，将新式武器输入南朝鲜，加紧扩军备战。
这是中国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所绝不能容忍的。
大会庄严重申：
中国人民拥护苏联最近提出的裁军新方案和要求缔结停止试验核武器的国际协定的合理主张。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
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主权的正义斗争！
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正义斗争！
支持世界上一切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努力！
大会预祝8月间将在日本举行的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成功。
中国人民将更积极地以实际行动来努力建设自己的祖国，以增强保卫和平的力量。
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更紧密地团结一致，为世界和平事业获得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共同奋斗。
1957年07月02日于北京

庆祝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成功
首都各界人民举行盛大集会
郭沫若报告会议成就指出和平力量更加团结一致
据新华社2日讯
中国首都各界人民庆祝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胜利大会今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
大会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在会上首先讲话，他对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所获得辉煌成就和它对世界和平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表示热烈欢迎和祝贺。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接着在会上作了关于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经过和成就的报告。
他说，科伦坡会议是一次成功的会议。
通过这次会议，世界和平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保卫和平的阵容更加扩大，群众基础更加稳固，力量更加团结一致了。
我们记得，去年04月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特别会议的只有五十七个国家三百九十七位代表，而这次会议却有六十九个国家四百十二位代表。
在代表人数上、国家数目上、代表成分的广泛性上，这次会议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理事会议几年来规模最大，意义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差不多有点像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了。
郭沫若对锡兰政府和人民对会议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接着谈到了会议的情况，他说，今天世界各国人民所最关心的可以归纳成为两个中心问题，那就是反对大量毁灭性武器和反对殖民主义。
会议的讨论实际上也就是围绕着这两个中心问题而进行的。
郭沫若指出，中国人民完全拥护科伦坡会议的宣言并支持8月间在日本举行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
我们一定要进行不懈的斗争，消灭原子战争的威胁，使原子能完全为人类的幸福服务。
郭沫若接着说，殖民主义尤其是美国所奉行的新殖民主义，是战争的一个根源。
严格地说来，西欧的好些国家事实上是美国的半殖民地。
今天全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正是和平力量战胜战争势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十八亿人民占了人类绝大多数，因而也就是世界上一支最强大的和平力量。
任何人都必须认识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一重要特征。
郭沫若在谈到大会关于反对破坏朝鲜和越南的停战协定，阻挠两国人民的和平统一的号召时说，目前，美国正在破坏着朝鲜停战协定，把新式武器运进南朝鲜。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愤怒。
我们中国人民坚决拥护我国政府6月27日发表的严正声明，朝鲜停战决不容许破坏。
郭沫若说，在科伦坡会议上，有许多国家的代表都谴责了美国侵略和强占我国领土台湾，并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在关于缓和紧张局势和有关问题的决议中也指出了必须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它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和反对美国干涉我国内政，阻挠我国人民解放台湾。
最近美国又将核武器运往台湾，威胁远东和平。
美帝国主义是吓不倒中国人民的，台湾同胞5月24日在台北所进行的反美运动已经给予美国好战分子一个教训了。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不把台湾同胞从美国魔爪下解放出来决不罢休！
出席科伦坡会议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包尔汉在会上讲话说，这次科伦坡会议所做出的一个历史性的贡献就是使世界和平运动与反殖民主义潮流更明确地相结合了。
在包尔汉讲话以后，各国来宾应邀在大会上讲了话。
他们的讲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埃及代表路德费·卡姆利说，我们趁着和许多国家人民的代表一起在中国国土上的机会，请求这些正在为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而斗争着的人民，来和我们亚非人民一道在万隆精神上联合在一起，以便结成更强大、更坚固的统一战线。
智利的安娜·乌加尔德夫人代表阿根廷、哥伦比亚、智利、乌拉圭和委内瑞拉五个国家的和平战士在会上讲话，她说，拉丁美洲人民怀着自尊与兄弟般的心情来接近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是几千年来的知识的源泉，今天变成了一个有活力的、完美与和谐的人民。
你们为了达到一个创造性的计划的最终目标而作的巨大努力，吸引着全世界公众的判断力，你们对今天的人类说来，意味着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榜样。
日本代表高桥重夫在会上重申日本人民反对核武器的坚定决心，他说，在科伦坡会议上，我们已经和到会的各国代表共同表示，誓为缔结一个禁止原子核武器的国际协定而努力。
澳大利亚代表高尔格罗姆说，在澳大利亚，反对在澳大利亚领土上或者在临近澳大利亚的地方进行试验的怒潮正在高涨。
我们要继续开展运动来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
伊拉克代表团团长阿兹·夏利夫说，阿拉伯各国人民是通过他们争取独立的坚决斗争来致力于和平事业的。
他说，我们确信，用“艾森豪威尔主义”伪装起来的新的美国帝国主义的命运，不会比旧的帝国主义的命运更好一些。
南非联邦代表阿尔特曼夫人说，我国的人民知道，当殖民者和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在世界任何地区存在的时候，就不可能有和平。
大会一致通过了庆祝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胜利的决议，通过了由中国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十八人组成的日本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中国筹备委员会名单。
中国筹备委员会由郭沫若担任主席，由陈叔通、茅盾、李德全担任副主席，郑森禹担任秘书长。

感谢周总理的友好访问
十一国驻华使节举行招待会
吴拉茂代表各国使节以银盾相赠
新华社2日讯
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曾经访问过的欧亚两洲十一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和经济代表团团长，今天下午在北京联合举行了一次招待会。
周恩来总理和夫人、贺龙副总理和夫人都出席了招待会。
招待会上，缅甸大使吴拉茂代表十个国家的大使和经济代表团团长以及他本人把一座精美的银盾赠送给周恩来总理作纪念。
吴拉茂说，周恩来总理阁下在半年前结束了他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苏联、波兰、匈牙利、阿富汗、尼泊尔和锡兰的友好访问。
这些访问不只是突出地成功，而且为总理阁下和我们各国的领袖们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就有关共同利益的事情自由地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阁下在七十五天内访问十一个国家而做出极大努力已经导致中国政府和人民和我们各别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更亲密的友好和谅解。
礼品的上端嵌有十一个国家的国徽，象征着这些国家的友好团结。
礼品的底部有五只展翅飞翔的和平鸽，象征着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五只和平鸽展开的十只翅膀，又象征着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
礼品的中央的地球上是周恩来总理所访问的十一个国家的地图，地图上面还有一架飞机的模型。
周恩来总理接受礼品以后讲话，向十一个国家的大使和经济代表团团长表示感谢。
他说，这个珍贵礼品的设计是非常精美和完备的，它把半年前我和贺龙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访问十一个国家所负的使命、所接受的友好招待和我们所遵循和寻求的共同目标都表现出来了。
礼品上嵌有十一个国家的国徽，这是一个共同的纪念品，象征着我们的友好团结。
我们要把这种团结的精神发扬、巩固和推广，不仅我们十二个国家——包括亚洲的民族独立国家和欧洲、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团结起来，而且我们愿意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团结起来。
周恩来总理说，我们访问这十一个国家的目的，就是寻求和平，寻求友谊和寻求知识。
经过访问以后，我们发现这些国家都愿意和平，愿意友好，而且有丰富的知识值得我们学习。
当然，这种寻求仅仅是开始。
我们十二个国家的友谊应该发展下去，我们的和平愿望应该扩大起来，我们应该不断地互相学习。
我们还要把这种寻求和平、寻求友谊、寻求知识的愿望推广到世界上一切愿意同我们友好的国家和人民中去。
出席这个招待会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和曾经随同周恩来总理访问十一国的随行人员。
各国驻华使节也出席了招待会。
（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在招待会上致谢词。
　新华社记者于澄建摄

有朋自远方来
苏联科技合作代表团抵京
新华社1日讯
由西露扬洛夫率领的苏联科学技术合作代表团一行十一人，已在日前到达北京。
代表团是前来商谈中苏两国科学技术合作问题的。
日本气象学家抵京
新华社1日讯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国家委员会主席竺可祯、中央气象局局长涂长望邀请，前来我国讲学和进行气象仪器比较的日本气象学家岸保勘三郎博士、佐贯亦男博士、毛利茂男等一行三人，于今日乘火车抵达北京。
北海道农业访华团到京
新华社1日讯
应中国农学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日本北海道农业访华代表团共五人，在团长盐野谷平藏率领下在今天晚上到达北京。

杜勒斯作白昼梦
美英舆论喝倒采
敌视中国的言论吃不开
新华社2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汉弗1日抨击杜勒斯最近发表的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演说，认为它表明美国的政策是建基在空想之上的。
他说，杜勒斯认为“共产主义的统治”在中国是一种“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种永久的现象”，这是一种“过分乐观”的想法，正如他在两年前说苏联已经到了“瓦解的边缘”一样。
参议员麦格纳逊也认为“有必要重新审查”杜勒斯的对华政策，因为这个政策是“如此僵硬”。
他特别指出，美国是不能永远有效地禁止同中国的贸易的。
“纽约邮报”6月29日说，杜勒斯推行的对华政策是“既不现实，又和美国盟国的步调不一致”。
杜勒斯盼望中国政府垮台，这是“白日作梦”和“喜欢妄想”。
据新华社伦敦2日电
英国报纸继续批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6月28日在旧金山发表的敌视中国的演说。
爱丁堡报纸“苏格兰人报”星期六评论说，杜勒斯演说中的论据是软弱无力的。
美国对华政策的真正的原因是：
一，为了战略上的需要，希望保持台湾的基地；
二，如果美国放弃极端敌视中国的态度，它将会丧失威信。
利物浦“每日邮报”星期六说：
杜勒斯的重大政策声明结果使人大为失望，这次已经不是第1次了。

杜勒斯的梦
本报评论员
当中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次向无产阶级进行猖狂进攻的时候，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沾沾自喜，他们兴高采烈地翻开了过去的白皮书，以为实现白皮书的理想似乎有了指望了。
八年以前，在中国人民反对蒋介石卖国统治的革命斗争在大陆上胜局已定的时候，美国国务院曾经发表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
这个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的白皮书，当时曾经教育了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们——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
因为，美国的“白皮书”公开承认，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之流，曾经企图用在中国民主阵营内部组织反共派别的手段，使得摇摇欲坠的蒋介石反动政权“能恢复把握住知识分子和群众”。
而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把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这些“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
艾奇逊当时曾经这样写道：
“我们继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起，中国终将推翻外来的羁绊（指中国的人民政权）。
我认为我们应当鼓励在中国的一切发展，这些发展在现在或将来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工作。”
美国的“白皮书”当时擦亮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眼睛。
绝大多数爱国的知识分子放弃了对美国的幻想，走上了同人民共命运的道路。
经过中国社会八年来的惊天动地的变化，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大部分人，已经坚定地拥护社会主义，有的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大习惯。
他们还需要时间和努力，来调整他们个人同社会集体之间的关系。
这原是正常的现象，不足为奇。
但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里面，也有这么一小批人。
他们口头上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但是实际上却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心怀不满，抱着敌视的态度。
他们对于美国具有强烈的好感和幻想，对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不胜依恋。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愈是往前发展，他们就像坐错了车子的乘客一样愈是急于想跳车走回头去。
这一小批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右派，也就是艾奇逊所指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他们是艾奇逊在中国的潜在的同盟者。
他们像艾奇逊一样，把自己的野心寄托在那些资产阶级思想的孽根未净的知识分子身上。
八年过去了。
杜勒斯替换了艾奇逊。
可是美国利用中国知识分子右派颠复中国革命的阴谋没有实现。
八年过去了。
中国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可是中国知识分子右派夺取政治领导权的打算没有实现。
中国的右派分子在人民的压力下面憋了八年的气，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使他们觉得出头的日子来了。
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大肆攻击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组织，拉拢知识分子，企图实现他们的野心。
中国右派分子对共产党的这种猖狂进攻，立即引起了太平洋彼岸的喝采声。
美国新闻处对中国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极为重视。
它转播了葛佩琦、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龙云等人所说的话，称赞他们的“倔强”。
“纽约时报”还把龙云的挑拨中苏关系的话说作是“很有用的”、“一件好事”。
杜勒斯在6月28日发表的极端敌视中国人民的演说中，特地引用了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所说的咒骂中国共产党的话，并且夸奖为“勇敢的话”。
杜勒斯并且据以得出结论说，中国人民不喜欢共产主义。
杜勒斯心目中的“中国人民”，无非就是艾奇逊心目中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因为杜勒斯接着就说：
“中国人民首先是个人主义者”。
杜勒斯因为发现“民主个人主义者”在中国还没有绝迹而感到高兴，并且因此而“有信心地”假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一种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种永久的现象”。
杜勒斯还提出了同艾奇逊在八年以前提出的一模一样的主张。
不过这一次不仅是为了给美国的侵略分子打气，也是为了给遭到人民反击的中国的右派分子打气。
杜勒斯是这样说的：
“我们认为，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盟国和中国人民的责任。”
当然，杜勒斯只是在依着艾奇逊早经破灭的旧梦。
在对中国的政策问题上，美国已经成了一条动弹不得的涸辙之鲋。
而中国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也已经成为被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浪潮冲上岸来的涸辙之鲋。
杜勒斯这条涸辙之鲋，现在对中国右派分子这条涸辙之鲋濡之以沫，可是泡沫毕竟只是泡沫。
他们要想凭着这点泡沫跳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大海，把海水搞混，那只能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幻梦。
杜勒斯的确把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看作是自己的心腹，并且向他们交代了任务，要他们配合美国，里应外合，来推翻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建立美国的殖民统治。
中国人民应该感谢杜勒斯，你看，杜勒斯又在给中国人民上了一堂值得深思的政治课。

纳赛尔发表电视谈话
民族主义在中东占统治地位
重申不准以色列船只通过运河
据新华社2日讯
伦敦消息：
埃及总统纳赛尔在对英国记者发表电视谈话中说，目前在中东占统治地位的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
他是在回答英国独立电视公司的罗宾·戴伊向他提出关于埃及对
“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态度这个问题时说这番话的。
这次在6月28日拍摄的谈话7月01日在伦敦放映。
纳赛尔说，“在中东没有共产主义的蔓延”。
美国人坚持说民族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他们攻击民族主义者并试图抵抗民族主义。
他认为，美国这样做，“将使得民族主义者变成共产党人”。
他在谈到同苏联的关系时说，和苏联打交道是另一回事。
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参加联盟的政策，类似印度的政策。
关于埃及向苏联购买三艘潜水艇的事，纳赛尔说：
“我们在进行军火交易的时候，要求给我们潜水艇。
我们希望像建设我们的陆、空军一样来建设我们的海军。
我们要求得到这些潜水艇。
嗯，我们为什么不应当有潜水艇呢？”
纳赛尔在谈到埃及和英国的关系时说：
我们希望两国能共同为良好的关系而努力，以求恢复友好。
英国记者向纳赛尔总统问到他的已经向联合国存档的关于经营苏伊士运河的计划。
纳赛尔说，他认为这项计划中所包括的建议将适合一切情况。
我们准备接受任何一种合作，而不是统治——不论它是国际统治或任何一个大国的单独统治。
纳赛尔在谈到已经准备着手建筑的阿斯旺水坝时说，“我们现在的计划是把阿斯旺水坝分为两部分。
我们可以开始进行阿斯旺水坝的第1部分工程，这一工程需资五千万英镑。
它将能使我们增加一百余万英亩的耕地。
我们的确可以从苏伊士运河的收入中或者从预算中供给所需要的五千万镑资金。”
在答复关于对以色列的态度时，他说，我们确实不能够把以色列船只通过运河的问题同整个巴勒斯坦问题隔离开来。
“根据1888年君士坦丁堡公约，埃及有权保卫自己和它的领土。
根据这一条款，我们从1948年到现在禁止以色列船只使用运河。”
在问到埃及是否会承认以色列为永久独立国家时，纳赛尔回答说，“我们以前曾经说过，我们准备接受1947年的联合国决议——那就是说，把阿拉伯人的权利给予阿拉伯人，把犹太人的权利给予犹太人。”

“今天天气……”
徐汇
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有些报纸的编辑部对“今天天气……”的兴趣高涨起来了。
有一阵，有的报纸几乎变成了“气象报”，不过，他们摆脱了“气象预报”的公式，换上了文雅的词句：
“解冻”、“春寒”、“乍暖还寒时候”、“乍暖还寒晴复雨”、“春迟”、“春风不度……”，等等。
一片阴冷，最高气温总在零度左右。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的北半部，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城市里，人们对气候的感觉怎么会这么不同呢？
原来这里说的，既不是“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的官话，也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政治气候。
它表明：
在社会大变动中，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对于政治气候各有不同的感受，这些人说“寒”，那些人说“暖”。
我们常常说到1949年。
就是在这一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地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我们站起来了”，饥寒交迫的奴隶上升为国家的主人。
我们总不会忘记那一年的5月26日吧？
人民解放军进了上海，自由也就来到了上海。
不论是外滩的银行，还是杨树浦的工厂；
不论是土地，还是河流；
不论是太平洋上吹来的暖风，还是昆仑山上飘来的白云；
不论是东方的朝霞，还是皎洁的月光，这里的一切，我们祖国的一切，从此都归人民所有了。
成千成万的先行者播下的幸福的种子结果了，1921年在这个光荣城市举起的红旗胜利了。
这还不叫“解冻”？
这还不叫春天？
1949年的春天，这是我们人民的第1个春天，我们这样感受，也有权这样说。
可是，偏偏有人不同意。
甚至在过了八年之后，还在那里说“春寒”、望“解冻”，好像春天根本没有来过。
这中间的道理，想来也不太难懂，各个人的地位不同，“主人”下台，奴隶上台，怎么能够有共同的感受呢？
要那些昔日的“主人”歌颂奴隶们的春天，那自然是幻想。
还有一些人，他们过去也没有在台上，而是依附在旧的根基上生活的。
到了1956年春天，这个根基被挖掉了。
这对劳动人民来说，是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有些人来说，是冬天。
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乍暖还寒”：
“暖”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毕竟给了他一些好处，新社会看来并不可怕，甚至还有一些可爱，为新社会服务是值得的；
“寒”的是这毕竟是个新社会，要为它服务就需要改造自己，自己还没有适应这种变化，总觉得新社会这也不习惯，那也不习惯，不如旧社会“温暖”。
在这一寒一暖之间，今天向左边靠靠，明天又向右边靠靠，拿不定个主意，站不稳个立场，也就是徐仲年教授所赞扬的那么一种“动摇性”，在这一部分人中间，还是比较经常出现的。
刚刚过去的几个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难忘的。
我们参加了多少次会议和交谈呵，多么热烈的会议，多么亲切的交谈呵，党和人民的心靠得多么近呵！
有一些对新社会有感情又不习惯的人，也受了感动，向党说了知心话，同党、同劳动人民更接近了。
但是，也用不到隐瞒，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煽动起来的歪风邪气里，也有人迷失了方向。
对政治气候的感受本来就有不同，暂时的、偶然的迷失了方向，对有些人来说，这本来也是难免的，有的人不知道要经过多少次的探索才找到正确的方向。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不必奇怪。
由右派分子的挑战所激怒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起了对右派的反击，那些曾经迷失了方向的人，有的人明白过来了，同右派分子划清了界限，但也还有一些人看不清局势，看不清现在除了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还有一个右派分子的反共运动，这是一种阶级斗争。
他们又表示不安了，他们鼓起眼睛，望着天空：
“今天天气……”
今天天气很好：
右派分子祭起的乌云和妖风正在溃散。
他们抵不住马克思主义这一降妖的法宝。
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发表了，他像太阳一样，驱散了云雾，照亮了人民的眼睛，使人民有了武器，去战胜牛鬼蛇神。
一个人迷失方向，虽然不是好事，却可以变坏事为好事。
只要他走到正确的方向来。
有的时候，曾经迷失过方向又走到正路上来的人，反而成为后来的人们的引路人。
而目前反右派的斗争正在紧张地展开着，这正是帮助那些迷失过方向的人寻找正确道路的时候，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坚定自己的政治方向的时候。
这真是千金难买的大好时光，右派的英雄好汉们作我们的先生，教给我们许许多多在平时不易学到的东西，使我们懂得什么叫左派，什么叫右派，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什么是真的、美的、善的，什么是假的、丑的、恶的，使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看一看我们自己站的立场是否正确，懂得怎样才能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不带括号的左派。
夏天是长庄稼的季节，也是毒草想着压倒庄稼的季节。
是同劳动人民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向毒草作斗争，并且在斗争中改造自己成为一个左派呢？
还是站在相反的地位，帮助毒草盖过庄稼？
还是走“袖手旁观”的所谓中间路线呢？
这是我们应当想一想的问题。
我们常常说，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只是望着天空，感叹“今天天气”变化太快，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呢？
如果真的想着从迷途中走出来，那就要迈开第1步。
（原载“解放日报”）

外祖父
孙维世
清晨得到电话，说外祖父的病情严重，我忙向医院赶去。
一路上心中突突地直跳，老人慈祥的笑容浮在我的眼前：
父亲牺牲时，他怎样从千里外赶来看我们，母亲去世后，他怎样带着我去上坟……他原是前清的举人；
因为闹革命，被清朝政府革掉功名，下令通缉，他撑着一把雨伞从城墙上跳了下来亡命他乡。
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替共产党作了许多工作，七十余岁的高龄还被反动派逮捕囚押。
他一生奔波，经历了许多人事的变迁，饱受了人间的辛酸。
全国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变得年轻愉快了，每次来北京开会时，他都给我们带些家乡的枣子和糖果，每年地方政协的视察工作，他都积极地参加。
我每次见到他，心中都感到说不出的亲切和喜悦。
他今年已经八十九岁了。
这次害的病是胃出血转肺炎，我懂得这病对他的严重，走进病院时，我的心中有些发冷，手止不住地战栗起来。
我换上了白色的外衣，匆匆地奔上楼去，轻轻地推开了病房的门，屋子里静悄悄地一点声音也没有，窗帘放了下来，屋子里有些暗，我走近床前，叫了一声“老爷！”
泪水已把喉咙硬住了。
外祖父睁开了眼睛，断断续续地说：
“你来了，孩子！……我不要紧……”他瘦多了，枯槁的手指着椅子让我坐，我挨着他坐了下来，心中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过了一会儿，他说话了，声音轻得仅仅刚能听见：
“我原想和你们一起走到社会主义，现在不行了，年纪这么大，能看到新中国，我也够满意了……”他咳嗽起来，喘息了一会儿，接着说：
“我的后事要办得精简节约……”他的眼睛闭上了，我的眼泪涌了出来，忽然他睁开了眼问道：
“反右派分子的斗争进行得怎么样了？”
我噙着眼泪，连忙回答说：
“右派分子的谬论已经引起了人民的愤怒，现在正在展开和他们的斗争。”
他的两眼炯炯有神地望着我说：
“这样很好！”
停了一会，他说：
“我们有缺点，一定要改正，共产党正是为改进工作才要整风的呀！”
他把手在床上一拍，接着说：
“什么话，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不要党的领导难道会有今天吗？
‘杀共产党……’‘政治设计院……’葛佩琦，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长的是什么心肝？
不能光让这些别有用心的人胡说八道，人民应该说话，应该让人民说话！”
由于愤怒，他的脸红了，我连忙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是的，人民要说话，人民是不能再沉默了，应该起来保卫我们革命的胜利果实，应该保卫我们亲爱的党！
要和这些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
我握住外祖父的手，感到他手的温暖，感到他身上还有无穷的生命力，他会活下去的！
一定会活下去！

大智若愚　
英韬
——我看不出这两个字有什么区别

我们是不怕的穿过多少风雨如晦的年月，忍受过多少诅咒、鞭打、冲击，但我们是坚强的，我们是最坚强的，难道在我的生活中还有比这更高的骄傲的权利？
那么，滚开吧，右派分子！
昨天，你彬彬有礼地一面鞠着躬一面又咬牙切齿，今天，你又骑马冲来，连砍带劈。
留心！
你将粉碎！
我们是不怕的，我们是绝对不怕的。
和太阳一起，我们的党既然能够从昨天走来，岂不能朝明天走去？

有了你（外一首）
李瑛呵！
有了你，水才潺潺地流动，山才在那儿呼吸，打开每一扇窗子看吧，肥硕的麦穗轻声低语。
呵！
有了你，才有了生命的声音，才有了故事和诗，并且一切才充满亮光、花纹、色彩，一切才得到他们自己的位置。
呵！
有了你，我发现我的生命无比巨大，虽然它不过是一片叶子；
我发现我的生命有一千个，虽然心只有一颗，死只有一次。
呵！
有了你，世界才不愧为世界！
我们是不怕的穿过多少风雨如晦的年月，忍受过多少诅咒、鞭打、冲击，但我们是坚强的，我们是最坚强的，难道在我的生活中还有比这更高的骄傲的权利？
那么，滚开吧，右派分子！
昨天，你彬彬有礼地一面鞠着躬一面又咬牙切齿，今天，你又骑马冲来，连砍带劈。
留心！
你将粉碎！
我们是不怕的，我们是绝对不怕的。
和太阳一起，我们的党既然能够从昨天走来，岂不能朝明天走去？

“演员的青春是永在的”
——“张文祥刺马”观后
凤子
正当首都戏剧界纪念话剧运动五十年，而有了五十年历史的通俗话剧，带着它的传统剧目来展览演出，使得北京爱好话剧的观众和话剧工作者有了观摩和学习的机会，真是一个大喜讯。
06月23日晚，通俗话剧团招待北京文艺界演出了传统剧目之一“张文祥刺马”。
从清朝末年生活到今天的老年人，对“张文祥刺马”的故事是熟悉的，因为这个戏反映的是清朝时事。
以戏剧形式及时地反映当前的现实，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是通俗话剧的优秀传统。
在抗日战争时期，广大的话剧队伍，不论是在根据地、敌后、或大后方，在宣传团结抗敌上，都是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的。
今天我们看“张文祥刺马”，虽然这是五十年前的时事，而观众们却是和剧中人共呼吸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戏在编写上是那样集中而尖锐地揭露了矛盾，通过人物之间的冲突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
更大一个特点是人物性格鲜明，而人物性格是随着矛盾的发展而逐步深化的。
人物性格的描写和人物关系的交代，是用动作来交代来描写的。
这一特点是从事戏剧的、特别是今天的话剧演员们所苦苦追求的。
通俗话剧团的演员们，尤其是几位老演员们，在这方面的造诣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提到老演员，这次来京的最老一位演员有八十三岁，更多的是五十、六十多岁的。
他们年长，他们有丰富的经验，生活的和艺术实践的经验；
他们在今天的舞台上是惊人地发挥着艺术的青春。
这篇短文不可能一一介绍，何况只看了一个戏。
就在这个戏里，如王曼君的张文祥，田驰的窦一虎，刘一新的马新贻和王雪艳的小荷花，还有其他演员的其他角色，真是每一个人物有他独特的形象！
就说田驰的窦一虎吧，田驰不是演戏，的确是创造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田驰把一个性格粗犷而又纯朴的窦一虎演活了，人物性格那样完整！
人们关心着窦一虎的命运，剧场不断发出笑声和叹息，甚至是掌声。
请看演员的艺术魔力发挥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还要谈一谈王雪艳的小荷花，她本人的年龄我不清楚；
可是，当角色生活在舞台上，舞台上出现的就是一位二十岁的青楼中人。
假如闭上眼睛听她说话，她的声音是那样的娇柔年轻！
那声音也叫人不能不相信她是一个多么年轻可爱的女人！
据说王雪艳在别的戏里创造了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
我等着看她的不同年龄、性格的人物。
看了通俗话剧团的演出，观摩了许多位老前辈的演技；
这些位老前辈们的艺术的魔力，证实了“演员的青春是永在的”！

赤卫军像（雕塑）程桐增

飞
——飞呀！
祖国。
飞呀！
弟兄。
（为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及粉碎右派进攻而作）
俯拾飞呀飞！
飞呀飞！
飞过最高的山峰，飞过无边的海洋，飞过太阳出来的天边，飞过无数眨着眼睛的星星间。
飞呀飞！
飞呀飞！
勇敢地飞，猛烈地飞，像闪电穿过天际，在急激的飞行里开辟路轨。
飞呀飞！
飞呀飞！
勇敢地飞，猛烈地飞，像阳光驱逐残云，冲破宇宙、喷射光辉。
飞呀飞！
飞呀飞！
勇敢地飞，猛烈地飞，像火山爆发烈焰，卷着欢狂大力翻飞。
飞呀飞！
飞呀飞！
向目的飞！
向人类追求的理想飞！
向梦里看见的美好世界飞！
向为实现它而流血牺牲的目的飞！
向着，向着，向着，向着，向着……向着“10月”开辟的方向飞！
向着社会主义的绝顶飞！
向共产主义飞！
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