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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1日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下午继续举行。

在今天的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作了“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作了“关于1956年以来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

薄一波在他的报告中详细地叙述了1956年我国国民经济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对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安排中的主要问题，作了具体说明；
对1956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检查；
对今后的基本建设工作提出了各项措施。

薄一波说，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反映了人民群众在大革命、大建设高潮中的愿望，计划中规定的指标，都是很积极的，从而在财政经济上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并且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
1957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是比较积极的和充分可靠的。
这个计划的安排，是尽可能地使基本建设的增长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相适应；
使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同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相适应；
使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劳动工资的安排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相适应；
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在上下年度之间能够比较平衡地向前发展。

薄一波说，为了全面地完成1957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更多地、更好地超额完成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全国人民必须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千方百计地挖掘潜在力量，努力克服困难，加强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监督检查工作。

张鼎丞在报告中叙述了1956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级人民检察院关于进行肃清反革命分子和惩治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对于1955年以来的肃反案件的检查，对于在押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侦查起诉工作以及检察业务的发展和改进的主要情况。
报告指出了上述工作所获得的巨大成绩，也批评了工作中发生过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张鼎丞说，现在，国内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开始上升到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地位。
但是，阶级斗争并未完全结束，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同一切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的斗争，同各种违法犯罪分子的斗争，仍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张鼎丞说，为了更好地完成检察机关的任务，已经在检察机关内部开展整风运动，检查和克服存在于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学会正确地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会正确地运用法律调节人民内部的矛盾，批判和克服检察业务建设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和旧法观点，总结几年来检察工作的经验，健全我国的检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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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24日到29日，总后勤部卫生部召开了全军肺结核防治会议及胸科学术报告会。
参加会议的有三百八十多人，其中包括军内外许多医学专家和教授。
应邀来我国的苏联院士、外科学会会长库卜扬诺夫中将，以及在京的苏联医学专家和教授也出席了会议。

这个会议总结了我军肺结核治疗工作，提出了防治工作的三年规划；
并且收到了学术论文一百零七篇。
这些学术论文经过会议筹备委员会论文组研究，选出八十六篇作为会议文件，在会上宣读了其中的五十篇。
到会者对论文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专家和教授们对论文评价很高。
有两位苏联专家说，这些论文绝大部分已接近或相当于国际水平。
他们为中国朋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而高兴。
一位军外的防治所长说，在一百多篇论文中，胸科医院就提出了四十多篇，一个医院在一年内能取得这些成就是不容易的。
接着他又说，他们取得这些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内部各科及全体人员能很好地合作，对外也能很好地协作。
这是一条值得学习的经验。

在会议闭幕的时候，协和医院院长李宗恩讲了话。
他说，这次会议不仅包括了解放军胸科医学家的成果，也代表了全国医学家辛勤劳动的成果。
一年来，不但胸科学术上有成绩，新生的力量也在逐渐成长。
他希望胸科医院继续与协和医院密切合作。
胸科医院院长吴英恺说，我们对胸科学术的研究是有成绩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水平，比过去有所提高，这是应该肯定的。
但还不能说已经相当或接近了世界水平，我们不能自满。
他还提到有人说党不能领导科学，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证明，党能够领导科学，而且必须领导科学。

最后，总后卫生部长饶正锡中将作了会议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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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065部队直属队营以下单位在6月20日至22日，集中三天时间进行了反右派教育。
官兵们说：这是在新的形势下一次深刻生动的阶级教育。

领导上首先向部队作了启发报告，充分揭露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及其政治阴谋。
前一时期，因为连队官兵工作忙，报纸少，对于右派反动言论知道得不多。
领导上把这一时期报纸上登载的右派反动言论，集中起来加以分析介绍，指出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
官兵们听了大吃一惊，感到自己太麻痹了，不反右派不得了。

接着，从班到排、连召开讨论会，并举行了千余人参加的军人大会，发动群众驳斥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
大家发言十分热烈，有的战士在班的讨论会上发言七、八次。
在千余人参加的军人大会上，有几百人举手要求发言，几十人蜂拥到主席台上抢先发言。
一位原在北京市某公私合营工厂当工人的同志发言，揭露了某些资本家在公私合营过程中的两面性：他们一面敲锣打鼓拥护公私合营，一面又挖空心思唯利是图。
他说，没有工人的监督和斗争，资本家是不会接受改造的。
章乃器说定息不是剥削，李康年要求定息二十年，就说明这些资本家仍然不甘心改造。
咱们决不能麻痹，必须向他们斗争。
一个武汉籍的战士，具体介绍了共产党和解放军在1954年带领群众抢救长江大堤的斗争事迹，有力地驳斥了葛佩琦所说党群关系和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的谬论。
许多战士用自己的切身事例，说明解放后人民生活大有改善。
四川籍的战士讲成渝铁路给人民带来的好处，安徽籍战士讲根治淮河的好处。
一位贵州籍的副指导员讲他自己在解放战争时期被抓进国民党军队的悲惨遭遇，以及1948年被解放后在解放军里如何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和副指导员的过程。
一位上尉技术主任，是安徽桐城人，和章伯钧同乡，他具体地揭露了章伯钧这个野心家的卑鄙活动。
一位家在山西运城的同志说，他从小跟父母讨饭，解放后分到房子和田地，并且念了中学，这是祖宗八代都没有过的事。
他说，我为什么参军？
就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保卫共产党和毛主席。

参加会议的人感到，战士们的话，有道理，有事实，有力量，都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
有的指导员说，这比死念政治课本强一百倍。

作者：宋文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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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部队从6月14日开始进行反击右派的教育。
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恨，一致表示，坚决击退右派进攻，捍卫社会主义。
这种表示并已见诸于行动：对右派的荒谬言论，开始了无情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
原认为“小河沟里翻不了大船”的人，看清了右派的阴谋诡计之后，警觉了起来，保密工作、值班制度加强了，更多的人，对工作、对训练更加用心。
0975部队和0976部队等单位，不少同志还写信给自己的亲友，揭穿右派分子的嘴脸，劝他们不要上当。

为使反击右派的斗争取得全胜，克服一些单位和部分同志“重视不足，动作迟缓”的现象，北京部队各单位都已决定采取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使这一斗争深入一步。
这些措施中主要的有：

一、在反击右派斗争期间，灵活地安排工作，集中力量，集中时间，以期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较大的效果。
借口业务工作忙，不发动这一斗争，不进行这一教育，是政治麻痹的表现。

二、解除疑虑，充分发动群众。
不断宣传这一斗争的重要意义，要使大家懂得：“不在斗争中提高自己，说不定哪天政治上要犯错误；
不把右派分子反击下去，社会主义就会遭受破坏。”
对于精力只集中在反“三害”上的同志，要向他们说明，当前反击右派不是哪一个领导干部在“转移目标”，不除“三害”了，而是为了在集中精力打退右派进攻之后，更好地整风，更好地除“三害”。
使这些同志暂时从“小是小非”中解脱出来，辨明“大是大非”。
为此，必要时领导同志要宣布克服“三害”的决心，并坚决贯彻边整边改的方针，使群众知道领导的“底”。

对于怕扣右派帽子，怕整到自己头上的人，要给他们解释清楚，我们的斗争，一方面是对右派的反击；
另方面又是对我们自己的提高。
不是右派分子，党和同志绝不会把你看成右派分子。
每个同志都应该有勇于暴露自己思想的精神，回忆自己在今年这个“不平常的春天”，有过哪些糊涂的想法和言论。
讲出来，辨别了是非，划清了界限，站稳了立场，提高了认识，好全力以赴地积极地投入反右派的斗争。

三、不停留在“声讨”上，要采用小会、自由漫谈和辩论会等形式，对群众最迫切地需要弄清的重要的政治思想问题，如党的领导权问题，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和肃反运动成绩是不是主要的等问题，有计划地进行讨论，使问题一一得到解决，也就是说，使阵地一一为我们所占领。
争辩中要注意以理服人，不能采用简单粗暴的方法。

四、在战士中，采用9065部队的作法，由领导作报告，组织人讲演，揭露右派的阴谋，宣布右派分子的罪状，接着趁热打铁分组分队进行讨论，以分清界限，激起广大士兵对右派分子的仇恨，使右派的言论在广大士兵中没有市场。
号召广大士兵站稳脚跟，听党的话，遵守纪律，搞好当前的工作和学习。

作者：张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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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1日电 上海警备区所属部队官兵今天集会纪念“七一”。

上午，直属机关举行纪念大会。
直属机关党委书记裴宗澄向全体官兵作报告。
他系统地介绍了三十多年来党领导人民斗争的历史，说明今天胜利来之不易；
并且指出在今天右派分子利用我党整风机会疯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我们重温一下党的历史是有特殊意义的。
他号召全体官兵为了维护党的利益和社会主义前途，应当站稳立场，明辨是非，积极投入反右派分子的斗争。

下午，来自边防内卫战线、国防建筑工地、学校、医院的三十位代表座谈。
他们列举事实驳斥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1927年参加革命的符成珍大校，今天带病参加了座谈。
他回顾了党三十多年来领导人民进行艰苦斗争的经历，心情十分激动。
他说：“在这三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中，许多战友——党所培养的优秀儿女为人民解放事业牺牲了，有的同志在革命中成了残废。
今天右派分子肆意污蔑党，要共产党下台，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士，决不允许右派分子破坏我们几十年拚命流血得来的胜利果实，我们必须坚决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保卫党的领导权。”
参加座谈的有警备区副司令员熊应堂少将，还有来自各个岗位的军官、士兵、军官家属和在军队中服务的职工代表。
他们在发言中，一致认为今天阶级斗争还未熄灭，要提高警惕，积极声援全国人民反右派分子的斗争，捍卫社会主义事业。

（本报特约记者 张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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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从6月20日到30日这十天中，八百三十多件来信涌到了本报编辑部。
这些来信，反映了广大士兵对于右派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无比愤慨，表达了他们对于保卫社会主义的坚强决心。

来信的绝大部分都是以亲身体验，有力地驳斥右派分子的所谓“人民生活没有提高”、“统购统销搞糟了”等等谬论的。
6301部队二支队战士沈厚金来信沉痛地回溯了解放前苦难的日子，生动地叙述了解放前后他家生活上的变化。
他说：以前一家八口人合盖一条蜂窝般的破被，父亲和二哥给地主扛活只能顾上自己的嘴，大哥依靠“卖征兵”混日子，母亲领着我和几个小姊妹到处讨饭。
解放后就不同了。
土改的第二年就盖了三间新房子。
我哥哥结婚时，做了花被褥，全家人都穿上新衣服。
最叫人难忘的是去年闹水灾，如果在过去，又该逃荒了；
可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家里来信说，家乡没有一户外逃，政府运粮、放款救济，普遍平安度过了灾荒。
我家里就分到救济款五十八元多，粮食四、五百斤。
右派分子的胡说抹煞不了事实。
4436支队战士潘光的来信说：右派分子说什么“广东农民接近饿死边缘”。
我就是广东新兴县大河乡的人，上半个月刚探过家，我家乡的实际情况是：农民参加了合作社，不仅生活过得去，很多人家还有余钱。
凡我到过的地方，农民都说比以前好过了。
许多来信用事实驳斥了“统购统销搞糟了”的谬论。
0223部队战士曾国安就用家乡去年遭了水灾但是粮价一点儿也没有上涨的事实，说明了统购统销的好处。

广大非党战士对于右派分子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非常愤恨。
0218部队战士高机飞、孟发勋说：我们和党永远是一条命一条心，在一条路上走！

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提高了战士们的警觉。
9065部队刘华祺说：右派分子所说的“恶事”，正是人民所希望的“大好事”，他们愈害怕的东西，我们愈欢迎。
0223部队一支队杨大鹏说：我们始终记住：凡是敌人所反对的，我们就要坚持，凡是敌人所主张的，我们都要反对。
为了让右派分子直接听听人民战士的声音，韩海旺等同志还在信中注明：倘若因为篇幅的限制，我们的发言不能见报，无论如何也要请编辑同志把我们的信直接转给右派分子本人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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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北京政法学院学习的一百五十名复员转业军人，以无比愤怒的心情召开了“反右派分子斗争誓师大会”，并给本报写信，向全军战友表示他们反击右派的决心。
信上说，党把我们领上了光荣的革命途程，把我们教养成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
把我们送进了人民的大学。
是党给我们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和平幸福的生活！
没有亲爱的党，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得到的。
谁要反对我们的党，谁要企图摧毁我们无数先烈们和战友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江山，谁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
我们就要和他拚个你死我活！
我们决心和战友们一起积极投入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栏目：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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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报编辑部6月14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
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
略嫌不足的是编排技巧方面。
编排的技巧性和编排的政治性是两回事，就光明日报说来，前者不足，后者有余。
技巧性问题是完全可以改的。
在编排技巧方面改一改，面目一新，读者是会高兴的。
这件事也难，本报有志于此久矣，略有进展，尚未尽如人意。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
但是还觉不足。
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像，装腔作势，不大自然。
这也很难。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子改变，大不容易。
大势所趋，不改也得改，是勉强的，不愉快的。
说是轻松愉快，这句话具有人们常有的礼貌性质。
这是人之常情，应予原谅。
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
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
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
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
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
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
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
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
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
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
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
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
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
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
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
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
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压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
近日开的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文汇报在6月14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
作自我批评是好的，我们表示欢迎。
但是我们认为文汇报的批评是不够的。
这个不够，带着根本性质。
就是说文汇报根本上没有作自我批评。
相反，它在14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
“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
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
是这样的吗？
不是的。
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
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
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
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
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
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
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
有人说，这是阴谋。
我们说，这是阳谋。
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农民不是每年要锄几次草吗？
草锄过来还可作肥料。
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
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
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
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就是说，不可避免的。
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
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
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
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
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6月6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
这不是利令智昏吗？
“利”者，夺取权力也。
他们的报纸不少，其中一个叫文汇报。
文汇报是按照上述反动方针行事的，它在6月14日却向人民进行欺骗，好像它是从善意出发的。
文汇报说：“而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认识，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
错了，应改为“充满着”。
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残存着一点资产阶级思想，够用吗？
这里是一种什么逻辑呢？
个别性的前提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这就是文汇报的逻辑。
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自己大量报导过的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刊发的反动言论，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
新民报不同，它已经作了许多比较认真的自我批判。
新民报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就认真更正，表示了这张报纸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对于人民事业的责任心，这个报纸在读者面前就开始了主动。
文汇报的责任心跑到那里去了呢？
你们几时开始，照新民报那样做呢？
欠债是要还的，文汇报何时开始还这笔债呢？
看来新民报的自我批判给文汇报出了一大堆难题，读者要问文汇报那一天赶上新民报呢？
文汇报现在处在一个完全被动的地位。
在新民报没有作自我批判以前，文汇报似乎还可以混过一些日子，有了新民报的自我批判，文汇报的日子就难过了。
被动是可以转化为主动的，那就是以新民报为师，认真地照它那样办。

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
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
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
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
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
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
是不是要办罪呢？
现在看来，可以不必。
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
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
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
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
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
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
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
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
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
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
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
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
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
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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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1日讯 彭德怀元帅今天上午接见了日本前军人访华团。
接见时，王宏坤海军上将、常乾坤空军中将、萧向荣中将和张奚若、廖承志也在座。

新华社讯 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6月29日下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李先念指出，去年我国国家预算收入和支出都有不小的增长，各方面工作的发展是迅速的，成绩是巨大的，缺点和错误只是部分的。
今年国家预算反映了我国人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反映了我国人民和平建设的强烈愿望，这个预算的实现，将要胜利地结束我国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把国民经济引向新的高涨。

李先念首先报告了1956年国家决算。

1956年国家决算收入297.5亿多元，其中，本年收入287.4亿多元，上年结余收入10.1亿多元。
1956年国家决算总支出305.7亿多元。
1956年收支相抵，当年支出大于当年收入18.3亿多元。
除去使用了上年结余收入以外，预算赤字为8.19亿多元。
为了弥补这个赤字，中央财政动用了1954年决算时在银行存储备用的结余款项，地方财政动用了以前年度中央拨给地方作为预算周转之用的结余款项，其余1.8亿多元是从银行透支解决的。

李先念说，1956年国家决算收入比上年有不小增长，主要收入项目一般完成得较好；
但是，由于去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许多事业在社会主义高潮中开支增大、工资增长的幅度部分地超过计划和人员的增加超过计划更多等等原因，支出的主要项目也超过了预算。
同1955年比较，1956年收入实际增长15.82％，支出实际增长17.99％。

李先念指出，1956年国家预算收支的增长，保证了建设事业的资金供应，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往年。
这一年，许多用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工厂、矿山和水利工程，投入生产或者开始使用，更多规模巨大的建设项目，开始施工或者继续施工。
工业产值比1955年增长的部分就有139亿元，比1949年全部工业产值108亿元还多。
虽然遭受到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粮食产量仍然超过了1955年。
全国增加灌溉面积一亿多亩，这个数字相当于解放前全国原有灌溉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
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1956年我国经济、文化工作各方面的成绩是巨大的，这是无可怀疑的。

李先念同时指出，1956年国家财政工作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
去年年初编制预算的时候，由于对社会主义高潮下的新情况估计不足，预算的底子打大了一些，执行当中又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先后追加了一些支出，以致出现赤字。
另一方面，银行发放的贷款也大大超过了原来计划。
原计划增加农业贷款11.2亿元，结果增加了20.3亿元（包括救灾贷款在内）；
原计划增加手工业、公私合营企业贷款2.9亿元，结果增加了9.4亿元。
因为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收支都发生了一些差额，结果，就使商品物资库存减少了一些差额，结果，就使商品物资库存减少了一些，市场货币流通量在一个时候显得多了一些。
计算起来，国家去年大约多用了20多亿元。
但是，总的说来，1956年国家预算和信贷的支出，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只有一部分是用得多了或者用得不适当。

李先念在作出1956年财政工作成绩是基本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个估计的时候，特别向大会提到了两点重要情况。
他说，我们还不能忘记，去年建设事业的巨大进展是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取得的，而且特别不能忘记，是在翻天复地的社会大变革的情况下取得的。
正是因为1956年的灾荒是平稳渡过的，社会变革是进行得很顺利的，人们就往往忽视这些重要情况。
他说，我们应该足够地估计我们曾经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进行建设和取得成绩的。

李先念总结了从1956年国家预算的编制和执行中取得的两条重要经验。
一条是预算收支、信贷收支、物资供求三者都必须平衡，并且相互结合。
另一条是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编制，应当注意瞻前顾后，注意年度之间的相互衔接，避免过大的起伏。

接着，李先念报告了1957年国家预算的安排。

他说，为了巩固1956年经济战线上的伟大胜利，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打下良好的基础，1957年必须根据财力和物力的条件，适当地安排建设的发展规模和速度。
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就是根据这种精神和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指标编制的。

1957年国家预算收入为292.9亿多元，同1956年当年收入比较，增加1.91％；
1957年国家预算支出也为292.9亿多元，同1956年决算比较，减少4.19％。
收支平衡。
1957年银行信贷计划，支出大于收入6亿元，由国家预算增拨信贷资金来解决。
信贷收支平衡。
这笔信贷资金，实际上也是国家预算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

李先念说，1957年预算收入，虽然有上年农业灾歉的影响和其他不利因素，仍然比1956年稍有增长；
1957年预算支出，虽然比1956年有若干减少，仍然保证了国家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

1957年国家预算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占预算的46.71％，为上年决算数的85.93％。
社会文教支出占预算的16.51％，为上年的105.36％。
国防支出占预算的18.85％，为上年的90.3％。
行政管理支出占预算的8.35％，为上年的91.99％。

李先念分析了各类支出的分配情况。
他说，在国家预算支出总数中，国防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所占的比重有了进一步的降低，使国家有可能将较多的资金用于各方面的建设事业。
同时，在经济建设资金的使用上，根据保证重点、保证急需的原则，作了更加合理的分配，而且注意到以较少的投资发挥较大的效能。
李先念指出，1957年国家建设的规模仍然是巨大的，前进的速度仍然是相当快的。
1957年基本建设计划执行的结果，五年基本建设投资额将超过五年计划11.6％。

其次，1957年职工工资标准虽然不拟提高，但是，由于去年增加工资和提高级别是从4月和7月开始的，今年则是按全年计算，这样，绝大部分职工今年全年的工资收入实际上是比去年增加了。
今年农业税负担将基本上稳定，而若干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有了提高，只要没有较大的灾荒，农民的收入也将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进一步提高。
今年人民的购买力将比去年继续增长，国家供应的商品总值也将比去年有所增加。
这说明国家在调整建设规模和速度的同时，还是尽可能地注意了有关人民生活方面的需要。

1957年国家预算收支的安排，已经在可能范围内照顾了各部门、各地区事业发展的需要。

李先念认为，1957年国家预算是可靠的，也是积极的。
只要在执行当中加强努力，做好工作，不但可以完成，而且有可能做到收多于支。
他还向大会报告：今年1月到5月，国家预算收入一般完成较好，行政费及其他可以节减的开支也有了显著降低。
五个月收支相抵，收大于支19.52亿元。
由于暂时有了一笔为数不小的余数，已经减少了一部分市场货币流通量，增加了一部分库存物资，对物资的供应和市场情况开始发生有利的影响。
但是也应当看到，目前农业收成还不能确定，人民所需要的若干种日用品的供求情况仍然比较紧张，因此必须继续兢兢业业，不能放松努力。

为了保证1957年国家预算的完满实现，李先念提出了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这就是：必须普遍深入地全面地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必须继续稳定市场物价，必须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改进财政制度。
他表示政府决心依靠全国人民共同努力，顺利地完成1957年国家预算，实现国家建设计划。

作者：张鼎丞
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

各位代表：

我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报告一九五六年以来检察工作的情况，请予审查。

一九五六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主要是：继续深入地进行了肃清反革命分子和惩治其他犯罪分子的斗争，对于一九五五年以来的肃反案件进行了检查，完成了对在押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侦查起诉工作，并且改进和发展了检察业务。
现在分别报告如下：

一、一年多来的肃反斗争情况。

在一九五五年底和一九五六年初，由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一九五五年肃反斗争的巨大胜利，反革命分子内部愈益明显地表现出分化和瓦解的趋势。
根据这一情况，中共中央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了宽大处理农村中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办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宽大处理和安置城市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决定。
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开展了政治攻势，号召一切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并且对于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分子、刑满释放的分子和被管制的分子，进行了规划入社和安置就业的工作。

一年多来各级检察机关和司法各部门贯彻执行党和政府上述方针政策，取得了肃反斗争新的胜利。

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深入地开展政治攻势的结果，全国有十九万余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其中有罪恶严重、民愤很大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有解放后多次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并且有不少长期潜伏下来和从国外派遣进来的特务间谍分子。
在机关内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中，也有很多是在宽大政策感召下坦白交代的，其中有些是隐藏在高级机关和要害部门中的反革命分子。
目前反革命分子这种分化瓦解的情况，还在继续发展。

各级人民检察院在对残余反革命开展政治攻势中，执行了对于投案自首分子的宽大政策，对于罪行轻微、或者仅有一般历史罪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的投案自首的分子，一般不予追究；
对于按其罪行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但系真诚坦白或者有立功表现可以免予刑罚的分子，作出免予起诉的决定；
对于坦白自首但罪恶严重仍需判刑的，也在起诉时建议法院从宽判刑。
根据二十一个省、市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的统计，在一九五六年，经检察机关作出免予起诉决定的共一万八千四百余人。

其次，一年多来对于反革命分子以及地主富农分子的改造工作，收到了更大的成效。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对于在城市和农村中原来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地主富农分子分别规划加入合作社或安置就业，有些并依法改变了他们的反革命身份或地主富农成份。
据统计，在老解放区，原来的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分子成为正式社员的一般占百分之五十左右，候补社员占百分之四十左右，监督生产的占百分之十左右。
在后解放区成为正式社员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候补社员占百分之六十左右，监督生产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
在城市中，对于宽大处理和安置残余反革命分子也做了许多工作。
据辽宁、河南、江苏等地区的统计，共宽大处理了在城市中的残余反革命分子一万八千一百六十六人，其中安置就业的一万三千八百四十二人，占百分之七十六。
在对犯人的劳动改造工作方面，由于监狱和劳改机关进一步加强了政治教育和人道主义待遇的感化，也收到了更好的效果。
一九五六年有相当一批服刑期满和在劳改中表现良好的分子，从监狱和劳改场所释放出来，得到了正当的社会职业。
这样，就把一大批原来对社会起消极作用的人，改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同时，各级人民检察院本着“有反必肃”的方针，继续逮捕起诉了一批过去有罪恶和民愤而拒不投案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敌人派遣进来的特务间谍分子，以及经过处理后仍不悔改、又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
例如，国民党“中委会第二组”派遣进来的特务分子刘立，曾多次刺探我军事情报，报告给蒋帮的特务机关，并于一九五六年五月一日晚，用定时炸弹破坏了广州深圳车站以北的一段铁路。
这个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在案件发生后的一个月内即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归案，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已判处了该犯死刑。
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夜，山东省馆陶县三区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反革命凶杀案：主犯申孟春是一个当过汉奸、有血债、逃亡十余年的反革命分子，一九五七年二月潜回本地，于六月一日夜伙同其他几个反革命分子将我馆陶县三区浮渡乡乡长、中共乡总支委员申林台一家九口人，杀死七口，杀伤一口，行凶后并散发反动布告。
这伙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杀人犯，也没有能够逃脱人民的法网，在案件发生后的七十二小时内就被破获。
十分明显，对于这样一些反革命分子给予严厉镇压是十分必要的。

一九五六年，在肃清暗藏在机关内部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胜利，继续查出了一批隐藏较深、罪恶很大的重要历史反革命分子和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分子。
例如，甘肃省查出了混入兰州市工人电影院的反革命分子芦秉林，他原是盛世才统治新疆时的伪监狱官，亲手杀害了中共党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
江西省余干县航运站查出的反革命分子章光亮，是一个有四十六条人命血债的外逃反革命分子，解放后曾五次改名换姓逃避我公安机关的追捕，在这次肃反运动中，才被群众查出。
广州铁路机务段查出了特务分子江赛荣，他于一九五○年即参加了蒋帮特务组织，曾先后发展四人当特务，并向特务机关报告我军运情况十余次。
从这些事例不难看出，肃清暗藏在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对于纯洁革命组织、巩固人民政权、保卫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一九五六年的内部肃反斗争，由于领导机关和群众有了更多的经验，由于专门机关和群众运动有了更加密切的配合，因而肃反斗争进行得更加健康，错误越少了。

一年多来的肃反斗争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和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的情况下，对残余反革命分子进一步实行宽大政策是正确的。
但是应该认识，今天的政策只适合于今天的情况，如果以今天的政策去衡量过去的问题，认为我们过去对反革命分子采取的镇压措施是错了，或者说在过去就应当实行像现在这样更为宽大的政策，从而否定过去肃反斗争的成绩和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这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在过去一个时期内，党和国家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必须发动群众直接行动来完成革命的任务。
当时，残余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狂，党和国家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就是在当时，党和国家的肃反政策也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
在一九五六年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国家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党和国家的政策当然有必要相应地加以改变。
由此可见，党和国家对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是根据不同时期的斗争形势和任务以及反革命活动的情况来决定的，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

现在，虽然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数量更加减少了，但是，国内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还有少数更加坚决和狡猾的反革命分子在作垂死的挣扎，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还在不断地派遣特务间谍进行破坏活动，而且今后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
因此敌我矛盾虽已降到次要地位，但是敌我矛盾还是长期存在的，我们决不能放松警惕和懈怠斗志。

二、对一九五五年以来的肃反案件的检查工作。

一九五六年二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指示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于一九五五年肃反斗争所逮捕和起诉的案件进行认真复查。
一九五六年七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又会同最高人民法院、中央公安部、中央司法部召开了全国各省（市）公安厅（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联席会议，决定对一九五五年以来的肃反案件进行一次普遍检查。
会后各地检察机关均协同有关部门组织了专门力量进行检查工作，中央和各省市的司法机关，都组织了工作组深入县、市进行指导。
检查的结果有力地证明了在一九五五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尖锐阶级斗争中，开展大规模的肃反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指导肃反斗争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司法各部门在执行国家的法律和肃反的方针政策上是严肃认真的，肃反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

一九五五年以来肃反斗争中所逮捕和判处的反革命分子，绝大多数是拒不登记坦白、有罪恶、有民愤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和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给予应得的惩罚乃是完全必要的，而且绝大多数案件是办理得正确的。

在这里，我举两个地方的例子来说明。

例如，北京市自一九五五年一月至一九五六年上半年逮捕的反革命犯，经过逐案检查证明，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点九七是捕得正确的；
错捕的占百分之一点二九，有罪恶但按政策可以不捕的占百分之二点七四。
在捕得正确的反革命犯中：历史上有人命血债的反革命分子占百分之二十三点零七，解放前有搜集情报、镇压学生运动、瓦解革命组织等各种罪行罪该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占百分之八点五五，有抓捕、拷打革命工作人员和抢劫、勒索财物、奸淫妇女等罪恶的反革命分子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四九，组织反革命武装、进行反攻倒算和利用反动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占百分之二十点一，特务间谍及进行各种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占百分之十九点七九。

再以河北省通县为例。
经过该县司法各部门前后六次进行复查，证明该县从一九五五年一月至一九五六年六月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中，有百分之九十五点七一是捕得正确的，错捕的占百分之一点四八，有罪恶但按照政策可以免予追究的占百分之二点八一。
在应当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中：历史上有人命血债的反革命分子占百分之四十点一四，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动道首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二四，实行反攻倒算的不法地主分子占百分之九点八六，抗拒登记并进行潜伏活动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占百分之十二点六七，有建立反革命组织、进行反革命造谣破坏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占百分之八点四五，犯有其他罪行的反革命分子占百分之五点六四。
这些反革命分子中有些所犯的罪行是极为严重的，他们在解放前共杀害了我干部、群众八十三名，抓捕群众一百五十人，倒算和抢劫农民的粮食十八万二千余斤，并且其中有些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在解放后继续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

仅从上述两个地方的情况即可表明，在一九五五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开展肃反斗争严厉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是完全必要的。

在几年来肃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经过一九五五年肃反斗争又一次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反革命的残余势力已经基本上肃清了。
一九五六年反革命案件较一九五五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二点七，其他刑事案件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二点八，社会秩序更加安定了。
肃反斗争的胜利，有力地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

但是，在肃反斗争中也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
一方面是发生了一些错捕、错判的案件，捕了一些虽有一定的罪恶但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不必再加以追究的人，也错捕、错判了个别无辜的好人。
另一方面，在肃反斗争中还漏掉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发生了一些该捕不捕、该判不判和重罪轻判的现象。
在一九五六年实行更为宽大的政策精神以后，有些地方片面强调从宽，对于一些罪恶严重、应当逮捕法办的反革命分子也不予追究或判刑过轻。
在机关内部肃反斗争中，也有比较严重的漏掉反革命分子和处理偏轻的现象。
例如，云南省临沧专区在肃反运动结束后，又复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二十二名。
黑龙江省绥化县在复查中查出了该县食品公司经理是一个日本特务，并有七条人命血债。
福建省莆田县查出一个叛变分子赖金繁，曾将我特委书记等四个同志骗至家中，报告敌人捕去杀害，而对这样一个罪恶严重的反革命分子，却只判了二年管制。
在检查肃反工作中，一般的是较多地注意了查错，而较少地注意查漏，这是一种右的偏向，是应当加以纠正的。

发生上述两方面缺点错误的原因，除了由于在某些司法工作人员中存在着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作风，对于情况掌握不够准确，调查研究工作做得不够，政策界限交代不够清楚外，主要的是由于在少数地方和某些单位未能认真正确地贯彻执行群众肃反的路线，没有充分地把群众发动起来，因而就不能够彻底地孤立和揭露反革命分子，造成运动的夹生现象，漏掉了一些应当依法惩处的反革命分子。
也有少数地方和单位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未能及时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将群众性的清查、检举同专门机关的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以致在斗争中发生了一些粗糙现象，搞错了一些好人。
对于这些应当避免和可以避免而没有完全避免的缺点和错误，是应当引为教训的。
但是，另一方面，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发生也有一定的客观方面的原因。
因为肃反斗争是解决敌我矛盾的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反革命分子又是阴险狡猾的，有些反革命分子在确凿的罪证面前仍拒不坦白，因而激起了群众的义愤，发生了一些过火的现象。

此外，在检查中还发现了某些案件的处理上有拖延和积压的现象，影响了对犯罪分子的及时追究和惩罚，其中有个别被错捕的也未能及时发现和纠正。
在肃反斗争的紧张时期，个别地方也发生了某些不注意遵守法律程序的缺点和错误。

以上所说的缺点和错误，是在肃反运动中所发生的一些个别的、局部的现象，它和肃反斗争的伟大成绩比较起来，虽然是很次要的，但都是必须认真纠正的。
对于这些缺点和错误，我们本着“有错必纠”的方针，凡是一经发现，就严肃认真地进行纠正。
有的在后来的检查中，陆续地作了纠正和处理，或者正在纠正和处理。
我们的处理原则是：凡是被错斗、错捕、错判的好人，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就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恢复名誉，并进行妥善安置。
对于那些曾经加入过反革命组织，同反革命组织有过关系，同反革命分子有过政治关系或者平素有反革命言论的人，经过审查也给他们作出公正的结论。
应当指出，在运动中对这些人进行清查或者斗争，都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另一方面，对于漏掉了的反革命分子，则仍必须继续追查究办；
重罪轻判的和轻罪重判的，依照法律程序予以改判。

在检查肃反工作中，注意了防止和克服对缺点错误认识不足和夸大缺点错误这两种片面性的态度，坚持从团结和教育干部出发的精神，启发干部自觉地检查和认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而不对干部和积极分子泼冷水。
因而这次检查工作是进行得健康的，既纠正了缺点错误，又保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并且提高了干部的政策水平和法制观念，改进了工作制度和作风。
但并不是说，经过这次检查所有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肃反斗争中的错、漏案件以及其他的缺点和错误，还可能有未被发现的，或者虽然已经发现纠正，但处理得还不够好的，因此今后继续深入进行检查仍是必要的。

三、关于惩治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

由于我们国家实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的结果，由于国家为全体人民实行统筹安排的政策，由于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的提高，加以结合着历次的肃反斗争打击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刑事惯犯，社会上的刑事案件已经逐渐下降，一九五六年刑事案件下降的情况更为显著。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惯偷、惯盗、流氓等刑事惯犯还未完全肃清，由于资产阶级堕落腐化思想的影响，同时，由于我们在过去这一时期中对刑事犯罪分子有打击不力的右的偏向，因而目前的刑事犯罪案件还有一定的数量，而且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仍然是比较严重的。
目前刑事案件数量较大的是盗窃案件，其中有很多是属于轻微的盗窃案件，重大盗窃案件只是少数，但它的危害是严重的。
在某些大中城市中尤其是某些新建和扩建的城市中，有少数未受到惩处和经过处理仍不悔改的流氓分子不事生产，为非作歹，招摇撞骗，污辱奸淫妇女，并唆使、引诱少年儿童犯罪，扰乱社会秩序，引起了群众的愤懑。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完成以后，不法资本家经济犯罪案件大大减少了，但是仍有少数不法私方人员利用各种机会和合营企业管理制度上一时尚不完备的空隙，进行盗窃企业财产的活动；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在国家开放了一部分自由市场以后，少数不法资本家投机倒把的活动又有所滋长。
如青岛市在一九五六年发生不法资本家经济犯罪案件四十件，其中在第四季度发生的就有十七件，一九五七年第一季度又发生了三十三件。
此外，由于某些工作人员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享乐腐化思想，由于企业和合作社组织中还存在着某些组织不纯的现象，因而在企业和合作社中的贪污现象也时有发现，但其中比较大的贪污案件是极少数的，大多数还是属于轻微的贪污行为。

根据上述情况，各级人民检察院除对残余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外，还协同有关部门加强了同其他各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依法惩治了盗窃、诈骗、强奸、凶杀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
例如，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第一季度批准逮捕的各种刑事犯罪分子中，盗窃犯占百分之五十九点六九，强奸犯占百分之九点四七，诈骗犯占百分之八点零七，凶杀、纵火、放毒犯占百分之三点三九，其他刑事犯占百分之十九点三八。
同时，各级人民检察院进行了对职务犯罪案件，经济犯罪案件和侵犯人权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
根据一九五六年的不完全统计，检察机关侦查的刑事案件中贪污公共财产的案件占百分之四十一，妨害社会经济秩序的案件占百分之十点八，侵犯人身权利的案件占百分之三十七点六，其他案件占百分之十点六。

司法机关惩治刑事犯罪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于巩固社会治安，保护国家和公共财产，保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起了积极的作用。
例如，包头市由于基本建设的迅速发展，在城市中混入了一些敌对阶级分子和流氓分子，因而该市的刑事犯罪活动曾经一度比较严重。
有些流氓分子甚至在白天就闯进职工宿舍强奸职工家属，引起一些工人极大不满。
该市在一九五七年一月惩治了一批刑事犯罪分子，并广泛地进行了遵守法律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教育后，二月份发生的刑事案件较一月降低了百分之四十二，社会秩序大为改善，广大群众表示满意，群众防范犯罪的积极性和共产主义道德风气，普遍有所提高。
福建省晋江县人民检察院侦查处理了该县池店乡光明高级农业合作社出纳李文宜贪污社款三百余元一案。
在处理该案之前，社员生产情绪低落，有四十五户社员闹退社，社员不愿向合作社投资；
处理了这个案件之后，社员生产情绪提高了，把合作社当作大家庭，在十六天中社员向社投资四千八百元，原来闹退社的社员不退了，出工率也显著提高。
湖南省各地人民检察院在一九五七年一、二两个月内，经侦查属实逮捕了投机倒把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分子五十九人。
其中长沙市不法资本家徐兆魁、肖桂福一贯不服从国家市场管理，一九五六年九月自由市场开放以后，该二犯又纠合其他不法分子八人跨行跨业进行黑市投机买卖，乘国家统一掌握的建筑材料铁钉、铅丝供应紧张之际，分赴该省的醴陵、衡阳、益阳和广西省的桂林、全县，及江西省的萍乡、宜春等二十三个县、市，冒充合作社和国营基建单位的工作人员大量套购铁钉、铅丝等物，严重地破坏了市场管理。
这个案件经过检察机关起诉和法院公开审判后，不少有违法行为的商人向政府坦白了自己的违法行为，长沙市工商局进一步加强了对市场的管理，建立了市场管理委员会，并对各个行业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各级检察机关在惩治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中，贯彻执行了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
对于盗窃、流氓犯罪活动，着重打击那些作恶多端的惯偷、惯盗，恶习甚深的流氓犯罪分子，以及教唆和组织犯罪活动的分子；
对于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犯罪行为，主要是由治安部门给以适当的行政处罚，或者给以批评教育，以达到教育改造的目的。
对于少数因沾染了不良习气而犯了某些罪行的青少年，除了某些犯罪情节严重的以外，主要是通过家庭和学校加以管教，一般地不采取司法惩罚的方法去处理。
对于企业，尤其是农业合作社中的贪污现象，着重是处理那些贪污数量较大、情节恶劣的分子，对于偶尔的小量贪污行为，主要是由本单位、本部门进行批评教育，责令检讨，退出赃款，并根据情况给以必要的纪律处分。
在处理经济犯罪案件中，着重是惩处那些投机倒把、大量套购物资、扰乱市场的不法分子，对于小商小贩和某些落后农民的一般商业投机行为，也主要是由有关部门通过说服教育和加强市场管理的方法加以解决。
事实证明，采取这样的处理方针是正确的。

但是，由于有些地方对于刑事惯犯斗争不力，处分过轻，以致未能在劳改期间真正加以改造，因此在刑事惯犯的犯罪案件中，经过惩罚后又重新犯罪的刑事惯犯占了不少的数目。
例如，北京、天津两市在一九五六年一月至十一月捕获的一百五十五名刑事惯犯中，释放后又重新犯罪的一百二十七名，占百分之八十二。
上海市一九五六年第三季度捕获的七十二名刑事惯犯中，有三十四名是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的惯犯。
由此可见，对于惯窃惯盗犯、诈骗犯等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必须给予严厉的惩处，实行较长期的劳动改造，否则，就不能达到彻底改造和逐步肃清这些犯罪分子的目的。

四、检察机关的业务有了很大的改进和发展。

随着各级检察机构的逐步普遍建立，到一九五六年，各级人民检察院已经全部担负起审查批准逮捕人犯工作和审查起诉工作。
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工作中，一般的都做到了逐案地认真审查核对材料，鉴别证据，有的还进行了实地调查，然后依照法律政策，分别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
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工作的质量较前有所提高。
在审判监督工作方面，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于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出庭支持公诉的工作，比过去有了进展，但是整个说来，这一工作还远远落后于实际的需要。
在过去，由于大部分地区的检察机构尚不健全，只能选择一些有教育意义或案情重大的案件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还有相当多的案件没有派员出庭。
一九五六年以来，随着检察机构的加强，我们已有计划地加强了出庭支持公诉的工作。
目前不少地区（如北京、天津、上海、安徽、湖南等）出庭的案件数已达到交付审判案件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并且有不少县、市已做到全部出庭。
各地人民检察院在一九五六年通过审查人民法院所作的判决和处理不服法院判决的申诉，发现法院判决不当的案件，按照上诉程序和监督程序提出抗议的共有二千七百件，在法院已处理的一千四百件中，决定改判或撤销原判发还更审的一千一百五十九件。
在监督刑事判决的执行方面，除对于死刑案件的执行，一般都已派员亲临刑场进行监督外，不少地方还检查了缓期执行、管制、假释等案件的执行情况，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同时，对于检察院不批准逮捕和决定不起诉有错误的案件，有不少经过公安机关提出意见和控告后得到了纠正。
如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在一九五七年一至四月审查下级公安机关控告检察院不批准逮捕决定有错误的案件六十三件，其中有二十一件撤销了不批准逮捕的错误决定。
一九五六年，法院在审理检察机关起诉的案件中，有百分之七点七二的案件认为起诉不当，裁定不交付审判。
这样就发挥了相互制约和法定的监督作用，提高了办案的质量。

在监所劳改监督工作方面，各级人民检察院结合对肃反工作的检查，协同有关部门对全国各地监所、劳改机关进行了普遍检查，有的地方已经建立了定期检查的制度。
检查的结果证明，各级监所劳改机关基本上贯彻执行了“惩罚管制与思想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在各种困难情况下，进行了繁重的工作，在改造罪犯成为新人和组织犯人进行劳动生产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由于有些监所、劳改单位对于国家关于狱政和劳改工作的方针政策缺乏完整的了解，曾一度发生偏重于劳动生产、忽视对犯人进行教育改造的偏向。
少数劳改单位还曾发生过打骂犯人、压制犯人申诉和逾期不放等违法现象。
针对上述缺点和错误，在检查工作中，着重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严格纠正了在管理犯人上的违法措施和非人道待遇现象，改善了管理制度，改善了犯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加强对犯人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增加了医疗设备，改进了环境卫生。
其次，审查处理了犯人申诉的案件，平反了一些错案，并纠正了一些不应释放而释放犯人的现象。
有些地方并协同监所、劳改管理机关研究改进了处理犯人不服判决的申诉工作，防止积压犯人申诉的现象。
再次，会同公安机关和法院对于一些改造较好或已失去活动能力的老、弱、病、残犯，采取提前释放和保外执行的方法进行了清理。
据吉林、广东、甘肃、上海等四个省、市的统计，清理了一万零二百零一名犯人，其中提前释放八百九十七名，保释一百九十七名，假释一千八百六十名，保外就医四千零二十七名，保外执行三千二百二十名。
同时在检查中，也发现和处理了一些在押犯人重新犯罪的案件，惩治了在押犯人的不法活动。

在经过普遍地深入地检查监所、劳改工作之后，推动监所劳改部门进一步加强了对犯人的政治教育和贯彻执行了惩罚管制与革命人道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在改造犯人和组织犯人生产上都收到了更好的效果，监所、劳改的工作者有了显著的进步。
例如云南省沾益县看守所经过检查并改善了管理制度后，有十三名犯人坦白了过去没有讲过的罪行，经查证有十二名犯人的坦白属实。
天津市玛钢劳改工厂的犯人，在该市召开了犯人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后，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可以采纳的有五十五件，为国家节约了不少资金。
这种事例是很多的。
但是在检查后，在有些地方又发生了片面地理解人道主义待遇，放松对犯人的管理，不适当地提高犯人生活的另一种偏向，并且在有些地方释放了一些不应该释放的犯人，他们在释放后仍然为非作歹，危害社会治安。
这些现象虽然已经作了纠正，但却是值得今后继续注意的。

此外，各级人民检察院在一般法律监督和处理人民申诉方面都做了不少的工作。

上述检察工作的情况表明，各级检察机关的业务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已经能够基本上担负起国家赋予它的职能了。
同时还表明，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司法各部门之间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司法干部遵守革命法制依法办事的作风加强了。
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不仅在革命实践中起了巩固专政和保护人民民主的巨大作用，而且从实践中证明了它较之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制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五、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中共中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于一九五六年全部完成了对在押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侦查起诉和免予起诉的工作。

根据侦查的结果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对一千零六十二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分别作出了起诉和免予起诉的决定，其中起诉审判的四十五名，决定免予起诉而宽大释放的一千零十七名。

对于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侦查工作，是做得比较充分和细致的，取得了确凿的罪证。
同时，对在押战争犯罪分子进行了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教育，实施了革命人道主义待遇。
在侦查结束后，还组织他们到我国大中城市参观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成就。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和人道主义待遇的感化之下，所有在押战争犯罪分子都供认了自己的罪行，被判刑的战争犯罪分子在法庭审判中和判决后都表示了悔罪，愿意在服刑期间努力改造自己，重新做人，被宽大释放的战争犯罪分子纷纷表示了反对侵略战争、争取和平的愿望和决心。
在回到日本后，他们中间许多人积极参加了和平运动，通过各种集会和报刊揭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忏悔自己的罪恶，感谢我国人民的人道待遇和宽大处理，称赞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住在东京的从我国释放回日本的战争犯罪分子曾经参加了禁止原子弹、氢弹的世界大会，并以“战犯小组”的名义向大会发出了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电报，受到大会的热烈欢迎。
我们也收到了许多战争犯罪分子和战争犯罪分子家属的来信，在信中表示感谢我国的人道主义待遇和宽大处理。
以上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我国处理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一年多来，检察工作能够取得上述的成绩，是由于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正确领导，由于有关部门的配合和群众的支持。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在视察工作中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帮助，推动了各地检察工作的改进。
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这主要是由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级人民检察院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作风。

现在，国内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开始上升到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地位，但是阶级斗争并未完全结束，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同一切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的斗争，同各种违法犯罪分子的斗争，仍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因此，今后各级检察机关必须继续贯彻“有反必肃”的方针和镇压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并且更有成效地改造一切可能改造的反革命分子，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实行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加强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惩治侵犯国家和人民的财产、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保护国家财产和公共财产，保护人民的利益，安定社会秩序。
同时，加强与一切违反国家法制的行为作斗争，支持人民群众对于侵犯人民权利的违法行为的检举和申诉，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合法利益，提高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为了更好地完成检察机关的任务，我们已在检察机关内部开展整风运动，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检查和克服存在于人民检察机关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学会正确地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会正确地运用法律调节人民内部的矛盾。
批判和克服检察业务建设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和旧法观点，总结几年来检察工作的经验，健全我国的检察制度。

毛主席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指示，在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在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对肃反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
我们热烈地拥护这一指示，并且已经责成各级检察机关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精神，对这次检查工作采取积极负责的态度，完成这一重要任务。

各位代表，人民检察机关的工作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而且这些缺点和错误又往往是与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上的缺点有关的。
因此，我们诚恳地希望各位代表从各方面批评我们的工作，监督我们的工作，以便我们更好地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下，做好检察工作，完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付托给我们的任务。

新华社1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今天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九五六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

薄一波在这个报告中，一开始就回答了全国人民所关心的一九五六年计划执行的情况。
他说，根据检查，一九五六年度我国国民经济计划的各项指标，绝大部分都已完成或超额完成了。

薄一波简单地讲述了一九五六年全国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情况以后指出，一九五六年是我国社会制度大变革的一年，由于这一伟大的变革，不但基本上结束了我国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同时，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推动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获得了很大进展。

薄一波说，一九五六年是我国近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
在这一年中，全国工业总产值完成了五八六·六亿元，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一，已经提前一年、超额百分之九·五完成了五年计划。
在一九五六年中我国试制成功的新工业产品，据九个工业部的统计即达一二○○多种。
五年计划中所列的四六种主要工业产品，有生铁、钢、发电机、金属切削机床、棉纱、棉布等二七种产品的产量，提前一年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

全国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一九五六年完成了五八二·九亿元，为计划的百分之九十六，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九，已经接近完成五年计划。
一九五六年我国虽然遭受了最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但是主要农作物如粮食、大豆等的全国总产量，仍然有所增加。
例如粮食总产量一九五六年达到了三六五○亿斤，比上年增加了一五四亿斤，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

在基本建设方面，一九五六年是解放以来投资额增长最多的一年，也是计划完成得最多的一年。
这一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完成了一三九·九亿元，为计划的百分之九九·九，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六二。
如果把一九五六年和前三年所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累计计算，就已经完成了五年计划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八六左右，超额完成五年计划中的基本建设计划已经有了充分的保证。
由于基本建设计划执行的结果，各部门新的生产能力的增长，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一九五六年一年中单是新增加的炼钢能力，就超过了解放前全部的炼钢能力。
旧中国几乎没有的机器制造业，完全没有的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现在都建设起来。
近代化的国防工业，也开始建设起来了。

薄一波还谈到了一九五六年交通运输事业、文教卫生和科学研究事业、劳动工资等方面的计划完成情况。

薄一波着重指出，一九五六年我们获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伟大胜利和经济建设事业的巨大发展，已为我国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薄一波分析了一九五六年工作中发生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例如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有一部分定得过大、信贷计划和劳动工资计划控制不严、教育事业的招生指标部分定得过高等。
薄一波说，这些缺点和错误给一九五七年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的安排，带来了某些困难和不利的影响。
但是，他也指出，这些困难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在今后的工作中是能够逐步克服的。

薄一波接着就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一些主要问题作了说明。
他说：“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是尽可能地使基本建设的增长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相适应；
使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同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相适应；
使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劳动工资的安排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相适应；
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在上下年度之间能够比较平衡地向前发展。
在安排消费同积累的关系的时候，首先保证必要的消费；
在安排生产同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物资的时候，首先保证必要的生产上的需要；
在安排基本建设的时候，尽量地注意到各部门投资比例的适当，并且发挥投资的经济效果，力争使用同样数量的钱能够办更多的事。”
一九五七年工业生产的总产值计划安排为六○三·四亿元，比一九五六年增长百分之四·五。
一九五六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一，为什么今年计划安排的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比一九五六年的增长速度降低得这么多呢？
薄一波说，在这里，除了新式畜力农具、锅驼机、水车等农业机械因为一九五六年生产过多，今年计划基本上停止生产，机械制造工业因为今年计划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减少，它的产值也将相应地有所减少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去年农业遭受灾害，主要的工业原料作物的生产没有完成计划，因此使今年计划安排的消费资料的生产比去年增加很少，棉纱棉布甚至还比去年减产。

但是，薄一波指出，如果把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的计划增长速度分开来看，一九五七年计划安排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仍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八；
其中如原油、生铁、钢材、蒸汽锅炉、发电机、载重汽车等绝大多数产品的产量，都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以上。
一半以上产品的产量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五以上。
薄一波说：“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的生产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一·七的基础上，还能够保持这样的发展速度，应该说是不慢的。
这说明，我们在安排一九五七年度工业生产计划的时候，继续坚持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原则，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在农业生产方面，薄一波说，一九五七年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计划安排为六一一·五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九。
粮食（不包括大豆）总产量计划安排为三千八百二十亿斤，比上年增加一百七十亿斤。
棉花总产量计划安排为三千万担，比上年增加一百一十万担。
他指出，目前我国农业的发展还大大落后于人民生活的要求，落后于轻工业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促进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增产。
由于我国粮食的增加还满足不了人民消费增长的需要，因此在现有耕地中还不能更多地增加工业原料作物的种植面积，当然，缩小现有的工业原料作物的种植面积也是不利的。
为了保证全国人民的粮食供应，为了保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必须适当安排粮食作物同工业原料作物种植面积的比例。

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安排为一一一亿元，比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投资额显然是减少了，但同五年计划原来规定的一九五七年投资额相比，仍然超过了一四亿元。
薄一波说，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计划方案是经过多方比较研究的，所以采用这个方案是因为它既能够使一九五七年的基本建设保持适当的规模，保证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任务；
又有利于一九五八年计划的安排。
既能够使一九五六年造成的某些原材料和某些机械设备的供应紧张情况缓和下来，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又可以尽量地减少建筑力量的窝工损失和设备的积压。

薄一波在说明了今年的交通运输计划以后，谈到了商业工作。
他着重指出，一九五七年商品供应同社会购买力之间虽然有一些差额，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尽量开辟原材料的来源增加消费品的生产，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商品进口，加强商品供应工作，加上今年春季对于若干种商品价格的调整，这样，就可以使社会购买力同商品供应之间接近平衡，市场物价也就可以继续保持稳定。

在文教卫生和科学研究方面，薄一波着重说明了教育事业。
他在叙述了今年各级学校的招生计划以后指出，教育事业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发展。
小学、中学毕业生的大部分不能逐级升学，应该参加体力劳动，这是一种正常的合理的现象，也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所必须采取的方针。
薄一波还说，在我国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情况下，除了合理地使用国家办学的力量以外，还应该积极提倡群众自己办学。
薄一波还对今年的劳动工资计划作了说明。

薄一波在讲述了一九五七年计划以后接着说，一九五七年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实现了一九五七年计划，除了个别的建设项目、个别的产品和某些事业的发展指标以外，绝大多数的建设项目、绝大多数的产品和绝大多数的事业的发展指标，都可以超额完成五年计划。
他指出，这些成就是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对我国的援助分不开的，我们应该对他们的援助再一次表示深切的感谢。

薄一波在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号召：为了保证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满实现，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他特别谈到了在基本建设方面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问题。
他指出，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是比较积极的和充分可靠的，今年一月到五月计划的执行情况是比较好的。
但是，无论农业或工业方面都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全国人民必须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千方百计地挖掘潜在力量，努力克服困难，加强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监督检查工作，为全面地完成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为更多地、更好地超额完成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据新华社1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上午继续分组讨论。
有些代表小组进一步讨论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有些代表小组集中讨论了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在讨论中，有些代表严正驳斥了龙云的反苏谰言；
许多代表继续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云南、河北省代表斥责龙云反苏谰言，说：“龙云统治云南十八年，搜刮的民财至今存在美国银行，自然说美国的好话！”
云南省代表小组的代表连日来集中对龙云的反苏谰言进行了驳斥。
这个小组的工人、农民以及各族代表责问龙云是否忘记了他统治云南十八年所犯的罪行。
宜良县永新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张惠英说，她的哥哥就是被龙云的军队抓去当兵而死的。
解放以前龙云的军队到农村烧杀抢掠，使人民无法生活。
解放后农民生活一天天改善了，可是龙云却说“土改后农村破产了”。
张惠英对龙云说，你今天吃人民的饭，忘记了人民的宽大，发出破坏人民事业的言论，我们是绝对不允许的。

梅益、朱家璧等代表列举许多中苏友谊的事实驳斥龙云的反苏谬论。
梅益说，苏联对我们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真诚无私的帮助，苏联和中国都在进行建设，我们不能损人利己。
假如采取“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的态度，还能算朋友吗？
假如削弱了苏联，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我们自己的削弱。
关于苏联军队解放东北时运走一些机器的问题，梅益认为苏军当时这样做是必要的，当时国民党正在进攻东北，苏联运走的机器多是军火工厂的装备，龙云是不是主张把这些军火厂留给国民党政权制造枪炮来屠杀人民呢？

朱家璧说，龙云说他的反苏谰调是出于“爱国”，朱家璧问龙云，究竟你爱的是什么样的国，我们全中国人民的意志是一面倒，坚决增进同苏联的友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可是龙云却不是这样，他统治云南十八年，搜刮的民财至今还存在美国的银行里，他自然说美国的好话。

河北省代表小组的许多代表在批判龙云的反苏言论时指出，苏联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好朋友。
代表石志仁说，他在铁路上看到苏联专家忘我工作，有的专家患病发高烧三十九度，劝他休息，他还是工作，这真是国际主义精神。
石志仁说，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怎么能够建设七千瓦的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能产生二千五百万电子伏的а粒子的回旋加速器。
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外，别的国家都不会这样真诚地帮助我们。
刘清扬说，苏联对我国的援助是不能用数字计算的。
王芸生代表说，去苏联访问，龙云是参加的，每一个去访问的代表都受到很大的教育。
但是龙云没有受到教育。
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要我们“一边倒”，我们都知道中苏两国的友谊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的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能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和成就，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湖北省代表、造船工程师萨本斯说，中国造船工业由于得到苏联的支援，在短短的时间内等于前进了七八十年。
代表们表示要坚决反击右派分子的反苏阴谋，全力保卫中苏两国的伟大友谊和团结。

代表们继续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储安平今天在江苏省代表小组会上说，他跟罗隆基谈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时，曾经提起“老和尚”与“小和尚”一事，问罗隆基：“关于十二个副总理问题，是否可以谈谈？”
罗隆基回答：“可以谈。”
罗隆基还对储安平说：“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之后，对于政治制度可能引起讨论。”
据储安平说，罗隆基还跟他谈了肃反等问题。

储安平今天还说，章伯钧曾经跟他谈过两次话。
章伯钧要光明日报多登人的新闻。
储安平说，这实际上是指多登中国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新闻。
在谈到这点时，章伯钧说：“现在什么事情都集中在几个人身上，在报纸上也只看到几个人的名字。
这样大的国家，把事情集中在几个人身上，怎么办得好！”
章伯钧指示储安平：光明日报在国际新闻方面，第一、要多登一些西方资产阶级通讯社的电讯；
第二、要多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党活动的新闻。
光明日报要登别家报纸不能登的新闻。

储安平今天竭力避开他跟章罗同盟的关系，他只说“我们的思想和立场有共同的基础”。
有些代表要他检查“党天下”发言的错误，质问他为什么要派人到九大城市点火，为什么要篡改光明日报的政治方向，储安平避而不答。
代表们对储安平的这种态度表示愤慨。

今天罗隆基没有出席小组会，章伯钧在安徽省小组会上没有发言。

谭惕吾在湖南省代表的督促下，出席了今天的小组会。
她在发言中推脱说她对林希翎在几个大学内散播反动言论的活动“毫不了解”。
可是她又说她对这个女学生“警惕性不高、认识模糊”。
她承认林希翎在前些日子曾在她家里住了五天。
她对于同林希翎的其他关系没有交代。

市场物价基本稳定，保证了广大人民的生活

今天许多代表小组在讨论李先念副总理关于国家预算决算报告中，一致同意这个报告。
在北京市代表小组，许多代表谈了市场物价问题。
代表们认为去年的市场物价基本上是稳定的，保证了广大人民的生活。
吴晗、刘德珍等代表认为今年实行提高呢绒和高级香烟等高级消费品的销售价格的措施是正确的，增加了一部分财政收入，稳定了粮食和其他商品的价格。
农民代表殷维臣说，粮食的价格一点没有涨，农民是满意的。
马玉槐、张友渔和老舍都说，国家商业部门为稳定物价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是人们只看到某些商品涨价，却不知道商业部门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有时也有赔钱的情况。
代表们希望有关部门和报刊应该就这方面的问题多进行宣传报道，让人民了解全面情况。

代表们批评建设中的浪费现象，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

青海、黑龙江、江西、湖北等省代表小组在讨论这个报告中，有些代表还批评了建设事业中的某些浪费现象，要求在执行1957年国家预算中，进一步贯彻执行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
江西省小组有些代表批评了有些生产单位忽视产品质量的情况。
代表程孝刚认为产品质量降低是最大的浪费。
他说，一般人谈到节约，往往只注意产量，而对最重要的质量问题却不重视。
他希望制订一些制度来鼓励提高产品质量。
代表吴有训批评了有些机关、企业、学校讲排场的不良风气，他说，比如有些机关沙发之多，就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子。
他希望国家用适当方法对讲排场的铺张浪费现象给予限制。

湖北省代表小组有些代表认为，增产节约工作不仅要在工业企业等部门开展，同时也需要在广大农村开展。
他们认为全国农民有五亿，农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很大，农村已经合作化，在农村中开展增产节约工作不但有很大意义，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据新华社1日讯 我外交部今天再度照会英国驻华代办处，对香港英国当局公然违反国际惯例将“白腾号”上包括有关杀人凶犯和嫌疑犯在内的三十五名乘客送往台湾一事，提出严重抗议，坚决要求英国政府负责将已经被送往台湾的包括有关杀人凶犯和嫌疑犯在内的全部人员交回中国有关当局，并声明保留对这一事件提出进一步要求的权利。

广东省水产供销公司机帆船“白腾号”在1957年6月12日晨八时左右，在从担杆岛开往唐家湾途中驶经芒洲岛中国领海的时候，突被混在乘客中的暴徒用暴力劫夺，将船上一工作人员杀害后强迫该船驶去香港。
香港英国当局不按国际惯例将凶犯交回我国，反在1957年6月23日将该船和船上工作人员和乘客十一人放回，而将包括有关杀害人命的凶犯和嫌疑犯在内的三十五名乘客在驱逐出境名义下送往台湾。

反对共产党是一贯的

陈鼎文说，罗隆基反对接受党的领导是一贯的。
在1948年，盟的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罗对这一点就表示不同意。
民盟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晗提出：盟的组织应受同级党委的领导，盟中央是同意的，但是罗隆基不同意，说“这是腰斩民盟”。
罗隆基看到盟员中有人入党，犹如芒刺在背，他竟提出要盟内的共产党员都退盟。

潘大逵说，罗隆基曾经对他说过，民主党派没有什么搞头，但是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罗隆基立即积极起来，同章伯钧一样主张民盟组织应当大发展，因为今后民主党派大有作为。
潘大逵还承认，他和罗隆基在昆明时期就曾经搞过一个政纲，主张在政治上学英美，在经济上学苏联。

胡愈之说：最近四川有人来，谈到这样一件事：民盟成都市委吴汉家揭发：1951年夏，范朴齐带罗隆基的信给他，信上说：要范朴齐去重庆助潘大逵一臂之力。
信上还说：“弟一生别无他长，唯知斗争到底而已。”
胡愈之说：这句话值得研究，不知他究竟要和谁斗争到底，斗争的目的是什么。

恶毒的“十点”指示

西南农学院植物保护系主任李隆术揭露了舒军、李康传达的章伯钧罗隆基的对付争鸣方针的十点值得注意的“指示”。
这十点“指示”中最恶毒的有以下几点：1.“盟员要大胆的鸣，带头的争，要到处点火，以过去站在政治运动前列的精神，决心作一个抛砖引玉的人，要有仁人志士的精神”；
2.民盟组织要做摘帽子的工作，看见有人被戴了一顶不合头寸的帽子，要帮助他摘下来；
3.“民盟组织要作解围工作，看见有人被包围了，出不来，要发救兵”；
4.“民盟组织要作政治保险工作，只要这人不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在政治上要保护他”。

小集团活动

薛葆康说，上海刚解放，罗隆基去北京前，曾找陈仁炳、彭文应和薛葆康等谈话，说他们都由罗隆基联系。
以后，彭文应、陈仁炳就有计划地进行活动，组织“碰头会”核心组织，排挤进步人士，阴谋夺取民盟上海市委的领导权。

宋惟惠说，1950年彭文应到北京开会期间，曾写信回来传达罗隆基和张东荪对民盟上海组织的指示。
他要求彭文应、陈仁炳彻底交代和罗隆基的关系和他们的小集团活动。
（吴承禹系统地揭发了彭文应的丑史，说明彭文应是一个政客、市侩和恶霸，是罗隆基在上海的代理人。
抗战前彭文应就和国民党勾勾搭搭，1937年秋蒋介石召开庐山会议时，曾经叫彭文应去参加。
解放后彭文应一贯反对社会主义，诬说民盟接受党的领导是向中共投降。）

费孝通说，罗隆基最讨厌进步分子，认为他们是“观风色，看气候，扣帽子，打冷拳”的人物。
他认为那些思想落后的人是有本事的。
他要他们：“不必低估自己以往的工作和成绩”，要他们“各凭本事，各显神通”。

潘大逵说，全国解放以后，罗隆基有一个“无形的”小组织或者小宗派，大约有十个人左右，其中有张东荪、刘王立明、周鲸文、曾昭抡、潘光旦、吴景超、叶笃义、费孝通、范朴齐、张志和等。
这些人都是解放后对工作和地位的安排不满意的。

陈鼎文说：罗隆基在1951—1953年的选举中，曾用陈腐的资产阶级的方式来竞选。
罗隆基为了使陈新桂当选，竟不惜到清华大学去请客。
罗还拉拢民盟北京市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请我们吃饭，说什么“抓住了北京市，民盟中央就有力量了”。
这就是罗隆基的个人政治野心的表现。

不可告人的心事

新闻日报编辑部透露，王造时告诉陆诒说：“努生（罗隆基）这几年在中央也苦闷得很，当上森林工业部部长，实际上这个部是没有什么事可做的。
他倒有志于搞外交活动。”
在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报告以后，罗隆基说：“到现在再来提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足证共产党统治中国这几年到处都是错误。”
罗隆基和王造时交换了对国际局势的看法，认为“局势还是很紧张的”，“看起来国际局势未必就像周总理说的总的趋势是走向缓和”。
他们认为“和平解放台湾，那是没有希望的”。
他们对国内局势也交换了意见，罗隆基和王造时看到国内有些地方有人闹事，就认为说中国不会闹成匈牙利第二“很可怀疑”。
罗隆基还告诉王造时说：“越是在国家多事的时候，我们越要起来担当责任。”
他劝王造时也出来多讲些话。
罗隆基说：“最近我为知识分子利益说话，知识分子就拥护我了。
争取群众，就靠写文章和讲话。”
罗隆基告诉王造时，他和沈钧儒、史良矛盾很大，和章伯钧倒是很接近。

叶笃义说，1948年底，吴晗经上海到解放区，罗隆基托他带信给已在解放区的沈钧儒等，跟党讲条件，要党采取协和外交政策，而不要一边倒，否则民盟将退居为在野党。
1949年到北京后，他同张东荪在张宗炳家会见美国驻北京的总领事，罗隆基说司徒雷登曾托他转告周总理，如果不一边倒，可以给几十亿美元的援助。
他托美国总领事转告司徒雷登，说这话不必转达了。
叶笃义说：既然不转达，有什么必要还要请美总领事转告司徒雷登？
要转告的，除了这些，还有什么？

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

新闻日报编辑部透露，徐铸成说，在解放以前，他们（指罗隆基等）就想把文汇报从进步的立场拉到资产阶级的方向去。
解放以后的几年来，罗隆基除掉和徐铸成见面时影响他、利用他以外，主要就是通过浦熙修传达罗对文汇报的意见。
去年文汇报复刊后，罗隆基利用文汇报的阴谋更加明显。
去年4月罗隆基对徐铸成说：“你既然是总编辑，就该负起责任来，不要迁就党员。”
罗隆基知道徐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对过去的工作有不满情绪，就暗示他不要相信中共的领导，不要尊重文汇报党组织的意见。
在言论上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

徐铸成说，罗隆基5月10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表谬论后，当晚曾打电话问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今天这个座谈会上的发言是否发电报到上海去，办事处编辑回答说没有，罗隆基就严厉地说：“统战部邀民主党派负责人提意见，这样重要的座谈会你们新闻记者不注意，可惜了！”
徐铸成说，文汇报一向受到进步分子的热烈支持。
但浦熙修在罗隆基的影响下，约稿的范围越来越狭小，对吴晗、史良等的稿子表示不欢迎。
约稿的对象限于吴景超、潘光旦、费孝通等这个范围内。
所以，在过去一个时期，文汇报成了右派分子的论坛。

徐铸成还说，事实证明，罗隆基和章伯钧想把上海文汇报从党的领导下拉出来，作为章、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这在他们两个人是一致的。
徐铸成说，他去年和章伯钧见过几次面，章一再说，复刊后的文汇报应该多反映知识分子的苦闷。
去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章伯钧要徐铸成和储安平等人到章家里去吃饭。
那天章伯钧对他们说，党报多登社会主义国家新闻，非党报应该多登资本主义国家新闻。
在罗隆基出国期间，浦熙修有事就打电话给章伯钧。

据新华社1日讯 美国今天重新部署了它在远东的军事力量，改组了它在远东的军事机构，在夏威夷设立了由斯图普统率的统一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
这个司令部将统一指挥美国在太平洋和亚洲地区的部队。

斯图普说，这次调整将会加强“保卫”美国和“帮助保卫自由国家”的能力。
同日本自卫队进行“合作”的美国军队仍然有“保持日本安全”的任务。
斯图普还说，美国今后将更多地依靠空军和海军力量。
他希望日本能有强大的空军、良好的陆军和海军，并且希望它们在万一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站在美国的一边。
他说，关于把新武器交给李承晚军队的问题“仍然在继续进行讨论”。
他说，如果有必要，美国将会在小规模的战争中使用核武器。

根据美国国防部去年7月18日宣布的决定，设在东京的美国远东军司令部已经在今天撤销，美国远东军总司令兼“联合国军总司令”兰尼兹尔将回华盛顿去任陆军副参谋长。
同时，“联合国军司令部”今天也正式搬到汉城。

美军远东司令部撤销以后，美国在日本地区的空军、陆军和海军部队由美国第五航空队司令史密斯指挥。

据新华社1日讯 7月1日格林威治时间零时，国际地球物理年正式开始了。
从此，全世界六十多个国家将近一万个科学工作者，将在一年半的时间中紧密合作，进一步揭开地球、太阳和宇宙的秘密。

在地球物理年中，苏联要放射大型的人造卫星，还要放射一百二十五个火箭，到二百公里的高空去探测大气上层的情况。

在整个地球物理年期间，美国也要放射六百个高空火箭。
在放射六个人造卫星以前，美国将放射七个试验性的多段火箭。

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英国、意大利、丹麦等国的科学家们，也都开始了观测研究工作。
英国福克斯率领的南极考察队也在积极准备今年11月出发完成横越南极大陆的壮举。
丹麦科学家，将集中力量考察格陵兰是一个岛呢，还是被冰块联结在一起的许多小岛。

据科学家估计，这次国际地球物理年的全部费用将达五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将由苏联和美国负担。

青海省祁连县几十名有经验的老猎手，正在祁连山密林中分头捕捉各种珍禽异兽。
他们捕捉的对象有雪豹、猞猁、瞎熊、野牛、野驴、红狼、柳鸡等十几种在国内外动物园比较少见的新品种。

祁连山真是一个天然的动物园。
许多奇异的飞禽走兽中以雪豹最有名。
这种豹穴居在高山雪地上，据说尾巴有五尺长，一甩就可以打死在它身旁的任何禽兽，当地群众有雪豹尾巴重千斤的说法。
野牛、瞎熊和红狼是这里猎人的三怕，一般都不敢轻易射击。
野牛个子最大，它的皮有一寸厚，肉可以宰到上千斤。
这里熊的毛特别长，前爪有力。
红狼比一般狼小，但经常数十成群，当人走到跟前，只要其中有狼一吼，众狼就群起围攻。
这里的飞禽以柳鸡最美，毛色蓝绿像孔雀，公的头部竖有一小撮羽毛，它们多生活在柳树丛中。

国力的增长

年度 预算收入

1953年 213.24亿元

1957年 292.92亿元

我国财政收支力量的提高，标志着我国国家力量的不断增长。
仅仅1957年比1953年增长的财力就近80亿元，大约可以建设十万纱锭的大型纺织厂三百个，可以建设近十个长春汽车厂，可以建设六个武汉钢铁联合企业。

七亿八千万两黄金

五年中用在建设方面的钱将达477.22亿元，比原定计划超过49亿多元。
大家都熟悉七万万两黄金这个数字，现在应当改为七亿八千一百二十万两黄金了。
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把这样巨量的资金投到建设中去。

财政收入来源的变化

国家从工业、商业、运输业和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等企业方面得到的收入占总预算的比例，1953年是65.4％，1957年是79.2％。

国家从农业方面得到的收入占总预算的比例，1953年是13.4％，1957年是11.2％。

我国预算收入来源的这种变化，无情地驳倒了右派分子污蔑我国工业化是建筑在牺牲农民利益的基础上这类论调。
（附图片）

作者：振峰

据新华社武汉1日电 武汉钢铁联合企业的一号炼铁高炉，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月在今天动工兴建。

这一座从生产规模和设备来说都算得上世界第一流的炼铁高炉，每昼夜出产的生铁炼成钢，可以轧成五十多公里的铁路钢轨，或制成十万部双轮双铧犁。
这座高炉从地面到炉顶的装备，有二十层楼高。

在动工典礼大会上，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勉励建设者们拿出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用建设的行动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

新华社上海1日电 文汇报编辑部和该报驻北京办事处，最近曾多次召开会议，揭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浦熙修在章、罗同盟直接指使下，控制该报北京办事处，利用文汇报进行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活动的事实。

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记者们揭露浦熙修和罗隆基交往密切，许多事情都找罗隆基商量。
摄影记者陈根宝说，在北京办事处，浦熙修传达许多政策大部来自民盟或罗隆基个人。
文汇报复刊时，浦熙修曾拟了一张组稿名单，和罗隆基商量过。
徐铸成每次到北京都要通过浦熙修去找罗隆基。
储安平在“党天下”谬论发表的第二天也曾去找她。

文汇报编委梅朵谈到“北大民主墙”的发稿经过说：“当时浦熙修认为‘北大民主墙’的情况可以报道，记者刘光华写了一条消息，报纸没有登，浦熙修又叫刘光华再次来访重写了一个消息。
当时我提出不要发表，希望她多加考虑，但浦熙修坚持要发表，并说她曾向各方面征求过意见，问过罗隆基，罗说这个消息可以登。
稿件寄来上海后迟迟没有登出，浦熙修看到光明日报登了北大大字报的消息后，又打长途电话催促刊登‘北大民主墙’的消息。”
记者叶冈说，罗隆基不但通过浦熙修来影响报纸，还亲自发号施令，曾责问文汇报记者为什么不发统战部座谈会的消息，说新华社报道他的发言部分写得不好，光明日报写得好。

许多人揭发浦熙修排斥左派，影响到该报的采访和组稿工作。
编委梅朵说，浦熙修主要组织她心目中的人写稿，很少指使记者组织党员作家写稿。
民盟的左派在浦熙修眼中不是教条主义、就是无才之人，而右派在她的眼中都是饱学之士。
记者姚芳藻说，罗隆基的亲信潘光旦和浦熙修关系很好，因而写了潘光旦访问记，使潘的错误言论得以上报。
吴景超也是罗隆基小集团中的人物，吴景超访问记就是浦熙修派记者吴闻去采访的。
邓初民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我对毛主席讲话精神的体会”，浦熙修看了说是教条主义，要组织文章批评他。
徐铸成也说这篇文章是教条主义，并立即打电话给上海编辑部说：以后登这些稿子注意些。
记者吴闻说，浦熙修批评文汇报刊登民进座谈会消息不应该把罗隆基标为修正主义。
她说：我们以后有事还要找人家，罗隆基曾经支持过文汇报的复刊。
读者来信组组长郑永欣揭发说，浦熙修最近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说要与右派划清界限，实际上却仍在为右派分子辩护。
这次浦来上海曾对他说：罗隆基是一心一意帮助党整风，根本没有什么恶意。
又说储安平正在闭门思过；
曾说党要他检讨他就检讨，不要他检讨他就不检讨。
并说储安平也没有什么问题。

一贯反共的阴谋家

甘祠森说：黄绍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是有一贯性的。
已故的民革副主席谭平山曾对他讲过黄绍hóng的一件往事：1948年冬，住在香港的民革主席李济深和其他一些民革成员要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黄绍hóng特地赶到香港劝阻李济深北上，要他到李宗仁、白崇禧当时占据的武汉去“主持大计”。
由此可见，他当时并不想到解放区。
后来因为大局已定，他才到了解放区。

屈武说，黄绍hóng对邵力子说过：“天下不太平了，并不是知识分子造反，问题是在农民。”
他所说的不太平，完全不是事实，简直是谣言惑众。
也许黄绍hóng指的农民不是真正的农民。
当时我就问过他：你说农民造反，从哪证明？
他说是从来信中，可是这些来信，是谁的来信？

李书城当时指着人民日报6月8日揭露葛佩琦的材料说，这一下葛佩琦在人民大学教不下去了。
但黄绍hóng反而说，学生欢迎葛佩琦，因为葛佩琦在学生中有群众。
黄绍hóng当时说这句话时绘声绘色，完全表现他同情葛佩琦的反动言论。

和林希翎的暖昧关系

屈武说，他（指黄绍hóng）向我们说过：林希翎这个年轻女学生，看上去其貌不扬，但是谈吐风生，公然反对党的领导并不害怕，值得钦佩。
我曾经问过他，在哪见到林希翎？
黄绍hóng说是林希翎来访问他的。
但是昨天报上说林希翎住在谭惕吾的家里，黄绍hóng曾和她谈过四小时。
这就证明黄绍hóng是说假话，他不只一次见过林希翎。
但是他的检讨中，为什么不答复这个问题？
黄绍hóng如何鼓励她的勇气，又如何供给她材料？
在政治上是什么关系？
黄绍hóng应彻底交代。

跟右派分子谭惕吾一唱一合

李世璋说，黄绍hóng反对党直接发号召发指示，谭惕吾除了同意这意见外，更提出一条办法：就是共产党取消各个部，在人大常委会内设立各种委员会，在人大常委会内设立党组，吸收非党人士参加工作。
黄绍hóng在政协视察工作座谈会上批评司法、检察、律师没有发挥互相制约的作用，谭惕吾指出要使这三者发挥互相制约的作用，就不能由一个党委领导。
黄绍hóng说，“强调成绩就会掩盖缺点”，谭惕吾就大骂卢郁文是“言不由衷”“对党不实，对国不忠”。
黄绍hóng说“全国范围内不知道有多少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谭惕吾就在民革中央小组座谈会上，绘声绘色地举出两个案件。
黄绍hóng批评我们的司法机关把许多案子判错、判重了，谭惕吾就干脆说我们的政府无法无天，污蔑共产党立法而不守法。
起初，我还不了解黄绍hóng和谭惕吾两人为什么会这样一致，唱得这样“好”？
看了人民日报登载的消息，才恍然大悟，原来林希翎住在谭惕吾家的时候，黄绍hóng曾去和她谈过四个小时。

专门跟反革命打交道

聂轰说，黄绍视察司法就把司法说得漆黑一团，视察教育就把教育说得漆黑一团。
黄绍hóng在视察中从不接近工农群众，专门喜欢跟反革命罪犯打交道，一听见反革命罪犯喊冤就随声附和。
我们的监狱对待犯人的人道主义待遇是中外人士所承认的，但黄绍hóng却说这里的犯人吃得不好，那里的犯人住得不好，试问在黄绍hóng做伪广西省主席和伪浙江省主席的时候，在他治下的监狱里（且不说关的是什么人），黄绍hóng给他们吃的什么？
住得怎样？
黄绍hóng对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政策，是否表示过丝毫反对？

聂轰还揭露，黄绍hóng在民革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说：“我在二年的视察司法工作中，发现80％的罪犯同国民党有关……他们很多是中层，同旧国民党有关的，刑满后就要出来，过几年就有很大数量，这批人将来出来，我看帮助他们的责任就要落在我们身上。”
黄绍hóng还公开要民革替被捕的成员进行辩护。

两个司法人员揭露的材料

司法工作人员吴宏泽、卓启民6月29日在上海“解放日报”著文揭露黄绍hóng、谭惕吾在视察上海司法工作中的秘密。

文章中说：他们苦心孤诣地寻找司法工作中的毛病。
他们在检察院视察时就问：“发现法院错判案件多少？”
在法院视察时就反复地问：“检察院有无违反逮捕拘留条例羁押人犯的事情？
有没有不该起诉的起诉了？”
这究竟是什么用心呢？

文章指出：黄绍hóng、谭惕吾在视察时都发表过一些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言论。
黄绍hóng在视察座谈会上曾这样讲过：“即使罪该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如果他有家庭生活负担的话，判了死刑，政府还要救济其家属，是否合算，是不是合乎国家利益？”
文章还揭露：“黄绍hóng过去曾经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一个省的当权者，在他当政的时期，这个省有无数革命志士、进步青年被屠杀、被迫害。”
文章还揭露，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曾经写信给黄绍hóng说：“解放前当您主持浙江省时期，我是某县的司法小首长，曾和您见过几次面……今年您视察沪、浙司法，发表卓见，无任钦佩。”
并说：“你现在也身居要职”，因此要求黄绍hóng为他“在北京呼吁”“翻案”。
黄绍hóng接到这封信以后，把它送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并要办公厅转上海高等法院处理。
文章说：“黄绍hóng不仅替反革命分子到处叫嚣，反对人民镇压反革命分子，据说他还到处‘放火’，故意说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中有90％以上都是旧军政人员。
谁都知道，人民政府镇压的是有罪恶的反革命分子，绝不是旧军政人员。
他这样说，无非是想挑拨他们和人民政府的关系而已。”
煽动青年学生对党不满

甘祠森揭露黄绍hóng诱惑青年学生、煽动他们对党不满的事情不止一件。
他说，去年秋天，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时候，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到南京去谒陵，黄绍hóng私自夹带了一位俄语学院的女学生张新荣去南京，火车去，飞机来，谒陵行列中就这样增加了一位“女贵宾”。
这位女学生去南京没向学校请假，学校要开除她，因为背后有黄绍hóng撑腰，没有开除。
严重的是，这位女学生自从和黄绍hóng接近后，政治上就一天天开始发生变化。
这次整风开始后，她向学校提出了七条可疑的政治要求，主张学校开控诉大会，让那些被肃反的对象到大会上去控诉，并要把全部档案公开出来。
甘祠森说，黄绍hóng过去没有教过书，现在也不作教育部长，为什么对大学生这样感兴趣，里面的详情必须彻底交代。

据新华社1日讯 联合国6月30日发表一个关于世界各国经济情况的报告说，在1956年，世界各国工业生产量增加得最快的是中国，其次是日本。

报告还说，在1956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得很快。

作者：宋群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指出：总部虽然在训练原则上也提出结合我军已有的经验来学习苏军的经验，但是，如何在训练计划、内容中体现出这一点来，却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努力。
比如在技术训练方面，0953部队作训参谋赵保箴认为：过去几年中，我军原有的五大技术训练（射击、爆破、投弹、土工作业、刺杀），有的被扔掉了，如爆破课目；
有的被忽视了，像投弹、土工作业等；
仅仅抓住一个射击训练，就是射击训练也是不够全面、不大切合实战要求的。
有的同志指出：现在有些演习夸大了我军装备情况，似乎只要用炮火就可以压制住敌人，消灭火力点，打开通路口，不需要再学习爆破技术了。
事实上，在今后战斗中，许多场合仍需要战士们去爆破。
如果现在不训练战士们学会爆破，将来又怎能运用呢！
此外，现在的工程训练也有些脱离实际，我们有不少部队搞坑道作业，但工程教练中却一点也没有这个内容。

在战术训练方面，许多同志发言中肯定了要学习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动作，但是同时指出不能忽视我军原有的经验。
某部作训科副科长说：近战、夜战、小部队穿插分割的渗透战术，连敌人都承认这些是我军最大的特长，但是在近年来的训练中，我们却把这些特长放在一边了。
有的同志指出：训练中只抓住了一线式队形，指挥员光去注意队形是否标齐，不问地形条件，对我军“三三制”的战斗队形却从来不提，似乎战斗中只有一线式一种队形。
在进攻战术上似乎也只有平推的办法，没有进行“一点两面”战术训练。
士兵们也只知道端枪挺身前进，不知道在各种地形条件下有各种前进姿势。

此外，有些同志还提到近年来对于行军、爬山的锻炼也少了，好像将来一打仗行军就是坐汽车。

在这次座谈会上，某部作训科长还谈到了最近他们部队曾经结合备战，穿插地进行了一些爆破技术、利用地形地物、“三三制”、“一点两面”战术等内容的训练，效果非常好。
部队通过这些训练不仅没有否定以往的训练内容，而且知道了进攻队形除一线式外，还有“三三制”，要根据各种条件灵活运用。
因此，对取得战斗胜利就更有信心了。

根据上述情况，座谈会上不少同志提出：要求在今后训练中，把我军这些宝贵的经验列为正式的训练内容。

作者：靳思彤

李志民上将到了465部队六连，他走进俱乐部，看到墙上挂着一面奖给九班的“青年突击组”奖旗，就问是什么事迹。
教导员在一旁回答说：九班是黄继恕所在的班，去年在营建中有突出成绩，受到团的奖励。
教导员又介绍说，这个班今年基本射击第一练习全班打了“优秀”，并指着一张射击成绩表请上将看。

不一会，一个下士军衔的健壮小伙子走了进来。
李志民上将很快认出来他就是黄继恕，笑着说：和他妈妈长得一样。
然后又对黄继恕说：你哥哥是英雄，你妈妈是全国人民代表，你去年入了党，今年第一练习又获得优秀成绩，你们全家光荣。
黄继恕胀红着脸说：这完全是党的培养教育。
李志民上将想到自己不久就要去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要再次遇到黄妈妈——邓芳芝，就对黄继恕说：你要向妈妈说的话赶快写信吧，我给你捎去。
上将回头看到记者带有照像机，就对黄继恕说：照张像片带给你妈妈，叫她看看你是不是长得更结实了。
记者就把将军与下士一同摄入了镜头。

作者：杨萦清刘彦德

这批女飞行员去年开始到某航空预校学习，在学习中，她们顽强地进行学习。
如李丽真同志身体较矮，练习滚轮的时候，感到很困难，但是她毫不灰心，抓紧时间勤学苦练，进步很快，在“挂式向前”的滚轮动作测验中，多次获得了优秀成绩。
朝鲜族姑娘金瑞淑，原来不习惯讲汉话，学习中困难较多，但是在其他同志的热情帮助下，进步很快。
共产党员刘道义，原来是医院里的护士长，只有初中一年级的文化水平，由于她刻苦钻研，各种理论课程的学习成绩都很好。
全体学员都发挥了这种努力学习不怕困难的顽强精神，因此学习成绩普遍良好，如军事各科目（包括航空常识）四分以上的占98.4％，政治教育各科目总评成绩四分以上的占98.6％，没有一个不及格。
在体力方面，进步更为显著，而且体重平均增加三公斤多。

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在学习中，紧张而愉快，她们经常组织晚会，表演自己创作的节目。
学员司秀英、王慕尧参加过空军业余文娱会演，还得到演出奖。
（杨萦清、刘彦德）

作者：黎继荣

自从训练总监部发出“在职军官的体育训练改在早操时间进行”的指示后，他们即拟订了年度体育训练计划，按照气候季节确定了训练项目：6至9月以游泳为重点；
其他时间以体操为重点，并穿插进行通过障碍、格斗、徒手操、球类和爬山等科目。

体育训练按照大家的自报，结合平时对干部的了解，编成上、中、下水平的三个排。
排以下各班基本上按行政单位编成。
此外，还规定了简单的点名、请假和奖励等制度。

在实施期间，除部门首长经常进行检查外，校首长还亲自主持了以排为单位的徒手体操和格斗比赛各一次、体操测验一次。
这些检查和测验对早操经常化的推动作用是很大的：无故缺操的基本上没有了，大家并注意了动作的准确性。

根据大家的意见，合理地修改了计划，改变了一些训练的方式方法。
比如徒手体操的实施，原计划每周进行一次，但实施一个时期后，多数同志感到乏味；
这时，传授和统一动作的阶段已基本结束，他们便把徒手体操穿插在其他科目的准备活动中进行。
编班不合适的，在实施过程中也作了适当的调整。

一排都是机关工作人员，原来只会一两个练习，有些人甚至只会一些零碎动作，现在他们已完成单、双杠练习五。
三排是完全没有体育基础的，身体条件也比较差，他们是从辅助动作学起的，现在已学完单、双杠练习二。
至于格斗则普遍学会了步（骑）枪的防左（右）刺、下击、侧击、前击和右击等动作。
（黎继荣）

作者：章鑫祥

本报讯 不久以前，0059部队一支队排长张子衡和战士们一起设置了一种“综合投弹场”，这对提高官兵的投弹技能起了很大作用。

今年，营里在驻地通往教练场的路上设置了几个投弹窗，以便部队来往时练习投弹。
张子衡觉得这样做有好处，但也有缺点：第一，它只能训练投弹的一种技能；
第二，人多了，挤在一起，耽误时间。
他想出了一种“综合投弹场”的图样，然后便选择营房左边的一块空地，和战士们一起，按体育教范上的要求，设置了投弹窗、堑壕、坦克模型和“同心圆”。
从此，全连的人都活跃起来了，利用时间朝着新设置的目标扔手榴弹，有卧姿，有立姿，有跪姿，真是热火朝天。
饭前饭后，课间休息，甚至在月夜里，“综合投弹场”内的坦克模型，都会挨到手榴弹的捶击。
当“综合投弹场”刚出现时，俱乐部抽出六个较有把握的同志参加竞赛，结果是良好一人，及格一人，不及格四人。
半个月后，俱乐部又组织一次投弹竞赛，随便抽了六个人，成绩是优秀三人，良好二人，及格一人。
（章鑫祥）

作者：石凯/谭常健

本报记者石凯、谭常健报道 沈阳部队党委6月26日召集驻沈各单位领导干部开会，汇报前阶段整风情况，研究与布置下阶段的整风工作。

会议认为，前阶段整风是有成绩的，如普遍地学习了文件，提高了认识，召开了各种人员座谈会，让大家提意见。
有的单位贯彻边整边改方针，如炮兵领导干部减少坐小汽车、合并食堂、取消看电影优待等特殊照顾，下面反映很好。
会议认为，前阶段整风中也存在着问题，主要是鸣放得晚了，鸣放得不够，不少干部仍有顾虑，怕提了意见领导会报复，给“小鞋”穿。
有的单位在最近召开的干部座谈会上，大家吞吞吐吐，不敢畅所欲言。
有的干部怕提了意见，领导上不改，因而不愿发言。

沈阳部队杜平副政委就以上存在的问题，提出对下阶段整风的三点意见：第一，深一步学习文件，着重学习毛主席的报告，同时对右派言论展开辩论，明辨是非，澄清思想。
其次，在领导干部亲自主持下，继续组织座谈，鼓励大家提意见。
他决定再亲自召集一次政治部机关干部座谈会，然后政治部各部分别进行座谈，求得放完鸣透。
第二，各单位的研究小组，要根据座谈提出来的意见，分析综合，分门别类，整理归纳，如遇一个问题有两种意见，就要认真细致地查对。
有的领导干部已离开原单位的，要把意见转去。
研究小组还应就大家提出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有关领导上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处理。
第三，座谈形式应多种多样。
座谈的目的是要揭露矛盾，广泛征求意见，虚心听取意见，对提出的意见，能改的要先改。
座谈完了以后，党委领导上都要作系统的自我检查（包括个人检查），但检查前要让各方面的意见都提出来，并对这些意见进行分析研究，不要太仓促草率，因为这次整风，群众对领导的要求是改进工作和领导作风。

会议根据杜平同志的意见作了研究讨论。

作者：赵建乙

本报讯 沈阳部队、济南部队及总参谋部直属单位，已退出了占用和借用的大量地方公用房屋、民房和名胜区。

自从毛主席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这些部队的领导机关就对腾让地方公用房屋、名胜区、民房的问题作了通盘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沈阳部队已退还了工厂、企业、学校、庙宇、教堂等用房七万七千四百四十三平方米。
其中包括全国有名的抚顺三零一厂以及长春天主教堂、安东纺织厂等。
此外还退还了租住的民房二百五十八间。
济南部队已将全国驰名的曲阜孔子庙、邹县孟子庙腾了出来，还计划让出一万多平方米面积的名胜区。
在首都北京，总参谋部直属单位，也退出了西郊香山上的蒙养院、松林别墅等名胜区。
原由部队住用的法华寺，已让给新创办的佛教学院。
西山八大处原由部队住了五处，现在全部退出。
为照顾旅客住宿，还退租了北京市内的旅馆计一千一百多个房间。
公安军驻京部队还准备将住用的月坛、光华寺、卧佛寺的部分住房腾出来。

各部队对住用的民房，今年已全部付租，并在积极设法继续腾让。
总后勤部已明确规定各部队今年不准再增租民房，还要求部队年内尽量将租用的旅馆退完。
（赵建乙）

作者：李世昌

一次实弹射击练习打完了，0216部队二支队三连四排百分之百完成了任务，总评“优秀”。
本来应该祝贺这次射击的成就，总结一下经验，欢欢喜喜地进行下一个练习的预习。
但是十班和十一班为了争“满堂红”班，却发生了争执。
事情是这样的：十班有个战士叫郭凤山，在正式打靶的前两天，领导上根据工作需要，把他调到十一班去。
在调去的时候，排长刘善学同志特别召集这两个班的班长商量，确定郭凤山的实弹射击成绩算十一班的。
当时大家都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在实弹射击中，郭凤山没有得到“优秀”，只打了个“良好”，这就引起了两个班的争执。
因为哪个班里有了这个“良好”，哪个班就不能是“满堂红”了。
十一班班长说：郭凤山是在十班预习的，这个“良好”应该算在十班。
十班班长说：调动郭凤山的时候排长当面讲的清清楚楚了，这个“良好”应该算十一班的。

领导上应该怎么办呢？
按说，可以根据原来的规定，简单地宣布这个“良好”属于十一班。
但是他们没有用这种生硬的方法，他们用本连三班和九班在竞赛中互相支援、互相谦让的事例来进行了教育。

三班和九班是两个互相竞赛的班。
在预习中，三班曾经派人去帮助九班的同志提高了预习成绩。
实弹射击时，九班的同志全部“优秀”，三班却有一个“良好”。
连里召开军人大会对这两个班进行评比时，三班长起来说：“九班每个同志都打了‘优秀’，他们是‘满堂红’班，胜利是他们的。”
九班长却不同意，说：“胜利应该是三班的，他们的实际技术比我们好，我们班里的轻机枪射手所以能打‘优秀’，是因为有了三班张景学同志的帮助。”
他还说：“三班虽然有一个‘良好’，但是他们只有两发子弹打在小环外边，我们班里一共有六发子弹跑到小环外边去了。”
两个班就这样相互谦让，最后，由群众评定九班优胜。
参加会议的同志被这种团结谦逊的美德感动了。
十班和十一班的班长想想自己的别扭劲，几乎同时站了起来，要求把郭凤山的“良好”算在自己的班里。
这时，领导上才根据原来的规定，宣布十班是“满堂红”班，郭凤山打的“良好”算在十一班里。
一场小争执，就这样圆满解决了。

作者：徐国权

作者：王基宁

汕头前线高射炮兵某部一连的同志们，过着极其紧张的战斗生活，很少有专门训练的时间。
可是他们却在战斗中和战斗的间隙里，顽强不息地提高着自己的作战本领。

“战斗就是我们的‘镜子’”，这是炮手们常说的一句话。
他们经常从战斗中来检查平时学习的动作。
在今年2月的一次战斗中，有的炮齐放打得不齐。
战评会上，大家对这个问题作了认真的研究。
起初大家认为这是因为有的二炮手装填炮弹的动作不迅速。
经过继续研究，发现装填炮弹的速度不一致是因为各炮二炮手装填的姿势和站的位置不统一。
军官们也发觉，他们在平日领导训练时，只注意了检查单炮和炮手的操作动作，忽视了各炮同类炮手之间的协同。
从这以后，每当战斗警报一解除，阵地上就响起了响亮的口号：“为了痛击敌机，突击动作啊！”
各炮的二炮手们，就自动凑到一起练习装填炮弹。
另外一些同类炮手，也在一起练开了。
直到天色黑下来，阵地上还听到操作的声音。

在另一次战斗里，测高机手伟尚佳把敌机的高度和距离报错了，指挥仪测手勒俭富也没有把指挥仪固定好，影响了战斗任务的完成。
战斗结束后，军官们并没有责备这两个同志，他们反复考虑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后来，他们察觉到这是因为在训练中有形式主义，有的炮手和测手在操作中求快不求准，动作没有做好就报告“好！”
军官们也只是要求时间快，没有深入地检查动作是否确实。
根据这些情况，军官们对炮手、测手的动作检查得更细致了，并且对他们进行教育，端正了炮手和测手的学习态度。
这样，动作就逐渐地准确起来。

今年老兵复员以后，新手们利用战斗的间隙以惊人的速度提高了本领。
二班老六炮手王麟吐在离开阵地的前夕，用红漆在火炮车轮上写下了“亲爱的火炮，希望你击落更多的敌机”的字句。
接替王麟吐工作的毛增友，每当操作得疲劳时，看看这两行字，混身的劲就又来了。
现在，毛增友的动作不仅赶上了王麟吐，还学会了四、五炮手的动作。
一连的同志们就是这样顽强不息地提高了本领，狠狠地打击了前来侵犯的敌机。
从去年1月到今年6月，他们连已经使两架敌机葬身海底，把七架敌机打得拖着黑烟、摇摆着翅膀狼狈逃窜。

作者：刘连峰

0079部队三支队七连的领导干部，根据连队官兵缺乏实战经验，有些士兵松懈麻痹、夜间害怕的情况，最近采取了一些方法来加强夜间战斗训练。

一天晚上，连长事先派副连长孔庆森带着两个战士，拿着几个纸手榴弹去马家山山顶当情况显示员。
并且规定，在部队没有接近以前，断续发出亮光，已经接近了就用纸手榴弹袭击。

晚上十点一刻，一排排长和二排副排长把二、四班集合在连部门口。
连长说：据老乡报告，马家村附近发现有特务活动，政府要我们去协助捕捉特务。
不许打枪或用枪刺，全部活抓，争取一网打尽。
连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二、四班去完成，现在就出发。

二、四班接近马家村后，二班立即包围了这个村庄。
四班从马家村的后边搜索进占马家山。
四班刚到山腰，事先设在山上的情况显示员向他们投出了几个纸手榴弹后，就跑了。
副连长摘下军帽，穿一件雨衣（当晚下小雨，天很黑），仍留在原地。
五分钟以后，二排副排长从左侧摸上去捂住了副连长的嘴，四班战士抓住了副连长的头发不放。
这时连长上来用手电筒一照，大家看见是副连长，才知道是演习。
二班一直到连长讲评的时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次演习中大家很肃静。
四班遇着打纸手榴弹的时候，战士赵小朋傻了，站在那里不敢动，直到演习结束才敢小声说话。

另一次演习是为了解决思想麻痹问题，排长们事先也不明真相。

5月2日夜里两点钟，七连连长张老虎在每个排的房间里都投了两个纸手榴弹，接着全连不到五分钟就集合起来。
连长说：“据老乡报告，向我袭击之敌，已逃向下大庄方向。
全连立即以小组动作搜索前进。”
前进的方向是一条很深的山沟，下大庄是个道路、山林、政治情况很复杂的山庄。
部队到达下大庄后，立即进行了包围和搜索。
搜索完毕演习即告结束。

这次演习很乱，各级之间的指挥联络很差，班长找不到排长，排长找不到连长，部队撒出去后收不回来。
事后有些同志反映：通过这次演习暴露了很多问题，受到很大锻炼。

作者：陆光中

这里是祖国东海的大门口，是许多重要的岛屿中的一个。

当东方呈现出鱼白色，海面被浓厚的雾气笼罩着的时候，岛上的值班员照例地吹起了哨子，这时正是早晨的四点钟，为祖国建筑海上长城的战士们，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活动。

天上还闪着星光，一切还是静悄悄的。
向工地走去的战士们觉得浑身酸溜溜的，有人不时打着呵欠。
走在最前面的是副政治指导员王廷洪，他回头朝大陆方向看看，默默地想着：这时候，大陆上的人们还在睡着吧，而我们为了建设祖国的海上长城，就要开始紧张、繁重的劳动了。

他们走过工地前面的松门，松门两边有红纸写的一付对联：

以智慧战胜坚硬石头，加强国防

用劳动修起钢铁长城，保卫祖国

横联是：英雄之门。

在洞口，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幅大标语：

我们辛苦一天，祖国幸福万年！

他们走进坑道。
夜班的战士们在朦胧的瓦斯灯光下，还在叮叮当当地打炮眼、扒碴以及往炮眼里装填炸药。
他们的脸孔、眉毛上都粘上了一层石粉，像个“圣诞老人”，有些战士的脸被瓦斯灯熏得乌黑。
从昨夜九点钟到现在，他们已紧张地劳动了八个小时。

接班的时候，在二班的地区上发生了争执。
原来上早班的第二小组有个同志生病没有来，夜班的第一小组组长毛松德就坚持要继续参加早班补他的缺，再干八个小时。
班长不答应，可是毛松德说：

“班长同志，指导员不是常告诉我们要同帝国主义赛跑吗，我们的速度加快了，跑在帝国主义前头，它就不敢发动战争，祖国就能进行和平建设。
今天二小组少了一个人要影响施工进度的，我就是回去也睡不着。”
早班开始后，就打吊眼。
掌钎的康文进，早两天手掌磨破了，现在还肿着，他不在乎地扛了一根三公尺长、小酒杯口那么粗的钢钎，叉开双脚站在作业凳上，一声喊：“干吧！”
毛松德和另一个打锤手，就抡起十二磅重的大铁锤，叮叮当当地猛打起来。
只见钢钎头碰到硬石上直冒火星，康文进觉得两手和肩头又麻、又痛。
可是他一面使劲抵住钢钎，一面有力地喊着：

“同志们加油干呀，石头再硬也硬不过我们的顽强意志！”
“干呀！”
一个作业手应和着，“我们打的不是硬石头，是帝国主义的脊梁骨！”
接着，作业场上响起了雄壮的歌声。

“百年大计，质量第一！”
这是工地上深入人心的响亮口号。

担任混凝土作业的战士们，钻进稠密的钢筋网里，弓着身子捣固混凝土。
在最难捣的地方，他们就躺在热烘烘的水泥上用力地捣，水泥浆透过衣服，烫痛了他们的皮肉。

战士姜竹林下工回来，洗了脸，在那里剥手上的茧皮。
他的战友在旁边笑着说：

“叫你爱人看见这双手，真会心疼哩！”
“这是怎么说的呢？”
“你看，像个铁匠的手！”
“这怕什么，”姜竹林笑着说，“要是我爱人看见这双手，保管她高兴呢！
我这双手现在可灵啦，不但会端起枪来射击，还会捣固、掌钎、打锤！
就凭这双手保卫社会主义呢，爱人见了怎能不高兴！”

作者：流萍

作者：林平

这个弱点，通过这次全国大放大鸣，我看是比较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自从一些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发表了许多反动谬论，攻击我们党，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社会主义以来，在我们部队的一般干部中，出现了如下几种情况：

极少数人是非不分，做了右派的俘虏。
他们同情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认为“说得有道理”，说什么“不能计较他们的辞句，而要看他们说得是不是合乎情理。”
有的人更从自己的个人主义出发，公开赞同和附和右派言论，为右派言论辩护。

另一种人，一般能分清是非，能够辨别出这些右派言论的反动和恶毒，因而感到十分气恼和忿怒。
他们对于党让这种反动言论公开发表有些思想不通，不了解为什么要让这种毒草放出来。
有的同志说：“反党、反社会主义，这还不是反革命吗？
是反革命就应该压下去，取消他们的发言权。”
再一种人，是大多数。
他们知道这些右派言论极其荒谬和反动，也知道可以让这些谬论放出来，暴露他们的真面目，然后通过批判、斗争，来打垮右派分子的进攻。
可是，这许多同志中，就是苦于自己没本领来批判，说不出有力量的道理来。
我听见有个负责同志在看到别人驳斥右派分子的发言时，钦佩地说：“他说得正确，也很深刻。
我起先也想过这问题，可就是说不出这些有力的道理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我们许多久经革命斗争考验的干部、党员，感到无法说清楚这些道理，而束手无策呢？

不能不考虑一下这里面的原因。

根本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大多数同志，还缺乏在思想战线上实际斗争的锻炼。
但是，除此而外，我觉得，在我们的思想认识上和思想工作上也存在严重缺点。

第一，长时期以来，我们很多同志思想上习惯于这样一种看法和想法：由于我们党领导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党在人民中间有无上的威信，因此中国一定要由共产党来领导，中国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上应该占领导地位，这些好像都是极其简单而又自然的事，是早已不成为问题的问题。
除了反革命分子外，在人民内部难道还有谁会公然来反对吗？
即使有人来反对，我们也只要指出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好像问题也就会解决了。

现在的事实证明，我们这种看法和想法是太简单了些。
因而，思想上也就放松了警惕，太平麻痹起来。

第二，长时期以来，我们在思想工作上也习惯了这样一种作风，这就是：上面怎样讲，下面也就怎样讲、怎样做。
对一个问题，下面往往要等上面和看上面的说法。
上面如果没有表示态度没有说话，下面也就不说什么不表示态度。
当然，这种做法对于许多重大的政策问题，是必要的。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我们党内军内的言论统一、步调一致，是很必要的。
但是，也应该承认这里面有一种消极因素。
这就是下面越来越缺乏独立思考、独立战斗的能力，越来越依赖上面。

第三，几年来我们一般干部的基本理论学习不能说没有被重视，问题是学习方法有值得考虑之处。
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学到的理论与当前现实问题联系不起来，解决不了现实问题。
去年许多干部都学习了政治经济学，一般地懂得了剩余价值的原理，懂得了资本主义是怎样剥削的。
可是，遇到当前现实问题，例如：定息是不是剥削，资本家李康年提出的定息二十年建议的荒谬在什么地方，应该怎样来分析批判，就感到说不清了。

由于以上这样一些原因（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使我们很多同志在思想战线上就显得缺乏战斗力，而有点像温室里的花。

危险的是我们很多人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种弱点，而安于这种情况，以自己对党、对人民的忠诚而心安理得，并不感到有什么不足。
毛主席的报告，在这里正向我们敲了一声警钟。

让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吧！

目前也正是一个时机，我们可以在和右派分子斗争中，在批判军队内部的一些右倾思想中，锻炼我们的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

本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陶峙岳上将说：“全国各族人民都要求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有少数政治投机分子叫嚷‘共产党下台’，这是人民所决不能允许的。”
陶峙岳上将是在最近接见本报记者时说这番话的。
陶峙岳上将说，几年来，我们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是右派分子们否定不了的。
新疆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由于党的光辉的民族政策，使新疆各族人民都亲切地感觉到进入了一个互助、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各民族互相歧视和仇恨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各族人民都从内心感谢共产党。
这些成就，是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
右派分子别有用心地企图一笔抹煞，一定要给予反驳。

陶峙岳上将说，驻守在新疆的国防军和生产建设部队看到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以后，都非常愤慨。
这是很自然的。
因为革命的成果是他们和全国人民一起，经历了多年的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才取得的，而且他们今天都为保卫这个成果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工作着、劳动着。
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和参加新疆的建设事业，新疆生产建设部队今年已经在自己开荒的土地上播种了二百四十万亩棉花、粮食及其他作物；
在畜牧业方面，到今年初已保育了大小牲畜六十多万头；
几年来兴修了九个蓄水库，还将根据国家建设需要，继续大力开发农田、兴修水利。
陶峙岳上将说：一句话，大家都感到国家在突飞猛进，人民生活一天天提高改善，我国国际威望不断提高，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没有这一切，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社会主义。

在谈到新疆起义部队时，陶峙岳上将说，他们得到了教育、改造。
转业的，从事着劳动生产；
在部队工作的，也没有像右派分子所说的有职无权。
整个说起来，已经各得其所。
他们为了自己得到进步感到光荣，对于党满怀着感激的心情。

陶峙岳上将最后说，党整风的目的在于克服缺点、改进工作，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右派分子企图把个别党组织和党员的某些缺点，加以夸大，从而想根本否定党的领导，使我们国家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根本错误和绝对不能允许的。

又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董其武上将，在接见本报记者时，异常感慨地说：原来旧中国那一摊子，要不是有共产党领导，哪会有现在这样的伟大成绩。
我们这些五十多岁的人，都亲眼看到过旧中国的腐败情况，只有共产党才真正救了中国，也只有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才真正感到了心情愉快。
如中国的民族问题，多少年来没有得到解决，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短短的几年中真正形成了史无前例的全国各民族的大团结。
我们的经济建设成就更为惊人。
假设叫反动政府领导一百年，也做不到现在这样。
为了修建成渝铁路，过去的反动政府从人民身上搜刮了无数的金钱，却一直没有动过工，人民政府说修就修成了。
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自己制造的飞机、汽车，现在都有了。
这些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成就，真是令人振奋。

董其武上将认为：全国人民对于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满意的，不满意的只是那些右派野心分子和别有企图的人。
他说，我在开会的时候，常碰上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人，过去我以为这些人受到党和政府这样的重视，是会满意的，谁想他们还妄想和共产党平分秋色，想走资本主义的路，搞什么“上议院”等等，他们也不想想全国人民允许不允许。
现在工人、农民已经用行动回答了右派野心分子，广大人民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只会使台湾、香港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感到高兴。
我们可以肯定地告诉他们：你们的阴谋和野心，不过是做梦而已。

作者：郭泉

读了丁乙同志“建议改进或取消几种不正常的制度”以后，觉得有必要对他的这一篇文章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一个分析。

（一）

我想先从他这一篇文章所采取的方法分析起。

在这一篇文章中，丁乙所举的某些事例，某些现象，在实际生活中确实是存在的。

问题在于：丁乙从这些个别的、少数的事例、现象出发，立即得出结论，要求“改进或取消”这些制度。
譬如说，某些有官僚主义的同志，只听汇报，不作调查研究，这种现象是存在的。
但是，丁乙就从这些少数的事例出发，作出了否定党员应该向党汇报的结论。
再譬如说，个别的英雄、模范的产生，没有经过群众讨论，这样的现象也存在。
但是，丁乙就以这样的个别事例，否定了绝大多数模范是经过群众评选的事实，作出了否定这种制度的结论。

丁乙所用的方法，显然是一种错误的方法。
我并不说丁乙就是修正主义者，但是，丁乙所采用的方法，确是今天国际、国内的修正主义者所惯用的方法。
国际上的修正主义者，因为斯大林犯过若干严重错误，因此就完全否定斯大林，并且诬蔑苏维埃制度就是官僚制度。
今天我国国内的修正主义者，用我们党的作风中有“三个主义”的事例，企图完全否定我们党的丰功伟绩，企图实现他们的推翻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阴谋。

社会生活是很复杂的，我们观察各种社会现象如果忘记了、忽略了本质的、主流的东西，就会迷失方向。

（二）

现在把问题进一步分析一下，为什么丁乙同志仅仅根据某些现象，根据个别事例，就会达到否定这些制度的结论。

方法是和观点相联系的。
一个人观察、分析问题的方法，是以他自己的思想观点为依据的。

我们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到，丁乙对于党员、对于模范、对于领导干部、对于老干部等的看法上，本来就有错误。
这就是说，丁乙原来就有错误观点，有成见在前，因此，才会有这一篇文章的分析方法的错误。

从这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丁乙对党员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本来，任何一个正直的、有起码的政治常识的人，也会对“秘密警察”“特务”之类的加到党员头上的辱骂，表示愤慨。
但是，丁乙却说是“难怪”。

丁乙对于模范的看法，也是完全错误的。
他把模范说成是“垫背的”，“抱大腿的”。

丁乙对领导干部的看法，也是完全错误的。
在他的文章中，领导几乎都成了“官僚主义者”“官僚”的同义语。

前面这几点，有一期解放军报上已经有人批判过了，我不重复。
我这里想批判一下丁乙对于老干部的看法的错误。

丁乙在“按劳取酬制度”这一节里，企图完全否定老干部、老同志对革命的贡献。
丁乙的理论是说：“他比别人早出世一、二十年，早得人间抚育”。
这种说法，使人觉得丁乙连起码的革命史常识都没有。
本来，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没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工农红军的老同志们，就不能设想会有抗日战争时期那样强大的八路军新四军；
而如果没有八路军新四军，也不能设想有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的人民解放军，也不能设想有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丁乙同志应该知道，并不是每一个“早得人间抚育”的人，都会参加革命，都会对革命有贡献。
有许多人虽然也“早得人间抚育”，但是当老干部在干革命的时候，他们却在干不利于人民的事情。
显然，用“早得人间抚育”为理由，从而断定不应当给老干部相应的待遇是荒谬的。
何况，我们的老干部也并不是光凭资格领取报酬的。

从丁乙同志这一篇文章看来，丁乙对于党员、对于模范、对于领导干部、对于老干部的看法上，都存在许多错误观点。

（三）

现在再把问题进一步看一下，看看丁乙同志在这一篇文章中显露出来的立场。

立场，这是一种客观的东西，这是可以从一个人的言论、行动中客观地加以评价的。

从这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丁乙同志缺乏从团结出发的愿望。
不仅看不到团结的愿望，相反，从字里行间，还可以看出一种期望制造不团结的意图。
譬如说，造成非党群众对党员的不信任，造成群众对模范的不信任，造成下级对上级、对领导的不信任，造成新干部对老干部的不信任等。
如果说得更尖锐一点，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破坏团结的言论。

从丁乙的文章中，几乎找不到什么善意的建议，看不到他要求如何来“改进”制度，看不到“取消”了这些制度以后又怎么办。
他的文章的最后一段，竟提出了“革它一命又何不可！”
丁乙同志究竟把谁看成他的革命对象呢？

我想，说丁乙同志这一篇文章离开了社会主义的革命立场，这样的评语是并不过分的。

作者：郭蒂

储安平污蔑我们党的所谓“党天下”的说法，实际就是说共产党太独裁，不民主，想独霸天下。
这样的观点在储安平来说是偶然的吗？
不是的。
最近我重读了储安平在1947年和1948年写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中国的政局”，登在他自己主编的“观察”杂志第二卷第二期上；
一篇是“政府利刃，指向‘观察’”，登在“观察”杂志第四卷第二十期上），深深地感觉到，储安平的这种认为共产党独裁不民主的观点是由来已久了的。

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他说：“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
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意思是说，在国民党统治下，民主自由固然少一点，但毕竟还有一点，要是共产党执了政，就连这一点民主自由也会没有的。
储安平当时说这样的话，自然不是出于无知，因为当时有许多尽人皆知的事实，都足以说明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所谓民主自由，同当时解放区的民主自由是根本不能相比的。
例如，我们都知道的闻一多、李公朴两位先生，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地区要求民主而被国民党杀害了的。
这怎么是一个民主自由“多”“少”的问题呢？
同一个李公朴先生在抗战时期到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边区去了一趟，到处讲演，得到的是共产党的保护和支持，根本没有受到一点限制。
这怎么是一个民主自由“有”“无”的问题呢？
储安平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不仅如此，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还恶毒地把共产党拿来和希特勒的法西斯党相提并论，他说：“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
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
……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看，储安平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歪曲和污蔑我们党的。
他竟然把共产党和希特勒法西斯党相提并论。
这不是把储安平那副反共、反人民的面貌，暴露得再清楚也没有吗？
谁不知道，就在抗战的年代，共产党也实行着三三制的政权制度，执行着统一战线的政策，这难道不是给人民的民主自由吗？
难道这是文中“党主”吗？
希特勒法西斯党对其他党派、对广大人民给过这样的民主自由吗？

究竟什么是储安平所指望的民主自由呢？
在他的“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中回答了。
他说：“在朝执政和在野论政，其运用的形式虽异，其对国家的贡献则一。
所以欧美民主国家，在国会里无不有与政府相对的反对党，在一般社会上，亦无不有健全的公共舆论；
如无反对党派和反对意见，亦即不成其为民主政治。
凡此皆为欧美宪政的精义所在。”
读到这里，我就完全明白了。
原来在储安平的心目中唯一向往的是欧美大资产阶级国家的所谓“民主”，是两个党一在台上一在台下你争我夺的那种“民主”。
至于今天我国的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人民真正的民主，在储安平看来只不过是共产党一党的“党主”，比起国民党的名符其实的“党主”还更为不民主；
今天我国的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人民的天下，在储安平看来只不过是共产党一党的“党天下”，比起国民党的货真价实的“党天下”还要糟糕！
他这样的观点和帝国主义的叫嚣有什么不同呢？
帝国主义不是到现在还在叫嚣中国共产党独裁、人民没有民主吗？
帝国主义不是至今还恶毒地把我们人民的中国叫做“共产党中国”吗？

作者：姜学群干文

任传耕强调什么“学校是科学部门，干部政策应是才第一、资第二、德第三。”
这种说法显然是和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相对立的。
为什么任传耕要提出这样的干部标准呢？
不难看出：他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和社会上的右派言论遥相呼应的，是和那些“共产党不能领导学校”，要求“共产党退出学校”的论调一致的，不过任传耕是采用了比较隐蔽的也是比较迂回的攻击方法。

按照任传耕的说法，学校是应该让有“才”的人来掌握的。
只要有“才”，什么政治品质，什么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都不必过分计较。
至于那些“老干部”，他们虽然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而且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但他们“无才”，不能领导学校，应当让有“才”的取而代之。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有“才”呢？
任传耕自己已经作了答复。
他向我们推荐了他那关在监狱里的父亲和岳父。
他说：“抛开阶级立场，从做人来说，对他们的社会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学历、工作能力、作风、处世经验等，我很尊重。”
他们当然就是任传耕心目中的有“才”的人。
至于他们过去的反革命罪行，任传耕认为不仅不应当归罪他们，而且还应当同情他们。

这就是任传耕“才第一”论的实质！

作者：王观泉

作者：总参谋部卢志恒河北沧县军分区马驷

“冤”从何来

葛佩琦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杜秉锐却说他“一定有冤枉”。
此中究竟有何联系？

葛佩琦咬牙切齿地要杀共产党，恶毒地诅咒我党“被狂澜冲走，葬身鱼腹”。
如果说他有“冤”，大概就是反动阶级死不瞑目的对党和人民的仇恨。
葛佩琦说出了杜秉锐的心里话，杜秉锐和葛佩琦站在同一个仇视党的立场，所以才喊“冤”。
（总参谋部 卢志恒）

右派分子的走卒

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打出了冷枪，杜秉锐便在一旁摇旗呐喊起来。

主帅喊：“杀！”
走卒随声响应：“说的对，痛快！”
主帅说：“现在是党天下。”
走卒马上附和：“是的，任何人不能讲共产党的坏话。”
主帅“孤立”了，被“围剿”了，走卒也就发出了悲鸣：“大帽子太厉害了。”
（河北沧县军分区 马驷）（附图片）

小妹妹唱歌郎奏琴 王运威

本报7月1日讯 我国第一座宽银幕立体声电影院今晚在北京开幕，这是我国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喜事，它给电影艺术形式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无比美好的远景。

我国第一座宽银幕立体声电影院，是由原来放映普通电影的“首都”电影院改建的。
放映机是法国制造的，也能放映普通三十五粍影片。

放映幕是铝制品，宽十五点二三公尺，高六点一公尺，上面有微细的小孔，放映出来的画面比普通电影明亮而又不刺激眼睛。

银幕后面装有三组扬声器，场内四周墙壁上还装有十二个辅助性的小型扬声器。
这些扬声器都独立地与放映机的发声部分相联结，构成立体声的传送网。

整个影院的前厅、场内、走廊都重新安装了隔音设备，场内外没有回音干扰。
场内可容纳一千二百个观众。

周总理出席了今天的开幕式。
苏联电影工作者代表，“革命的前奏”导演叶菲莫·德兹干、编辑阿列山大·什捷任、女主角尼娜·阔德拉基叶娃热情地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在今天开幕式上放映了中国第一部宽银幕立体声彩色新闻记录片“五月的节日”，苏联彩色故事片“革命的前奏”。

本报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了庆祝我军建军三十周年，从7月1日起，将举办“革命故事朗诵”的连续广播节目。

这些故事是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和其他刊物中选出的，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单位的演员朗诵。
7月1日到7月14日广播的时间，可参看该台出版的“广播节目报”（114期和115期）。
7月15日起广播的时间：第一种节目——7：30——8：00（星期一、三、五）；
第二种节目——17：45——18：15（星期二、四、六）

作者：魏展如

宽银幕电影打破了普通电影把观众视野局限在小银幕的框框里的限制，宽阔的银幕好似舞台一样，它使观众看到逼真的情景。
观众看电影时有如在剧场看剧，随着演员的移动而转移自己的视线。
我们在银幕上看到花园，就好似我们也置身在花园里边。
在普通电影院看电影就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的座位距离银幕较远的话，银幕本身不大，加上没有足够的高度，要想看清银幕上的情景，就必须不停地注视，这样立体的感觉没有了，就好像在看一幅挂在墙上的图画。

在普通电影院里，声音是从安装在银幕后面的一个扬声器发出，或者从银幕旁边的扬声器发出。
因此就产生了影片上的人物的活动和发出的声音不一致和不符合的缺点。
例如扬声器放在银幕的左边，虽然演员在银幕上是偏在右边，而他的声音仍然是从左边传来，这就大大减少了观众对影像的立体感觉。
宽银幕立体声电影是配合画面发出声音的，声音是来自影院场内四周各个方向的扬声器。
宽银幕立体声电影银幕后面有三组扬声器，分别装在幕后的左、中、右三个方向，在场内观众的上面、左右面和后面还装有一些辅助性的小型扬声器。
这些扬声器都独立地与放映机上的发声部分相联结，构成了立体声音的传送网。
这样，影片上的人从右边来，我们听到的声音也是从右边来，如果影片中飞机从对面飞过来，我们就会听到飞机的声音从头上飞过。
宽银幕立体声电影拍摄时是采用了多路的立体录音和收音法，所以我们听到的声音不是老从一个固定的地方发出，而是随着声音的移动而移动，使我们产生了立体的感觉，好似身临其境一样，就是你闭着眼睛也能辨别出来影片中演员说话的方向。

宽银幕比普通银幕差不多宽一倍。
普通影院的银幕高和宽的比例是1比1.33，如果银幕六米高，那么宽度就是八米。
宽银幕一般的比例是1比2.55，高度是六米的银幕，宽度便是十五米。
普通影院的银幕小，是平直地张挂起来的，有的放映队甚至在白墙上放映。
宽银幕因为银幕本身宽，从放映机射出来的光线到达银幕的中心和两旁的距离相差很多，因此宽银幕电影的银幕必须装成弧形，使银幕的中心和两旁同放映机的距离相等，这样从放映机发出来的光线就能均匀地照射在银幕上面。

栏目：辣

院长：秘书，你去叫陈科长来开会，研究一下整理内务问题。

秘书：陈科长正在休假，还去叫他吗？
人家才休五天假，就开了三次会，我看今天这个会不要叫他吧。

院长：休假是休假，可是革命同志，工作第一，休息第二，这个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吗？
去去去，叫他赶快来。

（过了几个月，轮到院长休假了。）

院长：秘书，你去给我买张直达杭州的火车票，要软席卧铺，明天走。

秘书：后勤部不是已经通知你后天开会研究下半年工作吗？
这样重要的会议你走了……

院长：你真是，开会的事我早知道啦！
我为啥明天走？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我一走，你给他们打个电话说我休假去了，这问题不就解决了。
后勤首长也太不体贴人了，休假期中还叫去开会。

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