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北京各报工作人员
拥护本报批评文汇报的社论
本报上海1日电
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给上海新闻界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量。
上海的五家报纸，今天都全文转载了这篇社论，报社工作人员们都争相阅读，认为这篇文章给上海全体新闻工作者上了及时深刻的一课。
文汇报今天在一版显要地位上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并发表了二篇消息，揭露了该报副总编辑浦熙修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活动，和该报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的错误言行。
文汇报编辑部在消息的后边加了一个按语。
按语说：
“本稿发排时，人民日报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恰恰传到了编辑部。
首先读到这篇社论的是本报值夜班的同志们。
所有的同志一致的无保留的完全拥护这篇社论对本报的严肃的批评。”
文汇报编委会在今天下午召开全体员工大会，许多工作人员在会上踊跃发言，一致同意人民日报社论的批评，认为读了这篇文章以后，才进一步认识了文汇报这一时期来所犯严重错误的性质，他们表示要在党的领导下，以加强反右派斗争的行动来纠正过去的错误。
会上继续对章罗同盟通过浦熙修等人进行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作了揭发。
文汇报采访部在今天上午即举行了会议，大家激愤而痛心地谈到前一时期被浦熙修等人的两面派手法所蒙蔽，以致上了右派分子的当，今后一定要彻底地拆穿他们的伪装。
昨天晚上，文汇报各部门即讨论了如何具体地进行检查工作，以便像新民报那样向读者进行负责的自我批判。
上海新民报、解放日报、劳动报，今天都举行了编委扩大会，各编委会根据这篇社论的精神，讨论了如何加强反右派斗争的宣传问题。
新民报的编委扩大会开得很热烈，该报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程大千在会上说，报社工作人员看了人民日报社论对新民报的估计，感到兴奋，但更多的是惭愧。
新民报在前一时期一些错误的检查是不够深刻的，只能说是开始，人民日报社论对我们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会议最后对今后进一步改进工作检查错误作出了一些具体的决定。
解放日报编委会根据社论的精神，检查了这一时期的宣传工作，认为还存在着对当前的阶级斗争的形势认识不足的缺点。
这些报纸都决定把人民日报这篇社论作为最近学习文件之一，进行学习和讨论。

人民代表大会继续分组讨论
揭露龙云反苏崇美的底细
据新华社1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今天上午继续分组讨论。
有些代表小组进一步讨论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有些代表小组集中讨论了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在讨论中，有些代表严正驳斥了龙云的反苏谰言；
许多代表继续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云南省代表小组的代表连日来集中对龙云的反苏谰言进行了驳斥。
这个小组的工人、农民以及各族代表责问龙云是否忘记了他统治云南十八年所犯的罪行。
梅益、朱家璧等代表列举许多中苏友谊的事实驳斥龙云的反苏谬论。
梅益说，苏联对我们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真诚无私的帮助，苏联和中国都在进行建设，我们不能损人利己。
假如采取“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的态度，还能算朋友吗？
假如削弱了苏联，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我们自己的削弱。
关于苏联军队解放东北时运走一些机器的问题，梅益认为苏军当时这样做是必要的，当时国民党正在进攻东北，苏联运走的机器多是军火工厂的装备，龙云是不是主张把这些军火厂留给国民党政权制造枪炮来屠杀人民呢？
朱家璧说，龙云说他的反苏谰调是出于
“爱国”，朱家璧问龙云，究竟你爱的是什么样的国，我们全中国人民的意志是一面倒，坚决增进同苏联的友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可是龙云却不是这样，他统治云南十八年，搜刮的民财至今还存在美国的银行里，他自然说美国的好话。
河北省代表小组的许多代表在批判龙云等的反苏言论时指出，苏联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好朋友。
石志仁说，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怎么能够建设七千瓩的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能产生二千五百万电子伏的粒子的回旋加速器。
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外，别的国家都不会这样真诚地帮助我们。
湖北省代表、造船工程师萨本炘说，中国造船工业由于得到苏联的支援，在短短的时间内等于前进了七、八十年。
代表们表示要坚决反击右派分子的反苏阴谋，全力保卫中苏两国的伟大友谊和团结。

储安平承认他的发言曾和罗隆基商量过但仍然竭力避开他跟章罗同盟的关系
储安平今天在江苏省代表小组会上说，他跟罗隆基谈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时，曾经提起“老和尚”与“小和尚”一事，问罗隆基：
“关于十二个副总理问题，是否可以谈谈？”
罗隆基回答：
“可以谈。”
罗隆基还对储安平说：
“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之后，对于政治制度可能引起讨论。”
据储安平说，罗隆基还跟他谈了肃反等问题。
储安平今天还说，章伯钧曾经跟他谈过两次话。
章伯钧要光明日报多登人的新闻。
章伯钧说：
“现在什么事情都集中在几个人身上，在报纸上也只看到几个人的名字。
这样大的国家，把事情集中在几个人身上，怎么办得好！”
储安平今天竭力避开他跟章罗同盟的关系，他只说“我们的思想和立场有共同的基础”。
有些代表要他检查“党天下”发言的错误，质问他为什么要派人到九大城市点火，为什么要篡改光明日报的政治方向，储安平避而不答。
代表们对储安平的这种态度表示愤慨。
今天罗隆基没有出席小组会，章伯钧在安徽省小组会上没有发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继续举行
听取国民经济计划和检察工作报告
薄一波说：
为了全面完成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必须贯彻执行勤俭建国方针、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张鼎丞说：
同一切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的斗争，是长期的任务
据新华社1日讯
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今天下午继续举行。
在今天的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作了“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作了“关于1956年以来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
薄一波在他的报告中详细地叙述了1956年我国国民经济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对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安排中的主要问题，作了具体说明；
对1956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检查；
对今后的基本建设工作提出了各项措施。
薄一波说，为了全面地完成1957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更多地、更好地超额完成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全国人民必须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千方百计地挖掘潜在力量，努力克服困难，加强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监督检查工作。
张鼎丞在报告中叙述了1956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级人民检察院关于进行肃清反革命分子和惩治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对于1955年以来的肃反案件的检查，对于在押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侦查起诉工作以及检察业务的发展和改进的主要情况。
报告指出了上述工作所获得的巨大成绩，也批评了工作中发生过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张鼎丞说，现在，国内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开始上升到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地位。
但是，阶级斗争并未完全结束，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同一切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的斗争，同各种违法犯罪分子的斗争，仍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今天会议的执行主席是李济深、蔡畅、刘宁一、阿沛·阿旺晋美、刘世梅、黄琪翔、叶圣陶、陈经畬。
出席今天会议的代表共九百八十八人。
今天的会议在下午三时开始到六时三十五分结束。

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
1957年07月01日在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薄一波各位代表：
我谨向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提出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请予审查。
一、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
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是在以下的条件下进行的。
1955年下半年开始形成了我国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一高潮大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要求提前完成五年计划。
1955年农业的大丰收，粮食和棉花的产量是近三年来增长最多的一年。
在执行第1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中，财力上有了一定的结余，物力上有了一定的储备，技术力量有了一定的成长，基本建设的设计、设备、施工组织都有了较好的准备。
1956年度的计划，适应了这种新的形势，从而在财政经济上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并且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
计划中所规定的各项指标，都是很积极的。
应该说，这个计划基本上是反映了人民群众在大革命、大建设的高潮中的愿望的。
全国人民对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都很关心。
现在，根据对计划执行结果的检查，我们可以向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报告说：
1956年度我国国民经济计划的各项指标，绝大部分都已经完成或者超额地完成了。
1956年是我国社会制度大变革的一年。
在全国组织起来了75.6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
在全国组织起来了约10万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生产合作小组，参加的人数达到500多万人，约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2％。
在全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中，占产值99.6％和占职工总数99％的工业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
在全国的资本主义商业中，占总户数82.2％和占从业人员总数85.1％的商业企业，转变为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企业和合作商店、合作小组。
由于这一伟大的变革，我国就基本上解决了个体经济同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从而基本上结束了我国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
这样，在我国实行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基本上完成了。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的推动之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全国工业总产值1956年完成了586.6亿元，比上年增长31％，这是近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
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的生产为291.7亿元，比上年增长41.7％；
消费资料的生产为294.9亿元，比上年增长22％。
机器制造业的生产为57.6亿元，比上年增长90.2％。
手工业的生产为117亿元，比上年增长16％。
按工业总产值计算，已经提前一年并且超额9.5％完成了五年计划（即五年计划所规定的1957年的指标，下同）。
在五年计划所列的46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已经有生铁、钢、钢材、烧碱、纯碱、硝酸铵、青霉素、氯霉素、各种磺胺、汽车外胎、蒸汽锅炉、汽轮机、水轮机、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金属切削机床、双轮带铧犁、谷类播种机、客车、自行车、机制纸、水泥、棉纱、棉布、麻袋等27种产品的产量，提前一年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
1956年我国试制成功的新的工业产品，根据九个工业部的统计，即达1，200多种，其中喷气式飞机、载重汽车、15，000瓩的全套水轮发电设备、12，000瓩的汽轮机和汽轮发电机、单轴自动车床、耐高热合金钢等，都是运用了世界上新的技术在我国第1次生产的产品。
现在，这些产品不仅已经试制成功，并且已经投入生产了。
各工业部门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和主要工业设备的利用率，都比上年有了显著的提高。
1956年各工业部（不包括森林工业部）所管理的工业企业，生产成本比上年降低了10.7％，扣除降低调拨价格的因素，比上年降低了7.9％（原计划降低8.4％），没有完成计划。
生产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约26％（原计划提高18.6％）。
应该指出，按生产工人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不能反映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全面情况。
因为在工业企业中，除了生产工人以外，还有不少的非直接生产的职工。
目前在我国工业企业中的非直接生产的职工过多，一般要占生产工人总数的一半左右，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应该逐步改变。
工业劳动生产率怎样计算才更合理，我们也正在研究改进办法。
全国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1956年完成了582.9亿元，为计划的96％，比上年增长4.9％。
1956年我国遭受了最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某些农作物受到很大的损失，受灾的农田面积约2.3亿亩，受灾的人口约7， 000万人。
但是，由于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和“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公布，在全国农民中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农业增产运动，在扩大农田灌溉面积、增加农田施肥数量、精耕细作、推广优良品种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受灾地区的广大农民，同灾荒进行了搏斗，缩小了灾荒所造成的损失，因而使主要农作物如粮食、大豆等的全国总产量，仍然有所增加。
1956年粮食总产量为3，650亿斤，比上年增加了154亿斤，增长4.4％；
大豆产量为204.7亿斤，比上年增加了22亿斤，增长12.2％；
棉花产量为2，890万担，比上年减少了147万担，下降4.8％；
猪的头数年末达到9，780万头，比上年增加了988万头，增长11.2％。
1956年农业和农副业的总产值，已经接近完成五年计划；
粮食的总产量则已经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
全国基本建设投资额有很大的增长。
1956年完成了139.9亿元，为计划的99.9％，比上年增加了53.6亿元，增长62％。
这是解放以来，投资额增长最多的一年，也是基本建设计划完成得最多的一年。
1956年和前三年所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累计计算，已经完成五年计划投资总额的86％左右。
这样，超额完成五年计划中的基本建设计划就有充分的保证了。
1956年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厂矿企业建设单位共计625项，已经全部投入生产的有89项，其中主要的有：
煤矿20项，电站21项，黑色和有色冶金3项，建筑材料4项，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21项，棉纺织和制糖等轻工业12项。
1956年铁路铺轨3，108公里，其中：
新建1，747公里，恢复285公里，新建和恢复复线210公里，新建企业专用线866公里（仅系铁道部负责修建的，下同）。
宝成线和鹰厦线已经全线临时通车。
1953至1956年铁路铺轨累计为7，532公里，其中：
新建4，387公里，恢复324公里，新建复线356公里，恢复复线420公里，新建企业专用线2，045公里。
新建铁路铺轨总数已经超过五年计划规定的铺轨总数303公里。
基本建设计划执行的结果，各部门新的生产能力的增长，在我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1956年一年中新增加的炼钢能力，就超过了解放前全部的炼钢能力。
旧中国几乎没有的机器制造业，完全没有的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现在都建设起来了。
近代化的国防工业，也开始建设起来了。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交通运输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1956年全国铁路货运量完成了24，605万吨，超过计划11.6％，比上年增长27％；
货物周转量完成了1，203.5亿吨公里，超过计划11.6％，比上年增长22.6％。
都提前一年完成了五年计划。
在经济事业发展的同时，全国文教卫生和科学研究事业在1956年也有很大的发展。
高等学校招生18.5万人，超过计划5.2％；
中等专业学校招生43.3万人，为计划的97.4％；
初级和高级中学招生234.3万人，超过计划9.6％；
初级和高级小学招生2，345.3万人，比上年增长35.6％。
各级学校的学年初在校学生人数都比上年有很大的增长，中等专业学校、中学和小学的学年初在校学生人数都提前一年超过了五年计划。
1956年中国科学院所属科学研究机构达到66所，研究人员（包括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和研究实习员）达到4，475人。
各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比以前加强了。
各部所属科学研究机构达到105所，研究人员（包括工程师和技术员）达到10，307人。
同时，在国务院的领导下，由科学家们初步制定了中国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草案）。
1956年摄制影片176部，超过计划37.5％。
电影放映队达到6，233队，为计划的97％。
报纸发行243，942万印张（即对开报纸，下同），超过计划2.2％。
杂志出版76，343万印张，为计划的89.3％。
图书出版435，613万印张，超过计划16.2％。
以上各项，都比上年有很大的增长。
此外，图书馆、博物馆也都有所发展；
艺术有了进一步的繁荣，民间艺人得到进一步的安排。
1956年卫生部门所属的医院和研究所的病床总数达到214，673张，超过计划2.3％，比上年增加了40，980张。
对于危害人民健康的各种慢性病的防治，特别是对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斗争，已经开始取得成绩，治疗了患者40万余人。
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的医学遗产，并且发挥中医的作用，已经吸收了大约3万名中医参加公立卫生机构的工作。
此外，在卫生防疫、医疗预防、妇幼卫生等各方面，也都进行了很多的工作。
随着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1956年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全国国营企业、合作社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文化、教育、科学、卫生部门的工人职员总数（以下简称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总数）年底达到2，240万人；
年平均人数（全年每日实有人数的累计数，除以365日，即得年平均人数，下同）为2，117.9万人，比上年增加了535.7万人，除去由私营工商企业等转变为国营、公私合营企业的人员和乡干部305万人以外，实际比上年新增加了230多万人。
这是几年来就业人数增加最多的一年。
如果将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和不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合在一起计算，那么，1956年底就是2，417万人，比计划以内达到的2，240万人多177万人。
1956年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的工资总额比上年增加了约27亿元，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全年职工的工资总额除以年平均人数，即得年平均工资，下同）增长了接近14％。
农民的收入也有所增加，根据许多地区的调查，凡是没有受灾或者受灾不大的地区，约有80％左右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加了产量，约有75％左右的农户增加了收入。
受灾地区虽然减产或者收成很少，但是经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生产自救，加上政府的大力援助，除了个别工作不好的地区以外，受灾地区农民的生活也一般地得到了保障。
1956年社会购买力达到约465亿元，比上年增长15.6％，这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物质生活有所改善的具体表现。
总之，我们在1956年的工作是获得了极为巨大的胜利和成就的。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伟大胜利和经济建设事业的巨大发展，为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毫无疑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所获得的伟大的胜利和成就，将给我国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深远的极为有利的影响；
但是，也给我们带来了某些困难。
这些困难的发生，有的是由于客观的原因，有的则是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分不开的。
现在看来，1956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有以下几点是应该着重指出的：
第1，1956年国家对基本建设的投资额多了约15亿元到20亿元。
由于基本建设的投资额过大，因而造成了这样的情况：
基本建设投资额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生产资料生产增长的速度，特别是超过了建筑材料和某些机械设备生产增长的速度，从而就引起了钢材、木材和若干种机械设备供应的紧张情况。
应该说，这是1956年计划工作中的一个错误，但是我们当时并不了解或者不完全了解，而是在后来才了解的。
由于历年来的基本建设计划总有5％左右不能完成，在编制1956年的基本建设计划的时候，我们也以为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但是1956年基本建设计划执行的结果却完成了99.9％，因而就更加显出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是定得过大了。
第2，1956年银行信贷计划，农业贷款增加11.2亿元，手工业和公私合营企业贷款增加2.9亿元。
但是执行的结果，对农业的贷款却增加了20.3亿元，对手工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贷款却增加了9.4亿元。
两项共计29.7亿元，超过计划15.6亿元。
为了从财力上保证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增加这些贷款是完全必要的。
这几项贷款的原定计划显然是小了。
在执行过程中增加了这些贷款的数额，绝大部分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撙节地加以使用，也可以少贷几亿元。
在执行中有一小部分应该少贷的而没有能够少贷，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
第3，1956年计划新增加工人职员84万人，但是执行的结果增加了230万人，超过计划146万人。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许多事业的扩大超过了原定计划，在执行劳动计划的过程中稍稍超过原定计划也是必要的，但是显然超过得太多了。
这是我们控制不严和有些部门轻易招收职工的结果。
此外，在1956年增加了职工的工资，这在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增加得多了一些。
第4，1956年教育事业计划的招生指标有一部分定得过高了，在执行过程中又有某些方面超过了原定的指标，结果，就使有些学校招生的数量超过了师资、校舍和设备供应的可能条件，给师生在教学方面和生活方面带来了一些困难。
由于以上的缺点和错误，在我国财政收支方面，出现了赤字；
在银行信贷收支方面，也出现了差额，多发行了一部分贷币；
这两者又集中表现为过多地使用了几年来国家所积蓄的商业库存和物资储备。
这样，就给1957年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的安排，带来了某些困难和不利的影响。
应该说，为了保证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了保证第1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为了顺利地渡过1956年的大灾荒，适当地使用国家的后备力量，是完全应该的，不使用是不正确的。
这样做，虽然给我们今后的工作带来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在今后的工作中是能够逐步克服的。
我们还应该了解，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通常都是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引起大波动的。
我们为了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曾经忍受了不知多大的牺牲和困难，而今天，我们在取得社会主义大革命的胜利的斗争中，并且在同时又取得大建设的胜利和渡过很大的灾荒，只引起这样一点小小的波动和困难，难道能够说我们的情况是不好的吗？
应该说总的情况是很好的。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我们对于在大革命中所引起的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些波动，可以自觉地在1957年及其以后的计划中加以调节。
我们的物价基本上还是稳定的，国家若干后备物资在1957年就可以部分地得到补充，人民生活也还可能争取有所改善。
这就是说，在1955年到1956年我国人民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胜利，真是一次和平革命，我们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在革命中可能引起的破坏和损失，这对于全中国的人民是极为有利的。
二、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
济计划草案的说明
在1956年度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编制了1957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如前面说过的，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展很快，第1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有些已经提前完成，有些接近完成。
这些是安排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有利条件。
但是，1956年我国遭受了解放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荒，对于1957年国民经济的各方面都有不利的影响；
由于前面说过的1956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使得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某些方面，出现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
这些是安排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困难条件。
根据上述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瞻前顾后，综合平衡，增产节约，勤俭建国，发扬成绩，纠正缺点的方针下，我们编制了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大家知道，年度计划的编制必须做到既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有充分可靠的物力、财力的保证，并且保留必要的后备。
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是尽可能地使基本建设的增长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相适应；
使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同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相适应；
使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劳动工资的安排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相适应；
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在上下年度之间能够比较平衡地向前发展。
在安排消费同积累的关系的时候，首先保证必要的消费；
在安排生产同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物资的时候，首先保证必要的生产上的需要；
在安排基本建设的时候，尽量地注意到各部门投资比例的适当，并且发挥投资的经济效果，力争使用同样数量的钱能够办更多的事。
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已经印成专册，发给各位代表，其中详细数字，我不拟在这里重复了。
现在，我仅就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基本建设、运输事业、商业、文教卫生和科学研究事业、劳动工资等计划方面的一些主要问题，分别加以说明。
（一）工业生产
1957年工业生产的总产值计划安排为603.4亿元，比上年增长4.5％（这是按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在1956年为577.2亿元进行比较的）。
1956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1％，为什么1957年计划安排的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比上年降低这么多呢？
在这里，除了生产资料中的新式畜力农具、锅驼机、水车等农业机械因为1956年生产过多，1957年计划基本上停止生产，机械制造工业的其他若干产品因为1957年计划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减少，它们的产值也将相应地有所减少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1957年计划安排的消费资料的生产比1956年增加很少。
消费资料生产在我国全部工业生产的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56年为50.3％，1957年计划为48.4％；
而在消费资料生产中，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又最大，1956年为77.7％，1957年计划为77％。
由于棉纱的产量1957年计划比上年减少61.1万件，使棉纺织工业的产值将减少14.4亿元，仅此一项，就使全部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降低约2.5％。
1957年计划安排的全部食品工业的产值比1956年增加2.2亿元，增加也很少。
1957年的工业生产计划，由于纺织工业的生产下降，食品工业的生产增加很少，这样不仅使整个消费资料的生产计划只比上年增长1.1％，并且把1957年全部工业生产计划的增长速度也拉下来了。
但是，把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的计划增长速度分开来看，情况是各不相同的。
1957年计划安排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为 311.3亿元，比上年增长8％；
消费资料的生产为292.1亿元，比上年增长1.1％。
1957年计划安排的生产资料主要产品的产量和增长速度如下：
电力：
188.6亿度，比上年增长13.7％。
原煤：
11，727万吨，比上年增长10.7％。
原油：
150万吨，比上年增长29％。
生铁：
555.4万吨，比上年增长16.3％。
钢：
498.7万吨，比上年增长11.7％。
钢材：
447.8万吨，比上年增长17％。
烧碱：
17.8万吨，比上年增长13.8％。
硫酸铵：
49.9万吨，比上年增长11.8％。
水泥：
680.7万吨，比上年增长6.5％。
蒸汽锅炉：
4，019.7蒸发量吨，比上年增长33％。
汽轮机：
14.35万瓩，比上年增长19.1％。
发电机：
28.4万瓩，为上年的98.9％。
电动机：
125.1万瓩，比上年增长17.7％。
变压器：
359.8万千伏安，比上年增长26.4％。
金属切削机床：
22，640台，比上年增长2.7％。
载重汽车：
7，000辆，比上年增长324.8％。
原木：
2，506万立方公尺（包括手工业生产量），比上年增长21.9％。
从上列计划安排的生产资料主要产品的生产增长情况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产品的产量，1957年比上年增长在10％以上，一半以上产品的产量，1957年比上年增长在15％以上。
在1956年生产资料的生产比上年增长41.7％的基础上，还能够保持这样的发展速度，应该说是不慢的。
这说明，我们在安排1957年度工业生产计划的时候，继续坚持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原则，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前面说过，1957年计划基本上停止新式畜力农具、锅驼机、水车等农业机械的生产，1957年计划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额比1956年有所减少，这就限制了机械制造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
1957年机械制造工业的产值计划安排为54.9亿元，相当于上年的95.6％。
而1956年机械制造工业的生产则比上年增长90.2％。
这样也就不能不影响到1957年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
如果把机械制造工业的产值从生产资料生产的总产值中剔除出去加以比较的话，则1957年计划安排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就不是8％，而是11％以上。
1957年计划安排的消费资料主要产品的产量和增长速度如下：
棉纱：
463.5万件，为上年的88.3％。
棉布：
50亿公尺（包括手工业生产量），为上年的85.3％。
麻袋：
7，814万条，为上年的99.3％。
面粉：
503万吨（包括手工业生产量），比上年增长0.2％。
食糖：
87.4万吨（包括手工业生产量），比上年增长8.3％。
1957年计划安排的消费资料工业的生产，有些产品比上年增加很少，有些产品还比上年减产，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主要是由于去年农业遭受灾害，主要的工业原料作物的生产，没有完成计划。
1956年由于上年棉花丰收，同时进口的棉花也比较多，因此棉纱的生产比上年增长32.2％，但是，这样高的增长速度是难以为继的。
因为我国农业的丰收或者歉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然条件的影响的。
接连几年的丰收是少有的，在丰年之后，往往是平年或者是歉年。
全国解放以来，我国农业有三年是丰年（1950、1952、1955），有两年是平年（1951、1953），有三年是歉年（1949、1954、1956）。
在过去几年中，农业的丰收或者歉收，曾经多次地影响我国轻工业生产增长速度的起伏。
农业的丰歉，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波动，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是难于避免的；
但是剧烈的波动，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因此，对于粮食、棉花和其他一部分工业原料作物，在可能的条件下，要有必要数量的储备，以调剂歉年之后的生产和消费，减轻社会经济生活的波动。
今后我们在编制计划的时候，应该充分地注意到这一点。
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原材料的供应比较紧张。
我们在分配原材料的时候，对手工业生产的需要已经给予适当的照顾。
例如：
1957年棉布总的生产水平比上年下降15％左右，但是对于手工织布业的生产，则计划维持上年生产水平的90％左右；
在钢铁材料的供应方面，除了手工业自己生产的土铁归他自己使用，各地回收的废钢铁首先满足手工业生产的需要以外，国家还从统一分配的钢铁材料中给手工业调剂了一部分。
采取这些措施以后，1957年手工业生产的总产值，估计可以维持1956年的水平或者略高一些。
为了保证手工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手工业管理部门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应该继续调整生产组织，大力整顿社务，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在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内部，目前存在着盲目地追求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倾向，变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为国营工厂的倾向，应该加以纠正。
同时，还应该扶助个体手工业者，不得加以排斥。
（二）农业生产
1957年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计划安排为611.5亿元，比上年增长4.9％。
粮食（不包括大豆）总产量计划安排为3，820亿斤，比上年增加170亿斤，增长4.7％。
棉花总产量计划安排为3，000万担，比上年增加110万担，增长3.8％。
目前，我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地落后于人民生活的要求，落后于轻工业发展的要求。
因此，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贯彻执行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逐步地解决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合作社同合作社之间、以及合作社内部的矛盾，想尽一切办法，促进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增产。
国家对于农业的发展，一向采取积极支持的政策，为了保证继续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今后还将特别注意发展化学肥料工业，以增加肥料的供应量。
开垦荒地需要投资较多，但是为了增加农业生产，根据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可能条件，增加一些投资，扩大耕地面积，也是必要的。
前面说过，棉花和其他工业原料作物的增产，对于工业生产的增长影响很大。
目前，我国轻工业有较大的生产能力，棉纱锭子已有700多万枚，每年可纺纱560万件以上，其他某些轻工业企业也有多余的生产能力。
人们会问，为什么不可以多生产一些工业原料作物以充分发挥轻工业企业的生产能力呢？
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人口增加很快，耕地面积增加有限，粮食的增加还满足不了人民消费增长的需要，在现有的耕地中不能更多地增加工业原料作物的种植面积。
几年来，由于工业原料作物的种植面积逐年扩大，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虽然也有所增加，但是，它的种植面积在各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已经逐年有所下降。
1957年各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计划安排为239，989万亩，比1953年增长11.1％，其中，工业原料作物为23，071万亩，比1953年增长31.9％；
粮食作物为184，972万亩，比1953年增长7.9％。
粮食作物在各种农作物种植面积中所占的比重，1953年为79.3％，1957 年下降为77.1％。
为了保证全国人民的粮食供应，为了保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必须适当安排粮食作物同工业原料作物种植面积的比例。
在我国还不能大量开荒和大量扩大耕地面积以前，从现有的耕地中不适当地扩大工业原料作物的种植面积是不对的，但是，缩小现有的工业原料作物的种植面积，也是不利的。
棉花、糖料、油料等主要工业原料作物，应该保持1957 年的种植面积，不再减少，还应该有小量的增加，并且必须进一步加强精耕细作和采用优良品种等有效的措施，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猪的增产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城乡肉食的供应，而且养猪积肥也是当前农业肥料的重要来源之一。
为了缓和城乡肉食供应的紧张情况，并且适应农业增产对于肥料的需要，必须提高猪的生产数量和质量。
1957年猪的头数，年末计划达到1.1亿头，比上年增加1，220万头。
完成这个计划，有没有保证呢？
由于各级领导机关对于发展养猪业十分重视，生猪的收购价格全国平均提高了14.26％，农民养猪比较有利了；
饲料的来源增多，国家给农民预留的精饲料也比上年增加了；
再加上适当地增加农民的自留地，以利于农民自己解决蔬菜和牲畜饲料。
这些都是完成计划的有利条件。
另一方面，1957年计划安排的猪的头数，比产量最高的1954年还要超过1，000万头，现在不少地方猪的质量还不高，因此，需要作很大的努力，才能完成计划，并且提高猪的质量。
但是，由于采取了上面的措施，目前商业部门收购的猪，数量已经开始增多，部分猪的质量也比上年肥大，可见农民对于养猪的积极性，已经有所提高，完成计划是有可能的。
造林面积1957年计划安排为4，500万亩，比上年减少500万亩。
为什么1957年计划造林面积比上年减少了呢？
这是由于1953至1956年平均每年造林2，744.5万亩，面积不少，但是成活率比较低，根据典型调查，过去造林的成活率一般在60％左右。
因此，必须在保证成活率确实能有显著提高的前提之下，努力完成今年的造林任务。
在木材采伐方面，地方林区，过去一般在路远山深的地方采伐得少，在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采伐得多，这对于水土保持和林区迹地更新都有不利的影响。
今年增加了地方木材采伐的投资，主要用在修路方面，以便增加深山的采伐量，逐步改变某些不利于水土保持和林区迹地更新的采伐情况。
（三）基本建设
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额计划安排为111亿元，为上年的79.4％。
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的确定，在材料供应方面和财政方面，都进行过反复的平衡计算。
经过多种方案的比较研究，我们采取了111亿元的方案。
因为这个方案，既能够使1957年的基本建设保持适当的规模，保证超额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任务，又有利于1958年计划的安排；
既能够使1956年造成的某些原材料和某些机械设备的供应紧张情况缓和下来，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又可以尽量地减少建筑力量的窝工损失和设备的积压。
111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同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相比，是显得少了。
但是，同五年计划原来所规定的1957年投资额相比，还超过了14亿元；
如果把前四年实现了的投资额和1957 年计划安排的投资额合起来计算，则超过五年计划规定的五年投资总额的49.78亿元。
根据上述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在项目的安排方面，适当地调整了若干部门的投资比重，加强了薄弱环节。
主要是：
减少了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比重，增加了生产性建设的投资比重。
减少了纺织工业、食品工业、机械制造工业等设备能力暂时还有多余的部门的投资比重，增加了煤炭、电力、冶金、化学、森林等生产能力不足的工业部门的投资比重。
保持了农林水利部门的投资比重。
增加了地方投资的比重，相应地减少了中央部门的投资比重。
例如：
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额占投资总额的比重，由1956年的22.4％，下降为1957年的20％左右。
又如煤炭、电力、冶金、化学、森林等五个工业部1956年的投资额共为34.5亿元，占工业各部投资额的50％；
1957年投资额计划共为37.1亿元，占工业各部投资额计划的59.1％。
又如原材料、燃料、电力工业同金属加工、机械制造工业的投资比例，由五年计划中的1957年的1.9比1，改变为1957年计划的3.3比1。
地方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比重，由五年计划中的1957年的13.7％，提高到1957年计划的18.8％。
在编制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我们还认识到：
在生产资料的生产方面，我国的原材料、燃料、电力工业的发展，落后于其他工业部门发展的要求；
冶金工业的发展，落后于金属加工、机械制造工业发展的要求。
在积极发展我国的原材料、燃料、电力工业方面，除了应该继续建设若干起骨干作用的大型企业以外，还应该特别注意多发展一些投资少、收效快的中、小型企业，和有计划地发展小煤矿、小铁矿、小的有色金属矿和非金属矿，以增加原材料和燃料的产量。
在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工业方面，除了发展一些重型的和精密的机械工业企业以外，应该在平时和战时相结合、专业化和协作相结合、制造和修理相结合的前提之下，对各机械工业部所管理的企业、非机械工业部门和地方所管理的机械工业企业，统筹安排，以充分发挥我国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工业的潜在力量。
这些工作，我们在1957年度计划的安排中，已经开始予以注意，今后还必须进一步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
按照上述投资安排，1957年计划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厂矿企业建设单位共计591项，其中计划竣工的219项。
各工业部1957年计划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厂矿企业建设单位共计486项，其中计划竣工的177项。
在计划竣工的项目中，主要的有：
煤矿58项，电站21项，黑色和有色冶金14项，建筑材料和木材加工9项，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32项，纺织、造纸、食品等轻工业20项。
这些企业投入生产达到设计能力以后，每年的生产量是：
原煤1，080万吨，发电量33.6亿度（发电设备容量67.3万瓩），原油32.5万吨，生铁81万吨，钢材48.9万吨，焦炭157万吨，硫酸4万吨，硝酸铵9万吨，水泥108万吨，运出木材315万立方公尺，棉纱69.3万件（纱锭71.5万枚），棉布64，602万公尺（织布机21，325台），机制纸13.6万吨，机制糖8.7万吨，等等。
但是，实践证明，新建企业在投入生产以后，经过一定时间，它的年产量，很多是会超过设计能力的。
在农业基本建设方面，1957年农林水利各部和地方农业投资计划共为9.7亿元，比上年减少1.9亿元。
主要是减少了中等技术学校、试验研究机构等建设单位的投资，和减少了拖拉机的增加数量。
水利部1957年计划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共计26项，其中有水库工程10项，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今年正式开工。
地方兴修的限额以上的水利工程32项。
农垦部兴建的限额以上的农牧场3项；
地方兴建的限额以上的农场93项。
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在农业方面和工业方面都有减少，但是为了照顾农业发展的需要，我们在分配投资额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使农业方面少减一点，工业方面多减一点。
1957年铁路计划铺轨1，860公里，其中：
新建535公里，恢复152公里，新建复线533公里，专用线640公里。
在新建铁路铺轨中：
包（头）兰（州）线铺轨329公里，福建的南（平）琯（头）线铺轨63公里，内蒙古的牙克石森林线铺轨45公里。
交通部1957年计划施工的公路有7条，其中主要的是新建新藏公路和改建青藏公路；
计划新增加的公路里程为1，125公里。
邮电部1957年除了重点建设部分市内电话和增加必需的邮运设备以外，计划架设京汉、京沪、京沈、京西（安）、西（安）兰（州）等长途电讯干线的十二路载波电话和改善省内线路。
商业各部1957年计划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共计17项，其中主要是肉类联合加工厂和冷藏库，计划新增加日宰猪1.1万头的生产能力和冷藏库容量5.15万吨。
文教各部1957年计划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共计37项，其中主要的有：
高等学校（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直接管理的）11项，电影制片厂和洗印厂7项，医院4项；
计划新建、扩建高等学校可以容纳新生3.3万人，新建医院增加床位1，420张。
在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的安排中，根据勤俭建国的方针，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修改了某些过高的和不适当的设计标准，尽可能地照顾了各个部门之间、各个工厂之间的专业分工和协作配合，减少了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削减了非急需的项目和缩小了某些企业的规模，并且尽可能地就地取材，降低建筑造价。
采取这些措施以后，就节约了资金，提高了投资的经济效果。
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需要对原定的设计和规划作必要的修改，这是一件复杂细致的工作，做得好就可以大量节约，做得不好还可能造成新的浪费。
因此，必须节约一切可能节省的投资，同时反对偷工减料，用各种办法提高工程质量。
不久以前召开了全国设计工作会议，已经开始对原定的各项设计和规划进行全面的审查修改工作。
我们相信，在全国职工、全国勘察设计和建筑安装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努力之下，一定会把勤俭建国的方针进一步地坚持下去，为国家节省大量的资金，把建设事业办得更好。
（四）运输事业
1957年的运输计划，是适应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基本建设的规模来安排的。
在铁路运输方面，货运量计划安排为25，600万吨，比上年增长4％；
货物周转量计划安排为1，265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5.1％。
1953至1956年新建的铁路，沟通了我国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中原地区和沿海地区相互之间的联系，这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可是，随着生产和建设的发展，随着新线的通车和运量的增加，旧线的负担也大大地加重了，以致有些区段如京汉、石太、同蒲、陇海西段等线路的通过能力，在1956年就感到严重不足，曾经发生了堵塞的现象。
为了改变这种现象，1957年适当地增加了加强旧线的投资，加强旧线的投资额在铁道部投资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56年的26.4％，提高到1957年的39.4％，计划在京汉、石太、陇海等线的某些区段修建复线533公里。
经过采取了这些措施和加强运输的组织工作以后，预计铁路运输的通过能力将有所增加。
在水路运输方面，长江的运输能力，过去四年增加了船舶230，620载重吨，1957年计划增加32，600载重吨，五年合计超过原计划2，520载重吨。
这对保证四川省的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外运和各地工业品运进西南各省，有很大的作用，从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已经由水路运出了40余亿斤粮食，支援了受灾地区和缺粮地区。
但是，长江的运输特别是川江的运输情况还是很紧张的。
这是由于港口的建设落后于船舶运输能力的增加；
中、下游的运输能力的增加，没有同上游运输能力的增加相适应。
为此，1957年计划加强重庆、汉口等港口的建设，并且建造拖轮以增加长江中、下游的运力。
在运输管理工作中，也已经开始注意加强港口管理，注意港口、航行和修船工作之间的协作配合。
西南各省是我国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地区，它有许多农副业产品可以用来支援全国，同时全国各地也必须用许多工业品支援西南。
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运输能力不够，虽然增加了长江的船舶，新建了宝成铁路，还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除了继续加强水路运输以外，还必须着手进行新的铁路干线建设的准备工作。
由于我国目前石油生产落后，液体燃料供应不足，因此，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大量发展汽车运输。
为了适应工农业生产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在充分发挥铁路和水路现代运输工具的运输能力的同时，应该注意发挥各种民间运输工具的作用。
现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组织利用各种民间运输工具，已经起了很好的作用，今后还应该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为了保证1957年运输计划的完成，一切运输部门都必须加强运输的组织领导工作，提高运输设备的利用效率。
在各运输部门之间，应该推行联运制度，签订运输协作合同，做好运输的协作配合工作。
各产、销部门和运输部门应该大力贯彻执行合理运输和统一送货制度，并且注意平衡运输。
（五）商业
1957年社会购买力估算约为473.2亿元，比上年增加8.2亿元，增长1.8％。
这个社会购买力的计划，一方面是估算了农民在农业生产正常的情况下可能增加的购买力，估算了职工工资总额的增加部分，两项合计，居民的购买力计划比上年增加约18亿元；
另一方面，由于压缩了机关、部队、企业、人民团体等社会集团的购买力，计划比上年减少9.8亿元。
这样，增减相抵，1957年社会购买力计划比上年增加8.2亿元。
在商品供应方面，1957年社会商品供应总额估算约为463.5亿元。
商品供应同社会购买力之间，虽然有一些差额，但是经过认真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尽量开辟原材料的来源增加消费品的生产，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商品的进口，并且加强商品供应工作，加上今年春季对于若干种商品价格的调整，这样就可以使社会购买力同商品供应接近平衡，市场物价就可以继续保持稳定。
在1956年农业遭受严重灾害之后，国家从丰收的西南地区调运出来50.8亿斤粮食，支援受灾地区和缺粮地区，仅仅河北一省就调入36.3亿斤，使广大受灾地区的农民免于饥饿，使缺粮地区的粮食供应得到保证，同时避免了粮食价格的上涨。
由于棉花遭灾减产，1957年棉纱产量计划比上年减少约61.1万件，以致棉布的销售量将比上年减少2，300万匹左右，不得不把1957年05月份至8月份通用的第2期布票一律对折使用。
这样，虽然减少了棉布的供应量，但是也避免了棉布价格的上涨。
国家在大力稳定粮食、棉布等主要商品价格的同时，主动地提高了若干种商品的价格，作为平衡社会购买力的方法，从全局来看，我们认为这种措施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这里，简单地谈一下1957年对外贸易计划的安排情况。
1957年计划安排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约相当于1956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91.6％。
在出口计划方面，主要是减少了粮食、食油、猪肉的出口数量，以照顾国内的需要。
例如，1957年计划出口粮食（包括大豆）38亿斤，比上年减少10.8亿斤；
计划出口猪肉（包括活猪）7.7万吨，比上年减少8.5万吨。
在进口计划方面，主要是减少了一般机械和运输机械的进口数量，以促进我国机械制造工业的发展。
我国的对外贸易，过去几年，在出口总额中，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约占75％左右，矿产品和机械等约占25％左右。
在进口总额中，机器和各种设备约占60％左右，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约占10％左右，其他工农业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约占30％左右。
这种出口和进口中各类产品所占的比重，随着我国工业的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将逐渐发生变化。
在出口总额中，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的出口额所占的比重，将逐年下降；
矿产品和其他工业品的出口额所占的比重，将逐年上升。
在进口总额中，机器设备的进口额所占的比重，将逐年下降；
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某些原材料和人民生活需要的某些消费资料的进口额所占的比重，将逐年上升。
这种变化，在1957年对外贸易计划
的安排中，已经有所表现。
当然，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这种变化也只能是逐渐的。
（六）文教卫生和科学研究事业
在教育事业方面，由于1956年学校招生有一部分过多，以致师资和校舍建筑、教学设备都赶不上发展的需要。
1957年根据师资和财力、物力方面的可能条件，适当地缩减了各级学校的计划招生人数，使学校能够有较多的精力，进行整顿，提高教学质量。
1957年各级学校的计划招生数和学年初在校学生人数（以下简称在校数），安排情况如下：
初级和高级小学招生1，616.9万人，在校数达到6，581.4万人，比上年增长3.7％。
初级和高级中学招生184.3万人，在校数达到556.6万人，比上年增长7.8％。
中等专业学校（包括中等技术学校和中级师范学校）招生15.8万人，在校数达到77.5万人，相当于上年的水平。
高等学校招生10.7万人，在校数达到44.3万人，比上年增长10％。
1957年各级学校的计划招生数，虽然比上年减少了，但是学年初在校学生人数都还有不少的增加。
在解决由于上年招生过多所发生的问题和今年在校学生人数增加以后的问题上，还有很多的困难，教育部门和各级学校应该努力克服这些困难。
社会各方面的人士，也应该帮助教育部门克服困难。
应该指出，教育事业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发展。
我国普通教育的目的，主要的是培养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有相当文化水平的、身体健康的体力劳动者，其次才是为培养专门人材打好普通知识的基础。
从现在起，我们就应该强调并且逐步实施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制度。
一方面，应该鼓励脑力劳动者参加一部分可能参加的体力劳动；
同时，还应该动员现在机关中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离开机关工作岗位，到农村中、工厂中种几年地、做几年工，以学习和掌握生产知识，并且熟习工、农劳动人民的生活、感情和思想。
另一方面，应该加强工农群众的业余教育，逐步地提高体力劳动者的文化水平；
同时，还应该经常从工、农劳动人民中，有计划地挑选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并且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人，到机关中工作，以便加强机关工作人员同工、农劳动人民的经常联系。
现在还有许多学龄儿童不能入学，这在目前还不可避免。
不能入学的学龄儿童，只好晚一些入学。
小学、中学毕业生的大部分不能逐级升学，应该参加体力劳动，这是一种正常的合理的现象。
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已经到达劳动年龄的，凡是家在农村的，应该说服和支持他们回农村参加生产；
家在城市的，如果在城市安排不了，也应该尽可能地动员和安排他们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
这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所必须采取的方针。
在我国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情况下，除了合理地使用国家办学的力量以外，群众办学的方法应该积极提倡。
机关、团体和企业的职工，可以自己出钱集体办学（不由机关、企业拨款）；
农民和城市居民也可以组织起来，集体办学；
知识分子可以合作办学；
热心教育事业而又有条件个人办学的人，也可以个人办学。
总之，小学和中学教育，应该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来进行。
国家用于教育事业的经费将逐年增加，计划所安排的中、小学招生数，也将逐年有所增长。
但是，国家的物力、财力有限，因此，教育经费和招生人数每年不能增加很多。
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可以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在不增加国家拨款的限度内，组织各方面的力量，集体地或者个体地来办小学、中学或者其他的学校，是能够多招收一些学生进行学习的。
今年中等专业学校，除了中级师范学校将继续在初中毕业生中招收新生以外，中等技术学校计划从现有企业的职工中招收新生。
高等学校今年在校学生人数的增长还是不小的。
我们要求巩固已有的成绩，克服缺点，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在卫生事业方面，继续贯彻执行预防为主的方针，继续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仍然是1957年卫生工作的中心任务。
乡村医疗工作，应该进一步发挥基层卫生组织的作用，更多地组织门诊、出诊和巡回医疗；
城市应该注意发挥联合诊所的作用和适当地增设联合诊所，合理地改进公费医疗制度，以便腾出更多的医疗力量，来照顾城市一般居民的治病要求。
不论乡村或者城市，都应该进一步地发挥中医的作用。
在科学研究事业方面，1957年全国科学研究计划草案，已经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
在自然科学方面，我国第1个研究原子核的功率为7，000瓩的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能产生2，500万电子伏的а粒子的回旋加速器，正在加紧建设中。
1957年中国科学院将着手建设几个重要学科的研究所，如电子学、计算技术、半导体、自动化、核子物理、力学等研究单位，为今后新技术的发展建立科学研究的基础。
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各部和各地方的科学研究工作，应该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的领导之下，统筹安排，分工协作，以合理地使用科学研究的人员和设备，提高科学研究的质量，促进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在文化、出版事业方面，应该给地方以较大的机动权限，1957年文化事业的各项计划指标，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可以根据分配的经费和基本建设投资，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
在体育事业方面，应该继续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
（七）劳动工资
1957年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总数，年底计划达到2，226.2万人，比上年减少约14万人。
1957年的年平均人数，计划安排为2，216.8万人，比上年增长4.7％。
为什么1957年年底计划达到的职工总数要比1956年年底的实有人数减少呢？
这是因为我们在年度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缺点，即建筑安装部门的许多单位第4季度赶工，生产部门和商业部门的许多单位第4季度赶任务，大量增加职工，而到下一年的第1季度就要窝工。
我们初步接受了这些经验教训，1957年要尽可能地克服这一缺点适当地减少职工人数。
这一缺点的造成，是同劳动计划控制不严，年度计划下达时间过晚，财政上的年终结算制度执行有缺点等等分不开的，因此，今后应该合理地安排计划，提前下达任务，纠正执行财政上的年终结算制度的缺点，以便使各经济单位有可能均衡地进行生产和均衡地完成计划。
同时，一切企业和事业单位，除了经上级批准的，需要赶工或者赶任务的个别特殊的工程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以外，都不得在第4季度赶工或者赶任务。
过去不少单位用增加人员、加班加点以及其他不正当的手段来超额完成任务，甚至以此贪图奖金，这不仅浪费人力、物力，同时使工程质量、产品质量和工作质量下降，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应该坚决纠正。
1956年第4季度增加了100多万职工，其中一半以上是临时工和季节工。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今年第1季度已经有不少万人回乡进行农业生产去了。
这就证明，1957年年底达到的职工总数，比上年减少约14万人，是合理的，也是可能的。
我国人口多，劳动资源丰富。
目前我国厂矿企业的职工已有多余，而工业又只能逐步地发展，不可能每年都大量招收职工。
因此，今后劳动就业不能只在工业方面打主意，而要更多地在农业、农副业和手工业方面打主意。
1957年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的工资总额，计划安排为141.2亿元，比上年增加12.1亿元，增长9.4％。
其中：
（1）1956年增加的工资是从04月01日或者07月01日起发给的，只发了两个或者三个季度，1957年要发四个季度，再加上某些正常的升级，这一项比上年增加约5.7亿元；
（2）1956年各个月份陆续增加的职工，1957年都要支领全年的工资，连同1957年人数增减相抵以后，这一项比上年增加约6.4亿元。
以上所说的七个方面的问题，就是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中的一些主要问题。
各位代表！
1957年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
1957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完成以后，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的执行结果将会是怎样的呢？
现在，对于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的可能完成情况作一些预计，我想是有必要的，也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
1957年的工业总产值计划安排为603.4亿元，超过五年计划12.7％。
这样，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平均每年的递增率将是17.4％，比原定的14.7％的增长速度加快了。
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的比重，将由1952年的39.7比60.3，变为1957年的51.6比48.4。
我国钢的生产量，将由1952年的134.9万吨，提高到1957年的498.7万吨，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5.4倍。
由于我国新的工业企业不断地投入生产和技术力量的不断地成长，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工业生产部门和新的工业产品。
在1953至1956年，我国已经试制成功并且开始成批生产的最重要的新产品有：
喷气式飞机、载重汽车、6，000瓩和12，000瓩的全套火力发电设备、10，000瓩和15，000瓩的全套水力发电设备、31，500千伏安的变压器、日产160吨钢的平炉、滚筒直径4公尺的电动卷扬机、多种型式的自动车床和机床、矽钢片、优质薄板、无缝钢管、50公斤的重轨、大型工槽钢、铝材、高纯度的苯胺和磷甲苯胺等等。
1957年我国计划继续试制和开始试制的主要新产品有：
72，500瓩的全套水力发电设备、25，000瓩的全套火力发电设备、40，500千伏安的变压器、2，500吨的水压机、700公厘的全套轧钢机、80吨（车身重）的电机车、载货量5，000吨的沿海货轮、载油量4，500吨的沿海油轮、40马力的拖拉机、四轴自动车床、组合机床和铟、硒、碲、锗、镓、钴稀有金属产品等等。
1957年的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计划安排为611.5亿元，超过五年计划2.5％。
这样，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和农副业生产增长的速度，平均每年的递增率将是4.8％，比原定的4.3％也将超过。
我国粮食的产量，将由1952年的3，088亿斤，提高到1957年的3，820亿斤，而在1949年只有2，162亿斤。
我国棉花的产量，将由1952年的2，607万担，提高到1957年的3，000万担，而在1949年只有888万担。
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计划安排为111亿元，超过五年计划的1957年投资额14％，加上前四年已经实现了的投资额，预计可以达到477.22亿元，比原定的五年投资总额超过11.6％。
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厂矿企业建设单位将达到825项，比原定的694项超过131项。
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竣工的限额以上的厂矿企业建设单位将达到448项，比原定的455项减少7项，主要是因为有些建设单位的规模扩大了，有些建设单位的进度延迟了。
各工业部五年预计竣工的限额以上的厂矿企业建设单位共计350项，其中主要的有：
煤矿94项，电站37项，炼油厂和油矿7项，黑色和有色冶金20项，化学工业10项，建筑材料和木材加工13项，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108项，纺织、造纸、食品等轻工业45项。
五年预计新增加的生产能力，按每年的生产量计算，主要的有：
原煤4，528万吨，发电量104.7亿度（发电设备容量209.4万瓩），天然石油和人造石油126.5万吨，生铁309.4万吨，钢217万吨，钢材114.9万吨，水泥239.3万吨，棉纱161万件（纱绽166万枚），棉布14.1亿公尺（织布机46，552台），机制纸21.5万吨，机制糖15.5万吨。
这些都是按设计能力计算的，前面说过，很多企业的实际生产能力，是会超过设计能力的。
1957年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的年平均人数，计划安排为2，216.8万人，社会就业面比五年计划扩大了。
职工的年平均工资，计划比1952年增长约37％左右，超过原定增长33％的水平。
绝大多数农民的收入，在生产增长的基础上，也有相当的增加。
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高级和初级中学、高级和初级小学，计划安排的学年初在校学生人数，比五年计划超过2％到18％。
因此，实现了1957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除了个别的建设项目、个别的产品和某些事业的发展指标以外，绝大多数的建设项目、绝大多数的产品和绝大多数的事业的发展指标，都可以超额地完成我国的第1个五年计划。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将要完成和超额完成了。
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将要建立起来了。
我国基本上已经能够用自己制造的设备，建设自己的电站、采矿企业、中型冶金企业、金属加工企业、化学工业企业和轻工业企业了。
我国已经开始用自己制造的机械，装备自己的运输部门、农业部门和加强国防了。
我国也已经能够用自己生产的金属材料，来满足规模不断扩大的建设事业的大部分需要了。
我国人民知道，这些成就，是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对我国的援助分不开的，我们应该对他们的援助再一次表示深切的感谢。
三、为实现1957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
为了保证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满实现，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增产节约，勤俭建国，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扩大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方法。
它不仅是保证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实现的根本措施，而且是一个长期的带有战略意义的方针。
关于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和机关、部队、学校、团体中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问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都已经发出指示，政协全国委员会也向全国发出了号召，不再重复。
这里我只想着重地说一说在基本建设的各个方面，如何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的问题。
因为基本建设的问题，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头等重要的问题。
而在建设事业中如果能够从各方面很好地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就可以保证我国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大家都可以看得见，过去几年我国的建设事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许多新的工业企业建设起来了，许多新的工业城市出现了，许多原有的城市的工业大大地发展了，许多消费城市开始改变为生产城市。
但是，应该指出，由于我们缺乏建设的经验和国家机关的有关领导部门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使我国的建设事业，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使国家有限的财力、物力，没有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
例如，在工业建设方面，对于新建和改建企业项目的安排注意较多，而对于合理地利用我国原有的中、小型企业和手工业注意不够。
在工业的技术政策方面，某些地方不适当地强调了大规模、现代化和高标准，而对于建设中、小型的企业，很好地利用我国劳动力多的优点，则注意不够。
在工业建设的设备供应方面，有些可以用自己能够制造的设备而不愿意用，要求从国外进口同类的设备。
在工业建设的相互配合方面，不注意组织生产的协作，而要建设全能的工厂。
建筑的安全、卫生、防空、防火、防洪标准偏高，城市规划过大，办公楼、招待所、休养所、大礼堂等盖得过多，在这些方面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追求豪华、铺张浪费的不良现象。
所有这些缺点，都给我国的建设事业造成了一些损失。
我们应该好好地总结经验教训，纠正这些缺点，使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更加适应于我国经济落后、人多地少、农业比重大和人民生活水平低的现实情况。
为此目的，我们准备有步骤地采取以下各项措施：
第1，新工业企业的建设，应该充分考虑现有工业、农业、手工业的生产能力及其相互关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以便迅速地增加生产，相互促进其发展；
而避免相互排挤，阻碍生产的发展。
第2，在工业建设中，应该采用适合于我国经济条件和工业水平的技术装备。
为着我国的工业化，必须建设一批用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现代企业作为骨干。
但是，其他企业的建设，应该提倡最新技术同一般技术相结合，机械化、半机械化同手工操作相结合。
第3，大型企业的建设，要同中、小型企业的建设相结合，并且今后应该多建中、小型企业。
第4，除了某些我们自己还不能设计的、技术水平最先进的企业的建设，必须请苏联和有关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帮助设计和供应设备之外，一般中、小型企业和中等技术水平的企业的建设，应该努力自行设计和自行制造设备。
只要是自己能够制造的设备，即使质量差一点，也应该采用。
第5，以市或者一个地区为单位，尽可能地统一安排企业的协作，临近的工厂，力求共同使用辅助车间、附属车间和实验室。
第6，降低建筑标准。
生产性建筑的标准，包括厂房在内，应该在能够保证建筑的质量、保证生产顺利进行的原则下，力求节约，而不应该追求过高标准。
宿舍的建筑标准，不论城市或者乡村，一般应该同当地居民的住宅水平看齐或者稍高一些。
现在采用的防空、防火、防洪、卫生等标准，应该适当降低。
第7，关于住宅建设。
国家主要应该解决职工的集体宿舍，也可以建设一部分标准较低的公寓。
同时，应该鼓励职工自建家属宿舍。
职工家属宿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能完全解决的，只能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步解决。
城市职工宿舍的修建、管理、分配和租金等问题，是关系到城市建设和职工生活的重要问题，应该全面地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并且同职工进行讨论，以制定正确的政策和合理的制度。
第8，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不再建设办公大楼、招待所、休养所和大礼堂。
某些城市必须增加一些公共建筑和服务性的建筑（如学校、商店、医院、邮电局、旅馆、影剧院等等）的时候，也应该因陋就简，面向群众，合理分布。
第9，严格控制城市规划的规模，合理地降低城市建设的各项标准，节约投资，节约用地。
在建设工厂和学校的时候，应该充分利用原有的城镇。
第10，今后所有建筑安装单位，在进行基本建设的时候，应该尽可能地利用正式工程的建筑物，少建或者不建临时性的建筑物。
在必须建设某些临时性的建筑物的时候，也应该只限于那些必要的工棚和现场性的加工场，一般地不再建设永久性的建筑基地。
现有的永久性的建筑基地，在建筑任务完成之后，它的全部建筑物，包括办公、住宅、福利等建筑物在内，应该逐步地改作他用。
我们相信，采取上述措施，就可以在基本建设方面合理地节约国家的建设资金，就可以用同样数量的钱而能够办更多的事，使我国的建设事业真正能够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向前发展。
各位代表！
1957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是比较积极的和充分可靠的。
这个计划在进一步地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条件下，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努力下，是可能超额完成的。
根据今年01月份到05月份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在工业生产方面，总产值累计已经完成年度计划的41.4％，比1956年同期增长了11％左右；
几种主要的工业产品比1956年同期增产的数量是：
电力13.6亿度，原煤517万吨，钢材65万吨，水泥26万吨。
生产资料供应的紧张状况，已经有所缓和。
在农业生产方面，冬播作物小麦的产量比上年略有增加，油菜籽的产量则比上年有较多的增产；
春播、夏播作物的种植情况，一般良好；
水稻、杂粮的种植面积都比上年扩大，而棉花的种植面积，则有所缩小；
猪的饲养头数，也较上年有所增长。
如果没有特大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可能完成计划。
在基本建设方面，到05月底止，投资额累计已经完成年度计划的25.1％，略低于1956年同期水平。
在市场方面，供应市场的生产资料已有增加；
消费资料，特别是副食品的供应，也开始有所好转。
在交通运输方面，主要线路的紧张状态，也在逐步改善。
总之，1957年度的计划，过去几个月的执行情况是比较好的。
但是，农业的收成目前尚难断定，还应该预防各种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
工业生产中，有些产品的品种过少，有些产品的质量不稳定或者有些下降，还应该积极地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
某些轻工业产品由于原料不足，在下半年的生产中还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特别是由于棉花不足，棉纱、棉布的产量比计划还要减少。
同时消费资料的供应，虽有某些好转，但少数商品仍然比较紧张；
生产资料的供应虽有改善，但总的说来还感到不足。
因此，全国人民必须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千方百计地挖掘潜在力量，努力克服困难，加强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监督检查工作，为全面地完成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为更多地、更好地超额完成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附图片）

各报将加强反对右派分子的宣传
本报讯
北京新闻界人士对7月01日本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致表示拥护。
大公报编辑部许多工作人员读了这篇社论以后，都说：
“这一下办报的方针更加明确了”。
编辑部负责人对记者说，由于大公报是一张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报纸，在解放以后，报纸经过新生，人经过改造，可是旧的残余还没有完全克服掉，潜伏在人们灵魂深处的旧思想旧作风，每到重要关键往往浮现出来。
在过去几年当中，大公报曾经屡犯错误。
在揭露人民内部矛盾，宣传党的整风的过程中，一部分记者、编辑留恋旧时期的大公报，要求恢复旧大公报的“自由天地”，要把大公报办成“同人报纸”，于是出了不少毛病。
他举例子说，最近登出的“内蒙古采访扑空记”是错误的；
有关北京市调换房屋的消息与事实不符；
关于北京市取消蔬菜自由市场的消息更带有煽动性。
这些错误，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检查。
这个负责人最后说，他们准备发动编辑部全体人员讨论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深入地检查报纸工作，树立正确的思想作风，办好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
光明日报许多工作人员反复阅读了这篇社论。
他们对记者说，这篇社论对改进光明日报，把光明日报真正办成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他们将根据社论精神继续深入检查编辑部的工作，纠正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动思想给光明日报带来的错误和缺点。
为了加强反右派斗争的宣传，编辑部有的单位已经开会重新布置了当前反右派斗争的宣传，有的并开始研究改进报纸的编排工作。
中国青年报负责人对记者说，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人民日报发挥党报的领导作用，在大家认识多少模糊的时候，一下子把人点醒。
他说，中国青年报的全体工作人员将要深入地学习这篇社论。
因为青年报的工作人员大多是知识青年，有热情，有朝气，但是缺乏阶级斗争经验，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知识，缺乏实际生活知识和经验，加上领导上过去一度片面强调改进业务，大胆创造，勇敢革新，造成只注意反教条主义，忽视了反修正主义的现象。
这次人民日报对文汇报资产阶级方向的批判，给我们很大教育，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学习有关文件，在报社内很好地进行整风，保证今后不犯严重的错误。

周总理接见阿尔及利亚学生代表团
新华社1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阿尔及利亚学生代表团。
接见时，刘西元、胡启立也在座。

彭德怀元帅接见日本前军人访华团
新华社1日讯
彭德怀元帅今天上午接见了日本前军人访华团。
接见时，王宏坤海军上将、常乾坤空军中将、萧向荣中将和张奚若、廖承志也在座。

谭惕吾承认林希翎在她家里住过五天却又说对林的反动言行“毫不了解”
谭惕吾在湖南省代表的督促下，出席了今天的小组会。
她在发言中推托说她对林希翎在几个大学内散播反动言论的活动“毫不了解”。
她承认林希翎在前些日子曾在她家里住了五天。
她对于同林希翎的其他关系没有交代。
今天许多代表小组在讨论李先念副总理关于国家预算决算报告中，一致同意这个报告。
在北京市代表小组，许多代表谈了市场物价问题。
代表们认为去年的市场物价基本上是稳定的，保证了广大人民的生活。
青海、黑龙江、江西、湖北等省代表小组在讨论这个报告中，有些代表还批评了建设事业中的某些浪费现象，要求在执行1957年国家预算中，进一步贯彻执行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
江西省小组有些代表批评了有些生产单位忽视产品质量的情况。
代表吴有训批评了有些机关、企业、学校讲排场的不良风气。
他希望国家用适当方法对讲排场的铺张浪费现象给予限制。
湖北省代表小组有些代表认为，增产节约工作不仅要在工业企业等部门开展，同时也需要在广大农村开展。
黑龙江省代表任国栋批评了农垦部在密山地区开垦荒地当中的严重浪费情况。
他说，农垦部在密山地区已经花掉了几千万元，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农场固定下来。
他建议中央组织检查组到密山地区检查，纠正这种浪费情况。

韦洛坡宴请我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新华社1日讯
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和夫人今晚举行宴会，招待中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和各界人士。
刘少奇委员长和夫人出席了宴会。
韦洛坡议长在会上讲话说，他在中国几天看了很多东西，感到很幸运。
他说，经过这几天的参观访问，他有了这样的看法：
“假如历史发展是法官，证明中国所走的道路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的道路的话，我是会理解的。”
刘委员长在宴会上讲话，他对宴会的主人表示感谢。
他说：
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互相关怀，互相同情，互相支持。
中国人民十分珍视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于万隆会议所作的卓越贡献和对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所作的一贯努力。
中国人民衷心地感谢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国际事务中对中国人民的支持；
同样，中国人民也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和要求。
我们两国人民的团结是十六亿亚非人民友好团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我们深信，只要亚非各国之间互相团结、只要亚非各国的国内人民能够紧密地团结一致，殖民主义者在亚非地区的侵略阴谋必将遭到彻底的破产。
中国方面出席宴会的，有沈钧儒、彭真、陈叔通、赛福鼎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其他有关各部负责人，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各界人士。
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第1副议长普拉沃托·曼库沙斯米托和夫人以及来中国访问的其他印度尼西亚友人，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维约普拉诺托和夫人也出席了宴会。

关于1956年以来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
1957年07月01日在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鼎丞各位代表：
我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向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报告1956年以来检察工作的情况，请予审查。
1956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主要是：
继续深入地进行了肃清反革命分子和惩治其他犯罪分子的斗争，对于1955年以来的肃反案件进行了检查，完成了对在押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侦查起诉工作，并且改进和发展了检察业务。
现在分别报告如下：
一、一年多来的肃反斗争情况
在1955年底和1956年初，由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1955年肃反斗争的巨大胜利，反革命分子内部愈益明显地表现出分化和瓦解的趋势。
根据这一情况，中共中央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了宽大处理农村中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办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宽大处理和安置城市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决定。
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开展了政治攻势，号召一切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并且对于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分子、刑满释放的分子和被管制的分子，进行了规划入社和安置就业的工作。
一年多来各级检察机关和司法各部门贯彻执行党和政府上述方针政策，取得了肃反斗争新的胜利。
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深入地开展政治攻势的结果，全国有十九万余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其中有罪恶严重、民愤很大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有解放后多次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并且有不少长期潜伏下来和从国外派遣进来的特务间谍分子。
在机关内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中，也有很多是在宽大政策感召下坦白交代的，其中有些是隐藏在高级机关和要害部门中的反革命分子。
目前反革命分子这种分化瓦解的情况，还在继续发展。
各级人民检察院在对残余反革命开展政治攻势中，执行了对于投案自首分子的宽大政策，对于罪行轻微、或者仅有一般历史罪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的投案自首的分子，一般不予追究；
对于按其罪行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但系真诚坦白或者有立功表现可以免予刑罚的分子，作出免予起诉的决定；
对于坦白自首但罪恶严重仍需判刑的，也在起诉时建议法院从宽判刑。
根据二十一个省、市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的统计，在1956年，经检察机关作出免予起诉决定的共一万八千四百余人。
其次，一年多来对于反革命分子以及地主富农分子的改造工作，收到了更大的成效。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对于在城市和农村中原来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地主富农分子分别规划加入合作社或安置就业，有些并依法改变了他们的反革命身份或地主富农成份。
据统计，在老解放区，原来的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分子成为正式社员的一般占百分之五十左右，候补社员占百分之四十左右，监督生产的占百分之十左右。
在后解放区成为正式社员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候补社员占百分之六十左右，监督生产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
在城市中，对于宽大处理和安置残余反革命分子也做了许多工作。
据辽宁、河南、江苏等地区的统计，共宽大处理了在城市中的残余反革命分子一万八千一百六十六人，其中安置就业的一万三千八百四十二人，占百分之七十六。
在对犯人的劳动改造工作方面，由于监狱和劳改机关进一步加强了政治教育和人道主义待遇的感化，也收到了更好的效果。
1956年有相当一批服刑期满和在劳改中表现良好的分子，从监狱和劳改场所释放出来，得到了正当的社会职业。
这样，就把一大批原来对社会起消极作用的人，改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同时，各级人民检察院本着“有反必肃”的方针，继续逮捕起诉了一批过去有罪恶和民愤而拒不投案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敌人派遣进来的特务间谍分子，以及经过处理后仍不悔改、又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
例如，国民党“中委会第2组”派遣进来的特务分子刘立，曾多次刺探我军事情报，报告给蒋帮的特务机关，并于1956年05月01日晚，用定时炸弹破坏了广州深圳车站以北的一段铁路。
这个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在案件发生后的一个月内即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归案，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已判处了该犯死刑。
1957年06月01日夜，山东省馆陶县三区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反革命凶杀案：
主犯申孟春是一个当过汉奸、有血债、逃亡十余年的反革命分子，1957年02月潜回本地，于06月01日夜伙同其他几个反革命分子将我馆陶县三区浮渡乡乡长、中共乡总支委员申林台一家九口人，杀死七口，杀伤一口，行凶后并散发反动布告。
这伙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杀人犯，也没有能够逃脱人民的法网，在案件发生后的七十二小时内就被破获。
十分明显，对于这样一些反革命分子给予严厉镇压是十分必要的。
1956年，在肃清暗藏在机关内部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胜利，继续查出了一批隐藏较深、罪恶很大的重要历史反革命分子和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分子。
例如，甘肃省查出了混入兰州市工人电影院的反革命分子芦秉林，他原是盛世才统治新疆时的伪监狱官，亲手杀害了中共党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
江西省余干县航运站查出的反革命分子章光亮，是一个有四十六条人命血债的外逃反革命分子，解放后曾五次改名换姓逃避我公安机关的追捕，在这次肃反运动中，才被群众查出。
广州铁路机务段查出了特务分子江赛荣，他于1950年即参加了蒋帮特务组织，曾先后发展四人当特务，并向特务机关报告我军运情况十余次。
从这些事例不难看出，肃清暗藏在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对于纯洁革命组织、巩固人民政权、保卫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1956年的内部肃反斗争，由于领导机关和群众有了更多的经验，由于专门机关和群众运动有了更加密切的配合，因而肃反斗争进行得更加健康，错误越少了。
一年多来的肃反斗争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和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的情况下，对残余反革命分子进一步实行宽大政策是正确的。
但是应该认识，今天的政策只适合于今天的情况，如果以今天的政策去衡量过去的问题，认为我们过去对反革命分子采取的镇压措施是错了，或者说在过去就应当实行像现在这样更为宽大的政策，从而否定过去肃反斗争的成绩和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这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在过去一个时期内，党和国家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必须发动群众直接行动来完成革命的任务。
当时，残余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狂，党和国家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就是在当时，党和国家的肃反政策也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
在1956年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国家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党和国家的政策当然有必要相应地加以改变。
由此可见，党和国家对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是根据不同时期的斗争形势和任务以及反革命活动的情况来决定的，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
现在，虽然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数量更加减少了，但是，国内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还有少数更加坚决和狡猾的反革命分子在作垂死的挣扎，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还在不断地派遣特务间谍进行破坏活动，而且今后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
因此敌我矛盾虽已降到次要地位，但是敌我矛盾还是长期存在的，我们决不能放松警惕和懈怠斗志。
二、对1955年以来的肃反案件的检查工作
1956年0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指示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于1955年肃反斗争所逮捕和起诉的案件进行认真复查。
1956年0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又会同最高人民法院、中央公安部、中央司法部召开了全国各省（市）公安厅（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联席会议，决定对1955年以来的肃反案件进行一次普遍检查。
会后各地检察机关均协同有关部门组织了专门力量进行检查工作，中央和各省市的司法机关，都组织了工作组深入县、市进行指导。
检查的结果有力地证明了在1955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尖锐阶级斗争中，开展大规模的肃反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指导肃反斗争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司法各部门在执行国家的法律和肃反的方针政策上是严肃认真的，肃反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
1955年以来肃反斗争中所逮捕和判处的反革命分子，绝大多数是拒不登记坦白、有罪恶、有民愤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和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给予应得的惩罚乃是完全必要的，而且绝大多数案件是办理得正确的。
在这里，我举两个地方的例子来说明。
例如，北京市自1955年01月至1956年上半年逮捕的反革命犯，经过逐案检查证明，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点九七是捕得正确的；
错捕的占百分之一点二九，有罪恶但按政策可以不捕的占百分之二点七四。
在捕得正确的反革命犯中：
历史上有人命血债的反革命分子占百分之二十三点零七，解放前有搜集情报、镇压学生运动、瓦解革命组织等各种罪行罪该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占百分之八点五五，有抓捕、拷打革命工作人员和抢劫、勒索财物、奸淫妇女等罪恶的反革命分子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四九，组织反革命武装、进行反攻倒算和利用反动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占百分之二十点一，特务间谍及进行各种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占百分之十九点七九。
再以河北省通县为例。
经过该县司法各部门前后六次进行复查，证明该县从1955年01月至1956年06月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中，有百分之九十五点七一是捕得正确的，错捕的占百分之一点四八，有罪恶但按照政策可以免予追究的占百分之二点八一。
在应当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中：
历史上有人命血债的反革命分子占百分之四十点一四，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动道首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二四，实行反攻倒算的不法地主分子占百分之九点八六，抗拒登记并进行潜伏活动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占百分之十二点六七，有建立反革命组织、进行反革命造谣破坏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占百分之八点四五，犯有其他罪行的反革命分子占百分之五点六四。
这些反革命分子中有些所犯的罪行是极为严重的，他们在解放前共杀害了我干部、群众八十三名，抓捕群众一百五十人，倒算和抢劫农民的粮食十八万二千余斤，并且其中有些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在解放后继续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
仅从上述两个地方的情况即可表明，在1955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开展肃反斗争严厉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是完全必要的。
在几年来肃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经过1955年肃反斗争又一次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反革命的残余势力已经基本上肃清了。
1956年反革命案件较1955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二点七，其他刑事案件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二点八，社会秩序更加安定了。
肃反斗争的胜利，有力地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
但是，在肃反斗争中也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
一方面是发生了一些错捕、错判的案件，捕了一些虽有一定的罪恶但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不必再加以追究的人，也错捕、错判了个别无辜的好人。
另一方面，在肃反斗争中还漏掉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发生了一些该捕不捕、该判不判和重罪轻判的现象。
在1956年实行更为宽大的政策精神以后，有些地方片面强调从宽，对于一些罪恶严重、应当逮捕法办的反革命分子也不予追究或判刑过轻。
在机关内部肃反斗争中，也有比较严重的漏掉反革命分子和处理偏轻的现象。
例如，云南省临沧专区在肃反运动结束后，又复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二十二名。
黑龙江省绥化县在复查中查出了该县食品公司经理是一个日本特务，并有七条人命血债。
福建省莆田县查出一个叛变分子赖金繁，曾将我特委书记等四个同志骗至家中，报告敌人捕去杀害，而对这样一个罪恶严重的反革命分子，却只判了二年管制。
在检查肃反工作中，一般的是较多地注意了查错，而较少地注意查漏，这是一种右的偏向，是应当加以纠正的。
发生上述两方面缺点错误的原因，除了由于在某些司法工作人员中存在着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作风，对于情况掌握不够准确，调查研究工作做得不够，政策界限交代不够清楚外，主要的是由于在少数地方和某些单位未能认真正确地贯彻执行群众肃反的路线，没有充分地把群众发动起来，因而就不能够彻底地孤立和揭露反革命分子，造成运动的夹生现象，漏掉了一些应当依法惩处的反革命分子。
也有少数地方和单位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未能及时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将群众性的清查、检举同专门机关的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以致在斗争中发生了一些粗糙现象，搞错了一些好人。
对于这些应当避免和可以避免而没有完全避免的缺点和错误，是应当引为教训的。
但是，另一方面，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发生也有一定的客观方面的原因。
因为肃反斗争是解决敌我矛盾的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反革命分子又是阴险狡猾的，有些反革命分子在确凿的罪证面前仍拒不坦白，因而激起了群众的义愤，发生了一些过火的现象。
此外，在检查中还发现了某些案件的处理上有拖延和积压的现象，影响了对犯罪分子的及时追究和惩罚，其中有个别被错捕的也未能及时发现和纠正。
在肃反斗争的紧张时期，个别地方也发生了某些不注意遵守法律程序的缺点和错误。
以上所说的缺点和错误，是在肃反运动中所发生的一些个别的、局部的现象，它和肃反斗争的伟大成绩比较起来，虽然是很次要的，但都是必须认真纠正的。
对于这些缺点和错误，我们本着“有错必纠”的方针，凡是一经发现，就严肃认真地进行纠正。
有的在后来的检查中，陆续地作了纠正和处理，或者正在纠正和处理。
我们的处理原则是：
凡是被错斗、错捕、错判的好人，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就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恢复名誉，并进行妥善安置。
对于那些曾经加入过反革命组织，同反革命组织有过关系，同反革命分子有过政治关系或者平素有反革命言论的人，经过审查也给他们作出公正的结论。
应当指出，在运动中对这些人进行清查或者斗争，都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另一方面，对于漏掉了的反革命分子，则仍必须继续追查究办；
重罪轻判的和轻罪重判的，依照法律程序予以改判。
　
在检查肃反工作中，注意了防止和克服对缺点错误认识不足和夸大缺点错误这两种片面性的态度，坚持从团结和教育干部出发的精神，启发干部自觉地检查和认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而不对干部和积极分子泼冷水。
因而这次检查工作是进行得健康的，既纠正了缺点错误，又保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并且提高了干部的政策水平和法制观念，改进了工作制度和作风。
但并不是说，经过这次检查所有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肃反斗争中的错、漏案件以及其他的缺点和错误，还可能有未被发现的，或者虽然已经发现纠正，但处理得还不够好的，因此今后继续深入进行检查仍是必要的。
三、关于惩治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
由于我们国家实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的结果，由于国家为全体人民实行统筹安排的政策，由于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的提高，加以结合着历次的肃反斗争打击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刑事惯犯，社会上的刑事案件已经逐渐下降，1956年刑事案件下降的情况更为显著。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惯偷、惯盗、流氓等刑事惯犯还未完全肃清，由于资产阶级堕落腐化思想的影响，同时，由于我们在过去这一时期中对刑事犯罪分子有打击不力的右的偏向，因而目前的刑事犯罪案件还有一定的数量，而且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仍然是比较严重的。
目前刑事案件数量较大的是盗窃案件，其中有很多是属于轻微的盗窃案件，重大盗窃案件只是少数，但它的危害是严重的。
在某些大中城市中尤其是某些新建和扩建的城市中，有少数未受到惩处和经过处理仍不悔改的流氓分子不事生产，为非作歹，招摇撞骗，污辱奸淫妇女，并唆使、引诱少年儿童犯罪，扰乱社会秩序，引起了群众的愤懑。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完成以后，不法资本家经济犯罪案件大大减少了，但是仍有少数不法私方人员利用各种机会和合营企业管理制度上一时尚不完备的空隙，进行盗窃企业财产的活动；
1956年下半年，在国家开放了一部分自由市场以后，少数不法资本家投机倒把的活动又有所滋长。
如青岛市在1956年发生不法资本家经济犯罪案件四十件，其中在第4季度发生的就有十七件，1957年第1季度又发生了三十三件。
此外，由于某些工作人员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享乐腐化思想，由于企业和合作社组织中还存在着某些组织不纯的现象，因而在企业和合作社中的贪污现象也时有发现，但其中比较大的贪污案件是极少数的，大多数还是属于轻微的贪污行为。
根据上述情况，各级人民检察院除对残余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外，还协同有关部门加强了同其他各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依法惩治了盗窃、诈骗、强奸、凶杀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
例如，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从1956年至1957年第1季度批准逮捕的各种刑事犯罪分子中，盗窃犯占百分之五十九点六九，强奸犯占百分之九点四七，诈骗犯占百分之八点零七，凶杀、纵火、放毒犯占百分之三点三九，其他刑事犯占百分之十九点三八。
同时，各级人民检察院进行了对职务犯罪案件，经济犯罪案件和侵犯人权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
根据1956年的不完全统计，检察机关侦查的刑事案件中贪污公共财产的案件占百分之四十一，妨害社会经济秩序的案件占百分之十点八，侵犯人身权利的案件占百分之三十七点六，其他案件占百分之十点六。
司法机关惩治刑事犯罪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于巩固社会治安，保护国家和公共财产，保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起了积极的作用。
例如，包头市由于基本建设的迅速发展，在城市中混入了一些敌对阶级分子和流氓分子，因而该市的刑事犯罪活动曾经一度比较严重。
有些流氓分子甚至在白天就闯进职工宿舍强奸职工家属，引起一些工人极大不满。
该市在1957年01月惩治了一批刑事犯罪分子，并广泛地进行了遵守法律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教育后，02月份发生的刑事案件较01月降低了百分之四十二，社会秩序大为改善，广大群众表示满意，群众防范犯罪的积极性和共产主义道德风气，普遍有所提高。
福建省晋江县人民检察院侦查处理了该县池店乡光明高级农业合作社出纳李文宜贪污社款三百余元一案。
在处理该案之前，社员生产情绪低落，有四十五户社员闹退社，社员不愿向合作社投资；
处理了这个案件之后，社员生产情绪提高了，把合作社当作大家庭，在十六天中社员向社投资四千八百元，原来闹退社的社员不退了，出工率也显著提高。
湖南省各地人民检察院在1957年一、二两个月内，经侦查属实逮捕了投机倒把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分子五十九人。
其中长沙市不法资本家徐兆魁、肖桂福一贯不服从国家市场管理，1956年09月自由市场开放以后，该二犯又纠合其他不法分子八人跨行跨业进行黑市投机买卖，乘国家统一掌握的建筑材料铁钉、铅丝供应紧张之际，分赴该省的醴陵、衡阳、益阳和广西省的桂林、全县，及江西省的萍乡、宜春等二十三个县、市，冒充合作社和国营基建单位的工作人员大量套购铁钉、铅丝等物，严重地破坏了市场管理。
这个案件经过检察机关起诉和法院公开审判后，不少有违法行为的商人向政府坦白了自己的违法行为，长沙市工商局进一步加强了对市场的管理，建立了市场管理委员会，并对各个行业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各级检察机关在惩治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中，贯彻执行了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
对于盗窃、流氓犯罪活动，着重打击那些作恶多端的惯偷、惯盗，恶习甚深的流氓犯罪分子，以及教唆和组织犯罪活动的分子；
对于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犯罪行为，主要是由治安部门给以适当的行政处罚，或者给以批评教育，以达到教育改造的目的。
对于少数因沾染了不良习气而犯了某些罪行的青少年，除了某些犯罪情节严重的以外，主要是通过家庭和学校加以管教，一般地不采取司法惩罚的方法去处理。
对于企业，尤其是农业合作社中的贪污现象，着重是处理那些贪污数量较大、情节恶劣的分子，对于偶尔的小量贪污行为，主要是由本单位、本部门进行批评教育，责令检讨，退出赃款，并根据情况给以必要的纪律处分。
在处理经济犯罪案件中，着重是惩处那些投机倒把、大量套购物资、扰乱市场的不法分子，对于小商小贩和某些落后农民的一般商业投机行为，也主要是由有关部门通过说服教育和加强市场管理的方法加以解决。
事实证明，采取这样的处理方针是正确的。
但是，由于有些地方对于刑事惯犯斗争不力，处分过轻，以致未能在劳改期间真正加以改造，因此在刑事惯犯的犯罪案件中，经过惩罚后又重新犯罪的刑事惯犯占了不少的数目。
例如，北京、天津两市在1956年01月至11月捕获的一百五十五名刑事惯犯中，释放后又重新犯罪的一百二十七名，占百分之八十二。
上海市1956年第3季度捕获的七十二名刑事惯犯中，有三十四名是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的惯犯。
由此可见，对于惯窃惯盗犯、诈骗犯等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必须给予严厉的惩处，实行较长期的劳动改造，否则，就不能达到彻底改造和逐步肃清这些犯罪分子的目的。
四、检察机关的业务有了很大的改进和发展
随着各级检察机构的逐步普遍建立，到1956年，各级人民检察院已经全部担负起审查批准逮捕人犯工作和审查起诉工作。
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工作中，一般的都做到了逐案地认真审查核对材料，鉴别证据，有的还进行了实地调查，然后依照法律政策，分别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
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工作的质量较前有所提高。
在审判监督工作方面，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于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出庭支持公诉的工作，比过去有了进展，但是整个说来，这一工作还远远落后于实际的需要。
在过去，由于大部分地区的检察机构尚不健全，只能选择一些有教育意义或案情重大的案件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还有相当多的案件没有派员出庭。
1956年以来，随着检察机构的加强，我们已有计划地加强了出庭支持公诉的工作。
目前不少地区（如北京、天津、上海、安徽、湖南等）出庭的案件数已达到交付审判案件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并且有不少县、市已做到全部出庭。
各地人民检察院在1956年通过审查人民法院所作的判决和处理不服法院判决的申诉，发现法院判决不当的案件，按照上诉程序和监督程序提出抗议的共有二千七百件，在法院已处理的一千四百件中，决定改判或撤销原判发还更审的一千一百五十九件。
在监督刑事判决的执行方面，除对于死刑案件的执行，一般都已派员亲临刑场进行监督外，不少地方还检查了缓期执行、管制、假释等案件的执行情况，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同时，对于检察院不批准逮捕和决定不起诉有错误的案件，有不少经过公安机关提出意见和控告后得到了纠正。
如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在1957年一至04月审查下级公安机关控告检察院不批准逮捕决定有错误的案件六十三件，其中有二十一件撤销了不批准逮捕的错误决定。
1956年，法院在审理检察机关起诉的案件中，有百分之七点七二的案件认为起诉不当，裁定不交付审判。
这样就发挥了相互制约和法定的监督作用，提高了办案的质量。
在监所劳改监督工作方面，各级人民检察院结合对肃反工作的检查，协同有关部门对全国各地监所、劳改机关进行了普遍检查，有的地方已经建立了定期检查的制度。
检查的结果证明，各级监所劳改机关基本上贯彻执行了“惩罚管制与思想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在各种困难情况下，进行了繁重的工作，在改造罪犯成为新人和组织犯人进行劳动生产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由于有些监所、劳改单位对于国家关于狱政和劳改工作的方针政策缺乏完整的了解，曾一度发生偏重于劳动生产、忽视对犯人进行教育改造的偏向。
少数劳改单位还曾发生过打骂犯人、压制犯人申诉和逾期不放等违法现象。
针对上述缺点和错误，在检查工作中，着重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严格纠正了在管理犯人上的违法措施和非人道待遇现象，改善了管理制度，改善了犯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加强对犯人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增加了医疗设备，改进了环境卫生。
其次，审查处理了犯人申诉的案件，平反了一些错案，并纠正了一些不应释放而释放犯人的现象。
有些地方并协同监所、劳改管理机关研究改进了处理犯人不服判决的申诉工作，防止积压犯人申诉的现象。
再次，会同公安机关和法院对于一些改造较好或已失去活动能力的老、弱、病、残犯，采取提前释放和保外执行的方法进行了清理。
据吉林、广东、甘肃、上海等四个省、市的统计，清理了一万零二百零一名犯人，其中提前释放八百九十七名，保释一百九十七名，假释一千八百六十名，保外就医四千零二十七名，保外执行三千二百二十名。
同时在检查中，也发现和处理了一些在押犯人重新犯罪的案件，惩治了在押犯人的不法活动。
在经过普遍地深入地检查监所、劳改工作之后，推动监所劳改部门进一步加强了对犯人的政治教育和贯彻执行了惩罚管制与革命人道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在改造犯人和组织犯人生产上都收到了更好的效果，监所、劳改的工作有了显著的进步。
例如云南省沾益县看守所经过检查并改善了管理制度后，有十三名犯人坦白了过去没有讲过的罪行，经查证有十二名犯人的坦白属实。
天津市玛钢劳改工厂的犯人，在该市召开了犯人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后，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可以采纳的有五十五件，为国家节约了不少资金。
这种事例是很多的。
但是在检查后，在有些地方又发生了片面地理解人道主义待遇，放松对犯人的管理，不适当地提高犯人生活的另一种偏向，并且在有些地方释放了一些不应该释放的犯人，他们在释放后仍然为非作歹，危害社会治安。
这些现象虽然已经作了纠正，但却是值得今后继续注意的。
此外，各级人民检察院在一般法律监督和处理人民申诉方面都做了不少的工作。
上述检察工作的情况表明，各级检察机关的业务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已经能够基本上担负起国家赋予它的职能了。
同时还表明，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司法各部门之间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司法干部遵守革命法制依法办事的作风加强了。
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不仅在革命实践中起了巩固专政和保护人民民主的巨大作用，而且从实践中证明了它较之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制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五、关于处理在押日本战争犯罪分子问题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中共中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于1956年全部完成了对在押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侦查起诉和免予起诉的工作。
根据侦查的结果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对一千零六十二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分别作出了起诉和免予起诉的决定，其中起诉审判的四十五名，决定免予起诉而宽大释放的一千零十七名。
对于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侦查工作，是做得比较充分和细致的，取得了确凿的罪证。
同时，对在押战争犯罪分子进行了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教育，实施了革命人道主义待遇。
在侦查结束后，还组织他们到我国大中城市参观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成就。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和人道主义待遇的感化之下，所有在押战争犯罪分子都供认了自己的罪行，被判刑的战争犯罪分子在法庭审判中和判决后都表示了悔罪，愿意在服刑期间努力改造自己，重新做人，被宽大释放的战争犯罪分子纷纷表示了反对侵略战争、争取和平的愿望和决心。
在回到日本后，他们中间许多人积极参加了和平运动，通过各种集会和报刊揭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忏悔自己的罪恶，感谢我国人民的人道待遇和宽大处理，称赞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住在东京的从我国释放回日本的战争犯罪分子曾经参加了禁止原子弹、氢弹的世界大会，并以“战犯小组”的名义向大会发出了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电报，受到大会的热烈欢迎。
我们也收到了许多战争犯罪分子和战争犯罪分子家属的来信，在信中表示感谢我国的人道主义待遇和宽大处理。
以上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我国处理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一年多来，检察工作能够取得上述的成绩，是由于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正确领导，由于有关部门的配合和群众的支持。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在视察工作中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帮助，推动了各地检察工作的改进。
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这主要是由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级人民检察院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作风。
现在，国内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开始上升到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地位，但是阶级斗争并未完全结束，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同一切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的斗争，同各种违法犯罪分子的斗争，仍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因此，今后各级检察机关必须继续贯彻“有反必肃”的方针和镇压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并且更有成效地改造一切可能改造的反革命分子，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实行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加强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惩治侵犯国家和人民的财产、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保护国家财产和公共财产，保护人民的利益，安定社会秩序。
同时，加强与一切违反国家法制的行为作斗争，支持人民群众对于侵犯人民权利的违法行为的检举和申诉，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合法利益，提高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为了更好地完成检察机关的任务，我们已在检察机关内部开展整风运动，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检查和克服存在于人民检察机关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学会正确地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会正确地运用法律调节人民内部的矛盾。
批判和克服检察业务建设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和旧法观点，总结几年来检察工作的经验，健全我国的检察制度。
毛主席在今年02月27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指示，在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在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对肃反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
我们热烈地拥护这一指示，并且已经责成各级检察机关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精神，对这次检察工作采取积极负责的态度，完成这一重要任务。
各位代表，人民检察机关的工作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而且这些缺点和错误又往往是与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上的缺点有关的。
因此，我们诚恳地希望各位代表从各方面批评我们的工作，监督我们的工作，以便我们更好地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下，做好检察工作，完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付托给我们的任务。
（附图片）

我们歌颂这美好的今天
本报记者　陆灏
怀仁堂——全国人民都在看着你。
在你这里，我们听到过人们对于过去的痛苦的叙说，对于现在的幸福的赞美以及对于未来的梦想的憧憬。
在你这里，我们看到过通过第1个五年计划时举起的一致的手臂。
在你这里，我们看到过祖国建设的伟大成就所带给人们的欢腾的情景。
那热情洋溢的发自同一个时间的掌声好像才刚刚停息，那千百颗心灵交融在一起的久久的欢呼仿佛还在空中萦回……。
怎么？
有人一面把手举起，一面又在说第1个五年计划搞坏了；
有人一面在鼓掌，一面又在说，说“成绩是主要的”是“教条主义”。
啊！
要不是人民的眼睛雪亮，谁能够看得清坐在自己身边的“朋友”，原来是个除了看到自己，别的什么也看不见的人。
啊！
要不是大家都提高了警觉，谁能够辨认这口蜜腹剑的家伙，原来是个争权夺利的右派野心分子。
我们，我们当然要歌颂这美好的今天。
歌颂这美好的今天，就是歌颂千千万万人民的英勇的劳动！
你，安徽省的人民代表孙德和，你知道我们祖国钢铁工业所经历过的惨淡的道路。
你记得在清华大学毕业的1934年，全国的钢产量只有五万吨，汉阳钢铁厂的铁砂反倒要被运到日本去炼铁；
只有六合沟一座小小的高炉生产一点点土铁。
在中国，那时候还很少有人知道钢铁和一个国家究竟有多大的关系。
你在德国学了九年炼钢，也曾经在克虏伯钢铁厂实习，你响往回到祖国以后，也能在熊熊燃烧的平炉上工作。
可是，当你从国外回来，那时候滇缅公路上可以忙碌地运输美国的口红和玻璃丝袜，但没有人肯为建设平炉送来需要的钢材和耐火砖。
你只能和无锡的一家机床厂打交道，你的希望，你的抱负，一切都化成了灰烬。
是你亲自看到一个一个强大的钢铁基地正在进行建设。
全国解放时的钢产量是十五万八千多吨；
而现在我们钢的生产能力比那时候已经提高了二十六倍。
著名的钢都鞍山，这个曾经被人讥笑过只能生长高粱的地方，现在钢的产量已经超过日本统治时期最高产量的三倍。
过去，全国的人民支援了鞍山；
现在，鞍山的钢铁支援着全国的建设。
武钢像长江边上的一颗明珠，在这个年产一百五十万吨钢铁的工地上，它所削平的山包和丘陵一方一方排起来足够绕半个地球。
现在焦炉烟囱的钢管脚手架已经接上了二十多公尺；
第1座高炉就在这几天就要开始动工兴建。
沉睡了千万年的白云鄂博铁矿已经醒来，包钢的建设也已经开始了。
一条二十多公里的输水管马上就要敷设好；
热电站的主厂房，就要在今年年底完工。
孙德和现在是黑色冶金设计院的总工程师，这一切他当然比谁多明白。
前几年，我们对于建设一个百万吨以上的钢铁联合企业还是非常陌生；
而现在只不过是经过了四年多的时间，我们已经可以基本上依靠自己的力量设计这样庞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了。
这样的规模，这样的速度，是孙德和在国外的时候也不敢想像的。
祖国的钢铁工业正在用一种异乎寻常的速度前进。
1956年一年增产的钢比解放时全国的钢产量增加了九倍。
这一年增产的钢比前三年增产的钢还要多。
我们的祖国在第2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它的钢产量就要达到今天法国的水平。
西德目前的钢产量是二千二百万吨，我们的祖国准备大约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走完人家一百一十年走完的路程，像这样的速度在全世界也是数一数二的。
湖南省代表雷天觉是著名的机械专家。
在旧中国他是昆明中央机器厂的车间主任，他现在是机械研究院的副院长。
他告诉我机械工业和其他的工业一样，七年多来发展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境地。
七年前，我们有的机器厂只能造些锄头或拼凑做些轧花机，而现在我们制造的第一流的车床、磨床和各种各样的精密机器在国际的博览会上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七年前，我们天上飞的是外国的飞机，地上跑的是外国的汽车；
而现在是自己制造的喷气机骄傲地翱翔在自己的领空。
虽然是汽车在我们的土地上已经行走了五十五年，但我们的司机还是第1次驾驶自己制造的汽车开进芒市，到达拉萨，驰骋在新疆的戈壁大沙漠上。
七年前，我们只能做些电风扇、小变压器的电器工业，最高也不过是用外国的原料做二百瓩的小发电机，它的能力只能供给五千盏四十瓦的电灯。
现在，一万二千瓩的汽轮发电机已经在上海电机厂试制成功，它的电能能供给开采五百万吨煤矿矿山的全部工作。
七年前，雷天觉和国内的机械专家们曾经在上海集体商量自己制造十万纱锭的纺织机械，结果没有成功。
人们知道纺织机械在旧中国还是最发达的一种机械制造工业。
现在我们最大的纺织机械制造厂——经纬纺织机械厂每年可以生产五十万纱锭的纺织机械设备。
我国的纺织机械目前不但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还能向国外出口。
经纬纺织机械厂目前正在研究一种最新式的细纱机，我国的纺织机械工业正在向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推进。
那位满头银发的是刚从三门峡工地来的安徽省代表、水利学家汪胡桢总工程师，他1921年到美国去学水利，后来又到过欧洲很多国家，为的是想搜集很多资料将来能为祖国服务。
可是，当他回国以后，他才发觉自己想得太天真了，他想做的事情根本没有人发生兴趣，他甚至连说一说自己意见的地方也找不到。
在旧中国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筹划过疏理淮河的方案，也提过治导太湖的计划，他希望修理江苏的运河、建设安徽的江堤，但这一切都只是凭空的幻想。
1945年，钱塘江的上游新安江要修一个八万瓩的水电站，他精神百倍地到了杭州，结果因为杭州电厂的老板怕自己的电卖不出去，新安江的水电站终于成为泡影。
过去几十年内经过汪胡桢主持的水利工程只不过是修建过一些海塘或河堤。
解放前一年，他甚至失了业，不得不住到自己的家乡嘉兴去。
现在，三门峡上轰隆隆的炮声正震憾着这里的峭壁雄流，人门岛上的左手臂已经削掉，在它身边的娘娘河已经填平。
在奔腾的黄河之上已经架起了三座高高的铁索桥。
汪胡桢在完成了佛子岭水库建设以后，现在是建筑这座一百一十万瓩的水利枢纽的总工程师。
我们常常用工人和农民在解放前后已经发生的变化来形容我们国家所取得的新的成就。
在今天，对于那些投身于祖国伟大建设行列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也同样说明我们祖国前进的速度。
四川省的人民代表蓝田今年已经六十九岁了，他在二十七岁那年离开了重庆川汉铁路公司铁道学堂以后，就开始了修建铁路的生涯。
在旧中国，四川人根本没有可能想在自己的故乡修建一条铁路。
那时候，有的铁路干脆是外国人花钱修的；
有的铁路是外国人借钱给我们修的，全部用自己的力量修的铁路则是少得可怜。
从东北的四平到洮安的那条铁路修建的时候，蓝田是在那里当练习生，这条铁路是在辽河大平原上，只有不多的沙岗和山坡，但三百公里的铁路却费去了整整九年的时间。
到了1930年，专学修建铁路的蓝田不得不又改行去修公路，那是因为国民党的省政府想修一条从萧山到江山的铁路，可是南京的中央政府吃醋不答应，于是人们只好不修铁路而去修公路。
三十年间蓝田的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1947年他回到了重庆，闹了几十年的成渝铁路还是地图上的一条虚线。
新中国才给蓝田带来了大有可为的日子，他缩短了成渝铁路北段二十三公里的线路，为我们的祖国节约投资一千一百五十万元。
在宝成路上，他又披星戴月地工作，由于他和同志们的辛勤的工作，宝成南段减少的桥梁、隧道、坡度和里程，为国家节省了一笔难以计数的建筑工程费。
1956年的一年里头，全国新建和修复的铁路有三千一百零八公里，它比国民党统治中国二十二年内修建的铁路还要多。
在这很多新线的工程中，包括着这位老工程师的辛勤的劳动。
新的铁路目前还在我国的西南、西北继续大规模地兴建。
从包头到兰州的铁路，工人们正在黄河中游的腾格里大沙漠上奋勇地工作。
从兰州到西宁的铁路，人们正在为进入柴达木开辟一条理想的线路。
起于四川綦江到贵阳的川黔铁路也已经开始提前修建，曾经征服了剑门天险的职工如今又在大娄山脉进行战斗。
年近七十的蓝田说：
“我还年青，我将用我的全部力量勘测更多更好的新线路。”
这里记下的人，只不过是我在怀仁堂里所认识的千百个建设者中的几个；
这里记下的事，也不过是祖国建设事业中的几个片断。
就是这几个人经历的这些片断，难道你能说“第1个五年计划搞坏了”？
难道你能说，说“成绩是主要的”是“教条主义”？
除非你故意不想知道我们的祖国曾经走过多么艰难困苦的道路；
除非你没有在我们共同的事业里花费过一滴心血；
除非你没有把你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除非你对于我们认为的灿烂的明天你是那样灰心丧气。
否则，为什么我们做到了前人做不到的事，大家都神采飞扬；
而你却觉得平淡无奇；
否则为什么我们的人都在奋不顾身的劳动；
而你却全身铜锈，满脑袋装的是地位名利。
我们，我们当然要歌颂我们的人民，歌颂我们的劳动！
我们当然要歌颂我们这美好的今天！

上海司法机关两干部揭露
黄绍竑谭惕吾视察的秘密
新华社上海30日电
两个司法工作人员昨天在上海“解放日报”著文揭穿黄绍竑、谭惕吾在视察上海司法工作中的秘密。
根据他们的揭露，黄绍竑、谭惕吾在视察中，总是不愿意看成绩而是挑筋剔骨地找缺点，然后将缺点夸大，并且发表了一些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言论。
司法工作人员吴宏泽、卓启民的文章中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本来两个方面都有，即错放、轻判和错判、重判的两个方面。
人民代表来视察，帮助我们发现工作上的错误、缺点，这是每个工作人员最欢迎的。
但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黄、谭两代表从来没有问过一句“有没有放错过坏人，轻纵过反革命分子”的话，从没有听到他们问起上海反革命活动情况怎么样，反革命分子肃清得彻底不彻底。
他们对这样重大的敌我斗争问题似乎丝毫不感兴趣。
相反地，他们倒是苦心孤诣地寻找司法工作中的毛病。
他们在检察院视察时就问“发现法院错判案件多少？”
在法院视察时就反复地问：
“检察院有无违反逮捕拘留条例羁押人犯的事情？
有没有不该起诉的起诉了？”
这究竟是什么用心呢？
文章中指出：
黄绍竑、谭惕吾在视察时都发表过一些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言论。
黄绍竑在视察座谈会上曾这样讲过：
“即使罪该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如果他有家庭生活负担的话，判了死刑，政府还要救济其家属，是否合算，是不是合乎国家利益？”
谭惕吾在视察时，对一个尚未来得及破坏而已被破获的重大现行派遣特务分子被判处了重刑，说是判得过重了。
理由是：
“还没有开始活动”。
另一个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曾多次“控告”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罪行显著，解放后又拒不交代。
法院依法判处徒刑，而谭惕吾竟为他热衷地辩解说，“这不是有意陷害，而是一般职务行为”。
这两个司法工作人员的文中还揭露说：
“黄绍竑过去曾经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一个省的当权者，在他当政的时期，这个省有无数革命志士、进步青年被屠杀、被迫害。
谭惕吾也是当时与黄绍竑在一起的当权人物。
那时候，他们是否想起过这些被反革命屠杀、迫害的革命志士、进步青年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呢？”
文章说：
“事实上，有不少反革命分子亲密地称黄绍竑为‘季宽先生’，并都拉上反动旧关系要求黄绍竑替他们‘鸣冤’、‘平反’”。
文章提到，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曾经写信给黄绍竑说：
“解放前当您主持浙江省时期，我是某县的司法小首长，曾和您见过几次面……今年您视察沪、浙司法，发表卓见，无任欣佩。”
并说：
“你现在也身居要职”，因此要求黄绍竑为他“在北京呼吁”“翻案”。
黄绍竑接到这封信以后，把它送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并要办公厅转上海高等法院处理。
文章说，“黄绍竑不仅替反革命分子到处叫嚣，反对人民镇压反革命分子，据说他还到处‘放火’，故意说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中有90％以上都是旧军政人员。
谁都知道，人民政府镇压的是有罪恶的反革命分子，绝不是旧军政人员。
他这样说法，无非是想挑拨他们和人民政府的关系而已。”

关于提早出报时间的启事
人民日报、大公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通讯社、北京市邮局联合启事
最近一个时期，报纸的出版时间很晚，严重地影响了邮局送报和读者看报的时间。
为了使北京市区（城内及关厢）读者能在八点钟左右读到报纸，并使外埠报纸尽可能赶上最早的一班火车，人民日报、大公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通讯社同北京市邮局开会协议：
从7月05日起一律提早出版（四点钟以前开印），并从7月01日起试行。
为此，各部门如有急于要在第2天见报的稿件，从7月01日开始应一律于夜十时前发到各报社和新华社；
新华社发给各报社的稿件在夜十二时半截稿。
超过以上时间的稿件，一律推迟一天发表。

农工民主党机关干部举行座谈会提出质问究竟是检查章伯钧的专案小组？
还是帮助章过关的小组？
农工党何时从可疑的动向中扭转过来？
农工民主党机关干部举行座谈会提出质问：
究竟是检查章伯钧的专案小组？
还是帮助章过关的小组？
本报讯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支部和北京市委会支部的全体机关干部在6月29日联合举行座谈会。
会议由北京市委会支部主任委员谢维汉主持。
会上除对章伯钧的反动言行继续揭发外，并批评农工党中央的领导人对章伯钧的斗争软弱无力。
会上发言的人指出，虽然成立了一个专案检查小组，但关起门来检查，使人怀疑是否企图暗中保护章伯钧过关？
会上有人提议，农工党中央机关干部也应推派代表参加检查小组。
同时发言的人对于副主席黄琪翔和副秘书长李伯球没有把他们和章伯钧的私房话说出来，表示不满。
会上特别提到李伯球；
在中共号召整风之初，他遵照章伯钧的指示，借帮助中共整风的机会，在北京市内大肆活动，召开了二十一个座谈会，到处点火。
这使人对李伯球的政治企图不能不发生怀疑。
还有王一帆、王寄一和杨逸棠，他们同章伯钧的关系一向都很密切，在中共整风之前，他们还到全国各地为章伯钧招兵买马。
可是他们在历次农工党召开的中委扩大会上，不是说别人已经说过的话，就是拿一些现成材料来搪塞，对他们过去同章伯钧的私房话，至今没有交代。
和章伯钧关系极为密切的王枕心和张申府前后说话矛盾，不讲真心话，会上也要他们交代。
在座谈会上，出席的干部都认为农工党中央的“可疑的动向”到目前为止，仍未扭转过来。
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的机关干部顾正雄在发言中指出：
开始批判章伯钧的时候，我们迟于民盟、民革，甚至迟于我党的其它地方组织。
当时按兵不动，是政治麻痹、思想麻痹，还是政治方向不明，抑是有右派思想作祟？
究竟原因何在？
接着顾正雄根据历次举行的中委扩大座谈会提出质问。
在第1次中委扩大座谈会上有三种人。
第1种人，如副主席黄琪翔，对章伯钧的问题一字未提，原因何在？
第2种人，如李伯球等稍有批评；
第3种人，如张申府、王枕心为右派分子作辩护。
而当第3种人为章伯钧辩护的时候，竟无人当场批驳，这是令人愤慨的。
第2次中委扩大座谈会比第1次好一点，稍有揭发，但比起外面讲的还差的很远。
第3次会没有揭发什么材料，都是喊口号，表示态度，具体事实没有揭发出来。
至于第4次中委扩大座谈会，顾正雄提出两个疑问：
中央向各地发的指示原稿上有“和张云川等右派分子”等字样，后来被涂掉了。
顾正雄接着说，我们要问，这是为什么？
最后，顾正雄提出“我们必须进一步把农工民主党从可疑的动向扭转过来”。
同时他建议立即召开中委扩大会议，讨论批判章伯钧的动向究竟怎样？
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办公室代主任薛敏揭发了李伯球在章伯钧的指使下，召开的一系列座谈会，是为章伯钧找政治资本。
章伯钧说中医、西医等六个方面的座谈会要在人大前开完。
在这些座谈会中，章伯钧表现的很慷慨，在连续开座谈会的二十多天中，花了一千元左右。
同时在座谈会中，寻找不满中共的分子，借帮助中共整风为口实发泄他们的私愤。
从座谈会的发言中看，有的人就明目张胆说过“我就是要报复”。
说这些话的人，都是在章伯钧发展组织的阴谋下混进来的，其中有的是被管制的分子，有的曾是社会上无恶不作的罪犯。
薛敏接着说，在另一次基层工作会议上，有人要求李伯球动起来，李说我不能向吴晗学，不能向民盟学。
有些中委在会上慷慨激昂，会后另外一套，是为了什么？
张育康说，有人在会上夸夸其谈，会后马上跑到章伯钧家里去，说“我的发言是出于不得已”。
这是为什么？
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的干事于菱音对中央检查小组的做法也表示不满。
她说，现在成立了检查组，我担心变成帮助他过关的组。
蒋春松（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副科长）也说，农工民主党中央领导上仍有顾虑，实际材料很少揭露。
章伯钧曾经说农工民主党中央只有三个人没有反对他，这三个人就是王一帆、王寄一、杨逸棠。
只要看一看王一帆在几次中委扩大座谈会上所说的话，都是交通部揭露了的材料。
王寄一也是罗列了一些交通部谈出的材料，这样是不行的。
蒋春松说，李士豪同章伯钧是“南北呼应”的，可是他到中央来时，说了些什么呢？
接着他说，中央难道就没有别的右派分子？
张云川在1955年以地主阶级立场在安徽向党提意见，以后还到会上申冤，而我们中央连批判也不批判一下。
在我党三中全会时，季方说，我一到北京，张云川向章伯钧讲我是“第5纵队”，意思说是共产党派来的。
张云川这样讲是什么意思？
其他在会上发言的人，也都指出黄琪翔、李伯球、王一帆、王寄一、杨逸棠等人在农工党反右派斗争中表现软弱无力，很少对章伯钧进行揭发，对他们的暖昧态度，表示怀疑和不满。

执行民盟中央反社会主义的方针
罗隆基章伯钧指挥文汇报推涛作浪
徐铸成揭露章罗联盟把文汇报当作反共工具
徐铸成在发言中揭露章伯钧、罗隆基利用文汇报的事实，在这次发言中他开始承认罗隆基通过浦熙修和他利用文汇报作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并且揭发一些事实。
徐铸成说，他们是利用我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不断对我们贯输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并且利用浦熙修来影响和利用文汇报。
徐铸成说：
1948年我从上海到香港去办文汇报的时候罗就指点我报纸的态度不要太左，要超然一点，不要和共产党太接近。
徐铸成说，解放以后，浦熙修参加了文汇报，罗隆基一再对我表示，浦熙修所以肯在文汇报工作，是因为他的关系，好像他从此以后，对文汇报就应该有特权。
几年来罗隆基除掉和我见面时影响我、利用我以外，主要就是通过浦熙修表示他对文汇报的意见。
去年文汇报复刊后，4月间我和罗隆基第1次见面，他对我说：
“你既然是总编辑，就该负起责任来，不要迁就党员，你这样迁就的态度是自由主义。”
除此之外，他那天还反复谈到，人民日报的社论不都是正确的，不要迷信人民日报。
不要迷信党员，党员马列主义水平不一定比我们高。
他知道我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因此就暗示我不要相信党的领导，在单位里可以独断专行，不要服从党组的意见。
他还说，在言论上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要了解中央意图，要向中央反映意见，都可以找他。
总之，要我靠拢他，而不靠拢党。
第2次和罗隆基谈话是去年06月中，找他打听文汇报的复刊问题。
他一再表示文汇报的复刊是他们叫出来的，他暗示中央对文汇报并不真正爱护和支持，只有他才真正关心文汇报。
以后，我们又见过他两次。
他主张我们在北京出版，因为中央的政策到地方就走样了，在上海不好办。
他还建议我们在复刊之初首先展开文字改革问题的讨论。
他还说肃反工作问题很大。
我们曾争取文化部的具体领导，罗隆基就对浦熙修说：
机关报的“铁帽子”，你们戴得还没有够吗？
当时他已经知道文汇报决定在上海出版了，就向我们说，有困难可以找他向中央反映。
去年08月底，我们为了征求对文汇报复刊的意见，有一次在罗隆基家里请民主人士座谈，请的人有陈叔通、叶圣陶、郑振铎、邓初民、陈劭先等，看到有邓初民和陈劭先在座，罗隆基很不高兴，说有这两位教条主义者在座，就不好谈了。
后来浦熙修把邓初民支使走了，叶圣陶也走了。
罗隆基、章伯钧、章乃器等就“畅所欲言”了，他们尽说党员无能，并以讥笑的口吻谈有些要求入党入团的同志。
章乃器还说“我是一辈子不入党的。”
罗隆基5月10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表谬论后，当晚曾打电话给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在他得知办事处没有把座谈会的消息发到上海以后，严厉地说：
“这样重要的座谈会你们新闻记者不注意，可惜了！”
文汇报一向受到进步分子的热烈支持，因为罗隆基把进步的靠拢党的人都说是教条主义，浦熙修在罗隆基的影响下，约稿的范围就越来越狭小，对象限于吴景超、潘光旦、费孝通等，对吴晗、史良、邓初民等的稿件表示不欢迎。
所以，在过去一个时期，文汇报几乎成为右派分子的讲坛。
在过去一个时期，文汇报编辑部原希望通过北京办事处及时了解首都的政治气候，结果了解的往往是从罗隆基、章伯钧那里吹来的右派气候。
罗隆基一再说他和章伯钧不是一起的，但事实证明，至少他们在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上是一致的，想把文汇报从党的领导下拉出来，做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也是一致的。
我去年和章伯钧见过几次面，章伯钧也对我说办报要有自己的主张，要多登党报没有登的消息。
对复刊后的文汇报，他也一再说应该多反映知识分子的苦闷，多讨论具体工作和政策问题，他也主张文字改革问题可以首先在文汇报展开讨论。
很明显，他们都知道文字改革问题最能打动知识分子的广泛注意，最能挑拨广大知识分子对党的不满。
在罗隆基出国期间，浦熙修同志有事就给章伯钧打电话，可见在如何利用文汇报上罗隆基和章伯钧是一致的。
去年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章伯钧递条子给我，要我和赵超构、储安平、萧乾第2天到他那里吃饭。
第2天赵超构没去。
章伯钧那天的谈话，有几点给我的印象很深：
他说，国际新闻应该分工，党报多登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非党报应多登资本主义国家的消息；
本市新闻也不要一样。
比如，今天各报都登陈云副总理和财经干部共度周末，我昨天也参加了交通部的晚会，为什么不登章部长和交通部干部共度周末呢？
可见他要和共产党
“分庭抗礼”的思想早就有了；
他说，哪一天他想约王芸生来一起谈谈，今后大公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几家非党报纸在报纸和发行定额等问题上可以采取一致的态度。
以后这问题并没有谈，但章伯钧说这些话是蓄意想通过这些手法来抓几家党外报纸。
章伯钧、罗隆基都想抓报纸作为他们的政治资本，文汇报就被他们拉上了右派报纸的道路。
徐铸成在揭发了罗隆基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的一系列的事实后，要求浦熙修检查揭发罗隆基如何通过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利用文汇报的事实，要求浦熙修赶快和罗隆基划清界限，揭露罗隆基的政治阴谋。

报纸迟到给我们增加许多困难人民日报发行处：
天津市邮局各投递支局，过去是在每日第3次投递班投送人民日报和北京版的其它报刊，在正常情况下，各投递员于十一点左右先后出局，十二点三十分前后（个别郊、远地区除外）即可全部投送完毕。
但是人民日报最近经常晚到，全市各投递局于十二点四十分至十三点十五分才能出局，较正点出局迟一个多小时，有的接近两小时。
这就使其他报纸及杂志的发行时间也被延误，读者有意见，本局内部作业也有困难：
（一）近来天气渐热，各机关和企业的收发员，中午正是休息吃饭时间，学校及个别住户是午睡时间。
人民日报迟到，投送时正值中午，加以杂志需要签收等手续，使得有些收发员及住户因影响其休息而有意见。
（二）本局报刊分发室作业人员，每天早晨四点多钟上班，支局投递员及报刊分发员都在五点多钟到班，如果人民日报到中午还不能送完，就使他们的工作时间拉得太长得不到休息。
（三）人民日报晚点到津，在时效上也受影响。
如正点到津，很多机关企业上午能在班上看到报；
如晚点到，就势必在下午方能见到。
我们希望人民日报能按时送到天津，这对本局工作和对天津读者都是有利的。
　天津市邮局
希望尽早看到报纸编辑同志：
我是贵报的一个读者。
作为一个读者对报纸的希望，除能增长本人的知识外，还希望能尽早的看到报纸。
过去，你们的报纸在次日的下午就可以送到我们手中，但最近几个月来，就不是这样了，往往要隔两三天才能见到报纸（如6月20日的报纸，要在22日的晚上才能看到）。
新闻变成了旧闻，我们看后大有“明日黄花”之感。
希望你们重视一下这个工作，设法提早出版时间。
　武汉市　陈元芳
最令人头痛的事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爱看人民日报的读者。
人民日报已和我建立了深厚情谊，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政治食粮和时刻不能离开的伙伴。
但是最近以来，我们经常不能看到当天的报纸，就是隔日报纸也常不能看到。
这是最令人头痛和不满的。
比如，6月23日，我们才收到20和21日的报，中间相隔四天，一次又来两天的。
新闻既变成了历史，读者又无时详读。
这种情况，对报纸的任务和读者在政治、文化生活等方面的要求来说，都是不利的。
我诚恳地建议你们提早出版时间，改进发行工作，以满足读者的要求。
陕西咸阳　尹效芳遗憾的是出报太晚了编辑同志：
人民最欢迎的报纸——人民日报，对我来说是每天不可缺少的政治食粮。
每次报纸到后，每个同志都争先恐后地阅读，特别是整风以来报上刊登了不少重要发言与文章，对我们帮助很大，使我们能站稳立场，坚决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遗憾的是，最近以来，经常不能看到当天的人民日报，使我非常着急。
希望你们能改进一下报纸出版发行工作。
　保定　郑克丰

浦熙修不交代罗通过她控制文汇报的阴谋
浦熙修继徐铸成之后发言。
她虽然表示要和罗隆基划清界限，说是要“由右向左转”，也谈了一些关于罗隆基在解放前同美国领事馆的关系，在解放后同张东荪的关系，但是，对徐铸成发言中提到的罗隆基通过她来控制文汇报的活动却竭力加以掩盖。
她承认以前说“文汇报与罗隆基没有关系”的话是错了，但是她只说文汇报复刊时，章、罗十分赞成，她说，她只是“不知不觉地受了他们的熏染”。
浦熙修没有揭露罗隆基通过她来控制文汇报的真相。

章罗联盟阴险凶狠
民盟座谈会揭露他们妄想独霸民盟、控制文教界、反掉社会主义
本报讯
民盟中央第2次整风座谈会在6月30日晚上继续进行。
罗隆基在下午的座谈会上对他自己的错误百般进行狡辩。
晚上的会议一开始，大家就愤慨地对罗隆基的错误以及他的不老实的交代进行揭发和批判。
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有些人和罗隆基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揭发出很多事实。
高崇民是在晚上的会议上第1个发言。
他首先批判了罗隆基在下午的会议上发言的态度。
他说：
罗隆基的发言并不是交代，只是对报纸上及同志们所揭发的材料进行辩解。
他表示对这个发言不仅不满意，甚至是愤慨。
高崇民还说：
章伯钧、罗隆基都是善于玩弄两面手法，他们表面上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但背地里又阴谋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他们常说：
“哪一件事是我们可以做了主的？
不但做不了主，连话都不能多说一句。”
章伯钧说：
“我这个部长就是守灵牌。”
罗隆基说：
“我可以做外交工作，但是人家（指共产党）叫我去管木头。”
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后，章、罗这两个野心家就认为时机已到，于是他们认为：
社会主义民主应当超过资本主义民主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三、四年一任，而斯大林做了多少年？
毛主席又不知要做多少年？
高崇民指出：
章、罗两人本来是钩心斗角的，但是近来联合起来了。
从今年民盟工作会议以后，盟内许多重大事情，都由章、罗两人独断专行，他们计划排挤沈钧儒主席，叫沈钧儒退居民盟的名誉主席，然后由章伯钧担任主席，由罗隆基担任常务副主席。
他们并计划将盟内的进步分子全部排挤出去。
章、罗二人一只手打击进步分子，一只手则尽量拉拢右派分子，首先把他们的小组织中间的一些人，安排在盟的各部会，控制文教界。
章伯钧知道，罗隆基和所谓大知识分子关系密切，他要和罗隆基合作，就因为罗有大知识分子的本钱。
章伯钧自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经验，两人合作，就能创造条件，推翻党的领导，他们起而代之。
高崇民说，章、罗两人做的事情，从来不向沈钧儒做工作报告，许多重大的事情也不同史良和我商量。
他们两人包办，用盟中央的名义，成立了四个小组，即取消高等学校党委制小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小组，科学规划小组，有职无权小组。
另外，他们还将他们的心腹安插在言论机关，以便挑拨党群关系，煽动反共。
例如把浦熙修安插到文汇报，又企图把陈新桂安插到光明日报中去，他们还预言说：
“十五年内世界一定要变。”
就是说，他们要在十五年内反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掉社会主义。
章、罗二人更仇恨马列主义，说：
“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刻板的脑筋。
马列主义是一种手工业，马克思、列宁见过原子能吗？
马列主义也是要变的。”
对于要求入党的同志则更加侮蔑，他们说：
“为什么要去做人家的儿子、孙子、徒子徒孙呢？
党的圈子只有一千万，圈子外面还大有文章可做。
党相信的人未见得都好，党不相信的人也有好的”“想入党的人都是为了政治上便利，死后进八宝山”等等。
在高崇民发言后，发言的有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郭则沉、曾昭抡、叶笃义、潘大逵，民盟天津市委主任委员张国藩，上海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副总编辑浦熙修和民盟成员张健。
此外，民盟中央常务委员费孝通、马哲民，以及张志和、罗涵先、张云川、闻家驷、杨子恒、乔传珏作了书面发言。
郭则沉说：
罗隆基说，当了部长之后，满意了。
我看：
这样的人其志不在部长，是想钻社会主义的空子，进行反对共产党的阴谋活动。
他当了部长以后，主张部里选派留苏学生不应以政治为标准。
政协全国委员会要成立外宾接待组，罗隆基坚持要把这个组划归他来领导。
罗隆基还要求在政协成立知识分子委员会。
这是什么动机，什么目的，罗隆基要检查。
罗隆基和章伯钧在盟内搞联盟。
罗常讲：
“谈马列主义我不如章伯钧，谈英美章伯钧不如我”。
又说“章伯钧走到那里，我跟到那里”。
罗隆基与章伯钧为什么合作得这样好，很显然，他们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过去说他们两人有分歧，那只是在争权夺利上不一致，反对共产党，这在过去也是一致的。
曾昭抡说：
解放初期，罗隆基曾写信给上海的赵文璧，信里有一句话是：
“以组织对组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另外，罗隆基有两、三次对我说，希望把潘大逵放在重庆大学校长的位子上。
这件事表示他是有意识地要夺取高等学校的领导的。
曾昭抡说：
罗隆基说自己搞宗派，只是在北京联络了一批人和外地没有什么联系。
这不是事实。
我知道在1950——1951年那一段，他是与太原王之光、长沙杜迈之等是有联系的。
那时候彭文应、陈仁炳每次从上海来也总是去看他。

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揭发浦熙修
“能干的女将”干些什么？
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揭发浦熙修
本报讯
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编辑、记者及职工，昨天举行第3次会议，着重揭露浦熙修的反动活动，要求她彻底交代她与罗隆基等的关系。
叶冈说，浦熙修领导办事处工作的主导思想是来自民盟中央的右派集团。
06月08日人民日报开始反击右派野心分子的谬论。
08日下午，她就打电话给陆定一同志，问人民日报这样做是不是“收”了？
说这样做知识分子不敢再说话了，并且在电话中为储安平辩护。
这天下午她又与楼邦彦、费孝通等通电话，商量所谓批评储安平的说理文章。
10日以后，办事处记者主动提出要访问文教界进步人士发表谈话，驳斥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反共谬论，但是浦熙修十分消极，不同意这样做，并且说，新闻记者难做，我们还是写些琴棋书画吧！
浦熙修对反右派斗争是一直抗拒的，直到章伯钧、罗隆基的野心家面目被揭露，文汇报在标题上把章、罗、储并列，她还特地打长途电话到上海编辑部表示不能同意。
吴闻说，5月下旬，上海编辑部指示我们，要多组织些“持平之论”。
05月30日，我根据编辑部指示，从统战部座谈会上带回来一篇陈垣的发言稿，这篇发言稿我当时认为是持平之论，预备发专电到上海去。
可是浦熙修说不要，没有发。
06月01日，我和本报另一记者带回储安平的发言稿，并且向浦熙修汇报：
“今天会上，邓初民的发言是持平之论，也可发专电。”
浦熙修叫把储安平稿子用专电发出去，而对邓初民发言稿则拒绝发稿。
梅朵说：
当“人民日报”开始反击右派分子的时候，我们几次向浦熙修提出，应该立即组织文教科学界进步人士发表反击右派分子的谈话，而浦熙修却一再表示不同意，认为报纸上反击右派分子的言论都不是以理服人，不能解决问题，自己却坚持要找费孝通、楼邦彦等写一篇从国家体制出发的“以理服人”的文章。
浦熙修这种行为，实质上是企图用“以理服人”作为幌子，组织费孝通、楼邦彦等写文章为储安平打掩护。
谢蔚明说，根据我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八年来的印象，罗隆基和浦熙修是接触频繁的，浦每逢重要事情，都向罗请示。
1954年，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开会，协商政协全国委员会新闻界委员的名单，浦熙修应邀参加，她在会上提出文汇报副社长严宝礼的名字；
开完会，浦熙修回到办事处，把提名经过和我谈了。
接着，她打电话给罗隆基，谈起这件事，罗责备她说：
“你太幼稚了，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
当天晚上，浦熙修写了一封信给新闻工作者联谊会负责同志，信里的内容我虽不了解，但以后真是浦熙修当了政协委员。
我觉得，这是罗隆基抬高浦熙修政治地位的一种手法。
后来，浦熙修又当选了民盟候补中央委员，可能也和罗隆基的活动有关。
刘光华说，我从事新闻工作不久，对报社和自己所犯的这样严重的政治错误，是极其痛心的。
“北大民主墙”这篇通讯，是浦熙修指示我根据一封北大学生来信，补充了一些材料写成的。
这篇通讯，对大学生中的不正常情绪和大字报的作用加以片面渲染，在全国高等学校中引起混乱。
她在稿子写好后还征求过罗隆基的意见。
她对这篇稿子还表现了比别的稿子远为浓厚的兴趣，除亲笔附函外，并打长途电话坚决要求上海编辑部发表。
徐铸成、浦熙修曾出席过会议。
会议将继续举行。
本报上海1日电
今天的文汇报发表了该报召开工作人员大会的消息，消息中揭露了右派分子罗隆基勾结该报副总编辑浦熙修，利用文汇报进行反社会主义活动的一些事实。
叶冈揭露：
05月10日夜十二时以后，罗隆基打电话给北京办事处，责备本报记者为什么不写统战部座谈会的消息，因为罗隆基不满意新华社发的稿子。
北京办事处记者姚芳藻说：
罗隆基排斥民盟左派，也影响到我们的采访工作。
明显的例子如写潘光旦的访问记。
原来潘光旦是罗隆基的亲信，因此浦熙修和潘关系也很好。
所以潘的错误言论也就得以上报了。
邓初民在本报发表了一篇“我对毛主席讲话精神的体会”，浦熙修看了说是教条主义，要组织文章批评他。
工作人员们揭露罗隆基和浦熙修在文汇报复刊之前就进行了密商。
编辑蒋定本说：
去年文汇报复刊，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教师报改为文汇报，一个是教师报与文汇报分开，各出各的。
浦熙修赞成第1个方案，罗隆基大怒，骂浦熙修糊涂。
罗说，只改一个名字，还是原班人马，能起什么作用？
摄影记者陈根宝说：
就我留京一段时期所知，浦熙修传达许多政策，大半来自民盟或者就是罗隆基个人。
复刊时，浦熙修拟了一张组稿名单，曾和罗商量过的。
读者来信组组长郑永欣说：
“这次浦熙修来上海曾和我谈过一次话，她说，罗隆基是一心一意帮助党整风，根本没有什么恶意。
又说，储安平正在闭门思过，还说储也没有什么问题。”

国际地球物理年已开始
各国科学家观天测地忙
捷在四千多英尺地底设科学站
丹麦要弄清格陵兰是否一个岛
新华社1日讯
07月01日格林威治时间零时，国际地球物理年正式开始了。
从此，全世界六十多个国家将近一万个科学工作者，将在一年半的时间中紧密合作，进一步揭开地球、太阳和宇宙的秘密。
苏联境内五百多个科学站和观测所在这一天开始了地球物理年计划规定的工作。
经过为时五年的周密准备，在地球物理年期间，苏联科学家的工作将从苏联一直扩大到南极、北极和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
06月30日，列宁格勒收到了迪克逊岛、
“北极七号”浮冰科学站等地科学家的“一切都已准备完毕”的电报。
在地球物理年期间，他们将在北极地区放出一万五千个无线电探空仪进入几十公里的空中，自动地把风向、风速和气温报告出来。
据最近消息，在地球物理年中，苏联除了要放射大型的人造卫星外，还要在北极地区的佛兰兹约瑟夫地、苏联欧洲部分的中纬度地区和南极“和平村”放射一百二十五个火箭，到二百公里的高空去探测大气上层的情况。
美国也有五百多个科学站投入了观测研究工作。
大家知道，美国科学家已经在南极展开了规模巨大的工作。
最近，美国还在北极建立了一个由三十四个科学工作者组成的浮冰漂流站，这是美国第2次（第1次在1951年）在北极建立浮冰科学站。
在整个地球物理年期间，美国共要放射六百个高空火箭。
在放射六个人造卫星以前，美国将放射七个试验性的多段火箭。
据美国科学家估计，明年01月，美国第1个人造卫星将在佛罗里达东部沿海的卡纳维拉尔角放射。
如果这个人造卫星放射成功，那末，在从北纬三十五度到南纬三十五度地区内都能观察得到。
捷克斯洛伐克约一百个观测站在7月01日收到了开始观测的指示。
其中有一个观测站建立在八千六百多英尺高的隆尼策峰上；
另一个观测站却建立在波希米亚一个深达四千七百多英尺的废弃的矿井里，它是目前世界上最深的科学站。
波兰科学家在地球物理年期间，除了在国内各地加强观测和研究外，还派一个考察队到北极斯迈次卑尔根群岛附近去从事极光、磁力等项目的观测研究工作。
另外还派了一个考察队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去建立科学站，观测研究有关地震、气候等情况。
英国一百九十个科学站在地球物理年前夕，全部准备就绪，目前也已经开始观测研究工作。
英国福克斯率领的南极考察队也在积极准备今年11月出发完成横越南极大陆的壮举。
在意大利，地球物理年开始的第1天，一艘海洋考察船在简单的仪式中离开了那不勒斯码头。
其他四艘考察船也即将陆续出发作观测研究工作。
丹麦科学家在地球物理年期间，将集中力量考察研究格陵兰的情况，首先是弄清楚格陵兰是一个岛呢，还是被冰块联结在一起的许多小岛。
在地球物理年期间，各国科学机构不仅要通过电讯联络紧密合作；
而且还要互相交换科学家。
据科学家估计，这次国际地球物理年的全部费用将达五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将由苏联和美国负担。

在匈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作总结发言
卡达尔强调“团结——斗争——团结”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1日电
卡达尔6月29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总结性的发言时说，这次会议的气氛很好，对原则问题都作了坦率的争辩。
大家对反革命事件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对过去的评价方面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卡达尔说，在保卫工人政权的斗争中，有功劳的是工人阶级。
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人政权，工人阶级四十年来都在顽强地斗争着。
他又说，在反对敌人的斗争中，党和武装力量的紧密团结是很必要的。
党首先应当在工人阶级和武装部队中加强起来。
做到了这一点，就不用担心政权问题了。
谈到同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卡达尔说，在党外人士中，过去的劳动人民党党员同我们很接近，我们应当同他们建立联系来扩展我们的群众基础。
人民共和国有一条法律：
除了党的职务以外，每个党外人士都可以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但是他应当忠于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共和国。
这条原则应当在实际当中生效。
关于在青年运动和文学当中讨论过的全民团结问题，卡达尔说，我们可以拿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斗争——团结”的原则作为自己的原则。
我们现在正处在斗争阶段，要划清界限，搞清谁在战线的这方面，谁在另一方面。
卡达尔对有的同志谈到的经济和文化工作同其他任务相比是落后了的说法，表示同意。
他指出，为了保卫公共财产，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提倡节约是必要的。
谈到工人委员会的时候，卡达尔说，我不认为取消工人委员会的倾向是对的。
卡达尔还谈到反对民族主义的问题。
他说，我们应当考虑到匈牙利的特殊环境。
几世纪以来，匈牙利民族一直受着压迫，光荣的民族起义曾经起了进步的作用。
但是我们曾经多次过分地片面强调这种特殊环境，而没有指出当时匈牙利统治阶级以整个民族的名义为借口来压迫其他人民。
这是不对的。
在反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应当看到这一点。
卡达尔最后强调说，这次热烈的辩论非常有用，因为它把一些问题弄清楚了。

日本四十个城市代表集会
要求同苏中朝发展贸易
据新华社1日讯
据塔斯社东京6月30日讯：
日本海沿岸城市争取同苏联、中国和朝鲜发展贸易和经济联系的代表大会6月30日在北海道小樽市举行。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四十个城市的市长和商界代表。
在大会上讲话的代表们一致表示欢迎日本同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并且主张同苏联和其他邻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李承晚应该有点记性
本报评论员
在美国公然宣布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第13款、要把新武器运进南朝鲜以后，坐在美国刺刀支架起来的宝座上的李承晚，闻讯之下，表示“非常同意”，“非常感激”，并且又叫嚣要“奋起作战”来解决所谓“共产党问题”了。
这真是所谓“有人吹笛子就有人跳舞”。
李承晚叫嚣战争已经不是第1次了。
当美国每次想要破坏朝鲜停战协定、在朝鲜制造紧张局势的时候，李承晚就像疯子一样要出来大叫大嚷一番。
现在当美国公然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主要条款的时候，他又来叫嚷“武力统一朝鲜”，要求全面撕毁停战协定，并公然主张把南朝鲜充作美国的原子战争基地。
李承晚的一付奴才相也就十足可观了。
至于李承晚为美国献策，说美国不想像失去中国大陆一样失去整个亚洲，对美国来说，“最明智的政策”是加强他的军队，并且说这是“很经济的”，这就更加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身份：
美国在南朝鲜的一条看门狗。
武力，李承晚和他的主子美国在朝鲜是都使用过了的。
结果如何呢？
从三八线开始向北进犯的李承晚军队和所谓“联合国军”，在打了三年之后，仍然不得不退回到它们发动侵略的地方，仍然不得不被迫坐下来谈判。
李承晚在摆出一付“教师爷”架式叫嚷什么“武力”的时候，应该有点记性，应该记得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他的教训。
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是热爱和平的。
中国政府完全同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召开有关国家广泛参加的国际会议的建议，以便谋求和平统一朝鲜问题的解决。
三年的朝鲜战争已经证明：
美制凝固汽油弹乃至细菌武器，都无助于李承晚所叫嚷的“武力统一”。
现在又想用原子武器来把朝鲜人民吓倒，历史将会证明，这只是一个幻想。
然而，战争贩子和他的走狗也有疯狂性，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

比捷两党联合声明
强调必须反对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
据新华社布拉格1日电
比利时共产党代表团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团最近在布拉格举行会谈之后，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和平地区的建立，日益壮大的国际工人运动和争取和平的广泛的民主运动的存在，使得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并且形成了一个新的局面。
防止新战争、结束可耻的殖民制度和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竞赛的现实可能性出现了。
声明谴责美国旨在复活西德军国主义和为了明显的侵略目的用原子武器装备西德军队的政策。
声明接着指出，全世界都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建立统一的爱好和平的德国的愿望。
声明说，双方无条件地支持要求取消军事基地、从别国领土上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停止试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禁止这些武器的建议。
声明指出，国际事件证明了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正确性，这些决议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
声明强调，必须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切表现。
声明最后说，双方代表团欢迎加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联系，这种加强联系对交换情报、观点和互相交流经验都是必要的。

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决议
拒绝给阿尔及利亚独立
据新华社1日讯
巴黎消息：
06月27日在都鲁斯开幕的法国社会党第49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在30日结束。
大会经过剧烈的争论以后，通过了一项决议，拒绝给阿尔及利亚以独立，坚持应该把阿尔及利亚当作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个决议受到社会党总书记、前总理摩勒的全力支持。
阿尔及利亚政策是这次大会的讨论中心。
在大会筹备期间，社会党广大普通党员反对在阿尔及利亚的“绥靖”政策的情绪加强了。
大会是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下进行的。
大会上就这个问题提出三个不同的决议草案。
由社会党副总书记戈曼签名的党书记处提出的决议案赞成目前在阿尔及利亚的镇压政策，并且主张继续这种政策，以便保持阿尔及利亚同法国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2个决议案是德普勒、麦耶、维迪埃等人提出的。
这个决议案谴责“绥靖”政策，建议在承认阿尔及利亚民族特点和愿望的基础上，同阿尔及利亚的全权代表进行谈判。
第3个决议案是以前海外部部长德费尔为首的罗尼河口省社会党省委会提出的。
决议案谴责政府的政策，认为这个政策有危险性，但是拒绝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的原则。
德费尔建议就停火条件进行秘密谈判。
在讨论过程中，发言的很多代表都要求立刻放弃使法国和社会党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陷于困境，并且纵容法西斯分子和殖民主义者进行颠复活动，从而危及法国共和制度的政策。

的里雅斯特共产党代表大会闭幕
决定同意大利共产党合并
据新华社1日讯
据塔斯社的里雅斯特6月30日讯：
的里雅斯特共产党第6次代表大会6月30日闭幕。
大会一致通过了把的里雅斯特共产党改组为意大利共产党独立省委员会的决议。
大会听取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德斯特拉迪（负责组织工作）所作的关于把的里雅斯特共产党改组为意大利共产党独立省委员会的报告。
佛罗伦萨的共产党员代表团在大会上把意大利共产党的红旗交给了的里雅斯特党组织的领导人，当他们进入大厅时，大厅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美约策划流徙阿拉伯难民
想骗取他们的难民证驱往约旦河谷
据新华社开罗1日电
“共和国报”6月29日刊载大马士革消息说，约旦政府和美国驻安曼大使合谋，企图引诱约旦河西岸的三十万阿拉伯难民到约旦河谷工程去工作来改变他们的身份。
消息说，约旦政府将收回难民证，以月薪美金十四元五角雇佣他们到这个工程去工作。
已经由约旦政府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及就业局派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去说服难民交出他们的难民证。
消息说，美国政府答应供给一切必需的基金。
约旦河西岸的难民是在1948—1949年巴勒斯坦战争中被以色列驱逐出家乡的阿拉伯难民的一部分。
阿拉伯国家过去一向坚持要求以色列允许这些难民返回家乡并且给予赔偿。
改变他们的难民身份意味着剥夺他们返回家园和取得赔偿的权利。
据西方报界消息透露，约旦政府和美国共同策划的这个措施是美国对中东阴谋的一部分。
美国同某些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政府认为，这些具有强烈反帝国主义情绪的难民是它们所推行的政策的障碍，最近它们已经进行接触，打算通过迁移这些难民以及改变他们身份的办法来消除这种障碍。
同时，美国想借此暂时缓和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以加强所谓“中东的反共阵线”。

联合国世界经济报告指出
我国去年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冠全球
新华社1日讯
纽约消息：
联合国6月30日发表一个关于世界各国经济情况的报告说，在1956年，世界各国工业生产量增加得最快的是中国，其次是日本。
日本比1955年增加了21.3％。
报告还说，在1956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得很快，例如苏联的农业已经是接连第2年有巨大的增长了。
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也比1955年有所增加、特别是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有所增加，例如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就比1955年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

胡志明将访问九个兄弟国家
新华社河内1日电
越南主席府今天发表公报说，胡志明主席将在最近出发访问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南斯拉夫、匈牙利、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公报说，胡志明主席是应这些国家元首的邀请前去访问的。
胡志明主席在1955年曾经应邀访问过中国、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
越南部长会议今天发表公报说，部长会议已经指定范文同总理在胡志明主席出国访问期间，负责进行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的日常工作。
越南“人民报”今天发表社论，欢呼胡志明主席以越南民主共和国元首的身份访问九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决定。
社论说，通过这次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同这些国家人民之间的团结将更加紧密。

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一课
袁先禄
06月28日，美国国务院给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突尼斯和也门这十一个阿拉伯国家一项正式照会。
照会里要求这些国家对造成有利于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气氛“作出贡献”。
“美联社”说，这个照会“带有斥责阿拉伯国家政府公开支持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的含意”。
这真是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外交文件的一个典型的范本。
美国国务院向十一国发出这份照会，是因为这些国家的驻美国大使在5月24日访问了杜勒斯，建议美国参加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暴行进行的国际调查，并且要求美国停止对法国的援助。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着灭绝人性的屠杀，这是连很多法国的报刊也都证实了的。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驻军中的一个军官曾经这样感叹地说：
“在阿尔及利亚，良心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品！”
最近，法国殖民者还组织了对于和平居民的几次集体屠杀，而在事后力图嫁罪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
按照艾森豪威尔主义所宣布的冠冕堂皇的宗旨，美国政府应当非常乐于接受参加对这种暴行进行调查的邀请，以便对制止这种暴行、促进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和平解决作出贡献。
但是，美国国务院虽然空口说要谴责一切暴行，却拒绝参加调查。
理由是：
“这种调查是否会促进使冲突早日得到公平解决的事业是值得怀疑的”。
只有从袒护殖民主义的角度才能够想出这样一条理由来拒绝阿拉伯国家的正义的建议。
至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战争，靠了美国通过北大西洋公约供给的武器和援助，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美国如果停止对法国的这种援助，无疑会对早日结束这场血腥的战争作出真正的贡献。
但是，美国国务院在照会里毫不含糊地说：
对法国的军事援助是不能停止的。
因为据说“不给法国这种援助会是不符合美国政府的政策或自由世界的利益的”。
从这里，人们倒是对于美国口中的“自由世界的利益”是什么和美国援助政策的目的得到一个具体的概念。
美国国务院拒绝作任何不利于殖民主义的事情，反过来还咬阿拉伯国家一口，要它们“作出贡献”。
这种恶毒的手法是会使得美国正要拉拢的法国殖民者窝心的，但是对于阿拉伯国家和阿尔及利亚人民来说，却是上了一课。
在宣布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时候，美国曾经涂脂抹粉地特别把自己装扮成阿拉伯人民的朋友。
美国国务院的这份照会，有助于阿拉伯国家看清这位“朋友”的真面目。

阿尔及利亚领袖云集开罗
筹建自由阿尔及利亚政府
阿拉伯国家正准备予以承认
新华社1日讯
开罗消息：
据埃及“金字塔报”6月30日报道，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高级领袖已经到开罗进行重要的军事和政治问题的会谈。
有消息说，民族解放阵线有可能建立一个“自由阿尔及利亚政府”，阿拉伯国家将予以承认。
参加在这里会谈的阿尔及利亚领袖包括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三十位最高人员中的大部分。
印度报业托辣斯6月30日从开罗权威方面获悉，几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之间现在正在就承认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为阿尔及利亚合法政府的问题进行密切的接触。
民族解放阵线的领袖们正在企图设法使这个阵线加入阿拉伯联盟作为成员国。
消息指出，在最近几周内，从北非到伊拉克的所有阿拉伯国家政府都表明了它们最充分地支持这个阵线。

香港英当局放走劫夺“白腾号”的凶犯
我外交部向英国再提严重抗议
新华社1日讯
我外交部今天再度照会英国驻华代办处，对香港英国当局将“白腾号”上包括有关杀人凶犯和嫌疑犯在内的三十五名乘客送往台湾一事，提出严重抗议和要求。
照会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谨向英国代办处致意，并且就外交部1957年06月21日致代办处的照会和代办处1957年06月24日的复照关于广东省水产供销公司机帆船“白腾号”被劫驶去香港一事，提出以下声明和要求，请即转达英国政府。
广东省水产供销公司机帆船“白腾号”在1957年06月12日晨八时左右，在从担杆岛开往唐家湾途中驶经芒洲岛中国领海的时候，突被混在乘客中的暴徒用暴力劫夺，将船上一工作人员杀害后强迫该船驶去香港。
上述事实已经为6月12日和6月23日香港英国当局发表的公报所证实。
鉴于这项杀害人命的犯罪行为是在中国船只上和在中国领海内发生的事实，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理应按照国际惯例，根据外交部1957年06月21日照会中的要求，协助将该船和船上全部工作人员和乘客交由中国有关当局领回，以便依法审理。
但是，香港英国当局1957年06月23日却反将该船和船上工作人员和乘客十一人放回，而将包括有关杀害人命的凶犯和嫌疑犯在内的三十五名乘客在驱逐出境名义下送往台湾。
应该指出，香港英国当局把按照国际惯例理应交由中国有关当局领回处理的有关杀人凶犯和嫌疑犯送往台湾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纵容杀人凶犯逃脱法网，从而妨碍中国政府对这一严重刑事案件的处理。
中国政府对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这种公然违反国际惯例和极不友好的行为提出严重抗议，并且坚决要求英国政府负责将已经被送往台湾的包括有关杀人凶犯和嫌疑犯在内的全部人员交回中国有关当局。
中国政府并声明保留对这一事件提出进一步要求的权利。”

新民报检查报道民盟司法座谈会的错误
上海司法工作者揭露右派进攻司法工作的阴谋
本报讯
上海新民报消息：
为了批驳最近一个时期来右派分子对于司法工作的各种反动言行、和征求司法界对新民报宣传报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批评意见，新民报编辑部在6月24日邀请了上海一部分司法工作者举行座谈会。
司法工作者一致表示，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全文发表后，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都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讲话中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是我们明辨大是大非，和右派分子斗争的有力武器。
司法工作者学习讲话后，更加明确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人民民主专政的范围和自己的责任。
司法工作者座谈时，就法制问题、对司法改革的一些看法、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工农干部行使审判权等问题，热烈发言，同时对右派分子的种种造谣诬蔑和反社会主义阴谋予以坚决驳斥和揭发。
司法工作的巨大成绩有目共睹，右派分子的诬蔑有恶毒阴谋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冯尔泰谈了人民法院在其他司法机关配合下和广大人民的协助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
揭发了右派分子黄绍竑、谭惕吾等借人民代表名义在上海进行的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
市高级人民法院王容海说，人民法院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工具。
本市各级人民法院和全国各地人民法院一样，依靠群众，配合公安、检察等部门，依据国家政策法令惩办了反革命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解决了许多人民内部的民事纠纷事件，成绩是巨大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近年来刑事案件大大减少，法律秩序日益巩固，我们的法制正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断健全和发展。
目前国家的立法工作，在刑、民法典的制定方面，是还没有把既有政策、单行法、法令和阶级斗争、生产、生活的实践经验，使之进一步系统化和条文化起来，社会上有人对此提出意见和要求是善意和可以理解的，但少数右派分子如黄绍竑、王造时等却利用这种情况，渲染成为我们“不讲法制”、“没有法制”，并乘机向司法工作进攻。
把司法工作中的个别缺点夸大成为全面，说司法机关有法不依，有法乱依，侵犯人权，说得一团糟！
杨兆龙提出他的立法路线，实际是要我们沿用伪六法；
王造时说中国现在是“人治”不是法治。
右派分子的阴谋是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这是徒劳的。
王容海认为必须把我们的立法路线与杨兆龙的立法路线区别开来；
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与王造时的“人治”观点区别开来；
把我们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与黄绍竑的为反革命分子说话，说“肃反错了”区别开来。
我们要坚决与右派分子关于司法工作的荒谬言论划清界线，展开斗争。
新民报登载民盟司法座谈会上一些人的发言是荒谬透顶的毁谤性言论
市第2中级人民法院蔡明标指出，5月19日新民报所登民盟司法座谈会上李国机所说“现在的审判员都可以随便立法，要怎样判就怎样判。”
据报纸报道有人说“目前还有草菅人命的昏官”，都是荒谬透顶的毁谤性的言论，已经引起法院工作同志极大愤怒。
他说，尽管解放后由于政治形势迅速发展，和客观条件限制，未曾制订整套法律，但实际上人民政府已公布了许多法令、条例，在组织上也都是依法行使审判权的，他责问：
身为人民律师的李国机，难道这些情况也不了解？
散布挑衅言行用意何在？
第2法律顾问处的林景仰说：
右派分子杨兆龙在一篇文章里用许多荒谬论点来污蔑我国没有法治，实际上就是污蔑我国没有民主，也就是污蔑我们的社会主义。
司法局的董敬之从审判实践中的陪审制度这一事实，说明了我国是有法治的。
他说：
人民的审判工作是认真地、坚决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各项规定进行的，从而体现了审判工作的合法性；
同时，还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优越性。
例如，我们法院固定轮值陪审员已发展到八千二百余人（临时邀请的不计在内），这些人民陪审员不仅完全通过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而且是来自各阶层的。
第一审案件除了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以外，现在已全部实行人民陪审制度，人民陪审员和审判员不论调查和判决都享有同等的权利。
高级人民法院民庭的童介凡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说，在民事案件中，最多的是婚姻、债务与房屋，而在处理这些案件时，从1949年以来，政府曾陆续颁布了婚姻法，新解放区农村债务纠纷处理办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与有关公私合营企业定股定息和清产核资等办法、和取缔高利贷与二房东的非法剥削，保护房屋业主合法利益的政策等，这些法律和政策，都是我们审判工作的依据，怎么能说是“无法可依”呢？
榆林区法院孙世乐说：
右派分子说：
“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有法乱依”完全是污蔑，如果真如右派分子所讲的那样，社会秩序早已大乱了。
事实上我们有法可依，政策、法律、命令、条例，不正是“法”吗？
不知道右派分子所指的法到底是什么法，是不是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一套所谓法，看来他们对人民的法律，是不当法律看待的。
再说，右派分子说有法不依，好像审判员权很大，而事实上审判工作是和陪审员在上级、群众和其他机关的监督下进行的，审判员又如何能随心所欲呢？
她愤怒表示要右派分子站出来在人民的报纸上把问题谈清楚。
第1法律顾问处叶克信说：
右派分子利用整风机会，向党进攻，说我们的法制不好，察其用意，就是要把我们的法制引导到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法律的道路上去，我们坚决不能容忍。
江宁区人民法院张梦飞说：
右派分子另一种谬论，就是说我们过去搞司法改革搞坏了。
事实是怎样的呢？
在旧法观点没有经过司法改革的批判以前，许多人员处理案件在立场、观点、方法上有问题，比如说，我在南区分庭实习时，就看到为了钱债官司，审判员不分析研究，一天扣押了三十多个人，这明显地说明了旧法观点的弊害，不改又怎么能行呢？
右派分子妄想把工农干部一棍子打死
大家批驳“知识分子被‘利用、限制、改造’”的谬论时说，党没有亏待知识分子，而且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拥护党。
右派分子散布所谓“知识分子在被利用、限制、改造”的谬论是把知识分子拉到他们那一边，来反对党，但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是会明辨是非的，右派分子是白费心机。
蔡明标说，我就是一个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1954年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后，组织分配我在市人民法院工作，为了使我熟悉审判业务，我先担任了一年多书记员，庭的领导和主任书记员在业务上处处关怀、帮助我，组长还订了培养计划（这是我后来被任命为助理审判员时才知道的）。
任助审员后，在业务上碰到许多困难，案件把握不定，工作计划忙乱，庭长和周围的党员同志都为我想办法，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
凡此种种，我在日常工作中只感到是在受党培养；
也感到自己在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分力量，根本不感到是在被“利用”被“限制”。
蔡明标还批评那次民盟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人丑化工农干部说“字都识不了几个的人就可以当审判员”、“如果离开了书记员就无法进行审判工作”、“审判员不会写判决书现在是一种普遍现象”等等谬说。
他说有一小部分工农干部文化程度较低是事实，但决不是什么“普遍现象”，工农干部有许多优点是值得知识分子好好学习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在一道为社会主义事业工作，可以互相帮助，互相提高。
右派分子蓄意夸大缺点，是想把工农干部一棍子打死，把他排挤出人民法院，散布这种谬论的人应该查查自己的立场！
否定司法改革的伟大成就是右派分子的阴谋
市高级人民法院梅尔和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明从法院来看，是正确贯彻了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方针的。
他说，他自己从前是旧司法工作人员，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努力自我改造，现在还是担任审判工作。
他谈到解放初期司法改革时有一批司法工作人员调到别的工作岗位上去，他认为，如果我们能联系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况来看，这样做是完全对的，这些同志几年来都在其他工作岗位上安心工作。
右派分子杨兆龙在报上发表文章，说这是党的“宗派主义”，完全是胡说。
经过司法改革，不但纯洁了组织，批判了旧法观点，还划清新旧的思想界限。
否定司法改革的伟大成就是右派分子的阴谋，我们要予以坚决驳斥。
右派分子为什么不强调法律的阶级性？
他们的目的是要工人阶级放下专政的武器
第2法律顾问处的林景仰说，李国机说知识分子被“限制”在二十五级，实际上他自己就是二十一级。
他所谈的那些人，也没有一个是二十五级的。
拿我这个知识分子来说，1954年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后，参加司法机关工作，一直很愉快。
我过去是二十二级，现在是二十一级。
和我一同由学校出来的十二个人，现在在二十三级以下的，一个也没有。
有些人明明知道这些事实，为什么要讲那些话呢？
这显然是别有用心。
司法局的董敬之说，杨兆龙一方面强调法律的科学性和技术性，一方面强调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低，不懂法律，这种说法不仅是对工农干部的侮蔑，而且是企图要工人阶级放下专政的武器。
如果不是，为什么不强调法律的阶级性呢！
事实上，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并不是像这些人所说的那样低，对法律也不是一窍不通的。
如果把个别写判决书有困难的审判员来概括全面，是不符事实的，这样反而挑拨了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团结。
对于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培养，各级党政和司法业务部门采取了各项措施。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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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抽调一定数量干部到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和上海市司法干部训练班轮流学习法律理论和政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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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部分在职干部参加上海政法学院函授部学习法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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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余的在职干部经常举办定期法律理论基础知识讲座和业务报告会，进行系统的法律理论和业务学习；
？
极少数文化程度浅的还参加了本市各级党委所办的业余补习学校学习文化。
律师协会的李树棠说，作为民盟的成员之一，我对右派分子的恶毒毁谤，感到愤慨。
解放前我是学旧法律的，解放后我担任了三年的审判员，现在当律师，党对我一直是很信任的。
其他大学毕业生当审判员的也很多，事实俱在，怎么能说党对知识分子是“利用、限制、改造”呢？
法院对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培养，都收到很大效果
高级人民法院民庭的童介凡说，我是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是1950年参加法院工作的非党干部，我感到党对我的培养、教育与使用是恰当的。
讲到“职”与“级”，我现在是审判员，没有党员审判员的“级”比我更高的。
整个法院对干部的培养，不分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都订有计划，并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因为几年来我担任审判组长，我经常受到培养，也经常帮助别人。
直到今天，这种工作还在进行。
提篮桥区人民法院的华卯生说，我是1952年大学毕业到法院工作的，1953年我就调做了助理审判员，今年调做审判员，这说明党是很重视我这个知识分子。
我认为，党对我最大的重视，就在从政治上来关心我们。
第1法律顾问处周世毓在书面发言中说，党和政府一向很重视和关怀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也有弱点，有不少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带来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因此必须进行思想改造，解放几年来我们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司法机关有不少同志先后入了党。
榆林区法院孙世乐说：
右派分子诬蔑工农干部不会写判决书是普遍现象，但在我们法院里就没有一个不会写判决书的工农干部。
在全市范围内，或许有个别的，但右派分子却说成是普遍的，那完全是捏造事实。
右派分子又说：
共产党把刀把子捏在自己人手里，即工农干部手里，可是在司法机关里有不少是里弄干部、家庭妇女和旧司法人员，就拿我们榆林区法院来说，十多个审判员中有七、八个是非党员和其他出身的，并不是全是工农干部。
至于说工农出身的干部是不是能胜任审判工作呢？
她说：
我们法院里有两位庭长是工人出身的，几年来在党的培养下，进步很快，成为具有较高业务水平的司法工作者。
至于知识分子的安排，在我们法院中、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有七个人，其中四个人担任了审判工作，级别最低的是二十三级，右派分子说永远被限制在二十五级，真是胡说八道，这些都足以证明右派分子是别有用心的造谣中伤。
她还对新民报5月19日所登载的民盟司法工作座谈会新闻的标题“‘墙’高‘沟’深”提出批评，她说：
如果真像标题那样墙高沟深，那就意味着司法界内部四分五裂，这与事实不符。
法院内部始终是团结一致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努力工作的。
工农司法干部的优点很多，否定他们的贡献是违心之论
第1法律顾问处叶克信说：
根据我工作中的接触，极大部分工农干部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他们有很多优点：
阶级立场稳定，观点明确；
工作积极性高，能深入调查研究；
体现政策全面，办案好。
他们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中起了重大作用，否定他们的贡献是违心之论。
第2中级人民法院华德芳说：
右派分子想把工农司法干部从人民民主专政的阵线上拉下去，他们采用的方法是挑拨知识分子和工农出身干部间的关系，破坏团结。
他们提出了所谓“用人”的方案，只讲才，不讲德，这是个阴谋。
关于错判34％案件的谣传，应该进一步查究
大家认为5月中旬新民报和新闻日报报道的民盟市委召开司法工作座谈会的内容，绝大部分是不真实的。
大家认为那次座谈会有些人的发言是随声附和右派言论，传播谣言，已经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
蔡明标指出，新闻日报报道中有人说“镇反案件错判的占34％”。
他是刑庭的审判人员，这次也参加检查案件工作，法院错判案件只是个别的。
至于这个数字显然是无中生有，说这话的刘和平昨天也在报上承认“是没有根据的”，“是听来的”，我们要问到底是哪里听来的？
听谁讲的？
由于这个谣传，已造成了部分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这个神圣的国家审判机关在某些程度上的误解。
反革命分子家属当然更为不满，黄绍竑等右派分子在到处放火否定镇反、肃反运动，这种谣传已成为右派分子的证人。
他建议应进一步追查这些造谣分子言行的真实动机是什么？
新民报错误的报道，造成右派分子向法院进攻的机会
高级人民法院民庭童介凡说，现在有许多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和刑事犯罪分子的家属前来申诉，说案子判错了，他们把5月19日的新民报放在申诉书下面，作为他们的“根据”。
事实上，他们的申诉是错误的，我们的判决是正确的。
但由此看出这一报道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给右派分子造成了向人民法院进攻的机会，为我们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工作。
希望报纸今后能配合我们法院多做些法纪宣传工作，教育人民遵守社会主义法纪，揭露右派分子的阴谋诡计。
司法局的董敬之在发言中也希望新民报大量宣传社会主义的法治，严厉驳斥右派分子的反动谬论。
现在社会秩序这样安定说明肃反工作重大成就
第1法律顾问处叶克信说：
有人造谣说，法院镇反案件错判34％，这完全是捏造的事实，我个人是律师，在我接触的案件中，就没有发现这样的事实。
司法机关根据政策法令，有力地镇压了敌人，保卫了社会主义的建设，现在社会秩序这样安定，正说明了肃反工作的重大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法制的优越性。
右派分子造谣，正暴露了他们别有用心而已。
再说，即使在肃反工作中，有极个别的错判案件，但政府已根据有错必纠的精神，已经或正在进行处理，这正是人民法律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右派分子此种产生不良影响的谬论，应严加驳斥。
第1中级人民法院郑钟澄说：
右派分子说第1中级人民法院在社会镇反案件中错误率达34％。
我是在第1中级人民法院工作的，却从来没有看到或听到过这样的百分比。
这个数字是毫无根据的，肯定不是事实。
为什么有人要信口乱说呢，这难道也是在帮助党整风吗？
新民报编辑部接受批评决心改正错误
座谈结束时，新民报编委梁维栋代表新民报编辑部表示接受大家对于新民报5月19日民盟司法工作者座谈会报道的批评。
新民报在刊登这篇报道时，对于右派反动言论，不加辨别，以致造成不良影响，我们应该负责。
梁维栋说：
新民报将结合最近的报道检查工作，深入检查新闻报道中的严重资产阶级思想，切实改进今后工作，坚决与右派反动言行展开斗争。
梁维栋还指出，6月19、20日民盟司法工作系统盟员集会时，谈到5月19日新民报的报道有渲染夸大之处，这一点需要说明：
那次座谈会的报道是民盟市委宣传部一位同志写的，我们未核对事实，就把稿件发表，是应该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