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一批毕业学生
新华社28日讯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邓小平，在今天下午分别接见了中央民族学院、公安学院、对外贸易学院和银行、合作社、财政、粮食等干部学校的毕业生。
同时，还接见了共青团中央举行的宣传工作讲习会的人员。

人民代表集中批判右派分子
揭露野心家们企图夺取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权
据新华社28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今天继续讨论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绝大多数代表小组集中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罗隆基为什么说共产党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应该警惕右派的野心加强思想改造
在四川代表小组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邵荃麟说，右派分子想利用知识分子意识形态中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矛盾在我国制造匈牙利事件，结果右派分子失算了。
但是，他说，对于这些右派野心家还要密切注意，他们渗透在科学、文学、教育、新闻、工商等各个方面。
他们企图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取得领导权。
例如，罗隆基就曾经说共产党只能领导工人、农民和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
邵荃麟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提高警惕，认真地加强思想改造。
章乃器在四川代表督促下，今天下午第1次参加小组会，在发言中强调他“从主观上检查不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他还重弹了他“爱护党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的谰调。
在讨论时，徐崇林揭露章乃器一贯政治品质恶劣，今天坚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不是偶然的。
侯外庐指出章乃器是在装成领导者的姿态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在“检讨”，他要章乃器从资产阶级的根源上好好检查。
江西省代表小组有几位劳动模范当场质问罗隆基是代表什么人在说话，罗隆基作为江西人民选出的代表，为什么忘了江西人民的委托。
萍乡煤矿工人、工业劳动模范郭清泗说，萍乡煤矿工人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谁要反对社会主义，工人是不答应的。
农业劳动模范李友秀说，右派分子如果反对社会主义，他们是要跟右派分子拚命的。
家乡在赣南革命老根据地的参加过长征的女代表危秀英说，革命老根据地人民不容许右派分子这样疯狂，他们一定要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危秀英质问罗隆基说，你的家乡就在革命老根据地，你怎么不了解江西人民的力量。
龙云否认少数民族的谬论同蒋介石的说法很相似
云南代表小组连日来批驳龙云的错误言论。
龙云在24日的小组会上的发言中，曾否认云南是多民族省份。
他说，中国的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并没有现在这么复杂，大家都是一个祖先。
龙云还认为，少数民族既已自治，就应自力更生，不要依靠别人。
龙云还说，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发表以前，大家判别是非没有明确标准，因而现在说谁是右派谁是左派是不大好分的。
龙云否认少数民族的谬论引起云南各少数民族代表的愤慨。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副州长刀有良说，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很早就定居并发展起来。
1926年龙云任云南省主席时，下令撤销了西双版纳行政区改称专区，派来了伪县长搜刮民财。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重新恢复了西双版纳这个名字。
刀有良说，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少数民族的救星，祖国是我们的母亲，谁想使我们跟共产党和汉族人民分开是绝对办不到的。
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赵锺奇也反对龙云否定少数民族的看法，并列举历史事实加以驳斥。
他说，假如按照龙云的说法，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似乎可以取消了。
北京大学教授马坚指出，龙云对少数民族的荒谬看法，同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称中国各少数民族是汉族的大小宗支很相似。
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说，龙云埋怨毛主席的报告发表晚了，实质上是托词掩盖自己的错误。
他说，从宪法上完全可以找出人民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而通过宪法时龙云是举了手的。
河南省代表小组批判了张云川的反社会主义言行。
根据代表们的揭露，张云川一贯抹煞成绩，夸大缺点。
他到河南地区视察工作以后，公然说“河南有80％的农民反对共产党”；
秋收刚结束，家家有粮吃，他却说“民有菜色”。
张云川在小组会上，不肯暴露自己的思想行动，竭力为自己的错误辩解。
黄绍竑、谭惕吾和林希翎有什么关系
湖南省代表要求他们澄清这个问题
在湖南省代表小组，翦伯赞说，在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名叫林希翎的女学生到北京大学去作反社会主义的演说，闹得学校满城风雨。
林希翎当时住在谭惕吾家里。
翦伯赞要求谭惕吾澄清这件事。
李哲人代表还揭露林希翎住在谭惕吾家里的时候，黄绍竑曾到那里同她谈了四个小时，林希翎回到学校继续煽动学生反对社会主义。
在军队代表小组，今天有十位战斗英雄发言。
他们认为，今后他们仍然要握紧枪杆警惕地保卫祖国建设和人民的利益。
战斗英雄黄丑和、王有根、宋忠福、江雪山都谈到，过去南征北战，牺牲流血，就是为了争取建设社会主义。
在战斗中，许多战友牺牲了，他们踏着烈士们的血迹前进，取得了胜利。
代表们说，现在右派分子想来破坏胜利果实，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有的代表小组继续对章伯钧、黄绍竑、储安平等右派分子提出了批评。
章伯钧今天仍然没有出席小组会。
党的民族政策成绩是巨大的
少数民族代表反击右派的离间活动
甘肃、西藏、昌都、湖南、广西等小组，今天都有少数民族代表发言。
这些代表对于周总理的报告，一致表示热诚拥护；
许多代表认为党的民族政策成绩是巨大的。
甘肃省副省长、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黄正清（藏族），在发言中举出甘南藏族人民解放前后的生活情况得出结论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民族团结”。
他说，解放以前，甘南的甘家和青海的甲吾两个接邻的藏族部落，为了争夺草山，一到夏天就打仗。
当时的国民党官员明里说来调停，实际上却在利用机会刮钱，结果仗还是继续打下去，一直打了三十五年，为此死了很多人，损失了牲畜一万多头。
直到1951年，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帮助下，两个部落的人民才解开了冤仇，团结起来了。
他说，要是没有共产党领导，这是很难办到的事。
在西藏、昌都代表小组会上，平错汪阶说，人民政府在短短几年内，摧毁了存在几千年的封建经济，建立了集体所有的经济制度，这是巨大的成就。
去年的大灾荒能够顺利渡过，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的明证。
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县长吴通行在小组会上介绍了这个县甘溪乡的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经济情况。
按照这个介绍，甘溪乡从1950年底解放以来农副业经济已有了很大发展。
其中，三社的稻谷生产1956年比解放前分别增长了29％——35％，畜牧业分别增长了24％——26％，家禽分别增长了39％——61％。
随着生产的发展，三个社的社员在1956年平均每人每年的收入比解放前分别提高了22％——30％，相反，农民的经济负担却大大减少了。
如以1956年同1950年比，现贫农的经济负担减少了224％，老下中农的经济负担减少了157.8％，富农的经济负担减少了42.8％。
吴通行说，这些情况证明周总理报告是实事求是的，那些右派分子制造所谓“人民生活没有改善”、“农民负担太重了”等等谎话，目的无非是想借此离间党和人民的关系，但是他们的企图是永远达不到的。
广西省大苗山苗族自治县县长杨文贵说，大苗山解放前人民生活极为穷困，每年都要饿死不少人，而解放以后由于人民政府从财力、物力上帮助山区人民发展生产，已使人民不再受到饥饿的威胁，同时，这个过去没有文化的偏僻的山区不但已经有了许多初中毕业生，同时还出现了高中学生，这在大苗山历史上是空前的。
他在谈了这些情况后向黄绍竑发问道：
解放以后到底缺点是主要的还是成绩是主要的？
许多代表谈自己视察见闻：
这样伟大的事业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
在四川、江苏、陕西、河北等代表小组会上，许多代表还以他们视察所见和自己部门的工作情况，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抹煞党和政府的工作成就的各种谬论。
视察过鲁迅先生故乡绍兴的作家艾芜说，由于制酒等原因，绍兴从来就是缺粮的地方，平均每年总有三、四个月的粮食要由外地支援。
但是，现在绍兴已变为余粮县，前年每亩平均收粮六百多斤，去年又增加到七百多斤。
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李赋都谈到了我国根治黄河的伟大规划。
他以他亲身的经验指出，这样伟大的事业，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在旧中国是根本没有办法的。
河北省代表、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说，共产党领导农民实行了土地改革，她分到了五间瓦房、十多亩地，有吃有穿。
去年闹了灾，农民没吃的，但有了合作社，又得到了政府的救济，大米、衣服什么都有。
她问道：
要是没有共产党怎么能有这样的美好生活呢？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罗琼、曹冠群，全总女工部儿童处处长李凤莲，在江苏、陕西两个代表小组会上，分别介绍妇女参加建设的情况，来驳斥右派分子。
她们说，现在全国机关企业中的女职工人数已达三百万人，相当于建国初期的七倍。
全国有四百名妇女当了拖拉机手。
1956年区乡级的人民代表中，有22％是妇女，不少妇女担任了国家的高级领导工作和县长、乡长等职务。
在农村方面，由于农业合作化解放了妇女劳动力，现在参加农业社的妇女全国已达一亿一千多万人。
全国有70％以上的合作社中有了女社长，有60％的乡有了女乡长。
她们指出，妇女社会地位的这种巨大变化是和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
勤俭建国必须形成社会风气应该注意好好教育青年一代
代表们在讨论中，还继续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安徽、山西、青海、上海等代表小组在讨论中，有些代表建议政府要进一步教育人民警惕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安徽省代表、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张会亭在发言中，以他自己今年被反革命分子毒害和反革命分子烧毁合作社粮食七千斤的事实，说明加强警惕性教育的必要性。
青海省副省长札喜旺徐在发言中指出，青海省各族人民几年来是亲密团结的，但是反革命分子还在破坏这种团结，因此必须经常教育人民提高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
在湖北省代表小组，今天许多代表发言还强调了勤俭建国的重要性。
武汉市工业劳动模范彭仰钦说，听了总理的报告，越发感到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当家不容易。
武汉市电业，解放以来每年利润只能满足本企业扩建所需的30％；
电业职工二千八百人，每年工资除外，生活福利支出三百几十万元，就占所创造财富的10％以上。
总理说，全国每年增产的消费资料，平均每人只合四元，生产力就只有那么高，资金积累不容易。
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空喊，更不能像右派分子站在高山顶上说风凉话，而是要努力勤俭建国。
“把一切献给党”一书的作者吴运铎说，勤俭建国必须要形成社会风气，要从各方面加强教育。
他说，现在有许多青年工人不知道革命和建设的艰苦，只知道讲排场，比阔气。
他说他到过一个刚建好厂房的工厂，看见两个吃完西瓜的青年工人在比赛，说谁能拿西瓜皮打破玻璃窗。
有的女工皮鞋买了十多双，每双都派了用场。
这种风气很不好。
作家曹禺说，我们应该好好教育青年一代。
今天青年的生活和解放前比真是天上地下，但是他们没有吃过苦，不懂得今天的光明日子是那里来的。
他说，有的青年竟然直截了当地找他问：
怎样可以成名？
这种青年，是不是可以算是“革命后的少爷”！
有了这种思想，一不如意就会感觉不满，正好，右派言论就有了市场。
武汉市工业劳动模范朱早弟说，对这样的青年，最好是让他们多了解旧社会的痛苦生活。
中央气象局局长涂长望说，目前各方面的铺张浪费现象，也给青年很不好的影响，应该严厉批评和纠正这种铺张浪费现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开会
通过工作报告并决定向人民代表征求对刑法草案的意见
新华社28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今天下午举行第77次会议。
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会议在听了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武新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的说明后，进行了讨论，并且决定将刑法草案发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征求意见。

再论立场问题
分清哪边是左，哪边是右这件事，在当前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风浪中，曾经一度成为严重的问题。
事物在时间和空间里面运动着。
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从已经成熟的条件出发，积极推动事物前进的，就是左；
违反事物的发展规律，拖着事物不让前进或者向后倒退的，就是右。
因此，在目前的中国，凡是积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积极加强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和世界和平力量的团结的言论行动，就是左；
积极反对这些的言论行动，就是右。
这些道理看来是人人能够了解、不至于发生争论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明明是左的言论行动，有时也会被某些人说成右；
明明是右的言论行动，有时也会被某些人说成左。
拿眼前的事实说吧。
在不久以前一个时期的报纸上，曾经发表过一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言论。
这些言论引起了广大群众首先是工人群众的极大的愤慨。
北京市印刷工人朱宝琛，在6月02日看到报上刊登的储安平的发言之后，虽然当天他在夜班工作到第2天上午两点钟，却愤激得不能睡觉，连夜给本报写了一封一千七百多字的信，一直到早上九点写好投邮才休息。
北京广播器材厂职工看了报纸上登载了许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而没有登载驳斥的文章，公推了林路滋、李尚武两人作代表，在6月04日上午到本报责问编辑部，是不是报纸变质了，不是人民的报纸了？
随后，他们又开了一百六十九人的座谈会，联名写信给本报抗议储安平、葛佩琦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并且再三催促本报早日发表。
北京国棉二厂老工人秦淑英，在该厂工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的时候，追述到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全家生活的痛苦和她本人当时所受的打骂侮辱，同今天的日子完全不能比较，想不到还有人说现在不如过去，竟气得昏了过去。
像这样的事例很多很多。
参加读报组的农民听到报纸上发表的反动言论，也纷纷来信提出抗议。
随后，青年学生和其他阶层的人民也踊跃地参加了这个斗争的行列。
广大群众对于右派分子的态度是坚决的，立场是明确的。
他们看了本报在本月08日以来的一系列反击右派分子的社论，觉得久旱逢甘雨一般地高兴，因为这些社论支持了革命的正气，打击了反社会主义的邪气。
但是有一部分人的论调却完全不同。
他们看到报纸上的读者来信、工人座谈和反击右派分子的社论，马上大惊小怪起来，说什么报纸的态度变了呀，恐吓信值不得小题大作呀，恐吓信和读者来信还不知是真是假呀，葛佩琦只是态度偏激、储安平无非想出语惊人呀，就是反社会主义也不该一棍子打死呀，如此等等。
在这类论调中，顾执中先生的两句话特别有意思：
“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有些右。”
这两句话所以特别有意思，因为其中所说的“群众”，所说的“左”和“右”，意义都同一般人的了解截然相反。
在这里，真可以说是没有共同的语言了。
在顾执中之流看来，什么是“群众”呢？
那就是一小撮反群众的右派分子，还有就是一时分不清是非而跟了右派分子走的少数人；
至于起来批评右派分子的人民群众，那是被取消了称为“群众”的资格的。
至于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呢？
在顾执中之流看来，储安平、葛佩琦等人的言论就是“左”，而批驳这些言论，就是“右”，或者叫做“气量不大”。
顾执中接着说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注脚：
有些人“虽然知道大‘鸣’大‘放’不应越出拥护共产党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轨道，但在讲话时，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轨道的地方。”
越出了社会主义轨道又是意味着走上了什么主义的轨道呢？
他可没有说。
大概总不是越过了当前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而跑到遥远将来的共产主义阶段去了吧。
那么，顾执中所说的“控制不住”的“感情”，难道不是指着反社会主义的感情么？
然而他说这就是“左”！
的确，已经被揭发出来的那些右派分子，有许多人是很谦虚地给自己戴上了一顶“左”的帽子的。
章伯钧不是借着据说是别人的话，来称赞他自己是“共产党的尾巴，百依百顺”，而且一向以“左派”自居么？
罗隆基不是口口声声说他是爱护党，他主张共产党不要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只是为了“不愿意使党的威信有丝毫的损失”么？
章乃器不是处处使用着社会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使用着拥护中共中央的词句，以显示他的“左”么？
龙云不是宣称他的反苏谬论是“爱国”的么？
热心于为反革命分子喊冤的黄绍竑，不是说他自己是对共产党“耿耿忠心”的么？
至于顾执中本人，虽然要求资产阶级式的新闻自由，对于人民政府没有支持他办一个私营通讯社来同新华社竞争这件事表示不满，按照他所提出的标准，当然更是“左了”的“群众”的一分子了。
中国人民的确是需要左的，而且他们的确是在继续向左的方向走，但是他们的确不需要顾执中们所说的那种左，即离开社会主义的轨道而向后倒退的所谓左，而是需要沿着社会主义轨道继续前进的那种左，需要不让右派分子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那种左。
可是这种左却被顾执中们说成是右。
说到这里，我们真要谢天谢地，庆幸人民政府没有支持顾执中办起他的那样一个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指右为左、指左为右的通讯社来。
大家看吧！
在右派分子同我们之间，左右的方向竟可以这样完全不同。
这种情况似乎玄妙，但是仔细想一想，也还是可以理解的。
第1，这是真话。
原来我们和右派分子是站在完全不同的方向和立场上看问题的。
我们是身子朝前走、眼睛朝前看的，所以我们把前进叫做左，把后退叫做右。
可是右派分子却是一种很特别的人，他们好比传说中的申公豹，眼睛、鼻子、嘴都是朝后长的，所以他们把前进叫做“右”，把后退叫做“左”。
我们和右派分子是在向着根本相反的两个方向运动着，正是所谓“背道而驰”。
第2，这又是假话。
原来右派分子需要给自己涂上一层“左”的保护色。
不这样，在现今中国的条件下，他们就会根本站不住脚。
右派分子知道，光靠他们自己是不能把中国的历史车轮倒转回去的。
他们必须把自己混在那些从善意出发向党提出批评意见的群众中间以便夺取群众。
为着迷惑中间状态的人们，他们首先把自己的脸搽红，扮得好像是“革命的”包龙图；
然后，他们就把共产党人和非党进步分子的脸涂黑，说他们是“右派”、“保守派”，是“坐轿子”的人和“抬轿子”的人，是“特权阶级”和“无耻之徒”，等等。
可见，右派分子由于他们自己的反动立场和当前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的情况，必然要采取两面派的手法，必然要把清水搅浑，才好在浑水里摸鱼。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政治斗争的风浪中辨别方向，对那些缺乏必要的政治经验的人们说来，特别是对那些灵魂深处还有一个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王国的人们说来，就成为严重的问题了。
事实上，有许多自视甚高、看不起工人农民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就受了右派分子的迷惑，充当了他们的俘虏。
就在现在，也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在反对右派的斗争中躲躲闪闪，动动摇摇。
这是一番值得十分重视的大教训。
这番教训的意义是什么呢？
这番教训的意义就是，为了正确地辨别方向，必须有正确的立场。
工人农民的文化虽然还不高，但是他们对于大是大非是很容易看清楚的。
而许多知识分子以及一些青年学生，由于缺乏经验，由于背着有知识有文化的包袱，由于没有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在这次的风浪中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这就证明，这一部分人的立场问题还没有解决。
章伯钧、罗隆基之流惯用甜言蜜语迷惑知识分子，说他们用不着改造自己了，已经改造得很好了，说现在的问题只在于共产党是否礼贤下士，三顾茅庐了。
这种腔调同章乃器对工商业者说话的腔调一模一样：
貌似爱之，其实害之。
知识分子在人民的事业中无疑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只有当他们同广大的工人农民相结合的时候才能充分发挥。
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知识分子必须向工人农民学习。
在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的问题。
如果硬要说礼贤下士，那么知识分子首先要向工人农民礼贤下士；
如果硬要说三顾茅庐，那么，在最根本的方面，工人农民更加是诸葛亮。
因此，这一类说法只是放在知识分子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只是阻碍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相互团结的墙和沟。
人民群众对于右派分子进行了并且还在继续进行着大量的批判和揭露。
这些批判和揭露，对于暂时迷失方向的人们，正好像投给发烧的病人的一副清凉剂。
不是么？
在看了这些批判和揭露之后，有些人不免要经历一阵惘然若失的感觉；
但是在这之后，他们却会逐渐清醒过来。
究竟哪边是左，哪边是右，对于一切在大风浪里曾经搞糊涂过的善良的人们说来，现在不但是必须分清，而且有可能分清了。
这对于我们民族的光明前途，实在是一件了不得的好事。

战胜干旱和春寒　及时收割和入仓
冬小麦比去年增产约七亿斤
新华社28日讯
今年全国三亿七千多万亩冬小麦，绝大部分已经收割完毕，转入打场、入仓，小部分再有半个月左右，也可以收割完毕。
总产量预计比1956年增加约七亿斤。
根据各产麦省份的预计，安徽省比遭灾严重的1956年增产十六亿多斤，接近1955年丰收的水平；
江苏、湖北、四川、贵州等省也是增产的。
而河南、山东、河北、陕西、山西等省或因种植面积缩小，或因单位面积产量下降，产量都比1956年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今年全国冬小麦比去年扩大五百八十多万亩。
从自然条件方面来看，主要产麦区去年秋、冬干旱，今年又遇春寒，冬小麦的成熟期一般推迟了十天到半个月，产量受到一定的影响。
许多地方对冬小麦的田间管理工作，在初期比较放松，不如去年，后期有所改进。
特别是在收获期间，各地农业社大多接受了去年的教训，准备工作比去年好。
各地还组织了大批干部和当地驻军下乡，帮助农业社收割。
因此，今年的麦收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和细致，收割中的损失也比较轻。
据新华社郑州28日电
河南省引黄灌溉区的小麦，今年又逢丰收。
这是灌溉区开辟以来的第5个丰收年了。
河南省引黄灌溉区是黄河故道和泛滥区，包括原阳、延津、武陟、获嘉、新乡、汲县六个县。
过去，这里小麦每亩产量一直是七、八十斤。
从1952年引黄灌溉渠道修成，再加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产量便逐渐提高。
去年小麦每亩产量达到空前的高峰，比过去七、八十斤提高了一倍多。
今年虽然遇到干旱，但是灌溉适时，六十四万亩小麦平均每亩产一百五十九斤，仍然达到去年的水平。
据新华社太原28日电
山西晋南平原收打小麦的季节里，从麦垛累累的打麦场上，不断地传出高额丰产的喜讯。
去年荣获全国小麦丰产模范社称号的临汾县红星农业社，今年小麦又获得全面丰收。
据26日传到太原市的消息说，全社三千九百多亩小麦每亩平均收到三百三十二斤，比去年增产四十二斤。
其中一百零五亩水地，每亩产一千零三十斤，创造全省大面积丰产新纪录。
据目前了解，临猗县嵋涑农业社是全省小麦产量最高的单位。
三亩四分水浇地，平均每亩收到一千三百多斤。
创造旱地小麦高产纪录的是永济县风陵渡“五一”农业社，有一亩高额丰产旱地小麦，产到了一千零一十六斤。

欧亚国家报纸刊载毛主席的讲演
真理报全文刊载周总理的报告
新华社28日讯
欧洲和亚洲国家的报纸继续登载毛泽东主席在中国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作的讲演：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在欧洲，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新德意志报”在6月22日以整整四版的篇幅刊载了这篇讲演的全文。
“德意志广播电台”在24日晚间就这篇讲演发表了评论。
此外，西德最大的一家日报“世界报”在25日也发表了这篇讲演的详细摘要。
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和“人民意志报”20日分别刊载了这篇讲演的全文和摘要。
“人民自由报”还在22日就这个讲演发表了社论。
“人民意志报”还刊登了毛主席的像片。
阿尔巴尼亚的“人民之声报”和“团结报”25日都摘要刊载了毛主席的讲演。
奥地利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19日摘要刊载了这篇讲演。
比利时共产党的“红旗报”在20日发表了这个讲演的摘要。
在亚洲，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新闻”和“民主朝鲜报”在23日刊载了讲演的全文。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报”在28日发表了毛主席的讲演全文，并且就这篇讲演发表了社论，题目是“中国共产党指导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发展”。
蒙古“真理报”在27日和28日连续刊载了这篇讲演的全文。
在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安塔拉通讯社、“万隆新闻”和泗水的“爪哇邮报”也先后发表了这篇讲演的摘要。
新华社28日讯
苏联和一些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报纸对于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的消息普遍给予很大的重视。
苏联的“真理报”今天以两版半的篇幅刊载了周总理的报告全文，标题是：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决定性的胜利”。
前一天，莫斯科各大报纸都已经报道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开幕消息并且登载了周总理的报告摘要。
捷克斯洛伐克的“红色权利报”和其他中央报纸摘要刊载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新德意志报”、“柏林日报”、“论坛报”和其他一些报纸都以显著地位刊载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消息和周总理报告的摘要。
罗马尼亚首都的报纸都在第4版的显著地位刊载了周总理报告的摘要。
索非亚的“工人事业报”、“祖国阵线报”、“农业旗帜报”等都在第4版上以显著地位刊载了会议开幕消息和周总理报告的摘要。

韦洛坡议长到达北京
刘少奇委员长接见并设宴欢迎
新华社28日讯
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第2副主席、前总理韦洛坡和夫人等一行十人，今天下午乘飞机从广州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林伯渠和委员，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和其他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副会长胡愈之和其他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北京市副市长和各界人士。
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维约普拉诺托和夫人也到机场欢迎。
客人们下机后，接受了献花，并且同欢迎者一一握手见面。
随同韦洛坡议长一起来中国访问的，还有：
普拉沃托·曼库沙斯米托：
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第1副议长、马斯友美党第2副主席、前副总理；
普拉沃托·曼库沙斯米托夫人；
乌塞·拉拿韦查牙：
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秘书长；
西摩朗基尔：
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员；
菲曼沙：
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员；
阿玛特·阿斯德拉韦那打：
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员、印度尼西亚人民代表大会中央常务委员；
穆拿哇尔·查依拉尼：
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员；
多希尔·阿布巴卡尔：
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员。
新华社28日讯
刘少奇委员长和夫人今天晚上接见了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和夫人以及同他一齐来中国访问的全体人员。
接见时，在座的有林伯渠副委员长和许广平、张苏、陈其瑗、曾涌泉、余心清、刘贯一、武新宇。
接见时，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维约普拉诺托和夫人，参赞苏万托和夫人、安瓦·萨尼和夫人也在座。
新华社28日讯
刘少奇委员长和夫人今天晚上设宴欢迎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和夫人。
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第1副议长普·曼库沙斯米托以及同韦洛坡一起来中国访问的其他人员，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维约普拉诺托和夫人和大使馆两位参赞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在宴会上，刘少奇委员长讲话说，中国人民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制宪工作十分关注。
韦洛坡先生在制宪工作上已经做了不少的努力，曾经到过许多国家考察，现在又来我国考察，我们非常欢迎。
我们相信，韦洛坡先生领导的制宪议会，将会取得光辉的成就。
刘少奇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是两千多年的老朋友。
近代以来的共同经历和解放以后的共同愿望，又把我们的传统友谊推进了很大一步。
我们相信，韦洛坡议长的访问和考察，将会更多地了解我们国家的情况，并且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作出有益的贡献。
他还希望贵宾们在中国访问和参观时，提出批评和指教。
韦洛坡议长接着讲话，他对这次能有机会来深入了解中国的情况，并且同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交换意见而感到高兴。
韦洛坡在谈到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友谊时说，“我们要继续驱逐统治了我们国家几个世纪的外国势力，并且把目光转向为自己人民谋求幸福。”
他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上的公平和逐渐消灭人对人的剥削。
现在我们都正处在过渡时期。
出席宴会的，有林伯渠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和各界著名人士。
（附图片）
刘少奇委员长与韦洛坡议长在宴会上。
新华社记者　郑震孙摄

乌云消散，太阳更加万丈光芒
郭沫若谈反右派斗争
光明日报记者何炳然报道　27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就坚决回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等问题，对记者发表了重要的谈话。
必须坚决回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郭沫若首先强调指出：
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国家的建设任务非常繁重。
而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是我们国家的火车头。
因此，它所担负的责任就特别重大。
建国七年多以来，我们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为了今后能够更好、更快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久以前，中国共产党又抱着十分负责的态度，要对党内可能有的不良作风——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作风，进行整肃，同时，也诚恳地鼓励党外人士提出批评，帮助整风，有墙拆墙，有沟填沟。
这完全是一种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态度。
要不是共产党，谁还能做到这样呢？
但是，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偷天换日，竟假借帮助党整风的名义，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猖狂的进攻。
在右派分子看来，这好像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根据右派分子的估计，共产党是不得人心的，这个“党天下”是不会长久的。
因此，他们开始蠢动了。
他们得意忘形地以为这样就可以打出他们的天下了。
右派分子是带着黑眼镜来看事物的，一切事物，在他们看来，都是一片墨黑。
他把祖国几年来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一笔抹煞。
他们把个别现象扩大成为一般，借着个别党员的一些缺点，扩大成为整个党的缺点，把党涂成漆黑一团。
有些糊涂的知识分子也在跟着嚷，说什么“现在不如国民党时代”呀，“知识分子遭了浩劫”呀，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右派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让资本主义复辟。
只要稍具爱国心的公民，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种猖狂的进攻，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是不能任其发展下去的。
事实也正是这样，首先是工农群众，其次是广大知识分子，他们已经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了坚决的回击。
形势很明显，右派分子是在挖掘自己的墓坑。
诚然，在一个短时期内，右派分子的种种谬论，曾经哄骗了一些人，引起了一些紊乱。
但是，它只像一团团乌云，把太阳遮了一下。
19日毛泽东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布了，26日周恩来总理更根据毛主席的报告所提出的方针在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人们得到了辨别是非的明确的标准，也清楚地看到了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是多么地光辉和伟大！
可以肯定地说，今天已经是“拨开云雾见青天”了。
乌云消散，太阳更加光芒万丈。
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会更加坚定；
半信半疑的人有了明确的认识。
这两个报告是治病的良药，治好了很多人的怀疑病、动摇病和糊涂病。
当然，病入膏肓的右派分子，情况可能不同一些。
但是，只要不甘自绝于人民，希望还是有的。
周总理在报告中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吗？
“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憣然悔悟，接受改造。
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
是不是“言者有罪”了呢？
可能还有人这样问：
不是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
怎么言者又有罪了呢？
谈到这里，郭沫若加重语气地说：
实际上，答复这个问题很简单：
“无罪者的言者无罪；
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
一个人的话，如果动摇了国家的根本，还是无罪，那样还有什么国家法纪可言呢？
在我看来，今天“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句话，仍然一点也没有打折扣。
善意的批评，就是说得苛刻一点，也是要被接受的。
这好比香花，每每有刺，比如蔷薇，我们决不会因为它有刺就要把它拔除。
但如果是株毒草，它有冒头生长的自由，我们也有拔除的自由和责任。
田地是要种粮食的，不要说毒草，就是杂草也应该拔除。
反击右派，是不就是“收”？
不是！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长期的政策。
反击右派是大争。
只有把右派分子茁发出来的毒草铲除干净，才能更好地更健康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杂草除尽，花会开得更好。
杂响除尽，鸣会争得更好。
再从政治上来说，也只有把右派分子散放出来的别有用心的毒草铲除干净，各民主党派才能真正在共产党领导下，长期共存，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
郭沫若继续说：
目前，有两件事是必须区分清楚的。
一件是对右派分子的斗争。
这是一场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斗争。
是必须进行的。
现在，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虽已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
蒋介石集团还盘踞在台湾，美帝国主义还封锁着我们的国门，国内反革命分子也还有。
只要有机会，他们还是要蠢动的。
即如目前右派分子的大头目们，他们都是居于国家领导者的地位的，但是，一有机会，不也就要散播毒素，要让资本主义复辟吗？
所以，阶级斗争并没有完结，即使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阶级斗争也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是要保卫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是要保证在共产党领导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另一件是整顿不好的作风。
关于整风，不但共产党要做，目前许多民主党派也在开始做，这是很好的现象。
整风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好方法。
把作风调整好，把毛病祛除，就可以改进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中国共产党处于国家领导的地位，责任特别重大，所以要认真地整风。
各民主党派，以至于全国各个个人，也都负有建国的责任，也应该向共产党看齐，整自己的风，继续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
知识分子必须继续进行思想改造
有人说，一听见思想改造，就想起“清河劳改”。
这种怕改造抗拒改造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宇宙间任何东西时时刻刻都在改造，特别是有机体是不断地在新陈代谢的。
谁能拒绝改造？
劳改有什么不好呢？
它使许多坏分子变成了新人，何况是跟“清河劳改”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自觉的思想改造。
在我的想法，一个人倒应天天进行自愿自觉的劳改，适当进行体力劳动，对于知识分子不仅可以使身体健康，而且可以使思想健康。
在知识分子中，包含我自己在内很多都是从旧社会来的，脑子里还有很多旧思想，认真说，必须“脱胎换骨”。
能够做到，那是多么好啊！
我想，多数知识分子是欢迎这样做的。
但是，也有那么一部分人，他们自命不凡，以超级老爷自居，不乐意进行改造，藐视一切，骂倒一切。
实际上，那种人不外是井底蛙，他所知道的东西，有限得很。
那种人如果永远坚持超级老爷的态度，是很危险的。
他很容易堕落到反动派的泥坑里去。
因此，我们倒要奉劝那些人把架子放低一些，赶快启发自觉，进行思想改造。
在原则上，思想改造应该是和风细雨式的。
但是，万一别人的批评，风不那么和，雨不那么细，在被批评的人，也应该忍受。
事实上，风再和，也要吹动头发；
雨再细，也要打湿衣裳。
一个人如果真正下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使大风大雨，只要能把身上的污泥洗得干净，不是更痛快的吗？
“浪子回心一片宝”
最后，郭沫若说：
在这里，我还想提一提个别学校里少数青年学生受了蒙蔽的问题。
年青人，富于感情，阅历不深，易受蒙蔽。
因此，当右派分子进行别有用心的煽动的时候，有小部分人就动摇起来，甚至受了诱惑，跟着蠢动。
这当然是犯了错误。
但是，犯了错误，只要勇于纠正，又可以变成好事。
特别是年青人，一般地说，比较纯洁，受了毒，也不很深，容易医好。
俗话说：
“浪子回心一片宝”。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在目前，作为一个爱国的青年，只要能够辨明是非、站稳立场，坚决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走向社会主义，他们的前途是有无限的光明的！
（原载光明日报）

从原始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社会
黎族人民歌颂共产党
本报海口28日电
刚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参观回到此间的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林岳川（黎族），25日对此间的新海南报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他说，共产党是黎族人民的救星，谁要反对共产党，就要同他斗争到底。
他对记者说，历史是不能抹煞的。
历代的统治阶级对黎族人民的压迫，比对汉族尤为惨烈。
就我所知，自汉朝以来，反动统治者对黎族的“征剿”就有二十多次。
清朝的冯子才、国民党时的陈汉光，对黎族的残杀更甚。
多少年来，我们的兄弟裸露着身体度过了数不尽的冬天。
我们只能用自制的木犁耕种，吃不饱时便上山吃树根树皮。
过的是“原始社会生活”。
黎族人民为了争取自由，前仆后继地和统治者进行斗争。
我们的先辈倒下去了，后一辈的人再跟上来。
直到1943年找到了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斗争才获得了胜利。
1950年海南解放后，黎族人民第1次成了国家的主人。
党派了最好的医生、工程师、教师和干部来帮助我们建设。
国家投资开发海南，就我所知，用在自治州的钱比一般汉族地区还要多。
仅仅经过七年的时间，我们就从原始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社会。
结束了过去“刀耕火种”的生活。
我们在农业生产方面发展的速度，比一些汉族地区还快。
去年，全州农业总产量平均每人就分得原粮七百三十一斤。
并且出现有七个千斤社，四个千斤乡。
办得较好的农业社，一个劳动日就得到一元八角五分。
1953年，政府帮助我们建成了全岛最大的都总水利灌溉工程。
今年早稻，灌溉区里的各族农民又是第4次的获得丰收。
乐东县南流乡先锋社一百四十七位社员、由于连年增加收入，人人的子弟都上了学，其中有的人还进了中学。
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
1954年全州只有四所中学，现在已发展到十所，学生有三千多人。
有半数的农村文盲受到初步教育。
过去，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字，现在政府也派专家、教授来帮助我们创造了黎文。
每个县还建立了电影放映队、广播站。
从县到区到乡都有医院、卫生所、保健站和学校。
从前，我们根本没见过汽车，而现在交通是四通八达。
绝大部分的区架设了电话，能通话的乡也不少。
工业方面，几年来也先后建立了发电和制糖等十三个工厂。
过去，少数汉族商人以一两咸鱼一个槟榔骗取我们几十斤大米的现象，也由于国家掌握了市场和实行统购统销而根本灭迹。
现在，我们生产一担稻谷能换回二十多尺布，比1950年时还要增加十一尺多。
林岳川说，试问历史上有那个政府像共产党、人民政府为黎族人民作出这许多的好事。
为了歌颂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的黎族兄弟不知编了多少歌谣，其中有一首就是这样唱的：
“住在山腰羊云岗，深山盖过不见光，葵叶盖屋避冷风呵，饮食不同世上人呵；
白草藤心来做菜，薯芋做饭好凄凉，多日喝上一碗粥呵，从来少有油盐放呵；
白天砍柴没衣穿，晚上睡觉没被盖，出门没有大路走呵，上山下岭手牵藤呵。
幸得来了共产党，黎苗翻身得解放，人民政府领导好呵，衣食住行变了样呵。”
很多国外记者到我们自治州来访问，听到这些歌谣也受到感动。
现在，右派分子要反对党的领导，我们黎族人民是决不肯同它罢休的。
　（曾珊）

戈壁上出现了城镇　盆地里竖立起井
塔柴达木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
本报西宁28日电
正在柴达木盆地工作和曾在盆地里工作过的野外工作人员驳斥章伯钧等人的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言论。
1955年03月首次把汽车从西宁开到茫崖的司机郭万有说，进入盆地，谁不知道有着很大的困难，几百里长的戈壁，望不到尽头的泛浆地带，成群的野兽，弥天的风沙。
在这些困难面前，反动统治者也知道里面有丰富的矿产，却吓得不敢进去，马步芳派人在近处弄了一点硼砂就回来了。
只有共产党有这样大的气派，为了人民利益，不怕一切困难决定开发这个地方。
1955年第1批进入盆地的工作人员陈伯贤说：
右派分子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我倒要问问：
你们想叫谁领导？
我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事实告诉我，只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的建设才能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
就拿盆地来说：
1955年初，我们进来时从西宁到噶尔穆要九天，下半年缩短为五天，去年缩短为三天，现在两天就到了。
在这样一个人迹罕到的地方，不到三年时间，盆地工作人员增加到好几万人，发现储油构造的喜讯，发现矿产的捷报，不断传来。
好几个地方出现了新的城镇，许多地方竖起了井塔。
发生了这样惊人的大变化！
不是共产党，柴达木盆地连公路都修不通，进去多少人会冻死饿死多少人！
的确有些党员有毛病，但是那是个别的。
绝大多数党员都在辛辛苦苦地为人民工作着，表现了吃苦在前的精神。
盆地里很多党员青年干部，奔走在工地上，那里有困难他们就出现在那里，这在旧社会一些当“官”的人能干到吗？
去年曾在冷湖德令哈超额完成勘查任务的女子地质队的队员李圣芬说：
大家都知道柴达木盆地的工作条件是很艰苦的。
我们队上几个女同志，都离开学校不久来到这里。
每天都是早上七点钟出工，跑出几公里，翻山越沟，一直忙碌到夜间十点以后才回来。
在戈壁滩上，我们有时渴得嗓子痛话都不敢讲，疲倦得走不动喊着一二向前移，有时迷失方向在荒山野地乱转，大风把帐篷揭掉，大家蹲在地上休息。
但是我们从不叫苦，反而对自己的职业充满着自豪感。
这都归功于党的教育，它鼓舞着我们叫我们这样作。
离开党，这一切都是很难设想的。
右派分子反对党的领导，我坚决拥护党的领导。

新闻工作座谈会批判徐铸成浦熙修的错误言行
新华社28日讯
新闻工作座谈会今天继续进行，并要求徐铸成、浦熙修、陈铭德作深刻的检查和答复。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朱友石在会上质问文汇报和罗隆基等右派分子究竟是什么关系？
河北日报的言鲁质问在整风中文汇报到处点火的动机是什么？
要达到什么目的。
他们都对徐铸成、浦熙修一再辩解文汇报和罗隆基没有关系表示愤慨。
朱友石说，6月26日光明日报载叶笃义揭露罗隆基6月23日的谈话，罗隆基也承认，文汇报要复刊时，他曾叫徐铸成不要听文汇报内党组织的话，有事到北京来反映；
罗隆基还曾在他家里为文汇报大宴宾客。
06月26日光明日报还发表了黄琪翔的揭露：
06月09日，章伯钧曾说：
“这两天形势大变了，要‘收’了，浦熙修打电话问我：
是不是要通知文汇报。”
这很清楚地说明文汇报不仅听罗隆基的指示，而且还听章伯钧的指示。
朱友石还说，徐铸成说文汇报为了使报纸生动活泼，丰富多采，因而滋长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难道生动活泼，丰富多采和向社会主义进攻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中国人民大学的刘贯文请陈铭德答复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向人民进攻时新民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刘贯文说，5月15日新民报发表的林放（赵超构笔名）的随笔“没有圈圈”，说大鸣大放不应该有范围，而且反对划范围。
05月13日林放的随笔“先锋何在”，题中标明是记者的不平鸣。
文中说，现在记者采访新闻是“讨”（指讨饭）“碰”“摸”“拚”，意思是现在的新闻自由还不及过去的新闻自由。
05月28日林放随笔“土官僚”里，主张打乱党的整风步骤，要求把整风推向基层。
刘贯文说，如果说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时，光明日报、文汇报是在放火，新民报起码也是在为这些放火者煽风。
他问陈铭德在反右派斗争中为什么不谈新民报。
他要求新民报的负责人对这些进行检查并向人民作交代。
河北日报的言鲁在会上说，社会主义的报纸要指导工作，要批判右派分子储安平所谓报纸要“不断地揭露”和“分析矛盾解决矛盾不是报纸的任务”的谬论。
他也批评了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关于现在的报纸是布告牌、留声机，因而反对社会主义报纸指导工作的说法。
他说，河北日报发表了三户贫农坚持办社的事迹，大大推动了全省农业合作化；
在这以前，发表了耿长锁合作社的社章和许多办社经验，帮助农业社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问题，农民对这些报纸爱不释手。
能说一登指导工作的文章群众就不爱看吗？
言鲁说，社会主义的报纸应该加强对工作的指导而不是削弱对工作的指导。
社会主义报纸不指导工作就要大大脱离群众。
至于指导的方法应该讲究，报纸要办得活泼有风趣，那是另外的问题。
他还说，我们的报纸根据共产党历来的指示，就是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帮助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但右派分子以“不断揭露”、“到处放火”，动机却是想推翻社会主义。
新华社的李峰批驳了邹震等提出的“民主办社”和“办同人通讯社”的论调。
李峰说，邹震提出“民主办社”首先要“改组新华社的编委会”，干部要进行“技术排队”等等。
李峰说，国家通讯社是上层建筑之一，是政府对敌人专政和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工具，是党和政府教育人民的重要工具。
邹震的“民主办社”实际是要取消党的领导。
关于办“同人通讯社”问题，李峰说，这个主张讲得吞吞吐吐；
实际上，他们是要办不要共产党领导的通讯社，和党领导的通讯社唱对台戏。
我们唱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领导，他们想在另一个台上唱资本主义，脱离共产党领导。
李峰并说，邹震诬蔑新华社的新闻一团糟，是挑拨离间人民新闻工作战线，离间通讯社同报社和广播电台共同作好宣传工作的合作关系。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部长安岗在会上批判以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新闻学观点。
安岗说：
这种新闻学观点在客观上同右派分子的进攻起了某种程度的策应作用，模糊了人民报纸的战斗方向。
王中认为报纸同读者的关系是“五分钱”的关系，说什么报纸只有商品的基础才能发生作用。
还说什么报纸是“买后才有用”，说报纸要在买卖这一点上“适应社会需要”，并且说不注意报纸商品性的党报是“一片教条主义”、“寡妇脸”、“官报”。
正在这种观点上，王中就为上海新民报捧场。
安岗说，我们的党报是人民的代言人，和人民绝不是买卖关系，王中等的这种修正主义的观点，对人民新闻事业的危害性是很大的。
今天的会上还有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的张隆栋批判莫如俭的言论，人民航运报的张伯谈批评了赵琪的言论。
座谈会将在明天结束。

全靠党的领导、政府的帮助、党员和干部带领群众抢救、团员甚至舍身救人
海丰怎样战胜了洪水？
全靠党的领导、政府的帮助、党员和干部带领群众抢救、团员甚至舍身救人
新华社广州27日电
刚刚遭受过水灾的革命老根据地——广东省海丰县的老农民、老革命人员、烈属，最近纷纷集会驳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
许多农民都以最近跟洪水作斗争的事例来说明他们坚决拥护党的领导。
台东乡农业社社委苏泉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我们台东乡在5月间受到两次水灾，全乡十二个村有十个村被淹，是全县的重灾乡。
我们区、乡、社里的三十八个党员和干部都紧张地投入这次抢救工作。
县里也派干部来帮助和领导抢救。
结果使全乡四百六十七户人的生命都安全无事。
灾后，政府很快又发下救济款和贷款等一万多元进行救济和帮助恢复生产工作，其中光救济款项就相当于全乡一年农业税的40％。
可是在1943年的时候，这里受旱两个多月，农作物失收，全乡就有二百七十多人饿死和出外逃荒，有八户家散人亡。
那时反动政府不但没有救济，还来要粮要钱，地主们追租更凶。
现在这次水灾，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还不知怎样呢？
海丰县人民委员会农业科工作人员李道实说，今年05月海丰县的洪水打破了历史纪录，在十多天内暴雨达一千三百多公厘，全县有80％的乡受灾，有30％的农作物受到损失。
几千个党政干部投入抢救工作，共青团员陈兴还光荣地献了生命。
受灾后，政府还在财力和物力上积极支援群众生产度荒，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月，没有饿死一个人。
他又说，海丰的生产条件很不好，历史上一直闹水灾，土地贫瘠。
解放后，也不断有灾害，但生产却发展了，今年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就比1952年提高24％。
这都是共产党领导农民发展生产的结果。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想否认党的伟大工作成绩，叫他来海丰看看吧！
联河乡老农妇赖姆叙述国家干部、共青团员陈兴在洪水中舍身救她的经过时说，5月23日上午洪水浸到村里来时，村上的人差不多都走了，我因有事还没有离开。
陈兴知道后，和一个复员军人划着木排找上门来，劝我快走，我看见他冒着大雨来满身是水，又冻又饿。
后来听说他因为在乡里忙着搞受灾的救济工作，已经有几夜没有睡着过。
我坐着他的木排走了。
想不到我刚上岸，他就跌落河里淹死了，这样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人，为着救我这个六十一岁的老太婆却牺牲了。
这是共产党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好干部！
她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陈兴救了我，后来政府还给我家里发下救济款。
在国民党的时候，那会有这样好的事情呵！
现在竟还会有人骂共产党和干部不好，不知这些人是什么心肠？

“党天下”的原版
赵玉祥
06月0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先生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发言。
这个发言的中心意思是：
几年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形成了“党天下”的局面，共产党对他们的党员的使用似乎有不管坏的臭的只要是党员，就一律有官当，特别是当的还是主官。
这种“莫非王土”的思想和做法很使储安平先生及一些党外人士愤慨和不服。
——所以说：
“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
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
这个发言发表之后，有不少人认为是错误的，不现实的，也就是说这种言论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
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是正确的，是有道理的，也似乎是实际的。
我虽然是属于前者认识的人，但我现在不打算多说批评的话，因为这几天石景山钢铁厂工人，北京、天津等地的工人和社会上的人民都已经发表了不少的批评言论。
这些评论当然是正确的。
现在我只想把十年前（解放前）储安平先生在旧“观察”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政治专论其中一段的数言摘出来供大家进一步研究鉴别储先生关于“党天下”和“莫非王土”的发言是否正确？
是否现实？
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1947年（中华民国36年）3月08日，“观察”杂志第2卷第2期第6页。
专论题目为“中国的政局”第4节中道：……“坦而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
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
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但是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
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任何人情与友谊。
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起他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了下去。
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他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即减少他获得成功的速度。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前年英国工党竞选胜利以后，我替东方杂志写过一篇文章，结论说：
假如英国工党执政成功，则使世人明白，实行社会主义不一定要走莫斯科的路线。
英国工党一方面推行社会主义政策，但同时仍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
假如共产党能在政治生活方面，修正其政策，放宽其尺度，则将更能增加他们获得成功的希望。”
我们知道，储安平先生写这篇政论劝告共产党修改政策，放宽尺度，走英国工党的道路，是1947年03月，但是事过二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八百万国民党反动军队。
1949年10月0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八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直到今天。
我们回忆一下，如果共产党当时接受了储安平先生的劝告和建议的话，那末我国革命事业的“成功”与“速度”“同情范围”就将真是没有“希望”的了。
这岂不是显而易见，人人都懂得的道理吗？
今天——1957年，祖国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储安平先生仍在批评共产党搞“党天下”，但是究竟储先生心里还要说的话是什么？
还要向共产党劝告、建议些什么？
我们还不得知哩！
1957、6、10于杭州

娃儿还可以离开娘　各族人民离不开共产党
二十个民族人民来信斥责右派分子的阴谋
本报讯
右派分子的进攻，激怒了全国各族人民。
已来信斥责右派分子的有苗族、僮族、侗族、瑶族、彝族、朝鲜族、维吾尔族、高山族、纳西族、白族、乌兹别克族、佧佤族、蒙古族、藏族、回族、土家族、伊族、侬族、仫佬族和锡伯族等各族人民。
这些来信用许多生动的材料证明：
“娃儿还可以离开娘，而各族人民是离不开共产党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各族人民的解放”。
“右派分子企图动摇各族人民对共产党的信赖、动摇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阴谋是决不能实现。”
苗族田应昌、龙廷香在来信中说，苗族人民对自己的痛苦的历史是清楚的，历史上的统治者始终是摧残苗族人民的魔王。
老年人说，过去的统治者为了霸占苗族的土地和财产，就把苗族从北赶到南，从平原赶到山岭。
国民党统治者为了对苗族进行更多的掠夺，在苗族地区建立了保安队、便衣队、边防队、特务队等武装组织，对苗族人民任意烧、杀、奸淫。
安徽省淮南市回民小商小贩反右派座谈会的参加者周展来信说：
淮南市穆斯林教长、公私合营棉布商店第二门市部主任陈耀轩在这个会上说：
回族人民长期受着旧社会统治者摧残，记得民国二十四年，河南的统治者发动了一次回汉两族人民武装斗争。
这个斗争进行了一年多，弄得许多村子缺粮断水，在这个斗争中被打死和饿死的就有三百多人。
许多来信几乎都这样说：
旧社会统治者对于少数民族的欺压是说不完、也是难以想像的。
侬族罗开风来信中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在他十二岁时，统治者不喜欢侬族人民穿自己的服装，于是命令镇丁、保丁当街把侬族男女的服装剥下来烧毁。
在这种残酷的压迫下，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愈来愈落后。
特别使各族人民难过的是人口随着减少。
云南纳西族和国治来信说：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被打死和饿死、冻死的人愈来愈多，七八十家的寨子只剩下四五十家，小的寨子变为平地。
所有的来信都是这样说：
共产党来了，各族人民翻身了。
田应昌、龙廷香的来信中说：
过去苗族几乎没有固定的居住地区，现在不但有了，而且建立了自治县，过去苗族吃的是野菜、树皮、观音土，现在吃的是大米，过去住的是茅屋和山洞，现在大部住的是瓦房，过去穿的是破衣、草衣，现在穿的是新衣，过去盖的是草被，现在盖的是棉被。
过去吃的是六十斤米换的一斤盐，现在吃的是二角钱买的一斤盐，过去人们骂我们哑苗子、死苗子，现在共产党帮助我们创造了文字，举办了学校。
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的广西僮族青年黄建成来信说：
僮族人民好像越过了几个世纪。
现在不仅被承认为一个民族存在，而且有了自治权，和各族人民处于平等地位。
僮族地区的各项建设正在进行。
发电厂一个接着一个的建设起来，公路一条接着一条修筑起来，学校也增多，过去一个县只有一所中学，现在有四所到五所。
这是僮族人民梦想不到的事情。
朝鲜族黄熙英来信说：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小学教育已实行了普及教育，达到就学率的96％，中学生同1949年比较，增加了922％。
经济建设发展也很快。
他们来信中把生活作了对比之后，就斥责右派分子的阴谋。
四川彝族赵宇光来信说，看了章伯钧、储安平、葛佩琦等人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我实在不能不说话，这些政治上的野心家，是企图把各族人民重新引导到被奴役的地位。
但是觉悟了的各族人民是不会跟着政治野心家走的。
在好几封来信中，对右派分子提出了这样的质问：
发出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先生们，你们唱的倒很好听，可是并没有见你们为国为民做了多少好事呀！
当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铁蹄下呻吟的时候，当旧社会统治者对各族人民残酷压迫的时候，当各族人民被统治者鼓动互相残杀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出来显显自己的本事呢？
相反的，有人还帮着统治者说话。
然而，当共产党用头颅和鲜血换来了革命胜利的时候，当各族人民大团结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时候，你们出来了，你们又勇敢了，你们借着人民的外衣发出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想夺取共产党的领导权，想把各族人民引上资本主义道路。
告诉你们，这是办不到的。

李述中在福建日报发表文章
揭露章伯钧偷天换日的阴谋
本报福州28日电
26日的福建日报发表了农工民主党福建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述中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坚决和章伯钧划清界线”。
李述中在文章中揭露了章伯钧许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行，并承认他受到章伯钧的思想毒化，接受了章伯钧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主张。
李述中在文章中说：
章伯钧是有意识有企图的想把社会主义拉向后转，转到资本主义的王国，而他自己就是在王国的宝座中发号施令的政治野心家。
章伯钧经常恶意污辱歪曲马克思主义。
他说，马列主义没有什么，不外讲人事关系，就是父母、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相处的社会关系，关系搞好了，就是最好的马列主义。
因此，他断定许多马列主义巨著，最多是几个教条法则，倒不如中国古旧著作，早就把人事关系讲得扼要而清楚。
李述中写到这里说：
按照章伯钧的说法，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不要学习，只要读几本古圣贤书就够了。
中国社会可以不按照社会发展规律进行革命了，还原到封建社会可以，还原到资本主义社会更适宜。
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是教条，另外剩下是什么呢，不是修正主义就是第3条路线。
李述中在文章中说：
章伯钧在政治实践上的独搞一套，就是他憎恨马克思列宁主义，憎恨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
李述中还揭发了章伯钧想篡改国家现行制度和政协面貌的一套鬼把戏：
“章伯钧曾说过，政协的性质就是上议院，并且必须大大扩大，扩大到六、七千人。
章伯钧还向我们封官许愿，说你们大家将来都有机会做上议院议员。”
李述中认为：
“章伯钧的鬼把戏是有计划、有步骤的，首先把政协扩大为上议院，这次提出的“政治设计院”是他的第2步骤。
第1步走通后，章伯钧不是现成的上议院副主席吗，章伯钧这一套把戏非常恶毒，用旧话说是一种遮眼法，偷天换日法，得寸进尺法，目的是要篡窃党的领导权。
黄琪翔说他想作国务院总理，我要进一步说，他作了总理之后，难道就没有更大的野心吗？
李述中还谈到：
章伯钧曾命令农工民主党福建组织不择手段地发展成员，1955年章伯钧就大谈过要发展几倍至几倍，今年02月在北京又听到章伯钧大谈发展路线。
章伯钧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民主党派至少要发展一二百万人，民盟当然要发展更多。
青年团员超龄的都要吸收，章又说民盟是他创立起来的，农工民主党是他撑持起来的。
他大有沈钧儒百岁之后，民盟主席舍我其谁之概。
这样发展下去，他又是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主席，加上政治设计院，那不是平分秋色是什么？
李述中在文章中说：
章伯钧还有意的拿民主党派成员和共产党员来较量，他说：
民主党派成员不比共产党员差，至少我章伯钧不比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邢西萍差。
他还说：
农工民主党对共产党某些具体工作大大小小都有不同意见，所以要强调独立当家作主。
李述中最后承认，他受到章伯钧的默化，并接受了章伯钧的主张。
他表示要和章伯钧划清界限，愿意接受改造。
（附图片）
章伯钧：
“我为右派分子所利用。”
华君武

社会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应有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
北京大学教授　王力
06月08日，正在右派分子大放厥词的时候，人民日报开始登载了工人们痛斥右派分子的消息。
随后在6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工人说话了”。
有些知识分子看了不舒服。
有人说：
“这是把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对立起来，未免太过火了。”
有人说：
“工人们说来说去都不过是那几句话，不外是拿今天的生活和解放前的生活作个对比，思想简单，没有说服力。”
我不明白：
工人阶级为什么会和知识分子对立起来？
知识分子自己不能成为一个阶级；
或者是属于资产阶级，或者是属于工人阶级。
在今天的中国，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旧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新型的知识分子。
解放八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旧知识分子向新型的知识分子转化，有些人已经参加了共产党。
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参加了工会，在名义上他们属于工人阶级，工人应享受的福利他们享受到了，他们在海滨避暑住了工人招待所；
但是，某些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到今天还和工人们的思想感情发生矛盾。
他们看不起工人们，从思想感情上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工人；
或者自以为是脑力劳动者，要比体力劳动者高一等。
我们天天谈思想改造；
就在这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许多人的思想还没有转变过来。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立场问题。
看见“工人说话了”这个标题而感到不舒服的先生们，有必要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
我不明白：
拿今天的生活和解放前的生活作一个鲜明的对比，为什么没有说服力？
为什么要革命？
还不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还不是为了前面的美好生活，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要求？
今天人民生活改善了，还看见了美丽的远景，事实胜于雄辩，还有什么理论比这个说服力更强呢？
右派分子诬蔑我们的人民政权，正是从“人民生活没有改善”说起的，工人、农民们拿铁一般的事实来证明他们在撒谎，那还不够好吗？
从来最高深的政治理论也不过是要达到最简单的政治目的；
在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里政治目的能否达到，要看是否能满足工农大众的要求。
这一个政治目的，工人农民们是充分了解的，因此他们对人民政权是拥护的。
这就够了！
离开了这个政治目的，右派分子那怕是舌粲莲花，也煽动不了工农大众。
知识分子不与工农结合，将一事无成，何况要学螳臂当车，和工人农民们作对呢？
古人说：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我看有两种秀才：
第1种是和铁锤镰刀密切联系的秀才，这种秀才造反早已成功了，地主打垮了，剥削阶级基本上消灭了；
第2种是向往资产阶级政治和倾向虚无主义的秀才，这种秀才造反，休说三年，三十年也成不了事！
不管我们愿意或者不愿意，工人农民们的话是不能不听的。
有些知识分子以为工人们脑筋简单；
有些知识分子以为自己的大脑比工人们的大脑更大一些。
我想：
虽然没有人对知识分子的大脑进行过“科学研究”，但是比工人们的大脑更大一些是不会的。
至于知识分子的脑筋，是不是比工人们的脑筋更复杂一些呢？
肯定地说，是要复杂一些。
但是，我看脑筋的复杂情况也有两种：
一种是新型的知识分子的脑筋，充满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同时他们站稳了工人阶级的立场，这种脑筋是对社会主义有利的，我们正培养着（特别在工农子弟中培养）这一种知识分子。
另一种是旧知识分子的脑筋，撇开极端反动的右派分子的脑筋不说，像我们这些愿意改造思想的一般知识分子，也还有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盘据在脑子里，这些思想残余经常企图在脑子里复辟。
这种复杂情况就不免带着很大的危险性。
因此我们不但不能以脑筋复杂自豪，还应该以脑筋复杂来警惕自己。
社会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
有了这种思想感情，就可以大“鸣”大“放”，帮助党进行整风，而毫无顾虑。
有了这种思想感情，就能疾恶如仇，和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北京的时候，我知道了北京印刷一厂工人同志拒绝排印反动刊物的动人消息；
最近我来到了青岛，又听说当少数右派学生在街上贴反动大字报的时候，被工人们严词责问。
这种工人阶级的正义感，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工人们的思想感情最单纯，同时也最有价值。
我们要向工人同志学习，首先要改造思想，使我们能具有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

“第2次解放中国人民”的反动实质
——驳刘地生的谬论
06月22日人民日报登载的刘地生的文章说消灭“三害”的根本办法就是消灭产生三害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仅允许听从命令，而不尊重人权，不倡导独立思考”。
意思是说我们党的政策是“愚民政策”，即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刘地生的思想实质就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要推翻我们人民已得的胜利果实。
我们党的各项政策和工作都是通过群众路线进行的，而且在贯彻执行时总是苦口婆心地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反对强迫命令，让群众懂得政策的精神实质，自愿接受；
并开展了广泛的扫除文盲运动，使工人农民能看报写信，这是旧社会根本办不到的。
这能说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吗？
宪法里规定保护人权，我们也这样作了。
至于独立思考，党早就提倡，尤其是近半年来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提倡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的独立思考更是铁的证明。
刘地生完全否认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而一心一意要污蔑共产党的领导。
刘地生在其第4段文中说“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党。
但不等于说共产党就是国家。”
并说共产党不能代表六亿人民的利益等等。
“今后制定政策方针应首先从六亿人口的利益出发，不应该首先从党的利益出发”。
党从来没有说过党就等于国家，只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也是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正因为如此，它才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才成为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和组织者。
如果说共产党代表不了人民的利益，那末，它在过去进行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肃反”、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是为了什么呢？
是对谁有利呢？
这一些问题连小学生都可以回答的一清二楚。
也许刘地生在这里所指的“人民”是被我们打倒了或将要被打倒的一小撮反动阶级的集团和人物吧？
当然，像这样的人，共产党不仅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而且还要彻底消灭他们的利益。
这样做正是为了我国六亿人民的利益。
因此，共产党已在人民中扎了根，人民相信共产党像相信自己的良心一样，人民爱护共产党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人民和共产党的关系如胶似漆，是任何力量都攻不破，割不断的。
刘地生要想破坏这种关系，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公开提出“任何一个党派的委员会或支部，除开对那个党的机关或党员之外，没有权力对党外的政府机关或人员发布命令或指示”的阴谋实在是枉费心机。
更令人愤怒的是刘地生提倡青年单纯的业务观点，不要关心政治，不要关心国际国内大事，学校中取消政治课，取消中小学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
这才是真正的愚昧政策。
企图拉拢我们青年学生，想使青年离开马列主义的思想理论，使我们蔽塞在阴暗窒息不透阳光的世界里，从而接受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论，使青年学生成为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应声虫，以便在一定时机发动一次“匈牙利事件”，推翻共产党和人民民主专政，达到他们野心家的目的。
但是他们是幻想。
我们新中国的青年，在党的教育下，已经学习了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知识，还要继续学习。
我们深深体会到没有马列主义思想武器的指导，就会在政治上失掉灵魂。
这次整风就是很好的考验，一些平日不注意学习马列主义的同学，在右派分子发表了言论后就迷糊不清，不知谁是谁非。
我们也深切体会到离开共产党的领导，在政治上就没有出路。
刘地生及其它右派分子们：
及早回头，老老实实跟着共产党走。
这才是你们唯一的光明前途。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段淑贞

进一步加强人民警察的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条例，已经在26日公布。
这是人民警察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人民警察是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担负着依法惩治反革命分子，预防、制止其他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民主权益和国家利益的重大责任。
七年来，我国人民警察在完成上述任务方面，依照法律和宪法，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做了很有成效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
在目前，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人民警察工作的任务、方法、作风、管理制度等等，都必须进一步适应形势的需要。
因此，根据七年来的经验，根据目前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把人民警察的性质、任务等等制成条文，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既使人民警察明确了解自己的职责，也使人民群众明确了解人民警察的职责，这是十分必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条例”的颁布，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人民警察的总任务历来是打击敌人，保护人民。
在目前新的形势下，人民警察的具体任务是一些什么呢？
这一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条例”第5条各款关于人民警察的职责作了具体的规定。
把这些规定概括起来，就可以清楚地认识人民警察的主要职责，即对敌斗争，维护社会治安和为人民谋福利。
这些具体职责充分体现了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的本质，而这些职责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如果只是着重维护社会治安的行政管理工作和为人民谋取福利的工作，忽略了同反革命分子和其它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当然是错误的。
因为我国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成为过去，反革命分子和其它违法犯罪分子的破坏虽然大大地减少了，但是无论在社会上或机关内部，都还有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也还有其它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
大家知道，帝国主义者每年拨出了大量的款项，设置了庞大的特务机构，就是为了破坏我们。
所以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残余反革命分子存在，反革命破坏的危险就存在。
所以必须同它们的破坏作斗争，丝毫不能麻痹。
但是如果只注意了对敌斗争，忽略了维护社会治安和关心人民疾苦的群众工作，也同样是错误的。
因为没有良好的日常的治安管理工作，就不能有效的防止犯罪分子的破坏，也不能准确地打击敌人。
忽略这方面的工作，就会阻碍对敌斗争的进行，就会使人民和国家利益遭到危害。
至于关心群众疾苦，帮助群众解除危难，为人民群众谋福利，更是人民警察的性质所决定的。
尤其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情况下，人民警察不仅要深入开展同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和其它犯罪分子的斗争，而且应该比过去拿出更多的精力帮助人民群众做好切身的福利工作。
只有这样，人民警察才能密切联系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协助，更好地执行自己的全部职责，完成自己所担负的任务。
要加强人民警察建设，还应该在全体人员中进一步树立紧紧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严格遵守法制，依法办事的观念。
我们的人民警察，同国民党旧警察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国民党旧警察是为少数反动统治者的利益服务，压迫广大人民的。
而我们的人民警察正好相反，他们是镇压少数犯罪分子和现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保卫人民民主的制度，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
但是由于人民警察要同反革命分子和其它犯罪分子进行斗争，要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人民警察在执行任务中，就必须拥有一定的权限，必须采取某些强制手段。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条例”第6条关于人民警察的权限作了明确规定。
按照这些规定，人民警察一方面拥有完成任务的必要权限，另一方面又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审慎地运用这些权限；
不允许人民警察超越权限以至滥用职权。
因此，在人民警察的日常工作中和对人民警察的教育中严格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特别是强调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我国人民警察中绝大多数人员，在执行任务中是能够严格地遵守法律的，并具有依靠人民群众，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因而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但还有少数的人民警察，却有一种特权思想，有时采取简单生硬，以至粗暴的办法对待群众，个别民警，甚至发生严重的违法乱纪现象。
这种现象，虽然过去曾不断地进行纠正，但是今后仍须同这些现象作坚决的斗争。
人民警察条例颁布施行后，人民警察的责任更加重大了。
国家和人民对他们的要求也更加提高了。
各级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领导方面应该加强政治思想领导，不断地提高人民警察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
在同反革命分子和其它犯罪分子的斗争中，要经常注意克服各种右的和“左”的倾向。
在执行各种任务中，都要严格遵守法制，依法办事。
要时时刻刻警惕和纠正一切脱离群众的不良思想作风。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也必须运用法律所给予自己的权力，加强对人民警察监督，充分发挥他们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群众和国家利益的作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上海二十五个造纸厂
每天每厂增产一吨纸
据新华社上海28日电
上海二十五个造纸厂，今年上半年平均每一天每个厂增产一吨纸。
六个月中增产的纸将比国家计划多出四千五百吨以上。
这些厂今年全年的增产计划是六千吨。
今年上半年，上海造纸原料非常缺乏，许多厂纷纷派人到外地去寻找新的原料来源。
在这半年内，他们的足迹遍及了广西、山东等九个省的二十多个城市，采购了大批龙须草、芦苇和破布、废纸。
各种纸张的用浆，今年这几个月中在各厂职工注意改进操作、减少流失以后，普遍有了降低。

包产指标要略低于常年实际产量
本月22日新湖南报发表了题为“为什么包产指标要略低于常年实际产量？”
的社论，摘要如下：
农业社所以要实行包产，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超产可以得到奖励的办法，来鼓励社员更积极的搞好生产。
采取包产指标略低于常年实际产量的办法，社员超产有望，生产积极性就会高涨。
反之，包产指标超过常年实际产量，甚至超过很远，社员认为超产无希望，生产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初期，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还不巩固，他们往往认为：
农业社家大业大，增了产，分到我名下也不过是“耗子粮”，因而生产积极性不高。
采取包产指标略低于常年产量，超产部分大部分奖给生产队的办法，就可以把农业社的集体利益和社员的个人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有利于农业社增加生产，社员增加收入。
让包产指标适当低于常年实际产量，不仅可以更好的发挥社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也可以解决穷队与富队之间的矛盾。
有些农业社，有的队原来产量比较高，如果这些社里把包产指标定得高于常年实际产量，队里很难超产，势必造成全社拉平分配。
结果是富队里的社员吃了亏，不满意，造成了富队与穷队的对立。
使包产指标低于常年实际产量，在包产指标上给富队以适当照顾，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
肯定的说，包产指标略低于常年实际产量比高了好。
但是，也不能低得太多。
我们知道，农民在加入农业社以后，收入的大部分应该从社里分得。
如果包产指标比常年实际产量低得过多，社员们从队里得到的收入多于在社里得到的收入，这样队里就会滋长严重的“本位主义”，不顾全社的集体生产。
那末究竟以低多少为宜呢？
这一点很难肯定。
加上各社的情况又不同，不能硬套某一个数字。
从现在已经这样作的社来看，一般比常年实际产量低5％到10％，这个数字可作参考。

包产指标高不可攀　社员只有另作打算
浏阳县正在纠正农业社包产普遍过高的偏向
本报讯
中共湖南省浏阳县委正在纠正农业社“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中包产指标过高的偏向。
浏阳县的农业社今年都实行“三包”和超产奖励制度，但大部分社产量指标订得过高，有一部分社甚至高到超过常年产量60％。
社干部主观地认为包产指标订得越高，社员的生产劲头就越大。
事实恰恰相反，社员对于这样高不可攀的包产指标，都没有信心完成，更没有得到超产奖励的希望。
因此，有的社员就着重搞自己的自留地，有的找个人的副业门路，对社里生产不积极。
中共浏阳县委在插秧后曾一再要求各社把过高的包产指标降低到常年产量的水平，使每个社员有把握完成包产指标，并可以争取得到超产奖励。
到6月中旬，全县已有四百四十一个社，把包产指标作了适当的调整，并收到了显著效果。
莲新社把包产指标由每亩一千二百零二斤降低到七百六十斤（去年每亩实产七百八十二斤），成本、工分和超产奖励办法也作了相应的修改以后，社员十分满意。
各队社员都想方设法，努力增产。
第3队社员搜集了二千四百多担肥料，下到禾苗生长不好的五十六亩稻田里，争取丰收。
但是，现在浏阳县还有四百零三个社没有把过高的包产指标降低下来。
主要原因是社干部思想上还有各种顾虑。
有的人怕降低指标，生产形成自流；
有的人怕队里得到奖励多，会完不成粮食统购任务；
有的怕这样一搞，社员争着出工，做工的人多，分值降低，会影响自己的收入；
有的人怕麻烦。
现在，中共浏阳县委会已在重点社中摸索到解决这些思想障碍的具体办法，计划在早稻收割以前，把这四百多个社过高的包产指标降下来，使广大社员在培育晚稻和种植晚秋作物中充分地发挥生产积极性。
（湖南记者站）

半月农情
芒种（06月06日）——夏至（06月22日）
这个期间，各地农事活动的基本情况是：
在长江以南地区，除部分地区已经或正在收割早稻外，许多地区仍在继续加强早稻、棉花等作物的田间管理工作，并大力进行双季晚稻的栽插准备工作；
在长江以北地区，夏收已经或接近基本结束，不少地区现正进行打场、分配、夏种以及大秋作物的田间管理工作。
在进行上述工作的同时，各地还开展了夏季积肥、防汛等活动。
早稻将有好收成
在长江以南地区广阔的早稻田里，现在夏风吹起的已不是盈盈田水，而是无边的稻海丝波。
江西省的一千八百多万亩早稻，大部密茂封行，丰收在望；
浙江省的一千一百多万亩双季早稻飞快发育，成长情况十分良好，绝大部分正在发棵分蘖；
湖北、湖南两省的早稻，已开始抽穗扬花。
季节较早的地区，除广东省海南岛的万宁、乐会、琼东三县的早稻已收割完毕外，这个省的雷州半岛、潮汕平原、珠江三角洲和云南省的普洱、元江及福建省的海澄、龙溪等地，也已开始收割。
现在，早稻尚未成熟的地区，正在加紧进行耘田、施追肥、除虫、防倒伏等田间管理工作；
已经开始收割的地区，除注意精收细打外，还争取做到谷倒田翻身，及时栽上晚稻。
夏收即将结束
目前，各地夏收工作的进度是这样：
黄河、淮河地区主要产麦区的河南、山东、淮北、晋南和陕西关中一带的麦收工作，已经基本结束，现正全力转入打场脱粒工作；
甘肃天水专区嘉陵江流域的成县、西和、两当、徽县等地及渭河两岸的麦收工作，已进入紧张阶段；
河北省除中部、北部正在收割外，南部地区已在进行麦收扫尾。
再有十天左右的时间，除了西北地区的少数冬小麦外，各地冬小麦的收割工作将基本结束。
雨季已经来临，如何保证小麦安全入仓，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加强秋田管理
北方各省的广大农业生产合作社，现正积极进行春播作物的田间管理，努力争取秋季大丰收。
山东省的临沂、济宁、菏泽、聊城、泰安等专区，已经结束了高粱、玉米、棉花的间苗、定苗工作，并普遍转向夏锄。
黑龙江省的夏锄工作，已进入紧张阶段。
这个省的呼兰、青冈、克东、勃利、依兰、集贤等县铲过头遍的地已占到三分之二以上，进度较快的拜泉、安达等县，头遍铲趟已基本结束，并进入二遍铲趟。
河北、吉林、内蒙古等省、区，也已普遍展开夏锄工作。
在进行夏锄的同时，不少地区还注意了施追肥和灭虫等工作。
由于加强了春播作物的田间管理工作，再加最近气候转佳，部分地区成长不太好的棉花、高粱、玉米等幼苗，已开始由黄转青。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
有的地区只顾夏收、夏种，放松了秋田管理；
有的地区锄苗进度不平衡，锄的也很毛草；
有的地区忽视除虫和施追肥。
开展夏季积肥运动
当前，正是早稻、中稻、棉花、玉米等作物需要追肥，晚稻和夏种作物需要底肥的时候。
但据不少地区反映，肥料不足的问题较为严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地区展开了夏季积肥运动。
湖南省每天投入割青草、沤绿肥和积土肥等活动的农民，有一百多万人。
这个省的古丈、凤凰等县，在半个月内共积绿肥四百多万担。
有些县发动农业社割青草沤肥以后，缺肥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在夏季积肥运动中，有的地区适当提高了农家肥的收购价格，使社员们乐于交出家肥；
有的地区妥善地安排了劳动力，使社里有充足的力量投入积肥工作；
有的地区以生产队为单位，订好积肥计划，再按人畜定量分配到户，定时、定质、定量完成任务。
这样，就有力地推动了积肥运动，保证了积肥计划的胜利完成。
有一些地区的积肥工作，直到现在还未很好开展起来。
扑灭蝗虫
到本月中旬为止，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和天津等六个省、市的夏蝗发生和扩散面积，已达到一千一百二十多万亩。
但经过各地采用药剂和人工大力防治，中央又派出飞机进行重点防治，上述大部地区的夏蝗防治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在防治夏蝗工作中，由于阴雨连绵，影响药效，一般蝗蝻的死亡率仅达80％左右。
现在，残蝗大部已变成虫。
为了彻底消灭蝗虫，农业部已要求各地除必须迅速加强扫残工作外，还要注意残蝗产卵活动情况，划定秋蝗防治范围，及早作好准备，及时消灭秋蝗。
争取糖料作物丰收
今年，糖料作物的种植情况是：
甘蔗没有完成各地提出的种植四百一十七万五千亩的计划（约差二十七万亩），但比去年多种植了六十万亩；
甜菜基本上可以完成播种二百四十三万亩的计划，比去年扩大了二十二万亩。
由于甘蔗重点产区今年低温多雨，再加上田间管理不够及时，蔗株的成长比较缓慢；
甜菜的播种季节，亦因今年温度较低，比去年一般推迟了十天左右。
目前，部分地区的甘蔗、甜菜田里已发生了虫害，缺苗现象也比较严重，这对于今年糖料作物的增产是不利的。
为了争取糖料作物大丰收，广东、广西等省已分别召开了甘蔗生产座谈会和小型技术交流会，提出了查苗补苗、及时中耕追肥、防治虫害等措施；
黑龙江、内蒙古实行了生产奖励办法，并充分供应治虫药械；
吉林等省调整了甜菜收购价格，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目前，糖料作物产区的农民，正在积极进行田间管理工作。

国营煤矿可超产一百多万吨
本报讯
煤炭工业部所属各煤矿到6月26日止，已经完成上半年原煤产量计划100.05％，超产两万余吨。
预计到6月底，可超产一百四十万吨以上（包括春节增产在内），比去年同期增产13.36％。
但是，部分单位上半年安全生产的情况不好。
据全国1至5月份统计，重大事故比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各地应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安全生产。
　（煤炭工业部生产技术司通讯组）

大跃进的一年
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
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大大地超过了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有些甚至接近或超过了前三年增长的总和。
　（于践绘）（附图片）
工业总产值
　钢产量
　棉纱产量棉布产量
　食糖产量
　现代运输工具的货运量
图例：
五年计划前三年增加量
1956年增加量

大连造船厂职工
开始干下半年的活了
新华社旅大28日电
国营大连造船厂提前六天完成了上半年国家计划。
上半年，这里新造成的大小轮船有十七艘，其中有一千二百匹马力的远洋拖船，近海客艇，自动运货驳船等；
同时，还修理出十艘巨大的远洋货船、海洋拖船。
现在，在造船厂的船坞中、船台上和码头旁，轮船挤得满满的。
工人们正在紧张地新造大小三十八艘轮船，修理十九艘远洋巨轮。
轮船机件车间里，十六公尺长的大车床在徐徐转动，著名劳动模范詹水晶正在这里切削着巨轮的曲轴。
他已经在干下半年的活了。
载重量四千五百吨的远洋油轮，停在船台上，船体有六、七层楼房那么高。
许多电焊手，戴着面罩，正在焊接船体钢板。
这艘油轮排水量有七千一百吨，船体长一百一十公尺，是我国目前制造的最大的一艘油轮。
另一艘载量五千吨的国产远洋货轮，也正在积极准备开工。
这艘近代化轮船是由我国自己设计的，它身长一百一十五点五公尺，排水量达八千七百三十吨，在海上每小时的航速可达十二点六浬。
（附图片）
大连造船厂夜景蒋少武摄（辽宁日报社稿）

我国最老的油矿
延长油矿原油增产
据新华社西安28日电
在陕北老根据地的我国最老油矿——延长油矿，本月下旬超额完成了上半年生产计划。
这个素来以因陋就简地组织生产著称的油矿，今年上半年继续在延长和永坪两个采油区的丘陵地带打了一批新油井，因而全矿上半年采出的原油，比计划超额12％。
炼油工人们在简陋的炼油厂里，初步推行了“科学运行法”，又在分馏塔上加装了一层“泡盘塔”和“冷凝器”，因此，使全矿在上半年炼制的汽油、煤油和重柴油，比计划分别超额20％多。

我国第1个浮选黑色金属矿的工厂
鞍钢浮选车间开始生产
新华社鞍山27日电
我国第1个浮选黑色金属矿的工厂——鞍钢浮选车间今天开始生产。
浮选车间的生产过程全部是自动化的。
矿石从离地面四十多公尺深的贮矿槽里沿着十四条运输皮带逐渐上升，经过球磨、分级、浮选等过程，使含铁成分30％左右的铁矿石变成含铁量58％的精矿；
再经过烧结机烧结成人造富矿，就成为炼铁的原料了。
采用浮选的方法，可以直接选鞍山四周蕴藏量最丰富的赤铁矿，不仅比过去采用的磁选减少一道还原过程，而且还可以处理还原炉不能处理的粉矿。
浮选车间投入生产以后，还将负担一个大工业试验室的作用。
大学教授、科学研究人员和鞍钢的技术人员，将陆续在这里用豆油脂肪酸、硫酸化皂、米糠油等化学药剂进行浮选试验，准备为将来规模巨大的黑色金属浮选厂研究出一种成本低、来源广的浮选药剂。

提前完成计划的企业到处有
据新华社28日讯
全国各地有大批工矿和交通运输企业提前完成了今年上半年的生产计划。
唐山钢厂职工出色地完成了今年上半年的国家生产计划。
到6月25日止，这个钢厂已经增产钢锭一万零八吨，增产钢材三千九百六十八吨。
今年上半年，唐山钢厂钢锭产量超过解放前1948年年产量的七十多倍。
太原钢铁厂生产的电炉钢、小型钢材、锻钢材、耐火材料，也都提前完成了上半年的计划。
南芬露天铁矿提前十天完成了上半年的国家计划。
在煤矿系统中，中南地区国营煤矿、抚顺煤矿、开滦煤矿、鹤岗煤矿兴安矿，都提前完成了上半年原煤生产计划。
我国最大的造纸厂之一——国营广州造纸厂，提前二十八天完成了上半年国家生产计划。
这个工厂增产的新闻纸有三千多吨，可供印刷对开报纸一亿零七千多份。
以生产“飞鸽”牌自行车闻名全国的天津自行车厂，也提前完成了上半年的产值和上缴利润计划。
产量约占全国三分之一的浙江省十六家缫丝厂，已经在25日提前完成了上半年生产计划。
长江航运管理局今年月月都全面超额完成客、货运输计划。
到6月26日止，长江航运管理局客运量已经完成上半年计划的118％，货运周转量完成计划的110％。

“森林之鹰”
本报记者　康伟中
在辽阔的大小兴安岭原始森林里，5月，正是鸟语花香的美好季节，但是也正是干燥的“南大风”（从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上空吹来的“气旋”）频繁吹来，最易发生火灾的日子。
提起森林着火，那可真是骇人的事情啊！
一烧就是数十公顷，数百公顷，甚至数千公顷。
解放以前，有多少宝贵的木材被付之一炬。
解放以后这几年，林区附近的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对护林防火作了许多工作。
1952年春天，国家根据苏联先进的护林经验，派飞机参加了护林防火工作。
从此，情况有了更大的转变。
利用飞机护林，不仅可以及时准确地发现火情，迅速通知地面灭火，而且可以为防火指挥机构传递命令，迅速通知各地组织人力支援。
现在，黑龙江省把森林划成三个区，每天有三架飞机分别从哈尔滨、嫩江、呼玛三地起飞，到规定的区域内进行巡逻，捍卫着祖国森林资源的安全。
05月04日，天气晴朗，透明的蓝天上飘浮着几丝薄云。
我第1次乘坐着护林飞机，从哈尔滨到小兴安岭上空航行了一周。
飞机沿着美丽如彩带的松花江向东飞去。
飞机上只有我们三个人。
坐在前面司机台上的是驾驶员潘作霖和许学仪；
今天是许学仪担任驾驶。
他们两个人参加东北地区的航空护林工作已经有好几年了。
飞行了不久，潘作霖同志就回过头来告诉我：
“原始森林到了！”
我急忙凭窗俯瞰大地。
那高低起伏、脉络分明的群山，那翠绿的针叶松，那婀娜的白桦和水曲柳，那闪着微光的涧溪和湖泊，那轻风过处，波涛万顷的林海……这真是一座天然的大花园啊！
我不知道，飞机如何透过这五光十色的景物去发现那点滴的火迹，我请教了潘作霖同志。
他告诉我：
“为了准确地发现火迹，我们在巡逻时不能像一般飞机那样要求飞得快，恰恰相反，护林飞机要求飞得越慢越好，每小时保持一百七十公里的速度最为适宜。
这样，地面上一切东西都能看得清，看得准；
遇到晴天，‘能见度’好，可以看到左右五十公里以内的东西。”
作为一位老航空护林驾驶员，他还告诉了我一些他们初步摸索出的发现火情的经验。
例如，在空中飞行时发现一股烟雾由地面冲向天空，在风势较大的天空里发现有雾状的霾层，在空中嗅到草木燃烧的焦味，或者飞机上的无线电发生了干扰……这些都是地面着火的征候。
飞行员和观察员就是靠着这些经验，及时而准确地发现火情的。
有一次，飞机在小兴安岭巡逻的时候，忽然在伊春东南二十五公里密林地方的山头上，发现一朵白云，他们便在这里盘旋巡视，结果看到火苗在密林中翻滚着。
他们立即向附近村屯投下火报和通讯弹，并向防火指挥部发出了电报。
地面打火队伍立即出动。
一夜之间，这里的林火就被全部扑灭了。
去年这个时候，在嫩江县附近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一场熊熊的大火燃烧着。
嫩江县出动了四千多人赶到现场扑打。
因为烟雾弥漫，风大火急，火头又多，当人们集中力量扑灭了一股火以后，却不知道别的火头奔向何处了。
这时候，护林飞机，居高临下，观察得清清楚楚，就担任起指挥任务。
它把画好的“火头方向示意图”投下来，打火队伍就凭着这个“图示”继续追踪扑打。
扑打一场大火，有时要出动数千人，甚至数万人；
因为原始森林山高路远，交通困难，打火的人大都骑着马；
大火又往往要扑打十天半月。
在这个期间，护林飞机还要负责供应人食马料和其他的必需物资。
黑龙江省护林防火指挥部准备在黑龙江省林区逐步增加航空站和飞机，增加巡逻航线的密度，训练跳伞扑火人员，配备新式扑火工具以及化学灭火药剂等，以便使祖国宝贵的森林资源得到更好的保护。

石景山钢铁厂职工设法少花钱多增产
生铁、焦炭等产量超过计划
据新华社28日讯
石景山钢铁厂提前五天全面超额完成了上半年国家计划。
预计到6月底，上半年生产总值将超过计划一百六十三万元；
生铁超产五千八百吨，焦炭超产六千三百吨，铸管超产一千四百吨。
今年主要生产原料质量下降、价格增高，以及国家不能增加技术组织措施费用，给这个厂今年的生产带来很大困难。
但是全厂职工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想出了很多办法来克服困难。
职工们在讨论国家计划的时候，提出了一千八百多条不花钱或花钱很少就能增产节约的建议；
在增产中，推行了许多新技术和新操作方法。
例如在增产生铁的主要因素——烧结矿的生产方面，职工们不花一文钱改进了操作方法以后，每日产量增加二十二吨多；
同时，还把一座改建的烧结工程提前十五天完工投入生产，又使全厂烧结矿生产能力提高15％。
这样，矿石质量虽然下降，但是因为增产了烧结矿，便增产了两千多吨生铁。
为了适应原料变化的新情况，高炉工人和工程师们，对新矿石进行物理性能试验，掌握了矿石冶炼性能，并且改变装料次序，保证了炉子顺利生产。
由于矿石产地远，技术供应部门特别派人到矿山去加强联系，保证了把矿石及时运进厂内。
为了解决矿石含铁量下降的问题，许多职工家属也积极组织起来帮助工厂拣废铁，这使生铁增产了一千吨。

象山安全度过首次台风
新华社象山28日电
去年曾受过特强台风袭击成灾的浙江省象山县，27日安全度过了今年第1次台风袭击。
这次台风由26日下午八时开始，到27日晨八时逐渐减弱，历时十二小时，最强风力达到八级。
这次台风来时，海啸甚凶，惊涛拍岸，气势磅礴，象山到宁波舟山等处的海上交通断绝了三天，远洋和近海渔业也都停止了生产。
记者从象山县防风指挥部获悉，全县所有海塘无一损溃，农业和渔业也都没有损失，仅南庄区新碶头村沿海有二千多亩低田遭山洪水淹，一02日内即可排涝出险。

中缅举行足球友谊赛
缅甸队以二比一获胜
据新华社仰光28日电
中国足球队27日下午同缅甸国家足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
缅甸队以二比一获胜。
球赛是在天阴场湿的情况下进行的，双方竞争得很剧烈。
球赛开始刚一分钟，缅甸队右翼即乘中国队后方空虚插入，在约十公尺处射门，球被守门员黄肇文接住。
中国队中锋张宏根三分钟时也在约十四公尺处射一球，但是因力弱未入。
四分钟时，缅甸队再度险射中国球门。
十八分时，张宏根因脚疼退场，由年维泗接任中锋。
中国队控球很多，攻势也盛。
对方右翼活跃，传中的球落点好，锋线速度也快，因此对中国队威胁不小。
三十一分钟时，缅甸队从右边传中，左翼在六公尺处扫射，球入中国队球门。
缅甸队以一比零占先。
此后中国队虽数次攻射，都未得手。
下半场中国队大力进攻，方纫秋盘射传球十分活跃，对方门前险象环生。
二十八分钟时，中国队左翼王陆从左边掷线外球，丛者余乘对方守门员不备，远射入网，扳成一比一。
三十七分钟时，朴万福远传，方纫秋头顶，丛者余在十三公尺处扫射，可惜高了一点，没有攻入。
四十分钟时，缅甸队右翼在底线附近传右内锋，中国队后卫和守门员位置已乱，被对方乘虚射入。
球赛最后以二比一告终，缅甸队胜。

全苏重要河流将贯通
船只可以从波罗的海直驶太平洋
新华社27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
苏联正在制定建立全国统一的内河航运系统的方案，以便把苏联欧洲部分的内河航运系统同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河流连结起来。
全国统一内河航运系统建立以后，全苏联的重要河流将彼此沟通起来。
那时候，大轮船就可以从波罗的海和白海沿岸经过内地向东直驶到太平洋沿岸。
苏联现在通航的河道总共有十三万二千公里长，居世界第1位。
全国统一的内河航运系统的一个主要部分——欧洲部分的系统已经差不多完全建成了。
它联结了五海（波罗的海、里海、黑海、白海和亚速海）和欧洲部分的几十条河流。
因此，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船只从波罗的海驶到亚速海，看到轮船从斯大林格勒开往白海；
此外，在乌拉尔西部和高加索之间，船只也可以畅通无阻。
“俄罗斯的母亲”——全欧洲最长的伏尔加河的运输量目前占全苏联内河航运总运输量的将近一半。
由于在这条河上建成了一系列人工水库，它在今年的整个航运季中将全部通航。
同1940年比较，现在伏尔加河和它的支流的运输量已经增加了一倍。
为了改善伏尔加河和其他河流的航运条件，现在正在斯大林格勒、古比雪夫、萨拉托夫、喀山、高尔基和其他许多地方建设新的港口，适合于在各大河流上的“人工海”中航行的巨型轮船也建造成功了。

南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闭幕
我全总副主席刘长胜致词祝贺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28日电
南斯拉夫工人委员会第1次代表大会6月27日下午在贝尔格莱德闭幕。
大会经过两天讨论后通过了一项决议。
这项决议总结了工人委员会成立七年来的经验，并且确定，进一步发展经济企业中的工人自治是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决议认为进一步建立南斯拉夫经济制度的目的应当是比从前自由地分配收入，进一步在一切工厂建立尽可能相等的生产条件，加强企业的独立性，发挥生产者的首创性，以改善管理，提高产量和劳动生产率。
决议号召工人委员会在将来进行尽可能广泛的合作，并且谋求企业间的各种方式的合作、联系和统一。
决议最后还呼吁停止核武器的试验。
大会在过去的两天中曾经分成六个委员会进行工作。
这些委员会讨论的问题有：
有关工人自治的劳动关系、工人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方法、工人自治的经济基础、工人委员会同其他组织的关系、工人委员会的经济活动等。
在6月27日下午的闭幕会议上，许多外来国宾致了贺词。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在致贺词的时候说，中国工人阶级以莫大的关怀来注意着南斯拉夫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每一个成就。
在发挥工人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方面，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已经积累很多经验，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研究和参考。
南斯拉夫在企业方面实行了民主管理的试验，采用了工人委员会的形式，这一经验已经引起了我们广泛的注意。
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对这一经验的进一步探讨是有意义的。
刘长胜还谈到了中国企业管理的情况。

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
我国体育健将组成代表团
新华社28日讯
新华社记者今天从有关方面获悉：
参加第6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第3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的中国青年体育代表团已经组成。
这个由一百六十人组成的代表团中，有男女运动员一百二十三名（其中女运动员四十人）。
他们将参加第3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中的男女田径、体操、篮球、排球、乒乓球和男子举重、游泳、网球、足球等九项运动的比赛。
代表团的运动员中，有在今年曾经取得优良成绩的田径选手郑凤荣、蔡艺墅、田兆钟，游泳选手戚烈云、穆祥雄、林锦珠，举重选手陈镜开、徐鸿林、李白玉和赵庆奎等人。
代表团中还有排球国际裁判王志强，体操国家裁判金永延和姚志贞（女）等三人。

回生有术
新华社莫斯科28日电
本社记者李楠报道，在莫斯科红场旁边的一条热闹的商业街上，有苏联医学科学院的一个机体复苏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设在一座下面是商店的楼房上面，仅占了几间小屋子，但是它的任务却是在研究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如何在呼吸已经停止，心脏不再跳动的时候，把生命夺取回来。
这个实验室已经工作了二十年。
记者曾经访问过这个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的负责人是列戈夫斯基教授，他给我们表演了一次生命死亡了，又如何复苏的过程。
一只狗充当了这次表演的主角。
死亡是用人工使血液流尽的方法造成的。
血液从动脉中不断流出来，狗逐渐不能动弹了，眼睛也完全变得混浊了。
当血液快要流完的时候，旁边的指示仪器表示出心脏完全停止跳动；
呼吸也没有了，躯体也冰冷了。
列戈夫斯基教授说，这叫做临床死亡，这时机体内还有少量的新陈代谢，只有经过几分钟以后，大脑发生变化，这点少量的新陈代谢全部丧失，生命才算是无可挽回地死亡了。
心脏停止跳动后三分钟，五分钟，八分钟……这位教授指示开始进行复苏工作。
两旁的仪器全部开动起来，这些仪器帮助“死”去了的狗又有了呼吸和心脏活动，而血液又重新输入动脉管里去。
一小时后，狗显然已经恢复生命了。
这次实验证明机体组织是可以恢复的。
恢复机体生命的方法已经不仅停留在实验室里，而且在许多医院里也已经采用。
不少濒于死亡的人恢复了生命，已经丧失了机能的心脏又重行跳动。
仅在最近五年内，列戈夫斯基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就复活了一百多人，他们现在都活得很好，并且能够工作。
1943年第1次在前线开始应用这个方法，当时一个伤员因失血过多，心脏停止跳动，处在临床死亡状态，用这个方法使他活了转来。
恢复机体生命的工作主要是要能够延长临床死亡的时间。
如果呼吸结束，心脏停止跳动后的临床死亡不止是四、五分钟，而能延续到更长的时间，生命复苏就比较容易。
工作中最困难的一环是中央神经系统，它的死亡极快。
研究中央神经系统在死亡发生时的规律是实验室的一项主要的任务。
列戈夫斯基的实验室和苏联的医学家们已经在试用不同的办法来延长临床死亡的时间。
一种方法就是降低体温。
实验证明，如果机体组织处在低温状态，那么临床死亡的时间就会延长。
实验时的狗，如果体温降低到摄氏二十三度，它在血液循环停止、心脏不跳后一个小时内还可以复活。
代替心脏和肺工作的仪器越来越完善。
这个实验室已经设计出五种类型的仪器。
苏联学者已经设计出了人造心脏和人造肺。
全世界都有学者在研究死亡的奥秘和死亡发生的过程，这方面未来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
不过像列戈夫斯基这样的一个专门的实验室，除苏联外，其他地方还没有。

密特兰一周
四、他们希望同中国贸易
有人把考文垂比作斯大林格勒。
因为它不仅是英国著名的工业城市，而且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了纳粹最猛烈的轰炸。
我们借参观福克兴拖拉机公司之便，游览了考文垂的中心区。
在这儿，现在已经看不到战争的遗迹。
一座赤身裸体的妇女雕像，竖立在市中心广场。
她骑着骏马，长长的头发一直垂到膝间。
广场四周是战后新建的百货公司、华丽的餐厅和旅馆……。
当我们的汽车经过广场的时候，福克兴公司的年轻职员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考文垂有个公爵，横征暴敛，把农民剥削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农民觉得死了比活着还好。
年轻美丽的公爵夫人，劝她的丈夫减轻赋税。
贪馋无比的公爵出了一道难题：
“如果你光着身子骑马在城里跑一趟，我就照减。”
第2天，一个年轻的贵妇人，在考文垂的街头出现了。
她没有穿一丝衣服，没有佩一根布带。
她把美丽的长发垂到胸前，垂到腿间，遮盖着自己的身体，策马驰去……。
公爵后悔自己轻率地许下诺言，但是已经晚了。
他不得不把赋税减轻。
也许这是人们想像出来的故事。
但考文垂人宁愿把她当作实有其人，为这勇敢、善良的妇女塑制了雕像。
讲完这个故事，陶向我们投了个戏谑的眼色：
“今天，我们全都光着屁股去游行，保守党政府也不会减轻税收的。
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汽车驶过广场，穿过几条街道，很快就到了郊区的福克兴公司。
像大多数的英国企业一样，办公室建筑得非常朴素和简单。
出口部总经理斯潘塞尔的房间里，只摆着一张桌子和三把座椅。
可是，他同全世界一百十八个国家作着买卖。
斯潘塞尔在去年到过中国。
一见面，他就把两手环抱起来，装出一个大肚子的模样，表示在北京受到了最好的款待。
作为这次访问的结果，是签订了成交一百辆拖拉机的合同。
他和我们都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开端”。
斯潘塞尔坚持要我们先看看他们的训练班，然后再参观工厂。
福克兴公司在国内外有十六个工厂，它控制了英国农业机器生产的50％。
在资本主义世界，除了美国的“农业机器公司”以外，福克兴是最大的拖拉机公司。
前者垄断着南北美洲市场；
后者垄断着西欧的绝大部分、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东南亚的市场。
我们参观的工厂，是标准汽车公司的拖拉机车间，它专为福克兴公司生产，因为福克兴控制了标准汽车公司20％的股份。
至于训练班，据说这是福克兴公司业务上的一个“特色”：
他们为购买拖拉机的国家训练工匠；
除此以外，这个公司还办了一个报纸，销数达十二万份。
这一切，都是为“开展业务”服务的。
我们终于“妥协”了：
到训练班去。
这个小规模的学校，设在远离城市的一座旧时的地主庄园里。
附近都是参天的大树，笼罩着富有诗意的静穆。
在这儿受训练的，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从北欧到南非，从澳、新到东南亚。
学员国籍的庞杂，反映了福克兴贸易的规模。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农庄里，有十万辆福克兴拖拉机工作着；
农业并不发达的冰岛——一千辆；
印度——一万辆。
锡兰使用的拖拉机，百分之百是福克兴的。
兴隆的买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去年一年，福克兴的红利达七百万英镑，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兰开夏地区大小一千六百家纺织厂的利润的总和。
在训练班的空地上，陶坐到一架拖拉机上。
我们很快发现，这个年轻人不仅有生动地讲述故事的才能，而且善于说服别人。
他左手握着方向盘，高举的右手竖起食指，作了个要求我们注意的姿势：
“瞧，这是最慢的速度！”
拖拉机的轮子缓缓转动。
又是同样的姿势：
“瞧，这是第2种速度！”
轮子转得稍快一些。
“瞧！……”一次又一次地表演，直到做完了六种不同的速度。
当一天参观结束的时候，陶几乎使我们相信：
福克兴的拖拉机是世界上最好的拖拉机。
在离开福克兴公司以前，出口部总经理斯潘塞尔同我们作了一小时的谈话。
他们现在日产三百辆拖拉机（不包括别的农业机器）。
不久以后，将采用一部分自动化的机器，产量要提高到每天五百辆。
扩大了的生产力，要求开辟新的市场。
如果说，陶已成功地使我们对福克兴的拖拉机有了个好印象，那末在斯潘塞尔的谈话中，他明显地表示了要求同中国进行贸易的意愿。
斯潘塞尔开门见山地问：
运到北京去的拖拉机使用得怎么样。
我们回答：
正在试用，希望能得出满意的结论。
中国的幅员这样广阔，在北方能用的，在南方就不一定合适……。
“我们正在生产水田用的拖拉机，”斯潘塞尔马上推荐。
“我们生产各种各样的拖拉机，适应各个国家不同的自然条件。”
接着，他递给我们 一份剪报。
这是香港南华早报的消息：
“据福克兴公司出口部总经理估计，中国在今后十年内要购买价值三亿七千八百万英镑的拖拉机。……他正在和中国官方谈判中……。”
当我们回到伦敦的时候，正巧英国政府宣布放宽对中国的“禁运”。
第2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样的报道：
“大拖拉机公司、卡车公司和机器制造商，已行动起来，到贸易部探询对中国的贸易问题。
此间认为，第1个访问贸易部，以获得详细情报的，是福克兴公司的出口部经理斯潘塞尔……。”
　（未完待续）
本报记者　潘非（附图片）
考文垂市中心广场

工农收入增加　物价不断下降
苏联人民购买力一年比一年大
增长速度非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能比拟
本报莫斯科28日电
苏联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民购买力迅速增长。
1957年头五个月内，全苏销售的工业品和食品达到二千四百亿卢布，即比去年同时期增加了15％。
苏联人民购买力增长的这种速度，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这是苏联贸易部长巴夫洛夫在“鼓动员”杂志上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的。
他说：
苏联政府近年来为了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实行了一系列措施：
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工人和农民收入，减低物价。
这些措施已收到了效果。
如1956年由于减低了部分商品价格，使城市居民至少节省了五十亿卢布。
今年除了部分商品又减低了价格以外，集体农庄市场上所出售的肉类、牛奶、土豆、杂粮等商品的价格比去年减低了8％。
今年国营和合作社经营的商店经售的肉类比1955年多销了22％，牛奶48％，糖30％，蛋37％。
在1945年前，苏联还不可能大量生产电气冰箱、电气洗衣机、吸尘机等等，现在，使用这种高等日用品已是非常普遍的事了。
今年计划出售四十五万架洗衣机、三十万架吸尘机。
1955年出售了手表一千九百一十九万三千只，1957年增加为二千四百九十九万只。
在同一时期内，收音机、电视机出售量将由三百九十五万七千架增加到四百五十万架，照像机将由九十一万七千架增加到一百二十一万四千架，缝纫机将由一百六十四万七千架增至二百五十三万四千架。
毛衣由总值六十亿七千万卢布增加为一百二十亿四千万卢布。
革命前平均数千人才有一辆自行车，现在差不多每三家就有一辆了。
目前正在设法解决小汽车、家具、钢琴、建筑材料等供不应求的问题。
为了满足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正在大量设计新型的收音机、电视机和新品种丝绸衣料。
为了便利人民购买所需的物品，商业部门正在大力改进售货方法，最近几年内将安装起二十万架自动出售牛奶、罐头和各式日用品的售货机。

意共和法共代表团会谈
新华社28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讯：
“人道报”报道，法国和意大利两国共产党代表团6月21日和22日在巴黎举行了会谈。
代表团就法国和意大利的文化发展、两党在这方面所执行的政策以及在思想战线上两党的积极活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由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加罗迪、中央委员会委员阿拉贡和斐盖尔、“新评论”杂志主编卡纳帕组成。
代表意大利共产党参加会谈的有党的领导机构成员阿利卡塔、中央委员会委员路波里尼、特朗巴托雷和古图卓。

斯图普在台湾面授机宜
指示蒋帮在沿海骚扰
新华社28日讯
美军太平洋区总司令斯图普6月27日在台湾同蒋介石集团会谈。
据蒋帮中央社说，斯图普曾经“就最近台湾海峡军事情势”同蒋帮“国防部长”俞大维和“参谋总长”彭孟缉“交换意见”。
近来蒋介石集团正在沿海地区加紧进行骚扰活动，俞大维还在26日到金门去为那里的蒋军打气。
斯图普在台湾的二十五小时中，还同蒋介石会谈了“共同有关的问题”，并且会见了美国驻台湾“大使”兰金和美军“协防台湾司令”英格索尔。

比斯库谈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迫切问题
必须彻底粉碎修正主义的谰言
新华社28日讯
布达佩斯消息：
“人民自由报”5月29日刊登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比斯库的关于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迫切问题的报告。
比斯库说，近来，修正主义者竭力企图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已经过时了，因此必须彻底修改这种学说。
去年10月匈牙利反革命事件表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并再次证明了列宁学说的正确性。
修正主义分子在国内散布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虚伪观点，他们认为专政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容的学说。
甚至在党内也流行着有害的幻想，许多人都这样认为，由于消灭了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因此，它就再也不能恢复他们的旧政权了。
有人对那些留恋过去的小资产阶级力量、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民族主义都估计不足。
报告说，世界各地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是正确的。
比斯库指出，小资产阶级分子不能成为社会的领导力量，摇摆于新的社会制度和旧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知识分子也不能成为社会的领导力量。
他接着说，知识分子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够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资产阶级总想离间非无产阶级劳动者同工人阶级的关系，这种做法绝不是偶然的。
比斯库接着批判了修正主义者提出的、在处在比较和平的条件下的过渡时期中，不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作用的论调，修正主义者硬说，匈牙利的剥削者和他们的同盟者已经被消灭了。
报告说，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暴力作用仍然应该存在，因为国内的敌人仍然企图依靠帝国主义势力恢复自己的政权。
比斯库接着谈到必须加强教育工作，特别是必须加强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教育工作。
许多人反对国家领导教育工作。
国家的领导作用必须保证，因为没有这种领导，资产阶级文化就会泛滥起来。
比斯库还批判了修正主义者否定党的领导作用的错误观点，他们认为，党不应当起领导和指导作用，只能起宣传鼓动作用。
比斯库认为，除了加强党的领导作用以外，还应该把人民阵线内部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力量团结起来。
最后，比斯库说，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应该执行下列的任务：
1．巩固工人阶级政权，镇压和孤立反革命残余。
2．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基础，巩固工农联盟和巩固工人阶级在联盟中的领导作用。
3．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
4．在匈牙利不应该使无产阶级专政带强制性的一面退居次要的地位，同时应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组织工作。
5．加强党的领导和指导作用。

波提前完成上半年采煤计划
到06月底将超额生产六十万吨以上
本报华沙28日电
波兰矿工在劳动战线上打了胜仗。
06月27日，也就是在今年上半年生产计划到期前的三天，他们已经突破上半年生产指标，多挖掘了六十万零五千吨对波兰经济有着重要意义的煤。

英国人民要求
就禁止核试验达成协议
据新华社28日讯
据塔斯社伦敦讯：
工党议员赫伯特·巴特勒27日把他所代表的伦敦哈克尼区九千六百名居民签名的一份请愿书交给下院，请愿书要求政府立即签订一项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国际协定。
在这前一天，这个区的居民曾经拿着标语牌在伦敦市区游行，并且举行了群众大会。

裁军会议讨论监督无结果
西方国家故意拖延
新华社伦敦28日电
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27日继续开会。
消息透露，会议讨论了裁军国际监督机构问题，没有获得结果。
苏联代表佐林指出美国提出它的计划太慢了，他要求美国迅速工作。
从过去一个星期的会议情况来看，在会谈中出现了达成局部协议的可能性的时候，西方国家却在故意拖延时间。
史塔生在这个星期一直在提出美国的计划，但他提出的内容还不到美国全部计划的一半。
实际上，他这项在一个月以前就透露出来的整个计划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提出来了。
西方国家之间在一些问题上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史塔生这个星期故意闪避讨论禁止核试验这一最迫切的问题。
过去西方国家拒绝停止原子弹试验的时候，他们的借口是苏联不接受监督制度。
当苏联提出监督制度的时候，西方国家就立刻强调说，停止试验必须与复杂得多的禁止用于军事目的的分裂物质的生产问题联系起来。
但是当苏联建议禁止使用原子弹的时候，西方国家却又不干。
透露出来的史塔生的计划里丝毫没有提到禁止原子弹问题。
在裁减军队的人数问题上，西方的建议只在数字上与苏联建议相近，但是他们又使这些裁减依附在复杂的政治问题的解决这种条件上，以至于使这些裁减可望而不可即。
在美国的先决条件单子里，德国统一问题又是必须先解决的政治问题之一。
伦敦的一家报纸评论说，美国计划使武装部队的人数由西德去决定。

霍华德·法斯特要求投降
福斯特
编者按　霍华德·法斯特是美国有名的作家。
他曾经写过一些反对美国国内种族歧视和维护民主权利的作品，参加过国际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运动。
但是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和匈牙利事件之后，他抛弃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宣布退出美国共产党，并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进行攻击。
美国共产党名誉主席福斯特在6月17日纽约“工人日报”上著文，对法斯特的叛变进行了分析。
下面是福斯特的文章的摘要：
斯大林个人崇拜这个新奇的、复杂的和令人不安的问题以及它在匈牙利产生的后果，使法斯特感到沮丧。
这个问题揭去了他的薄薄的马克思主义外衣，并且暴露出藏在外衣下面不远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他现在继续在资产阶级报纸（6月09日的“纽约时报”）上向工人宣扬他的混乱思想和失望情绪。
他大声叫道：
“真伤心呵！
一切都完了！”
他号召工人背弃苏联，抛弃共产党。
显然，这样一种路线将是导向工人的混乱，导向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的毁灭的道路，如果战斗的工人竟然天真得遵循这种路线的话。
但是，工人们是不会这样做的。
法斯特的道路和革命工人的道路的方向是相反的。
工人们不像法斯特那样认输，他们作为一个伟大的整体正在坚决地处理斯大林崇拜问题以及这个问题所牵涉的一切方面，并且决心掌握它，正如他们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漫长而激烈的斗争中在很多其他场合下所作的那样。
如果他们在历史上表现了法斯特现在所表现的那种混乱和懦弱，劳工运动老早就在资本主义的无情攻击下被摧毁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基本上是正确的，声明的大意是说，斯大林的错误政策，不论多么有害，并没有改变苏联国内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
苏联同其他国家的革命工人就在这种现实的基础上处理这个问题，并且正在有条不紊地弥补斯大林晚年所造成的严重的损害。
他们并没有受法斯特之流的“一切都完了！”
的看法的迷惑，这种看法只会把社会主义世界导向灾难。
法斯特由于他的感情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不知道在斯大林个人崇拜下在苏联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也不了解为什么有了这种发展。
然而，为了了解和解决人民在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斗争中的种种问题，所需要的不仅是感情和精神上的愤怒。
斯大林崇拜的主要的经济和政治背景是：
自1917年11月这个政权建立以来，苏联人民极其需要保持高度的团结、纪律性和动员状态，以便使他们自己免受资本主义的包围和破坏的咄咄逼人的威胁。
这种严格的纪律——大体上已作为革命的必要条件而为人民所接受——是为了对付长期以来很强大的国内敌人的，是为了国家的迅速工业化和建立大批的新工程师和熟练工人的，是为了对付希特勒法西斯匪徒的空前的军事攻击和对付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征服世界的运动而挑起的有爆发之势的原子大战的。
就是在这些极端迫切的情况——它们长期需要军事和半军事的纪律——之下，斯大林崇拜就在必要性的借口下并且在党放松警惕这一事实的帮助下，设法保持下来，并且造成了致命的损害。
的确，所有这些是极其不好的，但是如果像法斯特那样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退化，因而使得有必要否认苏联政权和全世界的各个共产党，那是极大的歪曲，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打击。
各国的战斗的工人们在他们各自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反对了斯大林崇拜的弊端，并且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采取行动来纠正这些弊端。
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也是本着同样的进步精神纠正自己在斯大林崇拜时期中特有的缺点。
因此，这些党正在利用斯大林崇拜的教训；
但是它们并不是像法斯特希望它们作的那样用这个新发展来破坏它们的运动。
革命的工人们肯定认为他要为他现在采取的轻率行动负完全责任。

以色列窥伺叙利亚
美国准备在后面押阵
新华社28日讯
贝鲁特消息：
黎巴嫩报纸27日说，在叙利亚—以色列边境形成了“一触即发”的局势。
报纸说，以色列军队集结在台柏拉斯湖地区。
前总理雅非所办的“政治报”报道，据消息灵通的外交人士说，美国第6舰队26日中午奉令在地中海某地聚结，准备在一旦叙以边境发生武装冲突时进行干涉。
据说，“某地”指的是贝鲁特。
这家报纸说：
“这些人士担心，以色列可能对叙利亚进行闪电攻击，以使第6舰队能够进行干涉。”
贝鲁特的美国大使馆在被问到这些消息的时候说，它没有得到关于第6舰队采取这样的行动的消息。
华盛顿的美国海军部官员否认关于美国第6舰队已经接到命令开往东地中海的消息。

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和韦洛坡议长
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是一个由人民选举产生、有各党派参加的专门机构。
制宪议会的性质和任务和国会不同，它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印度尼西亚宪法，并且负责选出总统和副总统。
这两项任务完成后，制宪议会即行解散。
目前，印度尼西亚的宪法尚未制定，实行的是1950年08月颁布的临时宪法，现任总统和副总统也是根据这部宪法由当时的临时国会选出的。
制宪议会的选举，是从1955年12月15日开始，直到去年07月才在全国范围内结束的。
根据印度尼西亚临时宪法的规定，制宪议会全部席位为五百二十名（每十五万人选举一名）。
这次选举的结果，除了给西伊里安代表保留六席外，在三十四个党派中共选出了五百一十四名制宪议会议员。
其中印度尼西亚国民党获得席位最多，有一百一十九席；
共产党占八十席，居第4位。
1956年11月10日，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正式成立。
国民党领袖之一韦洛坡博士当选为这个议会的议长，包括共产党国会党团主席萨基尔曼在内的其它五个政党人士，分别被选为第一到第5副议长。
今年02月14日，在制宪议会举行的第35次会议上，成立了一个由一百七十七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起草宪法。
到本月初为止，制宪议会对印度尼西亚新宪法的基本内容，已经进行了两次的辩论。
辩论中，由于在一些有关保证印度尼西亚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国家体制等重大问题上，遭到了右派分子的反对，因而新宪法的基本原则一直到现在还没能确定下来。
根据规定，制宪议会议员最少应有三分之二出席会议，对新宪法草案始能进行表决。
新宪法要有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议员赞成才能表决通过，然后由政府批准才能实施生效。
制宪议会议员没有固定任期，也不进行改选。
这次应邀来我国访问的韦洛坡博士，就是制宪议会的议长。
他曾任印度尼西亚总理，并做过劳工、经济事务两部的部长。
在1955年09月开始举行的印度尼西亚第1次普选中，他被选为国会议员。
去年04月，他被选为国会第2小组（财政小组）的主席，11月被选任现职。
韦洛坡议长最早曾经是“印度尼西亚人民行动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加入国民党并且在去年07月被选为国民党的第二主席。
这位印度尼西亚政界中的知名人士，于1909年出生在爪哇的布禾勒约，现年四十八岁。
他在万隆工科大学和雅加达法学院毕业，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长弓）

小大由之的校舍
美国一个钢铁制品公司最近设计了一种新式的学校建筑，它的墙壁可以随着需要而扩大。
这种建筑的墙壁用钢和玻璃制造，它是用螺丝钉钉在建筑物上的。
当学校的人数增加，校舍需要扩大的时候，这种墙壁就可以拆开向外移，以便容纳更多的教室；
当不需要的时候，又可以还原。
这种建筑的费用很便宜，只有普通学校建筑费用的三分之二；
而建筑所需的时间却只要一般建筑的四分之一。
（新华社）

日社会党通过新的外交政策纲要
要求废除日美条约撤去美军和美国基地
主张迅速恢复日中邦交扩大对中苏联系
据新华社28日讯
日本社会党今天通过的新的外交政策纲要，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和“行政协定”，并且立即从日本撤走全部美国军队和撤除美国军事基地。
社会党在它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这项文件中，还严厉谴责了岸信介政府依附美国的政策。
社会党明确提出要迅速同中国恢复邦交，努力扩大两国间在各方面的联系，撤销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改订日中贸易协定，并且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
社会党的这项新的外交政策纲要还要求美国全部归还冲绳群岛和小笠原群岛，而日本政府在目前至少应该采取积极自主的态度来解决冲绳岛的土地问题和两个群岛的居民地位问题。
社会党坚决反对日美双方准备设立的两国政府委员会。
社会党还主张活跃日苏两国间各方面的来往，特别努力实行经济合作，并且开始举行关于两国领土问题的谈判。
社会党主张更加密切日本同亚洲国家的外交联系，反对岸信介提出的由美国提供资金的“开发东南亚”计划，而主张以亚洲国家自己的基金来实行相互的经济合作。
社会党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把核武器运进日本，要求大国迅速缔结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协定，并且主张建立包括两个不同阵营的国家在内的集体安全体系。

站在十字路口的奥地利
“奥地利人民之声报”记者布鲁诺·弗莱
05月05日，奥地利七百万选民选举了自己的总统。
只有两个候选人竞相争取人民的支持。
在奥地利起统治作用的基督教党，即所谓的“人民党”，拒绝提出自己的候选人。
早从1945年奥地利解放以来，这个党在选举上，一直就是同由纳粹分子和泛日尔曼主义者组成的“自由党”联合在一起组成共同的反动阵线，企图使这个多瑙河上有着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放弃中立政策，去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原子战略服务。
这个联盟的共同候选人是登克教授，他的公开的“无党派人士面目”成了他维护资本家利益和进行泛日尔曼思想宣传的盾牌。
和反动势力候选人对峙的另一个候选人是社会党主席谢尔夫。
谢尔夫属于右派社会党人之列，他们阻挠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共同行动。
在这次选举之前，谢尔夫特意发言反对原子战争。
这一声明加强了谢尔夫在选民中的地位。
由于奥地利处于东西方之间的重要的战略地位，以及它所执行的和平中立政策，使得奥地利这一次的总统选举具有国内和国际的双重意义。
因此，早在此以前，奥地利共产党在第17次代表大会上便通过了一项拥护社会党候选人的决议，以便使反动的资产阶级联盟在选举中失败。
如奥地利共产党主席柯普勒尼希所阐述的，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是遵守下述原则的：
“一切都是为了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以工人阶级的联合力量来反对反动势力。”
05月05日选举结果，谢尔夫得到了胜利，当选为总统。
反动势力的联合候选人登克落选。
这个选举结果意味着奥地利人民进步力量的胜利，参加共产党的和社会党的工人之间的团结的增长，同时也是对社会党的领导人的号召，要他们结束反苏、反共的方针，踏上同一切进步力量联合起来的道路。
正当奥地利热烈展开总统选举的同时，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阿·伊·米高扬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也来到了奥地利，和奥地利联邦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并且发表了联合公报。
米高扬访问奥地利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效果。
其中之一，是肯定了目前两国之间的贸易很不够，需要努力继续扩大。
在苏奥会谈公报中还谈到加强和发展两国文化联系的问题。
但是，奥地利政府并未决定缔结一项类似它同美国、法国、意大利及西德所签订的那种文化关系协定。
在文化关系方面的歧视和在贸易关系方面的歧视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米高扬在维也纳的演说中明确提到了几个月来全世界所关注的问题：
“在奥地利，特别是在奥地利国外，有一种企图使奥地利离开中立道路、破坏奥苏关系的力量。”
人们想起了一些难以理解的事情：
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胡德斯（是总理拉布的基督教“人民党”的一员）不久前到美国访问时，声言拥护原子武器。
在去年秋天和冬天发出了一种主张奥地利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怪调子，而这种论调是和中立政策完全背道而驰的。
去年10月匈牙利暴乱时奥地利政府所持的立场，意味着它公开支持反革命暴动者。
奥地利国家广播电台把自己的广播完全交付暴乱者指挥。
在最紧急的一星期，奥地利开放了自己的国界，允许无数武装反革命分子从西德进入匈牙利。
奥地利政府对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采取了不友好的立场，并且同匈牙利断绝了一切文化、体育关系。
当奥地利政府禁止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留在奥地利国土和在那里活动时，这种行为达到了与真正中立政策背道而驰的顶点。
去年12月，奥地利外交部长费格尔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联盟”会议上发言支持会议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同其它要求并列，提出了要求给予东欧以“自由”，并且要求苏军自匈牙利撤退。
事实上，无论如何来说，支持这种决议是同中立政策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
什么是企图使奥地利离开中立道路的势力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指出西德资本主义集团对奥地利日益增加的压制，这种压制没有遭到联合政府应予的反抗（联合政府是由所谓“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
应当指出，相反，在“人民党”的领导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奥地利某些反动集团，已经同西德帝国主义分子结成联盟来打击奥地利的经济独立。
正是这些人试图重复1938年前因实行错误政策所造成的那种状况。
当时这种政策曾使独立的奥地利国家陷于破灭。
像那时一样，西德的资本家现在操纵着奥地利的经济中枢，这正是泛日尔曼主义政治毒素的渗透。
不久前，奥地利政府同波恩缔结了一项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将有20％的过去德国人的财产（国家条约规定应归为奥地利的）归还给原有主德国人（唯贸易公司的财产除外）。
奥地利政府的让步，是为了博得波恩大资本家们的好感，因为这些人对于同奥地利签订国家条约曾表示不满。
但是同西德进行经济联系和贸易，对奥地利讲来并不是双方互惠的，它对奥地利并不利。
因为西德利用由美国强迫规定的对欧洲经济合作局参加国免税进口这一有利条件，重新在奥地利市场上居于统治地位，使奥地利长期入超，对西德的依赖日益加剧。
关于归还德国财产的协定，更为西德资本渗入奥地利打开了宽阔的大门。
去年奥地利政府官员格拉夫访问波恩之后，最近，阿登纳到维也纳回拜，借以显示西德对奥地利的影响日益扩大。
但是反过来，奥地利并不支持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任何国家关系。
奥地利财政部长卡米茨不久前曾到华盛顿谈判，这次会谈的论调，看来跟美国向中东国家一惯所发出的论调没有什么不同；
奥地利只有在“不久将来”满足美国的要求的条件下，才能取得贷款，而美国所要求的就是奥地利的石油（只是在签订国家条约之后，才成了奥地利的财产）。
以上所述，便是企图使奥地利离开中立道路的势力。
为了使奥地利大资本家们关心这个计划，拉布总理在奥地利大工业家代表的集会上发表政纲性的演说时，允许把现在属于国营的某些大企业（冶炼、人造肥料、石油开采业）逐渐归还给私人所有，并且要求本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合作。
现在，奥地利正站在十字路口。
重要的问题是决心让反动势力（虽然在这次选举中失败了，但仍然很强大）使奥地利离开中立道路，站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前哨呢？
还是走上能为奥地利开辟远大前途的道路——奥地利成为西欧和人民民主国家相互了解的真正桥梁。
真正中立的优越性是很明显的。
奥地利的片面经济方针，显然孕育着势必衰退的危险。
参加欧洲经济合作局的国家，即在美国影响范围之内的国家（从前马歇尔计划所包括的国家）在奥地利1955年对外贸易中占66％。
这在行情波动的时候，可能对奥地利是有利的。
但是，当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尖锐化，危机临近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难道离开同西欧危机有关的一切冒险对奥地利不是更有利，利用扩大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可能性，不是更现实吗？
在奥地利资产阶级中间有许多有远见的人，他们冷静地估计这种可能性。
去年，奥地利工业家代表曾到中国访问，他们一致认为可以扩大奥地利同中国的贸易。
在奥地利和苏联谈判时，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奥地利是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经济在颇大的程度上要依赖出口。
西德资本家及其幕后的美国主使者正极力削弱奥地利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的可能。
奥地利的中立政策，如果真正彻底实现，这是对奥地利民族独立的最好保证。

美国唆使掸邦脱离缅甸
柬埔寨报纸指责美国煽动边境事件
据新华社仰光28日电
“缅甸新光报”6月27日说，关于美国打算把缅甸掸邦变成美国空军基地的消息引起了缅甸人的关心。
仰光报纸6月26日刊载了印度“德里时代”周刊最近报道的这条消息。
这条消息还说，一个宣布掸邦退出缅甸联邦的计划已经草拟出来，美国已经在这方面同掸邦某些封建分子取得联系。
掸邦位于缅甸东部，同中国（云南省）、老挝和泰国接壤。
它的人口约有一百八十万人，面积大约五万六千平方英里。
掸邦目前仍旧保持着由土司统治的封建制度，但是缅甸联邦政府正在通过给予土司赔偿的办法来取消他们的封建权力。
据仰光报纸报道，由部分土司组成的掸邦统一党去年12月在孟耶举行的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掸邦退出缅甸联邦。
目前，掸邦土司们正在东枝举行会议（会议从6月17日开始），据说参加掸邦统一党的土司们在会议上竭力活动，使掸邦所有土司都不接受赔偿。
据新华社金边28日电
柬埔寨报纸“友谊报”27日报道，一些柬埔寨人、泰国人和美国人在泰国组成了一个名叫“伊萨拉”的武装组织，目前驻扎在泰国和柬埔寨的边境上。
这个组织正在散布谣言，攻击柬埔寨的中立政策。
“统一报”和“祖国报”也先后报道了类似的消息，并且谴责帝国主义者煽动边境事件。

美国大学里的“宗教复兴”
崔奇
据美国报刊报道，近些年来美国大学生信仰宗教的人数显著增加，许多大学和学院里的宗教气氛越来越浓厚了。
有人甚至把这种现象叫做“宗教复兴”。
三百万男女青年的大探求
美国“新闻周刊”最近介绍了关于这个“宗教复兴”的一些情况。
它写道：
“从哈佛大学的僻静地方到喧嚣的西部各大学校园，有数目大得惊人的目前在美国学院和大学里学习的三百万男女青年，在进行一种巨大的、自发的探求。……数目空前的人们在追求上帝。”
据说，这是美国教育史上最大的一次“宗教的探求”。
为了适应这个探求，许多大学和学院增加了新的课程：
“宗教心理学”，“希伯来文初阶”，“耶稣的生平和教导”等等。
现在已有三分之二的州立大学决定给予宗教课程的学分。
于是，听神学家的讲课，形成一种热潮。
例如，哈佛大学的神学教授波耳·提利奇在这个学年内将访问二十个校园，各大学预约他的讲课已排到1958年05月了。
“除了对精神知识（？）
的这种渴望以外，今天，愈来愈多的学院学生还希望敬仰上帝。”
许多学校里的宗教活动蔚为大观。
在史坦福大学里，约有两千名学生在复活节早晨起来做晨曦礼拜。
参加星期三晚上烛光礼拜的人数，也比十年前增加了几十倍。
在密执安大学的两万二千名学生中，几乎有五千人每周至少参加礼拜一次。
在伊利诺斯的一个非教会学校怀敦学院里，一千六百名学生除了要做一周六天的早祷之外，还要参加一周五个晚上的晚祷……。
最引人注目的是哈佛大学。
“新闻周刊”说，这个大学在1636年成立时，曾经确定它的宗旨是“促进学识而永远传之于后代”。
在这以后的两百年中，哈佛大学更越来越“脱离空想的宗教而独立”，1816年创办的神学院一直“不起作用和受人忽视”。
但是，最近几年来，这个宗教色彩较少的哈佛大学，却也成为神学教育和宗教活动的一个中心了。
虽然神学院的基金已经增加几倍，但是本学年还是有一百多名想进神学院的新生，由于学校容纳不下而被拒于大门之外。
就像需要一个暖水瓶一样
究竟是什么力量引导美国大学生们这样狂热地向往宗教呢？
难道他们每个人都是虔诚的教徒吗？
“新闻周刊”写道：
“这不是说 ……今天学院里的每个年青人，都是十分虔诚的。
他们中许多人远不是如此。
纽约城的田普勒顿牧师曾经主持过许多年青人的奋兴会，他认为许多学院学生‘似乎祈求上帝就像你在晚上想要一个热水瓶以解除一个暂时的不舒服一样’。”
作为一个牧师，田普勒顿当然不会嘲笑宗教，而且他甚至也不是嘲笑这些大学生。
他的这一段话只是肯定一个事实，那就是：
这些大学生对于宗教的狂热，是不能仅仅由宗教本身来加以解释的。
什么是暖水瓶？
那不过是在一个人口渴的时候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
而在这些大学生看来，宗教也正是这样。
因此，与其说他们“信仰”宗教，还不如说他们“需要”宗教，需要它来解除精神上的某种“不舒服”。
一种强烈的空虚感
华盛顿大学宗教教授西卓也承认：
“促成这个运动的是一种强烈的空虚感，是对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某种东西的追求。”
他谈到，“不久以前，有一个学生对我说，‘如果不知道球门在什么地方，那么踢球会有什么意义呢？
’”
的确，如果不知道生活的目标是什么，那么生活又会有什么意义呢？
可怕的空虚！
这就是许多美国大学生的精神状况。
正是在这种“精神真空”之中，宗教就成了某些人的答案。
哈佛大学的一个学生说：
“除了宗教以外，似乎没有别的答案。
我们这一代是追求信仰的一代，学生们要求知道，除了得坏分数以外，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一个人必须相信上帝……。”
他们要把青年们引向何处？
从这个所谓“宗教复兴”的灰色的图景中，我们看到了许多美国青年是如何苦闷、彷徨和暮气沉沉。
他们找不到生活的出路，看不到美好的未来。
在他们还没有真正踏上社会生活的时候，就已经感到了社会上的种种威胁。
于是，在许多大学生的思想里，出现了令人吃惊的简单的生活公式：
在学校里，只希望得到好分数。
在社会上，只希望找个好职业。
如果感到精神上有某种不舒服，那就到宗教中去寻求解脱。
他们是自由的吗？
是自由的！
他们是自由地不思想，自由地放弃真正生活的权利，自由地把自己的青春活力像一支无用的蜡烛那样消磨掉。
于是，宗教是“复兴”了，然而新生的一代却萎谢了；
神是被信仰了，然而真正的人的精神却消沉了。
但是，我们也不能把美国大学里的“宗教复兴”看成是完全自发的。
正如“新闻周刊”所报道的，这个“宗教复兴”是有一些像哈佛大学校长普伊西之类的人物来领导的。
美国统治阶级和它的教育当局，为了适应垄断资本的需要，总是希望青年们看不见社会和政治问题，甚至根本忘掉现实生活，而变成昏昏欲睡的、与世无争的人。
这样，垄断资本集团就可以称心如意地用他们的意志来填补青年们的“精神真空”了。
他们要把青年们引向何处呢？
据普伊西说，似乎要把他们引向“进步的边缘”，但是，我们不需要加以探求，就可以断定这是十足的讽刺。
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想用神的名义，用精神的鞭子，来驱使青年一代为他们的最大利润的“天堂”服务而已。

美国物价继续上涨经济活动停滞不前
新华社28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政府25日宣布，5月份的美国生活费用指数是一百一十九·六（以1947—1949年的水平为一百），这已经是美国生活费用连续第9个月上涨了，而且目前还看不到有下降的迹象。
美国政府同时还宣布，由于物价上涨，在4月份和5月份，美国工人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已经下降了1.5％。
而据美国报刊报道，在过去一年里，机器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已经减少了2.6％，家俱工人的实际工资减少了3.7％，烟草工人的实际工资减少了4.8％。
物价上涨也威胁着农民的收入。
美国政府估计，在今年，美国农民的现金收入将比去年增加约4％，但是仅仅到今年05月，农民的生活费用就已经比去年上涨了3％。
在通货膨胀的同时，美国的经济活动呈现停滞不前的状态。
据美国政府宣布，在去年12月，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是一百四十七（1947—1949年的平均数为一百），但是在今年1、2、3月，这个指数却下降为一百四十六，到4月份再下降为一百四十五。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5月份，包括运输业和工业在内的企业活动指标继续在减少。
合众社记者摩尔卡27日说，美国经济活动所以不振，主要是由于汽车和家俱的销售的减少以及住房建筑、农业机器和钢铁生产的下降。
例如钢铁工业目前的开工率只有85.2％，估计到7月份还要下降到70％。
汽车的生产估计今年全年是五百八十万辆，而今年年初时曾估计可以达到六百万到六百二十万辆。
目前许多工厂已经纷纷在缩短工作时间，解雇大批工人。

“联合国军司令”和美国防当局证实
美国想把朝鲜变为原子基地
朝鲜九个城市谴责美国破坏停战协定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即将接任“联合国军司令”的美国将军乔治·德克尔6月27日在东京向合众社记者谈话的时候，再一次证实了美国企图把南朝鲜变成原子战争基地的阴谋。
德克尔说，在美国决定把原子大炮和“诚实的约翰”式火箭运到南朝鲜去供美军使用的时候，他将“竭力主张”给予李承晚军队以原子武器训练。
他还说，美军远东司令部和美国国防部已经“大体上”决定了规定给李承晚的大多数新武器的数量和性质，同时，美国国防部还在讨论关于供给李承晚核武器的问题。
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在华盛顿宣布，美国并不禁止把导弹等新武器运入南朝鲜。
他表示，南朝鲜部队将得到现代化武器，并且将受到使用这种武器的训练。
但是不会把原子弹头交给他们。
美国国防当局在同一天透露，在南朝鲜的两个美国陆军师将得到有双重用途的武器，以便使它们迅速拥有进行原子战争的力量。
据国际新闻社报道，在把能够携带原子弹头的“真正野战武器”运进南朝鲜以前，南朝鲜美军的训练工作将用假武器进行。
目前在南朝鲜的大多数美国军队都在美国国内受过“五原子编制”师的战术训练。
国际新闻社并且透露，占领南朝鲜的美军当局正在准备建议再一次召开军事停战委员会，并且在这次会议上片面宣布不向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提出关于输入新型武器的报告，以彻底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第13款卯项的规定。
这家通讯社说，汉城已经流传着新的喷气式飞机已经运进南朝鲜的消息，但是美军当局还在保守秘密。
美国所以宣传将推迟把新武器运进南朝鲜是由于“不愿意去满足停战协定的规定”，即向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详细报告运入武器的情况。
另据平壤消息：
开城、新义州、元山、清津、咸兴等九个城市的人民6月26日分别举行群众大会，坚决反对美国破坏停战协定、把新型武器运入南朝鲜的行为，并且支持共和国政府当天发表的声明。
九个城市的群众大会共约有三十多万人参加。
“美国强盗滚出朝鲜”、“朝鲜是朝鲜人民的朝鲜”等口号响遍各地。

西德竞选活动进入高潮
垄断资本大力支持右派政党
本报伦敦28日电
西德竞选活动正进入高潮。
垄断资本幕后操纵选举的手段也随之日益暴露。
据悉，西德各个垄断资本集团为了各自利益，纷纷大力支持各个右派政党的竞选活动。
西德最大垄断资本组织——工业家联合会，单是向基督教民主联盟一个党就拿出了三千万马克作为该党的竞选经费。
此外，它还给自由民主党四百万马克、难民党一百五十万马克、德意志党六百万马克。
工业家联合会所以大力支持阿登纳和他的党，是因为它认为这是支持阿登纳三度连任总理所必要的。
而另一方面它所以又支持和阿登纳有分歧的资产阶级政党——自由民主党和难民党，是为了防备万一大选结果产生一个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联合内阁时，能利用联合内阁中的小党派来反对实施国有化的计划。
以汉堡的香烟大王瑞恩斯特玛、天主教雇主联合会主席格累斯博士及列维库森的拜耳化学公司经理雅可柏为首的另一垄断资本集团，则采用大登广告（一个版的广告费高达一万二千马克）作为津贴，并免费赠送一千六百万册宣传现任经济部长艾哈德教授的政策的画刊，以支持他的竞选。
在这些竞选活动中，非常突出的一点是：
垄断资本对政党的财政支持和宣传主要集中在有势力的政党方面，这使基督教民主党利用它当政的地位而处于优势。

越南外交部发表声明
反对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
新华社河内28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下午发表声明，反对美国公开宣布破坏朝鲜停战协定和要把原子武器运入南朝鲜。
声明说，美国的声明是严重违反朝鲜停战协定的行为，它再一次证明美国企图重新挑起朝鲜战争，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
声明强调指出，美国作为签订朝鲜停战协定的一方，没有擅自修改或废除协定中任何条款的权利。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又说，越南人民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完全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元帅6月21日提出的关于所有一切外国军队必须撤出朝鲜，以及召开有关各国参加的会议来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最后说，越南人民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相信，美国的恶毒阴谋将被击败，朝鲜人民将完成自己祖国的统一事业。

金元帝国的贫民窟住有五千六百万人
新华社莫斯科28日电
莫斯科“苏维埃俄罗斯报”27日报道，在美国每五户人家中就有一户每年的收入低于两千美元，而根据官方公布的生活指数，美国四口之家每年最低的生活费用是四千四百七十二块美元。
在这方面，报纸还引证最近艾森豪威尔总统给国会的关于国家经济情况的咨文，其中谈到美国五千二百二十万户家庭中，有两千一百六十万户每年收入少于四千美元。
根据去年的资料，美国工人家庭的房租（包括公用设备费）每年最低要支出六百七十七美元。
如果这样的家庭有两千美元的收入，那么房租就占了整个家庭收入的33.8％。
据官方统计，美国目前有五千六百万人住在贫民窟里。
在美国，医疗费非常高。
如果一个美国人生了病进了普通医院，他每天就得花十七美元。
在美国，有四分之一的家庭付不起这样昂贵的医疗费。
“苏维埃俄罗斯报”写道，美国有几百万户家庭每年的收入还远远低于两千美元。
这包括零售店员、林业工人、农业工人和很多其他行业的劳动者。
根据美国工会刊物的资料，美国有一百五十万个每年收入不到一千美元的农户。

上海通俗话剧团在京演出
获得文艺界和观众一致好评
本报讯
来京汇报演出的上海市通俗话剧巡回演出团，26日起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剧场公演了第1个剧目“张文祥刺马”，获得了观众热情的欢迎。
陈毅副总理在26日看了他们的演出后，接见了全体演员；
祝贺他们演出的成功，并鼓励他们为通俗话剧事业更好的努力。
通俗话剧是我国现代话剧最早的形式，已有五十年历史；
它在艺术上继承了民族戏曲的传统，而有着自己的特点和风格。
过去因受到反动统治者的摧残，一度趋于衰落，解放后，没有得到应有的扶植与支持，直到今年在上海举行一次观摩会演后，才又重新发出了光彩。
这个剧团是由现有的通俗话剧老艺人陈旡我、王美玉、田驰、董天民、刘一新、秦哈哈、王雪艳、王曼君等人组成的。
22日下午，首都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等十二个话剧院、团联合举行了欢迎茶会，在会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焦菊隐代表主人致欢迎词，介绍了通俗话剧表演艺术上的特点；
他希望首都话剧演员们能够很好地向他们学习。
马彦祥对通俗话剧的历史和特点，也作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批判了过去艺术上的宗派主义，并呼吁大家对这一“起死回生”的话剧流派，给以大力的支持。

为什么要“一笔抹煞”
李凌
吴祖光同志在今年“戏剧报”第11号“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文中提及：
“解放以来，无论在任何一种艺术工作岗位上……‘培养新人’成为经常挂在口头上的字句。
但是我们看一看眼前的事实，无论在京剧舞台上……那些活跃着的，留给观众比较深刻的印象的，……有几个是解放八年‘培养’出来的新人呢？……谈到新人，那真是寥寥可数，少得可怜”。
“我们谁都会谈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是它在培养文学艺术人材这一方面表现了什么呢？”
“而文艺战线上独独新人寥落的具体现象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呢”？
他认为“造成这样的后果的原因……总的说来，这是一个领导问题”。
戏曲、话剧、曲艺、电影……方面的情况，我了解不多，不过吴文所指，不单是戏剧，而是“任何一种艺术工作岗位上”，是“文艺战线上”。
所以，我想从音乐工作上（只谈音乐上的西洋音乐，又只是其中的演员部分）有所解释，也是没有越出吴文的范围的。
谁都知道，近几年来，音乐界出现过几桩前所未有的、惊震国际的事情，那就是傅聪的萧邦钢琴比赛获奖、刘诗昆的李斯特钢琴比赛获奖、李学全的长笛比赛获奖。
这些青年音乐家之取得胜利，都不是出于侥幸的。
这些人的成绩，在许多方面（不是所有方面）来说，都是越过了前人（国内）曾经到达过的境界。
其次，只在北京所看到的（上海等地未在内）像声乐方面的楼乾贵、温可铮、苏凤娟、李？
、罗忻祖、魏启贤、刘淑芳、梁美珍、邹德华……，在器乐方面李名强（钢琴）、韩铣光（圆号）、杨秉荪（小提琴）、刘奇（长管）、方国庆（打击乐）、盛中国（小提琴）、朱尧洲（小号）、边振国（小号）、王砳（大提琴）……等也是比较优秀的年青人材，这些人中有不少获得国际的比赛奖（这种比赛奖是丝毫也不客气的），有些很快就和国际的青年同业进行较量，其中好些管乐专才，远远超过了前一辈的成就。
这些青年，十之八九是在解放以后才从学校或艺术团体“培养”出来的，像刘诗昆、盛中国等，现在仍然在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读书，傅聪还在波兰学习。
学管乐的青年，大部分都在跟专家上课。
的确不是“解放以前久享盛誉”的。
我们有好些年纪大一点的音乐工作者，常常慨叹自己出生得早了一些，无限羡慕这一代孩子们的幸福。
短短的八年，我们已建成了五六所音乐中学（过去只有那“可怜”的一个少年班），六七所音乐院校（过去只两所）。
许多有音乐天才的儿童，很早（因为年纪大了，有许多困难）就有机会受到正规的、严格的音乐教育。
这几年来，这些学校，的确教养出不少较有基础的新人。
其次，有不少艺术团体虽然不像学校那么严格训练新人，但也培养出一些如罗天婵、蔡焕贞那样的得人喜爱的年青歌手。
仅止这些，也足够说明，短短的八年的不可抹煞的成就。
是的，我们许多优秀的享有盛誉的老演员如马思聪、喻宜萱、周小燕、吴乐懿、李志曙、张权等同志，至今仍受到广泛的爱戴，这是特别值得珍贵的。
文化领导部门对于这些极有才艺的演奏家的关怀、支持、帮助，发挥他们最大的力量上，还存在不少严重的缺点，这也是急需在整风中克服的。
但是，不少新的演员也的确在好些老前辈的教育下“人材倍出”，发射出辉耀的光芒。
我们好些较年长的搞交响乐事业（即所谓集体演员）的人记忆得非常清楚；
解放前那独一无二、残缺不全的中华交响乐团，和今天到处新生，而且较具规模的大大小小的乐团、乐队相比，感触是很深的。
前几天我和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黄贻钧同志，及当年在中华交响乐团任过大提琴首席的朱崇志同志去看“来自新世界交响乐”的演出。
那成绩真是使人惊异，虽然犹有不足之处，但和当年的乐团水平相较，何止咫尺呢？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材的培养并不是像母猪生小猪那么容易。
然而短短的日子里，也并不像吴祖光同志所说的那么满目荒凉。
不能不顾事实，或者只看到一面，就一笔抹煞，整个地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不仅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

南开大学反击右派的斗争
本报记者　锺林
天津南开大学的师生们，正在从学习毛主席的报告里取得武器，来深入开展反击右派的斗争。
这里介绍的只是这个大学的历史系在反击右派的高潮当中的两个片断。
南开大学的党组织开始整风以后，6月上旬，北京大学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的首领谭天荣，曾先后三次到南开大学活动。
他虽然遭到广大同学的唾弃，但是，也有几个右派分子为他捧场，说谭天荣是“天才学生”，具有“时代精神”。
一些不认识谭天荣的反动面貌的人，虽然不同意他那一套，但以为他既学物理学，又研究哲学，也可称渊博，总可以算一家吧。
葛佩琦和储安平的反动言论，在南大历史系里也有应声虫。
右派分子的谬论，曾在大字报、小组会、班会上遭到驳斥。
报纸上发表的对右派阴谋的揭露和斥责，使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
在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确还有严重的阶级斗争。
而右派分子的气焰也还在嚣张。
06月15日，历史系学生会开大会讨论谭天荣的问题，在其他两位教授发言以后，由雷海宗教授发言。
雷先生说，他对前一时期报纸上和大字报上发表的一些人的谬论感到疑虑。
这几天看到报纸上对这些谬论的驳斥，他的疑虑才消除了。
他说：
“有些人蓄意要脱离社会主义路线和马列主义的指导，那就是要走资本主义路线，因为第3条路线是没有的，是虚假的。
但是，历史证明，资本主义路线走不通，因为帝国主义不让我们如此，他们只愿意让我们作半殖民地。”
谈到对整风的态度时，他说：
“中国的基本情况一是太穷，一是经济文化落后，这是历史条件所形成的。
要在这个六亿人口的、又穷又落后的大国，来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必然有很多困难，工作中也必然会发生大大小小的错误和缺点。
但不能抛开厂史，把这些困难、错误和缺点都算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账上。
当然，在整风当中，分别指出困难和缺点错误是应该的，但目的都是为了克服困难和缺点错误，解决问题，不是为了反对党和政府。
如果按照那些要脱离社会主义路线，要取消党的领导，要取消人民政府的人的意见去作，中国就必然回到亡国奴式的半殖民地的局面去，这就不是整风而是要我们开倒车”。
关于谭天荣访问他的事，他说：
“青年们来找我，我当然是要接待的。
谈到黑格尔的哲学，我问谭天荣：
你读过黑格尔的哪些书？
他说只读过中国翻译过来的几本书中的一部分。
我问他你能读外文书吗？
他说不能。
我问他向北大对黑格尔哲学很有研究的贺麟先生请教过吗？
他说没有。
我劝他：
你要想学哲学，要研究黑格尔，你至少得学会外文，熟读黑格尔的所有著作，也可以找贺麟先生谈谈。
哲学是一门有系统的全面的对世界对社会历史的解释的高深学问，不要把它看得那么简单”。
雷先生对大家说，我是学历史学的，但对于最唯心的深奥的哲学也读过一些，我感到这些哲学都有阶级性，都在企图说明世界，但对谭天荣的大作则没有这种感觉，而只感到为难，因为它只是名词概念的堆积，没有说出任何问题。
许多同学听了雷海宗先生的讲话，感到被学校中的右派分子捧为“时代精神”和“天才学生”的谭天荣，在学术上原来不过如此而已。
对谭天荣和那些反社会主义的人们的言行则感到十分危险，必须提高警惕，并且要与之进行斗争。
个别曾为谭天荣捧场的右派分子，虽然还起来辩护，还赞扬谭天荣有“独立思考”和“大胆”的精神，但被听众的愤怒和其他发表意见的同学的驳斥击溃了。
在小组和班的会上，历史系一年级一班的学生姚安全，口口声声说葛佩琦、储安平说的是“事实”，统购统销就是搞糟了，人民生活水平就是下降了。
他认为“三害”是主要的敌人，而“三害”的根子则是“党天下”，要反对“三害”，要想不动摇党的领导是不行的。
他还公然表示，他并不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旗帜，他也不是帮助党整风，他对共产党就是有反感，就是不满意。
如果有反革命组织请他参加，他就要考虑。
大家纷纷要求要跟他争论，要在争论中辨明立场。
16日，历史系又举行了一次讨论会。
姚安全首先发言作了些解释，但他的观点和立场并没有丝毫改变。
发言的人当中，有一个是工人出身的吕延鼎同学。
他说，对于参加反革命的组织这件事，姚安全可以考虑；
作为中国人民中的一员，任何人对于反革命分子是要求把他抓送公安局的问题，而不是考虑去加入他的组织的问题。
他说，他在济南铁路管理局系统当过五年司炉工人，对老工人们的生活比较熟悉：
日本占领时期，工人们吃的是豆饼和发臭的苞米面；
国民党统治时期，物价飞涨，工人们的生活天天受威胁；
日本人和国民党都派得有工头和监工员拿着铁棍，随时打在工人身上；
从前哪有什么劳动保护设备，机器卷着衣服把工人轧死轧伤的事情也常见。
而现在，解放七、八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别说吃穿不愁了，许多工人还在银行里开了户头；
家里有收音机的工人也不少；
工厂里不仅有劳动保护设备，而且还常常检查；
有的工人虽然也还有困难，但可以得到国家和工会的救济或补助。
这些，在中国历史上是哪朝哪代有过的事？
这为什么还是生活水平下降呢？
难道这些工人会不要共产党领导吗？
不会的。
他的发言博得了长久的雷一般的掌声。
农民出身的张金光同学，走上讲台，讲了他们村里土地改革前农民家庭受苦受难的情形；
讲了他小时候肚子饿了伸手给母亲要干粮吃，家里没有了干粮，母亲叫他“你到外边玩玩去吧”的情形；
讲了他一家如何让他上小学的情形。
他说：
“我从前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我能上大学，可是，现在，我不仅上了中学，还上了大学，这没有共产党领导能行吗？”
他说他跟共产党是同命运的。
曾在县人民政府工作过的陈伯泉同学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稳定粮价、对保证城市工矿区和灾区的粮食供应的好处，他并且指出，统购的是农民除口粮外的余粮的一部分，余粮较多的富农、富裕中农对统购统销是不满意的，他们就老说统购统销搞糟了。
他说，有的农村工作同志有时对粮食的产量，核定得有偏高偏低的缺点，但上级是一直注意加以纠正的。
但这不能因此否定统购统销的成绩。
陈瑞良同学以华侨、民盟盟员的身份发言。
他说，他在殖民地生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人家向来是不把华侨当人看待的，华侨连头也抬不起来。
现在不同了，华侨在国外抬得起头来了，这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如此。
我是一个民盟盟员，我认为民盟中央那些向共产党进攻的人不能代表民盟，我要跟共产党走。
张邦勋同学提醒大家，同是统购统销和人民生活中的这些事实，为什么有的人就说搞糟了，有的人就说搞好了呢？
这不是立场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他的发言引起大家的同感，也引起了大家的深思。
这次大会结束以后，在同学们的交谈当中，在小组讨论当中，许多人都检查了自己对许多言论的看法和立场，一部分有右倾情绪的人，也纷纷检讨和批判自己的糊涂思想。
许多人都表示，要争论，要在争论当中坚持正确的立场，继续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

发展国画的几点建议
吴幻荪
近来发生了一连串有关国画的喜事：
展出近二百件国画的全国青年美展的举行，在莫斯科的中国国画展的举行，北京中国画院的成立。
由这些喜事，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多少年来国画在艺术实践和理论上的融新贯旧，多少位老画师们在师承传习上、在掌握历代传统技法上、保持着博雅醇正多种多样的画品风格。
文艺界都知道，国画画风隆替，是全国艺坛所瞩望和引动着东洋西洋艺术界视听的。
因此大家都理会到，中国画院的成立，对全国绘画界有着转移风气的影响和登高一呼的作用，大家对它怀抱着莫大的期望。
在谈到发展国画、提倡民族美术之先，我们感到痛心的是：
过去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几十年中，对文学艺术，已然养成一味崇拜西洋、鄙视自己的风气，特别是领导美术教育的人，率为学西学，画西画者。
他们在中小学图画教学上，只有铅笔画、水彩画的课程，让二三十岁的青年，连毛笔字都不会写，更不用说画什么国画了。
近年来，在美术学校里，也一古脑连国画的名词都不见了，改名为“彩墨画”，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造成了学生更加鄙弃国画的风气，对国画十九不肯学习，甚至对国画的优良传统，由老师起就抱抹煞态度，一概视同封建糟粕。
可怕的这一股风暴，险些把国画的生命连根拔除。
只有在党和政府大力扶植下，才得重庆昭苏。
国画界得着了雨露灌溉之后，要舒枝展叶，放出花朵，孕育新苗，散播种子，让国画在第2代中重新扎下深根，培出新芽，让民族美术的发扬，一代胜似一代。
我们应当怎样开辟道路、怎样继往承先、怎样开来启后呢？
作为一个国画研究者的我，愿就这几方面，略述数言。
（一）在继往承先，发掘画法优良传统这一方面，我们希望一些掌握技法的老画师们，捐除门户之见，放弃意气之争，合作团结，相互琢磨，各抒所见，各展所长，用正确方法，在中国绘画史以外，再写出一本研究国画技法递嬗的历史；
用批判方法指出历代画法中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
阐述各宗各派的笔法、墨法、设色法，以及它们各种风格的特点，说明如何取长、如何舍短、如何掌握技法、如何反复钻研，以至于能够蜕化创造，达到推陈出新。
这样才能有助于继续学画的人们，让他们少走弯路，容易掌握某一画派的技法和理论，打下他们创作的基础；
同时给继续研究的人们，辟出捷径，作出比较科学的参考。
为什么这样主张呢？
因为已出版的几本美术史、绘画史，多半只在绘画沿革上作些考证，而很少对技法得失作解剖研究。
要在这方面作出精研，惟有用“集思广益”的办法，团结老画师们，请有过实践工夫，多年沉浸其中，饱尝甘苦的人，说出个中诀窍，指出深入途径，示人以经验之谈和怎样灵活运用的方法，才能免除“隔靴搔痒”和枉费力气。
（二）在开来启后这一方面，美术学校和国画研究的组织，应当本着个别传授、因材施教和顺从学生志趣爱好来选择课业的原则，采用带徒弟制度，注意发挥天才。
为什么这样主张呢？
因为多年以来，所有美术学校的课目，都采取了“等量齐观”“平均发展”的教学方法，很少造就出杰出的人材。
其所以造就不出人材的原故，一来是由于国画在技法上，有着千变万化的不同风格，二来是由于学习上，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天才和个性。
因此严重的存在着“性之所近和天性不近”、“学之相宜和学之不宜”等非常复杂的矛盾问题。
艺术教育，不同于其他教育，让一个人学习他所爱好的东西，才能事半功倍；
反之，让一个人学习他所腻烦的东西，则终身难于大成。
举例说，一个人天性开张，笔墨奔放，就宜于学大笔淋漓的写意画法；
反之，一个人天性拘谨，笔墨精细，就宜于学习工整的写实画法。
这种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拿戏剧教学来说，如果叫一个宜于唱花脸的人材，去唱花旦，他的成绩，是不堪想像的。
有了带徒弟制度，不但老师可以选择弟子，同时学生也可以选择老师。
让学习的人，能够天才近什么，就学什么。
这样有兴趣的专一练习，才能精益求精，才容易有大成就，才好培养出杰出的人材。
（三）谈到如何普及国画美术教育这一方面，我们坚持必须在中小学美术教学上，从“再播种子”做起，重新让国画在第2代中生根发芽，让国画前途，一代比一代更强。
为了办好普及美术教学，首先还须大量培养师资，让老师们能掌握技法。
同时应制定国画教材。
相应的生产画国画需要的纸张、笔墨、颜料等用具。
学生在未学画前，要先练毛笔字。
要完成这样任务，我们建议：
国画研究组织也好，美术学校也好，应当征聘有经验的老画师，和掌握新理论的美术家，彼此合作，悉心规划；
由浅入深，制定教材；
大量培养中小学美术师资，调训美术教员。
这是一件煞费研究的细致工作。
（四）在开展国画创作这一方面，希望政府也像对戏剧一样，在鼓励创作上，订出评奖办法和选购办法。
目前国际文化交流频繁，国画在国外已有了市场。
选购的国画，可供国内外展览和出版提倡之用。
同时，我始终认为，国画自唐、宋以来，已肯定“画”是“始于有法、终于无法”的。
我们再旷观自宋、元迄明、清的绘画，是一代有一代的特殊风格，一代有一代特有的习尚，注重创造，面貌不同。
返观我们现代的国画，大都没有很好地表现出这一伟大时代的特点。
因此我们更希望所有的美术家们，有理论的学技巧，有技巧的学理论。
结合现实，深入实际，参预生活，这样才能画出思想性强、艺术性也强、有长远价值的作品。
大家一同携手，把国画推进到一个繁荣兴盛的新阶段。

并非封口
李霁野
自从共产党请各民主党派和各阶级、阶层的人民帮助党整风以来，各方面提出许多正确有益的意见和批评，这是全国人民和党一致欢迎的。
但是也有不少荒谬透顶的言论，此呼彼应，形成了反社会主义的逆流。
发这些谬论的有的是民主党派的重要领导人，有的是教导青年一代的人民教师。
这种现象，岂容我们爱护社会主义的人忽视？
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了几篇社论，对这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谬论加以驳斥，是及时的，必要的，应该得到，也得到了绝大多数读者的欢迎。
但是也有一些人别有一种看法。
他们或者认为这些社论是“扣帽子”，堵塞言路，增加了人们的顾虑；
或者认为这些言论不见得就是反社会主义的，那样大张旗鼓的驳斥真是“小题大作”。
有的人甚至说，共产党请人家提意见，提了意见又加以反驳，太没有虚心接受批评的雅量了，“言者无罪”，岂不是一句空话吗？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这些谬论是不是反社会主义的。
章伯钧要成立“政治设计院”，这就是否定了我们人民代表大会的基本政治制度。
他要变政协为上议院，这就是要实行资本主义的骗人的两党制。
这样就没有了人民民主专政。
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就是为章伯钧发射开路炮。
黄心平所要求的各党轮流执政，是章伯钧那一套东西的旧版本。
章乃器说什么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不是剥削；
说什么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危险，仿佛资本主义下就没有官僚主义；
说什么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既然这样，还何必要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
还何必高谈什么消灭剥削，改造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
罗隆基要组织自成系统的“平反委员会”，他对领导肃反运动的共产党的不信任和仇恨，也就可想而知了。
葛佩琦说群众要杀共产党人了，又说共产党亡了，中国也不会亡。
难道可以设想，这样人有一丝一毫相信共产党领导的意思吗？
他不是深入骨髓的痛恨社会主义吗？
陈新桂更说得干脆：
要消灭三害，只有消灭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谬论肯定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
这里毫没有什么乱扣帽子的问题。
社会主义是我国宪法已经规定，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走了几年的正确光明的方向。
章伯钧等人所反对的就是这个方向。
难道说我们可以容忍，可以认为这是不必介意的小事吗？
这绝对不是小事。
我们相信，除了少数的右派分子，我国绝大多数人民都拥护党的领导，了解党的领导的重大意义。
各民主党派更不消说，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它们的基本的政治纲领。
那么，在这样右派分子要扭转建国方向的重大问题上，我们是不是愿意听听党的意见呢？
所谓领导，是不是只能挂名悬空，不在实际问题上具体表现出来呢？
若是愿意听听党的意见，而不是只在口头上承认党的领导，我想，将阅读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津津有味的注意力分一点出来看看人民日报的社论，大概也不会因此就增加了顾虑，为“小题大作”而“长叹息”吧。
若是增加了顾虑，或竟至非“长叹息”不可了，那原因，还是“反求诸己”为好。
党在重要关头，不能忽略它对人民的神圣责任！

我国第1座宽银幕影院建成
07月01日起放映苏联片“革命的前奏”
本报讯
我国第1座宽银幕立体声电影院，已经在北京建成。
07月01日开幕，将放映苏联彩色影片“革命的前奏”。
我国自己摄制的两部宽银幕五彩短片“1957年五一节”和“北京的星期天”，将在这座影院先后同首都观众见面。
这座影院是由原来的首都电影院改建的。
主持改建工程的是二十多年前设计这座影院的建筑师刘世铭。
巨大的宽银幕，有十六公尺宽，五点七公尺高（原来的银幕宽六公尺，高四点五公尺）。
宽银幕是弧形的，铝制，上有致密金丝网纹，放映出来的画面，较之普通幕布明亮而不刺激眼睛。
台口帷幕由电气操纵。
银幕后面有三组扬声器，观众厅四周墙壁内及顶棚，还有许多小型扬声器，构成了立体声的传送网。
影片中人物对话，随着角色行动的位置，从左边、中央或右边发出，群众欢呼、风雨雷电、飞机声、火车声、喷泉洒落、鸟语蝉鸣等音响效果，将从观众的前后左右传送出来。
整个影院重新装置了吸音设备，这座临街的影院将不受任何市声杂音的干扰。
改建后的影院有一千二百个座位。
院内装置了最新式的“强制对流”通风设备。
观众在看影片时将始终呼吸着新鲜空气。

武汉市汉剧团来京演出
本报讯
以荣获全国第1届戏曲观摩会演一等演员奖的著名汉剧演员陈伯华为首的武汉市汉剧团，28日起在京汇报公演。
首次演出中，由陈伯华主演的“宇宙锋”一剧，正是她在第1届戏曲会演中博得极高评价的剧目。
这一次的演出，同样获得观众热烈的赞扬。
25日和27日两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文艺俱乐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的戏剧俱乐部，曾分别邀请该团为首都文艺界和戏剧界演出“二度梅”和“柜中缘”等剧，受到一致的好评。
周恩来总理和康生、邓子恢、周扬、刘芝明、阳翰笙等同志在观剧后，都到后台慰问演员，祝贺他们的演出。

命名的传说
——三门峡散记之一
雷加
这位年青工人，立刻给他的战友写了第1封信。
他说他爱黄河，爱三门峡。
他又接着说，他一直在爱着，但是没有比现在更爱它了。
于是第2天，这位年青的水工建设者在邮局门口出现了。
想不到发生了一阵小小的争吵，原来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是来查问日期的。
只听见办事员在柜台后面答：
“你看看邮戳就知道啦！”
偏偏邮戳不清楚，几个人查看了半天，突然这位年青的水工建设者叫道：
“你躲在柜台后面，也挡不住别人提意见呵！”
“有意见就可以提，你提吧！”
显然办事员还在忙着，仍然没有露出身子来。
“我的意见，就是大家的意见。”
年青的水工建设者回头望了望长长的行列，然后说道：
“我要知道我到什么地方来啦！
这里是三门峡，全国都知道这里是三门峡，你的邮戳上偏写上个什么史家滩……”
“不，这里是史家滩！”
办事员第1次从柜台后面站起来了。
这的确是一句不可辩驳的话；
但是为了热爱三门峡，有什么不可推翻的呢？
后面的人跟着嚷起来：
“谁说的鬼话？”
“我的亲人只知道我到了三门峡……”
“全国的人，都知道我到了三门峡……”
这位年青的水工建设者，对办事员用手一指说：
“你听见没有？
我说这里是三门峡，不是史家滩！”
办事员第1次同这些水工建设者见面了。
以前他只听见各种不同的口音，向他伸来的各种不同的捏着信件的手；
现在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副眉高气扬的年青的面孔，仿佛呵一口气，就可吹倒三门石岛似的。
办事员涨红了脸，讷讷地说：
“意见很好，我要说……这么好的意见为什么不早提呢？”
工人也仿佛第1次看见他。
原来这是一个学生模样的人，面孔有些苍白，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小小的鼻尖上冒着汗珠。
不久，所有邮戳上都改成三门峡三个字了。
这是水工建设者第1次参加三门峡市命名的讨论。
第2次讨论，是在工区公路上进行的。
那时，三门峡准备工程已在进行。
在一条新修的公路上，每天走着钻工，测量工，地质人员，还有一些来参观的人，其中也有记者和作家。
凡是第1次看到三门峡的人，都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归来的路上，谈论着那座混凝土大坝，那个大水库，还有水库旁边的那座未来的城市。
从邮戳上改成三门峡之后，三门峡工区的招牌也出现了。
它包括了建筑三门峡工程的几个基地：
史家滩，大安和会兴。
因为地形的限制，这三个基地相距甚远。
工程局从大安迁到会兴来，就是为了把主要阵地让给前哨战斗部队。
有些附属企业也只好在会兴修建起来，所谓未来的城市，就是指的这里。
工程局现在的所在地，就是未来城市的中心，因与会兴镇遥遥相对，有人暂时叫它新城。
有三个参观的人，非常关心未来城市的命名。
有人主张叫湖滨市，有人主张叫会兴市……他们各有己见，争论得相当厉害。
那天刮着大风，一点也没有妨碍他们的讨论。
相反的，他们借着这种热情的鼓舞，才好不容易地一步一步地迎风前进。
幻想总是借着自己所爱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每个人都偏爱着自己的命名。
湖滨市似乎有些占了上风；
但是其中的一个意见也十分固执，有如噙住一颗蜜枣一般，始终不肯让步。
这时，一个年青工人从后面赶来了。
他已经听到了他们讨论的什么，忽然带些感情地发言道：
“你们说的湖滨市是什么意思？
你们刚刚看了三门峡，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地叫三门峡市呢？”
他说完就向前走去了，竟像大风对他毫无影响一样，大踏步地走去了。
这三个人想看看这个年青工人的面孔，却被砂子迷住了眼睛，同时，他们背过身来，抵御着风砂，一步也走不动了。
不难想像，这个年青工人就是向邮局提出意见的那个人。
这一次他又代表三门峡的水工建设者，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1957年03月26日，国务院发布了设置三门峡市的命令。
邮局的办事员接到了这份报纸。
他又是第1个希望的传播者。
他对着柜台前面的一个工人大声地说：
“你们的心愿……！”
对每个人说，我们的三门峡市……。
命令中没有提到三门峡市命名的由来。
既然不能载诸史册，我就把它当做传说记在这里。
（续完）

客家农妇（木雕）　梁竹亭

江上黎明（二首）
未央
长江睡了
长江睡了。
水波呼呼，
是她的鼾声；
船来船往，
是她辛劳的梦；
而那点点灯标，
则是不倦的神精。
长江睡了。
她像母亲
在梦中却哺育着自己的儿女。
江上黎明
黎明的江是柔和的，
白雾笼罩着她；
像一位神奇的少女，
披戴着稠密的面纱。
江中长鸣的汽笛，
是她的高音抒唱；
雾里拍拍的桨声，
是她的脚步儿轻响。

舞台和银幕
“同志间”上演了
首都观众期待着的、陈其通同志编导的“同志间”，7月01日起，由总政文工团话剧团正式公演了。
话剧“同志间”提出了如何正确处理同志间的关系这样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问题。
在这次演出中，演员梁玉儒成功地扮演了一个老革命干部的鲜明形象——童尚生师长。
他对党忠心耿耿，敢于大胆地正视自己的不足而且改正缺点；
然而由于长期的战争生活，使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解得过于简单，因此对待同志的关系缺乏良好的方式。
剧中同时也描写了另一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浮夸，自居于同志和群众之上，忽视民主和集体领导，甚至拉拢或打击别人的个人主义者——丘悦泉。
这个戏就是通过童尚生和丘悦泉以及其他人们在思想上、工作上的冲突，反映出同志之间必须以严肃的态度来相处。
这是一出值得看的好戏。
（澄）
看宽银幕电影“革命的前奏”去
首都宽银幕电影院快要开幕了。
第1次放映的宽银幕影片是“革命的前奏”。
它是苏联故事片，是写1905年第1次俄国革命的。
导演很好地利用了宽银幕的特点，处理了“流血星期日”、10月全俄总罢工、12月武装起义这些巨大广阔的群众场面。
同时导演也没有忘记通过特写镜头，让我们去观察人物的细部表情。
在这里，我们将看到众多的人物，动人的细节，还将看到伟大列宁的不朽的形象。
　（矢）
曲剧中的曲艺艺人
在旧社会，曲艺艺人是受压迫、受歧视的。
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啼笑姻缘”就是描绘三十年前封建统治时期，一个曲艺女艺人受军阀摧残的悲惨遭遇。
小说曾经轰动一时。
现在，北京曲艺团戏剧队根据原著改编成曲剧，在首都演出了。
在今天的舞台上，观众看到曲艺艺人自己通过曲剧形式，来反映他们本身过去这一段苦难的生活，特别感到亲切和同情。
　（兰）
木偶戏上银幕
“中国木偶艺术”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中国木偶艺术剧团的演出拍摄的。
影片介绍了我国木偶戏的几个优秀剧目。
“秧歌舞”和“猪八戒背媳妇”是杖头木偶戏；
“蒋干盗书”和“路打不平”是闽南布袋木偶戏。
这些木偶戏，无论是人物造型、动作设计或是表演，都很巧妙、有趣，而且它们还各有自己的特色。
　（矢）

谈汉剧“二度梅”
梅兰芳
汉剧是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老剧种，武汉市汉剧团这次来北京汇报演出，带来了许多好戏，这些好戏并且由好角色来表演，看了是能够使观众满意的。
今年春间我在武汉市演出时，汉剧团的同志们曾经和我谈起挖掘、整理“二度梅”的计划。
他们是在剧目工作会议以后就进行了这个整理工作，从前汉剧所演的全部“二度梅”，要用两三个晚会的时间才能演完，其中有不少场子只是铺叙故事，感到拖沓冗长，事实上最受观众欢迎的只有“骂相”、“重台”（一作“丛台”）、“舍岩”、“落园”、“失钗”等单折戏，现在汉剧团演出的全部“二度梅”，即以上述五折贯串而成。
另外还有一折精彩的“渔舟配”，是叙述陈杏元之弟陈春生另一段姻缘遇合，但与陈杏元、梅良玉这一主要线索无关，所以未列入全部“二度梅”之内，正像老本“十五贯”当中精彩的两折“男监”、“女监”在整理、改编的剧本内不得不割爱删掉而仍可使其独立存在一样。
我当时很同意他们的做法，我告诉他们：
“二度梅”的剧目，在京剧里我幼年只演过“落花园”，同时我看过几位前辈如陈德霖先生等演的也是“落花园”，据我的朋友告诉我，京剧也有全本“二度梅”的剧本，其中也包括“骂相”、“重台”、“落花园”、“失金钗”……并且也有一出“鱼舟配”，与汉剧大致相同，可是这个剧本我没有看到，而这些剧目的演出也没有看到。
因此，提不出什么具体的意见。
当时陈伯华同志对我说：
汉剧里的“骂相”、“重台”、“落花园”，都是唱工戏。
“骂相”是西皮垛子（快三眼），“重台”出场是西皮慢板，“赠钗”一段是西皮垛子，“重台”这一折戏从前要演一个半钟头，现在压缩为一小时，“落花园”前面是反二簧，后面改西皮八扇屏，八扇屏就是八句不同的唱腔，又叫做九腔十八板，很复杂，不容易唱，她正在向老先生们钻研这些唱腔。
我对她说：
“京剧‘落花园’的场子和板调基本上与汉调差不多，京剧也是先唱反二簧，后改西皮，是青衣正工戏，没有嗓子是无法见长的。
你的嗓子唱这种戏非常对工，不过唱腔要尽量从汉剧传统的基础上来加工，前辈留下的好东西，要很珍贵地继承下来，加以发展。”
我们在武汉分手以后，听说汉剧“二度梅”在各地都受到欢迎，可以想到，汉剧团对挖掘、整理传统剧目的工作态度，是审慎而仔细的，因此能够得到群众的喜爱。
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把“二度梅”这个戏首先谈一下，作为向北京观众的介绍。
还有这次同来的名演员们都有每个人的拿手好戏。
如：
生行胡桂林、周天栋两同志的“未央宫”、“烹蒯彻”、“乔府求计”、“兴汉图”等戏，丑角李罗克同志的“广平府”、“下山”、“花鼓”等戏，都是脍炙人口的，这里就不细谈了。

领导和监督
丁三
从各报陆续发表的材料看来，有些自称“大知识分子”的人最不感兴趣的是共产党的领导，而最感兴趣的是各党派“互相监督”。
例如罗隆基认为“民盟”地方组织受共产党领导，就是“腰斩民盟”，说民主党派没有什么搞头了。
可是一听到“互相监督”，他“马上积极起来”，说民主党派又有搞头了，要大发展。
就“领导”和“监督”这两个词儿在这类人的思想感情中的作用来说，前者是冰，后者是火。
论原因，倒也简单得很。
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就得规规矩矩地走社会主义的路，不便搞“无形的组织”，很难“各显神通”。
那还有什么搞头呢？
至于“互相监督”，那是要得的。
你监督我，我监督你，用不着谁领导谁。
这样一来，谁也管不着无形的组织或有形的组织，可以“各凭本事，各显神通”，连章伯钧所追求的理想，也可以实现了：
你不行，我来；
我不行，你来。
何等民主，何等自由！
但可惜的是：
这样没有“领导”的民主和自由，连在“你不行，我来；
我不行，你来”的美国，也不存在。
在美国政治舞台上来来去去的角色真是那么“自由”吗？
我看不见得。
第1，“行”与不“行”，是有标准的，那就是看你为垄断资本家的剥削事业服务得好不好；
因此第2，到底“你来”还是“我来”的最后决定权在华尔街。
这就是美国式的“领导”！
只有在“领导”所允许的范围内，就是说，在加强大资本家统治的范围内，才能“各凭本事，各显神通”！
那么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我国，应该由谁来领导，怎样领导呢？
其实，历史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
记得十一年前，在“五星元帅”马歇尔特使“八上庐山”的期间，有些“大知识分子”曾经“各凭本事，各显神通”，扮演其所谓“第3条路线”的滑稽剧，满以为能够博得马歇尔的青睐。
可是不知怎的，这位洋大人有眼无珠，“低估”了这些“大知识分子”的作为，竟没有把美国给予国民党反动派的援助的一小部分给予他们，眼巴巴地看着国民党垮台，共产党胜利。
据说这是马歇尔的大错误，他们直到今天尚有余恨。
明知国民党“不行”，为什么不叫“我来”？
活该！
然而这毕竟是一面宝贵的历史镜子，它清楚地照出了这些“大知识分子”的五脏六腑，照出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权应该由哪个阶级、哪个政党掌握！
时间过去了十多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可是一小撮“大知识分子”依然那样缺乏知识，依然不愿丢掉早已粉碎的妄想：
你不行，我来！
领导六亿人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大厦，那不是儿戏。
你凭什么“本事”和“神通”“来”呢？
仔细读读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的报告吧：
八年以来，到底克服了多少困难，得到多少成绩？
到底有多少缺点和错误？
怎样的缺点和错误？
到底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基本的？
如果不看成绩，只看缺点和错误，那么非但“民主党派没有什么搞头”，整个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事业又有什么搞头？
不搞社会主义又搞什么呢？
搞“你不行，我来”主义吗？
那只能让马歇尔们再到中国来犯“大错误”！
即使某些“大知识分子”可以“各显神通”，全国人民怎么办？
农村有地主，工厂有老板，而地主、老板、官僚资产阶级上头又有美国太上皇，还有训练特务和供给无声手枪的“中美合作所”！
“你来”也好，“我来”也好，都不见得怎样“自由”，人应该有记性。
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老老实实地走社会主义的路好。
既有共产党的领导，又有各党派的“互相监督”。
领导是根据社会主义原则，监督也是根据社会主义原则。
不要“领导”，只要“监督”的想法和作法，只会把你引到绝路上去，不管你有多大“本事”，显出怎样的“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