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和西方国家报纸刊载毛主席报告
新华社22日讯
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许多报纸刊载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
德里各报都用大字标题发表了这篇讲演的长篇摘要。
“国民先驱报”、“自由新闻”、“印度斯坦日报”、“印度教徒报”、“印度时报”、“新印度时报”、“印度快报”、“政治家报”就这篇讲演发表了社论。
东京各报都在显著地位刊载了关于这篇讲演的详细报道。
“每日新闻”、“日本时报”还发表了评论。
印度尼西亚的“独立报”、“共和国报”、“人民日报”、“指南针报”、“永恒报”、“万隆新闻”都报道了毛泽东主席讲演的消息。
“印度尼西亚观察家报”和“社会使者报”发表了评论。
菲律宾的一些报纸也就毛泽东主席的讲演发表了评论。
全印电台、日本电台、日本共同通讯社和印度尼西亚安塔拉通讯社都广播或者转发了讲演的消息和摘要。
新华社22日讯
西方国家的许多报纸刊载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
在这篇讲演发表后，西方国家的所有大通讯社立即转发了详细摘要消息。
美国“纽约时报”19日全文刊载了这篇讲演并发表了社论。
美国许多报纸如“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华盛顿邮报”、“明星报”、“奥克兰论坛报”、“英格兰人报”也都刊载了关于这篇讲演的消息，有些报纸发表了评论。
伦敦报纸19日都以第1版头条的地位刊载了有关这篇讲演的消息。
“工人日报”、“泰晤士报”、“每日快报”、“每日电讯报”、“新闻纪事报”等报纸都发表了社论或专文评论。
巴黎“人民报”最先刊载了讲演的摘要并发表评论。
其他大报如“世界报”、“费加罗报”、“战斗报”、“解放了的巴黎人报”也都发表了评论。
西德和西柏林的许多报纸也都刊载了关于这篇讲演的消息。
“世界报”、“电讯报”、“每日镜报”都发表了评论。

人民代表继续讨论毛主席报告
很多代表列举各种工作成绩批驳右派谰言
对政府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提出批评建议
据新华社22日讯
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今天继续举行预备会议，分组讨论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
代表们在讨论中谈到了工、农业生产的成就问题，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问题，并且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批评。
许多代表还通过各种具体事实来驳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
农民代表数不尽合作化的好处
不让右派分子在农村中找市场
山东、四川、广东、安徽等省来自农村的代表认为，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不容抹煞。
山东省代表、农业劳动模范吕鸿宾通过自己五年办社的经验来说明这个问题。
他说，有些人说合作社不好，说农民生活降低，他们是否认为自己“旁观者清”呢？
是否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呢？
吕鸿宾讲了一个多小时，他说，现在社员的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很多人盖了新瓦房，牲畜增加了。
农民这样说，“参加合作社多活十年，自己单干要少活十年”，他们说这是因为入了社既省心又省力。
吕鸿宾深深体会到毛主席所说的合作社经过三、五年就一定能够巩固下来的话，是完全正确的。
他说，那些说合作社不好的人，农民是坚决反对的。
吕鸿宾也指出了当地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一些缺点。
他说，在组织合作社的时候，有的宣传得不恰当，有的干部对农民说，“入了合作社，就有吃有穿”。
结果有的农民依赖思想很大，他们不注意勤俭节约，不积极克服困难，有了困难就推给合作社。
他认为必须批判这种依赖思想，教育农民爱护合作社，才能把社办好。
四川省中江县继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黄继光烈士的母亲邓芳芝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光农业社的生产成绩逐年增加，每个社员的收入也都增加了，现在缺粮户和无粮户已经消灭。
邓芳芝说，这不是合作社的优越性是什么？
有些农村来的代表非常气愤地指斥右派分子。
广东省代表、农业劳动模范汪汉国说，他们那里是山地，他领导的农业社前年还缺粮，去年就有余粮了；
去年每个社员平均收入八十多元，比当年的上中农还多。
汪汉国说，右派分子如果到乡下去散播反对共产党的言论，一定会被农民赶走。
安徽省宣城县双桥农业合作社主任李有安说，章伯钧是安徽省选出的人民代表。
他这次来开会，农民们要他问问章伯钧根据什么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
湖南省代表、湘西苗族自治州的凤凰县县长吴焕彧（苗族）用湘西苗族人民解放前后政治、生活变化的情况，说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他表示少数民族人民坚决反对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阴谋。
他说，右派分子提出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不要社会主义，是妄想把历史的车轮扭回到让我们少数民族受苦难、压迫的日子里去，我们坚决反对。
华侨代表诉述过去流浪国外的痛苦
新中国成立后华侨受到了外国人尊重
华侨代表小组的代表们，在座谈中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认为祖国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有的代表说，在旧社会里，华侨大都是因为在国内没法维持生活才流浪海外。
旧中国人穷国弱，华侨在国外抬不起头来，受人家欺负。
新中国成立后，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焕然一新，国际地位提高了，华侨也受到了外国人尊重。
华侨对这一点体会非常深刻。
有的代表说，我们在国外看到中国电影感到很骄傲，它反映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华侨眼看着祖国一天比一天强盛起来，大家更加热爱祖国了。
我们要在海外节约更多的外汇，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坚决反对右派分子不要社会主义的谬论。
广西代表组瑶族人民代表金宝生说，右派分子想篡夺党的领导，取消党的领导，这是万万不行的。
他说，他是瑶族，他知道瑶族人民连三岁小孩子都热爱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
瑶族人民从自己过去的痛苦生活和今天的幸福生活对比中得出一个结论：
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才能过好日子。
天津钢厂四分厂主任、工业劳动模范刘长福说，有人想要把工人阶级的领导换一换。
我们工人说：
“还是不换好，全国人民也绝不容许换”。
湖北代表小组代表、武昌造船厂总工程师萨本炘说，解放以后各方面建设都有很大成绩。
他说他们这个厂解放以前只有两部手焊机，设备少而简陋，而现在由于苏联的帮助和共产党的领导，不但生产有了巨大发展，同时厂内的一切装备也是解放前所无法比拟的。
在江苏代表组，老诗人柯仲平发言时非常激愤，他朗诵了他在劳动中写的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诗。
他说，资产阶级右派从各方面进攻共产党，进攻工人阶级，进攻人民民主专政，要偷梁换柱，夺取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想挖掉几万万劳动人民多少年来流血流汗所建造起来的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础，这是我们绝对不许可的，我们一定要打退右派分子的进攻。
教育界代表批判学生中无政府主义倾向
许多代表在发言中都批评了目前高等学校中忽视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情况，他们认为最近在高等院校中暴露的少数学生反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
山东省代表、北京大学副校长江隆基谈了北京大学学生中一小部分极端狂妄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情况，他说，有小部分学生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以及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谩骂老教授“愚蠢”、“无知”，甚至制造谣言，向外校和其他城市的大学散布反动言论。
江隆基说，学校中这种情况是有其社会根源的，校内校外的右派分子相互呼应，相互影响，这就值得我们严重注意。
江隆基认为，为了培养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人材，就必须对学生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而绝不是取消党的领导。
黑龙江省代表、辽宁省副省长、老教育家车向忱说，目前学校中政治思想教育太差。
他要求学校、机关、工厂、农村都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在河北省代表的小组会上，中国民主同盟河北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刘清扬建议出版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共产党烈士传，让人民知道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历史，让人民了解谁能为中国人民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性命和一切。
许多代表批评政府工作中的缺点
要求通过整风改进干部的作风
许多小组在讨论中，有的代表还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意见。
湖南省代表、工业劳动模范言仁海认为学徒制度上有缺点，如学徒工资过高，以他所在的工厂来讲，一进厂就是二十三元，和农民的收入悬殊很大，引起了农民不满。
他说，学徒毕业后就是三级工也规定得太高了。
农业劳动模范李呈桂批评了有些干部的主观主义作风，他希望通过整风这些缺点能够得到纠正。
北京代表小组工人出身的工厂厂长刘英源、工业劳动模范刘德珍和长辛店机车车辆修理工厂总工程师李树森等都在北京市代表小组会上提出关于学徒工的培养问题。
他们举出许多事例说明目前的青年工人中有些人轻视劳动、闹待遇、不刻苦钻研技术，希望有关部门决定适当地延长学徒年限，加强思想教育，使培养出来的工人能一个顶一个的干活。
作家老舍在北京市代表小组会上提出兼职过多的问题，希望有关部门考虑予以合理解决。
毛主席的报告中曾谈到对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问题。
代表们认为人口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今后应该很好地细致地加强节育的宣传教育，并且有专门机构来管理这一工作。
许多小组代表在发言中批判了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龙云、黄绍竑、储安平等人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
费孝通在今天的江苏代表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他说，台湾报纸把他所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大部分刊用了，并且加以赞扬。
这说明了他的立场和思想感情都是有问题的，他写了台湾方面所需要的东西。
他说，他过去总是保护自己的和别人的落后的东西，不让它们死掉；
而台湾方面却认为这些东西还会发展，并可供他们利用。
他说，他已经向右跑了，他感到很危险，要转变过来。

坚决反对美方破坏朝鲜停战协定
郑国禄少将写信给中立国监察委员会
谴责美方把新式武器运进南朝鲜
新华社平壤22日电
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首席委员郑国禄少将，今天写信给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坚决反对联合国军方面企图破坏停战协定把新式武器运进南朝鲜的行为。
这封信说：
联合国军方面6月21日在军事停战委员会第75次会议上无视停战协定第13款卯项的规定，表示要采取片面的行动，把新式武器运进南朝鲜。
联合国军方面的这种行为是对于停战协定的严重违反。
在现阶段，解决朝鲜问题的首要任务不是把新式武器运入朝鲜，而是要把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变停战为巩固的和平，这样来为朝鲜的和平统一的实现立即谋求有效的措施。
这是朝中方面的主张，朝中方面强烈要求这个任务得到迅速的实现。
我方坚决反对联合国军方面严重违反停战协定、企图向南朝鲜运进新式武器的行为。
停战协定是由双方缔结签署的，因此，任何一方都没有权利片面地擅自加以变更或者废除。
联合国军方面的这种片面的行为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
如果联合国军方面不遵守停战协定的有关规定而把作战物资运入南朝鲜的话，那就是完全的非法的运入，不管运入的是一枝枪或者是一颗子弹。
联合国军方面用什么借口也不能把这种行为合法化。
联合国军方面对于遵守停战协定的一切条款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
朝中方面继续要求联合国军方面履行这个责任。

朝鲜停战协定不容破坏
美国国防部和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美方首席委员，在21日公然宣布要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第2条第13款，向南朝鲜运入新武器。
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首席委员郑国禄少将已经为此向美方提出了最强硬的抗议。
中国人民完全支持这个抗议。
美国这一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行动，蓄谋已久。
事实上，从朝鲜停战协定刚刚签订、墨迹未干的时候起，在侵略朝鲜战争中遭受惨败而又不肯甘心的美国，就不断违反停战协定。
1953年08月08日，也就是离开停战协定签订还不到两个星期，美国就同李承晚集团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宣布要继续进行战争准备。
在这以后，美国就积极扩充李承晚集团的军队，从朝鲜境外偷运进各种武器装备。
为了使这种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合法化，美方在1953年9、10月间曾经屡次建议篡改停战协定第2条第13款，要求飞机、装甲车辆、武器弹药的零件和拆散件可以不受这一条款的约束而运入朝鲜。
美方当时又屡次建议，这一条款所规定的作战飞机，不应包括有一定设备随时可以装备毁灭性武器的飞机在内。
美方的这种荒谬主张，朝中方面曾经在1953年10月03日发表公报予以揭露和驳斥。
接着，美方就在同年10月12日指控朝中方面装箱运入作战飞机，企图为实现自己的无理要求制造借口。
但是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机动视察小组在现场调查的结果，证明美方这种指控完全是造谣。
在这以后，美方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惯技，就是一面诬蔑朝中方面违反停战协定，一面却不断向朝鲜境内运入大量武器装备。
可是，这一手花招并没有能够逃过人们的眼睛。
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关于1953年10月份和11月份双方轮换和替换的综合报告的审定草案，证实朝中方面并无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而美国方面却从境外运进大批增援性军事物资。
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委员，后来又提出了一个“关于联合国军方面在1953年07月27日至1954年04月15日期间违反停战协定以军事增援进入朝鲜的报告”。
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存在，已经成为美方任意违反停战协定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因此，美方就把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视为眼中钉，指使李承晚集团阻挠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活动，并且最后逼迫它停止了在南朝鲜的工作。
事实非常明显，一贯违反停战协定的不是别人，正是美国方面。
美国现在公然宣布取消第2条第13款，以便把所谓“新式武器”运进朝鲜，这是同它在亚洲制造紧张局势的阴谋分不开的。
在美国侵略集团的战略计划里，朝鲜南部、中国的台湾和越南南部，始终是美国侵略中国的三条战线、三个重要的侵略基地。
由于最近亚洲各国人民反美情绪的高涨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美国统治集团惊慌起来了。
它们害怕亚洲局势将进一步走向缓和，因此千方百计地要加紧控制这三个军事基地，并在这三个地区制造紧张局势，以便阻挠亚洲局势的缓和。
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行为，就是继美国同吴庭艳会谈、在台湾派驻导弹部队以后所采取的又一个步骤。
停战协定同任何国际协议一样是一个整体，一部分条款的遭到破坏，势必影响其他条款的执行，从而使协定丧失它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而且，美国既然今天可以用这种借口片面废除协定的第2条第13款，明天更可以用别种借口片面废除其它条款。
李承晚集团已经叫嚣要趁此机会撕毁停战协定，这就是一个证明。
必须警告美国侵略集团：
美国这种片面取消停战条款的行动，对朝鲜停战的稳定和亚洲和平形成了严重威胁。
这是朝中方面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决不能容许的事情。
美国对于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必须担负全部责任。
同时，容许美国这样做的联合国军方面的其他国家，也不能逃避应负的责任。
朝中方面将为维护停战协定、为反对美国的非法破坏行动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汕头我军击落击伤蒋机三架
福建前线我军炮火猛击蒋军炮兵
新华社广州22日电
近三天来，蒋军飞机连续在汕头地区上空进行骚扰活动，被我军地面炮火先后击落击伤三架。
今天上午十一时，蒋军F84型飞机四架在汕头地区上空骚扰时，被我高射炮击伤一架。
20日十四时零二分，蒋军F84型飞机四架在汕头地区上空被我高射炮击落一架。
敌机残骸坠落在南澳岛东面海中。
此外，21日中午，我还曾击伤F84型蒋机一架。
据新华社福建前线22日电
昨天下午大、小金门岛上的蒋军炮兵向我前沿村庄断续轰击五次，我炮兵部队当即给了蒋军炮兵以有力还击。
另外，19日夜间经我炮兵掩护进入厦门港的英国商船“成丰号”昨夜零时十五分离开厦门港时，又在浯屿附近海面遭到蒋军炮火阻击，我厦门岛上的炮兵当即对蒋军炮兵进行压制后，这条商船安全离开。

法前总理富尔回国
新华社22日讯
法国前总理富尔和夫人今天早晨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张奚若、吴茂荪和乐松生等人都到机场欢送。

激怒了的上海人民反击右派
正气抬头后整风健康发展
本报上海22日专电
一场激烈的反右派的政治斗争，正在上海胜利地开展中。
这一时期以来，在上海出现的右派分子，和其他地区出现的右派分子一样，利用大放大鸣的机会，掮着帮助党整风的招牌，散布各种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领导的言论。
05月中旬，中共上海市委结合整风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即陆续暴露出来。
上海一些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手段，首先是把共产党的领导说得一无是处，把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描写成一团漆黑。
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陈仁炳说，现在是暗无天日的日子。
他提倡要和共产党算账。
他曾经多次到基层组织座谈会，收集各种情况。
谁骂共产党最凶，谁就成为提供材料的好对象。
他特别痛恨围绕在党的周围和说公道话的积极分子，他处处摆着为知识分子撑腰者的姿态笼络群众，企图使党陷于孤立。
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右派分子活动的特点之一。
复旦大学教授王造时说，从北京到上海，共产党办的学校都在鬼混。
他说共产党没有法制，美国的法制精神值得学习。
还有一些右派分子甚至公然主张减少国家在工业化方面的投资。
他们诅咒国家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死路一条。
上海右派分子活动的另一个特点是故意打乱整风步骤，歪曲党的整风精神，唯恐天下不乱。
王造时曾经公开地一再地表示整风的重点不应该放在县以上的机关里。
右派分子认为党的治病救人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必须挑出几个党员加以有效的处理。
上海新闻日报副总编辑陆诒扬言要赶走社长金仲华，由他自己“挂帅”。
他要党团员起义，还要看“共产党的戏”。
被右派分子激怒了的上海各界人民，最近几天以来，在工厂、学校、农村、机关团体里，不断地举行座谈会，愤怒地痛斥这些荒谬言论。
老工人施小妹说：
有人说取消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广大人民绝不允许。
我这个从蒋介石屠刀下钻出来的人，很明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我们工人阶级翻身，才能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才能给我们好日子过。
许多埋头在试验室中的科学工作者也站起来说，对这些右派分子的言论，必须口诛笔伐。
著名的生物学家冯德培说，对这些超出宪法范围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必须坚决反击。
在市政协举行的座谈会上，人们纷纷起来揭发王造时、陈仁炳等右派分子别有用心的阴谋。
洪文澜就最近视察上海虹口区司法工作的情况，证明我国的法治工作是良好的。
不少的人还指出，只有王造时赞扬的美国，才真正是没有法治：
台湾的刘自然案，美国的罗森堡夫妇案，就是最好的说明。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给正在紧张斗争中的上海人民增加了无穷的力量。
连日来工人、农民和学生自动集会，表示一定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的报告，用这个报告作武器，坚决反对右派分子；
按照这个报告的精神，加强人民内部团结。
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正义呼声，对各民主党派是一种最好的监督。
连日各民主党派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反右派斗争。
民主党派中的大多数成员一致表示，决不让右派分子利用和操纵。
民盟上海市委负责人之一——陈望道说，一定要和右派分子分清大是大非，一定要“争”。
民盟上海市委工作人员尹大雨大量揭露了右派分子在盟内的活动情况。
绝大多数盟员都表示要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19日民盟市委发表了书面声明，表示坚定不移地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
上海反右派斗争的情况表明，在斗争中情况不大美妙的并不是共产党人和爱国爱党的广大群众，而是那些企图打击党和反对人民的右派分子。
他们的言行被揭露以后，在群众中也就更加孤立了。
自封为知识分子撑腰者的陈仁炳已被剥去了美丽的外衣，原来是个到处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的挑拨分子。
在这些铁的事实面前，人们得到了深刻的教育。
生物学家谈家桢说，过去我有些书生气，什么事都不闻不问，现在看来这样不行。
在这次斗争中，他接连参加了好几次座谈会，向右派分子发出了严正的质问。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在批判右派分子的会议上，许多人叙述了自己认识右派分子的经过，表示要和党更加靠拢。
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给党的整风运动创造了顺利的条件。
上海若干单位在右派分子的扰乱下，歪风曾经一度抬头。
积极分子不敢讲话，群众的正确意见受到压抑，领导和被领导间的隔阂难以打通。
右派分子的言行被揭发后，正气得以发扬，整风运动正逐步向健康方向发展。
人们在反对右派的同时，本着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和从前一样大胆地、尖锐地向党的各项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各单位党的负责人，正在忙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寻求改进工作的方案。

陈云副总理接见苏农业代表团
新华社22日讯
陈云副总理在今天下午接见了以苏联农业部副部长彼得罗夫为首的苏联参观中国农业展览会代表团全体团员。
接见时在座的有：
农垦部部长王震，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

香港英当局准许逃港蒋军飞机运往台湾
我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新华社22日讯
今日我外交部照会英国驻华代办处，对于香港英国当局在今年03月22日准许蒋介石集团将去年01月31日为逃避我空军追击逃降香港的蒋军F—86型战斗机运往台湾一事，提出了严重抗议，并且指出：
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必须承担由于公然纵容蒋介石集团利用香港威胁中国安全所引起的一切后果。
关于这一事件，我外交部早在去年01月31日事件发生的当天和2月04日先后口头通知和照会英国代办处，要求英国政府扣留该蒋军飞机和机上人员。
但是，英国政府不顾国际惯例和我国政府的正当要求，竟在去年03月12日准许该机驾驶员李盛林返回台湾。
我外交部在去年03月16日给英国代办处的复照中对此提出了严重抗议，再度坚决要求香港英国当局将该机予以扣留，不得以任何方式交予台湾，并声明：
我国政府不能容忍蒋介石集团利用香港威胁中国安全的行为得到纵容。
英国政府对我外交部去年03月16日的照会迄未答复。
现在，英国政府竟再次不顾我国政府的严正声明和正当要求，又准许蒋介石集团将该机运往台湾。
这是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又一次极不友好的行为，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抗议和谴责。

“二七”老工人邀请郑州工人座谈
以切身经历驳斥右派的诬蔑
本报讯
河南省郑州市各行业一千八百多名职工应“二七”老工人姜海世、林茂湘、李全德、刘桐、郑国钧五人联合邀请，于6月19日在“二七”纪念堂内集会痛斥反社会主义谬论。
老教师武林生说：
“我经过十三个政府，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中国越来越贫弱，人民生活越来越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八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际地位提高了，国家建设突飞猛进，人民生活逐渐提高了，这是有目共睹的。
这证明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中国真正独立，人民生活才能改善。
接着他驳斥了民革河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积学说：
“贫沾富光，富沾天光”的谬论。
他说，依照刘积学的说法，好似在旧社会过荒年还不要紧，有富人“救济”，但1941年河南省遭旱灾饿死多少人，他就忘了吗？
如果说贫沾富光，沾卖地、卖房子、卖子女的光。
听了这种谬论，我非常愤恨。
郑州市公教医院院长王而信对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反驳说：
“郑州市有三个市级医院，就有三个非党人士当正院长，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并且有职有权，这能说是‘党天下’吗？”
市商业工会曹福安以生动的事实驳斥了那些认为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了，要求撤出公方代表的谬论。
他说：
“有些资本家认为公私合营了，赔、赚国家负责，自己还能拿到定息，因而消极怠工，装病请假看戏。
自由市场开放后，有的就想退出合营单干，以便发财致富，这能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了吗？
不需要改造了吗？”
“二七”时代老工人、现在郑州铁路管理局机务段工人郑国钧说：
蒋介石口头喊建设，他统治了二十多年，中国建设在哪里？
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才几年，我们建设了成渝铁路、长江大铁桥、汽车制造厂。
这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吗？
不是工人阶级双手制造的吗？
肯定的说，没有共产党领导就不行。
“二七”时代老工人、今天郑州“二七”纪念堂管理处副主任姜海世列举了储安平、葛佩琦、刘积学等人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后，愤恨的说，听听这些人说的什么话，他们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企图乘整风运动机会，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使新中国再回到半殖民地的地位。
我们一定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粉碎一切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进攻。
（李凤瑞）

几点平常的道理
华罗庚
一、为什么忘记得这么快！
最近出现了不少令人愤慨的言论，少数的右派分子利用了党整风的机会散布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论。
这些言论有些竟出自若干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之口，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等人。
这是十分令人惊异的事实！
难道他们自己的半世的政治生活还不足以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的道路吗？
就以一般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来说，解放前他们都不十分关心政治的，而今天也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认识到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怎样地寻求自己道路，怎样的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失败。
认识到今天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近百年史的必然结论。
自从有了共产党我们才走上了独立民主自由的道路。
谁能否认，自从共产党执政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谁能否认，生产力增加了；
谁能否认，我国的国防力量加强了；
谁能否认，我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
比比看，和我国历史上的一切的政府比，和全世界的一切国家的政府比，我们的进步算不算快！
成绩算不算大！
问一问良心，这样的领导，我们还不满意吗？
再重复一句，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根据历史经验挑选了的。
人民对共产党的爱戴，是由于他做了无数好事。
当然我没有说，在个别问题上丝毫没有错误。
但肯定的可以说：
成绩是主要的，是基本的！
这是无可怀疑的。
全国人民对旧社会的记忆还存，工人们农人们都从他们的切身体验中发出了反驳这些反动言论的愤怒之声了，对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
也没有忘掉在蒋介石政权下，食不饱，衣不暖，专长不能发挥，工作不被重视的情况。
是的！
说更肯定一些：
如果有人胆敢把我们已得的好环境破坏，和全国人民在一起，我们有力量能把他们打击得粉碎的。
我们现在是，我们永远是爱护正确领导的共产党如同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的。
二、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
现在有些人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来否定理论的学习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有时又荒唐地枉费心机地想做出一些毫无常识的框子来束缚旁人。
“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不能说了！
说这是公式！
这是教条。
天呀！
人类积累知识是干什么的！
难道不是为了使后人更易于运用吗？
不是为了在这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提高吗？
科学上发现的真理用语句表达出来就成为“教条”，但是每一条都不是毫无条件的，合于条件的应用，正是有这些教条的好处，不合于条件的乱用才是“教条主义”。
例如：
三角形的面积等于高乘底的一半，这是教条，这是公式，但丈量小量土地的人用了一生不知其千百万次，而事事与事实相符合，有何教条之有呢！
但如果测量北京，莫斯科，新德里大三角形的时候，我们用了这一个公式，那就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了，因为那就应当注意到地球是球面这一事实了！
如果真的是“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用了这一句话又有何教条之有呢？
有人在“反教条主义”这个口号的掩护下，做了些反对理论学习反对政治学习的言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要学习了，学了它还不是学了些教条吗？
右派分子的这种言词的目的，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是企图挖墙脚，对它们自己来说，适足以自愚而已。
但是最可焦虑的是：
据说有些个别学校的政治教员感到苦闷，认为学生们觉得他们仅仅是讲授些教条而不感到兴趣，而给他们戴上教条主义的帽子，殊不知他们的工作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介绍给学生，把历史上所获得的这些规律的源源本本，根据时间条件分析地教给学生，时常提醒大家，马克思主义是生动活泼的战斗力量，而不要把它认为僵死的教条。
更要时常驳斥右派分子降低或否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价值。
对马克思主义我知道得太少了，以上的看法可能是错误的，但是从一知半解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自己得益了！
因此看到了阻挠学习的言论，就感到异常地焦虑不安。
右派分子们不要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我们放下战斗武器，我们不上他们的当！
不要中了他们表面上是反教条主义，而骨子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阴谋诡计，我们努力学习，学习这总结了人类几千年来的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也诚恳地劝告他们好好地学习，但不要带着有色眼镜学习。
三、“不晓得知无不言本身有个界限”
我以上所说的，右派分子也许认为与事实不符；
他们并不是不学，你看他们写起文章来，那么自得其乐地妙笔生花，发起言来那么兴高彩烈地舌翻莲花，马克思主义的词令有时可能还点缀得不少呢，但看了“不晓得知无不言本身有个界限”之句，才恍然大悟，原来笔花、莲花都是眼前花、枪花而已，立场决定了自己所感觉到的界限，如果基本立场是反对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点也不奇怪会说出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话来；
如果基本立场是自私自利的，是希望以一小撮人的利益来代替全国人民的利益的，那又何妨要共产党放弃领导，由他们来代替呢。
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他们执政会给人民带来些什么问题了。
愈想愈为主观所蒙蔽，最终也不会想到人民让不让他们胡作非为了！
由这样的立场进行学习，势必致于去剽窃些词令来装璜门面，势必致于产生错觉，听到了反宗派主义反官僚主义和反主观主义的风声雨声，就认为狂飙将至，可以混水摸鱼了。
但肯定的是：
鱼没有摸着，但是立场暴露了，露出了一条狐狸尾巴。
利用这一次的机会，行一些小小手术吧！
割掉尾巴，站稳立场吧！
希望在我们呼吸最后一口空气的时候，反躬自问，这一生对社会主义所起的作用如何？
还是尽了推进之力，还是出了后拉之力，到那时候，如果“成绩是主要”，我想我们大家就不虚度此生了！
圣人过多，而勇于改；
贤人过少，也勿惮改；
小人无过，固毋须改。
文过饰非，非其时矣。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勇往直前，义无返顾
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　黄琪翔
读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农工民主党的同志们感到格外兴奋。
因为，我们正在与反对党的领导、反社会主义的章伯钧等右派分子进行斗争，而这篇讲演正是我们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章伯钧的言行是毒草。
在过去，许多同志都不能识别，有些人还甚至认为是香花。
因为识别不出是毒草，章伯钧就在农工民主党内散布了不少的毒素，留下了许多错误的影响。
这对农工民主党来说固然是一个损失，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督促下，我们正在做清除毒草的工作。
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彻底，对这篇讲演就必须进行十分严肃认真的学习。
全党同志对此切不可等闲视之，一定要从这一学习里掌握到正确地明辨是非和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的标准，信心百倍地投入战斗，争取斗争的彻底胜利。
与右派分子的斗争还只是开始。
中央执行局已经决定开始在党内整风，动员全党同志与右派分子作战，坚定不移地继续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场斗争是复杂的，艰巨的，因为农工民主党有过章伯钧的中间路线的影响。
今天还不能说这种影响在某些同志的脑子里已经不存在。
不要“讳疾忌医”。
和右派分子作斗争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自我改造和自我提高的过程。
既要承认我们自己的弱点，也要有克服弱点的信心和决心，在不断克服弱点、不断进步的基础上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对社会主义作出贡献，同志们，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勇往直前，义无返顾，克服任何社会主义建设前进中可能碰到的困难。

同右派分子作坚决斗争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程潜
最近发表的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是一个强大有力的思想武器，它将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它将鼓舞全国人民，向一切反对党的领导、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和行动作不调和的斗争。
战争“关”过去了，土地改革“关”也过去了。
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两“关”过得很好，有成绩，大家也有进步。
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的斗争，也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有巨大的进步。
现在，全国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热爱和拥护共产党，正在淬厉奋发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劳动。
但是，相当大一部分人们头脑中所进行的“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斗争，还远未能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结局。
有些人的资本主义思想在发散着臭味，个别政治野心家还在妄想将社会主义的列车驶向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
因此，还不能说，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已经完整地渡过；
更不能说，阶级斗争已经熄灭，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已经停止。
最近期间暴露的怵目惊心的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行动，就是一个明证。
必须充分地揭露这些右派分子，必须尖锐地批判这些右派分子！
必须坚决地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决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决地巩固年青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回击右派分子和个别政治野心家的猖狂嚣张的进攻。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其成员，在这场斗争中要鲜明地擎起社会主义的大旗，向民革党内外的右派分子的错误言行进行斗争。
尖锐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民革往何处去？
是永远地跟共产党走，拥护社会主义，使民革组织坚强起来；
还是相反地使民革组织涣散蜕化下去？
我认为，我们只能走前一条道路。
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文章，以文章中所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为武器，在民革内部严肃认真地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整风运动。
在整风运动中，我们要诚恳地请求中国共产党给予帮助，同时在民革内部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我们所有的民革成员能在整风运动中划清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界限，站稳社会主义的立场，胜利地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
只有这样，民革才算是继承和发扬光大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
也只有这样，民革才能在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上和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作到真正的“长期共存”。

林锦珠　傅翠美　戴丽华打破三项游泳全国纪录
新华社22日讯
年轻的游泳运动员林锦珠、傅翠美和戴丽华，今天在北京打破了三项游泳全国纪录。
为了欢迎即将来华访问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游泳队，中国青年游泳队今天下午在北京体育馆举行了表演比赛。
林锦珠在男子一百公尺自由泳表演中，又以五十七秒六的成绩打破了他自己保持的五十七秒八的全国纪录。
林锦珠15日在北京就曾经创造过五十七秒六的全国新成绩。
傅翠美今天共打破了两项全国纪录：
在女子一百公尺仰泳表演中，她以一分二十二秒一的成绩打破了她自己保持的一分二十二秒三的全国纪录；
在女子一百公尺自由泳表演中，她同戴丽华经过激烈的竞争以后，成绩都达到了一分十一秒，打破了戴丽华在1955年创造的一分十一秒二的全国纪录。
著名的蛙泳运动员戚烈云在今天的表演中，也创造了良好的成绩。
他一百公尺蛙泳的成绩达到了一分十二秒一，再一次超过了国际游泳联合会新规定的一分十三秒的标准（超过这个标准就能申请作为世界纪录）。
但是这个成绩比他今年05月01日创造的一分十一秒六的成绩差了些。
戚烈云今天二百公尺蛙泳的成绩是二分四十秒五，同国际游泳联合会规定的申请世界纪录的新标准——二分四十秒极接近。
自从国际游泳联合会宣布了蛙泳时不准利用潜泳的规定以后，原来善于潜游的穆祥雄看来对这个规定还不大习惯。
他今天一百公尺蛙泳的成绩只达到了一分十四秒二，二百公尺蛙泳的成绩是二分四十三秒二。

民盟湖北省委机关支部举行全体盟员大会
揭露马哲民进行阴谋活动的事实
新华社武汉22日电
民盟湖北省委员会机关支部20日举行全体盟员大会，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民盟湖北省委主任委员马哲民的反动言行。
民盟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中正，秘书胡笳、张飞龙，干部熊伯炯、李秋山等人揭露了马哲民趁共产党整风的机会进行阴谋活动的事实。
他们说，两个月前，马哲民从北京回来向几百盟员干部传达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时，曾断章取义地只强调反教条主义，不谈反修正主义。
马哲民当时说，反修正主义就会包庇教条主义，并说过去和党商量办事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表现。
马哲民要求民盟组织在整风中要争取主动，发挥“独立性”，抢在共产党的前面，对共产党要采取“上下压”、“内外攻”夹击的战术。
据他说，这样做是因为共产党党内思想僵化、顽固的原故。
马哲民给湖北省的民盟干部布置工作时，强调民盟在整风中要起“带头”作用，要“单干”，民盟基层支部有事不必同共产党组织商量。
由于马哲民提出这种主张，因此民盟的基层组织搞起了自己的整风办公室，同党分庭抗礼。
陈中正等还揭露说，马哲民不仅在给“光明日报”写的文章中号召人们“吐苦水”，而且在布置整风工作中也贯彻了这一点。
他指示民盟干部、基层组织专门找那些过去在历次运动中被斗过的人或平时对党不满的分子向共产党“吐苦水”。
在马哲民的指使下，民盟的干部们日夜忙着组织各种各样的“苦水”，一字不改的登在民盟湖北省机关刊物“学习简报”上，分发给各基层盟组织。
为了传播“点火”的经验，他还把“学习简报”分发给全国各地的民盟组织。
发言的人们说，马哲民还一贯地利用一切机会夸大共产党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企图否定共产党，夸大民盟的作用。
他污蔑共产党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物”，污蔑共产党员是“坚持三主义”（指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熟读四子书”（指扣帽子、钻空子、摆架子和爱面子）的人。
他污蔑肃反运动是“杀人的逻辑”，说共产党员是“法西斯”。
他说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和人民日报的社论都是教条，说三大主义的根源是党委制。
他还散播谎言，说现在共产党同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军队之间的矛盾超过了党同高级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并指示盟员干部到乡下去收集农民对党的“意见”。
发言的人们一致认为，马哲民在进行挑拨、煽动时，采取了阴谋、狡猾的两面三刀的手法，他往往是借着所谓别人的话来发挥自己的意见，或者是借别人的嘴来为自己说话。
大家在发言中指出，由于马哲民反动言行的指导，使民盟湖北省组织这一时期的工作失去了正确方向，干部们只热衷于找共产党的“错误”，热衷于“放火”。
提起这些，发言的干部们认为过去为野心家马哲民作了反党的助手，表示很痛心，互相勉励不再上他们的当。
但是民盟湖北省委委员张云冕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
他说，马哲民在旧社会里呆的时间太长，不免在思想里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体系。
他认为，在意识形态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体系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是对立的，思想界限应该划清；
但他又认为马哲民只是思想修养较差，因此他不同意把马哲民的错误言论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民盟湖北省委副主任委员周杰、刘俊，秘书处副主任吴紫银和胡笳等当即批驳了张云冕的看法。
吴紫银说，我过去被马哲民的假相蒙蔽了，本来入盟是为了跟党走，可是结果却作了他反党的助手，提起来令人痛心。
他说，马哲民不单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问题，而是反对党的领导问题。
虽然事实俱在，但是有右派思想的人是不肯承认的。
他指出，马哲民反对党的领导是由来已久的。
比如他趁解放初期社会秩序还比较混乱的机会，曾在武汉街头作报告，并在当时的盟刊上发表了同党抗衡的言论。
当时马哲民说，中国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也小，只有小资产阶级是个大阶级，民盟要领导起广大的小资产阶级。
在这种“大民盟”思想的指导下，最近他又提出了民盟等四个民主党派合并的主张，以便壮大力量，争取同共产党平分秋色。
吴紫银说，马哲民的反党言行和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反党言行一脉相通，气味相投，上下结合，遥相呼应。
他提醒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盟员们今后要提高警惕，不要让野心分子把民盟组织引向反革命方向去。
会议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民盟中央根据毛主席文章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对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陈新桂、储安平和马哲民等人的反对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言论加以检查，并向全盟作出交代。

蒋介石集团向美国献媚
提审被捕的反美示威群众
一个十四岁的小孩被指控为示威领导者
据新华社21日讯
台北消息，蒋介石集团竟指控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为数万反美示威群众的领导者。
在19日开庭时，两个国民党下级警官“作证”说，在示威的那天晚上，张洪“领导暴民三次企图冲进警察局，结果未成。”
消息说，张洪是一个著名的医生的儿子，是四十一名“被告”中最年轻的一个。
据新华社讯
台北消息，蒋介石集团警察当局在这次台湾反美示威中逮捕了一百一十一名爱国群众，并且已经对其中四十一人“提起公诉”。
此外，据合众社台北15日消息，国民党将拨款一百万美元，作为这次反美示威中给美国的赔偿费。

贡嘎山征服记
新华社记者　周祖佑
中华全国总工会爬山队的队员们，在征服贡嘎山的日子里，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05月14日，当全总爬山队来到贡嘎山下，在拔海三千七百四十公尺的贡嘎寺建起大本营以后，这场战斗的序幕就揭开了。
贡嘎山上的尖兵
第1支侦察登山路线的尖兵，5月17日早晨从大本营出发。
这个侦察组由六个有经验的爬山运动员组成。
他们带着帐篷、爬山用具和食品等，每人负重将近三十公斤。
他们越过古冰河上无数激流和巉岩；
攀登上陡峭而松软的岩石，这种岩石只轻轻震动，就会纷纷滚坠下来。
三天以后，他们才攀登到拔海五千一百公尺的一座岩顶。
这里四周全是悬崖绝壁，是条绝路。
侦察员在一块面积只有两平方公尺的岩石上，度过一个大风雪的夜晚。
由于搭不起帐篷，盖满全身的积雪湿透了队员们的衣衫。
这次，他们没能找到登山的路线。
三天以后，队长史占春亲自率领着第2个侦察组，从新路线上山。
这天气候炎热，晴空万里无云。
他们穿过雪崩槽，横越七十度以上的雪坡。
干渴时，用冰解渴。
脸孔在一天中晒脱一层皮。
第2天，路途更艰险。
一条深不见底、宽十多公尺的冰裂缝，横阻在他们面前。
他们在八十多度的陡峭坚硬冰坡上，用冰镐刨出台阶，贴紧冰坡爬行着横绕过裂缝，才在狭窄处找到一座由多年积雪形成的横越裂缝的“雪桥”。
然后一个个从“桥”上爬过去。
这时，积雪非常松软，队员们脚上绑的冰爪沾了一尺多厚的冰雪，但是他们仍然坚毅地经过了铺满浮雪、下面隐藏着无数冰窑和裂缝的冰瀑区，和更多更险的冰裂缝，终于登上了拔海六千公尺山脊。
在山脊上，侦察员们度过了两个暴风雪的日子。
第2个风雪夜，他们的帐篷全部被雪掩埋。
八个侦察员匆匆从帐篷和积雪中逃出。
有的队员只穿着薄毛衣，手套、鞋、袜也没来得及拿出。
在摄氏零下十多度的严寒中，他们想挖出被雪掩埋的衣物，但是刚刚挖开的缝隙，却立刻又被新落的大雪盖上。
没有衣衫的队员只好到附近的冰裂缝里躲避。
队员刘连满等用冰镐、雪铲和双手，从早晨直挖到下午六点，才把帐篷、衣服从两公尺深的积雪下挖出来。
风雪停了。
侦察员们穿好衣服，天上已缀满星星。
他们在月色下仔细观察了通往主峰的道路，随即赶下山来。
这批饱经风雪的侦察勇士，终于找到了通往主峰的道路。
同雪崩搏斗
在侦察员们寻找登山道路时，爬山队还组织队员进行了三次预备性的行军。
05月26日，十三名队员从大本营出发，进行第1次高山适应性锻炼的行军。
他们计划攀登到拔海五千四百公尺的高度。
这天夜晚，他们赶到拔海四千七百公尺的第2号高山营地，也遇到了暴风雪，雷电轰鸣。
他们被风雪阻住了。
05月28日，大风雪停止后的第1天，这支十三人的爬山队又从第2号高山营地出发，踏着深及腰际的积雪登山。
他们必须穿越一条雪崩槽前进。
正当队员们走下雪崩槽时，发生了一个中型的雪崩。
副队长许竞刚叫出“雪崩”两个字，一股潮水似的冰雪，带着雷鸣似的轰响直泻下来。
队员们来不及躲避，被冰雪冲下两、三百公尺远，全部被埋在一、二公尺深的冰雪下。
有的被雪崩冲落到冰裂缝里。
许竞、张祥等几个老队员首先从浅雪中挣扎出来。
他们不顾可能发生第2次雪崩的危险，立刻用双手在一、二公尺厚的冰雪中挖掘，抢救被掩埋的同志。
有的队员虽然受了轻伤，也不愿休息。
他们终于把全部队员从冰雪和裂缝中挖掘出来，撤回拔海四千七百公尺的第2号高山营地。
向主峰进军
困难吓不倒勇敢的爬山队员们，经过详细的策划，6月04日，以侦察组成员作主力的十七个爬山队员开始向主峰进军。
当他们沿着侦察路线攀登上拔海六千公尺的山脊时，有的队员失足滚下冰坡，遗失了高山装备，有的因严重的高山病倒卧在帐篷里。
副队长许竞留下照顾有病队员。
突击主峰任务，由六个侦察员组成的主力队担负起来。
这六个人是队长史占春，队员师秀、刘连满、刘大义、彭忠穆和国德存。
他们去年都曾经征服过慕士塔格峰。
他们告别了其他队员，带着冰镐、冰锥和高山装备，继续前进。
在通往主峰的道路上，满布着松软白雪的暗裂缝，几乎每个突击主峰的勇士都曾掉在裂缝里。
他们还经过了一边是雪檐一边是千丈绝壁的险路，每迈一步都隐伏着危险。
一次，雪檐崩塌，上百吨冰雪雷鸣似地下陷，队员刘连满险些和冰雪一齐摔下悬崖。
当六位勇士爬到拔海六千二百五十公尺被称为“骆驼背”的冰坡上时，他们发现脚下是一百多公尺的冰崖，他们只好一个个从冰崖上滑下。
队员彭忠穆在山顶保护其他队员全部滑下冰崖后，把自己身上系上尼龙绳，由在崖下的队员保护，用冰镐、冰爪卡住冰崖，才从危险的崖壁爬下来。
队员们把仅有的两条共长八十公尺的尼龙绳接起来，一端系在崖顶的冰镐上，用双手抓住主绳，一步一步爬下去。
六个队员滑下这座冰崖，整整用了三个小时。
06月10日下午四时，突击主峰的六个队员攀登到拔海六千六百公尺高处。
这时，云雾弥漫、风雪交加。
他们只得用冰镐在堤坡上吃力地把冰雪略为铲平，支起帐篷休息。
第2天仍然是大风雪，他们带上一个高山帐篷冒着风雪继续向雪脊上攀登。
他们顶着风雪，拼命用冰镐、冰爪扒着冰雪，往坡度近八十度的雪脊上爬。
过了三个多小时，才升高一百公尺。
他们再也无力前进，只得支起帐篷，六个人挤在一起休息。
暴风雪一直延续了两天。
这时，大家把所有食品集中起来，也只有几块饼、几个糖，一些花生米和人参。
为了熬过大风雪，他们决定有计划地管理食物。
吃块糖也得经过队长史占春批准。
这是最严重的时刻，风雪不停，他们就只得下山。
12日夜晚，队员们几乎一宿没合眼。
难忘的时刻
13日清晨一时，风停雾散，星星满天，在皎洁的月光下，通往主峰的道路清晰可见。
队员们兴奋得再不能安睡，起来，准备向主峰作最后一次进军。
虽然他们因食物缺乏几天以来常是半饥半饱，但这天也只吃了点水果糖和人参，穿上鸭绒衣和尼龙冲锋衣，拿着冰镐，立即登程。
这时还只是午夜三时。
为了减轻负重，他们只带着国旗、高度计、最高最低温度计、宇宙线测定型，摄影机和一只铁盒。
队长史占春和队员刘连满轮流在前面开路。
这段雪脊的坡度特别陡，冰雪非常坚硬，冰镐尖只能插下一寸来深。
队员们在氧气缺乏情况下，行动已很困难，但仍然得在坚冰上刨出台阶，踏着台阶前进。
前进一两步，就累得喘不过气来。
升高八九十公尺的路程，他们足足行军十个多小时。
距离主峰只有二、三十公尺时，队员们已经精疲力竭。
他们一步一停地向主峰挪移，一分钟动不了几步。
十三时半，六位突击主峰的队员终于登上拔海七千五百九十公尺的贡嘎山顶。
连日的疲累和高山反应的头痛似乎被他们忘却，队员们高站在贡嘎山顶欢呼起来，他们高呼：
胜利了！
贡嘎山被我们征服了！
这时，刘连满和师秀把国旗系在冰镐上，在山顶的寒风中，不住挥舞。
他们希望在大本营的同志们望见这面红旗，他们希望通过这面红旗向祖国人民报告胜利消息。
六位队员在峰顶凹凸不平的雪地上坐下来。
他们用镐锤敲下一块岩石作标本。
这时顶峰天气奇冷，虽然穿戴着两双毛袜和两双手套，但他们的手脚还是被冻的麻木，他们在一张纸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史占春把纸条装入带来的铁盒，埋在顶峰的积雪里。
队员刘大义立即用摄影机拍下了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场面。
这张纸条上记载着他们攀登顶峰的时刻，还写着“为了祖国体育运动的荣誉，为了奠定祖国爬山运动的基础，我们登上此峰——贡嘎山”。
这个难忘的时刻，它将载入我国爬山运动的史册里。
（附图片）
向贡嘎山主峰前进　史占春摄

乌“昼”啼
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　徐仲年
乌凤和鸣
叶元龙教授在上海市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凤鸣”与“乌鸣”的问题。
“凤鸣”指的是“报喜”，“乌鸣”指的是“报忧”。
叶先生劝共产党党员：
凤鸣要听，乌鸣也要听；
尤其不要因为不喜欢乌鸦叫，当乌鸣的时候，就一枪开去。
因为一枪开去，乌鸦固然没法再鸣，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
我不知道从何年何月起，乌鸦变成了“不吉利”的动物。
我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用过考证功夫，因此作不出结论。
不过可以肯定：
①乌鸦是益鸟，——向人“报喜”的喜鹊反而是害鸟；
②古人以为乌鸦是能“报喜”的（可查：
“乐府古题要解”中关于“乌夜啼”的解释）。
一般人以为凤凰是很美丽的鸟，其实不然！
它是：
“麟前鹿后，蛇颈鱼尾，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说文”），实在没有什么好看！
何况还有假凤凰，为数相当的多！
因此对于凤凰和乌鸦的估价，应当辩证地看。
能够乌凤和鸣，那是最好的好事！
我摹仿“乌夜啼”，作“乌昼啼”。
是否提防猎人的枪？
不在考虑之内！
毛毛雨下个不停
和风细雨……
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因此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用不到大张旗鼓，只须和风细雨就够了。
在原则上，这是对的。
然也要看具体情况，不该以不变应万变！
毛毛雨下个不停是有害的：
下得久了，秧要烂，棉不结铃。
田初湿时是软的，容水过度就会变硬。
“清明时节雨纷纷”，尚且要：
“路上行人欲断魂”；
不幸而霪雨一年半载，老百姓就得饿死不少！
和风细雨自有他的妙处，但迅雷烈风也有扫荡阴霾之功！
某些时候，错误严重，态度顽强：
那就用得着迅雷烈风了；
在这种情况下，和风细雨不足以息民愤！
尤其不希望对己和风细雨，对人迅雷烈风；
对党外人士要求自我批评，对党内人士则要求批评别人！
我听了许多代表所反映的内容，有些事真令人发指！
小民主解决小偏差，大错误就得用大民主来纠正，正如对症下药，有些病该用霸药来治。
小论带坑臭
有那么一种说法：
旧知识分子在旧社会里生活得久了，难免有股“带坑臭”！
话是对的。
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
据我所知道，共产党党员不是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炼出来的，确确实实也是从旧社会中来的：
那么，在他们的身上，难道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臭气么？
有人说：
“他们早就参加了革命，不论是‘地下’或‘地上’，因此他们身上的臭气早已拍掉了：
这就叫做‘发展观点’！”
我回答道：
“承教了！
发展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据我所了解，所谓：
‘发展’有‘纵’的发展（时间上的发展）和‘横’的发展（空间上的发展）：
二者缺一就不行的。
‘带坑臭’这顶帽子只望旧知识分子的头上戴，而且几乎在任何运动中，对于知识分子的‘评定’，都是断章取义，不问发展，不问联系，——要不然只追究‘坏的’联系，——这样就造成了：
我发展，你不发展的严重偏差！
于是高墙耸立起来了，呜呼！”
（原载6月18日文汇报，本报略有删节）

共产党的根谁也挖不掉
——批判张百生、黄振旅的谬论
河北涿鹿县西关初级小学教员　张铭闻
看了沈阳师范学院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摘要以后，不由的使我和周围的同志们感情激动起来。
张、黄二位先生说：
中央在“肃反”和“镇反”上是犯了“最大的主观主义”。
我不知道他们的根据是什么？
我只知道我们县的伪县长毛焕清欺人过甚，积极反共，被镇压了。
在我们的小学教师队伍中隐藏着的少数反革命分子曾组织过“国民党地下工作委员会”，在肃反中坦白自首了。
我还记得天津市“镇反”时，每处决一批反革命分子，市民们都跟着去看，正直的市民并无畏失，而是额手称快。
许多三轮工人自言自语地说几个该！
该！
该！
张、黄二先生却说：
犯了“最大的主观主义”！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二位先生说“肃反”和“镇反”是“宁左勿右，打错了好人，破坏了法制……。”
关于“肃反”的方针政策我不想重复。
我只想问问：
“破坏了”谁的“法制”？
反革命应该不应该肃？
先生们作过多少调查和研究，因而知道“肃反‘左’了，打错了”多少“好人”？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天下真无事吗？
看过罗瑞卿部长的报告没有？
看见过许许多多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的通讯报道吗？
前几天在广州被二个青年捉住的放定时炸弹的特务分子龙沛强的事儿你们知道吗？
究竟谁是“庸人”啊？
张、黄二位先生说：
“肃反”和“镇反”是“企图用暴力维护革命果实，这与我国著名的‘爱民如子’、‘以德立国’、‘以法治国’的传统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先生啊！
镇压反革命，肃清反革命分子正是为了“爱民如子”、“以德立国”、“以法治国”。
我们的“民”是不包括反革命的，我们“法”是人民的“法”，我们的“德”是为人民服务的“德”。
不知道二位先生所说的是谁的“国”？
所谓“传统思想”也不过是各有各的“德”，各有各的“法”。
不知道张、黄二位先生所说的是那种“德”？
什么“法”？
张、黄二位先生说：
“三害的主要根源在中央”。
我觉得不值得为这些谬论费口舌（储安平、葛佩琦早就发表了这样的谬论），只要看看报纸，听听全国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人们的呼声就可自晓。
不过，我想就这二位先生的“一劳永逸”，“穷其根源”，“把根子彻底挖出”的幻想进一逆耳忠言。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以来，就在人民群众中播种，并且扎了根，到现在不但生茎长叶而且开花结果了。
过去有人“挖”过中共的根，像“四一二”，“七一五”，五次围剿，抗战期间三次反共高潮，日寇的三光政策，美蒋的进攻延安……等都是。
但，没“挖”掉。
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它并不随着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
中共中央也是“挖”不掉的，这是“遵义会议”后的党的历史所证实了的。
如果硬要“挖”，可小心自己的“根”子。
六万万人的力量一定能抵得少数人的力量啊！
很明显，这二位先生很不愿听也反对“马列主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的正确领导”等词句。
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我欣赏”，“自吹自擂”。
请问：
中国共产党那儿不伟大、不光荣、不正确？
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阶级和剥削，雪掉百年来的国耻，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保护劳动者利益，帮助少数民族，致力于国际和平……，我说：
“伟大！
光荣！
正确！”
工人说，农民说，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资本家说，革命的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也说。
就是帝国主义、蒋介石卖国集团、反革命分子和对革命不满的人不说。
二位先生反对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说党“把自己摆在国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的气派”。
我想先生们在高等学校，对“国家”、“人民”、“党”等词的实质不会不知道，而只是想借整风之机，混淆视听，以便有所收获。
似乎先生抓住什么把柄似的。
其实略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国家”这个东西是服务于一定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人民”也有一定的范围，党是阶级斗争的最高组织形式。
在宪法上和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对我国的性质说的最明白，最好是再看看。
请问：
社会主义国家不受工人阶级领导，不受共产党领导，受谁的领导？
难道受资产阶级领导？
党对国家的领导不是以党代政，也不是“太上皇”，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宣传、组织等活动，教育人民使他们确信党的政策、方针、路线的正确，把人民群众的意志集中起来，再通过人民群众坚持下去，以便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有利于劳动人民。
除此之外共产党并无任何私利。
我国既有“人大”也有他的常委会，既有政协也有国务院。
事实上中共每提出一个重大问题，都要组织各阶层人们进行讨论，广泛征求意见，提“人大”常委会审查，讨论，修改，批准，再提交国务院具体研究付诸执行。
在执行中也有不断总结，征求省市意见和人民群众的意见的。
我这个小学教员还参加了几次宪法讨论。
这怎能说“把自己摆在国家之上，人民之上，党即国家，国家即党”呢？
为什么睁着眼说胡话呢？！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古今中外都不例外。
白宫受华尔街老板的控制，蒋政府服务于买办资产阶级。
我们的国家则服务于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群众。
说“人民之上”看是什么“人民”，葛佩琦所说的“人民”吗？
我说：
应该！
不压在那些“人民”之上，那些“人民”就反过来压到今天这些人民之上了。
至于说：
“党可以不遵守宪法”，我认为这是胡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内外敌人斗争了几十年，好容易才有了自己的宪法，怎么倒会自己不遵守呢？
个别党员犯法是有的。
但个别党员和全党不能划等号，这和有人借整风散布反党言论，不能否认多数人的善意批评，少数右派分子决不能代表广大的党外人士一样。
说到民主，我想，共产党讲不讲民主，有没有民主不是少数右派分子信口可以抹煞的。
对这部分人有民主，对另一部分人就没民主。
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
我感到有民主，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们感到有民主。
如果问问工人，农民，他们就更感到有民主了。
二位先生怎么感到没民主呢？
要依二位苦心所写的文章的内容实质来衡量一下，还是没有先生们的民主的好。
在人民的报刊上能刊登先生们的文章，民主范围就不小了。
二位先生说政协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有关学习等问题的工作上，这是笑话。
我看先生们的这段话才是笑话呢！
学习有什么不好？！
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协”的基础。
学习马列主义，建立共同语言，才能“协”得来。
否则就搞到相反的一边去了。
何况政协还作了其他很多工作，报上才登过协商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建立，政协这些工作是谁也抹煞不了的。
二位先生怕人家给戴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自己却顶出了反社会主义的钢盔。
先生们怕别人给扣上“莫须有罪名的手铐”，自己却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文章作为事实。
请问：
先生们要不要民主？
要的话我先发言。
这就是：
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如果继续反上去，就只有将他们驱逐出教育阵地，再不给反共反人民的言论丝毫自由！

劳动人民当中没有右派言论容身之地
手工业者坚决跟着共产党走
本报讯
北京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于昨天下午邀请二十九位基层社干部和社员座谈。
参加座谈的人都以不同的经历，反驳了右派分子的谎言。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坚决跟着共产党走！
坚决反对右派分子。
这个坚定不移的呼声，代表了全市十万零四千名手工业者的意志。
北京市妇女挑花生产合作社社员白淑兰说，我是个家庭妇女，没有文化。
我八岁学挑花，十七岁结婚以后，还是做挑花，解放前，不用说找不到活干，就是有点活做，赚到的钱，也不够吃饭。
因此只得到街头讨饭吃。
我生下的第1个孩子，就是背在街头讨饭冻死了的；
第2个孩子也是因为没有钱给他诊病，瞪着眼睛看他死了的。
那时候，我们这样的人，搭个棚在城里住，国民党都要把我们赶出城去，说是我们不讲卫生。
那个时候，谁把我们当人看啊！
解放了，我们好了，1952年入了社，生活便天天提高了。
过去结婚十年没有买过一寸布，现在全家五口都穿上了新衣服；
过去十年没有买过一毛钱的肉，现在经常可以吃饺子了。
近来我每月还能剩下几块钱，已经有八十多元存款在银行里了。
过去我这种人一钱不值，现在当选了联社的劳动模范、市政协委员和妇女代表，叫我怎么不乐呢？
她最后说，我们挑花社八千多个妇女，坚决反对右派分子，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叫那些说人民生活降低的右派分子，到合作社来看看吧！
好几个老年社员，都拿自己的经历和切身体会，说明了手工业工人的生活，比解放前提高得太多了。
都说如果不是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手工业者那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说生活降低了，真是没有良心。
第一象牙社社员——著名的象牙雕刻艺人杨士惠说，我是从小就在北京的，在日本统治时期，街上那天不饿倒人，我们经常吃杂合面，我吃了肚子就不好。
在日本投降后，我们手工艺人，也要过年才能吃顿白面饺子，那能像现在这样丰衣足食呢？
右派分子说是不要共产党领导，难道要蒋介石回来吗？
雕漆社老艺人董茂林说，我是个残废人，十五岁学雕漆，解放前连饭都吃不上，只幸得没有饿死；
解放后组织了合作社，吃饭就有保证了。
到1955年，我四十九岁了，还结了婚，去年又生了个儿子。
这真是一辈子没有想到过的事，解放几年都来到了。
五金铝品社马升麟说，右派分子所说的“人民”只能代表地主恶霸和官僚买办，根本不能代表我们劳动人民，因此只能得到台湾的喝采。
第一食品社黄嘉生说，右派分子发言的用意，是要我们再过牛马不如的生活。
第三呢绒社王世荣说，右派分子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就等于要我们劳动人民的命。
去年组成的第六纸盒社理事主任钟仲石说，右派分子说什么“党天下”，我不是党员、团员，从开始组织合作社就当选了理事主任，储安平也不是共产党员，怎么也做了光明日报的头头？
我们社里都是烈军属和贫苦市民，过去像蚂蚁一样在社会上那有什么地位？
现在不止是生活有保障，我们妇女也能管理国家的大事。
右派分子说“党天下”，我们说是劳动人民的天下。
我们社里的同志都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
第三珐琅社会计许其仁，过去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副连长和警察中队长，在肃反运动中是肃反的对象，他以亲身的体会，反驳了所谓“肃反搞糟了”和“肃反是庸人自扰”的谎言。
他说，我的历史问题弄清以后，思想顾虑没有了，在工作上也没有受到任何歧视，还选我作先进生产者。
去年我结了婚，老婆也在合作社。
第16棉织社刘玉山说：
我们社里过去有反革命分子捣蛋，工作搞不好，经过肃反以后，社才巩固起来，不是别有用心，怎能说“肃反是庸人自扰？”

反对章乃器思想的斗争是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民建上海市副主任委员　汤蒂因
右派的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在工商界集中表现在章乃器的以修正主义来反对马列主义的反动言论。
但是作为一个工商业者来讲，要认识这样一个问题的实质，——也就是究竟是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
这是不简单的，必需要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才能逐步提高。
我在开始就是只觉得章乃器有些论点不对，最多也只不过是“荒谬”；
何况其中有些话我还觉得不能说绝无道理呢！
因此说他是右派，说他是反动，说这是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我是大吃一惊的，觉得还有些怀疑，是不是“帽子”太大？
经过几天来参加各种会议，以及在报上学习了不少文章，所得到的启发，证明我的所以还会怀疑，摇摆，甚至还认为他有些话还不错，这主要是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两面性中消极性的一面在作祟；
可是也必须肯定积极一面是在不断地增长，尤其是亲身投入到这样火热的现实的斗争中，随时在锻炼和考验，也随时在武装自己的头脑。
章乃器的言论在我们工商界有市场，这我不否认，正因为他的手段毒辣，是挂了马列主义的旗帜来反对社会主义，他用的是“蜜汁砒霜”，他的话是花言巧语，打中工商界的心灵深处，他抓住了工商界摇摆的弱点，他掌握了工商界怕听“改造”“剥削”，他丑化工人阶级，美化资产阶级，把资本家捧得高高的与工人已经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也就不需要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等等，是极尽了麻醉、煽动、挑拨、离间的能事，恰巧与我们本质上的消极性的一面“一拍即合”，也就是阶级感情的共鸣。
正如有位同志说：
“我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真像抽鸦片的戒烟一样的痛苦，好不容易戒掉了，但是人家又来勾引你，闻得香味，明明知道是毒的，又会去上瘾了”。
因此我们中了毒还不知道，还觉得是甜蜜蜜的，现在我们要驳斥他，首先就要剥他的皮（外面社会主义的皮），要抽他的筋（里面资本主义的筋）。
他曾经恫吓我们“脱胎换骨”后是否还要抽筋剥皮，我今天却要抽他的筋，剥他的皮，剥开来才可以使大家看看到底是什么？
我是水平很低的，尤其是政治理论水平，在章乃器眼光里看来，我要驳斥他的论点，可能是“鸡蛋碰石子”。
可是我很有信心，因为我是坐在社会主义的位子上，而他是坐在资本主义的位子上，因此他是鸡蛋，而我是石子。
本月17日那天我就在民建中央和工商联常委会联席会议上，当了章乃器的面，加以驳斥，我单根据章乃器在15日在两会联席会议上所发表的话（见16日各报）提出十条，我认为这十条都可以证明章乃器是条条道路通向资本主义，这还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什么呢？
一、他开始就说：
大家对他的帮助热情他很感激，但从道理来说，不能说服他。
我说：
这是什么道理应该明确，否则我们讲了千言万语你也是不会接受的，我说首先你要把屁股移转过来，要到社会主义的位子上来，你就不会觉得我们的话是格格不入了。
二、他说：
工商界思想混乱，不是他挑拨起来的，是“鸣”“放”出来的，他说要算时间，不是在他这几篇文章之后的。
我说：
是受了你的挑拨影响，算时间以我本人来讲，至少是在1955年开始（据说他是一系列有历史的一贯的反动思想）。
民建会员代表大会时他提出“红色资产阶级”，去年在民建二中全会又提出资产阶级已没有两面性了，加上到上海来讲话，以及在民建宣教，工商辅导工作会议等等总是抓住每一个机会要放射资本主义毒素。
这次乘党整风“鸣”“放”的机会企图打开缺口，由于他是用的蜜汁砒霜，加上他又是我们工商界的领导，民建中央和工商联的负责人之一，又是粮食部长，过去还是“七君子”之一，名望大，地位高，更何况我们每个人本身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消极性的一面会作祟，怎么会不模糊是非，迷失方向呢？
而且他还给消极、落后分子撑腰。
我们上海工商界政治学校中有人对党有不满情绪，做了打油诗写信给章乃器，他回信不好好帮助分析，而是鼓励他尽量把党说成是一团漆黑。
现在还有些人把所有一切理论都看成是“教条”，把一切正义的反批评都看成是“扣帽子”，这种对抗的情绪还不是他挑拨起来的吗？
三、他说：
不承认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他说今天在革命已经胜利，宪法已经颁布的情况下，领导权路线问题都已不会发生任何问题。
我说，宪法明明规定是工人阶级为领导，你是否定阶级关系存在，也就是否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这还不是想修改宪法吗？
四、他说：
发牢骚是一回事，要不要领导是另一回事。
要把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
我说：
理论不能脱离政治，理论是为政治服务的，理论应有立场。
而且他又把农民发牢骚，与宗教界、少数民族等的唯心主义思想都拉出来，进行更广泛恶毒的挑拨，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把他的言论看作是反动的，那么以上说的这些人也都是两条道路的问题了。
我说：
有些农民发些牢骚，以及宗教界是唯心论者，等等，可是他们与我们的愿望是一致的，是接受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道路也是一条的——社会主义道路，与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不同。
五、他说：
没有讲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他认为两面性主要是思想作风上的而不是本质的。
我说：
明明在二中全会说没有两面性了，现在虽承认有两面性，但又断章取义，歪曲毛主席的话，说任何阶级都有两面性，任何阶级都有改造，因此他说这不是本质的是与工人一样的是思想作风上的两面性而不是本质的，这不是明明模糊阶级意识，否定阶级关系吗？
六、他一再强调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只能是先进和落后的关系。
我说：
根据你的论点是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一样，已经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工人里有先进和落后，资产阶级分子里也有先进和落后，那就是说先进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可以领导工人阶级，这还不是明明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吗？
七、他说：
阶级和阶级分子的关系，应当有所不同，这就是集体和个人的不同，又说什么是量变到质变的不同，又说人是可以改造的，阶级是要消灭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话，真是容易使我们模糊。
那天我的说法：
阶级分子在分散时的活动是“剥削”，在成为具体组织的团体也是“剥削”根本没有剥削的区别，而他偏说阶级的剥削本质是先天的，分子的剥削是非本质的，而是后天的，把阶级和分子孤立割裂开来，那么阶级是空洞的吗？
阶级的内容是什么呢？
阶级肯定是由阶级分子组成的，如果阶级分子没有剥削的本质，那么阶级的本质基础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他要强调阶级分子与阶级有区别的动机，除了要说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已是一模一样了，可以不要工人阶级领导了，还有什么别的呢？
至于是阶级是要消灭的，人是可以改造的，我说这正是说明我们党和国家贯彻和平改造政策的正确和伟大，这是另外一件事。
资产阶级消灭后，资产阶级分子的名称当然也完全消灭了，现在生产关系已经起了根本变化，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资本家所有制还没有完全改变，剥削还存在，阶级还存在，当然分子还存在。
八、他说：
“墙”和“沟”是过去斗争遗留下来的副作用所造成的。
我说不要“三反”难道任干部贪污腐化，没有“五反”难道任资本家“五毒”泛滥，没有“肃反”难道任反革命复辟？
没有这些斗争，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当然不能否认有偏差，有副作用，这是主要的吗？
我在“五反”时是被斗得很凶的，当时也有不满，但斗的是“五毒”，洗清了更得到人民的信任，更靠拢了党，工商界很多朋友都和我一样说：
没有“五反”教育，我们进不了社会主义社会。
九、他说：
现在工商界的主要缺点是消极自卑，要给工商界平等的人格，不是压服而是要说服。
我说：
工商界现在的缺点是消极自卑，这是对的，有客观原因，但也有主观原因，主观上主要是消极性的一面在作祟，而章乃器口口声声为了要调动工商界一切积极因素，但是要问是资本主义的积极？
还是社会主义的积极？
因为他是赞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说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危险，好像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整风，我们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反对官僚主义，你也不知道吗？
至于平等的人格，工商界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定的比例，各级政府都有工商人士担任重要职务，还不平等吗？
你难道忘记你自己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只能坐牢，今天给你做上部长还不平等吗？
要毛主席让给你才平等吗？
归根结蒂还是工人阶级领导就认为不平等对吗？
至于说压服：
我们敲锣打鼓，要求公私合营，要求学习，要求放弃定息是说服？
还是压服？
十、全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界都纷纷表示愤慨，一致严厉地驳斥储安平章伯钧等右派的反动言论，你却无微不至的关怀、同情，并且还讽刺章伯钧的祖先是投降将军（你要他不向共产党投降，反动到底吗？）
说他们检讨过早，为他们的反动言论辩护。
全国人民要与他们划清界限你却给他们撑腰打气，这还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什么呢？
因此我说，工商界的朋友们！
我们的头脑要清醒了，眼睛要擦亮了，再不要受蒙蔽，被麻醉了，我们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而且是希望平平稳稳的走过过渡时期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的劳动者的。

右派分子纵有弥天大谎，也无法歪曲现实生活！
从报上读到章伯钧、储安平、葛佩琦、黄心平之流的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后，我们全体石雕从业者感到极大的愤慨！
让这些右派分子看看事实，听听广大手工业者的声音吧！
青田石雕有七百年的悠久历史，闻名国内外，可是这是一段贫困痛苦的历史。
解放前石雕艺人受尽摧残，尝够苦楚，特别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官僚的压迫，地主资本家的盘剥，不但榨得我们不能生活，连石雕业也濒于破产，几乎湮灭。
到解放前夕，我们的从业人员由一千余人减少到一百余人，而且没有一个专业人员。
许多艺人被迫转业改行，许多人背乡离井流落他乡。
解放后，共产党派来干部引导我们走合作化道路，千方百计地替我们打开销路。
这样，我们石雕业又得到发展。
现在全县有四个生产合作社，社员有五百二十五人，年产值达三十三万元。
从此，全体社员摆脱了贫困，开始过富裕的生活。
过去许多人穿的是百补衣，现在人人穿新衣。
不少社员还修盖了房子。
两个社还实行了公费医疗。
此外，社里还普遍举办了文娱体育福利事业，上了半百年纪的人也能念书认字。
所有这些，对我们来说，过去是想也不敢想、梦也梦不到的。
新旧社会对比是这样明显，右派分子纵有弥天大谎极尽诬蔑的本领，也是歪曲不了的。
我们手工业者已经把合作社看成自己的命根子，把共产党比做自己的爹娘，我们坚决跟共产党走，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浙江青田县手工业生产社联合社邹志乾　林如奎
1957年06月14日

谎言抹不掉惨痛的过去　谩骂遮不住幸福的今天
谁也不能使黄泛区人民离开共产党
本报河南22日电
河南省黄泛区西华县道陵岗乡农业社的社员们，集聚在一个打麦场上举行座谈会，痛斥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谬论。
春光农业社社员梁学贤说：
“姓葛的是瞪眼说瞎话，让他来看看咱黄泛区实际情况吧：
1938年国民党扒开黄河口子，把村庄冲得光光的，人出去逃荒要饭，多少人饿死冻死了。
光俺春光社就死了四百多人，死绝了二十一户。
六李村李聋俊把自己饿死的小孩都吃了，后来自己也饿死了。
一个年青妇女只卖得一个饼的钱。
姓葛的，你知道我们那时的悲惨生活吗？
（这时他已泣不成声了）”他停了一会，擦擦眼泪又说：
“解放后，共产党领导我们堵住了黄河口子，翻过身来，我们开荒生产，党和毛主席给俺农具、种子、没有吃的还救济，领导俺建立农业社，去年又获得丰收。
全社94％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
现在，全社二千五百余人，家家有吃有穿，也盖起了新房。
平均每户除吃粮外，还有一百七十元的余粮钱，过年过节，每户还能吃三斤多猪肉。
今年过年时，每户社员，都有三斤半点心、三斤半肉、五斤细粉、五、六十斤的蒸馍和包子。
俺社还有一个俱乐部，乒乓球、克郎球都有，图书室有七百多册书，有一个剧团，有大学生一名，还有高、初中及小学生二百三十八名，民校十二班，有四百六十八人。
要不是共产党领导，俺能过这样幸福日子吗？”
梁学贤激动了三次才把话讲完，他最后说：
“我们春光社社员，要请葛佩琦、储安平到黄泛区，到俺春光社来看看，不要让他们坐在屋子里胡说八道！”
罗那农业社社员赵文鬴说：
“十九年前这个时候，我正在地主场上打麦。
黄水一来，我和我老婆在外漂流了十多年。
现在我盖起了新房，孩子上了学。
一提起过去的苦日子，我心里就难受。
前天晚上，会计李心同给我念报，我一听葛佩琦、储安平这伙人骂共产党，心里就打颤。
也不知他们安的什么心，他说不要共产党领导，这不是要咱的命吗！”
七十多岁的杨老大娘说：
“咱一不憨二不傻，姓葛的说那话骗不了人，共产党把咱从黄水窝里拉出来，现在才过着幸福生活，我的女儿还上着高中哩！
我看共产党什么时候也不会离开咱老百姓，前些日子毛主席叫干部和我们一起劳动，参加麦收。
社员们看见又高兴又心痛，恐怕把他们累着了，社里妇女都把咸鸡蛋、鸭蛋煮着给干部吃，这能说咱老百姓想杀共产党吗？
除非是姓葛的自己！”
罗那农业社的女社长赵至奎提起解放前的情形，就泣不成声。
她的父亲是被国民党砍死的，她的哥哥在解放前的一个除夕饿死的，她的孩子卖到了外乡。
因此，她这次听到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十分气愤。
她说，让姓葛的到我家来看看吧！
我如今要在新盖起的三间堂屋里接待他们。
座谈从下午四点开始，直开到晚上九点。
大家发言十分踊跃，晚饭也顾不上回去吃了（西华报社）

1952—1956年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有哪些变化？
本报贵阳22日电
即将完成的国家第1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中，贵州省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些什么变化？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
五年计划的前四年里，贵州省主要少数民族地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粮食总产量，在1952年为一千八百三十七万多市担，平均每人产粮五百一十四点二市斤，而1956年的粮食总产量则增为二千六百三十六万多市担，平均每人产粮六百八十二点五市斤，产量增长了43％。
工业总产值，在1952年为五百七十九万六千元，1956年增长到二千五百三十四万多元，前后相比，增长了337％。
各民族小学（不包括这两个地区的一般小学）在1952年有四十二所，到1956年增加到七百七十五所，增加了十七倍还多。
这个发展数字，谁也不能不承认它是相当惊人的。

上海工业每分钟创造的价值
据新华社上海22日电
新华社记者贺昌华、周立报道：
今天，记者在上海统计部门发现了一连串的数字，这些数字经过演算以后，有趣地说明了当前上海工业每一分钟所创造的价值，比第1个五年计划以前要多得多。
在同样的一分钟时间里，1952年上海只能炼出一百三十多公斤钢，现在已经达到九百五十多公斤；
1952年只能织出一公尺多精纺毛织品，现在已经达到十三公尺；
1952年只能做出五十三双胶鞋，现在已经达到一百二十六双。
上海现在每一小时能够出产三十二辆自行车、十四吨多纸，每一小时出产的轮胎能够装备三辆六轮大卡车。
而在1952年每一小时只能出产三辆半自行车、八吨多纸，每一小时出产的轮胎装备一辆半大卡车还不够。
上海现在只要一天时间出产的青霉素，就比1952年全年的产量还要多出许多。
几年以前，上海还主要是修理船只和收音机；
现在每隔四分多钟就有一架收音机做好，每隔四天就有一艘新船可以参加航行。
全市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累计的工业总产值可以达到五百亿元，今年比1952年增长84％。
五年来，平均每一分钟的工业总产值是一万九千多元。
上海工业几年来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单是国营工业部分，在过去的四年中，平均每一年的上缴利润就可以给国家建设一个第1汽车制造厂；
而国家给上海工业的全部基本建设投资，过去的四年加起来还不够建一个第1汽车厂。

奴隶成了凉山的主人
据新华社讯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彝族人民的生活正在日新月异的变化着。
自1955年底，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这里采用和平协商方式进行民主改革后，彝族人民开始走向他们山歌里所幻想的生活。
政府贷款为他们建造新居，发给他们生产工具，帮助他们组织合作社。
从此，这里的彝族人民结束了奴隶制度给予他们的非人生活，被解放了的奴隶作了凉山的主人。
他们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生产工具；
他们脱下了标志奴隶生活的破不遮体的衣服，女人穿上红裙，男人有了新装。
这里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现象，奴隶的孩子也背上书包上学校了；
结成夫妇的年青人，再也不怕奴隶生活拆散他们的婚姻。
下图就是彝族人民解放前后生活的对照。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城市
——从西安看今后的城市建设工作
本报记者郭龙春
西安，是一座古老而又年青的城市。
在这里，既可以看到汉城、唐城的遗址，又可以看到许多现代化的工厂。
人们在东郊参观新石器时代村落遗迹的时候，一抬头就有大片新型机械工厂和纺织工厂的厂房映入眼帘。
像埋藏着无数的古迹文物一样，这里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建设经验。
最近，中央几个有关部门到西安来总结了基本建设经验。
我乘着这个机会在这里作了短时间的采访。
吃了盲目求大求新的亏
西安是建设开始比较早的新工业城市。
1953年以前，西安市没有城市规划，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虽然数量不大，但是相当混乱。
1954年，在苏联专家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完成了城市总体规划。
这个规划对城市布局、主要干道走向等安排得基本上是合理的，因而使建设中避免了许多浪费。
这几年，全市新建了大批住宅、公共建筑和公用事业工程，基本上保证了工业建设的顺利进行，并且解决了职工生活方面的一些迫切问题。
但是，根据中央“勤俭建国”的精神来检查，西安地区这几年的城市建设中，也的确花了一些冤枉钱。
首先，西安市城市的规模确实太大了。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工厂、学校在短时间内摆得过多。
1953年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的时候，原说只有二十六个工业企业，五个大专学校。
但是在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内，大批工厂、学校纷纷涌来。
现在，新建工业企业大小共有四十二个，大专学校有十四所，中等技术学校有二十四所，干部学校和训练班有三十一所。
同时，由于部分工厂在选择厂址的时候对紧凑发展注意不够，防空、防火、卫生等部分规定不切合实际，不少工厂、学校都布置得过于分散。
二是城市人口增加过多过快。
1949年，西安的城市人口是四十六万，到1956年底便发展到九十五万（不包括三个工人镇和流动人口），七年增加了一倍多。
其中大部分人口是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增加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口由于各个有关单位缺乏适当控制，增加的不够合理。
三是原来的城市规划定额偏大。
例如，每人居住面积按九平方公尺规划，每个人的生活居住用地共要七十六平方公尺等，这都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这三个因素结合起来，就把整个市的规模搞大了。
西安旧城关的面积只有十三点二平方公里，现在城市的“架子”撑到方圆七十平方公里（不连三个工人镇）；
城市实际用地，也已经有四十一点二平方公里；
按照原来的远景规划，城市用地面积甚至还要发展到一百三十一平方公里呢！
有了大规模，就有高标准，这是姊妹两个。
这两个东西在思想上是一脉相传的。
同时，城市大了，在客观上也促使一些建设的标准高起来。
西安市在解放以后新建的住宅，三层和三层以上的楼房占67％，而且全部楼房都有水电设备，每平方公尺的造价都在五十元以上，比旧城原有住宅造价约高一倍。
新建的影剧院、商店，许多都造价太贵。
公用事业工程有的也标准过高。
部分道路修的过宽过早，有些排水工程没有因陋就简，基本建设投资达一百二十五万元的污水处理厂，现在看来就可以缓建。
这几年，全市还拆了三十三万平方公尺的房屋，1956年一年就拆了十五万平方公尺，其中有一部分拆的过早过多。
各方面求大求新，追求大规模、高标准的结果，便浪费了国家不少建设资金。
从1949年到现在，西安市城市建设各方面的投资总计约为三亿元。
据估算，如果原来就按照因陋就简、勤俭建国的精神来使用这些资金，节约20％以上是可能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规模大，标准高，没有能用同样的资金办更多的事情，职工生活方面有些问题就没有能很好地解决。
例如，1951年，西安市只有十七辆公共汽车，1956年增加到九十八辆，但是因为人口增加的快，城市的摊子铺的大，公共交通还很拥挤。
从解放到1956年底，西安市新建住宅的面积相当于原有住宅的一倍多，可是每个人平均的居住面积，却由刚解放时的二点九平方公尺下降到二点六平方公尺。
如果原来把建筑标准降低一些，自然可以修建更多的房子。
由此可见，大规模，高标准，既多花了钱，又制造了人为的矛盾！
空想的“社会主义标准”
为什么会盲目地求大求新呢？
关于这个问题，记者曾请教了陕西省城市建设局局长兼西安市城市建设局局长李廷弼同志。
他说：
“除了没有经验和某些本位主义以外，主要是我们思想上有一个空想的、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标准’在作怪。”
李廷弼同志还对这一点作了生动具体的分析。
他说：
我们都有那么一股建设社会主义城市的热情，但是对社会主义城市是个什么样子，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具体的概念。
而是懵懵懂懂地认为，社会主义城市总是一切比过去好的多。
一想就是大呀，好呀，高标准呀，现代化呀，好像只有这样才是社会主义城市。
1954年以后，大批工厂、学校涌到西安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提出控制规模等意见。
我们不但希望建设的规模大，数量多，而且希望建设的标准高。
东、西郊一些职工宿舍水电俱全，只是没有暖气设备，我们就嫌不够好！
李廷弼同志打趣地说：
“这种搞法，伟大是伟大，好也是好，可惜就是不合乎中国的国情，和我们当前的情况不相称！”
接着，他说：
“这就叫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过去城市建设中的缺点、错误，毛病都出在这里。”
依照这个论点，他进一步发挥说：
所谓“实际”，一是国家的经济条件，二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三是当地的地形、地貌。
我们国家的特点是人多地少，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
这是一切建设的出发点。
拿住宅来说，为了把国家有限的资金使用在最必需的地方，为了解决多数人的问题，我们现在就可以多修建一些造价便宜、整洁适用的低层建筑。
同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起来，我们虽然没有那么多的为少数人服务的摩天大楼，但是我们的劳动人民都有房子住，而且住的不是腌臜的贫民窟。
这就比资本主义强，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我们社会主义城市的任务，就是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
因此，在我看来，从我国当前的经济条件出发，因陋就简，勤俭建设，也就是社会主义标准。
几点值得重视的意见
根据西安市的情况来看，今后在城市建设工作中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呢？
据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些同志谈论：
今后需要注意下列几点：
（一）城市规模不宜过大，最好依靠原有中小城镇，建设一些一、二十万人口的工业城市。
这样可以节约大量城市建设费用。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安排工业项目不要过分集中。
（二）不论大小城市，最好都是逐步发展，不宜一下建设太多的项目。
分期分片逐步建设，许多事情可以缓办，这便有利于资金的周转。
（三）民用建筑和公用事业工程应当尽量因陋就简。
住宅、公共服务设施可以就地取材，多建低标准的、简易的建筑。
道路、供水、排水工程可以降低标准，并应尽可能地少建，缓建。
这样既可以节约资金，又可以更多地满足群众的迫切需要。
（四）加强建筑管理。
目前省、市难以控制的民用建筑标准，中央有关部门应该制定办法，责成省、市加以管理、监督。
（五）城市规划应该切实注意结合当地情况。
每人居住面积定额，就可以根据各地人口规模、工业布局、地形地貌等条件，分别按三平方公尺、四点五平方公尺、六平方公尺等进行规划。
其他城市规划定额和防空、防火、卫生等标准，不切合实际的，也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加以修改。
我想，上述这些意见似乎可以供城市建设部门作为改进工作的参考。

我们回族人民将有家可归了
北京大学教授　马坚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汉族人口占绝对多数，其次是僮族，再其次恐怕就是回族了。
回族有三百九十多万人口，分布在全国各地区的城市和乡村中；
自东北的哈尔滨到西藏的拉萨、云南的邦弄、海南岛的崖县，自新疆的伊宁到福建的泉州和浙江的温州，或多或少，到处都有回族人民，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主要是农业和小贩。
绝大多数回民是穷苦的，故有“穷回回”的称号。
他们同汉族人民和其他兄弟民族人民杂居，使用汉族的语言文字，而保持传统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以及强烈的民族感情。
回族人民较多的省份是甘肃、河南、河北、云南、山东、青海、新疆，而较大的聚居区是在甘肃，那里有回民一百一十多万人。
到现在为止，全国共建立了四个回族自治州：
在甘肃的是临夏、固原、吴忠三个自治州，在新疆的是昌吉回族自治州。
还建立了十个回族自治县：
在甘肃的有泾原、张家川两个回族自治县，在青海的有化隆、亹源两个回族自治县，在河北的有大厂、孟村两个回族自治县，在新疆建立了焉耆回族自治县，在云南建立了永建和寻甸两个回族自治县。
此外，在贵州还有一个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
鼓舞人心的好消息
省一级的自治地方已经有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筹备中的西藏自治区。
在全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次多是回族，如果不建立省一级的自治地方，就不能够同他们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地位相适应，因此，中共中央倡议，在甘肃东北部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这个倡议曾先后在四千七百多名党内外干部中进行酝酿和讨论。
中共甘肃省委提出的方案，经过甘肃省一千七百多位回、汉族人士，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反复协商，认真研究，取得一致的同意之后，由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和人民政协甘肃省委员会联席会议一致通过，所以是切实可行的，是甘肃省回、汉族绝大多数人民所能接受的。
现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国务院全体会议第51次会议又先后通过这个方案，再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后，这个方案就要付诸实施，我回族人民将有家可归，我们将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这个好消息。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建立，就全国回族人民说来是一件大喜事，我们回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敬爱的领袖毛泽东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相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的领导下，我们“穷回回”才能翻身，才能获得平等的政治地位，也才有可能建立省一级的回族自治地方。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建立，不仅实现了回族人民多少年来的共同愿望，而且又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正确性。
回族人民的辛酸历史
我们回族人民，像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也是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热爱和平、不甘屈辱、不怕牺牲的善良人民。
远在七世纪中叶，当我国盛唐时期，许多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从陆路和海路到我国来经商，宋朝时期来得更多，其中有些人就在我国定居下来了。
到十三世纪时，蒙古人灭亡了回回国以后，把大量的回回人征调到中国来，他们中有不少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技术人员，他们把回回的天文历算和医药等传入我国。
他们被派遣到全国各地去定居屯田，开始了以农业为主的定居和聚居生活。
他们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汉族和其他民族中也有少数人信仰了伊斯兰教，而同回回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后来就成为回族的组成部分。
对于元、明两代的开国和建国，回回人都有过不少的功劳，如元代咸阳王赛典赤·瞻思丁的开发云南，世界著名的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的七次下西洋，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元、明两代，回回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得以顺利发展，奠定了回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但是他们在元、明两代并未获得充分的自由，例如元世祖忽必烈明明知道回回人是依照伊斯兰教的教律而宰羊的，他偏要禁止回回用断喉法宰羊，违者处死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用以奖赏告密者。
明代实行同化政策，禁止蒙古人民和色目人民（包括回回人）同本族人民通婚，只许同汉族人民通婚，违者男女两家都要被抄家灭门，降为官家奴隶。
在元、明两代，回回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
到了清代，回族人民遭到难以忍受的压迫，他们为了反抗清朝的压迫，曾在陕西、甘肃、云南等地进行了许多次的流血斗争。
他们虽然遭受了惨酷的屠杀，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屈服过。
白彦虎曾率领着四千多回民，逃到沙皇俄国的安集延，现在他们的子孙有两万多人，他们在外面说俄国话，在家里说一口陕腔的中国话。
苏联政府承认他们是一个少数民族——东干族，他们的民族文字是用斯拉夫字母拚写的东干文。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回民经常遭受到侮辱和压迫，甚至屠杀。
反动政府不承认回族是一个民族，在伪选举法上称他们为“国内生活习惯特殊的国民”，不让他们有平等的民族权利；
我回族中的败类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之流，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也随声附和，说自己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汉民。
在那个黑暗时期，回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人民民主革命。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三边分区就建立了回民自治乡；
渤海、冀中一带有好几个“回民支队”，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抗日战争；
在第3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西北的大批回族青年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组成回民骑兵团，为全国各族人民的解放大业贡献了力量。
有了聚族而居的家乡
毛主席写“论联合政府”一文的时候就承认我们是一个民族。
人民政协第1届第1次会议有回民的代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都有回族的代表参加。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建立，又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回族同胞将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我们回族人民散居在全国各地，前面已经说过了，他们中有很多人不仅不能享受区域自治的权利，在生活上也感觉困难重重，他们希望能够聚族而居，最少能几百户住在一起，有自己的清真寺、各级学校、医院、电影院、托儿所、幼儿园。
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回民学生和一般回民技术人员，都希望把自己分配到西北回族地区去工作，以便他们在生活习惯方面获得充分的便利。
一般回民青年，无论是干部或工人，在选择对象方面都感到苦闷，如果回民的男女青年能在一起工作，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他们的父母也就放心了。
我们回民都承认西北是自己的老家。
将来，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立后，回民的这些愿望都能实现，他们都愿意迁移到那里去安居乐业，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宁夏回族自治区在黄河流域占着最优越的地位，在经济发展上有良好的条件。
在农业方面，银川和吴忠是肥沃的盆地，现在有水田三百多万亩，出产大米，在青铜峡水坝建成后，可以增加水田几百万亩。
宁夏是一个鱼米之乡，早有“塞上江南”之称。
这个地区还有广阔的草山和草场，可以大量发展畜牧业经济，全国著名的滩羊皮就出产在这里。
盐池县的八大盐池，都是随产随生永不枯竭的产盐地方。
丰富的盐产，保证了食用、防腐和制造盐酸、苏打、漂白粉、化学肥料等工业必需的资源。
银川的石咀子煤矿，蕴藏量很大，将来可以供应甘肃地区的工业用煤。
固原已发现油泉，蕴藏量可能是丰富的。
将来兴办一些近代工业的条件也是具备的。
在交通方面，包兰铁路明年即将修通，将来从陕西咸阳到甘肃武威的铁路，也计划在中卫县接轨，并且通过固原县。
自治区的交通将来一定是很方便的。
最后，我们回族人民热烈拥护共产党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我们赞同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
中国共产党使我们回族人民有家可归，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小标题为本报所加）（附图片）
这是政府给盖的新房。
十四岁就做了陪嫁奴隶的尼古戈角，现在是域南乡副乡长，南坪社的社长，村妇联主任，又是团支部书记。
这是过去奴隶的破房。
彝族社员欧林洛，拿着过去做奴隶时戴过的刑具，控诉过去在铁锁练下的非人生活。
政府发给南坪社的农具。
马比果果（男）和尼尔帕马在摆脱了奴隶生活的第2天，就结了婚，现在有个胖娃娃。
新华社记者　马鼐辉摄

碧波漾然西湖更加美丽
第1期疏浚工程完成
据新华社杭州20日电杭州西湖的第1期疏浚计划已经完成。
从湖底挖出淤泥四百多万立方公尺，如果把这些淤泥堆积起来，可筑成二十多条苏堤。
现在西湖湖水深了，更显得碧波漾然。
第2期疏浚工程正在夜以继日地进行，预计今年年底可以完成全部疏浚工程，比原定1959年才能完成的计划提前两年实现。
西湖从明、清到国民党统治时代，四五百年间，一直没有经过全面的疏浚。
尤其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环湖四山树木遭受砍伐，每年都有大量泥沙冲入湖中，使湖床逐渐加高，解放前湖水深度平均只有六十多公分。
解放后，人民政府就注意到西湖的疏浚。
西湖疏浚后，首先能美化西湖，使游船经过后不再泛起黑泥，碧波漾漾，益增弄舟雅兴。
同时还有调节气候的作用。
因西湖三面靠山，每到夏季，烈日猛晒，热风不易散发；
又因湖水过浅，吸热能力过小，使市区过于闷热。
西湖浚深以后，市区气温就可得到调节降低。
市区河道也可利用湖水冲洗，改善环境卫生。
另外，对农田灌溉和自来水源也有好处。
西湖的大规模疏浚工程开始于1954年04月。
第1期疏浚工程计划把西湖平均挖深一公尺；
第2期疏浚工程计划在外西湖再挖深五十公分。
到年底全湖疏浚工程完成后，蓄水量可以增加一倍多。

纠正标准过高、占地过多的缺点
太原市修改城市建设规划
据新华社太原21日电
太原市最近按着整风精神和“从近期出发，照顾远期”的原则，修改了标准过高、占地过大的城市建设规划。
居住面积标准，由每人平均九平方公尺压缩到四到五平方公尺。
按照当地大部分居民习惯住平房的特点，重新确定了建筑密度，把过去占全部居住建筑70％的三层以上楼房建筑，减少到30％；
在土质好、地势高的市区，尽量就地取土，多建筑一些价钱便宜而又坚固适用的平房；
在修建楼房方面，提倡多采用公共水龙头用水、使用公共厕所及火炉取暖的简易二层楼房，这种楼房比设备齐全的三层楼的投资少用27％，而且占地少，能节省室外管线。
此外，城市建筑管理局还根据现有建筑物太零散的情况，重新拟订出“填实补空”的方针，并且继续把暂时不用的土地交给郊区农民耕种。

草原上大放光明
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农、牧、工业欣欣向荣
据新华社讯
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从1954年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以来，各项建设事业有很大的发展。
甘肃全省民族自治区域的人口共有二百多万人。
在这些自治区里，农业都已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先后建立了两千多个民族社和民族联合社，大多办得很好，80％以上的社增加了生产。
其中固原回族自治州增产社达95％以上。
吴忠回族自治州过去许多良田被湖水淹没，形成所谓的“七十二连湖”灾害。
合作化前后，回汉族农民大力兴修排水工程，改进灌溉方法，使几十万亩湖泊和碱滩变成良田，原有的耕地单位面积产量也比解放初期增加了一倍。
以山区为主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回汉族农民改变过去广种薄收的习惯，单位面积产量也提高80％。
在甘肃南部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西部祁连山内的天祝藏族、肃北蒙古族、肃南裕固族、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都是畜牧业地区，由于正确推行了发展畜牧业的政策，畜牧业生产都发展很快。
去年是牧区牲畜增殖最多的一年，有五个纯牧区县增加了二十六万多头牲畜。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解放初期只有牲畜七万多头，现在已经发展到三十多万头，平均每人有牲畜七十头以上。
这些牧区现在正在试办牧业生产合作社。
全省各自治州和自治县的首府，都呈现着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甘南藏族自治州草原上新兴的城市合作，已经建立起水电站，草原上开始大放光明；
一座机械化的乳品加工厂也正在安装机器，即将开工生产。
其他几个自治州也都出现了面粉、榨油、电力等工业。
各自治州的城市、农村或牧区，还建立了不少新的学校、医院和电影院，吴忠回族自治州去年一年就建成了三所中学和一所师范学校，现在还正在建立一所回族女子中学。
在牧区由于民族医疗队的连年治疗，过去危害牧民的性病已大大减少。
不论牧区或农业区，现在都已达到县县通汽车。

加拿大进步保守党组成新阁
总理迪芬贝克说外交政策不会有重大改变
新华社22日讯
渥太华消息：
在6月10日选举中获胜的加拿大进步保守党21日组成新政府。
进步保守党的领袖迪芬贝克出任内阁总理。
格·鲁·皮尔克斯少将为国防部长、唐纳尔·弗莱明为财政部长、戈登·丘吉尔为贸易与商业部长。
迪芬贝克没有提名外交部长，据说他将暂时兼任这个职务。
迪芬贝克在宣誓就职后说，在他的新政府执政以后，加拿大的外交政策将不会有重大的改变。
在作为反对党的时候，进步保守党和自由党之间对外交政策一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一致”。
他还说，他看不出今后加拿大对美国或者英联邦的态度会有所改变。
同时他又说，他目前不愿意对这个问题发表政策声明。

危害性较小的香烟
美国一个医生韦德尔最近在美国癌研究学会的会议上说，用特制的溶液把新鲜烟叶上的蜡质洗掉，就能制出危害性较小的香烟。
这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不久前报道的。
这个医生说，他和他的助手在对老鼠做的实验中，发现烟叶、烟梗的蜡质是引起癌症的主要原因。
（新华社）

把新武器运入南朝鲜是犯罪行为
朝鲜舆论谴责美国重新玩火
新华社平壤22日电
朝鲜民主党派和工会组织谴责美国把在东京的“联合国军司令部”迁到汉城。
北朝鲜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光国说：
美国要把“联合国军司令部”迁到南朝鲜是企图加强对南朝鲜的军事占领。
美国好战分子的这种策划是同它在世界各处扩充军事基地、调驻原子装备部队、人工制造紧张局势、准备新战争的凶险政策直接相关的，民主党的全体党员同爱国的全体朝鲜人民绝不能容忍美国的这个玩火行径。
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姜？
模说：
朝鲜工人阶级和全体朝鲜人民绝不能容忍美帝国主义者的这个旨在日益加强对朝鲜侵略政策的罪恶阴谋。
朝鲜人民团结起来的力量必定能粉碎美帝国主义者的一切侵略阴谋，并且使美军撤出朝鲜，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据新华社平壤22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今天发表社论说，美方昨天在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会议上完全暴露了它好久以来所策划的把新型武器运入南朝鲜、把南朝鲜变成原子战争基地的阴谋。
社论说，要维护朝鲜和平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必须使一切外国军队同时迅速地退出朝鲜，遵守朝鲜停战协定，并且把它转变为巩固的和平。
“民主朝鲜报”今天也发表社论说，如果美国好战分子不顾朝鲜人民为和平所作的一切努力，妄想实现它的险恶阴谋，它就要对因此而产生的后果负责。
社论指出，侵略者的阴谋一定失败，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一定会获得胜利，朝鲜问题应该由朝鲜人民自己来解决。

敌人的任何挑衅都吓不倒朝鲜人民
金日成痛斥美国破坏停战协定
塔拉索夫说苏联支持朝鲜和平统一政策
新华社平壤22日电
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21日晚上在苏联驻朝鲜大使普扎诺夫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问朝鲜举行的宴会上讲话，谴责美国破坏停战协定。
金日成首相指出，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在朝鲜制造紧张局势，公然宣布要把大量的新型武器运入朝鲜南部，以加强他们的武装力量，还把“联合国军司令部”移到汉城。
这就粗暴地违反了停战协定。
金日成说，李承晚集团支持帝国主义者这一侵略行动，企图借此挽救自己的崩溃命运和再度挑起内战。
金日成说，但是，敌人的任何挑衅行为都决不能吓倒朝鲜人民。
这种凶恶的策划必将遭到朝鲜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一致的、强有力的抗议。
他说，朝鲜人民为了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坚决主张始终不渝地严格遵守停战协定，把停战转变为持久和平，迅速召开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有关国家的会议，不是把新型武器运入朝鲜，而是要把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朝鲜，把朝鲜的统一问题交给朝鲜人民自己来解决。
这个途径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受到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全力支持的朝鲜人民，必将在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金日成说，敌人的挑衅行为越是猖狂，朝鲜人民越加支持和拥护伟大的苏联，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他们将要继续忠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金日成首相在讲话中还表示支持苏联代表最近在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中提出的建议。
苏联大使普扎诺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团长塔拉索夫也在宴会上讲了话。
塔拉索夫赞扬了朝鲜人民在战后的恢复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
新华社平壤21日电
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团长塔拉索夫今天在这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苏联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平统一祖国的政策，共和国政府在这方面进行的努力将有助于远东和平和全世界的和平。
这个记者招待会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在朝鲜北部各地进行了十五天的访问以后举行的。
塔拉索夫还说，代表团在朝鲜同金日成、金枓奉、李英等领导人和工人、农民、学生等进行了谈话，参观了许多工厂、矿山、农村和文化设施，看到了朝鲜人民在兄弟国家的援助下在战后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兴奋和愉快。
塔拉索夫说，各地的朝鲜人民对代表团的热烈欢迎，证明苏朝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团结是牢不可破的。

日左翼政党抨击美日会谈公报
岸信介使日本纳入美国原子战略体系
美日联合委会将使日本受到更大束缚
新华社22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社会党今天发表声明，抨击岸信介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公报。
声明认为，岸信介的美国之行的结果是使日本成为美国原子能战略体系的一环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
社会党指出，废除日美安全条约这件事被置之不问。
把撤退美国地面部队伪装成“日美平等”的表现，从日本方面看来，这也是不必要的。
在公报中不仅丝毫没有谈到撤退美国海空军的问题，而且重新肯定了美国对冲绳岛的无限期占领。
声明又说，今天，我们最密切关心的事情是把核子武器运进日本这件事，而岸信介在动身之前对这件事也曾屡次有所表明，虽然如此，会谈公报并未谈到这一点，这证明岸信介背弃了他对国民所作的诺言。
声明说，岸信介携带到美国去的加强日本军力的计划受到艾森豪威尔的欢迎，这说明一定会通过借口研究日美安全条约而新建立的两国政府的联合委员会，对日本加强压力，使日本修改宪法和派兵出国。
社会党对日美会谈没有肯定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反而极力强调限制“战略物资”出口的必要性，感到遗憾。
社会党认为，关于岸信介访问美国给人的不安感觉已经变为现实。
它再次声明，今后要继续大力开展争取修改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使冲绳岛归还日本、反对日本军事基地化、同中国恢复邦交、撤销对中国的贸易限制等运动。
日本共产党领袖志贺义雄今天在松山发表谈话，揭露岸信介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公报是一种伪装，用来缓和反对美国政策的日本人民，美国政策中包括美国兵枪杀日本妇女事件、冲绳问题和核武器试验等。
志贺并且谴责设立研究日美安全条约的联合委员会是企图用各种可能使日本受美国的束缚。

曹正焕驴蒙虎皮
叫嚣武力统一朝鲜
新华社平壤22日电
汉城消息：
李承晚的外务部长官曹正焕今天公然叫嚣“只有武装行动才能完成朝鲜的统一”。
曹正焕在记者招待会上，对美方昨天发表的破坏停战协定的计划表示不满足，并且对美方声明中关于停战协定的目的是为了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的说法提出“异议”。
他比美国更坦率地指出，和平解决“不符合联合国统一朝鲜的政策”。

濑长有胆有识不向美国低头
解散那霸市议会　宣布继续当市长
新华社21日讯
那霸消息：
冲绳岛首府那霸市长濑长龟次郎6月20日宣布，在新的市议会在9月间选出以前，他将继续执政。
在美国操纵下的那霸市议会曾经在6月17日通过对濑长的不信任案，濑长没有辞职，他解散了保守势力占优势的市议会。
濑长昨天对市政府的官员们说，他希望能够获得新的市议会的赞成票，假如新市议会要罢免他，他才辞职。
濑长是冲绳人民党的书记长，由于这个党执行坚决反对美国继续占领冲绳的政策，濑长便成了美国的眼中之钉，美国一直想赶他下台。

突尼斯人民不可屈
本报评论员
突尼斯的局势已经引起了世界舆论的不安。
人们注意到突尼斯首相布尔吉巴在6月13日提出的警告：
在这个国家里，目前正有着“爆发战争的危险。”
法国军队继续留在突尼斯，是造成突尼斯紧张局势的祸根。
法国在被迫承认突尼斯独立以后，却用种种借口把殖民军队继续驻在那里，以便对突尼斯保持军事上的控制，并利用突尼斯作为在北非进行殖民战争的基地。
法国殖民军队在突尼斯土地上胡作非为，无视突尼斯的主权。
最近，这些军队还公然拒绝执行突尼斯政府的法令，而在突尼斯境内随便调动，并且连续向突尼斯军队进行袭击。
因此，在突尼斯已经发生了好几次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局势正在迅速恶化。
突尼斯在独立以后，就一直坚持要求法国把殖民军队撤出去。
这一次，突尼斯政府又要求法国政府迅速开始关于撤军问题的谈判，并且宣布将以坚决的行动为维护自己的独立而斗争。
经过长期斗争而摆脱了殖民统治的突尼斯人民坚决为自己国家的完全独立而斗争。
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因此得到了阿拉伯各国人民的一致支持，也获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
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哈苏纳在6月08日已经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和安全理事会主席一份备忘录，要求联合国会员国给突尼斯以支持。
各国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公众舆论，都谴责法国损害突尼斯主权的行为。
过去的事实已一再证明，对于法国来说，最明智的政策就是承认北非人民的民族愿望，在尊重他们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建立互利的友好关系。
任何靠强力和霸道的办法保持控制和维持殖民利益的企图，都只能产生对法国不利的结果。
现在突尼斯已出现了紧张的局势，责任完全是在法国。
如果法国迷信强权，以为突尼斯弱小可欺，不惜背弃诺言，继续侵害突尼斯主权，那么人们将会看到法国殖民者在那里遭到另一个可耻的下场。

约翰·迪芬贝克
现年六十一岁的加拿大新总理、进步保守党人约翰·迪芬贝克，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格利县，曾在萨斯喀彻温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的学位。
第1次世界大战时在海外服役，回国后一度作过律师。
迪芬贝克于1939年进入政界，1940年迄今，曾四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去年12月当选为进步保守党的领袖。
在此以前，他曾两次（1942和1948年）争取党内领导，但均告失败。
迪芬贝克在这次竞选中，利用选民长期来对加拿大自由党政府的不满情绪，一再抨击它的亲美政策。
他还提出了“加拿大第1”的经济发展计划，并以“民族主义和加拿大人的加拿大”为竞选口号。
在进步保守党获胜后，迪芬贝克就开始筹组政府。
同时，他向加拿大人民保证，他将信守在竞选时所提出的诺言。
　（芳）（附图片）

美国用吝啬的许诺催促日本加速扩军
岸信介访美得不偿失
新华社22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日本首相岸信介昨天晚上发表的会谈公报强调说，“自由国家应当继续保持它们的力量和团结”，并且“在军备得到有效监督之前必须维持它的防御能力”。
从公报中可以看出，美国的做法是：
对日本的强烈要求的一部分作出有限的许诺，进而加强对日本的控制和催促日本加快重整军备。
公报说，“美国欢迎日本关于加强它的防御力量的计划”。
因此，“美国将按照安全条约的字句和精神，在明年以内大大减少驻日本的美国军队的人数，包括迅速撤退所有的美国地面战斗部队”。
并且，“美国还打算随着日本防御力量的加强作进一步的裁减”。
按照这次岸信介带到华盛顿去的日本扩军计划，日本将在从明年度起的三年中把陆军增加到十八万人，海军舰只增加到十二万四千吨，空军增加到拥有飞机一千三百架。
同时，美日双方已经取得协议，成立一个政府之间的委员会，来研究在美日安全条约方面发生的问题和“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中的能够满足两国人民的需要和愿望的这些方面的将来调整”。
在岸信介出国前，日本公众曾经要求他努力废除不平等的美日安全条约和随之而来的“行政协定”。
公报认为，日本和美国的关系“正在进入一个以共同利益和信赖为坚实基础的新时期”。
公报说，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所依据的是“主权平等、互利和对两国有利的合作”这样一个“牢固的基础”。
但是，就在公报中谈到处理领土、贸易等问题的时候，却忽视了这样的基础。
在琉球群岛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指出，美国认为，“有必要继续保持现状”，美国只能承认，日本对这些岛屿握有“残存的主权”。
对于日本迫切要求撤销的禁运限制，艾森豪威尔在会谈中强调了继续管制“战略物资”出口的必要。
岸信介虽然指出了日本增加贸易的必要，但是他同意有必要“在与其他自由世界政府合作之下实行这种管制”。
同时，对于日本所希望的美国取消对出售日本商品的一些限制，艾森豪威尔也没有作肯定的答复，只是笼统地表示“不施加不必要的和任意的限制”。
岸信介曾经对美国支持他的“亚洲开发基金计划”，抱有很大的希望。
但是，在会谈中美国只表示将“研究”这个计划。
公报说，两国完全同意，削减原子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的有效国际协定对世界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但是，美国并没有明确表示接受停止试验和制造核武器的要求。
艾森豪威尔只是对岸信介说，在制定美国在目前的伦敦联合国裁军会议上的态度方面，美国正在考虑到岸信介的意见。

美方颠倒黑白强词夺理
英国充当美国的啦啦队
新华社22日讯
东京消息：
在日本的美军当局6月21日以“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名义发表了一项“特别备忘录”，用捏造和颠倒黑白的办法来为它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行为作辩解。
这份“备忘录”清楚地暴露了美方一贯背信弃义的面目。
朝鲜停战协定曾经在1953年07月27日由美方代表亲笔签字，但是美方在“备忘录”中却说什么“没有人订的或者天授的法律”使“联合国军”有义务得不到现代武器。
美方在停战以后擅自将增援武器运进南朝鲜的事实，曾经被朝中方面多次揭发；
美方由于害怕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视察小组妨碍它偷运武器进南朝鲜，曾经在一年前片面禁止视察小组在南朝鲜进行视察。
但是美方居然在“备忘录”中公开撒谎，说它“采取了必要措施来使中立国视察小组便于对运进和运出的货物进行自由的和公开的视察”，并且把朝中方面向军事停战委员会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朝中方面军事人员和物资轮换和替换情况的报告说成是“虚假的”。
“备忘录”还对朝中方面大肆诽谤，企图给人一个虚假的印象：
美方除了破坏停战协定和把新武器运进南朝鲜来“对付”朝中方面以外，“别无其他办法”。
新华社22日讯
伦敦消息：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21日发表正式声明说，英国完全同意美国关于把新式武器运进南朝鲜的决定。
外交部的声明附和美国，捏造说朝中方面破坏停战协定，运进增援武器。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还说，美国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前，曾经同英国商量过。
同时他表示，英国不可能由于这个决定而运送任何现代武器到南朝鲜去。
他说，在最近英联邦战斗部队撤出南朝鲜后，英国在那里只留有一个军事联络代表团。

老挝联合党主席
彭·苏发那冯同意组阁
据新华社河内22日电
万象消息：
据法新社报道，老挝联合党主席彭·苏发那冯已经接受王太子的委任，同意组织新内阁。
彭·苏发那冯要等到国王批准以后才成为正式的组阁人。
据万象电台广播，在国家党主席卡代·萨索里特组阁失败以后，王太子曾经接见独立党领袖冯·萨纳尼空，商量由萨纳尼空组阁的问题。
萨纳尼空表示不愿意接受组织新内阁的任务。
他说，他的政纲同萨索里特的政纲是一致的，而萨索里特的政纲并没有能够得到国民议会的同意。
萨纳尼空是萨索里特内阁名单中的国防大臣。

裁军谈判的曲折斗争
顾思
在伦敦举行的裁军谈判，是当前国际局势中的中心问题。
这个谈判从今年03月18日开始以来，由于苏联的不断推动和国际舆论的督促，最近已进入了一个重要的阶段。
苏联的新建议
苏联是推动裁军谈判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
苏联在4月30日提出了局部裁军的建设性建议，但是由于美国的拖延一直未取得重大进展。
苏联为了实现各国人民要求停止核武器爆炸的愿望，又于6月14日提出了在两三年内暂时停止核武器爆炸的新建议。
在这个建议中，苏联接受了西方国家的观点，规定对暂时停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试验建立国际监督。
这样就扫除了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所设置下的障碍，从而打开了可以达成协议的道路。
苏联的新建议得到了各国舆论的热烈欢迎。
美、英、法三国的舆论和议会中的不少议员，也都要求三国的政府仔细考虑苏联的建议，并接受这个建议作为实现裁军的第1步。
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代表，也不能不表示欢迎苏联的建议。
美国总统在6月1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承认苏联的建议是一种“有希望的迹象”，并且表示：
“非常高兴能作出暂时停止试验的某种令人满意的安排”。
英国的外交大臣劳埃德，在6月17日甚至“出人意料”地参加了原由外交部长一级的代表组成的裁军小组委员会的会议。
在会议上，他也承认苏联的建议是“达成关于局部（裁军）措施的协议的一个重要步骤”，而且裁军谈判因此已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阶段”。
在同一天的会议上，法国和加拿大的代表也对苏联的建议作了类似的表示。
停止核武器爆炸，这是当前国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也是目前各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取得协议，就可以为实现全面的裁军铺平道路。
而全面的裁军一旦实现，世界就将进入一个新时期：
两个不同的社会体系真正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新时期。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如果真正能够像艾森豪威尔等人所说的那样，寻求停止试验的“令人满意的安排”的话，这原会使这个问题得到顺利的解决。
可是，美国的某些势力却不愿意这样做。
据西方通讯社透露：
华盛顿的官员们“对苏联建议进行的仔细研究并不表示美国同意”。
因为，苏联建议的实现，将使美国不能继续完成所谓最后的武器——洲际弹道导弹。
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美国某些势力依然热中于扩张原子军备的政策。
美国的反裁军势力
和苏联努力不懈地谋求实现裁军的同时，美国的反裁军势力却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
美国统治集团在裁军问题上，有两派主张。
一派主张在裁军谈判中进行讨价还价，以作出有利于美国的安排，以缓和美国所受到的国内外的强大压力，这一派以艾森豪威尔和史塔生为代表；
另一派则反对上述的作法，认为任何达成裁军协议的前景对于美国都是十分危险的，这一派以雷德福为代表。
这两派的争执的结果是：
艾森豪威尔在5月25日作出了关于美国裁军政策的决定。
根据这一决定，史塔生于5月27日回到了伦敦，并表示要在“以后的几天内向（裁军）小组委员会提出”美国的建议。
但是，史塔生在伦敦又遇到了新的困难。
一些北大西洋集团国家在裁军问题上与美国发生了分歧。
这样，史塔生就一再推迟他提出美国建议的日期。
另一方面，美国的反裁军的势力又借口史塔生与苏联代表在伦敦进行了非正式的双方会谈，而对史塔生施行攻击，企图破坏伦敦谈判。
在美国反裁军势力的叫嚷下，史塔生又被召回美国，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作进一步的会谈”。
史塔生在与杜勒斯的会谈中，据说受到了他的这位上司的“申斥”。
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说有人认为史塔生“跑得太快了”。
美联社并透露说，杜勒斯已指示史塔生在谈判中必须与美国的盟国结成一个“统一战线”。
不用说，这是为了对付苏联。
此外，为了监视史塔生的活动，杜勒斯还加派了一个高级顾问，以便不断地给史塔生以“现场指导”。
虽然，据史塔生回到伦敦之后表示：
美国的政策“基本上”还跟艾森豪威尔在5月25日所作出的决定一样，但是，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这一场搏斗，却反映了美国的反裁军势力又在抬头。
美国与它的盟国的分歧
在裁军问题上，美国同它的一些西欧盟国之间也存在着分歧。
这种分歧最近已越来越表面化了。
美国和它的主要盟国在裁军问题上都各抱鬼胎，各有打算，因此，它们的几只手就无法穿到一只袖子里。
美国同英法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在关于核子武器的问题上。
据西方通讯社透露的消息，美国为了继续推行它的“实力政策”，拒绝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但是却主张停止为核武器生产裂变物质，并且在这个条件下可以考虑限制和停止核武器的爆炸试验。
美国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呢？
因为它已储备有足够的裂变物质，因此在停止用于军事目的的裂变物质的生产之后，它还可以继续生产核武器。
但是，英法两国的情形却不同。
英国虽然已经完成了它的氢弹试验，但是缺乏生产这种武器的裂变物质。
因此，英国认为美国的计划会“危及英国整个防御计划”，也就是扩张核武器的计划。
至于法国，它直到现在还没有原子武器，它认为美国的计划将把法国排斥在拥有原子武器的大国之外，因此它也不同意美国的做法。
不但如此，英国统治集团的某些势力，同美国的反裁军势力一样，也害怕裁军谈判的任何进展会造成一种“新的日内瓦会议式的气氛”。
因为，这对于英国企图在美苏的紧张关系中取得利益的做法，是相当不利的。
西德的阿登纳政府是美国裁军谈判中的一个工具。
美国企图利用阿登纳政府的暧昧态度，来抵制在欧洲建立空中视察区的主张。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却采取了比较现实的态度。
英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在6月12日表示，英国“并不排斥在欧洲设立空中视察区的主张”。
但是，西德却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不肯表示明确的态度。
美国一方面想在核武器的生产上控制它的盟国，以保持它的盟主地位，另一方面又竭力企图利用它同它的盟国间的分歧，来加强它在裁军谈判中的地位。
合众社记者萨克斯顿就曾情不自禁地透露了美国的这种手法。
他在一则报道中说：
法国拒绝禁止核武器爆炸试验的态度，是“西方最有力的谈判资本”；
并且说，只有苏联作出“重要的让步”，法国的态度才能缓和。
由此可见，美国代表和北大西洋集团国家之间在裁军问题上所进行的长期“磋商”，是追求着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美国正处在压力之下
但是，不管怎样，美国想继续拖延裁军谈判已经是十分困难的了。
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美国裁军谈判代表史塔生已在6月20日的会议上，开始端出了美国裁军方案的一部分主张。
据说，史塔生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把美国的裁军方案全部说完。
史塔生所已经提出的美国裁军方案的部分主张，仅只是关于军队水平的条款。
在这方面，美国同意在不附加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把美国和苏联的武装部队各裁减到二百五十万人。
同时，史塔生还表示，如果“在解决德国问题之类的其他政治问题方面取得进展的话”，美国还准备分两个阶段把武装部队裁减到大大低于二百五十万人的水平。
对于停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史塔生表示：
除非在裁军的其他方面取得进展，美国不愿意像苏联要求的那样停止核试验。
这种情况表明：
一、美国还不肯立即停止核武器的试验；
二、美国把“解决德国问题之类的其他政治问题”，作为进一步裁减武装部队的先决条件，这实际上就是要堵塞进一步裁减武装部队的道路。
从这两点看来，美国在裁军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比从前有任何重大的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最近所透露的美国在裁军问题上的处境和态度。
这个杂志说：
“在国内和国外，人们看到，美国正处在压力之下”；
但是，“尽管有这些压力，美国在政策方面的改变将是有限度的”。
因此，这个杂志说，在裁军问题上如果能达成什么协议，也要“很慢才能达到”。
看来，在裁军谈判的道路上，还有着相当艰巨而曲折的斗争。

西哈努克因健康关系辞职
新华社金边22日电
据“柬埔寨现状”周刊今天报道，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以健康关系提出了辞职。
国王苏拉玛里特已经在6月21日接受了西哈努克的辞职。
据报道，西哈努克自从4月间重新执政以来，操劳过度，医生认为他需要到法国去就医。
周刊没有提及继任首相人选。

世界青年代表大会08月在基辅举行
新华社22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
第4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将在8月16日至22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主席柏尼尼、联盟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员和苏联青年组织的代表已经到达基辅，共同进行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

仰光球赛结果北京今晚听到
据新华社仰光22日电
本社随中国足球队记者李郁文报道，缅甸的电讯当局为了使中国同印度尼西亚足球赛的情况尽快地传到中国，已经答应提供各方面的便利。
仰光的广播电台答应在球赛一结束后，在它的华语节目中给中国方面以五分钟的时间来播送球赛的结果。
一小时以后，再用十分钟播送球赛的简况。
仰光电报局负责人表示，他们将给中国记者以发电报的优先权，6月23日星期天球赛进行那天将为我们加班加点工作。

全体日本国民的愿望
日本法政大学文学院院长谷川微之
我在去年08月访问了中国，得到了深深的铭感。
作为日本亚洲团结委员会文化代表团的一个成员，我从印度经过埃及到达希腊的时候，因胃溃疡而病倒，切除了胃的六分之五，身体尚未完全复原，比大家迟了两个月才只身到了中国。
因而我把参观的目标主要放在博物馆、古代遗迹等等上面，但即使如此，在北京、上海、西安、广州等地，我还是接触到了伟大的新建设的一面。
我多少了解解放前中国的一些情况，因而对于那在多方面进展着的新建设的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大，就不能不更加惊叹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在其他许多古代文明国家灭亡了的今天，中国由于它几次重新取得了青春活力，迄今仍然保持着它伟大的民族力量。
长久以来，我一直对中国的古代文物怀有特殊喜爱，同时我也一直用惊异的眼光看待着中国的这种奇迹。
这次在中国逗留了十四天，在这段时间里，我到处看到了青年男女的蓬蓬勃勃的朝气。
这更使我感到，这个民族正在空前巨大的规模上恢复着它的青春。
在今天，我想没有一个日本人是不愿意恢复日中两国邦交的。
可是，这种全体国民的愿望为什么没有实现呢？
其原因说简单也很简单，说复杂也很复杂。
这是由于日本还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而在目前的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形势中，又存在着种种阻碍日本获得真正独立的重要因素，这就是我所说的复杂的理由。
然而，只要国民的意志集中起来，就能够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
而现在国民的意志还没有集中起来，这就是我说的简单的理由。
不过，网罗了国民各阶层代表人士的“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即将成立，时机已近成熟了。
总之，从东京可以直接飞向北京，而现在却必须绕道香港。
这种不自然状态是不能长久继续下去的。
归根到底，水总是往低处流的。

列宁格勒的生日
——记列宁格勒建城二百五十年
本报记者　李何
今天，6月23日，全苏联人民都在庆祝列宁格勒建城二百五十周年。
这个拥有三百万人口的苏联第2个大城市今天将渡过狂欢的节日。
有外国来宾和苏联各地代表团参加的大会将在冬宫广场上举行，在基洛夫运动场上将有戏剧演出和体操表演，在基洛夫岛上和公园、花园里将组织游艺会，在文化宫和俱乐部里将安排演奏会、舞会。
人们将欢乐地看焰火，渡过不眠的北国白夜。
我在列宁格勒的生日到来前几天去看望了它。
它已经充满迎接节日的气氛。
这座经历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三个时代的名城，显得更加年青了。
一天晚饭以后，我从涅瓦大街的这头一直散步到它的那头。
这是一条笔直的宽阔的马路，两旁排列着整齐的五层楼房，我一路上东盼西望，足足走了两个钟头。
这条大街一直伸到海军府的建筑物跟前，伸到涅瓦河岸。
海军府在全市的中心，它的右边就是冬宫博物馆。
冬宫前的广场，由一排三层楼房围成半圆形。
在这个半圆圈当中有一道拱门，拱门顶上立着六匹马的凯旋车雕刻。
在这个广场中央竖着一根由整块花岗石磨成的圆柱，柱顶站着青铜刻的“天使”。
列宁格勒有许多地点，以美丽的建筑和革命的事迹，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人们，冬宫的广场就是这样一个地点。
1905年的“流血星期日”，沙皇政府就是在这个广场上屠杀从拱门走进来请愿的赤手空拳的人民的。
1917年11月07日，起义的人民就是涌进这个拱门，经过这个广场，攻击冬宫的。
而现在，冬宫已成为人民的博物馆。
和平的鸽子在广场上空飞翔着。
在冬宫的对岸，石头砌的彼得保罗炮垒，伸着天主教堂式的塔尖。
那是列宁格勒的最早开发的地点。
二百五十年前，彼得一世首先在这个涅瓦河口的岛屿上筑起炮垒，然后才开始圣彼得堡城的建设。
士兵筑了炮垒，接着俄国各地来的成千成万的农民，在一百零一个荒岛上建设了首都。
彼得一世“打开了窥视欧洲的窗户”（普希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思潮从这个窗户流进俄国来了。
在二百多年中，彼得堡成为俄国文化的中心。
俄国人民的先进分子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不屈不挠的战斗。
他们当中许多追求真理的优秀人物，曾经被沙皇政府囚禁在这个炮垒里，渡过了漫长的黑暗的岁月。
俄国在十八、十九世纪文学、艺术、科学、政治思想上发出了那样灿烂的光辉，绝不是偶然的。
我随着人们在冬宫左边的“青铜骑士”
（彼得一世骑马刻像）跟前，在花岗石砌的河岸上漫步，贪看两岸如画的景色。
不知不觉，天色已经苍茫，街灯亮了，海军府和北岸瓦西利耶夫岛之间桥梁的中央一段分成两扇吊起来了。
看看表，呀，子夜了。
但是天色没有见黑下去。
不一会，南岸照着一层暮色，而北岸已吐露出淡淡的朝霞了。
微风吹皱灰色的涅瓦河面，海军府和炮垒的塔尖上，闪耀出新镀的金光。
这就是白夜。
列宁格勒二百五十年恰巧在有白夜的日子里举行，庆祝的人们真可以过不夜天了。
在白夜转到黎明的时候，在静静的涅瓦河的北岸，我看到停泊在那儿的油漆一新的三个烟囱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
四十年前，它的炮声开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阿芙乐尔”现在是海军学员训练舰，在它上面还有革命事迹的展览室。
它是百看不厌的。
自然，资本主义的卫道者会一看到它就扫兴，会觉得把它摆在美丽的涅瓦河中很刺眼。
列宁格勒的二百五十年恰好逢上10月革命四十年。
在这个节日到来的时候，在涅瓦大街的起义广场上列宁纪念像的奠基石将要揭幕。
列宁格勒是10月革命的摇篮。
在这里，人们不禁要回忆起四十年前革命的情景。
在芬兰火车站和斯莫尔尼宫的前面，都有列宁的纪念像。
这是最值得纪念的两个地方。
在02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以后，产生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新任务。
党和人民需要正确的新方针。
列宁在这个时候从国外回来了。
据一位老工人回忆：
那时天气很冷。
当列宁到车站时，快半夜了。
车站前人山人海，人们高呼着“列宁！
列宁！”
列宁被拥上铁甲车，向群众发表了演说，高呼“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的口号。
11月06日晚，列宁从秘密的住所到了起义的指挥部斯莫尔尼宫。
据一位前“真理报”工作者回忆：
当晚远远可以望见斯莫尔尼宫灯光明亮的窗户。
士兵、水兵和工人们匆匆忙忙地走向那里，从那里取得指示。
早晨三点钟，斯莫尔尼宫要求驻在冬宫的临时政府缴械。
六点钟，彼得保罗炮垒向冬宫又提出了缴械的要求。
临时政府的电话被割断了。
彼得堡的命运已定，冬宫成了孤岛。
这时开始了对冬宫的攻击。
列宁格勒经历了许多次外来的威胁，最严重的一次是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所受的九百天的包围。
今天，在中罗加特卡附近将竖起卫国战争胜利的纪念碑。
列宁格勒人时常回忆起在被围的两年半中的艰苦斗争。
当时苏联全国人民都支持列宁格勒，而列宁格勒居民也全力进行保卫战。
许多机关的门口贴着条子说：
“停止办公。
所有人都上前线了。”
基洛夫工厂离前线才四公里，中了敌人的五千多发炮弹和两百个炸弹，但是这里的工人没有停止修理坦克的工作。
发电厂被毁了，就利用火车头来发电，使各个工厂能够继续生产。
自来水没有了，就从河里提水。
有一个时候，全市才剩下两天的食粮。
人们每天啃着一点点面包，忍饥受饿地支持前线。
在列宁格勒虽然早已看不见战争的伤痕，然而它确实受过极大的破坏。
近千厂房被毁，差不多每栋房屋都中过弹。
1945年列宁格勒的工业产量不及1940年的三分之一，职工人数减少了一半。
但是不过三年，这个大工业城市的产量已经恢复到了战前水平。
城市也建设得比战前更加美丽了。
列宁格勒人在工余作了五千万小时的义务劳动。
新的住宅、新的街道、新的区出现了。
这里建成了第1条八个站的地下电车道，其中五个站比莫斯科地下电车站还宽敞。
列宁格勒拥有强大的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的基础，它在战后迅速地发展成为苏联技术进步的主要城市之一。
由于改进技术和劳动组织，列宁格勒的工业产量在1956年已经增长为战前的二点六倍。
现在，世界第一艘原子能破冰船正在这里制造。
杜布诺联合核子研究所的同步稳相加速器的建成，也有列宁格勒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人的一份力量。
列宁格勒，它是一个美丽的城市，革命的城市，英雄的城市。
它虽然远处在波罗的海之滨，但是和我国很接近。
这不仅因为这里的工厂为我国制造着机器和仪器，不仅因为这里的研究所和高等学校为我国培养着人才，而且因为“10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这个震动世界的炮声正是从列宁格勒发出的。
在这列宁格勒的生日，愿它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附图片）
这是“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四十年前它的炮声开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塔斯社稿）

力促日中邦交正常化
日中输出入协会理事长南乡三郎
日中两国是同文同种的民族，两国间虽然有过波折，但时间很短，而保持着友好关系的历史却是很长的。
将来我们两国应是永远亲善友好的近邻。
两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意识固然不同，但正如新中国领袖们屡次表明的那样，互相尊重彼此的立国精神乃是两国友好相处的基础。
中国是一个大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过去除农产品以外却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东西。
但是现在中国实行第1个五年计划，并且还有第2、第3个五年计划。
中国的丰富资源一旦和近代科学结合起来，我相信，中国的经济实力在不久将来将可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
日本土地狭窄，人口众多，缺乏资源。
因此，为了发展经济，必须依靠海外贸易，特别是要从近邻中国输入必需的各种原料，另一方面还必须向中国输出各种工业产品、建设资材等等。
有无相通，扩大彼此所需要的物资的贸易，这对两国的繁荣和发展都是有利的。
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也有悠久的历史。
两国间有着这样唇齿相依的关系，不管基于什么样的国际形势，至今两国间还没有恢复邦交，也没有缔结通商航海条约，这是非常遗憾的。
我确信，两国间进一步发展贸易，将是铺平日中两国恢复邦交的道路的最有力的手段。
（附图片）
日本工人起来了，他们要求恢复日中邦交

张奚若宴请澳工党议员访华团
宾主一致认为应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
新华社22日讯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今晚设宴欢迎昨天抵京的澳大利亚工党议员访华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出席作陪。
张奚若在致词中说，澳大利亚和中国在地理上并不算近，可是几年来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比过去要频繁得多了。
张奚若还提到了澳大利亚工党领袖伊瓦特博士的一些主张，如呼吁停止试验氢弹，禁止使用核武器以及赞成承认新中国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等。
他接着说，对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主张，我们表示欢迎。
澳大利亚工党议员访华团团长海伦说，这个代表团是第1个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工党代表团。
他对各方面的热诚招待表示感谢。
在谈到澳大利亚工党的对华政策时，他说：
“伊瓦特博士所提出的工党主张是建立澳中两国正常关系、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和扩大澳中两国贸易，这些主张一定能得到实现。”
他最后表示愿意把在中国看到的一切，在回国后尽量通过报刊和议会向澳大利亚人民作报道。

德波两党联合声明
决定进一步加强兄弟合作
新华社柏林21日电
今天在这里发表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的联合声明说，两党代表团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国际工人运动问题和有关两党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意见交换。
联合声明指出，所有企图在两党之间、在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国之间以及在两国人民之间制造不信任的阴谋，都是毫无希望的。
两党认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使和平获得保证，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友谊和兄弟合作。
两党坚决反对一切企图通过反苏挑拨来削弱这种团结和合作的阴谋。
联合声明说：
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性业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宝贵贡献，是工人运动的知识和经验中的共同财产。
最近期间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伟大高潮，有助于相互交流经验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非常珍视这种经验交流的意义。
联合声明强调指出，所有兄弟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认为下列原则是共同有效的，即：
同劳动农民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在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中央计划性和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
这些原则应该在照顾每一国家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点的情况下，作创造性的应用。
因此，有必要和可能在每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采用特有的形式和方式。
波兰统一工人党支持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争取德国统一的斗争。
它认为，德国统一是德国人民自己的事情。
联合声明最后说：
“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代表满意地指出，这一次会谈使两党的关系更为紧密，并且有助于两党之间的完全相互谅解。
为了增进和扩大合作关系已经协议交换派遣党的代表团以便相互研究党的工作经验。
两党将就与双方利益有关的一切重要问题交换意见。”

意政府放宽对华贸易限制
经济界人士要求承认中国发展两国经济关系
新华社22日讯
罗马消息：
意大利政府21日正式宣布放宽对中国贸易的限制。
意大利外交部通知巴黎统筹委员会说，意大利已经在6月18日把它对中国贸易的限制放宽到同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限制一样。
新华社22日讯
罗马消息：
据“团结报”19日报道，意大利有影响的经济界人士不久以前在米兰集会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承认中国，以便开展意大利和中国之间广泛而经常的贸易联系和文化联系，使两国关系趋于正常。
这些经济界人士建议，意大利各公私工商业组织主动地充分利用当前的有利条件来同中国贸易机构建立直接联系，并且采取种种措施，如筹备举行展览会、开辟驶往中国各主要港口的航线以及就两国贸易支付办法谋取协议等。
他们还主张，两国互派文化技术代表团，并且签订文化协定，以便经常不断地促进文化交流。

把青春献给建设共产主义的豪迈事业
苏联大批青年专家走上工作岗位
本报莫斯科22日电
苏联高等学校今年将有约二十七万青年专门人才毕业，包括苏联各个民族，比去年增加一万五千人。
这是苏联高等教育部部长叶留金发表在“莫斯科新闻”的文章中说的。
苏联高等学校正在举行考试。
莫斯科高等学校因为准备迎接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把考试提前了。
叶留金说：
二万七千多名新毕业的农艺师、机械师、养畜师和兽医将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工作。
中学、技术学校和其他教育机关将增加八万多名教师。
二万三千名青年医生将补充到城乡医院去。
这批新专门人才的三分之一是不脱离生产地在夜校和函授班学习出来的。
他们已经把学来的知识用到工作中去。
叶留金说：
苏联政府已经批准一个分配大学毕业学生工作的方案，这个方案是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作出的。
毕业生早已经知道他们到那里去工作。
在毕业前三个月让他们选择。
每个高等学校都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处理这个问题。
当委员会给学生一项工作时，要考虑他的愿望、家庭情况和健康情况。
如果学生提出适当的理由不能去，那么就给他们找合适的工作。
这次毕业生很快将在他们所挑选的岗位工作了。
他们许多愿到远东、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以及新垦地区工作。
根据劳动法，青年专门人才在赴工作以前从他们所服务的单位取得一个月的休养券。
在赴工作时，他们及其家庭的旅费由国家供给。
叶留金说，全国高等学校在新学年将招收四十二万五千名学生。
将采用新的招生规则，凡在国民经济或文化部门工作上两年者，在考试竞赛中比同等成绩的人有优先被录取的权利。
从军队和舰队复员以及参加过卫国战争的战士，也有同样权利。

日本人民将强迫政府改变政策
日本共产党第1书记野坂参之
我国人民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发展，不仅感到惊异，而且寄予很大期待；
同时在这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里，也看到了为美帝国主义夺去了独立的我们祖国今后所应走的道路。
我国人民为了维护和平，发展我国的经济，要求同中国恢复邦交，建立友好关系。
目前这一运动正在日益壮大，日益发展。
这一运动也包括了一部分资本家以及自由民主党人士。
因为他们看到中国的急速发展，想要同中国的第2个五年计划配合起来，打开我国经济的困难局面。
英国退出巴黎统筹委员会的中国委员会，更加强了日本的这种趋势。
我国人民认识到：
要求恢复日中邦交运动，乃是维护世界和平运动的重要的一环，乃是使我日本民族从屈从于美国状态下获得解放的运动的重要的一环。
日中两国处于比邻，有两千年来长期的经济、文化以及人的交往关系，在其他方面也有很深的关系。
我们两国处于分离状态，只对美国的侵略和它的准备原子战争的世界政策有利。
这是以日本垄断资本为中心的反动势力，出卖日本民族和日本人民利益，追随美国政策的结果。
但日本政府的这种政策，必不免归于破产。
这从下面这点看来，也是很明显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要求恢复日中两国邦交，呼吁掀起恢复邦交运动的，只有我们共产党；
而八年后的今天，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则已发展成为广泛的全国性的运动，以工人阶级为首，从社会党到一部分资本家都参加了进来，政府和自由民主党也日益感到了这个运动的压力。
我们为了促进日中恢复邦交，将努力更加广泛紧密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这个运动里树立起工人阶级的领导，以迫使日本政府改变它的政策。

花钱比去年少　办事比去年多
波兰扩大对外文化交流
本报华沙21日电
波兰今年度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进一步扩大。
今年的特点是：
既做到少花钱，又做到扩大活动。
出国留学生的派遣数大于去年，今年将派出三百八十二名学生到十三个国家去。
派遣这些留学生的费用共计二十六万四千卢布。
今年文艺团体的对外活动十分活跃。
今年已经完成的活动有：
玛佐夫舍歌舞团和波兰剧院访问了英国，热道夫斯基剧院访问了英国和荷兰，一批独唱家和音乐指挥访问了比、法、土、芬、意、西、瑞士。
即将进行的主要活动有：
国家舞蹈团将访问南斯拉夫、诺瓦·胡塔的剧院和古典舞蹈团要去意大利，小型歌舞团访苏，玛佐夫舍歌舞团和西里西亚歌舞团访法。
同时，意大利、西德、美国、法国和参加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许多文艺团体，也将到波兰作访问演出。
有意义的是：
虽然活动扩大，但是由于实行了精兵简政的方针，波兰文化艺术部今年对外活动的预算仅为去年预算的60％。
上面这些内容是波兰文化艺术部部长库里卢克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的。

衷心的希望
日本艺术院会员
1955年秋，日本的歌舞伎剧团曾渡海去中国公演，在各地都受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1956年夏，中国的京剧团也渡海来日本公演，在各地也受到了广大日本人民的热烈欢迎。
在尚未恢复邦交的两国间已有这样盛举，这明显地表示出日中两国人民在寻求什么。
我，作为歌舞伎剧团团长，在中国得到了终生难忘的铭感。
对于京剧界最杰出的演员梅兰芳先生，对于他的艺术和为人，我满怀着尊敬和亲切之感。
我感到超越了两国国情和思想的友谊，通过艺术得到了很自然的发展。
我相信日中两国关系上，尽管有许多微妙之处，但将来将如水之就下，一定会向应进的方向前进的。
我的工作是在舞台上演出，当演员和群众之间出现超越了国境的心灵同心灵的交融那一瞬间，我感到，这才是真正的和平。
我在闭幕之后，总是在感到安堵的同时，又感到很大喜悦。
前年，在北京公演的时候，舞台和观众融然一体竟达到了这样程度，以致使我完全忘记了“这是在中国”。
这正是日本和中国几千年来分不开、斩不断的友谊的表现。
我衷心希望，两国的邦交，能够适应两国人民的这种亲密无间的感情，尽快地正常化起来。
（以上七篇都是本报特约稿）

让假期生活过得更有意义
保大中学生将进行义务劳动
据新华社索非亚21日电
保加利亚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的学生已经分别组成了许多劳动突击队，准备在今年暑假中进行修筑道路、公园、运动场和帮助农业合作社的夏收等义务劳动。
索非亚大学的一千二百名学生已经组成了一个劳动突击队。
他们将在三十五天的假期内在索非亚郊区的维托萨山上包修两公里多的公路。
中国和朝鲜的一些留学生也报名参加了这个突击队。
保加利亚大、中学生暑期参加义务劳动的工作是由季米特洛夫人民青年联盟各级组织领导的。
在过去从1946年到1949年的四年当中，全国各地曾经开展了一个广泛的青年劳动突击队运动。
有五十多万各界青年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

“鄂毕号”满载科学资料返国
苏联南极考察队收获丰富
新华社22日讯
据塔斯社里加讯：
苏联柴油电动机船“鄂毕号”最近七个半月内在南极海上进行了四万零二百五十浬的航行考察以后，于21日满载科学资料驶返里加。
苏联科学院第2次南极海上考察队的负责人马克西莫夫教授对报纸记者指出，这次为期二百二十五昼夜的考察行程，比1955—1956年的第1次南极行程还多九百二十浬。
在完成了南极附近的工作以后，“鄂毕号”在4月28日到印度洋中的可可群岛进行了考察。
“鄂毕号”是自这一群岛发现以来的三百多年中第一艘到这里来的俄国船，是达尔文的“猎犬号”以后来过这里的第二艘科学研究船。
马克西莫夫教授叙述了这次考察的成绩和经过。
他说，国际地球物理年计划规定的这次考察的基本任务，是对南极大陆附近的南极水圈进行海洋学研究。
考察队共有六十名科学家，分为八个科学组，此外还有六十名老练的海员在“鄂毕号”上工作，他们在这次考察中搜集了丰富的材料。
水文学家们对南极海上浮冰进行了八百一十次观测，并且在冰上作了六百多次钻探，取得了五千多种各种深度的海水标本，测量了二千八百个地点的海水温度，拍摄了许多海上浮冰和冰山的照片。
地质学家和水形学家作出了三万七千浬的洋底的不间断的地形纪录。
地质学家从洋底取得了几百份泥土标本，其中有一份深达十六公尺的泥土标本，这是南半球海洋研究中的最高纪录。
高空气象学家们放出了二百三十七个无线电探空气球。
考察队收集了几百份海底生物和浮游生物标本。
地球物理学家进行了重差测定观测。

一本渔家秘诀古书
据新华社记者龚人左报道：
一本几百年前的渔家秘诀古书，最近被几个研究者探讨清楚了。
这本名叫“官井洋讨鱼秘诀”的古书，是一本极有价值的渔业生产经验总结。
这本书是1952年土地改革时，从宁德县鳌江乡一个恶霸家中搜查出来的。
书扉注明为乾隆八年抄录，不知道作者是谁。
可能是老渔民口述的经验，由稍通文字者所作的记录。
因为有许多方言俗名，文义晦涩，长时期没有人看得懂。
1954年福建省水产局干部周信儒开始研究、摸索出了一些头绪，今年他和福建省水产实验所资源组的吴彦地、陈鸿祥、洪幼环、洪国裕等来官井洋，在工作中结合研究这本“秘诀”，访问了许多老渔民，进行实地勘察，反复对照补充，终于把这本古书解释清楚了。
古书正文第1部分主要是讲官井洋里十八个暗礁的位置、外形、体积和周围环境情况。
据周信儒等实地勘察，所讲的十分准确，定位的方法也很科学。
第2部分讲述官井洋里找鱼群的方法。
它分别叙述在早汐、午潮等时分，鱼群的动向。
最后一部分是讲捕鱼中应该注意的事项。

戏曲界的一件大事
本报讯
酝酿已久的北方昆曲剧院于昨天（22日）宣告正式成立。
这是我国戏曲界的重要事件。
北方昆曲剧院建院大会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主持，他在会上宣布了剧院的院长是韩世昌，副院长是白云生、金紫光。
白云生作了筹备建院经过的报告。
昆曲剧院今后的方针任务是：
继承和发展昆曲艺术，以演出为主，大力进行昆曲传统剧目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在条件可能下，也准备作革新的尝试。
陈毅副总理在会上讲了话，他祝贺昆曲剧院的建立，他说昆曲虽然过去受到压抑，但凡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帮助的、为广大人民所喜爱的、形像健康，能培养人们优美的情感和鼓舞人民前进的东西，就一定会存在和发展。
康生同志希望剧院的全体工作人员和一切爱好昆曲的社团和个人，都团结起来，克服一切困难，为继承、发展和繁荣昆剧事业而共同努力。
到会的还有周扬、钱俊瑞、郑振铎、梅兰芳、田汉、马少波、俞平伯、张伯驹和首都各界人士二百人。
北方昆曲剧院的成立受到各方面热烈的祝贺。
它意味着昆曲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又讯
北方昆曲剧院为庆祝建院纪念，今晚将举行庆祝晚会。
著名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将和韩世昌、白云生一起演出“牡丹亭”中的三折（闹学、游园、惊梦），侯永奎、侯玉山、白玉珍将演出“单刀会”，青年演员李淑君等演出“昭君出塞”。
26日起在北京作第1期公演。
该院今年共计划演出一百多场，还准备到外地和工厂农村中巡回演出。

教学改革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呢？
清华大学教授　金希武
教学改革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件大事。
通过1952年教学改革，中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究竟这一改革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呢？
此外和教学改革有关的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在最近的整风运动中又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和注意。
我想从高等工业教育出发，就这些问题简单谈谈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得到批评和指正。
对教学改革应当给予怎样的估计呢？
我认为教学改革基本上是做对了，它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若干缺点。
教学改革是否正确的标准
判断教学改革是否正确的主要标准，我认为应当看它是否满足了国家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
就高等工业学校而言，它是给国家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这就是国家对高等工业学校提出的要求。
那么教学改革是否满足了这一要求呢？
我认为它基本上满足了这一要求。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按计划培养干部。
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有计划地按比例发展各种工业。
我们不仅要进行这种有计划的工业化，而且还要尽快地进行这种工业化，工业化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作。
它需要资金、原料和技术装备。
但是更重要的，它还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和各级技术干部。
高等工业学校的具体任务就是按计划尽快地培养高级技术干部。
国家的工业建设既然是按计划按比例发展，那么工业建设人才的培养，也必须按计划培养，道理是容易理解的。
教学改革后，全国高等工业学校根据上述需要进行了全盘的调整和安排，成立了少数综合性工业大学，很多单科性和多科性的工业学院。
此外，还利用了苏联的高等教育经验进行了关于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彻底改变了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服务的、受资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旧型的高等工业学校，成为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的受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新型的高等工业学校，从而保证了向国家输送大量的合乎一定规格的技术干部。
很显然，为了完成高等工业学校的任务，进行这种改革是绝对必要的。
解放后高等工业学校究竟有多大发展呢？
仅举清华大学一校为例，就可说明一般。
清华大学现在共有正规学生八千多人，加上夜大学和训练班等，学生总数将近一万人，约等于解放前的五倍。
解放后短短的八年，校舍扩充比之解放前将近一倍，至于毕业的学生八年比解放前四十年还要多。
试想，假如不是因为进行了教学改革，如何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呢？
二、按专业培养干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部门的分工，愈来愈细。
因之技术干部的培养必须与之相适应。
假如仍像解放前那样一般地培养某种工程技术人才是不能满足现在工业建设的需要的。
因之，根据工业建设或生产部门的需要按专业培养干部，就非常必要。
按专业培养出来的干部，可以学有专长，从学校毕业后经过短期锻炼即可担任实际工作，这对保证工业建设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必要的。
这里顺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有人反对按专业培养干部，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应当按计划培养干部是没有疑问的，但不一定要按专业来培养。
有人甚至还指出苏联的高等学校在帝俄时代就设有专业，所以他认为按专业培养干部并不代表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特点。
但是，姑不论专业教育制度究竟开始于哪一国家或哪一年代，但假如这种制度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又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坚决反对它呢？
按计划培养人才不仅需要有数字，而且还需要有类别或品种。
代表这种类别或品种的就是专业。
试问假如不通过按专业培养的方法，又如何准确体现按计划培养的目的呢？
当然，按专业培养干部也要有一定的限制。
专业分得过窄过细，不仅在分配工作时可能产生对不上口径的困难，而且对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工作的调动也不一定有利，因此是应该适当加以防止的。
关于如何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和我国具体情况合理设置专业的问题，因篇幅限制，在这就不多谈了。
三、有明确的培养目标。
高等工业学校是否应该有一定的培养目标，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曾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就北京地区而言，各高等工业学校的多数教师都认为高等工业学校应当有一定的培养目标，并且认为应当是工程师，虽然有少数教师还有不同的看法。
我个人是赞成以工程师为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的。
在我看来，高等工业学校应当培养工程师正像医学院应当培养医师和师范学院应当培养教师的道理一样简单，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问题很简单，高等工业学校既然负有为国家输送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的任务，而这种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最主要的就是工程师，那么如果高等工业学校不培养工程师，又由谁来培养呢？
自然，这里的所谓工程师是作为一种“职业”而不是作为具体的“职务”或“职级”来了解的。
实际上，高等工业学校应当但是只能使毕业生初步具备从事工程师工作的能力，不可能完全和有多年生产经验的工程师一样。
有人提出这样做法岂不是一种形式主义吗？
我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形式主义，而是代表一种教学要求和教学指导思想。
因为假如我们承认干部的培养应当有计划地和按专业来进行，那么问题只解答了一半。
另外一半是把学生究竟培养到具有何种程度的能力的干部呢？
我们必须为毕业生的水平确定一个确切的指标。
对高等工业学校的正规毕业生而言，我认为这一确切的指标就是工程师。
确定了这一指标之后，我们就可根据对工程师工作能力的要求，来安排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
这样就可使大家对教学工作的目的和要求有统一的认识。
工程师是要能够应用理论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确定培养目标是工程师，因而也就随之建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指导思想，这对工程教育来说，是丝毫不容怀疑的。
我希望我在此地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指导思想，不致被人误解成为主张在教学内容中应灌输给同学以过多的具体生产知识。
关于如何正确地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思想将在下面谈到。
建立正确的教学指导思想
教育事业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
因此，建立正确的教学指导思想就成为绝对必要。
作为社会主义工业教育的教学指导思想，我认为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全面发展；
二、技术与政治和经济相结合；
三、理论联系实际。
作为新中国的工程师，他必须是智、德、体都得到平衡发展的，他必须具有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的人生观。
为了满足这方面的要求，全面发展和技术与政治相结合的教学指导思想将起很大作用。
理论联系实际代表着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是人们处理任何事务的正确思想准则，它对工程技术教育而言，更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有人说：
工程技术教育从来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
但是我认为只是在教学改革以后，我们才特别强调并且真正做到有意识地根据这一教学原则来进行教学工作的，并且只是在教学改革以后，通过教学计划的制定，这一原则才具体得到贯彻。
在现行各工科专业的教学计划中，在教学内容方面，有一般基础理论课程，有技术基础课程又有专业或专门化课程。
在教学方式方面，有课堂演讲，有习题课，有实验课，有课程设计，有教学和生产实习，最后有结业工作或毕业设计。
这样的安排清楚地反映了由一般到特殊，由理论到实际的循序渐进逐步上升的教学原则。
通过一系列这样的教学环节，我们把一个对生产陌生的高中毕业生转变成为初步掌握生产的工程师。
在这复杂艰巨的培养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思想，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顺便谈谈另外一个问题。
自从去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以后，在全国教育和学术界中有一种重视理论，轻视实际的倾向。
在这一倾向的影响下，在教学计划的修订过程中，有人提出了要大力加强基础课和裁并或尽量削减专业课的主张。
少数工厂中的工程师和学校的教师也因此不安于位，而一心向往科学院。
受影响最大的是大学生。
这种倾向使他们对专业课、生产实习和毕业设计等的作用产生了错误的认识。
部分同学甚至提出了不学专业课，不愿参加生产实习和不做毕业设计的要求。
很多本届毕业生在填写工作志愿时，表示不愿到工矿工作。
我认为这种倾向是不健康的。
诚然，为了发展科学研究，强调提高国家的学术理论水平是必要的。
但在强调理论的重要性的同时，决不应贬低实际的重要性。
理论与实际的辩证关系必须被确认。
不然，则有在学术和教学工作中造成理论脱离实际的危险。
这对改进教学、发展科学及发展生产都是不利的。
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问题。
怎样对待想取消或尽量削减专业课的问题呢？
有人说，教学改革后的教学质量很糟糕（关于这一问题下面要讨论），原因是专业课学得太多了，因此应当取消或尽量予以削减。
首先应当指出，专业课在培养工程师的过程中是起着重大的作用的。
专业课并不像有人所指责的那样都是些经验性的东西，具体琐碎的知识，没有理论之可言。
在我看来，凡是从生产实践中系统地总结出来的规律，对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起着指导作用的就是理论，而这种理论不一定要用数学来表示的。
应当肯定数理化等基础课程对培养工程师的重大作用。
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把它们学得更好些，但不学好足够份量的专业课，恐怕担任实际工作时连问题都提不出，想作一个称职的工程师是不可能的。
专业课不仅可以巩固基础理论知识，而且对培养同学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能力有很大作用。
专业课是否可到工作岗位后再学呢？
实际上，在学过一定基础和专业课程之后，再在工作岗位上根据工作需要，回来进一步提高基础理论，可以使理论学习更富有目的性，容易收事半功倍之效。
这种认识上的辩证过程是完全合理的。
又现在有很多解放前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到高等学校听专业课。
也有学校专门派教师到工矿讲授专业课的。
专业课的作用和它的必要性，由此可以得到充分证明。
培养干部质量有显著提高
教学改革后培养出来的干部质量究竟如何呢？
我认为即使在教学改革过程中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质量上总的和平均来说，比解放前也有显著的提高，这主要表现在处理实际工作的能力方面。
清华大学连续几年请来学校主持毕业设计答辩的工程师，在这一点上，也发表过同样的意见。
根据毕业设计的质量，很多同学的工作能力被认为已达到起码工程师的水平。
在处理生产问题上，现在已经在工作岗位上的毕业生也有较好的表现。
例如1955年清华大学机械制造专业的毕业生，现在有的已担任工具设计组长和计量室主任等职务，工作上是称职的。
有一位被分配到抚顺重型机器厂装配车间的同学，因改进手工操作的电钻成为半自动化，把生产率提高了二十七倍。
五年制的学生，即使还没毕业就在生产实习中提出了有价值的合理化建议。
例如去年到长春汽车厂实习的二位铸工专业的学生，提出了一种自动落砂装置的设计，得到该厂苏联专家的赞许，已被采纳制出并应用到生产线上。
专家并且说：
“他要把设计图样带回苏联去”。
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许多。
这些都说明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是具备一定的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独立工作能力的。
有人提到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基础太差，虽然能够解决目前的生产问题，但不能从事开创性或科学研究工作。
首先，应当指出这样的事实，就是到去年为止，分发到产业部门的大学毕业生，几乎都是教学改革后毕业的首批专修科或三、四年制的学生。
这些学生的基础课有的是在教学改革以前学的，有的在低年级时正值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政治和社会活动较多的时期。
加以教学改革后不久，教师水平跟不上。
因此，这些同学在基础方面的训练是稍差些。
至于正规五年制的大学毕业生，除哈尔滨工业大学外，今年夏季也只有清华大学才有第1批。
可以做这样的估计：
今后正规的大学毕业生的基础训练会比前期好些。
此外，对于一般初离校门的即使是正规制的大学毕业生，究竟应如何要求，也还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我认为，对于正规大学毕业生，除了要求他们一般地能解决为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所不能解决的比较复杂的当前生产问题，和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技术革新（如技术改造）工作外，只能对其中比较优秀的少数，也可适当要求从事局部性的比较简单的科学研究工作。
对一般大学毕业生普遍要求能从事开创性或科学研究工作，我认为是偏高了些。
自然，为了增添国家科学研究的新生力量，高等工业学校也有责任和中国科学院及其他科学研究机构一起为培养这种更高水平的工程技术人才而努力，这是毫无疑问的。
去年开始招考的四年制研究生，就是这种努力的开端。
但任何想把二步并成一步走的想法，对一般大学毕业生提出过高的要求，我认为是不现实的。
教学改革的缺点和错误
教学改革诚然有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不小的缺点或错误，值得检查纠正以改进今后的工作。
首先，过分强调客观要求，追求数量有余，重视质量不足，是最大缺点之一。
自从教学改革以来，几乎全国的高等学校都在教学工作上感到很被动。
为了满足国家对干部的需要，教师们是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的。
但是片面地强调客观需要，不很好考虑主观条件，向高等学校布置了超过实际需要很多的任务，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费，影响了教学质量，很多教师都对此有意见。
去年招生过多是最好的例子。
对于这些比较严重的错误，应当引起所有有关部门的注意。
其次，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应当说大家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
但对中国具体情况考虑不够，硬搬苏联经验，很多地方造成了形式主义的趋向，对教学工作也造成了很大损失。
例如在推行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其他教学法工作上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在制定教学计划时特别是在教学改革初期，想要“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同时又未很好考虑中国教师和学生的水平，结果造成了严重的超学时现象。
在考试及记分办法上，在教师工作量制度上，很多教师也都认为有教条主义或形式主义趋向。
在学习外文问题上，在没有足够的俄文教师以前，未能很好发挥其他外文教师的潜力，也影响了某些学校毕业生外文的水平。
再次，当贯彻一项新的教学措施时，有强求一致、机械统一的情形。
例如各校入学学生程度不齐，但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要求是一样的。
此外，从全国范围来看，过去一段时期，教学方法工作也普遍有偏多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大学毕业生中外文程度不如过去，确是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
以上缺点和错误，在过去一年修订教学计划讨论的过程中，均已被提出。
很多教师对这些缺点和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有些正确意见，例如：
全面加强基础（包括科学基础，技术基础及专业基础），减少周学时数，增加课外时间（特别对科学基础课），加强试验课，增设选修课等等，均已被接受并体现在新的教学计划中。
可是问题的讨论，还不彻底。
特别是有的报纸，例如光明日报，对教学讨论的报道有失真及偏向之处，以致在全国教师中产生了错觉。
为了明确高等工业教育的方向，更好地为祖国培养合乎一定标准的工程师，我认为重新展开教学讨论是会有好处的。
总之，教学改革肯定是成功的，当然也有很多缺点需要加以改进和克服。
教学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因此，任何企图让共产党退出高等学校和削弱党的领导的想法，都是绝对错误的，不可能的。
不过为了改进高等学校的工作，克服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如何在现行党委负责制的基础上更多地发挥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尽量发挥有经验教师的作用，本着发扬民主的精神来办好高等学校，是值得进一步审慎研究的问题。

来函照登
贵报6月08日第7版刊登的我的发言，与我当时发言的精神和语言很有出入。
我并没有拢统的说我国的一切科学都不能在十几年内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
我说的是，在院系调整时领导上对当时被调到一种崭新岗位上的旧知识分子说过这类的话：
把一个人调换一个新工作，如果他肯服从分配的话，就可在几个月内成一小专家，在几年内，也可能在一二年之内，成一大专家。
我认为专靠从头学起的人来要在十年之内赶上世界水平是很难作到的。
据我的常识，在一些较深的科学上，一个从头学起的人在十年内仅仅踏上了某一门科学之路，谈不到赶上世界水平。
可是一个对某门科学具有一定基础的旧知识分子，就很可能在十年内赶上世界水平，如果予以足够的条件和支持，而他肯努力又具有才质的话，何况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具有种种优越的条件。
　李景汉

欢迎北方昆曲剧院的成立
梅兰芳
在今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日子里，北方昆曲剧院成立了，这对戏剧界说来，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我感到非常兴奋。
自从魏良辅先生创造昆腔以来，由明嘉靖到清乾隆这二百多年当中，是昆剧繁荣而鼎盛的时期，等到我登台演戏的时候，它已经衰落了。
我认为昆剧的特点是不一而足的，它的唱词、表演全都是丰富多采的。
当时我有一个志愿，想把这传统优良而气息奄奄的剧种挽救一下，那末，就应该先从学习昆剧、演唱昆剧做起。
我学会了几十出昆剧，时常把思凡、水斗、断桥、闹学、游园、惊梦、佳期、拷红、琴挑、问病、偷诗、梳妆、跪池、瑶台、藏舟、刺虎和风筝误、金雀记这些戏跟观众见面。
后来我所编的嫦娥奔月、天女散花等古装戏，还采用了昆剧载歌载舞的突出表演，我得到它不少的帮助。
过去许多成功的京剧名宿如程长庚、徐小香、谭鑫培、王楞仙、陈德霖、杨小楼诸位老先生，连我祖父梅巧玲先生，他们都是有了昆剧的基础，所以把京剧演得更为杰出。
我的功夫比起这几位老先生差得远了，但是对于昆剧的重视和热爱是始终如一的。
当年和我同时在北京演出昆剧的，还有陶显庭、陈荣惠、郝振基、侯益隆、王益友、韩世昌、白云生、白玉田、侯玉山等许多位先生。
我们大家虽然不在一处演戏，却是以争鸣竞赛的姿态，热闹过一阵。
过了几年，昆剧仍然冷落了。
直到现在，上面所谈的诸位先生多数已经作古，剩下了硕果仅存的像韩世昌、白云生等几位先生，他们都还抱着守先待后的心情，愿意为新中国广大人民贡献出力量，但由于各方面的重视和帮助不够，自己又孤掌难鸣，因而常常感觉到英雄无用武之地。
这样，哪能不令人扼腕呢？
好了，今天中央文化领导方面和文艺界都来支援他们了，要让他们拿出每个人的本领来培养下一代，使不绝如缕的传统艺术非但能够保存，并且还得发展下去。
我对这件事表示完全拥护，表示热烈欢迎！
我相信，有这几位先生的尽心传授和各方面的热情支持，一定会造就出无数新的人才，北方的昆剧事业从此蔚然复兴。

迫切需要解决小学教师负担过重的问题
土光
近几年来，北京市小学许多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学校的行政干部和教师经常地反映教师的工作量过重，我到一些小学亲自观察，也感到这个问题确很严重。
小学教师在1956年以前的经常活动有六项：
即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处理学生纠纷，业务进修和开会，一般每天工作达十小时以上。
今年小学教师的工作量更大了，因为这一时期，提出了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教师自己要学习时事政策，要管学生校内外的一切活动和加强学生的品德教育，于是一般教师的工作量每天长达十二小时以上，部分教师有长达十五、六小时的。
小学教师的负担日益过重和健康状况的日益下降，已形成为“恶性循环”。
目前，不少小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教师患有肺病、神经衰弱、关节炎、贫血、高血压等慢性病，每所学校经常有两三位以上的教师请病假。
教师的工作不仅时间过长，而且劳动强度很大。
上课的时候，教师一边要侃侃而讲，一边要盯着四、五十个孩子乱不乱。
连上几堂课后，就精疲力竭，坐在硬板凳上喘气，脑子发昏发胀。
有些教师还在正上课的时候晕倒在教室里。
但是尽管如此，下课了，孩子打架闹事找到老师，老师不能不处理。
不少教师连饭也不能准时吃，到开会或者学习的时候，就只能无精打彩，强振精神，有的就睡着了。
白天忙忙碌碌，备不好课，改不完作业，就只好挪到晚上和星期日来做。
这半年由于加强了学生校外教育工作，有时晚上还要去访问家长，辅导家庭学习小组，有孩子的女教师更困难，晚上要等孩子睡了才能工作。
有些教师晚上工作，精神支持不住，就用冷水冰脑袋，用万金油涂眼皮，用手捶大腿，来刺激神经兴奋，坚持干到十二点、一点、两点。
小学教师的负担为什么这么重呢？
原因有以下四点：
第1、教师的非教学活动过多，这一点是比较好解决的。
北京市采取的办法是：
从市、区两级的党和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直到学校的基层组织都严格控制，不经过专管“忙乱的干部”，不管谁向教师布置工作，教师都可以顶回去。
遇到中心工作，适当加以安排。
但是这并不解决全部问题。
第2、小学教师的事务性工作很多，例如收费，教师每年向学生收费的种类很多——学杂费、买书费、本子费、旅行费、电影费、打针、手工劳动材料费、买红领巾费、早点费等等，有些费学生并不同时交，要分作几次交，三角两角甚而几分的收，收一次要登记，保管，和事务员办手续。
再如统计表不知道有多少，学期初报表、疾病统计、吃早点、午睡、晨操、成绩考核等等都要天天统计，教师每天做这个工作几乎要用一小时。
第3、编制小，要求高。
我先谈对教师的不合理的过高的要求。
教学上变化太多太急，如语文教材，过去是配合政治运动的课文多，以后文艺性的课文多了，课文长，一、二年级要学一千五百字。
年年换教材，教师备课负担就不能减轻，特别是汉语文学分教后，许多老师不会汉语，不得不边学边卖，负担更重。
在教法方面也是变化很多，1954年反对串讲，改成用谈话法教学，以后又要求教师能情感性的朗读，指导复述，加强教学中的语文因素。
去年还添了口述作文、课外阅读宣传和指导。
一个教法刚学会，不是紧跟着批判了，就是再学一个新教法，不仅新教师教不好，连老教师也无所适从，哭笑不得，加上教师所教课目再有变动，备课就更费力气了。
教师要全面关心儿童的成长，这是完全应该的，问题在于要教师全面负责，孩子上课要管，下课后游戏也要管；
孩子的课外活动要管，校外活动也要管；
学生的学习要管，生活也要管；
学生在学校里要管，回到家里也要管；
学生在学校里上自习要管，回去在家庭学习小组内温书也要管；
和自己擅长的学生课外活动小组要管，自己不擅长的课外小组也要管。
于是教师要和少年之家，文化馆、站联系，要向各方面借汽车让孩子旅行，借服装让孩子演戏，要说服家长耐心教育孩子，要每天跑几里路辅导家庭学习小组，等等。
教育行政部门在教师工作量上采取了教条主义态度，不管我们的教师条件和社会条件，凡是苏联对小学教师的要求，都一古脑儿往我们的教师头上堆，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然，学习苏联是对的，但是要结合实际情况。
许多教师批评教育部“只懂加法，不懂减法”。
教育部是不是只懂加法，不懂减法呢？
事实不完全如此。
教育部在小学教师编制上却是很懂得减法的。
小学教职工的编制由二十六比一提高到三十比一，这个编制比例从主观上来看，仿佛是很合理的。
比如一个十二班的小学，每班有五十个学生，全校可达六百个学生，按三十比一算，就可以有二十个教职工，除十二个担任级任教师外，学校还可以有校长一人，教导主任一人，科任教师三人，事务员一人，工友二人。
科任教师每人担任二十四节课，校长教导主任和事务员每人担任六节课，总共九十节课，每班就有七、八节不是级任老师教，级任老师也就只担任十七、八节课了，如按这个数字计算，好像级任教师的工作量并不过重。
但是，事实同教育部主观主义打的算盘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苏联小学每班学生一般只有三十五人，而我国小学每班约五十人，教师批改作业，作班主任工作的时间当然加重了。
另外，我国小学教室一般容纳不了五十个学生。
以北京为例，为了扩充每班教室的容量，就不得不把庙宇式的教室改造一下，把前廊推宽，把教室变成四方块，而且规定每个学生只占点九平方米（苏联小学生每人占一点二平方米），且不说这种教室会妨碍学生眼睛和肺部的健康，就是这样，很多小学教室也容纳不到五十人。
按三十比一的规定，教职工的编制就不得不大大缩小。
由于这种原因，北京市十二班的小学就没有了教导主任，校长就不能兼课了，科任教师就不是三个，而是一两个，级任教师就不只是教语文和算术，要多担任一个头的功课，多一个头，备课，批改作业自然增加了负担。
十二班的学校工友也少了，教员的事务性工作就自然增加了。
农村因分散，每班学额更少，编制就更紧，往往是三十八比一，于是农村许多小学没有一个职员工友，教师就得什么都教，什么都管，负担之重，可以想见。
到时候了，我希望在整风运动中，教育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编制委员会迅速解决这一问题。
解决之途有四：
一、建立校外教育体系；
二、适当扩充小学教职工编制；
三、取消不合理的过高要求；
四、严格控制忙乱，统一安排教师的非教学活动。
五、对健康极坏的教师给以休养的机会，对一般教师保证假期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休息。

“陈树人先生遗画展览”开幕
本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陈树人先生遗画展览”昨日在北京美术展览馆举行开幕式。
文化部副部长夏衍、陈树人先生生前友好叶恭绰等在会上讲了话。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和首都文艺界人士二百多人参加了开幕式。
会场上陈列的一百二十三件国画作品，都是从陈树人先生为数众多的遗作中挑选出来的。
这些作品，将由从广州特地来京参加开幕式的陈树人夫人居若文先生捐赠给国家。
陈树人先生是“岭南派”三大画家之一，画风非常浑厚，具有独创精神。
先生早年游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平生精研诗画，孜孜不倦，在岭南人民和广大海外华侨中很有影响。
他的作品曾被欧洲不少著名博物馆中收购陈列，是我国具有国际声誉的画家之一。
此次展览，受到首都文艺界的极大重视。

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
将停止试行教师工作量办法
本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在6月05日发出了关于停止试行教师工作量办法的通知。
通知中说：
我部1955年07月发布的“高等学校教师教学工作量和工作日试行办法”，在试行期间，发现有些规定有不切实际之处，对文史系科等方面的教师更难于实行。
现经检查研究后，决定自1957—1958年度起停止试行。
至于今后如何计算教师编制和分配各类各级教师工作任务的问题，我部正在委托若干学校进行研究。
俟研究告一段落后，即发给各校征求意见。
在新办法尚未确定之前，由各校根据各系各教研组的实际情况安排教师的工作。

来自黄海
我国有辽阔的海洋，海岸线长，渔场面积大，资源丰富，而海产品又是广大人民喜爱的、富有营养价值的副食品。
但，我们在买或者在吃海产品的时候，并不是每个人都了解捕鱼工人为了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在海上进行忘我劳动的情况。
这里的照片，是介绍天津市海洋捕捞公司的几条渔轮工人的作业情况。
左图：
渔轮出海　本报记者　刘长忠摄
渔业生产合作社的渔船在海上。
聪明的海鸥在找漏网之鱼。
海上的工作，既紧张又愉快。
报务员的工作是不能出差错的。
工人们把分类装好的黄鱼，一箱箱地搬上岸，以便运往各地。
七号渔轮曾经一网捕获三百三十五箱黄鱼和对虾，每箱按四十四斤计算，就是一万四千七百多斤。

渔港一角（油画）　吴作人

起网（套色木刻）　丁仃

风帆（水墨画）　萧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