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炳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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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683部队坚持了边整边改原则，主动采取多种措施，消除官兵之间的矛盾，官兵关系出现了一片崭新的气象。

5月份，该部开始建立了首长接见士兵的制度，这个制度大受士兵欢迎。
不少士兵主动去找首长，谈出他们对各方面的批评和意见。
这些意见的绝大部分，领导上都已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及时地作了处理和解决。
例如警通排的同志反映，他们每天公差勤务过多，没有时间进行学习，所以有的同志不安心在警通排工作。
经过研究，及时帮助他们改变了这种情况。
现在，他们不但每天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并且还建立了文化夜校，解决了学习问题，不安心工作的安心了，多数同志工作、学习的劲头比以前更大了。

首长假日帮厨已经成为一项固定的制度，每星期都有干部帮厨。
他们还推行了机关干部常住连队和营连干部亲自任教的制度，效果都很好。
这样做能够及时帮助连队和士兵解决实际问题。
营连干部深入下层给了士兵以很大的教育。
例如营长李立人同志在十连四班住了一个星期，本来这个班存在很多问题，现在问题大大减少了。
士兵们说：“首长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什么都干，和我们一样，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只有好好学习。”
现在，部队干部和士兵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已经成为风气，许多官兵搬到连队住，有家属的军官开始实行了“礼拜六”制度。

在训练中，军官对待士兵比过去更加谦虚耐心，深入进行辅导。
军官和士兵同甘共苦，士兵很受感动，因而也更加尊重和热爱各级首长，即使有什么意见，也都能及时地提出来帮助领导改进。

该部在6月中旬派出了以政治部门的干部为主、吸收有关单位人员参加的“士兵家庭访问组”。
这个访问组携带了大量的慰问信和救济款，对经济确实困难和在灾区的士兵家庭进行慰问和救济；
并且积极协同各级地方政府调解士兵家庭中发生的纠纷、误会和不和。
这一积极措施，受到士兵们的欢迎，有的同志说：“这真是雪中送炭。”
士兵们的训练热情也随之普遍提高。
（张炳麟）

作者：杨文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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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志愿军部队官兵冒着炎热的天气，同朝鲜农民一起掏窝补种，运水浇地，抗御干旱。

236部队官兵利用一切能使用的水具，从数百公尺外的河沟里一桶一壶地往地里运水。
他们在“多挑一担水，多救活一窝秧”的口号下，展开了竞赛。
396部队出动了一支七百人的劳动大军，挖了一条一千多公尺长的水沟，使受旱的数万坪水田受益。
许多部队的首长带头参加劳动。
340部队首长徐国贤、吴融锋带着大部分处长、科长参加抗旱。
483部队首长崔德信、朱鸿图率领二百多名官兵，帮助驻地农民抢种苞米，正在该部召开整风座谈会的志愿军参谋长王蕴瑞少将也加入了抗旱队伍。
343部队参谋长朱金武自告奋勇地担任插秧队长，边劳动边指挥大家插秧。
该部许多家属自动组织起来给抗旱队伍送开水，有的还参加了劳动。

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志愿军部队已为朝鲜人民抢种和浇水十三万多坪土地（每二百坪合我国一亩）。
（杨文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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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21日电 据新华社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广东省水产供销公司机帆船“白腾号”在本月12日晨从担杆岛驶往唐家湾的途中，被劫驶去香港。
据悉，这一艘机帆船和船上人员现在正由香港英国当局看管中。
另悉，我国政府已照会英国驻华代办处，要求迅速转请香港英国当局协助将“白腾号”机帆船、船上全部工作人员、乘客和货物交由广东省有关当局领回。
===== 右派分子枉费心机；
人民战士恨透你们！

作者：吉日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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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列车决不能倒开

在京部队青年积极分子愤怒驳斥右派言论

本报讯 在京的部队青年积极分子四十人20日集会座谈，愤怒驳斥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
参加座谈的有军官、士兵、工程技术人员、文艺工作者、医务工作者、体育工作者等。

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北京市劳动模范、现在防空部队担任雷达手的上等兵延福坤首先发言。
他说：“葛佩琦认为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这完全是昧着良心说瞎话。
过去国民党抓兵抓得鸡飞狗跳墙，解放以后，每次政府号召青年应征服兵役，报名的总是超过规定数字多少倍，这不就说明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仰和热爱吗？
葛佩琦说人民生活降低了，更是胡说八道。
我今年不过二十岁，经过了三个时代。
日本人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那种苦日子，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时候，我父亲蹬三轮，吃不饱穿不暖，‘混合面’吃得拉肚子，我弟弟就是那时候活活饿死的。
解放以后我父亲加入百货公司运输队，我考进电车公司工作，全家每月收入一百四十多元，我两个弟弟也上了学，和解放前的生活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
只有过去那些骑在穷人脖子上的大官僚、大地主，才会感到生活降低了。”
延福坤愤慨地说：“我们决不允许这些右派分子捣乱，走向社会主义的列车决不能倒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海军战斗英雄王维福，共青团候补中央委员、海军战斗英雄陈立富也参加了座谈。
他们代表海防前线广大官兵，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表示愤怒和抗议。
这两位从小生长在海边的海军军官，用解放前后渔民生活的鲜明对比，说明共产党给人民带来的好处。
王维福说：“以前渔民冒着生命危险出海打鱼，经常要死人。
打了鱼卖不掉就用鱼当饭，脸都吃黄了。
房子在海滩上，一阵大风就刮跑了。
去年我回家一趟，家乡完全变了样，出海打鱼有气象报告，渔民生命财产都有保障。”
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0216部二支队三连政治指导员杨长威，特地从驻地远道赶来参加了座谈。
他在会上宣读了三连全体官兵委托他带来的对右派分子的抗议书。
他说：“我们全连官兵一致保证：在和右派分子的斗争中站稳立场，还要写信给我们的家属和亲戚朋友，提醒他们别上右派分子的当。”
部队青年文艺工作者也参加了座谈。
作家王愿坚说：“右派分子鼓吹说，文人从来就是反对现状的，这句话勾出了他们的反动嘴脸。
过去李公朴、闻一多是‘反现状’的，他们反的是国民党统治的黑暗社会；
今天右派分子反的是社会主义，这是因为他们从骨子里痛恨社会主义，看到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的景象就觉得不舒服。
作为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对右派分子这种反对社会主义的‘现状’，决不能不反，而且要反对到底。”
通信兵部某研究院的工程师许佩贤说：“解放后经过党的教育，我们青年知识分子是能够认清真理，辨明是非的。
右派分子想在广大青年中找到市场，这是不可能的。”
他表示自己一定要在这次风浪中站稳立场，加强自我改造，和右派分子划清思想界线。
助理研究员屠勇说：“我虽然出身剥削家庭，党对我还是信任和关怀的，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自由。
这次整风中，我写过大字报，也画过漫画，某些地方表现有些偏激，有些批评也不完全合乎事实，但是党还是虚怀若谷，并没有对我怎么样。
解放前在南开大学念书，我也搞过大字报，国民党军警马上就把机关枪架起来了。”
他对右派分子把肃反运动说成一团糟不同意。
他说：“我在肃反中也被审查过。
对我历史上的几个问题，组织上花了很大力量帮我搞清了，做了结论，我感到党对我是认真负责的。
现在我已经写了入党申请书。”
总政治部体育工作队助理员、国家篮球裁判王长安，“八一”篮球队员、运动健将余邦基、王兆钰、钱幽屏等在会上发言，对右派分子的言论表示非常愤慨。
他们列举了新旧社会里运动员的不同遭遇、解放后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等事实，说明只有党的领导才能有幸福的今天。

胸科医院军医何文英、刘秀杰，301医院军医冯玉珂、护士徐明华等驳斥了共产党不能领导医务工作的谬论。
何文英说：“我们医务工作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一定要坚决服从党的领导。”
坚决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光荣的妈妈们痛斥右派分子

本报21日讯 “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黄继光的妈妈邓芳芝、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今天向本报记者发表谈话，痛斥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

这几位著名的革命战士的母亲，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她们从家乡来北京出席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的时候，选民们都嘱托她们在大会上为人民讲话，坚决打垮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的进攻。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被誉为“子弟兵的母亲”的戎冠秀说：“我听到有不安好心的坏分子攻击我们的党，要我们离开社会主义，真把我气坏了。
我们老百姓都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新社会。
过去我们山区的人民，吃不上，穿不上，有了重灾，不是逃荒要饭，卖儿卖女，就是饿死。
今年和去年我们那里也受了灾，可是有人民政府的救济，大家都有吃有穿，安心生产。”
她激昂地说：“我们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谁反对共产党，我豁上这老命也和他干到底！”
黄继光的妈妈邓芳芝气愤地说：什么人反对共产党，什么人反对人民政府？
是那些过去压迫剥削我们的人，是那些逼的我们吃“对时饭”的人（“对时饭”是一天吃一顿饭的意思），我们人民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坚决听毛主席的话。
我的儿子继光没有为人民作更多的贡献就牺牲了，我又送继恕参了军，我希望解放军和志愿军的官兵们，要努力提高军事技术，好好安心工作，提高警惕，坚决保卫社会主义建设！

刘胡兰的妈妈胡文秀说：我在家里从广播喇叭里，听到有人主张叫共产党下台，心里就直生气，有了共产党，我们农民的生活才一年比一年好。
胡兰子小的时候，我们一家几口人，盖一床破被子，现在吃穿都不愁了，我们全村没有穿破烂衣服的，过去祖祖辈辈没铺过凉席子，现在每家都铺上了。
我临走时，合作社员们让我告诉毛主席，叫他老人家放心，说我们的生活很好，生产情绪很高，有什么困难我们一定能克服。
那些右派分子叫我们走回头路，离开社会主义，是枉费心机！

新疆、内蒙少数民族军官说：

不许破坏各族人民幸福生活

本报讯 “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像毒蛇嘴里的毒液；
右派分子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像狼对羊打招呼。”
新疆地区民族军官愤怒地这样说。

驻乌鲁木齐部队的民族军官20日进行了座谈，痛斥右派反动言论。
新疆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乌拉太也夫说：“新疆各族人民为反抗反动统治和民族压迫，曾流了很多鲜血，只有当共产党来到以后，才最后结束了被压迫被剥削的日子。
几千年来新疆人民追求的幸福生活今天实现了。
右派分子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那就是破坏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们是决不允许的。”
新疆解放军杂志（维文）编辑玉苏甫江以热情洋溢的言辞道出他对党的拥护和热爱。
他说：“我老父亲害重病送来乌鲁木齐治疗时，很多同志为他输血，医生、护士耐心治疗，使他那样年老垂危的人多活了两年。
父亲临死前要我牢记党的大恩，要我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我宣誓永远跟党一条心。”
座谈中，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并以此作为武器批驳右派的反动谬论。
（赵其）

又讯 内蒙军区直属机关官兵举行座谈，痛驳各种反社会主义言论。

蒙族军官苏日敖德大尉说：“葛佩琦说统购统销搞糟了，人民生活降低了，这是对党的恶意诬蔑。
我是扎赉特旗人，解放前我家生活极端贫困，吃不饱穿不暖，我父亲就是给地主扛活冻死的。
解放后我家分得了土地和房子。
现在又入了社，不愁吃不愁穿，生活比解放前提高了许多倍。
这怎能说人民生活降低了呢？”
中尉格力格扎木沙说：“去年我父亲来我这里，就称赞说，共产党的统购统销太好了，消灭了粮食投机，稳定了物价，缺粮户有了粮食吃，人民都拥护，葛佩琦说‘搞糟了’是企图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造成人民群众对党的不满。”
少尉吾力吉说：“我们应该对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论提高警惕。
这些反动言论是企图破坏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我们是人民子弟兵，决不能太平麻痹。
（吉日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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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福州21日电 记者李树村报道：福州部队团以上机关经过二十天的大放大鸣后，有些领导干部产生松劲情绪，针对这一情况，党委号召各级领导干部结合学习毛主席的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群众一块开展“齐放”“争鸣”，以提高觉悟，明辨是非，将整风运动向前推进一步。
福州地区部队自从5月底先后转入大放大鸣后，机关中政治生活极为活跃，但近日来却显露出松劲迹象。
有些人说，雷打了，雨下了，现在就等阳光了。
意思是，只领导上接受下来改正就行。
有些部门领导干部也觉得群众的意见放得已经差不多，流露出“交差”的情绪。
有的把整风简单地看成群众提出意见，领导上接受下来，检查一下了事。
党委经过讨论研究，提出（1）各级领导干部要结合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和群众一块展开一个“齐放”“争鸣”的高潮，通过说理争辩，达到提高认识，明辨是非的目的。
（2）要使全体干部明确整风是全党的事，虽然整风是以整掉团以上机关和主要负责干部的三个主义为主题，但是一般干部也要在整风中得到锻炼和改造。
（3）贯彻边整边改，这也要靠大家研究讨论，多提合理化建议，肃反中肃错了的，要坚决平反；
处分不当的重新处理。
属于干部生活福利方面的问题，能马上办的马上办。
如房子分配不合理的，在本单位范围内合理调整，食堂没办好的要研究改进。
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要多深入群众解决问题。
（4）要重视福建处于海防前线，因此对营以下分队的士兵和干部要加强思想工作，最近团的领导干部要以社会上反社会主义言论作教材，负责向部队作报告，教育部队提高警惕加强守备。
===== 稳重有余创造不足-南京部队参谋；
助理员批评领导作风

作者：胡奇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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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部队党委和首长曾在6月初布置直属机关以科、处或部为单位，向南京部队党委和首长提意见。
直属队参谋、助理员代表座谈会就是本着这一精神召开的，许世友、唐亮、郭化若、肖望东等负责同志都出席了会议。

代表们认为：几年来，南京部队党委基本上领导完成了繁重的海防作战、正规训练等各项任务，在工作中没有发生重大错误，也很少出现东倒西歪、左右摇摆的现象，这是好的一面。
但是，南京部队党委和某些首长有些过分强调“稳”，缺乏生龙活虎、朝气勃勃、大胆革新的创造性的工作作风。
这一点，广大军官有过不少反映，但是党委和首长对这些反映是重视不够的。

代表们说，几年来，南京部队领导上只是上级说什么就说什么，很少结合本区具体情况加以发挥创造，一举一动小心翼翼，工作上虽没有犯什么重大错误，也没有什么重大创造，对下面的先进经验和创造很少加以总结、提高与推广，对一些政治运动和重大工作行动迟缓。
如整顿支部，当时的中南部队搞得很有成绩，南京部队政治部虽然最先派工作组去学习整支经验，但是工作组回来向首长汇报时，有的首长还怀疑这种做法是否对头，迟迟未作出决定；
后来兄弟部队学习中南部队的经验搞起来了，总政治部也下了指示，南京部队领导才下决心展开整支工作。
而主管政治工作的首长仍然决心不强，顾虑很多，因此使整支工作进展缓慢，受到很大影响。
其他如文化大进军、贯彻中央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等，发动得都比较晚。
代表们说：因为过分强调“稳”，怕犯错误，遇到重大工作，总是翻来复去地研究，迟迟决定不下来；
作出了决定，也是四平八稳，重复上级的指示。
这样错误是犯不了，但问题也解决不了。
代表同志说：有的领导干部往往以“稳”自居，把“稳”和创造性的领导对立起来，遇有重大工作，常常要求下面干部不要急不要慌，多看看动向，看看人家怎么搞的，自己总是不敢先走一步。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作风呢？
代表们说：除了有些领导干部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以外，主要是由于：

一、作风不深入。
代表们说：南京部队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部队首长，除了郭化若同志等少数人每年能抽出一定时间深入部队研究情况、总结经验、帮助部队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外，其他同志则很少下部队。
有的领导干部，自己不深入部队，还不认真听取机关干部对部队情况的检查报告。
有一次，政治部派出的军训政治工作检查组回来要求向首长汇报，某首长多次推说没有时间，后来汇报了，但今天汇报一点，明天汇报一点，拖了一个多月还没有汇报完。
有的代表说：难道首长就不能少揽一些机关事务，多腾出一些时间来了解下情吗？
有的代表说：有的首长下部队是走马观花，下部队一个多月，坐着汽车跑了数千里，到了不少单位，但没有真正了解实际情况和研究问题。

二、除个别同志外，主要领导干部不肯进行艰苦的思想劳动。
很多报告、会议总结或工作决议、指示，都不是负责干部亲自下一番工夫研究提出的，而是机关干部起草好了，由首长批发或在会上念一遍。
如有一次某首长要作报告，要政治部代他起草，政治部指定组织部起草，组织部指定支部工作科起草，科里指定一个助理员起草。
所以有的同志听了报告后反映说：“首长的报告，助理员的水平。”
报告是作了，但是没有解决问题。
代表们说：由于主要负责同志不深入，对于部队情况了解很少，又不肯艰苦地进行思想劳动，就难怪这几年南京部队领导上很少提出重大问题或创造性的意见，很少总结出和推广重要的先进经验，只好来个保险的做法，自己不先走，不创造，只重复上级指示的话，或等待接受先进单位的经验。
这就是四平八稳的来源。
因此，代表们认为：墨守成规、四平八稳的领导作风，是和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的官僚主义紧密联系着的。

代表们说：近两年来，南京部队的领导作风，开始有些转变，墨守成规开始被打破，部队工作比以前活跃，在训练工作上开始出现了一些改革和创造。
如今年南京部队倡导的小分队训练采取对抗方法这一经验的总结和推广，不仅活跃了南京部队的训练工作，还受到了兄弟部队的重视。
但是代表们认为：南京部队领导作风还没有从每个首长（特别是主要负责干部）的思想上和行动上得到转变，因此要求南京部队领导干部在这次整风中认真对墨守成规、四平八稳的领导作风加以检查，从而恢复朝气勃勃、积极上进、既稳当又富有创造性的领导作风。

座谈会结束时，唐亮同志代表南京部队党委和首长表示，要认真研究这些意见。
===== 公安军部；
处长座谈-对党委领导工作提出批评

作者：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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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公安军党委召集的部、处长座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对党委的领导工作提出批评。

到会同志认为，党委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要表现在：领导同志工作不够深入，在边防工作中有脱离实际的倾向。
不重视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过多地关在房子里写条例、守则、细则。
写出来的条例、守则、细则有许多不切合我军实际。
有的行不通，有的部队在执行中机械搬用发生错误。
以前，关于哨兵使用武器的规定不当，边防上曾发生误伤居民的现象，影响军民团结。
侦察工作不能适应新情况的要求，党委也没有研究解决。
对内卫边防工作，缺乏法制观念的教育，在港口、机场及各要地的检查工作中，严松尺度、具体作法，长久没有明确规定，结果士兵在值勤中就发生了乱扣人的现象。
党委工作忙乱，有些该管的工作没管好，不该管的却管了，遗留下来不少老问题未能解决。

同志们对党委领导工作中的民主作风不够，也作了批评。
认为党委集体领导差，表现了个人突出。
有些党委委员怕负责任，下边无所适从。
有些工作虽让大家讨论，但是讨论不充分，不能畅所欲言，讨论中领导同志喜欢听“拥护”的话，听顺耳的话。
各军区公安部队的同志来开会，像媳妇回娘家，总想诉一诉委屈，可是领导上不给机会。

为什么领导上会产生上述现象呢？
到会同志指出：领导同志高高在上、生活优裕，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不如过去亲密了。
有的党委委员学习也不很好，没有从政治理论上、思想修养上逐步提高自己。
领导上对来自下面的意见重视不够，有些合理的意见有时被顶了回去。
因此积极提意见的同志也消极了，阻塞了言路。
还有的同志认为，产生上述现象是由于领导上存在骄傲自满情绪。
过多地强调党委或个人的工作成绩，满足于坚决贯彻上级的指示，而忽视了广大群众的作用和要求。

座谈会结束后，公安军党委决定成立各种类型的工作组，研究、调查、处理大家在会上提出的问题。
（纪流）

作者：牛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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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上海警备区领导机关各部门在检查本身的三个主义的同时，对总部有关部门也提出了意见。

训练阶段划分得太死

司令部训练处副处长贾德发说：训练总监部对全军训练阶段划分得过死。
上海是水网地带，每年3月至10月雨多，天气热，田里禾苗多，不宜于部队集中训练和野外操作。
每年10月至下年3月田里禾苗少，地干，水少，天气也不太冷，适于部队集中训练和施工，希望总部能把上海部队每年的训练期划在这个时候。
他又说：几年来，部队训练成绩不很大，和总部某些部门犯了教条主义分不开。
现在总部提出反教条主义是正确的，但是部队里怎样反法，在反教条主义当中能否适当改变总部的某些规定，因地制宜，请总部给些具体指导。

每年工作计划下达的过晚

有几个负责同志反映，总部各部门每年制定的工作计划，总是下达的过晚。
政治部宣传部长迟鹏说：现在好多军官在按军官服役条例的规定，计算自己的晋衔时间，有些同志的服役年限也快到了，应该怎么办，总部应该早点说话。
他又说：过去，上级只下规定，不讲清原因；
群众有意见，就叫我们去解释。
某些规定不切实际，怎么能解释得通呢！
希望上级在下达每个规定前，多征求群众意见，多讲讲道理，免得产生“大转弯”现象。

机关干部和文工团、体工队深入部队不够

政治部秘书处长陆鑫说：总政机关干部深入部队不够。
即使到下边来，也多是找些负责同志谈谈，带一些意见回去，又不见回音。
去年总政某部长到上海来，住在上海大厦，只找机关首长到他那儿去谈谈，也不到部队来。
过去我们向总政反映了不少问题，好多问题总政早知道，就是不见改，结果征求意见时，下边只好“老话重提”。
他又说：总政文工团、体工队好几个，吃穿住和排练场所也很讲究，到部队里来演出却很少。
八年来，上海警备区部队一部分同志只看到总政文工团演出一次“万水千山”，还是花钱买的票。
希望总政考虑把全军住在北京和南京等城市的文工团和体工队适当地调整住地，最好把他们分散开住在靠近部队的地方。

编制不够合理表报一个跟一个

干部部副部长张紫萍和宣传部部长迟鹏谈到，几年来军事机关和后勤机关越编越大、越分越细，政治机关却越编越小、向外分枝，成了“一整编就是压缩政治机关”。
他们认为后勤部门有些组织重叠臃肿，队列部门的人显得多了些。

后勤部的几位处长说：后勤部门虽然人比较多，但总闲不了。
上级规定的表报差不多一个跟一个。
为了赶填表格赶写报告，用去好多人力。
而物资供应情况怎样呢，总是欠周到，好多地方还不大合理。

某些军需财政规定值得研究解决

后勤部军需处长刘春普说：总后规定，尉官冬装军以上机关一律穿两年，师以下机关穿一年。
这样有浪费。
可以改成团以上机关穿两年（个别地区、个别人员可适当照顾）。
尉官的单衣，原规定师以上机关发一套，有的不够穿，可以改成两年发三套。
他又说：对士兵的某些军需规定，比如士兵的鞋子、公用棉大衣、雨衣、被单、裤带、棉被、凉席、草鞋等，划定的年限和分配数字，还需要适当改变。
拿裤带来说，规定三年发一条（线织品），实际上有的士兵系一年左右就坏了。

卫生处长张量说：护士们都改成了工薪制。
他们的工薪标准按地区划分，一调动，薪金数字也变动，不大恰当，最好适当地统一起来。
护士没有夜餐费，下面提意见，上面说在医药经费里出，这不很合理。
最好在供给制度里就规定有夜餐费的开支。
因为护士们长期全夜值班，不增加他们的营养是不行的。

车管处长王西元、财务处长赵全亨说：职工福利无人关心，这种状况需要改变。
此外旅差费、埋葬费、收缴房租费、实物评价代金中不包括运费等规定，也欠合理，请总后领导上一并考虑解决。
===== 无的放矢；
不切实际-4906部队揭发训练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作者：刘平

本报讯 4906部队司令部军官从5月中旬到现在，对于训练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进行了揭发和批判。
下面是大家发言中提到的一部分事例。

无的放矢的突击训练

今年训练开始后的四个月，4906部队进行的是突击训练。
领导上把几乎所有的共同课目都删去或是推迟到以后进行，清一色地进行兵器教育和射击训练（战斗勤务）。
最近因为整风，领导上又打算删去全部的工程、防化学防原子和体育训练课目。
为什么要进行突击训练呢？
领导上认为今年老兵都复员了，部队要补充大量新兵。
为了迅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就要进行突击训练。
可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每个连里平均没有十个新兵，大家都突击不起来。
领导上的缺点还在于当发现了原来决定和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时候，没有及时加以纠正。
士兵们说：“这是上突下不突。”
军官轮训“眉毛胡子一把抓”
这个部队的军官轮训，不论是去年和今年，在调送军官轮训上有些地方不是根据实际需要，而是“眉毛胡子一把抓”。
去年为了实现上级提出的“两年内变所有军官为内行”的要求，组织了军官轮训队。
由于方针不明，计划不周，因此不管军事、政治、后勤、行政军官，一律送到军官训练队学军事。
跟高射炮兵排长在一起学习的有收发员、组织助理员、助理军医、译电员、审判员……。
他们一点高射炮兵专业基础知识也没有，整天在那里背外文代字、兵器名称，累得头疼脑胀，到头来还是收获不大。
而另一方面，却把一些刚从军官学校毕业的军官也调来学习。
由于训练科目主要是针对“半内行”的军官订的，所以这些人学起来毫无“味道”，说这是“大休息”。
而部队首长对这些问题也很少过问。

按照今年调送军官轮训的条件来说，部队里本来已经没有多少需要轮训的干部了。
但是部队首长认为下面报来的受训军官名额太少，司令部又发通报，批评下面“多留干部搞训练”，结果增加的人数仍不能使首长满意。
于是首长亲自召集下面主要干部开会，指名批评了几个。
这一回很见效，人数增加了很多。
这样作的结果怎么样呢？
5月末，军训处负责干部下去检查工作，到了五个连，连长都被调走了。
其中有不少内行军官也送到轮训队“大休息”了。

层层附加任务提出过高要求

去年训练开始以后，领导上没有认真考虑到部队担负着繁重的防空任务，在总部规定的每天进行五小时训练之外，又每天增加两小时。
部队平均每天要拉五、六次战斗警报，耽误三个多小时，根本就进行不了七个小时的训练。
可是领导上也不接受下面的正确意见。
接着，下面的部队、分队也层层提出过高的要求。
有的要求“百分之百的优秀”；
有的规定“五分受表扬，四分受批评，三分受处分”；
有的单位鼓励士兵在午睡和夜间进行操作，造成部队追求表面成绩、忽视实际效果的不良风气。
（刘平）

作者：行列

海军1881部队岸防兵司令部向下面传达的“1957年通信兵专业训练组织与实施指示”里，有一项奇怪的指标。
它要求三年兵两人在一公里的中等起伏地上，实施单程线路作业的“优秀”指标是二十九秒，“良好”是三十一秒，及格三十三秒。
而对于摩托通信员的要求是，在一般土质公路上，每小时行驶三十五公里即可评为“优秀”。
我们知道：一公里是一千公尺，要是一个兵在三十秒内跑完这段路程，就需要比摩托车快三点四倍才行，也就是说要用每小时跑一百二十公里的速度。
这种速度只有神话里的孙悟空用翻斤斗的法术才能办得到。
电话兵们说：“看来，上级是要我们坐飞机来敷设线路了。”

作者：金锋

内蒙古军区的部队是有民族特点的，部队的各项工作都必须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注意部队的民族特点，但是总部领导却忽视了这些。
例如文工团的编制，内蒙古军区再三提出至少要六十人，可是总政治部一直没有批准。
根据内蒙古军区的实际情况，三十个人的文工团，蒙、汉同志各占一半，工作就很困难。
1952年时，内蒙古军区部队中的蒙族官兵占90％以上，人们称为“蒙古部队”或“民族部队”，可是原华北军区没有注意这个特点，曾在电报上批评他们，叫他们不要这样称呼。

内蒙古地区辽阔，冬季天气寒冷，很大部分地区气温在零下三十五至四十五度，春季仍是大雪纷飞。
可是总后勤部却主观地把内蒙古大部地区划为亚寒区，发的冬装不足防寒。
有一个连队在穿上新式冬装的第一天早上，就有四十多人冻伤。
在兴安岭上执勤的士兵们说：“请总后的首长到这里来站一个小时的岗，尝尝滋味吧！”
全军营房问题在1954年已经基本解决了，可是内蒙古部队到现在大部分还住在教堂或庙宇里。

内蒙古部队主要是骑兵，可是训练却用步兵教材，军官入学学的是步兵的一套，回到部队用不上。
他们希望训练总监部研究解决骑兵训练问题。

总部首长经常到各部队去视察、作报告，就是没有到内蒙古军区来。
内蒙古部队的官兵很希望总部首长来和他们见见面。

作者：梁瑞斌

本报讯 到目前为止，0216部队已先后将租用的四百二十一间民房减少到二百四十二间，并已按政府的规定交纳房租。
过去该部租用民房过多，在家属来队较少时，部分房子空闲起来，并且没有按时付给房租，引起群众不满。
不久前该部对住房作了调整，将大仓库中的某些存物移开，隔成小间作为招待所，因此腾出了五十间民房。
各支队也按来队家属的人数租用房间，把多租的房子退出。
该部还征求了居民的意见，对生活困难愿意出租空房的人家才决定租用。
现在租用的二百四十二间民房，绝大多数是居民自愿出租的。

作者：杨清宇

3月份，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上将向海军党委提出了一项在不能增建营房情况下，合并一些办公室、仓库，调整宿舍，适当地解决机关干部住房问题的建议。
这项建议得到了党委的支持和直属机关干部的拥护。

目前房子已大体调整就绪，许多科、处开始合并办公，有的处长和助理员在一起办公，有的正、副职负责同志合并在一个办公室。
由办公室挤出的这些房间，改作机关干部的集体宿舍。

这次调整，只能解决部分干部的住房问题，其余尚需逐步解决。
海军直属机关有关部门，并准备向全体同志说明这种情况。

0974部队独立一分队1956年入伍的新无线电兵、共青团员孙志远，由于热爱本职工作，勤学苦练，刻苦钻研，虚心接受别人经验，从去年4月开始学习无线电业务到去年11月底，不满八个月的时间里，抄报每分钟达到了一百三十二个小码，超过训练指标65％，发报每分钟达到了一百三十个小码，超过了指标62.5％，通报平均已达到每九十分钟一千一百组，超过训练指标50％。
孙志远同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超过三年兵的训练指标，因而受到领导上的多次奖励。

作者：田庄

如果说某些不愿接近群众、只喜欢坐在机关开会的领导干部是“官僚主义者”，那么专好开“电话会议”的领导者，更可谓“加倍的官僚主义者”了。

5月11日，“解放军报”二版有一篇“让编外军官专心学习”的文章，报道了广州部队召开的军官队和教导大队“电话会议”的情况。
据说这个会的内容包括：工作检查，思想摸底，研究解除编外军官因整编产生的怀疑，以及怎样搞好军官队和教导大队的学习等问题。

这里我要问：第一，内容这样复杂的会议，用“电话会议”的形式召开，是否能收到预想的效果？
开会的人各在一方，在电话机旁一坐几小时，是否受得了，每个人是否在聚精会神地听，能否对问题充分展开讨论？
第二，连续开几小时的“电话会议”该付多大一笔钱？
第三，长时间占用许多线路，是否会影响其他单位和部门的通话？
第四，长时间通话是否容易泄露军队秘密？

一些官僚主义者办事，常常是不重视实际效果，只图自己方便，而不顾全大局。
目前，党正开展整风运动，像这样的“电话会议”，大有一整的必要。

当然，我不是对“电话会议”这种形式一概反对。
在内容不多、时间较短、问题特殊、任务紧急的情况下，采用这种形式还是需要的。
但是，它应该被采用得少点再少点。
不然，人们会担心电话也将成为“官僚主义者”手中的工具了。

作者：生辉

在我军发展史上，有过巨大功劳的立功运动，不知怎的被摒弃了，取而代之的却是去年提出来的创优运动。
这个运动提出之后，在调动部队积极因素、提高军事技术水平上，的确也起了些推动作用。
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满足，而是对立功运动仍旧像怀念老朋友一样地怀念着。

从解决矛盾的观点上看，创优运动只能是解决人与技术的矛盾。
因为它的目的在于提高军事技术。
固然，在我军由单一兵种向复杂的联合兵种过渡的今天，重视这个矛盾的解决是必要的。
但必须懂得军队内部的矛盾，不限于人与技术的矛盾；
在现代化建设和各种制度的不断变革中，解决人的矛盾，还应该是主要的、基本的。
只有重视很好的解决人的矛盾，即不断提高人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才能为解决人与技术的矛盾打开广阔的道路，才能使技术建立在可靠而巩固的基础之上。

事实也作了这样的证明。
我们空军部队经过去年的创优运动，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按理说，今年的飞行训练应该是质量更高，飞行更安全了，但情况并不完全这样，而是事故更多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这是不难理解的。

谭政主任说得好：“人的因素，始终是战争中的决定因素，经常起作用的因素。”
“技术是由人来掌握的，任何新的技术，只有同人结合，才能发挥作用。”
（见“八大”发言）因此，我看在我军现代化的建设中，不仅要注意技术的提高，而且要注意人的思想的提高，不仅要提高军事素养，而且也要提高政治素养。
要实现这些任务，创优运动是难于胜任的。
只有立功运动——这一经常性、群众性的运动，才能有助于解决这个矛盾。

再从“运动”的群众基础来看，创优运动也是略逊一筹的。
立功运动的线长面广，是创优运动所不能及的。
它的口号是“人人立功，事事立功”，“行行出状元”。
因之它鼓舞着全军上下积极练兵，奋勇杀敌，忘我地工作。
而创优运动却只能提出“创造优等射手、技术能手”。
没有这种条件的人（这还不是少数）怎么办呢？
有人说，不能当优等射手、技术能手，可以当先进工作者呀！
不错，可是怎么具体来掌握呢？
去年，有的单位评选先进工作者，不是出现过“难产”的情况吗？
人们对“先进工作者”这个称号不是感到可望而不可及吗？

提出创优运动，对于向科学技术进军，确也起了“号角”的作用。
但是，由于某些同志的片面理解和教育的不深入，也曾产生过一些不好的作用。
这就是有些人放松了本职的业务工作，希图一鸣惊人。
立功运动所提出的“为人民立功”、“作人民功臣”的口号，是多么鲜明，多么有力，它把人民军队的本质和行动口号紧密地联结起来，想到立功，就想到人民，就想到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仅如此，在立功运动中，还特别注意培植与发扬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如协同作战方面提出过“合同立功”，以老带新方面提出过“互助立功”等等。
这样看来，作为推动部队前进的群众性运动——立功运动，比之创优运动的号召力是更大的。
立了功的人常把自己“功臣”的称号和“人民”联系起来，并以此感到光荣和骄傲。

立功运动在我们部队中有悠久的历史，在人民群众中有深远的影响，喜报到家，乡亲们敲锣打鼓，齐来祝贺，真是“一人立功，全家光荣”，在部队中也是悬灯结彩、庆功奖功，这些场面是何等动人，它给人们的鼓舞该有多么大。

我所以这样说，并不是有意贬低创优运动的意义，也不是忽视创优运动对于提高技术所起的作用，而只是感到创优运动不如立功运动那样深入人心。
所以，我怀念立功运动，我希望它能获得“重生”。

作者：宋群

作者：张泽西

无线电兵孙志远在熟练地执行一次有线架设任务。

孙志远和同行们在草地上练习发报。
张泽西摄（照片）

作者：孙良康

很久以来，有一个问题使我百思不解。
为什么近几年来，有些人的思想和行动常是那么机械而又呆板？
为什么军队建设上有一些问题会迟迟得不到解决？
最近我和装甲兵部队的一些同志谈到了坦克连政治指导员上车问题，才使我从中找到了一个答案。

关于政治指导员在连队里的地位问题，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上说：“政治指导员和连长同为全连人员的直属首长，共同负责全连工作”；
在进行战斗的时候，他必须“组织进行战时政治工作，……协助连长组织和指挥战斗，保证一切战斗任务的完成。”
但是，在我军开始大规模组建坦克部队的时候，由于某些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机械地搬运外国的经验，政指的地位就被削弱了。
他们学着外国军队的单一首长制的做法，确定连长有一辆指挥车，而政治指导员却没有。

在战术演习中，政治指导员只把连队陪送到展开地区，然后就到后方去管后方勤务保证工作。
连队在前面打好打坏，政治指导员看不见，也摸不着，根本无法过问；
一切都由连长处置。
于是，就助长了有些人轻视政治指导员的工作的思想。
有的乘员说：“指导员只能在平时讲讲，打起仗来就要向后转。”
有的连长说：“指导员尽讲没有用的大道理，浪费时间。”
有的政治指导员自己也失掉信心，觉得当指导员没前途，平时学习军事技术也不积极，说“我学那些干什么，反正用不着！”
有些部队还曾经取消了政治指导员，但是，结果却很不好。
连长一个人“光杆跳舞”，党支部、青年团和俱乐部的工作没人管，思想工作削弱了，训练搞不好，车辆事故也增多了。

在我们组建坦克部队的初期，由于没有经验，产生这些缺点，是可以谅解的。
以后，许多干部曾经提出反对的意见。
他们要求我们注意保持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提出“指导员和连长同为全连的首长，如果不让指导员参加战斗，不让他了解情况，他怎能对全连完成战斗任务负责？”
有人引用解放战争时期天津战役中指导员张云亭在坦克上参加战斗的事例，和志愿军坦克部队中有些指导员参加指挥战斗的事例，来说明指导员上车的效果很好。
他们认为“在连的战斗队形里应该有指导员的位置，指导员应该上车”。

可是，这些意见并没有得到有关人员的重视。
有人甚至近于粗暴地说：“车上没指导员的位置！
外国军队没有，我们也就没有！”
“你们提意见，是你们不重视别人的经验，是你们思想保守、落后！”
“条令上规定的没有，你们还提意见干什么！”
“编制上没有，你们提意见也不顶事。”
如此等等，便把所有的意见都压服了。

为什么这些人要压服大家的意见呢？
如果说是由于没有经验，那是绝对不能令人信服的。
难道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干部没有集中群众意见，以求改进工作的经验？
难道这些人只有压服群众，不让人家提意见的经验？
显然是不能这样说的。
真正的、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这些人的教条主义思想在作怪，他们把编制当成不可改变的，他们把条令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
他们不是把条令当作指南，而是做了条令的俘虏。
他们只图简单省事。
他们在接受外国军队经验的时候，没有根据我军的具体情况来进行独立思考。
他们硬把外国的框框往自己身上套。

自从去年强调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和发扬群众路线以后，事情开始变样了。
当然，这种改变首先是从领导上开始的。
装甲兵首长指示一些部队进行政治指导员上车参加战术演习的试验。
有的军区首长更鼓励部队要大胆试验，告诉他们“怎样做法好，就怎样做，需要突破编制的时候，就可以突破编制”。
自上而下，人们的思想解脱了不合理的编制的束缚，有些部队就作了试验。

所有参加试验的干部，都实际体会到了政治指导员上车的好处。
指导员也觉得上车以后，了解情况具体了，工作好做了。
他们学习军事技术的劲头也大了。
连长说：“指导员上车以后，能够经常一起研究情况，统一思想；
自己指挥起来也更有把握了。”
乘员们也说：“指导员上车以后，我们觉得更有劲了。”
在演习中，有的连长“因伤退出战斗”，指导员随即接替指挥，完成了演习任务。
有的连长交代任务不清，指导员随即作了补充。
在行军中，有的坦克掉队了，指导员就停下来组织大家排除故障，连长也就不用担心了。

根据试验的结果，装甲兵党委决定今后在编制上配给指导员一辆指挥车。
因为思想的解放，人们很快便把拖了好几年的一个难题解决了。
这对我们来说，难道不是一个很有力的教育么？
让我们丢掉那种死抱着教条不放的习惯吧！
让我们大胆地、切实地去研究我们军队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吧！
===== 什么兴趣；
什么根据；

作者：独声

解放军报231号发表了杜萱“我同意储安平的意见”一文，我感到这篇文章实在荒谬。

杜萱说：“储安平的发言公布后，许多人都感到很有趣”。
这里首先要问一问，杜萱所说的“许多人”究竟指的什么人？
杜萱所说的“有趣”，到底是什么兴趣？
自从储安平的发言公布以后，真是万夫所指，人人愤慨，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军人、一切爱国人士，都纷纷起来反对，给予严厉的谴责。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只有从香港，从台湾，才传来了喝采声。
那里的反动报纸，把储安平捧如至宝，并且寄予无穷的希望。
香港中声晚报在6月12日，特地为储安平的发言发表社论说：“在大陆上有储安平、葛佩琦这一班人，是可喜的现象”；
另一家反动报纸“真报”发表了一篇专文，题目是：“遥向储安平致意”。
我们全国六亿人民的敌人和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才对储安平的发言感兴趣。
敌人喜欢的言论，杜萱也欢迎；
人民反对的言论，杜萱感兴趣。
杜萱，你想一想：你是站到什么队伍里说话了呢？

杜萱不但对储安平的谬论喝采，而且还为储安平“鸣不平”，打掩护。
杜萱说：“那些驳斥和不满的偏见，没有讲出什么能服人的道理来”。
请问杜萱同志：全国人民对储安平的严正驳斥，都是偏见吗？
储安平反对社会主义，污蔑领袖，谩骂共产党的反动谬论，倒是正确的见解吗？
你的根据何在呢？

杜萱说储安平的“党天下”反动谬论有理，理由之一是“国务院十二个副总理中没有一个民主党派人士”。
我说：共产党员当了副总理，又有什么不好呢？
十二位副总理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有哪一个是为“党天下”的私利在工作吗？
十二位副总理对革命有贡献，在群众中有声望，治国安邦有能力，难道有哪一位不够格、不称职吗？
为什么对共产党员当副总理如此讨厌，定要让他们下台呢？

杜萱拥护“党天下”谬论的理由之二是民主人士的椅子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而常委会“虽不等于虚设，但起的作用确是不大”。
这里又要问：有什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中，常委会的职权共有十九条，条条写得明白，你看过没有？
如果一定要比大小，那么，常委会副委员长比副总理又“小”在哪里呢？
杜萱说人大常委会起的作用确是不大，可是，许多全国性的重大措施，凡应该由人大常委会决定的，不都是经过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的吗？
杜萱说常委会通过的军官服役条例，国务院没有坚决执行，更是不顾事实的瞎说。
不说别的，杜萱肩上的军衔肩章，不是根据服役条例来的吗？
军官的休假，不是执行服役条例的规定吗？

看来，杜萱决心要把黑的说成白的。
储安平把毛主席称做“老和尚”，全国人民都斥责他侮辱领袖，杜萱偏偏说这是知识分子说的“含蓄话”。
知道内幕的人已经揭发储安平的发言是事先经过右派分子罗隆基审查过的，是得到右派大将章伯钧支持的，杜萱还要竭力为储安平辩护，说他只是代表个人发言，把别人说成是“赶热闹，说假话”，这又是为什么呢？

杜萱同志的这一通言论，如果只是不自觉的，那就希望你赶快猛醒，在这思想战线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赶快归队。
如果是出于自觉的，人们有权要求你作彻底的交代。

作者：江水

反击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
对于我们党、团和军队的干部来说，也是一场思想战线上的大练兵。

我们需要在对右派思想的斗争中，练我们的头脑，练我们以理服人的能力，坚定我们的立场。

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志，从报上看到右派分子的谬论的时候，感到义愤填膺，憋着一肚子气。
这些同志有明确的阶级立场。
但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习惯于政治斗争、武装斗争，缺少思想斗争的锻炼，还不善于用道理来驳倒右派，说服中间派。
真理在我们这方面。
我们要多动脑子，学会在思想战线上击败敌人。

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在右派进攻面前迷失了方向。
这中间有思想认识问题，也有立场问题。
现在党和工人阶级说话了，方向明确了，这些同志恍然大悟。
但是要真正“吃一堑，长一智”，变迷茫为清醒，变动摇为坚定，还需要在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中，锻炼思想，坚定立场。

有的单位正在对本部门内出现的一些错误言论进行批判，解放军报上也发表了军队内部某些人的错误论调。
于是，有的同志就惊惶不安地说，这样做合适吗？
也有的说，这样做不扩大了右派的声势吗？
我看这样做很合适，可以更生动、更实际地学会思想斗争，锻炼我们的思想，考验我们的立场。
展开批判，正是清除右派谬论的市场，彻底挫败右派的声势。
===== 好一个辩护师！
-——读杜萱同志文章有感

作者：冰花

我觉得杜萱同志的“我同意储安平的意见”，是一篇相当“出色”的辩护词，但遗憾的是：作为革命队伍里一个“初级军官”的他，不是在为革命辩护，却是在为储安平等右派分子作辩护。

看来，杜萱同志对储安平的反动言论不仅双手拥护，而且生怕别人误解了储的意思，生怕他受一点委曲。
储安平说：“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
杜萱同志接口说：“我们党中央是有那么一点想法的，而越到下边越厉害”。
储安平说：“‘党天下’的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国务院十二位副总理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
杜萱同志接口说：是呀！
难道“民主党派的一些领导同志不适于当副总理的职务”吗？
储安平辱骂共产党员和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等为“小和尚”和“老和尚”；
杜萱同志解释说：这不过是“知识分子好讲个俏皮话”而已！
杜萱同志并且因为有人把储安平的发言当成代表民主党派的意见而大喊“不公允”，说这是“故弄颠倒”，“赶热闹，说假话”！

杜萱同志为什么对储安平这些反动谬论这样意气相投呢？
我认为这里面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
杜萱同志下面一段话表达得再露骨也没有了。
他说：“总起来说，宗派主义的产生发展，党群关系的不正常，非党领导同志有职无权的根源在于党的政策，在于我们国家机关、企业制度不明确、不合理造成的”。
显然，杜萱同志说得似乎含糊了一些。
拆穿了说，在杜萱同志看来，问题的关键，也正在于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这与储安平所说的“‘党天下’的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不谋而合。
可是，没有党的领导地位，不发挥党的领导作用，难道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吗？
难道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一点许多非党民主人士也认识得很清楚。
没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而且也永远不会有。

杜萱同志感觉别人驳斥和不满储安平的谬论是“偏见”，我倒觉得他对别人的驳斥和不满感觉不满才是真正的偏见。
不过，他偏到哪里去了，这是杜萱同志自己应该好好检查的。

作者：方纯

章乃器作为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代言人，素为人们所熟知。
过去，他一再强调中国的资产阶级是“红色资产阶级”，言下大有不必苛求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思。
近来，他又进一步发挥了他的一些基本论点，他说：“什么阶级、什么人都有两面性，都需要改造”；
“历史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载“工商界”月刊6月号）。
他还说，改造到今天，“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见5月9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他还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见6月2日人民日报第三版）。

在分析批判章乃器这些观点以前，我觉得有必要说一说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根本区别。
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区别在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完全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敌我矛盾是在根本利益完全对立的基础上的矛盾。
换句话说，在人民内部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是和非；
而敌我之间是根本没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是非可言的。
今天，我国人民内部共同的根本利益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而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否则，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空谈。
因此，今天在人民内部说来，加强党的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应该成为共同的“是”，与之相反的，就应该成为共同的“非”。
这是今天人民内部矛盾之所以称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区别于敌我矛盾的界限。
如果连这样共同的是非都没有了，矛盾也就不成为人民内部矛盾了。

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原本是根本利益完全冲突的对抗性的敌我矛盾。
但是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
究竟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我们才能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呢？
孙起孟先生说得很对：“把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见6月8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因为我国的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以前就夺取了全国的政权，从而根本改变了我国资产阶级的生存发展条件，使我国的资产阶级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违反本性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
仅仅在这样的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特定条件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才有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个共同的利益，我们才有可能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

虽然这样，虽然我国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纳入到了人民内部矛盾当中，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在人民内部矛盾当中，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终究是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有区别的一种矛盾，它除了非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对抗性的一面。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资产阶级向前进，彻底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则其阶级特性就会越来越接近消灭，它和工人阶级的阶级矛盾也就会逐渐地得到解决，最后成为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
如果资产阶级向后退，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则其阶级特性就会越来越恢复，它和工人阶级的对立也就会越来越加深，一旦退到与全国人民根本没有共同利益可言的时候，这一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也就会转变成为人民外部的阶级矛盾——敌我矛盾了。

章乃器说：“什么阶级、什么人都有两面性，都需要改造”。
其实，谁不承认工人阶级也需要改造呢？
问题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改造是两种根本性质不同的改造，资产阶级的改造是以消灭其阶级特性为目的的改造，工人阶级的改造是以加强其阶级特性为目的的改造。
难道章乃器不懂这个道理吗？
很明显，章乃器只不过是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种性质不同的改造混淆起来，以抗拒对资产阶级的改造而已。

章乃器又说：“历史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
谁都知道，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历史上自从出现阶级社会以来，就是一部作为阶级的统治者压迫作为阶级的被统治者的历史。
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我国，利用大汉奸汪精卫、溥仪统治了中国的大半河山，要是按章乃器的逻辑来说，这也是先进者统治落后者了。
显然，章乃器不是不懂得这些起码的常识。
他制造出这一篇胡言乱语，目的是在于抹杀今日我国社会阶级的存在，从而否定资产阶级改造的必要，否定工人阶级专政的必要。

章乃器露骨地宣称：“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
谁不知道，某些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身上的官僚主义是一个作风问题，是反动统治阶级留下的社会遗毒，而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社会制度，是今日世界上最反动最黑暗的吮吸劳动人民血汗的罪恶制度，这是两种各有所指而无从拉到一块相比较的东西。
这一点难道章乃器不懂得吗？
显然，章乃器的真意不过是想麻痹人们的阶级警觉，煽动人们在反官僚主义的号角下反掉共产党的领导，反掉社会主义。
代替物是什么？
就是资本主义。
章乃器大概是担心人民不要资本主义吧，不得不挺身作证：资本主义是比官僚主义更好一些的东西。
意下也就是奉劝中国人民试用无妨。

综合章乃器的许多言论，我们可以看出，章乃器用以退为进的战术，想尽种种理由来抗拒对资产阶级的改造，目的是想尽量保持和巩固资产阶级的消极、反动的一面，为日后发动反社会主义准备根据地。
章乃器和一切具有社会斗争经验的政客、野心家一样地懂得，日后要发动反社会主义，就必须依靠一个阶级力量。
如果资产阶级被彻底地改造了，他也就没有了这个基地。
章乃器正是在这种情绪下，才说资产阶级被改造到今天，如果还要求脱胎换骨，将给他增加无穷的忧虑。
这句话，实在是野心家吐自肺腑之言呵！

作者：振峰

“……他们就是为反动派服务了，也不能归罪他们，应该同情他们，……”
——录自任傅耕的言论（图片）

作者：金明华

作者：悦鹏

这些天来，人们的心情太激动了。
当右派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在报纸上不断地出现时，心，像拉紧了的弓弦，恨不得一下子射出箭去，和右派分子较量较量。
因此，当党领导着工人、农民、军人、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的进步人士，给右派分子以坚决回击时，怎能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在办公室，在饭堂，在宿舍，常常看到有人在谈论着反右派的斗争。
人们关心这场斗争，而且被卷入大风浪中，经受锻炼和洗礼。

然而，当一只船在大风浪中航行的时候，谁能担保没有人晕船呢。
虽然，人们希望到达彼岸，希望到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岸边。

有人晕船了

的确，在反右派斗争的大风浪中，有人晕船了。
晕船的人倒不希望船破舟沉。
但他们不像工人、农民、士兵那样，头脑清醒，在风浪中屹立不动。
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让我们举出事实来吧。
在总政治部某部的一个处里，当“人民日报”开始向右派分子坚决反击时，大家议论纷纷起来。
（我得再次声明：他们是反对右派分子进攻社会主义，进攻共产党的，只因为有些晕船，头脑便昏沉起来，认识便模糊起来。）

有人说：对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应当批判，但方式不好，不应当动员全国人民参加。

有人说：现在对右派的反击，是围剿，是声讨，有一棍子打死的样子。

有人说：对右派的言论，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批判说理未尝不可（言外之意是现在这种反击方法有些粗暴不说理）。

也有人说：储安平的发言错中有理，章伯钧的发言没什么了不起。

还有……

我不再举例子了。
这已足够证明我的认识：有人晕船了。

所以晕船，是因为……

为什么会晕船？

6月17日，我访问某部调查研究处的几个助理员。
我想用他们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

助理员周道同志说，当对右派进行反击时，他同意。
但觉得反击的方法不太对，似乎有些粗暴。
他又说：“既是大放大鸣，过火偏激的意见在所难免。
读了葛佩琦的发言，一眼看穿他是胡闹。
但又听说葛佩琦在‘肃反’中被斗过，我想，可能斗争有偏差，他想乘机出出气。
（笔者注：葛佩琦原是国民党少将，解放前长期与民为敌，‘肃反’中斗他一斗是应该的。
从葛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对共产党是恨之入骨的。）看了储安平发言，不太理解，只认为他大概想当官了，没想到他是叫共产党下台。
对章伯钧的发言，丝毫未加以重视，也不懂他的‘政治设计院’是什么意思。
看到李康年要定息二十年，觉得这个资本家想多要几个钱，别的目的不会有。
‘人民日报’开始反击右派后，我对右派的言论重视了，尤其看到有人写匿名恐吓信，猜想右派中说不定还有反革命分子，要不，怎能用这种国民党特务用的卑劣手段呢。
可是，我还认为咱们反得过火了。
我想，任他右派提些什么坏意见，也没关系，反正政权在共产党手里，怕什么。
同时，觉得反击得厉害了，会起副作用，比如右派不敢暴露反动思想了，好人不敢给党提意见了。
所以，觉得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批判右派言论也可以。
近来，报纸上天天在大张旗鼓反击右派，民主党派的进步人士不断揭发右派的暗中活动，‘人民日报’的社论一篇又一篇地给大家指出了这场斗争的严重意义，我们处里又组织了几次讨论，学习了几个文件，我又把右派分子的言论翻开看了，并且联系起来考虑，越想越不对头，越气愤，知道他们不仅从言论上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还在暗中进行活动呢。
我恍然大悟了。”
周道同志的这番话，给我们指出了一个问题：不分清是非界限，不分清出发点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不分清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还是相反地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不弄清问题的性质，就怪不得认为反击得过火了，使认识糊涂起来。

考了二分

“这几天是一堂政治考试，我们考了个二分。
但是很愉快，因为我们比较清醒了。”
助理员奚博铨同志这样对我说。

是的，在这个大变动时期，每个人都在经受着考验、锻炼。
谁要对每个问题作出正确的答案，得个优秀成绩，谁就得加倍努力。

要取得优秀成绩是不容易的。

还是我访问的那几个助理员谈的：鸣放开始的时候，他们集中力量给本部、处的领导提意见，同时，还要不误工作，这就比较紧张了，大家对社会上的思想斗争不十分重视了。
每天看报的时间太少，有的甚至没看报，即使看了报，对于那些反动言论又不注意，滑过去了；
或者不加思考，不辨真伪，有时还觉得有些右派的意见有道理。
当工农兵群众及广大进步人士反击右派时，有些人认为既是反击，讲的话大概都差不多，就不注意阅读报纸，看工人农民如何用事实反驳右派的歪曲论调。
于是认识糊涂起来。

当然，不看报，不辨真伪，是认识模糊的一个原因，可是归根结底，还是奚博铨同志说的：“我们的政治嗅觉太差了。
想起来有些惭愧，党教育我们多少年了，自己看问题还这么幼稚。”
周道同志还补充说，对两面派的人最不易识破。
葛佩琦说要杀共产党人，一看就知道是反动的，而章伯钧这些人，明讲拥护社会主义，实则反对社会主义，如果你政治嗅觉不灵敏，就上了他们的当了。

写到这里该结束了，但我想把彭德怀元帅5月29日在军械先进工作者会议上讲的一句话介绍给读者及我所写的某部某处的同志们。
彭德怀元帅说：“在中国社会大变动时期要站稳立场，明辨是非，正确地对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作者：丁乙

建议改进或取消几种不正常的制度

编者按：

一、个人汇报制度

这个制度弊病很多，一方面培养了官僚主义，一方面很容易被坏党员钻空子，另一方面也是造成拍马屁、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好机会。
过去几次运动中揭发出不少这种事例。
它已成为诬告、陷害同志的一种手段。
难怪有些人说这种个人汇报成了“秘密警察”或者是“特务”的作风（他的言行见不得天日的）。

二、表模制度

表扬模范、奖励先进，本来是鼓励人们发挥积极性、更热情地劳动。
可是这又被官僚主义者所利用，他们为了向上级表功或者为了其他企图，便顺手抓来一些模范，其实有些人在群众眼里，既不模又不范。
群众认为这样选的模范，一种是为领导“垫背”的，一种是抱领导的“大腿”的，不能在群众中起表率作用。
所以过去出现许多假劳模，问题就在这里。

三、干部的晋级、调遣制度

过去干部的晋级或调动都是由领导密定后，通过所谓形式主义的征求意见而实行的。
这实质上是把大多数人的命运交给极少数人来摆弄。
再加上领导上的宗派作风，更把这件事办得很坏。
对干部的晋级或调动，必要时应通过群众的讨论，就是要民主一些，不要叫少数人专断。
也许有些人怕出乱子，敬爱的同志们，你们不要把群众都看成是个人主义者，群众是国家干部的成员，他们大都是党、团员，他们会考虑国家的需要，而不光是看见自己的需要，只有官僚主义者才是只看到个人的需要。
因此，干部的晋级、调动，交给群众研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四、民主集中制度

民主集中制，是个完善的制度。
但在我们执行中，只看到集中，体会不到民主。
因此，领导上拿着“集中”的权力，可以胡作非为，群众对他无可奈何。
执行民主集中制最大的缺陷，就是“集中有权，民主无力”。
群众提出的好意见或好办法，官僚者可以一下子给你集中掉，群众只有提意见之权，而没有否决集中错了之权。
因此，实质上我们现在的政治生活，只有集中，没有民主。
集中多了就变成专政、独裁！

五、按劳取酬制度

按劳取酬，也是最先进的分配原则。
可是请把眼睛放亮一些，仔细观察一下我们的经济生活，哪些地方能称得起按劳取酬呢？
不说别的，就看本单位吧，已经有人提出，一位上校的收入等于三个中尉。
请问一位上校所付出的劳动能三倍于一个中尉吗？
不能，绝对不能。
一定有人说，他们过去付出过艰苦的劳动了。
但是我要问，他比别人早出世一、二十年，早得人间的抚育，早日贡献自己的力量，难道还要额外报酬，况且已经给了他们军龄补助金，还有什么特殊的呢？
一般的同志并不是要想跟老同志拉平收入，而是觉得悬殊太大，有天上地下之分，这样久而久之，由于经济基础的天地之别，他们的思想也会有向两极发展的可能，穷的越穷，富的越富（虽说不是直接剥削来的，也是间接剥削来的），新的革命又会产生。
革命本来是活不下去才引起的，将来如有活不下去的时候，革它一命又何不可！

如今出现了新阶级

阶级社会的产生，是历史发展形成的，今天的阶级是人为的。
人们不敢说这是阶级，而说成阶层。
不管是阶级或是阶层，它将都是把人分成了贵贱、尊卑、能愚和高低。
比如各方面都是差不多的人，有些人就吃得好、穿得好、房子住得多、可以看某种文件、参加某种会议、进某种学校学习，而另一些人却不能。
这是因为有阶级之分。
但是要查看他们的劳动，往往前者还不如后者，事情的奇特就在这里，这怎能叫人不起来反对这些黑暗！！

（摘自某单位的一篇没有署名的墙报）

军队就是“党天下”
海军第二速成中学朱保航说：“葛佩琦的意见有些地方是不对的，储安平的意见还是对的，应该考虑，事实上就是党天下，如军队就是这样。”
青年团、学校不一定要党来领导

第二坦克学校有个少尉提出：为什么青年团一定要共产党领导，团支部书记一定是党员？

第三坦克学校有人说：“学校党委制是否需要，我看值得研究和考虑。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在解放后学校有了党委制，反不如解放前效率高。”
共产党员是“保皇党员”和“打手”
总后第四预备学校有人说：我们学校的党员都是保皇党员，是保护官僚主义的。
海军第二速成中学张华仑说：“有些可敬的积极分子，看到一点情况就向领导上反映，像便衣警察一样监视我。”
该校还有人把党员中上下语言一致看作是“没头没脑”、“奉命说话”、“狐群狗党”，说党员是“领导周围一群拿着棒子的打手，想把人打死”。
海军文工团预备党员王洪武说：“过去听领导上的话是幼稚的，自己过去为党说过话是错了。”
该团邢洁也谩骂那些积极响应党组织号召的党员是“出卖良心的人”。
空军订货部有个中尉竟说：没有共产党也可以，共产党好就跟着它走，不好就不跟着它走。

据新华社21日讯 美国国防部今天公然宣布，美国废弃它根据朝鲜停战协定第十三款卯项所承担的义务，决定公开把新式武器运进南朝鲜。
美国政府已经命令美方在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的首席委员今天下午在板门店举行的会议上提出片面废止停战协定这个主要条款的要求。

美国的这种作法，破坏了朝鲜停战协定的完整性，并且严重地威胁了朝鲜的停战局面和远东和平。
但是，美国国防部在它今天发表的美方声明中，居然把它的行动说成是为了“防御”，并且表示打算有条件地遵守停战协定的停火规定和其他条款。
美国国防部的官员们透露，美国早已不顾停战协定的规定，“开始”使在南朝鲜的美国军队现代化，而且李承晚军队的“某种程度的现代化”也在“根据军事援助计划加以考虑，这种现代化包括飞机、通讯设备和自动材料等装备”。

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斯奈德说，“新的喷气式作战飞机将立即开始运往南朝鲜”，这些飞机“显然能够发射原子武器”。
据美国国防部官员们透露，这些飞机将从美国在日本和冲绳的基地运去。

又讯 汉城消息：远东美军总司令、所谓“联合国军司令”兰尼兹尔已经在21日下午从东京飞到汉城，他将同李承晚商量把新武器运进南朝鲜的问题。
据美国国际新闻社报道，在汉城的一位所谓“权威人士”透露，美方不顾停战协定的规定，已经把一些新武器运进南朝鲜。
这些新武器“可能是”能载运原子弹的双引擎喷气B-57型轰炸机。

一直在叫嚣“北进”的李承晚集团，对于美国破坏停战协定、要把南朝鲜变成原子战争基地的措施“感到高兴”。
李承晚的国防部次官金钟甲说，南朝鲜“在可以看得见的将来”会得到包括那些能够使用原子弹头的武器在内的现代武器。
受兰尼兹尔指挥的南朝鲜联合参谋总长刘载兴暴露了美方践踏停战协定的备战阴谋，他公然认为停战协定是“废纸”，声言要“撕毁”它，并且要在“报复的基础上”加强军力。

据新华社平壤21日电 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首席委员郑国禄少将今天在委员会会议上严厉谴责了美方粗暴地破坏停战协定的企图，并且提出了最强硬的抗议。

郑国禄少将指出，美方不愿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早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当时就表示没有尊重停战协定的意思，停战后又不断发生违反和破坏停战协定的重要条款的行为。
美方主张要把新型武器运入南朝鲜，但它对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事情则一字未提。
把新型武器运入南朝鲜来武装美方的军队，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来说，一点也没有必要，必要的是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
朝中方面从停战谈判以来，一向主张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现在仍然这样主张。

郑国禄少将强调指出，朝中方面坚决反对美方破坏停战协定关于禁止军事增援的规定的企图。
他说，停战协定是由双方签订的，谁也没有权力片面地修改或者废除它。
美方破坏停战协定的任何片面的行为都是非法的、无效的。

郑国禄向美方严格要求，美方立即终止一切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并且遵守停战协定的一切条款。
他警告美方：假如美方胆敢不顾一切破坏停战协定的话，它就要对其后果负完全的责任。

最后，郑国禄少将表明，朝中方面今后对于美方在今天会议上提出的主张保留重新加以评论的权利。

据新华社平壤21日电 朝鲜中央通讯社21日评述美国准备把“联合国军司令部”迁移到汉城和企图废除朝鲜停战协定的阴谋说，美帝国主义者正在发动的这个阴谋的目的，是企图把南朝鲜变成一个导弹基地，用武力维持李承晚的独裁统治，扼杀朝鲜人民关于和平统一朝鲜的要求，以便再在朝鲜燃起战火，并且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

朝鲜中央通讯社指出，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这个阴谋清楚地表明，美国国防部在去年7月宣布的改组美国在亚洲的军队和迁移“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计划是根据美帝国主义者的新战略计划拟订的。
===== 由来已久；
并非偶然-社会人士初步揭露右派主将章伯钧

章伯钧历来反苏反共

曾庶凡说：章伯钧在德国留学时就一贯反共，他的已故胞弟章伯涛二十六年前就对我说过：“我们老大没出息，总想反对共产党。”
李伯球说：解放战争紧张阶段……农工党和民盟同志发现张觉初用农工民主党直属中心小组名义发出的侮蔑在解放了的哈尔滨举行的劳动大会的文件。
农工民主党中央给张觉初停职处分时，张说是“章伯钧离港以前同意的”。
（此人已被开除了，现仍在香港进行反动活动，印有“往事”一册，其中还谈到此事。）

对资本主义一再喝采

胡一禾说：“……就在不久前章伯钧同志曾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农工党中央委员会座谈会上说：我（章伯钧）总以为不要把资本主义看得那么一文不值，也不要以为打败蒋介石就是共产党一党的力量。
马歇尔就曾经说过，中国‘亡国’不亡于共产党，而是亡于中国民主同盟。
马歇尔为什么这么说？
就因为中国民主同盟在当时给美国一种错觉：中国的第三种力量可以走资本主义的民主道路，不会步苏联后尘。
由于这种错觉，美国就放松了军事力量的补充，结果上了大当，弄得蒋介石很快垮台。”
“不要把资本主义看得那么一钱不值这句话，在近年来章伯钧曾说过不止一次。
去年，当他在农工党中央委员会上传达毛主席的‘十大方针’时，曾发表过这样的言论：‘现在许多人都说资本主义不好，事实上资本主义也还有活力。
为什么还有活力？
就因为有多党制，有民主制度，有众议院和参议院，有在朝党和在野党。
光绪皇帝为什么完蛋？
就因为没有民主。
资本主义为什么还没有完蛋？
就因为还有民主。
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是：你不行，我来；
我不行，你来。
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就是活力。
这在我们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他们叫做‘哇啦哇啦’。”
李伯球说：章伯钧在农工党全国工作会议、中央干部会和在北京市党员和群众集会上，常常大发“议论”，夸大美国的原子力量，强调原子弹时代几分钟就可以毁灭世界。
他认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说法是“浅薄无聊”。
他说：“日本和西德的生产提高几倍。
美国生产也还有提高。
资本主义还有活力的。”
曾想搞军队三分天下

李伯球说：解放战争紧张阶段，章伯钧躲起来，打算逃到香港去。
章到香港后，表面不能不适应民盟南方总支部继续坚持民主斗争的情势。
但仍搞他自己的一套活动。
曾公开发表中国要实行“联邦制”的主张。
同时企图联络各方搞军事活动。

1948年在章伯钧北上前，正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夕。
临行前一天找我到半岛酒店谈了半天，他说：“我已经和各友方商约，编几十万军队。
计划闽赣由第三党搞，鄂湘桂由某友方搞，广东为共同的基地，……”他并预料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可能仍保有江浙。
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和中共组织联合政府了。
此次北行就是与某友方代表去和中共谈判。
他这种三分天下的军事投机，害得我党不少同志在解放后仍有敌我不分的错误。
他在北上途中船上听到济南解放的广播时，知道此行的目的达不到了（他自己追述的）。
到了哈尔滨后，他却写信给留港部分中委，大意说：“我到哈后，深悔此行，此间无事可为，我很怀念香港，仍想设法回到香港来。”
1949年3月，我来到北京时，他又对我说，“我的主张没有错，所差的只是没有上山，如果上了山的话，那我们也有了总司令。”
张云川说：在解放前，当民盟被迫解散时，在上海我和章伯钧坐三轮车到张澜家里去，路上我向他说：看今天报上消息，解放军在山东有一仗打的吃亏了。
章伯钧怎么说？
他说：吃点亏也好，这样可以使和谈更快一点。
从他当时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来，他希望和谈成功，好到南京做官。

野心勃勃时时想取代共产党

黄药眠说：章伯钧一向主张中间路线。
1927年大革命的时候，他就是反对共产党而走中间路线的。
1948年在香港举行民盟三中全会时，民盟坚决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章伯钧是从心里反对的。
解放后来到北京，看见形势不同，表面上就装着左派的姿态。
去年，苏联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以后，他对苏联的不满就逐渐显露。
匈牙利事件后，他心里更加活动。
到毛主席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后，他就更加跃跃欲试。
他错误地以为人民民主制度会有根本改变。
他假借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企图否认党的领导，和党分庭抗礼。

何世琨说：章伯钧曾在我党三中全会上号召大家对共产党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要采取“以柔克刚”的办法，他说：“拿舌头与牙齿比，牙齿总是先落。”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他常常说：“民主党派有搞头了”，“民主党派责任很重”。
但他的所谓“有搞头”、“责任重”，并不是指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责任的增大而言，而是别有用心。
他把社会主义与民主割裂开来看。
认为“现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民主运动将要汇合”。
“中国要在科学与民主两个问题上赶上美国”。
他念念不忘第三条路线——反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

吴承禧说：沈志远从北京回来传达章伯钧的话说，民主党派最好发展一两百万人，搞一个什么上议院。

李伯球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章伯钧在农工党中央和外地来京同志的谈话会上说：“你们看，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
两面三刀的政客

罗任一说：章伯钧的两面派作法，从抗战开始就是如此。
在重庆时，我和他住在一起，亲眼看到他一面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一面又鬼头祟脑反共，并经常同右派分子有来往。

李伯球说：6月6日我特地找他（章伯钧）谈我同严信民、杨逸棠对储安平荒唐谬论不宜让他再做光明日报的总编辑。
他（章伯钧）还不以为然，说“你们看错了。”
史良说：记得上星期六晚间（6月8日），伯钧来找我谈话，我是问过伯钧的。
我问他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前和你商量过没有？
他说：“没有，罗隆基看过。”
伯钧又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
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
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
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
当时伯钧说这样的话，我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现在看了伯钧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指12日在光明日报以代论形式发表的一篇文章——编者），和他在那天晚上所讲的话完全不同。
因此我必须请伯钧说个明白。

据新华社21日讯 波、捷、罗、保、南等国的报纸都登载了毛主席的讲演：“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波兰“人民论坛报”、“华沙生活报”、“劳动之声报”和“自由战士报”20日都全文刊载了这篇讲演。
“青年旗帜报”刊载了详细摘要。

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斯洛伐克“真理报”和“新言论报”今天登载了这篇讲演的全文，其他中央报纸登载了长篇摘要。

罗马尼亚“火花报”、“自由罗马尼亚报”和“青年火花报”今天都登载了毛主席讲演的前三部分。
明天将继续登载其余部分。

保加利亚“工人事业报”今天以一版半的篇幅登载了毛主席讲演的前三部分，明天将继续刊载其余部分。
“祖国阵线报”、“农业旗帜报”、“劳动报”等摘要登载了这篇讲演。

南斯拉夫“战斗报”20日以整个第四版的篇幅登载了毛主席讲演的摘要。
“政治报”昨今两天连续登载了讲演的摘要。

照片上这只老龟名叫“约纳赛”，生活在南大西洋英属圣赫勒拿政府大厅院内。
远在1815年到1821年拿破仑被囚禁在岛上时它就活着，到现在已有一百四十多年了。
（新华社）（照片）

据新华社讯 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国际合作署联合出版的一本小册子“1958年度的共同安全计划”中透露，从1950年到1956年美国和它的“盟国”的武装力量有很大发展，美国的地面部队从六十万增加到一百万人，美国的“盟国”的地面部队从三百六十万增加到五百万人。
美国的海军从五百九十八艘军舰增加到九百六十九艘；
“盟国”的海军军舰从一千来艘增加到两千五百艘。
美国的空军战斗机从一万二千六百架增加到两万六千六百架，“盟国”的空军战斗机从一万三千来架（包括不到五百架喷气飞机）增加到两万七千架（包括一万二千六百架喷气飞机）。

在同一时期，美国向它的“盟国”提供了四万辆以上坦克和军用汽车，一千三百艘各种军舰，五万七千门大炮，一万多架战斗机，二百二十万挺机枪和其他轻武器等等，其价值总额超过一百七十亿美元。

5月份美国“商业现况”说，到1956年年底，美国全部公、私债务达六千八百四十亿美元的新纪录。
其中，全部私人债务达一千六百二十七亿美元，占美国全部纳税后的个人收入的56.8％。

据新华社讯 据“纽约邮报”专栏作者艾伦透露，艾森豪威尔已经在6月5日“悄悄地”签署了一项命令，重申美国要继续统治包括冲绳岛在内的琉球群岛。
艾伦估计，这件事将使日本首相岸信介非常惊奇，因为，这是他准备同华盛顿讨论的主要项目之一。

又讯 东京消息：21日下午，东京几百名大学生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面举行反美示威，要求美国归还冲绳岛，并且把美国杀人犯哲脑德交给日本审判。
示威的学生曾与警察发生冲突。

日本“读卖新闻”也发表文章，要求美国军队全部撤出日本。

栏目：湖南农村珍闻

一胎生三十三头猪仔

衡阳县荷花乡农业社养猪能手蒋本清饲养的一头母猪，在6月12日一胎生了猪仔三十三头。
去年蒋本清参加县里召开的种畜户会议，学会了复配方法。
今年3月间母猪发情时，他便两次使公猪与母猪交配，使母猪产仔率空前提高。

一胎生三条牛犊

衡南县龙焕农业社的一头母牛，由于饲养员饲养得好，在5月25日一胎生下三条肥胖的小黄牛犊，其中一条是母牛犊，两条是公牛犊。
现在都长得很好。

据新华社莫斯科21日电 此间出版的“1956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说，去年苏联的国家固定基金差不多比十月革命以前增加了七倍。

年鉴说，去年，苏联的工业生产比1913年增加了二十九倍以上；
每四天内生产的电力比1913年沙皇俄国全年的电力产量还多。
在这一年，农业中共拥有一百五十七万七千台拖拉机、三十八万五千台谷物收割联合机、六十三万一千辆载重汽车以及几百万台其它复杂的农业机器。

在最近六年中，每公顷谷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了27％。

年鉴指出，这一年，苏联的人口已经比革命前增加了四千多万。
截至去年4月，全国人口计有二亿零二十万。

年鉴中关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材料表明，1928年七百二十六个工人完成的工作，在1956年只要一百个工人就可以完成。

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
这一年，出售给居民的肉类制品、植物油、牛奶、乳制品和糖的数量比战前的最后几年增加了二倍左右，毛织品的销售量增加了二倍左右，丝织品增加了六点七倍，服装增加了一点四倍，皮鞋增加了一点三倍。
到这一年年底，居民在银行中的存款总额从1950年年底的一百八十五亿多卢布增加到六百三十七亿卢布。

本报讯 荣获1956年一等科学奖金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20日的一个集会上，愤怒地斥责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
他说，我们科学研究工作者，必须站稳社会主义的立场，团结一致，反击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向人民政府的猖狂进攻。

他的发言有半个多小时，他以自己的亲身体验驳斥右派分子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
他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民主，谁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就让他脱离世界孤立地去生活吧，让他到远古时代去抓老鼠、捉乌鸦吃吧！
我们要生产建设，要进行科学研究，人跟人就要发生关系，就要有集体，没有组织是不可想像的。
有了组织，得有组织者，也就是领导者。
我们是要社会主义的领导呢，还是要资本主义的领导？
要唯物主义的领导呢，还是唯心主义的领导？
无疑问的，我们要社会主义的领导，要唯物主义的领导。
一句话，要接受共产党领导。
共产党给我们科学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指引我们为人类造福。

他又说，无论黄绍竑、龙云，还是章伯钧、罗隆基，或者是章乃器，几个人搞几股子，心眼是一般黑，想把我们拉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是绝对不行的。
美国是头号的资本主义，我在美国呆了二十年，摸了点它的底。
在美国，黑人受压迫受歧视，犹太人受压迫受歧视，中国人也受着歧视。
在美国，每年花去军事费用和广告费用就有几百亿美元。
如果美国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这些钱用在为人民的建设上，将会起多少作用。
大家会清楚的，美国有很大很好的科学技术基础，但是在财阀们的统治下，并没有给劳动人民带来什么好处。
像美国那样的制度，才是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革的！
不要离着美国一万多公里，听它的片面吹嘘宣传，想像美国怎么好。
那是会上当的。

钱学森还谈到帮助共产党整风问题。
他说，我们要想使祖国富强，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当然，中国共产党不是十全十美，不是一点错误没有。
共产党要整风，表明共产党要克服这些错误和缺点。
我们要善意地帮助共产党整风。
右派分子说，肃反搞糟了，我们要问他，不肃反好不好？
假若不肃反，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搞不成。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航空技术专家张士英、梁守竑、王子仁、徐兰如、高俊奎、庄逢甘等人。
梁守竑说，右派分子把共产党的一点缺点夸大成全面，有的事现在还做不到，硬要追究共产党的责任，这是一种恶毒的阴谋。
右派分子说人民的生活没有改善，这种话值不得一驳。
我是个知识分子，实际收入比解放前多一倍。
我看比解放前降低了生活水平的，大概是龙云、黄绍槃这些右派人物。
因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们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现在在人民当家的社会里，是不会让他们那样做的。

徐兰如工程师在发言中，拿自己在抗美援朝时由于党的支持使他们在三个月内完成了一件新的创造等事实，驳斥陶大镛等右派分子的“民主办校”、“教授治校”的谬论。
他说，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祖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就不可能蓬勃地发展。
没有党的领导，科学家们会自己各搞一套，你的我不能提意见，他的你不能过问。
遇到困难，也会是各管各。
科学研究是人民的事业、集体的事业，没有党的组织工作，人民的支持，是难以成功的。

参加这个会的五百多人，对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和阴谋，都非常气愤；
对上述科学家的发言，以热烈掌声表示赞同。
===== 去年度粮食工作大有成绩-总的局势稳定平均每人占有量增加五十多斤；
生猪增多；
副业发展；
保证了灾区供应

据新华社21日讯 新华社记者从粮食部获悉：1956-1957年度（1956年7月至1957年6月），国家在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基础上，继续保证了各方面必需的粮食供应，全国人民的粮食消费状况也有了进一步改善。

去年，我国若干省份受灾很重，但由于合作经济的优越性，全国粮食的产量仍比丰收的1955年增产了一百几十亿斤。
同时，国家比上年度又少购多销了粮食二百亿斤，全国人民消费的粮食比上年度增加了三百多亿斤，如按全国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全年的占有量增加了五十多斤。
从全国范围内说，粮食局势是稳定的，生猪有所增多，农村副业也有所发展。
这就是过去一年粮食工作的成绩。

过去一年，国家对灾民作了很大照顾。
共计在受灾地区少购多销了一百三十亿斤粮食，并且调拨了大批粮食供应灾区人民，有力地支持了灾区的生产救灾工作。
根据粮食部的材料，过去一年灾民占有的粮食，每人每天平均是十二两到一斤，超过以往任何遭灾年的灾民的消费量。
比起解放以前的情况，更有天壤之别。

但是过去一年，国家为保证粮食供应，却挖用了几十亿斤库存粮食，另外，在粮食调度上也还存在着相当的困难。
我国粮食增产很慢，可是人民对粮食的需要远远超过生产的增长。
因此，我国粮食紧张情况在短期内还不能改变。
粮食部要求各地贯彻粮食增产节约运动，要求城市人民的粮食消费稳定在现有的水平上，要求农村的粮食消费也有适当节制。

据新华社21日讯 巴黎消息：设在巴黎的所谓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20日已经就对中国贸易限制的一般原则达成协议。
这个委员会现在将着手规定对中国贸易中某类货物的特别限额。
这些货物在过去是禁止卖给中国的，但是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则只是在数量上有所限制。

到目前为止，统筹委员会里几乎所有成员国都仿效了英国的榜样，把它们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放宽得同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限制一样，只有土耳其仍然追随美国，采取保留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就只好让步。

作者：丘士俊

读者来信问到战后日本的生产为什么发展得这样迅速。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很复杂的。

战后初期日本的生产恢复得很缓慢，尽管当时美国给了日本许多经济“援助”，但经过了战后几年的恢复期间到1950年日本的生产指数也只等于战前的88％。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日本发出的大量军需订货，有力地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发展。
因此在次年即1951年日本的生产指数便突然上升到119.4％，超过战前水平，其后更不断上升。
当然美国这些包括军需订货在内的经济“援助”，是附有苛刻条件的，它使得日本的经济无论在资金、原料、市场等方面都要依赖美国，从而也造成了日本在政治上对美国的从属，再加上美国仍然维持着对日本的半军事占领状态，结果日本便丧失了独立自主。

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生产的迅速发展，也是和日本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分不开的。
日本工人的低工资是世界有名的，即使根据日本政府的计算，月收二万日圆的工人每月家计仍然入不敷出，但在去年一千四百万工人之中却有90％是月收二万日圆以下。
工人的低工资形成了日本工业中特别高的剩余价值率（例如在1953年就达到292％），而使资本家取得了巨大的利润。
尽管美国的军需订货压价甚低，甚至被称为“出血特需”，日本资本家仍然能把这个牺牲转嫁给了工人阶级而获得暴利。
1951年日本公司的总利润就从1950年的九百四十一亿日圆突然增至一千九百零六亿日圆。
日本资本家就是依靠这样残酷的剥削，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日本的工业生产。

朝鲜停战后日本曾因军需订货减少而一度面临经济困难。
这时日本一方面采取了加强出口的办法。
例如1952年和1953年日本出口都是十二亿七千万美元，1954年便增至十六亿零二百万美元，1955年为二十亿美元，去年更增至二十五亿美元，其中对东南亚出口的增加更为显著，这就继续维持了日本经济的繁荣局面。
另一方面日本垄断资本又利用它在朝鲜战争期间获得的巨额利润，大规模地更新固定资本的设备，扩大生产，以加强它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量。
这个投资在朝鲜停战后逐年增加，今年度的政府财政投资贷款计划达到战后最高的三千二百八十亿日圆，比去年度增加四分之一以上。
上述两个原因使得日本的生产在朝鲜停战后仍然迅速上升，现在已超过战前一倍多了。

但是必须指出，目前日本生产的扩大是建立在不稳固的基础之上的。
生产虽然已等于战前的两倍多，但人民的消费水平只等于战前的120％。
去年以来的经济繁荣是依靠设备投资而不是依靠人民生活的提高达到的，国内市场仍然相对地狭小，这就加深了日本对国外市场的依赖。
但最近日本政府发表的通商白皮书也不得不承认，日本的国外市场也是不稳定的，以致今年以来日本的出口一直不振，对外贸易月月入超，国际收支恶化，在日本经济的发展道路上出现了危险信号。
现在日本政府已被迫作出了限制投资和管制进口的决定，但这并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今后日本经济将会面临许多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