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老人对右派的愤怒
他说：
谁要杀共产党，我们就让他们葬身于镰刀锄头之下！
本报讯
河北省井陉县万岭乡七十一岁老人梁迎春给本报来信说：
我是七十一岁的老农民，孩子给我念了人民日报登载的葛佩琦发表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消息以后，我实在蹩不住了，现在托我的孩子替我写封信，说说我的心里话。
葛佩琦说：
群众可以杀共产党人，因为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
这是替谁说话？
像我这样的人，是经过满清皇帝统治、袁世凯统治和蒋介石统治几个朝代。
在满清皇帝等等这些王八羔子统治时期，俺老百姓受的苦难说不完。
共产党来了，俺们才觉到作人的幸福，不愁穿不愁吃，不受压迫侮辱，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十年前，俺村二百余户，只有三、五家不吃糠菜，现在找不到一家吃糠的。
十年前没穿的，衣服补了又补，现在都穿上好衣裳。
过去烧山柴，现在是生煤火炉，好处是说不完的。
俺们很清楚这些好日子怎么来的，俺们和共产党结成一条心，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谁要杀共产党，我们就让他们葬身在镰刀锄头之下。

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援助鼓舞了灾区人民生产自救的热情
战胜巨大灾害顺利度过春荒
让右派分子听听灾区人民的肺腑之言：
“有了合作社，什么都不怕！”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比爹娘还亲！”
“毛主席领导的干部真好！”
新华社19日讯
新华社记者从内务部获悉：
去年受灾的淮河流域和华北部分地区，今年小麦一般收成较好，去年受灾较重的安徽省淮河两岸和江苏省淮阴地区都获得丰收。
现在灾区小麦普遍登场，夏收后可以基本战胜灾荒。
去年麦收时，江苏、安徽、河南广大地区都遭受了涝灾，接着由浙江登陆的强台风又扫过这个地区，再次形成暴雨和内涝的灾害，东北松花江和河北省海河流域也有大水灾，湖南和广西两省还有部分地区受旱；
从而使去年的全国受灾面积超过了1954年，广大灾民生活困难。
幸而这些地区去年都已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灾民在国家的扶持下，依靠农业社的集体力量生产自救，才顺利地度过了去冬今春的饥荒日子。
国家拨款、拨粮救济，对灾区人民生产度荒起了主要的支持作用。
从去年受灾到现在，国家先后给灾区拨下的救济款共有三亿七千九百七十五万元，增拨给河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黑龙江、吉林等七省的贷款达三亿一千八百一十万元；
调拨了粮食七十九亿多斤。
此外，还有大量的以工代赈款、土特产收购款、农业品预购款，以及免征、减征公粮等。
巨大的物资支援，使许多被洪水毁灭的村庄在政府支持下重新建立了家园。
特别是鼓舞了灾区农民抗灾的信心。
在灾区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中，农业社显示了无比的优越性。
河北省随排水、随种麦，比往年提前十多天抢种小麦三千八百多万亩，超过了历史上最高的种麦面积。
河南省灾区农业社在“与水争地”的口号下，一次又一次地排水补种，共种各种晚秋作物七百五十三万亩，收获粮食二亿二千万斤、红薯三亿斤、蔬菜八十二亿斤，大大加强了灾民度荒的力量。
河南省去冬今春副业生产收入达到一亿零三百万元，有30％的灾民依靠副业收入克服了生活困难。
江苏省灾情最重的淮阴专区，由于副业生产开展得好，今春圈存猪不但没有减少，而且比去年同期增多十三万多头。
灾区农民普遍反映：
有了合作化，什么都不怕。
各地政府为解决灾民困难，除发动社和社、社员和社员之间互助互济、互相支援外，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和辽宁、山西、山东、湖北、内蒙古等省区人民，为支援灾民过冬，还开展了募捐寒衣运动。
据不完全统计，共募捐寒衣一百四十八万多件和现金一百五十一万多元，粮食七十万斤。
有些省市并向灾区派出医疗队，人民军队也曾给灾区以物质支援。
在各方面的支援下，灾区人民的衣、食、住和疾病医疗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许多灾民感激地说：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比爹娘还亲。
遭灾地区的各级干部同灾民同甘苦共患难，积极领导灾民抗灾度荒，博得了灾区广大人民的赞扬。
河南、安徽等省的中共省委书记、省长以及各部门的负责干部，都先后分别率领工作组，深入灾区了解灾情，帮助灾民制定生产救灾计划。
安徽省在雨雪严寒期间，仅阜阳专区就派出一千五百多干部下乡检查救灾工作，保证了灾区问题得以及时解决，阜阳县下乡干部们发现阜东第15农业社有二十四户“五保户”缺柴烧，就亲自冒着雨雪到七里以外的地方为他们挑来三千多斤煤炭。
江苏省淮阴专区在春节前组织一万多干部到各地查灾救急，泗阳县里仁区一百八十多个区、乡干部冒着雪给农民送粮送草。
洪泽县老子山镇四个妇女干部曾连夜为一个七十多岁瞎老大娘缝好救济棉衣，老大娘感动得掉起泪来，说：
“毛主席领导的干部真好”。
各地灾区干部除注意克服当前生活中的困难外，还积极出注意、想办法加强生产工作，从多方面设法缩短荒期，减轻灾荒。
内务部负责人说，去年的自然灾害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它大于1954年，更大于1931年的水灾。
灾区人民战胜这次巨大灾害，又一次证明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
在这样大的灾害侵袭下，除了少数轻灾地区对救灾工作注意不够，曾经发生过灾民盲目流入城市，以及广西省个别地区由于干部官僚主义发生因灾死亡严重情况外，重灾地区灾民基本上都能安居乐业。
从总的情况看来，现在灾区麦子登场，灾民吃上了新粮，春荒已经度过了。
但是还有一部分地区由于冬小麦播种粗糙和春旱，收成不好，少数灾区种麦不多，因此夏收后灾民生活还有一定困难。
目前新灾又容易发生。
各地领导部门对此已引起很大重视。
安徽省已召开防灾会议，专门布置了预防今年自然灾害的工作。
河南省发出了做好夏荒工作指示，要求各地防止麻痹思想，认真做好夏征减免工作，搞好农、副业生产，常年遭灾地区要大力发展饲养业，达到每户一口猪。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6日正式开会
今天开始举行预备会议
新华社19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今日下午举行第75次会议，讨论了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的议程，准备向大会提出建议。
会议拟定从6月20日到25日举行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的预备会议，从6月26日起正式举行会议。

林祥谦烈士夫人陈桂贞痛斥右派
千万烈士的血不能白流
本报福州16日电
正在向福建各地工人作报告的林祥谦烈士夫人陈桂贞，17日在福建日报发表题为“保卫社会主义，保卫人民的幸福”的谈话。
她说，最近竟有人说出反对社会主义的话，又引起我对反动派的仇恨，我要出来说话，反对这种胡说。
她说，北洋军阀时代，林祥谦烈士和我一起受着反动派的压迫。
1907年，林祥谦烈士和他的父亲、弟弟在江岸铁路工厂做工。
当时三个人工资加起来一天才一元一角。
到了1923年，祥谦在工厂做了十几年以后，一天的工资才由四角增加到七角五，和现在的学徒工资差不多。
钱这么少，但资本家还拖欠工资。
碰上生病和放假，一文工钱也不给。
我们全家七口人连吃稀饭都不够。
那时候，工人一天要干十二个钟头的活，经常受工头拳打脚踢，连说话的自由也没有。
祥谦烈士就是为了反对这种剥削和压迫，同工人一起发动了“二七”大罢工。
他和他的弟弟在斗争中牺牲了生命。
不到一年，烈士的父亲又被工头一脚踢死。
她说：
我盼着祥谦用生命争取的一天会来到。
我熬到了解放，光明终于来了。
我们的儿子冠康进了福州汽车修配厂做工，工作和生活都很好。
我也担任了省政协委员和县人民委员会委员，替人民说话办事。
回想过去，我更知道要爱什么，要恨什么。
现在居然有人说社会主义不好，共产党不能领导，还猖狂地说“杀共产党”，这真是胡说。
我要告诉这些人，今天已是人民的天下，林祥谦和千万个烈士用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绝对不容许破坏。

毛主席命令公布四自治州县组织条例
并发布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授勋命令
新华社18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4次会议的决定，今天发布命令，公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公布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公布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公布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新华社18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4次会议的决定，今天发布命令，授予杨成武等四十七人以一级八一勋章、授予丁盛等一千四百六十七人以二级八一勋章、授予丁山等五千三百三十九人以三级八一勋章、授予黄永胜等一百九十六人以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丁本淳等四千一百五十二人以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丁仲等三万一千零九十八人以三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王建安等四百二十一人以一级解放勋章、授予丁士采等四千九百三十二人以二级解放勋章、授予刁志真等五万四千八百七十九人以三级解放勋章。

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通过联合指示
立即对章乃器的反动活动展开斗争
据新华社19日讯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会和全国工商联常委会联席会议经过四次会议的讨论，今天通过一项联合指示，号召全国工商业者和民主建国会会员立即对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展开坚决斗争，并且对章乃器作出组织处分。
联席会议今天宣布，有北京、天津、重庆、广州、武汉、四川、吉林、陕西、广西、河南等十八个省、市地区的民建和工商联地方组织来信来电，对章乃器的反动言论表示愤慨，要求给他以组织处分。
在今天的会议过程中，这样的信电和长途电话还频频传来。
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会和全国工商联常委会根据各地方组织的要求，给章乃器以“停止会内全部职务，责令检讨”的处分，到会的三十四位民建中央常委和到会的四十五位全国工商联常委一致举手通过。
千家驹、荣毅仁、黄玠然等人今天下午又对章乃器的言论作了批判。
章乃器没有出席今天的会议。
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关于“全国工商业者团结起来、立即展开对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作坚决的斗争的联合指示”中说，近两个月来，我们工商业者和各界人民一样，认真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积极地帮助党整风。
但是，右派分子利用了这个机会，以帮助党整风作为幌子，恶毒地展开了反对党、反对工人阶级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活动，章乃器就是右派分子的突出的代表。
指示中说，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由来已久，过去不断地利用机会散播他的政治毒素。
去年冬季民建会举行二中全会时，同志们曾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最近期间，章乃器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又发表了一系列的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我们两会常务委员会为了击退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进攻，特召开了联席会议，对章乃器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帮助他改正错误，但是他在会议中，不仅不接受同志们的善意的反复耐心的帮助，反而继续对工商界进行挑拨煽动，坚持他的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我们两会不得不及时采取措施，以粉碎章乃器的反动的政治行为。
章乃器的反动的政治行为，就是反对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他无耻地宣传红色资产阶级的论调，鼓吹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之间已经没有本质区别，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如同工人阶级一样，只有先进与落后的差别。
这种混淆阶级区别的说法，在实质上，就是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
他歪曲斯大林对于共产党员品质的说法，甚至于把共产党员比作政治骗子李万铭，这种丑化共产党员的阴险手法，在实质上就是要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他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作缺点和错误夸大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毛病，使人们觉得社会主义好像就是官僚主义，他把官僚主义说成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这更是赤裸裸地诽谤社会主义，露骨地宣传资本主义复辟。
指示中说，章乃器为了达到他的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他对工商界用尽了歪曲、挑拨、煽动、欺骗、麻醉等等一切无耻的手段。
第1，他断章取义，歪曲毛主席的话，来玩弄他的鱼目混珠，以假乱真的手法。
第2，他利用工商业者思想认识上的弱点，来进行恐吓煽动，捏造别人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现在还是政治上的反革命和经济上的五毒，把工商业者的“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说成“抽筋剥皮”，企图煽动起工商业者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
第3，他以体贴工商业者感情，发挥工商业者积极性为幌子，对工商业者进行恶毒的麻醉欺骗，他说工商业者现在已经没有剥削，定息也不是剥削；
他说资产阶级不经过改造也能爱社会主义，而且带了生产资料进社会主义，比那些赤手空拳喊口号、贴标语的人还光荣，在实质上是要工商业者看不到自己还存在的资本主义的消极一面，放松进一步的思想改造。
第4，更恶劣的，他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以修正主义来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来反对工人阶级思想，把同他的论调相反的论点和思想，一概扣上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唯成份论等等帽子。
章乃器的这种阴险恶毒的手法是一贯的，而最近则是变本加厉了。
由此可见，章乃器的一系列的荒谬言论已经不是一种思想问题，更不是一种理论上的争论问题，而是一种反动的政治行动问题。
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指示中说，全国工商业者的最大的利益和最长远的利益，是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的道路，把自己改变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
几年来我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改变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应当看到，我们工商业者还没有脱离剥削者的根子，阶级两面性还存在。
因此，现在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重要问题，是进一步改造我们的资产阶级的思想，逐步改变我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使我们能够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以更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
根据毛主席所指示的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的精神，我们两会的各级组织，必须立即组织和领导当地会员和工商业者，展开对章乃器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坚决的斗争。
在同章乃器反社会主义活动进行斗争的时候，应当注意：
要同右派分子划清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界限，考验自己，锻炼自己，站稳立场。
要向全体会员和工商业者很好地说明，章乃器的反动活动的性质，和工商业者一般的思想错误或者认识不清，是完全不相同的。
我们根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一切缺点和错误都应该提出批评，即使有些话说得不正确，或者对于有些问题还没有正确的认识，都是人民内部的一般思想问题，都可以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处理。
千家驹、荣毅仁、李烛尘等继续批判章乃器
章乃器是在用甜言蜜语
欺骗工商业者走资本主义死路
在今天的会议上，千家驹代表孙晓村、吴大琨、冯和法和他本人在会上作了长篇的联合发言。
这个联合发言对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作了深刻的分析和反驳。
千家驹的发言着重指出章乃器的思想根源是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消极一面；
它的具体表现就是在他对阶级关系、两面性、赎买政策、工商业者的进一步改造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等问题的看法上。
而这些看法已经不再是属于理论探讨的范畴，而是政治路线问题。
他说：
我们与章乃器之间所展开的斗争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荣毅仁在发言中首先汇报了上海市工商界批判章乃器错误言论的情况，他说明近几天来民建上海市委员会和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已经分别或联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批判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谬论。
会上一致认为章乃器的言论是糖衣毒药，是资产阶级消极面的集中表现，并认为对章乃器的批判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
荣毅仁说，上海工商界对章乃器的批判还仅仅是开始，以后还要继续深入下去。
他还反映了上海工商界要求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对章乃器这种散布荒谬言论，危害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严重错误，迅速进行组织上的处理。
荣毅仁接着谈到他对章乃器发表的错误谬论中几个问题的看法。
他说他从一个工商业者的角度来谈谈这些问题。
首先关于定息是不是剥削的问题，荣毅仁说：
自从实行定息以后，我思想上曾经有些疙瘩，我想过去资本家掌握生产资料，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那是剥削，现在情况变了，工人阶级给资本家定息，是不是剥削呢？
我请教过一些同志，现在我认为工商业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还没有完全割断，如果说是完全割断了，定息从那里来呢？
从这里看出定息还是一种剥削。
工人阶级因为我们愿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为了使我们工商业者更好地接受改造，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容忍我们的剥削，但是李康年提出要定息二十年，工人就起来反对了。
因此不能因为工人阶级容忍剥削，就否认定息是剥削。
荣毅仁说：
章乃器说两面性是先进与落后的问题，我认为既然定息是剥削，那么剥削就是资产阶级消极的一面，只是情况和以前不同了，资本主义时期是无限制的剥削，现在是有限制的剥削。
在工作中思想上也已经有许多事实说明资产阶级消极性是存在的，例如有些人一方面要求摘掉资产阶级帽子，一方面要定息二十年，这不是十足的资本主义思想吗？
有些人在工作上要求对他们信任，要一视同仁，而在生活、安排上要求特殊照顾，这不也是消极性的表现吗？
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说工商业者主要是自卑和畏缩呢？
是否可以说工商业者没有个人主义自私自利与工人阶级完全一样了呢？
工人阶级中也有先进和落后，但是工人阶级中并没有依靠生产资料来进行剥削的人。
从这里看出工人阶级内的先进与落后和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有本质的区别。
荣毅仁说：
章乃器利用工商业者的弱点，极尽麻醉、挑拨之能事。
如工商业者怕提到“剥削”，他就说定息不是剥削，使工商界认识模糊。
章乃器又强调现在只要谈共事关系，不要谈阶级关系，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等等，这样说似乎工商业者就可以不要改造了，这就是要把我们拉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这和我们工商业者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是完全违背的。
如果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国工人、农民和劳动人民都会坚决反对，这是工商业者的绝路。
荣毅仁还批判了章乃器所说的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谬论。
他说，章乃器的这句话充分地暴露了他对资本主义的爱护和留恋。
官僚主义是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事情，而资本主义是和社会主义相敌对的一种制度，照章乃器的说法，难道人民内部问题比敌对的问题更危险吗？
这样就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别，是极端错误的。
荣毅仁说，总之章乃器在一些马列主义的名词掩盖下来贩卖资本主义的私货；
他利用工商业者消极的一面，用甜言蜜语来欺骗工商界跟他走到资本主义死路上去；
又利用自己的高级职位来扩大个人的影响；
这些都是不利于我们工商界的。
我们有责任大声疾呼，告诉全国工商业者不要跟他走到资本主义的死路上去，我们要对他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严肃的斗争！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会议执行主席李烛尘发言。
他提醒大家注意，章乃器几次说现在工商业者先进了，教条主义者落后了，这里的教条主义者就是指的工人阶级，又说领导与被领导的区别就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
这些话的实质就是说工商业者可以领导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可以复辟了。
李烛尘说，这次批判章乃器言论的联席会议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对章乃器的批判仅仅是开始，还不够深入，以后还要继续批判。

河北青县塔丰农业社
八百农民开反右派大会
本报讯
河北省青县塔丰农业生产合作社八百多农民给本报来信说，在6月04日晚上合作社召开全体社员会议，会计拿了5月31日的人民日报给社员念“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教师们从不同观点提出问题”的消息。
当念到葛佩琦的发言时，社员们大嚷起来，说：
“这那里是帮助共产党提意见整风，这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
葛佩琦说的“生活提高只是党员干部”，社员们都认为这是胡说。
拿我们村来说，解放前只有七户大地主生活好，其他的大都给这七户地主当牛、当马，吃不上，穿不上。
在民国十七年，村里就饿死了二十一口人。
共产党来了以后，才把我们从地狱解放出来。
特别是合作化以来，生产迅速提高，生活更好，吃玉米面、吃白面，每人都有一、二身新衣服。
这难道能说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吗？
葛佩琦还说猪肉不是老百姓吃了，给党员干部吃了，这也不符合实际。
就拿我们社员今年过春节来说，每人都买了三、五斤猪肉。
相反的是县、区党员干部一斤都没有吃到，为什么呢？
他们让给我们社员吃了。
我们得问问葛佩琦，你的话有根据吗？
我们说的话都有事实根据，你要不信可下来访问访问。
葛佩琦还说因为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群众起来要杀共产党，要推翻共产党。
我们知道，要是没有共产党，我们就翻不了身，当不了家，做不了主人翁，要没有共产党，我们实现不了合作化，也使不上拖拉机。
要没有共产党，我们村四千亩洼地常年不收粮食。
我们心里明白，只有共产党才是为人民服务的。
你无论怎说怎讲，我们不信你的鬼话。
我们和共产党的关系是血和肉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

老苏区人民决心保卫胜利果实
老农陈钦发说：
谁要共产党下台，我拼着老命和他干到底。
本报福州17日电
本报记者访问了福建龙岩县东萧乡老苏区人民，他们一致痛斥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前黄邦村苏维埃主席六十九岁的老农陈钦发说：
1929年暴动，党领导我们打土豪分田地，人民才出了头。
红军北上抗日后，党又领导游击队和人民，粉碎了国民党匪军和地主武装的联合进攻，坚持了革命斗争。
解放后，党又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共产党从来就是为国为民，我们这里三岁小孩都拥护党。
谁要共产党下台，再叫我们受苦难，我拼着这条老命和他干到底。
1929年后田暴动时的老苏维埃干部张炳木回忆当年父亲被匪军杀死、妻被强迫改嫁、孩子被卖掉、全乡六百余人牺牲时，气愤地说：
党领导我们坚持二十多年革命斗争，先烈流血牺牲，就为永过幸福生活。
我们知道胜利怎样得来，我们更知道要坚决反对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保卫胜利果实，不让先烈鲜血白流掉。
女副社长陈香玉说：
1929年暴动时，我是共青团员，丈夫是党员，我们为了革命，失去两个孩子，多少人冒生命危险，送粮上山，掩护革命同志，我们是那样爱护党。
葛佩琦他们凭什么这样仇恨党呢？
陈团金说：
我们后田村遭受反动派无数次摧残，有六十多人被杀，房子烧光，东西抢光，鸡狗不留。
我们忍受困难，站在闽西斗争前面，坚持革命。
解放后，党领导我们重建家园，发展生产，生活年年提高，过去大部分人少吃缺穿，办社后，90％的户增加收入，全村一百九十多户去年卖余粮八万多斤，被烧的学校重建了，一百多儿童上了学，家家都过好日子。
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要睁开眼睛看看现实。

苏联报纸刊载毛主席的报告
本报莫斯科19日电
今天“真理报”以三、四、五三个版的篇幅全文刊载了毛泽东主席在中国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演：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消息报”、“红星报”、“劳动报”和“苏维埃俄罗斯报”都刊载了这篇讲演的摘要。

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9月访华
新华社19日讯
苏联最高苏维埃应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刘少奇委员长的邀请，将在今年09月派遣最高苏维埃代表团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闻一多烈士夫人高真发出公开信
斥责章、罗妄图搞资本主义复辟
据新华社天津19日电
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著名诗人、民盟中央委员闻一多烈士的夫人高真，今天在她天津的家里向章伯钧、罗隆基发出一封公开封。
这封信说：
你们说什么“工业方面有设计院，政治上没有设计院。”
什么“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可以少开。”
什么“民主党派发展的人都是挑剩下来的。”
什么“另成立一套平反机构。”
什么“积极分子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这简直是荒谬绝伦的一派胡言，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这封信在叙述了闻一多烈士和罗隆基、章伯钧之间的一些往事以后说：
把这些不久以前的往事跟你们当前的言论一对照，我不得不怀疑你们在施展两面派手法，怀疑你们要离开共产党的领导“另起炉灶”，搞资本主义复辟，想把千百万中国人民几十年来流血牺牲的成果据为己有，你们实在太没良心了，你们的野心太大了。
你们这种阴谋，我和我的孩子们绝不能答应，就是在九泉之下的一多也绝不答应你们违背他的遗志的这种行为的。
作为一个盟员，作为一个烈属、作为五个孩子的母亲，我要求你们不要文过饰非、应付过关，要老老实实地彻底交代并解释你们的想法。
这封信的最后说：
我希望全体盟员积极行动起来，盟的道路和命运要由我们大家负责，不能坐视全盟被引入错误的歧途。
我们要更好地参加和监督盟的政治活动，帮助那些发表不正确意见的盟员认识自己的错误。
我们要更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政治鉴别力，大踏步向社会主义前进。

首都人民读了毛主席的报告
反右派斗争的热情更加高涨
新华社19日讯
北京市各高等学校的师生和许多工人、郊区农民、机关干部，今天都分别就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作了初步的讨论。
北京市各机关、工厂、企业单位的职工和高等学校的师生们，将在今后一周内分别抽出一定时间或全部时间学习这个报告，并针对右派分子最近发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言论展开大辩论，以进一步领会毛主席报告的精神和实质，同时同右派分子辨明我国当前政治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的大是大非。
北京市各高等学校的多数师生，在最近几天内，已开始通过座谈会、辩论会和大字报等形式反击右派分子的各种谬论。
许多工人、郊区农民和机关干部也开了座谈会。
他们昨天在收音机前听了毛主席报告的广播，今天又认真阅读了报告的全文。
很多人在今天的讨论会上表示：
要以这个报告作为自己的武器，在反击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的斗争中，认真考验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和提高自己的社会主义觉悟。
今天首都各报的销行量都有增加。
光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在本市的销行量就由昨天的二十一万多份上升到五十万多份。
本报讯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学生们纷纷进行讨论，要求在学习中提高思想认识，学会分辨是非，以便进一步批判右派分子的错误言论。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纷纷举行了座谈。
档案系学生在座谈中，有些人说，看了这篇报告后，更加明确了如何辨明香花毒草的政治标准了。
大家对于章伯钧、章乃器等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本质也更加清楚地认识了。
许多同学在座谈中还谈到自己切身的一些感想。
他们感到自己过去是在温室里长大的，对一些言论不能很好地明辨是非，经不起考验。
因此他们特别感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北京矿业学院学生吕美霞说，毛主席又一次擦亮了我们的眼睛，给了我们辨别是非的标准。
在前一阶段，我们对学校里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是分辨不清的。
看了毛主席的报告以后，我开始明白了。
清华大学很多学生认为毛主席的报告对目前的整风运动指导意义很大，特别是关于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使大家更进一步划清了思想界限。
同学们对六条标准中着重指出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点，认为十分重要。
他们说这对一切问题的讨论会有很大的帮助。
华侨学生何健平说：
听完毛主席的报告后，使我对反右派斗争的心情更加激昂。
他说，我是从印度尼西亚归国的华侨学生，我深深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的抚养，党就是我的最崇高的慈母。
地质勘探学院物探系学生蔡倩倩说，毛主席指出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标准，使我明确了是非界限。
这篇文章，对我们的启发很大。
杨家谷说，看了毛主席的报告，使我提高了认识。
我们要坚决对右派分子展开斗争。
北京大学许多学生读了毛主席的报告后，都认为这个报告对分析和解决目前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帮助很大。
历史系的一些同学说，这回我们的思想可明确多了。
没有读这篇报告以前，我们对一些是非分辨不太清楚，不知什么是香花？
什么是毒草？
现在有了毛主席提出的这六条政治标准以后，就明确清楚多了，对分清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也心中有数了。
有的同学认为，读了这篇报告，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认识更清楚了。
毛主席所说的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他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
这是非常正确的。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举行扩大会议
要把农工民主党从可疑的动向中扭转过来
决定开始整风并成立专案小组检查章伯钧的错误
本报讯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昨天举行了扩大的第29次会议，讨论并在原则上通过了执行局向各地农工民主党党组织发出的题为“坚持社会主义！
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的指示；
决议召开扩大的三届四中全会；
讨论并通过了“为光明日报一度被篡改政治方向的声明”；
决定全党进行整风而且在整风期间暂行停止发展组织；
还讨论了“怎样帮助章伯钧认识错误、深刻检讨、认真交代”的问题。
会议由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致开幕词。
他说：
章伯钧问题，是思想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十分严重。
因此，要求各方面继续揭发并要章伯钧进行深刻检查。
我们也应该以十分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一问题。
章伯钧过去是一个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政客。
解放以后，自恃有功，骄傲自大，资产阶级思想逐渐冒头。
最后，竟发展成为居心叵测的恶毒的野心家，妄图自搞一套，这是我党的耻辱，令人切齿痛心。
历年来，他以革命的面目出现，欺骗我党同志，也欺骗共产党；
实际上他在有计划地勾结右派分子，造成个人势力，威胁共产党，篡夺领导权。
章伯钧的反动言论和活动，给国家带来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给予我党的损失也是严重的。
中央执行局必须采取各项必要的措施来弥补这些损失。
因此，召开这次会议。
王一帆在会上先后宣读了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委会、广州市委会、江苏省委会和南京市委会、江西省委会和南昌市委会给中央执行局的电报；
杨逸棠宣读了农工民主党交通部总支部的六条决议。
这些电报和决议中，都表示要严格地同章伯钧划清思想界限，坚决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一致要求章伯钧深刻检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作出交代；
同意执行局17日发出的急电的精神，发动基层组织全党同志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作斗争。
为了便于章伯钧进行思想检查，广州市委会还建议立即停止章伯钧在党内的一切职务。
黄琪翔在会上说明：
我作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看到章伯钧问题的严重性，十分不安。
17日早晨，到党部来，和部分负责同志商议后，认为必须把握时间，采取紧急措施，号召全党同志彻底批判章伯钧，并在政治立场上和思想上和章伯钧彻底划清界限。
当即决定以中央执行局名义向各地组织发出通知（急电），并且已经在18日的报纸上发表了。
他说：
希望这件事没有做错，并请求执行局予以追认。
——会上，大家鼓掌通过了追认这个通知。
执行局委员严信民在会上宣读了“坚持社会主义！
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的指示草案，并作了说明。
他说：
农工民主党最后一个时期的动向究竟怎样？
发展方针怎样，宣传方针怎样？
是社会主义方向，还是非社会主义方向？
值得怀疑，需要认真检查一下。
我们全党同志要深切思考一下，要从头脑中清除章伯钧思想的毒害，从一切党务活动中检查、批判章伯钧政治阴谋的影响，将农工民主党从可疑的动向中扭转过来，坚决地踏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了这一目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决定向全党发出指示。
希望大家提出意见。
在讨论这个指示草案的时候发言的有李伯球、何世琨、王寄一、王人旋、张云川、杨逸棠、杨清源、王一帆、李士豪、徐彬如等。
绝大多数人在发言中都认为这个指示应该更加强调指出进一步揭发章伯钧的反动言论和政治阴谋的必要性，号召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大量揭露这一方面的具体事实；
一些人并在会上揭露了章伯钧发表过的反动言论和不利于团结的行为。
王一帆还指出：
章伯钧的阴谋，已经被广大工人、农民、进步知识分子和一切有觉悟的人初步击碎，现在要严防章伯钧的另一个诡计——金蝉脱壳；
必须在全党干净地清除他的影响，彻底肃清有长远历史的“第3条路线”的影响。
张云川认为：
在这个指示中不应该不说明中央执行局对章伯钧的错误应负一定的责任。
他说：
章伯钧这些错误言论，早就在党内发表过，我们政治水平低，未能辨别；
不但没有与之斗争，有些人还觉得这些言论很好呢！
党内同章伯钧接触较多的同志听到的“私房话”恐怕会比章伯钧向史良讲的更多，他们有责任把这些话都揭露出来。
会上，还有些人建议把章伯钧过去公开、半公开和个人接触中讲过的错误言论搜集在一起，印出来，发给全党各地的成员讨论。
李伯球等提出在这个指示中应该提出要立即在农工民主党内整风，并暂停发展组织。
有人认为有必要整风，但不必写入这个文件，可以另发指示。
最后大家认为整风和暂停发展组织都很重要，一方面要另发指示，一方面也要在这个指示中写上。
会议原则上通过了这个指示，决定吸取大家的意见改写以后，在第2天作为正式文件发出。
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扩大）的议案。
召开这次全会的目的，主要是讨论章伯钧的严重错误，和农工民主党整风及发展组织等问题。
开会的具体日期和扩大的范围另定。
接着，经过讨论通过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扩大会议为光明日报一度被篡改政治方向的声明。
然后，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农工民主党开展整风运动和在整风运动期间暂停发展组织的决议案。
这个决议说：
农工民主党为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事业，拥护人民民主专政，坚决的和右派思想划清界限，揭发和批判章伯钧等的错误言论，事实上，已在进行党的整风。
兹为明确目前首要工作，决定全党进行整风，先从中央作起，逐步推广。
整风的方针、步骤和具体内容，由中央执行局制定，另行通告。
在整风期间全国各地暂行停止发展组织。
会议最后讨论了“怎样帮助章伯钧认识错误、深刻检讨、认真交代”的问题。
杨子恒提出，可以组织几个小组，一组一组去找章伯钧谈心，用中共提出的整风的方法、和风细雨的方式来帮助他。
许多人都不同意杨子恒的这个意见。
杨清源说：
要确定采取什么方法，先要对章伯钧的错误的性质有一致的认识。
他认为，章伯钧的错路已经走到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的边缘了，不是用一般的小组帮助、和风细雨的方式可以解决问题的。
李士豪说：
章伯钧的问题已经是政治问题了，同他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这斗争是他们右派分子挑起的，是他们先采取了阶级斗争的“大民主”的方式；
因此，对他斗争也要有很大的群众压力，首先要尽量在群众中揭发他，要他坦白地交代、检讨；
单靠中央几个人的力量，我看不行。
李伯球说：
章伯钧是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进攻中的一员大将。
对他，主要的办法不应该是谈心，他不会听你的。
当前最好的办法是把他的荒唐言论揭发出来，在群众面前把他的假面具撕下来。
要使他感到已经孤立，不再幻想会有人为他解围；
不然他是不会转而向人民靠拢的。
罗任一、王善继、何世琨、夏康农、王一帆等也同意杨清源等的意见，认为对走反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不能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
至于对右派的斗争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矛盾，现在还不要急于作结论；
目前主要的任务是尽量揭发具体材料。
昨天上午和下午，章伯钧都没有出席会议。
开会之前，他打电话请假说，前一天晚上睡得很迟，今天需要休息一下，只要精神好一些，就一定来参加会议。
在散会前不久，黄琪翔收到了章伯钧的这样一封来信，“今日执行局扩大会议，我上午因有约会，下午又因身体欠佳，均不能参加，十分抱歉，请大家原谅。
我对各位同志所作批评十分感谢。
我希望成立一个小组对我进行帮助，进行检查。
此议如蒙同意，即希见告。
不胜感激之至。”
黄琪翔向大会宣读了这封来信后，引起了大家的极大不满。
有人提出，章伯钧表面上说希望大家帮助他检查，他却以各种借口，不同大家照面，是不老实的。
也有人指出，章伯钧的“成立小组”的建议本身，就是一种圈套，按照他的意见对他进行“帮助”，只能使农工民主党中央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
因此，会议一致决议：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立即成立对执行局直接负责的检查小组，对章伯钧的错误向各有关人士和有关方面进行调查；
同时责成章伯钧把自己的错误言行，向这个小组作出详细的交代。
会议还决定，以中央执行局的名义，把这项决议告诉章伯钧，作为对他这次来信的答复。
许多人特别指出，这小组不是对章伯钧负责的“帮助小组”，也不能到他家里去谈问题；
而是对执行局集体负责的“检查小组”，要叫章伯钧到党部来谈；
需要开扩大会的时候，还要由检查小组建议执行局召开。
黄慎之还在会上提出：
不要忘掉李健生。
几次开会，她只来了一回，一会儿又走了。
她和章伯钧多年相处，什么都知道，却回避这次严肃的政治斗争，是不对的。
在这次会议上，还有周太玄，武堉干作了书面发言。

撕破章伯钧的假面具
—李伯球等初步揭发章伯钧反共活动的种种言行
本报讯
昨天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扩大会议上，许多人根据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初步揭发了章伯钧反共的两面派言行。
李伯球说：
章伯钧“心中的事”究竟是什么？
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以后，章伯钧在农工党中央和外地来京同志的谈话会上说：
“你们看，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
在另一次的谈话会上，谈到评级评薪时，他表示很不满意，他说：
“国家机关里的每一级，如局长、司长、科长，都是共产党员作主，知识分子是“‘农奴劳动’，怎样叫人去发挥积极性呢？”
这与储安平等所说的话，没有丝毫不同。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他常常说：
“民主党派有搞头了”，“民主党派责任很重。”
但他的所谓“有搞头”、“责任重”，并不是指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责任的增大而言，而是别有用心。
他把社会主义与民主割裂开来看。
认为“现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民主运动将要汇合”。
“中国要在科学与民主两个问题上赶上美国”。
他念念不忘第3条路线——反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
章伯钧在农工党全国工作会议、中央干部会和在北京市党员和群众集会上，常常大发“议论”，夸大美国的原子力量，强调原子弹时代几分钟就可以毁灭世界。
他认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说法是“浅薄无聊”。
他说：
“日本和西德的生产提高几倍。
美国生产也还有提高。
资本主义还有活力的。”
章伯钧对干部的任用，表面说要有制度，实际上只想用他自己夹袋里的人，他对干部说过：
“农工民主党有两套干部，一套是统战部的，一套是我的。”
在农工民主党六届三中全会开会时，他说“季方、李伯球和我闹翻过的。
“当时李士豪、郭翘然、曾伟、申葆文都是一致反对我的。”
在三中全会后章伯钧特找我谈：
“中央的事你可以少管，我自己来管了。”
解放战争紧张阶段，当蒋介石宣布民主党派为非法组织，强迫解散民盟的时候，他躲起来，打算逃到香港去。
临行前留下一封信要转交给张澜先生。
信里说：
“民盟解散的同时，农工民主党也解散。”
经留在上海的一位中委转到曾伟手里（曾伟是当时农工党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市主任委员，解放前夕在上海牺牲），曾伟认为章无权发这一封信，征得丘哲同意之后，把信烧掉了。
章到香港后，表面不能不适应民盟南方总支部继续坚持民主斗争的情势。
但是在民盟三中全会上，没有满足他个人的权位，曾拍案大骂。
以后在香港则搞他自己的一套活动。
曾公开发表中国要实行“联邦制”的主张。
同时企图联络各方搞军事活动，向干部鼓吹农工党可以在几个月发展十万八万党员。
同时当曾伟同志的爱人要由香港秘密往上海时，章当我的面嘱咐她转告曾伟，不要吸收共产党员（事实上广东和上海的农工党地下组织同中共地下党员有交叉关系）。
那时候很多同志都反对他的主张和做法，大家推定一些同志综合整理提到会议上对他批评，他即拍案大骂。
与此同时，香港的民主阵线也展开了对他的右派活动的批判，他大为气愤。
为了缓和情况，我曾和王深林同志去见他，我说，一切活动对中共可以坦然，不必有秘密。
他说：
“我腰包里有一千元美金，要到瑞士去，农工民主党的事你们去搞吧。”
实际上他那个时候对自己的一套组织和军事活动很热心。
如布置张觉初负责“直属中心小组”。
农工党和民盟同志发现张觉初用农工民主党直属中心小组名义发出的侮蔑在解放了的哈尔滨举行的劳动大会的文件。
农工民主党中央给张觉初停职处分时，张说是“章伯钧离港以前同意的”。
（此人已被开除了，现仍在香港进行反动活动，印有“往事”一册，其中还谈到此事。）
1948年在章伯钧北上前，正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夕，我党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
但他仍然违反这个决议，作军事上的布置，企图在长江以南抓一把，作为政治资本。
临行前一天找我到半岛酒店谈了半天，他说“我已经和各友方商约，编几十万军队。
计划闽赣由第三党搞，鄂湘桂由某友方搞，广东为共同的基地，……他并预料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可能仍保有江浙。
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和中共组织联合政府了。
此次北行就是与某友方代表去和中共谈判。
他这种三分天下的军事投机，害得我党不少同志在解放后仍有敌我不分的错误。
他在北上途中船上听到济南解放的广播时，知道此行的目的达不到了（他自己追述的）。
到了哈尔滨后，他却写信给留港部分中委，大意说：
“我到哈后，深悔此行，此间无事可为，我很怀念香港，仍想设法回到香港来。”
1949年03月，我来到北京时，他又对我说，“我的主张没有错，所差的只是没有上山，如果上了山的话，那我们也有了总司令。”
罗任一说：
章伯钧的两面派作法，从抗战开始就是如此。
在重庆时，我和他住在一起，亲眼看到他一面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一面又鬼头祟脑反共，并经常同右派分子有来往。
他究竟包藏的有什么阴谋，大家应该搜寻一下。
张云川说：
在解放前，当民盟被迫解散时，在上海我和章伯钧坐三轮车到张澜家里去，路上我向他说：
看今天报上消息，解放军在山东有一仗打的吃亏了。
章伯钧怎么说？
他说：
吃点亏也好，这样可以使和谈更快一点。
从他当时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来，他希望和谈成功，好到南京做官。
在日本投降后，他以党派关系在上海弄到一所房子。
后来，当时他看到国民党的一时胜利，就对革命丧失了信心，跑到香港作寓公。
他在上海把房子出顶，顶了十八、九根金条；
除还一部分帐，请律师用了五两。
当时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有两百多人，他只给留了五两。
有的同志气得哭。
后来我也到了香港，听说他托云南银行的一位经理从上海把十三根金条兑到香港。
可是，王欣荣住在亭子间没饭吃，他也不理。
王寄一说：
章伯钧曾说：
“美国政治民主，经济不民主；
苏联政治不民主，经济民主。”
言外之意，不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
何世琨说：
章伯钧曾在我党三中全会上号召大家对共产党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要采取“以柔克刚”的办法，他说：
“拿舌头与牙齿比，牙齿总是先落。”
他在政协和本党工作会议上虽都号召要肃反，可是在另一个会议上，对某些同志提到农工民主党必须肃反时，他就拍案大骂起来了：
“让你们去肃反！
组织肃反委员会，某某人当主任，某人当副主任，某人是共产党员当委员。”
这样前后矛盾，其用意何在呢？
在农工民主党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后，他分别请地方干部吃饭时，章说，“今后我可以委你们官了”，这句话是值得玩味的。

民盟确定盟内整风的主要内容
整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思想和行动
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继续批判章伯钧罗隆基
本报讯
中国民主同盟的整风运动已经开始。
民盟中央小组在18日晚上和19日晚上连续举行座谈会。
从大家的发言来看，民盟反右派斗争正在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号召和影响之下进一步发展。
发言中对章伯钧、罗隆基等的错误不是思想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对盟内立即开始以反右派为中心的整风运动问题，对知识分子必须继续进行改造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
绝大多数人的发言对右派的言行作了进一步的批判，有人并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错误言行有新的揭发，还有一部分发言人作了自我批评。
参加这两次座谈会的人数都大大超过过去四次座谈会的人数。
沈钧儒主席年逾八十，身体本来不好，也参加了这两次座谈。
章伯钧两次都请了假，没有参加。
有人发言中曾经质问他为什么不参加。
两次座谈会上发言的共有三十六人。
在19日晚座谈会开始之前，主持会议的民盟副主席高崇民着重说明了两点：
第1、民盟整风的内容和中共整风的内容有所不同，中共整风的主要内容是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而民盟整风的主要内容则是整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思想和行动。
第2、民盟整风的方法当然也应该是和风细雨的，但是对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端错误的言行，必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驳斥，决不能把“和风细雨”作为姑息和容忍这类极端错误言行的借口。
张纪域说：
章伯钧、罗隆基企图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不自今日始，而是从民盟成立的时候就开始了
候补中央委员张纪域的发言中说，章伯钧、罗隆基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不是从今天开始，也不是从解放以后开始，而是从民盟成立那天就开始了。
1948年，民盟在香港召开三中全会时，章伯钧在会议中就进行反对这个会议的活动，罗隆基当时却在上海没有参加，但在会后也写信来反对三中全会的决议，因为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明确地指出和共产党携手，走共同的道路，推翻蒋介石反动政府，反对美帝国主义。
1948年五一节，中共中央发出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当时民盟总部起草和讨论新政协纲领，其中有两条：
一条是以新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一条是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讨论来讨论去不能决定，为什么呢？
因为遭到香港的章伯钧和上海的罗隆基的反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势所趋，他们虽然在口头上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的脑子里实际上是在分庭抗礼，而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更是原形毕露了。
丘克辉揭露章伯钧曾经说过：
让他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是不甘心的
丘克辉在发言中说：
章伯钧在解放后，一直还存在着反对党的领导的情绪。
今年04月他在交通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曾说：
解放前我和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是平居的，解放后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我是不甘心的，是很消极的。
从这一点就足以说明章伯钧是对抗党的领导的。
他在交通部还经常和民主党派的同志说：
共产党员并不是靠本领吃饭，而是靠党员的牌子吃饭的。
黄药眠分析章伯钧有无限的政治野心
黄药眠谈到章伯钧反动思想的历史根源，他说：
章伯钧不能算是左派。
他一向主张中间路线。
1927年大革命的时候，他就是反对共产党而走中间路线的。
1948年在香港举行民盟三中全会时，民盟坚决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章伯钧是从心里反对的。
解放后来到北京，看见形势不同，表面上就装着左派的姿态，去年，苏联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以后，他对苏联的不满就逐渐显露。
匈牙利事件后，他心里更加活动。
到毛主席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后，他就更加跃跃欲试。
他错误地以为人民民主制度会有根本改变。
他假借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企图否认党的领导，和党分庭抗礼。
他的思想不但有历史根源，同时又和世界修正主义思潮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黄药眠接着说，章伯钧虽不学无术，但对政治却有无限野心。
他对人一抬一打喜怒无常、朝三暮四，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有利于他的就是他的朋友，有害于他的就是他的敌人，黄药眠认为章伯钧就其阶级基础可以说是流氓知识分子。
高天揭露章伯钧储安平等企图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的事实
候补中央委员、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发言中比较系统地揭露了储安平使光明日报在一个时期采取了资产阶级政治方向的错误言行。
除本报18日以“光明日报社委会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方向”为题的报道中已经揭露的外，高天还揭露了一些其他材料。
首先，储安平是不承认党对报纸宣传的领导，也不顾及国家和人民利益的。
有人问他，宣传上的重要问题是不是要和中共中央宣传部联系？
他说，我们民主党派报纸用不着。
在发了基层“鸣放”的一次消息之后，群众非常不满，有人请他考虑这样报道对社会主义、对国家人民有利没有利的问题，他说：
“这我不管，是事实我就要发表！”
党要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去办光明日报这一方针，他大加歪曲。
他说：
“这句话说的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
他所谓的“暗礁”“风险”之类，就是指的我们根据党的政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向他提出的不同意见。
他在国际宣传上，主张直接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电讯，采用资本主义国家报刊的评论，多登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的消息，少登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消息。
储安平对取消学校党委制的说法特别感到兴趣，甚至消息登错了也不承认，反而要制止新华社广播指出这个错误的新闻。
储安平还常说，“我们跑到人民日报前面了”，高天说现在看得很清楚，那时光明日报究竟是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高天还揭露说：
储安平这种方针和做法，是得到社长章伯钧的同意的。
储安平说他和罗隆基也谈过光明日报的问题，其中谈到怎样“监督”、肃反问题和十二个副总理的问题。
高天认为储安平的办报方针和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章伯钧和罗隆基要负严重责任，是十分明显的事情。
当有的同志质问储安平要把光明日报带到那里去？
要求讨论光明日报的方针问题时，储安平显然是胸有成竹地说：
方针是领导决定的，不要大家讨论。
高天认为决定这个方针的就是社长章伯钧。
高天还揭露一个十分有意思的材料，就是罗隆基还向储安平推荐让陈新桂到光明日报主持评论工作，说陈新桂在民盟“理论”是最高的。
高天说陈新桂的所谓理论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理论是大家所熟知的：
这就是企图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在他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
最后，高天要求民盟中央彻底检查，追究促使光明日报一度背离社会主义的政治责任。
沈兹九在发言中，揭发了罗隆基反对党的领导的事实。
他说：
罗隆基在民盟工作会议期间说过：
今天高级知识分子的矛盾是：
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在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
而民盟既要教育那些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也要教育大知识分子。
冯素陶说：
盟中央的工作不好是和章伯钧罗隆基把持领导分不开的
冯素陶在发言中说：
几年来，民盟中央的领导落后于地方，落后于广大盟员群众，这和章伯钧、罗隆基的领导分不开的，他们把持了盟中央领导以后，是凡不利于他们肮脏目的的，就到处散布消极情绪。
他还说：
民盟中央许多负责人有职无权，秘书长胡愈之同志要出差，想带一个高职干部，这件事身为秘书长的胡愈之自己完全有权决定，但他却不得不请示罗隆基，而罗隆基也竟然不批准。
许多有能力、有觉悟、能够坚持正确立场的同志受到打击、排挤。
陈望道说：
应该得出一条经验，只要正直的人敢于讲话，正气就上升，邪气就下降了
陈望道说，很多同志揭露了章伯钧等的反动言行。
有些人是过去就晓得的，可是过去对他有没有帮助、批评？
如果知道而不批评，那就不对。
他说希望以后大家要爱人以德，特别是对那些对社会主义有异心的人，不能因朋友关系而姑息。
陈望道在发言中说上海市在这次“鸣”“放”中有很大的歪风。
只许说坏话不许说好话，有好多认识不清的人都不敢讲话。
可是，从上周起，情况就变了，很多会上大家都对右派进行反击。
空气一转变，右派有的不见了，有的认错了。
这时候大家才明白了，原来右派并没有那么多，只是少数人在那里造空气，控制别人的发言，恐吓人。
陈望道说，这是一条经验，正直的人要站起来讲话，要反击，不要害怕。
只要大家站起来讲话，正气就上升了，邪气就下降了。
曾庶凡在发言中说，罗隆基在解放前对我说，他只懂欧美式民主政治那一套，言下有得意自豪的气味。
常称君劢先生漱溟先生，他对张梁的表现很亲切。
章伯钧在德国留学时就一贯反共，他的已故胞弟章伯涛二十六年前就对我说过：
“我们老大没出息，总想反对共产党”。
陈新桂在会上初步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他说，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理论上没有搞通而随便乱说，而是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感到不满意、不舒服、不习惯，是政治立场问题。
张云川也检查了他的错误，他认为他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由于个性偏执、性情急躁、好感情用事，自觉内心无他，因而便乱发议论，不管影响。
在这两次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陶大镛、车向忱、王毅斋、费孝通、张志和、钱伟长、乔传钰、韩兆鹗、陆士嘉、吴景超、莫乃群、王统照、潘大逵、刘开渠、吴作人、刘王立明、王德滋、吴春选。
还有汪世铭、辛志超、聂国青、陈荫南、喻德渊、罗子为、张毕来、陈鼎文作了书面发言。

图片
独立思考的结果？
章伯钧说：
“一个人尽让他坐小汽车，不许他独立思考，也会引起革命的。”
　华君武

习仲勋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结束会上说
共产党不欢迎的是反社会主义言论
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的言论，那怕说得过分，我们也欢迎
新华社19日讯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党外人士举行的整风座谈会在今天下午结束。
这个座谈会从5月29日开始，到现在一共举行了十二次。
在会上发言的有四十八人，还有六位党外人士作了书面发言。
习仲勋在今天的会上对非党人士表示感谢。
他说，我们这个座谈会开得很好，大家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大家发言的内容涉及的方面很广，有党政关系问题，法制问题，行政体制问题，机构编制问题，国务院各部门的职权划分问题，肃反遗留问题，人事安排问题，文教卫生问题，思想作风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有一些是带原则性的，也有许多是具体的。
大家就这些问题提出的意见有的是反映情况，有的是提出建议，更大量的是对国务院的工作提出了批评。
这是很好的，是我们竭诚欢迎的。
习仲勋说，座谈会上所揭发出来的缺点和错误不少，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共产党所以要整风，就是通过整风，把问题集中暴露出来，加以解决。
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有勇气揭发它，而且欢迎别人揭发它，我们有信心去克服、改正，我们不会使那些提意见的朋友们失望，我们一定要用改正缺点和错误的实际行动来保证大家的信心。
你们可以看看我们倒底做得怎样，做得不好，还可以批评。
习仲勋说，在这个座谈会上，也有一些不正确的言论，甚至有些言论离开了社会主义的立场，走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但是这对我们也是有益处的。
同时对于这些暴露了错误思想的人也有益处。
不论正确的意见也好，不正确的意见也好，对于帮助党进行整风都是有启发作用和教育作用的。
他说，共产党所不欢迎的，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
除此之外，只要是对我们工作有利的、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的言论，那怕说得过分一些，我们也是欢迎的。
当然，我们也懂得，人人所说的话不可能都是那么恰如其分，不可能对于每件事都说得那么恰当。
话说得过分一些，夸大一些，是正常的现象。
我们不应该在这些枝节方面斤斤计较，否则就会因小失大，妨碍工作的改进。
习仲勋说，我们这个座谈会最大的收获就是没有迷失方向。
参加会议的人都很快地在这个大的方面明确起来。
我们的态度是：
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必须驳斥，因为这些言论是有害于我们人民的最基本的利益的；
对这些言论不仅党不能同意，人民不能同意，就是一般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们也不能同意；
对于工作的批评和建议，我们必须诚恳接受，严肃对待，认真解决。
他说，现在看来，鸣放之中要有争，鸣放之后也要有争，这是认识问题的必然过程。
没有争辩，那就是承认对的也对，不对的也对。
争辩不是一件坏事，经过争辩最后会争出个真理。
在争论当中，我们的态度必须明确。
我们首先要有大是非之争，只有明辨了大是非，才能明辨小是非。
所谓大是非，就是立场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呢，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没有这个立场，一切是非就不好辨，这样对整风只会有损害，不会有帮助。
在谈到党政关系时，习仲勋说，重大的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党政发联合指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如最近的夏收分配工作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就发了联合指示。
因为不仅要使全体人民知道，而且特别要共产党员认识与了解政策，贯彻执行政策。
当然，一切问题都这样，那就是有些党政不分了。
总之，只要哪种形式更有利于推进工作，动员人民，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好的，就没有理由反对。
习仲勋说，这个座谈会仅仅是鸣放的开始，在下一步的细致的整风过程中，还需要大家随时提出意见，对我们进行帮助。
他建议把这个座谈会上提出的全部问题交参事室进行整理、研究，提出处理意见。
应该由国务院办理的，由国务院办理，应该由各部门办理的，交由各部门办理。
现在能解决的，就现在解决，今天能解决一件就解决一件。
能够很快解决的，研究后就争取很快解决。
应该办而条件不成熟的，研究以后酌情办理。
不应该办的，说明理由不办。
习仲勋在会上还表示接受把这个座谈会作为制度固定下来的建议。
他说，在整风期间，这个座谈会可以暂定一个月举行一次。
在习仲勋发言后，国务院的参事们对如何研究、整理这个座谈会上提出的全部问题进行讨论。

争取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
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　马叙伦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不论在理论方面或实践方面，都是无可估量的贡献，对于我国当前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毫无疑问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全体会员必须再一次地认真地深入地学习这个文件，从这里不断地吸取思想力量。
毛主席明确指出：
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
毛主席又说：
所谓互相监督，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
监督的原则就是六条政治标准，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这是完全正确的。
目前整风运动中所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他们妄想利用整风机会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削弱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根本不相容的。
我们中国民主促进会全体会员，必须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和右派思想严格划清界限，并同右派分子和右派思想作坚决的斗争。
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努力加强思想改造，争取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从民革中央小组会议的发言中
看穿了龙云黄绍竑的本来面目
编者按　18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的情况，已在19日本报第5版刊出。
会上发言的有李济深、陈劭先、王昆仑、程潜、甘祠森、许闻天、熊克武、吴茂荪、刘文辉、聂轰、陈建晨、宁武、陈其瑗、蒋光鼐、唐生智、于振瀛、丁贵堂、李俊龙、章友江、赵祖康、骆介子等二十一人。
现将李济深、王昆仑、程潜、吴茂荪、刘文辉的发言，发表如下：
李济深指责龙云的反苏谬论
揭露黄绍竑到处给党和政府抹黑脸
李济深说，我们民革同志这次帮助中共整风，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出很多善意的批评和有益的意见，对于中共整风一定有所帮助，我想中共也一定会接受和处理的。
但是，也有一些同志，提出了错误的意见，甚至是等于反动的论调。
这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不利于人民的。
我们不能不予批驳。
龙云同志发出了怀疑苏联，甚至以为苏联不如美帝国主义的荒谬论调，我认为，这种论调，是离开了社会主义阵线的立场的，是违反“一边倒”的国策的，是违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遗教的。
中苏两大国友好合作，是保卫世界和平，保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幸福生活的强大保证。
苏联帮助我们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帮助我们推翻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帮助我们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苏联这样的伟大无私的帮助，是全国人人皆知的事实。
龙云同志为什么要抹煞这个事实？
我要求龙云同志老老实实地深刻地自我检讨。
黄绍竑同志对于开国以来、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一贯地使人们感觉他不是采取欢欣鼓舞的态度，而是到处找岔子，给党和政府抹黑脸的样子。
即使他自以为是忠于职守，出于好意，但客观事实适得其反。
肃反运动取得伟大胜利，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黄绍竑同志对此熟视无睹，一字不提，却一味强调缺点，到处找偏差例子，仿佛是今天的包拯，实际上是使人们看见他在替反革命分子说话。
黄绍竑同志认为党不应该向群众发号施令。
大家知道，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为什么党不能够对群众直接说话？
是不是黄绍竑同志有意要党和群众隔离呢？
我也希望他老老实实进行自我检讨。
同时，希望同志们本着爱人以德的精神，对龙云、黄绍竑两同志的错误思想展开批评。
我们帮助中共整风，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现在，右派分子则借此机会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和他们毫无共同之点。
我们要和右派分子严格划清界限。
我们帮助中共整风的过程，也就是自己提高认识的过程。
我们必须加强思想改造，同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到底。
王昆仑质问龙云：
我们不为社会主义而战，难道要为资本主义而战？
王昆仑就龙云的反苏谬论，引用了别人的话加以驳斥。
龙云认为，“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
王昆仑说抗美援朝是中国对美国的战争，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反对帝国主义阵营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
不是苏联帮助我们怎能打胜仗。
当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进攻苏联，战争创伤奇重，我们又何曾为苏联分担过！
？
现在苏联搞原子弹、氢弹、导弹，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反侵略的力量，我们是否共同负担得起！
？
社会主义国家休戚相关，互相支援，而苏联帮助各国最多，却反要责备苏联没有负担抗美援朝军费，合情合理吗？
龙云认为，“中国借苏联的债要还，不如美国慷慨大方”。
王昆仑说，看来龙云很欣赏美国的慷慨大方，龙云知不知道美国在两次战争中不但并没有损失，而且发了横财，挖了它盟国的墙脚。
龙云说苏联对我们真厉害，我们不该为社会主义而战，难道龙云认为我们应该依靠美国，为资本主义而战吗！
对龙云提出的，所谓苏联从我国东北搬走机器问题，主张压缩对外援助问题，（见昨日本报第5版）王昆仑也作了驳斥。
王昆仑还批判了黄绍竑的反动言论。
利令智昏的立场险而又险
程潜严斥右派分子的政治野心
程潜在发言中指出，最近会议正在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但右的情绪仍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右派分子的言论也未受到深刻有力的回击。
他认为民革的座谈会应该扭转这一情况，就民革若干成员所发表的不正确的、右的、错误的甚至反动的言论展开是是非非的争论。
程潜认为，龙云附和章伯钧的谬论，不能以“盲目钦佩他的发言精神”来脱其咎责，这里头还有声气相应的思想根源。
他说：
龙云同志以民革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大常委的身份，在一个很严肃的会议上发表错误的意见，这是不能容许的。
解放到现在已经八年，经历了这么些运动，龙云同志自己亲身参与了讨论，制定宪法和举手通过了宪法，竟然对国家的对外、对内的基本政策表现无知和表示怀疑，这也是不能容许的。
龙云同志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声称，参加统战部的座谈会后反而情绪低落，因为发言人的意见不是步步紧，而是步步松。
请问龙云同志，你究竟要什么样的紧法？
你说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这又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现在帮助党整风，你要紧一些，结实整共产党一下？
黄绍竑同志责怪人们说：
“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护错误”，当人们反责他的意见时，自己还是躲躲闪闪，只承认这种错误论点“有语病”。
陈铭枢同志说“只提缺点，不提成绩，才符合整风精神”。
谭惕吾同志号召人们说“真话”，但当卢郁文同志心平气和地说了些公平话的时候，惕吾同志却又声色俱厉地说人家无耻，她的“真话”的真意，也就是要人家只谈缺点，不谈成绩。
这三位同志的语言和口气尽管不同，但实质上是一个东西，就是有意地不看成绩，有意地抹煞成绩，有意地寻找缺点，有意地夸大缺点。
这三位同志如果冷静地读一下人民日报6月14日的社论“是不是立场问题？”
就一定会不寒而栗，认识到自己已经堕入到诬蔑诽谤新社会的右派分子的臭泥坑里边去了。
有人说黄绍竑同志专找岔子，好打抱不平。
当然，我们不反对联系群众，我们也认为反映意见是人民代表的职责。
但你这样热衷于找岔子，请问你是在找谁的岔子？
你这样热衷于打抱不平，请问，你抱打的是什么不平？
“白水滩”的十一郎，功夫的确是有一点的，但一棍子打了自己人，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这算什么见义勇为之人？
你接了不少人要求“平反”的信，是些什么人写的？
你分析过没有？
他们不写给别人，单单写给你，这是为什么？
你考虑过没有？
你的言论，你对肃反问题的看法，你对法制问题的看法，只能使人得出一个结论：
你不相信党，你怀疑党。
陈铭枢同志对取消学校中的党委领导很感兴趣，我对你的看法也百思不得其解。
你究竟和多少教授谈过话？
和你谈过话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他们的意见究竟能代表多少群众？
取消党的领导之后究竟要谁来领导？
旧社会喊反动党团退出学校意味着什么？
新社会叫嚷要共产党退出学校又意味着什么？
共产党退出学校究竟会发生什么后果？
所有这些问题，你都想过没有？
惕吾同志有哗众取宠之心。
她对国家体制问题、法制问题，以及党政关系问题所发表的四点意见，从骨髓里头来看，是彻底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是反动的。
惕吾同志至今仍旧认为自己是左派分子，据我看，惕吾同志是很反动的右派分子。
惕吾同志声称看不起卢郁文同志，因此连卢郁文同志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也看不起了。
就在最近的座谈会上，惕吾同志还在算卢郁文同志的“老帐”，回避当前政治上的尖锐问题，掉转花枪来铺陈人家的历史。
如果要算民革同志的历史“老帐”，我看惕吾同志担代不起这份责任的。
程潜说，他把这样一些问题和看法提出来，意在说明：
第1，民革有左、中、右派的分野，不应当忽视这个事实。
我以为一方面要和右派分子的思想分清界限；
另一方面，如何香凝副主席语重心长地指出的：
我们有责任帮助右派，不能长期让他们处于右派状态。
第2，在社会主义思想和非社会主义思想的大是大非进行大争大论的时候，我们民革中央领导机关，主席、副主席，中央委员会的集体，应当鲜明地表示态度。
在党内，我们拥护什么，反对什么；
在党外，我们拥护什么，反对什么，都要作出肯定的回答。
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亮出来才能向群众、向社会有一个明确的交代。
第3，民革是一个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党，我们的党应该监督、检查、教育自己的成员，要本着社会主义的原则从事政治活动。
一切不负责任的大放厥词和胡说八道，虽然我们可以声明与民革无关，但总不能不在客观上产生恶劣的政治影响，对此，民革的中央委员会是不能不过问的。
第4，所有右派的错误言论和行动，归根结底是一个立场问题。
我们都从旧社会来，年青时从事政治活动，只是抱着一种朴素的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思想，以后碰了壁，摔了跤，苦苦摸索，才走上一条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年和晚年学的，要把屁股移过来，把立场改过来，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还要作艰苦的努力。
但我们必须认识，立场不转，方向不明，迟早要在政治上犯错误。
因此，不管如何艰苦，也要把立场转变过来。
我们有些同志保留着资产阶级的立场，自以为聪明，实际是天大的愚蠢。
因为，资产阶级的立场本身，就决定了他是眼光短浅、不明事理的。
以树木当森林，以偏概全，以一斑代全貌，以虚破实，以非破是，以伪破真，以恶破善，以丑破美，以片面破全面，以幻影破事实，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了的。
因此，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从事革命的政治活动时，如果保留这个立场，就无往而不失败。
章伯钧、罗隆基的政治活动，有些“高处着眼险处行”的味道，这是他们的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利令智昏的立场决定的，如果他们不抛弃这个立场，就会险而再险，最终步入绝境。
我们有些同志的言论和章伯钧、罗隆基的观点不谋而合，是不自觉地当了应声虫，当了尾巴，当了狗腿子，这就要回头猛省；
有人是自觉地彼唱此和，就更要好好检点一下，考虑一下，改造一下了。
吴茂荪列举一系列事实
揭穿龙云在思想感情上就反对社会主义
吴茂荪在发言中，首先批驳了龙云的反苏谬论。
接着他列举了一系列的事实，说明虽然解放已经八年了，龙云仍然保持着地主阶级的思想感情和立场。
事实上，龙云对于土地改革至今还是余恨未消的。
解放八年了许多地主的帽子已经摘了，而龙云的地主阶级的思想感情还依然依附在身上。
他平时常说，土改斗争太凶了，现在是大家都被整穷了。
对于农业合作化，他实质上也是不赞成的。
他说去年搞得太凶了，强调这里饿死人，那里饿死人。
他对农民生活的改善，合作化的优越性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的。
对于公私合营、工商业改造，他又有一种妙论，他说，共产党的办法是把大家都整垮、整光，整得大家都穷了，大家都没饭吃。
他说私股资金可怜得很，总共不过二十多亿元，全国六亿人口每人能分到多少呢？
真穷得可怜啊！
照龙云的说法，全国私股资金少就说明了国家穷，这是什么人的“国家”呢？
照龙云的逻辑来推论，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改造都是整垮、整光、整穷，买不到东西，以至饿死人这一切现象的根源。
有这些想法的人，能说是赞成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吗？
至于说，镇反、肃反，龙云是一贯不满意的，说起来偏差错误一大堆，充满了埋怨气愤的情绪。
这些就足以说明龙云第1个思想根子就是反对社会主义；
在思想感情上是不喜欢社会主义的。
其次，我们要追问一下，龙云是不是喜欢共产党领导呢？
共产党要领导搞社会主义。
龙云对于社会主义的许多办法根本不喜欢，当然对共产党就不可能那么喜欢。
八年来，龙云的言论，不论公开的、私下的，批评多，不满多，责骂多，很少对我们八年来的伟大成绩来一个“歌功颂德”吧？
龙云曾公开说过钦佩章伯钧、罗隆基等人，说钦佩的是他们“提意见”的精神，我看不是“提意见”的精神，而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精神吧？
应该承认，龙云第2个思想根子就是反对共产党领导，在思想感情上，是不喜欢共产党的。
最后，由于龙云具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思想基础，我们也就不难找到他这次发言的中心思想根子，那就是反对苏联。
龙云为什么要和苏联算账？
凭什么算账？
正当右派分子利用整风运动叫嚣要和共产党算镇反、三反、肃反等“内账”的时候，龙云大谈其“算外账”，真是右派分子绝妙的战略配合！
人们不能不问，龙云为什么不和帝国主义算账？
云南的老百姓又为什么没有和龙云算账？
最后吴茂荪要求民革中央对龙云的错误作严肃处理，对龙云的反动思想作彻底的批判。
刘文辉指出
龙云的错误是阶级立场问题
刘文辉在发言中说，龙云的错误是阶级立场的问题。
龙云和我一样，过去都是反对蒋介石而倾向革命而参加革命的。
但是，反蒋并不是一个阶级立场。
我们的反蒋和共产党的反蒋有着根本的不同。
当时为了保持自己在地方上的力量，非联合一切反蒋力量无以自存，而共产党是当时国内反蒋的巨大力量，所以，我们联合共产党。
这也许是在座的大多数同志的一般情况。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是联合共产党，而不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联合共产党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有原则差别的事，这也就是立场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先后参加了政府，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这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立场的转变。
但是，这还是一个开始。
开国之初，大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一方面，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另一方面，在思想意识上，却并未生根，多半是大势所趋，不得不然。
因此，接受党的领导，就不能很好的贯彻到实践当中。
他说他所以要远溯解放前的问题，是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深入地了解到：
为甚么我们这类人常常对新事物会有抵触情绪，为甚么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以为好的，有时我们会以为不好。
这就是立场问题。
虽然我们已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拥护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旧的立场观点有时还在暗地作怪。
最近龙云同志发表的言论，表现出很错误的看法，——尤其是在中苏关系上，他认为就是旧立场旧思想在起着作用。

对章乃器反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
为什么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对章乃器反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
千家驹　孙晓村　吴大琨　冯和法
一、我们的立场和态度
自从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运动以来，在社会人士揭露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党整风的过程中，章乃器连续发表了不少言论，这些言论中的绝大部分是对于工商业者改造问题的意见和看法。
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批判这些错误的意见和看法，指明这种理论斗争实质上是政治斗争。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认为章乃器的这些言论是离开了社会主义立场的。
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章乃器的思想不是在这一问题或那一问题上的个别错误，而是集中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消极落后的一面，也就是说，他的思想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如果按照章乃器的主张来帮助党整风，如果按照章乃器的理论来处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来指导工商业者的改造工作，那末将要以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我们国家，以资本主义的道路来代替社会主义的道路。
所以，这是政治路线问题，是任何一个愿意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让这种言论扩大影响，就是对于社会主义的不忠。
我们就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坚决地要与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思想作不懈的斗争。
有人问：
“既然是帮助党整风，就应该集中力量帮助党除‘三害’，为什么要这样批判章乃器的思想？”
应该认识：
帮助党整风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所以整风是为了整掉官僚主义，而不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
是为了整掉宗派主义，而不是为了削弱党在全国人民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领导作用；
是为了整掉主观主义，而不是为了以修正主义代替马列主义。
章乃器却是想利用整风的机会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改造。
这种根本性的是非如果不弄清楚，那就不可能帮助党整风。
所以批判章乃器的思想，展开两条道路的斗争，正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来更好地帮助党整风。
有人问：
“章乃器不是自己认为他的动机是在千方百计地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吗？”
是的，在他的文章中他是这样说的。
但是，如果工商业者按照章乃器的主张来立身处世，那末，国内的阶级斗争不是趋向消灭而是日益尖锐化，工商业者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不是向好的方面发展而是向不利的方面发展，因为章乃器所千方百计地想发挥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是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是走另一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我们虽然不是工商业者，但都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成员，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我们与工商业者已经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工商业者接受改造，我们也受到改造，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一步，我们与他们一同感到愉快，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后退一步，我们为他们感到难受。
我们认为，工商业者的才能、经验必须加上社会主义积极性才能成为国家的财富。
因此，对于如何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是我们时刻也没有忘怀的事。
但是，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告诉工商业者，从高潮以来他们有了那些变化，他们今天的地位、作用怎样，只有进一步自我改造才会更好地发挥积极性。
我们从来也不否认，为了进一步搞好公私关系，必须同时帮助公方代表和职工对高潮以来私方人员的变化有足够的认识，积极地团结他们，并且改进合营企业中的某些制度。
我们只能这样实事求是地主张，尽管我们对工商业者有深厚的感情，但不能像章乃器所做的那样，用歪曲真理来迎合感情。
我们希望工商业者在这种大关大节和大是大非的前面，要善于辨别谁是朋友，谁是“帮倒忙”的。
有人问：
“章乃器对于教条主义者的批评对不对呢？
难道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没有人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吗？”
我们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对于真正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我们一定会重视，并且以此来检查自己。
我们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最有力的对教条主义的答复，因为如果按照教条主义者的想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就只有被剥夺的命运而不可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党的和平改造政策是马列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最好范例。
在具体的宣传教育工作中，是不是在一定的时候有过对客观实际估计不足的情况呢？
我们认为有过的，例如1955年毛主席作指示前，有不少人对工商业者的进步是估计不足的。
但这也不能就说是教条主义。
问题的实质还不在这儿，章乃器对“教条主义者”的批评不是批评教条主义而是批评马列主义，他把同自己的论调相反的观点和思想，都说成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唯成分论。
所以章乃器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反对对当前阶级关系的正确的分析，反对工商业者应当进一步自我改造的主张，即企图以修正主义代替马列主义。
在章乃器看来，凡是与他不同的意见如果出之于非工商业者的同志们的，一律都是教条主义；
如果出之于工商业者的同志们的，一律都是违心之论。
这样一来，只有他的意见是“正确”的，“非教条的”。
总之，反对教条主义是一件好事，但在章乃器的文章中，反对教条主义是一个幌子，是一种战略，这是必须辨别的。
有人问：
“你们这样批判章乃器的思想，是不是符合团结——批评——团结的精神呢？”
我们认为，团结必须有一个基础，今天全国人民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离开社会主义的基础，团结就成为不可能或者成为无意义的一件事。
就章乃器所犯的错误而言，他已经离开社会主义的立场，要走一条与我们不同的道路，性质是十分严重的。
但我们所以对他进行批判，是因为要通过对章乃器的思想的批判来帮助在不同程度上与他有同样的错误认识的人，帮助他们从章乃器思想的影响下解救出来，坚决地与我们走同一条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
当然，我们也希望章乃器能够接受批判，认识错误，站到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
但能否达到这个目的，不决定于我们而决定于章乃器是否仍坚持他的错误的路线。
由此可见，我们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想通过批评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新的团结。
为此，如说什么“有意的睁着眼睛说瞎话”等，尽管章乃器把人家的一句比喻的话从字面上来大肆冷讥热讽，居然从“超凡入圣”拉扯到了“圣旨”，但是我们不学他这些做法，尽管章乃器在文章中对我们谩骂，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只是严肃地把道理讲清楚，让大家来辨别这是不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求大家特别是工商业者来参加反对章乃器所代表的资本主义路线的斗争。
二、章乃器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现在我们就根据上述立场与态度来检查一下章乃器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根据章乃器最近所发表的一些言论文章，特别是“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以及“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这两篇文章来看，章乃器的中心思想实在已很明显。
他的中心思想就是要鼓动、挑拨工商业者，使他们不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甚至抵抗改造。
他是在“千方百计”地要工商业者永远保持资产阶级的立场而不要向劳动者转变，不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当然，章乃器自己也知道，他如果把他这个反动的中心思想赤裸裸地明确地提出来，一定要受到绝大多数的工商业者的反对的。
因此，他就必须用许多手法，一方面把他自己真正的意图伪装起来，散布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模糊工商业者对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地挑拨工商业者对于党员以及非党员中正确执行党的路线的人的不满情绪，把他们一概诬蔑为“教条主义者”，然后他再在“反教条主义”的旗帜下，散布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路线的言论。
但是章乃器的这些手法，实际上也还是很拙劣的，是骗不过人的。
现在我们且来看一下，章乃器究竟散布了那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我们认为：
章乃器是在下列的四个关键性问题上，有意识地与党站在对抗的地位上散布其毒素的。
第1，在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上。
章乃器认为党所指出的工商业者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依然具有两面性这一点乃是一种“教条主义”。
他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消极一面，硬说成就是“五毒”（其实，这是他自己的捏造！），
然后又假装着工商界人士的口吻说：
“工商业家问：
‘为什么还是一个两面性？
’改造七年了，反动的地主都已经大多数改造成为劳动农民了，何以作为盟友的我们仍然还是两面性？”
“是不是还要来一个‘五反’？”
章乃器还说：
“教条主义者的理由是：
工商业家容易骄傲自满，仍然给他们戴上这顶两面性的帽子，对改造有利”，仿佛两面性乃是有人给工商界硬加上去的帽子，这真可以说是极尽对工商业者进行挑拨的能事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今天工商界所以还存在有两面性，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反映，并不是有什么人硬要给工商界戴上一顶帽子。
我们大家也都承认：
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内容是可以随着时代的进展而变化的。
工商界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所表现出来的两面性与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所表现出来的两面性，内容是不同的。
今天工商界的两面性，主要是指他们既有社会主义的一面，还有资本主义的一面。
他们的积极的一面正在日趋扩大，消极的一面正在日趋缩小，所以指出工商界的今天还有两面性，也只是为了帮助工商界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阶级特点，更好地来发展他的积极的一面，克服他的消极的一面，以有利于改造。
可是章乃器为了要在实质上反对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所以就首先在这“两面性”问题上进行了歪曲与挑拨。
试问今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我们国家内所占的政治地位是在那一点上可以与反动的地主阶级相比呢？
有谁说过今天的中国还要来一个“五反”呢？
第2，章乃器为了要在实质上反对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把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区别混淆起来。
章乃器还有意歪曲毛主席在第11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认为毛主席是主张一切阶级都有两面性的——即甚至工人阶级都有两面性的。
章乃器说：
“工商业家理解到：
既然什么阶级什么人都有两面性，都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有两面性，当然更加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比起其他的阶级，消极的一面而且还要多一些；
除了思想作风问题以外，而且还有不劳而获的收入的尾巴——定息”。
换句话说，在章乃器的眼光中看，目前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区别，只是简单地“多”了一个“定息”，在思想作风上，那是大家都一样地有“两面性”，都需要“改造”，完全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的。
这是不是事实呢？
这显然是不符合于今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的。
前面说过，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两面性的，可是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也有它的弱点，却肯定是并不具有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样的阶级的“两面性”的，因为作为觉悟了的工人阶级来说，他是只会坚决地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决不会留恋或向往于资本主义的。
章乃器还曾经主张过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而工人阶级只仅仅是不剥削阶级与反剥削阶级，根本没有提工人阶级是被剥削阶级，这样就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直接剥削关系也在实质上取消了。
这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对阶级关系的歪曲。
章乃器更特别利用在目前的中国“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基本消灭不等于完全消灭）这句话，他说：
“我们目前正处在人们的阶级特性逐步消灭，大伙儿向人类的共同本性过渡中。
在今天还要片面强调阶级特性，而不同时指出人类共同本性这一个伟大的目标，显然是错误的。
脱离实际地过分强调阶级矛盾，也是不适宜的”。
章乃器的这一说法，显然是与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
因为我们目前还正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不但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还存在，即是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来说也还没有最后消灭。
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基本上结束了，但是还有阶级斗争，还有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与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
章乃器的这一说法，实际上也正是他自己从事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法，即要我们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放弃阶级区别的一种手法。
因此，我们是非特别加以注意不可的。
第3，章乃器在定息的性质和资产阶级分子本质改造两个问题上，更露骨地企图掩蔽剥削和阶级差别。
他还干脆否认“定息”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他认为“定息”不是剥削的理由是从下列的逻辑中推论出来的。
他说：
“大家知道，被剥削是痛苦的。
如果今天的工人仍然被剥削，那就不能不对私方有对抗。
那样，阶级关系就不可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了。
既然已经肯定阶级关系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就没有理由说定息是剥削”。
章乃器在这里忘记了两件事情：
一是既然承认有人可以“不劳而获”，就等于承认了有人要“劳而不获”或“多劳少获”，就“不劳而获”的人与“劳而不获”或“多劳少获”的人之间的关系说来，不是剥削又是什么？
而且，定息之所以是剥削，乃是根据定息是由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来的这一点来说的，它当然根本不同于银行的存款利息等等。
二是他忘记了今天资产阶级的所以可以拿“定息”是与工人阶级的“赎买政策”有关的。
工人阶级为了争取和平改造资产阶级，所以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想不到章乃器却因此把“定息”是剥削的实质也打算否认了。
这种毫无常识的话，出之于章乃器之口，其目的显然也是为了否认工商业者还是一个剥削者，认为他们与工人阶级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因此，章乃器是根本否认从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剥削者）变成劳动者的改造乃是“阶级本质的改造”，也就是“脱胎换骨”的改造的。
章乃器在这一个问题上，又把一切主张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乃是阶级本质改造的人们一概称之为“教条主义者”。
章乃器说：
“教条主义者向算命先生拜了老师，硬说资本家的改造是阶级本质或者阶级本能的改变，这就不能不在新国家成立已近八年的今天，仍然高谈‘脱胎换骨’了。”
章乃器既然否认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乃是阶级本质的改造。
因此，他认为民族资本家的改造实际上是很简单的。
他以为“对待工商业家也可以参照列宁对待科学技术人员的办法，尽力帮助他们在工作中取得成就，使得他们很自然地、心悦诚服地拥护社会主义。
这样做，一定可以很顺利地把绝大多数的工商业家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
如果不然，而是企图用‘大帽子’压服他们，那所得到的就只能是消极性，而绝不会是积极性。”
换句话说，依照章乃器的意见，国家只要把工商业者依照科学技术人员一样地去使用他们，用不到谈什么“改造”之类，这些工商业者——也就是资产阶级分子——就会“很自然地”拥护社会主义，“很顺利地”转变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的。
如果一谈改造，特别是指出工商业者今天还有“两面性”之类，那么章乃器认为，那就是在用“大帽子”“压服”他们，工商业者就反而会消极起来，也就是反而不能“很顺利地”变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了。
第4，我国应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还是应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章乃器的论点更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根据以上所说，我们可以看出，章乃器的一系列的荒谬言论的目的，是要从理论上模糊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
但如果认为今天章乃器的错误还仅仅只是纯理论范围内的错误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章乃器的真正意图，乃是在打起反教条主义、甚至假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子来歌颂资本主义，挑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感情，煽动资产阶级从根本上反对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因此，这就成为两条路线上的斗争，是政治上的斗争。
章乃器在实质上是主张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不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这可以从下面章乃器自己的话得到证明。
章乃器首先认为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
他说：
“何以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甚至有些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呢？……何以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会有较高的工作效率呢？
理由很简单。
资本家除了要图利以外，还有一种企业心。
为了图利，为了搞好企业，他们自然要用人材。
像我们这次整风当中所揭露的某些企业，机关在人事方面‘德重于才，以资代德’等等是非不明的偏向，在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是很难公然存在的。”
在这里，章乃器把两个不同的问题混同起来了。
某些社会主义企业中机构庞大，工作效率较低这是一件事，正因为这样，党所以要整风，整掉官僚主义，精简机构，降低成本，这和社会主义有什么相干呢？
难道非要把社会主义的企业改变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才能提高工作效率么？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盲目生产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一方面有人饥寒交迫，一方面却又把生产品整批地毁掉，对这一种资本主义的腐朽性，章乃器为什么不拿来比一比呢？
官僚主义本来是过去剥削制度所遗留下来的东西，是一种工作上的缺点，而章乃器竟恶毒地把它和社会主义制度混淆起来，而认为在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内，反而是“很难公然存在的”。
他又主张“在工作中更不宜强调公方与私方的界限，也不宜强调党与非党的界限”。
这就是说，在目前的公私共事关系中，究竟应该谁领导谁的问题在章乃器看来，乃是无足轻重，用不到交代清楚的。
这在实质上，当然也就等于否定了党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领导地位。
同时，章乃器还把目前公私共事关系中发生问题的一切职责，都推在公方身上，借以挑拨私方对公方的不满。
此外，章乃器还散布了其他许多言论，挑拨工商业者对于工人阶级以及对于党与政府的不满。
例如，他说，“据我了解不少职工的储蓄存款都超过二千元，资本稍微超过二千元就算一个资本家似乎不够合理。”
这话就是有挑拨性的。
职工以劳动所得存入银行有二千元，与资本家以剥削所得存入银行有二千元，即使同一二千元，为什么就不能分清谁是工人与谁是资本家呢？
三、两条道路的斗争
从以上所说的种种看来，可以说明，我们和章乃器的斗争在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们要工商界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章乃器则要工商界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
不错，自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
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也明白，在今天，要公开提出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恢复资本家的统治是根本不可能的了。
但是，由于资本家所有制还没有最后消灭，剥削还存在，阶级斗争也还存在，在意识形态方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是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以章乃器为代表的右派分子，正是要利用今天我国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中消极一面，以反教条主义为借口贩运他那资本主义的私货。
章乃器之所以强调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即使有的话，也同工人阶级一样，只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其目的就是要抹煞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阶级区别。
因为既然阶级区别已不复存在，那自然就无所谓工人阶级的领导了。
他主张在合营企业中不宜强调公方与私方，党与非党的区别等等，这一切都是为了混淆阶级界限，从实质上取消工人阶级领导。
章乃器这种主张如果得到胜利，那就等于否定了我国的宪法中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庄严的规定。
不仅如此，章乃器还企图进一步证明我国的资产阶级“进入了社会主义，比那些赤手空拳、贴标语、喊口号的人进入社会主义要好些”。
同时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比工人具有更高的文化、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吗？
自然，这就不是工人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问题，倒是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工人群众了。
后半篇文章章乃器是还没有完全说出来的，但如果他的荒谬思想占了上风，他一定会做出来的。
章乃器不是已经说过社会主义加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坏吗，他不是一再讴歌资本主义的经营效率高吗。
那么，章乃器理论的逻辑当然是应该以资本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以资产阶级来领导工人阶级了。
在今天，谁要公开提出来反对工人阶级领导，不要共产党的领导，是要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的，章乃器是懂得这一点的，因而他也是口口声声说要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他还认为在革命胜利之后，领导权的问题早已不存在了，但在事实上他是用另一种手法来反对党的领导，来降低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所获得的高度的信任，从而进一步削弱党的领导作用的。
他断章取义地曲解斯大林所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所造成这句话的积极意义，故意把这句话作庸俗的解释，他一再要工商业者“不要把工人阶级品质看成高不可攀”。
他以老舍剧本“西望长安”中的骗子来讥嘲仰慕共产党员的人，来丑化我们的领导党。
我们是坚决地要跟着共产党走的，而章乃器却一再地要我们不要“盲从”，他还说革命理论不是共产党所能垄断的（谁也没有说过垄断革命理论的话，章乃器的话不过企图证明党的理论不一定正确，只有章乃器理论才是正确的），他同我们不是走的两条路线吗！
几年以来，工商界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我国工商业者正处在由剥削者过渡到劳动者的过程中，在不久的将来，工商业者就可以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
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进一步进行思想改造，使自己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的劳动者。
这正是工商业者当前最根本最大的利益；
而章乃器却有意识地否定思想改造的重要。
我们要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他要我们抗拒改造，这不是很明显的两条路线吗？
解放以来，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改造的政策，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我们国家用定息七年、人事安排、生活照顾等等一系列的办法，使工商业者安心改造，安心工作，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而章乃器却说我们政府过去是用“压服”而不是“说服”的方法，说没有“给工商界以平等的人格”。
他认为“压服”，“用大帽子压人”，“不给工商界平等人格”是工商业者今日消极情绪的主要原因，是“消极自卑”情绪产生的根源（以上均见6月16日人民日报）。
这是对党的和平改造政策最大的诬蔑，对事实最大的歪曲。
每个工商业者都可以亲身的体验和经历来驳斥章乃器这种胡说。
章乃器的“理论”集中地代表了资产阶级两面性中消极的一面。
一部分工商业者的思想中那些自觉地或不自觉的与章乃器思想或多或少相共鸣的正是资产阶级消极一面的暴露。
工商业者中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三部分，而落后的，或是中间偏右的工商业者是章乃器市场的基础。
但是，章乃器却由此发生了错觉，他以为自己的言论有了市场而沾沾自喜，那知真理恰恰相反。
章乃器言论市场的基础既然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消极性上面的，因而它最后一定要被消灭的，等到工商业者的阶级的两面性消灭的时候，章乃器的市场也就消失了。
工商界的积极一面逐步增加，这一面是通往社会主义的；
消极一面日趋缩小，这一面是通往章乃器的。
所以尽管今日还有同意或同情章乃器言论的人，但可以断言，由于工商业者政治觉悟的日益提高，自我改造的进一步深入，他们日益热爱社会主义而唾弃资本主义，积极一面最终将成为工商业者基本的一面，那时，章乃器的言论也就最后随着时代的车轮而被埋葬了。
工商界朋友们，听共产党的话，坚决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吧！
章乃器所指给你们的是一条死路，一条抗拒改造、停止前进、使阶级斗争不是趋于缓和而是趋于尖锐化，使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由人民内部矛盾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他的甜言蜜语中隐藏着砒霜，每个具有清醒头脑的工商业者是不会上他的当的。

民盟北京师范大学支部举行会议
批判陶大镛的错误言论
本报讯
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师范大学支部18日下午举行支委扩大会议，在揭发和批判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的同时，还揭发和批判了民盟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员陶大镛反对党的领导的活动和言论，并坚决和他们划清思想界限。
民盟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员吴昱恒等出席了这次会议。
陆宗达揭发陶大镛在讨论高等学校体制问题时的可疑活动。
陆宗达教授在揭发了罗隆基过去的言行，指出他发表反动言论不是偶然的以后，接着揭发了陶大镛在讨论高等学校体制问题中令人怀疑的活动。
他说：
在师大提出民主办校，实质上是取消党的领导的讨论，是陶大镛一手包办进行的。
陶大镛破坏了组织原则，不通过民盟市委和师大民盟支部，自己先找了几位盟外的教授讨论这个问题，俟有了一套完整的纲领，才找师大民盟支部以支部名义再开会讨论。
我作为支部主委，要我主持座谈会，但我却不知道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哪些人，座谈的内容是什么？
座谈会完全被陶大镛所把持。
他在会上一开始就介绍了上次会的内容，说“这是比较一致的意见，作为这次讨论的基础”。
陆宗达教授还指出：
最值得注意的是光明日报发表座谈会全部记录以前，陶大镛突然把他和另一位先生的发言抽走了，民盟市委觉得不妥当，他才把经过修改后的发言稿送去刊登。
这种做法很使人怀疑他是不是在耍两面派？
一方面在幕后操纵，借民主办校的名义反对党的领导；
一方面又在改变自己的言论。
这是陶大镛个人的问题还是盟中央某些人另有企图？
陆宗达教授严正地指出：
这个问题是接受党的领导和反对党的领导的斗争，我们要把它彻底搞清楚，师大民盟支部认为陶大镛有交代的必要。
王麦初说，陶大镛主张的“民主办校”，实质上是取消党的领导
民盟北京市委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王麦初说：
陶大镛等所主张的民主办校，实质上是取消党的领导。
他们讨论的结论是成立三个机构：
一、学术委员会，由教书的人管内行的事，学术委员会掌握教权、人权和财权，它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
他们还提出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最高纲领是理想的，即校长与系主任由民主选举。
最低纲领是从实际出发，校长由国务院任命。
二、党委会是外行，但又有决定权，这是制度造成的。
最好不要他们这些“外行”管业务，而只管组织生活、政治思想领导，在群众中起模范作用。
三、校务委员会，只专管行政事务工作和生活福利等。
王麦初说：
这样，实际上是想把学术委员会驾凌于党委会之上，握有教学、科学研究、人事调动、财务计划等大权，学校党委无权过问。
党委的职权只是政治思想领导，而这种领导是驾空的。
他们主张的民主办校实际上是教授治校，只是怕刺激党，所以才名之为民主办校。
邰爽秋指出，陶大镛所谓要通过一个更好的形式来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完全是狡辩。
邰爽秋教授说：
陶大镛主张教授有权决定学校的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
关于财务工作主要是预算和决算，也要由行政会议的成员向学术委员会报告。
这样，党委的领导权就被剥夺了。
可是他还美其名说：
“这绝不是要党委退出学校或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通过一个更好的形式来加强党的领导作用。”
这完全是狡辩。
这个会一共开过两次，第2次会是第1次会的继续。
陶大镛说第1次会上大家意见接近。
这不符合事实，当时我就是有不同看法的一个人。
在第2次会上发言的有十二个人，发言内容登载在6月04日光明日报上，请看有几个人的意见和陶大镛所说的意见接近？
陶大镛所说的“大家”到底是指的谁？
陶大镛为何在第2次会上只提出一些削弱党的领导的办法，并且加上自己的许多意见，却不把反对的意见说出来？
邰爽秋教授建议师大民盟支部赶紧召开盟员大会，对罗隆基、陶大镛等展开批判，表明态度。
廖泰初揭露陶大镛盗用民盟支部的名义说“民主办校”是民盟支部一致的意见
廖泰初教授说：
我曾参加陶大镛所召集的第2次讨论学校体制问题的会，不管他用什么花言巧语，我总觉得这气味是反对党的领导，是我所绝对不能同意的。
陶大镛在以后召开的一次支委会上解释说：
“那个会已经开晚了，必须快些完成。”
陶大镛为什么在歪风最盛的时候急于弄出一个关于主张民主办校的材料来呢？
这是什么意思？
（邰爽秋等插言说：
他们准备弄一个方案交全国各大学民盟盟员中进行讨论）我和卢乐山同志都是学教育的，又同时是师大民盟支部支委，为何第1次会不吸收我们参加？
第2次会虽然请我参加了，但我觉得我们这几个支委是被利用了。
因此我们在会议结束时表示会上的一些意见不能代表民盟支部的意见，还有待研究。
可是陶大镛后来却又盗用民盟支部的名义，说主张民主办校是民盟支部的一致意见。
王汝弼指出陶大镛很符合右派分子活动的特征
王汝弼教授说：
我愿提供陶大镛的一些蛛丝马迹，供大家参考。
整风开始时，陶大镛就说在这次整风中师大党委一定要垮。
他在给党提意见时，一提就夸大缺点，抹杀成绩，否认党的领导。
我不同意他的这种意见，他反而教训我一顿，说我不识大体。
以后，他又拉拢落后分子，向党进攻，并以民主办校为幌子，否定党的领导。
这些事都说明陶大镛很符合右派分子活动的特征。
白寿彝、杨敏如、冯钟泰、陈秋帆、赵擎寰、刘珍等都发了言，认为自己思想麻痹、不够清醒，以致对一些右派分子的活动不能及时发觉、揭发，甚至被右派分子所利用。
大家一致要求进行一次思想检查。
吴昱恒指出，陶大镛的“民主办校”实质上是要走英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
民盟北京市委副主任吴昱恒在会上发了言。
他首先说：
我们民盟北京市委的政治警惕性是不够的，应该深刻检讨。
陶大铸同志在报上发表“民主治校”、反对党委制的主张之后，已经二十多天了，民盟市委没有及时追究，这说明我们市委负责人的政治警惕性太差。
他说：
陶大镛同志身为民盟市委副主任，并不是师大基层组织负责人，却不通过基层负责人而在师大大肆活动，擅自发表反对党委制的言论和主张，这显然是目无组织，应该受到批判。
我们市委会曾一再强调集体领导，对于重大问题发表言论和主张，必须先在市委会集体讨论，而陶大镛同志却违反这一原则，蔑视市委组织，这是不能容忍的。
他说：
关于师大党委负责人工作上存在一些缺点，我们于几个月前在该校视察时也曾逐款指出，有书面报告交中共市委统战部检查处理。
但陶大镛同志在帮助党整风的时候，却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去帮助党改正缺点，而企图破坏党在广大知识分子中的威信。
说党委如何“外行”，如何“无知”，把所谓“学术研究委员会”作为师大的最高权力机关，使党委无权过问校内教学事宜，美其名曰“民主办校”，实质上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要走英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
陶大镛同志走的道路是和章伯钧、罗隆基的道路一致的。
我代表市委会接受同志们的意见，市委会应作彻底检查，陶大镛同志和罗隆基等的关系必须交代清楚，否则我们决不罢休！

农业部要求各地增产油料
据新华社19日讯
农业部6月16日发出通知说：
今年油菜籽预计比1956年增产约三百万担左右，但大豆、花生在主要产区因受气候影响不仅播种面积较去年减少，而且缺苗严重。
因此，要求各地：
1、抓紧中耕除草、培土防涝和追肥除虫。
2、长江以北及黄淮平原地区应抓紧麦收后的芝麻、大豆播种工作。
南方有习惯地区应尽可能增播晚芝麻、晚花生和秋大豆。
3、四川、浙江等省利用红苕地间种芝麻，玉米地间种花生的办法很好，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根据习惯结合夏播、秋播试办。
4、安徽、贵州等省利用田埂隙地种植大豆、蓖麻、向日葵，并规定谁种谁收，成效很大。
尚能种植这些作物的地区可以仿行。

采用六六六药液在秧田进行一次喷射，可以避免移栽后虫害蔓延。
这是贵州湄潭县湄江一社社员在即将移栽的秧田里喷射药液。
冯济源摄（新华社稿）

夏种农谚
春争日，夏争时。
05月田，早种一宿高一拳。
夏种不让晌。
早种一天，早收十天。
黄一块，割一块；
犁一块，种一块。

广东正在兴建七个糖厂
总产量可供应全国每人每年一斤食糖
据新华社广州19日电
糖产量占全国第1位的广东省，目前有七个日榨量一千至三千吨的大糖厂正在紧张兴建中。
其中有我国第1次自己设计、制造、安装的日榨两千吨的国营南海、中山糖厂，它的土建工程已经完成，正在进行设备的安装工程，预计在今年年底可以投入生产。
国内最大的日榨三千吨的北街糖厂和其他几个糖厂，将在明后年内建成。
七个厂的年产糖量共三十万吨，可以供应全国六亿人民每人每年一斤食糖。
解放初期，广东省只有几家规模很小、设备破旧的糖厂，1949—1950年榨季的产量才只有七万多吨。
现在全省共有五十七家糖厂和一万多个土糖作坊，它们在最近这个榨季共生产了四十一万吨糖，这是广东历史上最高的糖产量。

当前农业生产上应注意的事情
不要让麦子受损失
去年一些地区麦子很好，但损失很大。
所以造成损失，除汛期到来较早且阴雨连绵外，干部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迫使群众雨天抢收，不熟也收，也是一个很大原因。
另外合作化以后，分散的经营改为集体经营，打麦的场未能随着情况的变化而适当扩大，形成场小麦垛多，而且垛得不好，致拖长了打麦时间，沤了不少麦子。
这些教训今年必须记取。
因为地势高低和土质的不同，加以小麦品种很多，所以麦子成熟期极不平衡。
农业社的领导方面必须听取群众意见，和群众商量，依据土壤等不同情况，因地制宜的分别收割，作到熟了即收，不熟和雨天不收，严防主观主义再次发生。
麦子收到家以后，应及时垛起。
一般要垛大垛，垛高垛（垛时应将麦子撒开，不要成捆垛起），垛的周围最好挖小沟，以免霪雨过多漏雨沤坏麦子。
在缺乏牲口的地方，快打与畜力不足矛盾是很大的，这样更应将麦垛垛好，打麦期限予以延长（实际也得延长）。
因畜力不足用人拉磙当然可以号召，但毕竟是一个艰苦工作，确非人力所能胜任；
同时麦秸碾得不好，对饲养牲畜也是很不利。
目前小的麦场已不适用，必须进行扩大，以有利于迅速大量打麦。
为避免打后麦子因集中发生霉烂现象，在注意公粮、统购任务完成的前提下，农业社内应事前订好预分计划，作到随打随分。
这不仅可以避免麦子霉烂，而且也可以有效的防止贪污现象的发生。

我国最长的铁路隧道工程
新华社成都19日电
我国最长的一条铁路隧道——川黔铁路的凉风垭隧道工程，正在加紧施工。
凉风垭隧道是川黔铁路的咽喉。
从重庆乘汽车到贵阳经过的惊险闻名的“七十二拐”就在这里，这条隧道全长四千二百四十三公尺，约合九华里。
比宝成铁路秦岭大隧道还长二千公尺。
这条铁路隧道工程是在今年05月09日开工的。
到现在隧道洞口的开挖通道已经打开。
从开工以来，建设者们就一直同这里复杂的地质、溶洞和地下水作斗争。
他们在我国隧道工程中，第1次采用了苏联先进的平行导坑开挖法。
这条隧道在施工前，铁道部第二设计院的工程技术人员曾经先后提出了十多个开挖方案。
现在已经施工的隧道，比原来勘测的方案要节省工程费用一千二百万元。

报考高等学校的青年怎样选填升学志愿
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宋诚
高等学校统一招生，有的考区已经开始报名了，多数考区在本月下旬也要普遍报名了。
怎样选填升学志愿，是报考青年目前十分关心的问题。
大家知道，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对于考生选填志愿办法，比较以往有了改进。
第1，考生报考志愿分两个方面，即系科专业志愿和学校志愿，前者是要考生表明愿意学习什么专业的，后者是要考生表明愿意到什么学校学习的。
以往规定考生可以选填五个专业志愿，每一个专业志愿选填三个学校志愿，专业志愿较少同时对于学校志愿，多少有些硬性地限制。
今年则改为可以选填十二个专业志愿，每一个专业志愿可以选填一个学校志愿，专业志愿和学校志愿相结合。
这个办法的好处是：
一方面大大增加了系科专业志愿数目，使考生有较多的选择机会；
一方面使考生的专业志愿和学校志愿结合起来，能够灵活地表达自己的升学愿望。
一般地说，考生在考虑升学志愿问题时，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学校志愿为主，愿意到某些学校去学习，至于系科专业志愿是次要的；
一种是以系科专业志愿为主，愿意学习这些专业，到什么学校去学习是比较次要的。
按照这个办法，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地选填志愿，他可以选填十二个不同专业和十二个不同学校的志愿（这是就规定的最大限度说的），也可以选填同一学校的许多不同的专业或同一专业的不同学校志愿。
这样，无疑地是进一步地照顾了考生的志愿。
第2，可以更加细致地选填系科专业志愿。
这种改变主要是在工科方面。
过去几年，工科是按十五个大类，即地质勘探、采矿、冶金、动力、机器制造和工具制造等等填写的；
应该说这是比较笼统的，因为一个专业类包括很多专业，像机器制造和工具制造类，就包括三十八个不同性质的专业，来培养设计和制造各工业部门所必需的机器、设备、工具和仪器以及各种金属零件的设计和工艺人材的；
按类填写志愿，入学后再由学校分配专业，往往和考生填写志愿时候的想法距离很大，影响专业思想的树立和巩固。
今年改为按各校的系选填志愿（个别的按专业），就比较细致具体，便利考生选填；
因为每一个系中包括的专业数目较少，同一个系里的各个专业性质大体上是相类似的，这样，就能够更好地照顾考生的志愿。
有人问，为什么不都按专业选填志愿呢，这是由于工科的专业数目很多（有一百八十多个），如一律接照专业选填志愿，对学校和考生都弊多利少，在学校方面，在录取新生时，因为专业之间无法调剂，会有一部分专业招不足学生；
在考生方面，由于专业过细，每一专业招生的人数较小，考生按专业填报志愿，在统一招生的情况下，盲目性会增大，被录取的机会就要减少。
所以工科按系选填志愿，是较为恰当的。
第3，今年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一般不采取计划分配的办法。
要求考生要实事求是地选填志愿，录取时按所填志愿考虑录取，接照考生所填志愿不能录取满额的学校，则采取向考生征求志愿或者再次举行招生考试的办法来完成招生任务。
十分明显，所有这些选填志愿的改进措施，必将使考生的升学志愿得到进一步的照顾。
那么，考生选填志愿与以后录取与否的关系怎样呢？
我们知道，高等学校录取新生，是一件极其复杂的工作。
在录取的时候要考虑到各种因素，要注意考生的条件，也要照顾他们的志愿，要注意地区间的调配，也要注意各学校、专业的具体要求，要贯彻各项政策，注意各种关系，等等。
一个考生是否被录取，录取到那里，是要经过有关学校再三考虑才能决定的。
单从考生选填志愿与录取与否的关系来看，一般说，我们是在每个考生考试成绩好坏的基础上，接照考生本人所填志愿的顺序，由有关学校逐次考虑录取与否的。
就是把政治、健康、考试成绩基本上合格的考生挑选出来，根据考生的报考类别，将考生的申请报考书分理工、农医、文史三大类，各按他们考试成绩分数的高低顺次排队，分数高的在前面，分数低的在后面；
然后再一个个地从前到后，按照考生自己所填的专业志愿和学校志愿，由志愿的学校考虑录取与否；
倘若第一志愿学校认为可以录取，就由第一志愿的学校录取，第一志愿学校不录取时，再顺次交由第2、第三以至第十二志愿的学校去考虑录取与否；
高等学校在考虑录取志愿报考它们学校的考生时，是要把这些考生权衡比较，要根据择优录取的原则，以录取质量较高的新生的。
由此可见，高等学校录取新生，是在每个考生考试成绩好坏的基础上，按照他们所填志愿顺序考虑录取与否的。
一般说，考试成绩愈优越的考生，愈有可能按志愿被录取，进入志愿的学校、专业。
这是考生之间的一种公正合理的竞争。
有人问，甲乙两个考生，甲第一志愿乙第三志愿同为某校，而乙比甲的考试成绩要好，那么，是先考虑录取甲，还是乙？
我们说，按上述录取原则，乙如果未被第1第二志愿学校录取，在第三志愿学校与甲比较起来，应该先考虑录取乙；
因为乙的成绩好，应该先考虑录取乙。
当然，这是就最简单的情况来说的，在实际工作中，还要具体地分析甲、乙的具体条件，假定在甲乙两人成绩相差无几，乙虽比甲的考试成绩各科总分为高，但是他的数、理、化成绩却不如甲，这时工科、理科的学校就可能先考虑录取甲，而不取乙；
又譬如乙健康状况不如甲，有关的学校考虑到这一点，也可能录取甲，而不录取乙。
但是，无论如何，考试成绩愈优越的考生，愈有可能被录取，这是肯定的。
有人问，各个高等学校的录取水平是不是一样的呢？
我们说，基本上相同，但是也有所不同。
所谓基本上相同，是指任何学校都要按照招生规定上所说的：
应该努力贯彻保证质量，完成计划的方针，要从政治、健康、学业三方面选择录取质量较好的新生入学；
所谓有所不同，是说一方面各个专业对考生的健康条件、各科考试成绩的要求不甚相同，譬如，工科的学校，要求考生数、理基础要好一些，其中建筑系还要求考生有一定的素描的技能；
文科的学校则要求考生语文政治常识的成绩要好，这是十分必要的；
另一方面，由于学校条件、历史传统、考生的认识种种原因，各个学校，甚至一个学校的各个系科专业之间，考生报考人数是很不平衡的，有的学校多到几万人，有的只有几十人，这样，水涨船高，多中取好，那些报考人数较多的学校、专业，录取结果，水平自然就要高些。
也有人问，政治、健康、考试成绩基本上合格的考生是否一定能够被录取呢？
一般来说，这些考生是有较多的录取机会的，但并不个个都能录取。
今年取消了计划分配的办法，如果他们选填的志愿不实事求是，过于集中报考某些学校、专业，又不够志愿学校、专业录取水平时，就是一般够录取条件也不可能被录取。
这时候他们只有等待重新选填志愿的机会，来就尚未足额的学校中重新选填志愿，至于是否能够录取，需经他们重新选填志愿的学校根据择优录取的原则，来审查确定。
从上面所谈选填志愿和志愿与录取与否的关系看来，报考高等学校的青年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老老实实的态度，去选填升学志愿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要考虑自己的学科水平、健康条件等等，譬如，有一个青年，他的数理基础较好，他就比较适宜选填理工科方面的专业志愿；
选填自己适合学习的专业，不但容易被录取，而且考取之后学习起来也比较方便；
相反，如果他的数理基础较差，却盲目地选填理工科方面的专业志愿，则被录取的机会就会较少。
同样，对待自己的健康条件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健康检查，认为不适宜学习原来志愿报考的专业时，就应该更改志愿。
为了便于选填志愿，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参考一下“升学指导”和各地招生机构编印的“考生手册”，全面了解各个专业的内容、高等学校的系科、专业设置情况和各校招生的地区范围，只有了解了它们，才能正确地选填志愿。
我们还希望大家在选填升学志愿时，把自己所选填的专业和学校志愿适当分散一些，不要过份集中某些学校、专业，并且尽可能地多选填一些专业和学校志愿，争取有更多的被录取机会。
这不仅有利于考生，也有利于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

早种才能多收
农
麦收很快就要结束了。
淮河以北和陕西、山西等地区的麦田就要播种夏种作物了。
我们知道，这些地区中的大部地区，是以大秋作物收获为主的。
以山东、河南、河北说，杂粮、薯类作物收量占全部粮食的64％（不包括大豆）；
苏北、皖北也是同样情况。
这就是说，这些地区的农民，有三分之二的粮食是依靠杂粮的。
河北省今年小麦产量估计为四十亿斤左右，而夏种作物的计划则是五十亿斤，比小麦总产量多四分之一。
在这些地区假若不抓紧麦后夏种和管理好夏种作物，对我们完成今年粮食增产任务会带来极大的困难。
今年夏种工作的主要特点是，夏种的面积增大。
各地区必须根据这个特点妥善的安排夏种，不能因为任务繁重而影响夏种的进度。
夏种的主要问题，要抓紧早播。
根据河南省柘城六合一农业社的试验，6月21日种的玉米比6月15日种的减产33％。
山东青岛试验站也作过这方面的试验，这个站6月11日扦插的甘薯比6月25日扦插的增产23.1％。
由此可见，争取早种，是获得夏种作物丰产的关键。
夏种甘薯占甘薯种植总面积70％，各地必须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领导各农业社种好甘薯以保证粮食的总产量，因为甘薯的单位产量在这些地区比其它谷物高很多。
在黄河、淮河流域，夏种的大豆、芝麻比重很大，种好这些夏种油料作物，就能为实现增产油料计划打下基础。
夏种之后雨季即将来临，如间苗、中耕不及时，往往容易造成荒苗现象。
去年不少农业社就因为苗荒而荒芜了大面积土地。
这是夏种作物播种以后要注意的事情。

来函照登
人民日报编辑部：
全国农业展览会林业馆所介绍的1956年春季造林面积七千余万亩
（四百六十九万多公顷），这个数字是根据当时各地所报材料统计的。
此数曾在你报1957年02月21日“农业战线上的大检阅”一文中发表过。
而根据秋季幼林检查结果：
去年有的乡、社的造林成活率不到25％，很多地方估算造林面积较实际面积为高。
（主要原因是由于1956年造林规模空前壮大而造林技术力量和组织领导工作不能相应地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致所造幼林在质量上还不够好、在面积计算上还相当粗糙。）
按规定，造林成活率不足25％的林地不应计入造林完成数字内，面积偏高的应据实修正。
现全年造林面积经过这样核实修正以后仅为五千余万亩。
特此说明，请予发表。
林业部办公厅

武汉裕华纱厂开好了职工代表大会
领导同群众关系融洽　职工生产积极性高涨
本报讯
武汉公私合营裕华纱厂领导干部的办公室里常常有工人进去谈问题。
过去，工人们多是来要求工厂替他们解决个人生活、工作方面的问题。
有时候，因为工人们提的要求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有时候，因为领导干部没有认真考虑工人的意见，双方常常谈不到一起，有时候甚至发生争吵。
最近，情况却有了显著的变化。
到办公室里来的工人还不少，但是绝大多数却是来反映工作情况，同领导干部商量如何改进各方面的工作。
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厂里在3月份召开了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这次职工代表大会是作为职工参加企业管理和对企业行政领导进行群众监督的机构而召开的。
开会以前，代表们组成五个检查组，分别深入全厂各个部门检查、研究了生产、财务、劳动纪律、生活福利等方面的问题。
大会开会期间，代表们围绕着增产节约这一中心议题，充分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地批评了工厂领导工作中的一些官僚主义作风，同时也反对了少数职工中的一些不遵守劳动纪律和对生活福利提出过高的要求等不良现象。
会后，领导干部和职工群众都感到在思想上提高了一大步，彼此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
领导干部思想一下子清醒了
裕华纱厂在过去，特别是去年，完成计划的情况比较好，领导干部也比较注意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因此，这个厂的领导干部虽然认为工作中可能有些官僚主义，但总觉得问题不大。
这次职工代表大会上，代表们一方面肯定了工厂各方面的成绩，一方面也诚恳地提出了一百多条有关生产、生活等方面的意见。
这些意见中有不少是领导干部过去没有了解到、没有考虑到的问题。
例如，他们一向认为厂里的原棉管理工作很细致，是各项技术管理工作中的“王牌”，但是经过职工代表检查以后，发现工厂制订的原棉管理制度并没有在工人中严格地贯彻执行。
对于职工生活福利方面的问题，过去他们总认为群众的困难，他们是知道的，能办到的事情也大都已经办了。
但是，这次大会上代表们却提出了不少是可以办到而没有办的事，还批评了有些干部住宅用电用水不花钱的不合理现象。
这些意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大大清醒了一下。
这个厂的经理说：
过去批评我一百个官僚主义，也不知道官僚主义在什么地方，这次虽然受了批评，却感到批评得很对。
最近，工厂已经根据代表大会提出的意见，制订出了各种改进工作的制度和办法。
工人中不合理的要求消除了
这个厂的一部分工人，过去曾经提出过一些过高的或者不太合理的生活福利方面的要求。
例如有的工人因为不了解建筑材料紧张的情况，要求厂里将原计划在今年第3季度盖的宿舍提早在第2季度修建；
原动部抬煤工人为了图方便，曾经要求把三班轮流使用一套雨衣、胶鞋，改为一班用一套等。
经过领导干部在代表大会上讲清了国家和工厂当前的困难以后，这些意见绝大部分都消除了。
厂内原有少数工人工作不安心，闹工资待遇问题，劳动纪律不好，以前虽经领导干部批评教育，也没有多大改变。
代表大会期间，广大职工和代表们主动揭发和批评了这些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现在很多人有了转变。
代表大会以后，职工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梳棉工序保全工人过去检修机器的质量，从来没有百分之百地合乎标准；
代表大会以后，第1次检修出了完全合乎标准的机器。
并条工序的黄桶翻面操作法曾经推广了一年多没有推广开，代表大会以后，因为工人们主动要求学习，现在已经全面推广。
这个厂布场的棉布上等品率在酝酿召开代表大会以前还只有87％，而4月份已达到98％以上。
（曹厚德）

汛期已到，防汛工作准备得怎样？
新华社19日讯
全国大部河流已经进入汛期，各地都加强了防汛工作。
06月上旬，除珠江流域降雨最多，超过历年同期平均雨量，河北省大部地区也超过了历年同期平均雨量外，其他地区降雨不多。
因而目前除珠江外，各河水情都较平稳。
本月07日、8日广东北江清远站和东江惠阳站分别出现过今年入汛以来最大的一次洪峰（都超过了保证水位，现已回落到中常水位）。
此外，仅淮河支流洪河和史河在6日出现过今年的首次洪峰，个别站超过警戒水位。
长江水情入夏以来一直平稳，昨天武汉关水位比去年同一天低四公尺多。
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水和全国其它河流水势都较平稳。
尽管各河水情都较平稳，但是各地还是注意了防汛的工作。
黄河防汛总指挥部已采取措施以防黄河发生特大洪水，并即将会同有关部门检查防汛准备工作。
山东、河南两省的河务局，也准备在最近查勘今年的黄河河势和工情。
河北省对经常闹灾的南运、大清、子牙等河的河堤普遍进行了整修，加宽了重点地段的堤身；
为减少内涝，还新修和整修三千多亩的沟洫畦田工程。
沿长江各省也已建立了防汛指挥机构，湖北、湖南等省还根据历年经验，组织了防汛大军，密切注视着水情变化，准备随时上堤与洪水进行斗争。
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对绵延境内的堤防，普遍进行了检查，被人们称为“命堤”，保卫着江汉平原数百万亩肥田沃野的荆江大堤，现在正大力加固，以增强抗洪能力。
防汛所需的大批抢险，防浪等器材，最近也都正向长江、汉水两岸的重要堤段赶运。
江苏省还对沂、沭河堤、洪泽湖大堤、灌溉总渠及海塘等防汛工程普遍进行了检查，堤防锥探数万眼，消灭隐患数十处，加强了防洪工程的效能。

看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舍己为人光荣牺牲
孙阿毛的事迹回答了右派谬论
本报讯
16日，江苏新华日报以显著地位刊登了共产党员孙阿毛舍己为人、光荣牺牲的报道。
报道中说：
本月03日下午五时许，川沙县邓镇乡第1农业社副社长、共产党员孙阿毛同志从康家圈装了一船草盘（绿肥）回社。
当船划到康家洋北面时，突然草盘倒坍，坐在草盘上的三个年轻姑娘孙水珍、孙引娣、孙火珍，随着一摊草盘一齐滚入河中。
孙阿毛同志立即和同船青年连根祥跳入河中抢救。
他先把年龄最小的火珍推给连根祥救上船，转身去抢救他的女儿水珍，把水珍推到船边，让连根祥救上船，接着又转手抢救引娣。
终因他牙齿全掉，无法憋气，吃水过多，又被引娣抱牢，顷刻两人同时下沉。
他用尽最后一把劲，把引娣向水面推去，被对岸割草的孙野伯救起。
但孙阿毛同志因气尽力竭沉入二丈多深的河底，后来虽经前往抢救的三、四十个社员紧张打捞，在半小时后，才找到了他的尸体。
当社员们听到孙阿毛为抢救别人而不幸牺牲的消息后，都为他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而感动流泪，中共川沙县委闻讯后，曾派县委组织部长、区长等前往向死者家属慰问。
孙阿毛同志现年四十四岁，川沙县邓镇乡石家村人，1954年入党，佃中农出身，为人忠厚老实，热爱劳动，一贯被人称颂。
新华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一个平凡而光辉的人”的社论。
社论说：
一个普通的农村干部孙阿毛，为了救援三个孩子而牺牲了自己。
他那平凡的生命，显示了共产党人伟大的人格和高贵的品质。
生命，任何人只可能享有一次。
人的生命是无比宝贵的，世界上任何珍宝都换不回生命的复活。
但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为了国家、阶级和人民的利益，他会毫不吝惜地英勇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我们时代的史册上，记载着刘胡兰、黄继光、杨根思等等无数光荣的名字，而今，又添上了孙阿毛这个平凡而光辉的名字。
社论说：
当我们非常激动和沉痛地得知孙阿毛同志英勇牺牲的消息时，正是一些右派分子乘党外人士帮助我党整风的机会，向我们党进行恶毒诬蔑和进攻的时候。
右派分子企图拿捏造的、极端夸大了的粪污，涂抹在我们党的身上，他们竭力把我们的生活描绘得一片黑暗，他们恶毒地把共产党人说成是卑鄙自私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企图借此要共产党下台，要中国人民抛弃经过数十年艰巨斗争而获得的社会主义制度。
然而，这一切是那么脆弱，那么徒劳无功！
仅仅是孙阿毛同志的伟大人格，就足以响亮地、彻底地回答了右派分子的诬蔑和咒骂！
让大家来看看，究竟是谁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的事业吧！

矛盾的统一
耿浩、苗地

运用有利条件争取大丰收
浙江今年农业生产条件良好，但要根据不同地区和季节特点抓不同的重点
本报杭州17日电
记者刘凡报道：
中共浙江省委最近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对争取农业大丰收和解决农村矛盾的问题作了讨论。
会议认为争取丰收是缓和农村矛盾的主要办法；
而丰收又必须深入解决合作社内的各种具体问题。
会议研究了今年各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有利条件，批判了有些人“无所谓”的态度。
浙江省农村今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有不少有利条件。
如省委对这个运动抓得早；
今年双季稻种植面积和品种的安排比去年合理，有利于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全省80％的社员贯彻了“三包”责任制，改善了经营管理；
种子、肥料、农具等比去年充足（全省绿肥丰收，养猪比去年增加五十六万多头）；
今年全省修建的水利工程可使五百六十四万多亩农田受益。
结合这些有利条件，瑞安、平阳等县提出了消灭空白地，培育水稻，精打细收，多养猪、鸡、鸭、兔等。
丽水县还提出田边田角种大豆，蕃薯地间种杂粮等办法增产粮食。
会议指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要根据生产季节特点和各地经济情况，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抓住不同的环节。
从现在到处暑以前，以抢收抢种、扩大高产作物种植，加强秋作物培育，保证粮食生产为中心。
处暑以后，以开展多种经营、积极发展畜牧业为重点。
会议还要求各地在运动开展后，组织参观、交流经验，开展劳动竞赛。

北京展出苏联美术名作
据新华社18日讯
苏联八位著名美术家作品展览今天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
展出的四百五十多件作品中，包括已故的苏联人民艺术家维·伊·穆希娜举世闻名的雕塑，以及为中国美术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熟悉的库克雷尼克塞（库普利雅诺夫、克雷洛夫、索柯洛夫）的讽刺画和书籍插图，还有著名肖像雕刻家托姆斯基、苏联最老的版画家法沃尔斯基、装璜画家毕曼诺夫、童话插图画家拉奇夫具有不同风格的作品。
文化部副部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秘书长钱俊瑞在开幕式上致词说：
这次展览会是中国美术界向苏联美术界学习的一个好机会。

南斯拉夫议会发表宣言
要求停止核武器试验
并对工业发展基本方向作出决议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日电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会议从16日到18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这次会议通过了要求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宣言。
宣言说，在目前情况下，整个裁军问题是国际关系中的中心问题之一。
宣言要求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的成员毫不迟延地达成停止试验爆炸的协议，至少是达成暂时停止爆炸的协议。
联邦国民议会在这次会议上还通过了南斯拉夫工业今后发展的基本方向的决议。
决议指出，南斯拉夫在战后时期内，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奠定了其他经济部门进一步发展的潜在的技术基础。
但是，在工业的发展中发生了某些不合比例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动力资源、原料基地的落后上。
同样，新干部的训练工作也落后了，在经济制度方面还有某些尚未解决的问题。
决议着重指出，在工业发展目前的水平上工业生产完全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利用以前没有充分发挥的生产能力。
今后工业的投资主要必须用于那些经济部门，以便增加出口，减少入口，生产更多的消费品，改善市场状况，更好地利用国内的原料，并且保证农业和运输业的有计划的发展。
决议提到在今后这一时期内工业生产预期每年将增加10％到12％。

尼赫鲁从居民营养同抵抗力的关系立论
亚洲国家特别关心停止氢弹试验
华盛顿一些决策人正在策划破坏伦敦裁军会议
新华社19日讯
哥本哈根消息：
印度总理尼赫鲁17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整个亚洲正以极大兴趣注意着伦敦裁军会议发展情况。
尼赫鲁强调指出亚洲国家对禁止氢弹试验的关切，他说，亚洲国家人民大多营养不良，吸收的钙比较少，因此比西方人更容易遭受放射微粒的危害。
尼赫鲁说，他的国家“总起来说不是一个吃得很好的国家”。
不好的食物比良好的食物所提供的抵抗锶—90的保护力量要小。
他还说，印度政府对禁止氢弹试验问题是“十分焦虑”的，印度议会两院已经在这个问题上通过决议，并且呼吁立即停止试验或者根本禁止氢弹。
尼赫鲁是在去芬兰、挪威、瑞典访问之前说这些话的。
他已经在18日清晨离开哥本哈根飞往赫尔辛基，并且计划在访问北欧之后出席定于6月26日在伦敦举行的英联邦总理会议。
新华社19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8日讯：
“消息报”驻纽约记者在评论美国目前围绕出席伦敦谈判的美国代表史塔生而展开的“政治纠纷”时指出：
这个幕后把戏隐藏着危险的计划，这种计划是要直接打算破坏伦敦的裁军谈判。
从报纸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华盛顿决策人的意见是，史塔生应当不惜以任何手段来诽谤苏联的建议，把裁军小组委员会引入绝境，并且把破坏伦敦谈判的罪名加在苏联身上。

李永镐大使拜会周外长
据新华社17日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李永镐今天下午拜会我外交部长周恩来，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拜会时在座的有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谢爽秋、礼宾司副司长马振武。

波党政代表团访问民主德国
据新华社柏林18日电
以哥穆尔卡和西伦凯维兹为首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今天上午八点半（中欧时间）乘专车到达柏林。
柏林东车站为此搭起了悬挂着德波两国国旗的拱门，到车站前的广场上来迎候贵宾的有几千人。
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人乌布利希、格罗提渥、希德万、斯多夫、博尔茨和努舍克等都来到月台欢迎贵宾。
到车站欢迎的还有各国外交使节。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哥穆尔卡在扩音器前发表了演说。
他表示感谢对波兰党和政府代表团的真诚接待，并且着重指出，两个工人阶级政党以及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欧洲和平的事业中是利害与共的。
他说，同全体德国人民建立良好的关系是波兰人民的愿望。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是应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邀请前来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的。
代表团将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并将在民主德国进行参观和访问。
两国党政代表团18日开始举行会谈。

火箭与卫星齐飞探索宇宙的奥秘
苏联大力发展地球物理学
本报莫斯科19日电
苏联将积极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的工作，并将放射人造卫星。
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苏联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工作的委员会主席巴尔丁院士，副主席达维塔加教授，以火箭和人造卫星研究大气上层的工作组组长费多罗夫通讯院士等人，18日就这件事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巴尔丁院士说：
在这次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将有六十个国家参加地球的研究工作，并将建立二千个科学站，其中五百个科学站将由苏联组织。
无疑的，地球物理年的工作将导致巨大的发现，将进一步发展地球的科学。
费多罗夫教授谈了研究大气上层的意义。
他说：
大气上层所含物质不多，只有1％到2％的空气，可是对生命作用很大。
大气上层首先遇到太阳的辐射能和宇宙微粒。
在上层发生的反应，结果使太阳辐射能和宇宙微粒来到地面时变成无害的。
在上层发生的反应，对生活也有重要作用，例如形成电离层，使我们能够用无线电与远方联系。
对于天文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有兴趣的是：
各种辐射的本性如何；
既然大气影响辐射，那么在大气层外的辐射情形怎样。
在进入宇宙空间以前，先要掌握这个环境。
长久以来，研究工作仅限于被动地观察。
晚近十年，科学家才利用火箭观察。
苏联从1949年到1950年开始使用火箭。
自此发射了大量火箭。
研究的结果，在一百公里的空中没有发现空气的化学成分有什么重要变化。
苏联科学家与美国不同，不但使用火箭，还使用盛器，它们在必要时会从火箭内跳出。
这可以避免火箭的故障。
苏联科学家在地球物理年中将在各处发射一百多个火箭，射向四十公里到二百公里空中。
费多罗夫教授接着说：
光靠火箭是不够的，因为只能从一点观察。
苏联将放射带有仪器的卫星。
卫星按螺旋状穿过地球上空。
它将飞到二、三百公里的高空。
为了保持不跌下来，卫星要以一小时二万九千公里的速度沿着轨道运行。
这个速度是放射卫星的火箭在最后阶段给予的。
卫星在一个半小时内绕地球一转。
在卫星上装有仪器，它们能够测量空气的密度和气象、太阳辐射、宇宙辐射和紫外线的强度等等。
一个卫星装不下所有的仪器。
看来，各个仪器要装在各个卫星里。
这是发展星际往来的初步。
放射卫星技术很复杂，我们不能宣布在那一天放射。
在美国很重视谁第1个放射卫星。
我们不把放射卫星看作创造什么纪录。
重要的是把卫星装置好。
在美国放射过一两次卫星，但卫星没有达到轨道上。
研究员波克罗夫斯基谈了把三只狗装在火箭内发射的结果。
有一只狗被射到一百一十公里的空中，另外二只狗两次被射到一百零五和一百零一公里的空中。
起初把狗放在密封的舱内，生理情况正常。
后来把狗放在潜水衣具内，当火箭下降到空中八九十公里高处时把它抛出，也没有因为缺乏氧气或其他影响而死亡。
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时，那三位乘火箭在高空旅行的“乘客”始终在场，跳来跳去，非常活泼。
波克罗夫斯基说：
这次地球物理年将加速解决人飞到星际的问题。
科尔特教授说：
苏联海洋学者将乘十二艘探险轮船出发研究，其中有“鄂毕号”、“海洋号”等大船，还有世界唯一的非磁性的轮船“黎明号”。
这艘船是用木材、黄铜、青铜、非磁性钢等材料制成的，专供研究磁场地带用。
它将以约一年半的时间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作四万五千哩的航行。

爱沙尼亚人民的骄傲
——记共和国文教事业的发展
陈泉璧
04月07日，我们乘飞机从莫斯科起飞，经过两小时的飞行，到达了爱沙尼亚共和国的首都——塔林，作为期四天的访问。
爱沙尼亚，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之一，那里的风景十分优美，成片的枞树林、中世纪式的红色的尖顶建筑物和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把整个爱沙尼亚打扮得像一座幽静的花园一样。
我曾登临塔林城头举目四眺，波罗的海在夕照中一片金光，辽阔的海面翻滚着滔天的巨浪，成群的海鸥在暴风中自由飞翔。
来到了波罗的海，才真正感觉到波罗的海的美丽、壮阔和浩大……。
在短短的四天访问中，爱沙尼亚经济建设发展的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但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个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这个共和国对文化教育事业十分重视。
差不多集中了它全部财力的极大部分（占本年财政预算的60％以上）和集中了大部分的优秀干部在从事这项工作。
我们接触到的文化工作的几个方面，诸如学校教育、群众文化工作、戏剧电影、作家的创作活动、对外文化交流，都是全线活跃、成绩卓著。
人民在这种先进的文化生活熏陶下，生活显得特别的愉快和丰富多采。
04月10日，在我们将要离开美丽的爱沙尼亚的前一天，我们访问了这个共和国的文化部长安斯别尔特同志。
他是一个极有文化素养和极有风趣的人。
他一见我们就说，爱沙尼亚和中国比是很小的，但我们已建立了自己的文化，我们也有可以和朋友们讲的东西。
接着他就向我们全面详细地介绍了共和国文教事业发展的情况。
大力发展学校教育
安斯别尔特同志对我们讲，爱沙尼亚文化事业发展的最显著的一个特色，是教育事业的发展。
学校教育网很普遍，不仅是正规学校，就是业余学校和函授学校也是如此。
差不多所有城市、农庄和任何偏僻的乡村，都有学校。
任何人，不管他是学龄儿童、青年、工人、农民或者是机关干部，只要他愿意学习而且有条件学习，都可以按照他的志趣和愿望找到他学习的机关。
爱沙尼亚各级各业学校数量之多，同它仅有的一百多万人口比起来，就可以看出爱沙尼亚的党和政府对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是十分重视的。
安斯别尔特同志对我们说，爱沙尼亚现有六所高等学校、四十六所中等技术与中等专科学校、几百所普及学校。
我曾访问过离塔林市约有一百多公里的克尔特洛尔—雅尔维市，那个城市只有三万人口，但就有七个普及学校、四个十年制中学夜校、二个中等技术学校和两个青年业余学校。
爱沙尼亚就好像一所学校，人们的文化水平都很高，求知欲很强烈。
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爱沙尼亚学校教育的落后简直是难以想像的。
那时几乎有42％以上的儿童不能入学或入了学不能在小学毕业。
青年人为了生活，不是做了庄园主的放牧人，便是当了资本家的佣工。
那时爱沙尼亚人民的极大部分都是文盲。
丰富多采的群众文化生活
安斯别尔特同志以极大的兴趣和我们谈到了共和国的群众文化工作的发展。
他说，共和国的群众文化工作一向很活跃，几乎所有的群众都组织在各种业余的文化组织中。
只要工作一完或者学习一结束，人们就会成批地踊跃地参加各种业余的文化活动。
凡是在休息时间，文化宫、俱乐部、图书馆、歌剧院和电影院都是坐得满满的。
安斯别尔特同志告诉我们，现在爱沙尼亚共有七百七十三个俱乐部、一千四百一十六个国立图书馆。
在俱乐部中有舞蹈、歌咏、话剧、技术、语言等小组。
俱乐部一方面团结各种爱好艺术的积极分子，一方面每年举行各种观摩会选拔各种优秀分子，给以深造的机会。
共和国现在的一些优秀演员、著名的歌唱家和作家，极大部分都是从这些观摩演出中选拔出来的。
共和国的图书馆现在共有五百四十三万册藏书。
爱沙尼亚人读书习惯很好，差不多只要一有空，就会想到读书。
据文化部统计，去年一年走进图书馆去的群众共有五十万人以上，每一个读者平均读了二十七本书。
因群众学习情绪高，对书籍发行数量的要求也愈来愈高。
从前一本书顶多只印一千四百到二千册，现在每本书印到八千到一万三千册还不够。
电影和戏剧是爱沙尼亚人民精神食粮中最不可缺少的东西。
我们在爱沙尼亚访问的那几天中，爱沙尼亚的所有剧院、电影院、音乐厅都在演着爱沙尼亚人民喜爱的一些剧目和电影。
所有这些戏院与电影院都是席无虚位，场场客满。
我真羡慕和佩服爱沙尼亚人民对艺术生活的那种爱好和他们的强烈的兴趣。
在爱沙尼亚，除省市的剧院外，现在共有九个国立剧院，二百二十九个电影院和电影放映机关。
去年一年有一百多万人次看了戏，有一千五百六十万人次看了电影，平均每人去年全年看了十五次电影。
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爱沙尼亚人民不要说不能看到那么多戏和那么多电影，有些人甚至连电影院和戏院都没有看过。
作家的荣誉
现在爱沙尼亚共有七十个作家、五十个作曲家、二百多个美术家。
他们都是爱沙尼亚文化工作方面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受着人民热烈的喜爱。
如作家阿尔都·亨脱所写的描写爱沙尼亚革命史的长篇小说“风的海岸”、辛别尔写的描写苏维埃政权重建的“红色的小丁花”、路多尔夫·谢尔盖写的描写苏维埃政权时期爱沙尼亚农民生活的“土地与人民”、列别立赫特写的描写集体化时期农民生活的“光明照耀到克奥尔地村”，这些作品曾一版再版，在人民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它不仅受到爱沙尼亚人民的欢迎，而且受到整个苏联人民的欢迎。
不仅已经译成了俄文和其它兄弟民族的文字，而且也译成了其它国家的文字。
如列别立赫特的作品“光明照耀到克奥尔地村”不仅已译成了中文，而且由这本书改编的电影也在我国放映过。
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年月里，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从来不相信爱沙尼亚人民会有什么文化，他们禁止爱沙尼亚人民保存本民族的文化，发展本民族的语言。
但是，现在爱沙尼亚不仅有自己的作家、歌唱家、演员、学者，而且能够写出许多优秀的作品，来反映他们过去所受的苦难和今天他们所过的幸福生活。
欢乐的歌唱
爱沙尼亚人民特别喜爱歌唱，任便你在街上看见三五成群挽臂而行的人群或者在任何的集会上，你总会听到他们低沉或者高亢的歌声。
在平常的日子里，爱沙尼亚人民也非常喜欢用歌唱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爱沙尼亚的各区各乡，都有合唱团的组织，每年都有一天规定为歌唱日。
到了那天，人们都要穿起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尽情地歌唱。
唱得高兴的时候都是整天整夜的唱，甚至会废寝忘食。
共和国的歌唱节是五年举行一次。
这种全国范围的歌唱节，开始在1869年，到1955年已经举行了十四次。
最近两次的歌唱节，一次是1950年，参加的人数有三万二千人。
一次是1955年，参加的有四万多人。
安斯别尔特同志告诉我们，爱沙尼亚人民所以那么喜欢唱歌是有历史原因的。
爱沙尼亚过去一向受着外族的压迫，生活得很凄惨，在精神上受到无限的压抑。
他们要表达自己的心情，但是什么物质条件都没有。
所以只有用歌唱来表达自己的痛苦和悲愁。
因为唱歌既不要花什么钱而且是一种最简便最直接的表达方式，所以就一直流传至今并扩大成为一种群众运动。
当然，今天歌唱的性质已完全改变，昔日的悲愁和愤怒已为今天的愉快和欢乐所代替。
爱沙尼亚人民今天歌唱自己的新生，歌唱自己幸福的生活，歌唱光荣的劳动。
这歌声是多么嘹亮多么愉快，它透过爱沙尼亚的每个人的心灵，响彻着爱沙尼亚的整个大地。
在我们快要告辞的时候，安斯别尔特同志最后和我们谈到了爱沙尼亚的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提到了爱沙尼亚和中国的文化交流。
他非常满意这几年来爱沙尼亚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情况和已经得到的成绩。
他说，由于中国在这里举行了电影周，举行了京剧的演出和一些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在爱沙尼亚的翻译出版，显然爱沙尼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面貌的了解是较前大大进了一步。
但是他说：
“我们当然并不能满足于这样一些成绩，我们正期待着我们之间有更多的文化往来，我们愿意了解新中国人民的全部精神面貌。”
当我结束在爱沙尼亚的访问，穿过五百公里平原，前去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访问时，爱沙尼亚乡村的美丽景色一幕幕在我眼中闪过。
我衷心地羡慕爱沙尼亚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钦佩他们的热情好客和辛勤的劳动。
我衷心地祝福爱沙尼亚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愉快，歌声唱得更响亮。
愿他们的文化事业像永远开不败的花朵一样，开放得更加美丽，更加繁荣！

百拿不厌，百问不烦
　游允常

“禁运”缺口越来越大
西德意大利也效法英国
新华社柏林19日电
据德意志新闻社波恩消息：
西德政府在18日决定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禁运限制。
在禁运单上的四百项中去掉了二百项，其中有汽车、轮胎和某些类型的机器。
另外有许多东西，例如军火、裂变物质之类不在放宽之列。
同英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一样，这一个措施只是把原来对中国的特别苛刻的禁运规定作了修改，改为同对苏联和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限制一样。
华盛顿的官员说，西德政府在决定采取这一措施前曾经几次和美国政府磋商。
新华社18日讯
罗马消息：
意大利通讯社今天报道说，意大利政府正在准备取消对中国的贸易“禁运”，政府已经把这一打算通知“巴黎统筹委员会”中的“中国委员会”。
“团结报”就这件事情发表了评论。
它说，这可能是走向解决同两国关系有关的许多商务问题的第1步。
报纸说，意大利贸易商最近曾在米兰集会，主张增进同中国的贸易关系。

索非亚隆重集会纪念季米特洛夫诞辰
据新华社索非亚19日电
这里在18日晚举行隆重集会，纪念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保加利亚人民的伟大领袖季米特洛夫诞生七十五周年。
保共中央书记布尔加拉诺夫在会上讲了话。
他说，保加利亚人民尊敬、并且将永远怀念季米特洛夫。
他详细叙述了季米特洛夫的革命活动以及他在保加利亚人民战胜君主政体和法西斯主义、巩固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建立人民民主国家方面的卓越功绩。
他特别指出，季米特洛夫为深刻理解和结合保加利亚的条件巧妙运用列宁所提出并经过苏联实践考验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布尔加拉诺夫号召继续遵循季米特洛夫的遗训，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保共周围，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巩固保苏友谊，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

美国一参议员批评国务院
主张接受苏联裁军建议
据新华社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富布赖特15日表示希望美政府接受苏联关于暂时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建议，并批评美国国务院在采取裁军的第1步上“犹豫不决”。
他指出，苏联建议主张对停止核武器试验建立国际监督，这“显然击中了美国的要害”。

美国在内华达再试氢弹
爆炸后工作人员赶快逃走
新华社19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政府18日又在内华达州试验场爆炸了一个原子核装置。
这是美国政府正在举行的一系列夏季原子核爆炸试验中的第4次。
这个装置是在一个离地五百英尺的气球上爆炸的，威力约等于一万吨炸药。
由于放射性微粒扩散，在试验场的控制站中工作的人在爆炸后全部撤退。

苏联经济管理改组工作积极进行
一些经济区的国民经委会已开始工作
工会组织准备进行改组以适应新情况
本报讯
目前苏联各地正积极贯彻苏联最高苏维埃关于改组经济管理制度的决议。
各共和国不但已相继确定了经济行政区的划分，而且负责领导工业和建设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已在一些经济行政区内成立起来，开始工作。
乌克兰共和国基辅经济行政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已经开始办公。
它通过十三个专业管理局来领导五百多个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的总产值一年达一百八十亿卢布以上。
除工业企业外，国民经济委员会还领导五十三个建设组织、三十个科学研究所和设计机关。
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初步工作，主要是注意保证对工业的全面领导。
同时，努力在所属各企业中广泛发扬群众积极性为争取技术进步创造条件。
在各企业中，目前正在进一步改善生产组织。
白俄罗斯共和国是一个单一的经济行政区。
它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已成立，下属有十三个专业管理局和十一个处。
国民经济委员会一般是通过管理局来直接领导企业，只有四个管理局下建立了中间机构——托辣斯。
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编制也已确定为二百五十人。
国民经济委员会还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来清理现存物资、计算企业的供应需要等。
为了做好同其他经济行政区的联系工作，国民经济委员会还派人前赴莫斯科、基辅、列宁格勒等地。
各企业内部也在进一步改进组织工作。
例如，明斯克汽车制造厂已把一些小车间合并，从而解放出二十多个工程技术人员。
俄罗斯联邦的赤塔州是一个经济行政区，它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正在建立中，将有约三百个工业企业和建设由国民经济委员会来领导。
这个经济行政区的一些企业已着手改组，特别是采矿工业企业，原先属于托辣斯和联合公司的一些企业，已全部划归国民经济委员会直接管理；
同时一些性质相近、距离也近的采矿场已经合并。
此外，过去赤塔州境内有九十个分属于各部和主管机关的地质勘探队，现在，这些勘探队将统一由国民经济委员会所设的地质管理局领导。
据新华社莫斯科18日电
随着工业和建设管理形式的改变，苏联工会组织也将进行重大的改组。
13日在莫斯科开幕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体会议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并且将作出相应的决定。
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举行这次会议以前，苏联各地职工和工会组织已经对改进工会的组织工作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在讨论中，各地提出了许多建议。
关于如何改组的问题，各地职工和工会组织提出的意见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种主张。
第1种主张认为，应该取消现有的几十个产业工会而成立统一的工人和职员工会。
这样作就可以减少工会组织的层次和机构，使它同工业改组后划分的经济行政区相适应，从而使得上级工会有可能直接地和灵活地领导基层工会组织。
但是，绝大多数人不同意这种主张，他们认为，根据这种方案来改组工会是同列宁的关于按生产部门组织工会的原则相违背的，实质上会导致工会组织的取消。
他们主张保存现有的产业工会，而把一些性质相近的产业工会合并，同时把重心下放，以加强工会的地方组织的权力和作用。
不过，关于如何加强各级工会理事会的作用和扩大下层工会组织的权限的问题，还没有一致的意见。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在工会中央理事会这一次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苏联工会的这次改组将根据按生产部门组织工会的原则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进行。
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建议把现在的四十七个产业工会中的一些工会合并，而成立十八个产业工会。
格里申说，工会的多层领导无助于地方组织积极性的发挥，并且造成领导不必要的过分集中。
经过这次改组，就将改变这种情形。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体会议现在正在讨论格里申的报告。

越南简讯
六百盲人重见光明
1956年，河内眼科医院治疗了六百多个盲人，使他们恢复视力，重见光明。
这个医院运用苏联费拉托夫院士的组织疗法，救治了七十八个盲人。
另有八十八个病人因为角膜上长眼翳，遮蔽了瞳孔而失明。
眼科大夫采取人工瞳孔的办法，或采取切除眼翳用死人的角膜移植的办法，替他们治好了。
有四百四十二个患白内障的盲者，在动手术治疗之后恢复了视力。
成立砂眼病研究院
法国殖民主义过去几十年的反动统治，在越南遗留下三种疾病：
梅毒、疟疾、砂眼。
和平恢复后，苏联曾经派一个包括许多富有经验的专家组成的医疗队，前来越南北方帮助人民有重点地治疗这几种疾病。
现在为了进一步研究和根治砂眼，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决定在最近成立一所砂眼病研究院。
这将是越南第1所专门疾病研究院。
这所研究院将拥有苏联及各兄弟国家援助的最新式的仪器和设备，将有四、五十名越南的医学专家在里面工作。
重建地球物理台
位置在越南北方建安省和老街省的两个地球物理台，不论是地区的选择或是仪器的设备都比较理想，但是过去在战争中被破坏了。
为了迎接“国际地球物理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决定自今年02月开始重建，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现在已基本上完成了。
（本报河内讯）

越过高山、大河和草原
联欢节接力棒传到蒙古
新华社二连19日电
由朝鲜板门店传来的朝、中、蒙、苏国际长途接力棒，经过我国境内约一千八、九百公里的传递，今天由中国接力队在二连中、蒙边境把接力棒交给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接力队。
中国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阿拉坦敖其尔代表联欢节国际接力中国境内指挥部宣布：
国际长途接力棒在中国境内已胜利结束。
他亲手把接力棒交给蒙古革命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扎姆萨兰，并将“中蒙两国青年兄弟般的友谊和团结万岁”的锦旗赠与蒙古青年。
蒙古著名的射箭、摔跤等运动健将和男女运动员在人群欢呼声中，带着接力棒向扎门乌德城前进。
第6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朝、中、蒙、苏国际长途接力棒，是在今年06月05日传入中国境内的。
接力棒在中国境内经过辽宁省境内著名的摩天岭、河北省境内的八达岭等十二座大山和五条没有桥的大河。
在传入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后，蒙古族和汉族运动员们骑着马穿过了三百多公里人烟稀少的大草原，使每天传接行程平均都在一百五十里以上。

加拿大自由党政府辞职
新华社18日讯
渥太华消息：
以圣劳伦为首的加拿大自由党政府17日向加拿大总督麦赛提出辞职。
麦赛已经接受了辞呈。
麦赛接着接见了进步保守党领袖迪芬贝克，商讨由进步保守党组织政府的问题。
圣劳伦政府辞职是因为自由党在6月10日的加拿大全国选举中遭到失败，而进步保守党却获胜。

勉勖印度尼西亚人民互助合作
苏加诺赞扬民族委员会是社会结晶
国会结束关于紧急状态法令草案的第1次辩论
新华社雅加达19日电
苏加诺总统18日下午在东爪哇的茉莉芬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说，最近组成的民族委员会是社会的结晶体。
他还说，虽然他希望组成的合作内阁没有能够组成，但是他仍然希望印度尼西亚人民能够始终生活在互助合作的气氛中。
情报部长苏迪比约在大会上讲话说，内阁和民族委员会在具体贯彻废除圆桌会议协定的决定和争取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中，将要成为不可分割的“两位一体”。
据雅加达“人民日报”记者报道，民族委员会可能在下周内宣誓就职，并且迅速执行它的任务。
但是这家报纸说，看来反对派正在力图挫败民族委员会，正在唆使某些集团阻挠某些人士接受委任。
据安塔拉通讯社报道，被邀请担任民族委员会委员的中苏门答腊地区代表阿卜杜拉，已经打电报给苏加诺总统，表示在中央和中苏门答腊之间的关系没有恢复正常以前，他拒绝参加民族委员会。
被提名为记者代表之一、雅加达“印度尼西亚观察家报”主编希拉瓦蒂·迪亚夫人和知识分子代表、印度尼西亚大学校长巴赫德尔·约翰也表示不愿意参加这个委员会。
新华社雅加达19日电
印度尼西亚国会18日晚上结束了就紧急状态法令草案进行的第1次辩论。
国会是在6月17日开始辩论这个法令草案的，在辩论中一共有二十四名议员发言。
据雅加达“人民日报”说，各党派议员在发言中，对一些问题的意见是一致的，例如认为人民和国会、地方议会等各种民主机构必须监督紧急状态法令的执行。
同时，各党派议员一般都要求只规定紧急状态和战争状态两个阶段，而给予民政机关以宣布戒备状态和民事紧急状态这两个阶段的权力。
这些议员认为民政机关掌握这种特权是违反宪法的。
政府预定在21日对这个问题作第1次答辩。

印度修建通西藏公路
便利香客和商人来往
据新华社新德里18日电
印度北方邦萨腊尤河桥17日宣布通行。
最近完工的这座桥将便利印度和中国的西藏之间的交通，使印度和西藏的商人和香客的漫长旅途从一个月缩短到一个星期。
现在印度的商人和香客能够从铁路终点答纳克普尔换乘汽车在一天内走一百五十英里，然后再步行六天，走完其余七十英里的路程，而到达西藏。
印度政府正在迅速地建筑通向中国西藏的公路。
一条是从锡金的首府甘托克到纳都拉关的公路。
这条公路将经过甘托克把印度和中国的西藏连接起来。
在印度的喜马偕尔邦正在建筑另一条通向西藏的公路。
这条公路经过行走特别困难的遍地积雪的山地和有许多斜坡和小丘的盆地。

吴巴瑞在香港说
缅甸永不参加马尼拉集团
新华社香港19日电
缅甸副总理吴巴瑞今天在香港对记者说：
缅甸永远不会参加马尼拉条约组织。
吴巴瑞说：
我们反对任何一种军事集团。
我们认为这些军事集团是使得局势紧张的根源。
吴巴瑞又说：
核武器的试验对每一个国家都有害处，尤其是对亚洲国家。
吴巴瑞是在访问日本以后今天到达香港的。
他将在22日离开香港前往马来亚访问。

法国殖民主义者在阿尔及利亚施行野蛮的镇压。
这是在法军监视下的一批阿尔及利亚人。
　（新华社稿）

希特勒卷土重来
西柏林出现化装游行
新华社19日讯
柏林消息：
在重新武装西德声中，希特勒的鬼影最近在德国升天节的时候在西柏林街头出现。
一个化装成希特勒的人站在一辆饰有卍字徽的汽车上，在穿党卫军军服的司机旁边还有两个佩带铁十字骑士勋章绶带的侍从。
“元首”直伸着手臂向路人敬礼。
在车上高高架起的横幅大标语写着：
“我是请假二十四小时直接从地狱中来的”。
他们还带有几幅标语，其中一幅标语写着：
“同志们，要坚持，我将要回来，大家会有好日子过。”

拒绝沙特调停　不同政府妥协
黎巴嫩反对党坚持斗争
据新华社19日讯
黎巴嫩前总理赛布·萨拉姆17日在贝鲁特说，黎巴嫩反对党将拒绝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为调停黎巴嫩政府同反对党之间的冲突所提出的建议。
萨拉姆对印度报业托辣斯的记者说，沙特曾经提出黎巴嫩政府准备作的一些让步，如果反对党肯妥协的话。
沙特提出的建议中包括：
成立联合政府（萨拉姆认为这种联合政府将是软弱的），成立有反对党成员参加的上议院，释放所有反对党领袖并且停止对他们起诉。
萨拉姆表示不能妥协。
他说，反对党不会停止斗争。
看来有人决心要分裂阿拉伯国家，这种分裂行动的一个环节就是分裂黎巴嫩的民族主义力量。
萨拉姆同黎巴嫩反对党“民族阵线”的另外两个领袖前总理雅非和魏尼曾经在6月13日被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请到约旦首都安曼去会谈。
沙特当时正在约旦访问，他企图说服黎巴嫩反对党领袖同政府妥协。
“民族阵线”将在19日开会讨论对沙特建议的态度。

“新老挝报”发表读者来信
谴责美国在老挝捣乱
新华社河内18日电
万象消息：
“新老挝报”6月12日发表万象省一群读者的一封来信，谴责美国正在老挝加紧进行的阴谋活动。
这封信说，美国图谋在川圹建立军事基地，并且扶植台湾国民党残兵败将来扰乱老挝同缅甸、泰国交界处的会晒省人民的和平生活，美国还在桑怒和丰沙里制造磨擦，干涉老挝内政。
信中揭露美国为使卡代·萨索里特当老挝首相而进行收买活动。
这一群读者指出，美帝国主义到那里，那里就发生扰乱现象。
他们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一切阴谋。

日本当局坚持要审判哲腊德
法务相抨击美国法院拒交杀人犯
据新华社19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政府有关当局一致对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拒绝把杀人犯哲腊德交给日本审判的决定表示不满，并且声明这个决定对日本没有约束力。
法务相中村梅吉今天发表谈话，指责美国联邦地方法院的决定是“错误”的。
他说，根据日美“安全条约”而建立的日美联合委员会已经决定由日本法庭审判枪杀日本妇女的哲腊德。
遵守这个委员会的决定是美国的国际义务。
他表示，日本方面不受美国法院的决定的约束，将继续根据既定方针审判哲腊德。
中村还说，哲腊德向被杀害者投掷空弹壳这一事实已经使他的图谋杀人罪行清楚地成立。
他指出，在其他类似的案件中，虽然美国军人的犯罪行为是在执行任务时进行的，对他们的裁判权也总是属于日本法庭。
代理内阁官房长官北泽说：
“日美联合委员会的决定是根据国际条约而作出的最高决定。
美国政府有义务按照日美联合委员会的决定修改联邦地方法院的决定。”
日本植事总长佐藤说，美国政府既然已经决定由日本法庭审判哲腊德，日本就要继续准备行使自己的审判权。
自由民主党干事长三木武夫也表示必需妥善处理这个问题。
社会评论家清水几太郎指出，美国联邦地方法院的做法是出于他们认为日本是“战败国”。
美国联邦地方法院的决定将使日本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的反美运动高涨起来。
新华社19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联邦法官麦克格拉基18日宣判，美国政府不得把在日本杀人的美国兵哲腊德交给日本当局审判。
麦克格拉基正在受理哲腊德的律师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把哲腊德解回美国受审。
麦克格拉基拒绝了这个要求，但是他无理地宣判说，哲腊德是在执行职务时杀人的，他只能受美国法庭审判。
如果把哲腊德交给日本审判，就是“侵犯”美国宪法赋予哲腊德的权利，因此美国政府关于把哲腊德交给日本当局的决定应该取消。
在宣布这个判决后，哲腊德的律师立即表示欢迎，并且打电报把这件事告诉在日本的哲腊德。
1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经向麦克格拉基提出一个意见书，要求让日本审判哲腊德。
这个意见书说，哲腊德案件已经引起日本舆论的忿怒，如果不把哲腊德交给日本将会引起美日关系的“严重困难”。
国务院18日没有正式对联邦法院的判决发表评论。
但是据国务院官员说，国务院可能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宣布联邦法院的决定无效。

突尼斯的主权应当得到尊重
袁先禄
在突尼斯，从濒临地中海的港口到靠近撒哈拉的村落，到处都激荡着要求法国军队撤退的呼声。
突尼斯独立已经一年多了。
但是，直到现在，在这个国家里还驻着四万五千名法国军队。
这些军队，正如突尼斯首相布尔吉巴所说的那样，“俨然以为自己是在一个被征服的地区里，而且按着这种想法来行动”。
去年07月18日，它们在突尼斯西南部的矿区中心牧拉雷斯达逮捕了一百个左右的和平居民；
10月17日，它们用飞机向突尼斯的谢马姆村投掷燃烧弹；
11月28日，它们在突尼斯的杰别里—德拉新地方由七架军用飞机配合向当地居民开火……。
以上不过是几个例子而已。
经过长期斗争才迫使法国殖民者承认突尼斯独立的突尼斯人民，当然不能容忍法国殖民军队继续留在他们国土上并且这样横行霸道。
突尼斯政府曾经多次要求法国把军队撤出去，但是法国政府却一直采取了拖延的态度。
最近，在突尼斯的法国殖民军队还更加猖狂起来。
05月31日，它们在突尼斯境内靠近阿尔及利亚边境的一个村子向突尼斯国民警卫队突然发动了一次袭击。
三个突尼斯士兵牺牲了，正在当地视察阿尔及利亚难民营的突尼斯外交部秘书长哈杰利也受了重伤。
为这事突尼斯政府再次要求法国就撤退军队的问题举行谈判，并且宣布禁止法国军队在突尼斯境内任意调动。
法国却完全蔑视突尼斯的主权，因而在6月份法国殖民军又连续和突尼斯军队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法国军队凭什么理由继续留在突尼斯呢？
据说，阿尔及利亚的局势需要法国这样做。
在阿尔及利亚存在什么局势呢？
谁都知道是法国在那里对民族独立运动进行着残暴的镇压。
突尼斯人民珍视自己的民族独立，也关怀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兄弟的斗争，怎能允许自己的领土被屠杀他们兄弟的殖民者当成军事据点？
但是，法国的统治者却硬要突尼斯接受这种屈辱的地位。
为了做到这一点，法国不断向突尼斯政府施加压力，包括停止按协定答应给突尼斯的“财政援助”，说什么突尼斯对阿尔及利亚人民民族愿望的支持是干涉法国内政。
法国这种无赖手段并没有使突尼斯屈服。
布尔吉巴首相已经表示，法国的决定违反了法突经济协定，突尼斯将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来保卫自己的经济独立，并且对这个协定中关于使突尼斯留在法郎区以及同法国建立关税同盟的规定重新进行考虑。
他声明，突尼斯对阿尔及利亚的态度是“永远不变”的。
这一次，突尼斯政府又坚决地要求法国在新政府成立后马上同突尼斯举行撤退法国军队的谈判。
布尔吉巴首相还警告法国说：
“如果法国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新的拖延，我们将改变我们的态度，从而不利于法国在这个国家的利益。”
刚刚上台的法国新总理布歇—莫努里对突尼斯政府的要求还没有作出答复。
但是，每一个清醒的法国人都看得到，对法国来说，尽速同突尼斯进行谈判，撤退仍留在突尼斯的法军，是符合法突友好关系也符合法国民族利益的最好办法。

美加气候空前炎热
美国东部四天内死了147人
据新华社19日讯
纽约消息：
由于天时不正、空前炎热和东部地区的水灾，已经使一百四十七个人在6月15到18日这四天内死掉。
美国东部地区最近几天的气温都在华氏九十度以上。
这种少有的炎热使得纽约和芝加哥电力不足，破坏了机关和工厂的工作。
并且在有些地区引起森林失火。
同时，美国东部各州在暴雨之后发生了水灾。
飓风掠过美国东部各州平原地带，造成了灾害。
加拿大许多地方的气温最近也在华氏九十度以上。
据一些报刊说，正如西欧一些地方一样，加拿大的气温目前就这样热是很少见的。

诺兰的倒霉“生意”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6月09日播送了一个精采节目：
诺兰谈裁军问题。
诺兰宣布了他已经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的一个“计划”：
要求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或者“俄国人退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交换条件是“把挪威变成一个严格的中立国家”。
他说，这是为了“考验”苏联的和平“诚意”。
乍一听来，人们会以为这是广播公司的一个滑稽演员在信口开河，引人发笑。
别的不说，提“计划”的是美国人，而他拿出的讨价“资本”却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国家地位。
但是，事实上这却并非玩笑。
提计划的人是在美国颇有一点名气的共和党参议员诺兰。
而且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随后证实确有其事，并说他“完全同意诺兰参议员的看法，即，应当尽一切适当的努力，使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
大家都知道，诺兰是所谓“院外援华集团”的头子，他一向是以叫嚣战争、敌视中国、反对和平和协商为职业的。
现在，诺兰居然也谈起裁军和国际协商问题来了，猫头鹰谈太阳，倒算得是一条新闻。
关于这个诺兰计划的荒唐程度，挪威的报纸已经给它找到了一个适当的形容辞：
“惊人的厚脸皮计划”。
因此这里不必多说了。
值得一提的是为什么诺兰想到要提出这样一个荒唐的计划来。
几年来，诺兰一伙人在美国一直是相当嚣张的。
但是近来他们却不大走运。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迅速发展，他们卫护在台湾苟延残喘的蒋介石集团一事，成了全世界的笑柄。
最近，台湾发生反美大示威，英国单独放宽对华“禁运”，这些事件又重重地打了诺兰和他的“院外援华集团”两个响亮的耳光，使得他们一时噤不作声。
现在，诺兰提出这么一个“计划”，是想找个耸人听闻的话题，以图改善一下自己的倒霉处境。
他大概以为，他的“计划”反正很荒唐，没有人会认真计较的。
但是，被牵涉在内的挪威却并不想把美国政界有影响的人物这种得到了国务院支持的行动看得那样简单。
诺兰的谈话一发表挪威外交大臣兰格立即表示：
美国人“这样来干涉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似乎是很惊人的”。
就美国统治集团说来，把其他国家拿来进行政治投机，本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
但是这一次参议员诺兰作的这笔“生意”，看来是得不偿失的。
耸人听闻的目的可以说是达到了，但同时也增加了华盛顿的本已够臭的坏声名。
　（平）

逃不脱的困境
亦真
赫鲁晓夫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发表的电视谈话放映后，立即轰动全美。
仅在6月03日那一天，就有一千万美国人在电视中看到和听到了这个谈话。
并且，由于它如此受人欢迎，英国、澳大利亚、瑞典、加拿大、古巴、墨西哥的广播公司，以及美国的许多城市都曾要求转播或重播。
这种空前的盛况，的确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发言人所说的，是“固定电视无线电节目中最伟大的一次新闻广播。”
冷战政策的失败
苏联领导人在美国的电视广播中第1次露面，并获得非凡的成功，这是美国统治集团的冷战政策的一个不小的失败。
美国统治集团在战后的年代中，竭力阻碍苏美两国人民的往来和相互了解，并利用他们的宣传机器进行歪曲宣传，来蒙蔽美国人民对苏联的视听。
但是，美国公众是愿意了解苏联的。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广播和电视评论员克罗斯比在评论赫鲁晓夫的电视谈话时指出：
“我们希望听到赫鲁晓夫讲话，而他又愿意和我们谈话，这件事本身就有很大的意义。”
通过这次电视广播，美国公众发现赫鲁晓夫是“一个和蔼的、聪明而又自信的人”（美国电视刊物“剧艺”周刊），他说话“很直率”，而且并不是“气势凶凶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相反的是“很能使人高兴”的（美联社），特别是他的谈话“显然抱着和解的态度，特别是在限制军备问题上。”
久被蒙蔽的普通的美国人由于他们能够多年来第1次看到和听到苏联领导人的风采和言论，当然分外感到喜悦。
连美国“纽约时报”的电视评论员戈尔德也不能不承认：
“对普通的美国人来说，这次广播是令人振奋的启示的时刻”。
这个使普通的美国人感到振奋的广播，却使美国统治集团感到难堪。
因为，赫鲁晓夫在谈话中提出了许多真诚的、动人心弦的和平建议，实现这些建议就可以缓和国际局势、促进苏美关系和和平共处，这正是普通的美国人衷心渴望的，而却是美国统治集团深为厌恶的。
美国统治集团怎能不对此十分恼怒呢？
用“华盛顿邮报”评论员马克思·勒纳的话来说，华盛顿的外交家们已由于赫鲁晓夫的谈话而“陷于恐惧和愤怒的漩涡”中了。
“反客为主”之计
美国舆论要求慎重考虑赫鲁晓夫的和平建议。
但是，美国统治集团不肯接受苏联的和平建议，而又要想办法摆脱自己所处的窘境。
这当然是很困难的。
然而，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约翰逊终于想出了一条“反客为主”的妙计，那就是要求苏联也允许美国的领导人物在苏联的广播或电视中出现。
他在6月08日十分得意地说：
“让我们（指美国统治集团，下同）用赫鲁晓夫的办法来对付他。”
“我们应该坚持要求得到向苏联人民详细地陈述我们在裁军问题上的立场的权利”；
“我们在今年应该每周在苏联的电台或电视中露面。”
这个老资格的美国民主党人，真以为这下子他可抓住赫鲁晓夫的小辫子了。
照他看来，这样一来，不但可以使美国统治集团从窘境中逃脱，而且还会使苏联受窘。
所以，他在6月10日又一次提出这个主张，并且直接向赫鲁晓夫叫阵说：
“如果赫鲁晓夫拒绝这项建议，就请他向全世界解释为什么拒绝。”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是十分欣赏约翰逊的这条妙计的。
他在6月1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赞扬了约翰逊的建议，并且认为这表明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两党性质”。
这个被美国报刊称作是“轻率的赌徒”的美国外交首脑，这回不禁又想要亲自出马捞它一把。
因此，他甚至表示，如果他自己在苏联的电台上去进行广播，也是没有“甚么可反对的”。
看来，让美国的领导人物在苏联的电台或电视中出现，在美国这一方面来说，这个“军”是肯定要向苏联“将”的了。
又一次丢丑
但是，约翰逊和杜勒斯不但没有“将”成苏联的“军”，反而使自己又丢了一次丑。
因为，苏联早在赫鲁晓夫发表电视谈话之前，就已向至少三位美国参议员发出邀请，要他们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节目中发表他们的意见。
不知是由于得意忘形了，还是美国国务院的情报系统这次又出了什么毛病，约翰逊和杜勒斯在大嚷大叫地要求让美国的领导人物在苏联的电台上露面时，竟没有知道这件事。
这样就已经使人感到有些滑稽了。
如果事情仅只发展到这个地步，还不足为奇。
特别是如果约翰逊的三位同僚“将计就计”，接受苏联的邀请，那么，还可以多少为约翰逊和杜勒斯挽回点面子。
可是，这三位美国参议员竟没有一个人肯这样干。
这倒不是他们三位不愿意为约翰逊和杜勒斯帮场，而据合众社的消息说，是由于杜勒斯的国务院“非常反对”他们在苏联的电台上广播。
国务院的这种做法，不得到杜勒斯的同意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样一来，杜勒斯却使他自己丑态毕露了。
杜勒斯在自己表示愿意在苏联的电台上广播之后，又不得不让国务院去阻止美国的参议员去这样做，这是什么道理呢？
杜勒斯对这一点没有作任何公开的交代。
但是，人们可以想像得到，这是由于美国在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上的立场是见不得人的。
杜勒斯宁愿自己丢人，也不肯让美国的参议员在苏联的电台上去广播，表明在这一方面他多少还有些自知之明。
可是，人们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统治集团只要继续奉行使他们已经陷入困境的外交政策，那么，不管他们怎样想方设法，他们都无法逃出这种困境的。
而这正是约翰逊和杜勒斯所以弄巧成拙的根本原因所在。

吴大奶奶
吉学霈
纸糊的竹风门轻轻地被人从外面拉开了，吴大奶奶出现在社办公室的门口。
她，满头银丝，往前屈着身子。
一副慈祥、匀称然而略带浅黑色的长型脸上，被岁月深深地刻满了皱纹。
她今年已经七十三岁，是社里的“五保户”。
因为年岁太大了的缘故，即是在平常正常的情况下，她的头也总是不由主地轻轻摆动着。
社长王辛一看见她，连忙推椅离案，笑着心里想：
“嗳哟，老祖先又找上门来了。”
三步两步跑过来，把她扶进屋里坐下。
“老祖先，你又缺什么了？”
王辛知道她耳朵聋，所以不得不对着她的耳朵喊。
吴大奶奶偏了一下头，然后用责难的眼光看看王辛，扁扁嘴说：
“能是缺什么，缺活做。”
王辛眨眨眼，抓着脖子笑了，心里想：
“唉！
你这个老人家，放着清福你不享，倒一心二心想做活。
可是你能做些什么呢？”
王辛又发愁了。
在这以前，吴大奶奶来要过几次活了。
干部们也在一块研究过这事。
研究的结果，大家认为还是不让她做什么的好，因为，她耳朵聋了，胳膊、腿也硬了，抬脚动手的都不方便。
做活多少倒还不说，假如万一把她累着了，或是碰着了，不还得大家操心吗？
可是这位老人家倔强得很，也固执得很，说她在家闲不住，闲的天数多了会生病的。
干部们既然一时给她找不来活，那就多来找几次好了。
现在，她又来了。
“回去吧！”
王辛想了想，在她的耳边喊：
“你年岁大了，歇歇吧！”
吴大奶奶侧着头，听着。
可是当她听出又是这几句话的时候，把头一摆，不高兴地说：
“你就会说这些！”
停了停，数落着说：
“我做一辈子活了，谁也没说叫我歇过。
如今，留落到你们手里，叫我歇着、歇着……生怕我做点活会带累给你们。
唉！
人老了，不值钱了……”说到这里，她伸出两只粗糙而又多节的大手，把手掌并到一块来，歪着头仔细看了看，然后用拇指抚摸着掌上结着的肉茧，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
“您想想：
我能够歇得住吗？”
王辛看到这情形，心里也不是味。
可是现在能让她做些什么呢？
正在这时候，第2生产队队长王顺拿着两张表格来了。
他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看见这情形，知道社长正作难。
就撬着一只眼对王辛笑了笑，意思说：
呶！
老人家很难发送吧？
王辛也笑了，可是随即问他：
“你们队里今天做什么？”
王顺回答：
“往西地担粪呢。”
“有人发工签吗？”
王顺说：
“桂妮在发呢。”
“叫桂妮去做别的活吧，”王辛看了看吴大奶奶，笑着说：
“别让老人家再受委屈了，让她给你们发工签吧。”
王顺笑了。
王辛说：
“你把老人家搀去，工分要照样记。”
停了停，叹口气接着说：
“唉！
做活人，就是到老也不会忘了这一条。”
王顺把表格递给王辛，走过来笑着喊：
“老人家，去给我们做活吧？”
“有活？”
吴大奶奶仰起头，怀疑地看着王顺。
虽然她那双干涩的老眼里，却有一种难隐的欢欣在闪耀、在跳动。
“有！”
王顺笑着喊：
“有你做不完的活！”
不知那里来的这股劲，吴大奶奶一听这话，霍地站起来了，用指头捣捣王辛：
“你这孩呀，可不胜人家顺儿！”
一回头对王顺说：
“走吧，引我去。”
王顺想扶她，她却一甩胳膊说：
“别管我，我自己能走！”
可是王顺不放心，到底还是搀住她了。
春天的阳光照着，春风轻轻吹着。
阳光温暖着大地，春风呼唤着生命。
田野里，生活在沸腾，在喧闹。
劳动的歌声，被春风轻轻捧起，一路飞，一路飘撒。……
“唉！
坐在家里真闷死了！”
吴大奶奶一路走着，看看这，看看那，然后高兴地对王顺说：
“看这外头多好！
我就喜欢在地里跑。”
王顺笑着说：
“你老了，该歇歇了！”
“哟！
你也会说这种话！”
她楞了王顺一眼，笑着说：
“人呀！
生来就是做活的。
天数多了，胳膊、腿不动弹，会得灾症呢。”
转过一片翠绿密茂的树林，不远就是二队社员们担粪的地方。
那里，人群黑鸦鸦一片。
有的装筐，有的挑粪，人来人往，拧成一股绳向北边地里涌。
王顺把吴大奶奶扶到一个交通路口上，这里坐着桂妮，桂妮跟前放着一个竹篮子，里面盛着许多刻得很精致的小竹片。
每当一个社员挑着粪从她的面前走过时，她就把一个小竹片递给人家。
王顺对桂妮说：
“桂妮，你去南地挖草吧，工签让吴大奶奶来发。”
桂妮笑了笑，跳起来跑了。
王顺对吴大奶奶讲了讲工签的发法，然后也去挑粪了。
吴大奶奶坐下来，把竹篮紧紧抱在怀里。
一把抓了几个小竹片，过个人给一个，过个人给一个。
这个活本来够简单了，可是吴大奶奶觉得挺满意。
每当她把一个小竹片塞在伸过来的那只汗渍渍的手里时，她总是那么高兴的笑呀笑呀。……

天目山杜鹃花（国画）
　陈佩秋

太猛了么？
韦群
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是这次整风运动的既定方针，运动一开始，就有少数人不满意这种作法，说了什么“整人狂风暴雨，整己和风细雨”之类，看来，这些人是主张不论对敌我问题或者是非问题，都要用狂风暴雨式的做法的。
共产党一方面坚持这个方针，另一方面不仅不反对党外人士对党的尖锐的、乃至偏激的批评，而且认为这种社会压力对整风有好处。
应该看到，在机关、学校召开的座谈会上，一开始就出现了风雨满楼的景况，共产党员们以严肃的心情，倾听了各方人士的意见，有的单位的党员负责人预先声明，“只带耳朵来听逆耳之言”，对分明是错误的意见也不加解释，这是5月上旬的情况，我认为这一阶段的运动是正常而健康的。
不久，狂风暴雨的场面出现了，在机关、学校的会议上，破口谩骂者有之，指名叫姓要求撤职法办者有之，要共产党员“滚出去”者有之，要“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者有之，这应该说是狂风暴雨了吧，奇怪的是在这个时候右派分子只是暗暗称庆，没有一个人说运动搞得太猛。
这是事实；
有报刊为证。
接着，党报讲话了，工人讲话了，农民讲话了，民主党派内部也展开对右派分子的批评。
我们天天看报，有不少人也天天参加会议，请问，对右派分子的批评中有过“打倒”“杀”这一类话么？
有过“要求立即法办”这一类话么？
没有，也有报刊为证。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些似乎很“公正”的人们出来讲话了：
什么“大概要收了”、“又要围剿了”、“太猛了”、“这样也算是和风细雨么”之类。
这不是很奇怪么？
右派喊杀喊打的时候，为什么不说“太猛了”呢？
为什么不劝他们和风细雨一点呢？
只准右派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不许人民对右派进行反批评，右派喊杀喊打暗暗觉得痛快，人民对右派说理就觉得心疼，这是什么逻辑？
这又是什么感情？
我不想作诛心之论，我只劝这些“好心肠”的先生们再看一遍本月14日人民日报“是不是立场问题？”
这一篇社论。

新闻纪录影片的质量要提高
一
我是一个普通的电影观众，也是一个业余电影放映员。
看了人民日报上登载的“新闻纪录影片不受社会重视”的报道后，我觉得除了徐肖冰同志谈到的种种原因外，新闻纪录影片质量不高，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
在我的印象里，报道会议情况的新闻片，总是：
代表到京，会场全景，代表发言，通过决议，献花献旗。
一年一度的“五一”、“十一”的纪录片很少特点。
反映工业建设的影片大都只看见机器而看不到人。
替这些影片加上“千篇一律”、“公式化”的帽子是不算过分的。
这样的影片当然观众不欢迎了。
因此我希望除了发行放映等方面重视新闻纪录片外，新闻纪录片工作者也应努力提高影片质量。
读者　萧文
二
人民日报6月06日第7版上发表了“新闻纪录影片不受社会重视”的报道，其中提到新闻纪录片的宣传工作中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制片厂本身也负有一定责任。
一般故事片厂在影片摄制过程中，就可以供给发行、放映单位一些宣传材料，供发行、放映单位做好影片的预告宣传，扩大社会影响；
然而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宣传材料的供应常常是不及时的。
远在西安、重庆等地的新闻电影院，由于事先得不到宣传材料，不得不抄录北京、天津等地报纸上刊载的新闻纪录片的广告中的词句来做宣传。
而且新闻纪录影片的摄制计划变动也比较大，有些影片是突击完成的，这些影片常常是在正式公映前一两天放映、发行单位才能看到。
如八一制片厂出品的“移山填海”，北京市各电影院就是在影片上映前一天的下午才看到的。
时间这样仓促，做宣传工作也就感到困难了。
一个电影放映员

狗和羊
吴岩
我给你讲一个寓言；
——我的朋友跟我说，——可是在正式开讲之前，我要发点议论。
我看有些寓言只是概念的图解，往往拿飞禽走兽做个幌子，硬装斧头柄地说明一个道理。
我可认为生活才是寓言的源泉，有时候人的生活可以直接成为一篇寓言，不必挂上禽兽的招牌。
那一天我们去矿山里参观，就看到了一篇寓言。
那是个不时传来爆破声的矿区。
我们从炼铁厂看罢铁水奔流回来，在归途上看到二、三批羊群。
每一批羊群后面都跟着一条小狗，——一条又瘦又小、连路也走不动的小狗。
牧羊人时常要扬一扬鞭，才能逼着那小狗赶上羊群。
“干么要养那末一条狗呢？”
我们问。
“养狗防狼啊，”答话之间，似乎很以我们问得出奇。
“那是牧羊人世世代代的老规矩了。”
“这样不断的爆破，还会有狼？”
“老规矩总还是老规矩，防个万一也是好的。
——再说呢，狗挺小，养着也不费事。”
你瞧，这不是一则关于“新形势，老办法”的现成寓言吗？
——我的朋友继续发表议论道，——我们在工作里，岂不是有时也因为小狗养着不费事，而还在容忍着那些实际上已成为形式主义的老办法吗？

辟“才与德”
阿木
施蛰存先生在6月05日文汇报“笔会”上发表了叫做“才与德”的杂文，对今天的干部政策放了恶毒的一箭，连“打过游击”的老干部们也被给予“无德受位”的恶谥。
我看这正是作者自己的“才”和“德”的表现。
据作者说，大抵承平之世，丰于德而啬于才者较多，而离乱之世，丰于才而啬于德者较多；
因为今天也“可以说是离乱之世”，所以用人应该任才不任德。
可是“方今国家任用领导干部，显然有任德不任才的倾向”，而“今天之所谓‘德’，还只是一些表面的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积极性而已”。
至于“某些干部，品德之坏，在旧社会里都是骇人听闻的。
父子之亲，而有协议离弃的文书；
师道之尊，而有渔色女学生的风流校长。……虽说是个别干部的事情，但在人民大众心里，总是为党惋惜而不是为这些干部惋惜的。”
而且不仅“个别干部”如此，“有德之人，实在太少”。
“‘老子打过游击’只能算是‘功’，不能算是‘德’。
有功则酬以利禄，何必以位？”
而你们偏要“酬以位”，这正是施蛰存先生的最伤心处。
据说今天的当政者，连“创业开国之君”汉武帝、魏武帝都比不上，怎能不“为党惋惜”呢？
但我以为与其“为党惋惜”，倒不如为施先生自己“惋惜”。
为什么“个别干部”离弃父亲或做“风流”事，也要党的干部政策负责？
党在哪一条干部政策上鼓励干部违法乱纪？
何况“个别干部”的违法乱纪，迟早要受到舆论、国法或党纪的制裁，否则施蛰存先生连这些材料都得不到，有什么可以“惋惜”！
至于施先生自己，倒确实值得惋惜。
你不是说“最近二十年中，经过好几次大变革”吗？
可是结果竟没有“革”掉你的一根汗毛。
施蛰存还是二十多年前的施蛰存，依然以“第3种人”的“公正”姿态，向党、向革命吐着诬蔑性的唾沫！
对这类先生说，今天确是“离乱之世”。
那“好几次大变革”，特别是全国解放以来的大变革，“革”掉了他们的社会经济基础，“革”得他们两脚踏空，心神“离乱”，不知如何是好。
不过请你放心，先生，“方今国家任用领导干部”并没有“任德不任才的倾向”。
你为什么不睁开眼睛看一看呢？
难道在各种建设岗位上，在各级国家机关、各级学校、各种学术研究机关中看不到一点“才”吗？
到底有多少“才俊之士”被故意丢弃了？
不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当政者毕竟不同于“创业开国之君”，一定要兼顾社会所需要的德。
“领导干部”至少得有“一些表面的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积极性，”而且要逐步取得真正的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积极性。
难道应该让反社会主义的“才”来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吗？
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也没有发生过。
难道汉武帝、魏武帝竟“爱才”爱到让反汉、反魏的“才”来领导汉、魏吗？
人世间哪有这样的怪诞的“雅量”！
而且真有德者，不怕没有才。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人，即使一时不熟悉“业务”，也不要紧。
虚心学习啰，一定会学会的。
共产党开始领导人民闹革命时，有多少专才呢？
可是今天不但有了许多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而且有了其他方面的专家。
还不够得很吗？
对！
但不要紧，会慢慢多起来，好起来的。
我们有信心。
千万不要小看“打过游击”的“老子”们。
“老子打过游击”不但是“功”，而且是“德”，是“才”。
只有“一些表面的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积极性”的人，或者没有一点革命的“才”的人，都不可能成为这样的“老子”。
这是事实，几口唾沫哪里抹杀得了！
只要他们不居功自傲，不把自己看作“老子天下第1”，而在新形势下、新岗位上虚心学习、钻研，把光荣的传统发扬起来，那么个个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骨干。
光靠他们固然不行；
没有他们也不行。
为什么不能给以“位”？
至于“利禄”，那是士大夫们爱吞的香饵，跟“老子”们何干！
不管我们的干部工作有多少缺点和错误，那跟施蛰存所“惋惜”的无关。
他把龚定盦向神鬼说话的“青词”中的“不拘一格降人才”“改”为“不拘一格用人才”，同上一句“我愿天公重抖擞”连起来看，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不知他的用意何在？
这且不说。
我要问的是：
现在用人才“拘一格”的证据在哪里？
我们人民既然选择了社会主义，我们就有权利要求任何“才俊之士”都遵守一种“格”——起码的“德”，那就是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不向正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党放冷箭，吐诬蔑性的唾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