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
（这是1957年0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的一篇讲演。
现在经本人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并且作了若干补充。）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
为了叙述的方便，分为十二个小题目。
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
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
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
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
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
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
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
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
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
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
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
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
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
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
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
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
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
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
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
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
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
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
专政的第1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
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专政还有第2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复活动和可能的侵略。
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
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谁来行使专政呢？
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
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
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
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
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
我们的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
我们的宪法又规定：
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
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
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
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
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
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
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
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
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
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
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
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
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
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
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
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
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
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
这就是说，归根结底，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自由也是这样。
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
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
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
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
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
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
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
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
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
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
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
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
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
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1942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
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
1942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
“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
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这个方法是在1942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
经过几年之后，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
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
团结——批评——团结。
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
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
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
自从1927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
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了。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
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
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宽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原故。
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
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
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
事实并不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
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
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
这个意思，在我们党的过去的许多文件里和党的许多负责人的言论里，曾经说得很多。
我在1949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
“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
我在1950年06月第2次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又说过：
“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
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
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
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
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问题。
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
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原故。
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
应该承认，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
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
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现在也还有。
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
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
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
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
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
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
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
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
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
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
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
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
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
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
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
在1949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
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
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
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那里去？
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
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
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
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
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
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
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
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
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
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
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
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
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
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
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
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
例如，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
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
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
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2年的平衡和统一。
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
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
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现在的情况是：
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
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
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
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
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二）肃反问题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
在人民内部，有些人对于肃反问题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
有两种人的意见，和我们的意
　见不相同。
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
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
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
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都不能正确地处理肃反问题，也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
为了正确地估计我国的肃反工作，我们不妨看一看匈牙利事件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些动荡，但是没有引起什么风浪。
这是什么原因呢？
应该说，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
当然，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不是由于肃反。
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是由于我们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和解放军，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劳动人民。
我们的党和军队是在群众中生了根的，是在长期革命火焰中锻炼出来的，是有战斗力的。
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是经过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建立起来的。
有些民主人士也受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同我们共过患难。
有些知识分子经历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的锻炼，许多人经历过解放以后的以分清敌我界限为目标的思想改造。
此外，我们国家的巩固，还由于我们的经济措施根本上是正确的；
人民生活是稳定的，并且逐步有所改善；
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政策，也是正确的；
等等。
但是，我们在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无疑是我们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这一切，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在匈牙利事件时期没有发生波动。
民族资产阶级也是这样。
更不要说工农基本群众了。
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
一些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处了死刑。
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恶霸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人民群众就会抬不起头来。
从1956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
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
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有些人不了解我们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许的。
我们的肃反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错误。
过火的，漏掉的，都有。
我们的方针是：
“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
采取了群众路线，工作中当然也会发生毛病，但是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会比较容易纠正些。
群众在斗争中得到了经验。
做得正确，得了做得正确的经验。
犯了错误，也得了犯错误的经验。
在肃反工作中，凡是已经发现了的错误，我们都已经采取了或者正在采取纠正的步骤。
没有发现的，一经发现，我们就准备纠正。
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
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
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
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泼冷水，而要帮助他们。
向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泼冷水是不对的。
但是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无论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监狱、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该采取这个态度。
我们希望人大常务委员、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凡是有可能的，都参加这样的检查。
这对于健全我们的法制，对于正确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会有帮助的。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
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
首先是还有反革命。
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
这是不合事实的。
事实是还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还必须继续和他们作斗争。
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
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
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
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
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
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
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
（三）农业合作化问题
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
我认为，情况根本上是好的。
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
合作化迅速完成，有些人耽心会不会出毛病。
幸好，毛病有一些，不大，基本上是健全的。
农民生产很起劲，虽然去年的水旱风灾比过去几年中那一年都大，但是全国的粮食仍然增产。
现在有一些人却在说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吹来了一股小台风。
合作化究竟有没有优越性呢？
今天会场上发的文件里面，有一个关于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材料，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地，历来很穷，年年靠人民政府运粮去救济。
1953年开始办社的时候，人们把它叫做“穷棒子社”。
经过了四年艰苦奋斗，一年一年好起来，绝大多数的社员成了余粮户。
王国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能做到，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应该能做到。
由此可见，那些说合作化不好了的议论是没有根据的。
由此也可看出，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
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积极拥护合作社的是些什么人呢？
是绝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
其余的人，大多数也对合作社寄予希望。
真正不满意的只占极少数。
许多人没有分析这种情况，没有对合作社的成绩和缺点以及缺点产生的根源作全面的考察，把局部和片面当成了全体，这就在一些人中间刮起了一阵所谓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小台风。
要多少时间合作社才能巩固，认为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议论才会收场呢？
根据许多合作社发展的经验来看，大概需要五年，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
现在，全国大多数的合作社还只有一年多的历史，我们就要求它们那么好，这是不合理的。
依我看，第1个五年计划期内建成合作社，第2个五年计划期内合作社能得到巩固，那就很好了。
合作社正在经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
它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
例如，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间，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
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
在生产问题上，一方面，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
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的各个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个体经营的经济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计划以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或者生产队的总计划。
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
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
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
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许多人说农民苦，这种意见对不对呢？
就一方面说来是对的。
这就是说，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
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
这样说“苦”就恰当了。
就另一方面说来是不对的。
这就是说，解放七年以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单单改善了工人的生活。
其实，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极少数人以外，都已经有了一些改善。
解放以来，农民免除了地主的剥削，生产逐年发展。
以粮食为例，1949年全国产粮只有二千一百几十亿斤，到1956年产粮达到三千六百几十亿斤，增加了将近一千五百亿斤。
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并不算重，每年只有三百多亿斤。
每年以正常价格从农民那里购粮也只有五百多亿斤。
两项共八百几十亿斤。
这些粮食销售在农村和农村附近的集镇的，占了一半以上。
由此看来，不能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
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通通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
至于简单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较，说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适当的。
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
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一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况作一些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
（四）工商业者问题
我国社会制度的改革，除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外，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也在1956年完成了。
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
这个阶级矛盾是否完全解决了呢？
还没有。
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
但是现在有些人说：
资本家已经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
甚至有人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
也有人说，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改造？
这些议论对不对呢？
当然不对。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
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
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
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
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
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
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
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
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
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
这是不是事实呢？
不是事实。
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
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
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
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
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
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两面性，那末资本家的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应该说，这种意见不仅不符合工商业者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工商业者大多数人的愿望。
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愿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
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
但是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也是重要的。
工商业者的学习，应当以自愿为基础。
许多工商业者在讲习班里学习了几十天，回到工厂，同工人群众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语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条件。
他们从亲身的经验懂得，继续学习，继续改造自己，对于他们是有益的。
刚才所说的那种认为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改造的意见，并不能代表工商业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是少数人的意见。
（五）知识分子问题
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知识分子中间也表现出来了。
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
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
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
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
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
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
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
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
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
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
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
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
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
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
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
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
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
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
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
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
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
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
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要提倡勤俭建国。
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
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六）少数民族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
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
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
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
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
经过各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
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
现在已决定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
在第3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
（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
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
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
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
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
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
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
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
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
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
当然不是。
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
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
（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
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
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
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
哥伯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
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
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
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
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
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
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
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
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
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
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
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
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
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
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
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
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
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
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
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人们问：
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
当然可以批评。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
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
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
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
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
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
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
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
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
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
当然不行。
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
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
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
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
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
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
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
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
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
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
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
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
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
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
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
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
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
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
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
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
（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
（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
（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
（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
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
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
这是一些政治标准。
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
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
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以上所说的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
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
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
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
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
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
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
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
我在1950年06月第2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已经这样说过：
“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
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
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
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
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
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
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
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
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
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
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
因此，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九）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
1956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
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
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
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
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
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
1956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应该承认：
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
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
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
（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
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
（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作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
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
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
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
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
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
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
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十）坏事能否变成好事？
如像我在上面讲过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
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
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
乱子有二重性。
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
但是它也有二重性。
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转变成了一件好事。
匈牙利现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
同样，1956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当然是坏事。
但是它教育了和锻炼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这就变成好事。
在许多国家里，有一批人在这个风潮里退出了党。
一部分党员退党，党的人数减少了，当然是坏事。
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
那些动摇分子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数坚定的党员更好团结奋斗，为什么不好呢？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
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
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
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
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
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3次世界大战。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
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
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
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1条，反对；
第2条，不怕。
第1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
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
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3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
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
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
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
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十一）关于节约
我想在这里谈一下节约的问题。
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
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
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我们反对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而着重在反对贪污。
1955年提倡过节约，重点是在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中反对了过高的标准，在工业生产中节约原料，成绩很大。
那时，节约的方针还没有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认真地推行，也没有在一般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中认真地推行。
今年要求在全国各方面提倡节约，反对浪费。
我们对建设工作还缺乏经验。
在过去几年有很大的成绩，同时也有浪费。
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
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
在去年11月中共二中全会更着重地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以后，几个月来已经开始发生效果。
这一次节约运动必须彻底地持久地进行。
反对浪费，同批判其他缺点错误一样，好比洗脸。
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脸吗？
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总之，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
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
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
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十二）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
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
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
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
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
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
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
在第2个五年计划和第3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
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
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间，我国的钢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1943年的九十多万吨，发展到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
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关于经济问题今天不准备多讲。
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
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筋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
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化费那么高的代价。
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
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
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
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
美国给我们没有？
英国给我们没有？
他们都不给。
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
除了苏联以外，东欧一些兄弟国家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
完全不错，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
学习有两种态度。
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
这种态度不好。
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
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
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
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一个工厂的两个时代
上海电机厂的前身在解放前夕叫做“中央电工器材公司上海制造厂金工组”，官僚资产阶级把它作为向人民骗取财富的工具。
解放前，这个工厂厂房破烂不堪，机器有的被盗卖了，有的被抛弃在墙角生锈，职工被裁减到只有一百多人，不能进行正常生产，只能生产小型的马达和变压器，在当时外国货充塞市场的情况下。
就是这些小产品也卖不出去，于是它变成了专门替洋行做修理、装配等零活的一个残缺不全的“弄堂工厂”。
解放后，这个厂的生产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扩建，现在已经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有四千多工人的工厂了。
右派分子说“共产党领导糟了”“人民生活没有提高”……请看铁的事实吧！
如果把上海电机厂1949年解放时与1957年的计划相比，它的总产值提高了六十三倍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五倍多，工人的平均工资从三十七元增加到七十六元五角，职工都享受到劳动保险的待遇，工厂还创办了许多集体福利事业，工人们还进了本厂创办的技术学校和夜大学，争取做一个有文化的工人。
上海电机厂同全国许多工厂一样，走上了灿烂的前程。
摄影　左家忠
（附图片）
解放前只能制造一百五十瓩、五百千伏安以下的电动机和变压器。
下图是那时制造的一百五十瓩电动机。
现在能制造七百五十瓩的电动机，二万千伏安的变压器了。
解放前根本不能制造发电机，解放后能够制造了。
上图是去年制造的一万二千瓩大型汽轮发电机。
今年还准备试制更大的二万五千瓩汽轮发电机。
电机厂旋转电机车间今年第1季度里制造了二千二百七十四台电动机、二百六十四台直流机和三百四十三台交流发电机，来支援国家建设。
右图是旋转车间油漆间的一角。
上图是现在的厂房外貌。
这个厂的厂房面积比解放前扩大了十一倍。
右图是宽敞的车间内景。
下图是过去的大门。
解放前职工宿舍是这样的阴暗潮湿（上图）。
从解放到现在，厂里共盖了一千多户职工家属宿舍。
孩子和母亲在宿舍窗前眺望远处（左上图）。

埃及大使举行国庆招待会
朱副主席说：
胜利属于埃及和阿拉伯人民！
新华社18日讯
朱德副主席今天说，埃及人民和阿拉伯人民为维护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阴谋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中国人民和日益众多的世界各国人民都站在他们这一边。
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都出席了埃及驻华大使拉加卜举行的庆祝埃及共和国国庆的招待会。
朱德副主席在这个盛大的招待会上讲了话。
他说：
伟大的埃及共和国的建立，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和全体亚洲人民尤其是阿拉伯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埃及人民在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领导下所进行的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去年以来，埃及人民为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反对帝国主义国家武装侵略而进行的伟大的正义斗争，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国人民向英勇的胜利的埃及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朱德副主席说，埃及政府一贯地忠实履行亚非会议的决议，并且执行着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和平中立政策。
埃及政府的这种政策受到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朱德副主席接着说，目前美帝国主义正在中东地区加紧进行侵略活动，制造紧张局势。
埃及人民正在团结阿拉伯各国人民为维护阿拉伯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阴谋而斗争，尽管在这一斗争中还会经历一些曲折的道路和遇到一些暂时的困难，但是埃及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决不是孤立的，中国人民和日益众多的世界各国人民都站在他们这一边。
我们深信，只要阿拉伯国家和人民团结一致，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是一定要失败的。
胜利将属于埃及和阿拉伯人民！
朱德副主席说，中埃两国在万隆会议时所建立起来的友谊，在去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后，有了很大的发展。
中埃两国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和人民间的友好访问日益增多，我们相信，我们两国间这种友好合作关系，将在今后长久的岁月中更加发展和巩固起来。
朱德副主席最后提议，为埃及共和国维护民族独立斗争的胜利、埃及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为中埃两国的友谊，为亚非人民的大团结，为世界和平，为纳赛尔总统的健康干杯。
周恩来总理在招待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埃及政府和人民表示热诚的节日祝贺。
周恩来总理还举杯祝中埃两国人民永远友好，祝亚非各国在万隆会议的精神下团结起来，祝世界和平，祝埃及共和国的独立繁荣和阿拉伯各国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胜利。
招待会的主人拉加卜大使在招待会开始的时候讲了话。
他说，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时期，埃及就已经是世界文化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但是，埃及后来却长期受着外国的统治。
因此，近代埃及历史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埃及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坚强斗争。
这种斗争在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所领导的武装革命时期达到了最高潮。
这个革命把人民从王朝的傀儡政权和它的殖民主义主子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且宣布了埃及共和国的成立。
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庆祝这个共和国成立的四周年。
拉加卜指出，埃及人民用血汗和牺牲生命的代价所取得的国内大部分生产企业的收益都流入了丝毫不关心人民利益的外国剥削者的手中。
这种极不道德和极不公平的现象必须纠正。
因此埃及政府就着手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
他说，虽然埃及再三保证运河的通航自由，但是，埃及人民要求领土完整的正义行动还是激怒了帝国主义国家，使它们发动了野蛮的侵略战争。
由两个大国策划的三国的突然进攻受到了埃及人民的坚强反抗。
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正义事业有着坚强的信心，对自己的领袖有着无限的忠诚。
同时，还因为他们有着阿拉伯兄弟国家、亚非国家和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在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
拉加卜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最早最坚决支持埃及和公开谴责这个罪恶的侵略战争的国家之一。
这种在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是促使埃及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他说，埃及政府时刻不忘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做一切对人民有利的事。
同时由于埃及在地理上的重要位置使它特别需要与世界各国保持友好关系。
埃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反对剥削，反对长期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帝国主义。
埃及人民深信，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的最好办法是和平协商，而不是诉诸武力。
同时，我们还相信，参加军事同盟也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适当的办法。
虽然埃中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建立了仅仅一年，但是，由于双方的诚意，由于许多促使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的事件的发生，埃及人民觉得埃中两国的外交关系是两国之间的悠久友谊的成果。
他说，埃及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在埃及最危急的时候所给予的道义和物质的支持。
拉加卜最后请他的六百多名中外客人为埃中两国间日益增长和永恒的友谊，为亚非国家之间和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间的合作，为和平共处的原则，为世界和平的实现，为中国人民所获得的辉煌成就，为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
在招待会上，拉加卜大使还宣读了纳赛尔总统给中国访问埃及工会代表团团长董昕的一封信，纳赛尔总统在信中感谢董昕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赠送两千埃镑表示对塞得港战争死难者和受害者的声援。
拉加卜大使在招待会上把这封信交给了董昕。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副总理彭德怀、贺龙，副委员长陈叔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程潜和中国各方面的人士，以及各国驻中国的使节。

民建常务委员会决定撤销章乃器所任光明日报社务委员职务
新华社18日讯
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会今天下午举行第37次会议，决议撤销章乃器代表民主建国会充任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另选中央常委孙晓村担任这个职务。
出席会议的委员指出，章乃器近来的许多言论，暴露他具有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不能再代表民主建国会参预光明日报的工作。
委员们还要求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就最近产生的资产阶级方向作检查，并且指出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应负很大责任。

民盟中央作出重大决定
号召全盟揭露右派的言行
立即开始在盟内进行整风
本报讯
昨天下午召开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为号召全盟展开反右派斗争并开始盟内整风的决定。”
民盟的这一重大决定，将成为中国民主同盟在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个转折点。
会议开始时，民盟主席沈钧儒说明了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
他说，我们民盟一向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人民民主专政的。
这个政治立场是不能动摇的，这个根本立场如果动摇，盟就不能存在下去，更谈不到长期共存了。
可是，现在在盟的负责人中，居然有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领导、反人民民主专政的荒谬言论。
我们有一些盟的负责人，当面搞一套、背后又搞一套，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们要号召全体盟员团结起来，站稳立场、弄清是非，向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领导的错误言论和行动，展开坚决的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
副主席马叙伦虽然卧病已久，昨天也力疾参加了会议并作了发言（由叶笃义代读）。
他指出：
章伯钧、罗隆基两位副主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的思想根源，我个人尤其深切体会到这一点。
我前几年就曾为了调停章、罗之间争权夺利的冲突而伤尽脑筋。
应该指出，章伯钧、罗隆基等有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他们可以为个人野心而冲突，也可以为个人野心而联合。
我要正告他们：
要把民盟扭向右转是不可能的。
他们应该及早回头，全面地彻底地交代他们在背地里的所作所为，否则就将自绝于民盟，自绝于全国人民。
民盟秘书长胡愈之在发言中指出：
民盟两个领导人以及一些盟员所犯错误性质是政治立场问题，而不止是思想问题。
他们表面赞成社会主义，背后反对社会主义；
表面拥护共产党，背后骂共产党。
这种牵涉到政治立场性质的错误应该彻底揭发。
在萨空了报告了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最近开会情况后，民盟副秘书长千家驹接着提出建议，自即日起民盟正式开始整风，在整风期间暂行停止发展组织。
千家驹指出：
最近我们民盟成员中暴露出来的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证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确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
整风对于革新民盟的政治面貌是完全必要的。
在副秘书长叶笃义宣读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为号召全盟展开反右派斗争并开始盟内整风的决定”之后，会议马上展开了讨论。
报名发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
绝大多数发言的人都充满热情，他们对章伯钧等人的错误言论和错误行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揭露。
整个会场笼罩着一片紧张热烈的气氛。
白发苍苍的邓初民在发言的时候感情十分激动，尤其增强了大家对于右派的义愤。
先后发言的有：
中央常务委员吴晗、邓初民、刘清扬，中央委员彭迪先、宋云彬、范朴斋，中央常务委员马哲民。
章伯钧出席了昨天的会议，没有发言。
马哲民的发言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说明。
会议最后通过了这一决定。
决定中说：
本盟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其他盟中央和地方组织的某些负责人和盟员，包括光明日报总编辑、盟员储安平在内，他们在这个时期内，有意识地发表了一些极端错误的言论和主张。
他们的言论有的采取完全公开的方式，有的采取比较隐蔽的方式，但是他们的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不要共产党领导，不要人民民主专政，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他们要引导本盟向右转，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
这是断不能容忍的。
关于盟要往哪里走的问题，决定强调指出只有向左走，走向社会主义，决不能向右走，走向资本主义！
决定号召全体盟员，积极参加展开在我们眼前的一场政治思想斗争，让我们全盟团结起来，为反对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而战斗到底！
决定中具体提出：
1．本盟最基本的政治立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人民民主专政。
这一政治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
全体盟员都要为坚持这一政治立场而进行不懈的斗争。
2．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所发表的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领导的言论是极端错误的。
全体盟员对于这些错误的言论和主张，应当尽情加以揭发和批判。
对于一切右派分子和他们的错误的言论行动，都必须随时随地加以揭露。
3．盟的组织应当加强对盟员和所联系的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盟组织应当责成他们坦白交代，深入检查，由盟组织加以帮助，使他们用实际行动，来改正他们自己的错误。
4．本盟立即开始在盟内进行整风。
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错误言论和行动的揭发批判，事实上已经是盟内整风的开始。
盟内整风应当先从盟中央做起，逐步推进，再由省市一直到基层。
从目前起，在盟内整风的时期内，应当暂时停止发展组织。
关于盟内整风的方针、步骤和具体内容，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出决定以后另行通知。
盟内整风开始之后，盟员仍应继续帮助共产党整风，毫无顾虑地向党提意见，以改正党的工作中的缺点。
另一方面，本盟也应当欢迎和争取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向盟和盟员同志提意见，帮助我们盟内的整风。

民革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
谴责章伯钧储安平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
新华社18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今天对光明日报被一度篡改政治方向事件发表声明。
声明全文如下：
光明日报是我们各民主党派共同的报纸。
近两个月来，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把光明日报从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变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储安平更假借“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名义，发表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我们对于章伯钧、储安平这种利用职权，有意篡夺光明日报的行为，不能容忍，极为愤慨，严加谴责，并声明如下：
（1）章伯钧两个多月来不与各民主党派商量，也不召开社务委员会，即擅改光明日报的路线方针。
这个路线方针，完全违反我们民革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
其所发生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应由社长章伯钧负责。
（2）储安平在章伯钧支持下，在编辑方针上强调只报导共产党和政府的偏差和缺点，拒绝发表宣传党和政府政策方针的社论；
不加批驳地刊登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尽量刊登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闻，企图煽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绪；
并且不经各民主党派同意，用光明日报名义到九大城市召开座谈会，企图在各地集中宣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这些行动及其后果，应该完全由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负责。
（3）光明日报的工作同志对于储安平利用光明日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宣传，曾及时并屡次提出反对，但储安平加以压制，章伯钧不支持光明日报工作同志的正确意见而支持储安平。
在这里，我们表示完全支持光明日报坚持正确立场的工作同志，并希望他们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进行检查，揭发章伯钧、储安平的篡夺行为，消除他们在内部所散布的毒素。
（4）我们民革中央对于光明日报的问题，还将作进一步的分析讨论，提出意见。
对于章伯钧在这一时期内擅改光明日报的路线方针，储安平假借光明日报总编辑名义发表反动言论，我们决定要追究他们应负的责任。

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
批判龙云黄绍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
本报讯
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于18日整日举行。
会议集中地批判了民革右派的反动言论，揭露了龙云、黄绍竑的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
会议并批判了陈铭枢、谭惕吾、刘斐的错误言论。
会场上充满着前所未有的紧张热烈的空气。
义正词严的批判，使龙云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
黄绍竑也只在会议结束以前作了一点简单的表示，说他发表的言论是错误的。
陈铭枢没有到场。
　李济深第1个发言，他批评龙云关于怀疑苏联、污蔑苏联的谬论，是离开了社会主义立场。
他说，黄绍竑对中国人民的伟大成就，从来不是欢欣鼓舞，而是找岔子，给党和政府抹黑脸。
他最后说：
我们这些从旧社会来的人都有右倾思想，我自己也是一样。
我们必须加强思想改造，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龙云的反动立场受到会议的严厉批判。
龙云曾经以“爱国”的面貌，主张因抗美援朝向苏联借的外债，应该延期二、三十年归还。
龙云不顾苏联对我国的巨大援助，重新提出了所谓苏联从我国东北搬走机器的问题，恶意地污蔑苏联。
同时，龙云还要求压缩我国的对外援助经费。
王昆仑指出：
那种反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同社会主义不能相容的。
他反问：
龙云爱的是资本主义的中国，还是社会主义的中国？
王昆仑说，建国以来，苏联帮助我们建立了多少工厂，装备了多少新机器？
龙云反而要同苏联算旧账，龙云为什么不向帝国主义算账呢？
难怪有的同志说：
龙云简直太没有良心！
大家揭露了龙云一贯用地主阶级的立场观察新中国，反对社会主义。
王昆仑说，龙云认为土地改革使农村破产，镇反、肃反冤枉好人，建设越多越浪费，就业问题越来越难解决。
吴茂荪说，八年来，龙云的言论，不论公开的或是私下的，都是不满多，责骂多。
龙云说他钦佩章伯钧“提意见”的精神，实际上是钦佩章伯钧反对共产党领导的精神。
大家也批判了黄绍竑的反动立场。
陈其瑗愤怒地说：
黄绍竑是彻头彻尾的右派。
党和政府的成绩，在黄绍竑看来好像冤家对头似的；
而对党和政府的个别错误和缺点，却特别感到兴趣，津津乐道，唯恐宣扬得太少，唯恐夸大得不够。
陈劭先、许闻天、蒋光鼐、章友江一致指出：
黄绍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处理唯恐太重，对个别错捕错判案件，到处叫嚷；
对于重罪轻判、反革命分子漏网的事情从来一字不提。
对反革命如此，对在工作中犯错误的革命干部却唯恐处理得太轻，表现了他对共产党员的仇恨。
这就是黄绍竑的立场。
会上也对谭惕吾、陈铭枢进行了批判。
在这以前，谭惕吾曾屡次表白自己“对党忠心耿耿”。
这次会上，程潜说，谭惕吾的发言，从骨髓里看，是彻底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反动的。
程潜说：
“谭惕吾至今仍认为自己是左派，据我看，惕吾同志是很反动的右派分子。”
程潜还“请教”陈铭枢：
叫嚷共产党退出学校是意味着甚么？
程潜说他百思不得其解。
甘祠森在发言中指责了刘斐的立场。
甘祠森说，上次座谈会上，邵力子的发言中有“鸣鼓而攻之”一句话。
刘斐在邵力子念到这句话的时候，马上说：
“是小子鸣鼓而攻之哩！”
甘祠森问道：
刘斐为甚么那样仇视“鸣鼓而攻”那些野心家的一切正义人士呢？
甘祠森在谈了刘斐的其他言行之后，大声向刘斐问道：
你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
赵祖康在发言中说，希望在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中，原来是左派的更提高，中间的向左转，右派分子得到彻底的改造。
宁武在发言中表达了一个老同盟会员的心情。
他说，我们老同盟会员曾经为了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而艰苦斗争过，所以对今天党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感到兴奋。
他说他们这些年过七十、八十的老同盟会员，“愿和民革的同志一道，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向少数右派分子作不妥协的斗争。”
许多人引用了革命前辈何香凝老人的话，愿那些右派分子不要甘心长期作右派，而应该不断地改造自己。
会上，李俊龙、骆介子也表示愿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
李俊龙说他在12日所作的“民革中央小组历次会上没有出现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估计，是不符合事实的，应该引起深深的警惕。
他并表示愿在运动的发展中接受考验。
骆介子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认识。
会议结束前，宣读了民革中央委员会谴责章伯钧、储安平擅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的声明。
参加会议的，上午六十一人，下午四十八人。
发言的上午八人，下午十三人。
这是民革中央小组举行会议以来到会人数最多、发言最为热烈的一次。

邓初民在民盟中央常委扩大会上发言
请看章伯钧的本来面目
兼斥罗隆基陈仁炳的谬论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们盟内有不少人，特别是负领导责任的人，发表了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乘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别有用心地来阴谋夺取党的领导权。
我感到今天知识分子的问题比工商业家还要复杂得多，甚至于危险得多，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
几年来，我们盟帮助党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究竟收到多少效果？
照这样的情况看来，我们盟对党不是起了助手的作用，而是从助手的作用起了对手的作用，甚至从对手的作用发展到敌手的作用，这真正是令人伤心的事。
盟的领导人（指的是章伯钧、罗隆基等人）要负主要的责任。
截至目前为止，盟内有些人所发表的谬论，其严重程度是不同的，我在这里不能一一加以批驳。
现在仅就章伯钧、罗隆基（包括储安平）陈仁炳等人的谬论，根据我的认识说一说：
首先，我来谈一谈章伯钧的谬论的本质。
一句话，他的反共是由来已久的。
1928年我在上海，也曾参加过第三党，这就是现在的农工民主党。
但是不到一个月，我就退出来了，而且跟章伯钧也断绝了朋友关系，理由就因为他反共。
后来，跟着时局的发展，章伯钧变成了中间路线派，于是他就时而偏左，时而偏右，赶政治市场，搞政治讹诈。
我从抗战时期，在北碚同他再见面以后，他想拿我作他的政治资本，又来跟我作朋友，我没有拒绝他。
那时民主党派很多，我为着要推动民主运动，差不多什么民主党派我都参加了，周总理跟我说笑话，说我是六国封相，但我就是没有参加农工民主党。
在抗战时期一直到全中国大陆解放的前夕，我跟他在朋友的关系上是这样的：
他在政治上好，我就跟他好，他在政治上坏，我就跟他坏。
在香港的时候，他曾经把我看做是他最讨厌的一个人，因为我说话常常击中他反共的要害（这并不是储安平先生“党天下”之说击中了共产党的要害），但是我还不知道他说过这样两句话，最近在报纸上才看到四川一位盟的同志赵一明揭露出来，章伯钧说，中国的民主党派只有两个是靠自己起家的，民主同盟是靠中间路线起家的，农工民主党是靠反共起家的。
这充分证明我说他的本质是反共，一点不错。
他已不打成招了（注意，这两句话是他在解放后说的）。
1949年，全中国大陆解放我就病倒了，我看到章伯钧的政治地位一天一天在提高，我很高兴，我以为他一定在彻底改正他的错误了，不料他又想乘党的整风的机会来反共，来煽动人心一致起来反共，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带领少数知识分子及其他不坚定的中间分子跟着他走，从最近各界人士，特别是他直接所领导的农工民主党的同志们所揭发出来的事实，他的这种反共的主张，他企图走中间路线的路来达到他反共目的的主张，并丝毫没有改变，这是不足为怪的。
有人说：
章伯钧现在不是承认错误了吗？
但已经有人指出来了，他仍然是用两面手法。
对储安平的反共谬论未有认真处理，也不想认真负责，而且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他的荒谬绝伦的所谓代论，我想，代论是代社论的意思，他的代论，好像是代光明日报说话。
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的报纸，代光明日报说话等于代各民主党派说话，好像他的错误是要由各民主党派来代他负责的，试问他荒唐到了什么程度。
他把光明日报在一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时期引导到了资产阶级的方向，对储安平的反党谬论加以支持，而且认为“党天下”之说是击中了党的要害。
这统统应由他负完全责任。
有人说，他现在已经在开始负责任了，因为他已承认错误了，我在这里说一个不大适当的比喻：
有人犯了杀人罪，被人揭发了，他说：
我错了，我再不杀人了。
可不可以？
我想是不可以的。
最后我要声明一点，过去我同伯钧总算是朋友，我再三反省，我对他是尽了我朋友的责任的。
所有他过去所犯的错误和不正确的言论，以及我对他的希望，可以说，也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地步。
他不唯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反而还有我所一概不知道的最错误最反动的言论，这恐怕他也懂得最反动的言论是不能同我讲的，我今天像这样沉痛的批评他，我也希望他自己反省反省，我在政治上是否帮助过他，而且像我这样帮助他的人还有没有第2个。
关于章伯钧，我所要说的话，暂时到此为止。
其次，我来谈一谈罗隆基“平反委员会”的实质精神是什么。
很明显，他的平反委员会是不要共产党参加的，似乎有共产党参加，平反工作就做不了。
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
没有平反委员会，共产党已经作了很多平反工作，许多党委和许多学校党的负责人对斗错了的知识分子赔情道歉，这恐怕是任何阶级专政都不可能想像的事。
蒋介石集团暗杀了我盟同志李公朴、闻一多及其他许多同志，明杀了杨伯凯、杜斌承、曾伟及其他许多同志，至于所有进步人士和青年被蒋介石集团冤杀了的更不止千千万万，谁来为他们平反过？
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专门对反革命的，只要不是反革命，错了就认错，这就充分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是最彻底最高度的民主。
即使在肃反运动中，党也是宽大与惩戒相结合的，走群众路线，宣布一个人不杀，甚至就是敌人，只要他放下武器，就会得到宽大处理。
为什么还要搞一个不要共产党参加的“平反委员会”呢？
这是不是根本上不信任共产党呢？
而且在逻辑上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平反委员会有共产党参加就会搞不好，推论下去，就是任何国家机关，任何委员会有共产党参加都会搞不好，最后，就只有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在一切方面的领导，才能搞得好。
在今天敌我矛盾还存在的时候，肃反工作是纯洁党的内部、人民内部的最首要的工作。
有些人专门强调肃反的副作用（罗隆基也在内），其后果一定要走到破坏肃反政策，取消肃反工作（“不要肃反了”，在政协已有人发出这种谬论），不肃反，那最好是让反革命分子公开活动。
反革命分子遍天下，人民就只有死路一条。
强调肃反的副作用，组织不要共产党参加的“平反委员会”，那就一定要助长反革命分子的气焰，使得执行肃反工作的人缩手缩脚，连在马路上大摇大摆的反革命分子都不敢去捉了，因为怕肃错，其结果必然是取消肃反工作。
企图以不要共产党参加的“平反委员会”来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企图强调肃反的副作用来破坏肃反政策，取消肃反工作，试问居心何在？
罗隆基就要从国外回来，必须作彻底的交代。
再其次，我来谈一谈陈仁炳的“算账”问题。
已经有人指出了，他是要算新账，算解放以后共产党的账，要提出几个共产党员来处理处理。
新账倒是可以算的，也不怕算，我看就是旧账算不得，而且也算不清。
我们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应该把心肝捧出来说几句良心话。
除了少数人以外，我们在旧社会里，究竟做了一些什么好事，干了一些什么勾当。
解放以后，共产党把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及一切工作人员全部包下来，教书的仍旧请他教书，做官的仍旧请他做官，这种宽大政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地方。
今天反转来还要向共产党算账，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用意，也希望陈仁炳交代清楚。
很惭愧，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们盟内发昏第12章的各级领导人物是不少的。
在北京、上海的不必说了，据说在湖北武汉也有，在山西太原的有王文光，山西盟内外展开了对他的批评（此外还有也不可知），这里不能一一详说。
但我们中常委必需对这些错误反动言论表示态度，同他们划清思想上、政治上的界限。
个人的错误反动言论都应该由个人负责，我们全体盟员誓死反对的。
我盟沈钧儒主席已经向全盟表示态度，有所指示了。
我建议我们中常委要郑重作出决议，通知各省、市地方组织，进一步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站稳社会主义的立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对右派野心分子反社会主义行动的反击，不是对人民群众批评的压制，不是对鸣、放的阻碍，更不是收，我们还必须明确认识，这是一场社会主义路线和反社会主义路线激烈的斗争。
要求我们盟员同志，认真学习最近人民日报的社论，遵循沈主席一边倒向社会主义的指示，坚持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仍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好好地帮助党内整风，严厉地批评和痛斥盟内外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此外我同意千家驹的建议，开始盟内整风，和暂时停止发展盟员。
同时我还建议，章伯钧和储安平必须迅速地、严肃认真处理光明日报的错误问题。
我盟中央对这一问题也要表示态度。

我们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民盟中央常务委员、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　吴晗
病了一个时期，正在外地休养，休养中不能作别的事，天天读报，读到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言论，愈读愈生气、愤怒。
实在不能容忍，只好不休养了，回到北京来争。
中国民主同盟走的是什么道路？
民盟的领导人要领导民盟走到那里去？
章伯钧要搞政治上的设计院，罗隆基要搞党、政机构以外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攻击党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最终根源。
这些混淆是非，违反宪法，政协章程和盟章规定的论调，非争不可，非揭穿不可！
中国民主同盟的工作对象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八年来参加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人、农民结合在一起，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有生力量。
现在，忽然有一小撮右派野心分子，钻党的整风运动的空子，说是代表我们，打着知识分子的招牌，嘴上说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脚底却朝资本主义的道路走，非争不可！
非揭穿不可！
我一方面对民盟领导人和一些右派分子的谬论感到愤怒，同时，也深切感到自己几年来对民盟市委的工作管得不多，民盟中央的常委会很少参加，和知识分子的接触、联系面很窄，而且不经常。
该做的事没有很好做，该说的话没有全说，作为北京民盟市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我没有做好应做的工作。
必须表明立场，和这一小撮人划清界限。
要争，要争到水落石出，要争到事理明白，不能容许任何人利用民盟的地位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活动。
我们的道路只有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
知识分子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是通过自己的认识，亲身的经历，逐步走到的。
我们都从旧社会来，旧时代所办的学校，无论是办学目的，方法，内容，制度都是为了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受了这样教育的我们不可能不带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沉重包袱走进新社会新时代。
经过了八年来的学习和工作实践，经过了八年来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经过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抗美援朝、镇反、肃反一系列伟大的运动，一路走，一路丢包袱，路走得越长，包袱也丢得越多，思想意识中的社会主义的比重越来越大，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比重越来越小了。
想想解放前我们在大学里的情况吧，那时候我们中间大多数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物价和“法币”
“金元券”赛跑，朱自清就是穷饿而死的，我们曾经参加过反饥饿运动。
我们中间还有一部分人上了黑名单，被特务跟踪威胁，闻一多就是被美国无声手枪杀死的，我们曾经参加过反迫害运动。
沈崇案就发生在北京，我们也参加过抗暴运动。
我们的生活朝不谋夕，我们的生命朝不保夕。
不能够设想，没有共产党，没有1949年的全国解放，我们自己不成为朱自清，闻一多？
我们的儿女不成为沈崇？
我们身受着政治、经济的双重压迫，得到解放，我们欢欣鼓舞地进入了新社会。
我们以自己的认识和经历接受了党的领导，接受了社会主义。
八年来的国家建设工作，那一项不使我们高兴，狂喜！
1949年全国小学生二千四百万人，今年是六千三百万人；
中学生一百二十六万人，今年是五百九十七万人；
大学生十一万七千人，今年是四十多万人。
钢的产量，1949年是十五万八千吨，今年将为四百多万吨。
铁路这几年就新建了六千三百公里。
还有荆江分洪、治淮工程、长江大桥、鞍钢、武钢、包钢的建设，二百多项大工业的建设工程等等，哪一项是过去时代所曾经所能够实现的？
我们不但以自己的认识、经历，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还感到骄傲，因为这些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都有我们知识分子的劳力、贡献，有我们的一份成绩在里面；
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因为在这样飞跃的进展中，出现了不少缺点，这些缺点，我们也有一份责任。
但是，正当我们要肯定自己的成绩，纠正自己的缺点，为了更好地更有效地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的时候，正当我们以积极的严肃的认真的态度帮助党整风，对党提意见的时候，右派野心分子就乘机乱叫乱嚷，说什么“八年来的工作，缺点是主要的”，“漆黑一团”，“全无是处”等等。
这些人不但包办了工人、农民和青年的意见，说他们对党不满，对社会主义不满；
还包办了我们中年和老年知识分子的意见，硬要代表我们说话。
他们要以自己的意图，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推翻党的领导，用资本主义的假民主来领导、统治人民。
我们正在兴高采烈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行进，而他们却硬要拉我们走上另一条道路——资本主义的道路。
当然可以肯定，通过这八年的学习和实践，我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认清了自己应该走的道路，决不会跟他们去走那条路，因为他们那条路意味着什么前途，我们已经分辨得出来了。
但是，问题是严重的，只要我们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还有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残余，这种论调就还会有市场；
少数人认识模糊不清，便容易上当。
我们不能麻痹大意，以为这种谬论不值一驳，而是必驳，必须争。
我们不能无原则地对这些人宽容、原谅，对右派野心分子宽容、原谅，听任那些反动言论泛滥而不加以驳，就是对人民的正义事业放弃责任，因而必须站稳立场，明辨是非，划清界限。
这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拆穿右派野心分子的阴谋，揭露他们的两面派手法，把他们的丑恶面貌暴露在全国人民的面前！
我们要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决拥护社会主义，保卫八年来伟大的建设成果。
民盟盟员已经和正在向民盟中央提出要求，要求中央表明立场，明辨是非，分清敌我，端正领导立场，领导全体盟员，和全国知识分子一道全国人民一道，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同时，我们必须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认真帮助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争取成为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
广大盟员的这种要求是完全正当的。
我们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上海各报对本报编辑部文章的反应
站在什么立场办报？
上海各报对本报编辑部文章的反应
本报讯
本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发表以后，在上海的一些报纸和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应。
解放日报、劳动报、新闻日报、文汇报、新民报晚刊等分别发表社论或文章，检查办报方针，批判一些新闻工作者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暴露出来了
文汇报在14日和16日先后发表了题为“明确方向，继续前进”和“欢迎督促和帮助”的社论，表示接受本报的批评。
文汇报在第1篇社论中说：
“在最近一个短时期内，我们的工作的确有很大的缺点和错误。”
但是在分析产生缺点和错误的原因的时候，文汇报社论说，它是由于“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的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
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
结果，正如人民日报的文章所指出的，我报在最近一个短时期内‘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
’”文汇报的社论说，他们的那些想法、做法，“完全是主观的、错误的。
而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认识，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在这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暴露出来了。”
文汇报的第2篇社论承认，在世界上还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总归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资本主义国家讳言这个真理，但资产阶级的报纸尽管面目各有不同，实质上都是宣扬资本主义，都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都是宣传无产阶级思想、代表人民利益的报纸，我们各种报纸都可以而且应该有自己的特色，但上述的基本方向必须是一致的。
文汇报对于该报过去一个时期内发生错误的原因，认为是
“以客观主义的新闻观点来编辑报纸，结果必然在阶级斗争中有利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进攻”。
文汇报说：
“如何办好社会主义中国的报纸，这个问题在一部分新闻工作者中间并没有完全明确，因此在具体工作中还是心中无数的；
教条主义、公式化、一般化的毛病减少后，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又在某些方面滋长了，文汇报在过去一个短时期所犯的错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文汇报说：
人民日报建议就新闻工作问题展开讨论，是十分必要的。
他们表示将进行深入检查，并参加这次讨论。
文汇报在14日还发表了果品公司职员包安岳给编辑部的信，这位读者对近来该报“对那些歪曲言论完全采取客观报道，对那些好的言论，也采取纯客观报道，似乎一视同仁”的态度，提出了批评。
坚决同资产阶级办报的倾向作斗争
上海新闻日报6月16日发表的“坚决地同资产阶级办报倾向作斗争”的社论中说：
“如果仔细翻一翻前一个时期的报纸，包括本报在内，在不少地方，都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资产阶级报纸方向的阴影，不过浓淡的程度有所不同。”
社论指出：
“原来新闻界中也有若干人，对放、鸣的涵义，有他们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们不是要‘放花’而是要‘放火’，不是要‘百家争鸣’，而是要一家独鸣。”
社论又指出，新闻日报副总编辑陆诒曾借他人之言说：
“报纸上的文章，一片教条主义，真像画符念咒，根本谈不到解决思想问题。”
这样一笔勾销了过去的成绩。
社论在分析了这些情况之后指出：
这种不良倾向应引起我们全体新闻界同仁的注意和警惕，坚决地同这种危险的倾向作斗争。
社会主义报纸应当站在什么立场
上海新民报晚刊16日也发表了林放的“诚恳地要求帮助”的随笔。
文中说：
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这篇文章，对于广大的新闻工作者是个及时的教育，及时的警钟。
这篇文章又一次向我们提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社会主义的报纸应当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为哪一个阶级说话？
做资产阶级的喉舌还是做工人阶级的喉舌？
林放谈到新民报的办报思想的时候说：
“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因为反教条主义而放松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警惕性，这一种倾向是有的；
因为配合大鸣大放而对某些谬论不及时批判，暧昧了斗争的立场，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因为强调宣传要从读者实际出发而出现一些为趣味而趣味的东西，这也是有的”。
文章在谈到如何保持党外报纸应有的特色时说：
“要把求同——基本方向、阶级立场、观点、报纸的共性——放在主要的地位，而把报纸的特点放在次要的地位。
任何特点必须服从社会主义报纸的基本方向。”
有人企图把报纸的党性和教条主义混淆起来
上海劳动报也在16日发表了贺晓的“这是站在什么立场上？”
一文，批判新闻日报副总编辑陆诒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对陆诒曾说过的“报纸长期推广教条主义”的谬论提出质问。
文章提出陆诒企图把报纸的党性和教条主义、党八股混淆起来，以达到他否定人民纸报的人民性、党性的根本原则的目的，把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强加在今天人民报纸的头上，使它离开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
有一部分人的新闻观点与社会主义的新闻原则有分歧
上海解放日报16日发表了题为“办报要有立场”的社论，指出“上海新闻界有一部分人在新闻观点上是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原则有分歧的，而且在最近一个时期中散布了不少的不良影响。”
社论对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同志的一些言论进行了严格的批判。
王中曾强调说：
报纸是传布新闻的工具，他可以为政治服务，但不是政治本身。
王中还认为报纸有两重性，“一重是宣传工具，一重是商品，而且是在商品性的基础上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
社论批判了王中这种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指出王中抹杀了报纸的阶级性，认为拿阶级观点去教育人民就是旧习惯，就要脱离群众的错误论调。
社论说，照王中的说法，阶级消灭以后，报纸就不能说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了，报纸就没有阶级性了，到那时候，社会主义报纸与资产阶级报纸就没什么区别了。
难道阶级消灭以后，报纸就没有教育人民消灭资产阶级思想的使命了吗？
难道社会主义报纸没有它的特色了吗？
解放日报社论还指出：
在上海新闻界中，确有一些人一谈到指导性就斥之为“教条主义”，像新闻日报副总编辑陆诒就曾谩骂人民的报纸为“一片教条主义”，“真像画符念咒”等谬论。
社论认为如果不承认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反对报纸的指导性，盲目热中于生意眼，其结果只能是抗拒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接受资产阶级的指导而已。

花丛小语（小说）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黄万里
这还是3月里桃花含苞未放的时节，田方生编完了一章讲义，推开房门，背着手在小花园里闲步。
他低着头，轻轻吟着他昨夜刚填好的词——百花齐放颂（调寄贺新郎）：
绿尽枝头蘖，
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
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却曾迸裂！
盼处士，杳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
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
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
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
翻潋滟，芬香洋溢。
好鸟百花丛里翠，这当儿，鼓起笙
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
正在边走边吟之际，脚声惊破了他后半段词句里的意境，抬头一看，前面来了老友甄无忌。
只见他满头汗如珍珠泉那样涌出，气喘不止。
方生迎前一步，惊问何故？
只听得他满口抱冤地嚷着：
“我老远特从城里来拜访，岂知三十一路车只开到石油学院为止，害我徒步十里路。
这条西郊公路是哪位宝贝工程师修的？”
噢！
原来如此。
方生未及回答，前面又有人向他招手，连忙向前迎接，一齐过来。
无忌一看是贾有道，把头似点未点地招呼了一下。
三人商定，泡了一壶茶，就在园里坐下。
“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
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载重后就被压碎。”
方生作了技术性的解释。
“这是一个土力学的理论问题吧？
还是水力学、水文学的？”
有道接口就问。
“这些科学对于这类问题都有解释，但路面下须先铺上为了排水和散布载重力的路床，则是工程习惯或常识，并不一定要懂土力学才能得出这种结论。”
方生这样回答。
“照你说，这是工程设计的错误。
王八蛋！
市政府谁管这种事的？
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
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
你想！
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
王八蛋！
也不知该骂哪位坐大汽车的官大爷。”
无忌可真动了肝火，肆无忌惮地破口大骂。
“老兄走累了，喝些茶，擦把脸吧！
这些我们可以反映到上级考虑的。”
方生把湿手巾投给无忌，安慰了几句。
“刚才你一个人低着头叽哩咕噜些什么？
那张纸给我们看看。”
两人接过方生的词摇头念了一遍。
“很好很好，方生兄潇洒一如往昔。”
有道恭维了两句。
“不通不通，献丑献丑！”
“我看前半段还能反映实际，后半段，简直是歌德派诗意，反映文人的无耻！”
无忌把刚才的怒气转移到主人身上。
“老兄知道我是不大看小说的，我连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也没看过，怎会受到他的影响，未免太抬举我了！”
“我说你这书呆子太迂，思想不开朗。
所谓歌德派是指专事歌颂功德的那派‘学者’。
你看！
怎见得护花使节就会到来？
即使他来后，怎见得能使‘宇清如澈，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
什么‘心自在，任翔逸’，还不是为了歌德而填词？”
无忌接着又发挥了一顿。
“这是我的信心，至少有这样的愿望。
至于你说的歌德派诗人实未敢攀援！”
方生答辩了几句。
“对我们自己的政府歌德一番亦无不可，怎见得就算无耻？”
有道正襟危坐，说得很正经的模样。
“歌德原是该的，专门歌德，样样歌德，就有问题了。
还有一种‘但丁’派诗人，但知丁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就算立场稳定，其目的就更有问题了。
歌德——但丁派学者最为无耻，当然不是指你老田。”
无忌说。
“老甄此话倒有道理的。
对的地方我们应该竭力拥护，错的地方就该提出意见。
一味歌德——但丁固然不可，一味谩骂企图否定一切亦非所当。”
方生说。
“话虽如此说，不过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们却独多歌德——但丁派诗人。
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会还开始提些意见外，以往照例是以个人体会为歌德的内容，这真是世界议会制的奇迹。
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与错误，竟不需人民的监督的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制的特点。”
无忌说。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党提出揭发人民内部矛盾呀！
以前阶级对立为主要矛盾，现在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了。”
有道插嘴说。
“不错！
但是以前的内部矛盾早不由人民来揭发，单靠领导来处理，也未必合理。
例如东安市场的避孕套解放以来据统计曾经通过无—有—无—特多等反复步骤，实际上是反映着领导对于人口问题的认识的改变，我看不出客观条件有什么改变。
尽管马寅老懂得这些，他也不可能起作用。
十分之九以上的人被当作阿斗，十分之一以下的人的脑袋被认为是灵的，而应起主宰的作用。
这就是现政治的特点。
我夫妇生了六个孩子，个个自小健康，从未住过医院。
我妻被公认为一个善于抚育子女的好母亲。
子女多，为社会多尽了一些责，脸上很光彩。
但从目前提倡节育的观点看来，子女多为社会添了困难，还是国家的罪人呢？”
方生说。
“这真叫做‘假作真时真亦假，有还无……’”无忌诵起红楼梦里的诗句来了。
“我想领导的本意是在揭发起群众的智慧，鼓励起他们的积极性，使人尽其才；
决不是只叫人听着话埋头去做。”
方生说。
“尽管说得好听，目前只有歌德——但丁派学者是红的，因为只有他们能舍弃了自己认识到的真理，竭力靠拢组织，说得样样都好。
才被称为政治性强。
论这些学者们的真实内容，则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
你看！
老蔡当年闷声不响，虔诚地学习孟德尔遗传学。
一当什么所长，不免在上任以前先批判一番。
等到李森科学说不大时髦，于是又发表了‘我的认识的三部曲’，近来赫鲁晓夫又把李森科称道了一番，且看他又怎样说法”。
无忌说。
“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
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
并且附和着说：
‘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
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腼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
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
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
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方生也激动了。
“这方面渐渐的大家都会看清楚的，我们的党和政府是在不断的纠正缺点和错误中进步的”。
有道说。
“很好！
让我们先帮助政府纠正修这条马路中的错误。
我们把意见提给区人民代表请转达罢。
他们也该睡醒了呢！”
无忌说。
三人同意，当场起了一稿，提交代表。
大意有三点：
（1）这次马路损坏究是必然的结果还是偶然的无法预计的灾祸？
（2）重修花了多少人民的冤枉钱？
断绝交通多少天？
人民损失估计多少？
公共汽车损失多少？
（3）谁应负责？
应怎样处理？
请求逐条解答，切勿无意或有意遗漏。
请把解答在北京日报上发表。
（原载“新清华”第182期）

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上海
谈周总理对交大迁校问题的意见
新华社上海18日电
新华社记者17日就交通大学迁校问题访问了正在上海的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他告诉记者：
06月初国务院曾召开交通大学和各有关部门、上海、西安两地有关高等学校的负责人，讨论了交通大学迁校问题。
会上，周恩来总理对交通大学迁校问题作了全面和详尽的分析，并对解决交通大学迁校问题提出了处理方案。
目前上海和西安的交通大学师生，正在对总理提出的方案，进行广泛讨论。
交大迁校问题应该周密考虑
杨秀峰扼要地向记者转述了周总理提出的关于解决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方案的主要内容。
他说，总理首先指出了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复杂性，认为这个问题，已牵涉到四面八方，好些部门和好些学校。
因之考虑交通大学的迁校问题，应该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四面八方都考虑到。
院系调整是必要的
总理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问题谈起，他说，院系调整这一方针是由于旧中国高等教育不能适应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要求而来的。
中国落后，办高等教育的历史不过几十年，经过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数目是很小的。
根据共同纲领和宪法对教育工作的要求，旧中国高等教育的底子是不相适应的。
有许多学科的缺门必须补充，许多专业必须发展。
再者，过去高等学校的设置安排也不尽适应新的经济部署的要求。
旧中国工业的布局和教育的部署是不平衡不合理的。
假如看不到这些基本情况，就无法理解解放后各项改革的必要性，也难于理解在高等教育方面进行院系调整的必要性。
院系调整是教育上的一种改革，我们应将这种改革对新中国的需要肯定下来，否则从不同的眼光看，就容易过分强调缺点的一面，甚至否定一切，引起思想混乱。
总理说：
过去确定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方针和方案是有根据的。
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在国际上美国帝国主义不甘心我们的胜利，国内尚未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因之在1956年以前，我们的工作不能不照顾到两方面的情况，即国际形势及对国内存在的旧的弱点的注意。
工业内迁和交通大学内迁就是根据西北工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和国防形势的要求下提出来的。
西北过去是落后的，但将来必须成为我国巩固的后方，那里有丰富的资源，有条件成为我国的乌拉尔。
但是，西北区以及另一工业基地西南区的建成，如果不靠沿海先进地区的支援是不可能设想的。
为克服文化教育的畸形发展，从沿海方面作适当的调整和内迁，也是必要的。
上海高级知识分子较多，技术条件较好，从上海调动多，是很自然的事。
根据以上要求，才有交通大学迁西北，电讯系调整到西南，航空学院也移向内地发展。
总理指出应肯定院系调整的积极作用，这是主要的一面。
但也不是说院系调整一切都弄对了，也有缺点，有安排不当的。
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也有两种情况，有些是可免的，有些是难免的。
没看到没料到的问题对任何人来说总是有的。
事先考虑周到些，缺点就少些，但不可能什么事情都能预见得正确。
总理说1956年是转变的关头，当时国际紧张局势趋向缓和，国内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由于情况改变，为了更有利于建设，需要重新部署，因而去年05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十大关系问题。
但工作转变并不是容易的事，尤其国家大，转弯也慢。
交通大学内迁也正处在这转变的关头，所以产生了这个问题，很难说那个人“一意孤行”。
上海支援外地义不容辞
总理在将上述各方面情况作过分析之后，就谈到交通大学迁校本身问题。
总理认为：
1955年决定交通大学内迁是对的，为了支援西北建设和考虑沿海形势，是必要的。
当时也不是没有想到交通大学内迁的困难。
为什么不以扩充西北原有高等学校来解决西北文化教育建设的需要呢？
因为当时设想的工业建设速度快，要得急，交通大学搬去，可以收效快些。
交通大学搬去虽有困难，但既是国家需要，就要设法克服困难。
因之这个决定是对的。
总理认为：
1956年情况是交通大学可搬可不搬，也可以由交通大学去支援一部分力量来解决问题。
“十大关系问题”提出后，按照新的形势，作重新安排，交通大学可以不搬。
但另一方面，从西北建设需要来说，从西安校舍已建，学生已招了两千多，要在上海发展有困难，造船学院又要建校来说，又可搬，所以仍决定搬，搬了一半。
当时虽经过商量，但商量得不够广泛。
到了今年，产生了困难，形成了如有些人所形容的“骑虎难下”的局势。
这个困难是由国内外和校内外等等原因造成的，对各方面的影响也很大。
从所发生的问题看来，已经影响到有些学校对过去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怀疑，我们必须肯定院系调整这一方针。
并要确立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原则。
如果因为交通大学不搬西安了，而所有调整的学校都要回老家，就不可能很快建设起西北、西南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基地。
院系调整的缺点要克服，但不能否定这一正确的方针。
今后还会有必要的调整，但已取得了经验，会更加慎重。
总理提出了解决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方针和方案。
认为着眼点必须要根据从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一切为了更好地动员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出发。
考虑交通大学问题不能离开这一原则。
总理提出从大的方面讲，不外：
一是全搬西安，一是搬回上海。
交大全搬西安虽有困难，但好处多
坚持搬西安，少数不能去的教师不勉强，只要有大多数教师去，作到交通大学的老底子仍保存，那对西北建设很有利。
其缺点是当前在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条件上同校外结合条件较上海差，但从远处看，过几年还是可以的。
大西北包括山西、河南七个省区，西安是中心。
西北地区是需要交通大学的。
西北党的领导是欢迎交通大学的。
西北建设正在发展，建设速度虽比过去计划稍为放慢，但仍是积极的，工业发展的前途是广阔的。
但西北不是一切都好，困难还很多。
作为工业基地，劳动力少，森林少，水利少，沙漠多等等，都是很不利的条件。
东南文化高一些，但有弱点，要看到，要警惕。
能到西北去锻炼是很有好处的，尤其是青年，条件太舒服了，是不能锻炼人的。
交通大学已去西安的师生员工经历一年风霜是好的。
今年交通大学毕业八百多学生，其中也将有一批要响应国家号召到西北到艰苦的地方去参加建设。
现在上海余下来一千多学生和几百位教职工，如果能够接受去西安，我并不放弃全搬的可能。
年老体弱不能去的可以不去，有时去讲讲学。
当前迁西安有很多困难，可以逐步改善。
但我也不愿太勉强。
如果经过动员劝说，仍有不少教师不愿去，那就考虑搬回上海。
交大搬回上海有好处，也有不少困难，但支援西北的方针不变
总理说为什么可以考虑搬回上海呢？
因为搬不动，就不可太勉强。
同时，形势也许可，沿海和内地兼顾，上海也还有需要，交通大学在上海有六十多年历史，同上海各方面关系密切，在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方面有许多有利条件。
所以搬回上海的方针，也有其好处，也是为了需要。
交通大学即使回上海，也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支援西北建设。
否则无以对西北人民。
总理说搬回上海可考虑三个方案：
第1个方案是多留些专业在西北。
我设想所留专业：
一种是新的专业，包括尚未招生及已招生的无线电、高压工程、热能动力装置等几个专业；
另一种请交通大学考虑是否还有其他的专业或系也去西安，使西北得到较多的帮助，请大家研究不可勉强。
第2个方案是全部搬回上海，一个不留。
这怕不好，交通大学师生恐也于心不安。
第3个方案是折中方案，师生愿留西安的留西安，一、二年级学生愿留西安学习的也可转专业，新专业设西北。
这样对支援西北也有很大好处。
总之，要从团结出发，即使交通大学西安师生走了以后，也使西北人民感到交通大学到西北来一趟，对西北人民还是有好处的。
这样做就照顾到各方面，对全国人民的团结有利，对交通大学也有利。
我相信将道理讲清，会有些人愿在西安的。
如果搬回上海，无论采取那个方案，都必须讲清，回去以后困难很多。
首先在校舍问题上同造船学院有矛盾，也涉及到南洋工学院许多问题，要统筹兼顾。
如全部搬回，即使今年不招生，也摆不下。
因此搬回上海是有许多困难的。
对交通大学今后的发展也将受到局限，上海不能大扩建是国家的方针，基建投资不可能多，因而交通大学规模要受限制。
在上海，大规模的企业工业不会搞，交通大学校外条件配合上也有局限性。
当然可以着重提高质量、求精。
迁西安，回上海由交大师生研究考虑
总理着重指出，问题都摆在大家面前，请交通大学全体师生自己好好讨论，全面考虑，经反复讨论后，由交通大学校委会作出选择，报送高等教育部批准。
杨秀峰说，总理再三强调：
总的原则是求得合理安排，条件虽然变了，但是支援西北的方针是不能变的。
总理自己是不偏于那一个方案的，目的是爱护交通大学，要交通大学搞好。
并且指出，所有到会的各高等学校和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在处理交通大学这一问题中必须一切从团结出发，照顾大局。

中共中央代表向德共代表大会致贺
中国人民热烈支持德共的斗争
雷曼重新当选德共中央第1书记
据新华社18日讯
德国共产党最近举行了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应德国共产党邀请，派遣中央委员程子华出席了代表大会。
程子华向代表大会致了贺词和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电。
程子华的贺词说，德国共产党是西德工人阶级有觉悟的先锋部队。
在德国人民为反对战争、反对分裂、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要求建立独立、统一、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德国的斗争中，德国共产党人始终是站在斗争的前列，并且作出了贡献。
他说：
目前，美帝国主义不顾德国人民的坚决反对，继续阻挠德国的和平统一，并且疯狂地加强西德军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的侵略力量，企图使德国重新走上希特勒的复灭道路。
这一切，都严重地威胁着欧洲和世界的和平。
德国共产党号召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以及一切人民力量的集体行动，来反对德国军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并且为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是完全正义的，因而也绝不是孤立无援的。
中国人民正像德国人民热烈地支持我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样，也热烈地支持德国共产党的斗争，并且确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下，德国人民团结一致的斗争，一定能够战胜重重的困难而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贺电全文如下：
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全体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极大的同情和尊敬注视着德国共产党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下所进行的英勇不屈的斗争。
并且祝贺你们通过大会的工作，在巩固和发展党、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维护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争取西德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和团结西德一切和平民主力量的事业中，获得新的进展。
祝贺你们在反对军国主义、争取德国和平统一和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不断地获得新的成就。
光荣的德国共产党万岁！
新华社柏林18日电
今天的“新德意志报”报道，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日前举行了第1次全体会议，会上选出了新的政治局，并且一致重新选举马克斯·雷曼为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

中德排球赛第3场
联队白队告捷
本报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男、女排球队昨晚在北京体育馆内，对我国联队白队男、女排球队进行友谊比赛。
结果白队男、女都以三比一获胜。
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在比赛完毕后与两队运动员一一握手并在一起照了像。

中苏儿童是兄弟
伏老勉两国儿童互相学习
本报莫斯科18日电
苏联少先队真理报18日以一二三版许多篇幅发表了伏老访问我国时我国各地儿童给伏老的信，并且刊载了伏老、毛主席和儿童们合拍的照片。
同时，伏老也写一封信给苏联儿童们说：
“我们到过中国的许多城市，到处中国朋友热情和诚挚地迎接我们。
我们收到工人、农民、大学生、解放军战士、少先队员和中小学生写的几千封信。
这些信里表示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喜爱和手足之情。”
伏老说：
“中国儿童的信很好，很有趣。
这些信里反映着中国人民在英明的、经过考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新的、自由的、沸腾的生活。
信里明确地反映着少先队员和中小学生们的高兴和关心、希望和志向。
中国儿童的信充满着对苏联人民，对我们的儿童热烈而高尚的友好感情”。
伏老说：
“中国少先队员和中小学生们告诉我们，他们爱苏联儿童，并且把你们叫做兄弟。
我希望你们，少年列宁主义者，牢牢地巩固和中国儿童的友谊，努力更多地了解他们，同他们交换在学业、体育和艺术方面，在儿童组织和各种小组工作方面，在获得为祖国服务的劳动习惯方面的经验。”

团结为重
本报评论员
最近一个时期，由于帝国主义者的挑拨和破坏，约旦和埃及之间的关系呈现了紧张。
约旦政府采取了对埃及不友好的态度，制造事件，要求埃及驻安曼的武官和驻耶路撒冷的总领事回国。
接着，在埃及的要求下，约旦驻开罗大使离开了埃及，而约旦政府又更进一步决定封闭它的开罗使馆，并召回使馆人员。
约旦对埃及采取的这种态度，是美国和约旦国内外亲西方势力积极挑拨的结果。
从苏伊士运河危机结束以来，美帝国主义就积极地从事分裂阿拉伯国家团结的阴谋活动，以便孤立埃及和叙利亚，在中东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把中东人民置于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奴役之下。
美国在约旦策动了政变以后，就从各方面破坏约旦同埃及、叙利亚的关系，在它们之间制造不和。
美国的目的是要使约旦离开阿拉伯国家团结的道路。
这样，它就可以更容易地侵入约旦，把约旦变成美国对埃及，特别是对叙利亚进行侵略活动的基地。
同时，美国还企图以反共为名，把约旦拖进同巴格达条约集团有联系的所谓“反共集团”，使它为美国的侵略政策服务。
由于美国的挑拨离间，约旦对埃及和叙利亚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不友好的措施。
这使得6月11日的“纽约时报”兴高采烈地欢呼
“阿拉伯的分裂”，并且得意洋洋地写道，只要华盛顿在阿拉伯国家之间继续耍挑拨离间的“政治手腕”，“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最后胜利”就欣然在望了。
在约旦和埃及、叙利亚之间发生的这些事件，对于阿拉伯国家的团结来说显然是不幸的。
埃及、叙利亚、约旦、沙特阿拉伯等国，本来都是兄弟之邦。
在目前美帝国主义对中东谋之甚急的情况下，阿拉伯国家只有保持团结，才能维护自己的独立。
否则的话，就正好中了殖民主义者的分而治之的诡计。
约旦政府目前的做法，只能为亲者所痛和仇者所快。
对于约旦本身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
不久以前，由于阿拉伯国家的支持，约旦勇敢地废除了英—约不平等条约，英国殖民者的空军也已于5月31日被迫撤离了约旦麦法拉克空军基地，这曾使约旦在维护独立主权方面迈进了一步。
但是曾几何时，据叙利亚报纸消息，美国已经通过与约旦政府的秘密谈判，取得了在麦法拉克建立原子基地的特权，把从旧殖民主义者手中收回的主权，奉送给了新殖民主义者。
如果这个消息属实，这就真是所谓前门拒虎，后门揖狼。
凡是稍为懂得一点殖民主义者的手段的人，都可以认识到，约旦如果继续走这一条路，前途是不堪设想的。
两次世界大战以来，阿拉伯国家的遭遇可以证明面对着强大的帝国主义的阿拉伯国家除了团结以求生存以外，别无出路。
这条真理已为阿拉伯各国广大人民所理解。
阿拉伯各国人民是绝不会允许美帝国主义的分裂阴谋最后得逞的。
5、6月间，即使在贝鲁特和安曼，人民也没有保持缄默，他们举行了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和要求维护阿拉伯国家团结的盛大的游行示威。
在约旦国王和沙特阿拉伯国王6月13日所发表的会谈公报里，他们仍然不能不标榜“坚持积极中立”和不参加“外国公约”，虽然他们的某些行动已经离开了这些原则。
今天，保持阿拉伯国家的紧密团结，是一切希望保持自己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头等任务。
正如埃及总统纳赛尔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的目的始终是消灭阿拉伯民族主义、制造阿拉伯人内部不和、并且统治和剥削阿拉伯国家”，因此阿拉伯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和重申我们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要求”。
我们相信，只要阿拉伯各国人民团结一致，不上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大当，就一定会最终地击破帝国主义的这一阴谋。

夏天里的冬天
伊朗北部06月飞雪
新华社18日讯
德黑兰消息：
伊朗和苏联交界处阿塞拜疆省的萨因（纬度约相当于我国太原），正当入夏季节，居民已经穿上单衣。
但是，17日忽然纷纷扬扬下了一场前所未见的大雪。
积雪厚达六英寸。

尼赫鲁离丹麦去芬兰
据新华社18日讯
哥本哈根消息：
印度总理尼赫鲁今天早晨离开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飞往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继续他的访问北欧的旅行。
尼赫鲁是在15日到达哥本哈根访问的。

意大利上院议长
梅查戈拉试组新阁
新华社16日讯
罗马消息：
意大利总统格隆基15日要上议院议长、接近天主教民主党的无党派人士契萨雷·梅查戈拉接受组织新政府的“试探性”任务，以便结束由于佐利内阁在6月10日辞职后而引起的意大利政治危机。
梅查戈拉在同格隆基会谈之后说，他接受的任务仅限于寻找组织一个“中间派”政府的可能性。
他表示，他不打算当总理，除非找不到其他适当的人选。

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和医学家
呼吁立即停止核武器试验
本报讯
我国权威的原子核物理学家钱三强、赵忠尧和医学家方石珊、李铭新对本报记者发表谈话，支持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的决议，呼吁立即缔结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国际协定并尽速禁止核武器。
钱三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说：
“原子核科学家的责任，是发现和掌握原子核的规律，发掘它的潜力为人类幸福服务。
我们正在努力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工作。
苏联帮助我国建立的原子反应堆和加速器和我国自己装置的加速器和各种设备，为我国原子核科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在第2个五年计划内，我国的原子核科学将大大跃进一步。
最近我们出席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4次扩大会议，我国各部门的科学家和组织工作者们都在努力设法改善科学工作的条件，以便于更好地使科学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
可是在世界的另一方面，今天还有人要挑起原子核军备竞赛，把科学成果用于制造大规模屠杀人类的武器。
这是使我们深感痛心的。
各国人民和正直的科学家们呼吁禁止原子武器已经有许多年了。
最近，西方各国也有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指出原子核军备竞赛和核武器试验对人类所带来的威胁。
这些严正的警告是任何人不应当忽视的。
我们要求拥有核武器的各国，立即缔结一项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协定，并且进一步实现完全禁止使用、制造和储存各种类型的核武器。”
钱三强告诉记者，不久以前日本物理学家代表团访问我国的时候，中日两国的物理学家们曾经交换意见。
日本由于遭受过原子弹轰炸和氢弹试验的灾害，日本的广大人民和科学家都坚决反对原子武器、反对氢弹试验。
钱三强说：
“在这一方面，我们完全同意并且热烈地支持日本人民和科学家的正义的态度。”
赵忠尧（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对苏联最近提出的立即缔结一项在一定时期内停止核武器爆炸的主张表示支持。
他说：
“为了逐步实现禁止核武器，先订这样一个协定会是一个好的开始。
停止试验容易办到，监督问题也比较简单。
原子核爆炸事实上是无法秘密进行的，它所产生的放射性微粒不可避免地要散布到高层大气中去，随着气流循环。
拥有现代科学设备的各国，都可以侦察出来。
如果还能建立一定的监督哨，那么任何违反协定的情况都很容易被发现而加以制止。”
对于这次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所一致通过的要求一切政府立即停止原子核试验的呼吁书和要求停止原子核武器试验和裁军的宣言，钱三强和赵忠尧都表示拥护。
他们希望全世界的科学工作者和全体爱好和平的人士紧密团结起来，全力支持这两项决议。
方石珊（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说：
“我热烈地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所发表的要求一切政府立即停止原子核试验的呼吁书。
这是代表人类良心的声音。
我从事医务工作五十年了。
我们的愿望是尽毕生精力来保护人类的健康。
最近，我们看到了各国医学界同仁的一些报告，知道氢弹和原子弹试验给人类带来的威胁。
这些试验污染空气、海水和土地，能够在动物体中引起像骨瘤、白血病这样严重的疾病，而且还可能影响人们的生育以及后代的健康。
这种试验不应当再继续下去了。
我国医学界的同仁，都衷心支持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呼吁。
我们要求有关各国政府迅速签订一项立即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协定，并且采取措施，彻底禁止核武器。”
李铭新（国际抗癌协会癌瘤发生机制委员会委员、中国协和医学院教授）说：
“停止核武器试验，现在已是刻不容缓的事。
每一次原子核爆炸都要产生许多放射性物质，这些物质能够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
有一些由核武器爆炸产生的同位素，消失极慢。
例如锶—90的半衰期长达19.9年。”
他也强调指出放射能对动物机体可能造成的疾病，并且驳斥了西方有一些科学家为核爆炸试验辩护的言论。
他说：
“这些科学家说，每次爆炸试验所产生的放射性物质散落到世界各地的平均量很小，再试验几十年也不会造成实际上的危害。
但事实上，放射物质有密集降落到某一地区的可能性，这样就会造成严重的危害。
美国政府在今年06月01日曾发表文告，要美国农民预防放射性微粒对人畜和庄稼的损害。
如果美国政府真正关心美国人民的命运的话，它应当接受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呼吁和苏联提出的建议，立即同意停止核武器试验，进而完全禁止核武器。”

日本自由民主党在对华政策上
反对盲从美国的人越来越多
美国当局连日商量应付岸信介的办法
新华社18日讯
东京消息：
接近日本自由民主党外交调查会的人士昨天说，日本执政党将在岸信介访问美国以后，要求他通盘考虑日本对中国的政策。
这些人士说，自由民主党内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如果日本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继续盲目地跟着美国走，日本将会落后。
他们认为，日本必须把对中国的政策“当作它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来加以研究的时机正在到来。
据透露，自由民主党的政策制定者们普遍认为，岸信介应该把日本的上述看法告诉美国，以便改善与中国有关的国际局势。
他们认为，虽然现在还不到承认中国的时候，但是应该扩大同中国的贸易。
这些人士认为，在今年晚些时候，中国问题将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问题。
他们并且指出，由于日本已经同苏联正式恢复邦交，自由民主党内认为日本不能永远拒绝同中国建立邦交的人正在迅速增多。
据新华社18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国防部副部长卡利斯等人昨天举行了会议。
国务院发言人怀特在会后宣布，这次会议讨论了“岸信介访问期间可能提出的问题”。
在此以前，美国政府官员曾经为岸信介访美问题举行了一系列的准备会议。
岸信介已经在17日下午（当地时间）到达旧金山，并且将在19日上午到达华盛顿。
在为期三天的日美会谈中，他将同美国政府首脑讨论关于包括日美“安全体制”问题在内的日本扩军问题，以及日美合作开发东南亚、放宽对中国的禁运和关于冲绳岛的地位等问题。
这位日本首相不仅携带了日本的长期扩军计划、“国防基本方针”，并且携带了一份长达三十页的关于日本共产党组织状况的白皮书，作为会谈中的“参考资料”。

时代的呼声
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经过七天的集会讨论，完成了各国爱好和平人民所付托的工作。
会议所一致通过的三个文件，发出了全世界亿万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的声音，这个声音必将像春雷一样响彻全世界。
会议的三个文件中，有两个是关于呼吁和要求停止原子核武器试验和实现裁军的。
会议把这个问题当作首要的和最迫切的问题加以讨论，并作出了要求立即停止原子核武器试验以促进裁军的决议，这是完全符合全世界人民的愿望的。
各国人民早已看出扩张原子军备政策是世界和平的最严重的威胁，并且由于许多国家的权威科学家发出的警告，更进一步认识到核武器试验对人类健康和前途的危害。
特别是扩张原子军备竞赛已日益加剧，核武器爆炸试验越来越为频繁，尚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力图掌握这种武器，这种情形不能不使所有善良的人们感到巨大的忧虑。
但是各国的人民并没有陷于消极。
他们广泛地行动起来要求结束原子军备竞赛和立即停止核武器爆炸试验。
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的决议，集中地表达了各国人民的这种心声；
它将把要求立即停止核武器爆炸试验和实现裁军的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作出上述决议的前三天，一贯关心和平和人类福利的苏联政府，又提出了一项在两三年内暂时停止核武器爆炸的新建议。
这项建议如此切实可行，就连西方国家的报刊都认为将使停止核武器爆炸的实现成为可能。
因此，苏联的这一建议，是对全世界人民的这个善良愿望的最有力的支持和最大的鼓舞。
各国人民要求立即停止核武器爆炸的愿望能否早日实现，现在完全要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府的态度了。
美国政府一直以各种借口搪塞各国人民的要求，以便继续加紧推行扩张原子军备政策。
美国硬说不断进行的核武器爆炸不会危害人类的健康，这种无稽之谈已被各国权威的科学家所戳穿了；
美国以没有国际监督就无法保证停止试验为借口，而不肯接受停止核武器爆炸的主张，现在苏联的新建议中规定的实行国际监督的具体办法，也使这个借口不能存在了。
美国还有甚么话说呢？
它如果还要继续推脱，就再也躲避不了全世界人民的严厉的谴责了。
在巩固和平的道路上，各国人民还有一个重大的课题，就是要根除殖民主义的一切祸害。
科伦坡会议在关于缓和紧张局势和有关问题的决议中指出：
“只要各国人民要求独立的愿望还受到武力的压抑，真正的和平就不会存在。”
实际上，殖民主义已经成为巩固和平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目前旧殖民主义势力还在竭力想保住它们的阵地，如英国对塞浦路斯和其他地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所进行的残酷镇压。
但是，对于亚非和拉丁美洲人民比旧殖民主义更危险的，是美国的新殖民主义。
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正在取代英法的旧殖民主义，来镇压和剥削亚非和拉丁美洲人民。
美国利用“美援”和军舰，在世界各处推销新殖民主义，侵占军事基地，造成了中东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并使拉丁美洲各国亦陷入动荡不安之中。
亚非和拉丁美洲人民坚决反对新旧殖民主义的压迫，并为争取和保卫自己的民族独立而进行着英勇的斗争。
亚非和拉丁美洲十八亿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是巩固和促进世界持久和平的强大力量。
万隆会议的原则必须实现，旧式的和新式的殖民主义压迫必须停止，亚非和拉丁美洲人民争取和保卫自己民族独立的愿望必须得到满足。
世界只有摆脱殖民主义的一切祸害之后，才能进入全人类的和平和自由合作的时代。
科伦坡会议还提出了停止建立集团和军事条约政策、举行大国会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撤退欧洲的外国军队以便建立单一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主张。
这些主张都是促进国际局势继续走向缓和以及建立巩固和持久和平的必要措施。
但是，在实现这些主张的道路上，还存在着障碍。
这就是美国的实力政策和冷战政策。
这种政策造成了世界的敌对和分裂，使世界充满了猜疑和仇恨，从而使国际紧张局势不能迅速完全消除。
美国的这种政策已日益不得人心，日益难于照旧维持下去，这可以从美国最近在军事基地政策和禁运政策上所遭受到的打击得到证明。
爱好和平的人民只要不断加强争取缓和国际局势的斗争，就能为实现科伦坡会议的上述主张作出巨大的贡献。
科伦坡会议是世界和平理事会在亚洲举行的第1次会议，它代表六十九个国家广大爱好和平人民的意志，发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呼声。
这是世界和平运动的一个重大的发展。
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力量，将遵循着科伦坡发出的时代的呼声而继续前进，以赢得一个巩固的、持久的世界和平。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曼斯菲尔德
要求举行高级会议讨论停止核试验
新华社18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民主党议员曼斯菲尔德6月17日在参议院要求举行高级会议，讨论停止试验爆炸力在一百万吨以上的核武器。
曼斯菲尔德在参议院讨论批准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条约问题时说：
“如果我们继续进行这些试验的话，我们就是把人类的后代当作赌注。”
他说，目前所进行的原子核试验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毒化了空气，因此，“这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值得各国首脑在一起探求达成限制或完全停止氢弹试验的方法。”
曼斯菲尔德还表示，他不能同意禁止核武器试验必须与裁军协议联系起来，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包罗万象或空无一物的态度”。
参议院裁军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汉弗来在这次会议上说，美国应该同苏联就苏联最近所提出的裁军建议举行会议，“接受他们的挑战”。
曼斯菲尔德、汉弗来和另一个民主党参议员帕斯托在这次会议上还指责美国政府损害对达成局部裁军协议抱某种积极态度的美国代表史塔生在裁军谈判中的“威信”。
他们指出，国务卿杜勒斯和史塔生之间曾经发生冲突。
史塔生受到了攻击和责备，他在伦敦是美国的代表，但是，他没有一个处于这种地位的人所应有的威信。

美记者出言不逊干涉泰国内政
泰国政界和报纸鸣鼓而攻
据新华社18日讯
曼谷消息：
泰国政界人士和报纸纷纷斥责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科耳布和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遥相呼应地向泰国官方人士提出目的在于干涉泰国内政的问题。
科耳布曾经在6月07日向泰国总理銮披汶提出下列问题：
为什么泰国国防部长乃沙立所支持的“自由通讯报”和“泰日报”会攻击自己的政府？
乃沙立有没有政治上的企图？
泰国政府为什么事先知道一些泰国人要访问中国而不加以阻止？
为什么泰国人喜欢和中国进行贸易？
乃贴·触的努七在访问中国回国被捕后是不是根据大赦条例而获得释放的？
泰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否将有所改变？
泰国自由民主党总书记乃文坤6月11日说，那个美国记者好像是代表美国政府或者艾森豪威尔向泰国政府提出质询的，这是对泰国内政的一种干涉。
他还指责罗伯逊向泰国提出质询的作法侵犯了泰国的主权。
泰国社会主义联合阵线发言人乃克莱·纳拉帕蒂6月12日对銮披汶答复“纽约时报”记者问题的谈话表示遗憾。
他强调说，泰国目前的灾害是来自美帝国主义对泰国的干预和控制。
乃克莱还指出，目前美国驻泰国联合军事顾问团的人数正在迅速增加。
他担心终有一天美国会像在台湾一样也在泰国领土上设立起它的军事法庭。
社会主义联合阵线主席乃贴·触的努七质问美国记者为什么特别注意泰国人访问中国这件事。
他说，逮捕访问中国的泰国人，是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的。
“图画新闻”6月12日发表社论说，美国记者向銮披汶提出的问题和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向乃朴·沙拉信提出的问题很相像，而且在时间上也很相近。
社论说，这些公开干涉泰国内政的行动表明，美国正在加紧压迫泰国政府继续追随它的政策和压迫泰国政府去镇压要求实行中立政策的爱国人民。
据“永恒报”6月13日报道，泰国民众联络厅长甲军冲承认，美国记者对泰国的行动引起泰国舆论的反感。
甲军冲还说，目前在好几个国家的人民中产生憎恶美国的情绪，因为美军驻兵在那些国家的领土上引起了各种争执。
他说，这种憎恶美国的情绪在泰国也存在着。

苏联人民踊跃报矿
堪察加一居民获得奖金
本报莫斯科18日电
苏联地质和矿藏保护部常常收到矿物的包裹。
这些包裹是农民、工人、学生、职员寄来的。
往往这种矿物由部务会议研究，最先发现者受到最大的尊敬。
据这个部的东方地质管理局总工程师裴何维尔说：
不久前，勘察加居民伏金受到一大笔现金奖励，因为他在阿列乌特区发现了硫磺矿。
在他寄来样品后，一支勘探队就出发到那里去，结果探明了几个丰富的矿床。
伊尔库次克州集体农庄庄员费多罗夫在阿尔丹河边森林中拣到一块绿色石头，把它交给当地的地质学家。
后来探明那里有苏联最大而且在世界上也是极大的金云母矿层（金云母石是电器材料）、费多罗夫得到二万五千卢布奖金，已经在开发的矿层即以费多罗夫命名。

裁军会议一场清谈无进展
西方代表承认苏联建议重要又顾左右而言他
新华社18日讯
伦敦消息：
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17日会议上，尽管西方国家代表一致表示苏联提出的关于立即暂时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建议是谋求局部裁军协议的一项重要措施，但是他们自己仍然在这方面踏步不前。
据报道，美国代表史塔生在会上说，他可以马上说：
苏联建议是走向局部裁军协定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美国目前“还在研究”苏联的建议。
史塔生没有明确地表示美国是否将改变它在核试验问题上的政策，以求适应苏联的和解态度。
法国代表莫克和加拿大代表约翰逊也对苏联的建议表示欢迎，不过，他们强调地谈到了关于裁军监督的一些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参加了会议，并且担任会议的主席。
劳埃德也同史塔生一样“称赞”苏联的建议，但是他又说，对某些国家说来，停止核试验而不禁止制造核武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苏联代表佐林说，他同意这样一种估计，谈判已经达到应该明确裁军协定的因素的阶段。
他对西方国家代表认为苏联建议是重要的这一点表示欢迎，但是他不同意西方代表对监督的重要性所给予的强调。
他说，只有在决定了一项裁军协定应该包括什么内容的时候，才能就监督措施的范围取得协议。
这一次会议因为西方国家代表的清谈而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下次会议定在20日举行。
有消息说，目前西方国家代表正在加紧进行秘密会谈，以便协调策略，对苏联建议提出反建议。

陶里亚蒂谈解决意大利内阁危机
主张组织左派政府
新华社18日讯
据“团结报”14日报道：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一篇关于解决目前意大利政府危机的谈话中指出：
应当组成一个左派多数政府，来解决意大利内政和外交方面所存在的一些根本问题。
陶里亚蒂在同总统格隆基晤谈后发表的这篇谈话中还说：
这些严重的问题是不能用任意轻举妄动的办法来解决的，也不能用几句花言巧语掩饰使得塞尼政府不得不辞职的深刻矛盾。
促成塞尼政府垮台的根本原因是广大人民对它执行向右转的政策的深刻不满。
塞尼政府的向右转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它企图根据代表大地主利益的自由党的要求来修改土地租佃法以及在外交政策上追随美国。
陶里亚蒂还说：
我们认为，新近垮台的佐利政府所采取的立场以及组成政府的方式，都是一种不幸的尝试。
必须追溯根源。
“我们重申我们当时早就阐明的立场：
政府的中轴应该移向左派；
在下议院维护右派立场、甚至采取违反宪法的立场的自由党人不能再参加政府，以免重蹈依靠右派组织政府的错误。”

下台与上台
张明
看来，这次向共产党进攻的右派分子有一套很完备的策略和战术。
他们的文章先从“只提缺点，不讲成绩”做起，先把解放后的一切描写成“黑漆一团”、“糟糕透顶”，夹叙夹议之余，自己得出一条结论：
“共产党已经到了面临危机的时候”。
如何突破和脱出这个危机呢？
笔锋一转，就提出了一套方案：
“党天下”不行，“不能共产党内决定了就干”，要成立政治设计院，或者上议院、下议院，接着，春云再展，出现了画龙点睛之笔：
“联合政府”，或者“各党派轮流执政”，简言之，要共产党“下台”。
有人说，章伯钧罗隆基辈都是中央级的部长，难道还不算也在台上么？
答曰：
你把这些先生们的雄心估计得太小了，他们要的不只是一个部的权，而是整个国家的权，所以他们盘算着，把民主党派发展到一千万，那时候，“总有一天会请我当总理吧”。
假如单单是为了一个人的职位，那倒一点也不值得惊奇，因为宪法规定，连有任免总理之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三十五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谁都有被选的权利，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谁当主席、谁当总理，而在于让具有什么思想的人来领导这个国家，和把这个国家带到什么方向。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那些要共产党下台的右派先生们的政治纲领吧，他们反对集中，赞成“民主”，反对人民民主专政，要求资产阶级“自由”，反对计划经济，要求无限制的自由市场，——拆穿来说，就是不要共产党领导，不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不是直接的“违宪”、这不是公开的对宪法总纲的挑战么？
对这种违法的言论和策划，可以熟视无睹、不加批驳和制止么？
要什么人下台、要什么人上台，决定权在于人民，而不在于一小撮野心分子。
看吧，才透露出一点要上台的“雄心”，不就已经弄得鼻青脸肿了么？

姑妈
新凤霞
姑妈是个五十多岁的寡妇，独自一个，家里什么人都没有。
她虽然是两只小脚，为了得来一点点利钱，每天要走很多很多路，不管刮大风、下大雨，每天如此。
姑妈是“攒钱会”的“会头”。
攒钱会是几十个人组成的，每天每人拿出极少的钱交给会头，十天摇会一次，谁得会，谁使钱，会头从中得一分利。
这些人都是贫苦人，没有整钱，打会为的是凑出整钱。
我姑妈是会头每天到各处打会，也为的是得点钱。
有一天，吃完晌午饭，姑妈出去打会。
我看姑妈有点不高兴，因为上午会打的不齐，我要求跟着去，耽心她再生气。
我母亲说：
“你别去吧，在家还是给我看会孩子，我还有活哪！”
姑妈最疼我，愿意带我出去，说：
“叫她去吧，大妮就像是你的拐棍一会离不开，她走了你就缺了扶手？
可是我老了，跟一天少一天，不定哪天就死了！”
说着拉我手就出去了。
走出了几条街，到了九道湾胡同打会，结果生了一肚子气，有的说：
“今天没钱，日本人坐洋车不给钱，还打人。”
有的说：
“饭都吃不饱！
还打会？
我命还不知哪天送哪！”
还有一个中年男人，我姑妈问他：
“你的钱来得容易啊？
车轮一转就来钱哪！
你也不打会，十天到了我不给得会的钱行吗？”
那人说：
“大姑我才出来，家里病着这么多人，您没听说吗？
抓着吃大轮的（火车上偷东西的）就枪毙呀！
会是不能打了，实在没钱。”
这人才出狱，原来是专门跑徐州等地作生意、被火车上小偷偷得没法作买卖，后来他自己改行作小偷偷别人。
姑妈一边生气一边走，迎面来了几个日本兵骑着马，忽然有一匹马惊了！
姑妈拉着我就紧跑，正好有个胡同我们就进去了，这匹惊马竖着尾巴一直的跟在我们后头，姑妈把我撒开了说：
“跑开！”
我转身就跑。
这时姑妈被马追得走不了，进了一家院子。
马也跟着进去了，几个日本兵到了门口堵住不许任何人出来。
天津烧灶锅，大杂院人家很多，每家都有柴火，一捆捆的摆在院里。
马进去乱跑乱撞把大门两旁的柴火碰倒了，正交叉倒在灶锅上起了火。
日本兵也不敢进院子，站在门前像野兽似的乱嚷，也不许别人进去救火。
一会工夫天都红了！
吓得我躲在一边不知怎么是好了！
一人哭着就回家了。
母亲埋怨我说：
“不叫你跟去！
你非跟去添累赘不可！
出事了吧！”
我自己也后悔了，不该跟着姑妈去。
姑妈一夜都没回来。
第2天父亲打听来，这院子三十多口人一个都没有出来，就这样无辜地都给烧死了。
日本人守着火场，认尸的人都不敢上前。
我看见一个烧死的人带着铜顶针的中指的手里还紧拿着那个打攒钱会的铜印盒哪！
那就是我的姑妈。
姑妈一生善良，非常要强。
一会也不闲着，老是作活，勤勤恳恳的为了吃饭奔走。
她从没亏待过人，她一点罪也没有，在那个残暴的旧社会里她得到的结果是这样悲惨。
想起姑妈我就难过，我就后悔，我不应该跟她出去打会。
特别是逢年过节时我就想念姑妈，她一天好日子都没过呀！

王造时不让“追究”的是什么？
杨耳
王造时在向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说：
“我以为，中央负责同志可以考虑再发表一个比较具体的声明：
保证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一切思想问题概不在追究之列。
这个声明是将会发生很大的作用的。”
（5月01日光明日报）
王造时的这段话，初看起来，实在使人糊里糊涂，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
但是，经过一番分析，也就使人恍然大悟了。
原来他的主要意思就是说：
“一切思想问题”，自然包括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在内，都是应该得到保护，不容许任何人加以反驳的。
这就是说，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宣传应该有绝对的自由，但是，对于这种宣传，旁人却不应该有反驳的自由。
王造时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追究”二字，其目的就是要把人们弄到五里雾中去。
这里先让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王造时吧，你所说的“追究”二字究竟是何所指呢？
是指按法律治罪呢？
是指批评和驳斥或是指打击报复呢？
如果说的是按法律治罪吧，那么，我们的宪法中明明规定了公民有言论自由权，而且，究竟有过什么人曾经主张过对于并非反革命分子的人仅仅因为他们思想上有问题而治罪呢？
宪法上对言论自由既有明确的保障，为什么王造时还提出要求什么“中央负责同志”发表什么“比较具体的声明”呢？
这究竟是王造时不懂得宪法呢，还是在用什么春秋笔法，另外暗示着其它什么含意呢？
王造时所说的“追究”的意思，如果不是指着按律治罪，那么，只能是指着对有这种思想问题的人所进行的批评或驳斥了。
可是试问，对于一切思想问题，包括反对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的思想在内，既然都有言论自由，而独独不许别人有批评或驳斥它们的自由，这难道不是荒谬之极的奇谈么？
这种“只许我讲、不许你讲”，企图把对方封起口来的主张，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有什么丝毫共同之点呢？
中国共产党从来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和建议。
毛泽东同志早在1945年就号召全党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些格言。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们又特别强调了发动党外人士提出批评建议来帮助党整风的重要意义。
我们认为，一切出自善意的批评，即使这种批评未必正确，也都是极为宝贵的。
但是，事实证明，在这次整风当中，除了广大群众的善意的批评之外，也还有一部分右派分子企图利用党整风的这个机会，在“帮助整风”的幌子下面，大肆散播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毒素，想从思想上瓦解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竟然不许共产党人和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进步人士实行反批评，认为反批评就是“追究”，那么，除了使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尽情猖獗，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巨大的损失以外，还会收到其它什么积极的结果呢？
当然，党是禁止对批评者打击报复的。
但是，王造时在这里所用的“追究”这两个字显然并不限于指打击报复而言，否则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地说明禁止打击报复呢？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不得不认为，王造时用“追究”这两个含糊不清的字眼，其目的正是要在它的掩护之下，达到下列的目的：
封起革命者和广大群众的嘴，剥夺他们对错误思想和反革命言论进行辩论和反批评的权利，让一切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宣传，得到莫大的便利。

珠江边
曾敏之
书声
在珠江边。
世代傍着水乡而住的人，他们清晨沐着金黄灿烂的阳光，戴着竹笠，一袭破衣、双桨出动。
日落了，又带着一身疲倦，迎着晚风，回到停泊的地方。
这时候，小孩饥饿了，嗷嗷之声可闻，妻子詈骂之声也听到了。
年复一年，他们背负着生活重担，在半饥饿中挣扎着，打发了长长的岁月。
在江边。
每逢黄昏，却又另有人声喧嚷的一景。
“蛋家妹，划艇来，老子包你的艇跟你睡觉。”
遇着酗酒的醉汉，她们就会遭到难以忍受的侮辱。
然而她们忍受下来了。
江边是一片喧闹，杂有下流诟骂的声音。
“蛋家”隐忍地期待着。
今天，依旧是在珠江边。
浪涛像欢笑，像在戏弄着新漆的船舷，一个笑涡又一个笑涡涌到艇边，许多小艇的舱里用小巧的花瓶栽着南方特有的素馨花。
在欢乐春节中贴上的春联依然红得熠眼。
许多轮班干活的小艇穿梭往来，双桨轻快地拨起银白的浪花。
不待日落西山，就有人赶驾小舟归来了。
江边响起了欢腾的声音。
远处传来琅琅的书声。
有人轻轻地、亲昵地叫唤着：
“同志们，去上学啦，时间快到了。”
老人闲坐艇头，笑容可掬，用牙签剔着咧嘴的牙齿，表示他吃过晚饭，现在是欣赏落日晚霞飞的时候了。
可是老人也有感奋的感情，他向江边散步的人闲嗑起来：
“你听听，那是水上学校传来的读书声。
我们的祖宗，就没有人念过书，我这一辈子也不识字。
现在却能日间劳动，夜学文化，我的老眼也亮起来了！”
水街
一个来自遥远国家的作家，访问了珠江边的人们。
艇群密密麻麻地泊在岸边，另有巧手把它分开，中间就形成整整齐齐的几条水街了。
是狭长而充满热流的水街啊，有一点突尼斯的风味。
艇群的竹篷是低矮的，可是这些小艇的主人却屹立在艇头和贵宾亲切地握手。
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
“这些水街也有辛酸的历史呢！”
这却引起了作家的兴趣。
有一个看来已是六十岁的老妇了，腰虽佝偻，身体却硬朗，受过风吹雨打的紫铜色的脸上，无数的皱纹记下了她的经历。
她一点也不羞涩，不怯生，她低沉地叙述了水街的辛酸的故事——
过去这里被人称为马路。
马路两边有倚艇卖笑的船娘，她们用脂粉掩饰憔悴的容颜，用笑声掩盖着心上的创痛，每逢黄昏灯上，珠江泛起潋潋的波光，响起了喑哑的琴声，就向逛马路的狎客招手了，招手不足，常常拉扯，争吵不休。
狎客狞笑着，他们无动于衷地欣赏着她们演出的悲剧。
那些发霉的年月啊，水街是浑浊的，人是污浊的、不幸的，一个巨人对珠江的妇女说过同情而又愤激的话：
“……也仿佛觉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
（注）
今天，水街像洁装的青春少女，用纯洁的、欢乐的笑靥迎接远客，她们已不是“脂粉女郎”了。
澄澈的江水流过水街，每户艇家自觉地排好渡送客人过江的次序，没有吵闹，没有争先恐后，用崇高的劳动，换取生活之资。……
水街的故事使作家感动，他说他愿有机会在珠江边住三年，写一本书——水街。
登陆
小孩们在花丛边堆沙为戏。
这花丛边是从前竖有一支桅杆，悬挂着米字旗的地方，这一带划为禁区。
赤足的艇上小孩更是不能越雷池一步的了。
小孩们从白发的祖父口里，从老师口里，知道他们不能踏上这块土地的原因：
卑微、蛋家……只合在珠海之涯浮沉，不能迁住陆地。
珠江淘去了无数虫沙，但淘不掉这一辈传一辈的耻辱记忆。
长辈们指着白鹅潭说：
那儿有掀起炮衣的军舰，那是征服者的雄姿，炮眼对准赤裸着胸脯的城市和善良的人民，谁能够扭转那些颀大而发光的炮筒呢？
可是终于扭转了，连历史都扭转了，赶走了白鹅潭上米字旗的强盗、赶走了强盗的军舰、打垮了他们的余威！
如今，小孩们赤了足自由自在地在花丛边酣戏着，幼稚的眼睛闪着热情的光芒，指手划脚地在议论着，有一个小孩指着一幢矗立的洋楼，天真地向同伴说：
“是我们的！”
注：
鲁迅译“小约翰”引言。

街谈巷议
“首长席”取消了
过去我曾参加过哈尔滨市举办的文娱晚会，总见前边几排中间座位上贴有“首长席”的纸贴，座上满坐着首长一些首长夫人，还有不少孩子。
最近，在党代会上，代表们曾严肃地批评了某些领导干部生活特殊化，连吃饭、看电影都不愿和群众在一起等脱离群众的倾向。
06月04日的电影晚会上，“首长席”不见了，首长和群众坐在一起了。
这点微小的事情，我看也应当认为是整风开始后的新气象。
值得欢迎。
　（哈尔滨晞光）
未免极端民主
有一个企业里，最近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天气热了，作息时间有所变动。
食堂管理员根据新的作息制度，想把午餐开饭时间由原来的十一时至十三时改为十时三刻至十二时一刻，但是他不能作主，就呈请总务室主任批示。
主任看了，觉得也不是他权力范围内所能决定的，又转呈企业首长。
首长看后，感到这是关系“几百个职工吃饭”的切身利益问题，应该走群众路线，就在这份报告上批了“交由吃伙职工开会决定”几个大字。
我看，这未免极端民主。
（安徽蚌埠江禾）
也谈“杀子报”
吴祖光同志在他的“杀子报这样的戏里”一文里，谈到，假如国际友人看了“杀子报”，有充分的理由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十足落后的、野蛮的、愚昧的国家。
我却想到我们的孩子，他们看了“杀子报”、“黄氏女游阴”这样的戏，将会怎样呢？
孩子是幼稚的，他们不能辨别香花毒草，他们只有中毒的份儿。
看了“杀子报”、“黄氏女游阴”这样的戏，肯定说将使我们的孩子变成落后的、野蛮的、愚昧的。
我不反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是为了培养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我要求文化部重新重虑禁演“杀子报”这样的戏。
如果有人认为我这是想阻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末我要问：
难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是为了社会主义吗？
（北京萧伍）
五角星的用场
现在滥用五角星作装饰，已经成风了。
五角星到处可见，草帽、毛巾上有五角星，地板天花板上有五角星，饭具痰盂上也有五角星，甚至铁丝网栅栏门上也有铁丝网编上几只五角星。
难道在这些物件上就不能用些美丽的图案来代替吗？
也许这些人们是出于好意，可是他们把我们喜爱的五角星糟蹋得不像样子了。
　（南京初维富）

骑马的人（石版画）
墨西哥　阿·加·布斯脱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