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今天
06月15日北京的一片繁荣景象
不就是十年前同一天悲惨生活的最好对比吗？
十年前的今天
新华社记者新辰　昭文恭敏　赵谦
十年前的今天——1947年的6月16日是个极其普通的一天。
北京的报纸上在这一天刊登了一些什么地方新闻呢？
这些新闻里叙述的事情今天怎么样了？
下面就是这些“新闻”的今日报道。
“疯狂世界”
翻开十年前今天的北京各家报纸，令人触目惊心。
每一家报纸都以大字标题刊载了粮食涨价的消息。
“市民疾呼救命，救命！
粮价昨日又突猛涨”这是“北平时报”的标题。
“市民怎么活？
粮价小落大涨，昨又疯狂上升”这是“道报”的标题。
“粮价拚命涨，市民拚命喊，简直入了疯狂世界”这是“益世报”的标题。
为了了解今天的粮食价格问题，记者来到了北京市粮食局。
这里早已取消了专门管理粮食价格的机构，现在只有两个人在行政科里管“分等论价”，做的仅是粮食质量优劣的研究工作。
他们说，关于北京市粮食价格变化的情况，已是历史资料了，因为很久不用，已经存档。
他们找了半天才找出了一个上面尘土很厚的大本子，查到1947年，上面记载的是：
一袋面粉的价格若以1月份为一百，6月份就已经是五百一十七，12月更高至一千三百六十三。
他们又翻出了1948年的记载：
1947年06月一袋面粉是“法币”二十四万，到1948年06月卖到六百五十六万，8月更高达二千六百九十三万元。
由于当时奸商的投机活动和恶性的通货膨胀，粮食简直是以天文数字在涨价。
但是，这种现象在解放以后尤其是粮食实行了统购统销后，就完全变了样。
北京粮食局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现在北京市储存的粮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充裕。
现在粮价完全稳定下来，就连几十年来夏秋青黄不接时的季节差价也完全消除了。
几百户过去投机倒把的粮商，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已经成为国家代卖粮食的业务人员。
今天，没有人再惶惶恐恐地唯恐粮食涨价，一发薪就赶快去抢买粮食的了。
不得不查档案
十年前今天的报纸上还登载了北京电力涨了85％的消息，根据记者的记忆，解放后北京各报很少或几乎没有登过类似的新闻。
当记者到电业局查询的时候，连电业局局长、营业所主任也记不起现在的电价究竟是什么时候订的。
为了回答记者的问题，营业所主任不得不打电话请人查档案。
在这空隙，记者请他们谈一下解放后电力供应的发展情况。
把很多数字概括成一句话，就是现在的用电量比1949年增加了四倍。
电话铃响了，营业所主任听着电话就笑了起来，原来查档案人说，解放前电价01月一个样子，根本无法和现在比。
他从档案上查到现在的电价是1951年10月订的，每度电当时是一千四百八十元，也就是现在的一角四分八。
简直不能比！
“世界晚报”上，一条小新闻在埋怨“行路难”。
新闻里说，环行路电车已由十六辆减到六辆，等一次车要四十分钟。
今天环行路的电车有多少？
北京市交通运输局客运科的工作人员说，现在环行路电车有六十三辆，加上半环行的四路车，一共有七十五辆，每四、五分钟就可以等到一辆。
他们翻出了一大堆统计资料，试图来比较一下十年前北京市的交通情况。
十年前北京全市行驶的电车和公共汽车总数是九十九辆，而现在是七百一十八辆，线路四十多条，每天载运乘客达一百四十多万人次。
此外，还有北京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出租小汽车一百三十七辆。
记者请他们查查国民党统治时期电车、公共汽车最多一年究竟有多少辆。
据调查是：
电车1937年最高，有七十五辆；
公共汽车1947年最高，四十辆。
两项若是可以加起来的话也只有一百一十五辆。
三个科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说：
简直不能比。
学校里的变化
十年前的今天，北京的许多家报纸都以鲜明的标题刊登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学生罢课的消息，消息写道：
北大反饥饿反内战行动委员会通告称，为抗议“武大六一惨案”和要求释放各地被捕学生，决定罢课一天，并对死难者表示沉痛追悼。
这个沉痛的日子距今已整整十年了。
走进今天的北京大学，校园里林木遮天，楼阁参差，青草地上，未名湖畔，大学生们两两三三，正在拿着书本温习功课，积极准备考试。
十年前在北大领导学生运动的张群玉现在是中共北大党委会的副书记。
当记者请她谈谈十年前同今天的对比时，她坐在沙发上默想了好一会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太突然了。
现在过的是完全另一种生活，十年前的事我已经很少想它了，记得那时正是国民党对学生采取高压政策的时候，北大学生集会常被军警包围，进步的学生每时每刻都有被捕的危险。
记者又到了学生会的办公室。
学生会主席赵震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大学生，十年前大学生所遭受的迫害，对他来说是陌生的。
他说，我只能从历史材料和小说里得知这些事情，我所看到的大学生生活是无忧无虑自由幸福的生活。
1952年开始，大学生的伙食供应完全由政府来负担，从去年下半年改成了助学金，但全校享受助学金的同学平均有60％。
过去的学生要反迫害，现在学校里给我们安排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我们完全可以专心致志地学习，探求各种知识。
前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也对记者畅谈了十年前北京大学的情况。
他说，那时学校里经常都有学生被特务抓走，真是人心惶惶，学生不能安心学习。
他激动地说，今天是什么样子，已经不需要我来对比了。
难找的建设新闻
记者很想在十年前今天的报纸上找一些建设的新闻，但这是一件困难的事。
好容易在“华北日报”上找到了一条类似的新闻。
这条消息有一个很醒目的标题：
“电信业务改进”，还有一个小标题：
“电话已达二万号”。
但是内容空洞，没有一点建设的影子。
记者就这条新闻访问了1943年就参加北京电信局工作的工程师陈光璞，他现在是北京市市内电话局的副局长。
他听记者谈了这条新闻以后，笑着说，当时根本谈不到什么改进业务。
他说：
现在北京的电话是四万多号，加上小交换机，实际上使用的电话达七万多部。
电话局现在是二十四个，当时只有十二个。
增加的绝大部分是自动电话。
他说：
解放后我参加了北京有史以来的最大的电话工程：
扩建三、四、五局，新建六、八局。
他赶快补充说：
这是空前，但不是绝后的，现在我们正在建设九局，又是两千号，今年就可以完工。
同时，我们正在考虑第2个五年计划，建设规模将比第1个五年计划还大。
不能对比的对比
记者翻阅了十一家1947年06月16日的报纸，这些报纸上刊载了许多北京在前一天发生的事情，如抓壮丁、商店大拍卖、迫良为娼等等。
在新社会里，这些事情早已无迹可寻了。
记者在结束这次采访的时候，路过北京的几条主要大街。
15日正是周末，街头灯火辉煌，王府井的百货大楼和商店里拥挤不堪；
餐馆、冷食店座无虚席；
电影院、戏院挂出了客满的牌子；
路上行人熙熙攘攘，个个兴高采烈。
亲爱的读者，这一片繁荣景象，不就是十年前悲惨社会的最好对比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
讨论处理广西平乐因灾饿死人事件
新华社15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今天下午举行第73次会议。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处理广西省平乐县因灾饿死人事件的报告。
会议就这个事件进行了讨论，并且同意国务院的报告。
新华社14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今天下午继续讨论了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问题。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副总理陈云，先后在会上对委员们提出的问题作了解答和说明。

决定建立中心图书馆
编制全国图书联合目录
据新华社15日讯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决定建立中心图书馆和编制全国图书联合目录。
这是在今天结束的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全国图书协调方案的主要内容。
全国性的中心图书馆将由北京（第1中心）和上海（第2中心）的若干最有基础的图书馆组成。
同时，还要编制全国联合图书目录，以解决目前“人找不到书，书找不到人”的矛盾，并且将有助于广泛开展馆际互借，提高图书的使用率。

坚决粉碎右派的进攻
成都五千工人举行反右派大会
本报成都15日电
成都市五千工人积极分子14日集会，号召全市工人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击退右派分子的进攻。
全国劳模、建筑工人林瑞廷指出，民盟四川省常委韩文畦说肃反是部分人“大胆怀疑”，擅行扣押和侮辱公民，“人人皆有被捕、自身毫无保障”的惶恐。
可是，我们亲眼看见肃反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有些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坦白自首，有些有政治历史包袱的人丢了包袱。
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加强了人民内部团结。
为什么看不见这些事实呢？
说镇压反革命分子是“冤枉人”，向党和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试问这不是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吗？
民康染厂工人莫怀贵驳斥了四川省工商联副秘书长李仲平攻击从工人中提拔公方代表的言论。
莫怀贵说，我们厂的公方代表就是从工人中提拔的。
这个厂合营后改善了企业管理，发展了生产，从工人中提拔公方代表有什么不好？
他并指出李仲平说没有鼓励私方人员热情也不是事实。
他说这个厂资方朱宏祥是副厂长，去年被评为厂的特等先进生产者，今年被评为市的二等劳模。
去年全市有四十二名私方人员被评为市的先进生产工作者，李仲平却看不见这些事实。
工人郑兴讲话中斥责了四川省参事室主任高兴亚把拥护共产党的人士说成是“九千岁”、“舐屁股”的反动言论。
郑兴说这种说法跟给卢郁文寄恐吓信的人的手段一样毒辣。
必须坚决痛击这种反动言论。
复员军人号召保卫革命果实
本报讯
国营北京广播器材厂九十多个战士出身的工人，昨（14日）晚在举行座谈会驳斥各种反社会主义谬论的时候，喊出：
“坚决维护党的领导！”
“坚决保卫社会主义建设！”
的口号。
这个厂的复员转业军人，有的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加过上甘岭战役。
他们在战场上流过血，现在正在机床边流着汗。
他们知道很多战友英勇牺牲是为了什么，知道自己今天辛勤建设是为了什么，所以当听到各种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怪论的时候，万分愤慨，几次要求开会痛斥。
老红军战士刘德胜参加过从长征到抗美援朝的革命战争。
他说，他看的事情很多，他知道胜利果实是怎样得来的，他绝不允许坏分子破坏社会主义。
他说，长征时候过草地，什么吃的都没了，大家饿的没法子，就吃皮带、皮鞋、树皮、草根，有的就吃衣服里的棉花……抗战时候很多战士白天打仗，晚上转移，睡觉时候连裹腿都不能打开，日子久了，腿上的肉就变色了、烂了。
刘德胜说：
“这些同志吃这些苦为的是什么呀！
还不是为了大伙过幸福日子！
为了革命！”
工人林露滋说，他看了章伯钧的发言很气愤。
他说，章伯钧分明是想把革命往后拉。
我们要警告章伯钧，他应照着史良指给他的路走，不然的话，时代会把他抛弃的。
医务所医生白万普原来是解放军的军医。
他说，我亲眼看到许多共产党员为了解放全国人民，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解放海南岛之役，我们一个营箝制住国民党军三个师，在一○五高地和蒋匪军血战几天几夜，一个营只剩下十五个战士。
几百个人，包括营长、连长都牺牲了。
这个营的指战员有百分之七十都是共产党员。
他们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真不愧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
白万普说，葛佩琦、王德周之流说共产党员“无恶不作”，是“便衣警察”，我要问问他们：
你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呀？
工会干部魏忠吉说，我不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说法。
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委会里，不是有许多非党人士吗？
就是报纸，也有不少非党报纸，像大公报、文汇报、光明日报……假如真是“党天下”，能叫光明日报存在吗？
能要储安平作光明日报总编辑吗？
农业劳动模范痛驳葛佩琦
本报讯
河北遵化县建明农林牧合作社主任王国藩给本报来信说：
葛佩琦说现在生活提高的只是过去穿破鞋、今天坐小卧车的党员和干部。
这不符合实际。
拿我住的村子来说，解放前，全村一百五十户中，就有一百零八户靠要饭或给人家做工过日子。
吃树皮、吃麸皮的人更多。
村里还饿死了好几个人。
解放后，共产党领导我们组织互助组，成立合作社，日子就好起来了。
连过去数九天穿不上棉衣，只得蹲在墙角晒太阳的人，现在夏季有单衣、冬天有棉衣了。
社员王荣，解放前全家六口人盖一床被子，一直盖了三十年；
现在全家每人有一套被褥。
靠要饭吃的人，现在也都有了余粮。
解放前，谁家也没有粮食卖，去年全社卖给国家余粮十五万斤。
这些事实，说明群众生活是好了还是坏了？
葛佩琦说：
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
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这里不说大道理，只从我们的生活来说，要是没有共产党，我们就不会有这样富裕的生活；
要是没有共产党，我们早就冻死饿死了。
我们不能没有共产党。
这样说，葛佩琦可能不相信。
那末他到我们社里来看看，问问我们的社员过去是怎样生活的，看看现在是怎样生活的。
如果他不是存心反对社会主义的话，他就应该狠狠地打自己的嘴巴子。

多建中小型企业
在工业企业建设的规模问题上，党的方针是：
大型企业的建设要同中、小型企业的建设相结合；
既要努力建设那些起骨干作用的大型工业企业，又要有计划地新建和改建那些适合于较小规模经营的中、小型工业企业。
这是党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早已确定的方针。
在执行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在苏联帮助下建设了以一百五十六项为中心的一批大规模现代化的大型企业，这是完全必要的。
这是我国工业化的基础，是我国机械工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农业技术改造的基础。
正因为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才可以谈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相结合，而且以后要多建设一些中、小型企业。
但是，在工业建设的实践中，直至现在还有一种不适当地追求大规模、大场面，而不愿意或者不积极建设中、小型工业企业的偏向。
有些部门甚至在建设了大型的工业企业之后，就排挤中、小型工业企业。
这种做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如前所述，在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为了提高我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奠定我国工业化的基础，我们正在集中力量建设着一批近代化的大型的工业企业。
而且为了同样的目的，今后我们仍将努力建设必要数量的近代化的大型的工业企业。
这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因为这种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骨干，是对我国国民经济实行技术改造从而促进它的全面高涨的物质基础。
当然，大型工业企业的发展同中小型工业企业的发展是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
如果只发展中、小型工业企业，而不发展大型工业企业，那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且中小型工业企业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
但是如果只是片面地强调发展大型工业企业，而忽略或者限制中小型工业企业的发展，就势必造成投资长期不能动用，工业增长速度很慢，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失调，各地的丰富资源得不到及时的充分的利用，地方的积极性也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各地人民多种多样的需要也得不到满足。
这是很有害的。
因此，在建设工业企业的时候，对于大型的和中小型的工业企业，必须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以求得共同发展。
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建设大型的工业企业当然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大型工业企业便于采用新的技术，便于实行专业化的生产，便于提高技术水平，因而它的劳动生产率可能高一些，它的产品的成本也可能低一些。
同时，它还能够制造大型的设备和器材，并且能够大量地进行生产。
但是，这也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当根据资源、需要、设备供应、交通运输和投资的可能以及按资金计算的利润率的大小等等条件，综合地加以研究，才能正确地规定究竟是建设大型的或者是中小型的工业企业更为经济合理。
否则，在工业企业的建设上，盲目追求大规模、大场面，反而会造成不经济不合理的现象。
从目前我国经济落后、人多地少、农业比重大、人民生活水平低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现实情况来说，建设中、小型工业企业，有许多优点。
第1，建设中小型工业企业，投资少，建设易，收效快，既能比较迅速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又能迅速地积累建设资金。
第2，建设中、小型工业企业，可以使工业生产更加接近原料产地和消费地区。
这样，就使生产力的分布更加合理，经济的发展可以逐步平衡，并且也适合于国防安全的要求。
第3，建设中、小型工业企业，可以使产品多样化，以满足更多方面的需要。
第4，建设中、小型工业企业，特别是根据资源的条件更多地建设小煤窑、小铁矿、小有色金属矿、小非金属矿、小电站等等，不仅可以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克服我国原材料工业特别是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化学工业、电力工业落后于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的弱点，而且可以扩大社会就业的人数，更好地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
第5，建设中、小型工业企业，工厂的设计和技术设备，基本上可以由我国自行解决。
这样，不仅可以充分地发挥国内设计方面和机械制造方面的潜在力量，而且可以更加迅速地促使我国设计力量和制造力量的成长。
现在，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例如，煤炭工业部在1956年以前，总共建设煤井一百零一处，其中每个煤井每年的生产能力在三十万吨以下的有三十二处，在三十至四十五万吨的有三十七处，在六十万吨以上的有三十二处，井型的规模，平均是四十三万二千吨。
而根据现有的建设单位的统计，井型规模以地方的小煤窑为最小，一般年产数千吨至一万吨，每吨生产能力的投资平均是三元；
而年产十五万吨以下的煤井，平均每吨生产能力的投资是十二元八角；
年产十五万吨的煤井，每吨生产能力的投资平均是二十元九角；
年产三十万吨的煤井，每吨生产能力的投资平均是二十七元五角；
年产九十万吨的煤井，每吨生产能力的投资平均是四十九元一角。
至于生产成本，也是中、小型矿低于大型矿。
根据四川省委的调查，每吨煤的生产成本，大型矿平均是十二元，中型矿平均是九元，小型矿平均只有五元。
这里还应当指出：
建设小的煤井，当年即可投入生产；
而建设中型煤井需要一两年才能投入生产，四年才能达到设计的生产能力；
至于建设年产九十万吨的煤井，需要三年半到四年才能开始投入生产，到七八年之后才能达到设计的生产能力。
而大型煤井的设备，有许多需要依靠进口解决，但是中、小型煤井所需要的设备，却可以全部由国内自己制造。
这样不仅可以节约投资，而且还可以节约外汇。
同时，煤井的规模大了，煤的产地和销地之间的距离就要拉长，结果就要浪费运输力，提高出售价格，这不仅对国家不利，而且对消费者也不利。
类似上面所说的情形，不仅在煤炭工业部门存在，在其它工业部门也是存在的；
不仅在工业部门存在，在其它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的建设事业中也是存在的。
目前许多人不是醉心于大规模、大场面，只看得起大商店、大银行、大学校、大医院、大戏院、大旅馆、大礼堂、大办公楼，而看不起小的么？
其实，在非生产性建设方面，追求大规模、大场面是更加不经济和不合理的。
在已经建成的这些非生产的大型建筑物中，除了极少数是必需的以外，多数是不需要的或者是并不适用的。
这种做法，既浪费了国家的建设资金，又脱离了群众。
因此，同样需要加以纠正。
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发展，我们今后还将建设许多我们所必需的大型的工业企业，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必须看到，大型的工业企业的发展必须同中小型的工业企业的发展密切结合，才能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
特别是在我国已经建设了若干必要的大型的工业企业的情况之下，就应该更多地注意中小型的工业企业的建设了。
所以，在今后进行工业建设的时候，应当积极地发展那些起配合作用的或者适合于较小规模经营的中、小型工业企业，特别是要更加有领导有组织地建设小煤窑、小铁矿、小有色金属矿、小非金属矿、小电站等，这是克服我国原材料工业落后和扩大社会就业人数的一项重要措施。
为此，在确定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时候，就要适当地增加对中小型工业企业投资的比重，特别是增加对地方工业投资的比重。
此外，对于新的工业企业的建设，要同现有的工业企业、手工业和农业密切结合，以便既能节约投资，又能相互促进发展，迅速增加生产。

科学将在新的条件下向前发展
科学规划委员会第4次扩大会议结束
新华社15日讯
历时三天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4次扩大会议今天结束。
委员会主任聂荣臻作了总结发言。
聂荣臻说，大家同意了我们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讨论的四个主要问题：
全国科学工作体制问题；
1957年全国科学技术研究计划；
图书、资料、仪器、化学试剂四个科学研究工作条件方案，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统筹安排的一些意见。
在这次会议后，由于上述问题的开始解决，我们的科学工作又可以在新的有利条件下逐步向前发展了。
聂荣臻说，在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大家提了许多意见。
这些意见，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凡与这次会议的报告、计划和方案直接有关的，都已吸收到会议各项文件中去。
根据这些意见对文件作了修改和补充。
有些意见，将在今后工作中注意，或交有关部门参考。
也有个别意见，和大家意见不相同，还须进一步研究，根据“百家争鸣”精神，可以暂时保留，允许存在。
但这次会议必须根据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以便行动。
有些争论已久而有已经比较成熟的意见，又是工作上的而不是学术上的问题，如果继续永远无休止地争论下去，会使我们的科学队伍中继续保持思想上的混乱，这对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如果在实践中发现了更好的办法，我们可再采取新的办法。
聂荣臻说，科学规划委员会今年下半年打算解决下列几个主要问题：
甲、健全各专业小组，并建立改善科学工作条件的工作小组，使这些方案迅速付诸实施。
乙、制订科学经费（包括科学基金）的方案，并对确实使用不当的少数高级科学家进行必要的调整工作，对高级科学家的助手以及研究生等问题，也要提出一些方案。
丙、制订1958年的研究计划，并修订第2个五年的科学工作计划。
关于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进一步安排，科学规划委员会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委员将专门开会讨论，委员会并将组织专门的办公机构来处理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
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在发言中批判了有些人认为解放以来中国科学研究中断的说法。
他认为解放以来八年中我国科学不是中断而是发展了；
并且为今后的大发展创造了基础。
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潘梓年今天在会议上就旧社会科学问题发言。
他不同意近来报纸上发表的有些人的说法：
“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
潘梓年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
解放以来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采取重新考虑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
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中是有一些有用的东西，我们向来主张继承文化遗产。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一切知识的总结。
但对于社会历史的研究，真正成为科学，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功劳。
在这以前，人们没有掌握社会历史的根本规律，不懂得阶级斗争的规律，所以过去那些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够科学的。
他说，今天我们首先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当前的实际和历史，对文化遗产要批判地加以分析研究，而不应该简单地去“恢复”那些资产阶级社会科学。
昨天，会议进行小组讨论，今天听取了委员和地方代表共二十二人的发言。

陈云副总理接见苏联消费合作社代表团
新华社13日讯
陈云副总理今日下午接见了以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社主席克利莫夫为首的苏联消费合作社代表团全体人员。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张启龙、邓辰西、罗俊等人。

吴晗在民盟北京市委扩大会上号召
大力击败两面派
据新华社15日讯
今天晚上召开的民盟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上，一致通过决议要求民盟中央立即召开会议对章伯钧等人的反动言论表明态度，和章伯钧等人划清界限，明确立场。
决议里说，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发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使人民群众怀疑这些言论代表了盟组织的意见，因此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北京市盟的各基层组织的盟员纷纷要求市委会转请盟中央立即召集中央常务委员会对这些言论表明态度，检查工作，改进领导。
北京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于本月15日召开了扩大会议，一致同意各基层组织盟员的正当要求，提请中央立即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对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表明态度，划清界限，明确立场，并号召全国各地盟组织进行讨论，对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予以严厉驳斥，对右派野心分子的两面作法，予以揭发。
以分清是非，提高认识，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民盟北京市委副主委陶大镛说：
现在看来民盟中央右派分子已经占了一定的地位，这是个不简单的问题，我们应当由下而上地督促民盟中央领导我们继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民盟北京市委副主委闻家驷、文教委员会副主委陈士骅、组织部副部长侯大乾等人认为在民盟内部还有一些人和章伯钧等人抱有相同的思想，他们认为这些人应觉悟过来，表明立场，不要继续走入歧途。
民盟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寿琦说：
看来他们的发言好像是有计划的，陈新桂谈根本问题，章伯钧谈政治，储安平谈行政，罗隆基谈司法。
在许多人发言中也指出章伯钧的检查是敷衍了事，企图蒙混过关。
并要求章伯钧等人要老老实实检查自己。
民盟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冯亦代说：
据我了解发表反动言论的陈仁炳、陈新桂都和罗隆基有密切的关系，而储安平的发言罗隆基也看过，他们的行动值得我们警惕。
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吴晗在会议结束时号召大家站在国家和社会主义立场大力击败两面派，揭露他们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手法。

四川盟员质问民盟中央
盟内野心家是谁？
本报成都15日电
民盟四川省委、成都市委15日下午举行常委扩大会议，到会四十多人，一致愤怒驳斥民盟中央和地方组织中出现的一些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民盟成都市委员张泽厚说，民盟已被少数野心家带到危险边沿，盟员应起来推动民盟向左转。
会议通过决议，决议以全省盟员名义向盟中央要求对章伯钧等的错误言论表示抗议，并追究责任。
决议并要求盟中央答复如下质问：
一、盟中央为何对错误言论不及时表明态度，请检查领导思想上存在什么问题；
二、请盟中央检查民盟的动向是什么，对社会主义立场是否动摇；
三、有人说储安平、陈新桂的言论有人支持，是谁在支持，目的何在；
四、有人指出有右派野心家利用整风混水摸鱼，盟内野心家是谁？
决议最后向盟中央建议：
一、盟中央迅速组织全盟对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批判讨论，以划清界限，辨明是非；
二、要求盟中央对讨论作出结论，公诸社会；
三、建议盟中央在本年内召开盟员代表大会或中委扩大会议，检查工作，改进领导。

在民建会议上
章乃器拒绝批评
李康年撤消定息二十年的意见
新华社15日讯
在今天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常委会联席会议上，李康年声明撤消他所提出的定息二十年的意见。
在会上发言的人要求章乃器深刻检查他的错误言论，章乃器却继续为他近来发表的一些论点辩护，表示不同意工商界人士和民建常委对他的批评。
李康年说，我过去的建议中，最不妥当的一点是主张政府发行赎买存单二十二亿元，兑现年期分为二十年，我在这里声明撤回这一点。
但是这个建议的其余部分仍备政府采择。
他还说，他对章乃器说的定息不是剥削、关于两面性问题、工人阶级分子同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本质区别等问题的论点不能苟同。
今天下午，章乃器第1次出席了这个会议，吴觉农、向德、经叔平、吴韫山、朱继圣、潘式言、童少生等人，在会上继续指出他的言论的反社会主义实质和挑拨煽动作用，提出了许多问题要求他加以解释。
比如曲解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模糊阶级特点，这是为什么？
官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还是社会主义的产物？
定息明明白白是剥削，为什么要说成不是剥削？
等等。
章乃器接着发言，他说大家的热情他很感激，但是从讲道理来说，不能说服他，他说这是他的老实话，要不然他也可以来个假检讨。
他说，“大家反映下面工作不好搞了，说这是我的言论挑拨起来的，我说不对。
这是在党的‘鸣’‘放’方针下，在党的领导下自然发展起来的，许多话是整风运动引起的，不是我的文章挑拨起来的。”
他又说，“这个时期的思想工作肯定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现在是从压服走向说服的阶段，要说服就要相当高的理论水平、政治水平。
把这些变化说是我的文章的影响，这是没有看到形势的发展。”
关于大家提出的对章乃器的错误言论的批判，实质上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他表示不同意。
他认为革命没有胜利前，有领导权问题，有路线问题，今天在革命已经胜利，宪法已经颁布的情况下，领导权和路线都不会发生任何问题，可能有人发牢骚，不满，但是发牢骚是一回事，要不要党领导是另一回事。
他认为现在要把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在理论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斗争，但政治上还是要欢迎各种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人（如佛教、基督教），否则不利于民族大团结。
他认为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认识有些不同，这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范围内允许的，不是什么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他说别人给他戴这顶大帽子是违反实际，违反宪法精神的。
关于资产阶级两面性问题，他说他没有讲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了，他认为两面性主要是思想作风上的问题，所以工商业者的改造是艰巨的长期任务。
接着章乃器又一次强调了所谓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只能是先进和落后的关系。
他说从民族资产阶级来讲，他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比起工人阶级是落后了；
以后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也是落后了，但并不是反动。
他说如果大家认为说“落后”不好，那么叫做什么呢？
关于阶级和阶级分子的关系，他仍然说阶级和阶级分子应当有所不同，这就是集体和个人的不同。
阶级分子组成阶级不仅是数量上的相加，而是要起质变，如起初是零散的资本家，没有具体组织阶级本质就不那么明显；
到资本家组成自己的团体（如旧商会），其阶级恶劣的本质就露出来了；
再进一步组成政权，其阶级本质的危害性就大了；
组成国际性的组织危害性就更大了。
他说，阶级本质是不可调和的，不可改变的，而人是可以改造的。
章乃器接着又说了一段值得注意的话，他说，过去有“墙”和“沟”，许多力量是在互相防范、互相摩擦、互相戒备中抵消了，许多旧人员、旧知识分子以及工商界的积极性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潜力还很大，这是过去斗争遗留下来的副作用，斗争是有成绩的，但副作用也不能否定。
现在如果把“墙”和“沟”拆掉，能互相协作，这样，把社会主义事业加快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完全可能的。
他又说，现在工商界的主要缺点是消极自卑，我们用实事求是的方法，把过去不恰当的大帽子去掉，这对于改变工商界的消极情绪是必要的。
他还说，要给工商界平等的人格，不是给几顶大帽子，不是压服而是说服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改造。
章乃器还批评有些人过去对工商界的思想改造要求过高，要求把工商业者都改造成马列主义者，这是唯心的，是不切实际的。
在他发言过程中，许多人对他的论点提出责问，他始终表示很难接受大家的意见。
他说李维汉部长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也不能说服他。
最后，会议执行主席李烛尘宣布下星期一仍请章乃器出席会议，继续进行批判。

民盟上海市委扩大会议
通过谴责章罗决议
新华社上海15日电
民盟上海市委员会在今天举行的扩大会议上，通过一项谴责章伯钧、罗隆基等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决议。
决议中说：
“我们一致谴责盟中央部分领导人章伯钧、罗隆基等同志的荒谬言论，要求他们将盟组织进行认真的检查，并要求盟中央对章伯钧、罗隆基等同志的错误言论，明确表明态度。”
决议中说：
扩大会议的参加者一致认为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陈仁炳“一贯有对抗共产党的情绪和言行，在最近鸣放时期表现尤为突出，陈仁炳应该彻底认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认真进行深刻的检查。”
决议还号召上海市的全体民盟盟员，坚决与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思想划清界限，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民盟天津市委季陶达要求盟中央答复
章伯钧罗隆基等是否代表盟中央？
据新华社天津15日电
民盟天津市委员会在14日举行的扩大会议上通过决议，建议民盟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向全国人民严正表明态度。
决议并号召全市盟员对一切反动言论给以彻底驳斥，坚决地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民盟天津市委员会常务委员季陶达提出，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意见是否代表盟中央？
如果代表盟中央，盟中央就应检查盟的政治路线。
如果只是他们自己的意见，盟中央也有责任考虑：
一、如何帮助他们检查和认识自己的错误，加以改进；
二、万一他们坚决不改或耍两面手段，是否适宜于继续做盟的领导工作。
民盟天津市委员会常务委员徐景星说，我们盟市委也收到过一些“五反”时的严重违法户和极端仇视共产党的人的来信，要求罗隆基等帮助他们“平反”。
显然，罗隆基这些人已成为那些原来躲在黑暗角落里的人公开出来进行反党叫嚣的号召者与支持者。

盛世危言
山东省副省长山东省工商联主任委员苗海南
古人云：
邦有道危言危行。
祖国在伟大的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迈进，祖国的一切事业正在迅速地发展，祖国的国际地位正在空前提高，祖国人民正在享受着空前未有的民主生活。
这处处象征着祖国正处在历史上找不到的“邦有道”的鼎盛时期。
所谓“危言”不外乎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直言无隐”。
这正是党希望全国人民帮助党整风所持的态度。
所谓“危行”不外乎是“以天下为己任”，“闻过则喜”“闻过必改”等。
这正是党虚怀若谷地诚恳愿意接受大家提出的批评的社会主义胸襟和雅量。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祖国事业的核心。
它受着祖国六亿人民的重托，它肩负着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重任。
它鉴于自己的任重道远，为了更好地更快地推动建设事业的发展，为了更好地使党在祖国事业中巩固和发挥它的领导核心作用，才发动这次整风运动。
自从整风运动开始，大“放”大“鸣”以来，不少党外人士根据“鸣”“放”精神，以爱护共产党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热诚，对党提出了不少的宝贵意见和实事求是的批评，从而尽到了“诤友”“益友”的责任。
更是值得令人兴奋的大事。
但在兴奋同时，在“放”“鸣”中出现了一些令人难以容忍的荒谬绝伦的言行。
有的人竟说“群众不要共产党，群众要推翻共产党，要杀共产党。”
请问这些所谓“群众”是谁？
是不是反革命分子的群众？
如是的话，这些所谓“群众”正是专政的对象，是镇压的对象，“鸣”“放”中没有他们的发言权。
他们的一切应该用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来处理。
又有人说：
没有共产党我们也能把国家事情办好；
又有人说：
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坏。
这些话我们更不相信。
过去的历史教训我们是记忆犹新的。
且不论封建王朝统治时代，即以辛亥革命以后的一段历史而论，袁世凯、北洋军阀以至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谁未干过丧权辱国的事？
那时人民生活是水深火热，民不聊生。
这些丧心病狂的言论远远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企图推翻党的领导，而且也远远超越了“放”“鸣”的范围。
我说这不是“危言”，而是危险的要不得的恶毒草。
我们郑重地声明：
作为一个满怀信心和兴奋地正在转化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的工商业者，我们坚决反对这些不利于社会主义，动摇党的领导的反动言论。
　
我们工商业者在这次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不少的人对党吐出了肺腑之言。
这对帮助党消除“三大主义”，对巩固党的领导是起了良好的作用。
但无可讳言，在争鸣中也暴露了一些非社会主义的混乱思想，甚至有些是严重的带有原则性的错误的言论。
如章乃器同志竟提出定息不是剥削，而代之以看起来似乎是迎合人们心理“不劳而获”和提“脱胎换骨容易连想到抽筋剥皮会引起工商业者无穷的忧虑”（原句记不清）的论调。
请问这不劳而获是获自何方？
出自何处？
当然是获自工人阶级的劳动剩余价值，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被剥削者是工人阶级，剥削者是“不劳而获”的人，来去分明，两造清楚。
有剥削就有承担剥削的剥削阶级。
既有阶级，就有这一阶级所固有的两面性；
尽管两面性的面貌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改变。
不承认这个阶级消极的一面，其本身就反映着严重的资产阶级的消极一面。
因此，思想改造还是正在艰巨斗争过程中。
这些艰巨的思想改造过程，正是资产阶级分子脱资本主义的胎、换社会主义之骨的过程。
将来在思想提高的基础上，“阶级消灭，个人愉快”。
那时正是超资本主义之凡，入社会主义之圣的愉快境地。
我不明白有何引起“无穷忧虑”之根据？
我们民族工商业者正处在转化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过程中。
瞻望前途，自从交出了企业后，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已大大的向前迈进了一步。
但“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胜利，我们更需要加倍努力改造思想，在不断努力自我改造的基础上，最后愉快的交出资本主义思想，走完最后一关。
在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紧要关头，我们所渴望的是逆耳忠言，苦口婆心的真正的帮助，而不是那些利用阶级情感，灌米汤式的似是而非模糊人们思想意识，妨碍我们改造的谬论。
葛佩琦之流的反动言论是容易被人识破，因为他说的太露骨，凡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他的别有用心，这不足为大患的。
最可怕是笑里藏刀，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资本主义留连者的这种谬论。
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口口声声说拥护党，拥护马列主义，实际他是在那里贩运私货，挖党的墙根。
他一本正经的面孔说是代表工商业者的意志，实际上他是在拖我们的后腿，拉我们回到资本主义的道路。
这一种名为关怀，实是危害的似是而非的谬论，可能暂时混淆一部分工商业者的视听，但是，觉悟了的工商业者终能明辨是非分清敌我的。
我相信我们工商业者在这次整风运动的锻炼的基础上，进一步靠拢党，相信党，愉快的走完改造的最后一关，而那些露出尾巴的狐狸，必将被我们工商业者所唾弃的。

“真是黑暗得很”
　华君武

章伯钧的错误思想由来已久
胡一禾
我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工作，已经几年了。
几年来——特别最近一年多来，在中央执行局会议、中央委员座谈会及临时进行的谈心会上，所接触到的章伯钧同志的言论，在我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想起来他在过去的那些言论，再看一看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关于“政治设计院”等问题的发言，我以为他的错误思想不是偶然的，正如杨清源同志在农工民主党座谈会上所说的，“由来已久”。
章伯钧认为中国革命成功，是因为当时美国过高估计了民盟的力量，放松了军事干涉
就在前不久章伯钧同志曾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农工党中央委员座谈会上说：
我总以为不要把资本主义看得那末一文不值，也不要以为打败蒋介石就是共产党一党的力量。
马歇尔就曾经说过，中国“亡国”不亡于共产党，而是亡于中国民主同盟。
马歇尔为什么这么说？
就因为中国民主同盟在当时给美国一种错觉：
中国的第3种力量可以走资本主义的民主道路，不会步苏联后尘。
由于有这种错觉，美国就放松了军事力量的补充，结果上了大当，弄得蒋介石很快垮台。
照章伯钧同志的这样看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是决定于民主同盟在当时给了美国这样一个“错觉”，而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
这种言论，我以为是极其错误的。
“政治设计院”的来龙去脉
“不要把资本主义看得那末一文不值”，这句话，在近年来章伯钧同志曾说过不止一次。
去年，当他在农工党中央委员会上传达毛主席的“十大方针”时，曾发表过这样的言论：
“现在许多人都说资本主义不好，事实上资本主义也还有活力。
为什么还有活力？
就因为有多党制度，有民主制度，有众议院和参议院，有在朝党和在野党。
光绪皇帝为什么完蛋？
就因为没有民主。
资本主义为什么还没有完蛋？
就因为还有民主。
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是：
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
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就是活力。
这在我们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他们就叫做‘哇啦哇啦’。
所以说，资本主义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说有互相抑制、互相监督的作用”。
现在看到这段话（我说看到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还记在我的笔记本上），再想到章伯钧所一再谈到的要在中国搞“两院制”以及最近提出的“政治设计院”，说明了他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的一套政治主张。
自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章伯钧同志曾几次说到“社会主义民主还要发展变化，现在正在继续变化，形势还要变，我们大家的责任很重大”这一类的话。
章伯钧的政治手法——一打一拉
史良同志认为章伯钧同志有两面作法，我认为这是打中了章伯钧同志的要害。
记得他在中委座谈会上曾说：
世界上有两种政治家，一种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一种是现实主义的政治家。
章伯钧同志是以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自命的。
但究竟什么是现实主义的政治家？
还是以章伯钧同志自己的话来说明。
去年07月，在农工党中央的一个座谈会上，他曾说：
知识分子问题提出后，情况有了大变化。
共产党过去对知识分子是“打”，现在是“拉”。
为什么先打后拉？
这就是政治。
搞政治的人不懂得这一点，连做汉高祖都不行，更不必说做毛泽东。
蒋介石为什么不行？
就因为他只会打，不会拉。
这就是章伯钧同志对于“政治”的理解。
在农工民主党内部，他就常常用这种“一打一拉”的办法。
关于这一点，农工民主党中央有些同志是深有所体会的。
关于章伯钧同志的这些错误言论，还可以谈得很多，（其实，我们农工民主党的中央负责同志们知道得更多。）
现在他已正式提出要求大家对他的错误提意见，作为农工民主党的一个干部，我就先简略地提出这几点供章伯钧同志作为他自我检查的参考。

“肃反是庸人自扰”
沈阳师范学院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摘要
很明显，党中央对残余敌人的估计是最大的主观主义，在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宁左勿右”，打错了好人，破坏了法制……。
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镇反和肃反都是企图用暴力维护革命果实，这与我国著名的“爱民如子”“以德立国”“以法治国”的传统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大梁不正，二梁歪”，“三害”的主要根源在中央。
如果不把“三害”的根子除掉，“三害”就会像野草一样：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为了一劳永逸，必须穷其根源，把“三害”的根子彻底挖出。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后逐渐在成为人民的上司，逐渐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变成了空洞的口号，自己变成了特权者，陶醉于自己是开国元勋，有汗马功劳，应当有权有势的泥潭中，陶醉于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自我欣赏里，总以为自己是最优秀的，非我不可。
自吹自擂地宣传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把自己摆在国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的气派。
由于党对一切问题有最后决定权，从组织上又不信任非党人士，就会把党外的一切逆耳的忠言拒于千里之外，这就使党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开始脱离群众。
解放后这几年来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有也只是形式，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
表面上有民主选举，有统战政策，有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实际上是党一党专政，是党中央政治局少数人独裁。
党内也没有民主，下级党组织和党员只能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决议，可以批评党中央工作，由于没有条件也就成了空谈。
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是有职无权，只有执行决议的义务，没有参与决策的实际可能。
党是太上皇，是威武神圣的。
一手托着马列主义的圣经，一手仗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出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带上“莫须有”罪名的手铐。
选举只是变相的任命，代表只代表个人，谁也不知道自己选的人是怎样的，他代表自己说了些什么。
至于集会、结社、出版等，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逾越雷池一步，这怎能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严重的破坏法制，必须改变。
国家大事谁说了算？
在宪法上规定是“人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之简称。
下同）说了算，而在实际上“人大”不过是个泥菩萨而已，全权都操在党中央手里。
“人大”只是走走形式，举手通过，完成立法手续。
几年来很少看见“人大”对国家大事进行过真正的讨论，很少看见委员提出重大动议，却偶尔看见他们的一些无关痛痒的考察记在报上发表。
这岂不是笑话！
更可笑的是号称统一战线的“政协”，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有关学习等问题的工作上，实际是不问政治，或者说问而不政，政而不治，治而不协。
“人大”与“政协”就像两朵纸花一样点缀着民主的门面。
当然，错不在“人大”和“政协”，责在党中央。
党对“人大”与“政协”说来，成了超政府、超宪法的太上皇。
不只是以党代政，而且是以党代宪法，以党代“人大”……。
这样少数人的专断，肆无忌惮地发号施令，不发生错误倒是不可思议的了。
而党中央从建国以来就没有进行过公开的自我批评。
（1956年12月初稿，1957年06月10日定稿）　（摘自沈阳日报）

陕西盟员要求民盟中央检查
章伯钧是否支持了储安平？
据新华社西安15日电
民盟陕西省委员会和西安市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向盟中央发出电报，要求民盟中央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新桂等的言论表明态度和立场，并且建议民盟中央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对这些言论进行深入分析，严加批判，并检查章伯钧、罗隆基对储安平有无支持情事。
民盟西安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武伯伦发言说，我们盟内从中央到地方现在发生了十分严重的问题，盟员和群众议论纷纷，我们应该立即表明态度，是跟共产党走呢，还是跟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新桂走？
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
会上对陕西师范学院讲师、民盟盟员王尊一的一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在盟员们的纷纷要求下，在西安的九位民盟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今天上午召开了会议。
民盟中央委员李子健说，章伯钧、罗隆基的谬论并不是偶然的。
他说，记得过去在一次全盟的工作会议上，罗隆基就说过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来说是“锦上添花、火上加油，作了打手……”。

农工民主党中央座谈会讨论逐渐深入
反对章伯钧把农工民主党引上歧途
本报讯
“一定要和章伯钧划清思想界限！”
在6月15日举行的农工民主党中委（扩大）座谈会上，许多人都作了这样的表示。
在这次座谈会上，对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的错误思想错误言论的批判，比上一次（6月12日）座谈会深入了一步。
有些人又揭发了章伯钧的其他错误言论，指出他有两面派作风和个人主义的政治野心，打算在政治上另搞一套；
有些人揭露他对自己的错误思想到现在仍然没有足够的认识，指出他最近写的两篇文章只不过是玩花样、打掩护，要求他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对过去的一切错误言论作全面的深刻的检查，及早回头，不要把农工民主党引上危险的道路。
有些人提出：
农工民主党的党员都要从章伯钧的这次错误中吸取教训，坚决向左走，坚决同右派作斗争，不只是口头上，而要在实际行动上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同时，要毫无顾虑地继续用正确的态度帮助共产党整风。
黄琪翔在发言中分析
章伯钧的思想主流是什么？
他是不是在想：
“有一天该请我当总理了吧！”
从他收到的匿名信就可看出是谁欢迎他的言论。
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首先发言，他发言的题目就是“和章伯钧同志划清思想界线”。
他说：
章伯钧是一个不容易说服的人，据我知道，他的思想一直到最近恐怕还是不十分通。
这些天我经常考虑着这个问题，一天只睡三、四个钟头的觉。
伯钧参加多年的革命活动，口口声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现在在政府中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究竟他的思想活动是怎样的呢？
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据我看，他一向不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在一些事情上常常暴露出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
他在我们党内喜欢自己出主意，作决定，以致党内长期是非不分，在某些场合支持了落后的错误的一面。
我们党内谁都怕他，他的作风、言论，谁也不敢批评，似乎“章伯老”什么都对。
他的思想和作风对全党成员是有影响的。
就以这次批判他的错误思想来看，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同意批评他，一方面是因为思想上同他是共鸣的，也有一部分人有个人崇拜思想，认为离开章伯钧不行（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是就要离开他），跟着章伯钧不会吃亏。
党内从来没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们全党的同志必须重视这个问题。
黄琪翔接着对章伯钧的一些错误言论作了批判，指出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等主张实质上是要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他在这一方面要作别的解释是很难自圆其说的。
章伯钧反对国务院开会先拿出成品，希望拿出材料让大家认真讨论。
其实，以伯钧来说，是否能有耐心看许多材料呢？
我党有很多会议的许多材料，据我知道伯钧就没有看过，也没有认真讨论过，而是他临时乱出主意，使会议开的不够好，那末伯钧为什么要对国务院会议形式表示不满，是否特别认真呢？
我看不是，主要的是没有把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区别开来，思想上倾向于资本主义的民主形式。
从章伯钧的发言中综合地看起来，就不难看到他思想中的主流。
他一直有与共产党平分秋色的思想。
他常说：
民主党派党员要大发展，今年几万，明年几十万，后年几百万。
是不是在想：
“发展大了，有一天该请我当总理了吧！”
至少他的思想是朝这方向走的，不会冤枉他。
在他发表这些错误言论以后，就有人写信给他表示赞扬；
在他开始承认错误的时候，又有人写信骂他，说他“没有骨气，没有廉耻”。
由此可以看出，是哪些人欢迎他的言论？
现在伯钧已经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4日在报纸上发表了短文，表示了态度，我们欢迎这种态度。
但是，由于伯钧过去对思想问题一向都是“拖”，以至抱“不了了之”的态度，过去就曾经是这样看问题，现在是不是有所进步呢？
表示接受批评，是不是看风头不对，挡一下呢？
已经走到很危险的地步，最近发表重要言论还是不同大家商量。
这位先生，真正是主观主义唯心论，始终不认识自己的错误。
现在不是招架的问题，一定要通过思想深处，真正认识错误，才能真正改正。
夏康农说：
章伯钧不要文过饰非
夏康农说：
农工民主党不幸，它的主席在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逆流中担任了右派分子期望的角色。
这固然有他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得出，但我认为农工民主党的同志都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和迫切的要求，和这位主席严格地划清思想界限。
所以，我不同意前一次座谈会上某些同志的意见。
那些意见，减轻了章伯钧主席最近所犯的错误的实际分量。
这徒然模糊了问题的关键，对人民事业和他本人，都没有好处。
把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建议和工业部门的设计院相比拟，说成二者都是技术性的机构，这种说法就是显著的例子。
因为政治是处理阶级关系的，而“政治设计”是什么意思？
依我的理解能力，只能是指的阶级领导权问题。
这不能和物质建设的设计等量齐观。
巧用心思的字面掩盖不了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以至改变阶级领导权的企图的实质。
这企图超过了前些年曾经在某些民主党派中批判过的“分庭抗礼”思想的程度，是企图引向资产阶级夺取国家领导权的方案。
问题的严重性在此。
这是违反宪法的言论，是今天自认为算得上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党派的成员和亿万人民所不能容许的。
我看章伯钧主席不必再作文过饰非的解释，不必空等“几百年后定评为历史人物”；
人们在注视你能否痛下功夫，老老实实地回头呢！
庄严的概念不能亵渎，表面一套，里子一套，不可能是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行得通的作法。
现在还看不出章伯钧主席认真回头的迹象，他前天一再说他接受批评是作的“动心忍性”的功夫，他还说这是由于他线装书读多了的缘故，才采用这样的字句来表述心情。
自然，他是一向鄙弃自我思想改造要下脱胎换骨的功夫的，而“动心忍性”，按照“孟子”上说的，却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大人物”的功夫。
（这时会场上有一阵笑声）
最后，我建议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慎重处理你们正在进行发展组织的工作，不要吸收在帮助领导党整风中表现对共产党一味不满的右派分子，以免增加工作的混乱和困难。
叶粤秀说：
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只能设计把中国拖向资本主义
叶粤秀发言说，章伯钧同志“政治设计院”的论调，是要从国家政权中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共产党平分秋色，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背离社会主义。
储安平所说的“党天下”，正好是为章伯钧摇旗呐喊的。
我国由共产党领导，是在宪法上规定的。
伯钧要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设什么计呢？
不管他的概念如何，如果从今天章乃器之流和某些人所反映出来的浓厚的资产阶级的气味来看，所谓“政治设计院”，只能是设计把中国拖向资本主义，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
他平时所强调的“独立思考”就只能成为摆脱共产党领导的思考了。
他经常谈到的“两院制”，可以说明他对英美资产阶级民主的欣赏程度。
由于伯钧对资本主义思想的贩卖，使农工民主党有不少的同志受到了影响。
这就有必要在思想上进行斗争，一定要划清思想界限，不允许把农工民主党拉出社会主义的轨道。
中国农工民主党一定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同全国六亿人民一起，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方荣欣说：
章伯钧现在还把自己划在左派中，是不老实的
方荣欣发言说，我以为，章伯钧一直到现在并没有认清自己的错误，态度还不老实。
他在民盟的会上发言说，他被右派分子所利用了，这说明他虽然已经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首先还把自己划在左派以内。
这当然是不老实的。
事实上他的错误言论，和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又有什么不同呢？
章伯钧主席对共产党一直有不满情绪。
过去他在言谈中常常流露，认为自己大材小用了，常以革命功臣自居。
他的思想对农工民主党不能是没有影响的。
他在三中全会上所说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非常错误的。
我认为，我们现在开的这个会，迟了。
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北京市委会的干部
要求章伯钧挖掘思想根源
王善继在农工民主党中委座谈会上报告
15日上午，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北京市委会的全体干部召开了一个会，讨论章伯钧的错误。
会还没有开完，已发言的有十一个人，一致认为章伯钧的错误是严重的，有些言论是反动的。
在15日下午农工民主党中委的座谈会上，王善继报告了上午开的这个会的情况。
他说，大家反对这种说法，说章伯钧犯错误的根源不过是信口开河。
这决不是问题的本质。
问题在于章伯钧的政治野心作怪。
大家认为：
他的反动思想比章乃器还严重，因为他的言论可以迷惑人。
因此，他这种言论的危害性也就特别大。
章伯钧有这种反动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
他有他的另一套想法。
他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就大唱其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论调；
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后，就主张大发展，认为各民主党派今后可以发展到八百万。
他是想拿发展党员作资本捞一把。
他引导农工民主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这是个关键问题。
大家认为章伯钧14日在人民日报上的检讨是不老实的，说自己是“为右派分子所利用”，这是玩花样、打掩护，是骗不了人的。
大家建议：
一、章伯钧应作公开检讨，挖掘思想根源；
二、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应认真帮助章伯钧进行检查，同时中央委员应从章伯钧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各自警惕；
三、农工民主党中央应发个指示，号召农工民主党全体同志对章伯钧的错误思想划清界限，农工民主党的干部更要与他划清思想界限。
最后，大家希望和章伯钧长时间相处共事的老同志，特别是黄琪翔、李伯球、李健生等要拿出具体事实来批判他。
王善继接着说：
我参加并主持了这个座谈会，这些意见和建议我都同意。
我还要补充一些意见：
一、章伯钧对共产党是分庭抗礼，他在政治上有很大野心，要同共产党平分秋色。
二、作风上是两面派，表面上接受共产党领导，而背后反对共产党领导。
特别到去年，他一再强调民主党派要“当家作主”，说统战部过去管得多了，今后我们不必去多找他们管了。
他曾经说过浙江、安徽的组织搞得这样糟，都是统战部搞的，要是问过他的话，不会搞到如此情况。
这不是反对共产党是什么？
三、他反对马列主义。
在中共中央号召学习马列主义的时候，章伯钧曾说：
“我认为诗经、论语还有用，马列主义只有那么几条，我就没有兴趣，不值一学。”
四、他鄙视共产党的言论。
他认为人民日报所载的完全是教条，毫无意义，一文不值。
何世琨说：
这些年来章伯钧对共产党的领导常常表现不满情绪
何世琨发言说：
我首先从政治设计院说起。
我认为这是第3条路线的残余反映，章伯钧应从他的思想深处找出他的思想根源。
其次是关于章伯钧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
在解放前，他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口闭口谈马克思主义；
但在解放以后，社会主义来了，他倒几乎绝口不谈了。
见面时，只是谈古书字画，偶尔涉及政治问题，言语之间，总是流露出来牢骚抑郁，心怀不满的情绪。
他提倡的两院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
他提出大量发展组织的计划。
这是不是为他的两院制找政治资本呢？
不是通过工作发展组织，而是用“招兵”的办法，这是什么政治组织？
这样发展下去，是个危机。
我觉得有许多地方，章伯钧为右派张目。
在民主革命中的左派，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不很好地改造自己，很容易变成右派。
章伯钧的错误思想，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从这些年来的言谈和表现上看，章伯钧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常常表现不满情绪。
从他的思想上看来，他自有一套。
在我看来，他这一套民主自由的论调，就是考茨基用以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所说的“纯粹民主”。
何世琨表示希望章伯钧作深刻的检查，他最近写的文章，使人感觉到他只不过是“扔帽子”。
此外他对王忱心和张申府的发言，也提出了意见。
何世琨说，他们的发言对章伯钧是没有好处的，不是帮助朋友之道，也不是爱护农工党领导之道。
李伯球说：
自中共中央提出“百家争鸣”后，章伯钧常说“此后可有作为了”
李伯球说：
章伯钧的错误是严重的立场问题、原则问题。
他显然同右派分子所走的道路是同一个方向。
伯钧的这种政治思想活动不是偶然的。
他在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常说：
“以往我对于政治是消极的”，“对民主党派有‘守神牌’的观念”，此后“可有作为了”，“民主党派可以大发展。”
伯钧的错误思想根源是什么呢？
他一面有爱国主义思想、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观愿望；
另一面又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强烈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他自以为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创造中外合璧的政治，他常常赞美德国和美国的科学和生产，英国的政治，也常常怀念我国古代开明王朝的政治和文化。
所以他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搬出资本主义的货色“两院制”来。
伯钧一面空叫民主，实际上他自己并不习惯于民主生活。
他今天一个自以为是主张，明天又一个，从没有听听别人的意见。
06月06日我特地找他谈不宜让储安平再做光明日报的总编辑。
他还不以为然，说：
“你们看错了。”
现在不知他如何解释这句话。
我希望伯钧接受各方面人士的批评，切实检查政治思想活动的真实情况，老老实实地把同储安平等右派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的关系交代清楚。
扔掉英雄式的主观一套的包袱。
然后端正立场，同右派分子割断政治思想上的联系。
我们曾经同伯钧长期一块进行政治活动的人，应该警觉到同他的思想有一条共同的根子，今天应该挖掉这根子，向左走，坚决向左走！
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钟惠澜、杨逸棠、秦伯未。
钟惠澜根据他的亲身体验，认为共产党是大公无私的，是尊重和信任党外人士的，储安平和章伯钧的谬论是与事实不符的。
杨逸棠说：
章伯钧是在社会大变革中与时代脱了节。
他的错误是根本的思想认识问题；
思想上向往另外的道路，对于现在的制度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
秦伯未指出章伯钧在12日座谈会上还是一肚子不服气，14日报上就登出了他的检讨，他的思想并没有转变得那末快，他还是不够老实。
座谈会结束前，黄琪翔宣布：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14日开了会，会上决议，接受大家的意见和章伯钧个人提出的要求，全党要帮助章伯钧整思想，并且发出通知，要全党正视这件事情。
在这次座谈会上，章伯钧在最后几分钟才到会，没有发言。
有人在发言中对他不到会听大家讲话表示很不满意。

在民革中央小组座谈会上
龙云、黄绍竑为自己的错误辩解
本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于15日继续举行。
陈此生、于振瀛批判了否定肃反运动成绩的错误看法，朱蕴山、梅龚彬驳斥了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龙云、黄绍竑对过去发表的错误言论作了辩解。
黄绍竑认为他说过的“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成为公式，这样就意味着夸大成绩，掩盖错误”这句话，只有语法上的毛病。
龙云说他过去钦佩章伯钧等人的发言，是钦佩他们的精神，不包括内容。
他认为他只犯了“盲目钦佩”的错误。
今天的座谈会上没有对这些辩解进行批判。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央常委、在北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四十八人。
“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成为公式，这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护错误。”
黄绍竑只承认他这种错误论点“有语病”
黄绍竑发言说，5月16日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的“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成为公式，这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的说法，并没有甚么错误。
他只是认为，“把文字仔细检查一下，是有语病的，可能会引起误会或被反动分子所利用。”
黄绍竑对上次会上李世璋对他的批评感到颇为惊讶，同时又表示非常欢迎，认为是“有益的”。
李世璋在上次会上曾经批评他上述说法是颠倒是非。
黄绍竑不同意李世璋的批评。
他说他的那种说法是“想提高机关干部对偏差错误的警惕”。
李世璋在上次会上还批评黄绍竑的另一种看法，即黄绍竑认为“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家破人亡”，李世璋认为黄绍竑把司法方面的缺点所造成的后果说得黑暗阴森，十分可怕。
黄绍竑辩解说，他没有说得那样可怕。
黄绍竑还说，李世璋“说我‘不满意国家经济建设有百分之二三（也是假定的）的错误，这是一种唯心论的观点’。”
黄绍竑说，当然，作为一个人民或国家工作人员，希望政府的成绩做到百分之百或者更多一些，不然，我们为什么高呼五年计划要超额完成呢？
难道我们很唯物地认定成绩只有九十七、八而不向前追求了吗？
邵力子说，鸣鼓而攻，不等于判罪处刑言者无罪，更不等于言者无过
邵力子说，他完全同意上次会上程潜的发言，接着他说，他觉得有些共产党员最大的缺点就是联系群众不够。
有些党员不自觉地脱离了群众，就不免把三害或多或少地反映到工作上。
这次边整边改的方针，确是对症下药。
邵力子说，目前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谬论在群众的正义呼声之下，驳斥得体无完肤，原形毕露，有些人已经低下头来。
还有些没有低下头来的人，要好好地想一想，究竟要走到甚么地方去呢？
他说，抱着“轮流执政”幻想的人，不是愚蠢，也是幼稚。
邵力子说，有人说：
不是言者无罪吗？
怎么围剿起来？
他说，鸣鼓而攻，不等于判罪处刑，围剿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
言者无罪，更不等于言者无过，说错了的话应该纠正，犯重大错误的话更必须予以严正的驳斥。
龙云说，他过去钦佩章伯钧等人发言的精神，只犯了“盲目钦佩”的错误
龙云说，他在民革中央小组第1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因为简单，引起党外人士的批评。
当时他曾说，整风不同以往，与三反五反不同，用不着顾虑，可以放胆揭发错误。
他说他说那话，是因为见一般参加会议的人说话还有顾虑。
他说，那次会上他说过过去“三反”“五反”是共产党整人，现在整风是整掉共产党的缺点。
他说，后来朋友们提意见说，“整”字有毛病，因为共产党整人是整坏人。
他说他听了这批评，是感谢的。
龙云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曾经说过，他对章伯钧等人的发言表示钦佩。
现在，龙云辩解说，他钦佩的是章伯钧等人在整风中起带头作用的精神，并不包括他们发言的内容。
龙云说：
他原来以为章伯钧的发言是有根据的，他最近仔细读了一遍宪法，才发现章伯钧的发言找不出一点根据，知道他犯了大错误，章伯钧的主张是超宪法、超政府的。
陈此生说：
肃反对国家贡献之大莫可估计不能因为有些错误就痛恨肃反运动
陈此生的发言，着重地分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和肃清反革命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批判了对这个问题的错误看法。
陈此生强调说：
我们不能笼统地说“有偏差”，应该是站在革命的立场去看这个问题。
进行镇反运动时的环境是：
解放不久，有些地区还留存着反动武装残余和土匪，社会秩序还不很安定，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还很低，我们的军队和政府还没有摸清谁好谁坏，而反革命的活动又屡屡发现，在这样紧张浮动的局面中（那时我在地方工作，情况的确很紧张），为了保护革命的果实和人民的安全，把下面所说的这些人予以拘捕、管制和追查，是完全必要的，这就是：
一贯顽固地反革命的；
过去做特务工作的；
直到解放前夕还在反动党团、军队、政府负重要责任的（又没有表明投靠人民的态度）；
造谣诋毁革命的。
试心平气和地想想，处在那个时候那个环境，站在革命的立场，把这等人镇一镇，压一压，又算得甚么过错呢？
有些案件，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应这样处分，但在那时刻不能不这样处分。
关于肃反运动，的确，有些地方有些干部没有贯彻注重证据、注重调查研究的方针，而采取粗暴的手段，是斗错了或处分错了一些可疑分子的。
是我们错误就承认，有错误就必须纠正。
但我们又必须站在革命的立场去看待这个问题。
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对我们的危害很大，稍一疏忽便会招致巨大的损失。
为了保卫人民的建设成果，为了保证人民的幸福生活，就必须彻底地肃清反革命分子，为了要求肃得彻底，就必须严格审查一切可疑的分子。
正因为这样干，就搞出了许多反革命分子，这对国家人民贡献之大是莫可估计的。
肃反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是美中不足，是巨大成果中之一点损失。
如果因为有一些缺点和错误而痛恨肃反运动是不对的。
有人把镇反、肃反运动中的错误说得太严重了，大有错误之多多如牛毛的样子，其实并不如此。
（一）被斗过或被处分过的人老不甘心，到处写信呼冤，呼冤之信甚多，你也收到，他也收到，我也收到，实际上同是一个人的呼冤；
（二）原来的处分并无错误，后来因为执行宽大政策，就减轻改判或提前释放，这种人以为就是前判错误，也到处呼冤叫屈；
（三）有些人在当时当地是应该予以惩戒的，后来事过境迁就把他释放了，这些人也是到处呼叫的。
这些情况凑合起来，就构成了一种错误甚多的假象，根据这种假象去批评镇反和肃反运动，当然不会正确的。
于振瀛说：
没有理由说肃反运动缺点是主要的，没有理由说肃反的案子都有偏差
于振瀛从他两次视察中所看到的截然不同的情况，说明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绩，并对否定肃反成绩的错误言论作了批判。
他说：
1955年第1次视察，所有各地视察的代表，都看到在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杀人，放火，放毒，抢夺，……等等破坏行动，使农民不能安心生产，人人自危；
在工厂中反革命分子破坏机器，制造事故；
在城市造谣，发传单贴标语，破坏了社会秩序。
农民和工人向我们代表们提了抗议，问政府管不管，所以人大才作出了肃反的决定。
去年年底我到云、贵、川视察，今年到了河南、陕西，所看到的农村，农民的生产劲头很大，社会很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新风气出现了。
同时地主富农分子，有的改造的很好成了社员，大家都是一德一心的安心搞生产；
工厂里也很少听到破坏事件，工人很安心的积极生产了，这些不能不说是肃反的成绩。
这种成绩说它是主要的，我看非常公道。
如果肃反不采取群众运动，胜利的取得是不可想像的。
如果不肃反，我想农民真会拿扁担、工人要拿起铁条起来直接行动的。
肃反是一个群众性的运动，不是绣花，偏差是在所难免的，它的问题在于有偏纠不纠？
有的偏差已经纠了，有的正在纠，有没有纠的，就要大家反映出来。
没有理由说缺点是主要的，没有理由认为肃反的案子都有偏差。
陈其瑗同意李世璋对黄绍竑的批评，指出黄绍竑没有作深刻检讨
陈其瑗在发言中首先表示他同意李世璋对黄绍竑的批评。
他认为黄绍竑今天发言时对李世璋批评他的几点没有作深刻的检讨。
陈其瑗说，他不同意黄绍竑关于法制问题的看法。
他指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上，黄绍竑有好多次发言，主张把三反、五反和肃反从头来搞过，说每次运动都有很大的错误（不是指某一案件的错误）。
但是，黄绍竑手中有几件错案呢？
黄绍竑只拿了几件错案就说根本搞错了，就提出“平反冤狱”的口号。
他说，从黄绍竑的多次发言来看，好像我们无法无天，而黄绍竑却以保障人权自居。
陈其瑗认为，我国不是没有法，而是已经有了很多法。
当然，现在还缺一些法，如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
他说，三反、五反、肃反，如果用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来判罪，不知要杀多少人，但三反、五反和肃反中，幸亏我们没有拿“六法全书”来判罪。
我们是对可杀可不杀的人不杀，从宽判罪。
这决不能说我们没有法。
陈其瑗还谈到，在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言的第2天，民革中央小组开会，他因事没有参加。
主持会议的李济深主席宣读了写在一张纸条上的意见，大意是说，陈其瑗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很肉麻。
陈其瑗很激愤地说：
“试问：
我在统战部说的话有什么肉麻？
我说，我在内务部和共产党员合作共事，关系很好，彼此之间没有墙、沟，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难道我非要说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才不肉麻吗？”
他说，“为什么李主席要宣布我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肉麻？”
他说，写这个纸条的人是刘斐。
在陈其瑗发言之后，刘斐对这件事作了解释。
梅龚彬质问：
章、罗、储是不是一串？
他认为民革中央对光明日报问题应有严正的措施
梅龚彬发言说，从章伯钧最近发表的文章和言论来看，他对他的错误仍然采取躲躲闪闪的态度。
章伯钧为什么没有严肃地对待他的错误呢？
这同他一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摇摆是分不开的。
接着梅龚彬举出最近史良、吴承禧、杨清源等人揭露的事实，说明章伯钧是储安平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他的思想本质是资本主义的，是反社会主义的；
他的政治态度是机会主义的。
章伯钧的思想既如此反动，因此就不能不耍卑鄙的“两面派”手法。
应该警告章伯钧，企图用空洞检讨来蒙混搪塞是枉费心机的。
梅龚彬认为罗隆基的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本质是与章伯钧一致的。
罗隆基主张由人大、政协另外成立“平反”机构和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性质上是一样的，是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
他问，章、罗、储是不是一串？
他们是不是想捞一把？
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报社的最高管理机构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同组织的社务委员会，社长在社务委员会集体领导下主持社务。
可是受社务委员会付托担任光明日报社社长的章伯钧却没有尊重社务委员会的集体领导的地位与权力，独断专行，和储安平互相借托，把光明日报引导到可怕的危险道路上去，偷偷地改变了报纸明确的政治方向，一时竟成为罪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
对于光明日报最近时期的错误，民革中央决不能分担责任。
同时梅龚彬认为民革中央对于光明日报问题应有严正的措置，向章伯钧、储安平追究责任。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朱蕴山、刘斐。

制碱技术的重大改革
用海水直接制碱
据新华社天津15日电用海水直接制碱的方法最近在天津研究成功。
据制碱工业专家说：
这是在制碱技术上的一个重大改革。
目前，全国最大的制碱工厂之一的永利久大沽厂正在设计一种海水制碱的设备。
利用海水制碱的方法，是这个工厂的技术人员刘福远在最近试验成功的。
以前的制碱方法，是把粗盐溶成盐水，然后再制碱。
这个工厂附近有一块年产二十八万吨盐的盐田，过去全部产品都供应这个工厂也不能满足需要；
采取新的制碱法以后，只要利用其中三分之二的盐田就足够了。
全年可以节约资金四百万元。

发生蝗蝻的情报在农业厅压了五天
山东省某些部门只顾整风放松生产
省党政领导机关正加以检查纠正
本报讯
本报记者肖彦报道：
各级党政领导能否不误时机，集中精力立即把当前农业生产的领导抓起来，已成为山东省农村工作中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的情况是：
很多领导干部，对搞好生产，取得丰收是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物质基础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
不少地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有些放任自流。
某些有关部门正忙于整风，对生产领导放松了。
有的地委、专署机关也没有做到生产、整风两不误。
目前山东省农业生产的情况是这样的：
全省六千二百多万亩小麦，已经成熟，大部地区正收割。
小麦收成和去年相等或略有超过。
由于天气变化无常，6月上旬曾阴雨连绵，个别地区已发生麦子霉烂现象。
必须抓紧时机，组织抢收、抢打。
但有些地区把绝大部分力量投入了夏季分配、粮食征购等工作，领导重心没有真正放到生产上来。
今年春播质量较去年有所提高，春苗一般齐全，多种经营较去年好。
但高产作物播种面积减少了，特别是因为天气干旱等原因，棉花、花生都没能完成播种计划；
耕畜瘦弱死亡现象仍严重；
小型水利建设不及去年多；
资金、肥料也还不足。
这都是生产上的困难。
当前给农业生产威胁最大的，是全省二百多万亩地里发现蝗蝻，且正继续扩展中。
棉蚜普遍发生。
玉米螟虫也有发现。
上述情况说明，山东省争取今年大丰收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这就要求各级领导真正想出千方百计，作艰苦的努力，才能争取大丰收。
根据以上情况，中共山东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曾在5月31日及6月10日两次发出关于加强夏季农业生产领导争取大丰收的通知。
并分别召开了数次会议，检查了生产的各方面情况。
关于整风问题，省委在宣传会议上曾指出：
农忙时期地委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把整风推迟一步。
但根据省委办公厅6月11日的检查，有的地委机关仍在抓开座谈会大“放”大“鸣”，放松了生产领导；
有的第1书记只抓整风，不管生产；
有的生产领导只由专员负责。
最近省级机关领导农村工作的部门，有的也出现了因整风放松对农业生产领导的现象。
如农业厅开整风大会，厅内无人值班。
临清县关于蝗蝻严重情况的报告5月19日到厅，24日才送到负责领导农业生产的副省长那里。
为了立即加强农业生产的领导，省级领导机关又召集了会议，作了如下决定：
（一）根据最近检查情况，再发一次通报，要求各级党委统一思想，坚决地迅速地把夏季农业生产的领导抓起来。
让大家认清：
如果错过最近两三个月的尚可争取完成计划的时机，全年丰收就有落空的危险。
（二）在当前农事紧张情况下，整风应服从生产，以整风精神来积极克服生产中的困难和解决问题。
省有关领导部门也应抽出领导力量抓生产，不能闭门整风。
地委整风能放缓一步的就放缓一步，当前首先集中力量搞好生产。
（三）省、专区及县都要派人下去，深入检查计划完成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同时找原因，找经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动员到生产运动中来，全力争取丰收。
当前首要任务是想尽一切办法搞好夏收，极力避免小麦霉烂损失。
夏种要保证不误农时，提高播种质量。
同时要组织人力，消灭虫害、草荒。
政府现有四架飞机正在蝗害严重地区治蝗。
另外，还准备立即调拨大批农药，赊销给资金确实困难的农业社，紧急杀虫。
中共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为加强对当前农业生产领导，确定每星期三召开一次各有关部门负责干部联席会，及时解决重要问题。

围剿蝗虫！
“蝗虫向农业大丰收进攻了！”
这是6月14日河北日报社论向全省农民发出的紧急信号。
社论说：
去年秋天我省遭受了水灾，残蝗很多，去年又有六百八十万亩麦田是潺耩、犁种的，田间杂草没有清理，留下越冬蝗卵较多，因此，出现了今年蝗虫大量发生的局势。
据省农业厅统计，到6月12日发现蝗虫的面积达二百二十一万亩（实际恐远不止这些），其中大部分地区是在蝗蝻达三、四龄时才发现的，而蝗蝻到五龄以后就变成了飞蝗。
因此，要迅速动员起来扑灭蝗虫。
当前治蝗进度迟缓的原因，在于蝗虫较多的新蝗区，正逢麦收紧张的季节。
麦收当然十分重要，但拖到麦收后再治蝗虫就来不及了。
有些人要求国家多派飞机和拖拉机治蝗，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单纯依赖飞机和拖拉机治蝗，主要应组织群众除治。
社论指出，除治蝗虫最有成效的方法是组织大规模的围歼战，这就需要一个地区的广大群众联合除治。
据农业技术部门计算，若发动三万群众使药械联合除治，一天即可除治三十万亩，杀虫效率达90％，在一般情况下不用治第2次。
但是，目前在除治蝗虫工作中，许多地区多是打“麻雀战”，治蝗效果太小了。
提高治蝗效率，除了组织大兵团作战外，还应作好蝗情的侦察工作，这是争取主动及时消灭的重要前提。
有些地区器械不足，可组织群众制造担架式喷粉器和飞机式喷粉器。
这些工具制造方法简单，治虫效率又高。
社论警告说，现在正是紧急关头，工作中稍有失利，蝗虫就有起飞的危险，那时危害的农田就不只是几百万亩，也不是一个省的问题。
让我们采取一切紧急措施，不让蝗虫起飞！

大面积的五龄蝗蝻亟待扑灭
河南、河北、山东交界地区夏蝗严重
本报讯
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五个省的蝗区防治夏蝗工作在进行中，先后有十架飞机在重点蝗区协助群众喷粉防治。
据不完全的统计，五个省防治蝗虫的面积近二百万亩。
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地区（包括内黄、魏县、大名、临清、馆陶等县）夏蝗最严重。
据最近情况，这一带发生蝗蝻的面积已有一百七十万亩，蝗蝻的密度很稠。
河南内黄县，一般地区每方丈约有蝗蝻三十——一百头，蝗蝻最稠的地方，每方丈多达五千——一万头。
这一带的蝗蝻虽经防治，但是由于一些地区动手过晚和不利气候的影响，目前还有大面积的五龄蝗蝻亟待消灭。
据农业部植物保护局负责人说：
三省交界地区的蝗蝻，目前大部到了五龄，部分已成成虫，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扑灭，它们就会变成飞蝗，蔓延到更大的地区。
这是必须十分重视的事情。
他还说：
去年忽视防治秋蝗，是三省交界地区今年夏蝗严重发生的主要原因。
夏蝗的繁殖力很强，一头雌蝗的卵就会变成二、三百只秋蝗。
因此目前必须切实作好防治夏蝗工作。

学生假期回家乘火车优待办法有改进
本报讯
铁道部旅客局根据学生们和有关部门的意见，修改了学生假期回家乘坐火车减价优待办法，并决定从6月20日起开始实行。
这项办法修改、补充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凡正规学制的学校中没有薪金收入的学生（不包括研究生），在寒假或暑假期间回家或返校时，今年可凭学生证和假期火车票减价优待凭证购买硬席票，取消过去凭学校发给证明文件购票的规定（小学学生仍凭学校证明文件）。
但是每个学生在每一年度内所享受的购买优待车票次数，不能超过四个单程，即两次往返。
（二）取消必须购买往返客票的限制，改为由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选购单程或往返客票。
（三）如学校和学生家庭所在地间，有部分路程需要乘船或汽车，不能购买直通火车票时，可凭学生证和船票或汽车票，购买适当区间的减价优待火车票。

川西平原小麦又获丰收
素有西南小麦“良种仓库”之称的广汉县，八万多亩小麦已全面收割，预计全县小麦将比去年增产一成多。
图为该县和平农业社的社员正在收获南大二四一九高纯度良种小麦。
　刘全玉摄（四川农民报社稿）

巨大的油母页岩矿即将动工
新华社抚顺15日电
一个巨大的露天开采的油母页岩矿——抚顺东露天矿，将要正式动工兴建。
现在，建设单位正积极集结力量，加紧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抚顺煤田上部复盖着大量褐色的油母页岩富矿，含油率高，是人造石油的好原料。
这里的油母页岩层很厚，剥采比又很小， 平均每剥离三点五三吨矸石就可以采出一吨页岩，因此很适合露天开采，成本较低。
现在号称我国人造石油工业基地的抚顺页岩油工业，所用的油母页岩仅靠西露天煤矿供应，不能适应急待发展的需要。
东露天矿的建设，将把蕴藏丰富的油母页岩充分地利用起来，增加人造石油产量。
这个矿是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

怎样集中使用修理车间
——化工部、第2机械部技术人员的讨论意见
本报记者　顾雷
合理地建设和使用修理车间，是件很复杂的事情，涉及到几百或几千个企业。
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可以给国家节省大量资金。
本报曾为此发表了社论和文章，提出应加强企业间这方面的协作。
同一地区如果已有可资利用的机械修理工厂，新建的企业就可以不再修建；
多建了的应该安排其他用途，或把设备调出；
在新的工业区，可以考虑建立中心机械修理厂。
报纸提出的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技术人员的注意。
化学工业部、第2机械工业部的五十多名技术人员，自动组织座谈会，研究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在两次座谈会上，大家认为本报提出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及时的。
但是，有些人认为本报提出的一些意见中，如少建、不建等，结论作得太早，是不慎重的，容易给实际工作带来困难。
因为有许多问题需要具体研究，例如修理车间的任务究竟是什么？
是否可以少建，怎样才能少建？
怎样组织企业间的协作？
修理车间集中或分散，各有哪些利弊？
各企业的产品性质不一样，是否应该有区别地对待这个问题？
大家对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大都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现将讨论中的两方面的意见整理出来，供关心这件事的人参考。
修理车间的任务究竟是什么？
各企业，特别是有些新建企业的修理车间所以大，是因为它负担的任务太重。
在讨论如何确定修理车间任务的时候，有三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我国机械工业有很大发展，可以比过去供应基本建设、生产检修更多的设备。
这就有条件把修理车间的任务控制在检修范围内，通过协作去取得检修时需要的部件，这样就可以大大缩小修理车间的规模。
另一种意见认为，修理车间保持相当的制造能力仍然必要，不这样便无法保证顺利进行生产。
因为每个生产企业性质不同，有通用的设备也有特殊的设备，检修时所需要的设备数量虽不太多，却很零碎，不易订货，即便订到货也不容易及时拿到手，不同意断然缩小修理车间的规模。
再一种意见认为，谈修理车间的规模大小，要看能够协作的部件多少而定。
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压缩通用件的制造能力，非标准设备仍应由自己制造。
但是，同时要看到我国机械设备标准化工作还很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组织通用件的协作，仍然是应该慎重考虑进行的，不能太急。
总之，有人趋向于积极采取措施缩小修理车间，也有人面有难色，但都希望领导机关迅速研究这个问题。
哪些工种应该集中？
大家讨论修理车间能不能集中的时候，一致的意见是应首先考虑哪些工种能够集中、哪些工种不宜集中，然后才能具体地比较利弊。
企业里的修理车间包括很多工种，从大的方面说，一部分是制造的，另一部分是修理（钳工等）的。
再细分一下，除了机修车间外，还有些特殊的工种，如炼油、化工厂里的铆焊工段等。
因此，修理车间的集中与协作主要是制造备件的部分，而不是检修（钳工）力量。
每个企业，依然要留下足够保证完成检修任务的检修工人。
这有很多好处。
一个工厂里的检修工人不仅要在大修时更换某些设备，而且负担日常维护检修、及时排除设备故障的任务。
这些人熟悉本厂设备情况，可以提高检修效率，保证检修质量，降低检修成本。
修理车间的集中，在一般情况下只适用于机修车间，不应包括特殊的工种。
例如，在一个地区里如果只有一个炼油厂，其他都是机器厂，炼油厂铆焊工段的任务是检修或加工各种大型容器，其他工厂很少使用这个工种，集中了反而增加了一道手续。
但是，如果在一个地区里有几个同类的企业，特殊工种也还是可以考虑集中使用的。
大家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认为目前应着重考虑机修车间的建设、使用的问题。
怎样集中？
座谈会上，大家谈的最多的是怎样统一调配、组织协作、合理建设和利用机修车间的问题。
共有七种意见。
第1种，取消企业的机修车间，在一个地区内建立中心机修厂，供应各企业检修时需要的设备部件。
提这个意见的人，认为这样做的优点是：
可以减少设备重复和闲置的现象，能组成较强的加工能力，便于合理地调配技术力量和加强技术管理，节省工卡具，容易平衡生产能力，减少窝工。
有人反对这种做法，理由是：
一个地区有很多企业，性质又不相近，强求集中了，中心修理厂的规模要相当大，不易安排、平衡生产计划。
另外，由谁来领导、谁来设计、谁来建设？
这些问题都不是马上可以解决的。
第2种，在一个地区内，把生产性质相似的企业的修理车间统一组织起来，建立一个修理厂。
这样做的好处是：
由于生产性质相近，不仅可以统一机修能力，还可以统一其他的工种；
不仅通用件可以协作，特殊部件也有了通用性，便可以集中特殊设备，减少设备费用；
也易于安排检修备品的生产计划。
反对这种做法的理由有两个：
一个，这个修理厂由谁领导？
这几个企业属于一个部门还好办，如果属于两个以上的部门，以谁为主，怎样保证不发生本位主义的现象呢？
另一个，如果这几个企业的机修能力并不大，可以不必增加这层麻烦。
第3种，以大带小，即在一个地区里由一个机修车间大的企业，去统几个小企业已有的机修车间，或者某些小企业不再建设或扩大机修车间，然后统一安排任务。
这个意见遭到不少人的反对，认为虽然可能有某些节省，却是一种复杂的配合关系。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小企业经常要去求助于大企业，而大的企业也不愿意有这种管理上的麻烦；
在检修任务紧张的时候，容易发生不易解决的矛盾。
第4种，各厂机修车间只保留供应中小修时所用部件的加工能力，把大修时制造部件的力量拿出去，组成中心修理厂，或者外出订货。
因为大修时，要调换很多设备，委托给中心修理厂更合适，免得自己虽然准备了大检修的能力，而大修时又不能完全把活包下来。
这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这样做还没有解决中心修理厂如何建立、如何进行生产的问题，在设备利用上也不一定很经济。
例如，大修或中修时，需要同一种特殊设备制造部件，即使把大修的活分出去，还是要装一台或几台特殊设备，其利用率一定不高。
第5种，各企业的机修车间只保留检修标准件的加工能力，把非标准件的制造任务分出去。
根据许多机修车间的情况，平常窝工最多的，是制造非标准件的某些特殊设备，因此可以按工业部的系统建生产非标准设备的机修厂，或在一个地区组织这样的工厂，是能够减少特殊设备费用的。
有人认为不可以这样做。
根据过去经验，耽误检修工作的，往往是非标准设备而不是标准设备，因此工厂应保留非标准设备的制造能力，把标准设备的制造能力分出去。
第6种，觉得目前这方面的意见不一致，困难很多，又没有经验，最好是先在一个地区内，把属于同一个工业部又毗邻的两三个企业组织起来协作，研究一下协作的问题，然后加以推广。
这样，免得搞得太急而妨碍生产。
在第2机械工业部的座谈会上，大多数人同意这个意见。
第7，个别同志的意见是，机修车间不能集中，还是自己有才方便。
这个意见，在会上没有人赞成。
对三个问题有一致看法
上述意见虽然不一致，但有三个问题却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一个是，如果要搞中心修理厂，最好是由地方上领导，既可以防止发生本位主义，还可以同地方上其他机修力量统一安排任务。
另一个是，如果组织小范围的协作，最好以一个工业部为单位调整，这样便于协作，也可以免去扯皮之苦。
再一个是，如果要组织部与部之间的协作，不管是利用原有的还是安排新建的机修车间，最好由国家建设委员会出面组织，这会比由各工业部直接组织顺利得多。
两次座谈会还讨论了如何合理地建设和使用中心实验室的问题。
不同意集中使用中心实验室的人比较多。
但是，大家也提出，尽管问题很多，不等于完全不可以进行协作。
例如，至少可以组织负荷很低的设备统一使用，因为目前有些实验室里的仪器非常贵重，放在一个单位里常常闲着，能集中起来，还是大有好处的。
至于究竟哪些种设备可以协作，尚待进一步研究。

把弱苗变成壮苗
本报武汉电
湖北各地为了争取农业增产，正积极设法把弱苗变成壮苗。
目前水稻生长不良的禾苗大约占水田总面积10％至15％；
生长不好的棉花苗约占棉地总面积20％左右。
这些苗叶黄茎瘦，原因是农田缺肥；
其次是病虫害。
目前各地县委会召开了电话会议和战地会议，并动员大批干部和农民重视这项工作。
来凤县星星农业社，检查出一千四百亩秧苗中有六百亩苗生长不良，管理委员会即迅速组织劳力——薅草，同时以现金收买社员的肥料进行追肥。
应城县西十乡采用夜间点灯诱杀螟蛾的办法，一夜捕灭螟蛾二十一万多个。
荆州专区四个县有八百九十二个社建立分户管田责任制，保证禾苗健壮地生长。

抓紧时间　想尽办法　争取丰收
消灭缺肥田
新华社长沙电
湖南省各地农民力争今年大丰收，抓住消灭缺肥田而突击开展夏季积肥运动。
现在，全省每天约有一百多万人投入割青草、沤绿肥和增积土肥等活动。
据湘潭专区十一个县、市的四千一百六十七个农业社到5月底的统计，共积有各种肥料一千五百多万担。
古丈、凤凰等县半个多月内就积了四百多万担绿肥。
隆回县和城步苗族自治县割青草后，缺肥问题已基本解决。
据检查，今年湖南省无论在湖区或丘陵山区，稻禾一般都生长良好，田野里一片绿油油的稻苗已发蔸封行；
棉苗也长有两、三寸高了。
一些老农说：
像这样下去，争取今年丰收很有希望。
但各地在检查中发现当前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有些田缺少肥料或根本没有下一点肥料。
这些田里的稻苗长得又黄又瘦，不大发蔸。
缺肥和无肥的主要原因是，去年冬旱，缺少肥源。
其次，有些农业社未能很好解决远田和近田施肥的矛盾，以及主观提早插秧等，以致有些田没有施一点肥料就插了秧。
这种缺肥和无肥的田，许多农业社都有，工作落后的社和生产队更多一些。
各地中共党委在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发动农民开展夏季积肥运动，并结合民主办社，突击整顿一些工作落后的社和生产队。
现在，各地农业社除大力积肥外，还赶紧追肥。
供销社也把存有的一批商品肥料供应给农业社，用于消灭缺肥和无肥的稻田。

繁殖耕畜
本报讯
山西平遥县义和农业社，为了帮助各兄弟社繁殖牲畜，发展农业生产，曾确定社里的几个配种有经验的社员，牵着公畜分赴附近乡、社，帮助配种。
自3月初开始这项工作以来，已给二百多头母畜配了种。
　（京瑛、咸正）

请看上海市郊的三个新工业区再生胶厂和生产尼龙、手表的工厂将在这里建设起来
谁说工业建设成绩不大？
请看上海市郊的三个新工业区
再生胶厂和生产尼龙、手表的工厂将在这里建设起来
新华社上海15日电
新华社记者贺昌华、徐方义报道：
目前上海郊外正在兴建三个新的工业区。
在新的工业区里，将要建设起几十个中小型的机电、化工、仪表工厂。
这三个工业区初步规划的土地面积约九千亩，占上海现有工业用地的六分之一。
记者曾驱车观看了这些新工业区的现场。
在初具规模的桃浦工业区，一片红色的新厂房呈现在眼前。
这里是上海新的化学工业区，已经建设起来的糖精厂、漂染厂、染料厂和金笔厂毗邻相接，远远望去，那边是我国罕有的再生胶厂。
泰山有机化工厂的一位厂长陪同我们参观了制造糖精的设备，全国约90％的国产糖精都在这里生产。
著名的华孚金笔厂，因为笔杆用的赛璐珞是易燃品，也在这里建设起新工厂，年产华孚、新民、英雄等牌号的金笔、钢笔二百六十多万支。
新工业区还留下大片空地。
陪同记者参观的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担任总体规划工作的同志说：
在这里的空地上，将要建设一批出产尼龙、有机玻璃、原药等化学工厂。
汽车在彭浦工业区——未来的机电工业区行驶。
记者从窗口望出去，成群的木船从小河里运来了砖头、石子和毛竹，建设新工业区的工人们首先在建造他们自己的工棚。
动工最早的华通开关厂规模很大的配套车间，已经在平整场地。
担任总体规划工作的同志在地上摊开了规划图，他说，今年这里还要建设全国唯一生产五十吨和一百吨造纸机的中华铁工厂，以及生产大型铸件锻件的慎和翻砂厂。
记者从北郊绕过将近半个上海的郊区，最后来到漕河泾工业区。
这里是未来的仪表工业区，将来要出产电光分析天平、光电比色计、温度计、压力计等仪表。
现在，压路机正在开辟一条把新工业区同市区紧密连接起来的干道。
出产绘图仪器著名的普发仪器厂的新厂房已经开始动工，空地上搭起了脚手架。
担任总体规划工作的同志指着远远的地方说：
我国现代化的手表厂就要建设在那里。
它每年能出产手表十几万只。
据记者了解：
三个新工业区的工厂，大部分都是从市内迁来扩建的。
它们的旧厂很多是座落在市内的弄堂里，厂房狭小拥挤，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有些厂排出的气体还伤害市民的健康。
新厂建设起来以后，一般在一个月、半年或一年的时间内，就可以收回全部新建或扩建的投资。

赶修水利工程
新华社保定电
河北省目前有十五万民工在赶修二十多项水利建设工程，以抗御洪涝灾害和发展灌溉面积。
河北省今年计划兴修二十九项水利建设工程，现在有二十二项正在施工，其余七项最近也将动工。
到5月下旬，动工的工程已完成土方一千五百多万公方，占计划的53％；
同时完成大小建筑物一千一百多座。
预计多数工程在今年汛期以前可以完工。
今年兴修的有水库、防洪工程、排水工程和灌溉工程四类。
其中如靠近河北省工业城市——唐山市的陡河水库，今年秋季即可蓄水。
这个水库的容量为二点○八亿公方，可以保证唐山市和沿河一带农田不再受洪水威胁。
九项灌溉工程今年完工后，预计共可扩大灌溉面积近五十万亩，将使过去的盐碱荒地变成良田。

飞蝗
飞蝗是我国农业生产中为害最严重的一种害虫。
远在公元前七○七年，我国历史上就有蝗灾的记载。
两千六百多年以来，曾发生蝗灾八百多次，平均每三年一次。
我国飞蝗的分布大致分为：
沿海、新疆和台湾三个蝗区。
蝗虫大发生的年代，大量飞蝗就会从蝗区遮天蔽日地成群远飞各处。
1933年沿海蝗区的飞蝗曾蔓延到九个省的二百六十五个县。
华北、华东地区的飞蝗，一般每年发生两代，第1代叫夏蝗；
第2代叫秋蝗。
飞蝗的幼虫——蝗蝻，发育期间先后脱皮五次，共五龄（孵化出土叫一龄，脱第1次皮叫二龄，以后每脱皮一次增加一龄，脱第5次皮后变成成虫）。
蝗蝻在四、五龄期活动能力很强。
五龄蝗蝻每分钟能向前跳进二十多市尺，能连续在水中游泳十三到二十八小时。
它的分布面积，在四、五龄期间，一般能扩散几倍或几十倍。
飞蝗的飞翔力极强，迁移的时候可以继续飞行一天以上，并且可以夜间飞翔。
飞蝗的食量比三龄以前的蝗蝻一般大二、三百倍。
因此，飞蝗的为害性更大。
解放以后，国家十分重视灭蝗工作。
从1953年起，在蝗区各省建立了治蝗专业机构，逐年拨付大批防治经费。
为消灭蝗虫，中国科学院和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已分别在南北蝗区结合防治进行了试验研究。

世界和平理事会举行分组会议
讨论关于禁止核武器的报告
新华社科伦坡15日电
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14日上午举行各委员会会议。
世界和平理事会全体会议一共设立了两个委员会，分别负责讨论和起草关于禁止原子核武器和关于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报告。
这两个报告预定在15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进行大会讨论。
各国代表团在下午分别举行地区性集会，互相会见，讨论共同有关的问题。

中德排球队进行了两场激烈比赛
我国联队红队男女两队都以三比一获胜
本报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男、女排球队昨日晚上在北京体育馆内，对中国联队红队男、女排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比赛，结果中国男女两队都以三比一获胜。
客队女队的柯尔恩和莱茵荷得的扣球虽然硬而有力，但多被红队拦住和救起，而红队的花桂卿、王子淑的猛扣和全队密切的配合，使红队以十五比七、十五比十二、十三比十五和十五比十赢得了胜利。
男队的比赛，使观众看得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双方的猛扣、拦网和抢救险球，博得了观众不断的掌声。
主队以快扣、梯次和拉开的多样战术，取得了十五比十、十五比七、十三比十五和十五比七的胜利。
比赛完毕，陈毅、聂荣臻副总理接见了双方运动员，并和大家一一握手和照像留念。

中苏田径队一场友谊对抗赛
“狄纳莫”取得二十二项比赛第一
我国运动员创造八项全国新纪录
本报讯
昨天，中国田径混合队与苏联“狄纳莫”田径队，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了正式的对抗赛。
“狄纳莫”队以五十三点五分对三十三点五分取得胜利。
在二十七个比赛项目中，我国运动员虽只取得了五个第1名，但是却有八个项目打破全国纪录。
昨天的女子跳高特别使人紧张，当横竿升到一公尺六十五公分超过了全国最高纪录四公分时，大家都屏着呼吸，等待着这紧张的一刹那。
只见我国运动员郑凤荣踏着有节奏的脚步，跑到沙坑旁一跃而起，跳过去了。
鼓掌声顿时从四面响起，这时苏联女运动员走上去向她献了一束鲜花，表示祝贺。
我国运动员取得五项第1名是：
女子的跳高、铁饼、一百公尺，男子的跳高、一百一十公尺高栏。
打破全国纪录的八个项目是：
女子的跳高（1.65公尺“新成绩”——1.61公尺“全国纪录”）、八十公尺低栏（11秒4——11秒5）、八百公尺（2分17秒2——2分19秒5），男子的跳高（1.96公尺——1.95公尺）、撑竿跳高（4.22公尺——4.20公尺）、链球（50.68公尺——48.74公尺）、四百公尺接力跑（42秒9——43秒）和三级跳远（14.95公尺——14.80公尺）。
（附图片）
蔡艺墅的撑竿跳高以四公尺二十二公分的成绩打破全国纪录。
本报记者　袁毅平摄

加强两国文化交流
中德签订文化合作协定
新华社15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1957年执行计划今天在北京签订。
这是两国建交以来所签订的第5个执行计划。
根据协定，1957年两国在文化方面的合作将以科学方面为重点。
这对两国科学院建立直接合作，互派教授进行讲学和教学，互派研究生和留学生都具有重大意义。
两国文化机构将建立直接联系，交换他们的经验和资料。
此外，两国将互派各种文化代表团到对方国家进行考察等。

尼泊尔首相接见我文化代表团
据新华社新德里15日电
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6月13日下午在加德满都秘书处大厦接见了以楚图南为首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后者是由中国驻尼大使潘自力陪同进见的。

布达佩斯工业展览会闭幕
十一天中约有观众一百万人
本报布达佩斯14日电
05月31日在布达佩斯开幕的匈牙利全国工业展览会，已于6月10日闭幕。
在展出的十一天中，观众大约有一百万人。
今年的工业展览会的规模比1955年的展览会要大一倍。
会址占地面积二十万平方公尺，有近千个单位参加展出。
展览馆共有十四个，还有长达一公里的小卖铺。
展览会的内容丰富多采。
1955年的展览会展出的主要是地方工业品，今年展出的是以大型工业品为主。
展览会中最引人注目的展览品是耸立在广场上高达二十六公尺的新式水塔，机器馆的新式机床、汽车、载重汽车和各种各样的摩托车。
在精制的天文仪器、地下电流测量器和检验工业器材的爱克斯光电视机的四周也总是围满了观众。
除重工业和轻工业产品以外，展览会上还展出了许多手工业品。
据统计，参加展出的约有一百零八个手工业合作社和四百六十个个体小手工业者。
这一百零八个手工业合作社一天内就销售出一百五十万福林的货物。
（附图片）
布达佩斯工业展览馆鸟瞰　匈牙利通讯供稿

“帝国主义先驱论坛报”
美国“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侵入中国领空进行武装挑衅，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应有的打击。
这件事情，连美国国务院也无法抵赖，只好以“有雾天气”为借口，来遮掩自己的侵略行为。
可是，对于中国恢复它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害怕得神经衰弱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却趁此机会出来大放厥词，说什么“从国际道义的观点来说”，中国的人民武装力量打击侵犯中国的领空的美国军用飞机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据这家报纸说，“不论一架飞机是否迷失方向，如果没有良好理由而向它开火，那都是不道德的和不负责任的行动。”
因此，据它说，中国还不配进入“国际大家庭”。
照“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理论，国际公法是被一脚踢开了的。
而美国飞机侵入别国领空，不管有任何动机和原因，都是有“良好的理由”的，有“道理”的，有“道德”的，而且是“负责任”的。
没有“良好理由”、“没有道理”、没有“道德”、“不负责任”的倒是那些捍卫自己主权、抵抗侵略的人。
“纽约先驱论坛报”如果认为它的这套理论站得住脚，它为什么不建议美国政府发表这样一个声明：
美国决不干涉侵入美国领空的任何外国飞机？
鉴于美国政府总是吹嘘它是一个很讲“国际道义”的政府，“纽约先驱论坛报”为什么不要求自己的政府先做出个榜样来？
“纽约先驱论坛报”没有这样做，这就证明了它并不是什么国际道义的先驱和论坛，而是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的先驱和论坛。
它最好把它的名称改作“帝国主义先驱论坛报”，而不必用“先驱”和“论坛”的牌子来挂羊头卖狗肉。
（江）

我国田径队赴蒙比赛
本报讯
中国田径混合队一行十八人在昨日上午乘火车去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是去参加6月21日到23日在蒙古举行的中国、朝鲜、蒙古三国田径比赛的，运动员中有百公尺、八十公尺低栏、跳高的著名运动员、运动健将刘敬仁、文蕴珍、李大培等。

我驻锡兰首任大使
向锡兰总督递交国书
新华社科伦坡15日电
中国驻锡兰首任大使张灿明在6月14日上午向锡兰总督奥利弗·古？
狄莱克递交国书。
张灿明大使在递交国书时向古？
狄莱克总督致颂词说：
中锡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将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的发展，这一发展是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的，并且也有助于亚非各国的友谊和团结，有助于世界和平的巩固。
张灿明大使说：
由于我们两国都取得了独立，并且决心保卫世界和平，因此，就有可能把我们两国之间的为殖民主义者所切断的悠久的友好关系恢复起来。
他说：
两国贸易协定的顺利执行和周恩来总理对锡兰的访问加强了这种友谊。
古？
狄莱克总督在答词中对中国大使表示欢迎，他预言即将在北京进行的贸易谈判将能胜利成功。
他说：
锡兰和中国在五年以前签订的贸易协定非常重要，执行情况很令人满意。
古？
狄莱克总督说，锡兰是冲破反动势力的障碍同中国贸易的第1个国家，它曾经受到各个方面很大的压力。
他说，他很高兴许多国家现在都仿效锡兰同中国贸易了。
他请中国大使代向周总理致意。

把各国人民愿望变成行动
苏联建议两三年内暂停核爆炸
主张在苏英美和太平洋设监督站
新华社伦敦15日电
苏联代表佐林在6月14日复会的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立即暂时停止核武器试验的新建议。
佐林建议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至少在两三年里暂时停止核武器爆炸。
由于西方国家曾经以没有国际监督就无法保证停止试验为借口，来反对达成协议，苏联在新建议里规定对暂时停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试验建立国际监督。
苏联代表建议在苏联、英国、美国和太平洋建立若干监督站。
他还建议在联合国下面设立监督委员会，对协议的执行进行监督，并且向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苏联代表认为：
作为一种临时性措施，核武器试验暂停的期限必须是两年到三年，因为如果期限比这短，那就会毫无意义。
如果只暂停几个月，那就只成了准备下次爆炸的准备时间。
英国和平委员会在6月14日发表了佐林的一封来信，这个委员会曾经写信给裁军小组委员会的五国代表，敦促达成裁军协议和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协议。
佐林在对和平委员会的答复中写道：
“苏联代表团完全同情英国人民和全世界其他各国人民对现在进行的原子弹氢弹试验以及对大量经费继续用于军事目的所感到的焦虑。
“苏联代表团将尽一切努力，争取就裁军问题，特别是停止核武器试验问题达成协议。
“但是，由于西方某些集团的反对，要达成协议还有一些困难。
“因此，各国政府和公众团体都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排除妨害达成裁军协议的障碍。”
英国和平委员会说，它现在还没有收到其他代表的答复。
据新华社伦敦15日电
本社记者彭迪报道：
苏联已经在6月14日复会的裁军会议上向西方国家提出新的建议，但是西方国家却在继续采取着拖延谈判的态度。
法国代表莫克在佐林向小组委员会提出新建议以后立即发言说，拥有原子核武器的国家如果就停止试验问题达成任何协议，法国是不愿意受这种协议的约束的。
莫克想使问题复杂化，他说，苏联也应该同意停止为了军事目的而生产裂变物质。
美国代表史塔生支持莫克这个意见。
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会议最近已经一再休会和延期。
这完全是因为美国代表史塔生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去同其他西方国家和华盛顿方面进行商谈。
阿登纳则比谁都害怕在西德选举以前达成裁军协议。
英国也有人主张使西德继续在一定限度以内扩张军备，以便使它不致于在经济和商业方面力量强大起来而成为英国的劲敌。
苏联新建议对公众的强大吸引力使西方国家感到担心。
在这种困难的处境之下，史塔生和英国代表诺布尔在昨天会议上都再一次强调地说，应该更加慎重和进行更多的非正式商谈。
会议将在17日继续举行。

美国黩武者灭绝人性
竟要用活人试验氢武器
新华社柏林15日电
据“新德意志报”报道，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决定用活人来试验氢武器的效能。
这个委员会选择拉丁美洲的亚马孙河丛林作为试验地点。
据宣布，那里是试验放射性原素锶——九○作用的“理想”地区。
这个委员会还杀气腾腾地说，作为试验对象，离开其他物品供应中心的印地安移民的辐射后果“一定会比其他地区来得快”。

苏联开始建设巨型原子能电站
三年后首批工程的发电量将达四十二万瓩
本报莫斯科15日电
苏联开始建设一个巨型原子能发电站。
它的第1批工程将于1960年发电四十二万瓩。
它的反应堆将以天然铀和选炼铀的混合物为燃料。
它与三年前建成的第1座原子能发电站不同之处在于：
在反应堆里，在第1回路的水经过的地方，中子减速器同时是传热器。
每一小时将有三万立方公尺水经过反应堆，这些水加热到二百七十五度。
这个热传给第2回路的水。
由蒸汽发生器产生蒸汽，推动发电的涡轮机。
据计算，这座原子能发电站的电力成本将和发电力相等的热电站的电力成本差不多。

苏联青年响应团中央号召
踊跃参加新垦区收割
本报莫斯科15日电苏联各地青年学生纷纷响应苏联共青团中央6月14日发出的号召，这个号召要求各地团组织在今年夏天动员二十七万到三十万青年到新开垦的地区去帮助收割。
高尔基城团组织准备动员五千青年男女到新垦地去，但收到的志愿参加收割的申请书已达一万份。
白俄罗斯共和国团中央已经送了一万一千志愿者去新地帮助春耕，现在各个高等学校正在组织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队。
莫斯科高等学校的学生们在读到了这个号召后，也都动员起来了。
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和哲学系已有七百多名同学报名参加今年的收割工作。
包曼工学院也有六百名学生提出了同样的申请。

要求自由贸易的浪潮冲破美国堤坝
荷兰比利时决定放宽禁运
日本大阪经济界和西德贸易团体要求仿效英国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
自从英国宣布放宽对中国贸易限制以后，各国政府以及贸易界人士都跃跃欲试，步英国后尘。
荷兰外交部6月14日宣布，荷兰政府将放宽对中国、朝鲜和越南的贸易限制，使它同对东欧国家的贸易限制相一致。
比利时政府6月14日晚上发表公报，决定“修改”它在对中国出口方面所实行的“贸易限制”。
与此同时，日本产业中心——大阪的经济界和地方议会议员们一致要求日本政府追随英国，放宽对中国的“禁运”。
大阪府议会已经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政府考虑到大阪地区的产业和贸易特点，放宽对中国的“禁运”。
大阪商工会议所也决定要求岸信介同美国谈判放宽“禁运”问题。
这个工商界人士的联合组织对日本政府采取的“调解”态度表示不满，要求政府仿效英国的做法。
西德经济“东方委员会”14日要求政府尽快争取放宽对华禁运的货单。
委员会在给政府的电报里说，它认为西德政府应该赶紧在正在巴黎考虑这个货单的十五国“中国委员会”里积极争取放宽禁运。
负责同社会主义国家商订贸易协定的“东方委员会”将在10月间派代表到中国商订贸易协定。

访问上甘岭
冯征
人们传颂的上甘岭，实际是指上甘岭597.9和537.7北山，两个不到四平方公里的狭小高地。
1952年初冬，我志愿军某部在粉碎敌人对这一阵地的进攻中，曾取得了歼敌二万五千多名的巨大胜利。
上甘岭因此而成为举世闻名的英雄阵地。
从五圣山山脚走向上甘岭，要先翻过一个山堡，通过一个坑道，便进入非军事区。
民警队的哨兵检查了停战委员会发给我们的证件，接待了我们。
非军事区是被一道铁丝网隔绝起来的。
半山坡竖着一个黄牌子，上写着“非军事区北沿”的中文和朝文字样。
黄牌子以南，弹坑累累，被炮火摧毁了的松树和枫树，只剩下满是弹痕蜂眼的秃桩子。
顺着蜿蜒的山道，踏着没膝的雪路，我们走到了一个三面环山的小盆地。
泉流从冰封的山脚下爬了出来，汇成一条小溪。
顺着小溪下去约一箭之地，有两间新搭起的草房，这就是下甘岭。
真正上甘岭的山村，还在下甘岭过去一点。
我们是为了访问英雄阵地和慰问英雄的战士们而来的，所以，直接就向597.9高地前进。
上甘岭的高地，完全为深厚的雪所铺满，它像一个披着白色斗篷的巨人，俯瞰着和平的防线。
从山脚到山顶，坡度很陡，弹坑一个连着一个。
有的弹坑方圆约近十公尺，虽然复盖了厚雪，也还有几尺深。
这是上甘岭战役中敌人炮火严密封锁的痕迹。
在战争艰难的日子里，战士们运送东西，抢救伤员，都要通过这一地带。
我们上山，稍一不小心，也会滑在弹坑里，洗一个大雪澡。
同行的人，似乎都和我一样沉浸在对战争时期艰难的日子的回忆里，脑海里不断地浮现出影片上甘岭中运送东西和抢水的场面。
汗从头上、背上止不住的流着，内衣早已溻湿了。
直到我们在一个削绝地带发觉了几个坑道口的时候，才停了下来。
过去我没有到过这个值得纪念的地方。
但从多少英雄们的口中，从记者和作家的笔下早已熟悉了它。
当敌人数度控制上甘岭山脊的时候，我们那些顽强不屈的战士们，凭借着并出入了这些小小的坑道口，去反击敌人，保全了这个英雄的阵地。
从半山腰的坑道口到山脚，看来不过一二百公尺，但为了取得一点泉水，那时不知付出了多少战士的鲜血。
我们踏着英雄们开拓的血路，继续上爬。
满山尽是被烧焦了的秃树桩子和被打碎了的山岩。
树桩子里满是弹头，钢片片；
山被削平了几公尺，岩石被打得烂碎；
但是我们的志愿军并没有被赶下山去，我们的战士仍然屹立在上甘岭。
这是多么值得自豪的事啊！
我看到和想到了这些，热血上涌，还不知从那里来了一股劲，一口气就冲了上去。
接近山顶的时候，十多个带红袖章的民警战士，从一间茅棚中跑出来接我们。
“同志们辛苦了！”
我三步并成两步赶到他们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们招呼。
“为人民服务！
为祖国！
为和平！”
战士们话未说完，就一个个轮流用双手来紧握我的手。
从他们真挚喜悦的表情里，可以看出，他们多么殷切地盼望来自祖国的人！
我擦了擦像是刚从池塘里钻出来的头和前额。
心里十分宽畅。
一切疲倦似乎都已消逝了。
在雪封冰冻的山腰里，一点冷的感觉也没有。
在战士们的拥簇下，我走进了他们的营房。
营房分内外两间，生着一个用汽油桶改做的火炉子。
暖炉一旁，用罐头箱子改造成的桌子上，放着解放军战士、各种各样的小人书和报纸。
也有玩得破烂不堪用纸糊裱过的扑克牌。
用葛藤编起、黄泥涂刷过的墙壁上，挂着毛主席、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元帅的肖像，贴着一张我们所熟悉的一个带红领巾的孩子高擎着和平鸽的
“保卫和平”的年画。
这是战士们从坑道里搬出来之后，所建设的“阵地之家”。
我正在好奇地欣赏着战士们的创造，一个战士捧过一碗白开水来。
这真真好极了，我一口气就喝完了它，接着又干了一碗。
一霎时，只觉得满口香甜。
我便情不自禁地说：
“好甜的水！”
战士们都笑起来。
一个操四川口音的战士说：
“朝鲜的水本来就甜，上甘岭的水比别处更甜，这是我们自来水公司的上等产品！”
唔！
真牛皮，这里那来的自来水公司呢？
我暗暗地想着、笑着。
那个战士似乎觉察出我不以为然的神情来，便拉我到门口，指着不远的一块平坡说：
“你看，那就是我们的自来水公司。”
我定睛一看，果然不错。
在一块石崖上真有一根长长的铁管子，泉水从管子前端的冰椎上不停地流向一个铁桶里。
战后就在这个阵地上的民警队分队长赵佐山同志对我说：
“过去喝水不从山下背，就从坑道里用碗接，战士们想了个法子，把一根管子插入了泉眼，泉水就顺着管子流出来了。
真是自来水！
现在，煮饭、喝水的问题都解决了。
假如节省些用，洗澡、洗衣服也不成问题！”
我从内心里钦佩战士们的智慧和创造，还特地和为我介绍这一情况的那个四川籍的战士再次握了握手。
他叫陈顺富，二十一岁，是个黑红圆脸、目光炯炯的壮小伙子。
我和赵队长一起，沿着玉石般的冰封的小道，走上五九七点九高地主峰。
转身一望，但见雄伟壮丽的五圣山巍峨一片。
我激动的心情，透过辽阔的天野，飞向亲爱的祖国。
在我的脚下，就是举世闻名的英雄阵地，在那些被雪复盖着的树桩子的根部和一簇新生的枫树芽下，洒遍了黄继光、孙占元、牛保才、朱有光、王万成等无数英雄们的鲜血。
此刻，旋舞着的鹅毛大雪，驾着来自海上的风暴，消逝在北朝鲜圣洁的山峦之中。
在我方非军事区以北，全是白茫茫的春雪，万里和平景象。
我转身向南望去，在陡峭的上甘岭下，一公尺以上的厚雪，还掩盖不住丛生的荒草，遍处是被摧毁了的破烂的钢铁，满是红锈的铁丝网上挂着各样的地雷和铁筒。
从上甘岭向金化平川望去，一片恐怖的死静笼罩着南朝鲜，煞像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无人区。
忽然，对面鸡雄山的背后，传来了隆隆的炮声，两架“油挑子”沿着非军事区上空轧轧飞过。
赵队长告诉我说：
“这是美李军在进行军事演习，他们天天叫嚷北进，在加紧战争准备！”
我清楚地意识到这里就是正义对强暴、和平对战争斗争的前哨。
我们志愿军民警队的战士们，正在雪深没膝的军事分界线上，巡视着和平的防线。
上甘岭上，我们的战士作了多次的修整和打扫，但战痕依然清晰可见。
这儿，年青的山峰已被削成平顶，锋锐的岩石被磨成粉末。
但我军战士用心血和双手挖筑的坑道工事，却依然屹立山巅，直通山腰。
谁敢说这不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呢？
我满怀崇敬的心情，顺着山蜒走向一个被炸毁了的碉堡，这里和高地主峰互为畸角，位置很突出。
亲爱的朋友们，不用问，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号阵地，英雄黄继光舍身炸碉堡的地方。
在被雪掩盖了的长满白草的碉堡上，洒满了烈士们的鲜血。
我虔诚地脱下了帽子，默默地悼念那些把鲜血洒在这里的烈士们！
战士们招待我们吃午饭。
我们分别围着三个磁盆。
菜很丰富，一个青菜炒蛋粉，一个白菜熬豆腐，一个辣椒炒萝贝。
我怀疑他们那里来的这么多菜，看来是专门招待我们的。
赵队长笑着对我说：
“现在你来的不是时候，等夏、秋天我们种的黄瓜、西红柿下来的时候，谁都是挑着吃。
在北京，怕也不如我们这里吃菜方便呢！”
边吃饭，战士们也向我介绍他们的生活。
他们计划今年收七万斤菜，菜种子已经选好了，有些战士还专门从家乡要了些难找的菜籽来。
赵队长说：
“去年种的瓜和菜，自己吃不完，还送给人民军同志一些。
去冬，我们积了肥，疏通了水道，今年我们要在朝鲜前线，也搞他个大丰收！”
战士们都是赵队长计划的忠实拥护者。
他们告诉我，赵队长是河北滦县人，今年不到三十岁，抗日战争末期参加了队伍。
1950年志愿入朝，他当过通信员、侦察员……什么员都干过，不仅是个打仗好手，也是生产能手。
无怪他说起生产来头头是道呢！
战士们深深的怀念祖国，怀念亲人。
我和他们整整聊了下半天，只要是关于祖国的事，他们什么都问，什么都想。
他们再三地要我带信给祖国的人民和毛主席，说他们决不会辜负祖国的委托。
当皎洁的月光照临上甘岭的时候，我才不得不和这些守卫在英雄阵地的亲爱的战士们依依惜别。
有几个不值勤的战士，还一直把我送出非军事区，临别时，还是那个四川籍的战士亲切地对我说：
“同志，这是我的两张照相底片，请你帮我带回祖国洗一洗，并帮我寄回家里去，我的家是四川蓬溪……”另外，他拿出五元人民币。
钱我没有收，底片我收下了。
我完全了解这些远离乡土的战士们。
我要把他们忠于祖国和怀念亲人的心意，告诉给祖国人民。
（附图片）
上甘岭上的民警（速写）何孔德作

为了用原子武器装备美李军队
美国策划篡改朝鲜停战协定
新华社15日讯
据合众社从华盛顿发出的消息说，美国不久将同参加侵略朝鲜的国家商议片面修改朝鲜停战协定，以便用新型武器武装驻在南朝鲜的联合国军部队。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国防部长威尔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等都曾经不断叫嚣，要把新型武器运入南朝鲜，把驻在南朝鲜的美国和南朝鲜军队改编为原子部队。
据合众社记者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认为，美国以及其他参加侵略朝鲜的国家目前应就修改朝鲜停战协定第13款中关于禁止自朝鲜境外运入增援武器的规定采取某些行动。
这些官员说，一旦这些国家就应当如何修改第13款的规定取得协议以后，美国就将把修改停战协定的意图通知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

全日群众团体要求取消美军基地
社会党促美国驻军全部撤出日本
新华社15日讯
日本全国一百二十个群众团体的代表共一万人，今天下午在东京举行了“向美国提出要求国民大会”。
大会通过决议，要求美国废除日美“安全条约”和“行政协定”，并且撤除在日本的军事基地。
参加大会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和平人士、文化界人士在他们通过的决议中，还要求美国把冲绳岛和小笠原群岛的行政权归还日本；
反对美国把核武器运进日本和把原子部队驻扎在日本；
要求美国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政策，并且废除对中国的“禁运”限制；
要求美国同英国、苏联签订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定。
大会在闭幕后，派遣代表向日本首相岸信介和美国大使馆提交了大会的决议。
参加大会的群众并且在市内举行了示威游行。
同时，冲绳岛人民在东京的组织——东京冲绳县人会，今天派代表向美国大使馆提出要求书，要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立即把冲绳岛的行政权归还日本，不要把核武器运进日本，并且停止执行企图永远霸占冲绳岛居民土地的所谓一次付清土地征用租金的政策。
新华社15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社会党今天通过决议，要求岸信介促使美国把全部美国军队撤出日本。
社会党在今天通过的决议中，还要求将在明天动身前往美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岸信介保证不让美国把核武器运进日本和在日本驻扎原子部队。
社会党再一次提出下列要求：
日本必需从美国手里收回冲绳岛的行政权；
促使美国放宽对中国的“禁运”和要求立即停止核武器试验。
社会党在它的决议中并且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废除日美之间和中苏之间的军事条约，而代之以一项中、苏、美、日四国的互不侵犯条约。
社会党今天派遣代表把它的决议交给了美国大使馆的官员。

前门拒狼　后门进虎
约旦把英空军基地交给美国
新华社15日讯
塔斯社大马士革14日讯：
叙利亚“文明报”报道，约旦政府代表和美国驻约旦大使馆最近举行了秘密谈判，谈判结果，双方缔结了关于允许美国在麦法拉克飞机场建立原子基地的协定。
这家报纸说，一星期以前，约旦已经把麦法拉克基地交给美军司令部管制，美国利用它作为在中东的空军基地。
麦法拉克飞机场是英国根据英—约条约在约旦使用的两大空军基地之一。
靠近叙利亚边境。
英约条约终止以后，驻在这里的英国皇家空军刚刚在5月31日完成了撤退工作。

印度尼西亚民族委员会名单公布
苏加诺总统任主席阿卜杜加尼任副主席兼秘书长
其他四十三名委员中包括各阶层各地区代表人物
据新华社雅加达15日电
印度尼西亚内阁今天公布了民族委员会成员的名单。
委员会由苏加诺总统担任主席，委员共四十四人，其中前外交部长阿卜杜加尼担任副主席兼秘书长。
委员会的其他四十三名委员中，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占二十二人，其中包括工人代表两人（全印度尼西亚工会中央组织副总书记穆尼尔、印度尼西亚民主工人同盟主席埃尔宁普拉贾）、农民代表两人（农民阵线副主席沙尔佐洛和另一位农民代表沙斯特罗迪科罗）、知识分子代表一人（印度尼西亚大学校长巴赫德尔·约翰）、记者代表二人（英文“印度尼西亚观察家报”主编希拉瓦蒂·迪亚夫人、“东星报”主编阿尔穆南托），此外还有青年代表两人、退伍军人代表一人、民族企业家代表一人、1945年革命参加者代表一人、艺术家代表一人、外国人后裔公民代表二人、妇女代表二人、伊斯兰教长老二人、基督教新教派代表一人、天主教代表一人、巴厘印度教代表一人。
委员会中的地方代表确定为十五人，其中包括苏门答腊三人，爪哇、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努沙登加拉、摩鹿加、西伊里安各二人。
委员会的成员还包括政府官员六人，其中包括内阁副总理（三位副总理轮流出席委员会的会议），陆、海、空军参谋长，最高检察官和国家警察总长。
情报部长苏迪比约在宣布名单以后说，1945年革命参加者、天主教和努沙登加拉省等三方面的代表还没有确定。

吴庭艳卖国祸延人民
美军在南越横行霸道
新华社河内15日电
据西贡“言论报”报道，一个美国驻南越军事代表团的人员最近开着吉普车在西贡附近的公路上辗死了一个八岁的越南儿童。
只是在周围群众的坚决要求下，吴庭艳的警察才不得不把那个美国人拘留起来。
南越报纸公开报道美国人在南越的犯罪行为，这还是第1次。
曾经访问过西贡的印度“闪电”周报记者说，外界很少知道美国人在南越的横蛮行为，是因为“吴庭艳不愿意把他的朋友的肮脏衣服拿到公众面前去洗”。
这位印度记者就他在南越的所见所闻报道了下列这些事实：
有一回，四个美国人在堤岸的一家酒店中喝得大醉，其中一个美国人把越南招待员往桌上推去，把桌上酒菜溅到另一个美国人身上，这个美国人就立即掏出手枪来把招待员打死。
又有一次，三个美国兵在一条小巷里把一个骑着自行车按铃要求他们让路的越南儿童拉下车来毒打了一顿，还把他的自行车捣毁，然后扬长而去。
有一天，一个美国兵在一座桥上调戏一位越南少女，少女不依，美国兵竟然把她推下河去。
当时在场的一名南越警察却不敢进行干涉。
“闪电”周报记者写道，看到美国人在南越的横蛮态度，就会使人怀疑究竟是美国人生活在吴庭艳的领土上，还是吴庭艳生活在美国的领土上。
新华社15日讯
纽约州阿耳巴尼消息：
美国为了帮助吴庭艳当局加强对南越人民的统治，决定派遣纽约州的三名警官前往南越，帮助吴庭艳当局建立警察部队。
三名警官中包括纽约州罪犯调查局局长厄普代克。
他们将在8月间动身，预定在南越工作两年。

国际点滴
英国报业的危机
由于成本激增、发行数量下降，英国的报业遭遇了重大的危机。
英国第4家最大的日报是工党的“每日先驱报”，每日销数为一百六十五万多份。
第5家最大的日报是自由党报纸“新闻纪事报”，每日销数为一百四十四万多份。
现在这两家日报正在积极酝酿合并。
在过去七个月中，已有三家较小的日报关门大吉。
“雷诺新闻”的销数已由六十余万份下降到五十一万多份，现在靠着合作党的津贴苟延残喘。
英国最大的画刊“图画周刊”（最高销数曾达每周一百七十五万份），已经正式决定停刊了。
牛津大学的校风
据英国牛津旅馆和公寓联合会副主席华克说，牛津大学学生经常不遵守宿舍规律，他们在晚上十二点还在街上游荡不归。
有时在深夜还带些女人到学生住所和学校的宿舍里来，弄得别人不能安眠。
许多学生还常欠房租，破坏家具的事件数不胜计。
房主们曾向牛津大学当局提出抗议，要求赔偿。

埃及经济在独立发展的道路上迈进
中埃友好协会理事　顾逸之
埃及是个古老的农业国家，尼罗河赋予埃及人民以富饶的土地，并孕育了埃及的昌盛的古文化。
但是，近代以来，埃及人民同许多亚非国家人民一样，遭到了殖民主义的祸害。
埃及人民为了争取祖国的独立和自由，曾长期地进行了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1952年，埃及发生了伟大的变化，埃及人民推翻了法鲁克封建王朝，并在1953年06月18日建立了埃及共和国。
在埃及共和国成立后的数年间，埃及在发展民族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工业方面，埃及共和国政府积极兴建国家企业，大力鼓励私人资本的发展，并为了保护埃及的民族工业，已采取了保护关税，限制消费品入口，减低工业装备进口税，免征新企业税以及给新企业取得外汇的便利等措施，因此埃及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如1954年成立了埃及钢铁公司，着手开发阿斯旺赤铁矿，现正在赫耳万兴建一座大型钢铁厂，到1957年可年产二十三万五千吨钢铁。
1955年06月在开罗兴建一座炼油厂，预计在建成后每年可炼二十余万吨原油。
今年02月09日，埃及和外国资本合营的东方石油公司已成立，该公司除了提炼原油外，还要开采西奈半岛的油矿，计划1958年将增产石油一百四十多万吨。
据埃及工业部长西德基称：
“由于这个新公司的发展前途很大，埃及不仅将要在石油方面自给自足，而且还要在今后不久成为石油的出口国”。
亚历山大的轮胎厂也快建成了，造船厂和新的船坞也正在着手兴建。
在1953年以前，埃及每年的电力生产量是四亿度，1953年已达十亿度。
近年来已新建和扩建了一些发电站，目前正在阿斯旺修建着一个大型水力发电站，1959年完工后该电站可发电十七亿度。
1956年03月已开始建造一座年产五十万吨水泥的国营工厂。
1956年初已着手在阿斯旺建造一座化学肥料厂，1959年完工后能够每年生产三十七万吨肥料。
同时，埃及政府还新建了若干军火工厂。
至于纺织、人造丝、制糖、肥皂、卷烟、食品加工、火柴等轻工业，都有相当发展。
埃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波格达迪今年02月28日宣称，埃及目前正在制定一个十年经济发展计划（1958—1968年），拟兴建一百四十个工程项目，投资达十八亿埃镑，工业工程将分布在全国各地区。
计划完成后，埃及国民收入将从每年九亿埃镑提高到十五亿四千万埃镑。
实现这个计划，是埃及经济建设中的重大措施，将给埃及的经济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在农业方面，埃及政府同样采取了若干重要措施。
他们在1952年09月即公布了“土地改革法”，规定没收皇室家族的土地（约二十余万费丹）；
限制一般地主占有的土地不超过二百费丹（约合我国一千三百市亩），所有多余土地均一律由国家征购转给无地少地农民或按市价由地主自行出卖给农民。
据埃及土地改革部宣称：
土改工作将于1957年底全部完成，分配土地将达六十余万费丹。
征购土地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无地少地的农民平均每户分得土地约半费丹（合我国3.15市亩）。
规定地租不得超过收获量的半数，租金每费丹不得超过二十一点五埃镑。
此外，还规定了雇农最低工资额，允许雇农组织农会，鼓励农民组织农业合作社等。
这些措施实行的结果，确实削弱了封建所有制度，限制了封建剥削程度，对埃及广大农民是有利的。
不仅如此，埃及政府还制定了广泛发展农业的计划，以积极兴修水利，大力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
1953年埃及政府在尼罗河三角洲以西沙漠地区成立了“解放省”，计划把大片沙漠地区变成良田。
四年来，这个省已开荒二万余费丹，计划在十五年内将要开荒一百二十万费丹。
根据“解放省”行政长官今年03月宣称，埃及政府将在开罗和亚历山大港之间的纳特龙山谷修建一座巨大的水库，以拦蓄尼罗河的洪水。
利用这座水库的水进行灌溉，将使一百二十万费丹的土地变成良田，使全国耕地面积扩大20％多。
这项工程计划将在今年07月01日开始执行，预定四、五年内完成。
从以上这些简略的情况中可以看出，从1952年以来，在埃及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埃及的民族经济是在迅速地前进着。
但是，帝国主义是不甘心看到埃及民族经济的发展的，特别是去年07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以后，英、美、法帝国主义采用了许多卑鄙手段：
冻结埃及在英、美、法的资产，禁止军用物资运往埃及，停止对埃及的物资“援助”，拒绝缴纳通过运河的费用……等等，企图造成埃及的经济混乱，迫使埃及政府屈服。
但正如纳赛尔总统所说的：
“三大国实行的经济制裁，决不能迫使埃及投降。
三国对我们所施加的经济压力，可能使我们受到影响，可是不会使我们饿死。”
埃及人民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抵制给予了坚决的回击。
1956年10月底，英、法和以色列的侵埃战争爆发。
战争期间，埃及确实面临着严重的考验，许多新的困难产生了，港口受到封锁，对外交通断绝了，主要城市遭到轰炸，物资供应来源减少，棉花出口受到影响。
但埃及政府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曾果断地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他们征用了英、法在埃及的各石油公司，接管了英、法的一切主要银行、公司、企业，大力地争取各友好国家的国际援助，并实行了战时经济管理，从而保证了反侵略战争的光荣胜利。
抗战胜利后，埃及政府为了彻底清除殖民势力，把殖民者在埃及的老根完全拔掉，今年已颁布了关于外国银行和保险公司“埃及化”的法令，这一措施的执行势将对埃及经济的独立发展会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在埃及民族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埃及政府奉行与一切国家发展经济合作关系的政策，显然已产生了积极的成果。
近年来埃及与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贸易来往，事实证明了这种建立在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基础上的新式贸易关系，是完全符合埃及共和国的利益的。
因此，贸易额上升很快，如革命以前埃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输出仅占出口总值10.9％，1956年上半年达35.6％。
输入从6.4％上升到11.9％，特别是埃及的棉花1956年输入社会主义国家达总输出量的40.5％，这说明埃及已经找到了新主顾。
在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斗争和抗战的最困难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热情地给予了埃及各方面的真诚支援。
事实再次说明了社会主义国家乃是埃及在患难中的可靠朋友。
亚非各国人民对埃及人民的斗争也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帮助。
埃及“晚报”社论曾表达了埃及人民的认识：
“苏伊士运河危机已经清楚地反映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因此人们完全可以相信，虽然殖民主义者还在百般阻挠埃及民族经济的发展，但是，埃及人民的朋友遍天下，他们一定能够克服任何经济上的困难，使自己的祖国走向繁荣和富强。

尼赫鲁访问叙利亚
呼吁各国遵守万隆原则
据新华社15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
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作十五小时的正式访问后，今天上午乘飞机前往伦敦。
他在14日到达大马士革访问期间，曾经同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总理阿萨利、外交部长比塔尔举行了九十分钟的会谈，接受了大马士革公民的称号，并且出席了库阿特利为他举行的国宴。
尼赫鲁在接受大马士革公民称号的仪式上讲话时，要求“更好地和更广泛地”遵守万隆会议的决议，来为世界和平事业服务。
他说，“如果世界采纳万隆会议所制定的一国不干涉他国事务的原则，这就是向和平前进了一大步”。
他提出，万隆会议的原则必须成为任何国际秩序的基础。
尼赫鲁认为，亚洲国家应该用以和平和人类精神为基础的方法去对付“氢弹的挑战”。
因为人类的精神是比氢弹更加强大的东西。
尼赫鲁在国宴上讲话时说，他相信，亚洲人民一定可以根据万隆原则实现他们的决心。
他又说，“但是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那个会议的某些参加国那么快就忘掉这些原则，在行动上背道而驰。”

泰国内政部副部长说
美国驻泰军人该走了
新华社15日讯
曼谷消息：
据泰国高级政府人士6月14日透露，泰国政府正在考虑要求美国撤走在泰国的美国军事人员。
根据1950年签订的泰美军事援助协定，美国在泰国武装部队中派驻有一个庞大的联合军事顾问团。
泰国内政部副部长恰鲁沙提恩在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不肯正式证实或者否认上项消息。
但是他说，他相信在泰国的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的人员，除了少数高级军官以外，现在可以撤走了。
因为泰国军事人员现在已经可以被认为是经过训练的。

美国援外政策的新策略
施旅
目前正在美国国会讨论中的美国1958财政年度援外计划，包含着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策略，主要的是：
一、把军事援助改交国防部掌握，列为美国本国的国防预算的一部分。
二、把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截然分开，把原来列入经济援助类内的一项所谓“防御支持”（向同美国订有军事协定的盟国军队提供粮食和服装等非直接军事物资）并入军事援助。
三、经济援助从原来的以赠与为主的方式改为以贷款为主的方式，重心放在亚非地区的经济不发达国家；
同时从过去逐年拨款的办法改为设立比较长期的基金。
这些新策略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让我们先来简单叙述一下艾森豪威尔政府这一次援外计划制定的背景和过程。
美国援外政策的危机
美国统治集团是在它的援外政策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制定这一次的援外计划的。
促成这一危机的根本因素是国际形势的趋向缓和。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援外政策是以国际局势紧张为前提的；
局势越紧张，美帝国主义就越有可能利用“共同安全”的幌子，使各个资本主义国家投入美援的圈套，同时欺骗美国人民去承担美援的庞大支出。
随着局势的趋向缓和，美国援外政策就越来越架空了。
接受美援的国家越来越多地考虑是否还要继续被绑在美国的“共同安全”战车上。
美国人民开始怀疑把自己的血汗钱交给美国政府去投入“共同安全”的无底洞里究竟有何必要。
同时，美国援外政策的侵略本质和祸害性已经在许多方面暴露出来。
受援国的人民发现，接受美援的结果，主权被美国所蹂躏，土地被美国征为军事基地，和平经济生活遭到了破坏。
据艾森豪威尔自己所宣布，在过去八年内，美国提供了一百七十亿美元的直接军事援助，而在同时期内，受援国自己也相应地支付了一千零七十亿美元来从事扩军备战。
这样巨大的军费开支加深了受援国的经济困难，转过来又使得它们更加依赖美国，更加受美国的摆布。
正是因为这样，美援在受援国中遭到了日益强烈的反对。
“要贸易不要援助”的呼声日益增长，表达了受援国争取摆脱美援的束缚而独立自主的愿望。
在这次美国援外计划制定的过程中，除了李承晚、吴庭艳和蒋介石这些完全靠美国刺刀和美元支撑着的集团之外，许多国家都以异乎寻常的冷淡态度对待美国的援外计划。
有些国家虽然仍表示愿意获得美援，却大多强调经济援助，而且不希望附带条件。
最近英国带头放宽对华贸易限制，除了想多作生意，也是想为摆脱美援的束缚开端。
美国终于未能制止英国放宽对华贸易限制，这是美国援外政策日暮途穷的征兆。
美国统治集团的侵略性援外政策，对美国人民一无好处。
美国人民从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到1956年底为止，已经为各种援外计划支付了六百二十亿美元以上。
然而他们看到，这种援助并没有像美国政府一再告诉他们的那样换来友谊，反而是到处发展起来的强烈反美情绪。
因此，美国人民反对这种援外政策的也越来越多。
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最近所作的典型调查，在威斯康星州第一选区、弗吉尼亚州第七选区和宾夕法尼亚州第二十九选区，分别有84％、78％和78％的选民反对援外政策。
自从艾森豪威尔在今年01月提出1958财政年度的预算以来，美国舆论普遍要求削减庞大开支，而援外拨款被当作第1号的削减目标。
援外政策在美国国内的不得人心，由此可见。
挽救危机的措施
面对着以上所说的情况，美国统治集团除了大事宣传援外政策对美国——实际上只是对美国垄断资本——的好处以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挽救岌岌可危的援外政策：
一、在反共幌子下制造紧张局势，顺势推进美援政策。
譬如，美国在约旦所制造的紧张局势，就被艾森豪威尔在他的援外咨文中洋洋得意地引为在中东地区推行美援政策的根据。
二、为了敷衍美国人民的减轻负担的要求，把最初提出的四十四亿美元的援外拨款，减为三十八亿六千五百万美元，这样来缓和美国人民对援外政策的反对情绪。
三、发起了“调查研究”。
行政当局和立法机构都成立了各式各样的调查委员会，发表了大批调查报告。
这些报告一方面竭力“证明”继续执行援外政策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对援助的方法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改进办法。
根据这些调查，政府定出了上面提到的一些新策略。
新策略的目的
新策略的目的是：
继续以军事援助为主，但是却把它隐藏在美国本身的国防费用之内，在形式上把经济援助突出来，并使它带有较为长期的性质。
这样既便于蒙蔽美国人民，使他们继续为援外承受巨大负担，又便于引诱其他国家投入美援的陷阱。
对美国统治集团说来，军事援助好处最大，因为它是向垄断资本集团提供最大限度利润的最迅速、最直接了当的途径，也是对受援国进行控制的最简便、最见效的办法。
所以军事援助在历年的援外计划中都占着压倒的地位。
在这次提出的援外计划中，军事援助仍占全部援外总额的72％以上。
艾森豪威尔提出把它划归国防部掌握，列为美国本国的国防预算的一部分，是想冲淡军事援助所造成的不良印象，缓和人民的反对；
同时，这也是变相的使军事援助长期化，保证垄断资本集团长期从军事援助中取得好处。
对外来说，把军事援助拨归国防预算，便于强调援助的经济性质。
这种经济性质的援助，其侵略性质要隐晦得多，较易于使一些国家对之产生幻想。
由于几年来军事援助以及军事性的经济援助已经极其不得人心，为了引诱更多国家上钩，美国统治集团显然认为有必要使经济援助“纯洁化”。
然而，像迄今所作的那样以附有政治条件的赠与方式来提供的经济援助，也已经越来越不吃香。
因此，艾森豪威尔又提出经济援助以长期贷款的方式为主，一方面“照顾”受援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另一方面向他们展示一种“美好远景”，这对于那些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然而又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将具有更大的诱惑力。
这也是一种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法；
最近杜勒斯自己就说过，所谓经济发展贷款资金并不是“一种纯粹属于财政性质的东西”，而是美国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外交政策工具”。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援外政策上所提出的这些新策略，具有更加伪善和狡猾的性质，它们可能暂时蒙蔽住一些人。
但是这些遮眼法并掩盖不了美国援外政策的侵略本质。
而不改变这个本质，不以平等互利为原则，无论策略如何变化，总无法摆脱援外政策的危机。

血腥镇压挽救不了殖民统治
法军连日在阿尔及利亚大屠杀
新华社15日讯
阿尔及尔消息：
法军连日在阿尔及利亚各地大批杀害阿尔及利亚人。
法军自称在6月13日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的作战中，一天就“杀死”了一百八十名阿尔及利亚人。
同时，法国军事当局继续在阿尔及利亚各个城市里实行武力镇压措施。
在阿尔及尔市，法军当局屡次使用伞兵来执行巡逻和搜索穆斯林区的任务。
在德兰仙市区内，法军第122步兵师和外籍兵团对和平居民进行所谓“扫荡战”，一次就杀死了五十个阿尔及利亚平民。
另外，据法国驻阿尔及利亚海军司令部公布的数字，在尼莫尔区执行“绥靖”任务的海军某部半个支队的射击手在七天之内就杀害了三百多个阿尔及利亚人，并且逮捕了一千三百三十多名“有嫌疑的”阿尔及利亚公民。
据新华社15日讯
由于法国国民议会即将在最近讨论赋予新内阁以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的非常权力，塞纳省和平理事会号召各地和平委员会和保卫和平的组织采取召开群众大会和派遣代表团到议会请愿等各种方式来表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意愿。
另外，有消息说，为了要替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行动寻找国外舆论的“支持”，法国驻阿尔及利亚驻节部长拉戈斯特特意“邀请”了印度、日本、瑞典、荷兰、西德和乌拉圭等国驻巴黎大使馆的外交代表去“访问”阿尔及利亚。
（附图片）
法国殖民主义者在阿尔及利亚南部的奥兰耐地区，将阿尔及利亚人投入带有铁丝刺网盖的地坑中。
（新华社稿）

雅加达军事长官要求赶走合众社记者
新华社雅加达14日电
雅加达卫戍司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雅加达军事长官已经呈请中央军事长官把合众社驻印度尼西亚的记者鲁塞尔驱逐出境，因为这个记者“以歪曲事实的方式报道军事消息”。
前些时候，这里的报纸报道，合众社记者曾经不遵守军事当局的规定，报道军事消息。
被雅加达军事当局传询以后，他又拒绝在供状上签字，因此被军事当局扣押。

从“不满”说起
胡绳
当人们从事一种改革的时候，总是对原来的某种情况感到不满。
由于不满，就要改革，由于改革，就有进步。
这样说来，不满正是进步的推动力量。
但是，只要是不满，就能推动进步么？
不是的。
对于任何事情都要分析，对于“不满”，也要分析一下。
究竟对什么事情不满，这当然是应当首先弄清楚的。
看
起来是对于同一个事情表示不满，但出发点完全不同，所希望达到的结果也完全不同，这种情形也是常常可以看到的。
举一段历史做例。
五十多年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君主立宪运动受到了当时顽固的封建势力的反对，要砍他们的脑袋。
但同时，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在一成立后就展开了对立宪派的批判。
——顽固派不喜欢康梁，是因为康梁要求太多的改革；
同盟会批判康梁，是因为康梁所主张的只是那么一点改革。
顽固派企望压碎康梁的运动，使一切事情照旧不变，同盟会是要跨过康梁而更往前进。
在思想斗争中常常有这种情形。
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受到两方面来的批评。
辩证唯物主义者批评它，是因为这种唯物主义缺乏辩证法，这种批评的目的是要使唯物主义摆脱形而上学而向前发展。
但另外也有一种人，他们反对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是利用这种唯物主义的缺乏辩证法的低级状态来反对唯物主义；
他们的目的不是使唯物主义成长起来，而是用唯心主义来代替唯物主义。
同样的，教条主义也受到两方面的批评。
我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僵死的教条，要克服教条主义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生动活泼的战斗力量。
但也有人在反对教条主义名义下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他们硬说，承认马克思主义原理就会成为教条主义者，要反对教条主义就得抛弃马克思主义。
对于有教条主义习气的人，我们不满，因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太少；
修正主义者也表示不满，因为在他们看来，教条主义者手里的马克思主义留得太多了。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提到“从左来的和从右来的对康德主义的批判”。
康德是二元论者。
对于二元论，彻底的唯心论者和彻底的唯物论者都不会认为满意。
但是在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批判。
列宁说：
“马赫主义者批判康德是因为他过分是唯物主义者，而我们批判康德是因为他不够是唯物主义者。
马赫主义者从右面批判康德，我们则从左面”。
两个不同的出发点，必然带到两个不同的结果上去。
创立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的德国教授阿万那留斯自命为批判康德而创立了哲学上的“新”方向。
但列宁指出：
“他不是像唯物主义者一样从左面来和康德作斗争，而是像怀疑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一样从右面来和康德作斗争的。
他以为他是在向前进，事实上他是在后退”。
同盟会是从左面来反对康梁的立宪运动，而封建顽固派是从右面来反对。
我们是从左面来批判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而唯心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是从右面来批判。
这种区别十分重要。
一个出发点是左面，一个出发点是右面。
出发点相反，方向也就相反。
一个是把事情往前推进，一个是往后拉。
在我们的国家里，已经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正在大规模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对于现在的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两种不同性质的不满，从左面来的和从右面来的。
社会主义制度好不好呢？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认为：
好得很。
第1，彻底消灭了剥削，第2，造成了社会生产力大踏步前进的可能。
我们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了从私有制社会到公有制社会的大变革，对于这，我们是完全有理由感到满意的。
但是我们并不以此为满足。
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不等于这个制度已经完全巩固了。
新的社会制度在各方面完全巩固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还需要人们做很多努力。
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更不等于一切事情都办好了。
要利用新的社会制度所提供的一切可能性，来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使我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工业化的国家，这就需要作更长期的努力。
我们现在所正在建立起来的是低级阶段的公有制社会，就是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因此在各方面，即在经济、道德和智慧方面都还保留其所由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
我们并不以此为满足，我们准备用更长时期的努力来把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推进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如果我们满足于现状，满足于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起来的状况，满足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就不能前进。
而且在我们的以往和现在的工作中间，由于工作者缺乏经验，还没有充分了解新的社会制度下的客观规律，或者由于受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腐朽的思想作风的影响，而发生了种种缺点和错误，对于这些缺点和错误，感到不满意是应当的。
从左面来同这种缺点和错误做斗争，就是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为目的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种从左面来的批评是我们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表现。
还依恋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人，还不愿意放弃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的人，对于当前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感到不满，而且很强烈的不满，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是从右面来的不满。
许多事情不能使从右面来的人感到满意，并不是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刚刚建立起来的阶段，因而显出了某些幼稚和不成熟的状况，而是因为我们居然已经在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并不是由于这个新社会还不免保留
“其所由脱胎出来的旧社会的痕迹”，而是因为这已经是在原则上不同于旧社会的一个崭新的社会；
也不是由于我们在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而是因为虽然有这些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已经在建设新社会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从右面来同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做斗争，其实是利用这种缺点和错误来反对社会主义，它所指向的目标乃是退回到资本主义去，退回到少数特权者压迫多数人的社会去。
一个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
这里的区别本来是很明显的。
但因为从这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的不满和批评有时似乎针对着同一的现象，在这时候，有些人就感到不易区别了。
例如对于在民主集中制下的某些不必要的过多的集中的现象，我们提出批评，我们坚决维护为建设社会主义所必要的集中而在此前提下主张扩大民主。
可是有人却认为，既然过多的集中不好，那就根本不要集中。
他们事实上是从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出发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这是从右面来的批评。
从右面来的批评常常用这种方法来造成混淆。
有些对于某种不好的现象怀有正当的不满，但同时对于自己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还不够明确的人，就往往会被从右面来的批评所迷惑。
我们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因为这些坏思想坏作风是同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不相容的，是同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六亿人民共同奋斗的要求不相容的。
社会主义不是在什么绝对纯洁的“天国”里建设起来的，这里有种种污秽的垃圾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我们深信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具有战胜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力量，我们坚定地把社会主义建设向前推进，不断地同在工作干部中的一切足以损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坏思想、坏作风斗争。
从右面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人，把自己打扮成是“反三害”的彻底而坚决的战士。
他们反对得甚至比我们“彻底”得多呢！
他们是这样地“彻底”，以至于他们不能忍受任何一句赞美社会主义制度的好话，因为据说，说一句好话，就会妨害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斗争。
他们是这样地“彻底”，以至于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着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要比一切坏东西更坏，所以“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坏”。
他们是这样地“彻底”，以至于他们认为必须断定，既然在这个新的社会制度下还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就应当抛弃这个社会制度。
所以对于“不满”必须分析。
事实上，有种种不同的不满，而这里所说的左面和右面的区别是最带根本性的区别。
既然有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不满，两种不同立场的批评，那么应当怎么样呢？
我想，应当这样：
第1，不要因为有从右面来的批评就不敢从左面来进行批评；
第2，必须严格地区别从左面来的批评和从右面来的批评，揭露从右面来的批评的真面目，不让右面来的声音混淆我们的方向；
第3，但也不妨听听从右面来的声音，只要我们自己立定脚跟，从右面来的声音也可以让我们学到点东西，使我们更聪敏一些。
对于不满的分析，除了来自左面的和来自右面的区别以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谈一下，这就是从实际出发的问题。
不真正接触实际，也不企图真正了解实际生活中的复杂内容，是很容易这也不满，那也不满的。
为什么不满？
因为他脑子里有一个极端“圆满”而“美好”的图案，这个图案不是从现实中来的，现实生活也永远不会完全符合于他的图案。
要求从实际出发，并不是要人安于现状，不是要人承认实际存在着的一切都是绝对合理的，都是不可改变的。
马克思主义要求客观地全面地了解事实，研究事实，掌握客观的规律，根据客观规律来看出何者应兴，何者应革，如何兴，如何革。
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尊重客观事实的人，同时又是最不怕变动，最敢于，也最善于进行变革，推动社会前进的人。
不认真地看实际生活的人，虽然好像有什么美好的理想，但从他们的虚构的理想出发，除了得到对现实的不满以外，是什么结果也没有的。
因为不能拉着自己的头发升空而愤懑，因为现实生活并不像“天国”中的“乐园”一样而不平的人，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家。
饭是要一口一口吃的，路是要一步一步走的。
因为才只走了几步，前面路还长而不满足，要继续走下去，这是好的。
如果因为不能一步跨到将来，硬要拿将来的远景衡量今天的事情，于是愤愤不平，这难道有什么意义么？
大家知道，如果用现代的标准来看过去时代的人类文化，认为一切都是荒谬无稽，这叫做反历史主义。
那么，一个人生活在现实中，却用他所设想的将来社会中的标准来看现在的生活，对一切表示不满，这叫做什么呢？
大概可以叫做反现实主义。
对我们工作中存在着的缺点和错误应当不满意，但是在这里也有是不是从实际出发的问题。
真正从实际出发，人们就能够恰当地估计这些缺点和错误，看出它们产生的根源，从而找到克服它们的途径。
反之，不从实际出发的人，对于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好像是深恶痛绝，但是并不了解。
这些缺点和错误，对于他们是不可理解的怪物，从而也成为不可克服的东西。
从一种虚构的幻想和脱离实际的主观愿望出发，而对现实生活表示不满，这种情形在有些青年知识分子中常常会发生。
由于缺少社会生活的实际知识，缺少阶级斗争的经验，他们有这种缺点是可以理解的。
应当帮助青年人学会马克思主义的从实际出发的态度，使他们的求进取的可贵的热情建筑在承认社会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面。
还必须指出，是否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其实仍旧是同上面所说的左面和右面的区别相关联的。
真正的左一定是从实际出发的：
要向前看，同时不脱离当前的实际。
那么，从虚构的图案出发来提出种种不满的人是右还是左呢？
说他是右，他大约是不肯心服的。
他总想使人相信他决不是向后看的右，而是向前看的左。
但是要知道，不能真正看清楚现实生活的人也一定是看不见真正的将来的。
他所看到的不过是他自己制造的幻境。
他既然不是依据生活发展的客观规律，他就只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来虚构他的美好的幻境；
而在知识分子中间有很深影响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就在这种情形下很自然地成为他的依据。
用自由来反对任何集中的人，自以为提出了比民主集中制更远大的“理想”，其实不过是接受了关于个人自由的资产阶级观点。
凭借这样的“理想”来对社会主义的现实表示不满，这难道可以叫做左么？
所以脱离实际，要求一步登天的想法，貌似很左，其实是必须加上引号的“左”，这种“左”是很容易引导到右去的。
鲁迅曾经说过：
“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
“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见“二心集”）。
鲁迅讲的是三十年前国内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时期的情形，但这话对于今天仍旧是适用的。
因为一些缺点而否定一切，这看来是很“彻底”了，但这一来，恰恰“彻底”到了反对社会主义、企图退回资本主义去的右翼阵营里去了。
这里仍然可以借用鲁迅的话：
“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
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
鲁迅认为，这种高谈阔论的“貌似彻底的革命者”，其实呢，恰恰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见同上）。
既然“左”可以引导到右，所以自觉地从右出发的不满往往也利用“左”的形式来俘虏那些“关在房子里的高谈彻底的主义”的人。
前面我们也已经说到，右派分子有时这样表示，好像他们并不是不要社会主义，只是因为他们太痛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了，以至他们宁愿抛掉社会主义。
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是反对得这样地“彻底”、这样地“左”，——右的声音和“左”的声音也就这样地混合到一起去了。

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
邮电部副部长谷春帆
对于百家争鸣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领导这问题，现在有不同看法。
有人以为百家争鸣会使得思想混乱，妨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思想领导。
有人以为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思想领导，就会影响到百家争鸣。
也有人以为今天的百家争鸣，应当肯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领导下的百家争鸣。
这种种表面上不同的说法，实质上有一点共同的认识：
以为百家争鸣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领导是对立的两回事。
我以为这样认识是不对的。
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实事求是的，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作具体分析的。
任何一个社会都处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的生产力，有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有不同的人群集团。
这些不同，必然会得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去，而发生不同的认识，不同的意见。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必须承认这些不同，并从这个基础上去作具体分析。
有些人不承认这道理。
甚至有些人竟在百家争鸣的口号掩护下，企图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领导。
我看这是做不到的，是错误的。
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实事求是的真理。
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否认事实，取消真理。
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结合，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想像的。
今后社会主义建设同样需要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领导。
这个领导地位是四十年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发展而来的必然结果。
恰恰相反，百家争鸣正是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领导的最好途径。
因为百家争鸣，必然有真理和歪理。
真理和歪理大家取决于事实，最后必然得出一个与客观事实本性相符合的道理，而这就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
当然，百家争鸣不是没有时间、条件和地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具体情况出发的。
现在，在我们国内，敌我矛盾已经转成次要，人民内部矛盾转化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要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特别是学术问题，必须从客观事物中寻出真理，从说服教育中取得一致。
百家争鸣就是在当前具体环境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领导。
它将把我们的学术思想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朝着实事求是的方向去发展。
这和十八、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自由学说，本质上是不同的。
道理似乎很简单。
但人们的思想是有惰性的。
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学说中培养出来的人，不免要从这方面看问题，以为民主是目的不是手段。
而长期在敌我斗争中生活，思想束缚惯了的人，也易于忽视了目前国内矛盾的转化，习惯地要从敌我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人民内部的矛盾。
我是个业余研究经济学的人，解放八年，从业余研究经济学一点说，我是在冷宫里，得不到资料，得不到同行的切磋琢磨（时间也有困难）。
虽然经济学不是我的本业，我很可以丢开它不管，但三十年浸渍其中，它成了我思想意识的一部分，我不能丢下它。
几年来我一直坚持着自学，也写了很多札记和论文断片，但是愈来我愈觉得自己在变成一个经典著作的注疏者，一个教条主义者。
错了。
因此，我把全部稿件都废了。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给了我新的鼓舞。
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经济学者应当有希望可以抛开教条实事求是地研究学问了。
好些长久不见的经济学朋友大家也都有同感。
当然也还有问题。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研究经济很难离开当前政治。
国家经济的发展这样迅速，这样丰富多彩，实际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人尚且很难赶上，脱离实际工作的经济科学研究者能有什么办法呢？
这不仅是个材料问题、保密问题，而尤其是个实际工作的经验与体会问题。
既然脱离了实际，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对于当前经济问题、政策、方针，自然也就感到难于插嘴了。
如何使经济学者能够把理论联系实际，掌握必要的材料，和尽可能地跟上形势的发展，使他们能够从实际经济中得出发展的规律，这样才能在经济学中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领导。
研究经济学（以至其他学科）往往要牵涉到政策方针等问题。
我觉得这些问题也是应当可以公开讨论的。
正因为政策方针等等是关系到多数人民的事，所以更需要广泛的讨论。
以为政策方针不能讨论而有顾虑，我看是不需要的。
当然作为国家干部，对国家对人民自己要负责，某些有影响的问题（例如牵涉到外交关系的）需要谨慎考虑，自己有个掌握。
这几天整风运动中出现了一些知识分子的突出地离开社会主义、离开实事求是的言论。
我们的报纸一概予以发表。
这说明了鸣和放的大公无私。
社会上不同意这些言论而提出反批评的意见，当然也应该一概发表。
经过充分辩论，最后必然能够得出一个真理，而使今天思想错误的人也受到教育。
通过这样途径而取得的思想一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
但是我要提醒一句，说话必须根据事实，并且应该尽可能全面地正视事实。
脱离了事实，或抓住了片段的事实而作出论断是会错误的。
谩骂，恐吓，或阻挠别人发言，那更是不应该。
用这种态度来讨论问题，不能解决问题。
用这种态度来参加整风，就会妨碍整风。
用这种态度来代替百家争鸣，就会妨碍学术思想底发展。
只要坚持事实，坚持说理，论辩和争鸣必然把我们引导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上去。

千方百计创奇迹节约钢材称能手
鞍山钢铁公司金属结构制造厂划线工人魏庆余，在三年当中，为国家节约了二百五十吨钢材。
这个消息引起全国人民的注意。
他被人们称为节约钢材的能手。
一个划线工人怎样能够节约这么许多钢材？
魏庆余说：
划线工好像一个裁缝，应该处处想到节约。
不能把好布当次布使，不能用大块布去补袜子。
比方说，在下料以前，要详细研究图纸，熟悉图纸，看图纸上是不是有差误，必须使用那种钢材，是不是可以利用旧料。
一句话，要时时刻刻想到国家在大建设的时期需要许多钢材，国家目前生产的钢材还不多，所以要千方百计节约这些珍贵的钢材。
许多工人认为，划线工人在工作的时候很难不出差错。
但是，魏庆余在划线工作当中，采用一些有效的办法，几年来从未出过差错。
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奇迹。
魏庆余在1951年还是一个赶大车工人。
当年10月份，他考上了金属结构厂训练班开始学习技术，1952年毕业后，就在该厂当学徒工。
到1953年正式作划线工。
他努力钻研业务，进步很快，几年来，他已经成为一个出色的高炉炉体划线、号料工人。
几年以来，他和他领导的小组划线、号料的炉体有五个，其中有一个在他的建议下改变了原来的设计，给国家节约了五、六十吨好钢材。
1954年，他被评为车间的先进生产者。
1955和1956年，他先后出席了鞍山市的先进生产者会议。
今年，他又受到青年团中央三大原材料的节约奖励。
（附图片）
魏庆余（速写）路坦作
熟悉厂里废钢材的规格，在不影响工作质量的条件下尽可能利用旧材，这就是工人魏庆余能够经常节约钢材的一个方法。
图为魏庆余（右）和马玉成在搬动一块为他们选中的废材
把目己节约钢材的经验介绍给工段和全厂的工人们。
风雪也挡不住火热的心（水墨画）周立作
有一天，魏庆余睡在床上，突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来，急忙起身，冒着风雪赶到厂里，复查他交代工作的情况，结果并没有错。
自从魏庆余节约钢材的经验传播开来以后，跟他学习的工人们都有了显著成绩。
第2车间里的号料小组，在一个月内就节约了十一吨钢材。
今年03月里，魏庆余受到了团中央的奖励。
他把奖状拿回家里，全家都乐了，真是“一人得奖，全家光荣”。

群众兴办的学校
在沈阳市，群众从1952年开始自己办学。
1953年，沈阳市教育局对民办学校进行过一次整顿，到现在还保留着十处。
在这些学校里工作的教职员们，本着勤俭办学的精神依靠社会、群众的力量，克服了教学方面的许多困难，使这些学校稳步发展。
学校的规模逐渐扩大了，教学设备逐渐增加了，因此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沈阳八家子文化补习学校教导主任王峙和育群文化补习学校校长杨嘉荫说，文化补习学校有五好：
一、办学校不要国家拿钱，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
二、解决了失学学生的就学问题，使他们有继续巩固、提高文化水平的机会；
三、安定了学生家长的工作；
四、解决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就业问题；
五、为国家培养了建设人才，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有利。
在目前，许多学生毕业后希望继续升学，而国家办的学校容纳不了这许多学生，所以适当成立一些民办学校看来是很必要的。
在沈阳市郊区八家子有一所群众自办的文化补习学校，这所学校里的学生多数是高小毕业生。
沈阳八家子文化补习学校是1952年初在街道干部的积极倡导下，由李贞一等三位老师开始筹办起来的。
当时只有五十多个学生，分两个班。
几年来，这所学校有了很大发展，现在，全校学生已有四百一十六名，共分六个班（内有一高小班），有七位专职教师。
学校今年又增加了体育、音乐、美术三门课程。
这个学校的学费很低，每个学生每月只交二元八角，家庭有困难的学生就收半费，另外还有不少免费生。
教师的薪金也不高。
学校在街道干部的大力帮助下办得很好，教师的教学质量高，学生的进步也很快。
沈阳育群文化补习学校是在1955年09月建立的，这也是一个自费兴办的初级中学。
现在，全校共有一千零四十五名学生，有十九位兼职教师。
全校设十九个班，实行三班制教学，还有一个附设的高中班。
这个学校开始成立时，设备非常简单，只有几张办公桌。
现在，全校已有了一套完整的课堂设备。
学校开始时是由四位老师集资一千零五十元兴办的，一年以后他们已将原数款项抽回。
不到两年的时间，这个学校的全部财产如果估算一下，已经达到了一万四千多元。
（附图片）
沈阳育群文化补习学校是三班制，所以组织学生课外自学是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学校还设有一个有六十名学生的高中班，他们的课外学习组织得更好。
这是他们自学时由自学小组组长张国才（右）在解答问题。
沈阳八家子文化补习学校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今年还要扩大班次。
现在，一所新教室又建筑起来了。
八家子农业社知道这个学校的学生增多、缺少活动的场地后，决定无代价拨给学校七亩地。
老师和学生们非常感激农民们这种无私的大力帮助。
这是学生们高兴地平整场地。
在给一年级学生上植物课时，他们利用了农业社的菜窖进行实物教学。
育群文化补习学校特别设立了一块解答板，学生们解答不了的问题，由教师在此做全面解答。
这样，能使每个学生得到收获。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记者　纳　一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