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经历　新旧对比
社会主义再好不过
劳动模范、中国建筑工会劳保生活部副部长苏长有说：
最近报纸上登了些右派分子的话，我感到很气愤，不知道他们安的什么心，借着整风向党进攻。
我说：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拿我自己的历史来说吧：
在旧社会，我披着麻袋要饭吃，十三岁学瓦工，曾被日本鬼子从四节高的架子上打下来，好玄没摔死。
这就是国民党、蒋介石卖国的结果，使中国人受尽了亡国奴的罪。
日本投降后，那时我在铁岭，国民党不但不建设，还到处扒房子，泥瓦匠没有活做，一天吃不了一顿饱饭，眼看全家就要饿死，一次我想到山坡上挖树根来卖钱糊口，那知被国民党兵抓住，打的我遍体是伤，打折了肋条。
我回家后全家老少都在大眼瞪小眼的等着吃饭。
这就是国民党时期老百姓的生活。
有了共产党，我和所有的工人一样，才做了新社会的主人，生活变了样。
1949年，我在本溪煤铁公司参加了工作以后，学习了苏联先进经验，当了劳动模范。
1951年参加了北京国庆观礼。
1952年又到苏联、波兰参加观礼。
后来又被送到工农速成中学学习，一字不识的穷孩子，现在有了初中文化程度。
1954年，我又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工人真是当家作主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最近我又有机会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劳保生活部副部长的身份到祖国各地视察农民和建筑工人的生活状况。
许多活生生的事实，证明那些反党言论是胡说八道。
在东北我访问了鞍山附近的新村农业社，那里住的四百户农民，在旧社会是吃不饱穿不暖的贫雇农，如今不但吃的饱，穿的好，妇女们穿上了花衣服，好多户并有了缝纫机和收音机。
我们走了许多村子，都类似这种情况。
再说我们建筑工人。
在旧社会，泥水匠被看成是下贱人，生产、生活、生命都没保障。
终年吃不饱，穿的补丁罗补丁。
一把瓦刀，一个破的捆不成个的行李卷，就是全部家底。
一天干十三、四个钟头的活，常常累伤，被打伤、摔死，没人管。
吉林小丰满有个万人坑，死到里边的都是建筑工人。
一到冬天泥水匠就走头无路了。
解放后，建筑业被提到国家建设的重要地位，建筑工人的生产和生活都变了样。
生产上，国家公布了保证工人健康和安全的法令的规定，有了各种劳动保护用品和设备；
生活上，实行了劳动保险待遇，生、老、病、残、死都有了保障。
解放前建筑工人光盖房子，自己住不着新房子。
解放后，仅在第1个五年计划的前四年，国家就给建筑工人建筑了几千万平方公尺的住宅。
去年工资改革，建筑工人的工资增加了13％。
怎么能说提高生活的都是党员和干部呢？
叫工人和农民来说，社会主义再好不过了，因为社会主义给我们带来了好生活，社会主义还将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我们建筑工人对这一点看得最清。
我们亲手盖起了无数的工厂、宿舍、机关、学校、医院。
也亲眼看见工人、农民、老百姓和我们建筑工人，从破漏的房子里搬进了新盖的住宅。
可是葛佩琦之流，却借人民的名义，要推翻共产党，要共产党下台，不要社会主义。
我们要问，叫共产党下台，叫谁上台呢？
我们决不许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打算在中国恢复剥削人的旧社会制度。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工程师杨文杰、中国邮电工会劳动保险部部长李德林、中国教育工会宣传部副部长叶维民、中国石油工会组织部干事吕孔成。

调节社内矛盾促进生产发展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夏收分配指示
切实作到公平合理分别照顾
统筹兼顾国家、合作社、社员的利益；
适当照顾收入可能减少的社员；
合理分配粮食；
充分发扬民主，解决可能发生的各种矛盾。
本报讯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做好夏收分配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经验证明，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在收获之后，做好分配工作，是调节合作社内部矛盾、促进生产发展、巩固合作社的一个重要环节。
农业合作社只有发展了生产，在劳动分工的规划上，又贯彻执行了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规划到户的方针，做到全体社员各尽所长，各得其所，在分配中又做到了公平合理、分别照顾，这才能使大多数社员的收入逐年有所增加。
为此，望各地在当前的夏收分配中注意下列各项：
一、对国家的利益、合作社的利益和社员的利益必须统筹兼顾。
过分地强调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在农业合作社的收益分配中扣留过多，分给社员的过少，是不对的。
反之，过分强调多分给社员，该留的资金不留，能还的贷款不还，也是不对的。
这两种偏向，都应该注意避免。
就一般情况来说，合作社的全部收入应该按照以下的原则来分配：
1、除了遇到特殊严重的灾荒以外，当年消耗的生产费用（种籽、饲料、购买肥料的开支等），必须如数扣除，以便进行下年度和下一季的再生产，并且归还到期的生产周转方面的社外贷款和社员投资。
不扣除必要的生产费用，将妨碍正常的再生产，这对国家、合作社和社员都是不利的。
2、必须照章纳税，灾荒地区由政府照章减免。
3、社的全部收入的大部分应该作为劳动报酬分配给社员，具体比例可以因时因地而异。
随着生产的增长，劳动报酬应该有适当的增加。
有些地方，夏季收获的产品不是农民自给性的、而是商品性的产品，习惯上是把夏季的收获物出卖以后，用来作为秋收前的生产投资的；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机械执行少扣多分，而影响秋收以前的生产投资。
必须照章留足公益金，这也是分配给社员消费的，使缺乏劳力的社员（包括“五保户”）能够得到必要的照顾。
必要时，在公益金之外，还可以抽一部分作为个别社员土地报酬之用。
4、社的公积金在一般情况下，都应该留下适当数量。
如果收入增加不多，公积金就不宜留得过多，遇到灾荒可以少留或者不留。
用于基本建设的到期债务（包括银行、信用社贷款和社员投资）和到期应该偿还的入社生产资料的价款，应该由公积金项下偿还，不要随便拖欠，失掉信用。
如果全部归还确有困难，也应该和有关方面充分协商，议定解决的办法。
此外，夏收分配不是年终决算，而只是预分性质。
并且，有些地方，有些合作社，一年有几次收成。
为了简便起见，有些地方采取了预支的形式，把收入的一部或者大部分配给社员，按照前后两次预支之间的这段时间内，每个社员所得劳动日的多少，来决定各人预支多少。
这种办法可供各地参考。
二、对于那些收入比入社前可能减少的社员，必须从适当安排劳动、实行互助互济和执行互利政策等方面给以照顾，使他们各尽所长、各得其所，尽量争取不减少收入，以至增加收入。
1、有些社员因为缺乏劳力而减少收入，其中有些家庭还有人可以参加辅助劳动的，应该尽量吸收他们参加社内的辅助劳动，也可以把一定地块的零活包给他们去做；
在社员同意之下，还可以允许他们多留一些自留地，充分发挥这些辅助劳力的作用。
有些有条件经营养猪等家庭副业的，应该帮助他们解决发展副业当中的困难。
有些因为生病或者其他原因，单纯从安排劳动方面难以完全解决困难，但又不够“五保户”条件的，应该从公益金中给以适当的照顾。
那些劳力在外、家庭生活困难、向来依靠土地收入作为一部分生活来源的，可以按照社章规定给以适当的土地报酬。
2、有些社员生产技术比较高，因为合作社分工不当或者记工不合理而减少收入的，应该改进这些缺点，发挥他们的特长，适当地提高技术劳动的工分，使他们能够得到合理的收入。
3、有些社员过去依靠农业以外的生产维持生活（如赶车、做木匠、石匠、小贩、临时工、渔民等），当这些生产由农业社统一经营以后，收入分配的办法不尽合理，因而使这些社员减少收入的，可以允许他们继续经营过去的生产，收入归个人自得，由社抽收一部分公积金；
在合作社供给原材料或者生产工具已折价入社的条件下，也可以由社与个人按比例分红。
抽公积金多少和分红比例多少，由双方协商决定。
4、有些社员属于比较富裕的村庄，当这些富村和别的村庄合组在一个农业合作社以后，富村和穷村实行统一分配，因而富村的社员收入减少。
对这种村庄，可以在包产提奖方面，给予适当的照顾，也可以采取一部分或者大部分生产事业由他们单独经营、自负盈亏的办法来解决矛盾。
至于这种联村社是否需要进一步分开建社，应该在有利生产和有利团结的原则下，由群众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去决定。
5、有些富裕中农，过去占有较多较好的果树、鱼塘、桑园、苇地、竹林等生产资料，收入较多，入社以后，他们的收入减少了。
对这种社员，在社员同意的条件下，可以把他们原来的生产资料的一部分或者大部分包给他们经营，而在包产方面给以适当的照顾，或者规定一定的比例，收益由合作社与承包者按比例分红。
如期归还入社生产资料的价款和投资，并且支付给他们以应得的利息，也是调节富裕中农的收入的一个办法。
如果生产资料折价按当时的市价确是过低的，还应该适当调整，使之趋于合理。
实行上述各项办法，是合乎情理的。
农业合作社的分配原则，基本上是接劳取酬。
但对于一部分具有特殊情况的社员应该给以必要的照顾，使之各得其所；
这种照顾随着农业社生产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将会逐步失去其必要性。
而在农业社初办的几年内，这样做，更可以取得贫农和下中农支持拥护，也能够更好地团结一部分富裕农民，做到进一步团结住全体社员，有效地发展生产，使合作社日益巩固起来。
三、合理地分配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农业社分配粮食的原则应该是：
首先留下必需的种籽和饲料，并且保证完成国家应该征购的任务，然后按照“三定”标准留下全体社员家庭所需要的口粮，如果还有多余的粮食，应该分给劳动比较多的社员。
超产奖励也应该配给一部分或者大部分粮食，使超产的生产队得到适当的照顾，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目前秋收年景尚未定局，农业社在分配夏粮的时候，应该照顾到全年的需要，作出适当的安排。
计算留用夏粮的消费时间，一般以接上秋熟为限，夏粮占全年粮食产量比重较大的地方，特别是秋收作物容易遭灾的地方，计算留用夏粮的时间可以适当放长一点。
有的地方，有些合作社，在全社口粮总量不超过国家规定的条件下，按照社员年龄大小、劳力强弱规定不同的口粮标准进行分配，儿童的口粮标准略低一些，成年男女较高一些，全劳力再高一些，这种办法也有参考价值。
对老年人、产妇、乳妇和婴儿，可以多分配一些细粮，少分配一些粗粮，以示照顾。
对那些劳动日做的不多，不能按标准分够口粮的社员，合作社一方面应该留下他们的口粮，并且用公益金给其中某些人以必要的照顾；
另一方面，在他们还没有现金来购买这些口粮以前，也不要随便赊借给他们，以免造成许多“超支户”和“分空户”，增加合作社的困难。
如果合作社资金周转不开，可以把这些粮食卖给国家作为周转粮。
对缺粮社员可发给周转粮证，以便凭证按统销价格买回粮食。
四、收益分配是涉及每个社员切身利益的问题。
因此，必须充分发扬民主，通过群众的协商讨论来解决可能发生的各种矛盾。
分配时不妨提出几个方案，让群众来比较选择。
所有的困难都应该向群众摆出来，让大家来斟酌研究，商议解决的办法。
有些只涉及某一部分社员特殊利益的问题，也应该尽量征求这一部分社员的同意，然后做出决定。
在夏收分配中，必须认真查对合作社的账目，凡是检查出贪污、挪用、浪费、制度混乱等问题，应该迅速地通过群众，恰当加以处理，以利全社的团结，不要等问题堆积起来，等到民主整社的时候再做总的解决。
　1957年06月14日

向工人阶级领导地位挑战一定要失败
著名工会工作人员痛斥右派分子的反共叫嚣
本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14日召开了各产业工会一部分工人出身的工会干部和技术人员座谈会。
他们用亲身体验的事实驳斥了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中国煤矿工会副主席孙玉惠说：
有人说社会主义不好，到底好不好呢？
我是从小就生长在煤矿上的，咱们就从煤矿上来看看。
解放以前，中国煤矿最高年产量（1942）是六千一百八十八万吨，1956年就达到了一亿多吨。
1952年煤矿工人平均工资是五十六元多，1956年是七十元多，职工住宅，1952年是二百七十三万平方公尺，1956年是七百八十万平方公尺。
解放以前，瓦斯爆炸对煤矿工人是最大的威胁，1943年本溪一次瓦斯爆炸就死了一千六百人。
解放以后，在国营煤矿中，有机械化通风设备的已达到99％以上，基本上制止了瓦斯的爆炸。
这些，难道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吗？
中国电业工会主席黄民伟说：
我们要求右派分子到工厂里去看一看事实，不要胡说八道。
事实是怎么样呢？
就拿中国电力工业来说吧，从1956年05月21日到1957年05月20日的一年中，全国电力工业总计生产了一百七十八亿度电力，比1952年全年发电量增加了一百多亿度，相当于解放前最高年（1941年）产量的三倍。
难道说这不是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吗？
电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在1949年约三十七元多，到1956年已提高到七十五元多，比解放前提高的更多了。
这难道可以说成是工人生活水平降低了吗？！
中国纺织工会副主席汤桂芬说：
我要问储安平的“党天下”根据是什么？
纺织工业系统从中央直到基层厂矿，都有很多非党人士参加领导工作。
纺织工业部部长蒋光鼐就不是党员，很多厂长也不是党员。
她说，李康年说定息延长二十年是为了社会主义，这是代表了一部分资本家说话的，是想拖社会主义的后腿。
公私合营企业的定息完全是工人辛勤劳动创造的，这不是剥削是什么？
章乃器却偏说它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他们这样说是想让资本主义永远不要消灭，我们工人可不会上他们的当。
中国纺织工会劳动保护部副部长臧衍祜说：
我是钳工出身。
葛佩琦说的“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是完全荒谬的。
就拿青岛来说，青岛曾受过德国、日本人的统治；
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又把美国兵领到青岛。
青岛最好的风景区前海沿成了美国兵兵营，飞机场也成了美国的。
美国兵成天在街上横冲直撞，有好多人被美国兵打死。
在公园里，甚至马路上也有妇女被强奸。
可是国民党政府看到这些，连问也不敢问。
有个人被打死了，他的家属要上告，派出所却说，人家给了你钱，你还告什么？
中国人的政府给美国人说话，不是卖国是什么？
从满清政府到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订了不知多少卖国的不平等条约。
唯一不卖国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只有那些要恢复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统治的人，才希望共产党亡。
我们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要坚决跟着共产党走。
中国商业工会业务部副部长王振民说：
我过去是哈尔滨市一个百货商店里的店员，亲身体验到资本家对我们的剥削。
那时候，职业完全没有保障，店员们都知道，每年到了正月十六，大家都提心吊胆，如果资本家看着那个店员不顺眼，吃了元宵就让你滚蛋。
现在我们国营商店的店员已成了企业的主人，不少的店员还当了干部，生老病死都有了保障。
再不受失业的威胁了。
哈尔滨吴桂兰当了经理并出席了世界女工会议。
没有共产党，我们店员那里能有今天？
中国第1机械工会生产部部长王家宠说：
解放几年以来，党和政府从我们工人队伍中提拔了许多有觉悟有能力的人去担任工段长、车间主任、科长、厂长，还被选举为人大代表、人民政府委员，大批工人被送到各种学校去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不少人当了大学生，也出现了不少工人出身的记者、画家。
而且输送了一批工人到部队和公安、司法机关去作为骨干，这正说明了工人确实成为国家的主人了，工人要被培养起来参加国家政治和经济的管理。
同时党也培养了许多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把他们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
可是杨玉清偏偏说，八年来培养的是抬轿子的人。
要上级领导干部“下轿”“下台”。
这是对我们广大工人干部和一切进步人士的污蔑，是向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挑战。
他们的企图注定要遭到可耻的失败。
著名的毛泽东号机车司机、中国铁路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李永驳斥右派分子所谓共产党已脱离了人民的鬼话。
他说：
1931—1932年哈尔滨闹水灾，淹死了很多人，没被淹死的人，买不到粮食吃。
去年哈尔滨的水位超过1931年三、四公尺高，但没有一个人被淹死，难道这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成绩么？
在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劳动模范李凤莲咽吞着眼泪说：
我母亲生了十六个孩子，活着的只有五个，其余的都饿死了。
我八岁时，因为欠地主一斤肉钱，三年没有还清，最后拿我顶了账。
我在地主家里挨过地主的毒打，吃过生蛆的饭，喝过地主的尿，到今天脸上还有伤疤。
母亲也被地主逼死，全家离散。
解放后，我逃出了虎穴，由农民变成了工人，工人变成了干部。
我亲身体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生活。

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办法草案
鼓励华侨在国内办学和投资
并核准关于我国贷款给匈牙利的协定
新华社14日讯
今天举行的国务院第52次全体会议，听取了监察部钱瑛部长关于广西省1956年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进行了讨论；
并通过了国务院对于有关失职人员处分的决定。
会议还通过了“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草案）”和“华侨投资于国家经营的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草案）”，并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
这两个草案是为了鼓励华侨在国内兴办学校和适应华侨投资参加祖国建设的愿望，满足广大华侨子女求学的要求，保障华侨投资的利益而制定的。
会议核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给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会议根据辽宁省葫芦岛市工矿企业发展推迟的情况，决定撤销葫芦岛市，将葫芦岛市所属行政区域全部划归锦西县领导。
最后，会议通过了任免事项。

尤金大使举行酒会送别苏联作家代表团
新华社14日讯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今晚在北京举行酒会，为访问中国的苏联作家代表团送行。
应邀参加酒会的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老舍，诗人萧三、艾青，作家赵树理、刘白羽、陈白尘，翻译家陈冰夷和维吾尔族青年作家克里木·赫捷耶夫等人。
尤金大使在酒会开始时致词，他并提议为苏中两国牢不可破的友谊和两国作家之间的友谊干杯。
苏联作家代表团团长穆斯雷波夫在讲话中表示了惜别之情。
他深深感谢中国朋友的招待。
老舍也致词祝代表团在归途中一路平安。
席间，中苏两国作家频频干杯，互祝两国文学事业日益繁荣昌盛。

我空军首长嘉奖汕头防空部队
新华社14日讯
解放军空军首长今天发布命令，嘉奖12日在汕头地区击伤入侵美机一架和击落蒋机两架的防空部队，并要求各参战单位给作战有功的人员以奖励。
命令还表扬了这个部队良好的战备观念和熟练的作战技术。

美机挑衅的罪责是抵赖不了的
我国防部负责人驳斥美海军部的狡辩
新华社14日讯
国防部有关方面负责人，今天就美国海军部妄图抵赖12日美军飞机侵入我国领空的事件，接见了新华社记者。
负责人说，6月12日，自美国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起飞的海军攻击机四架，侵入我广东省汕头地区上空进行骚扰活动，遭到我高射炮部队猛烈炮火的射击，击伤其中一架。
但是，美国海军部竟公然企图抵赖，忽而说这批飞机是在台湾海峡上空进行例行飞行训练的，其中一架被击中时，在离海岸约八英里的公海上空，忽而又说，这架飞机是在多雾的天气下飞行的，喷气机驾驶员不能确切测量离海岸线本身的距离，它多少飞到它预定航程西面一些等等，企图把侵入我国领空的行为，说成是无意的事件。
国防部有关方面负责人指出，美国海军部的这种说法是不符事实的。
首先，这批美国飞机和蒋机同时入侵的事实，就雄辩地证明了美国这次挑衅行为并非偶然，而是完全有计划的行动。
这批美国飞机从我国广东省靖海上空侵入，一直飞到汕头上空，深入我国大陆达四、五十公里。
难道这些地方是公海吗？
是美国飞行员可以任意选作训练飞行的空域吗？
国防部有关方面负责人说，据气象记载，12日这天，汕头地区天睛，能见度良好，根本没有下雾。
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飞行，又是在一千公尺的低空飞行，能产生所谓喷气机飞行员无法确切测量离海岸线的距离吗？
这点美国海军部的先生们未免捏造得太缺乏常识了。
事实胜于狡辩，美国军用飞机公然侵犯我国领空，敌视中国人民的罪责是抵赖不了的。
新华社14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官怀特6月13日承认，美国海军飞机因为侵入了中国领空而被中国高射炮击伤。
他为侵犯中国领空的行动辩解，说“这架飞机是在多雾的天气下飞行的，它多少飞到它预定的航程西面一些”。
怀特表示“美国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
在这前一天，美国海军发言人说，美国军舰还在南中国海继续进行演习。

论算旧账
编者按：
昨天的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算旧账”的社论，针对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陈仁炳所提出的在这次整风运动中须要算旧账的谬论（内容见今日本报第2版），给予了驳斥。
社论全文如下：
陈仁炳提出了算旧账的问题。
据他说，“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需要算算旧账。
陈仁炳要向谁算账呢？
是向帝国主义吗？
是向地主阶级吗？
是向长期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反动分子吗？
都不是。
那是向谁呢？
原来是要借整风的机会，同共产党算一算旧账。
因为，据说“有的犯了错误的同志，最喜欢用反对算旧账来遮掩他自己的错误。”
你如果不赞成算旧账，那就无法逃避掩盖自己的错误的嫌疑，而且就无法逃避不“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的罪名。
看来，旧账是非算不可了。
我们是不是赞成算旧账呢？
我们是又赞成又不赞成。
如果说是对敌人，我们是主张算账的，旧账要算，新账也要算；
小账要算，大账更要算。
不但要算，而且要算清，要偿还。
如果敌人欠账不还，我们就强迫他还。
用嘴讲要不还，就动手，文的不行，来武的，直到敌人还清为止。
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一向不马虎的。
这早已为历史事实所证实了。
应当说明，就是对敌人，包括武装的敌人，只要他放下武器，我们仍然主张不算旧账，实行宽大政策，给予重新作人的机会，这也是历史事实早已证明了的。
如果说是对朋友，我们不但不赞成算老账，而且主张不记账。
因为既然是朋友，就不免有一致的地方，又有不一致的地方，有愉快的欢聚，又有不愉快的争执，甚至有甲“得罪了”乙，乙“得罪了”丙，或者丙“得罪了”甲的情况。
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我们主张以团结为重，把问题说清楚，不记朋友的账，友好相处，共同把事情办好。
我们的朋友，有的在历史上犯过错误，只要他已经认识了错误，并且有了改正，我们不主张算旧账，团结一致，把共同的事业办好。
因为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知道，共产主义的事业绝不是少数共产党员的私事，在这条道路上，朋友越多越好。
如果对朋友记账，算老账，是不符合我们的道德标准的。
我们有些同志对于这种求同存异的精神领会不够，对有些朋友抱有宗派主义情绪，这是党经常反对的，也是这次整风中要解决的。
至于讲到对我们自己，我们是记账的，也是算账的。
只要看一看我们党的历史文件，同志们就会看到：
我们从来没有掩盖过、隐瞒过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
不但不掩盖小的错误，而且不隐瞒我们的党曾经犯过路线错误。
不但不掩盖过去的错误，而且经常地揭露各项工作中的错误，因为我们的党是对人民负责的，所以，不但各个机关经常总结工作，解放以来在各项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中，我们都不曾忘记整顿自己的队伍，肯定成绩，纠正错误，不断地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把工作作得更好，而在社会大变动以后，党中央又及时地提出了整风运动。
因此，陈仁炳提出要算旧账，我们并不惧怕。
我们不但热诚地欢迎一切真诚的朋友所提出的建设性的批评（包括许多不正确的批评），而且信心百倍地迎接任何右派分子的挑战。
现在右派分子给共产党开出了一个账单。
他们说，解放以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英勇的勤劳的斗争是没有成绩的，谁如果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那就是“教条主义”“党八股”，就是“遮掩错误”。
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解放了全中国，实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统治，实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都不算成绩，这都算错误；
解放以前，中国每年只生产几十万吨钢（按国民党中国只生产四万多吨，其余是日本人在东北生产的），现在生产四百五十万吨钢，这也不算成绩，这也算错误。
这岂不荒唐？
其实，也并不奇怪。
蒋介石垮台，中国人民看作是大解放，大成绩，蒋介石和他的主子则看作是大灾难，大错误；
土地改革，工人农民看作是很大的成绩，地主则看作是下地狱，是大错误；
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拥护社会主义的人看作是很大的成绩，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则看作是很大的罪过。
各人立场不同，观点不同，同是算旧账，却得出两种结果。
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陈仁炳还没有公开写出他的账单，但是他在算什么账，算账的目的是什么，明眼的人是容易看出的。
君不见，他不是已经在那里“长太息”吗？
如果他算账的结果，看到了成绩，也看到了缺点，他又相信这些缺点是可以克服的，错误是可以纠正的，那又何必“长太息”以至想到“痛哭流涕”呢？
君不见，他不是已经要求“挑出几个人”来加以“有效”的处理吗？
如果他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如果他还相信这些同志虽然犯了错误，却是可以教育的，为什么他对这些干部是那样地仇视呢？
如果说几个干部犯了错误要这么办，整个共产党几年来又是“错误是基本的、成绩是次要的”，那不是也应当“挑出来”加以处理吗？
从他到处热心“算账”“撤干部”来看，我们这样说，难道是毫无根据的夸张吗？
我们说我们不怕算旧账，不怕右派分子挑战，这不但因为我们深信：
共产党的成就是算不倒的，因为共产党的工作成就首先是中国人民英勇劳动的成就，人民是看得清楚的，而且我们深信，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必须改正，也是完全可以改正的，因为像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等现象，并不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本身的产物，并不是社会制度本身的产物，而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产物，是有它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
我们对这笔遗产并无任何留恋，我们并不想靠他过日子，而是不断地坚决地同它作斗争。
在这方面，我们同陈仁炳不同。
我们相信，经过整风，我们一定能够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污毒大大减少，并且在整风运动结束以后，继续同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的现象作斗争，我们的工作会越作越好。
因此，我们在同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作斗争的同时，我们绝不停止整风运动，我们欢迎党外的朋友们继续帮助我们整风，一切善意的批评，包括不完全正确的、甚至错误的批评，我们都会认真地严肃地对待，因为这是同那些破坏性的批评有原则性的区别的。
中国人民经历了伟大的革命胜利，进入了第9个胜利的年份，人民在欢乐地迎接新的胜利，而有人在那里“长太息”在那里“痛哭流涕”，这是一笔新账，还是旧账，让我们的读者去判断吧。

反右派的斗争
提高了知识分子的觉悟
九三学社座谈会的政治空气显著转变
本报讯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昨天下午邀请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北京市分社的委员举行座谈会，继续讨论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的问题。
会上，二十四个人的发言中，一致对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储安平散布的“党天下”的谬论和其他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作了批判，一致要求要和这些反动的言论在思想上政治上划清界限。
不少发言的人对自己前几天没有认识这些谬论的反动性和危害性作了自我批评，一致表示要提高政治嗅觉，明辨大的是非，向一切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作斗争，更好地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
会上还有人要求召开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议，讨论储安平的问题。
主持会议的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表示接受这一建议。
茅以升说非常拥护报上对储安平的批评
中央常务委员茅以升在发言中表示：
对这几天报上严厉批评储安平的谬论，非常拥护。
他说，储安平在统战部的发言，不但有稿子，还有标题。
他把稿子分发给新闻记者时，还说稿子内容不能改，而且标题也不能改。
据说事前他曾把这稿子给一位民盟领导人看过，但我们九三的领导同志们却无人知道。
他这样作的用意何在不难揣测，至少可说明一点，就是他并未把我们看做同志。
因此，我们和他划清界限，他也许不致反对吧！
许多人在发言中，都谈到目前民主党派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
王钧衡认为：
民主党派目前要在三方面起作用。
即：
坚决地站起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战斗；
消除一切顾虑，从团结出发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继续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在整风中教育自己，改造自己。
候补中央委员李孝芳说：
翦伯赞先生说：
右派分子写发言稿，有巧妙的办法，像我们学校里写教学大纲一样，你写一章，我写一章。
中央委员王之相同意这一比喻，他还说：
他们是异曲同工，有共同立场，目的是取消党的领导。
李祖荫说章伯钧的检讨空空洞洞毫无内容涂长望指出右派有理论有纲领有策略
北京分社委员李祖荫在发言中对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章伯钧的“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的检讨表示不满。
他说：
章伯钧的检讨我看空空洞洞，毫无内容。
他还说：
章伯钧不满现状，企图混水摸鱼，捞一把，进一步抓更多的领导权，农工民主党有人说章伯钧野心勃勃，这值得注意。
中央常务委员涂长望发言中说：
我们上次中常会扩大会上，批评储安平谬论的只有三个人，而同情储安平谬论的就有五个，这说明我们在政治上有伤风现象，嗅觉不灵了。
接着，他指出，应该把最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联系起来看，这样，就可以发现，右派分子有“理论”，有“政治策略”，还有“政治纲领”，正在实行三部大合唱。
他说：
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陈新桂就是他们的理论家，他们企图用资产阶级的理论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企图用修正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们的政治策略就是：
只准讲坏话，不准讲好话；
歪曲事实甚至捏造事实，并且采取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派手法。
他们的政治纲领就是：
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要共产党“下台”，要另外成立政治上的设计院，每个民主党派包干若干个县，要各个民主党派发展一千万党员，要设立上、下议院。
涂长望认为，要把这三者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这些谬论在知识分子中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很容易发生迷惑的作用，因此，必须坚决批判这种谬论。
北京市分社常务委员恽震提出，储安平是九三学社的中央委员和宣传部副部长。
他说我们不愿意要这样的副部长，要求九三学社对这问题加以处理。
恽震还气愤地说，储安平太没有纪律，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九三学社两次开会通知他他都不来，也不向组织表示改悔。
这一意见还得到一些人的赞同。
袁翰青报告他和储安平的谈话，储认为自己的错误在于不知道知无不言还有个界限
常务委员袁翰青发言中，尖锐地揭露了储安平还没有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事实，他说：
06月09日我去找他，问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言以前，为什么没有同九三学社的人商量，并且批评他说的“党天下”是错误的。
他说：
“错误的问题以后再谈”，对为什么不和九三学社的人商量的问题，他说是“没时间”。
他还说：
准备检讨。
我问他：
如何检讨。
他说：
“不晓得知无不言本身有个界限”，如果晓得的话，就不说了。
我当时说，如果这样，你就不用检讨了。
袁翰青说：
几天以来，一直感到他的错误严重，看到史良的发言，感到更加严重。
储安平同九三比同民盟的关系深，他是九三的中央委员，又是宣传部副部长，但他没有找九三的人商量，却找了九三以外的另一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商量。
他在配合人家讲话。
究竟为什么要和这个人商量？
他的政治企图是什么？
他要求九三学社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要储安平交代。
徐诵明在发言中，除批判了储安平的发言表示要与他划清界限以外，说到个别党员所犯的错误，我们不要当作是党的过失，党与个别党员不要混淆起来，同时他还批评了卫生部的工作做得不好。
卫生部领导同志多半不懂业务，又不走群众路线，这是工作做不好的根源所在。
政治第1，技术第2，技术应当服从政治目的，这是正确的，但是并不是不要技术。
卫生部忽视技术的结果已造成工作上的损失。
比如卫生部曾颁发了一个放宽人工流产条件的指示，指示发出后很多妇女要求人工流产，弄得各地医院混乱得很。
为什么不和专家先商量一下再颁发呢？
他希望在这次整风中医药卫生界同志应当帮助卫生部改正这个毛病。
在会上发言的涂长望、裴文中、袁翰青、叶恭绍、董渭川、陈明绍等大多数人都检查了自己政治嗅觉不灵敏的问题。
为什么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对这些反动言论这样嗅觉不灵呢？
董渭川提出了他的看法。
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思想给高级知识分子的毒害。
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最后发言中指出：
“这几天对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虽然有所驳斥，对他们的阴谋有所揭发，但这股逆流和反人民的歪风还未得到彻底纠正”；
他认为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是彻底的诬蔑，是企图取消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制度。
许德珩还表示接受一些发言人的建议，将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对储安平的处理问题。
（发言全文另外刊出）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九三社员邹秉文、程希孟，中央常务委员严济慈，中央委员张席禔，中央常务委员薛愚、劳君展，北京市分社委员过祖源、鲁德馨、张楚宝、韩寿堂，中央委员乔启明。
中央常务委员黎锦熙作了书面发言。

广东甘肃党外人士就本报社论展开论战
反批评是不是“收”？
广东甘肃党外人士就本报社论展开论战
本报特约新华社广州讯
广东省许多民主人士在11日举行的座谈会上，对于是否应该在“大放”“大鸣”的同时进行思想交锋的问题展开争论。
广州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刘绍武发言说：
他不同意过早地对目前出现的“突出思想”进行争论。
他说，否则会使人感到党号召我们提意见，现在又找典型来批判，因而产生新的顾虑。
这样对党的整风帮助不大。
民革中央委员冯伯恒不同意刘绍武的意见。
他说，对于一些带有根本性的严重错误的论点，例如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意见，这必须予以反批评。
冯伯恒不同意对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提出反批评就是“收”这种说法。
他说，葛佩琦可以说不要共产党领导，难道我们不可以反问他一句：
不要共产党领导要谁来领导呢？
有人说，这样会使人产生顾虑，我也不同意。
共产党早已说过“言者无罪”。
至于对一些反社会主义的论点进行反批评，是为了使“放”、“鸣”提高到更高的阶段，以端正立场，分清方向，这有什么不好呢？
民革广州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方少逸不同意一些人认为人民日报最近发表了几篇社论就是到了“收”“整”阶段的说法。
他说，中共倾听群众的意见是既定的方针，是永远不会“收”的。
但是如果有人想借整风而贩卖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甚至企图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那就不单纯是关于党的问题，而是企图推翻宪法。
这不但中共不同意，人民也是坚决反对的。
本报兰州12日电
对于在帮助共产党整风中出现的一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共产党的报纸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这是甘肃省的一部分民主人士这几天在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争论的问题。
民革甘肃省委会联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安立绥说：
出现一点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不能看作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人民日报是新闻界的掌舵者，似乎无须头晕目眩和胆战心惊。
发表社论“纠偏”未免为时过早。
如果要“纠偏”，应该让光明日报、文汇报和大公报去纠，让人民群众和各民主党派去纠。
人民日报出马来纠，难免叫人怀疑党是害怕了，要实行“收”，要防止“放”。
他认为甘肃日报也应该回避这个问题。
他主张由省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另办一个刊物，开辟新的“鸣”“放”园地。
省参事室参事张凌汉在发言中批评了安立绥的错误意见。
他认为人民日报最近发表的几篇社论是给大家敲警钟，在整风中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
它拭亮了人民群众的眼睛。
在这以前，民盟甘肃省委委员戚民也认为：
有人想借机不要社会主义和不要共产党的领导。
共产党应该出来讲话，党的报纸尤其不能对此保持沉默。
人民群众看不到党的意见就会困惑不安。

顾执中对于当前思想批判有这种意见：
如果反对那些“好心说坏话”的人，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在政治上最最危险。
顾执中没有出席昨天的座谈会。
他在书面发言中，针对最近对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批判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希望不要把好心说坏话的人，牵涉到坏心说坏话的人里面去”。
他认为单凭主观来决定人的好坏，是危险的。
依照他的分析，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一般人所讲的话，大约分四种，即（1）好心说好话，（2）好心说坏话，（3）坏心说好话，（4）坏心说坏话。
在这四种人中，他着重描绘了好心说坏话的人的情况。
他说：
过去，这种人为了爱说话，爱提意见，不免在不同的场合中，遭受到宗派主义者与官僚主义者的打击，排挤，暗害与不重视。
在今天的整风运动中，有不少人已不顾一切的说了许许多多的不好听的坏话，这种坏话虽然在实质上是好话是良药，但往往容易被误认为坏话。
他说：
当我们跟第4种即坏心说坏话的人进行斗争时，切忌皂白不分，把好心说坏话的人，也顺便的随意牵涉在内。
这样做，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是不应该的。
在政治上是助长坏人，孤立自己，削弱自己，是最最危险，而英明的党也决不会做的。
在顾执中看来，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原是非常好的，可是“到今天已呈现出微微的摇动”。
他认为需要“赶快稳定下来”。

接受正确的批评　批判反动的言论
首都高等学校整风运动进入新阶段
又有十一个院校党委负责同志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了检查报告
本报特约新华社14日讯
首都今天又有十一个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人分别在各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就整风问题作了初步的检查报告。
在今天的报告会上，各校的党委负责人都就学校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了检查。
他们在向真诚帮助党整风的党外人士致谢时，曾提到有些人的批评虽然不够全面，但他们的批评完全出自善良的愿望，因此也向他们表示谢意。
同时，他们在报告中也指出，一部分右派分子发表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大家在“齐放”“争鸣”中应揭发和批判这些反动言论，明辨是非，这样才能帮助党搞好整风。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书记何锡麟说：
我们的领导思想，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是有很多缺点的。
我们对学校的中心工作如教学工作、科学研究工作和师资培养提高工作等问题注意不够。
学校的领导上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党的领导干部中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党内民主生活不够健全。
廖泰初先生说，“师大有四难：
即会见领导难，谈心难，对党员了解难和办事难。”
说明我们亟需加强和群众的联系，更多地直接和老教师直接接触、谈心。
何锡麟还检查了思想工作上犯有教条主义、不从实际出发来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的缺点。
他说：
比如实习问题，多数系主任主张实习一次，可是我未很好征求他们的意见而仍坚持实习二次。
在提升讲师的问题上，有冒进思想，在严格掌握德才兼备、政治与业务并重的原则上有某些缺点。
在去年评薪评级工作中，广泛深入征求群众意见不够，未能确切地了解教师业务工作的情况，其中有极少数的党员教师的级别订得偏高。
何锡麟说：
我们有些党员对党外人士不够尊重，在某些方面党群关系不够正常。
朱庆永先生说只有在大报告上才看到我，邰爽秋先生说党群之间有“四道墙”“四层板”，这说明我们脱离群众的现象还是严重的。
何锡麟接着报告了学校边整边改的情况。
他说在助教提升讲师的工作中是有一定缺点的，现在已有一些党员主动申请下降，党委会准备将其中四人的学衔问题提交系和校行政讨论决定。
在工资问题上，有的党员评高了的，现在根据他们本人的申请，党委要建议学校行政上把他们降下一级来。
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去年领的福利费不合理，党委已同意他们退还，宿舍分配不合理问题已组成五人小组研究。
何锡麟最后说：
在整风中，绝大部分的批评和意见都是好的，我们要认真地接受和研究，并切实改正。
有些意见尽管片面偏激，但出于热情帮助党整风，我们也是欢迎的。
但也有极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反动的，离开了帮助党整风的轨道，如“党天下”、“家天下”等等说法，在葛佩琦、储安平等发言前，学校就有人这样讲了。
这种言论无疑地是在向党进攻。
他说：
现在不存在是否准许这些言论鸣放的问题，而是要通过“争鸣”“齐放”，辨明是非。
中共北京政法学院委员会书记刘镜西说，整风开始以来，全校师生员工提出了很多批评和意见，其中绝大多数对党的整风都有很大帮助。
例如副教务长雷洁琼提出：
学校有些问题和她商量不够，她提出的有些意见不见下文，党员负责干部过去有时候态度很粗暴。
这些意见都是很好的。
还有许多师生员工对党群关系、学校机构庞杂、人浮于事的情况提出的批评意见也是很好的，应该诚恳地接受这些意见并加以改进。
刘镜西说，在大家提出的许多意见中，一部分比较容易解决的正着手解决，有的已经解决了，如党委副书记郭迪等的补助费已声明退还；
一部分问题必须经过系统研究才能解决；
有些需要请示上级有关部门才能解决的，有些问题属于过去对于情况交代不够的，需要把情况向大家加以说明。
他说，这些问题，属于党内的问题由党内来研究，行政上的问题建议由学校行政上来研究处理。
刘镜西代表党委会对大家提出的批评和意见表示诚恳的欢迎。
他指出，只要是善意的批评，尽管它与事实不尽符合，甚至有很大出入，或用语尖刻，带有刺激性，我们都认为它是好的。
因为这些意见都是在承认党的领导，关心党、爱护党，是从搞好人民事业的愿望出发的。
但是有一部分人的意见不能同意。
它不是帮助党整风，而是借帮助党整风之名，来取消党的领导，进行反党的活动，企图把党挤出去。
因此，应该予以坚决的反击。
但是反对右派决不能把一般的不正确的意见和提意见的方法、态度不好的混为一谈。
刘镜西说，为了明辨是非，使鸣放更加深入，准备在提出的许多问题中，就有些认识不一致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齐放”、“争鸣”，以澄清思想。
他举例说，像学院在知识分子政策的执行上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今后知识分子要不要继续进行思想改造；
学院建校以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办校方针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学院的党组织是不是一个宗派集团；
现在是不是“党天下”；
选拔干部应不应该重视政治条件；
党内要不要汇报制度；
对党和国家的机密要不要保密；
积极分子是靠近党好，还是不靠近党好；
是积极好，还是不积极好等问题，都应该在“齐放”“争鸣”中求得澄清。
中共北京医学院委员会副书记曲正、阎毅今天分别就全院师生们最关心的专业设置、学制以及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等问题在大会上作了初步检查。
他们认为师生们提出的这方面的意见有许多是合理的。
他们在感谢党外朋友积极帮助党整风的时候，还特别转述了马文昭教授也为某些党员的宗派主义使党外教授很伤心的批评，提出这些批评对促使党员改正缺点有很大帮助。
但是他们也指出了有人提出“蒋介石也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类的反动言论，并提请大家提高警惕，明辨是非，在“争鸣”、“齐放”中批驳这些反动言论。
今天就整风问题做检查报告的，还有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体育学院、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北京外交学院、北京师范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和北京林学院共十一个高等学校的中共党委会。

许德珩说：
毒草就要拔掉，不问地位如何
上星期六本社举行座谈会，我曾在大会上发言，说我们要站稳立场，明辨是非，不要迷失了政治方向，因为这次党的整风是我们大家政治生活中一个极大的事件，也是一场极严肃的思想斗争。
这一星期以来，社会各方面对“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人民民主政权”的谬论，虽然进一步的有所驳斥，对他们的阴谋也有所揭发（如今天各报登载民盟副主席史良的发言），但是这一股右派的逆流和反人民的歪风，还没有得到彻底的纠正。
在我们九三学社来说，尤其是储安平的发言，上次座谈会中，大家虽然有所批评，但还没有指出要害（章伯钧先生说，有人说储的发言是打中了要害），今天大家的发言对储安平荒谬的言论作了批评。
我们要和一切反社会主义言论划清界限，并认为：
储的“党天下”的谬论是彻底的诬蔑。
他所说的“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是党与非党矛盾最终所在，”是企图取消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制度。
至于“大和尚小和尚”之说更是不严肃的。
同志们今天对这些谬论，能够本着爱护国家、爱护党、爱护社会主义的精神，进一步地提出正确的批评，驳斥谬论纠正歪风，是很好的。
大家知道，离开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是不可想像的，同时，离开社会主义，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在座的只要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为过去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寻求过出路的人都是会深切感到的。
昨天（6月13日）人民日报登载了程潜先生在民革座谈会上的发言，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我觉得很好。
他说：
我们在这里开会，觉得自己的群众蛮多，但是一出了会场，下工厂、去农村，就知道自己代表的范围究属有限，一个代表有限范围群众的政党要把全部国家事务领导起来，这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打麻将可以四人轮流做庄，政治领导断然不能如此。
假若让我们登台，我们有没有本事发动群众来搞土改，搞三反、五反，搞抗美援朝，搞农业合作化，搞工业建设肯定是不行的。……共产党代表了全体人民最高的利益，各民主党派只代表一部分人民的利益，谁大谁小？
谁领导谁？
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是什么主观意愿决定得了的。
叫嚷取消和削弱共产党的领导，叫喊共产党人‘下轿’，要杀共产党人，趁整风之际要把共产党挤下台去，这都是主观的幻想，在客观实际面前，要碰得鼻青脸肿的。
我完全同意程潜先生这些爱护国家爱护民主党派的意见，我想我们民主党派的同志，尤其是九三学社的同志们是完全拥护的。
有很少数的人认为在这样大放大鸣期间，来展开对谬论的批评是否阻碍了大鸣大放？
我说是不会的，并且在鸣放过程中来进行批评也是应当的。
整风是为着加强共产党的领导，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为整风提意见，却企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危害国家的谬论，这种谬论不驳斥行吗？
不驳斥谬论，善意的批评就要被混淆起来，善意的批评就不能生长。
这也就说明驳斥谬论不是“收”，而是要更好地“放”，健康地“放”。
有人又以为这次是共产党整风，如何整到民主党派头上来了？
整风发言之中有危害国家制度的就是毒草，毒草就要拔掉，不问它的地位如何，共产党人犯了错误要受批评，要受处罚，民主党派人士可以例外吗？
这次整风运动，给我们的政治教育不少。
希望大家投入这一运动，提高政治觉悟，好好地“鸣”，好好地“放”。

陈仁炳主张“算旧账”
本报上海电
民盟上海市委的一些成员，最近在几次座谈会上，对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陈仁炳的错误言论，展开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他最近所散布的所谓“要算旧账”之类的论点，与最近民盟中央某些人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论调，是一脉相连的。
陈仁炳的错误言论，主要表现在他在上海市委宣传会议的书面发言中。
这个发言的主要内容约有下列各点：
他主张要让每一个基层都“鸣”起来，“目前的大问题仍旧是如何鼓励各方面基层的群众打破一切顾虑，在每一个角落里特别是不少的死角里鸣起来放起来。”
他说，他感觉“这几天所听到的鸣和放恐怕还只是上海各个角落应该鸣应该放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他说，他听到会上揭发出来的一些矛盾后，“感觉到非常沉重、难过。
汉朝有个人叫贾谊。
贾谊曾经向当时的皇帝上了一篇文章，叫做治安策，拿今天的语言来说，他里面谈的都是当时社会政治内部的矛盾问题。
贾谊把他的材料排了个队，那几桩是令人痛哭的，那几桩是令人流涕的，那几桩是令人长太息的，又有那几桩是叫人感觉很不合理的”，他说他将听到的情况也排了一下队，结论是“我不敢一定说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至少，令我们长太息的事情恐怕是实在太多了。”
因此他建议“在整风中是应该着重鼓励人发掘缺点和错误的，决不要拿‘抹煞过去成绩’的帽子往人家头上戴”，他还建议在这次整风中要“把群众认为有显著错误的问题的人物，挑几个出来，进行有效的公道的教育和处理，这对于鼓舞放，会比几篇解放日报社论还更有说服力量和动员力量的。”
他又说：
“我以为在检查缺点、明辨是非、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旧账不是不可以算的。
有的犯了错误的同志，最喜欢用反对算旧账来遮掩他自己的错误。”
他说：
“毛主席多年倡导的治病救人的道理，反对单纯惩办主义的原则，是不是在执行中有偏右的情况？
是不是可能由于过分强调治病救人而弄到在某些具体情况中无赏罚，无是非，只有姑息而无严格纪律？”
他认为“今天搞好党群关系的关键问题之一恐怕是一个认真执行纪律的问题。”
他说，他“对于党整风一定能得全胜的信心，还是不够坚强的”，他希望党这次整风能“消灭那些可以痛哭流涕和长太息的毛病。”
根据人们的揭发，陈仁炳除了这个发言外，还在其他场合散播了一些类似论调，并进行了一些活动。

“‘三害’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
陕西师范学院讲师　王尊一
现在党英明地号召我们，在大鸣大放中我们的矛头要对准“三害”，但是我们不难知道，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是存在在个别机关或个别学校里，是在目前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普遍地存在着。
那么我们要根除“三害”是不是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掘一下呢？
我先谈谈三害中的宗派主义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确有伟大的功勋，但从此共产党骄傲起来了，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政权应由我们掌握，好官我自为之，人民只能听从共产党的命令、指挥和摆布，人民那有宪法上赋予的思想、言论的自由。
现在我们国家的主席只有两个，国务院总理有十余人，但都没有一个党外人士，这算不算是中央的宗派主义的表现呢？
在政治体制上说，这算不算是一个“人民民主制”的国家呢？
元朝时候，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第1等最高贵的人是蒙古人，第2等是色目人，第3等是汉人，第4等是南宋人。
当时统治权在蒙古人手里掌握，其次才是由色目人掌握，汉人和宋人只是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罢了。
我们把这种政治叫做“民族压迫”。
再如清朝入关以后，政治要职都设复职，如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满、汉人各担任一职，满人官品高，汉人官品低，满官有职有权，汉官有职无权。
这种政治我们也把它叫做“民族压迫”。
但是，反观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第1等最高贵的人是共产党员，第2等是共青团员，第3等是民主党派，第4等是群众。
现在我们国家除过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以外，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是多设复职。
正的总是由党员担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
这种政治的形式，除了本质不同外，和元朝、清朝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种政治制度，应该叫他个甚么名字，我不知道。
几年来，在各个部门和各个角落，工作发生了错误，总是说下级执行政策有偏差，或者说没有掌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但是，政令的草率颁布，更张频繁，保守、冒进、又保守、又冒进这样摇摆不定，还说是为了适应情况的发展。
另外，一切讨论变成了形式，严肃认真的讨论根本展不开。
领导上对待恭维、奉承、吹牛拍马的人认为是积极分子，认为政治上可靠，可以得到提拔或升官。
对待在政策、号召上稍存怀疑，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便认为是思想落后，不进步、保守顽固，甚至给戴上反党、反人民和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
这样一来，谁还敢对党提出一个字的批评呢？
只有学“金人三缄其口”了。
我现在又来举几个历史上的事例，这是大家熟悉的故事：
周厉王好财货，国人谤王，王使卫巫监谤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以告召虎，曰：
“吾能弭谤矣”。
召虎曰：
“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厉王不从，于是国人莫敢言。
如是者三年，民终无忍，成为暴乱，厉王奔彘。
第2个是嬴秦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巩固他的子孙万世之业，首先来了一套统治思想言论的办法。
嬴秦的统治思想言论，不只对当时的思想言论，并且对历史上的东西，只要是不符合其专制口味的，都加以严厉的取缔。
实行“焚书坑儒”，甚至“偶语者弃市”，“谈论诗书者斩首”，“是古非今者灭族”。
但是，嬴秦的残暴统治很快的被人民推翻了。
历史上，由于压迫思想言论的自由，而遭到惨败的事例是很多的。
党的官僚主义主要表现在不够民主的选举制度上，这种选举制度还美其名曰“民主集中制”。
比如选一个人，只提一个候选人，选两个人只提两个候选人，这种选举完全成为形式。
候选人是否集中了群众的意见？
这种选举办法是否民主？
只有“天知道”。
最后，我要向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呼吁：
一、开放政权，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
二、真正给人民以思想言论的自由，解放人类个性；
三、把民主的尺度放宽些，给人民以真实的民主生活；
四、我要求毛主席，我要求你走下你的宝座，深入农村，看看农民的生活情况。
（原载于6月12日陕西日报，本报转载时略有删节。）

不容许右派野心分子破坏社会主义
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马叙伦
我们帮助党整风，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但是右派野心分子却利用这个机会，混水摸鱼，偷运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妄图制造混乱，模糊人们的认识，以达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
这种勾当根本与严肃地帮助党整风的目的背道而驰，完全违反全国人民的利益，决非全国人民所能容忍。
尤其是身任民盟领导的章伯钧、罗隆基等，竟然散布极端错误的言论，在人民群众和民盟中间造成混乱的、不良的影响，我作为民盟盟员和副主席之一，更不能不表示愤慨。
我同意许多民盟同志的意见，章伯钧、罗隆基等应该对当前这场严肃的思想斗争明确表明态度和立场，应该对自己的错误言行作彻底的交代。
储安平的所谓“党天下”的恶毒反党的谬论，罗隆基是事先看过的；
储安平是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而章伯钧又是光明日报的社长，这中间千丝万缕的瓜葛，暗中究竟包含着怎样的背景，我们有理由要求弄个水落石出。
否则，表面上说拥护社会主义，实际上却反对社会主义；
口头上说拥护共产党，背地里却破坏共产党的领导；
表面上一套，背后一套，阳的一套，阴的一套，这样何以取信于人民？
何以维护民盟领导的威信？
社会主义是我们全国人民和子孙万代幸福所系的大事业，是我们千千万万先进的仁人志士用头颅和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
我们决不容许任何右派野心分子加以损害和破坏。
因之，我们一定要同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严格划清界限。
在当前严肃的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斗争中，我们坚决要求明辨是非，分清立场，决不容许有丝毫含糊。
任何避重就轻，阴阳两面的遁辞和手法决不能逃过人民的眼睛。
我衰病经年，很少过问民盟的事情。
但我爱民盟，我尤爱社会主义，我不能不言，希望民盟同志们指教。
　（6月15日）

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激起了千万读者的愤怒
各地报纸刊登葛佩琦、储安平、章乃器和杨玉清等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后，全国各地工人、农民、学生、教员、市民纷纷给本报来信，痛斥这些言论。
10日到14日五天内，本报收到了三千五百六十六件来信，其中有个人写的，也有几个人或集体签名的。
一边看孩子一边写不会写的托人代笔
这些来信有的是在国境边上写的，有的是在炽热炼钢炉边写的，有的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写的，有的是在绿色的田野写的，有的是在科学实验室中写的，有的是在学校课室中写的，有的是在飞驰的列车上写的，也有的是一边照料孩子一边执笔写的。
写这些信的人并不都是知识分子，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目不识丁或识字不多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
他们不会写信或者写不成一封信，但是在看到和听到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制度的言论后，心情激动得不能不请人代笔发表自己的意见。
正在北京西郊第二疗养院疗养的肺结核病患者、手工业工人侯家山，请侯俊霞代笔。
河北复员军人陈德？
因为识字很少，写了五次才写成一封三百多字的信。
他在信上说：
“我有多少要说的话呀，就是说不出来，写不出来。”
因此，他只得在信上重复地说：
“我有一双雪亮的眼睛，有一颗保卫党、保卫祖国的决心。”
住在北京的工人、学生，为了让报社早一天接到他们的信，亲自把信送到报社来。
北京外交学院三年级二班全体学生的信，是派专人送来的，并且要求本报刊登他们的信；
不能全文刊登，摘登一段或几句话都可以，让全国人民知道，学生是坚决地和工人、农民及全国人民站在一起的。
这些来信虽然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岗位，但是心是一颗，坚决反对任何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
杨增占信中写道：
实行统购统销以来榆林没饿死一个人
对葛佩琦的“统购统销搞糟了”的错误言论，许多来信用生动具体的材料证明：
从全面来看，这个工作不是糟而是好的。
粮食工作者郑时藩来信说：
去年全国有上千万的灾民，要不实行统购统销，要不全国统一调度粮食，这么多灾民吃什么？
只好活活的饿死。
家在陕北榆林的北京农业部干部学校学生杨增占来信说：
“解放后，陕北虽然连年遭受灾荒，如1951年的旱灾，1954年的水灾，1955年又是旱灾，但榆林全县没有饿死一个人。
我亲耳听到许多农民怀着感激的心情说：
如果政府不实行统购统销和社会救济，一定像过去一样的要饿死不少人。”
河北顺义县茹萍来信说：
去年河北受了水灾，打的粮食不够本省吃，国家就从四川、湖南等许多省运来粮食，花的运费不少，卖给人民时仍是玉米每斤八分，大米每斤一角五分。
这就因为实行了统购统销。
林区工人信中写道：
过去睡在树枝上现在搬进好房子
许多读者用几年来家庭的变化的情形，证明：
“生活水平提高的哪些人呢？
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制服的党员干部”的说法是错误的。
北京东四区街道妇女的来信中说：
这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这是有意煽动人民离开共产党。
她们在来信中说：
“职员家属李端荣指着自己的十多个月又白又胖的孩子说：
过去，像我们这样家的孩子，那能吃得上鱼肝油、水果。
要是这孩子会说话，一定也要质问葛佩琦代表谁说话。”
在长白山原始森林中工作的张树春、于志成的来信说：
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不是提高了，请看看
林区工人生活的变化情形：
过去林区工人吃的菜是无腿大虾米（黄豆芽）和一锅水放二个萝
卜的汤，饭是飞机牌的大楂子（苞米一磨两半啦），而且不能吃饱；
穿的是更生布破衣裳，住的是落天的马架房，睡觉时，下面铺着松树枝，上边盖着破麻袋，一句话，工人的生活真如牛马。
现在住的是温暖的宿舍，特别是有了家属宿舍。
吃的是粗粮和细粮，穿的是洋布衣服。
此外，国家设立了洗澡塘、理发室、保健站、洗衣坊和拨出一批生活补助金。
王永福无钱给老人治病，就得到了国家的补助金。
家在山西的赵福生来信说：
过去我家同堂三代拚死拚活的作活，年老的爷爷累的吐了血，年小的我也累坏了身体，可是还得靠糠皮、野菜过日子。
母亲病死，两个弟弟饿死，最后，父亲不得不把姐姐和我送到外国人所办的孤儿院，过那奴隶般的生活。
解放后，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我们，并给我们学习机会。
现在，我在农学院学习。
许多来信也承认少数灾区人民的生活是比较困难的，但这是因为遭受了灾害；
如果同过去的灾害年来比较，生活也比前好得多。
姚功效信中写道：
无数可敬的共产党员为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许多读者对葛佩琦的“肃反搞糟了”作了批判。
对王德周的“共产党员无恶不作”，储安平的“党天下”等谬论作了具体分析，指出这些人的目的是企图离间党和人民的关系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已经复员回家的军人姚功效来信说，他要替共产党员说话。
他列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无数的共产党员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甚至为祖国、为人民英勇地献出自己的生命的事迹。
他说：
在解放战争中、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在祖国的各个边防、海防前线对敌斗争中，有千千万万的战士们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当他们牺牲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当他们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里吃着炒面和雪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为了使全国人民安静地过着幸福生活。
现在又有着千千万万的战士们远离了家乡、亲人，在祖国的边境上日日夜夜忠心耿耿地守卫着祖国的大门。
这些为广大人民爱戴的无名英雄中有无数的共产党员，他们总是在困难面前挺身而出的。
上海县荷溪中心学校陈纪官来信说：
如果“党天下”指的是劳动人民的天下，这有什么不好呢？
好的很。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工作的蒙古族茂敖海、回族王克、张英达、勉维霖、白洁，僮族黄建东、臧冬、林敏淑，朝鲜族白云昌、朴胜一，高山族田富达，乌兹别克族卡米里江，纳西族李淇在来信中说：
“你们（葛佩琦等）的企图是永远不能实现的，翻了身的全国各民族人民是绝不允许的。”
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余瑞璜来信说：
为了用具体行动进一步拥护党的事业，我要把一切献给党，我要向党组织申请入党。
山东大学历史系一年级肖玲来信说出了大家想说的一句话：
中国共产党万岁，是中国人民的幸福，是反革命分子的悲哀。
金鸿志信中写道：
写匿名信恐吓威胁是对全国人民挑衅
07日报上刊登了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接到匿名恐吓信的消息以后，读者来信中就有很大一部分是痛斥这种写匿名恐吓信勾当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工作人员金鸿志来信说：
“从用匿名信恫吓的手法和匿名信的内容来看，这不像来自人民内部，丝毫找不到团结——批评——团结的气氛。
凡是嗅觉正常的人，不难识别出这是一种什么味道。
这不仅是对卢郁文、李仲公两个人的威胁、恫吓，而是对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政权的人民的挑衅。”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周简段、临风的来信中说：
“给卢郁文先生写恐吓信的人采取了国民党特务分子的老手段。
其行为之卑鄙可耻，其言论之恶毒可恨，真是无耻之尤。”
许多读者对章乃器、杨玉清、陈新桂等的言论，也都进行了批驳。
许多读者来信表示并不否认现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对这些缺点和错误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加以分别。
新疆石油公司张汉英来信说：
三大主义是存在的，但是这是一部分领导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不能说成是整个党的。

整风使党和群众的团结更巩固了
首都高等学校师生员工热烈欢迎党委的初步检查
新华社14日讯
首都六个高等学校的师生员工，对各该校党委负责人的初步检查报告普遍感到满意。
他们表示要划清思想界限，继续积极提意见，帮助党把整风运动搞好。
中国协和医学院许多教授和医生对这个学院党委书记张之强的检查报告的初步反映是，虚心诚恳，实事求是，解决了一些问题。
林巧稚教授认为这次初步检讨是很好的，她说，当然要求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是不可能的，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反复研究、讨论才能够解决。
周华康教授说：
我们学院的党组织对领导医疗教学机构缺乏经验，加上某些领导干部本身的缺点，使工作出了一些问题。
这是客观存在。
但是有些人批评不实事求是，把缺点夸大，全盘否定过去的工作，这也是不好的。
他希望今后无论是提意见的或是接受批评的人，态度都要诚恳一些，不尊重事实的批评和检讨都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周华康最后说：
我们这个学院的问题还很多，如方针任务不明确、综合性与对外协作的关系以及各类人员的适当安排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解决。
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副主任董树屏教授、机械制造系主任李酉山教授都同意蒋南翔检查报告中关于学校教学方面缺点的估计和分析。
董树屏教授说，这表现了学校党委是诚恳地接受了各方面揭发的问题的，是有决心有信心改正工作中缺点的。
李酉山教授说，清华大学的教学改革还是收获多于缺点，在整风中虽然可以不说优点，但是不能把缺点夸大了，因而否定了教学改革。
不然就变成以修正主义来代替教条主义了。
董树屏教授特别对蒋南翔报告中关于今后如何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部分感到满意。
他说，整风主要是为了揭发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改进工作，批判教条主义是为了更好地掌握马列主义，而不是要走修正主义道路。
学校党委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很要紧，党委及时作这样的思想领导，就可以使整风运动更健康地发展。
李酉山教授还谈到了报上反驳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问题。
他说，对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批驳是必要的，这样就能使整风中所揭发的工作缺点更明确，更透彻，能够恰如其分，使党对这些缺点能够对症下药。
如果不批驳的话，就会使工作中的真正缺点和反社会主义言论混淆起来。
北京铁道学院师生今天按系、班和教研室分别举行座谈会，座谈昨天学院党委书记王孝慈的报告，大部分人对党委的报告表示满意，认为态度诚恳，实事求是，处理问题很公正，尤其是党员干部要退还一部分福利费和取消以前领到的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生活的优先证，更受到非党人士的称赞。
六十四岁的老教授、民盟盟员汪禧诚说，听了党委的报告，令人心服，领导上勇于承认缺点，更提高了党的威信。
教师马毓珣对另一个党员教师说，党委在这一阶段广泛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现在看起来才知道是对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
有的教授认为前一段时期大放大鸣，提出许多善意的批评，但也露出少数错误的论调，他希望进一步大鸣大争，从争论中明辨是非。
这个学院的民盟支部也在今天举行了支部大会，盟员教师热烈发言驳斥章伯钧等人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要划清思想界限，更诚恳地帮助共产党整风。
运输系机车车辆教研组主任、民盟盟员钮泽全说，这次党委书记王孝慈的报告得到群众热烈的掌声，是一、二年所没有的，增强了党的威信。
农业机械化学院机械系陈伯川教授说：
我非常满意孙景鲁同志的检讨报告，虽然这个报告还不太详细，但是它表示了领导整风的决心。
作教学研究工作的朱馨远说：
这次报告消除了我对党委不少的误会，原来我以为党委怕疼，对改正缺点没有决心，听了报告以后，我认为党委的态度很诚恳，决心很大；
最明显的是七个党委委员自动降了薪。
北京石油学院非党教授和职工听了党委关于整风的检查报告以后，普遍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表明了党组织整风的决心。
副教务长吴迟认为，党委书记的检讨表现了边整边改的精神，他对今后整风的作法提出了一些建议。
他说，有些像学校体制等原则问题不能一下子解决，应该在整风中组织专题研究。
今后不要只是非党人士单方面鸣放，党员和领导干部也要开诚布公地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这才能达到真正的“争鸣”。
吴迟还提到最近学校领导对下学年教学准备工作注意得不够的问题，他希望学校领导今后要真正做到整风工作两不误。
作过十八年教务工作的教务科副科长王裴庆说，党委的这次检查报告证明了党组织能够正视错误、改正错误。
他说，这不仅是由于合理地调整了自己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党的领导非常诚恳、虚心。
这样，整风中虽然提了许多尖锐的意见，可是群众和党是更加接近了。

民主党派必须诚心诚意帮助党整风
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高崇民
最令人愤慨的是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等那些少数的右派分子，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在借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挑拨离间，歪曲事实，进行孤立和削弱共产党的阴谋，以便他们好夺取领导权。
这是一个严重现象，必须十分警惕。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整风，尤其是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主要是为彻底消除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以便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无疑问地，某些共产党员，近年来是感染了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坏东西，表现在某些党员和某些组织上，有严重的脱离群众的作风和缺乏吃苦在先的现象。
共产党万不能容许这些坏作风、坏现象存在下去，所以要整风除“三害”，以扫除不利于团结全国人民的任何障碍，而达到彻底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
我们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故必须采取诚心诚意的态度。
切不要因为我们可以给党提意见了，就自以为比共产党高明，甚至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有如极少数右派分子那样，对党进行恶劣的攻击。
其实，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我们很多非党人士，距离一个好党员的标准，都差得很远。
现在国内外都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正确、光荣的党，可见党是没有病的，至于有错误有缺点，那只是某些党组和某些党员而已，并不是整个党有了什么毛病，关于这一点必须认清楚。
故帮助党整风，应有坚决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这样，一方面是帮助了党，一方面也提高了自己，即当我们帮助党克服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时候，也使自己提高到没有或者少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这才能够真正团结在党的周围，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
否则，就不能达到帮助党和提高自己的目的，也就不能共同负责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
就最近一个阶段的“鸣”“放”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是诚心诚意地向犯有错误的党组织和党员们提出批评，实事求是地指出错误或缺点的所在。
这部分人中有的虽说的尖锐一些，但毕竟是本着爱护党，出于“治病救人”的动机。
我想领导党一定能认真地接受这些意见，进行自我批判，坚决地改正错误和缺点。
有一部分人虽不反对党的领导，也不反对社会主义，但是他们看问题有些片面，因此在所提批评意见当中，或多或少有些夸大，然而仍有一些是事实，说得对的。
我想领导党也一定会批判地接受他们说得对的一部分。
最令人愤慨的是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等那些少数的右派分子，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在“鸣”“放”中显然是借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挑拨离间，歪曲事实，进行孤立和削弱共产党的阴谋，以便他们好夺取领导权。
这是一个严重的现象，我们要十分警惕。
这少数右派分子，一直是野心勃勃的，不情愿自处于被领导的地位，并且妒嫉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信和领导作用，所以他们平日是面从心违，遇机则兴风作浪，至于储安平、陈新桂、葛佩琦等辈，只不过是右派分子中的小打手而已。
很明显，右派分子的阴谋就是要把我们国家拉到殖民地的道路上，使我们全国人民再陷入黑暗的深渊里。
殊不知，中国人民在任何时候，也决不会让这些极少数的野心家掌握了国家的命运。
在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历史潮流、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非任何人主观和好恶所能阻止的事情。
既然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一定要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客观的历史规律，决非任何人主观和好恶所能阻止的事情，那么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处于被领导的地位，又有何不光荣的呢？
“螳螂挡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两句中国的俗语，恰恰写照了现在少数右派分子的心理。
他们完全闭着眼睛不看事实，既不看当前的事实，也不看历史上的事实。
百年来中国的历史，深刻地告诉了我们，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不能救中国的。
至于专政问题，自从有国家以来，都是统治阶级及其政党实行专政，但不论是奴隶主对奴隶的专政或者封建主对农奴的专政以及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都是少数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的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是广大人民对少数反动派的专政。
前一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巩固反动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制度，它把千百万劳动人民置于饥寒交迫和灾难的境地，所以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专政无不归于失败。
而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压迫制度，是要发展生产，建设人类最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这个历史任务在世界上完成时，无产阶级的专政及其政党亦即随之消灭。
所以无产阶级一旦专政，就决不会失败的，一则它拥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二则它有着以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共产党的领导。
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就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
这在宪法内都有明文规定，而右派分子却极尽歪曲之能事，来诬蔑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并打击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他们说现在是“党天下”，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产生“三害”的根源，说积极分子是挖“沟”打“墙”的“义勇队”；
他们明明已经参与国策的制定，却说没有参与并提出要成立另一种政治机构的主张，这难道不是别有用心是为了什么呢？
因此，少数右派分子的言论，从思想来说是属于反动，从法律观点来说是属于违背宪法。
时至今日，他们还持反动思想，原因是过去参加过民主革命，自以为功劳不次于共产党，又自负他们是有潜力的，所以八年来，对于领导党一直是采取两面派的手法，在桌面上则举手赞成，背地里却进行诽谤。
殊不知，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过去之参加革命，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号召和竭力支持的结果，否则民主党派不会有今天。
明白这一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所谓潜力，走向光明的前途。
不能再作走回头路的企图了。
当年革命的民主人士和进步的青年，牺牲在反动派时期诚然不在少数，如果他们“九泉”有知，对于今天还在想走回头路的右派分子，能不痛心吗？
我认为右派分子应在此次帮助党整风的过程中，彻底把有害而无益的思想清洗出去，然后把自己变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为是。
在这一阶段初期的“鸣”“放”，似乎只许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工商界对领导党提批评意见，不许有反批评的意见，否则就认为是“阻塞言路”，“影响大鸣大放”，这种片面的主张是不正确的。
因为只许一家或几家“鸣”“放”，而不许大家都“鸣”都“放”，这叫什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呢？
同时，我们的“鸣”“放”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和真理，如果不“争鸣”不“齐放”的话，那真理又怎能愈辩愈明而得到呢？
所以有批评，也应有正确的反批评，这完全是正常合理的，绝不是什么“收”，更不是所谓“围剿”。
如果人们对于反动的言论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那就会使是非不明，对于社会主义是不利的。
凡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批评，任何党组织和党员到任何时候，都不会拒绝的。
因为“争鸣”“齐放”乃是领导党的长期的方针，决不是一时的手段，所以怕报复等顾虑是不必要的；
但是我们在“鸣”“放”的时候，必须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的诚意，在帮助党整风的时候，必须实事求是批评他们的错误和缺点，以达到党整风和我们帮助党整风的目的。
我们“鸣”“放”总该有个正确的目标吧，不能空鸣空放或者乱鸣乱放，甚至歪曲事实，怀着阴谋地恶鸣恶放，这是为什么？

董时光认为大多数群众都是没有头脑的应声虫
西南师范学院讲师董时光在该院教师座谈会上说：
群众有三种，根据我的分析，第1种最多，没有头脑，不能独立思考，只是跟着领导屁股后喊口号，不折不扣地作领导上的应声虫。
第2种是极少数，他们喜欢拍马屁，无耻钻营，他们对领导什么肉麻的奉承话都说得出来。
领导们也专门喜欢听这种人的话，往往诬良为奸，在每次运动中造成无数冤狱。
第3种人是有良心有正义感，却不敢站起来说话。
（摘自5月29日重庆日报）

主要的食用油料——油菜籽
油菜籽是我国主要食用油料的一种。
它的种植总面积和总产量仅次于花生。
今年我国油菜的种植面积约三千五百万亩，其中绝大部分是冬播的，春播的只有7％上下。
冬播菜籽产区主要分布在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和陕西等省。
春播菜籽分布在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山西和河北等地。
“胜利油菜”是单季水稻区的一个优良品种。
“七星剑”、“拱宸桥长荚”、“油菜白”等优良品种，由于成熟期早，适宜在双季稻区种植。

全国可收油菜籽两千万担
比去年约多三百万担　接近今年增产计划
本报讯
根据农业部门估算，今年全国冬播油菜籽总产量可以达到两千万担。
这个产量比去年多三百万担左右，接近今年的预计增产计划。
各冬播油菜籽产区大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增产。
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今年增产油菜籽约一百六十万担。
湖北省根据收打后的估计，今年比去年增产一倍多。
浙江省今年的总产量可到一百六十万担以上，比去年多收三十万担多。
江苏比去年增产五成以上。
福建比去年增产一成半。
安徽省的油菜由于去冬播得过晚和遭受旱、冻灾害，生长不好，今年油菜籽的实收量仅有计划产量的六成；
但没有受灾地区的油菜籽收成还是很好。
从各地油菜籽收获情况看，“胜利油菜”的优良特性依然表现得很突出。
四川省的二百万亩“胜利油菜”的每亩产量，高的有二百五十斤，低的也有一百五十斤上下。
据浙江省农业部门调查，金华专区的“胜利油菜”平均每亩可收二百斤。

家庭内外
崔之栽
我和丈夫结婚后，家庭很贫穷，没有任何财产，完全靠我们双手劳动维持生活。
在旧社会里，我们和所有的劳动人民一样，有做的活，受的罪，没有吃的饭，穿的衣。
解放后，丈夫参加了工作，当了干部，每月有了固定收入，生活也有了保障，我也经常参加街道各种社会活动，觉悟逐渐提高。
1951年我就开始搞街道工作，先后担任了读报员，读报组长，生产组长、业余学校教师、副校长、校长等工作。
五、六年来，我一贯坚持业余教育工作，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上级的表扬，曾被评为扫盲积极分子、模范教师和先进工作者。
业余学校也曾三次评为模范单位。
从这个学校正式拿到初小毕业证书的已经有二百多人，拿到高小毕业证书的八十多个人。
这些人原来都是文盲或半文盲。
绝大多数是家庭妇女。
去年毕业的一班高小学生，二十二人都就了业，有的是纱厂女工，有的是商店营业员。
学校的成绩越来越大，我们的信心更大，热情更高，克服困难的勇气也更足。
老师们虽然都是尽义务，但大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愿望都非常热烈和迫切。
我们都知道，教人识字是每个识字人应尽的光荣义务。
而且，我们认为，建设社会主义人人有责。
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由看来是平凡的、渺小的劳动汇集而成的。
因此，我能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一点力量，为群众服点务，就感到非常光荣和愉快。
现在我简单的谈一下五年多来从事业余教育工作的情况。
五年如01日读报又办学
郑州市解放不久，街道上就组织了读报组，因为我在十二岁以前念过小学，街道干部就叫我担任读报员。
读报时，我结合妇女的思想，耐心地给大家解释。
在这中间，群众增多了知识，也提高了我自己。
1951年政府号召组织劳动群众业余文化学校，我和街道干部、代表们在一块研究组织业余文化学校。
我每天不但在读报组里宣传动员妇女学文化，还抱着孩子串门子动员妇女学文化。
给她们宣传不识字的痛苦。
后来在大家的努力和政府的支持下，业余学校成立了。
有两班学生共八十人。
当时叫我担任教师，我怕搞不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上课。
两天嗓子急哑了，连话也说不出来，思想上动摇了，不愿干。
可是又一想，妇女们带着孩子来上课是不容易的；
再者，什么工作都会有困难，不克服困难就没法把工作搞好。
于是我鼓起勇气去干。
学校刚办起来，老师纷纷离去，就剩下我自己。
我想，这个不干，那个不干，谁来干呢？
我要坚持干下去。
于是，跑街这头上语文，又跑那头教算术。
一个人的力量不够，我就去找教员。
但是，有的有文化的人不愿意，说风凉话：
“我们孩子多，思想落后，哪能和你们积极分子比。”
我还是不灰心，再去找，直到找到为止。
教员找来了。
新问题又来了，有一个贾老师没有按笔划顺序教，我给她提了意见，她不满意，反而提出不干了。
这时我泄了气，高低不想干了。
同院群众劝我，学生也劝我，“你是为我们服务呢？
还是为她服务呢？”
我仔细一想，是的，我是为群众服务，我要听群众的话和群众商量，我又鼓起勇气干下去。
从搞好工作出发，和教师个别交换了意见。
以后，有事大家一块研究，解除了隔阂，加强了团结，提高了教学能力。
学校在1953年又扩大到六班，教员也随着增多。
这时区文教股又叫我担任副校长。
当时有的人就说：
“她能当校长吗？”
我自己也怕搞不好，但是，一想起群众迫切要求学文化的热情，我就有信心了。
我常常看见街道积极分子由于没文化，传达上级指示时丢东忘西，工作受损失，想到这里，我就不泄气了。
我依靠了群众，工作取得了成绩，得到群众的拥护。
1955年我又担任了校长。
虽有五个孩子从没影响教学
我虽然有五个孩子，有许多繁琐的家务事，但我从没有因孩子、家务影响教学，同时也没有因教学工作影响我照顾职工和孩子。
1956年冬天，我还被评选为“五好”积极分子。
以前我是夜间教书，白天搞副业生产，补助家庭生活。
1956年我领到补助费后，就停止了副业生产，除了搞家务，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教学工作上。
我的家务、工作、学习，时间是这样安排的：
每天早晨五点起床，俗话说：
“早起三光，晚起三慌”，“要想过得好，大家起个早”，起床后就先扫地、擦桌，整理卫生，之后就开始做饭。
在做饭过程中，利用星点时间看看书报或孩子们的作业。
饭做好后，就安排丈夫和孩子们吃饭。
我便整理床铺，并准备着洗刷锅、碗。
吃罢早饭，丈夫上班，大孩子们上学，小三带小四去玩。
如果是每星期的一、三、六的上午，我就抱着小女儿到街道学习组的老师家里去一趟，看看他们下午教课问题准备的怎么样。
十点钟前后我就回家了，如果不蒸馍，就做些针线活，到十一点钟，就开始做午饭，午饭做好，丈夫和孩子们都回来了，我就安排他们吃饭，这时大孩子、二孩子会照顾小弟弟们吃饭。
一、三、六的下午一点半是街道学习小组学习时间，我吃罢饭洗刷完毕就抱着小孩深入到学习小组，了解学员学习情况，老师教学情况。
二、四、五上午是我搞家务的时间，缝缝补补洗洗等。
二、四、五下午，我就又抱着孩子以串门方式去访问业余学校的学员，了解缺课原因，帮助她想办法解决问题。
在一般情况下我的时间就是这样安排，如果有会议要我参加，我仍然参加会议，少搞些家务。
结婚十四年恩爱过日子
每天下午五点钟，开始做晚饭。
做着晚饭我也要作些零碎活（如纳袜底、鞋底、补补小孩的破衣服等），一般大件活如拆洗棉衣等，都是在假期中做。
晚饭做好后，丈夫如果没有回来，我就把饭给准备好放在一边。
一方面安排孩子们吃饭。
吃完饭洗刷后，我把家里的一切都安排给九岁的二儿子，他看着家门，带着小三、小四玩。
大孩子去学校上晚自习，我抱着小五去业余学校。
学校是晚上七点半上课，每天晚上我总是七点钟到校，把孩子放在小车里，就开始收拾办公室，准备开水、教具等。
因为老师们都是做临时工、卖菜等。
他们劳动了一天，从很远的地方跑来上课，是够累的了。
不能让他们再来作这些准备工作。
老师上课后，我因没担课，就趁这个时间自学，看有关教育工作的文件或书报。
九点半下课，校务委员们在一块开一个小碰头会，研究一下工作，有问题随时解决，照例的要填每日的日查表，记载学生的出勤、作业、卫生等情况。
十点钟后我便结束了这一天的劳动。
星期天，我们全家人也常常到公园里，大街上去玩玩，或者带着大孩子们去看看电影。
我和丈夫结婚到现在已十四年了，没闹过气，夫妇之间总是互相帮助，勤俭计划日子，共同来教育孩子，我们的生活过得非常愉快。
多办业余教育满足群众要求
几年来，我在党和政府、工会、妇联的培养教育下，觉悟一天天提高，为人民服务的信心也一天天增强。
我不怕困难，我已习惯了紧张的生活。
当我亲眼看见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会看报、写信了，我的心里就说不出来的高兴，我已分享了她们的快乐，我也更热爱我的工作。
从目前来说，我感觉办好业余教育有更大的现实意义。
今后我国将有较多的中、小学毕业生升不上学，从事劳动。
但父母们、孩子们对学习文化的热烈要求并没有因毕业而停止，如果我们职工家属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帮助群众多组织些业余学校、学习班、学习组就会满足一部分妇女、儿童学文化的要求。
这对帮助政府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也是有好处的。
我们已写了计划呈报区政府了，准备在业余学校里再增加两班初中班，以便满足更多人的要求。
（附图片）

工人阶级的出色劳动怎能不歌颂！
五个月钢铁煤炭产量大大超过计划
比去年同期多产四十万吨铁、五十九万吨钢材、四百多万吨煤
新华社14日讯
钢铁工业增产节约获得很大成绩。
1到5月份冶金工业部增产了五万多吨铁，五万多吨钢，十一万多吨钢材和三十五万吨铁矿石。
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前五个月多生产了四十万吨生铁，四十万吨钢和五十九万吨钢材。
今年钢铁工业增产节约中，出现了一件新奇的事情：
一个原来没有开采铁矿因此也没有列入矿石生产计划的安徽省，今年保证供应冶金工业部六十多万吨矿石；
其中有些矿石含铁量特别高，可以直接炼钢。
这六十多万吨矿石是“发挥地方积极性”的结果。
今年年初，冶金工业部曾电请安徽等省帮助解决矿石不足的困难。
安徽省经过研究，决定组织农民在马鞍山铁矿边沿区开采，估计今年能开采六十多万吨。
由于同样的原因，河北省今年供应冶金工业部的矿石可以超过原计划七十多万吨，江苏省供应这个部的矿石也可以超过原计划十多万吨。
这些省有的在前五个月已经供应了冶金部大量的矿石。
地方上能增产这样多的矿石，这是往年没有发现或没有挖掘的巨大的增产潜力。
由于地方的支援和冶金工业部所属矿山职工的努力，估计今年能增产近二百万吨铁矿石。
铁矿石的增产，为保证今年我国钢铁工业的正常生产，为全年增产二十多万吨铁和二十万吨左右的钢材，创造了重要条件。
1到5月份产品质量的情况也很好，生铁、钢锭和钢材等产品的合格率都有所提高。
在节约矿石和焦炭方面，前五个月每炼一吨铁平均节省了四十公斤焦炭和几十公斤铁矿石；
五个月总共节省八万吨焦炭和将近十万吨铁矿石。
新华社14日讯
据煤炭工业部统计：
今年01月到5月，全国国营煤矿共计生产了三千五百九十一万吨煤，比国家计划多生产了一百一十一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四百三十万吨。
今年前五个月国营煤矿的日产量也是逐步上升的。
今年第1季度国营煤矿的平均日产量是二十四万吨，到5月份平均日产量上升到二十五万四千吨，即比第1季度增加了一万四千吨。
国营煤矿在3月下旬和4月上旬，虽然因受到流行性感冒侵袭的影响，工人因病缺勤的达三十万个工作日，少生产煤三十七万吨，使4月份没有完成产量计划。
但是进入5月份以后，生产情况特别好，据三十五个矿务局统计除了八个完成计划较差外，其余全都超额完成了产量计划。
因此，5月份多生产的煤不但弥补了4月份欠产的数字，还超过国家计划二十四万多吨。
据煤炭工业部负责人谈，国营煤矿今年1到5月的产量计划虽然完成得很好，但是安全情况却不好，事故比去年同期增加，这是值得各地煤矿在今后生产中注意的。

怎样团结农业社里的上中农
——中山县“民田地区”五个社中农问题的调查
冯平
不久以前，我和一些同志到广东省中山县“民田地区”（注）的上栅乡第一社、顽强社、农勤社、大环乡社和竹溪社等五个社，对合作社团结中农（主要是上中农）和巩固农业社的问题，作了一次调查。
从这几个社的情况看来，中农一般占总农户三分之一左右，其中新上中农约占本阶层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即占总户数的7％—8％。
多数上中农参加农业社以后，第1年分配的结果，比个体经济时（1955年）的收入减少，少数劳动力特别强的上中农则增加了收入。
大环社三十一户上中农，劳动力比较强的有十四户，一般情况是收入减少了10％—20％，劳动力普通的九户，收入一般减少20％—30％；
劳动力弱的八户，收入一般减少30％—40％，个别户收入减少了50％以上。
上中农入社后收入减少有多种多样的原因
上中农入社后收入减少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的有下面几个：
一、合作社没有正确地贯彻全面发展生产的方针。
这几个社农民过去的收入中，稻谷一般只占50％左右，园艺作物（当地农民叫“山园”，种植瓜、豆、薯类、芋头等等）占25％—30％，畜牧业（主要是养母猪、肉猪、母鸭、菜鸭等）占20％—25％。
1956年合作社只注意了稻谷的增产，忽视了园艺作物和畜牧业的生产，结果，粮食是增产了（这是完全对的），但社员的收入却减少了。
过去，上中农的园艺作物和畜牧业方面的收入比重很大，因此他们的收入也就减少得更多。
二、上中农占有优越的生产资料，这是过去保证他们的收入的决定性因素。
如大环社贫农平均每人有田一点零八亩，上中农平均每人一点九亩。
上中农的田每亩产量以六百九十五斤计，则上中农每人就可能比贫农多收入五百多斤稻谷（如果种上园艺作物或其他经济作物，差额就会更大了）。
参加高级社之后，取消了生产资料（土地和耕牛）的报酬，他们的收入就减少了。
三、1956年农业社是增产的，但多数社的生产水平还没有赶上上中农的生产水平。
上栅乡上中农1955年单干时平均每亩稻田产量七百斤，合作社1956年平均每亩产量五百斤。
园艺作物：
上中农每亩可收入二百五十元，合作社只收入一百五十元左右。
大环社上中农1955年每亩稻田产量是六百九十五斤，合作社1956年每亩稻田产量是六百四十三斤。
上中农入社以后，家庭副业一般比以前减少了。
由于收入减少了，一部分上中农曾经表示要退社。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因缺少劳动力而减收的贫农和下中农，以及一些过去从事过小贩、手工业、渔业等职业的人，也跟着要退社。
面对着这个问题，该怎样办呢？
有两个可能被采取的方针：
一个方针是正视当前存在的问题，认识到处理好这个问题是当前巩固农业社的主要关键之一，积极主动地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稳定上中农的情绪，结果会使农业社逐步巩固。
另一个方针是企图用行政限制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结果，问题被长久积累，只能使问题更加尖锐化、复杂化，使工作陷于被动。
当然，正确的是第1个方针，而不是第2个方针。
那么，团结中农的途径是什么呢？
力争尽快赶上并且超过上中农原有的生产水平
根据农业社的具体条件，挖掘和发挥一切的潜在力量，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上中农的生产水平，稳定和增加社员的收入，是团结中农、巩固农业社的关键。
这几个社的情况都说明：
上中农在入社前一般都占有比较多、比较好的土地、耕牛，有充分的生产资金，有比较高的生产技术，比较善于计划和经营，这些，构成了他们的较高的生产水平。
合作社初办时期，由于社内土地肥瘦不一，耕牛农具不足，由于没有经验，要一下子赶上或者超过上中农的生产水平，是有很大困难的。
但是，只要能够充分发挥合作社的优越性，挖掘和发挥增产潜力，合作社的生产是可以较快地赶上以至超过上中农的生产水平的。
去年，顽强社稻谷生产水平就超过了上中农水平的10％左右；
大环社也接近了上中农的生产水平（只差8％）。
凡是这样的社，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就比较高，社就日益趋向巩固。
在一般合作社里，也会在增产速度和总收入方面首先超过上中农，而后在某些生产的单位面积产量方面，最后在各种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方面超过上中农。
根据国家计划的要求和各个农业社的经济特点，正确地贯彻执行全面发展生产的方针，对于提高合作社生产水平和社员的收入水平，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合作社有必要在保证完成粮食生产任务的基础上，更好地发展园艺作物和其他副业生产。
上栅乡第一社1956年减少了约四、五百亩的园艺作物，减少了养猪量，没有更好地组织社员出海捕鱼捞蚬，结果，收入就减少三、四万元以上。
顽强社过去有70％的社员是以捕鱼捞蚬为主要收入来源的，1956年合作社只组织了十八个人来搞，仅这一项全社就减少收入一万元以上，平均每一户减少收入六十元以上。
总结和吸取中农过去经营生产方面好的经验，对于提高合作社的生产也有好处。
根据我们调查，中农过去的经营至少有三条好的经验是可以学习的：
第1，以生产养生产，用加速资金流转的办法，解决生产资金问题。
上栅乡第一社有不少上中农过去就是种植一、二亩或者更多的园艺作物，先后间作、套作猪肠豆、豆角、苦瓜、节瓜、芋头、大薯、森薯、木薯、番薯、蔬菜等等七、八种甚至十多种作物，长年不断，因而月月有收入。
就以这些收入，来解决稻田和副业生产中的资金问题。
第2，农、副业生产密切结合。
上栅乡第一社许多上中农养猪（一户养猪二头到四头），除了买很少量的米糠外，精、粗饲料问题全靠农业生产来解决。
他们计算好养多少猪，要多少饲料，小猪、中猪和大猪各需要多少饲料，什么时候需要什么饲料，他们就根据需要量来种植各种作物。
肥料增加了，又支援了农业。
第3，主要劳动力和辅助劳动力配合使用，也是上中农经营生产的一条好经验。
在坚持按劳取酬原则下对上中农给予某些照顾
在坚持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下，对上中农在经济上给予某些照顾，是当前巩固贫、中农联盟、巩固农业社的不可缺少的措施。
把中农团结在合作社里共同进行生产，归根到底是为了全体农民的利益。
但是，如果不照顾到中农的经济利益，团结生产的目的是达不到的。
合作社根据贫农、上中农和社干部的意见，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一，在不影响集体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留给社员5％左右的耕地作为自留地（大约每人一分到一分二厘地），作为社员的补充收入。
上中农经营园艺作物有特别好的经验，经营自留地对维持和增加他们的收入有很大的作用。
二，在发展副业的同时，鼓励并帮助社员在农闲期间，发展家庭副业生产。
要允许他们将自己的产品到自由市场出卖，或者卖给供销社和国营部门。
允许社员留下一些半劳动力搞家庭副业生产。
合作社和生产队都要进行小段排工和劳动自报办法，使社员能够安排自己的时间，利用空闲去从事家庭副业生产。
生产队在首先完成合作社分配的生产任务之后，可以独立经营一些副业生产，收入归队分配。
三，从1956年起，在二、三年内清还耕牛、农具的入社价款，不可任意拖延。
四，果树、林木等在一个相当长期间内（如三年—五年）坚持比例分红的办法；
已折价归社的，如期清还价款。
零星少量的果树、林木仍归社员私有。
五，对劳动力弱的社员，在排工中给予照顾。
根据我们调查，在保证合作社逐年增产的情况下，采取这些措施后，减少收入的社员的问题，将有大约80％基本上可以获得解决。
要采取这些适当照顾上中农利益的措施，首先要打通干部和党团员思想，发动贫农和下中农，提高他们办好社的信心，使他们都懂得解决减少收入社员和上中农问题的意义和办法，依靠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使农民认清正确的道路
此外，还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社员思想觉悟。
当前，要着重进行三方面的教育：
第1是合作化优越性的教育，指出只有合作化才是正确的道路。
第2是劳动教育，要向那些有劳动力而出勤少的人指出，只有积极参加劳动，才能增加生产，改善生活。
第3要说明开放自由市场的目的和对农民的好处，划清农民贸易和经营商业的界限，批判弃农经商进行商业投机的思想。
大环社这样做了，收到显著的效果，退社风潮很快就平息下来。
〔注〕“民田地区”在中山县是在丘陵地区。
因为过去沙田被称为“官田”，许多农民把一般的称为“民田”。

我国第1座现代化电刷制造厂
哈尔滨电刷厂试制产品
年产一百五十万吨煤的新平安矿移交生产
新华社哈尔滨14日电
我国第1座现代化的电刷制造厂——哈尔滨电刷厂已经基本建成，并且开始试制产品；
第1批电刷的半成品最近已经试制出来。
今年，试制车间将试制出十多种有色和黑色电刷。
哈尔滨电刷厂是第1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工程之一，1954年06月开工兴建。
这个厂将利用很便宜的石墨、木炭、焦炭、煤焦油等材料，制造电刷和其他炭素产品。
电刷是各种发电机和电车、起重机等电动机械上所需要的部件，利用它来作为电流的导电体。
炭素产品的用途更广。
电话机上的震动膜，无线电真空管里的炭素阳极，拍电影用的弧光灯，放映电影用的弧光棒等，都是炭素制品。
过去，我国没有一个专门生产电刷的工厂，需要的电刷都是依靠国外进口。
据新华社阜新13日电
阜新煤矿新建的一座设计年产量达一百五十万吨的现代化竖井——平安竖井，已经建成并在11日移交生产。
这是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新建的矿井中，已经投入生产的最大的一座。
这座竖井已经被命名为“新平安矿”。
平安竖井是由苏联设计并且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行建设的。

拉萨汽车修配厂投入生产
西藏第1座近代化汽车修配厂——拉萨汽车修配厂正式投入生产。
这是国务院帮助西藏建设的几个现代化工厂之一。
在建厂过程中，全国各地给了它人力物力很大支援。
（附图片）
下图是拉萨汽车修配厂厂房一角。
左图是在检验台上检验试修好的汽车。
新华社记者　任用昭摄

能解决的问题马上解决
粗料可以用机器送上楼去了
旅大氯酸钾厂本着边学习、边检查、边解决的精神，对于职工在职工代表大会会前提出的目前能够解决的问题尽快地加以解决。
电解车间成品工段工人过去每天从楼下往楼上扛四十多箱子的粗料，很累人，工人有意见。
领导干部通过亲身参加体力劳动，发现这一情况后，便责成动力科设法解决。
经过这个科的技术人员的一番努力，粗料现在已经可以用机器直接输送到楼上了。
为了照顾身体弱的职工，使他们很快地健康起来，在宿舍大楼设立了一座业余疗养所，并设有营养食堂。
为了帮助困难职工解决生活困难，他们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组织困难户职工家属洗补旧工作服、砸石子等以增加收入。
此外，这个厂还将工厂和家属宿舍周围的约四十亩空地分给七十多户职工种菜，以补助他们的生活。
为了解决浇菜水不足的困难，工厂还为职工打了一眼井，领导干部并亲自参加了这一劳动。
由于领导干部改变了工作作风，解决了一些问题，大部分职工感到满意。
吃饭方便了
旅大石油七厂职工食堂每天中午的好菜已由两三样增加到七、八样，主食方面除了有馒头、大米饭和苞米饼子以外，新近又增添有锅饼、面条、包子……等。
职工中午吃饭排队的时间也由过去的四十多分钟缩短到五分钟以内。
这个厂的职工在学习有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件时，提出了许多本厂内部的问题，其中尤以对食堂、宿舍和业余时间支配等问题的意见最多。
党委向有关职能部门提出了提高伙食质量的具体意见，并积极发挥厨师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为了减少食堂的拥挤现象，工厂内并增设了几处蒸饭处，党委动员有条件的职工中午尽量从家里带饭吃。
副厂长深夜下车间
过去，旅大针织厂王世福副厂长听到工人反映夜班热水不够喝，“我们吃药都得喝凉水”，认为是小事情，没有过问。
经过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件以后，他亲自到行政科去了解原因。
行政科长说：
“我们在十点钟就把水缸挑满啦，怎么不够？
可能是被二班的工人洗手了吧。”
为了弄清情况解决问题，他便在夜间十一点来到工厂，深入针织车间和漂染车间检查了四个装水缸。
经过检查发现水缸里只有三壶水，并且已经凉了。
王副厂长看了看地上，又没有发现湿的地方，可见水并没有被工人洗手用了，原因是水太少了。
第2天在厂长集体办公会上立即研究了这个问题，决定在三班配备一名勤杂工专门负责供应开水，从此问题便解决了。
　（以上据旅大日报）

高浓度“一六○五”快速喷射治棉蚜
据新华社讯
昆虫学者齐兆生今年05月下旬，在新乡、郑州防虫保产示范区的棉田里，用“一六○五”作高浓度快速喷射治虫试验，结果良好。
郑州示范区杀虫率达百分之百，新乡示范区在施药后十四小时，杀虫效果在97％以上。
控制时间达七至十天。
平均每人每天可治十五亩。
试验还证明“一六○五”确实有渗透作用。
每亩用四十斤“一六○五”的0.05％浓度药液，直接喷撒在棉叶上，就可杀死叶子被面的虫。
这种高浓度快速喷射法，杀虫效率高、速度快、控制时间长，适合在大面积棉田上使用。
去年，河南省在试用“一六○五”防治棉蚜虫时，是将配好的稀释液喷撒在棉叶背面的虫身上。
这样作，不但速度慢，而且也容易漏棵、漏叶。
杀虫率只达70％至90％，每人每天最多治五亩。
这次试用高浓度快速喷射防治棉蚜虫的成功，就为今后防治棉蚜、棉红蜘蛛等虫害提供了更有力的保证。
齐兆生是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昆虫研究组主任，他到河南大面积棉花防虫保产示范区，是专门作实地防虫试验和深入生产过程指导大面积治虫工作的。

去年逃匿香港的蒋机被秘密运往台湾
新华社香港14日电
去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追击而逃匿到香港启德机场的蒋军F—八六型战斗机，已在今年03月22日被秘密拆卸装箱，用货轮运往台湾。
这是香港英国政府新闻处发言人今天对香港“大公报”记者的书面答复中证实的。
这架蒋军飞机是在去年01月31日窜入大陆上空，骚扰福建省的云霄和广东省的饶平、五华等地区，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追击而逃降在香港启德机场的。
当天下午，我外交部就通知在北京的英国代办，要求香港英国当局立即将这架蒋军飞机及机上人员予以扣留。
但是，香港英国当局在去年03月12日，就将这架蒋军飞机的驾驶员李盛林送回台湾。

受了杜勒斯的申斥后
史塔生回到伦敦唱低调
据新华社14日讯
华盛顿消息，伦敦裁军会议美国代表史塔生6月13日离开纽约前往伦敦参加定在今天重新开始的裁军谈判。
他在行前对新闻记者们强调，谈判要“缓慢地”进行，“少数非常重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他说，他已经得到国务院新的“程序”指示。
而据美国报纸透露，史塔生接到了实际上要拖延裁军谈判的指示。
杜勒斯还委派了国务院职业外交家霍姆斯参加美国裁军谈判代表团，作为对史塔生的“高级监视顾问”。
有消息说，对达成局部裁军协议抱某种积极态度的史塔生这次奉召返国后遭到杜勒斯的“申斥”，杜勒斯认为他同苏联代表佐林举行个别谈话是“越权”。

国际文化消息
乌拉圭首都欢迎梁祝影片
中国的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举行预映。
观众有各地的工商界人士、文化科学界人士以及外国的外交使节和贸易团体的代表们。
影片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
“祝福”影片在莫斯科获好评
中国第1部彩色影片“祝福”在莫斯科获得观众和报刊的好评。
“真理报”12日在一篇题为“中国电影的重大成就”中写道，“祝福”不只是描写一个祥林嫂的命运，而是千百万旧中国贫农妇女的命运。
苏联创制最大“全景影片”
苏联已经创制一种世界最大、最好的“全景电影”装置，它的银幕宽二十七公尺多，高达十一公尺左右。
这是苏联负责设计这种装置的戈尔多夫斯基教授最近对新闻记者说的。
他还说，美国在宽银幕电影方面已经研究了十五年，而苏联只研究了一年多。
苏联在设计“全景电影”时，完全是独创的，并没采取别国的经验。
卓别林罗伯逊被邀参加联欢节
莫斯科电台12日晚上宣布，世界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卓别林和黑人歌唱家罗伯逊已经被邀请到莫斯科去同全世界青年一起共度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
（新华社讯）

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上
锡兰代表主张中国参加裁军会议
叙代表斥美国新殖民主义威胁中东和平
据新华社科伦坡14日电
在6月13日上午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全体会议上，锡兰代表佩雷拉说，应该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一切裁军会议”。
他说：
“不可想像，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东半球所遇到的任何困难问题会得到解决；
并且，仅就常规军备而言，如果没有人民中国的积极参加，想做到真正的裁军也是妄想。”
佩雷拉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他的发言受到热烈欢迎。
挪威代表卡尔·波尼维也要求恢复人民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并且表示完全同意郭沫若在6月11日的发言。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尼古拉大主教是初次参加国际间的和平会议。
这位穿着庄严的白袍、飘着银色长髯的东正教主教说：
“在争取和平这方面，上帝永远同我们在一起，全世界人民的良心也同我们在一起。”
民主德国代表库克霍夫保证德国人民全力拥护和平和反对战争。
他说：
“我们德国人经历过法西斯战争所带来的说不完的灾难。”
他要求西德当局响应民主德国政府关于进行谈判的呼吁。
06月13日下午的会议从十七时开始，议程上要求发言的代表有十几个人。
由八十岁高龄的德钦哥都迈——他是参加会议的代表中年龄最高的代表——率领的庞大的缅甸代表团已经到科伦坡，埃及、希腊、刚果和乌拉圭的代表也已经到达。
到此为止，已经有六十八国的代表参加这次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
据新华社科伦坡13日电
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叙利亚大马士革大学地理研究所所长穆斯利博士6月13日上午在理事会继续举行全体会议时说，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压力和干涉是对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叙利亚的和平的主要威胁。
他说，在对埃及发动的旧殖民主义侵略战争遭到失败以后，美国的新殖民主义以艾森豪威尔主义和所谓填补真空的方式渗入了中东。
他说，有些接受了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阿拉伯国家已经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
他说：
“阿拉伯国家中间的混乱、不和及分裂正在制造中。”
这位叙利亚教授在如雷的掌声中说：
“一切侵略者，不论他是谁，都必须遭到谴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必须遭到真正拥护和平的人们的诅咒。”
他说，阿拉伯国家非常重视科伦坡会议，因为这次会议是自从对埃及发动侵略战争以来第1次国际和平集会。
阿拉伯人民爱好和平，但是他们常常受到侵略。
以色列、英国和法国等国侵入者对埃及平民所犯下的暴行只能和纳粹分子的暴行相比。

妄图永霸我国领土的又一露骨表现
美国在台湾扩建海空军基地
据新华社14日讯
综合台湾报纸消息，美国在“繁荣台湾经济”的幌子下，正在扩建高雄海港和台北松山机场。
美国将拨出大批美元，计划在十年内把高雄商港扩建为美国在台湾的最大的海军基地，可以停泊四万吨的舰船。
现在美国已经拨款一千万美元作为扩建计划的第1年的用费，这个港口的两项主要工程正在美国“专家”的监督下加紧进行，预计今年06月底可全部竣工。
此外，美国在台湾北部改建的松山民航机场的主要工程最近已经完工，它已成为美国型的所谓现代国际最标准的机场。
这个机场可以随时改变成一个新的喷气战斗机和战略轰炸机空军基地。
据台湾报纸透露，现在美国在台湾加紧扩建高雄港口和台北松山机场，完全是为了达到长远的“军事上的目的”。

我释放美犯二人
新华社上海14日电
美国犯人翟光华和何雍之在14日服刑期满，我主管机关已把他们如期释放。
翟光华和何雍之因为在我国境内收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散布谣言、进行间谍活动而违犯了我国法律；
何雍之还隐藏收报机，非法套购外汇。
两人都是1953年06月15日在上海被捕的。

“禁运”缺口继续扩大
挪丹葡三国决步英国后尘
西德工业界反对政府在对华贸易上裹足不前
新华社13日讯
据法新社报道，巴黎消息灵通的经济人士在6月12日说，挪威、丹麦和葡萄牙已经通知巴黎对华贸易管制国际委员会说，它们决定把同中国进行贸易的限制减少到现在英国所实行的那种程度。
法新社说，意大利和法国在等待新政府的成立，然后再公布它们关于对中国贸易的决定。
到现在为止，只有土耳其表明肯定地赞成美国在对华贸易限制问题上的看法。
新华社14日讯
波恩消息：
西德鲁尔工业家最主要的团体“德国工业协会”主席柏格6月12日说：
西德工业界反对波恩政府在对中国“禁运”问题上的政策。
他在招待外国记者时还说：
他希望西方国家能在西德经济“东方委员会”代表团到达北京之前在对中国的禁运政策上达成协议。
柏格说：
西德经济界赞同波恩政府在同苏联进行贸易谈判问题上的态度。
他主张，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应该同对东欧国家的贸易限制一样。
有消息说：
“东方委员会”代表团将在今年09月离西德前往中国。

继续禁运还是放宽限制
美国统治集团意见纷纭
新华社13日讯
纽约消息：
美国“时代”杂志说，美国政府内部在是否改变对中国的全面贸易禁运政策问题上有着分歧意见。
“时代”杂志写道，有一派人主张同中国贸易。
这一派人的首脑是美国政府对外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芝加哥工业家朗戴尔，艾森豪威尔的首席经济顾问豪吉同情朗戴尔的意见。
在国务院内部，也有赞同这种主张的人；
例如，副国务卿赫脱和副国务卿帮办狄龙至少在理论上是接受这种意见的。
“时代”周刊认为艾森豪威尔上星期发表的关于同中国贸易的谈话对这些人起了“很大的打气作用”。
“时代”周刊同时举出反对同中国贸易的官员有：
国务卿杜勒斯，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国防部长威尔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所有参谋长们”。
同时，美国报刊报道，国会中不少有势力的议员所发起的一个主张修改美国对华禁运政策的运动正获得广泛的同情。
这个运动原先是在民主党议员中间发起的，现在得到共和党内的“自由主义派”的支持。
美国“新闻周刊”在报道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林顿·约翰逊上周发表的关于扩大对中国贸易的谈话时指出：
“参议员和众议员看来大体上都同意约翰逊的主张”。

美国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本报评论员
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在伦敦举行的谈判，为全世界所瞩望，各国公众都在期待这一次终于能在裁军这个迫切的问题上，得到初步的协议。
但是，最近美国的一些动态，却又引起了人们的怀疑。
伦敦谈判从3月中开始以来，苏联曾先后两次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努力提供取得协议的新基础。
西方国家这次也有了一些看来比较认真地进行谈判的表现。
在有关分阶段实现裁军和裁减常规军备限额的问题上，在实行某种监督和视察的办法的问题上，以及在限期中止氢弹试验等问题上，双方的意见已有了不少接近之处。
因此，最近国际舆论广泛猜测，达成某种协议的条件是成熟了。
05月下旬，在美国代表史塔生回国请示的时候，美国报纸和通讯社还放出许多“乐观”空气，扬言史塔生已受命带回一项方案，准备达成一些局部的协议。
但是，史塔生回到伦敦之后，却一直没有把这个大加宣传的“新方案”，提到裁军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讨论，而是把它带到巴黎去同北大西洋集团国家磋商。
随后他又再度飞回华盛顿，在那里滞留了几天。
在这个时候，美国的宣传调子有了改变。
06月11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避免正面说明美国对裁军问题的具体态度，而强调这个问题的“困难”和“微妙性”，并说产生了什么“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关的程序方面的复杂问题”。
美国宣传机关随风起浪，说是某些西欧国家不赞成“急于和苏联人达成协议”，以免“陷入苏联的宣传圈套”。
同时有消息说，史塔生这次返华盛顿，已受到了杜勒斯的“申斥”，因为他据说抱有一种杜勒斯不同意的看法，认为任何初步裁军协议的基础主要取决于美苏两国求得一致意见，并且“采取了过火和过急的行动”。
消息还说，这一次杜勒斯给史塔生作了明确的指示，要他“采取更多的外交手法”，并在提出任何方案以前，一定要“先同西欧国家充分协商”。
杜勒斯还不放心，又给史塔生派了一个“高级监视顾问”，以便对史塔生的谈判活动进行“现场指导”。
看来，美国在裁军问题上，直到现在还在耍两面手法，拖延时间。
美国政府在裁军问题上是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它感到国内外要求达成协议的强大压力难以抗拒，而且对于核子军备竞赛的前途也并无把握；
但另一方面又害怕在裁军方面的任何进展会导致国际局势的缓和，从而不利于美国实力政策的推行。
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应该如何应付这种局面的问题上，也发生了分歧。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当局采取了一种暖昧的态度。
它既不愿迅速达成协议，又不敢继续进行露骨的阻挠。
因此，它一方面竭力装作真诚地谋求裁军协议的样子，提出各种各样的方案，以争取主动，另一方面又尽量规避关键的问题，提出许多不合理的条件，使得实际上无法达成协议。
现在，它忽然改变惯常专断独行的态度，而强调尊重西欧国家的意见。
这显然是一种策略，想转移人们的视线，用“需要同盟国磋商”这个口实，来推托它使谈判继续拖延的责任。
而在不得不考虑某些认真的步骤时，也可以利用这个借口，来使得这种步骤尽可能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但是，美国在长时期顽固地拒绝就裁军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之后，现在不得不诉诸于这样一种借口，这也说明它在裁军问题上玩的把戏要按原样子玩下去是不行了。
在全世界人民一致的要求和苏联建设性的努力面前，要继续规避这个问题是很困难了。
因此，大家都愿意看看，美国总统谈判裁军问题的特使这次再回到伦敦以后，从他葫芦里究竟能够拿出些什么药来。

苏联水泥产量八年内将跃居世界首位
新华社莫斯科14日电
苏联“工业经济报”的一篇文章认为，苏联的水泥产量在1965年以前就可以赶上和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第1位。
这篇文章指出，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水泥生产发展得很快。
从1950年到1955年，美国的水泥产量由三千八百万吨增加到五千二百四十万吨；
西德由一千零九十万吨增加到一千八百八十万吨；
英国由九百九十万吨增加到一千二百七十万吨。
但是，苏联的水泥生产增加得更快。
在上面所说的时期内，苏联的水泥年产量却增加了一倍多，即由一千零二十万吨增加到两千二百五十万吨。
苏联的水泥总产量现在占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
在新五年计划（1956—1960年）期间，苏联的水泥制造厂的生产能力将增加到六千七百万吨，到1960年全国的水泥生产将比1955年增加一倍以上，即达到五千二百万吨。
在第7个五年计划（1961—1965年）期间，苏联在水泥总产量方面就可以超过美国。

苏联领袖在芬兰举行记者招待会
苏联准备随时参加四国首脑会议
新华社14日讯
据塔斯社赫尔辛基讯：
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6月13日在赫尔辛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布尔加宁在招待会上谈到欧洲和平问题时说，苏联政府认为建立一个所有欧洲国家（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都参加的全欧安全体系，是符合维护和巩固欧洲和平的利益的。
他主张在建立全欧安全体系以前，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参加国和华沙条约参加国之间缔结一项协定，互相保证只用和平方法、只用谈判的方法解决一切争端。
在这方面，布尔加宁提到芬兰不参加当前任何一个大国集团的重大意义，并且认为苏联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取得相互谅解具有重大意义。
他说，苏联准备同北欧国家发展全面的友好联系，这种联系应当建筑在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和互利的基础上。
布尔加宁希望，清醒的政策会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占优势，这种政策应当从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布尔加宁强调指出，彻底地毫无条件地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是一切国家，首先是各大国，面临的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
布尔加宁还谈到苏芬两国文化经济关系的扩大。
他指出，从1950年到现在，两国的贸易额已经增加了两倍半以上。
1956年一年的贸易总额达十亿卢布。
布尔加宁坚信芬兰人民渴望和平，并且表示希望，吉科宁总统今后不久到苏联的访问会促进苏联和芬兰之间友好联系和真正睦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赫鲁晓夫在会上回答了记者所提的问题。
他指出，只有在各国之间，首先是拥有比较雄厚的武装力量和核武器的大国之间，相互信任的条件下，裁减军备问题才有可能解决，而任何监督都不解决问题。
因为，任何监督都不能够查出隐藏的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也不能查出有人在秘密生产这种武器。
他说，不论是美国、苏联、英国、法国，还是所有其他国家，假如它们不想站在冒险主义的道路上，那就应当赞成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的和平共处，这是唯一的出路。
赫鲁晓夫认为，现在已经具备了就裁军问题达成协议和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全部的客观可能性。
他说：
我们对美国和英国反对签订停止试验这种武器的协定表示遗憾。
假如在苏联、美国、英国的领土上或者可能在其他某些地区内设置相应的观察哨能有助于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苏联准备同意这样做。
在回答有关召开四大国政府首脑会议的问题时，赫鲁晓夫说，苏联随时都准备在任何地方举行这种会晤。
但是还有必要知道其他方面是否也准备举行这种会晤和准备解决有待调整的问题。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问赫鲁晓夫是否愿意访问美国。
他回答说，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全世界友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美两国的关系是否正常，苏联希望和美国作一次良好接触。
但是，他既不能作旅行家去美国，也不打算自己请求去美国作正式访问。
意大利“晚邮报”记者问，赫鲁晓夫对他自己的电视谈话的反应有什么看法。
赫鲁晓夫说，他认为反应基本是良好而正确的。
劳动人民都欢迎这次谈话。
但是那些靠冷战发财的人的反应是不会好的。
他指出，现在有人正在曲解谈话的意思，以便继续执行冷战政策。
赫鲁晓夫在回答关于巩固北欧的安全和和平问题时指出，芬兰正在为和平事业作出它能够作的和它认为必要作的一切努力。
但是在中立国瑞典，目前有着不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言论。
在挪威和丹麦，有相当大的势力顽固地主张把各国分成军事集团。
现在就有人正在就在挪威和丹麦配置火箭武器问题举行谈判。
他希望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有足够的勇气来抵挡住这种坏事。
赫鲁晓夫最后谈到德国问题。
他重申，德国问题只有德国人自己能够解决，而其他人没有必要插手。
只要现实地考虑到有两个德国存在，德国人自己进行协商，就必然会找到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
他表示，苏联愿意尽一切努力促进德国问题的解决。

英国人民反对氢弹试验
　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
六个星期以来，每天都有穿着黑色衣服的妇女不断地到英国下议院去请愿。
在英国，黑色是表示死亡和哀悼的颜色。
这些妇女静静地到国会去，填写了通常会见某位议员的条子，然后站在中央大厅等候着。
她们总是在那里。
她们虽只是穿着黑色衣服站在那里，可是一位妇女就代表着几百万其他同样的妇女。
她们站在那里显示着人民的良心，要求代表她们的国会议员们予以承认。
她们静静的和坚定的请愿行动是要求英国政府停止在太平洋试验氢弹。
每天，这些妇女从英国各地跑来。
自从有一天伦敦附近华特福地方的一些妇女宣布她们要到下议院进行不断的“哀悼式请愿”一直到氢弹试验停止之后，这种请愿运动就开始了。
当局简直无力阻止这个运动。
到下议院去会见议员是每一个选民的宪法权利。
警察对她们这个活动束手无策。
这是英国人民反对氢弹及反对政府一直不肯停止的氢弹试验所采取的许多斗争形式中的一种。
当英国爆炸了第1个氢弹以后
在一片反对声中，英国的第1个氢弹在5月间爆炸了。
各方的抗议就形成了怒潮。
电气工人立刻发动了一次象征性的罢工。
各工会和工党，共产党和其它党派也在各地组织抗议行动。
在抗议行动与日俱增的时候，像锅炉工人，化学工业工人和科学家们的全国性工会组织都起来要求停止氢弹试验。
接着，主教、教会和非政治性团体也参加了。
要明白为什么英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反应如此强烈并不困难。
这不仅由于英国是个小岛国，经不起氢弹的打击。
使英国人民燃起愤怒之火的是他们看到自己的政府竟会阻挠达成一项停止试验核武器的国际协议。
已有三个国家（美、英、苏）掌握了氢弹。
可是在禁绝这类武器的问题上愈拖延，那就会使更多的国家拥有这种武器，从而要禁绝它们就更困难了。
英国是三个国家中最容易遭受攻击的一个。
它应该想办法避免氢弹的威胁。
苏联已经建议立即停止一切试验性的爆炸，假如英国和苏联一道提出这个要求，那么美国就要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不得不跟着走。
麦克米伦拒绝停止试验，甚至于说除了所谓“管制”试验之外不考虑其它问题。
这就使英国人民冒火了。
否认力量对比已改变
英国政府领导人的氢弹颠狂症似乎是由于他们不承认世界力量对比已经改变这个事实。
这种愚蠢曾使艾登发动了苏伊士战争，在这个冒险中美国又背弃了它的“盟国”。
虽然如此，保守党人现在还发疯似地追求一个什么英美原子联盟并且准备一场核武器战争。
英国人民对于这个政策的错误与危险性看得很清楚，——主要是英国在一场核武器战争中将首先被毁灭。
麦克米伦政府由于要竭力骗人不要这样想而使自身陷于矛盾与荒谬的混乱境地。
麦克米伦的主要论点是：
执有和试验氢弹可以作为一种“阻遏力量”来防止战争。
可是英国工人不相信这一套。
他们担心侵略成性的杜勒斯会挑起一场战争，并且把英国拖下水。
他们也对最近曾攻打埃及的英国保守党的侵略性不放心。
他们记得杜勒斯曾借口约旦的进步议会是“共产主义侵略”而派遣美国舰队驶向东地中海。
现在“共产主义威胁”的说法已经愈来愈失效了。
苏联早在英国以前许多年就掌握了氢弹。
假如苏联是有侵略野心的话，它就不会等待英国像美国一样发展起这种武器来。
准备进行一场核武器战争
在政府的花言巧语中，人民已感觉到为一场核武器战争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
因为麦克米伦说英国缩减花钱很多的常规军备为的是要依靠核武器和美国的长距离导弹（这种导弹目前还没有制造出来，并且更费钱）。
为了哄骗人民，麦克米伦大谈什么“战术”和“战略”原子武器的区别。
这是瞎扯淡。
因为一个“战术”武器使用起来结果会同曾在广岛和长崎造成许多人死亡的武器一样。
可是麦克米伦却在说这种武器是“小型的”、“无害的”和“安全的”。
他们企图把原子弹当作“常规”武器。
这就是说将来即或在一场局部的战争中，这种武器就会被使用。
一旦任何形式的核武器能被使用，可以肯定地说，氢弹也一定会被使用。
被垄断的报纸也在企图将三个掌握有氢弹的国家说成是同样错误的，并假装不知道苏联曾建议立刻停止试验以作为禁止和销毁所有核武器的第1个步骤。
尽管英国政府不遗余力地蒙混舆论，但英国人民是拒绝上当的。
每天都有更多的人参加从保守党政府手中夺走氢弹的斗争。
每天都出现新方式的斗争。
多种多样的反氢弹活动
当第1个英国氢弹爆炸之后，伦敦有一个区就有人在天空撒了许多纸条，纸条上写道：
“这可能就是带放射性的灰尘”。
在另外一个区，工党控制的区议会拒绝执行政府的可笑的命令——建立“防御”氢弹的组织。
于是政府就强制接管。
结果发现区长将自己双手锁在铁门上。
警察在弄断手铐的时候，区长说：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禁止核武器，并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区长这句话博得在场群众的欢呼。
（见下图）
这些多种多样的反氢弹试验的活动说明英国人民已经看到停止试验是走向全面禁止核武器的第1个必要步骤。
他们已看穿了一切谎言。
英国人民看到力量正在相对地下降的帝国主义者将借核武器攻击的威胁来企图解决局部问题，来防止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并威胁社会主义国家。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认识，不管认识程度的深浅，英国人民才团结起来投入一个伟大的反对政府试验氢弹的群众运动。
工党领袖们的被动
像往常一样，工党领袖们是被迫来支持这个群众运动的。
盖次克尔最初曾打算不让工党出面反对氢弹试验，可是在大多数工党议员和广大党员群众的压力下，他才不得不声明反对。
可是到现在为止工党领袖还没有发布任何全国性的号召来组织抗议活动。
他们像往常一样只将他们的行动局限于议会的辩论，而不利用群众运动的力量把政府拖下台。
可是，英国共产党和“工人日报”已决定在7月14日主持一次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的群众示威，并且在准备这次示威的过程中要团结一切分散的力量来组成一个统一的运动。
英共总书记高兰已号召人民发动一次规模比抗议苏伊士冒险时更大的运动。
他在号召书中问道：
“麦克米伦鄙视几乎是全体英国人民的抗议，对此我们还能容忍多久？”
运动现在正逐日高涨。
那些穿黑衣服的妇女就是这个运动的一部分前锋。
五十年前有些妇女曾将自己绑在首相官邸外面的铁栏杆上，为了争取妇女选举权而与警察斗争。
这次她们是为了生存的权利而战斗，不仅在英国而且也在全世界再也没有核子战争威胁。
　（元译）
（附图片）

莫斯科群众欢迎领袖访芬返国
据新华社14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应邀在芬兰进行了为时一周的友好访问后，已经在14日乘火车回到莫斯科。
在车站附近的广场上举行了一个有三万五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
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在会上分别讲了话。
布尔加宁说，我们在同芬兰政府人士的谈话中证实了，在若干对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的重要国际问题上，我们两国的观点是一致的。
正如芬兰政府人士所说，处在大国集团之外的芬兰将努力促进世界各国人民，首先是北欧地区各国人民之间的和睦和互相谅解。
赫鲁晓夫说，苏芬两国之间的友谊正在不断增长和巩固，这种友谊不论对苏联或者芬兰都带来了良好的成果。
赫鲁晓夫表示深深感谢芬兰政府和人民所赠送的珍贵礼物——二九三号机车。
当年列宁为了躲避克伦斯基的迫害，曾经乘这辆机车去芬兰避难，后来在1917年10月又乘这辆机车回到了革命的彼得堡。

东京举行全国反对军事基地大会
日本各界疾呼收回冲绳岛行政权
社会党提出修改对美政策的十项要求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14日讯：
今天在东京举行全国反对军事基地代表会议，决议要求立即停止扩大美国军事基地并且从美国手里收回冲绳岛的行政权。
会议还通过决议，要求把枪杀日本妇女的美国凶手哲腊德交给日本审判。
前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和六位现任大学校长今天向岸信介提出了一份联合要求书，要求他在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努力使美国尽快地把冲绳岛和小笠原群岛归还日本。
拥有四百万会员的日本青年团协议会在6月13日也要求岸信介在他访问美国的时候要求美国把冲绳岛的行政权归还日本。
同一天，日本社会党向将在16日赴美国访问的岸信介提出了十项要求。
日本社会党在这份由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等交给内阁官房长官石田的要求书中，要求取消日美安全条约，并且反对把签订双边军事协定、修改现行宪法和把核武器运进日本做为修改日美行政协定的交换条件。
社会党并且要求日本政府公开发表已经拟好的修改日美行政协定的方案。
社会党要求岸信介停止不经国会讨论就把长期扩军计划带到美国讨论的做法。
社会党指出，日本政府这样做不仅将使日美会谈不利于日本，而且也违反日本的宪法。
日本“国防会议”已经最后通过了日本“长期防卫计划”的三年扩军目标。
这个计划规定，到1960年度（1960年04月至1961年03月底），日本要把陆军扩充到十八万人，把海军的舰艇吨数增加到十二万四千吨，把空军的飞机增加到一千三百架。
社会党要求岸信介拒绝把核武器运进日本。
社会党指出，岸信介关于日本拥有核武器“不违反宪法”的言论是一个从属于美国的最危险的道路。
社会党要求日本政府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行动来促进日中邦交的正常化，并且坚持大大放宽“禁运”的方针。
社会党还要求岸信介坚决要求美国把冲绳岛的行政权交还日本。
社会党向岸信介提出的要求还包括：
要求岸信介促使美国立即禁止核武器，并且同其他大国签订禁止核武器的协定；
尊重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精神；
在由日本审判枪杀日本妇女的美国兵哲腊德问题上决不作任何让步。
在这以前，日本首相岸信介13日向美国呼吁大力支持日本保守政府，以免日本被推向中立主义或者采取“亲共政策”。
他说，日本政府所采取的路线肯定地是“自由世界”的路线。
“我们不追随中立主义的路线或者共产党政策”。
岸信介透露，他在访问美国的时候还将讨论下列问题：
加强日本的军备；
“领土问题”（包括美国占领的冲绳和小笠原群岛以及已经归还苏联的千岛群岛南部）；
日美经济合作；
有关东南亚的问题。
岸信介说，他要使美国了解日本希望发展贸易的观点。
他谈到日本希望它对美国的输出不受限制。
同时，他又说，日本政府不打算承认中国，它希望和中国增加一些贸易。
他说明，日本将不追随英国的放宽对中国的禁运的行动，但是，美国知道日本是喜欢放宽限制的。

富马强调老挝人民要和平
萨索里特组阁仍未获足够支持
新华社河内14日电
万象消息：
已经辞职的老挝首相富马6月13日说，他的政府所以在寮国战斗部队问题上力求达到一个解决办法，是想使国家免于内战的祸害。
他指出，如果当时发生内战，它的后果对于老挝全国说来可能是致命的。
富马在提到政府过去同寮国代表之间的谈判时说，他曾经尽一切力量使老挝社会中的各种人物之间能够达成“最后的和解”。
这位辞职留任中的老挝首相是在以兼任国防大臣的身份向武装部队发布命令的时候说了这番话。
他又说，“军人比谁都更清楚地知道，人们必定是愿意要和平的好处而不要战争的破坏和苦难。
我相信，在设法在国家团结、独立和自由的基础上实现和平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同时，受命组阁的国家党主席卡代·萨索里特还没有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持。
独立党主席萨纳尼空写信给萨索里特，要求给予独立党一个副首相和数目相等于国家党所得部长席位的一半的部长职位。
还有消息说，包括富马在内的富马政府的五个阁员将不参加新内阁。
老挝联合党主席彭·苏发那冯也拒绝支持萨索里特组阁。
联合党的“新老挝报”最近曾经抨击萨索里特反对老挝统一和走中立的道路。
据新华社河内14日电
万象消息：
据“新老挝报”报道，最近奉命组阁的卡代·萨索里特最近“在他的党（国家党）的某次会议上说，他已经命令警察监视苏发努冯亲王和寮国战斗部队代表团，不让他们同朋友和外人来往”。
苏发努冯亲王现在正在万象。
他是来和老挝王国政府谈判解决和平统一问题的。

抵制运河终非久计
法国向埃及低头
新华社14日讯
巴黎消息：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13日宣布，法国政府已经决定准许法国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
法国是最后一个取消对运河“抵制”的国家。
发言人说，通过瑞士的居间，法国已经同埃及达成协议，同意用可以自由兑换的那种英镑向埃及当局支付运河通航费。
法国最大的轮船公司之一“海洋航运公司”同一天在马赛宣布，它驶往远东的定期轮船和货船将从6月21日起利用苏伊士运河。
自从去年11月英法侵略埃及以来，法国到远东的船只一直绕道非洲的好望角。

日本经济面临最险恶危机
社会党要求召开国会临时会议决定对策
岸信介内阁釜底抽薪限制投资和管制进口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日本社会党13日要求政府立即召开国会临时会议，来决定应付日本国际收支恶化的办法。
社会党指出，岸信介内阁的财政经济政策已经面临破产的边缘了。
社会党在就国际收支恶化问题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要求追究政府的责任。
声明说，由于国际收支恶化，日本经济已经面临着最险恶的危机。
这是由于岸信介内阁的“空前的恶政”和“在经济估计方面的悲惨的错误”而造成的，也是保守政党几年来无计划地维护垄断资本的扩大经济规模的方针的结果。
社会党在声明中表示主张按照计划经济的方式，制定从根本上来重建日本经济的方案。
为应付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的险恶局势，日本内阁14日批准了一项基本经济计划。
这项由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匆匆草拟出的计划没有提出具体的措施，只一般地规定要管制进口，并且通过采取财政措施来鼓励出口。
计划并且规定要限制今年的政府投资，抑制私人企业的装备投资，提高长期贷款的利息，争取稳定物价和鼓励私人储蓄。
计划还规定要取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
不久以前，日本藏相池田勇人已经透露了这个釜底抽薪的计划，当时日本报纸指出，这标志岸信介内阁“积极财政”的基础在崩溃。
所谓“积极财政”，是扩大设备投资，增加输出，使国际收支平衡。
但是，由于设备投资和进口物资一直增长的结果，今年以来日本在对外贸易上月月入超。
为了限制输入和使国际收入好转，日本政府曾经采取了各种紧缩金融的措施。
可是，5月份的国际收支却出现了战后最高纪录的一亿一千七百万美元的赤字，有形贸易入超高达两亿一千四百万美元，比4月份还多六百万美元。
目前，日本银行在研究第3次提高公定利率的问题。
金融财政的紧张和混乱已经影响到重要产业部门的设备投资计划的执行。
去年生意最好的造船工业，将把原订的价值一百三十八亿五千万日元的今年度造船计划削减一半。
从去年开始的第2次钢铁生产计划，由于银行贷款和发行公司债券的困难，必要时将只好把计划推迟。
1957年度的电力开发计划也在准备修改。
此外，机器业、橡胶业和贸易界更是受到金融紧张的深刻影响。
日本贸易会会长稻垣平太郎说，紧缩金融措施反而阻碍了输出。
与此同时，曾经在朝鲜战争时期获得“繁荣”的日本军火工业，现在也面临着“最大的危机”。
日本工业界人士说，发生这次危机的原因是：
美军过去的订货已经在2月底全部生产完毕，而美军又停止在日本购买新的军火；
日本自卫队的军火订货由于准备采购计划，延迟到现在还没有发出。
在这种情况下，制造炮弹的旭大隈产业公司已经考虑要从9月开始把它的设备用来生产打猎用的弹药。
东洋精机工业公司最近曾经打算不再生产军火，而生产装口红的管子，但是没有成功。
据共同社说，日本通商产业省已经被迫考虑要拨出七千万日元的补助，来维持日本军火工业的生产装备。
但是，军火制造公司仍然担心依靠贷款渡过危机的做法不能继续很久。

法军在突进行新挑衅
突尼斯首相提出警告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14日讯：
突尼斯政府6月13日向法国驻突尼斯大使馆就驻在突尼斯境内梅特拉威地区的法军举行炮兵演习的事提出抗议。
突尼斯政府发表的公报说，梅特拉威的居民举行了抗议示威，反对法军这种“新的挑衅行动”。
同一天，突尼斯首相布尔吉巴在发表广播演说时说，要是眼前的法国和突尼斯军队间的冲突继续下去，就有爆发战争的危险。
在这之前，突尼斯政府曾经几次要求法国政府来共同解决两国军队间的武装冲突问题。
布尔吉巴说，法国军队拒绝服从突尼斯政府的决议而继续在突尼斯土地上调动军队，已经导致严重的局势。
突尼斯人民准备对付硬加在他们身上的新的军事行动。
目前突尼斯境内有法国驻军约三万人。
在前一天，突尼斯首相召见了法国大使，并交给他一件照会，抗议法军最近在突尼斯南部挑起武装冲突。
照会说，法军的行动是受到法国驻突尼斯大使馆“怂恿的”。

第2个鲁滨逊的遗迹
英国学者们在太平洋的一座荒岛上发现了“第2个鲁滨逊”——苏格兰人亚当·麦卡洛克的遗迹。
麦卡洛克在十九世纪中叶在这座岛上住过。
岛的深处至今还残存着麦卡洛克住过的一幢半腐朽小房和各种日常生活用具。
据他的日记记载，他是在1850年决定到这个热带岛来寻找安宁的。
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批日本水兵漂泊到这座荒岛上，在这里找到了藏身处所。
他们在麦卡洛克的小房里住了将近两个月，以后他们渡海而去时，曾在小房中留下一封信，说明他们曾到过此岛。
（新华社）

纳赛尔再次感谢社会主义国家援助
正告美国不能侮辱小国和咄咄逼人
指出英法美想消灭埃及的打算宣告破产
新华社13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12日讯：
埃及总统纳赛尔向美国“展望”杂志编辑艾特伍德说：
“我们应当向你们表示：
你们不能侮辱小国和咄咄逼人。”
将在6月25日的“展望”杂志发表的纳赛尔这次谈话，已经由这个杂志编辑部分发给记者们。
纳赛尔在这次谈话中一共回答了四十二个问题，包括一系列外交问题和内政问题。
纳赛尔在谈到同美国的关系时说：
“我一向就努力维持友好关系，但不做傀儡，而你们从来不和我们商量。
你们从来也没有信任过我们。
现在我知道，在我们的困难工作中我们应当靠我们自己。
最近五年来，我得到很大的经验。”
他指责美国拒绝给埃及武器、组织巴格达条约来反对阿拉伯人民。
他并且指出，英、法两国和美国的区别在于：
一个想用炸弹消灭我们，而美国想用“和平手段”——经济压力和饥饿来达到目的。
但是，这两种打算都破产了。
纳赛尔在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态度上表示不愿再说什么。
他这样说：
“五年来，我一直在对美国人发表我对中东的意见。
但结果没有任何好处。
正如我过去说的，我已经够了。
我所说的归根结蒂就是我们和西方的关系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
我想建议，希望美国人能努力获得世界上这个地区的准确情报。
不要表面地看问题。
了解中东的性质对你们是有好处的。”
对美国报刊称呼他为“独裁者”，纳赛尔说：
“我听见这种非难已经有几百次了。
美国叫我独裁者，因为我不服从他们的命令。
有不少听命美国国务院的独裁者，但是，却不称他们为独裁者。
如果我执行美国国务院的意志的话，大概美国人就会称我是个很好的民主人士。”
纳赛尔在回答是否愿意访问美国问题时说：
“如果我不是那样忙的话，我很愿意去看看美国。”
纳赛尔再一次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真诚援助表示感谢。
他说：
“去年冬天，我们的小麦只够一个月吃了。
当时我们缺乏石油。
我们需要卖出自己的棉花。
我们曾请求过你们（西方国家），但遭到了你们的拒绝。
可是俄国人卖给我们小麦和石油。
他们买了我们的棉花。
他们帮助我们度过难关。
他们帮助我们避免西方的统治。
我能说这不好么？”

维护阿拉伯国家团结
叙利亚力促约埃和好
沙约两国同申坚持“积极中立”
新华社14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13日在“文明报”发表的一篇谈话中否认了所谓叙利亚政府“打算同约旦绝交”的消息。
阿萨利说：
“相反的，叙利亚政府正在继续同其他阿拉伯国家领袖进行接触，以使约旦和埃及之间能恢复和好。”
阿萨利说，叙利亚决意“维护兄弟般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以对付威胁着它们的危险。”
据新华社14日讯
安曼消息：
约旦国王侯赛因和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6月13日发表会谈联合公报说，两国坚持“积极中立”政策，并且不参加任何性质的外国公约和联盟。
这项公报结束了沙特在约旦的一星期访问，沙特已经在14日上午离开安曼回国。
他临走时在机场发表演说，保证全力支持约旦。
公报说，阿拉伯世界的防务应该是阿拉伯国家自己的责任。
两国决定根据已经缔结的协定支持约旦、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埃及之间的军事合作，以对付它们的共同敌人。
公报表示他们遵守阿拉伯联盟盟章，联合国宪章，阿拉伯集体安全条约，万隆会议决议，今年02月阿拉伯四国首脑开罗会议决议，以及阿拉伯团结协定。
公报说，两国坚持认为，亚喀巴湾是阿拉伯领水，反对说这个海湾是国际海湾或者暗示以色列或任何其它国家在这个海湾中有任何权利的意见。

美国企图公开干涉老挝内政
本报评论员
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又在咧嘴呲牙了，这一次他想吓唬老挝人民，企图公开干涉老挝内政。
老挝王国政府首相富马亲王辞职后，老挝各方爱国人士正在努力使富马亲王同苏发努冯亲王所已经取得良好成就的双方会谈继续取得更大成就，以便实现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协议。
富马亲王在老挝国民议会的发言、国民议会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都显示了成立联合政府乃是老挝举国一致的要求和愿望。
为了打击老挝人民统一国家和和平中立的这种愿望，美国曾千方百计地进行了破坏活动，现在罗伯逊在老挝新内阁组成之前，竟公开站出来反对老挝成立联合政府。
为了掩饰这一干涉老挝内政的卑劣行动，他把老挝人民一致的愿望说成是“共产党颠复”。
更加可笑的是罗伯逊竟将这种“共产党颠复”说成是中国“提示”的。
可以在这里告诉罗伯逊，中国人民不像美国侵略者那样有干涉人家内政的爱好和习惯。
中国人民一直信守着，将来也将信守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所加予与会各国不干涉老挝内政的神圣义务。
当时不愿承担这一义务的是美国，现在以各种方式干涉老挝内政的还是美国。
远的姑且不说，就拿罗伯逊的这一次6月12日的叫嚣为例，他说，“为了对付这种情况（按即对付老挝人民普遍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愿望），美国正在帮助老挝政府维持它的二万五千名军队和提高它的国内治安队效率。”
老挝的爱国人士会警惕到这一点。
富马亲王在6月13日向老挝武装部队发布命令时说，如果发生内战，“对于老挝全国说来可能是致命的”。
他又说，“军人比谁都更清楚地知道，人们必定是愿意要和平的好处而不要战争的破坏和苦难。”
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它代表着老挝人民的声音。
我们相信，老挝人民是能够找出他们自己的道路的，并且是能够辨别什么样的政策是符合于他们的国家利益的。

美第1颗洲际导弹完蛋
据新华社14讯
美国佛罗里达州消息：
美国空军当局宣布，美国设计出来的第1颗射程为五千英里的“阿特拉斯式”洲际弹道导弹6月11日从卡纳维拉尔的导弹试验中心发射出去之后，在飞行中途爆炸了。
美国空军发言人拒绝透露这颗导弹在初步飞行中所遇事故的细节。

老挝和平统一的波折
罗尔庄
老挝王国政府和寮国战斗部队就全国和平统一问题进行的谈判，历时将近三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最近，正当和平统一在望的时候，又发生了新的困难。
老挝双方谈判是在1954年08月依照日内瓦协议实行停火之后开始的。
日内瓦协议规定老挝王国政府和寮国战斗部队应该通过协商谋求老挝的和平统一。
1954年09月，当时的老挝首相富马亲王曾和寮国战斗部队领袖苏发努冯亲王进行过会谈。
不久，富马首相辞职，由萨索里特继任首相。
此后双方谈判发生了障碍，王国政府向寮国战斗部队发动了频繁的进攻，企图在军事上消灭寮国战斗部队。
但是，事实证明，武力解决方式是行不通的。
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谈判的呼声下，双方在1955年03月09日签订了一项协议，王国政府“保证不允许任何对寮国战斗部队的敌对行动——特别是军事进攻的重演。”
可是，仅在十天之后，王国政府又向寮方展开猛烈的攻击。
1955年06月27日，双方曾经召开过军事会议，讨论在桑怒省划分双方军队的临时驻区问题，但因王国方面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而拖延数月，未获进展。
1955年10月09日至13日，苏发努冯与萨索里特在缅甸首都仰光举行会谈，并于10月11日签订了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原则协议。
但是，王国政府却一面宣布停火，一面又秘密下令向寮方进攻。
这样，双方的军事冲突就日益扩大。
与此同时，关于政治问题的解决也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王国政府企图以军事压力在政治问题上迫使寮方放弃他们应得的权利，坚持要在全国普选之前就使丰沙里和桑怒两省成为王国的省政权机构，并要求首先解散寮国战斗部队。
因此，尽管自1955年初起就断续举行了九次政治会议，但每次会议都被王国政府片面中断，而一直未能获得具体结果。
1956年初，萨索里特内阁倒台，同年03月，富马亲王重新担任老挝首相，老挝双方谈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双方的军事冲突大大减少，和平统一的谈判有了重要的进展。
1956年08月01日，富马与苏发努冯在万象举行会谈，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原则性的协议。
接着，双方先后签订了“关于执行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关于和平中立问题的协议”和“关于保障寮国公民权利的协议”。
同年11月07日，富马与苏发努冯再度举行会谈，并于12月29日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双方在以下问题上达成协议：
保障全国男女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在议员的补充选举之前，把王国政府改组为包括寮国战斗部队人员在内的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组成后，桑怒和丰沙里两省的政权机构和寮国战斗部队由政府接管，并按照王国的规制加以改组。
到了今年02月04日，苏发努冯又从桑怒到达万象，与富马举行第3次会谈，在2月23日签订了关于选举法的协议。
但是由于双方对某些问题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双方谈判又告停顿。
这时，新的波折又发生了。
老挝国民议会在5月30日一致赞同政府同寮国战斗部队所签订的协议，但不赞同依照政府的报告同寮国战斗部队进行谈判。
议员要求富马认真履行已签订的各项协议。
可是，富马首相在5月30日提出辞职了。
现在，萨索里特受命组织新阁。
萨索里特发表了一些不利于促使老挝和平统一的言论，引起老挝舆论的忧虑。
老挝人民要求全国团结，不让祖国和平统一的前景黯淡下来。
老挝和平统一道路上的重重困难，是和美国的干涉和阻挠分不开的。
日内瓦会议以后，美国势力就开始进一步侵入老挝，排挤法国的势力，企图把老挝变为美国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
老挝的一些原属法国资本的橡胶种植园已经落入美国固特立橡胶公司的手中。
同时，美国并通过所谓“援助”干涉老挝内政，攫取老挝许多战略物资。
美国拼凑的侵略性的东南亚集团公然把老挝列入它的“保护”范围之内。
为了达到阻挠老挝走向和平中立的目的，美国竭力煽动内战，并违犯日内瓦协议，偷偷地从泰国把武器运进老挝。
在富马担任首相期间，每当老挝双方达成一项协议时，美国的外交官员就对老挝政府施加压力和威胁。
今年04月16日，美、英、法三国政府更公然照会老挝政府，怂恿其拒绝寮国战斗部队提出的合理要求，以阻挠老挝全国的统一。
但是，老挝人民和越来越多的政界人物已经认识到，迅速恢复谈判，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谋求全国和平统一，执行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是符合老挝民族利益的唯一道路。
老挝副国王佩差拉最近的谈话，表达了老挝广大阶层人民的坚定意志。
他说：
“尽管有外国人同他们的爪牙在阻挠，但双方还是必须和解”。
他还在写给王国政府和议会领袖的信中指出，实行双方在去年签订的协议，是这个经过十二年倾轧的国家获得统一的唯一方法。
愿意看到老挝和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和繁荣的各国人民，都希望老挝人民能够不断加强团结，克服重重困难，反对外国干涉，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联合国亚非集团要求调查“迈卢兹事件”
据新华社14日讯
纽约消息：
联合国亚非集团6月13日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调查“迈卢兹屠杀事件”。
迈卢兹事件发生在5月30日，当时有一大批来历不明的人在大卡比利亚山区的迈卢兹村庄杀死了几百个阿尔及利亚男女和儿童。
法国政府接着就大肆叫嚷，把这一凶杀事件说成是阿尔及利亚起义者对“站在法国方面的回教徒”的“复仇行为”，并且利用这一事件来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新的屠杀。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断然否认法国的指责，并且揭露了法国的阴谋。

“请注意我们如何使他们孤立”
　原载“华盛顿邮报”

资本家唯利是图轻视人命
日本工人去年死伤近六十万
本报讯
日本工矿企业中伤亡事故逐年增加，去年死伤人数将近六十万。
据日本官方调查，1956年工矿企业伤亡人数为五十九万一千二百人，其中死亡五千二百八十三人，重伤三十五万八千人，轻伤二十二万八千人。
去年仅爆炸、冒顶、雪崩等严重事故就发生了二百一十四起，伤亡人数达一千四百五十九人。
和1955年同类事故比较增加了六十四起，伤亡人数增加了三百六十二人。
日本工矿企业的工人伤亡事故，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1950年死亡人数为三千三百人，1954年为四千六百人。
1955年虽减少为四千一百五十人，但1956年却有极大的增加。
伤亡事故最严重的是制造、建筑和运输等工业部门，约占全部事故的70％。
主要原因是资本家唯利是图，企业中缺乏安全设备，实行“赶快制”，工人过度疲劳。

传统技术的继承问题
——我的一个紧急的呼吁！
郑振铎
我们现在是处在承前启后的一个大时代，老祖宗（也就是历代的勤劳智慧的劳动者）留传下来的许多绝技、绝活，眼看就要随着少数老年的技术专家们的衰老死亡，而“人亡技绝”了。
我们得赶快抢救那些精工的、有用的、有益的技术。
今天如果不做这种抢救工作，后悔将莫及！
我们有许多重要的工艺美术品，都称得起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的财产，而且也是世界人类的可骄傲的晶莹的珠玉。
像“缂丝”这个至精最美的丝织品，从宋朝朱克柔以来就是一种最高级的精工绝伦的工艺美术作品。
用各种颜色的经纬线，细心地编织出一幅维妙维肖的图画，是需要工作者数月乃至半载、一载的辛勤苦作的。
那幅紫色地子的“野凫春泛图”，处处都取来作为“插图”或锦图的，谁知道乃是七八百年前的宋代“缂丝家”的创作呢？
今天我在苏州的一个作场里见到“缂丝”已经复活了，且已有了继承人，心里十分高兴。
可是总觉得重视不够。
七十多岁老技师还一天八小时（甚至十小时）地坐在小织机上辛苦地穿丝引线，实在太不合理了。
应该怎样把精力用在更有效的“指导”后进的方面呢？
在同一作场里，还有刺绣部门，问题也极多，从选料到选题都需要专家们的仔细研究和参加解决。
“宋锦”、“南京缎”、“漳绒”等等工艺美术品，同样地需要有人关心。
贸易部门只求生产出好东西来，却没有一个负责部门关心于指导生产和研究如何更好地发展和改进生产。
中国的“墨”是国际上签字必须应用的东西，它永远不会褪色，也是国内国外艺术家们的必需的日常用品。
但好像长久不曾生产过好“墨”了。
我们的藏墨有限，而海外的需要无穷。
收集旧墨输出，绝对不是办法。
我们要造好的新墨，以供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
造墨的老技师，还有若干存在着。
必须有一大批的人把这技术传授下来。
还有手工造纸，从各种的连史纸、毛边纸、宣纸到六吉棉连纸、罗纹纸、河南棉纸等等，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其特产的纸张。
其原料是就地取材的，其技术是世代相传的。
不仅“宣纸”成为化学工业的重要物资（最好的过滤纸之一），其他种种纸，也各有其用处。
清初留下来的金丝罗纹纸，那样地细腻，那样地可爱的蜜黄色，简直见之便令人心醉。
几年来为了要影印些古本戏剧作品，曾委托商务印书馆购致了若干件连史纸。
到了去年，不知何故，福建地区的连史纸，简直是姗姗其来迟。
因之耽误了出版期至半年之久。
今年，据说，完全得不到连史纸了。
其原因不知何在。
总之仿佛是当地不肯制造了（或者制造了另有用处）。
听说，“杭连”有恢复生产的消息。
我们连忙去打听，却扑了一场空。
为什么不重视土纸或手工纸的生产呢？
谁要负这个责任呢？
有的合作社不让农民们从事这个副业，是其原因之一（据说有一个合作社的负责人说，谁要生产“纸”就让他吃纸好了）。
但更重要的是，农民从事这项副业，无利可图，甚至有时还要亏本。
像机制报纸的价格，在1934年，每令为四元两角五分，1955年每令为二十二元六角八分，涨了四倍以上。
但手工业连史纸，在1934年每令为九元五角（手工毛边纸为八元），到了1955年，每令价格反而跌到八元七角（毛边纸每令也只有十一元八角八分）。
有谁能够把这项手工业抢救一下，扶植一把呢？
这些手工纸，用处极大。
不仅印刷古书有用，对于艺术创作家们，也有用处。
国画家如果得不到好纸，即使有天大的创作本领，也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像木刻家，如果用中国纸印刷其木刻画，是会显出其异样精采来的。
必须用六吉棉纸来拓铜器花纹和甲骨文的，如今没有了六吉棉纸，连带的也便把拓铜器等等的绝活消灭了。
河南棉纸不生产了，那末少量的装裱古书的中缝的用纸，也就绝了种。
我们的商业部号召恢复全国的名酒的所有品种。
我今天在这里，也呼吁要恢复全国各地手工造纸的各式各样的品种的生产！
说起装裱古书来，更令人十分痛心。
中国的古书流传于世的并不太多，而经过种种言之不尽的灾殃（包括私运出国和造还魂纸在内），今天保存下来的为数实在有限。
有半数以上的古书，不是虫蚀鼠啮，伤痕累累，就是纸张脆碎和中缝裂开，几有一触手就会粉碎之感。
但经过了好手装裱之后，便能整旧如新，焕然可以翻读了。
这不是重赋千百年的古书以新的生命么？
像这样的技术工人，如今已不多了。
不知何故，也不知在什么时候，仅存的若干技术工人，都被赶回乡去从事生产了。
去年回到北京城一批，因为古书买卖兴旺，迫切的需要他们来装订。
今年却又被送回家乡去。
北京图书馆的善本部，有半数以上的古书（即有十万册以上）需要重装，才能供读者们阅读。
但几年来装订工人的问题始终没法解决。
一部“赵城藏”，被水沾湿得成了饼块，却只有一位工人在做修复工作。
有一位热心家叫道：
“人民解放军用鲜血来保护的‘赵城藏’，就这样看它霉烂下去么？”
这一声棒喝，方才惊醒了负责的人。
听说已经设法增加装订工的人数了。
但别的地方的古书呢？
是否仍听之霉烂呢？
北京古旧书店，有一个绝大的好处，就是卖给你的书，如有破损或缺页，他们会设法替你修补好，或钞配好。
这个好传统似乎应该保存下来。
但装订的工人们在哪里呢？
还有几十个人在乡下，大多数是年已六十或七十，在农业合作社里做不动什么工作，只是成为“五保”的对象。
为什么不请他们到北京城来，做他们的专长的绝活，而且可以多带些徒弟，不使这行绝活在我们这一代绝了种呢？
这是两利的事，应该有人负起责任来管管方好。
这些绝技、绝活，说起来是太多了，一时言之不尽。
如果包括从事雕漆活，刻象牙，做景泰蓝，以至做檀香扇子，画宫灯的专家们在内，人数虽不太多，而部门实在广泛。
文化部、商业部、轻工业部和手工业管理局、全国土产供销合作社等等是否可以花些时间来积极地考虑这些问题呢？
不要彼推此诿，再那末“老爷”作风下去了。
一切美好的、有用的、有益的绝技、绝活，我们都必须继承下去。
不仅继承之，而且还要发扬光大之。
处在承前启后的大时代，继往开来，责无旁贷。
决不让一样美好的、有用的、有益的工艺美术品或任何绝技、绝活在我们这一代绝了种！

各地城市文化馆干部
批评文化部对群众业余文化工作重视不够
本报讯
在文化部召开的城市文化馆工作座谈会上，各省市代表批评文化主管部门和各级党委的宣传文教部门对群众业余文化工作不够重视。
他们认为产生这种缺点的主要根源，是文化部门的领导者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
代表们批评文化部有“重大轻小”、“重公轻私”、“重专业轻业余”、“重企业轻事业”的观点，忽视广大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忽视群众业余文化工作。
代表们指出不少省市的文化局，很少管群众业余文化工作，更不管文化馆的工作。
文化馆工作排不进领导者的工作日程里去。
八年以来，文化部只发过一次关于文化馆工作的指示，很少检查工作，也没有召集过一次有关这一工作的专门会议。
有些省、市的文化局长或是党委文教部长、宣传部长们认为：
文化馆不过是群众玩玩闹闹的地方，能多玩就多玩，能少玩就少玩，因此就不去过问这一工作。
代表们指出：
文化工作的领导者不认识文化馆工作在活跃群众文化工作，满足群众文化生活上的重要作用，因此，对人民群众迫切的文化生活要求，就不够关心。
上海市一个区的一个文化馆，平均每天有一万人次参加活动。
这超过任何的剧院和影院的活动量。
星期天还有不少人在馆外排队等候活动。
这样的事实，也并未能说服上海市文化局的领导者，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
代表们提到文化馆在活动上、设备条件上存在着很多困难。
许多文化馆还缺乏必要的活动场所，有的是设在破房烂庙里，有的文化馆工作人员甚至连住所都没有；
有的地方甚至随便占用文化馆址。
许多文化馆缺乏必要的设备和经费。
关于文化馆干部的使用、培养、政治和生活待遇上也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
乱拉文化馆工作人员的现象比较普遍，也很严重。
河南、河北两省，对一千多个文化馆工作人员，普遍进行过一次训练，但至今留在文化馆工作岗位上的不过是数百人，其余都被调作其他工作了。
有人把文化馆形容成为干部招待所、疗养院。
有些地方把神经病患者，病老残弱者，甚至干部的年老家属都安插到文化馆去，认为“不过是守守馆发发牌子”的工作。
文化馆工作人员中有一些是高等院校毕业的，有些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也不被看作高级知识分子。
有些人原是学校中的优秀教师，被调来文化馆后待遇反不及一个一般教师。
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很少能参加党的系统和政府系统的各种会议。
这些都使文化馆工作人员思想上产生苦闷，使许多人不安心工作。
这些也由于领导上重视不够没有得到解决。
代表们的发言表明：
对文化馆工作重视不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从上到下，从机关到社会，都不重视这工作。
有的代表指出，文化部领导上对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贯彻得是不够全面的。
文化部门的领导者没有到群众中去进行过调查，不懂得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和要求。
这是一种相当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代表们的这些批评，引起了文化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重视。
文化部钱俊瑞副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曾先后专门邀集代表们座谈，听取批评。
并向代表们解答了一些问题，对今后工作有所指示。
文化部副部长张致祥在最后一次会上作了总结性发言。
发言中肯定了城市文化馆工作的成绩，并检查了文化部领导上对文化馆工作重视不足的缺点。
明确了群众业余文化工作的根本方针，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依靠社会力量办事，国家进行指导、鼓励和扶植。
目前文化馆工作条件确有困难，应在今后逐步加以改善。
他勉励大家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馆的光荣传统，并与各个群众团体密切联系，相互协作，进一步做好群众业余文化工作。
这个座谈会，从5月27日起到6月13日止，共开了十八天，参加会议的各省市代表共63人。
会上代表们还交流了经验，讨论和提出了对今后工作的建议，文化部准备进行研究，加以改进。

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等的言论发表些意见
马寅初
共产党整风，是因为自己晓得党员之中存在着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三害。
因此有整风运动，并要求党外人士协助。
我在这里不多谈，仅对储安平、葛佩琦等先生的观点发表我个人的意见。
储安平先生的话据我看来是反映了某些人的看法，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
在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发表了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以后，我当时看出有些人脸上露出不愉快的情绪，今天储安平所说的就是代表这一些人的意见。
我想对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是可以的，毛主席、周总理决不会不许别人批评他们自己，他们决无此意。
但毛主席、周总理决不会有“党天下”的想法，否则何必有政治协商会议。
政协常委很活跃，其程度超过人大常委，什么要事都经过公开协商，征求各方面意见，集思广益。
在宪法条文中皆不见有关于党与政协的字句，而都见之于宪法序言中，这就是表示党与政协长期共存的意义，也可从这里看出没有“党天下”的意图。
我说政协常委活跃程度大于人大常委，有两个原因：
（1）大多数人大常委兼政协常委，而政协常委不见得都兼人大常委。
（2）提到人大常委的文件，经过审议讨论后，即通过变成法律；
在未成法律之前先在政协讨论，征求意见。
政协近日正在讨论回族和僮族自治区的方案，这样大的事要政协讨论，说明了共产党并没有“党天下”的意思，说明了“党天下”的说法是错误的，不对的。
卢郁文先生收到匿名信，写匿名信是懦夫的行为，有话不妨站起来讲，不要鬼鬼祟祟。
葛佩琦、王德周两先生的发言我是不能接受的。
在农村中有绝少数人吃不饱的现象，这是事实，合作社社员与合作社之间有矛盾，合作社与政府之间有矛盾也是事实，但这些事实决不致引向用刀枪来杀共产党的行为，就是有这样想法的人，也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
现在我想就这个问题摊开来仔细谈一谈。
1956年我们有三千七百亿斤原粮，但不包括大豆，只包括薯类在内（以四斤薯折一斤粮计）比空前丰收的1955年还多了二百亿斤左右。
这一生动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1949年开国的时候，粮食产量只有二千一百六十二亿斤，不包括大豆。
在解放以前，往往在同一时期内，灾区大批饿死人，丰产区谷贱伤农，而在沿海地区则进口洋米洋麦）。
从三千七百亿斤原粮要扣去（1）二百亿斤左右的种子，每亩十斤（播种），共有二十二亿亩，连复种在内；
（2）二百亿斤猪食，一亿头猪每头约需二百斤；
（3）八千多万头大牲口（牛、马、驴）平均每头吃五百斤，共需四百二十亿斤。
三项共计八百二十亿斤，尚余二千八百八十亿斤，用在大陆上的人口六亿二千万来除，平均每人约四百六十四斤，这是指原粮，去壳后尚需打个折扣，少则八折，多则七折。
如以八折计，每人还有三百七十一点二斤；
如以七折计，每人仅剩三百二十四点八斤。
假如拿七折和八折平均计算，每人亦仅三百四十八斤，从这三百四十八斤中还要扣去工业用粮（包括酱油、浆纱等），手工业用粮（如制葡萄糖，酿酒等），出口三十亿斤（华侨要吃的龙口粉丝，绿豆等）。
如此，这个三百四十八斤纯粮是紧的，分配不当，很可能一面有浪费，一面叫不足。
问题在此。
有人说为什么不从外国进口呢？
假定我们从苏联进口九十亿粮食，首先要问有没有这许多外汇来支付这项进口货。
就是有了，运输力量也远远不够。
从国境线算起，从苏联到中国有两条铁路，即每天由满洲里和二连各开出一列车运粮食到北京，要三年八个月才能运完。
而从苏联各地集中粮食到满洲里和二连，和由北京分运到内地消费地点，还不算在内。
这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而九十亿斤粮仅等于全国六亿几千万人每餐少吃一口饭而已。
这个数目就足够支援1954年和1956年规模的天灾，这说明了精简节约关系之重大，每人的节约一口饭是看不见的，但是积少成多，全国人民大家节约起来其数就可观了，就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
况每人每餐少吃一口饭，于身体健康决不致有什么影响。
但节约还只是治标的办法，治本还需要增产。
不过增产如何增法，说说是容易，做起来非常困难，第一就需要资金，要使农业电气化、机械化，要制造大量化学肥料，这就需要积累。
但是积累那里来？
我们每年国民收入的79％是吃掉的，只有21％可以积累，1957年我国的国民收入在一千亿元以下，21％仅二百亿元，这二百亿元要分摊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等等之中；
而重工业中又有煤、电、冶金、机械等；
轻工业中更说不尽了，有纺纱、织布、丝绸、面粉、榨油、制糖、造纸、食品等等；
农业又包括森林、渔业、畜牧、盐业经济作物等等；
而运输也不知有多少种，有空运、陆运、水运；
再如建筑业也有城市建筑、乡村建筑、工业建筑、桥梁建筑之分。
大家都要分一点，二百亿元要这样分，每个单位能分多少，我们国家吃亏的是人口多、消费多、积累少。
我们走的道路是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崇高的理想是不侵略别人，不剥削别人。
第一我们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剥削弱小民族，第二我们也不能仿效日本拿中国的赔款作工业建设的资本，第三我们也犯不着向美国借款。
这三条路我们都不能走也不愿走，我们只有自力更生。
但是资金只有二百亿元，这笔钱在反动统治时代都给大官、大商、地主、买办剥夺了，而反动政府要建设只有向外国借钱，美其名叫“利用外资”，实际上反为外资所利用，条件苛，利息高而且要担保，要以关税、盐税作抵押，丧权辱国，民穷财尽。
这笔资金现在已从剥削者手中夺回来，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中，可惜数目太少，因为积累不够快，不够多，所以工业化的进行不能很快。
例如三门峡工程需投资一百余亿元，既然建筑了大发电站，就需要相当数量的工厂来配合，否则发出的电就没处用了。
但建设这些工厂需六百——一千亿元，那里来这么多的资金，我们只有等待，不能一刻就成。
但是在等待的过程中还不免有大的洪水，所以我们在这时期只能利用中小型水库和堤防。
这样看来，从前的政府是不做，现在的政府不是不作，而是正在开始（指三门峡）。
过去几千年来我国有过这样伟大的工程吗？
我说农民的生活会逐步提高，但不能一步登天，农民的子孙一定会过很好的生活。
如农民知道了这件事，那里还会有拿起刀枪杀共产党的事出现呢？
少数农民虽有吃不饱的忧虑，决不致如葛佩琦、王德周二位先生所讲的会拿刀枪杀共产党人。
农民在革命中得到很多好处，如土改的胜利，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七亿亩土地，并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租粮六百亿斤及各种超出任务的剥削；
土改后从1950年到1956年七年中，国家对水利的基本建设拨款共达三十亿七千多万元；
发放救灾、救济经费十三亿一千余万元；
用于推广优良品种、新式农具、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及防治病虫害的经费有十二亿八千余万元。
以上三项共五十六亿六千余万元，这数字相当于农民在七年中交纳给政府的价值一百六十亿元农业税的35％，此外，国家在七年中借给农民八十亿元低利贷款，使农民从此不再受高利贷的剥削。
这样看来，虽然少数人吃不饱，也是不会造反的。
在土改时，贫雇农占农民人口60％—70％，现在已经缩小到15％，那些今天还过着贫穷生活的农民比起解放前的贫农来说生活已好得多了，他们不用卖男卖女，不用挨饿受冻，不用流落街头，沿街乞讨，他们在农业社的照顾下，都能生活下去。
此外农村中还实行了五保制，其他如以前种植鸦片的土地，现在也改种粮食和棉花了，盗匪流氓不能横行了，全国平安可以通行无阻了。
这在反动统治时代是做梦也想不到的，那里还会有农民造反的事呢！
我在上面已说过这个三百四十八斤纯粮是紧的，如分配不当，很可能一面有浪费，一面叫不足。
在这种情形下，怎样去解决？
如去年绝大多数合作社的社员口粮都是按照家庭人口平均分配的，我认为这种平均主义计口授粮的办法是不合理的。
它对巩固合作社与发展生产也是很不利的。
平均分配口粮不能适用于社员的年龄不同、劳动力不同的情况下。
劳动力很强的社员与初生婴儿同样分配，显然是不合理的，三百四十八斤纯粮对一个年轻少壮的农民当然是不够的。
倘如合作社除口粮外还有很多余粮，可以按劳分配的话，是能解决一部分问题的，但假如合作社没有余粮，或者余粮很少，那么又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社员只能出高价到市场上甚至到黑市去买些粮食，间或还要以高出牌价三分之一的价格向小孩较多的农户去买进粮食，这样使小孩较多的农户占了很大的便宜。
他们不甚费力地得到很多粮食，即使工分不足，也能用较低的价格买到粮食，因为他们有吃这样多的权利。
所以平均计口授粮是不合理的，应代之以以人定量的粮食分配办法，分配多少按年龄而定；
年龄不满一岁的小孩分得的粮食，应该比五岁小孩所分得的为少。
所以我以为只要改进分粮办法，紧张局势就可解决，可以使绝大多数农民满意。
中国有二句通行的格言，就是：
“三兄四弟一条心，门前泥土变黄金”。
今天我们也说：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这些格言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果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站在一条线上，大家每餐少吃一口饭，于己无伤，而于国家则有大利，无论任何巨大洪水，我们都可以战胜，更不致有什么吃不饱的人了。
今日我们最需要的是团结与合作，所以我们要从全面看问题，切忌从片面看问题，因为在今日的局势之下，从片面看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分离与仇视，从全面看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团结与互助。

我对“杀子报”和“马思远”两剧的看法
白云生
戏曲的作用是歌颂善良、勇敢、智慧的人物，讽刺批判奸佞丑恶的人物，叙述故事，抒写情感；
不但含有教育意义，而且能表现一个国家的人民思想和文化程度；
所以戏曲并非游戏小道。
可是旧社会仅仅把它当作开心取乐之用，故轻视演员，称为“戏子”。
有些演员也就为满足人们庸俗低级趣味的要求，追求黄色或恐怖的场面；
用一些不堪入耳的词句或令人肉麻的表演来博取人们的欣赏，维持自己的生活。
解放以后，演员们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政治地位大大提高，而且不断的出国表演，将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化艺术介绍到国外，国际上给予很高的估价；
这是过去连作梦也想不到的。
因此我们演员在舞台上的表现形态和唱、念、动作的表演艺术，就应当十分仔细研究和逐步提高，才能符合新时代广大群众的需要，加强在国际上的地位。
现在不论是演员或观众，经过了八年的学习，提高了政治文化水平。
一个演员在舞台表现上，应当走在群众前面，起到教育作用；
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从已被提高的地位上降落到自卑自弃的境地。
几年来有一部分文艺界领导同志对古典戏剧的改革有不正确的看法，出了些清规戒律，使许多节目不能上演，或被改得面目全非；
对这种作风，党和政府已经进行了批判。
现在党号召“百花齐放”，连曾经禁演的节目最近也开禁了；
这样的措施是党和政府对于戏曲界的关怀，能在戏曲发展上起到一定作用。
但是我们演员对于这一点，应该有怎样的认识？
各剧种传统剧目都是旧社会的产物，有的难免有些毒素。
在历史记载上，明洪武、清乾隆时代，搜集全国剧本，用很大的力量加以修改，使之成为附属于统治阶级的愚民工具，所以我们现在不论在修改剧本或舞台表演上，都必须费相当的力量。
例如：
“西厢记”是一个很好的反封建、争取婚姻自由的剧本，在旧社会部分演员将红娘这个人物演成极端淫荡，如咬嘴唇、端肩膀、腆腹部、叼手帕，用不正当的眼神望着观众揉裤腰；
这样恶劣的表演，对于观众有什么好处呢？
最近有些剧团大演“杀子报”，我认为这种戏在内容和表演上都毫无可取之处。
我幼年在乡间演唱与梆子腔打对台时，有女演员演这个戏作为号召；
在将要杀子时，解开衣襟，露出一只胳膊，胸前露红肚兜和兜练，手执菜刀，口衔甩发；
官保藏在其姊身后，姊则跪地哀求；
杀子时，用白面做的假肉块扔在台口。
这个恐怖的场面，不要说儿童看了害怕，就是成年人也不忍看。
这些恶劣的表演一定要删除的。
但像“杀子报”这样的戏，如取消了那一套低级庸俗恶劣的表演形象，也就没有吸引人的地方。
如果说是因剧目不丰富，剧团经济收入方面受影响，可以看魏喜奎的曲剧团演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也是奸杀案，但为什么却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呢？
这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马思远”是北京的实事，在旧社会上演，轰动一时。
这个戏也有凶杀的场面：
赵玉杀夫时用一把月牙式假菜刀衔在口内，她将刀砍在其夫头上时，喷上满脸红彩，鲜血淋漓，表示刀已陷入头部，儿童看了，唬得哭叫。
在表演上赵玉与货郎贾明调情的许多色情场面，肯定是被删除了，可是留下来的还有什么呢？
时代不同了，观众水平提高了，人们是不会再被那种恶俗的表演所吸引了。
我以做一个现代演员而自豪，我热爱自己的业务，也热爱戏曲工作者，因此将我个人对这两出戏的看法和感想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这也算是百家争鸣吧！

他以为
金银花
美国舰队开到了我们的南海面，
为什么？
他以为有隙可乘了。
美国飞机窜进了汕头的天空，
为什么？
他以为有隙可乘了。
他的舰队巡游着，呜呜地，呜呜地，
为什么？
他以为可以压倒我们工人和农民的吼声。
他的飞机盘旋着，轰轰地，轰轰地，
为什么？
他以为可以压倒我们工人和农民的吼声。
弟兄们，他犯了错误，他又犯了错误，
他给那些找朋友的人帮倒忙了；
他又让我们认清楚：
谁才是仇敌谁是亲人！

好的榜样
东郭迪吉
整风运动刚刚开始，揭露的问题多而且严重，提出的意见尖锐而且激烈；
甚之，足以使有些领导者一时难以接受得下去，这是必然的。
因为乍开始，不揭露，不批评，就无从整起，也就无法改弦更张。
可是，我还是相信能彻底揭发，就是良好的开端；
经过几番和风细雨，紧接着就会呈现出天淡云闲，一派晴明的景象。
这一情况，目前自然还不可能多；
过一个时候，我想，好消息传来，定能如山阴道上，使人应接不暇。
这原因用不到怀疑，党既能决定整风，就能决心分辨是非，解决问题，澄清思想上的混乱的。
然而，事实的发展，有时会比阿坡雅的金马车奔驰的还快，我们也不要闭着眼睛看不见现实；
这话就是说，即使是整风运动刚刚开始，也已经有好的榜样出现了。
看看好的榜样，自会消除消极悲观心理，更会鼓舞整风信心。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整风进展情况，足以说明问题。
上海的报纸刊登了他们的三封信和一些具体措施，说明他们的整风是收到了初步的效果。
第1封信是丹尼等一百余人的联名信，信上不但委婉的写出了他们的兴奋、沉重、责备、期望……参差交错的复杂的思想情况，也提出了：
如果相互之间能多了解，对搞好运动会有很大好处。……需要永远肝胆相照，同甘共苦。
更爽直的希望他们的领导们：
胸襟更开阔，心情更愉快，……他们信任光明磊落的党，就信任他们的领导；
反过来也希望他们的领导也能相信群众。
特别感人心腑的是：
他们深切的体会到领导人员的很复杂很激烈的自我斗争心情，亲切的希望领导人员珍重身体健康，殷殷的关切他们的饮食，睡眠和休息。
第2、三封信，一是领导干部的复信，一是党支部委员的复信，这里我只引党支部委员方行信上的话，他说：……如今你们是这样的关心我们和信任我们，而我们过去却是那样的不信任人也不关心人。
如今你们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帮助我们解决思想问题，而我过去却往往是采取粗暴和压制的办法来对待敢于批评领导的人。……我的这些行为和你们的来信真可说是“鲜明的对照，尖锐的批评”……。
这又是另一方面，从领导角度上，表现出真诚、坦率而且深刻、虚心的真情实话，这就会使之彻底检查、决心改进，在思想深处插下根苗。
此外，他们还指出了在领导方面，除了继续进行自我检查外，对已经揭发出来的问题进行排队，分析情况，并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对某些可以改进的工作作了初步的改革。
同时，在整风、工作两不误的要求下，部分演员已分别在两个剧场轮换上演着四个剧目；
并且紧张的排演着两个新的剧目，准备在6月和“八一”同观众见面。
自然，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这些转机，仅仅是初步的成就；
今后如何，还得以观后效。
但他们是遵循着一个规律前进的，就是从团结出发，通过严格的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
这点，正是党反复的指示的，通过他们的具体的事实，确实的已经见诸实效了。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可以成为好的榜样，中共上海市委第1书记柯庆施重视文艺工作，亲自动手，支持了“放”“鸣”，院里工作人员彻底揭发，勇敢批评，固然都是必要的因素，恐怕关键所在，还在于他们的领导。
这些领导人毕竟在反动黑暗时代，曾经不屈不挠坚持斗争；
解放后，也曾经忘我的工作，对党的事业有过贡献。
他们是有根基，他们更能迅速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
话如果再说回来，有些机关，有些团体，其领导人的思想觉悟未必多高，在整风中间，对于批评意见，总是采取羞羞答答的态度，脑子里一时转不过来。
这就需要各方面更多地给予帮助。
我以实在的事例，提出好的榜样已经开始出现，固然是以不能遏止的心情，欣喜的为那些诚心整风的勇者祝贺；
其实，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这些整风运动展开得不够的单位加以督促呵！

——我想那里大概是疯人院
江有生

真的意图何在？
铁衣
有人，包括个别满腹经纶的大学教授，正在对“和风细雨”发出形形色色的议论。
归总起来不外乎两种：
一种是说“肃反”、“三反”都是共产党整“别人”，于是就采用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方法；
整风是“别人”整共产党，于是就采用和风细雨的方法；
这未免太不公道吧。
一种是说：
过去搞“肃反”、“三反”用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方法错了——“有偏差”，所以现在改用和风细雨的方法。
后者还把“肃反”“三反”等运动说成“糟糕透顶”来证实自己言出有据。
依这些人看来，好像结论只能有这两种：
要么你就承认现在的作法“不公道”；
要么你就承认从前的都错了。
别的是非暂且不论，使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两种人在比较“肃反”、“三反”同“整风”的区别时，只谈方法的不同，却绝口不提根本性质的不同。
“肃反”者，“肃清反革命”也。
即使望文生义，也知道这是“整”敌人，是解决敌我矛盾。
这对认识几个字的小学生，也不算是难题。
可是饱学的大学教授对这却不理解，是真的不理解呢？
还是不愿意明白地讲出来？
至于“三反”，重点是反对贪污，被整的主要是“贪污分子”——资产阶级在国家机关里的代理人。
当时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和国家进行猖狂进攻的时候，这一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打退这种猖狂进攻。
既然是要“打退”猖狂的“进攻”，自然非“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不可，难道这也能算是错了吗？
敢于道破真理的大有人在。
中国人民大学的赵玉珉先生就说出了：
“过去肃反是党和人民一道肃清反革命，是对待敌人的问题；
这次整风是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这说得多好啊！
既然是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当然就应该用“和风细雨”，这不只是对共产党，对领导干部是这样，对人民群众，对一般人也都是这样。
毛主席不是说过对人民只能说服不能压服的吗？
这还有什么公道不公道的呢？
那种持“整别人”和“整自己”说法的人，为什么不敢像赵玉珉先生这样直截了当的提出问题呢？
他们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的呢？
我看是站在了“别人”的立场上。
我并不否认“三反”“肃反”运动中有个别的缺点甚至是错误；
我也并不认为，凡是对“三反”“肃反”有意见甚至不满的人都怀有恶意。
但是一定要揭穿“别有用心”的人们的真正意图。
其实“公道”论者也好，“偏差”论者也好，他们这种混淆敌我是非的真正企图是很明显的。
前者不外乎是要“别人”也来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痛整一下共产党，后者不外乎是要“别人”在“过去的方法错了”的论点下，来个大翻案。
而两者的根本目的又是共同的。
借用葛佩琦的话说，就是打算挑起“狂澜”以便使共产党“在狂澜中葬身鱼腹”，只要看有些人在搞匿名信，有些人在暗中奔走，也就十分明白了。

罗盘及其它
李耕
罗盘
罗盘，在渺茫的海空里少不了它，在遥远的旅程中少不了它，在没有路的地方更少不了它。……罗盘，永远针指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在罗盘的指针边，永远不会有迷路的人。
你那跳动的灵魂和感情啊！
是不是有着罗盘在指引？
不看，多少人曾掉进罪恶的深渊，多少人的灵魂沾染了难以洗涤的污秽；
多少人的感情啊！
徬徨在迷茫的十字路口。……
罗盘，为什么又不能为每个人所掌握呢？
跑步
当短暂的岁月在催促着你，当急切的心愿在向往着那崇高的顶点；
当众多人的步伐响在你的前面。……这时，你呀！
你呀！
嘿！
你是会跑步的。
谁愿意停滞不进呢？
除非你是个瘫痪的人。
谁愿意重复在固有的脚印上跳跃，除非你已经酩酊大醉，或，甘愿在羞愧的岁月中讨日子；
不然，你是会跑步的。
跑吧！
像战斗的烈马，越过时间，越过屏障，越过前人为你铺平的道路。
跑吧！
朝着目标。
镜
镜，这个忠实而又真挚的朋友，永远不会为你隐瞒缺点。
当你的鬓角增添了一丝白发；
当你的额头显露了一条皱纹，或者，你的眼色失去了青春的光彩，它都能不加保留地告诉你。
也许这时你苦痛，你懊伤，你失望。
但你，却不能责怪镜子啊！
它，是曾经记录过你的美丽的。
我们需要一面能照见灵魂的镜子，但，这却要多少勇气走向镜子的面前啊！

舞台和银幕
“舞台和银幕”这一栏今天开始同读者见面。
它的任务是在短短的篇幅里，向你介绍一些新的舞台演出和新的影片。
由于短，它不可能全面和深刻，只能作一些简要的评介。
陈素真初登北京舞台
豫剧是首都观众非常熟悉的剧种了。
可是，活跃在豫剧舞台上已经三十年，有“四大名旦之一”之称的第1位豫剧女演员陈素真，却还没有同首都观众见面。
以陈素真等为主要演员的河北省豫剧团，今天起在北京登台。
他们将演出一些有特色的传统剧目：
“叶含嫣”、“三拂袖”等。
河北省豫剧团从1942年就在冀鲁豫解放区成立。
去年初，曾经到朝鲜慰问。
（诸珠）
廿年重上“桃花扇”
欧阳予倩编导的历史剧“桃花扇”，是作者在抗战开始时写成的；
最初是用京剧上演的。
1939年，欧阳予倩到了广西桂林，曾帮助当地艺人用桂剧形式演出此剧。
1947年春天，作者应上海新中国剧社的请求，才将此剧写成话剧。
这一次，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的演出，又经作者作了一些修改，全剧除运用民族音乐伴奏外，在导演和表演的处理上，吸收了一些民族戏曲的表现方法。
　（树）
话剧事业的生力军
在我国话剧事业的队伍里，又加进了一支年轻的生力军，他们就是中央戏剧学院今年的本科毕业生。
这一批新生力量正在北京的舞台上进行毕业实习演出，他们选择了不同题材和风格的剧本作为艺术实践的开始，这些剧目中，有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洞箫横吹”，有“五四”以来的优秀剧本“上海屋檐下”，还有两个著名的苏联剧本“她的朋友们”和“普拉东·克利契特”。
希望他们在艰苦的艺术事业中作更大的努力。
　（兰）
“第6纵队”是部好影片
如果你只是被这译名所吸引，想去找寻一些曲折惊险的故事，那就要失望了。
可是这部影片给你的思想上的收获和艺术上的感受，要远比一部普通的“惊险片”丰富得多，深厚得多。
你可以看到：
一个天真无邪的法国年青人，在法西斯思想的影响下，怎样一步步陷下罪恶的深渊，终于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母亲；
一个生活在上流社会中的演员，怎样在生活的磨炼中成为一个坚强的爱国者，她一直强烈地执着地热爱自己的儿子，不相信他会变坏，当她的希望幻灭的时候，她才明白过来。
影片对一个历史阶段的法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作了高度的概括，而艺术构思却又是那么精确、巧妙而鲜明，从第1个镜头就紧紧地吸引住观众。
这影片原名“但丁街凶杀案”，译成“第6纵队”，不仅不恰当，而且拙劣得莫名其妙。
　（怀湘）
法国影片“逃亡者”
“逃亡者”是“没有留下地址”的作者勒·夏诺阿的另一部电影。
和“没有留下地址”一样，它也具有作者所固有那种朴实而明朗的风格。
故事很简单，是写的三个法国人从德国集中营逃出来后的一段艰险的经历，可是作者却通过这个简单的故事，把三个不同的人物性格刻划得那样鲜明，把法国人民渴望自由、为和平而斗争的信念表现得那样凛然不可侵犯。
影片的大部分的戏，是在一列驰骋着的列车车厢里发生的，但是因为作者处理得好，仍显得极为生动、有趣，一点也不给人单调、乏味的感觉。
　（矢）

请多多关怀我们
黎铿
曹禺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曾说，目前报刊上对演员的宣传工作做得太少了；
不久前，“人民日报”刊载的关于电影工作的座谈会纪录，其中也有人谈到这个问题。
作为北京电影演员剧团的一个演员，在这方面我是有些感受的。
由于北京电影演员剧团的演员们很少参加拍片，观众对他们是不太熟悉的。
但是演员们却尽量争取参加其他一些艺术活动，来磨炼自己，提高自己。
我们在这半年里，演出了两个大戏——“日出”和“家”。
加上去年演出的“家务事”等六个小戏，我们已演出了将近两百场了。
我们的演出水平虽不高，可也还有些演员在表演艺术上闪射出光芒：
林东升创造的梅表姐、周婷扮演的翠喜、李唐扮演的胡四，以及在“母女俩”中演母亲的李环、“保卫干事”中演聋哑人的管宗祥等都曾得到观众的赞扬。
可是北京的报刊上，就没有过一篇文章对我们的舞台演出给予评论和介绍。
难怪我们有些演员说，我们剧团在北京是最不被注意、最没人关怀的一个艺术团体了。
我们有部分演员把朗诵演出作为经常性的艺术活动。
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到各学校、机关，或在中苏友协文化馆举办的朗诵会上演出。
这种活动，扩大了我们和群众的联系，许多青年朋友对我们在银幕上、舞台上的表演是陌生的，但却对我们的朗诵挺熟悉。
可是，我们也从没有得到舆论的支持和帮助，报刊上没有登过一篇文章，对我们的朗诵演出作过介绍和批评。
而我们又是多么需要听到这方面的意见啊！
希望社会舆论对我们的各种活动予以更多的注意、关怀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