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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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股逆流。
少数的右派野心分子，打着“帮助党整风”的幌子，借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大贩其资产阶级的私货，向党和工人阶级猖狂进攻。
这种情况，受到了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正义指责，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引起了我们的警惕。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党外人士对党的批评，绝大多数是积极的、善意的和正确的。
这些批评，对我们党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毛病，改进工作，将有很大帮助。
但是极少数的右派分子却是别有用心。
他们企图使用制造和挑起内部矛盾的办法，使用混乱视听、混淆黑白的伎俩，公开叫嚣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
他们甚至采取卑鄙的咒骂和恐吓的手段，企图扩大其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市场，以使其野心得逞。
他们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利用党的整风运动来倒转中国革命的历史车轮，阴谋实行资产阶级的复辟。

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英勇斗争，在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之后，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
现在，社会主义不但已成为我国绝大多数人民不可抗拒的信念，而且成为实际生活的不可动摇的发展轨道。
历史总是不断地在矛盾的发展中前进的。
当我国正经历着一个社会大变革的今天，当然也不会没有矛盾。
我们党这次整风运动，正是为了更好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但是，这种必然的规律，从右派分子的眼里看起来，就似乎是人民已经不相信共产党了，人民已经不喜欢社会主义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已经不巩固了……。
他们以为时机已到，只要他们一阵叫骂，就可以使人们离开社会主义轨道，历史的车轮就会倒转。

可是他们估计错了，历史的车轮永远是不会倒转的，这些右派分子的阴谋已经遭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击，首先激起了广大工人、农民和士兵们的愤怒，他们纷纷发表意见，痛斥右派分子的反动谬论，揭穿右派分子反对社会主义的阴谋。
他们说，我们是从悲惨的痛苦的旧中国走过来的，没有谁再比我们懂得：离开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将意味着什么。
当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丑恶嘴脸一露出来的时候，就连他们以为可以得到广泛支持的工商界，认为可以蒙蔽和利用的青年学生界的绝大多数人也很快识破了他们的面目，拒绝和唾弃他们的言论，他们很快地就被孤立了起来。

中国劳动人民的子弟兵，党直接抚育成长，并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社会主义的保卫者——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干部和战士们，并没有忘记，为了我们祖国的独立、自由和繁荣，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经过了多么长久的英勇斗争，多少亲爱的战友牺牲了性命，多少亲爱的同志残废了身体……。
我们懂得，几十年来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到底是为了什么，究竟谁领导我们走向了胜利。
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和敌人。
我们知道怎样坚守自己的岗位，保卫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继续前进。

这些右派分子的叫嚣，对我们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的，它向我们提供了最现实最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的内容。
右派分子的叫嚣说明了，虽然目前我国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开始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
虽然资本主义在我国已经一去不可复返，但是总有一些人还不死心，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寻求时机，图谋资本主义复辟。
右派分子的叫嚣，正是他们在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向我们的进攻。
因此，我们一点也不能麻痹大意，随时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们不仅要善于进行军事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要学会善于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我们要从各个战线上保卫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要不要社会主义？
要不要人民民主专政？
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
这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根本的是非问题，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右派分子的一条分界线。
我们必须同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作斗争，我们必须同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划清界线。
应当看到，全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站在社会主义这方面的；
某些人对于新的社会制度的某些方面暂时还觉得不习惯，因而暂时还有些怀疑、观望和动摇，这是同右派分子的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完全不同的，必须严格区别；
至于人们那些出于善意的对党的批评，即使有些意见并不完全正确，但同右派分子的根本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不同，必须严格区别的。
这就是说，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我们要善于辨别是非，善于区别善意的和恶意的两种批评，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线。
对那些仇视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必须给以坚决的回击。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出现了右派言论，因为对这些错误的言论进行了反批评，就忽视了对于一切善意的批评的鼓励和支持，就放松了整风运动的正常进行。
我们决不能把那些暂时对社会主义抱有怀疑和动摇的人，同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分子混为一谈；
决不能把广大群众善意的批评，同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叫嚣混淆起来；
更不能容许某些觉悟不高、作风不好的党员借口对右派分子的回击，不去鼓励和支持群众的批评，甚至对批评者采取压制、打击和报复。
否则，就会犯严重的错误。

在批判右派的错误言论当中，群众觉悟必然会得到提高。
应该进一步引导他们积极地参与和帮助我们整风，放手鼓励他们对党进行批评。
对那些暂时对社会主义抱有怀疑和动摇的人，要耐心地启发他们、等待他们觉悟起来。
对那些善意批评我们的人，要采取竭诚欢迎的态度，凡是正确的批评，我们都应该勇敢地接受，能够立即改正和解决的问题应该迅速改正和解决，不能立即解决的，也要向群众说明情况。
有些善意的批评，虽然是不完全正确的，我们仍然必须首先注意吸取其中的合理和正确的部分，对其不合理不正确的方面，应当在适当时机用适当方法向批评者进行必要的解释和批评，以达到认识上的一致。
这样，就一定能够使整风运动进行得更深入、更彻底，就一定能够进一步把广大群众团结在一个共同的、自觉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觉悟的基础之上。
这种新的团结，将成为更加巩固的、更加坚强的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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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鲜血换来的成果不许别有用心的人动它一动

本报讯 总后勤部的干部们痛斥储安平、葛佩琦等人的反社会主义言论。
营房管理部设计处副总工程师孙庆玺中校说，储安平说的“清一色”、“党天下”是没有根据的。
不用说在政府部门中有广大的党外人士担任负责工作，就是在人民解放军中也有许多党外人士在工作。
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和党员相处得很好，在我们这里，设计技术上的问题是由我做决定的。
他说：储安平的思想基本上是向往着资产阶级的民主。
他说，他怀疑储安平、葛佩琦的发言究竟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还是从把共产党“取而代之”的愿望出发。
只要是有良心的中国人，不会盼望资本主义和蒋介石的政权再回来的。

李君道中尉说，在葛佩琦的发言当中，充满了对党和人民的诬蔑，他说“统购统销搞糟了”就是一个例子。
我自己就亲眼见到人民得到“统购统销”的好处。
去年4月，我休假回到自己的家乡洛阳，当时正是快收麦子的时候，一场冰雹突然袭来，一个合作社遭到很大的损失。
当时政府不但免去了这个地区的全部公粮，而且还给灾区人民供应粮食，当地人民非常感动。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1941年遭到旱、蝗灾害的时候，这里曾饿死过许多人。
人民由衷地感谢共产党的领导和“统购统销”政策带来的好处。
李君道中尉说，民盟候补中央委员陈新桂的发言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将越反越多”，这些话暴露了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
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是中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女们用鲜血换来的，决不容许别有用心的人去动一动它。

许多同志都表示，最近出现的这些反社会主义言论，告诉我们不满意和反对走向社会主义的还有人在，必须提高警惕，坚决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

北京部队总医院副院长刘经邦说：事实证明社会主义最优越

本报记者宋文茂报道 北京部队总医院副院长刘经邦对记者说：最近，我虽然病着，却很注意读报。
在大家热诚帮助党整风的今天，有的人却在否定党的一切，更有一些人是在借此机会，别有用心地进行煽动。
我反对这些行为！

社会主义是优越的社会制度。
只要看看事实，尊重事实，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
但是，有人想不要社会主义了，要回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这怎么能行。
我们很多人是从旧社会来的，我们眼看着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国那么多年，可是他们给人民干过一些什么呢？
只有解放以后，我们的祖国才一天天富强起来。
解放前我去过美国，在那里，受人鄙视，抬不起头来，不就是因为那时候是旧中国吗？
现在，我倒又想去外国一趟，我要扬眉吐气，以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公民而自豪。
葛佩琦说：“没有共产党，人家也不会卖国”，我不知道他说的“人家”是指谁，依我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新中国。

共产党是最伟大的党。
党过去采取的很多重大政策都是正确的。
葛佩琦认为肃反不好，我看不肃反不行。
要不打倒“南霸天”“北霸天”和那些反革命分子，人民怎么能抬头？
肃反中缺点和错误难免，不能因为某些偏差，就否定整个肃反运动的成绩和党的肃反政策。
毛主席说得好：“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这是很正确的。

储安平说现在是“党天下”，这也不合事实。
地方上不必说，军队上非党人士担任重要工作的也大有人在。
就说我吧，我是旧社会来的人，党同样尊重我的职业，任命我担任副院长，授给我上校军衔。
近来，医院党委讨论医院工作的重大问题时，都让我列席。
不久以前，我被邀参加了北京部队党委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我们的一切批评建议，都受到了应有的重视，我还被委托参加了这些批评建议的研究处理工作。
这怎么能说是“党天下”呢？

别有用心的人打起“帮助党整风”的招牌，想拆社会主义的台，人民不会容许，我也决不容许！

高射炮兵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本报记者钟时报道 6月11日，日夜保卫着祖国领空的高射炮兵4529部队八连的士兵们，在座谈中斥责了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报话班班长田珍上士说，我从广播中听到，卢郁文因为说了几句公正的话，就有人连着写了几封黑信恐吓他，我很激动。
在土地改革中，我在村里当儿童团长，领导儿童查坏蛋、追谣言，妨碍了地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也接到过两封恐吓信。
我当时没有被坏分子吓倒，他们也没敢把我怎么样。
写黑信的人都是些臭虫蚊子之类的东西，它们不敢在白天见人。
我希望卢先生不要被黑信吓倒，坚持走社会主义的路，我们一定作卢先生的后盾。

上等兵陈榕成说，葛佩琦说肃反运动和统购统销都搞糟了，这简直是睁着眼说瞎话！
就拿我们广东省揭阳县来说吧，这个地方临海，在肃反时，由老百姓检查出了不少隐藏的反革命分子，有的是装小商人刺探军情的，有的是暗杀我们革命干部、破坏桥梁的。
肃反以后，我们那里治安比以前好多了，人民的眼睛更亮了，反革命分子更难找到容身之所了。
这种只对反革命分子不利的运动怎么能说搞糟了呢？
不知葛佩琦是站在什么立场来说话的！
上等兵肖代运接着说，1939年我们家乡闹大水灾，奸商们和地主家里的粮食发了霉也不给穷人们吃，每个村里都有人饿死。
1954年我们那里又闹了大水灾，由于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粮食及其他货物始终没有涨价，国家还救济了灾民，结果没有饿死一个人。
谁说统购统销政策搞糟了，就请他到我们湖北省去看一看。

下士李诚岐说，葛佩琦说“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
这是百分之百的不符合事实。
我们连里的党员，在作战的时候，他们带头打；
在劳动的时候，他们也干在前面；
在分东西的时候，他们像电影“上甘岭”中的党员一样，让别人先挑先要。
在星期天，他们还抽空和群众谈谈心，群众有什么困难，也愿意和党员同志商量解决。
骄傲自大、脱离群众的党员也有，但那是极个别的。
这样的关系难道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吗？
葛佩琦说“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我只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老百姓就要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工农大众就吃不饱、穿不暖、子弟上不起学，中国六亿人民也站不起来。
今后我们更要擦亮眼睛来辨别是非，握紧斗争的武器，保卫祖国社会主义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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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日讯 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开了九天，今天胜利闭幕了。

会议总结了家属工作的成绩，交流了很多勤俭持家、团结互助，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经验，使代表们更加明确了职工家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光荣任务。

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李雪峰同志，曾到会作了指示。
他号召大家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把家属工作做好。
在今天的会议上，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蔡畅讲了话，她在总结会议的成就以后说：我们工人阶级的妇女，永远和共产党一条命、一条心，绝对不让任何人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几天来，全体代表对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有些在旧社会深受苦难的妇女在座谈会上对错误言论挥泪怒斥。
军人家属代表马兆德说：“葛佩琦说统购统销把人民的生活搞糟了，这是胡说。
我碰到一个人，快四十岁了，解放前因为家庭困难，不敢结婚，解放后生活有了保障才结婚成了家。
在福州，解放前能吃上肉的人很少，现在大家都能吃到肉了。”
代表王淑英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幸福，我们现在虽然有困难，但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够克服。”
代表毕珩看到报纸上的反党言论后，怒不可抑。
她说：这些坏分子的言论真把我气坏了，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我们军人家属不但要搞好家务，还要勉励我们的亲人努力学习现代化的军事技术，巩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

新华社12日讯 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出席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接见时在座的，有副总理陈云，副委员长李济深、黄炎培，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何香凝、主席蔡畅、副主席邓颖超、李德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朱学范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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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农忙季节来到，各部队抽调人力支援农民夏收、抗旱、防洪。

6月7、8两日，石家庄高级步校出动两千人，帮助六个村庄的农民拔麦一千八百亩。
驻湖北省孝感县的某速成中学连日出动官兵千余人，帮助十一个农业社割麦五百余亩，挑运麦子二千一百六十九担，运肥一万七千八百余担，还帮助农民车水灌田、插秧、锄草等。
江苏省新沂地区驻军从6月7日起，出动五千人编成五个大队，带着七十辆马车，步行八九十里路去帮助农民收割小麦；
官兵们计划在五天内帮助三个县的农业社收完小麦。

辽宁省锦西、兴城、绥中一带曾经两个月不下雨，眼看千余亩地不能下种，某部九支队派出八百四十余名官兵和家属，分别支援六个农业社担水浇田，在七个小时内便浇地六百余亩。
河北省元氏地区驻军官兵近来出了一千个劳动力，帮助农民浇地四百亩。
驻山东省潍坊市某部赵正洪少将，听说全斌乡农业社虽有许多水井、水车，但是缺少劳动力，许多地浇不上水，便亲自带领一百四十余人去拉水车浇地。

广东省某地河水冲破堤埂，秧苗被水淹没，当地的工兵部队闻讯后，带着木料、石头去打椿，堵塞缺口，冒雨劳动到深夜。
但是水势越来越猛，这时3808部队立即停止一切操作，全力帮助农民修堤，才把河堤缺口全部堵住，并在堤岸上加了一尺多高的沙袋和草皮，使河堤更加坚固。
惠阳地区三溪农业社用五千个劳动日修筑了一个大水坝，刚刚修起就遭到洪水袭击。
当地驻军立即支援农民进行防护。
他们帮助社员们巩固了水坝，疏通了分洪渠，免除了决坝的危险。

作者：夏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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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5月25日，参加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军队代表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来到了解放军首脑机关的所在地。
他们刚被引进到一个大厅里坐下来，就有人招呼：“彭老总来了！”
这时，大家起立热烈鼓掌，彭德怀元帅一面微笑着还礼，一面亲切地招呼大家坐下。
他询问了几位同志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然后拿起一顶士兵帽来，和大家谈起了军服和肩章的样式，征求大家对服装的意见。

不多久，贺龙元帅、叶剑英元帅、陈庚大将、谭政大将、肖华上将、甘泗淇上将、王宏坤海军上将等也来了，彭德怀元帅亲自介绍他们和代表们见面以后，就走到讲桌前和大家亲切地谈话。

彭总向代表们祝贺青年团的改名。
他说，由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且它的任务比以往更加重大，对团员的要求也提高了。
他说，过去的任务是民主革命，是打败国内外敌人，解放生产力；
现在是社会主义建设，改造自然，发展生产。
人民解放军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
他希望共青团员们要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保卫和平劳动的光荣任务。

彭总在谈起中国革命历史时指出：每一个革命时期的转变，总有各式各样的分歧的意见出现。
譬如，在十年内战时期，我们曾经提出口号要活捉蒋介石，可是，到1936年东北军真的把蒋介石活捉住了，我们共产党却主张把蒋介石放了。
当时许多青年人对这件事不满，有些老年人也不怎么高兴。
为什么共产党当时主张那样做呢？
是因为有个汪精卫（亲日派）和蒋介石（亲美派）争夺领导权，如果让汪精卫带了头，对当时的抗战形势就很不利，以后的事实证明，还是我们党作对了。
他说，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也有一些人的看法和我们不同，每一个运动到来，总有人因为站不稳脚跟掉了队。
有人赞成抗日，但不赞成土改；
有人赞成土改，但对合作化运动又动摇……。
这些人的思想都代表一定的阶级本质。
彭总谆谆教诲大家注意，不要认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是平安无事的，其实，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是极其深刻极其复杂的革命，里面充满了尖锐的复杂的思想斗争，它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表现为左、中、右三种思想类型。
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在这种复杂的斗争中，在大风大浪中站稳脚跟。

彭总接着说，“站稳脚跟”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作起来可不简单，因为并不是每一件事物，都涂着鲜明的颜色，一看就知道是红的、黑的或白的。
譬如说，我们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搞这样的或那样的运动，搞多了一点，搞大了一点，出点偏差是免不了的，除非不做工作的人，才不犯错误。
但是不是就抓住局部的个别的错误否定整个运动的作用呢？
以“三反”“五反”为例，我们刚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时，曾有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认为，我们共产党进了城没经住考验腐化了，他们表示幸灾乐祸。
后来“三反”运动发展成“五反”运动，把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揭发出来，大家才知道资产阶级是多么猖狂地向我们发动了进攻。
要不是我们打退了这种进攻，就难以取得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

彭总说，现在我们又进行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运动，办法是整风。
我们十分欢迎党外人士积极提意见，帮助我们党整风，因为这样会更有成效地帮助我们克服缺点，改正错误，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说到这里，彭总的话题又转到怎样站稳立场分析事物。
他说明了局部与全体的关系，从个人感情出发与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区别，以及怎样客观地对待成绩和缺点。
他说，从当前整风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看，“三害”确实不少，正因为如此，党才提出了整风。
但这是不是共产党不能领导经济建设、不能领导科学呢？
完全不是。
拿钢来说，旧中国用了五十年的时间，也不过只搞到年产九十万吨，我们在七年内就搞到了年产四百几十万吨。
建立一个工厂，占地太多，是有些浪费，但不能说建立这个工厂本身也是错误的。
还有，领导工作有缺点有错误是不是因为党委制不好？
从政治上选择可靠的人算不算宗派？
等等，都值得我们认真考虑。
共产党很重视业务技术，但同时又认为业务技术必须与政治结合，如果政治品质好再加上业务技术那岂不是更好吗？
彭总希望大家遇事要善于分析，不要风一来就转向。

彭总也针对军队中有些人争级别闹待遇的问题作了批判。
他说，我们的军官这么多，级别评的一点不高，一点不低，是很难办到的，就是给这个人评得不低了，他自己还可能认为低，如果光看自己的鼻子尖，不照顾全面，那就不会站稳立场。
大家想一想，我们有多少同志在艰苦的斗争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根本没有得到什么军衔，更没有得到什么享受，我们活着的人还有什么理由斤斤计较军衔和待遇呢？
当然过于评低了的，作个别的调整也是需要的，这是国家给予他的荣誉。
不过，作为一个革命军人来说，特别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取得人民的信任，这才是真正的崇高的荣誉。

代表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像听着知心人在谈心。
元帅在结束他的谈话时，要大家想一想他的话有没有道理，并要求大家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那种深刻分析问题和虚怀若谷的谦虚态度，深深留在大家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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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汕头12日电 我军驻汕头地区高射炮部队12日下午击落击伤美蒋飞机三架。
12日早上七点许，美国航空母舰大黄蜂号和四艘驱逐舰从香港起航向我南海面进行骚扰。
十二点许，敌军舰驶到香港汕头间海面上。
十三点零一分，在汕头以南东经一一六度零三分，北纬二二度，美国AB型海军攻击机四架从大黄蜂号起飞，侵入我广东省汕头地区上空进行骚扰，当即遭到我当地驻军高射炮部队猛烈炮火射击，击伤其中一架，冒着浓烟向南逃窜。
从十二点三十三分到二十点三十分，美国军用飞机共从大黄蜂号起飞二十三批、六十六架次。
十二点二十一分，蒋机F—84型战斗机四架，曾侵入汕头地区上空骚扰，我高射炮部队猛烈轰击，击落其中两架，坠入达濠岛以南的大海里。
其余两架狼狈逃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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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日讯 总参谋长粟裕大将今晚举行宴会，欢送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访华代表团。

粟裕大将首先向贵宾们表示惜别。
他说，你们在中国访问的时间不算长，但在这短暂的接触中，从你们身上，我们深深体会到我们两国有许多共同的要求，共同的愿望。
我们完全理解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军队强烈的反殖民主义的要求，和建设祖国的热烈愿望，并对你们为实现你们的理想而进行英勇的斗争，怀着崇高的敬意。
我们中国人民和军队也有着同样美好的愿望和理想，这是我们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友谊的基础。
毫无疑问，你们在我国的访问，已经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代表团团长苏布罗托将军在宴会上简单地讲了话，他感谢在我国访问期间受到的热情欢迎和接待。
他说，我们明天就要带着你们的盛情厚意离开北京经过广州回国了，我预祝我们的国家和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更进一步增强友谊共同保卫世界和平。

出席宴会的外宾中，还有印度尼西亚驻我国大使维约普拉诺托和各国驻华武官。

今天下午，彭德怀元帅再次接见了代表团全体人员，并赠送了礼品。
===== 肖华上将检查洛阳；
郑州等地军校工作-扭转整风运动中领导落后于实际的现状

作者：江波

本报讯 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上将率领工作组，在5月下旬至6月上旬检查了驻洛阳、郑州等地的军事学校的工作。
他向数千学员、教员和在职干部作了报告，接见了许多要求同他谈话的同志，并到学员、干部和士兵的宿舍、食堂和厨房里去看望他们，征求他们对各级领导的意见。

肖副主任还特别看了洛阳步校特设的有铁窗棂的二十间阴暗的禁闭室（目前只留下四间），他非常反感地说：“学校的宿舍不够，却搞这么多禁闭室。
学校是个教育、培养干部的地方，要靠说理吃饭，设这么多禁闭室干什么！”
这几个学校的党委对整风运动的领导，一般地都落后于实际情况的发展，不敢放手大胆让下面“放”“鸣”。
洛阳步校的领导上，曾经过高地估计了去年五个文件学习的成绩，认为学校的问题不大，实际并不如此。
到6月5日，第四炮兵学校的党委要下面关起门来学文件，不敢让下面“放”“鸣”，而实际上学校的教员和在职干部早已等得不耐烦，自发地在墙报上对学校各方面的工作提出了几百条意见，并且对领导上缩手缩脚的现状提出了批评。
根据这种情况，肖副主任指示该校立即召开座谈会，放手让大家把所有的意见都讲出来，然后再学文件，用和风细雨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以后有意见可以再谈，再学文件，这样交错起来，解决问题才能彻底。

肖副主任在各学校都再三地强调边学、边整、边改的精神：凡是自己能够解决的，要立刻解决；
自己无权处理的，要报告上级；
目前条件暂时不可能解决的，要解释清楚。
如洛阳步校的学员和军事教员反映在野外作业时天热没有水喝，而学校仓库中却存有小壶不发，其实这种问题只要一开仓库，“矛盾”就解决了，不必等到整风结束再办。
又如第四炮校把尉官宿舍与校首长宿舍之间本来有的门堵了起来，富强面（白面）只卖给校官，不卖给尉官；
尉官洗池塘，校官洗盆塘等等，这些人为的矛盾，只要一动手就可以解决。
肖副主任强调地指出：“整风能不能达到改进工作团结群众的目的，就要看领导上能不能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能不能及时改正错误和缺点。”
洛阳、郑州等地的一些军事学校机关的领导上，已根据肖副主任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
（江波）
===== 军事工程学院教授；
讲师等-揭露学院中的宗派主义情绪

作者：杜家慎

在这以前，该院曾在一次有非党干部参加的党的干部会上，传达了院党委整风计划，要求党员认真倾听非党同志意见，虚心接受批评，并希望非党同志大胆提意见，帮助党整风。

在各次座谈会上，全院教师除了通过具体事例，对学院领导上严重的官僚主义提出尖锐的批评以外，着重地检查了学院中的宗派主义情绪。
教师们提出，宗派主义作祟，使得学院党群关系很不正常，平时党群之间很少来往交谈，有些人和党员谈话时总是有顾虑。
党的会议有时虽然吸收一些非党同志参加，但是实际上并不注意听取他们的意见。
非党同志觉得让他们参加会议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已。
某教授会非党教员批评了学院中一种不良现象：住房子党员住在一起，非党员住在一起，甚至发晚会票也是党员在前，群众在后。
有的同志说，为什么要高筑这堵“墙”呢？
莫非是怕非党群众的“坏”思想沾染党员的高贵品质吗？

在座谈会上，许多同志认为党群关系所以不融洽，主要是由于领导上偏听偏信党员的话，低估群众觉悟，以及某些党员居功骄傲，看不起群众。

学院宗派主义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对知识分子在我军现代化建设中以及在学院教学中的作用认识不足，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不密切。
有些人和知识分子比地位、比待遇、比资格。
学院在教学中没有很好依靠老教师；
对老教师照顾有余，信任不足；
在批判思想时伤害了老教师的自尊心。
有一位副教授天天开夜车写讲稿，但是有的领导干部却说讲稿不是他写的，并问这位副教授：哪些能证明是你写的？
有一次，某系步兵武器保管不好，该院副院长由于不了解情况，批评了那个系的一位副教授，甚至要给他通报处分。
当时在场的某科科长和某副主任都知道教授会不负责保管武器，可是谁也不替这位副教授说一句辩护的话。
一些教师觉得在院内工作感不到温暖，有话无处说，遇见领导上只是握一下手就往别处走。
一位教授说：“徐教育长一和我见面，就说要找我长谈一次，到现在已经有三年了，还没有和我长谈过。”
有的教授感慨地说：“直至去年我们参军之后，副院长还称我们为先生。”
在一次座谈会上，该院副政委曾对教师们说：“大家把心里话讲讲，说完了就算了”；
“大家放放出出气”。
有些教师对副政委这种说法颇有反感，他们认为：大家提的意见，正确的领导应该采纳，错误的希望能得到批判，怎么能“说完就算了”呢？
给领导上提意见，是为了改进工作，怎能说是为了“出气”呢？
从座谈会上的情况看来，至今还有人对“鸣放”有顾虑，怕报复。
有的人甚至要求报纸不要报道他们的发言。

6月5日，沈阳部队一位领导同志给整风领导骨干集训班作报告的时候，特别强调说：“我们为什么按兵不动呢？
因为整风需要和风细雨，研究分析问题，不能用吵架（指‘鸣’‘放’）的方式来解决。”
他说：“先要把文件学好，掌握文件的精神实质以后，再来检查。”
有的同志听了以后很纳闷：怀疑这样把学习文件和开展批评截然分开，有什么好处。
0910部队有些单位的领导认为等到领导心中有了“底”，才能“放”，不然放了没有办法收摊子。

昆明部队目前有不少单位要求开展批评，但是，有些领导干部认为这种要求的呼声是“混乱”，应该纳入“轨道”。
办法就是：把整风计划让大家好好讨论一番，说服大家集中精力学习文件。
近一个时期，昆明部队领导机关的各业务部门负责同志很少和大家在一起学习整风文件，有些同志反映：“见不到领导同志的面，怎样帮助领导整风？”
有一位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声音大了些，宣传部长连忙说：“要用和风细雨的精神。”
济南部队政治部的整风运动也是迟迟未动，不久以前，政治部出版的“国防前线”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军队也应大‘放’大‘鸣’”，是报道王新亭上将关于“鸣”“放”问题的谈话，政治部副主任却批评记者不应该刊登这类稿子。

作者：魏文/郭鸿翔

本报讯 沈阳部队所采取的改进训练组织领导的几项措施，在部队训练中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从4月该部对所属单位的考核检查和5月各单位的报告中可以看出，由于采取了这些新的措施，今年第一阶段及第二阶段第一个月的训练，跟去年相比有了新的起色。
去年成绩较好的射击、战术训练科目，今年保持了原有的水平，而一向落后的共同科目训练情况，却有了根本的改变，从而使部队训练走向全面提高。

沈阳部队所采取的几项措施是：（一）指挥员训练的组织，由以往逐级编组按级领导的方法，改为几级合并、按业务系统分别编组、分批轮训的方法。
这样作的好处是，层次减少了，部队忙乱现象也减少了，特别是减去了团以下组织指挥员训练的任务，使他们能够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领导分队训练。
（二）各兵种和各专业兵的训练进度，由各科目齐头并进、穿插配当的方法，改为在符合由简入繁、循序渐进、先技术后战术的原则下，将主要科目分别集中、穿插配当（简称分科集中、穿插配当）的方法。
这样制定的各兵种部（分）队的训练计划，就更紧密地结合了目前我军军官的教学水平及历史传统。
不少团、营的军官认为，这样配当科目，重点明确，领导精力集中，便于解决难点和加强教学指导；
连、排长们认为，将主要科目集中配当，备课方便，不像去年抓这丢那；
战士们则认为，科目集中，便于连贯学习，印象深刻，易于巩固。
（三）在教学组织上采取了按级任教和按专长分科任教相结合的原则，即凡能按级任教的军官，对于可按级任教的科目应该坚决按级任教，不能按级任教的就发挥一技之长，按专长分科任教。
这样既照顾了长远利益，使各级军官逐步向按级任教的方向发展，又符合目前军官的实际水平，保障训练实效。
（四）各级所属的独立分队在进行专业和技术训练期间，由上一级或上两级的首长、司令部集中训练，或参加上级同一专业兵的训练，合练开始前归还建制参加合练。
这就克服了以往对这些独立分队无人负责的现象，增强了教学领导力量，便于交流专业和技术训练的经验。
（五）在训练时间的安排上，除每一训练期有预备训练期外，在上半年二、三阶段之前各留一周时间为阶段预备期，用来作阶段总结、考核和计划新阶段训练，举办班、排长教学法集训，完成场地器材等保障工作；
分队则利用此时间进行复习、补课。
（魏文、郭鸿翔）

作者：汪熙平

有些领导机关，强调部门高、首长多、权限大、情况特殊，随意违犯财务制度，浪费国家大量资财，这种特殊化的作风造成了领导机关与部队之间的一道“无形的墙”，使领导机关严重地脱离群众。

铁道兵司令部的“人情”
中央早在1955年6月24日就曾指示，为了厉行节约，制止浪费，各机关在举行各种会议时，除茶水外，一律不准用香烟、水果、点心进行招待。
两年来，部队执行中央这一指示是认真的。
但是，铁道兵司令部却不是这样。
例如，去年1月至10月该部共开支会餐招待费七万多元。
“八一”球队路过，他们也设宴招待，宴后还馈赠了一百个柚子。
同济大学学生在他们那里实习，也宴迎宴送。
开军训、作战、民工等各种业务会议，都要会餐。
开党代表会议，不仅代表会餐，还邀请了外部人员“陪客”，更奇怪的是，会餐后还发给会餐者伙食补助费。
铁道兵司令部的例子是突出的，但不是唯一的，还有不少机关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种现象。
有人说：“不这样招待就显得领导机关‘冷淡’，‘没有人情味’。”
依我看，这不过是“慷国家之慨”的遁词。
试问，有多少人是拿自己的钱讲这种“人情”的？

文工团何必做那么漂亮的便装

有些领导机关一面口号发扬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一面却在毫无顾忌地铺张浪费。
去年许多单位的文工团做便装，曾刮起一股竞赛花钱的“歪风”。
海军系统文工团经海军首长批准，按编制员额拨给便装费二万五千元。
其中海军政治部文工团不问是团员，还是会计、管理员，每人的便装费一律是八十元。
防空军政治部文工团觉得做一套衣服只花几十元不像样，于是他们一套衣服花了一百元。
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更不示弱，做女便服时，他们向空军首长提出每套便衣（包括波兰呢大衣一件、凡尔丁布拉吉一件、高跟皮鞋一双）一百五十元的计划，结果不但得到了批准，而且远远超过了计划，每套花了一百八十七元。
据说，穿这样好的外装，是为了让女团员迎接外宾，献花、联欢和参加跳舞。
真不知道，这种特殊的穿着将给人民群众留下多么不良的影响！

后勤大院的自我讽刺

去年总后勤部政治部花了九千七百元，在机关大院筑起四座标语塔，一百四十多公尺长的玻璃宣传窗，还有两大幅宣传画。
据说，目的是增加大院的“雄伟之感”。
单是那大塔就有八点八米高，二点五至三点五米宽，有时候塔顶插上彩旗，迎风招展，真是够“雄伟”的！
而高耸的标语塔上写着“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等标语，实在是一种自我讽刺。
从部队中来到这里的人看到这些设备，真是感慨万千，他们说：领导机关还是先把我们漏雨的房子修好吧！

处处贪大贪多，浪费在所不惜

有些领导部门好大喜功，讲究排场，处处贪大贪多，因此在器材装备的订货、运输、保管、使用等方面，造成惊人的损失和浪费。
据去年6月召开的全军油料化验室主任和技术人员会议估计，全军积压油料化验仪器、药品等物品，按购买价格算，最少也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元。
有许多仪器并不是油料化验室所必需的，也是全国稀有的。
像“热值测定器”，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才有一部，石油工业部所属厂矿几十个单位也只有一部，而我军单是沈阳部队后勤油料化验室就有五部。

某些领导机关为了本单位的一点利益，浪费国家多少人力财力也不在乎。
吉林部队司令部为了买自用公文皮包和计算器，曾派了一个管理员用二十八天时间，跑了北京、天津、汉口、长沙、桂林、广州六大城市。

这样的事例可以写出几百条，但它们有着两个共同点：第一，绝大部分的浪费现象发生在领导机关，尤其是高级领导机关；
第二，绝大部分的浪费是领导人员缺乏“为国家负责，为部队负责”的观念造成的，有许多浪费极大的开支都是领导干部亲笔批准的。

克服领导机关特殊化的作风，是解决领导机关与部队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坚决贯彻厉行节约、勤俭建军的方针，财政部门加强财务管理，又是克服机关特殊化的重要条件。

作者：沈沉

本报记者报道 据南京营房管理处负责同志谈，如果驻南京部队上校以上军官把多住的房子让出来，可以解决一千一百五十二名尉官的集体住宿问题，或可供三百八十四个尉官结婚时住用。

驻南京部队机关、学校，一方面是很多下级干部闹房荒，另一方面是少数高级干部占用房子过多。
上校以上的军官多住房屋面积共达五千七百六十三平方米。
其中很多将军的住房都是超过标准一倍或几倍。
如有个将军按规定只应住一百三十五平方米，而实际上住用了五百四十八平方米；
有个大校按规定只应住六十平方米，而实际上住用了二百五十一平方米；
他们的住房，都超过规定标准三倍多。
更不合理的是：很多将军、大校，虽然住房超过标准，而房租费却只按规定的标准付。
如某将军使用的五百四十八平方米房屋，每月应付租金一百零九元六角，而实付二十元八角三分，每月少付八十八元七角七分。
某大校每月应付租金三十七元，实付十三元，少付二十四元。
这样，南京营房管理处每月就在这些人身上大约要少收房租九百八十六元，一年要少收租金一万一千多元。

为什么这一不合理现象能够存在到今天呢？
南京营房管理处负责同志说：主要是一些高级干部贪图个人安逸，摆阔气。
目前很多高级首长都是一家人占据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一座小公馆；
一家人住一幢楼住不了，下级干部又进不去。
如果有人要提议两个首长合住一个院子，有的首长就说：一个公馆里只有一个会客室，一个洗澡间，两家合用不方便。
这句话听来有道理，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去想别人连住的房子还没有呢！

前几天，南京营房管理处已经向南京部队党委和首长提出，要求本着整风的精神解决这个问题。

作者：见方

再过两个月，北京城内的“新都旅馆”为部队服务的时间就要满五周年了。
这是值得人们回忆的一段历史。
可是，知道底细的人们谈起来并不是那样愉快，他们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浪费，应该在整风中公布出来。

从1952年8月1日起，“新都旅馆”即为海军直属机关包租。
旅馆的房子不很多，上上下下共有十七间，总计面积二百七十七平方米；
但是，每月的租金最少却要付出一千三百五十四元。
到今年5月底，前后已经租用了五十八个月，付出现款七万八千五百三十二元还多。
如果把这些租赁费用来自己建造住房，按照六十元一平方米的造价计算，也可以造出一千三百多平方米的房子来，这相当于四个半“新都旅馆”。

“新都旅馆”究竟住了些什么人？
有少将一名，校官两名，尉官两名和一名学员家属。
其中将军和他的随员一家即占用了八间房子，约占全部使用面积的50％，也就是说公家所出租金的一半——平均每月六百七十七元是为他付房租。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那样大的海军机关，连这样几个人的房子也腾不出来，而一定要住着这样好、这样贵的旅馆呢？
（见方）

作者：小朱

我们师长是上校

下团去作节约报告

有着火车他不坐

命我开车走一遭

来回华里二百四

汽油钱能买十张软席票

小朱画并诗（图片）

作者：吴聪

解放军报5月30日登出林联焠同志写的“有伤鱼水之情”一文，批评了总部地安门宿舍的某些同志，对军政、军民关系不甚注意，并列举了不登记户口、不参加社会活动等事实，我认为，这种脱离群众的现象，是不少机关都存在的缺点，林同志的批评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对改进军政、军民关系是十分有益的。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作者为什么硬要把这些现象与富丽堂皇的高楼联系起来，难道说不及时登记户口、不参加社会活动是由于住高楼的关系吗？

自从这两幢楼建成后，一直受着各方面的批评，当然其中绝大部分意见是正确的，但有些也不是完全恰当。
如有的人从感情出发写打油诗谩骂，岂知住楼的人也有苦衷。
从外表看，这两幢楼确实很华丽，但内里并不适用。
一间房二十多平方米，一个大尉分一间就超过规定的十五平方米，可是，一个房间里住了军官，小孩保姆就无处住，一幢楼住的人口太多，每次发生传染病都脱不过。
实在说，我们宁愿住间小而适用的平房，也不愿住楼挨骂（不是指林等的正确批评）。
改做办公室吗？
都是小间，光线又不好。
改做旅馆吗？
一般人住不起，利用率会很低。
再说现在住在里面的数千人又搬到何处去呢？
这都是问题。

林同志反映的问题，都是在春节期间总政、总参、总干联合征求驻地附近机关、居民代表的意见时提出的，解放军报社也有同志参加了座谈会，当时未见报道。
这些问题现在已由有关部门分别作了处理，为什么今天又被提出来了。
当然，在整风期间，再提一下是有益的，但是为什么不把已经改进了的地方一并向读者交代一下呢？
不这样做就会使人有这样一个印象：似乎这些问题是最近发生的，或者是有关部门一直熟视无睹。

附带说一句，“有伤鱼水之情”的文中提到，有孩子从楼上扔石子把公共汽车的玻璃砸破两次，是值得研究的。
因为每座楼都距离马路中心四十余公尺，小孩子是不是能够把石子扔这么远？
至少我未听说有这么一件事情。

希望将我这封信刊登出来。
如有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
地安门四十号 吴聪

栏目：问题解答

收旧的目的，是在保障部队供应的原则下，尽可能地节约一切可以节约的经费和物资，以减少国家的开支。
按照今年的标准规定，除鞋子比往年增加外，其他服装大体上和过去一样。
且制度规定，单衣在发夏服时，收交上年度的第一套，在发冬服时，收交上年的第二套。
这样，除部分新兵，一般士兵平时都保持有三套在用单衣。
如果大家能够按条令规定，注意爱护，是可以保证够穿的。
堪用的衣服收交后会不会造成浪费呢？
我们认为是不会的。
就以单衣为例，收旧后，供给部门可按其质量好坏，分别留作工作服、衣里布、鞋底布、修理材料等用。
这就相对地节约了新工作服和新布，减少了国家的棉布供应。
假如我们每人每年能够按规定上交两套单衣，全军即能收回数百万套。
如能有20％作工作服，40％作衣里布，即可为国家节约经费一千余万元、棉布二十五万多匹。
将这些节约下来的钱和布，用之于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将会起很大的作用。
因此，我们每个军人应当发扬处处为国家为人民着想的光荣传统，认真地执行这个规定。
===== 她们有些什么意见；
-——记301医院护士代表座谈会

作者：周运峰

在北京西郊京石公路南边的一个宽阔院落里，矗立着几幢高大的楼房，新栽植的花草和树木，已呈现一片碧绿色，环境显得分外优美和宁静。
这便是301医院的院址。
一百几十个青年女护士，正在这里昼夜不息地照护着病人。
在党的整风运动中，她们对领导上有些什么意见呢？
医院领导上从5月底到6月初，相继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各科护士代表本着帮助领导整风的精神，在会上都把心里话讲了出来。

使用不当，影响提高

内科护士陈述文说，职责不明，使用不当，影响了护士业务的提高。
应该护士做的工作没让做，不该护士做的却让做了。
像静脉注射一类技术操作，本来应由临床护士做的，但硬搬过去协和医院的一套做法，强调是教学医院，让医生代替护士做这些工作。
另一方面，许多应当由护理员做的工作也要我们护士做。
这样长期下去，不用说提高，就连过去学过的一些东西都要忘了。

护士于育莲说，调动频繁，使护士无法安心钻研业务，今天调这个科，明天又调那个科，虽然都是做护士工作，但科与科的业务毕竟不一样，护士也总不能将各科的护理技术都学好。
领导上应有长期打算，不要轻易调动护士的工作。

机关化的作风应当改变

妇产科护士宋长珍对医院机关化提出了批评。
她说，我们医院和机关差不多，上下班制度和作息时间表，都是按行政部门的情况制定的，院部、医务处、血库等部门都是八小时制，到时上班，到时下班，学习时间学习，办公时间办公，和政府机关一样；
我们临床部门就不同，不分黑夜白天，什么时候都得有人坚持工作。
然而临床工作并不是孤立的，有许多问题的处理，必须经过行政部门才能得到解决，如病人动手术要经过医务处办手续，病人输血要由血库供血，有些较重大的问题还要找院部才能决定。
这样，就经常发生矛盾，尤其是妇产科病人发生情况时往往都很紧急，产妇大量出血或需要动手术时，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处理，否则就会发生危险，但是在非办公时间，特别是在夜间就很难找到医务处的人和血库的人。
这种医院机关化的作风应当改变。

夜班时间太长休息不好

内科护士唐味莉说，我们曾向领导上要求，减少夜班护士的一些会议，以保证她们的休息时间，但领导上一直没答应。
她说，小夜班是下午三时到十一时，连交接班时间包括在内，要在病房工作十多个小时，到夜十二点左右才能回宿舍睡觉，每逢星期一、三、五很早就得起来参加早会，每逢星期二、四、六下午又要参加业务学习、政治学习和星期六下午的各种会议，三个半天又被占去了。
大夜班是从晚十一时到第二天早上七时，在夜间工作了八、九小时，白天开会也得参加。
值大夜班，虽然事不多，但在深夜，体力消耗较大，时间过长实在吃不消。
现在大家对值大夜班都感到头痛，上夜班前，先咳一声。
其实，人们并不是不愿值夜班，只是希望把时间合理地安排一下，不必要的会不要让值了夜班的人参加，保证夜班人员得到适当的休息就行了。

许多发言的人，都对目前护士在病房工作时间过长，休息不好，提出了意见，她们说，有些人的身体就这样搞垮了，还有人在病房值班时晕倒。
护士在工作中发生一点差错，领导上批评了又批评，但她们休息不好就没人过问了。

病人不守院规，护士为难

妇科护士黄惠华说，有些住院病人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护士答应了违犯院规，不答应病人有意见，只好苦口婆心地向病人解释，解释通了还不错，解释不通病人跑到医院领导那里去，说护士这样不好那样不好，领导上就不问青红皂白地批评护士。

唐味莉说，一位首长住院不守院规，自己想怎么就怎么，稍不如意，就向我们发脾气，一样的病人，我们得特别照顾他，忙不过来也没办法。
为了保持病房的安静，按规定病人入院不准自带收音机，这位首长偏带来了，我们也没办法。

陈述文说，有一个病人，他能出去逛商场，看电影时却让护士抬着去。
护士只好抬着去。
我们向院领导提意见，领导上说，“护士就是一切为病人服务的”，给挡回来了。

非党团群众的苦恼

非党团群众反映，党团组织对她们不关心，每到党团活动日，别人去过组织生活，剩下她们在病房值班，这是她们最苦恼的时候。
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人员很少和群众谈话。
汪惠琴说：在301医院感觉不到组织上的温暖，有次我主动找指导员谈话，指导员答应有机会再谈；
第二次又去找他，他说现在很忙，以后谈；
第三次再找，他说正在写工作总结；
第四次找，才和我谈了谈。
和指导员谈次话真不容易。
王兆萍说，有两种情况指导员才找我们谈话：一是谁要入党了，不得不谈；
另一种情况是谁在工作中出了差错，找来批评。
除此以外，指导员从来不找我们谈话。
梁宗瑜说，我曾几次要求入团，一要求，指导员就说“考验考验”，但只“考验”，很少帮助，使我感到很失望。

在护士中间，党团员和非党团群众关系不融洽，某些党团员不接近群众，自高自大。
有的党团组织对党团员和非党团群众不一视同仁。
张淑英说：“我们群众要有点小毛病，领导上就拿出来作典型，批评了又批评，党团员要有毛病就不提了。”
大家对这种作法很不满意。
（周运峰）
===== 扶持军乐艺术尊重军乐工作者的劳动-驻京军乐团；
队座谈军乐工作问题

本报讯 训练总监部军乐处召开的军乐工作座谈会9日已经结束。
参加座谈的有驻京各军乐团、队和军乐学校等单位的负责干部和演奏员代表三十余人。

军乐艺术和军乐工作者受到歧视

会上，人们以无限感慨的心情，谈到部队领导和社会各界对于军乐艺术和军乐工作者的冷漠、歧视的情况。
欧阳枫说：军乐团（队）做了很多工作（如参加各种大小典礼、晚会、演出等），付出了艰苦的艺术劳动，然而这种劳动却得不到人们的尊重。
很多人把军乐队员看成是旧社会的吹鼓手。
军队各级领导、政府文化部门和各种报刊杂志，对军乐艺术采取漠不关心、不闻不问的态度。
在部队里，领导只管使用，而对军乐工作者的实际困难和合理要求却不予研究解决。
有的部队竟派参谋、司务长去领导军乐队。
有的部队首长甚至不知道自己部队还有个军乐队。
许多军乐工作者业务提不高，工作不安心，不得不为自己的职业前途担忧。

军乐团（队）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刘言说：“五一”、“十一”的大典工作，自然是军乐团（队）的主要工作，但每年只有两次；
军乐团（队）的经常工作是军乐演奏。
很多人发言表示赞同这个意见。

汪海认为：军乐团（队）是一支礼节部队，同时又是一个音乐演奏团体，这两者本来是统一的。
现在领导上只看到前者，忽视了后者，因而在使用上发生了问题。

发言者举出了部队在使用军乐队方面的许多不合理的事情。
有的师管理科派军乐队员打扫厕所、作招待员及营建工作等。
陈志洪反映：原训练总监部条令处蔡铁根处长结婚时，把公安军军乐队叫去吹奏。

应该归谁领导

很多人在发言中提出：军乐工作应该由文化部门领导。
刘言说：文化部门对音乐工作多少要熟悉一些。
孟庆元、郑曙光则认为，不管归谁领导，都需要了解军乐工作的特点，把军乐团（队）当作艺术团体，给以支持和关怀。

编制问题需要很好研究

发言者对军乐团（队）的整编和今后的编制都十分关心，他们要求有关部门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最好吸收军乐工作干部参加，避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对于编余人员的处理要慎重、负责。
瞿阔民反映，有一个二十六人的军乐队，有十名去年入伍的义务兵现在还不能吹奏，工作时必须借人，有很多困难不好解决。
至于十四人的军乐队就更不好工作了。
郑兰生提出：每个军乐队至少要有四十人，既不要集中在北京，也不要分散在部队，把它们分放在各大、中城市，既可以照顾首都的大典，又可以对人民演出。
冯灿文表示反对在北京编一个八百人的军乐团。

梁治国建议把现在军乐团的管弦乐队和总政文工团的乐队合并，编成一个像样的交响乐队，成立解放军乐团（包括吹奏乐队）。

欧阳枫、郑兰生、梅滨、传晶等建议：应该在编制上有一个专业的军乐乐曲创作组。

刘言提出：军乐队队长和指挥的编制军衔定得太死（如规定师军乐队队长的军衔不得超过中尉），对干部长期搞军乐工作不利。

要培养要提高

刘昌坤、罗铭智、王振芳、郑曙光、梅滨等在发言中都提出，需要提高现有吹奏员和指挥的业务水平，培养新的军乐人员。
他们认为可以成立吹奏员训练班和指挥训练班。
梅滨认为军乐学校可以公开招生。

另外，刘言还建议成立一个军乐工作的学术机构——管乐研究会。

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问题

不少人在发言中反映，军乐团（队）的工作条件不好，军乐工作者的某些政治待遇，生活福利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如没有练乐场所，好几个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争鸣”；
取消了军籍，队员变成了“四不像”，非军非民，非官非兵；
有的军乐队没有大衣，礼服料子也各有差别。

有人提出：应该成立工会，建立劳保制度，队员将来不能吹了，应该给他养老。

批评领导的“三害”
很多人发言对有关领导部门的“三害”提出了批评。
他们认为领导上在成立“千人军乐团”，开办军乐学校，确定建立十四人的军乐队，规定统一的训练计划等事情上，表现出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

梅滨并对军乐处罗浪处长的不钻研业务、怠惰好闲，不关心军乐事业的发展，没有根据党的原则使用干部和团结非党专家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作者：欧阳枫刘言

我国的军乐工作是一个新起的事业，它基本上是从全国解放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
几年来，军乐团（队）在音乐创作、演出活动以及担任国家大、小典礼的演奏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但由于在组织编制及业务领导上存在着较严重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得这朵花没有很好地开放起来。
甚至直到现在还被人认为“似花非花”。

军乐工作是文艺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不能否认的一个客观事实。
每年各军乐团（队）开的数百次音乐会，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前演奏的进行曲和歌曲，这都是音乐，而不是别的。

我们干这行工作的人对整个军乐领导方面有许多意见，这里只是谈谈我们的一些看法。

军乐团（队）的方针、任务规定基本正确，贯彻执行中存在主观主义

总参谋部（以下简称总参）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队）性质和任务暂行规定”中规定：“军乐团（队）是师以上指挥机关的一支礼节部队，同时又是音乐演奏团体之一”。
它的任务是各种典礼仪式音乐演奏，军乐演奏，配合队列训练，开展部队文娱活动等。
我们认为这个暂行规定虽然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在贯彻执行中却有可商榷的地方。
例如配合队列训练，实际上只是配合齐步、正步走的步伐，不是全部的队列训练。
至于所谓开展部队文艺活动更是含义模糊，以致在总参军乐团1956年下部队的演出任务中，有的队还提出了组织连队业余剧团，修改战士的稿件，甚至于开展体育活动等。
这显然不是军乐队所能胜任的。

今年4月肖向荣主任向军乐团作报告的时候说：“军乐团的任务：第一是参加‘五一’、‘十一’大典及其他典礼；
第二是配合部队军事训练；
第三是开展部队的文化娱乐活动。”
这也是对上述规定的重提。
而关于音乐演奏自然是只能包括在文化娱乐活动里去了。
难怪有的领导同志说：“如果不是‘五一’、‘十一’，根本用不着编一个军乐团。”
另外，在军乐队工作中还有迎送部队首长等等。
除了阅兵式以外，我军是不习惯这种做法的。

这几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军乐团（队）的任务，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的提法。
以总参军乐团来说，在典礼工作方面，全体参加的只有“五一”、“十一”两次，连准备工作在内，为时不过一个多月，其他主要只用一个乐队。
而在各种演出、录音等工作上，去年一年总计在一百次以上。
另外就是舞会的伴奏工作。
由此看来，军乐工作已经不限于军队范围，而是发展成为音乐事业中的一个新部门了。
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天安门前需要一千个人站一站的问题，而是即使任何典礼仪式都不用乐队，军乐事业也将和整个音乐事业一同发展起来。
我们认为：军乐团（队）应该是通过演奏来完成它的各项任务的，它完全具有音乐艺术团体的一切特点。
否则按着主观主义的规定，以军事性质来代替艺术特点，自然会使整个音乐事业的发展受到部分损失。
所以无怪乎有的同志说：“我们是吃天安门前一年站两次的饭，背会十几首进行曲就基本上可以完成任务了。”
奇怪的领导关系

军乐团（队）在建制上是属于军事部门的，有的师军乐队，竟属管理科具体领导。
有一个师派了个司务长当军乐队长，另一个师派了个参谋。
军乐队员有时由于所谓工作上的需要被派去打扫招待所，收门票，搞营建等军事勤务工作。
有的多半年也不吹乐器。
在军训计划中，虽然也有军乐团（队）的训练计划，一则由于计划本身欠妥，另则从总参起，都不熟悉音乐业务，计划很难完成。
军乐队队员十多个人住在一间大宿舍，没有练习室，更没有合奏室。
难怪有的同志说，“军乐队像没娘的孩子一样”。

以前各部队的军乐队是由文化部门领导的，为什么后来又属于军事部门领导呢？

总政文艺处向来就知道军乐工作是一种音乐工作，可是宗派情绪阻碍了对这方面的关心。
去年音乐周，总参军乐团和海军、空军文工团合演，一定要将军乐团的名称排在最后，节目也一再减少，一直减少到两个乐曲，仅占十几分钟。
小事如此，其他更不用说。
例如今年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管乐比赛者选拔的事，临到三天以前，由军乐处主动和文化部联系，才让军乐团派人参加。
总之，文化部门根本没有想到要将这个音乐部门管起来，有人在喊“干涉太多”，我们却认为是“干涉”太少了。

总参军乐团有政治处、训练处、物质保障处等等的“处”，各有主任和处长。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而真正要用人的地方却由于编制所限，无法充实。
乐团二队，只有队长，没有指挥；
三队长期没有队长，也没有指挥，派了一个工薪制的教员做“长期”的“临时”工作。
有些乐器也配备不全，工作时到处借。
全团没有总的业务领导核心，连团长都没有。

军乐学校是一个“半黑”学校，编制若有若无，目的是培养军乐指挥。
按学校计划，每年能培养出四十个指挥。
全军军乐队能有多少，难怪有一些人毕业就得转业，有些直到现在还住在招待所。
这个学校在开办时，大家意见纷纷，但上级领导充耳不闻，视若不见，还对学校的教员说：“你们的任务是教书，别的用不着操心。”
看来有些同志对这个大摊子很有兴趣，至于国家资金、干部的发展前途，都可以不管。

训练总监部有一个军乐处，据说编制上是没有的。
有了军乐工作的领导机构，大家自然很高兴。
军乐处事实上是总参的军乐工作参谋处，从军乐队员工薪问题，以至训练计划、各级军乐队编制、干部调配、乐器补充等无所不管。
因为上级机关不了解军乐工作，这个处基本上成了“决策”之处。
军乐工作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都是处长说了算。
还有一个军乐编辑室，去年仅出了两三本乐谱，翻印了一些教材。
这些情况，上级是很少检查也很少知道的。

把创作力量组织起来

军乐事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音乐艺术部门，可是竟没有一个专业创作人员。
所有的军乐曲，几乎全部是乐队指挥、教员和其他一些有创作兴趣的同志们在业余时间编写的。
写完了也得不到任何鼓励，不写也没有关系，作品写出来了也没有人组织研究讨论。
一切听其自生自灭。
对非本部门的音乐家的作品，也用了同样的办法，如李焕之同志写了一首“胜利进军”，按道理讲是应该出版的，但结果却毫无表示。
我们要问：为什么不组织和领导创作？
没有中国的乐曲，难道能算中国的军乐艺术吗？

我们也希望向外国学习，许多国家在这方面比我们先进得多，如民主德国吹奏音乐有很好的传统，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也作出了很多成绩。
我们希望将真实本领学到家，希望学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或者请一个专家来指导，或者至少派一个人到苏联去看一看、学一学也好。

两点建议

1.即将到来的全军军乐团（队）的整编工作，无疑是会缩减乐队的数量和人员。
为了避免再一次的产生主观主义的错误，希望多征求一下军乐工作同志的意见，特别是应更多地听取业务干部的意见。

2.建议军乐部门最好统一由总政宣传部领导。
军乐处和文艺处合并，更好地加强对军乐工作在业务上的领导。

作者：李越

有人在哄

在整风声中，和群众善意批评同来的，也有一些右派分子，发出了哄声。
这些人，他们的意图，是趁着所谓“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机会，把共产党哄下台。

储安平说：“党天下”是宗派主义的最终根源。

陈新桂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

杨玉清说：一切发源于北京，北京的共产党的上级干部要下轿，下台。

在有些大学专科学校里，也有些人在叫喊：共产党党委退出学校。

工商业者中，有些人也在叫：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工厂。

这些人的言论，他们的基本要求是：不要共产党领导，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

有人在恫吓

和那些想哄共产党下台的人同时说话的，还有葛佩琦、王德周之流的发言，他们的特点是恫吓。

他们说：“群众要推翻共产党，要杀共产党人。”
他们的意思是：如果你共产党不自动下台，葛佩琦、王德周和他们的“群众”，就要不客气了，要动武了，要动机关枪了。

有人在作打扮工作

他们想把共产党哄下台，那末，他们到底要把谁弄上台呢？
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里，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总是要依靠一定的阶级力量的。
那些右派分子他们究竟想依靠谁呢？

我们看一看吧，原来今天正有人在替资产阶级作打扮工作。
这就是章乃器。

章乃器是这样说的：定息不是剥削。
当然，这样说来，资本家今天已经不是什么剥削者了。

他说：资产阶级已经过了五关，没有两面性了。
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按他的话，引伸出来，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结论：资产阶级今天已经具备了上台条件了。
工人阶级应该让位了。

一场阶级斗争

把这些社会现象联系起来看一看，这一场斗争的性质就非常明显了。
原来，这还是过渡时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谁战胜谁的斗争。

资本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有些人总是不死心，他们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够最后胜利，他们总想寻找机会来改变历史的进程。

这一场斗争，还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人民，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右派分子却梦想把中国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去。
假如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储安平之流又何必发出这种哄声。

党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右派分子本来自以为很得计，挂羊头卖狗肉，在“帮助你共产党整风”的幌子下面，进行把共产党哄下台的活动。

可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头脑是很清醒的。

党的整风运动一定要继续下去，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斗争一定会坚持下去。
这是一种性质的斗争。
同时，对于那些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的右派分子，我们也要坚决给他以回击。
这是另一种性质的斗争。
这两种斗争，总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了我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作者：肖兵

“天下”事本来是大事，而“天下”事中最大者莫过于“谁的天下”。
最近，在一次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上，储安平说：现在是“党天下”。
他的论调和葛佩琦、王德周等人要“杀共产党人”，要“哄共产党下台”的叫嚷不谋而合，奏成了一支噪人耳鼓的反动歌曲。

谁的天下

储安平所说的“党天下”，实际上是沿用了封建王朝“家天下”的说法，他并且直接了当地说共产党有“莫非王土”的思想，由于这种思想就“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他的意思无非是说：共产党像封建皇朝的帝王将相一样独霸了天下，官都自己做了，福都自己享了（注：按储安平的说法，做官就是“坐交椅”，可见他把做官和享福是连在一起看的）。
在他的言谈之中充满着“愤慨”情绪。

可是，就在同一个会议上，邓初民说过这样的话：“我今天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生活待遇很好，住的房子、坐的汽车都是很好的。
许多党员比我本领大，但是衣、食、住、行都不如我。
为什么，就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如果是共产党员，就不能这样好。
今天还是党员吃苦在前。”
从这些话来看，邓初民亲身体验到的是共产党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
这不仅是邓初民一个人的体验，而是广大人民有目共睹的事实。
这样的事实表明，假如共产党不把人民看成是国家的主人，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勤务员；
假如不把天下看成是人民的天下，而看成是党的天下，就不可能做到这一步。

储安平为什么看不到这些？
他不愿意看。
他看不到共产党领导实现了人民民主制度，进行了有利于六亿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也看不到共产党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储安平的调子没有任何根据，只从仇视共产党的情绪出发，才瞪着眼硬说共产党有“党天下”思想。
储安平很想用“党天下”这个词儿来进行反共的煽动，但是他忘记了今日中国的天下是六亿人民的天下，煽动反共是徒劳的，而得到的却是人民强有力的回击。

谁的脸皮厚

储安平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
储安平这种混淆是非，想一手遮盖天下人耳目的话，并不足以使我们奇怪。
因为过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有过很多类似的诽谤宣传。
使我们感到有些奇怪的是：身为各民主党派机关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先生，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竟没有首先声明一下自己这个“头儿”是例外，也没有脸红，相反他却是“慷慨陈词”。

可见，睁着眼撒谎的人，脸皮总是厚的。

作者：宁巨川

看到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的发言，觉得既不符合事实，论点也非常荒谬。
作为一个保卫祖国的战士，不能不说几句心里话。
在葛佩琦的整个发言中所贯串的言词，都是一套反共言论，而他竟敢假冒群众的名义，说什么“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还说：“各种事例说明，群众不信任共产党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他自己的妄想说成是群众的意见。
现在人民已经回答了他。
他的发言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已经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批评，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对共产党的爱戴和信任。
这种反批评，是完全应当的。
有良心的中国人民都看得非常清楚：是共产党领导着人民推翻了三大敌人，成立了新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
葛佩琦闭着眼睛说瞎话，他咒骂共产党将被“狂澜冲走，葬身鱼腹”。
事实将会证明，只有一切坚决反社会主义的人，最后将难逃被狂澜冲走的命运。

作者：张虹

我是人民解放军的军人，十分关心党的整风运动。
对于一切帮助我们党整风的人我们都十分感谢与欢迎；
但是对于辱骂和污蔑我们党的人，我们坚决不能容忍。
储安平称我们党和全国人民领袖为“老和尚”，这是不尊重领袖，也是不尊重全国人民。
储安平说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的“党天下”，说共产党“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而且进一步说“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那么，按照储安平先生的逻辑，就会有如下推论：要消除宗派主义现象的根源，要消除党和非党之间的矛盾，就要推翻储安平先生所说的“党天下”的领导。
这多么露骨地暴露了储安平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思想。

宪法上规定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
储安平先生是民主党派的成员，是光明日报的总编辑。
我们要问一问储安平先生，为什么一面举手通过宪法，一边却又发表反对共产党领导、违背宪法精神的言论呢？

一切离开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我们国家制度、政治制度的谬论，是我们决不容许的。

作者：王德盛牛守成

看到消息说，卢郁文因为说了拥护共产党的话而收到恫吓信，我们感到无比的愤怒。
在我们党的整风运动当中，有人竟敢写匿名信来恫吓人，妄想达到他那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这是多么可耻的行为！

恫吓卢郁文的阴谋家所使用的卑鄙伎俩，是国民党特务惯用的，他们曾杀害过李公朴、闻一多。
但是现在已不是国民党统治的时代了。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匿名信的事件也警告了我们大家，它给我们上了一课，它告诉我们，不要因为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而失去警惕！

作者：梁渠

作者：车马炮

我的战友，要是有人问：

你为谁背井离乡服兵役？

你一定会笑话这个问题老得皱

了皮，

毫不犹豫地说：当兵是为了保

卫社会主义，

保卫上万万个一心向着社会主

义的姐妹兄弟。

可是我要告诉你，

现在有个姓葛的人不同意（注：

指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

琦），

他说反革命也包括在六亿人民

的范围里，

中国也是反革命分子的，

保卫反革命分子的责任也要归

你！

我的战友，要是有人问：

你枪膛里的子弹是打谁的？

你一定会说：这样的问题多容

易，

我们是人民手里的武力，

枪膛里的子弹专打人民的死

敌。

可是我要告诉你，

还是那个姓葛的人不同意，

他竭力煽动你，

说要把共产党人都枪毙，

他说没有共产党也没有什么了

不起！

你也许觉得这些人的论调太稀

奇，

其实那不过是他们“变天”的

老主意。

我的战友，这样的事情可以提

醒你，

在我们祖国美丽的大花园里，

毒蛇还没有彻底消灭，

它日夜都在寻找咬人的好时

机！

作者：苦雨
单位：长沙工兵预校
栏目：读者来信

听说工程兵司令部派人来我们学校征求意见，不禁喜出望外。
我们正有很多意见想和领导机关派来的干部谈谈。

既然征求意见，就应当找有意见的人谈，这样才可以发现更多的问题。
可是，他们的做法却使我们大失所望，找的偏偏不是这些同志，而是那些领导上认为说话有“谱儿”的、四平八稳的、平常给领导上提意见很少的同志。
征求意见的干部在这里呆了两天，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他们也许认为已经了解得差不多啦，其实他们只不过是摸到了大象的一条腿或半个身子，根本没有弄清大象是什么模样。

为什么下来征求意见的干部要这样做呢？
是他们不愿了解更多的问题呢，还是我们领导上不敢提出意见比较多的同志的名单呢？
我觉得似乎两方面都有点。
（长沙工兵预校 苦雨）

作者：何真
单位：总参三部四局
栏目：读者来信

党中央提出“整风、工作两不误”的原则，是十分正确的。
整风的目的是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就不可能也不应该把工作全部停顿下来，专门进行整风。
但是，有些单位的领导同志机械地理解这个原则，只强调不能耽误工作这一点，很少考虑如何把整风搞得更好。
我们单位就是这样。
整风运动和一般政治学习没有什么区别，还是过去的半日学习制，每星期抽半天时间进行。
是不是再也抽不出时间了呢？
不是的。
例如每星期一、二、三下午的业务、文化学习时间，就完全可以抽出一些来进行整风，群众也有这种要求。
还有不少单位工作不多，完全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进行整风，领导上就是不这样做，说这样做就“误”了工作。
我看，照这样下去，别的不说，整风搞不好是可以肯定的。
（总参三部四局 何真）

栏目：给连队讲时事

右派分子混水摸鱼，兴风作浪

在我党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党外人士对我党提出了许多意见。
这些意见绝大部分是善意的、正确的、有益的。
但是也出现了少数右派分子借口帮助我党整风，散布了一些仇视社会主义、仇视共产党的恶意的破坏性的言论，他们想把群众的批评引入歧途，利用批评运动达到削弱社会主义事业、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削弱党的领导的目的。

这些反动言论归纳起来有：

1.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攻击马列主义，推销修正主义。
如反对以马列主义作指导思想，说什么这样就容易产生教条主义。
硬说定息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之间已经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不需要“脱胎换骨”地改造等等。

2.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
如诬蔑今天是“党天下”；
说什么百分之九十几的党员闹宗派，甚至无恶不作；
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要取消学校的党委制，要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甚至说什么要“杀共产党人”。

3.动摇社会主义的道路，散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论调，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如故意把社会主义说得一团糟，一口咬定“三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
说生活水平提高了的，只是那些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干部。
说什么主观主义越整越厉害，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根”，不从根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将越反越多。

另外，有人甚至写匿名信，恐吓提出反批评、说公正话的人。

这些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活动说明什么呢？
它说明：在我国，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基本上结束了，但是还有阶级斗争，还有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
右派分子这次猖狂地向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就是这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的表现。

必须走社会主义的路，必须由共产党领导

在这场阶级斗争中，右派分子虽然煞费了心机，曾经企图在工商业者中间寻找支持，也曾经企图在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学生中寻找同盟军，但结果还是可耻地失败了。
因为右派分子所要的资本主义制度，正是爱国的工商业者和青年学生所不取和全国人民所痛恶的。

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在我国除了社会主义，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
我国人民虽然已经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罪恶统治，但我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在经济和文化上落后的国家，而要改变这种状况，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工业化的国家，不致再遭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大家都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就只有走社会主义这一条路。
历史的事实也早已告诉了我们，资本主义的道路，只会使我们重新沦为殖民地，惨遭帝国主义的蹂躏，使我国人民重新回到旧中国那种悲惨痛苦的生活中去。

中国人民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
历史上有哪一个阶级有无产阶级这样的无私的心，坚决的心！
有哪一个政党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这样光明，这样伟大！
正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才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正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我国才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大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
正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我国才顺利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的胜利。
我国广大劳动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
我国工业建设的巨大成就；
过去被人污辱的“煤黑子”“苦力”成为新社会的主人；
汽车能爬上西藏高原；
铁桥能飞架长江天堑；
自己可以制造飞机、汽车……这一切的一切，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是决不可能出现的。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够完成这个巨大的历史任务。

顶住风浪站稳立场

我们能够听凭这些反动言论泛滥吗？
我们眼看着他们想干偷天换日的把戏而无动于中吗？
我们愿意把我们牺牲流血换来的革命果实让这些右派分子篡夺去吗？
不！
在这个大风浪中，在这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中，每个同志都要站稳立场，划清界线，明辨是非。

我们要严格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线，划清广大群众对党的善意的批评同少数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叫嚣之间的根本界线。
对于群众善意的批评，我们党是热忱欢迎、诚恳接受，并在可能范围内立即改正的，但是对于那些假借帮助党整风的名义，向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猖狂进攻的少数右派分子，则必须给予坚决的反击！

我们每个同志要提高嗅觉，要善于辨别哪些意见是出于善意，真正是为了帮助党克服缺点，改进工作；
哪些意见是由于一时认识模糊，或对情况没有摸清楚，而不完全正确；
哪些意见却是别有用心，恶意中伤。
对于那些别有用心、恶意攻击的言论，我们必须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不受他们迷惑。

既然这是一场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这对每一个同志来说就都是一个考验。
我们要顶得住风浪，经得起考验！
===== 葛佩琦储安平辈是何居心！
-各界人民继续驳斥反社会主义谬论

综合新华社12日讯 北京、延安、广州、重庆、昆明、山西、保定、郑州等地各界人民继续驳斥葛佩琦、储安平等人的反动言论。

谁领导谁这是客观存在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程潜、熊克武和中央常务委员刘文辉、陈其瑗、李世璋等人今天上午在民革中央小组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发言，一致地驳斥了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民主专政、反共产党领导和破坏全国人民团结的言论。

程潜在发言中谈到了要不要共产党领导的问题，他说，不要党领导要谁来领导呢？
共产党代表全体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民主党派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
谁大谁小，谁领导谁，这是客观存在，不是什么主观意志决定的。
有些人叫嚷要取消和削弱共产党的领导，喊共产党人“下轿”，要杀共产党人，他们是要碰得鼻青脸肿的。
刘文辉认为，有人说“中国人民已经不相信共产党”，“共产党员百分之九十几都在闹宗派，甚至是无恶不作”，这些言论已经超出了提意见的范围，而是在进行诬蔑。

有人说“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是产生特权思想的根源，陈其瑗在发言中驳斥了这种论调。
他列举事实赞扬“特殊材料”是我国民族的精华，是真理的化身，是人类的希望。

右派分子想孤立党 结果是孤立了自己

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今天召开的非党人士座谈会上，国务院法制局的焦实斋谈到右派分子的言论时说：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实都不是孤立的，一方面是正面向党进攻，另一方面是想孤立党，在这些之外还有匿名信。
有的人主张搞政治设计院，有的人说“党天下”是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有的人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三个主义的根源，有的人提出要“下轿”、“下台”，还有人怀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代表选举方法不如资产阶级民主，最后是葛佩琦的公开要杀共产党，这些言论不过是表现方式不同，本质上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他们想孤立党，结果是孤立了他们自己。

共产党从来就跟农民在一起

山西省太行山区平顺县西沟乡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社员在10日晚上纷纷发表意见，驳斥葛佩琦的谬论。
大家说，解放前，西沟乡农民辛劳一年生产的粮食，有一半交租纳税，一个人一年吃不到二百斤粮食，十户里头有七户是糠菜半年粮。
去年全乡粮食每人平均比解放前增加近一倍，这能说生活没有改善吗？
解放前全乡一口活猪没有，现在有四百五十口，除了卖出七十九口以外，过年过节每人平均二斤半到三斤猪肉，这能叫统购统销搞糟了农民不愿养猪吗？
提到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从来沉默寡言的社员张旺兴说：“离我们十万八千里的是解放前的国民党；
共产党和我们从来就在一起。”
历史上哪个朝代像党这样对待工人

广州市各大工厂的工人、技术员、工程师十七人10日就储安平、葛佩琦最近发出的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举行座谈会进行批驳。

人民生活的水平是不是提高了？
生活提高了的人是不是像葛佩琦所说的仅是“坐小卧车、穿呢制服的党员干部”？
谭其科说：我今年六十七岁，六十六岁我才开始进文化补习学校读书，我还要读到六十八岁。
旧社会我没有钱读书，没有文化。
我要问葛佩琦：历史上有哪个朝代这样对待工人，哪个朝代的工人能过这样的生活？

重庆市较场口地区的居民代表十人，11日举行座谈会。
妇女钟寿爱说，葛佩琦、储安平等人主张要取消共产党领导，我不知道他们是啥居心？
解放前没有共产党领导，较场口的流氓特务、国民党的“丘八”横行霸道。
共产党来了我们才有真正安宁幸福的生活。

葛佩琦所谓的“老百姓”是汉奸，是剥削阶级

郑州铁路管理局郑州车辆段钳工刘桐说，葛佩琦说日本人来时老百姓欢迎，国民党来时老百姓欢迎。
这“老百姓”是谁？
欢迎日本人的是汉奸；
欢迎国民党的是剥削阶级。
我们工人欢迎共产党，共产党给我们打倒了压迫者、剥削者。
林祥谦烈士的堂弟林茂湘愤怒地说：我看报纸上大多数人的意见都是帮助党整风的，就是葛佩琦储安平他们是在攻击党。
共产党领导才几年，就建设这么多工厂、矿山、铁路。
外国人都称赞我们，可是葛佩琦一句话也没提，他这是安的啥心眼？

昆明市的云南锡业公司的干部洪春华说，解放前在资本家的锡矿里，许多十二三岁的小孩背煤，因为经不住洞里的各种毒气，眼睛瞎了；
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工作一直到天上又布满了星星。
就这样许多工人累死啦，被资本家一脚踢到山沟里。
而现在锡矿的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时，吃得饱、穿得暖，有医院、疗养院和俱乐部。
谁也生活得高高兴兴的。
我不知道葛佩琦是故意没有看见这些呢，还是别有用心！

我们共产党员作战负伤是为自己么！

正在河北省商业干部学校学习的转业军人们，在11日举行了座谈会。
三等残废军人李家安说：“我是共产党员，请问葛佩琦，我在朝鲜作战负了伤，难道说不是为人民是为我自己吗？”
王玉臣说，在部队里，共产党员都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

延安一个七十多岁的革命烈士家属李老太太气愤地说：葛佩琦的发言，不像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说的话。
我的两个儿子从土地革命时就参加了红军，大儿子在和白军作战中杀害了，二兄子至今二十多年没有音讯。
他说，蒋介石不卖国，我的儿子就不会死！

据新华社11日讯 民主德国计划到1970年建造起二十座原子能发电站，来代替目前几乎全部用褐煤做燃料的火力发电站。
这样，被德国人民看成“像黄金一样珍贵”的褐煤资源就可集中用在化学工业和合成材料工业方面。

又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现在有将近六千三百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机器拖拉机站总共拥有四万辆拖拉机（平均每辆以三十匹马力计算）和约三千三百部联合收割机等。

据新华社11日讯 在昨天举行的加拿大全国选举（改选二百六十五名众议员）中，在加拿大执政二十二年之久的自由党遭到惨败，进步保守党获得了胜利。
到现在为止，在一共二百六十五名众议员议席中，还有三个席位没有揭晓。
在已经揭晓的席位中，进步保守党获得一百一十席，自由党得一百零三席，合作联盟（社会党）得二十四席，社会信用党得十九席。

与1953年的大选比较，自由党失去了六十多席，在那一次选举中，自由党共得一百七十席。

自由党在这次选举中的失败，被认为是加拿大国内普遍强烈的反美情绪的一次有力表现。
人们不满自由党的亲美政策。
最近，美国当局逼死加拿大驻埃及大使诺曼事件，以及美国抢占加拿大的国际小麦市场，特别在加拿大激起愤慨。

作者：路鲁

作者：刘涛/侯治邦

苏联为我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制造的三千五百吨双头压床，大部分配件已运到汽车厂。
这台压床装配起来高十三点八米、长十一点七米、宽五米，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压床。
苏联专门造了一种载重一百八十五吨的车皮，才把它运来。
这台压床是压制汽车大梁用的。
刘涛、侯治邦摄（新华社）（照片）
===== 章伯钧；
罗隆基；
陈铭枢；
李康年的言论-为什么遭到大家批驳；

最近各界不仅驳斥了葛佩琦、陈新桂、储安平等人的反共论调，也批驳了章伯钧、罗隆基、陈铭枢、李康年的某些发言中的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言论。
章伯钧等人发表过一些什么谬误的意见呢？

章伯钧

民盟副主席章伯钧，5月21日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
他说“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
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
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

他还说，假使是千篇一律的报告会，形式主义的会，最好是少开点。
比如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的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

罗隆基

民盟副主席罗隆基，5月10日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现在各民主党派都参加了政权，但是，过去有很多重大的政策问题，往往都是在领导党内讨论以后才拿出来协商。
因此，他希望今后这类问题要在党内讨论的同时，也交民主党派去讨论，并由有关方面事前提供情况和资料。
他说，这是民主党派有名有实，要使协商名副其实的问题。

他在谈到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条件时说，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发展，而民主党派就不能在工农群众中发展，主要在旧知识分子中发展，而他们多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
这个矛盾应该尽快解决，否则就很难共存下去。

在5月22日的座谈会上，罗隆基认为现有的党政机构不能防止和正确处理打击报复事件，主张另外成立一个自成系统的委员会。
他说，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

陈铭枢

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5月15日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我同意实行校务委员会，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

在5月8日的座谈会上，他说，当前学校的领导方面，多半是靠党、团、工会这“一条鞭”进行工作，这是值得研究的。

李康年

上海市工商业者李康年，于1月8日向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提出“实行赎买二十年”的建议。
他的建议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取消定息办法，把定息改名“赎金”。
按全国私营企业清产核资总值二十二亿元的数字，发行一种“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
存单像公债券一样，采取无记名方式；
存单一次发给私方人员，并用逐季兑现的办法，分二十年兑讫。

作者：罗远明

越南人民军最近开展全军政治整训运动。
这次政治整训是越南劳动党中央第十二次全会决定的。
整训的主要文件是党中央第十二次全会关行建设军队、巩固国防的决议和有关报告，主要参考文件中包括中国“人民日报”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人民军队报”最近发表文章说，整训目的在于“认清目前形势和任务，进一步领会党中央的‘建设军队、巩固国防’的路线；
明确两年来工作的成绩、缺点和责任；
初步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从而加强责任感和战斗意志，克服目前存在的错误思想，加强团结，保证完成任务，为今后各种军事制度的施行作好思想准备。”

保加利亚人民军中的劳动部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解放以来，这支部队的战士们亲手修建的各项工程共值五十亿列弗（保币）左右。
许多优秀的战士都获得了各种勋章和奖章。
例如，在修建季米特洛夫格勒市的时候，就有四百零六名战士荣获了勋章和奖章。
在今年第一季度，他们又超额完成了建筑计划。

这支部队原是在1923年建立起来的。
解放以后它经过改编而成为人民军的一部分。
这支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参加修建各项工程。
在这支部队里服务的是合乎兵役年龄的保加利亚青年。

本报综合人民铁道报消息：联结西北、内蒙，全长一千一百公里的包兰铁路，预计于明年年底可在银川接轨。

从兰州向北修建的第一工程局的工人们，正在穿过沿线最大的一座沙山（这座大沙山在腾格里沙漠的东部，绵延十七公里，海拔一千三百多公尺）。
现在一垛几公里长的防沙栏已经建筑起来，工人们正在挖沙山，填沙沟，有的地方路基工程已经做好。

北段工程从包头到银川，全长五百二十六公里，沿线没有隧道，但大小桥涵很多，共有三百一十七座，其中包括三盛公和三道坎两座规模宏大、技术复杂的黄河大铁桥。
包银段的地质情况复杂，线路要经过翻浆、漫流、沙漠、地震和灌溉区。
沿线人烟稀少，交通运输不便，给这段工程增加了很多困难。

包银段原由铁道部第三工程局施工，到去年底已开工至二百四十公里，距包头一百二十公里的线路下部建筑已基本完成，并于今年1月铺轨至公庙子车站（离包头九十二公里）。

铁道兵部队于今年第一季度从公庙子开始向西修建。
本年度施工的中心环节是完成全线的施工准备及通信工程，完成公庙子至三盛公二百零七公里的线路桥涵及房屋、给水等工程。
计划今年11月铺轨至三盛公黄河大桥桥头。
预计明年年底与从兰州向北修建的第一工程局在银川汇合。
（附地图）

作者：沈辰

士兵的问题是：“该留的不留，该走的不走。”
近几年来，美军中的技术人员在服满第一役期（陆军三年、海空军四年）后离队的情况也十分严重，如1956年度，电子部门的再入伍人数只达到需要的39％，机械员和修理人员只达到57％。
与此相反，一般勤务人员（如膳务人员、汽车司机、宪兵等）再入伍的人数却超过了需要。
大批技术人员的离队，造成了熟练技术人员的严重缺乏，这种情况尤以海空军为最严重。
据美军估计，到今年6月，空军要缺五万七千多人，海军要缺三万八千多人，这主要是电子、雷达、导弹、原子武器、喷气飞机、无线电等方面的技术人员。

技术士兵走的多，补的也多，部队新兵成份不断增大。
据战略空军估计，到1956年底，在其将近十七万名士兵中，军龄二年以下的有十二万二千多人，约占72％。
其中，军龄一年以下的新兵约占46％。
因为战略空军需要的技术人员须经较长的时期的训练，一般需二年至三年的时间，所以，在这部分两年以下的新兵中，实际上大都仍处于训练阶段，不能独立工作。

因为缺人，美军就不得不降低士兵的升级标准以提拔新人，因而降低了质量。
海军提升新兵当下士的军龄最低年限，从1955年的十六个月降为1956年的十一个月，升级考试的标准也有降低。
又如一等航空兵，空军一般要求需已服役二十七至三十九个月，但在现有一等航空兵中，有五分之一的军龄还不到二十四个月。

美军士兵质量的另一个问题是：高级军士年龄大、人数过多。

高级军士是美军士兵中的骨干。
目前，美军共有军士长和上士三十八万五千多人，约占士兵总数的16％。
但他们大都年龄较大，一般已在三十岁以上，有些军士长超过五十岁，陆军甚至有一个六十八岁的军士长。

这些高级军士，一部分来源于以军队为职业的老兵，另一部分是被淘汰或裁减的军官（按美军规定，他们可以再入伍，但降为军士长）。
这两种人，都因年龄大，退伍后找职业困难，且已服役十多年，为了在军队熬满年头，然后享受退休待遇（按美军规定，服现役满二十年，退役后每月可领原薪的50％；
满三十年，领75％），所以，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一般都不愿走，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再入伍。
这样就形成了高级军士的过剩。
如海空军的高级军士即比需要数多出二万四千多人。
陆军过剩的情况更严重。
高级军士的过剩，使美军士兵的平均年龄增大，并引起“升级停滞”等问题，降低了部队的质量。

由于士兵该留的不留，该走的不走，和军官一样，美军士兵中也存在着两头多、中间少的情况。
据美陆军当局透露，陆军很缺服役三至九年的老兵。
陆军副参谋长马塞准将承认：大批具有战斗经验和领导才能的士兵的走失，使陆军缺乏年轻的士兵领导骨干，因而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经验少，训练不足，服役还不到三年的士兵”。

为了适应技术上的要求，美军不得不缩短对新兵的基本训练期限。
1956年初空军将基本训练时间从十一周减为六周，同年6月又减为四周。
美国“空军”杂志的一个记者担忧：真要打起仗来，机场上的士兵“根本没有办法防卫自己”。
海军杂志也承认，水兵因缺乏军事知识，海军的“作战刀刃”正在迟钝。
（未完待续）

据新华社12日讯 根据最近的消息，在6月底举行的苏联航空节表演中将出现几种新式喷气客机，其中有一种是“乌克兰式”四喷气螺旋桨飞机。
另一种是新式“图—一○四”式客机，它可以载客七十人。
此外，还有一种新的“图—一一○”式客机，这种飞机有四个喷气发动机，可以载客一百人。
在直升飞机方面，将出现一种双座的“卡—十五”式飞机。

今年航空节将有飞机在空中加油表演、滑翔机特技表演。
喷气飞机将在普通泥土机场上着陆和起飞，另外还有十二架编队喷气机的特技表演。
直升飞机将表演不着陆降下人和汽车的节目。
三个跳伞员将手拉着手从一千三百公尺高空跳下，下降到九百公尺后才分开手，并且同时打开降落伞。

自从第一批原子弹爆炸以后，外国报刊纷纷发表各种不同的预测，认为在核爆炸以后，可能产生大雷雨，气温状况会起变化等等。
苏联工程师日阿科维奇和塔拉布林否定了这种说法。
他们最近在“红星报”上撰文指出：原子弹爆炸和大气中的自然作用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区别。
大家都知道，大气中云的产生是当气团升到高空的时候，大气及其中的水蒸气冷却的后果。
通常空气上升是由于阳光不均衡地晒热不同地表部分的结果，即所谓热对流的结果。
在原子弹爆炸的时候，也出现温度不同的、特别明显的两个部分：爆炸区的赤热气体和这一热气区周围比较冷的大气，同时造成热对流加强的条件。
但是这与自然条件不同，这种对流只进行十分到十五分钟时间，而且仅仅局限于几公里的范围之内。
因此这样的对流不会引起云的形成，不会使其他气象因素在爆炸区周围的大气中发生变化。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