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让丰收的麦子被水冲走
江苏骆马湖农民抢割抢运
据新华社南京11日电江苏省北部骆马湖内三十五万亩小麦以及九万多亩大麦和元麦，全部丰收。
在湖的北部李圩、埝头、棋盘等五个乡，二十三万五千亩麦田平均每亩产一百五十斤，相等于1955年当地麦子的丰收水平。
在湖的南部直河、陆圩等八个乡，二十四万亩麦田平均每亩产一百四十多斤，比1955年还超过十多斤。
骆马湖是新沂河上游的一个水库，一到汛期，上游就要开坝放水。
因此，这里每年夏收都是同水争时间的一场极其紧张的战斗。
稍一疏忽，丰收的麦子有随时被水冲走或淹没的危险。
到9日为止，在湖的南部宿迁县境内的二十四万亩麦子，已割好了一半。
预计到12日，可以全部割完。
沿湖地带的运河、晓店两个区八个乡的农业社，向附近麦少的山岗地带和经济作物区的农业社约请了一万二千名男、女劳动力和三百多条耕牛来帮助麦收。
在湖的北部新沂县境内有二十三万五千多亩麦子也已经陆续开始收割。
大部分农业社预计在15日以前就可以割好运好。
08日中午，沿湖地带埝头、李圩、棋盘等乡农民听到解放军来帮助抢收，非常高兴。
09日早晨天阴有雨，从李圩到芦圩十多里长的田野上，出现了驻地解放军某部三千多人帮助割麦的新力量。
现在宿迁和新沂两县设在湖边的麦收指挥部，都是由县委负责同志掌握。
他们白天深入现场检查工作，晚上在电话中细致地回答各乡的问题。

印度尼西亚军事代表团团长举行告别宴会
新华社11日讯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访华代表团团长加托特·苏布罗托少将今晚举行告别宴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粟裕大将、李克农上将、李达上将、甘泗淇上将、陈士榘上将、刘亚楼上将、萧向荣中将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和各国驻中国武官也出席了宴会。
加托特·苏布罗托在宴会上首先讲话。
他说，我们军事代表团已完成了任务，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了加强彼此之间的认识和了解。
他说，在访问中国期间，深深体会到不同政治见解，不同的生活习惯，是不会妨害彼此的互相了解和团结的。
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间能破除怀疑，世界的繁荣和和平就能获得可靠的保证。
加托特·苏布罗托说，中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
他说，中国人民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一定能建成一个繁荣幸福的国家。
他还特别感谢在他们访问期间中国人民给他们的厚待。
他说，希望今后有更亲密的会见。
彭德怀元帅讲话时充满着惜别的心情。
他说，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访华代表团在加托特·苏布罗托将军的领导下，在中国作了短暂的但是令人难忘的参观访问。
彭德怀元帅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军队和人民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反殖民主义和建设各自美好的祖国这个共同愿望上的。
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访华代表团的这次访问，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
印度尼西亚大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也在宴会上讲了话。

妄想挑拨是非的人一定要失败
农民和工人将团结得更紧密
四季青农业社社员驳斥反社会主义言论并抗议匿名信
本报讯最近报纸上登载的某些人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引起了北京郊区四季青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们的愤怒。
这个合作社的每一个生产队和许多家庭都安装着有线广播器，订有报纸。
往日，社员们出工前或者收工后，总是乐津津地听着美妙的歌曲和读着振奋人心的建设消息。
可是，最近这些日子，他们听到和看到的却有一种和自己的情感格格不入的论调。
例如什么肃反、统购统销搞糟了；
什么群众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什么现在的天下是共产党的“党天下”，“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等等的话。
他们感到惊讶和愤怒。
早晨，大家在一起学习的时候，社主任申多气愤地说：
“这些人明明是在挑拨是非，为什么让他们胡言乱语？”
接着，大家便议论起来。
这个社是以生产蔬菜为主，这些人过去都深受过物价波动、有钱买不到粮食之苦，可是现在这些事全用不着担心了。
他们算了一笔账。
去年一年全社八百多户共缴给国家不到三十万斤公粮，而国家却按供应标准供应了他们一百四十多万斤粮食，这就能使社员们安心生产，不用在吃粮问题上多操心了。
因此他们亲身体会到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正是为了保证城乡人民都有粮食吃。
他们说，这难道就是统购统销搞糟了、共产党犯了错误吗？
有人在报纸上讨论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社会主义，大家更感到这问题提得奇怪。
他们认为，四季青农业社一年比一年发展，社员生活一年比一年提高，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怎么会有今天？
这真是最简单最明白不过的事情了，怎么今天还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来？
当然，许多社员都知道，社里是存在着不少问题的，像评工记分有些不合理，新老社员、中农贫农社员在利益方面还有某些矛盾，干部和群众、党和群众之间的联系还需要进一步密切，粮食统购统销对某些有特殊困难的户还照顾不够等等。
可是，能说这是共产党领导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吗？
自从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以后，社的领导干部已经发动群众总结出社里存在的十项具体矛盾，现在大家正在满怀信心地解决这些矛盾。
大家说，这和葛佩琦、王德周那些人说的完全是两回事。
四季青农业社的社员们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最知道自己应该憎恨什么，拥护什么。
温室生产队的队员们收工以后，聚集在队部办公室里，议论报纸上登的许多文章和消息。
中年队员韩德宽谈到葛佩琦的“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的意见，带着嘲笑的口吻说：
这个人把话说反了个儿？
他自己要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说话，这话也许还有点道理。
可是咱们农民最清楚什么社会给了咱什么东西。
日本在这的时候，咱混合面都吃不饱；
数数看，咱这一伙人那个没挨过日本警察和宪兵的打！
过去我们进城卖菜，真是“快马赶不上青菜行——一时一价”。
奸商咬牙宰人多狠哪！
蔬菜上的多了，那些资本家把持的菜站偏不买；
非等到快散市了，他们才压价收购。
反过来，粮价一时一涨，今天卖了菜，明天就买不来粮食。
这就是资本主义给咱们的“好处”。
可是今天，这些坑害咱农民的事还有没有？
事实摆在眼前，不用说，谁心里也清楚。
葛佩琦根据哪一条说咱和共产党的关系比解放前差十万八千里？
蹲在菜筐旁边的老农李文成指着外面他的一辆破菜车，说：
这辆菜车就是我过去受苦受难的见证人。
不管日本鬼子在这也好，国民党在这也好，我拉着一车菜进城，吆喝一天，还得饿着肚子回来。
想想过去，比比现在，才真差十万八千里呢！
四季青农业社最初是个只有几户的互助组，现在发展到八百多户的农业社，社员们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一年比一年提高。
他们去年和今年每个整劳动力一般都能分到六百元左右，大多数人家修盖了新房。
解放前，乡里讨饭的成群，现在没有一户挨饿的。
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带来的好处。
他们说，要是没有共产党领路，能走上这条幸福的大道吗？
社员魏庆福指着眼前一片无际的蔬菜和那突突响着的新买的六部锅驮机说：
我们“四季青”就是社会主义，谁要想取消社会主义，就是想取消我们心爱的“四季青”，我们坚决不答应。
社员们从报纸上看到石景山钢铁厂职工反对离开社会主义的谬论、痛斥匿名恐吓信的卑鄙手段的消息以后，也要求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
他们说，有些人在报纸上发言，就是想挑拨农民和共产党的关系，挑拨农民和工人老大哥的关系。
可是我们和共产党、和工人老大哥永远站在一起。
太阳靠山了，田野里的人们陆续往家里走，议论越来越有劲。
韩德宽在嘈杂的人声中踏上一个小土堆，举起拳头来喊着：
“有人想拿匿名恐吓信吓唬人，咱和工人老大哥团结起来什么也不怕。
我们反对葛佩琦、储安平这些人的意见。
他们要是不服气，就请他们到‘四季青’来和我们辩理！”

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
我们的党从来都教育党员经常重视群众的批评。
最近期间，我们的党为了开展整风运动，特别向党外人士广泛地征求批评。
从中央到各省市，各机关、各高级学校的党组织都召开了座谈会，或者采取其他各种措施，听取党外人士和广大的工作人员的批评和建议。
党外人士对党的批评，一般工作人员对领导人员的批评，正在全国范围内活跃地展开。
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以外，我们的党没有、也不应当有任何私利。
我们身上的任何缺点和错误都会造成对人民不利的结果，我们必须坚决地加以消除。
我们知道，广大人民对我们的党的信任所以毫不动摇，就因为我们能够不断地消除自己身上的缺点和错误而前进。
党外各方面对我们党的工作的意见，是我们所不可缺少的镜子，从这里面常常可以反映出有些我们自己一时还看不到的东西，使我们的工作更容易改进。
我们愈是虚心听取党外群众的意见，并且努力改正自己的错误，党和群众的团结就能够愈加巩固。
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党在开展整风运动的时候，决定放手地发动群众对党进行批评。
事实证明了，党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绝大多数群众对党是信任和热爱的，他们对党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
就目前的情况看来，各方面对党组织和党员的批评，绝大部分是好的、正确的、对党有益的。
的确，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下，也出现了一些仇视社会主义、仇视共产党的恶意的破坏性的言论。
少数右派分子企图把群众的批评引入歧途，利用批评运动达到削弱社会主义事业、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削弱党的领导的目的。
因此，我们必须对右派的言论给以坚决的回击，使群众的批评得以健全的发展。
但是，毫无疑问，我们绝不能够因为出现了右派的错误言论，因为对于这些错误言论进行了反批评，就放松对于一切善意的批评的鼓励和支持。
我们决不能够混淆广大群众的善意的批评同少数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批评之间的根本界限，尤其不能够容许某些觉悟不高、作风不好的党员借口对右派分子的回击，就不理睬群众的批评，甚至对批评者施行打击和报复。
相反，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继续鼓励和支持广大群众的批评，继续认真地解除他们的一切可能的误解和顾虑，并且坚决依靠广大群众的监督和帮助，改正错误，改进工作。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不能有任何的动摇。
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会使是非混淆，就会使整风运动半途而废，那就恰好达到了右派分子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所谓善意的批评，是否必须是完全正确的呢？
当然不是如此。
批评者即使由于情况了解得不完全，不确切，因而提出的意见不完全正确，但是只要他是本着改进工作的积极目的而提出意见，这至少对于消除相互间的隔阂是有好处的。
我们必须把这种批评同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的批评严格地加以区别。
这种批评虽然是不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仍然必须首先注意它们的合理的方面和正确的部分，不要因为它们有些错误，就一概加以抹煞。
但是，这种批评既然有不正确的方面，也应当在适当时机用适当方法向批评者进行必要的解释或批评，使批评者了解事实的真相和全貌。
群众的批评采取了尖锐的形式，这好不好呢？
这没有什么不好。
我们应当善于冷静地分析这种尖锐的批评，不要因为尖锐就受不住，就暴跳如雷。
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
尖锐的批评可以是完全正确的，温和的批评也可以是完全错误的。
当然，有些批评者片面地追求尖锐，不免使批评带了片面性，但是只要这种批评在根本上仍旧是善意的批评，那么我们就仍然应该肯定它们的正确的成分，心平气和地同批评者进行讨论，也一定能够达到相互的理解，并且逐步地帮助批评者克服片面性。
如上所说，由于善意的批评有时也是不正确的，而且这种批评者由于立场不坚定，认识不全面，甚至会在短促的时间内附和右派的言论，所以人们有时不容易一下子就区别出善意的批评和右派分子的恶意批评。
因此，为了区别这两种批评，我们必须采取谨慎态度，进行全面分析。
我们不但要自己学会作好这种区别，而且要帮助一切善意的批评者也都学会同右派划清界限。
我们已经说过，在广大群众的批评中，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至少是部分地正确的。
这些批评帮助我们揭露了我们的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
凡是正确的批评，我们都应该勇敢地接受。
谁要是为了面子、架子而不接受正确的批评，谁就不能作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我们应该毫不踌躇地承认那些被群众正确地指出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且迅速采取实际办法来实现他们所提出的一切合理的要求和建议。
凡是能够马上改正的错误要马上改正，能够马上解决的问题要马上解决。
各级党组织根据中央整风指示中所提出的边整边改的原则，已经接受党外的批评而开始解决了一些问题。
但是总的说来，在这一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在我们已经开始对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回击以后，我们应当很快地腾出手来，认真地解决一切需要马上解决、也可以马上解决的问题。
当然，也有一部分批评和建议是否正确，一下子不容易弄清楚，或者问题比较复杂，牵涉的方面比较广，不应该轻率地作出决定。
这些是完全可以同群众讲清楚，并且得到群众的了解的。
但是很多批评和建议的正确性是很明显的，接受这些批评，实现这些建议，并没有什么困难。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马上行动起来，加以解决，至少开始动手去解决，而不要拖延搪塞，让缺点和错误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让群众帮助党整风的宝贵的热情受到挫折。
少数右派分子尽管想用他们的破坏性的言论来扰乱我们的整风运动，但是我们的整风运动一定要继续进行到底，吸收党外群众帮助我们整风这件事也一定要继续进行到底。
我们愈能够坚决地接受一切善意的、正确的批评，愈能够迅速地改正错误，改进工作，党和广大群众的团结也就愈能够巩固，而右派分子也就愈陷于孤立。
反对和孤立少数右派分子，同时同一切向我们的党善意地提出批评的党外人士和广大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手携手地为改进党的工作、加强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这是保证我们的整风运动健康地发展的必要条件。

淮河两岸千里平原小麦穗大籽饱
农民心花怒放突击抢收
怀远县麦收迟缓，县委提出三项措施加快收麦速度
新华社蚌埠11日电新华社记者林牧报道：
安徽省淮河两岸小麦丰收，农民心花怒放。
这几天，早晨公鸡刚叫，滚滚的人流就涌向金黄的田野，壮年男子有力地挥舞着镰刀，有经验的老农吆喝着运麦的耕畜，穿梭奔跑，姑娘们更是有说有笑又有唱。
夜晚，明月当空，原野上还荡漾着收麦人的欢歌声。
今年，安徽省淮河两岸千里平原的小麦穗大籽饱，胜过丰收的1955年。
10日十八时，中共阜阳地方委员会的同志在长途电话中告诉记者说，他刚接到中共涡阳县委员会的电话，三改一社的六千亩小麦，产量超过1955年二成；
其中有一百亩平均每亩收五百多斤，有三十亩平均每亩收到七百斤以上。
界首县的建国农业社也报告说，有十亩小麦平均每亩收四百四十斤。
同日，中共蚌埠地方委员会副书记周建农兴奋地对记者说：
“丰收，使八年遭到六年灾的沿淮农民喘气了！
今年沿淮灾区的小麦一般每亩有一百五十斤到两百斤，而这里的农民平均每人有三亩多地，这一季的收成就可以吃一年。”
由于收成太好，农民怕像去年那样突然袭来水涝灾害，展开了突击抢收运动。
到10日为止，四千三百万亩麦子，已抢收一半左右。
沿淮蓄洪、行洪区和洼地的小麦，已基本收完。
如果今后七天内不连下大雨，丰收的麦子可以全部登场。
本报怀远11日电安徽省沿淮河的怀远县，今年小麦长得很好，且已全部黄熟，争取丰产丰收，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但是该县开镰收麦已近一周，收割面积只占夏收总面积的25％。
大部分地区收麦进度迟缓，而近日又连日降雨，水患堪虞，情况十分紧急。
中共怀远县委检查发现这一严重情况后，于10日晚召开电话会议，指示各区、乡、社立即采取措施，加快抢收进度。
怀远县的历史情况是，夏秋最易遭受淮河洪水和内涝灾害。
去年就在夏收期间遭了水害，使到手的小麦受了很大损失。
但是，今年有些干部和群众对当地这一情况认识仍然不足，迟疑等待的现象十分严重。
许多农业社的干部和群众在麦收期间，等待天晴地干，放着到手的小麦不抢收，而让它一次再次的遭受风刮和雨打。
对于这一情况，怀远县委指示各区、乡、社干部，要立即教育群众克服等待麻痹思想，淮河行洪区要阴雨无阻地抢收，在一般地区也必须雨一停止即进行抢收，不使到手的小麦再遭受损失。
各区、乡、社干部要分片分队负责，按时完成抢收任务。
怀远县在麦收中存在的第2个问题是，有些乡、社、队干部仍然没有改变指手划脚的作风，没有真正亲自参加麦收，不少社妇女劳动力还没有发动起来。
有一个社十九个生产队，只有三个队的部分妇女参加了收麦工作，全社小麦五千亩才收两千亩左右，而许多妇女却在地里拾麦。
县委检查发现这一情况后，对干部指明，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是他们的任务，要他们确实亲自参加收麦。
各生产队、组要互相督促监督，务使能参加生产的妇女全部投入麦收。
特别是干部家属，必须首先带头收麦，而不要只顾自己拾麦。
干部要通过自己的行动，把所有群众发动起来投入麦收。
怀远县委发现的第3个问题是，有些社、队在生产秩序方面和劳、畜力安排上仍有许多缺点。
有的社的群众在麦收紧张期间，仍是迟上地，早下工。
一方面是窝工浪费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地里割倒的麦子又只等牲畜拉，很少用人力挑送。
县委指出，这种情况不加改变，将使小麦收割时间延长，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要求各社合理调整劳畜力，并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地改变工分报酬，不要机械执行原来规定的工分报酬，以鼓舞社员抢收小麦的积极性，加快收麦速度。
怀远县委还指示各社、队之间要相互支援，收得快的社、队要支援收得慢的社、队，要尽量发动集镇居民支援农民收麦。
并要求各社要好好注意收听气象预报，每天根据气象变化情况，安排社的工作。
怀远县委书记赵如曾和其他党、政负责同志以身作则，带领县里各机关干部参加收麦已有数日，上面这些问题和措施，就是他们从参加生产中及时提出的。

辽宁地区工业战线上的新成就
五个月来钢、铁、煤、机床的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很多
我国最大的变压器试制成功，大型近海油轮正在建造
本报沈阳11日电从今年01月到5月，中央各部在辽宁地区的一百三十个主要企业的总产值和绝大部分主要产品，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英勇的工人阶级在生产战线上所获得的成就，对于那些最近大发反对社会主义谬论、企图否定我国建设的巨大成就的人，是一个有力的回答。
五个月来，国营工业的总产值计划完成了104.2％；
十五种主要产品有十三种超额完成了计划。
拿今年01月至5月和去年同时期作比较，煤多生产了五十四万四千吨；
生铁多生产了三十七万吨；
钢材多生产了四十五万二千吨；
金属切削机床多生产了九百七十二台。
鞍山钢铁公司五个月的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1.8％，增产的钢一万九千多吨、铁两万二千多吨、钢材近四万吨，运输这些钢铁需要用二千一百节火车皮。
鞍钢第1炼钢厂“青年友谊炉”的工人们，5月份比4月份多生产了五千五百吨钢。
他们在5月份创造了全国大型平炉月产量的最高纪录。
抚顺、本溪、阜新、北票的煤矿职工，在这五个月内比国家计划增产了二十九万九千吨煤炭。
本溪煤矿王恒成青年采煤组，到今年08月底，就可以完成1959年的采煤定额。
这个采煤组今年要给国家增产七千吨煤炭。
今年的工业生产是在原材料相当缺乏的情况下进行的。
鞍钢为了保证今年增产生铁，利用了南京和大连化学厂的七十万吨硫酸渣代替铁矿石，可炼铁三十多万吨。
由于改进设计、改进工艺的结果，据沈阳地区十八个工厂的统计，从1月到5月共为国家节约了一百八十三万五千元。
沈阳高压开关厂按照我国具体情况，改进了贫油断路器的设计，仅这一项全年就可节约钢材九十吨。
重型机器厂改进了一种制造闸门的工艺路线，一年可为国家节约二十五万元。
沈阳市衡器厂用一公斤焦炭化二十一公斤铁；
而在另外一些有同样生产条件的工厂，一公斤焦炭的化铁量平均不超过十公斤。
衡器厂的先进经验的推广，使沈阳第1工业局所属的工厂全年可能节约焦炭约二千吨。
缺乏原材料虽然给工业生产带来了很多困难，但这些困难正在逐一解决和克服。
为了生产更多的重型机器、精密机器和专用的新型机器装备我国的工厂和矿山，辽宁省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在试制新产品的工作中，五个月来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
仅沈阳市十五家机械和电机工厂，今年就要试制二百六十多种新产品。
一台四万零五百千伏安容量的巨型变压器已经在沈阳变压器厂试制成功。
这是我国目前自制的最大的变压器，它的总重量是一百五十二吨。
这台变压器变出来的电量，可供给六个像沈阳这样大的城市的照明用电。
最近在沈阳高压开关厂生产的BM—35型高压断路器，它的电流容量达四百兆伏安，通过示波仪拍摄的断路曲线证明，它完全达到了设计标准。
一台一百四十吨重（外加三十吨小钩）的桥式起重机，已由大连起重机厂制造出来。
这台巨型的起重机像一座大桥，机体上的一个吊钩就重十一吨多。
它的大吊钩能吊起一台火车来；
小吊车一次也能吊起十来台机床。
在大连造船厂，一艘装油四千五百吨、排水七千一百吨的近海油轮正在开始建造，由于我们从来没有造过这样长的大船，人们不得不将第一造船台再伸延十二公尺。
让那些大发谬论的人看看我们工人阶级的出色的劳动吧，尽管有人在咒骂或嘲讽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工业化的伟大事业，在我们的祖国是一定要胜利的。

中国致公党座谈会批判目前错误言论
表示决不允许乘机反对社会主义
本报讯中国致公党中央召开的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座谈会，于10日继续举行。
主持会议的陈其尤主席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这是事实，不容有丝毫怀疑或否认。
目前报纸上有人否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认几年来的成绩，歪曲事实，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怕这些人，六亿人民所拥护的中国共产党是不会为这些人的反动言论所推倒的。
谢白寒说：
共产党的整风，其实也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大事，每个人都有责任帮助党整风，关心党，也就是关心我们自己的命运。
我们帮助党整风，必需坚持两个原则：
一是从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一是维护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一切违反这两个原则的做法，照我看来，都是危险的。
整风当然欢迎提意见，每一个中国人民都有向党提意见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如果有人想利用整风的讲台来散布谬论，乘机攻击党，反对社会主义那是不能容忍的。
最后，他对华侨学生回国升学和国内报刊介绍华侨情况问题提出了两点意见。
麦元章就有关办理华侨出入国境的工作，提出批评，希望对华侨办理出国手续也应简化。
他还列举了很多事实，证明不少学校机关的青年团对青年的政治教育工作，犯了教条主义的毛病，使不少华侨青年，六亲不认，这对海外华侨的影响很不好。
伍禅在发言里认为：
帮助党整风，是为了除三害，好的可以说，错误的更应揭露批评，我们不要为一些为资产阶级辩护的言论所蒙蔽。
要明是非，分清真理，就要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
他还说：
现在有些学校里，有很严重的官僚主义，如：
湖南医学院一位华侨学生患严重的肺病，1955年来信要求帮助他到北京亚洲疗养院治疗，我代他分别转请侨委办理。
后接学校来一封信：
“伍禅同学，你要求到亚洲疗养院治病，因无床位，不能疗养等等”。
给我回信，把我变成了那位患肺病的学生。
刘铭汉就关于长期共存这一方面谈了两个问题。
他认为，过去对统战政策宣传很不够。
现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我们就希望作有系统的宣传。
其次，民主党派在组织上是独立的，但我同一些中共干部研究工作时，感到客气有余正面提意见的帮助不够，这样无形中便会有不亲切的感觉。
他认为，在各项有关工作中互相研究，应是兄弟间的帮助，并不是什么干涉的问题，不能以“干涉内政”而减少帮助的责任。
关于墙和沟的问题，他认为邓初民先生所说的是对的，并不是人民同共产党有什么沟、墙，而是在机关学校中党同非党人士间的一些隔阂。
而且这些隔阂是断断续续的，这些墙同沟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不能说什么沟，只是某些隔阂而已。
最后，他说，要拆墙填沟，就要大家都动手。
座谈会仍将继续举行。

八五老人一席话
——访冒广生老先生
本报记者傅冬
06月06日的人民日报上登了一篇冒广生写的文章，题目是：
“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
文章登出去以后，有些读者来信说，很想知道这位八十五岁老人的具体情况。
我们从旁人那里打听到：
冒广生江苏如皋人。
他是清朝的举人，他作过刑部和农商部的郎中。
民国初年，他任温州、镇江、淮安的海关监督。
现在是上海文管会的顾问。
最近来北京参观。
得到这个消息，我们决定去看他。
我访问冒广生先生的时候，他正在看报。
看见人来，马上脱下老花镜来招呼。
谈话从整风问题开始。
老先生指着茶几上一大叠报纸感慨地说：
“这几天在报上看到有些人的讲话，越看越不对劲，弄得我这八十多岁的老头子也不得不说说话了。”
“有些人说现在的天下是‘党天下’，说共产党不好，要杀共产党。”
老先生说：
“人说话总得凭良心。
说真的，到那儿找这么好的党和政府呵！”
他说，他从小就梦想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等了一辈子，总算运气，给他等着了。
共产党把他的理想实现了。
不但实现了，而且远远地超过了。
他谈起了过去。
光绪年间，那时他还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
他读了卢梭的书。
他讲变法，要求革新。
他拥护康有为、梁启超。
光绪二十九年，他考经济特科。
他在考卷上宣传卢梭的学说。
看卷子的张之洞一看，大怒，马上就把他的考卷撤了，不叫皇帝看。
并在上面写了七个字：
“论称引卢梭，奈何！”
事后张之洞对人说：
“冒鹤亭（冒老先生的号）对卢家的历史太不清楚了。
卢家没出过好人！
卢俊义（水浒上的英雄好汉）是男盗，卢莫愁（六朝名妓）是个女娼。
卢家这么糟，他为什么要引卢梭的话！”
冒老先生讲到这里，说：
“现在我是当笑话给你们讲！
可是当时堂堂的皇上考官就是这样！”
他说，以后他到刑部作事（相当现今的司法部）。
他年纪不大，好多事看不惯。
比方说，对犯人待遇不一样，他就有意见。
没钱的犯人一大群挤在一个又脏又臭的小屋里。
花了银子的犯人，一个人住三间房，有客厅，还可以自由自在地抽大烟。
再比如男主人和女仆通奸，如被人告发，男的只悄悄罚几个钱就算了。
而女的要受剐刑。
有钱的和没钱的犯人出门进门也都不一样，穷的要爬着从铁链子底下钻过去，给狱吏花了钱，铁链就卸了，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去。
世上那有这样的怪事，他看不顺眼，就去找上司谈，他提出像男主人和女仆通奸的事，男的至少应该革职。
上司一听哈哈大笑说：
“你真是个书生，要是像你说的那样，那天下的官统统要被裁光了。”
“那时什么都要用钱买。
谁也不看你有没真才实学。
只要花钱就可以作官。”
他说，有一次大学士那桐看上他了，要放他到地方上当道台。
消息传出来了，好多人都知道了。
有一天，那桐派自己的亲近下属把他找去吃饭，桌上没有别的人。
开始两人谈的很投机，可是谈到后来，越谈越不对劲，到十一点，实在谈不下去了，就不欢而散。
他觉得那桐的下属好像有机密话要给他说，可又说不出口。
以后再见面，那桐对他很冷淡，外出的事不再提了。
他莫名其妙，就问一位知心的朋友。
那人一听笑了：
“你真是个傻瓜！
那桐叫人找你一个人吃饭，那就是要你出银子，叫你孝敬他。
假如你打个银票，或者许个愿，到任上每年孝敬他老人家多少银子，那差事就保险拿到手了！”
他听了以后才恍然大悟。
冒老先生说：
“这样的官到了任上，整天想的就是怎样把本钱捞回来，那有心事给老百姓办事！”
他又谈到民国初年的天下。
“满清腐败，后来倒了。
可是民国也强不了多少！
袁世凯当政是一塌糊涂！”
他说，袁世凯当总统，面子上还讲讲民主，搞个什么议会。
那时候，议会里这样一个党，那样一个派，议员是谁出的钱多就给谁办事。
选总统的时候，人数凑不够（要三分之二的议员投票才算数），没办法，只好叫警察拦在门口，勉强“选出”了这个大总统。
北洋军阀闹到后来更不像话了。
你争，我夺，名义上也挂个民主的牌子，也搞什么选举。
可那选的是什么呀！
那是花钱买的选票。
曹锟贿选谁不知道！
有一个名叫邵次公的，就曾把曹锟贿赂给他的银票在报上公布过。
冒老先生说，冯国璋当代理总统的时候更糟糕。
这位总统叫钱迷住心了。
下面的人给他汇报国家大事，他常打瞌睡，只要提上一句囤积什么东西可赚钱，他的精神就来了。
他什么都卖，连三海（北海，中、南海）的鱼他都卖，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卖鱼总统”。
那时候样样都用钱买。
一个议员要花几万块钱才能买到手。
花了钱当了议员当然要收回本来。
议员整天忙着给本乡本土的地方官写信，派自己儿子这样一个差事，派自己亲戚那样一个肥缺！
要是地方官不理，那就在议会上提个议案，叫地方官尝尝不听命令的滋味！
他讲了这样一件事：
北洋军阀时候，梁启超任财政部长。
梁是他的好朋友，在要钱这一点上可不含糊。
有一年他在温州海关作监督，梁向他要钱说作党费。
他没有理，那知没有几天，他的差事就掉了。
“那些当官的都叫钱迷住心了，还管什么人民不人民！
外国人看见这块肥肉当然要来吃了。”
冒老先生说，“那时候订的卖国条约数也数不清。
外国人的兵船动不动就开到内河。
曹汝霖收了日本人二百万元，就随随便便把中东铁路的使用权卖给了日本！”
他说，到蒋介石手里，花样更多！
他打着青天白日旗，干的是暗无天日的事！
蒋搞的才是名副其实的“党天下”，非统字号人不吃香。
蒋也搞“宪政”，但谁不知道他的总统是怎样来的，谁不知道他给孙科买副总统花了好多金条！
“这样的政治，老百姓怎样过活！”
他说，他一大家子人，不少青壮年，快解放时，差事都没了。
解放那一天，全家只有十三块钱，差点没饿死！
老先生年纪大了，说话久了就气喘。
我劝他休息一下，可他坚持要说，他说，解放后人民政府办的好事太多了，不能不说说。
他说，解放后，几乎人人有饭吃有衣穿。
像他家，几个儿子都有工作了。
孙子们都干的挺不错。
他说：
“共产党把国家治得这样好，应该说，这是历史上的奇迹！”
“有人说，现在不民主！
不知道那些人要什么样的民主！”
他说，现在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人民行使政权的机关，各级政府的负责干部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
政府的负责干部执行的是人代会的决议。
不像过去新官上任，一下车就发表一大套新主张，而那些漂亮话一辈子也不兑现。
现在是老百姓叫干什么，政府就干什么！
老先生累了，不能再多说了，他的儿子给我们念了一段老先生近日新写的另一篇文章。
那上面说：
“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专政是宪法上明文规定的，不允许否定。
社会主义是最理想、最完善的制度！
不允许反对、破坏！
党这次整风欢迎党外人士参加。
这是广开言路，博采众议，诉诸公论，大公无私的英明措施。
共产党既开诚布公，我们也应以至诚相见，尽到诤友的责任，而不应挟私嫌逞意气，置大局于不顾。”
临走的时候，冒老先生又重复说了一句：
“我已经八十五岁了！
早没有心思搞政治活动了，我现在既不想作官，也不想弄钱。
所以大伙可以相信我，我说共产党好，我说的是真心话，也是公道话。”

在整风运动中学习
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
中共中央发出整风运动号召以后，各方人士踊跃参加，提出了不少批评和意见，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
整风运动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提出来的。
作为民主党派的成员，我怀着兄弟般的热情和敬意来参加这一运动。
我过去不是对共产党没有意见的，也曾或多或少地提出过。
现在，当共产党虚心地正式要求我们批评的时候，我反复地考虑过应如何认真严肃地来对待这一问题。
我在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中提了意见，主要是批评统战部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关心不够和帮助不够，并且建议要加强参加民主党派的共产党员的工作等，希望它重视这些问题。
我也在国家体委的整风座谈会上指出了我认为是宗派主义的事例，希望负责方面加以注意改正。
有人认为我的意见不够多，不够尖锐，怀疑我是否还有顾虑。
我的答复是：
我只能以实事求是和治病救人的态度提出意见；
为批评而批评、装腔作势、哗众取宠，或者如有些人所欣赏的那样“越辣越好”，我都不敢苟同。
到现在为止，在大鸣大放中，揭露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是不少了。
例如涉及到制度的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和如何协调党政关系问题、党与非党关系问题、人事问题等等。
大多数的意见，是在和巩固共产党的领导不矛盾、不迷失社会主义建设方向，不损害人民利益的原则之下提出来的，我乐意地加以分析研究，得到了不少知识。
有些批评和意见，显然是错误的，例如：
有人把个别党员的错误夸大成为党的错误；
有人只许自己批评别人，不许别人反批评，有人借题发挥，叫嚣谩骂。
最突出的还有犯了严重的思想原则性错误甚至政治原则性错误的意见。
在批评的时候，有人不喜欢“肯定优点，指出缺点”的公式，提到这个公式，以一种幽默和滑稽的口吻出之，似乎这是一句笑话，毫无实际意义。
他们没有想到，这一公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决定的，虽然简单，却有真理。
批评不能不考虑到效果，如果只提缺点而不提优点，就容易在群众中引起错觉，甚至给敌人歪曲利用，造成党的损失。
他们也没有想到，如果不首先肯定事实上存在的优点，然后指出缺点，批评就不容易使人心服和接受。
为什么有些人只喜欢提缺点而不喜欢提优点呢？
这理由只能从他们的内心深处去探求。
有人把吹牛拍马和歌颂人民事业的成就并提，是不恰当的。
吹牛拍马是旧社会的登龙捷径，用之经常有效；
但是，今天时代变了，它的市场也就不大了。
难道不是有些人因为吹牛拍马不灵转而咒骂别人吹牛拍马吗？
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我们看见了共产党替人民立下了许多丰功伟绩，如有目共见的鞍钢、武钢的建设，根治淮河、黄河和筑成长江铁桥等等，都是前人所不敢想像的；
为什么不可以歌颂呢？
有成就当歌颂，有错误当批评，这才公道。
有人煞费苦心地用了很多“优美”的词汇提出了他的批评，引得大家发出会心的微笑。
一经分析，原来不过是个人主义假借批评的机会发出呻吟，对人帮助不大。
应该承认，解放以后，党对党外人士、特别是上层党外人士的估计和安排，基本上是恰当的，因为它看到了问题的全面。
但直到现在，还有少数人不甘心，不服气，随时都有怨声，这是令人遗憾的。
我建议有关部门可以对那些人重新估价，重作安排，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
同时，也建议这些先生多学习多提高多做事，人民就决不会辜负你们。
在这里我想附带对张奚若先生批评共产党的四大偏差提出不同的意见。
中国共产党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它从来就主张尊重和批判地接受伟大的祖国传统文化，事实也正是如此。
张奚若先生说共产党“鄙视既往”，不承认马克思以前的世界有文化，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至于“迷信将来”，在意义上来说，同样是不妥当的。
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前途是有预见的，包括中国历史发展在内。
预见形成了人们的理想，理想总有一天会成为现实，过去历史实践充分证明了这点。
这种理想和迷信根本上是两回事。
最后，我认为整风运动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
既帮助别人，又帮助自己；
在批评别人的时候，同时也考验自己。
以前不敢鸣的现在鸣了，以前不敢争的现在争了，这是一种好现象。
为着阐发真理，明辨是非，越是好朋友，越要争辩，越争越进步，越争越团结，面红耳赤，也不要紧。
只有能把面子问题摆在一边，才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
我衷心希望整风运动继续健康发展下去。

帮助党整风要站稳社会主义立场
沈阳很多民主人士驳斥反社会主义谬论
本报沈阳9日电最近报纸上发表的某些人的离开社会主义的谬论，引起了沈阳市很多民主党派人士的愤慨。
车向忱批驳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
民进辽宁省筹委会主任、辽宁省副省长车向忱说：
现在有些人口头上还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也举过手拥护宪法，但他们的思想是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
车向忱说：
我不同意储安平先生说的“党天下”的看法。
我们三十岁以上的人都尝过国民党的“党天下”的滋味，那时候，我们能像现在这样开会吗？
能像我们最近这样每个人毫无顾虑地说话吗？
大家都知道在旧中国，如果说话一不小心，就有入狱的危险。
现在共产党整风，请大家提意见，有什么，说什么，广开言路，这样的事情我从未见过。
这能说是共产党一手包办的“党天下”吗？
车向忱说：
我不是给人戴帽子，有些人是乘共产党整风之机，想由此否认共产党的领导。
李佩琳说有人企图使历史开倒车，我们必须警惕。
我国著名的病理学家、沈阳医学院教授李佩琳（民盟盟员）说：
最近从报纸上闻到一种味道，这就是旧东西借尸还魂的味道。
我看到这些东西，就感到很生气。
在这思想剧烈变化的时期，有的人往前进，有的人往后退，还有的企图叫历史开倒车。
这里我要声明，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是坚决反对修正主义的，我恨它，而且恨得要命。
他们说：
共产党要退出学校去，退出工厂去，共产党应该“下台”。
我们说：
退不得，下不得，一退天下就要大乱。
中国乱了几十年、上百年，我们这些人都曾饱尝辛酸，亏得有了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复巢之下就无完卵，这和我们每个人的利害关系太大了。
没有共产党，我们知识分子更是无力自救的。
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救我们的人民，它只能导致敌人乘虚而入，使悲惨的生活卷土重来。
杨孟雄说：
大家要明辨是非，不让别有用心的人混水摸鱼。
沈阳故宫博物馆馆长杨孟雄
（民革支部筹备负责人）说：
现在确有这样的人——不管他们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们的希望是共产党的缺点越多越好，越大越好。
他们对这些缺点采取的态度是幸灾乐祸、下井投石的态度，这些人的心情是很难理解的，只要人家提些正面意见，就是“不真实”，“包庇党”，“拍马取好”，“言不由衷”，当有人实事求是提到党的成就和缺点时，也要惹得他们生气发火，大不高兴，真是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帮助党整风，一方面应该大胆地揭露矛盾，暴露矛盾，因为这样就有利于矛盾的解决。
对不正确的意见，别有用心的意见，人人都有权也有责任提出批判，我们大家都能正视是非，明辨是非，别有用心的人就无法混水摸鱼了。
陈先舟说：
有了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才能扬眉吐气。
民盟辽宁省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先舟说：
写匿名信进行恐吓，这是一种极端恶劣的行为，从法律上讲，是国法所不容的，从人情上讲，也是不讲良心的。
这种做法怎么能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呢？
陈先舟说：
大家在帮助共产党整风时，要提高警惕，不要让坏分子借机破坏党的领导，破坏党与非党人士的团结，破坏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陈先舟对储安平“党天下”的说法表示反对。
他说：
因为他绝对是不对的。
中国共产党过去帮助扶持了各个民主党派的建立和发展，去年又提出了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目前又要求党外人士帮助整风。
要六亿人民帮助整风，要不是不以私利为目的共产党能这样作吗？
要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能这样作吗？
这不是很实际的道理吗？
谁能说今日的天下只是共产党的“党天下”？
只有表面上赞成、实质上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人，才会这样说。
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能有今天的国际地位？
中国人还能扬眉吐气？
老百姓的生活还能这样好？
只有反对共产党，不从六亿人民利益出发的人才能这样说。
钟俊麟说：
第1次整风带来了一个新中国，这次整风将会更快带来社会主义。
园艺学家、沈阳农学院副院长、九三学社沈阳市分社筹委会负责人钟俊麟说：
对待整风是应该有立场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立场。
共产党员是这个立场，我们民主党派的成员在这方面也应该努力学习。
我们民主党派的同志对于共产党的整风抱有很大的希望。
我们知道党的第1次整风带来了一个新中国，这一次整风运动将会给我们更快带来社会主义。
对于这样的伟大的事业，我们是有信心的。
我们民主人士有责任帮助共产党搞好整风。
但是，现在有些人说话还不够实事求是，凭了片面的了解，乱说一通，这是不严肃的。

民盟陕西省委副主任委员成柏仁
主张要鸣要争要分辩是非
本报西安9日电陕西省副省长、民盟陕西省委副主任委员成柏仁今天对记者说，从“大鸣大放”以来，出现了很多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这些言论是极端错误的。
譬如，有人提出要取消学校的党委制，有的资方代表提出要在公私合营企业里撤出公方代表，前几天，储安平同志又提出“党天下”的论调。
西北大学还有人说在百家争鸣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作为指导思想等等。
应该告诉他们，这是违反现行宪法的言行，也不符合全国各地实际的事实。
我们国家自从1954年09月20日，在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上通过现行宪法以来，六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决走上建立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是今天确定不移的法律和事实。
在大鸣大放中，丝毫也不能离开这一条原则。
储安平同志，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当时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是否想到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谁来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
而且，他的所谓“党天下”的论点，根据是什么？
他从什么地方看到“党天下”这个事实，这是闭着眼睛说话。
拿各级政权组织形式的事实来说，从中央各部到省（市）、县，一直到基层（乡人民委员会），它的组织形式和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统一战线联合性质的，党和非党人员都并肩共事。
当然，不能否认，在各级政府中，在各个部门中，还存在着非党干部有职无权的情况，因此，党才下最大决心，在党内进行整风，才鼓励、要求非党人士大鸣大放，揭露事实，克服缺点和错误。
成柏仁副省长又说，像人民大学的葛佩琦所说的，把人民拥护共产党和过去封建王朝改朝换帝、和国民党反动派政府来比，这是非驴非马的歪曲。
葛佩琦又说“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这个人家是指的谁？
你有什么保证人家不卖国，请你回忆一下历史就清楚了。
过去的那些卖国条约是谁订的，是谁把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卖给敌人的？
老实说，正因当时没有个共产党或共产党力量还很薄弱，所以才产生了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不平等条约，许许多多丑恶的卖国事实。
更可恨的是，竟然在大鸣大放中出现了写匿名恐吓信的现象，这是和过去国民党特务分子的作法是一样的。
不过，这对我们全国人民来说也有好处，可以教育人民不要睡大觉，要提高警惕，因为还有反革命残余在活动吧！
成副省长质问人民日报和其它报纸说：
这些错误的论调，越来越多了，报纸为什么不对这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争论和批判呢？
百家争鸣，谁都有权利鸣，但是，谁也都有权利争。
我认为过去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只有鸣而没有争，而这个缺点最明显地表现在报纸上。
党报可能在这方面有他的难处，如听说党报对不同的意见加个按语，就有人说“党报执行鸣放方针不够大胆”，“党报又在收了”等，其实这也是一面之词。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此，就不应该有什么顾虑，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对那些脱离社会主义对国家不利的言行，如果不及时争论批判，就不能明辨是非，就不能教育干部和群众，就会使群众意识模糊，而国家利益也就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损失。

温故而知新，知新岂能忘旧？
编辑同志：
今天我们的生活水平，普遍地比解放前提高了。
葛佩琦先生不信，请看看这几张我在1949年初解放前夕，在上海街头拍摄的照片。
那时正是国民党政府面临崩溃前夜，通货膨胀，金元券票值有一张高至十万元者（还买不到几升米）。
物价一夕数涨，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工厂老板发不出工资，就把一部分产品交给工人作价变卖度日。
此情此景，一言难尽。
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是怎样，一是大建设，二是物价稳，三是人心定，出现了新的社会风尚和簇新面貌。
大家过日子一天比一天有意思，有奔头。
知新不可忘旧，念旧始知新的可贵。
葛先生，建议你下厂下乡走走看看（即使是走马看花也好），是不是像你所说那样。
宣文杰
（附图片）
左图：
老板给我一打暖水瓶，算是一个月工资。
自己用不了，卖给谁呢？
上图：
站了老半天，一顶帽子也没卖掉。

介绍在天津整风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奇谈怪论
谁说今天没有右派言论？
——介绍在天津整风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奇谈怪论——
黄心平提出：
应由各党派轮流执政。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应退出学校。
“既然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现在国内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党的领导作用是不是可以削弱一点？”
天津市立第3女子中学教师黄心平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他在一个座谈会上对此作了解答。
他说：
“既然允许民主党派存在，各民主党派的党纲又都要求走向共产主义，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呢？
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样做可以刺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选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
他认为：
“这是一个触及共产党利益的意见，问题是共产党肯不肯放弃政权。”
最后他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意见：
“党和民主党派不应该留在学校里。
学校里有党和民主党派的组织，是不是可以推动学校工作的进展，我很怀疑。
因为学校里有党和民主党派，就容易产生宗派主义，制造不团结。
因此，党和民主党派应该退出学校。
而只容许学派存在，这就能推动学校和学术工作的发展。”
荣子正提出：
马列主义的理论都是很早时期写成的，搬到中国来，很多地方对不上号。
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委荣子正提出：
“马列主义在中国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
党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都是根据马列主义办事，进行全面的和长期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结果损失太大，资本家倒下了。
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都是很早时期写成的，把这些理论搬到中国来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
譬如政治经济学里说，独立劳动者上升为剥削者之后，原来的资金很快花光，然后则不劳而获。”
荣子正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则不然。
我们是勤劳苦干，赚的多，花的少。
而且在我们上升为剥削者之后，也不是坐享其成不劳而获，而是操劳更重。
因此，我们学政治经济学很多地方是听而不信，不能接受。”
胡宗翰提出：
让民主党派在一个省市或区里执政。
天津市机电工业局科员胡宗翰建议，中国共产党可以让民主党派在一个省、市或区里执政，并给他法制和警察，让民主党派试验着执政一个时期，看看是否能为人民办事。”
栗培英提出：
革命比改朝换代更坏。
知识分子一天天提心吊胆，比在沦陷时期和国民党时期还不安静。
民主同盟盟员、天津民用建筑设计院工程师栗培英说：
“共产党刚进天津时曾说过这是革命，我们的革命不是改朝换代。
但是现在看来，比改朝换代更坏。
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叫人很伤心。
知识分子一天天提心吊胆，比在沦陷时期和国民党时期还不安静。”
杨棫提出：
宪法颁布后，国家的民主制度越发倒退了。
这个设计院另一个工程师杨棫说：
“宪法颁布后，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越发倒退了。
他说宪法颁布以前，政府倒像个联合政府，而现在却把各民主党派一脚踢开了。”
（新华社天津记者）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同声捍卫社会主义
本报综合消息：
福州、广州、昆明、鞍山、沈阳、武汉、黄石、成都等地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于9日、10日纷纷举行座谈，反击写恫吓信的反革命行为和痛斥各种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福州的海员说：
卢郁文接到恐吓信的事件，使我们知道，不仅要注意福建对面的敌人，还必须注意内部暗藏的坏人。
福州第1机器厂钻床组组长连建华说：
有人说资本家拿定息不是剥削，并说只拿七年是党“掠夺”他们的财产。
我们工人要问那些资本家，你们的资财是那里来的，你们过去吮吸了工人血汗，现在拿七年定息还说不是剥削吗？
我们工人绝对不主张让资本家拿二十年的定息，也绝不能像有些资本家要求的那样撤出公方代表，让资本家再来欺侮我们。
我们欢迎那些善意的人帮助我们工人阶级政党整风，但是反对那些妄图反对和破坏党的领导的人。
刚刚远航归来的舵工江萍说：
我们这个船队，一直是在战胜台湾海峡的敌人的重重封锁中完成运输任务的。
从卢郁文接到的恐吓信事件中，更使我们知道不仅要注意福建对面的敌人，还必须密切注意内部暗藏的坏人。
广州西村水泥厂的工程师说：
我们厂内有80％的技术人员不是党员，但我们没有碰到在国民党时代那种“家天下”排除异己的遭遇。
广州市各大工厂的工人、技术员、工程师十七人10日举行座谈。
他们质问储安平道：
你说“党天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不是有许多非党员的代表？
中央人民政府为什么会有许多党外人士担任部长和副部长？
广东是不是有非党人士当副省长，广州市是不是有非党人士当副市长？
广州西村水泥厂工程师曹寿廷说：
包括我在内，我们厂内有80％的技术人员就不是党员，但是党很信任我们，我们没有碰到国民党时代那种“家天下”排除异己的遭遇。
五仙门发电厂技师颜昌辉举出一个有趣的事实：
广州越秀山每一次举行足球比赛，山下整千辆自行车，那些不是工人是谁的？
旧社会的工人连饭也吃不饱，能不能买自行车？
有没有劳保的待遇，过去工人子弟能读小学、中学、大学的有多少？
这算不算生活有了提高？
他说：
我们厂内已经有七十多个六十多岁的老工人退休，生活不用发愁。
可是旧社会，六十岁以上的老工人就只有等死。
他问：
葛佩琦的说法究竟是代表谁的？
昆明的工人问章乃器：
不劳而获的东西从哪里来的？
昆明机床厂工程师李瑞本说：
党不能退出企业。
我在这厂里很久了，可说是换了几个朝代。
过去反动统治时代只能出产些小车床和小孩骑的小车。
今天，我们厂已能制造很精密的机器，并且有十五种车床达到了世界水平。
这些事实就说明了共产党的领导比过去不知好了几百倍。
现在还有些缺点，那是党的领导不够，正应该加强党的领导。
工人李光宇说：
章乃器说定息不叫剥削，叫不劳而获的收入，不劳而获的东西从哪里来的？
不劳而获就是剥削。
说剥削不痛苦，我们劳动出来的东西要抽一部分给资本家，我们怎么不痛苦？
这些简直全是胡说八道。
昆明冶炼厂供销科职工杨若兰说：
储安平说现在是“党天下”，但他身为光明日报总编辑，他却忘了宪法上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问问他人民代表大会是否是“清一色”？
鞍钢的工程师说：
旧中国只有日产十五吨的炉子，现在有了一千五百吨的大炼铁炉，谁能说共产党领导得一团糟？
沈阳矿山机器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支秉渊说：
我是个党外人士，经历了满清、老中华民国、伪满、国民党好几个朝代。
我是学工的，从学校毕业后，一直梦想中国成为工业国，直到解放，我的理想才实现了。
我梦想中国自己制造火车头、汽车、飞机，现在都已成为事实。
这不都是由于共产党领导的结果吗？
那些叫嚷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难道看不见这些事实吗？
其实他们是看得见的，不过他们是别有用心，那就是想把共产党推下台，不要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决不允许这样做。
鞍钢炼铁厂副厂长、工程师张钺说：
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我可以来一个新旧对比。
从生活方面来说，在旧社会我有一个时期曾经靠卖东西维持生活，现在生活是稳定的；
从工作上来说，过去只有日产十五吨的炼铁炉，现在有了一千五百吨的大炉子了；
从政治上来说，过去说一句牢骚话就要坐牢，现在连葛佩琦那样的话都登报了。
根据上述三点，凡是正直的人，谁能说共产党领导得一团糟呢？
鞍钢炼钢厂工程师范重模说：
葛佩琦认为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也不会亡。
记得解放前流传一句话：
“中国不亡，除非天亮”，如果没有共产党，中国现在不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属国，也要变成美国的附属国了。
就拿鞍钢来说，要是没有共产党，恐怕早就像日本帝国主义者失败时预言的那样变成高粱地了。
大冶钢厂的工程师说：
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只要能为社会主义出力，无论党内党外的干部都能作领导者。
如果硬要说清一色，我们就是社会主义的清一色。
大冶钢厂电炉炼钢工丁云阶说：
“我在黄石市住了十几年。
国民党从1945年就叫着要修建五十万吨的钢铁厂，到1949年才从别处搬来个小高炉和小贝氏炉。
小高炉一天只出二十来吨铁，小贝氏炉两天才炼一炉钢。
现在呢？
我们又有了平炉、电炉，炼的都是优质钢。
原来的小高炉也提高到一天出一百多吨铁，贝氏炉也是每天炼一百多炉钢。
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能做到这样的成绩？
消防队员沈兹贵提到1954年的大水灾说：
那次我家乡受了灾，最初被水困着没吃的，党和政府就派船送粮，人病了，就派医生治病。
水退以后，又贷款救济，帮助人民重建家园。
那年，我们黄石市缺粮，党和政府在别地以一角七分一斤买来大米，运到这里卖一角三分一斤，除了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哪个政党能办到这样的事？
办公室秘书董肖说：
“储安平只谈到有的党员做了头儿，他为什么不谈还有许多党员在做炊事员、清洁工呢？”
总机械师室的工程师陈伯英谈到自己的体会说：
“这几年的事实证明，党对党员和非党员都是一样看待的，只要能为社会主义出力，正确执行政策，无论党内党外的干部都能作领导者。
相反，谁要不走社会主义的路，哪怕他原是党的高级干部，像高岗、饶漱石和一些堕落腐化分子，也被党清除了。
如果硬要说清一色，我们就是社会主义的清一色。
在谈到匿名恐吓信时，陈伯英说：
“这是国民党特务一贯的手段。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就采用这种卑鄙手段，先写恐吓信，再就是暗杀。
李公朴、闻一多就是这样给杀害的。
我们要抗议，要警惕！
武汉长江大桥的工程师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都是有各党派参加的，储安平“党天下”的论调根据何在？
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管理局一桥处计划室主任易宠荣说，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论调毫无根据。
作为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各党派参加的，政协也是各党派参加的，就说我们一桥处吧，总工程师、副处长、有些科室主任和分队的工长等都是非党人士。
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论调完全是从党派角度、争权夺利出发，不是从人民利益出发。
工程师刘喜田说，有人说党团员在群众中是便衣警察，这是对共产党的污蔑，是挑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的关系。
党员向党反映群众的政治思想情况，反映群众的要求，倾听群众的意见，有什么不好？
除非敌人才觉得这样作不好。
成都刃具厂的工人说：
葛佩琦、储安平等错误言论提高了我们的警惕，说明有人在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
成都刃具厂量具车间主任白良生说，写恐吓信和特务在广州放定时炸弹一样阴险，这种行为使我想起过去国民党特务在重庆所采取的手段。
他说，帮助党整风，应该实事求是。
储安平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不符合事实。
中央到地方都有党外人士参加工作，我就是个例子，我虽然不是党员，还是有职有权。
工人马兴贵说：
不要共产党领导谁来领导？
叫蒋介石来领导吗？
全国人民一定不答应。
这些错误言论提高了我们的警惕，说明有人在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

大鸣大放中的一些意见
清华大学副校长陈士骅
出国短短两周，回来后看到祖国已经变了样子，全国各地都在大鸣大放。
即以清华大学这一小小角落而论，尽管“水木清华”风景依然，但是各种形式的墙报和座谈会，造成了清华园的一种新气氛，使我几乎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所见的就是我两周前才离开的故土。
对于党的缺点，揭发得越来越彻底，批评得越来越深刻，但是党群关系并不是因此而变得疏远，恰恰相反，他们是更加团结了。
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党领导的正确和英明。
许多外国朋友对于我们党的鸣放政策和这次整风运动极为重视，渴望读到毛主席于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的全文。
在布拉格有一位朋友甚至对我说：
“不要以为毛泽东是只属于你们中国人民的。”
有人说，现在的鸣放还很不够。
我认为够与不够是相对的，要想作出估计，就必须有一个衡量的标准，而团结——批评——团结这一公式可能是最恰当的衡量标准。
衡量的结果，确实觉得还有不够的一方面，那就是严肃认真不够，和风细雨不够；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有顾虑，还作不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对党的政策不是很相信，认为放了鸣了党也未必知过能改，因而不愿鸣不愿放。
但是另一方面，则感到鸣放得有些过火，甚至已经越出了社会主义的范围。
例如：
一提到党与非党之间有道墙，则惟恐刻描得这道墙不够厚；
一提到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则惟恐刻描得这条沟不够深。
当然把墙厚沟深形象一下有必要，但是更主要的问题是在于如何把墙拆掉和把沟填平。
“成绩是主要的”，不能说；
“党和非党的关系基本上是正常的”，不能说。
当然个别党员或个别党组织不容否认的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是有缺点，是有错误。
但也正因为如此，党才发动这一次伟大的整风运动，并且号召党外人士的帮助，这正是我们国家的民主自由的最高表现形式，这就需要我们平心静气，动脑筋，想办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本着“治病救人”的目的，向党进行同志式的批评，使党内整风作到更彻底、更成功。
而不应是乘此良机，一吐胸中不平之气，逞一时之快，惟恐其语不惊人，言不耸听。
还不仅如此。
现在，有要求二十年定息的，有要求公方退出工商企业的，有要求党派退出学校的——本质上是要求党退出学校，其他民主党派不过是“陪绑的”。
甚至有人竟然作出“党天下”的断语，什么“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什么“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最好是‘退位让贤’，组织联合政府”诸如此类的吵嚷，纷纷然，不禁使人要问，这些意见究竟是从怎样的一个愿望出发而提出来的，是不是还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说：
“共产党的领导，成绩是主要的？”
难道它领导中国六亿人口的解放事业是领导错了吗？
解放八年以来，全国的经济建设，蓬蓬勃勃地展开，全国人民的生活正在日趋改善，难道这都是不应该作的？
三反、五反、三大改造究竟是好是坏？
只有那些别有用心，勇于写“匿名信”之流才不愿意看到这些成绩。
如今肯定党的成绩的，便是“歌颂派”；
符合党的企图的便是“无耻的积极分子”。
我不敢强求这些人来加入“歌颂派”，更不敢强这些人变为“无耻的积极分子”，我只企求这些人平心静气的想一想，撇开个人，对比过去，凭良心说一句公道话。
党的工作是有缺点的，但不能把个别党组织或个别党员的作风和党相混淆。
必需首先肯定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
党内“三害”，已经揭发了不少，估计还需更深入的揭发。
这三害的产生，原因是很复杂的，而好大喜功，急于求成也或多或少有助于它们的滋长。
解放以来，轰轰烈烈，好事确是作了不少，但是总是忙迫不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事情都是应当作的，只是研究少、商量少，贯的多，要的快。
保守固然不对，冒进同样会造成损失。
以清华大学某些专业的设置为例，甚至有的根本无人知其培养内容，前一天还茫无所知，一觉醒来，立刻就要，不是从一年级起开始培养，而是要从高年级同时开始，这就造成了教与学上的非常被动。
又如科学研究是受着若干不可预计的因素的影响的，很难计件计时。
再如教学改革，执行教学计划，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没有错，但在1952年急于求成，只有硬搬硬套。
在执行过程中，由于与中国实际不合，造成教学上的过度紧张，只有临时修改。
以清华大学而论，几乎各年级各有其教学计划，有人讲：
“成品还未出厂，先修改蓝图”。
教学中刚有些成绩，便大吹大擂；
稍有些缺点，便沉不着气。
事前多作酝酿，不要一哄而上，步伐稳一些，不见得就影响了事业的进展，相反地，忙中生错，欲速反不达。
消灭三害的最有效的办法，我认为是民主集中制的认真贯彻。
在高等学校中体现党领导的党委制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同时加强校务委员会以下的行政组织，使党的领导和教师的作用紧密地结合起来，是会更好地调动学校中积极因素的。
最后，还想提一点，就是有人认为在整风运动中，党员比较沉闷，不带头，这就增加了群众的顾虑，有碍鸣放的开展。
我认为鸣放的开展不应当由于党员的沉闷而受到影响，但是党员也不应当这样沉闷下去，只听不鸣。
三大害的缺点是事实，但是这绝不等于马列主义的旗帜减了色。
相反地，由于整风运动的展开，它树立得更加挺拔了，它的颜色更加鲜明了。
缺点要正视，错误要纠正，但是立场要坚定，在这卫护真理上不能灰溜溜。
像违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就不能置之不顾。
我有这样的感觉（我希望这是一个错觉），仿佛党的领导，至少是清华大学的党的领导在削弱。
学校中是非不明，步调有些乱，党员干部缩手缩脚不敢负责任，这对工作是会带来损失的，是不合乎整风工作两不误的方针的。
放还要继续更多的放，鸣还要继续更多的鸣，但同时还要争。

怎样解决中小工商业者的困难？
湖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向德
中小工商业者的人数占全国工商界人数90％以上。
他们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怎样？
生活情况怎样？
有什么要求？
如何解决？
应当予以充分重视。
我谈谈个人对以上这些问题的意见。
中小工商业者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
在旧社会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是自由竞争，人各为己。
资本家不仅残酷地剥削了工人，对本阶级的人也是互相争夺，不惜你死我活。
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中，中小工商业者就是竞争的牺牲品，绝大多数是“虾米”，少数幸运一点的也只是“小鱼”。
他们每天都是在破产的边缘上挣扎，今天不知道明天的命运如何？
因此在旧社会中，从社会经济地位上讲，中小工商业者是一个被统治被压迫被掠夺的阶层。
中小工商业者许多人由于资本小，占有生产资料很少，自己都要直接从事企业劳动才能维持生活，许多人的家属也是直接参加企业劳动的，有些人投资在合伙的企业成为资方从业人员也主要是借着入股取得一个工作岗位。
因此从社会阶级成份上讲这些中小工商业者是属于劳动人民的范畴。
中小工商业者所生产的品种和经营的业务虽然规模很小，但都是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不可分离的。
如果缺少他们的活动，市场供应和城乡物资交流就会脱节，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就会停滞。
从他们个人能力来讲，许多人都具有直接生产经营的业务经验，有些人还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
因此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作用来讲，中小工商业者同大工商业者一样都可为国家作出贡献，都可视为国家的财富。
如上所述中小工商业者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经济上受着压迫和掠夺，生活来源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劳动力，因此，他们虽然是站在十字路口，但对社会主义是没有抵触的。
他们在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以后为着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目前中小工商业者的生活情况
谈中小工商业者的生活情况不可笼统地说如何如何。
在改造高潮以后中小工商业者大体可分为三部分，生活情况各有不同。
一、在合营企业的私方从业人员历来靠固定工薪收入维持生活的，这部分人除少数在合营前为着克服企业困难降低了薪水没有恢复外，绝大部分都维持了原薪没有减少，经过工资改革后还有或多或少的提高，一般还有定息收入，虽然为数不多，但也不无少补。
同时企业有些福利照顾可以解决一些困难，因此这部分人的生活是比较正常的。
二、有些小业主被吸收到了合营企业或合作组织内，他们原来是家店不分，没有固定开支的工薪数目，现在只吸收他们一个人参加企业工作，拿固定工薪，这部分人对他们的家庭经济生活来讲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动。
一般都反映固定工资低了，家属劳动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安排，找不到别的生活门路。
还有些因家店分开生活费用增加了，收入不敷支出。
因此这部分人的生活是比较困难的，有的困难程度还颇严重。
三、小商小贩，这部分人在改造高潮后一度因没有业务做了，生活发生很大的困难，自政府就货源、贷款、税收三方面作了安排以后，一般业务都已大为好转。
在自由市场开放以后有些业务更为活跃。
因此这部分人的生活是安定的，有些还有所提高。
从人数上讲，以上述第3部分的人最多，第1部分的人数次之，第2部分的人是比较少的。
因此说中小工商业者生活困难从程度上讲确有比较严重的，从数量上讲则还是少数。
总的讲，如果拿来和旧社会比较，中小工商业者都体会到有一条最大的好处就是现在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再不怕有“大鱼”或“小鱼”来吃了。
目前生活虽然有些还有困难，但可以安安稳稳地前进，前途是会一年比一年好的。
看不到某些中小户的生活困难，漠视他们的疾苦，固然不对；
但是如果夸大他们的困难，也是不应该的。
困难户的原因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产生的
属于家庭方面的：
困难户绝大多数是家庭人口多了，靠一般水平的工资收入，别家能维持，他们就不能维持。
还有些是因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病了或死了，就更难维持。
属于改造方面的：
有些困难户即上述一些小业主在改造高潮时被吸收到了合营或合作组织，固定工薪收入少，家属又未得到安排，因此不能维持家庭开支。
有些也是上面讲过的合营企业的私方从业人员过去降低了工资尚未恢复到能够维持生活的水平，过去有些积蓄可以一时抵补，久之积蓄空了，就无法支持。
有些小商小贩的困难户是由于归口部门对货源供应照顾不够，银行贷款未从实际需要出发所造成的。
此外在合营企业中的中小私方人员在平常还可过得去，就是怕病。
病了既要医疗又要扣工资，因此发生困难。
所以他们对医疗待遇和病假工资的要求是十分迫切的。
中小工商业者有些什么要求？
如何解决？
中小工商业者总的要求是要各得其所，分开来讲有三件事：
一、要求摘帽子：
中小工商业者一般定息收入很少，主要生活来源是劳动收入。
许多人迫切要求放弃定息，摘去资产阶级的帽子，以便早日加入工会，争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应有的待遇。
二、要求人人有事做：
中小工商业者是靠劳动为生，在改造高潮以后社会已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了，不是和过去一样容易自由找到生活门路。
为着解决生活困难，他们和他们的家属都迫切要求人人有事做，能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在
工资和福利待遇方面要求随着生产的发展能逐步提高。
这就是他们所要求的社会主义。
三、要求能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
中小工商业者人数最多，问题不少，但他们的情况和存在问题，往往被人忽视，没有及时反映出来。
因此他们迫切要求要能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和反映他们的意见。
如何解决中小工商业者的问题？
一、政府方面：
首先要考虑接受中小工商业者自愿放弃定息的要求，把他们的资产阶级帽子摘去。
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他们以应有的待遇，充分利用和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其次要继续认真贯彻改造政策，切实解决他们四大要求。
有些尚未归口改造或未安排工作的要继续归口改造和安排，改造形式要能适合他们现实的生活条件。
二、中小工商业者本身方面：
中小工商业者唯一的前途是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有人建议让他们自由经营，扩大就业面以减少他们的困难。
我认为那样做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资金小的和劳动力弱的就会被淘汰下来。
一部分人的困难虽然可能会得到解决，但必然会有另一部分人的困难将要增加。
那条路是走不得的。
中小工商业者组织起来的形式可以根据需要，可能与自愿的原则或为合营或为合作组织。
合作组织的形式也应当根据各地各业的情况，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由低到高，不必强求一律。
各地对合作组织的形式已有不少的创造可总结介绍推广。
凡小业主已经走入合营目前还有困难的，也不宜退出合营，仍然只有从合营企业根据实际情况想些办法，如调整最低限度的工资或吸收家属参加劳动等来解决。
合作组织还必须订立各种制度如股金计息，劳动工资计分，盈余分配，生产经营（包括家庭副业）计划，及民主管理等制度，都要逐步建立和健全起来，才能使组织巩固。
又组织起来后还要发挥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的作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共同进步。
三、工商联方面：
首先要对中小工商业者的问题重视起来，深入了解他们的情况，关心他们的生活和进步。
加强对他们的宣教和辅导工作。
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建立各种制度和改善经营管理，开展增产节约，扩大生活门路。
帮助他们组织学习。
对他们的困难户要由工商界生活互助金给以适当的补助。
要认真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使问题能及时地得到解决。
还要在他们中间培养骨干力量，吸收他们参加领导机构。
若干大中城市过去对摊贩组织管得很少，今后应加强领导加强工作。

李雪峰勉励职工家属
克服困难把家当好
本报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李雪峰同志，昨天下午在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上讲了话。
他说，过去的职工家属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你们管好了自己的家务，教养好了子女，支持、帮助了丈夫的生产；
开展了家庭副业，作好了团结邻居的工作；
依靠自己的力量，帮助困难户克服了困难，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特别是为了支援内地建设，他们鼓励自己的丈夫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安心生产。
李雪峰同志说，这些成绩是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发展的环境中取得的。
但是，在你们的具体的工作仍然有很多困难，例如，党和工会对家属工作关怀不够，支持不够，领导不够，甚至有的工作是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的。
你们克服了一个一个的困难，取得了成绩，这证明你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很高。
这是中国工人阶级优良品质在你们身上的具体表现。
李雪峰同志说，家属工作经验很多，主要的有：
第1，人民群众必须要有党的领导，要有带头的人。
没有带动群众的骨干分子，家属工作是不能作好的。
职工家属工作中的骨干分子，是职工家属的一部分，他们必须联系群众，团结群众，帮助和教育群众；
每一个代表不单是管好家庭的模范，而且是群众工作者。
要作好群众工作，同时要依靠党的领导。
这不但是必要的，也是义不容辞的。
因此，党对于家属的意见，应当接受；
家属的工作，应当支持；
家属的要求，应当尽可能的答复；
第2，家属工作要加强团结。
要求家庭团结好，邻居团结好。
为了作好团结工作，首先是要体谅丈夫，了解对方的思想、生活和工作情况；
另一方面，也要了解自己是主持家务的真正的家长。
同时，党和工会要加强对职工的教育，要使职工知道家务劳动的重要意义；
第3，必须克服困难才能前进。
家属工作困难很多，表现在物质上、生活上、人与人的关系上、思想上。
家属骨干分子都是不脱离生产的，负担很重，既要搞好自己的家务，又要作群众工作，有时还得不到自己丈夫的体谅；
工作对象又是一家一户，难于工作，同时工作成绩又不容易为一般人见到。
这些困难可以改善，也必须改善，党要支持，但是这样的工作一下子就要改变过来是有困难的，必须根据家属工作的特点，总结经验，把工作作好。
接着，李雪峰同志介绍了目前的工作环境。
他说，我们国家有了巨大的进步，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这是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
但是，困难很多，家底不足，生产水平不高，人口众多，而且很穷。
我们要建设，就要摸清家底，要把困难向大家讲清楚，发动大家一起来想办法克服困难。
你们做家属工作的经验也证明，只要把困难的情况讲清楚，群众是能够克服困难的。
你们都是当家的，知道家不好当，国家这个家更不好当。
不好当，但是一定要当好。
党中央决定要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就是要克服工作中的各方面的缺点，把家当得更好。
最后，李雪峰同志答复了代表们的要求：
第1，要尽可能改善家属工作坏境，调整他们的工作负担；
第2，恢复家属旁听党课和政治课的办法；
第3，领导上要经常检查家属工作，要求企业领导者把家属工作作为自己工作的一部分，经常深入到宿舍中去；
第4，吸收家属中的优秀分子入党；
第5，在推广职工代表大会的地方，应当吸收家属代表列席。

来函照登
编辑同志：
你报6月09日第3版载我在九三学社中央和北京市分社委员座谈整风时所说的话，和我当时的原话颇有出入。
我当时说：
“有的旧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大在露苗头，我们自己应当警惕。”
“我们的思想感情和工人、农民有距离，如果和他们比较比较，个人的利害得失还有什么呢？”
绝对没有说过什么人“对整个党不满意，自高自大很严重”。
请惠予更正为荷。
董渭川

荣毅仁说：
资产阶级在改造过程中不能有对立的情绪
据新华社上海11日电荣毅仁昨天在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市人民委员会对资改造办公室召开的座谈会上谈到阶级关系和批评反批评的问题。
他肯定地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但两面性本身在变化中。
他说：
“积极的方面从爱国到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消极的方面从要求无限制剥削到定息的有限度的剥削。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积极性在不断增长，消极性在不断缩小。
但我们绝对不能否认两面性的存在。”
荣毅仁说：
“今天我们要求其他阶级看到我们有消极的一面，也要看到有积极的一面，而且积极的一面是不断增长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在变化中。”
他说：
“我理解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大部分已经脱胎，但换骨尚未换好。
是不是有痛苦？
有一定的痛苦。
是不是很愉快？
有相当的愉快。
我们就是在痛苦和愉快中转变。
是不是对过去有些恋恋不舍？
有。
是不是对过去可以放弃？
可以。
我们今天愿为社会主义服务。”
荣毅仁说，民族资产阶级要转化为工人阶级成员，不是要工人阶级迁就，而是要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把自己的思想改变为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
在这种转变过程中，不能有对立的情绪，对立只有对自我改造不利，对社会主义服务不利。
他谈到批评与反批评时，对某些方面出现的“只许批评不许反批评”的情况表示反对。
他说，我们应该很好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
这中间的批评就包括反批评在内。
只许批评不许反批评，就不能在新的基础上团结。
不许争论，不可能有正确的批评。
荣毅仁接着对某些论调提出了批评。
他反对有人批评政府在私方人员安排中“只重有贝之财，不重无贝之才”的说法。
他举出一些具体例子，说明安排中的确是考虑到私方人员的技术经验的，并不只看他的财产多少，因此这种批评并非从具体事实出发的。
他还驳斥了不要共产党领导的错误言论。
他认为八年来的事实证明，共产党的政治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工作上有缺点，但不能因而证明制度不好，不要党的领导。

不该毒死大批鸡
江苏省不少县禁鸡的现象非常严重。
拿雎宁县来讲，在4月25日即有李集区挑元乡和丘集区吴集乡不少农业社的干部，采取用药毒死鸡子的办法来阻止养鸡。
根据全县九十七个乡四百十二个农业社不完全统计，已被用药毒死的鸡子近十万只。
高作区新村乡第3小队所有活鸡全被毒死。
兴仁乡黄庄大队五百十二只鸡子最近已被毒死三百零五只。
该乡戴新华家四口人养有几只母鸡生蛋辅助生活，在5月07日被全部毒死后，全家找社干拚命；
余正安三只鸡被毒死后整整哭骂了一天。
目前，这种现象仍在继续扩大。
他们为什么要禁鸡呢？
这些县的领导上以及社干们和农业社认为：
养鸡要损害庄稼，所以不准养鸡。
在今年03月底，泗阳县委就曾在区委书记会议上布置每户养鸡不准超过五只。
可是，一到了下面各农业社时，就只准养一、二只鸡了。
否则，就要扣口粮。
县委书记还在区委书记会议上布置：
不准供给小鸡饲料，不准给孵小鸡的炕坊贷款等等，来限制家禽的发展。
因此，全县炕房已全部停业。
我们认为，这种禁鸡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应该迅速纠正。
对雎宁县全县毒死近十万只鸡子一事，建议有关部门加以处理。
刘广志

以全部力量争取农业大丰收
贵州各县、区、乡整风推迟到秋收后进行
本报贵阳10日电中共贵州省委在6月03日到4日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讨论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问题。
会议认为，只要争取到今年农业的大丰收，农村目前存在的许多矛盾都比较容易解决。
目前，贵州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工作和思想方面的许多缺点，是对争取农业大丰收不利的。
广大党员和党外人士都希望各级党组织能迅速进入整风。
但是如果所有的党员都集中进行整风，农业生产就势必处于无人领导的状态。
因此，会议一开始就讨论了这个问题。
经过讨论，会议提出了整风步骤：
专区、自治州一级的整风，可以与省级整风相衔接，但学习文件阶段不要集中，要带文件下乡。
县、区、乡的整风推迟到秋收以后，目前以全部力量抓生产。
会议研究和分析了党内、党外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整风运动开始前后提出的许多批评和意见，认为结合中央整风指示，在县、区、乡正式整风以前，应以整风精神贯彻执行以下几点。
一，必须坚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生产的决定。
自从中央发布整风指示以来，贵州省各级干部都积极参加了劳动生产，这使领导机关、干部与工、农群众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
会议强调必须把这项措施坚持贯彻下去。
二，动员能够参加生产，有条件参加生产的家属回乡生产。
在这项工作中，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像参加劳动生产一样，带头动员家属回乡。
三，把已经发现的错误和缺点排一排队，能解决的要坚决、迅速解决。
如某些党员的特权思想和特殊待遇要纠正。
对一些有严重脱离群众作风的党组织和党员，要帮助他们进行检查，迅速改进。
最近由于农村灾害（旱、冰雹、传染病）较多，许多地方发现群众性的迷信活动，有些地方甚至因而妨碍了生产。
有些基层干部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表现出急躁情绪，结果不但不能使群众接受正确的意见，反而使群众对干部不满。
在讨论这个问题中，各地委书记都用事实说明，这是群众想摆脱灾害的疾苦，而我们目前又没力量消灭各种灾害，因而才会有这种迷信现象。
因此，要消除群众的迷信思想，不能操之过急，即使这些群众性迷信活动妨碍了生产，也要耐心地向群众进行教育，要向群众说明道理；
粗暴的态度不仅是错误的也是无效的。
会议认为，现在各级干部对人民内部矛盾一般的已有了一些认识，只是缺少办法，因此要帮助基层干部总结工作，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会议对目前农村工作也进行了安排。
会议认为要进一步发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首先就要作好目前的小季预分工作。
一方面要督促农业社赶快整理账目，向社员公布。
另一方面要动员下调到农业社工作的干部集中力量帮助农业合作社清理账目。

全国海盐春晒丰收
本报讯全国海盐生产5月份的总产量据初步统计已经超额完成月计划29.77％。
辽宁、汉沽、塘大几个重点盐区，5月份都超额40％—90％完成月产量计划，如同历史上丰产的1955年同月产量比较辽宁超过56％，塘大超过58％，汉沽超过123％，创造历史新纪录。
今春海盐获得丰产，除因气候少雨有利产制外，主要是全体盐业职工的积极努力。
早在冬季各地职工就忙于冰下制卤和修滩、整池等准备工作；
今年开晒的时间虽因春寒拖迟，但是各场职工都审慎地掌握了多变的天气，积极制卤、保卤，因而给5月份的超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05月旺产开始以来，滩地职工工作愈加紧张。
天津市委和河北省汉沽市委为了支援盐业生产，并发动了部队、干部和居民共数千人来场帮助抬盐集坨。
06月份的海盐生产，将是决定完成全年计划的重要关键，目前各区盐业职工正再接再厉，为争取更大的丰产而努力。
（言声）

“农忙食堂”
湖北武昌县三联农业社的第6生产队，为了解决农忙季节劳力紧张和烧柴缺乏的问题，恢复了“农忙食堂”。
这个队在去年曾办了四个月的“农忙食堂”，由于减少锅灶和烧饭的人，三十多户人家共节省出一千多个工作日和一万六千多斤烧柴，并减轻了社员（特别是妇女和单身汉）很多家务牵累。
今年恢复时，第5队部分社员也参加了这个食堂，其余的队也都要求或酝酿建立。
这个食堂是本着节约精神建立的，用土砖砌了个灶，向社员借用了过去烧酒用的大锅和酒甑，缸、碗等都由社员自带，社里只花了十六元四角钱修理甑和购买必需的小用具。
这种食堂和过去所传说的“吃大锅饭”不同，也不是什么“平把米，赛吃饭”，它是根据自愿原则组织起来的。
参加食堂的社员先用粮食换取饭票，然后凭票用饭。
用多少饭可以预约，不用时还可以退掉。
小菜由社员自带，食堂代蒸。
社员非常满意。
彭泽国

同工人共饮一壶水
顾页
太原市西山矿务局白家庄矿总务科的领导干部，5月里去小南坑四十四组参加体力劳动。
他们看到在这个采煤工作面有四十名工人，只放着一个没有盖的大铁壶，因为井下煤尘大，水里浮着尘土，难以入口。
他们想：
“过去工人们提出喝不上水，还以为是乱嚷嚷，原来喝水真是个大问题。”
看到工人们吃的干粮不好，穿的鞋有了窟窿，工作服也有些破。
他们想：
“这样看来，伙食急需改善，‘个体防护用品’发得太迟缓。”
上井以后，他们立即买了四个茶炉，安到井口，让工人们喝到好开水；
组织了几个人集中力量分发工作服等个体防护用品，发动炊事员们做香喷喷的甜饼，给下井工人当干粮。
工人们从前批评干部：
“党政工团，袖手旁观；
我们有困难，你们不管。”
现在，他们见到来参加体力劳动的干部真能及时解决问题，都改口称赞道：
“党政工团，下井苦干，有问题看的不浅，办事不拖拉人人喜欢。”
另外一些参加体力劳动的领导干部，如煤炭工业部太原管理局贾局长等，又是一种做法。
他们在工地上勤快地搬砖运土，在矿井里弯腰曲背地攉煤，埋头苦干，劳动态度是无可非议的。
不过，工人们对他们的评语却是：
“他们干活是卖了劲了，可惜他们不问问工人们在劳动中有什么困难，反倒叫大家替他们担惊受怕，生怕他们不安全。
如果老是这样，还不如省了那一笔坐车来参加体力劳动的汽油费！”
这两种参加体力劳动的做法，后一种在目前是比较普遍的。
有些同志以为参加体力劳动会减弱领导工作，或者以为只是为了改变社会上轻视体力劳动的观念，因此，硬着头皮去干活，忘了同工人交朋友，倾听工人的呼声，从而改进领导工作。
白家庄矿总务科的领导干部下井劳动以后的收获，和工人们对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要求和评语，都值得某些领导干部认真思索一下：
参加体力劳动是为了什么？

山西各级农业领导机关采取措施
扭转农业生产困难局面
据新华社讯山西省各级农业领导机关正在采取各种措施，扭转春季以来农业生产领导上的落后局面。
山西省农业建设厅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说，山西省今年春季农业生产和农业基本建设有许多项目没有全部完成计划。
其中完成最差的是棉花播种比国家计划少了十六万亩，而且在已播种的五百三十多万亩棉田中估计至少缺苗15％。
水土保持工作也只完成原计划的70％多。
这位负责人说，各项生产计划完成不好的主要原因不是计划冒进，也不是目前发生的病、虫等自然灾害，而是各级领导机关工作不深入，缺乏具体措施。
最近农业建设厅召开的各专区、县农林局局长会议，研究了扭转困难局面的办法。
会议决定，对已经成熟的冬麦作好抢收抢打、细收细打，争取颗粒还家；
对成熟较晚的冬麦和春麦要加肥加水，争取更多的增产。
同时，切实作好麦田复播和大秋作物的田间管理，以保证苗全苗壮。
在棉花方面，主要是抓紧时间移苗补苗，及时除灭虫害。
此外，还要充分发挥水利设备的作用，并且作好防旱、防汛和排涝准备工作。
这位负责人说，现在经过会议讨论和几次指示，各级领导干部对当前的困难认识渐趋一致，对扭转落后局面的信心也很充足。
晋中地区各县领导干部已经大批走向田间，领导农民补种棉苗。
晋南产麦区农村干部根据去年的教训和今年雨多风大的特点，他们提出先集中力量收割和运输，然后分别打场和复播。
实行这种办法，即可缩短麦收时间，避免小麦损失，也不会耽误复播。

建议建立田间厕所
妇女们参加田间劳动的多起来了，这是好事情。
可是，妇女们在地里干活的时候，要大小便，必须跑到很远的地方或回到家里去，每次需要花费半个钟头甚至一个多钟点的时间。
这不仅影响了生产，还跑得很累。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也并不太难解决。
只要用旧席或者竹帘子（苇子、秫秸帘子也可），在地边围成一大圆筒，就是一个很经济、很适用的临时厕所。
用完以后，还可以把它卷好，带回家去，以后再用。
建议各地农业社试试看。
王若奇

整风不能误了生产
目前正是非常重要的农事季节。
各地许多党组织正在开始整风。
怎样保证整风运动同争取大丰收的农业生产工作密切结合，是当前必须妥善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现在各地大秋作物的春播已经结束。
繁杂多样的田间管理工作正在等待人们去做。
在一年两熟地区，紧张的夏熟作物的收打正在开始，晚秋作物的播种就要开始。
如果不加强对农业社的领导，具体地帮助和指导它们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这些农事活动和其他工作，就会发生顾此失彼的现象。
比如去年有些地区由于麦收工作安排不当，收打失时，加以当时连续阴雨，致使一些小麦霉烂、发芽和遗弃在地里，粮食和饲草都受到一些损失。
也有一些农业社光顾着收麦打麦，丢下棉田不管，结果影响了棉花的增产。
目前有些地区已经发生了风、雹、水旱等灾害，在有些地区，农作物病虫害也开始发生。
这就迫切需要各地领导机关组织广大农民，一方面同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一方面加强对农作物的田间管理，保证农作物更好的生长发育。
但是，据农业部检查，今年高粱、谷子等杂粮的播种面积比去年增加，玉米、大豆、花生、黄麻的播种面积都比去年减少。
棉花播种面积比计划少了三百多万亩，比去年的棉田面积减少五百多万亩。
这些作物播种面积没有增加，要完成今年的增产计划，就更加吃力了。
因此必须抓紧时机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尽一切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很多地区耕畜瘦弱和畜力不足的情况仍然严重，亟需抓紧有利时机做好抢膘和配种工作，力争完成牲畜增殖计划。
我们的党、政府和全国人民对于争取今年的农业大丰收，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因为农业的大量增产是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物质基础。
只有大量地增产各种农产品，才能有效地保证城乡人民生活的改善。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千方百计地努力，争取今年的农业大丰收。
虽然现在春播季节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丝毫不能放松对于农业增产的努力。
必须认真做好夏季播种和田间管理工作。
如果现在发现了生产上有什么缺陷和疏漏，立刻急起直追，利用今后几个月的夏季生产季节，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以补救，还是来得及的。
如果现在稍有疏忽、松懈，错过了这个夏季生产季节，再想动手补救，可就晚了。
因此可以说，目前是正处在争取农业大丰收的关键性季节，任务极其艰巨。
因此，必须十分注意使整风与农业生产工作密切结合，而不要因为整风贻误了千金一刻的农业生产的紧要时机。
正在开始整风的机关（目前主要是省委机关），必须对于整风和领导农业生产，在时间上和领导人员分工上作出妥善的安排，不要因为整风而削弱了对于农业生产的具体领导。
而目前尚不进行整风的机关，应该向所属成员和广大群众说清楚，让大家集中力量搞好农业生产。
中共河南省委最近决定：
在夏收夏种期间，会议该停的停，该推迟的推迟；
县级机关暂不进行整风，地委机关在生产最紧张的时候可以暂停整风学习；
省委要求农业、水利、粮食等部门在整风期间抽出一些力量专门解决夏收夏种工作中的问题，并抽调部分干部下乡推动生产。
为了不误农时，搞好夏季生产，这样的决定和安排是很必要的。
在这个农业生产情况变化很快的季节，特别需要对于生产情况做及时的和深入的检查，以便经常地掌握农事活动的进展情况、作物生长情况、自然灾害的情况，及时发现工作中发生的问题，并且及时帮助下面解决。
最近，有的省对于病虫害的情况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和警惕，当蝗虫已经过了三、四龄的时候，省的农业领导机关还不了解。
这种情况是危险的，应该马上改变。
过去的经验还告诉我们，在运动进展期间，下边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往往因为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员忙于运动，而被搁置或积压起来，等到运动告一段落腾出手来的时候，生产已经受到或多或少的损失。
在这次整风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偏向，坚决贯彻执行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凡是涉及当前生产的问题，都要及时加以解决。
只有这样，争取农业大丰收的口号才不致变成空谈。

武钢、包钢建设得怎样了？
据湖北日报讯武汉钢铁联合企业主厂房的建设工程，正在向四方伸延。
在辽阔的主厂房工地上，无数的山包、丘陵已被削平。
一些工厂的巨大外形和工人临时住宅已经大批的建立起来。
06月03日，一个主厂房的重要工程——炼焦化工厂的第1号焦炉开始浇灌了底板混凝土。
焦炉烟囱的钢管脚手架已接上二十多公尺。
不久也要浇灌烟囱筒身的混凝土。
这个厂一些辅助建设工程，如筛焦楼机修办公楼、储焦楼消防车库、滑润油库等，有的基础已经打好，砌砖工程有的已经完成。
在耐火材料厂的工地上，粘土粘硅砖车间的原料仓库已打了二十八个柱基，石灰焙烧车间也打了垫层混凝土，火泥车间的基础坑开始挖了土。
这个厂的木工车间、机修车间、材料仓库都砌完了墙、正在吊梁。
将在7月份开工的炼铁厂，平土工程基本完成，通向高炉工地的一些临时活动板路面已铺好，水管的干管已联接到现场，电源高压线已架好。
准备将来吊装炉体的四十吨塔式吊车，已在工地开始安装。
在厂前区工地上，一些为将来大厂建设和生产服务的辅助设施工程：
金属结构车间、锻造车间、机修车间的安装工作正在加速进行，准备在7月份分期交工。
电修车间和铸钢车间也在紧张建设。
武汉热电厂第1组发电机的安装基本完成，武钢对外联系的主要公路——厂前大道第1期工程将在今年年底完成。
武汉冶金建筑总公司的生产附属企业公司，工程任务也已大大加强。
混凝土搅拌厂的两架搅拌机现在日夜三班轮流搅拌；
今年02月份扩建的四台搅拌机在安装机器。
木材加工厂扩建的装配车间已在5月份投入生产，新建的防腐车间土建部分基本完成。
扩建的混凝土预加应力制管厂已开工。
为了及时供应原料，武昌车站的火车铁路已联接到搅拌厂、预制品厂、采石场，原来搅拌厂的石子要由武汉市供应，现在可直接由采石场运来了。
据新华社包头10日电国家第1个五年计划确定在包头建设的钢铁联合企业，今年下半年有第1批生产附属厂房开始施工。
在厂区内施工的有铸铁、铸钢、金属结构、锻造、机械电机修理、木模等六个生产附属车间。
这些车间建成以后，将担任联合企业冶炼、轧钢等生产系统机械设备的修理工作。
供应厂区生产用水的水源地工程，今年将挖掘一部分土方。
焦化和耐火材料等工厂的厂址平整工程、厂区部分专用铁路工程，也都将在今年8、9月份进行施工。
在白云鄂博铁矿区，一条二十多公里长的输水管线最近即将完工。
今年下半年除了进行场地平整工程以外，还有化学化验室、机械修理厂、汽车库、材料仓库、锅炉房等工程在工业场地上开始建筑。
二十多公里的矿区专用铁路也将施工。
这个铁矿区在进行建设的同时，已经开始进行小规模开采，今年预计生产矿石二十多万吨。
从去年05月开始动工建设的包头第二热电站，目前正在紧张地施工。
热电站的主厂房将在今年年底完工。
承担建设钢铁联合企业的包头冶金建筑总公司，今年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大规模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这个公司去年开始建设的机械化供应站、混凝土预制品厂和钢筋加工厂等正陆续投入生产。

江西棉纺厂用低级棉织细布
本报讯江西棉纺织印染厂，5月份充分利用了低级棉，并增纺了三十二支纱和增织了三十二支经纬纱细布，生产了新产品双面斜纹布。
仅5月份就节约用纱九千三百九十市斤，同时棉纱标准品率比计划提高了10％，漂染色布正布率比计划提高2.14％。
由于扩大了三十二支经纬纱细布的生产，就可比用同样多的棉花生产二十一支经纬纱布节约出大量的原棉。

·本报特约稿·
“赶工、窝工症”考
新华社记者冯健
冬季赶工、春季窝工，这是武汉地区基本建设工地几年来的老毛病。
它有些什么危害？
病根在那里？
这是不是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
有什么办法能够均衡地进行建设？
下面是记者在武钢建设工地听到、看到的一些材料。
武钢建设工程由武汉冶金建筑总公司施工。
在武钢开工以前，建设者们从1954年开始，承担了大冶钢厂扩建工程和武汉热电厂建设工程。
三年来，这个企业经历的道路，用建设者们自己的话来说，是：
“一年计划冬季定，后半紧来前半松，一、二、三季少任务，四季招兵买马上高峰。”
这里面充满着辛酸的、然而却是宝贵的教训。
翻开三年来的施工历史，武建总公司年年是前松后紧，闲忙不均。
1954年春季还好，完成了全年计划的20.2％；
而1955年春季和1956年春季，只完成了12.9％和10.7％。
三年来每到冬季，都是赶工高峰陡耸，完成的工作量总在全年计划的一半上下。
1957年1到4月，时间过去了一年的三分之一，也只完成了全年计划的五分之一强。
看来秋、冬两季赶工，又将成为定局。
春、冬季闲忙不均，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症：
冬季赶工，——企业不得不“招兵买马”，变成了个大胖子，——第2年春季窝工的人数也随之增加了。
这样，今冬赶工造成明春窝工的前因，今春窝工是去冬赶工的后果。
1955年冬季赶工，公司平均增加了一千八百多人，1956年冬季赶工，平均增加了一万零四百多人，等到年关一过，增加的人就加重了窝工的负担。
经年累月，现在武钢工地长期窝工或季节性窝工的机械驾驶工、五金技工和建筑技工已达二千六百人，临时工还不计算在内。
成千上万的人赶工、窝工，给企业带来了很多困难和问题：
窝工季节，国家需要拿出一大笔钱，来维持职工生活。
窝工最严重的1955年支付的窝工费，达二百六十万元，够盖一个小工厂了。
不仅是国家额外花了钱，建筑工人窝工期只能拿到80％到85％的工资，生活水平也降低了。
武建总公司所属机械安装一公司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谈到，他们公司成立三年来，年年有大批工人窝工，公司只好到外边找零活干，把工人给东家借几天，西家借几天，有的工人三年来从没有在公司里干过一天活。
从上海、太原、东北等地来的工人，家口多的，窝工时生活困难，时常吵吵嚷嚷，工会还得给救济。
窝工期间，有技术的工人怕技术丢生了，想学技术的学不到，他们思想上的动乱和苦恼，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
到了赶工的“高峰”季节，工人骤增，衣食住行，样样要办，工地上的工棚、宿舍、食堂、影剧院、商店、公共汽车以至浴室、厕所等等，跟着紧张起来。
1956年武钢工地曾经大兴土木，修建生活基地，但宿舍住宅仍不敷分配，新增设的供应商店林立工地，也还不能充分满足需要。
窝工、赶工，一松一紧，畸形的施工“规律”，把企业计划管理的秩序也打乱了。
武钢是一个十分复杂、艰巨的建设工程。
它的设计图纸、机器设备，有的来自国外，有的来自国内；
它所需要的建筑材料有五千来种，大小机械上千百样；
在工地同时施工的单位有几十个。
指挥和组织这样巨大的建设工程，和谐而有节奏地施工，是一桩极其复杂、困难的事。
来自左右上下、四方八面的任何障碍，哪怕是一吨钢材，一张图纸，一台机器，都有可能牵动全局，造成窝工或赶工。
其中原因很多，除去去年计划偏大带来的后果以外，建筑者们还对记者谈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1，上级有些制度不当，统得又严又死。
建设者们认为冶金工业部年度计划定得迟，变化多。
1955年的计划10月才定案，1956年的计划9月才定案，1957年虽然提前了些，也是到5月才定局的。
但是，建设一个较大的车间，工期一般都在一年以上，向国外订购一次设备，一般需两年左右才能到手，国内订货也得一年左右。
这样，年度建设计划姗姗来迟，就跟国家的财政年度计划脱节了，势必造成：
春季，没活干，——窝工；
冬季，抢计划，——赶工。
而且，翌年的计划也衔接不上了。
建设者们提出，要想改变现状，年度计划应该提前半年编，最好在第3季确定和公布下一年的计划。
在执行国家计划的过程中，企业的权力是很小的。
国家建设银行对建设投资管得很死，所谓“打油的钱不准买醋，买醋的钱不准打油。”
企业的总经理，只有五百元的财权。
建设者们还谈到，他们在大冶钢厂开始扩建平炉后，重工业部钢铁局从北京一根柱子、一根柱子地指挥施工，朝行暮止，时断时续，材料供应计划甚至一天数变，弄得现场施工莫衷一是。
现行的材料订货制度，也是均衡施工的一个障碍。
制度规定：
头年11月订第2年春季的建筑材料，2月订第2季的，5月订第3、四季的。
但是，建筑材料需要经过一个生产过程。
据建筑者们计算，材料从订货、生产到运进工地，一般需要一个季度。
这样的材料订货制度，就是要求当季生产的材料，当季运到工地使用，这是很难做得到的。
因此，当企业普遍缺乏材料储备的今天，特别是每年的春、夏两季，停工待料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
1956年，武建总公司因停工待料浪费了一万五千个工作日，一个月以上的大窝工还不包括在内。
今年以来，武钢一号炼焦炉和住宅区建筑工程，也因为等待材料，不能按计划施工。
建设者们常常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说：
“国家已经给我们分配了材料，我们也已经订上货了，但是这些材料还是‘纸上谈兵’，还在钢铁厂、水泥厂、木材采伐场生产呢！”
第2，设计、设备对于施工的影响。
在工地时时可以看到建筑者向兴建单位伸手催图纸、催设备，甚或因而发生争执。
往往是，国家的投资计划、施工进度已经确定了，设计、设备却还没有充分的准备。
有时甚至出现一种异乎寻常的现象：
先定下竣工期，向前推算出开工期，再提出设计、设备的要求。
结果，当设计、设备拖迟，工人就窝工。
1955年武建总公司施工的一百二十八个单位工程，有一半以上是没有交图日期和在开工前一天到半月才交图的；
1956年，因设计推迟而拖延开工日期的工程有三十三项。
一个座标，一条线路，也往往行文往返而不决。
今年，武钢最先开工的耐火材料厂，还是国内设计的，但有好几项工程，交图日期比计划推迟了两个到四个月。
其中的石灰焙烧车间竖窑工程，4月01日已经开工挖土，因为要修改设计，到4月13日命令停工，一停十二天。
据这里的工地主任谈，这次修改设计，的确为国家节约了一批投资，但是，工人们窝了十几天工，白挖了三千七百多方土，浪费了八百多个工作日，已经加工的钢筋得重新处理，竣工期也可能要受影响。
他谈起过去设计多变给工作带来的烦恼说：
“我们是作一段，看一段；
看一段，作一段；
今天的工作完了，不一定晓得明天要作什么。”
设备不能如期到达，给建设带来的困难也不算少。
为武钢机械化，工厂化施工服务的各生产企业，原订1955年年底竣工，1956年01月投入生产，但是，由于设备不齐等等原因，一拖再拖，直到7月01日才陆续投入生产。
今年武钢需要的设备，到5月还未订货，工地上各安装工程公司排不出多少活来，今年冬季以前将继续窝工。
第3，施工组织上的问题。
武建总公司的队伍，像其他大型建筑企业一样，四年前就开始从全国各地汇集而来。
有几个工程公司还是从迢迢千里之外全班人马迁来武汉的。
他们有的是建筑工人，有的是安装工人。
大家知道，任何建设工程有建筑和安装两大工艺。
从武钢工地来看，目前建筑工作量较大，已经集结起来的安装工人就成批的窝工；
等将来安装工作进入高潮，建筑工人又缺活干了。
建筑队伍像这样全国范围的遣兵调将，南北辗转驰骋，给施工组织带来了很多问题。
怎样能使建筑工程和安装工程互相调剂，互相衔接，不致窝工，十分值得令人深思。
施工现场协作得好不好，也影响到窝工、赶工。
作为“开路先锋”的土方工程拖迟了，别的单位就会跟着窝工。
同样地，土建工程进度拖迟了，安装单位就会跟着窝工。
人们希望，建设工地应该组织得像一个交响乐团，演奏出和谐的、令人愉悦的乐曲；
几年来，武建总公司还没有能做到这一点，这方面的教训和损失也还是不少的。

长芦等盐区05月大丰收
全国闻名的长芦汉沽盐区和塘大盐区正在产盐旺季。
05月份超产海盐近三十五万吨。
获得空前大丰收。
图为盐场的一角。
新华社记者
时盘棋摄

苏联科学家预言科学创造各种奇迹
下一世纪人类将怎样生活？
苏联科学家预言科学创造各种奇迹
本报莫斯科11日电未来世界将是怎样的？
科学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将会创造什么奇迹？
苏联十五位著名科学家在9日“共青真理报”上畅谈了自己的预测。
人类进入塑料时代
未来是从今天诞生的。
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院士说：
在最近若干月内地球将出现人造卫星。
这个临时小实验室，将以无线电波信号报告在几百公里高空发生的事情，特别是电离层和宇宙射线的隐秘。
苏联科学家已经解决了制造和放射人造卫星的技术困难。
已经制造出实现人类这种理想的设备。
涅斯米扬诺夫是有机化学界的泰斗。
他预测：
人们在二十一世纪穿的将只是人造纺织品制的衣服，人造皮制的鞋靴，合成毛皮制的皮袄。
他们周围的许多东西都将是由人造材料制的。
人类经过石器、铜器、铁器时代，现在进入了塑料时代。
妙药加速作物生长
地球上可以养活多少人口呢？
沃尔夫科维奇院士回答：
门德列夫在五十多年前就说过，地球上找得到好几百亿人口的食物，这不单靠劳动，还要靠发明。
现在地球上的食物足以养活二三百亿人口。
未来人口繁殖到这个界限的时候，生产的能力又大大增长。
他说：
现在有几种作物施用速长剂。
若干年以后，将会有几十种几百种作物施用速长剂。
这种刺激剂将使马铃薯等作物一年收成两次。
这种药剂很奇怪，少量可以助长，过量可以缓长。
它可以使马铃薯在仓库里长期不发芽，可以使水果成熟不落地；
可以使玫瑰花开几星期不谢。
战胜癌病缩短睡眠
现在最威胁人类的疾病是癌。
不久的将来，人类将会弄明癌的本性。
恩格尔加尔特院士作了这样乐观的预言。
他说：
到时候就可以想出治癌的有效疗法。
甚至最谨慎的专家也认为，这个胜利将在二十年内达到。
战胜疾病，是延长寿命的一种方法。
另一法是缩短睡眠，因为一天的三分之一的时间要被睡眠占去。
在弄明神经细胞的疲劳素的本性以后，将会找到办法，用酵母或药剂使疲劳素失效。
也可能用电力的振荡加速脑子疲劳的恢复过程，使一天睡一两小时就够了。
潜水轮船横渡大洋
伏尔加河上航行着一种轮船，船身下面有翼。
当轮船航行时，这个在水里的翼，起着飞机在空中的翼一样上升的作用。
兹汪科夫通讯院士说：
将来轮船的形状将根本改观。
在二十一世纪，横渡大海洋的轮船可以是潜水式的，这将减少风浪的影响。
轮船将装配原子能发动机。
用半导体制造的袖珍收音机现在已经不算稀奇。
科切尔尼科夫院士预计，未来将有袖珍电视机出现。
他描绘二十一世纪的情景说：
到时可以拿起烟盒大小的电视收发机和在别处的亲友谈话，可以在野外掏出这个电视机看一场运动场上的球赛。
千里沙漠百花齐放
未来的地理学家将从自然的记载者变为自然的创造者。
这是谢尔巴科夫院士的看法。
他说：
关于海洋暖流的影响的研究，使得现在遇着暖流的方向发生某些偏差，可以预报气候会有什么变化。
大概，未来社会将不但能够改变海流而且能够改变气流的方向。
到时候将在沙漠上创造潮湿的气候，使那里百花齐放，将使西伯利亚、北美洲甚至格陵兰终古不化的冻结地带解冻；
将使大陆的气候调和。

到工矿农村参加义务劳动
民主德国两万多学生报名
新华社柏林4日电据德意志通讯社报道：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理事会书记施罗德宣布，截至6月01日，民主德国已经有二万五千名学生自愿到矿场、工厂和农场参加义务劳动。
同时，在德累斯顿高等技术学校学习的三百名外国留学生也准备在今年暑假在民主德国参加一个星期的义务劳动。
来比锡的学生代表也为了到工矿和农村参加义务劳动向民主德国的全体学生发出了挑战书。

医治收复地区战争创伤
波兰西部开始大规模建设
据新华社华沙11日电根据尽可能修复旧有工厂和房屋的新方针，波兰西部收复区（指第2次世界大战后从德国收复的地区）进一步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
单在弗罗茨瓦夫省（即下西里西亚）今年就将修复一百六十个在战争中毁坏了的工厂，这些工厂将能够容纳数千名工人。
过去，这个地区只注意建设新的工厂和房屋，而对于那些不需要大量投资便可以改建或修复的原有工厂却不大注意。
因此，有些本来稍加修理就是很好的房屋却因年久失修而倒坍了。
据弗罗茨瓦夫省的计划机关宣布，到1960年这个省就能够接纳十万名工农业劳动者。
在今年修复的一百六十个工厂中，有一个是在前德国坦克工厂的基础上改建起来的皮革工厂，这个工厂能够年产七千吨皮革，并且能够容纳三千名职工。
在修复旧工厂的同时，许多新的企业也在西部地区开始兴建。
这些新企业包括铜矿和用民主德国贷款兴建的露天褐煤煤矿等。
为了建设西部地区，今年以来已经有两千多户居民从中央各省迁移到这里来了。

印度交还我西藏亚东地皮
新华社拉萨11日电印度政府已经将其在中国西藏亚东除印度商务代理处院墙内需要继续租用的地皮外、曾经使用或占用的地皮，全部交还了中国政府。
这是按照1954年04月29日，印度驻我国大使赖嘉文和我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互换照会中第4、五项规定进行的。
05日下午，西藏外事处处长杨公素和印度驻拉萨代理总领事蔡伯尔，分别代表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在拉萨市互换了信件。
互换信件后，西藏外事处处长杨公素、副处长柳霞·土登塔巴举行了宴会。

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上
克其鲁斥“填补真空”主义危害和平
安井郁呼吁支持日本反对美国基地运动
新华社科伦坡11日电在6月10日上午在科伦坡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开幕会议上，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克其鲁博士（印度）吁请大家注意在西亚地区继续存在紧张局势。
克其鲁说：
“在奇妙的‘填补真空’的口号和新主义的旗帜下，西亚国家正在遭到最危险的恫吓和压力，它们得之不易的主权正在被剥夺。”
克其鲁认为约旦事件是“说明外国干涉和威胁能够达到什么地步的指针”。
他说，对叙利亚正在进行着反对它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活动，以阻止叙利亚行使主权和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
这些活动再次表明了“填补真空”主义的意义。
克其鲁说：
“外国对经济的统治和控制，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继续处于贫困、饥饿状态，使他们的国土成为敌对国家角逐的场所。”
他说，“为结束外国这种控制而发展一度落后的国家的努力，有助于消除在寻求帝国权力的各国之间造成紧张局势的原因。”
克其鲁特别提到阿尔及利亚，他说，和平能够恢复，也必须恢复，暴力一定要结束。
但是通向和平的道路在于承认一切民族都有取得民族独立的权利的万隆原则。
日本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教授在开幕会议上发言说，日本人民对于最近苏联政府提出的苏联和日本一起采取主动来实现禁止原子核武器试验的国际协定的建议，感到浓厚的兴趣。
他说：
“我们认为，不论是哪一个国家提出的建议，只要合理，有助于达成禁止原子核武器试验的协议，就应当欢迎。”
安井郁说，日本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协议会反对日本政府提出的建立登记制度的建议，并且要求撤回这个含糊的建议。
他说，“我们不能以这种制度来避免原子核武器试验的危险。”
安井郁教授说，美国在日本密布的基地使日本变成十足的原子战争基地。
他说，美国统治下的冲绳群岛起着双重作用，一种作用是作为将来亚洲原子战争的前哨，另一种作用是用来监督在日本的基地。
他说，“日本正好处在原子战争准备的当中，这个事实不仅是对世界和平和亚洲安全的威胁，而且是对日本人生死攸关的问题。”
他呼吁全世界各国人民支持和鼓励日本反对美国基地的运动。
安井郁又说，一个由十一国组成的国际委员会预定从本月20日起在东京开始工作，为今年08月在日本举行的第2次反对原子核武器世界大会进行筹备工作。
开幕会议在听取墨西哥和意大利的两位代表的发言以后，在下午二时休会。
科伦坡市长在6月10日下午举行招待会，招待各国和平代表团团长。
当天晚上，锡兰著名的舞蹈家为和平代表们表演了芭蕾舞“和平的胜利”。
新华社科伦坡11日电科伦坡消息：
世界和平理事会全体会议今天继续举行大会。
会上，首先宣读了印度前总督拉贾戈柏拉查里的来信。
他在信中谴责了英国热中于进行原子核武器试验的行为，并且呼吁禁止原子核武器的试验。
在今天的大会上发言的有：
美国著名和平人士斯各特·尼林教授，日本和平委员会理事长平野义太郎，印度代表卡卡·萨赫布·卡勒尔卡，和巴基斯坦的代表费兹·穆罕默德等。

把“和平与友谊”之棒送往莫斯科
国际接力队昨过北京继续前进
本报讯象征着朝鲜、中国、蒙古、苏联四国青年对和平与友谊愿望的四国国际长途接力棒（一支长约八十公分粗约十公分上面铸有朝、中、蒙、苏四国国旗的铝制金属棒），从朝鲜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大厅起，经过了一千六百多公里的长途接力后，昨天下午四点半到达了天安门。
当高举着中国接力队队旗的游泳运动员、运动健将戚烈云，拿着接力棒的今年北京市春季环城赛跑冠军李进尧和一支由五十多名运动健将、三百多名大学生组成的接力队伍跑到天安门时，周围的群众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和掌声。
青年团北京市委第2书记张进霖接过棒后，在聚集着几千观众与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大使馆代表的天安门前，将北京市八十万青年致乌兰巴托与莫斯科青年的两封贺信装入接力棒中。
这支“和平与友谊”之棒便由前门、崇文、宣武三个区二百多青年组成的接力队拿着，继续往西跑去。
成千上万的群众在道路两旁敲锣打鼓，尽情地欢呼。
接力棒在挂着国旗和装载着联欢节会徽的摩托车队伍的引导下，经过了西单、西四、平安里、西皇城根、德胜桥等五个接力点，于五点二十分来到了德胜门。
在那里去年北京市摩托车障碍赛冠军、清华大学学生谢寿椿从石景山钢铁厂工人李春芳手里接过接力棒后，一支由十六个运动员组成的驾驶着十三辆摩托车的接力队伍，负起了传递这支“和平与友谊”之棒的崇高任务，直向耸立着万里长城的八达岭挺进，这时从车间里走出来手里还拿着工具的北京市第一马掌生产合作社社员们和群众齐齐鼓掌欢送。
十六名摩托车运动员昨天晚上在昌平过夜，今天八时将继续前进，预计在九时到达八达岭，在那里将接力棒转交河北延庆县青年，然后传入内蒙古自治区，19日可到达中、蒙边境。
那时候中、蒙两国青年将在中、蒙边境的札门乌得上举行盛大的联欢会。
这支“和平与友谊”之棒，是在昨天下午二点半由通县接力队在通县师范学校大操场上交给北京市接力队自行车队的。
在那里曾经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青季、中共通县县委书记杨文彬和两队代表都讲了话，并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周世贤从通县接力队队员袁振义手中接过接力棒交给北京市自行车女运动员、运动健将张胜竹。
仪式完了后，通县接力队全体队员齐声高呼：
“请你们把和平与友谊带到莫斯科。”
北京市六十四名自行车运动员和十六名摩托车运动员齐声答道：
“我们一定把和平与友谊带到莫斯科”三时整，自行车运动员从通县男子师范学校出发直向北京城里驶来，沿途夹道欢迎的群众摇旗跳跃、鼓掌欢呼。
到了关东店，穿着粉红色运动服的北京国棉二厂纺织女工、先进生产者高玲从张胜竹手里接过接力棒，在六十多名国棉一、二厂纺织女工的护送下向城里跑去，在东大桥将棒交给了郊区农民的队伍，经过了朝阳门、东四、东单三个接力点。
这支“和平与友谊”之棒终于传到了伟大的天安门。
昨天参加接力的共有两千多人，其中有工人、农民、学生、中小学教师、青年助教和工商界、宗教界、归国华侨的青年。
夹道欢呼的群众共有六十万人之多。
（附图片）
参加朝、中、蒙、苏国际长途接力跑的我国运动健将和北京市青年运动员通过东长安街，跑向天安门。
本报记者王志渊、袁毅平摄
北京市自行车运动员从通县到北京的途中。
本报记者王志渊、袁毅平摄

波兰将扩大庆祝10月革命四十周年
新华社华沙11日电波兰统一工人党、其他民主党派和青年组织、工会等社会团体的代表10日举行会议，决定将在波兰各地扩大庆祝10月革命四十周年和出版“10月革命和波兰人民”、“列宁和10月革命”、“10月革命和波兰问题”等书籍。
为了庆祝10月革命，会议还决定组织各种报告讲座和文艺创作，着重讲述10月革命对波兰的重要意义，和号召人民继承波兰革命者在10月革命中的传统。
会上还成立了庆祝10月革命四十周年委员会。

研究大气上层情况
苏联将放射一百多个高空火箭
新华社11日讯据塔斯社报道：
苏联报纸和杂志最近介绍了苏联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将发射人造卫星和高空火箭的情形。
苏联科学家费多罗夫在“文学报”上撰文说：
苏联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将发射一百多个高空火箭，以研究大气上层的情况。
这些火箭准备在以下这三个地点发射：
北极地区的佛兰兹约瑟夫地、苏联欧洲部分的中纬度地区和南极“和平村”。
它们将上升到二百公里的高空。
火箭中有一种特殊的装置，当它升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安装仪器的容器便会被自动发射出去。
当这个容器下降到离地面一万到一万二千公尺的时候，容器上的降落伞便自动打开，保证仪器安全着陆。
在飞行期间，火箭上的仪器便不断把大气上层的各种情况通过无线电自动地发播到地面接收站。
但是火箭只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收到有限的材料，苏联制造的人造卫星不久也要发射了。
“火星”杂志9日载文预测人造卫星发射的情况说，在钢筋混凝土的火箭放射场上，将垂直地安放一个三段火箭。
在火箭的头部装着一个不大的金属球，这就是人造卫星，科学研究人员将在混凝土的地下掩蔽部中接通开关。
于是，火箭将在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中，冲向黎明前昏暗的天空。
在第1个阶段，火箭速度是每小时一万公里。
当第1段火箭的燃料耗尽，并且自动脱落之后，第2段火箭将开始以每小时两万一千公里的速度继续飞行。
到第3段火箭的发动机开始转动的时候，它的速度已经达到每小时两万九千公里。
当它上升到预定高度的时候，人造卫星就脱离火箭头部，开始独立地围绕地球回转。
它绕地球一周约需一个半小时，每昼夜可绕十六周。
当装备各种仪器的人造卫星绕地球旋转时，它的无线电台就定时把各仪器的记录发出。
科学家通过雷达站和光学仪器站，就可以不断地观察人造卫星的旋转情况，和接受它发出的信号。
经过一定时期以后，人造卫星便开始减低速度，下降到大气层中和空气磨擦而焚毁。

美外交学会研究部主任等承认
苏联真正愿意裁军
新华社11日讯纽约消息：
美国外交学会研究部主任、前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主任谋兹利博士，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寇克海军大将，前“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索耳兹伯里和“纽约先驱论坛报”专栏作家德拉蒙德，9日一致承认，赫鲁晓夫对美国记者的电视谈话表明：
苏联愿望就裁军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
德拉蒙德在电视讨论里说，他相信苏联已经决定要认真地和建设性地谈判裁军问题。
寇克说，他也认为，并且在赫鲁晓夫的谈话中发现，“有一线迹象，表明他们真正要达成这个问题的某种可行的解决办法。”
索耳兹伯里说，苏联领导机构已经达到他们愿意取得某种谅解的地步。
谋兹利说，苏联正在“推动裁军会谈前进”。
但是他又说，美国必须坚持所谓“真正的视察”制度。

范文同致函日内瓦会议两位主席
要求采取措施贯彻日内瓦协议
新华社河内12日电河内各报今天刊载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部长范文同在6月08日写给日内瓦会议两位主席的信件。
范文同在这封信里要求两位主席采取有效措施，来使日内瓦协议得到尊重和严格的履行，并且使南越政权停止一切违反日内瓦协议的军事条款和政治原则条款的行为。
范文同在信中指出，由于南方政权日益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日内瓦协议的履行正在遭到新的、严重的困难。
范文同指出，日内瓦会议两位主席在1956年05月08日曾经提出下列建议：
越南有关双方尊重和继续履行日内瓦协议，以巩固和平和实现越南国家的统一；
越南北、南两地区的政府必须向两位主席就双方进行协商和确定举行普选的日期提出报告；
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以及越南联合委员会必须在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继续活动。
范文同在信中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已经作出很大努力，争取使日内瓦协议继续得到履行，并且使日内瓦会议两位主席的建议得到实现。
同时，他强调指出，南越政权方面却在两位主席的建议提出以后，变本加厉地扩充军事力量，继续非法运入大量的美国军事人员和新的战争物资。
目前，美国掌握着对南越军队和军事机构的监督权。
南越政权继续在它所控制的地区建立新的军事基地，并且加强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关系。
范文同接着指出，南越政权对前抗战人员和爱国人民的恐怖残害行为日甚01日。
这种行为完全违反日内瓦协定，特别是这项协定的第14条丙款的规定。
正如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向日内瓦会议两位主席所报告的，南越政权不承认国际委员会对日内瓦协定第14条丙款的价值的看法，并且拒绝与国际委员会合作，来解决同这项条款有关的问题。
关于越南统一问题，南越政权直到现在还没有按照日内瓦会议两位主席1956年05月08日提出的建议，向他们就越南双方进行协商和确定普选日期等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并且继续拒绝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双方进行协商、确定普选日期和恢复两个地区之间正常关系等问题的建议。
范文同说：
很明显，南越政权奉行着美国的政策，不仅没有按照两位主席的建议继续执行日内瓦协议，反而日益致力于破坏日内瓦协议的履行，积极实现它长期分裂越南、准备新战争的阴谋。
这些行为，对巩固越南和东南亚的和平是一种威胁。

莫斯科举行国际时装会议
本报讯6月04日，第8届国际时装会议在莫斯科开幕。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七个国家的代表团。
中国代表也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
根据大会委员会通过的条件，每个国家展出五十套男的、女的和儿童的服装，其中四十套是准备大规模生产的，有十套是表现时装发展远景的。
会上还有人作关于国际时装的发展和本国时装与国际时装的关系等专题报告。
（附图片）
第8届国际时装会议的参加者参观苏联时装展览。
（塔斯社稿）

莫斯科的夏夜生活
新华社莫斯科11日电本报记者李楠报道：
莫斯科的时序已经轮到夏季。
这里夏天的平均温度不超过二十七度。
晚上十点钟以后，淡蓝色的天空才完全变成黑色。
但是，丰富多采的莫斯科夏夜生活却在几点钟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当夏夜生活来临的时候，劳动的莫斯科又结束了一个劳动日，街上整日奔驰的汽车逐渐少了，行人增加了十倍以上。
广场上的喷泉开放了，莫斯科河上的汽艇在等待着游客，公园里的音乐演奏传出优雅的旋律，这时最为莫斯科人喜爱的足球比赛也在几个运动场开始了。
夏夜的莫斯科公园是文化艺术和休息生活的中心。
到公园里去，你可以看到来自许多国家的杂技和杂耍，也包括中国的古老的魔术。
有时，人们可以欣赏到国际的时装表演。
九点钟过后，草场上奏起了轻音乐，人们可以自由地跳舞或表演舞蹈。
在浓荫深处，你可以听到有关于文学艺术或国际政治的演讲，那里也同样坐得满满的。
夏天，莫斯科的剧团都搬到露天剧场演出，一般多是轻松愉快和短小精悍的节目。
不过室内的剧场也并不空闲，外城来的和外国来的剧团占据了空出来的剧场。
今年观众们将看到伦敦的芭蕾舞和第1次来自日本的歌舞伎。
今年夏夜，莫斯科的青年还在为准备联欢节忙碌。
小规模的联欢节活动到处在进行。
在宽阔的莫斯科河的花岗石堤岸上，穿着各色民族服装的青年业余演员、民间歌手组成一幅绚丽的画面。
水上运动员、自行车和摩托车运动员、赛跑选手都在活动。
离市中心不远，有一条环城一周的林荫道，穿过街心。
普希金、果戈里、季米里雅泽夫等文学家和科学家的纪念像都竖立在这条林荫道上。
许多好学的人在工作以后，可以带着书来在这里看上两三个小时，不会受到谁的干扰。
莫斯科的年老的市民和儿童们都在这些林荫道上消度夏日黄昏后的时光。
到处的街头花园和街心花园都是绿树成荫。
有些广场上安置了新的喷泉，有些喷泉不只是喷出白色的水柱，水柱的颜色随时变化，在红色的后面，接着出现了淡蓝、翠绿等新鲜的颜色。
市中心区的咖啡店和餐厅特别多。
卖冰淇淋和汽水的小摊和小车到处皆是。
午夜十二点钟，留恋夏夜生活的人们才逐渐归去。
餐厅里的音乐演奏才停止。
市内交通延长到两三点钟以后。
人们回到家里还来得及欣赏最后一个电视节目。
（附图片）
莫斯科之夜（塔斯社稿）伊·科谢尔科夫摄

意大利极右翼政党难做靠山
佐利内阁上台未满月就辞职
据新华社11日讯罗马消息：
就职才二十二天的意大利佐利内阁10日晚上向总统提出了辞呈。
佐利辞职是由于下议院7日的信任投票中发生的纠葛。
这次的票数计算发生错误，重新点票的结果表明，虽然佐利仍然以三百零五票对二百五十七票（九票弃权）获得胜利，但是政府是完全依靠新法西斯党的二十四票才取得法定的二百八十二票多数的；
由于他自己的天主教民主党中有许多人害怕依靠极右翼政党的支持会使这个党在明年大选中受到选民唾弃，佐利曾经表示，他不愿意把新法西斯党的支持票数考虑在内。
但在同时他欣然接受另一个极右翼政党国家保皇党的支持。
佐利在10日晚上的内阁紧急会议上说，下院信任投票的结果“不能理解为对政府政治路线和计划的支持”。
据罗马“报信者报”消息，在佐利的清一色天主教民主党内阁的十九个部长中，包括外交部长贝拉在内的八个部长要求佐利和他的内阁辞职。
格隆基总统对于是否接受佐利的辞呈问题还没有作出决定，他要求佐利政府暂时仍继续执政，以处理“日常事务”。
消息说，总统将在11日开始同政党领袖会商，以便设法寻找佐利的继任人。

新阁未上台先遇顶头风
法外汇储备只能维持个把月
布歇—莫努里将提出施政纲领
新华社11日讯巴黎消息：
法兰西银行负责人说，法国全部外汇储备将在今年07月中旬以前用尽，除非采取有力的措施来调整严重的入超情况。
法国财政这种令人吃惊的情况使得奉命组织新阁的布歇—莫努里大伤脑筋。
他在8日同法兰西银行负责人和财政部常任官员们举行了一系列会谈，直到深夜。
他还把圣灵降临节假日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同他自己的激进社会党党员们进行磋商，以便找到愿意担任财政部长职务的人。
据报道，法国的财政官员和经济专家们建议布歇—莫努里设法减少进口，扩大出口，并且采取削减预算、征收新税、冻结工资和紧缩贷款等一系列措施来“收缩”过度膨胀的通货。
此外，他们还建议采取一个暂时的“救急办法”，就是要求法兰西银行垫出一千亿法郎的巨款来“稳定”法国的对外贸易，以便能够苟延到9月。
据新华社11日讯在法国政府危机持续了近三个星期之后，总统戈蒂10日正式提名激进社会党人布歇—莫努里为总理候选人，并且宣布在11日正式接受前总理摩勒的辞呈。
布歇—莫努里打算在12日向国民议会提出他的施政纲领，要求议会就他的新内阁的命运进行表决。
在布歇—莫努里拟就的新阁部长名单中，外交部长是比诺。
布歇—莫努里说，新内阁的施政方针将包括：
颁布有关加强经济和稳定财政的计划；
加强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行动；
要求议会在暑假休会之前批准西欧六国“共同市场”和“原子联营组织”条约。
由于天主教的“人民共和党”、戴高乐派的“社会共和党”和普利文及密持朗等人的“民主社会抵抗联盟”拒绝参加新阁，布歇—莫努里的政府将是一个议会基础极其狭窄的主要由激进党人和社会党人组成的“少数派政府”。

日本中小企业的现状
蓝海
战后日本工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工业规模达到了战前的二点四倍，但中小企业仍然广泛地存在着。
据1954年07月日本政府事业所统计，在矿业、建筑业、制造工业、批发零售、金融保险、运输通信以及其他包括服务行业在内的全部企业中，不满二百人的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8％，工作人员不满五人的小企业占80.2％。
日本的雇佣劳动者，现在估计有一千六百万人，其中70％都在零散的中小企业中工作。
中小企业在日本经济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据战前（1934年）的统计，不满二百人的工厂占日本工厂总数的98.2％，在这些中小工厂中工作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58.2％。
从战后（1954年）的统计来看，这种状况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中小工厂占工厂总数的98.5％，工人人数占60.5％。
战前日本输出的商品中，约有50％到60％是中小企业的产品。
日本垄断资本利用中小企业的低廉的劳动，极度压低工人的生活水准，进行所谓海外倾销，以中小企业商品的输出，换回军需资材和重工业原料用来发展经济的军事化。
战后日本输出商品的类别与战前有所不同，它的中心已从轻工业品转向重工业品。
但在输出总额中，中小企业产品所占的比重实质上仍然没有什么变化。
例如，最近在出口方面有显著上升的成套设备的输出，产品的大部分是由中小企业制造的。
1955年造船工业所签订的四亿三千九百万美元的输出合同中，占成本70％的产品也是由中小企业承制的。
纺织品、杂货类大部分是由中小企业直接生产的，在输出额中也占有很高的比重。
1955年出口商品中，西餐用具、玩具、漆器等全部是中小企业的制品。
出口的丝织品、人造丝织品、纺织品、针织品、铅笔等90％以上也是中小企业的产品。
此外主要出口商品中中小企业制品占50％以上的，还有皮革制品、钢制建筑器材、石棉制品、光学玻璃、通讯器材、缝纫机、油漆等。
中小企业的内容和经营方式极为复杂，企业建立的条件也不尽相同。
大致说来，中小企业的经营方式有两大类，可分为独立经营的和带有从属性质的。
就企业建立的情况看，也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资本主义形成以前的传统的农村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而延续到现在的；
另一类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新产生出来的。
具有独自生产领域的中小企业，有的在原料的运输上或保管上有困难，有的生产着只有特殊需求的制品，有的产品的实际需求数量很少，有的则是复杂精巧的特种手工艺品等。
所谓地方企业大部分都属于这一类。
还有像化学玩具或圣诞节用的装饰品等，由大企业投下固定资本进行生产，不如由中小企业用手工业方式利用女工、童工的低廉劳动来生产，因为这样产品成本可以更便宜些，所以大企业根本就不向这些部门插手。
但是，大部分独立经营的中小企业在生产领域内却处于同大企业进行直接竞争的地位上。
在棉织业、毛织业、自行车、缝纫机、照像机、各种医药品工业、化学药品工业或煤炭工业等几乎所有业种方面，都有这种情形。
在自行车、缝纫机、照像机等生产领域内可以看到的特点是：
在大企业，各种零件都是采取流水作业方式生产出来的，而在中小企业里，大多是从外面买来全部零件而仅仅进行装配。
带有从属性质的中小企业中，有以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从属于包销商户的工业（如各种地方性的纺织业、日用品、玩具业等），有以工场手工业为基础的新型的从属于包销商户的工业（机械器具、金属制品、纤维制品占多数），除了这些从属于商业资本的中小企业以外，还有以直接承包的形式从属于工业资本的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同大企业处于直接竞争地位上的固不用说，就连具有独自生产领域的中小企业，也不断遭受到垄断资本的压迫和剥削，经常濒于没落的危机。
中小企业受到垄断资本的压迫，经常把损失转嫁到工人身上；
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中小企业因维持不了而倒闭。
垄断资本有着榨取中小企业的强有力的手段。
垄断价格、控制原料、控制金融、通过国家机构课以重税等等是它们的主要方法。
在垄断资本控制下的日本，中小企业很少有不受垄断价格的影响的。
重化学工业固不必说，在轻工业中，除了供直接消费的最后的成品以外的部门，也几乎完全被垄断资本所控制。
抬高国内价格，降低输出价格，强行海外倾销，以便在海外市场上取得竞争的胜利，是日本垄断资本的传统政策。
现在公开被认可的卡特尔有：
铜块、铜丝、钢铁、水泥、硬质陶器、高级纸张、硫安、甘油、油漆、麻织品、棉织品、化学纤维、轴承、煤等等，此外还有不顾垄断禁止法的所谓“秘密卡特尔”，事实上控制着垄断资本所控制的整个产业部门。
最近，在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当中，由于日本的物价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垄断资本采取了加强所谓“繁荣企业卡特尔”，保障垄断资本方面获得价格比较低廉的物资，同时强制中小企业购买市场上的高价物资的政策。
在原料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中小企业不仅要付出高价去购买原料，甚至根本买不到原料。
垄断资本在金融方面，也给与中小企业以很重的压迫。
银行对中小企业的小额贷款，以钱数少为理由，而要求付出比贷给大企业的贷款更高的利息。
此外，银行并且以对中小企业放款有较大的危险性为理由，普通都是强制要求把中小企业的借款的一部分存放在银行里，并且借款人必须按照原来的借款额支付利息。
因此，中小企业实际担负的利息比实际借到的款项的利息要高得多。
不仅如此，银行并且把这笔扣留下来的存款拨给大企业，使大企业得到优待。
本来普通银行之外，还有专对中小企业放款的特殊金融机关。
如相互银行、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商工工会中央金库、国民金融公库、信用金库等等。
但这些机关的资本少，放款数量有限，因而不能满足中小企业的需要。
垄断资本的大企业，根据“租税临时特别措施法”，折旧和红利的分配等都享有免税的特惠权，可是中小企业不仅享受不到这种免税的特惠权，税金负担反而比战前更重。
拿以中小企业为主要对象的个人营业税来说，战前（1934——1936年）所得税的负担率不超过所得的1.3％，战后却增长到7.3％乃至7.8％。
垄断资本除了用这些方法压榨中小企业以外，更打进了中小企业独自的生产领域，这是战后新的特征。
去年春季以来，大电机制造业向家庭用电气器具生产方面的进攻，钢铁垄断企业对于薄铁板生产的垄断趋势，纺织业的大资本家之打进纤维加工制品的生产，大制油公司之打进棉籽油的生产，都是很显著的、过去所没有的现象。
垄断资本通过这种办法，把中小企业纳入它的系统，加强了承包生产的从属关系。
虽然这种把中小企业纳入垄断资本系统的过程，由于各企业情况不同，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但是在加强榨取低廉劳动力这一点上则是相同的。
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工资差额也越来越大，据日本劳动省的调查，以五百人以上的大企业的工资为一百，三十人至一百人的中小企业的工资1950年为67.3％，1951年为61.8％，1952年为58.8％，1953年为60％，1954年为60.1％，1955年为59.7％。
日本的中小企业在垄断资本的榨取和掠夺政策之下，艰难地维持经营。
它们是极零散的，互相间有利害矛盾，团结力量很弱，因而对垄断资本的政策也不能采取有效的对抗手段。
只要还有广大的失业后备军和相对的人口过剩的压迫，中小企业即使被挤垮，也会有新的中小企业继续产生，并且被纳入垄断资本榨取的罗网。
对于垄断资本来说，中小企业是竞争对手，同时也是不可缺少的榨取超额利润的对象。
日本的中小企业为了生存下去，或者站在没落的危机的边缘上继续维持现状；
或者加强中小企业之间的团结，并同工人阶级携起手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垄断资本，以求得稳定的经营，这就是日本中小企业面临的抉择。

日本经济界领袖
要求效法英国放宽“禁运”
据新华社11日讯东京消息：
三十一位日本经济界领袖认为，在对华贸易上日本采取和英国相同的态度是有利的。
他们要求日本首相岸信介在访问美国的时候使美国同意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
以石坂泰三为首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这些负责人士，昨天在参加内阁官房长官石田博英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了这种意见。
经济团体联合会同时认为，在要求放宽“禁运”时，也要把日本的政治立场考虑在内。
这些经济界人士特别希望岸信介去访问美国时，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前途坚决地抱着完整的见解。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已经向工商界发出呼吁，要求展开一个促使日本政府采取措施取消巴黎统筹委员会的中国委员会的运动。
大阪府议会在一项给首相岸信介和通商产业相水田三喜男的决议中说，日本政府必须权衡现今的国际局势，效法英国政府取消对华贸易壁垒。
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今天在福冈发表谈话，要求日本政府在岸信介访美以前签订第4次日中贸易协定。
第3次中日贸易协定早已在今年05月初期满。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加紧进行军事镇压
新华社11日讯巴黎消息：
法国驻阿尔及利亚驻节部长拉戈斯特6月10日命令法国军队加紧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进行军事镇压。
拉戈斯特从6日起在巴黎召开了几天的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法国驻阿尔及利亚地面部队司令萨兰将军以及其他军事将领和一些当地民政当局代表。
法国政府决定要调集驻在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法军来参加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行动。
法军的进攻正在受到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的反击。
在6月09日的战斗中，法军在各地战死十二人，受伤一百多人。
与此同时，在法国境内，法国警察也在对阿尔及利亚人继续进行迫害。
06月07日，警察又对居住在巴黎的北非人进行了一次搜捕，逮捕了一百名阿尔及利亚人。
在马赛和波尔多，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搜捕事件。
（附图片）
在法军铁蹄下劫后余生的阿尔及利亚难民，逃到突尼斯边境避难。

“笑话”竟成谶语
席林生
上台未满一个月的意大利新总理佐利于10日晚上正式辞职了。
04日晚间佐利获得了参议院的信任票。
08日早晨，消息传来佐利在众议院也得到了多数的信任。
但到10日晚佐利却提出了辞职。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当8日清晨佐利获得信任票消息发布后，有人发现票数的计算“错了”。
复查的结果查明，由于某种原因，有两张反对票被当成弃权票了。
于是佐利政府的仅仅一票的多数，就成了差一票的少数。
但是根据正确的统计，在众议院信任投票中，赞成佐利的有三百零五票，这比法定所需的多数要多二十三票。
那么又怎么说佐利成了差一票的少数呢？
原来里面还有文章。
佐利在参议院的信任票是靠了两个最受意大利人民唾弃的极右党派新法西斯党和保皇党的支持才够数的。
当时佐利曾经打算把这事实含糊过去。
但是这个做法引起了天主教民主党内部许多人的不安，他们担心，这样公然地同法西斯和保皇党人结缘会给天主教民主党招来政治上的大不利。
这使佐利左右为难。
拒绝右翼党派支持吧，就凑不成多数，而依靠这些党派支持，又怕影响太坏。
面临这种尴尬局面，佐利心生一计，在众议院信任投票前夕，宣称他决不接受新法西斯党的支持，以表示佐利已经和法西斯分子割断了联系。
他估计在这样一个声明的掩护下，可以暗度陈仓，只借保皇党人的一些票而赢取多数。
但是偏偏佐利的算盘出了差错。
在众议院投票中国家保皇党分裂派的十一个人弃了权。
而新法西斯党人的票却在三百零三张信任票中占了二十四票，除去这些人的票，佐利所得信任票就比法定多数少了一票。
在第1次宣布结果时，因为把两张反对票算成弃权，所以佐利还能够得意地说，他得到的多数票是“充分的”。
但是在复查之后，证明其中有问题，除非佐利决心接受新法西斯党人的“死吻”——如某外国通讯社所形容的——，他就不能再吹他获得了多数。
既然佐利很难收回成命，他就只得在“享受了一天的胜利”之后就提出了辞呈。
大家记得，当上月29日佐利以新任总理身份向议会发表政纲演说时，曾经因为气氛不妙，脱口而出说过他的信任票已经失掉了。
但是在天主教民主党中有势力的人物、外交部长贝拉的不以为然的摇头之下，赶紧解释说这不过是一句“笑话”。
他显然没有料到，不出半月，这句“笑话”竟成了事实。
其实，这件事情的意义不只是一句笑话不幸说中而已，而是它反映出，在意大利国内人民日益左倾的情况下，意大利反动统治集团已经到了如何山穷水尽的地步。
现在可以看看战后一直把持着意大利政权的教权派还变出一些什么政治把戏来。

约旦陷害埃及外交人员后
埃及要约旦大使离境
并决定召回驻安曼军事代表
新华社开罗11日电埃及已经在6月10日要求约旦驻开罗大使阿卜杜勒·莫奈姆·里法伊离开埃及国境。
埃及的这一行动是紧接着约旦政府把埃及驻安曼的武官和驻耶路撒冷的总领事驱逐出境以后采取的。
埃及政府10日下午发表声明，指责约旦政府“陷害埃及外交人员并且捏造指责来寻找借口破坏两国间的关系”。
声明说，“埃及政府认为不得不通知约旦政府，它必须立刻，而且是在二十四小时以内撤回它的驻开罗大使”。
埃及政府在6月10日还决定召回它驻在安曼埃、叙、约联合军事司令部的代表。
中东通讯社说，埃及政府召回它驻联合司令部的代表，是为了保护它正在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而工作的官员，以免遭到约旦政府可能对他捏造的指责和帝国主义的阴谋陷害。
埃、叙、约联合司令部是根据埃、叙、约三国的参谋长去年在开罗达成的协议建立的。
根据这项协议，埃、叙、约三国的军队都置于埃及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密尔的统一指挥下。
06月09日约旦当局诬陷埃及外交官的事件发生后，自从约旦事件以来埃、约两个阿拉伯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已趋向表面化。
开罗的阿拉伯政界人士表示担心，由于沙特阿拉伯国王目前正在约旦访问，这种危机的范围有扩大的危险。
新华社开罗11日电据开罗“鲁兹·优素福”周刊6月10日援引一位叙利亚高级人士的话说，在埃及和叙利亚弄清楚约旦不会向英国要求财政援助之前，它们是不会根据阿拉伯团结协定给予约旦财政援助的。
开罗报纸最近报道，约旦曾经要求英国给予这样的援助。
这位人士又说，如果约旦坚持它目前的政策，埃及和叙利亚将不得不延缓执行阿拉伯团结协定。
据“金字塔报”6月10日援引约旦驻埃及大使的话说，约旦政府没有要求英国给予任何新的经济援助。
他说，约旦向英国提出的要求是要它支付两国1955年同意的贷款的欠额部分。
他说，在英约条约结束后，曾经停止支付这笔贷款的余下部分一百三十万英镑。

美国和伊拉克签订军事性交通协定
据新华社11日讯巴格达消息：
伊拉克和美国10日签订了两项协定，规定美国提供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来改善伊拉克的电讯和公路、铁路设施。
这是美国在“艾森豪威尔主义”范围内发展巴格达条约国家交通设施的计划的一部分，这项计划被认为是有军事目的的。
美国同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这些巴格达条约国家也已经签订了同类的协定。

美国大使对叙利亚施压力碰了钉子
叙总理表示坚持积极中立政策
也门再次拒绝艾森豪威尔主义
新华社11日讯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10日对美国大使强调说，叙利亚要坚持它的积极中立政策。
阿萨利说，西方国家对叙利亚施加的任何压力，只会使叙利亚更加坚强地执行这种政策。
据法新社援引消息灵通人士的谈话说，阿萨利是在应美国大使穆斯的请求同他会谈时说这些话的。
这些消息灵通人士说，穆斯在会谈时表明了美国对有关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问题的态度，特别是表明了美国对以色列船只“自由通行”苏伊士运河的看法。
而阿萨利说明了叙利亚要坚持积极中立政策，他还同穆斯讨论了以色列在非军事区的侵略行为以及以色列在这个地区修筑一座桥梁的问题。
新华社开罗11日电据中东通讯社泰兹消息：
也门已经在6月10日再次向美国代表团表示拒绝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和美国援助。
以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为首的代表团在动身离开也门以前接到也门当局的通知说，也门不能放弃自己的主权来接受援助，如果美国真愿意给予帮助，那么就请它帮助也门来解决“亚丁保护地”的问题。
也门曾经一再申明“亚丁保护地”是英国占领的也门领土，它建议同英国举行直接谈判来解决争端，但是英国拒绝这种建议，并且不断使用武力来威胁和侵犯也门。

艾森豪威尔卧病
新华社11日讯华盛顿消息：
白宫新闻秘书哈格蒂10日向记者宣布，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0日清晨病倒。
他曾经反胃，并且呕吐了两三次。
医生建议他取消约会，并且卧床休息。
哈格蒂说，经心脏和肠科专门医生检查结果，没有迹象表明这次消化上的反常现象同他最近的回肠炎手术或心脏病有关。

艾森豪威尔胸有成竹
最近，美国伊利诺斯州共和党众议员蒂摩西·希汉颇为着急地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说，他在伊利诺斯州的第十一选举区（芝加哥）向选民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发现在参加测验的总人数中只有35.9％一般地同意共和党的外交政策，只有41.8％同意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这使他“十分担心”，因此他要求对政府的各项政策加以“改变”。
这位议员在美国政治上显然阅历尚浅。
比起他来，艾森豪威尔毕竟老练得多了。
他在回复希汉的信中教导他不要着急，并说：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能随着选民的意志而“跳来跳去”，“政府将坚定地走它认为对全国利益所必需的道路”。
所谓“全国利益”也者，在美国资产阶级政客口中，不过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代名词。
从这里也就容易了解为什么艾森豪威尔对于选民的意志并不怎样在意。
美国的外交政策是根据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制定的，同选民的意志完全不相干。
作为一个总统，有时需要发表一些电视广播之类，同选民见见面，也不过是哄他们为了这种“全国利益”从腰包里掏出更多的钱来和承受更多的牺牲。
艾森豪威尔的做法就是：
在选举的时候，多少得看看火候，考虑一下选民的愿望，说些投合这种愿望的诺言；
但是既经当选，大权在握，就不必去为选民的喜恶操心了。
（施旅）

西德垄断资本进一步渗入土耳其
克虏伯决定扩大对土投资
本报讯安卡拉消息：
西德大资本家克虏伯以国宾身份在土耳其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访问以后，已决定进一步扩大对土耳其工矿交通等部门的投资。
克虏伯在离土前夕说，土耳其的资源是十分丰富的，不仅需要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来“合作”开采，而且有足够的余地供欧洲或美洲其他国家进行投资。
克虏伯说，克虏伯康采恩将主要投资钢铁工业和铁路交通。
原有的卡拉布克炼钢厂经过扩建后，将达到每年增加八十万吨钢产量的水平。
克虏伯康采恩准备投资一亿九千万到二亿三千八百万美元来实现这一扩建计划。
此外，伊兹密尔的炼钢厂也是克虏伯投资目标之一。
克虏伯康采恩除继续供应土耳其现有铁路的车辆外，将投资兴建新的铁路，首先是土耳其至伊朗的铁路。
这条铁路是巴格达条约集团计划中的战略交通网的主要干线之一，它是艾森豪威尔特使理查兹访问中东时决定建筑的。
除炼钢工业和铁路交通外，克虏伯还对土耳其的铬、钨、煤等矿藏的开采表示了很大兴趣。
克虏伯说，他的公司已经同土耳其政府在原则上就联合开采乌达鲁格山（布尔萨省）钨矿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目前西德在土耳其的投资占这个国家全部外资20％，仅次于美国。
在1955年，克虏伯康采恩就同土耳其成立了“德—土矿产调查勘探公司”，对土耳其境内矿藏从事调查研究。

那霸市长反对变冲绳为关岛
斥美国压迫冲绳人民
据新华社11日讯那霸消息：
冲绳岛首府那霸市市长濑长龟次郎今天对国际新闻社记者发表谈话，谴责美国军政府压迫冲绳人民。
他说，如果让人民自由选择的话，90％的人会赞成冲绳归日本管辖。
濑长说，美军当局的压迫是冲绳人民不满美国统治的原因。
美国在冲绳收购土地的政策也遭到了日本人、冲绳人甚至部分美国人的反对。
濑长主张把冲绳归还给日本，他说把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分割开来是不对的。
他认为如果企图把冲绳变成另一个关岛或者波多黎各，那就要产生严重的后果。
濑长从去年12月当选那霸市长以来，美军当局一再想迫他下台，但是在冲绳人民的支持下这个阴谋没有实现。

难处理的文件
美国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堆了一大堆第2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秘密文件，它占用了一间七十英尺宽一百英尺长的房间，每年要花一千二百美元的保管费。
学校当局曾一再打报告给政府和国防部，请求处理这些不准许看的文件。
由于政府处理问题的手续繁杂，虽然这件事已提了十年了，但仍然没有得到解答，而得到的指示：
这些文件不用交还政府，不能烧毁，更不能丢掉。

劳动教育和实践相结合
安徽省中学放农忙假
本报讯安徽省今年改变了中学历来的放假制度，将全省中学放三天春假的规定，改为七天到十天的农忙假。
放假时间，根据南北地区农忙季节的不同有前有后。
现在，安徽省中南部许多中学已经放过假了。
淮北麦收在即，也将要放假。
假期中，离家近的学生都回乡生产，离家远的学生，由学校组织参观访问工厂和农业社，或者组织参加义务劳动。
假期回家的学生都争取积极的参加农业生产，有的学习犁田、耙田、插秧、摘茶，有的和社员一块挑砖、挑肥、挑土，或者作些家务劳动。
许多地方的学生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虚心学习、积极干活。
农民反映很好，有的说：
“这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又能文，又能武。”
安徽省中学关门办学，没有和生产相结合教育。
现在，假期让学生回乡参加生产，便可使学校劳动教育和实践结合起来，便于毕业后回乡参加生产。
（于风）

来信照登
人民日报编辑部：
读到您报5月18日第7版林元同志“也请听听编辑的声音”一文，使我不能不给您处写这封信。
05月04日，我参加上海市政协第11小组的座谈会，谈到编辑修改作家的稿子时，我转述了3月中旬周扬同志在北京创作规划会议上的发言，主张编辑对有一定写作历史的作家的稿子，应使作家自负文责，不必加以修改。
到了9日，文汇报上登出储玉坤同志的“上海市政协第11小组座谈记要”一文，内有“老作家王西彦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
‘既已成为公认的作家，编辑就不能修改他的作品。
我个人主张，连一个字也不能修改’”的话，我看了后，很有些不痛快：
一则，称呼我为什么“老作家”，使我敏感到有讥刺我不长进的意思，我觉得自己在写作学习上刚处于摸索阶段；
再则，形容我的口气为“斩钉截铁”，再和“公认的作家”“连一个字也不能修改”等等的语句连在一起，便显出我态度的偏激来了，跟我原来的说话和心情是并不完全符合的。
不过，那究竟是别人的描叙，不是我正式的文章，读者应该是一看就知的，所以我也就没有请求报纸给我更正。
不料在林元同志的文章里，竟引用了上述那段描叙，还加上加重点，并进而判给我“自大”“不谦逊”的罪名！
林元同志这种引用和判断，实在太使我吃惊了！
难道他竟没有看出“老作家”的称呼和“斩钉截铁”的形容词，是出于别人的手笔吗？
更没有想到，摘记一个人的发言中的片言只语，有时是可能不尽符合原意的吗？
何况我的发言，是针对着当时当地的特殊情况的呢？
王西彦1957年05月19日上海

老教授和青年教师密切合作
北京工业学院教授张翼军
近来，各高等院校的党外人士，在帮助党组织整风中，揭发党在领导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有些人主张取消学校党委制，实行“教授治校”。
我不同意这种意见，在今天的条件下，我认为所谓教授治校是没有根据的。
从1922年起，我开始在沈阳东北大学教书，那是封建军阀张作霖的天下，奉天省长王永江兼校长，当然没有什么教授治校的事情发生。
九一八事变后，我由东北到北京，曾在北京中法大学、师范大学及中国大学等校教书，也没有实行过什么教授治校的制度。
当时这些学校，都是由校长一人负责，教授除去教书以外，不过问什么教学行政上的事情。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搞过教授治校。
但是，据传说，在那里的教授也并不是有怎样的民主权利。
现在有些人提出教授治校这个问题，主要的理由是为了充分发挥老教授的作用。
解放几年来，学校党委领导上可能有不甚重视老教授的作用的情况。
学校党委领导应该重视发挥老教授的作用，但也不能把它强调到不恰当的地步。
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对北京日报记者说
（见5月16日北京日报），蒋南翔校长不重视老教授。
我记得蒋南翔说，要注意发挥老教授的作用，同时也要注意培养青年教师。
这并没有什么不正确处。
也许是在清华内部还有什么情况，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有个不成熟的意见，大力培养青年学者，能得到老教授的帮助，那是最好的了。
但是在中国各地各校可能有得不着什么帮助的青年，像钱先生那样的学者，如凤毛麟角，恐怕有很多的进修青年接近不得。
但是在我看来，现代中国青年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一定能够进步。
能得到老教授的帮助，固然很好；
但在党的鼓舞领导下，也必能独立地前进。
目前的重要问题，是在于青年教师与老教授的经验如何结合起来。
以前，因为党的领导上只重视青年教师的意见，对老教授存在不信任和不重用的情况，老教授们是有顾虑和有意见的。
我记得在解放以后一、二年内，有一个教授和我谈过心里话，他怕人民政府使用二、三年后就不使用了。
这种顾虑，虽然现实生活作了回答，但是，现在我仍然听到有些老教授说，现在学校里的系主任都是小青年，不要我们上岁数的人了。
这是对党委使用不当的意见，也是希望解决问题的呼声。
不一定是每个系主任都要由老教授来担任，但是，怎样才能发挥老教授的作用？
这个问题在这次整风中应求得解决。
但是，学校未能充分发挥老教授的作用，并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学校里党委领导不好，要取消党的领导。
从我的经验看，今后学校党的领导不但不能取消，而且应该加强。
学校假如没有党的领导，就要变成无政府状态。
而要党的领导，并不是要以党代政，包办一切。
有关教学行政方面的重大问题，党委应当提交校务委员会作切实的讨论，使校务委员会变成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
我们学校的校务委员会，一年开一、二次会，开时大家举举手，只有形式。
那样的开法，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我建议以后校党委开会研究教学及科学研究等重大问题时，事先可以吸收几位老先生列席讨论，认真征求大家的意见。
在做出某一项决定时，一定要提交校务委员会作切实的讨论。
共产党所以能成事，就是因为不脱离群众。
而我们学校里有不少共产党员，的确是脱离了群众，特别是个别的青年党员盛气凌人，整风对他们说是很需要的。
我说学校党的领导要发挥老教授的作用，但不论从目前特别是从将来的情况看，都不能因此而低估青年教师的作用。
目前，我们学校的专业课的教学任务，虽然是主要的还由老教授担任，而基础课程的教学任务，则有百分之七、八十靠青年教师来负担。
这些青年教师，都是从1951到1952年大学毕业生中培养起来的。
他们的知识虽然不够宽广，有的人因为研究得过专过细，所学不敷所用，但一般的说讲课还能讲的清清楚楚，有个别的讲得还很好。
所以，把老教授和青年教师并重，并很好的结合起来，是改进当前学校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关键，不能片面地走另外一个极端来处理问题。
我觉得校党委应该重视这个问题，要在对教学等具体工作的安排中，贯彻这一精神。
我个人亲身体会到，老教授和青年教师在工作中的结合，不仅是应该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去年就有两个青年教师和我合作。
我们不但在私人感情方面处得很好，而且，在科学研究工作方面也互有帮助。
因为我年岁比较大，知识比他们多些，给他们的帮助要大些；
但也有些新问题我没想到，而他们想到，对我也有帮助。
但是，党委重视领导，并不等于说就没有困难。
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很复杂的。
有些老教授常常以长者自居，不虚心，不认真地履行培养青年学者的义务，看不起青年教师，只许青年教师跟自己学习，教训青年教师，就不愿意从青年教师的工作中吸取新的东西，进步迟缓。
要使老教授与青年教师结合，就首先要老教授在认识上弄清楚这点。
前一阶段，报纸上揭发过去学校党委不够重视发挥老教授作用的缺点是对的，但只片面的强调尊重老教授，效果也是不好的。
青年教师处在共产党领导的新时代，比起我们过去在旧社会的情况来说，条件是优越的，进步是非常快的。
有些人因不能从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这个问题，把自己的进步和成就归功于个人，骄傲自满，不尊重老教授。
这是他们同老教授结合的最大障碍。
有关这些老教授和青年教师的思想问题，我建议校党委应该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来加以解决。

高等教育改革中的三个问题
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
要正确地开展批评和反批评
在党的整风运动中，党号召党内外的同志们要大“鸣”大“放”。
这说明了党能正视自己的缺点，虚心地接受批评，准备把党的工作作进一步提高。
向党所提的意见绝大部分是热情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的意见是不正确的，甚至有的荒谬到这样程度，像葛佩琦那样，诬蔑党员，要取消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这不能不引起知识界的坚决反对与无比愤怒。
我们必须体会党的“鸣”、“放”方针的精神，并根据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来判别向党所提的意见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
我们也必须坚决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向一切违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与思想作斗争。
我们一方面要向党提意见，另一方面也必须改造自己的思想。
储安平对于所谓“党天下”的诬蔑性的批评，混淆了知识界的视听，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这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很不利的，因此必须对它作严肃的批判。
在过去几年中，祖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得很快。
一个多月来，文教界的同志们也提了不少意见，有的是正确的；
有的是不正确的。
现在就我在工作中的体会，来谈谈高等教育改革中的三个问题，把意见提出来向文教界的同志们请教。
高等教育改革的路线是正确的
第1，高等教育改革的路线问题。
从1952年起全国的高等学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
在原有高等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综合大学，多科性的工业大学，单科性的工、农、医学院和师范大学与师范学院。
1949年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为十一万七千人，到1956年增加到三十八万人。
高等学校在过去七年中已有三十万零二千五百多毕业生。
许多专业自四年制改为五年制，毕业生的质量也有不断提高。
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成绩。
但是，有人认为，院系调整是不必要的，理工无须分家；
如果要多培养些人，每个学校多招收些学生，扩充一些校舍与设备就能完成任务了。
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
我们不能因为在院系调整后遇到了一些困难，并因为在工作中有了一些缺点，就否定院系调整政策的必要性。
大家还记得：
在旧中国，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模糊，系科设置庞杂；
在行政上系科各自为政，在教学上教师各行其是。
在同一地区各种不同的系统常建立性质基本上相同的学校。
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在大城市则更为显著。
院系调整的任务是在于使新中国的高等学校能够大量地、迅速地培养出合乎规格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材。
1952年夏，北京各高等学校的教师们积极地学习了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计划，初步肯定了系科有关专业的培养目标，从而草拟了当时认为结合中国实际的教学计划。
在院系调整之后，教师们认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建立新的教学制度，组织教研室并通过教研室的活动，发挥了集体力量来进行教学改革。
总的说来，1952年的院系调整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上，是一个翻天复地的革命。
全国的高等学校在院系调整之后，完全以新的面目出现。
除了旧大学有些系科外，为了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成立了许多新的学校、新的系科、新的专业。
即使与旧大学各种相同的系科中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都有极大的改变。
好些系科、专业与课程，在以前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学校行政人员与教师都须从头学起。
即使在原有的一些系科的课程中，为了满足新的要求，教师们也孜孜不倦地进行学习，努力自我改造，掌握新的教学内容，上讲坛传授知识。
在高等教育部的统一领导下，高等学校的教师们不断地修订教学计划、制订教学大纲、编译教材，并在各种教学环节上，如讲授、辅导、课堂讨论、实验、实习与考试，等等，努力钻研，逐步改进。
我认为，五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果。
我们不仅输送了大批青年干部支援国家建设，我们也培养出大量的优秀的青年教师上大课、教大班，为今后提高教学质量，进一步进行教学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也体会到，高等教育部采取这样一条路线进行教学改革，也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必须从头学起。
我们只能首先学习苏联的教学方法、教学形式，然后再来体会苏联先进经验的精神实质，逐步提高我们的教学质量。
所以我认为，有人批评我们的教学改革在路线上犯了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是不正确的。
在这一阶段的工作里，有科学成就的老教师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他们的谆谆教导，培养出大批青年教师。
如果他们不这样做，而依照过去那样只指导少数青年教师或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提高他们的科学水平，那末一定有许多课程开不出来，也不可能培养得这么
多的青年干部。
从开展科学研究向科学进军来说，也不会有像现在这样强大的基层队伍。
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指出苏联专家给我们的帮助，他们在培养青年、建立系科与学校、协助我们进行教学改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但是，在过去的一个阶段里，我们的工作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
我们把教学计划、大纲、方法等等，在系科与教研室中主观地、机械地并生硬地贯彻，而另一方面不考虑条件、需要与可能，向系科与教研室要经验、要总结。
在这个工作过程中，也产生了宗派主义的现象。
青年教师学习苏联的教学方法比较快，老教师不像青年们学习得那样快，因此在1952—1953年间，有这样的错误看法：
青年学习苏联比老教师积极，只有青年才能被培养成为红色专家。
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部与学校的领导都心中无数。
学校中有成就的科学家在教学改革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应当起什么作用？
这样重要的问题，在我和高等教育部的接触中，从来没有听说他们研究过或讨论过。
几年来教学改革工作中最大的缺点，我认为是执行教学改革过程的盲目性。
我们要学习苏联，这一点是肯定的，大家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为什么要从学习苏联的教学形式和方法入手，而逐步提高到学习教学内容这样的路线，不论在高等教育部或在北京大学，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讨论，而事实上或者也没有讨论过。
自从1952年新的北京大学一成立，我们教务处就被繁重的行政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自己一直到1954年的寒假进行教学经验交流会时，才认清楚有这样一条教学改革的路线。
我相信在学校里的教师中，到今天一定还有很多人对这条路线不够明确。
由于党的威望高，任何工作领导上一号召，青年们就热烈地响应并积极地行动起来，但是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就得要问，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
无怪乎有的北京大学校务委员说，北大校务委员会只讨论如何做而不讨论应该不应该做的问题。
这就好像一个队伍的进军目标是清楚的，进军的道路也是正确的，但是这个队伍的司令员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沿着这条路线进军，而队伍的各级指挥员也没有讨论过必须采取这条路线进军的道理。
这样就不能不降低我们的工作效率，给工作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党必须领导高等学校
第2，党领导高等学校的问题。
院系调整是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后的基础上进行的。
三反运动在旧高等学校中树起了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旗帜。
高等学校进行教学改革能很快有收获，是和三反运动分不开的；
这也是和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当然三反和思想改造过程中，在有些具体问题上，群众的言行粗暴了一些，以致伤害了一些老教师的感情，但决不能因此就否定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的正确性与必要性。
党不仅作出了院系调整、教学改革的正确决定，同时在院系调整之后，进行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也不断指出前进的正确道路，经常给我们鼓励与关怀。
我们还记得在1952年秋，院系调整之后不久，各地的高等学校在教学工作中遇到了严重的忙乱现象。
我们很多人在群众意见纷纭、怨声载道的情况下，感到束手无策。
但是党从联系各方面得来的情况，予以具体分析，提出实事求是的解决办法。
在1953年0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应当稳步前进”的社论之后不久，在全国范围内就克服了教学改革中所遇到的忙乱现象。
这样困难巨大的问题，也只有力量强大的党才能解决，也只有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全国的高等学校才能克服困难，使学校的教学工作纳入正轨。
根据北京大学的工作经验来说，学校的党委在领导教师政治学习继续进行思想改造方面，也有极大的收获。
1953年春天，关于“实践论”与“矛盾论”学习的成效特别显著。
当时党委和学校与系科的负责人在一起组成全校的学习核心，并走在全校教师学习的前面。
北京大学的教师虽然基本上是旧北大、清华与燕京三校的教师，但也有是从全国各地十多个学校调整来的。
由于学校背景不同，思想认识不可能一致，1953年的政治学习的主要收获，在我看来，是把一个在思想上的杂牌军训练成为一个坚强的队伍，使大家齐心合力为建设社会主义型的综合大学而努力。
从1954年起，教师的政治学习由党委主办的夜大学所担负。
教师们根据自觉自愿的原则来选习课程。
从总的情况看来，教师们对于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的要求是积极的。
有人可能有这样的问题：
党能够制定高等教育改革的方针，能够领导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一个学校的党委能够不能够领导学校的具体工作？
我认为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个高等学校中有哪些主要工作，其次要明确领导这些工作到底有什么内容。
我认为高等学校有四项主要工作，它们是政治、行政、教学和科学研究。
而做好这四项工作的关键则在于不断提高教师、学生与其他工作人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学校而不懈地奋斗。
在进行教学改革与开展科学研究等方针性的问题上，学校的党委也可以运用走群众路线的传统，广泛地联系群众，把群众的经验和意见加以分析和概括，从而提出自己的主张。
在把这些主张贯彻到群众中去时，也必须通过群众的实践，不断加以修正。
这样的领导工作也只有党委才能做到。
因此今后党委在学校中的工作应该是加强，而不是削弱；
要党委退出学校更是荒谬的主张。
至于党委、校长与校务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领导学校的工作如何配合，必须加以进一步的研究才能提出切合实际的办法。
我的体会是：
校长受了高等教育部的委托，来执行国家高等教育的方针，为此他必须对高等教育部负责。
不论学校的校长是党员或非党人士，他在政治上必须接受学校党委的领导，在执行高等教育部的政策上受到党委的监督。
学校既是培养干部、进行科学研究的机构，学校中学术地位高、有代表性的教师、对于学校的思想政治，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会有他们的主张。
学校应当有发表与讨论他们的主张的组织。
因此包括党委代表、学校领导与代表性的教师的校务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的组织有它的必要性。
特别在今后教学改革逐步深入，学校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更有发挥校务委员会作用的迫切性。
党委在过去学校中的工作有没有缺点呢？
我感到缺点还是有的。
在1953年的政治学习中，我们感到党委的帮助很大，深切地体会到党委对政治学习的领导力量。
自从夜大学开办后，政治学习则变成一般化，特别对有些位老教授，没有能够加以更多的照顾，因而他们感到和党委疏远。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老教师普遍地感到在生活上受到照顾过多，在工作上接受帮助太少。
在我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中，我只有听到来自群众的意见，很少听到从党委方面来的意见。
党委在青年党员同志的教育工作上也做得不够。
特别在院系调整后教学改革的初期，由于青年党员在学习苏联中积极性很高，使他们认为老教师不够积极，因而对老教师有些不礼貌的言行。
另一方面，我感到在党的组织内有些青年党员的组织工作负担过重。
特别有些思想水平较高工作态度较好的同志在党的工作上花的时间过多，以致妨碍他们的业务进修。
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二十岁到三十岁是培养青年科学工作者最关键性的时期，过多的行政性或组织性的工作一定会妨碍他们科学水平的提高。
因此从国家长远的利益来看这是没有好处的。
提高教学质量必须开展科学研究
第3，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
教学改革的基本任务在于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使培养出来的青年干部能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很明显的在高等学校中要提高教学质量必须开展科学研究。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对高等教育部在这个问题上，各方面提出的批评最多、最尖锐。
事实上，以综合大学而论，高等教育部很早就注意到科学研究的问题。
在1953年秋所召开的综合大学会议上，科学研究的问题就已提到日程上来。
问题虽然提出来了，高教部也做了一些努力，但是就以综合大学来说，科学研究的进展还是很小；
在其他类型的高等学校中由于教学改革工作的特殊性，开展科学研究所遇到的困难更为巨大。
在高等学校未能很好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主要原因是在忙于教学改革，致使教师们没有很多的力量与时间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另一方面高等学校只有教学设备的经费，而缺乏科学研究的经费，特别需要到国外去购置的仪器设备一时不易得到，以致在高等学校中开展科学研究在物质条件上与国家其他部门的研究机关相差悬殊。
再则高等教育部对高等学校中开展科学研究的问题，也缺乏预见性。
教学改革的最后环节是提高教学质量，而在高等学校中开展科学工作，必须在事前有充分的准备。
这个缺乏预见性的工作缺点，多多少少产生了高等学校中教师“人心向院”的思想情况。
科学院科学水平高，在学术上有威望，而几年来由于科学院领导上与研究人员的不断努力，仪器设备较高等学校为充裕。
这一切都是人心向院的一方面的原因。
可是在高等学校中，当青年教师热情地学习苏联，轰轰烈烈地进行教学改革的时候，有些老教师多少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因而想到科学院去做科学研究工作。
如果高等教育部能够及早预见到在高等学校中开展科学研究的必然性，并早作物质条件的准备，则在学校中培养青年多年、有威望并对学校有感情的老教授，决不会轻易地离开他经常耕耘的园地，而到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中去工作。
我认为在高等学校中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最主要的困难，是在于科学研究的指导力量弱，而培养青年教师科学研究能力的任务重。
一般地说，在一个系科中，青年教师的人数众多，但是有科学研究工作经验并积极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太少。
为此，我们必须团结科学院、产业部门与高等学校三方面的力量，在教学、生产与科学研究等三项任务上，共同发挥我们的力量。
今天，在高等学校中来开展科学研究要比1952年进行院系调整时的条件优越得多了。
自1949年底科学院成立以来，它的科学研究工作已有相当基础，并树立了科学研究水平的标准。
特别在1955年科学院成立了四个学部，而今年又扩充成五个学部，先后遴选出有学术成就的科学家二百五十三人为学部委员。
这就组成了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核心，并要面向全国，今后不断指出全国科学研究的新方向。
另一方面科学院建立了许多重点科学的研究机构，特别注意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最新技术和综合性的理论问题的研究。
毫无疑问的，在这些方面的科学研究成果，是科学研究的典范，并将带动全国科学研究工作前进。
在一年以前，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国务院领导下动员了数百名科学家制订了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
这是我国在十二年内科学发展的蓝图。
今后数年内发展科学研究的工作是在于如何有效地按照这个规划订出具体执行的计划，积极地予以施工。
我认为在高等学校中开展科学研究有优越的条件。
虽然在目前物质条件尚比较差，但是我相信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的统一调配下，这个情况不久就会得到改变。
在每一个学校的每一个系科来说，科学的指导的力量比较弱，但是从全国的角度来说，在高等学校中总的科学家人数还比较多。
在各校科学研究工作开展之后，在数量上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一定会占很大的比重。
另一方面高等学校是青年科学工作者的源泉。
我们每年招收大批优秀的青年进入高等学校作培养科学工作者的素材，而每年也输送大批青年干部到科学研究、生产建设与教学事业等工作岗位上去，从事教学、生产和科学研究工作。
我们在高等学校的工作人员，能够经常和青年们在一起，经常受到青年们朝气蓬勃的影响，也是在我们生活中所感到的快乐事情。
以上是我个人对于在党领导下的高等教育改革的体会和意见，现在提出来向文教界的同志们请教。

今日的大陈岛（国画）
平尼

在中国
加拿大乔埃·华莱斯
一、中国的变化
没有苍蝇，没有臭味，没有疥癣
没有无家可归的人饿死在沟壕间
没有一个婴儿生来
没有衣服穿没有了什么？
换句话说：
没有游手好闲的富人在中国
二、中国工人
他抄起扁担，挑起满筐石头
把全世界颤悠悠地担在肩头
他一面靠劳动养活自己
一面准备用他的头把世界举起
三、中国必会繁荣
大自然会满足一切的需求
因为有嘴的人都有两只手
一只手播种另一只收割
这只手给予另一只保藏
没有一只手为别人拿起劳动工具
没有一只手举起拳头反抗自己的兄弟
（张奇译）
编者按：
乔埃·华莱斯是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最近来我国访问的加拿大进步作家。
上面三首短诗是他这几天在中国写的。

杜鹃枝上杜鹃啼
周瘦鹃
鸟类中和我最有缘的，要算是杜鹃了。
记得四十五年前，我开始写作哀情小说；
有一天偶然看到一部清代词人黄韵珊的“帝女花传奇”，那第一折楔子的满江红词末一句是“鹃啼瘦”三字，于是给自己取了个笔名“瘦鹃”，从此东涂西抹，沿用至今，倒变成了正式的名号。
杜鹃惯作悲啼，甚至啼出血来，从前诗人词客，称之为“天地间愁种子”，鹃而啼瘦，其悲哀可知。
可是波兰有支名民歌“小杜鹃”，我虽不知道它的词儿，料想它定然是一片欢愉之声，悦耳动听。
鸟和花虽有连带关系，然而鸟有鸟名，花有花名，几乎没一个是雷同的，惟有杜鹃却是花鸟同名，最为难得。
唐代大诗人白乐天诗，曾有“杜鹃花落杜鹃啼”之句；
往年亡友马孟容兄给我画杜鹃和杜鹃花，题诗也有“诉尽春愁春不管，杜鹃枝上杜鹃啼”之句，句虽平凡，我却觉得别有情味。
杜鹃有好几个别名，以杜宇、子规、谢豹三个较为习见。
据李时珍说：
“杜鹃出蜀中，今南方亦有之，状如雀鹞，而色惨黑，赤口有小冠。
春暮即鸣，夜啼达旦，鸣必向北，至夏尤甚，昼夜不止，其声哀切。
田家候之，以兴农事。
惟食虫蠹，不能为巢，居他巢生子，冬月则藏蛰”。
关于杜鹃的一切，这里说的很明白，看它能帮助田家兴农事，食虫蠹，分明是一头益鸟。
它的啼声哀切，也许是出于至诚，含有“垂涕而道”的意思，好使田家提高积极性，不要耽误了农事。
杜鹃有一个神话，据说是蜀王杜宇称帝，号望帝，那时荆州有一个死而复生的人，名鳖灵，望帝立以为相。
恰逢洪水为灾，民不聊生，鳖灵凿巫山，开三峡，给除了水患。
隔了几年，望帝因他功高，就让位于他，号开明氏，自己入西山，隐居修道，死了之后，忽然化为杜鹃，到了春天，总要悲啼起来，使人听了心酸。
据说，杜鹃的啼声，是在说“不如归去”，因此诗词中就有不少以此为题材的，如宋代范仲淹诗云：
“夜入翠烟啼，昼寻芳树飞；
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
康伯可满江红词有云：
“……镇日叮咛千百遍，只将一句频频说；
道不如归去不如归，伤情切。”
每逢暮春时节，我的园子里杜鹃花开，常可听得有鸟在叫着“居起，居起”，据说就是杜鹃，“居起”是苏沪人“归去”的方言，大概四川的杜鹃到了苏州，也变此腔，懒得说普通话了。
西方人似乎爱听杜鹃声，所以波兰有“小杜鹃”歌。
西欧各国还有一种杜鹃钟，每到一点钟有一头杜鹃跳出来报时，作“克谷”之声，正与杜鹃的英国名称“Cuckoo”相同，十分有趣。
我以为杜鹃声并不悲哀，为什么古人听了要心酸，要肠断，多半是一种心理作用吧？

输血
李岸
楼上的小慧子出了麻疹，隔壁的费天毛出了麻疹，我整天搂着我的龙宝贝，门槛都不敢跨了。
好容易又捞着一个礼拜天了，我死催硬催，催卓吾上医院给宝宝输血，这样老是关门闭户的，不是个防麻疹的办法呀。
“呶……你没有看见我正忙着吗？”
他把一双脚盘在凳子上，又在给那个该死的陈二胡子写信了。
如果我现在没有怀孕，压根儿不劳他的驾，我把他手中的钢笔夺过来：
“你……你不疼我们的龙宝贝……陈二胡子，今天写，昨天写，你已经给他寄了十八封挂号信了……捞了一个屁？！
”
“别打扰我好不好，我的太太……”他看都不看我，红光满面的胖脸膛直淌汗。
呶，老是吃“补血当归精”，老是吃“补血当归精”，一定会胖得像个宁乡猪〔注〕。
天热了，我可不乐意和他睡在一张床上哩。
他似乎发现我在背后叽笑他，扭过头来冷冷地瞟了我一眼：
“放心，太太，找着陈二爹，把他接到矿山来，呶，一个党委会的组织部长嘛，养得起他……呃，你放心，养了他，不会少你的高跟鞋……”
“你……你……”我的嗓子都气哑了。
他马上堆下一脸笑：
“小孩子，有了小儿子，你还是个小孩子……开句玩笑，干吗当真噘嘴巴啦？”
他走过来，摸着我的头发说：
“有了新线索，有个朋友昨天来了一封信，我的陈二爹，解放前一年就到外面过流浪生活了，我想去信问一问，看往哪个方向去了，好在那些报纸上登寻人启事。”
“呶，你真是个大慈大悲的圣人啊……”
“有什么办法呢？
良心，呶，良心……那一年，我受了那么重的伤，B型的血又没有地方找，如果没有他老人家给我输六百西西，呃，你这个太太也当不成了……”他的脸色阴沉下去了：
“那个硬老头，输了血就走……唉，我真后悔，要是强迫他受了我这枝派克钢笔，也了却了这桩麻脑袋的事……”
“上医院，这些事等一会儿谈，上医院，卓吾。”
我看着手腕上的表，瞧瞧睡在怀里的龙宝贝，挂号的时间快过了。
心里好像有一只猫儿在抓。
“呃，真固执……医院的血库那么大，要多少，有多少，二十个西西，只用两元钱嘛。”
“钱？
谁在计较钱？
医生说，防麻疹，父母的血最见效。”
“你知道，我最近熬了几个通宵？
呶”他不耐烦地坐到凳上。
“瘦一点也好。”
“瞧，瞧这个体贴丈夫的好太太……呶，陈二爹这充满阶级友爱的血，没权利，我没有权利任意消耗它……”钢笔又磨擦着信纸沙沙地响了。
我的鼻尖酸溜溜的，用毛巾蒙着龙宝贝的脸，推开房门，一气奔了出去。
礼拜天的矿工城甚是热闹，我拣人少的地方走，一会儿就到人民医院了。
大夫是女的，却有一双男性的明亮的眼睛，她看了看龙宝贝，问：
“同志，你是他的……”
“我的小儿。”
“嗯”她看见我挺着一个大肚子，点点头，接着问：
“他爸爸呢？”
“他……他到北……北京出差去了。”
要学会扯谎的确困难，我连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话。
大夫重重地“唔”了一声，听得出，她是为了照顾我的自尊心才没有揭破谜底的。
她站起来：
“请等等，我去叫一个输血的来。
呶，同志，这个嘛，你无论如何需要弄清楚，在我们的社会里，输血不是为两个钱……”门咔嚓一声，她出去了。
我的脸上好像有数不清的虫在爬，正准备退出去的时候，大夫陪着一个瘦瘦的老头子走进来，他脸上的肌肉不多，眼睛却炯炯有神，他对我笑一笑，抱过龙宝贝，重重地吻了一下。
立刻捞上了衣袖，现出一条结实的胳膊来。
我的心差点从喉咙里跳出来了。
呶，胖胖的、身强力壮的卓吾躲在家里不露面，倒要在一个陌生的瘦老头身上开刀，这成什么话啊，反正扯了一回谎，我再扯一次：
“不，不，呶，怎么，今天忘记带钱来了……”
老汉只对着我笑。
大夫冷冷地盯我一眼：
“钱……他是印刷厂的工人，义务输血队的……”
那眼光好比一把尖刀，钻进我的心脏里：
“哦……哦……”我抢过龙宝贝，就往门口跑。
老头挡住我：
“嫂子，大夫说，他爸爸在北京，你又有喜……嫂子。”
我推开他，没命地奔出了人民医院。
回到宿舍的天井里，我的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在一块石头上面坐下来。
歇一阵，我对屋里喊：
“卓吾，出来接接小宝宝。”
“啊，回啦……”丈夫在窗户里面答应着：
“等一下，只等一下，这封信只剩下落款了……”
竹篱笆外面，一个人正在东张西望，他发现了我，马上跑过来。
“你……你这个嫂子，真固执……”
原来是那个老汉跟上来了，我怔怔地望着他，不知道怎样对付。
他来夺我怀中的龙宝贝，我的手直发抖，天井里如果有一个地洞，我钻进去那将多么好啊。
卓吾大概把信写完了，他在门口伸了一个懒腰，往我身边走来，发现了老头，他的眼睛睁大了，睁大了……突然，他扑过来：
“哦……二爹，我的陈二爹，哦，我……”
陈二爹看看龙宝贝，看看他，他像一尊铁菩萨钉在原地，一动不动，一动不动……
〔注〕一种品种优良的猪。

“过‘左’”和“过右”
流冰
章乃器先生在书面发言中不同意别人对他的批评（见6月10日人民日报）。
最后他说：
“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
整风运动从某一些角落来看，肯定会有曲折，肯定会有过“左”、过右的偏向，但党是会明是非的。
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
这段话，有些是正确的，例如“党是会明是非的。
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
有人对他进行反批评，正是为明是非。
但有些说法，要是同面前的事实对照起来，我看是“过右”了。
比如，他说：
“我觉得，‘抵抗改造’、‘离开社会主义’、‘离开党的领导’……一类的大帽子多了一些。”
这就是说，他认为别人对他（以及同他持有相同观点的人）的批评过“左”了。
他举出了人们对李康年的批评作例证：
“他（李康年）的建议的用意仍然在于早点消灭资产阶级，摘掉资产阶级帽子；
那就没有理由说他是要离开社会主义，而只能说他是过急地追求社会主义和不问条件是否成熟就想摘帽子。”
“对于不愿意再被称为资本家的人反而说他是离开社会主义，那是无论如何都说不通的。”
这说法可真是妙极了：
原来李康年的毛病是过“左”了（急于追求社会主义），而别人却都批评他是过右了（离开社会主义）。
这不是证明批评的人是“左”上加“左”了吗？
可是，让我们把章乃器的说法和陈叔通先生的如下说法比较一下，看谁说的更切合实际一些。
“……同时，还希望国家把二十年定息一次付清，以便摘掉资本家帽子。
这种名利双收的思想，是十足的资产阶级思想……。”
是“名利双收”更符合李康年的思想实际呢？
还是“急于追求社会主义”更符合李康年的思想实际呢？
这是不难理解的吧！
“十足的资产阶级思想”当然是过右的，而章乃器还说它是过“左”的。
这不证明章乃器的反批评是右上加右的过右了吗？
章乃器把批评他的人说成是：
“乘机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对自己有利，表现了‘唯我独忠’的姿态。
这种人的思想就值得检查了。”
他还说：
“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
和共产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
这都说不上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
章先生在这里竟“老老实实”地混淆是非了。
有谁说过“开门见山”地批评共产党的缺点便是“脱离社会主义”“脱离领导”呢？
但是，把资产阶级分子的“脱胎换骨”曲解成“剥皮抽筋”，要党退出学校、机关，要公方代表退出合营厂矿，要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下台”等等，难道也不是脱离社会主义、脱离共产党领导的论调和要求吗？
有人对这种论调和要求，讲了讲反对的意见，指明这些是“脱离社会主义”的“脱离党的领导”的，怎么就会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以求对自己有利呢？”
至于说到“唯我独忠”，章乃器不也承认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忠于社会主义的吗？
可见根本就没有“独忠”的问题。
难道会有谁不准章乃器忠于社会主义吗？
许多人批评他，就是要求他也来忠于人民和社会主义。
可是他却把忠于人民和社会主义的人，说成是过“左”了，而且不惜用“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话去打击他们，这岂不是又证明他是过右了吗？
如果用“一推十万八千里”的方法去“推论”整风运动会不会出现过“左”或过右的偏向，我不愿参加这种空头辩论；
但把章乃器说过的话归结为过右了，总还是公道的。

随感
徐淦
有些机关，年年做总结，回回有一条：
要加强思想工作。
一加强，二加强，有的已经加强到了这样的程度：
党、团支部，义不容辞；
工会，责无旁贷；
行政首长以下，部啊室啊处啊的主任，当然也管；
人事科不必说，业务科组的正副组长，居然也有以此为主的；
所有不在领导岗位的党员团员等，也无往而不做这一门工作。
做思想工作的，真是多极了。
效果却往往说明：
多乎哉，不多也。
我看，思想工作是取消不得的；
但做法需要改一改。
要专责的部门和人，人最好重质不重量；
除此以外，与其纷纷以思想工作者自居，不如摘下这块牌子，身体力行，从工作中表现出优良的思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