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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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广大的土地上，正在开始一个紧张的农忙季节。
南方各省，小麦、油菜已经收割，农民正忙于水稻的插秧、补苗、追肥和耕耘；
北部地区即将开始割麦，高粱、谷子以及其他农作物的播种、锄草、间苗等农活也等着人去做。
由于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过去的分散经营已经改变为集体经营，播种、收割等各种活动都要求集中人力；
加上今年春寒，小麦成熟期较晚，在麦收同时，秋季作物的耕作就紧张起来。
此外，根据气象预测，今年夏季气候变化复杂，可能发生狂风、暴雨、冰雹等自然灾害。
为了保证今年丰收，现在必须进行紧张的劳动，这是当前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任务。

作好小麦的收割，保证其他农作物生长得茁壮，关系着全国千百万人民的衣食，也关系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
我们军队要积极行动起来，在“农民需要什么就帮助什么”的精神下，根据农业社的不同情况和实际需要，适当分配劳力，进行帮助。
目前尤其重要的，是帮助农民做好小麦的收割、运输、打场、保管等工作，真正做到“几成年景几成收”。
在干旱的地区要帮助抗旱，在有水灾威胁的地方，各部队要作好防洪救灾的准备，一旦自然灾害袭来，就随时出动人力，积极参加抢险救灾，和农民一起共同战胜灾害。

在帮助麦收时，要向农民宣传，接受去年某些地区的教训，不要采取“全部熟了才收割”，“集中大场一起打”的办法，要熟一片割一片，随割，随运，随打，保证颗粒还家。

在参加收割和其他劳作时，不能光求数量，要特别注意质量，从好中求快，不能蛮干。
收割要作到轻割、轻放、轻捆，不漏掉一根麦，不损坏一个麦穗；
做其他农活时，要及时征求农民意见，按照农民要求，合乎规格地进行劳作。

在参加劳动的过程中，要多和农民接近，多和农民交谈，了解农民的情况，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并征求农民对军队的意见。
通过帮助农民劳动，进一步密切军民关系，解决军民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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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历时十三天的全军首届军械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已在6月8日闭幕。
闭幕会上奖励了四百八十五名先进工作者和六十个先进单位。
总军械部副部长陈文彪少将致了闭幕词。

总参谋长粟裕大将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作了指示，他要求全军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重视和加强军械装备的维护保养工作，发扬我军爱护武器、视武器为第二生命的光荣传统。

粟裕大将在谈到整风问题的时候说，领导者应该冷静倾听群众的意见，勇敢地改正错误；
被领导者要大胆地“鸣”，勇敢地“放”，帮助领导整风。
同时，他还指出，整风和工作要两不误，不能因为整风妨碍了工作，更不能因为整风放松了经常的战争准备。
他说，反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除了进行思想批判以外，最好的办法就是领导者多到下面去看看，有些问题要先同下面研究，再订出执行的办法，这样才能避免主观主义的错误；
反对宗派主义要着重改善党员同非党同志、军人同无军籍人员的关系，这里面有问题要多批评领导，多批评党员，多批评有军籍的同志。

关于向军事科学进军和科学研究的问题，粟裕大将说，十二年左右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而不是现在的要求。
我们应该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大处着眼是注意发展方向，逐步学会并掌握新技术；
小处着手则是实事求是地把我们过去的技术保持整理提高，熟练地掌握现有的军械装备。
===== 愤怒斥责反社会主义言论-空军指挥员和飞行员说；
阶级斗争并未结束；
我们要时刻提高警惕！

作者：吴济滨/韩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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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吴济滨、韩犁报道 2546部队的一些指挥员和飞行员们，在紧张的飞行训练空隙时间，纷纷发表意见，痛斥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

团长毛履武说，对人民来说，统购统销统好了，物价保持了平稳。
只是那些奸商，再也不能投机倒把，才感到统糟了。
肃反运动对人民有利，对反革命分子来说才是把他们搞糟了。
葛佩琦是歪曲事实，攻讦党的领导。
储安平说“党天下”，这是没有根据的，我是起义军官，不是一样在人民解放军工作吗？
几年的工夫（1949年起义），从一个飞行员提升为团长。
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会得到党的信任，人民的信任。
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实吗？

飞行员张嘉祥说：葛佩琦说“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内”。
我坚决反对他的说法。
我们人民空军是保卫人民的，难道也保卫反革命分子吗？
他这种立场，我看不配做大学的讲师。
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攻击共产党，还说毛主席、周总理是老和尚，这种对领袖不礼貌、侮辱领袖的行为，实在可恨。
我看他不配办报。

飞行员刘殿元说：葛佩琦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说群众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这大概是他自己的想法，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才翻了身，是拥护共产党的。

空中射击教员李齐泰上尉说：葛佩琦竟把“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的话也搬出来了。
什么人杀共产党呢？
解放前国民党杀共产党，我父亲李求实是共产党员，1931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活埋了。
解放后谁杀共产党呢？
是反革命分子，他们要暗害共产党人。
共产党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所以要整风，但是有什么根据拿出“打倒”、“杀”等等字眼对付党呢？
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代表什么人呢？
我是空军军官，肩负着保卫祖国领空的神圣使命，看到这些言论，如果不让我说话，我受不了。

某系主任李绥上尉说：我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党把一个系的领导任务交给了我，谁说是“党天下”、“清一色”？
系里的党员有了缺点，我也可以个别地或当众地进行批评，谁说是“看党员的眼色行事”呢？
储安平等的发言，对党的整风运动毫无好处，当然要受到人民的坚决反对。

教员齐兴华中尉说：“机关枪倒过来打”，这是王德周的愿望。
我做为一个空军军官来向他声明：我们的枪口永远对着帝国主义及一切人民的敌人。
如果让我们的枪口对准我们亲爱的共产党人，那永远是不可能的，谁叫我们这样干，我们的枪口就马上对准谁。

给养科长朱时中说：葛佩琦说，生活水平提高的只是党员和干部。
这是睁着眼说瞎话。
我家原来很穷，过去种地主的地，地主来要租，交不起，要把人抓去坐牢。
现在我家参加了合作社，有房子住，吃穿再不用发愁，我们整个村子多数人家生活好了，再没有剥削和压迫。
我们村子绝大部分是老农，可不都是共产党和干部！

主任教员许晓中少校说：为了革命胜利，我曾四次负伤流血，今后我还要百倍警惕地保卫胜利成果。
葛佩琦等的发言，进一步告诉我们军人：阶级斗争并未结束，人民祖国的捍卫者要时刻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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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海军、总后勤部的许多同志写信给本报，反对少数右派分子对党的诬蔑。
杨志明同志从郊外骑车进城，把他写的“质问葛佩琦”一稿送给本报。

海军的邓雁同志写道：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规定：党员要“虚心地听取并且及时地向党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和决议”。
党章所以这样规定，是为了使党能够及时了解群众的情况，并且根据群众的要求和意见，纠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正确地制定政策。
然而葛佩琦却硬要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把党员向党组织的反映群众的要求和意见的汇报，说成是“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
并且说：“这不能怪党员，因为党组织叫他们作情报……”。
他也许以为他这样巧妙的用语，一定可以达到挑拨党员和党组织的关系，挑拨党与群众的关系，破坏党的团结的目的，可惜他没有想到类似这种对党的诬蔑和诽谤，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及他们的走狗们，已经做过无数次了。
但是他们都失败了。

海军袁鹤青同志来信说：必须警惕！
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说了几句公道话，接到了恐吓信；
复旦大学教授笪移今，也因为说了几句公道话，受到舒宗侨干涉。
这是为什么？
舒宗侨宣称，他不愿听笪移今教授的“教训”，因为笪教授曾经说：“一切言论意见，不利于团结和离开社会主义的都是错误的。”
那未，舒宗侨，你愿听些什么呢？
愤怒的心情迫使我不得不提出质问：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杨志明同志在他写的“质问葛佩琦”一文中说，葛佩琦的发言充满了对党的诽谤、诬蔑和咒骂。
使我感到无比的愤怒。

葛先生说：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请问，你所说的群众又是指的哪些人呢？
广大的劳动人民是拥护共产党的，因为共产党给他们带来了幸福。
那么，还有什么群众呢？
这无非是指你周围的代表少数人利益的一小撮人。

葛佩琦说：“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
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试问不要共产党领导，那么，要国民党领导吗？
不往远说，就拿最近台湾发生的美国兵枪杀刘自然事件来说吧，广大的台胞都行动起来了，国民党当局不但不给这种正义的举动以支持，反而颁布了十杀令，逮捕了许许多多的爱国青年，向其主子屈膝求饶，这不是卖国，是什么？

葛佩琦还公然把六亿人民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连在一起，相提并论，这更是胡说八道。
我们心里都有数，我们革命军人的神圣职责是保护六亿劳动人民利益，我们决不会保护反革命分子，相反的，我们一定要消灭一切反革命分子。

作者：雨吉
版面：头版

这些天，警卫天安门的公安战士和石景山钢铁工人一样，心情十分激动，都压抑不住满腔的愤怒。
6月10日的上午，他们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并交给了记者一封信，抗议葛佩琦、王德周、储安平等人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种种谬论。

战士们对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的反动言论，一致予以斥责。
上等兵葛之先愤慨地说：“谁不知道，只有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才从中国赶走了帝国主义。
葛佩琦是知道历史的，难道这一点都忘记了吗？”
战士们还根据许多切身体验，说明党给人民带来了幸福。
下士李福成是河北省人，他介绍了解放前后闹水灾的不同情况说：“去年闹水灾，谁都知道党和政府想尽各种办法，运粮食，发救济款，帮助灾民克服困难。”
战士们都说：“没有共产党，人民就得不到翻身解放，就不会有新中国！”
有的战士质问葛佩琦道：“不要共产党领导，要谁领导？”
中国人民大学讲师王德周说“老百姓开始对中央不信赖了”，战士们纷纷指出：他是恶意挑拔。
他所说的老百姓，只能代表王德周自己，不能代表劳动人民。
他们举出这样一个令人感动的事实：去年国庆节前夕，天安门前来了一个来自涞水县的老太太，她身边还带有一包干粮，她告诉战士说：“我是赶来看毛主席的。
是毛主席领导得好，我们穷人才得翻身的啊！”
战士们以在警卫天安门的工作中看到的事实，驳斥了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
他们说：“五一节、国庆节在天安门上和我们党的领袖一起检阅劳动人民队伍的，有许多人不是民主人士吗？
在我们政府里，党外一些人士不只是国家机关干部，而且是主要负责干部。
作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难道不知道？”
王德周说共产党是“无恶不作”，这是恶意的诬蔑。
大家都责问：他看过影片“上甘岭”、“刘胡兰”、“董存瑞”……没有？
这些影片不正是记载共产党员英勇牺牲的高贵品质，为人民做好事的事实吗？

战士们还警告王德周以及写匿名信恐吓卢郁文的人。
上等兵葛之先说：“我们的枪口永远对着帝国主义，对着反革命，对着破坏社会主义的人。
我们不会忘记，我们的任务就是保卫社会主义！”
（雨吉）

作者：刘方欧
栏目：边放边整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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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鼓舞的十项措施

整风开始以后的第一个星期天，高级防空学校的公布栏里，登出了校党委会的一个决议，内容是：根据大家意见所作的十项改进措施。
行政生活方面，取消了课堂上的不必要的报告词；
取消了本校人员携带随身衣服出入校门必须有持物证的规定。
在文娱生活方面，取消了买戏票、电影票中对首长的不合理的照顾。
在生活福利方面，决定了改善饮食卫生、修理职工宿舍的具体办法、步骤。
在军民关系方面，决定经常为驻地群众放映电影，等等。
校党委的这个决议进一步鼓舞了群众提意见的积极性。
（刘方）

大胆地“放”
10日，总直属队党委，召集各单位党委和整风办公室负责同志举行联席会议，布置本周整风。
副书记吴涛指出，到目前为止，总直绝大部分单位已经在“鸣”、“放”中，并且大量地揭发了矛盾，对克服三个主义有很大好处。
但是，仍有七个单位至今还没有“放”，或者还在准备中。
他说，从总的情况看来，“放”得仍然不够，还有些同志存有顾虑。
因此，本周内暂停文件学习，一定要坚决地“放”、彻底地“放”。
他还要求在“鸣”、“放”当中要切实做到边整边改。
各大单位可以成立研究小组，分门别类地研究处理整风中提出的问题。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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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最近，总政治部联络部、空军党委、北京部队党委、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和0965部队党委邀请起义人员举行的座谈会，已经先后结束。

郑洞国委员建议：检查安置起义人员情况

国防委员会委员郑洞国、全国政协委员李觉、侯镜如、黄雍、黄翔等十多人在总政联络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了言，他们认为，总政联络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也存在着缺点。
例如在工作中主动和起义人员联系不够，对起义的上层人物做的工作多、照顾得比较好，对中下层人物做的工作比较差。
郑洞国说，中共中央统战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应该联合检查一次对起义人员的安置情况，有不适当的应当再妥善地安置。

陶峙岳上将说：八年来我没有遇到不愉快的事；
对少数高级干部的处理还欠妥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陶峙岳上将应兵团党委书记张仲瀚、王季龙的邀请，在兵团举行的座谈会上说，由于工作岗位的不同，时间长短的不同，进步的快慢不同，因而对问题的感觉就不同。
八年来，我没有遇到不愉快的事情。
他谈到对于新疆起义人员的安排时说，在原来某兵团范围内的干部，工作都能各得其所；
但在其他地区，对于一小部分比较高级的干部的处理还欠妥当，虽然这种偏向已经纠正。
他又说，各垦区和各农场的干部，感到兵团的领导多头，谁都可以谈工作，但对某些问题的意见却不一致。
这是由于兵团党委对一些问题没有做出明确的决定。
因此，陶峙岳上将建议必须加强党委会的工作。

董其武上将提出六点意见，批评个别党员执行政策的偏差

参加北京部队党委召开的起义人员座谈会的，有董其武上将、袁庆荣大校、冯梓大校等二十三人。
第一个发言的是董其武上将。
他说他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以后，感到非常兴奋，并且真诚拥护。
接着，他提出了六点意见：一、党对起义人员团结改造的政策是英明的、正确的，但下面的个别党员执行党的政策有偏差，因此使起义人员工作不大胆，说话有顾虑。
二、有些会议起义人员不能参加，有些文件看不到。
当然，不是所有的会议起义人员都应参加，所有文件都应当看，这样要求也是不客观的。
但是研究部队工作问题和有助于提高非党同志的思想的会议应让参加，有关文件应让看。
三、希望常开些会，有批评与被批评的机会。
因为党员有党小组会，非党同志没有什么会议活动。
四、党员住学、受训机会多，起义人员很少有这种机会。
当然也有去住学的，如冯梓师长对就住过军事学院，但是少数。
五、许多起义同志要求入党，有的同志也入了党，如今天到会的杨耀宗同志，已入党了，这是极大的光荣。
还有许多同志有这种要求，希望党能够重视。
六、级别待遇上还存在不合理现象，建议适当进行调整。

空军起义军官要求：“既用之，则信之，则教之”
空军驻京的二十四位起义报到人员在空军党委委员王秉璋同志主持的座谈会上，大胆地批评了某些领导干部的宗派主义情绪。
原某航校副校长白起说，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非常好，但有的党组织执行得好些，有的党组织执行得不大好。
1945年我在东北航空纵队工作时，队长、政委、政治主任和我都能推心置腹，互相尊重，有文件肯给我看，有事能和我商量，关系如水乳交融。
后来我在某航校当副校长时，情况就不一样了。
某些党员负责干部以功臣自居，言语简单，有关会议不让我参加，有关政策不向我传达，讲道理讲不通，提意见不接受，我提意见给空军首长，直到今天，还没有听说对这件事作何处理。
空军后勤部助理员李士宏发言，希望领导上对他们要遵循“既用之，则信之，则教之”的原则。

四十二位长沙起义军官谈安置使用、军衔级别、功过奖惩、政治上是不是关心等问题

陈明仁上将、程元上校等四十二位长沙起义的军官应0965部队党委邀请，连续开了五天座谈会。
到会的每个人都发了言。
他们在发言中着重谈到了五个问题。
一、对起义军官安置使用是否得当？
营建大队队长彭承巨认为起义军官留在部队的太少了。
他列举自己所在团里原来的几个营长各方面条件还适合部队工作，但都复员回家了。
有些人不完全同意他这种看法。
四十一速成中学副校长李醒吾说，复员转业是形势发展的需要，起义人员复员了，老干部复员的也不少。
二、起义军官在部队里是否有职有权？
营建分会技术科前科长龙启光上校叙述了他起义后的工作情况。
他被任命为技术科长时，一方面是不懂技术，一方面是说了不算，得不到工程师的尊重，甚至有的测绘图也看不到。
他说：“领导上这样做是与团结改造起义人员的方针相违背的。”
0235部队副部队长程元上校认为，职权问题也要看具体情况，领导上执行政策正确了，起义军官便容易大胆地工作，有职又有权。
他举出在他当团长时的几任政委，有的对他帮助很大，虽然自己不是党员，也能领导好工作，但是也有的政委不是这样，甚至不愿接近他，这样自然不能发挥起义军官的积极性。
0235部队三支队汽车主任谭微恒从自己当连长说起，认为自己一直是有职有权的。
三、对起义军官在政治上是否关心？
许多人发言认为党对起义军官生活上照顾多，政治上关心差，这主要表现在入党和学习问题上。
营建分会材料科材料员雷叶说，从1954年我先后写了六次入党申请书，不仅没有答复，前五次连谈话都没谈。
0235部队二支队军需主任敖祖祯不同意上述看法。
他说，我支队现有二十一名起义军官，其中已有正式党员十四名、预备党员五名，不能说党不关心这些同志的进步。
四、起义军官的军衔级别是高是低？
0164部队电影队长徐贵山说，1950年在干校的起义干部，普遍降一、两级，不知是什么原因？
李醒吾说，由于我军与国民党军队的职级制度不一样，国民党军队团级是上校，我们解放军正团级是中校，因此下降一两级是正常的。
他还说我们干革命不是为了做官，对级别不应该这样斤斤计较。
五、对起义军官的功过奖惩问题。
有人认为领导上还没有做到一视同仁，有人认为领导上做到了大公无私。

陈明仁上将谈三点感觉。
他说：团结的主导在党组织，起义军官也应加强自我改造。

陈明仁上将谈了三点感觉。
一是执行争取、团结、改造教育的方针问题。
他说，今天团结的主导方面在于党组织，有些同志入党后自认比别人高一头，你去找他，他不大理你。
如果不首先从党员方面解决问题，那就不易搞好团结。
但是同时，我们起义军官也应该加强自我改造。
如果认为自己改造好了，不需要再改造了，那是错误的。
他谈的第二点感觉是对起义人员的安置问题。
他说，除1952年湖南军政大学资遣了一批起义人员不当外，其他处理的我都没有意见；
就是湖南军大资遣的这一批，后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后，中央指定我负责重新处理了。
现在有些人员要求太过分，想当官，那就不能处理了。
起义是有功的，但是这个功仅仅是赎罪而已，并不是对党对国家有了多大的贡献。
他说的第三点是对军衔的看法。
他说，国务院授予我上将军衔，这荣誉太高了，自己不相称。
有些起义军官认为自己军衔低了；
我认为自己军衔高了，希望能降低一点，使工作和荣誉更相称些。

0965部队党委在这个座谈会进行期间，对能解决的问题马上设法解决。
比如，几个起义的医务工作人员提出长期得不到进修机会，党委书记王振乾同志即与37预备医院负责同志商讨，安排他们的进修时间。
有的起义军官对工作有意见，领导同志利用会议空隙同他们分别交谈。
对起义军官的有职权问题，王振乾同志在会上也提了几项具体措施。
这些措施将经过党委会研究后下发各级党委执行。
===== 要有积极的批评；
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

栏目：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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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建设性的批评，对于人民的事业是永远需要的。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就是一个有系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
为了鼓励批评，为了打破批评者的顾虑，党在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必须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只要是目的在于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的批评，无论怎样尖锐，都应该受到热烈的欢迎。
对于这样的批评的任何压制，对于批评者的任何打击报复，都是完全错误的，都必须坚决反对。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两句中国的古话，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牢记勿忘。

完全善意的批评，也可以并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作适当的解释，也就是适当的反批评。
很明显，正确的反批评并不妨碍批评的开展。
它同对于批评的压制，同对于批评者的打击报复，毫无共同之处。
允许正确的反批评是完全正常的，禁止正确的反批评才是不正常的。

至于并非善意的批评，目的在于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破坏党和人民的团结的批评，这就并不合于人民的利益，并不合于党的整风运动的利益。
对于这种破坏性的批评进行正确的反批评，自然更为必要了。

有人借用对于学术文化政策上的现成的术语，把各色各样的批评的开展也叫做“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或者简称为“大鸣大放”之类。
这种借用，并无不可。
但是既然叫做“争鸣”，叫做“齐放”，顾名思义，当然应该既容许发表这一种意见，也容许发表那一种意见，既容许批评，也容许反批评。
否则，还有什么“争鸣”“齐放”之可言呢？

但是，在目前的整风运动中，恰恰出现了这样一种不好的、甚至是极端恶劣的迹象，就是有人在竭力企图制止别人发表和自己不同的意见。
卢郁文接到恐吓信的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今天本报所载上海复旦大学舒宗侨等人阻挠笪移今发言的事件，也是一个例子。

现在确实有一些口口声声称赞“齐放”“争鸣”的人，实际上企图只让他们自己讲话，而不让别人答辩。
他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一概封之为“教条”，把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机构一概贬之为“官僚主义”的制度和机构。
照他们说来，发表这种意见就算做“鸣”“放”。
可是，如果有人出来指出他们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他们就立刻说：“你为什么出来解释，难道这不是妨碍群众‘鸣’‘放’的积极性么？”
“我们是在帮助党整风呀，一切批评，即使不正确，难道不都是对党有益的么？”
他们说：“你说我弄错了事实吗？
为什么你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
除了这些质问之外，也还有人（例如陈铭枢）从正面劝勉道：“光说缺点，不说优点，这才合乎‘整风精神’呀！”
言下之意，那种既说缺点又说优点、既说错误又说成绩的人，还有那些出来解答和辩论的人，就都是“整风”的挡路者了。
于是，他们就把对方的嘴一下封住，至少也是把对方放到一个如果答辩就是“不虚心”的地位上去了。

大家想想，难道这就叫做“帮助党整风”么？
一个医生任意地夸大和错误地判断人们的病情，宣布某某人已经垂危，某某人已经不治；
如果某人说，我虽有些小病，基本上还是健康的，你所说的病情并不符合事实，医生就说，这就证明你不愿意治病，打击医生积极性，这就证明你已经无可救药。
天下难道可以有这样不讲道理的医生么？

从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已经提出来的对于党和政府的批评和建议，很大部分是正确的，是必须加以倾听、研究和采纳的。
可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错误言论也出现了不少。
例如，现在就有人在宣传应该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有人在咒骂社会主义建设全部搞错了，有人在宣扬再延长资本主义剥削到二十年之久的“正义性”，等等。
既然有这两种不同的批评，那么，每一个对人民事业负责的人，就不能胡里胡涂、不加区别地把一切批评都说成是对人民有益的，就不能不对那些错误的、破坏性的“批评”提出反驳的意见。
对于错误意见没有反批评，不进行辩论，不仅不能把道理弄清，而且必然使社会主义事业受到损害。
邓初民先生说，“大鸣大放之后，必须大争”，这是完全正确的。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才基本完成，阶级斗争并未结束，资产阶级思想还在各方面和无产阶级思想争夺阵地和领导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辩论当中，就不能不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出各种批评的实质，否则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它们和正确地对待它们。

有一种不赞成反批评的人，他们把可能会出现的反批评预先起个名字叫做“收”。
例如上海文汇报上就已经有人说：“最近有点‘收’的迹象”。
这样说的人，许多人是出于误解，但是也有人是另有用意。
如果有人把合于自己心意的批评叫做“放”，把不符合他们心意的反批评叫做“收”，把说反面话叫做“放”，把说正面话就叫做“收”，甚至还要对说正面话的人横加谩骂和恐吓，那么人们不能不问：人民的言论自由，首先是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的言论自由，究竟是在哪里呢？
如果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的言论自由不许“放”，那么，那些所谓拥护“放”的人，对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的言论自由，不是在实行“收”么？
我们认为，为了人民的利益，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论都必须大放而特放，只能放，不能收！

真理是不怕驳的，怕驳的就不是真理。
害怕批评是怯懦，害怕反批评也是怯懦。
不许批评是专横；
不许反批评，又何尝不是专横？
要去掉专横，批评和反批评就不能偏废。
为了克服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缺点，克服党的工作中的缺点，我们必须继续广开言路，坚决地开展积极的建设性的批评，继续坚决地扫除对于有益的批评的任何障碍。
同时，为了维护社会主义事业，反对那些破坏社会主义的“批评”，必须坚决地开展正确的反批评。
只有这样，党的整风运动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原载6月9日人民日报）

作者：伟辛/程明翔/王旭

本报讯 5061、5059两个支队给驻地群众作了战斗训练表演，使人民进一步了解我军的建设和训练情况，并增进军民之间的友谊。

这两个支队虽然经常以物力、人力支援驻地农业合作社，通过参观、联欢等活动同当地工厂、学校保持经常的联系，但是，由于部队长期住在营房里，群众对于军队训练的重要性和紧张性并不了解，甚至有的人还以为“反正军队成天没有事，应该多来帮助我们”。
部队官兵听到这样的反映，心里不大舒服，无形中跟群众有了一些隔阂。

支队领导上感到要消除误解，就得让群众了解军队现在的情况，于是他们便决定邀请群众前来参观部队的战斗训练表演。
5061支队邀请了附近三个小学的教职员、两个农业社的干部及社员代表共五十多人前来参观，5059支队邀请碱厂、铜厂职工代表来部队参观，并分别为群众表演了各炮手的操作，火炮的擦洗，器械操，各级指挥员的射击指挥，炮兵侦察员、有线电、无线电通信人员的操作和防原子、防化学操作等。

参观的人看到了军队的现代化装备和战士们的熟练操作后，都很惊异。
一位教员问一个电报员：你什么时候入伍的？
电报员回答：去年。
教员说：去年入伍就这样熟练啦？
战士回答：因为有上级帮助，自己勤学苦练。
教员听了称赞不已。

5061支队在表演结束后，还召集了座谈会，由政治委员介绍军队的训练情况和训练意义，并且征求大家对部队的意见。
群众纷纷发言，一位学校里的工会主席说：以前我听到有人说“军队吃饱了没事干”，很想给他们作些解释，却说不出充分的理由，现在可有本钱了，回去一定好好宣传。
合作社的一位鲁大娘说：我以前以为你们军官没有事干，那知有这么多的玩儿艺要摆弄，真不易啊！
一位体育教员说：我看了部队的表演，深深感到做一个人民战士，一定要有坚强的体质。
我回去一定负责把学生的体质培养好，准备将来履行保卫祖国的义务。
（伟辛、程明翔、王旭）

作者：石凯

据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部队已退还给政府的房屋计有：中、小学校十七所计四万多平方公尺，工矿、企业的房子计一万八千多平方公尺，民房三百六十七间，公房六千多平方公尺。
这一工作还在陆续进行。
他说，在抗美援朝期间，沈阳部队所属各单位借用公房和工厂、矿山、企业、学校的房子计有七十二万九千多平方公尺的面积。
因为长期借用，影响军民关系，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借用了大、中、小学校七十所，计二十七万八千多平方公尺，很多学校有意见。
安东市第二高中，去年10月要求部队退还借用的一万四千多平方公尺面积的校舍，因为问题没有解决，该校在教学活动和师生生活上遇到很大困难，今年写信给国防部对部队提出了批评。

为了改善军民关系，解决住房问题上的矛盾，沈阳营管部决定采取以下措施：①合理地使用和调整现有营房，紧缩办公室和宿舍。
②修隔间营房，据调查，每个支队经调整后，能隔出七十至九十间宿舍。
③在调整营房中，同时照顾部队训练和防务部署，某些军事学校和特业部（分）队将作适当调动。

部队在退还借用的房子中，虚心地和当地政府及有关单位进行协商，双方都取得了谅解。
如橡胶工厂原来要求某部退还借用的全部房子，在该部邀请了政府和工厂领导人实地察看部队的住宿情况后，觉得部队住房确实困难，工厂领导人自动提出可先退还一个车间的面积。
于是，部队采取挤住、合并的办法，腾出九百多平方公尺房屋，让橡胶工厂建立一个新产品车间，这样矛盾就解决了，双方都表示满意。
再如安东市第二高中的校舍问题，经当地政府向学校解释后，该校已同意部队继续借用，但部队仍决定在最近把借用的校舍退还给学校。
这样，该校在今年就可以由十八个班扩大到二十四个班，多招收三百名学生。

本报讯 总参谋部决定：全军军邮站今年9月1日起停止接收邮件，10月底以前军邮站的机构撤销完毕。

我军军邮站自建立以来，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及解放后的和平建设时期，对沟通军内外及战争情况下各方面的通信联络，起了重要的作用。
仅去年军邮站即收转全军寄递之平件两亿多件，重一千八百多万公斤；
密件与挂号函件等七百七十多万件，重四百多万公斤。

军邮站撤销后，军人寄平信仍然免费，寄特种邮件则照章纳费。
守岛与边远地区的部队，如驻地没有邮局，可用本部队的通信工具，解决邮件的传递问题。

又讯 志愿军军邮机构不予撤销，今后并将增加特种邮件的业务。

作者：宋群

去年10月部队战术演习期间，刘前会根据演习情况，和他几年来在部队训练工作中的感受，写出了一篇长达五千余字的“对训练工作的几点建议”。
这篇文章以大量材料为依据，提出了当前部队训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缺乏对敌情的研究，战术训练脱离我军现有装备条件，训练方法不能充分发挥广大军官的创造性等，分析了这些做法给部队训练带来的危害。
这篇文章于去年11月间发往“人民炮兵”杂志后，立即引起领导上的重视。
总政治部出版的内部刊物也发表了这篇文章。
刊物的编辑部并将原稿印发给国防部、训练总监部等机关参考，又写信给刘前同志希望他继续研究。

在领导上的鼓舞和支持下，刘前同志根据最近参加演习和过去工作中的体会，又开始研究另一个问题，即“在训练中如何发扬人民军队的特色”。
他提出这个问题有两个根据：一是当前训练只是机械地按照条令执行，忽视了我军的优良传统，不重视我军优良传统在训练中和在未来战争中作用，而事实上，几年来官兵关系及军民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对部队训练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影响；
二是目前连以下基层干部，几乎大部分没有真正经历过战争，有的虽然经过战争，但当时还是个战士，对我军的优良传统感受不深。
如果现在在训练中不注意这一点，我军的优良传统就不能更好地继承下来。

为了更透彻地阐述这一问题，他正在仔细地阅读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以便从中得到更深刻的启示。

栏目：问题解答

问：为什么要撤销军邮站？

答：因为我国已处在和平建设时期，军队驻地较固定，加之国家邮政机构已在全国各地基本建立起来，完全有可能担负军事邮件的传递任务。
这样做，不仅可以加快邮件传递的速度，更重要的是能紧缩军队机构，节省国家经费开支。

问：军邮站撤销后，军事邮件怎样寄？

答：各军事单位向国家邮局交寄邮件时，应按邮局规定办理手续。
公事邮件应由单位指定的专人，负责向邮局交寄；
私人免费邮件，由本单位掌管“免费军事邮件”戳记的人盖戳，汇总向邮局交寄，或由寄件人去邮局交寄。
私人的特种邮件，一般仍应由寄件人向当地邮局照章纳费交寄。

问：哪些邮件由邮局投递？
哪些邮件由收件单位或收件人去邮局领取？

答：凡军事单位及其所属人员之邮件，不论封面写有具体地址或只写一个地名，只要有关部门将部队地址告知邮局，向邮局登记备案，邮局均能将邮件寄至收件单位。
如有的军事单位不便将详细住址告诉邮局，或不便邮局工作人员去的单位，可与邮局商定，由军事单位指派人员，持证明文件至邮局领取邮件。

寄来之私人包裹、汇兑等邮件，经军事单位在通知单和汇票上，加盖收发室的印章或军事邮件专用章以后，收件人即可持据到邮局领取（军官持“军官身份证”及私人印章亦可）。

问：哪些邮件免费？
哪些邮件纳费？
公事邮件邮费如何报销？

答：私人免费交寄的邮件，只限现役军人在国内（包括寄往志愿军）邮寄之平信、明信片及烈士遗物。
免费寄递之私人平信，重量不许超过二十公分。
私人寄递航空平信及航空明信片，不在免费之列。
寄递公事邮件之邮费，由办公杂支费内开支，并向各级财务部门报销。

问：邮件封面怎样书写？

答：凡未授有军邮代号的军事机关、院校，应在邮件封面上一律写明该部门的具体地址，并加上机关和院校的名称。

凡授有军邮代号的军事单位，其邮件封面书写时，应标明该单位的具体地址和军邮代号。

如军事单位的公事邮件，确实不宜写明该单位的具体地址时，可由该单位向当地邮局登记备案，把具体地址告诉邮局，然后始可在邮件封面上只写省（市）、县名称。

军人寄递之国际邮件，应一律写具体地址，不准使用军邮代号和部队的番号、代号。

军官住在居民区者，寄信时可只写宿舍地址，不加军邮代号。

国内军事单位寄往志愿军的邮件，上款只写中国人民志愿军加军邮代号，不写地址。
志愿军寄往国内军事单位之邮件，下款则只写中国人民志愿军加军邮代号。

关于首长称呼，属于公事邮件者可写为“×首长”或“×负责同志”，不能写首长的职称。
私人信件和亲收信件，可写姓名。

为了使邮件封面书写无讹，各军事单位应将本单位的军邮代号通知所属人员，并允许将军邮代号告知通信对象。

作者：谢英惠

6月2日上午，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参观了炮兵展览馆。

彭部长很有兴趣地参观了三个多小时，走遍了所有的十九个展览室。
解说员解说时，他总是点头微笑。
在听了训练馆的解说员下士刘子庚和上等兵徐培君对声测器材的解说以后，彭部长问明他们都是1956年才参军的初中学生，说：你们一年就学会了新器材的使用，掌握了技术，很好。
彭部长在军史馆里，还为大家讲了上甘岭战役。

他非常关心士兵。
他同前来参观的许多战士谈话，还问了几个战士的家庭生活情况。
在谈话中，他感到有的士兵有些拘束，就回过头来，对陪同参观的炮兵军官们笑着说：我们军队里上下级的关系，应该完全是同志式的，上下级之间不应该有隔阂，不要拘束。

来自电力设计院、下水道工程局、航空、俄语学院等许多单位的观众们，看到彭部长时都频频向他招呼问候，彭部长同他们许多人握手，询问他们的学习或工作情况，不时地抱起观众带来的孩子。
师大附中的少先队员们候在展览室门口，等着看元帅，彭部长对少先队员们说：祝贺你们昨天过儿童节，今天又过端阳节。
（谢英惠）

彭部长在参观各种炮兵器材

二彭部长和参观的小学生们亲切谈话（韩柯摄）（照片）

今年校、尉级军官夏季服装的布上有固色剂，它的光泽会比去年好些。
固色剂如遇到摄氏四十度以上的温水，效能就会降低，布就会褪色。
因此，今年校、尉级军官的夏服不可用热水洗。
（摘自“后勤杂志”65期）

作者：金锋

内蒙古军区部队蒙族官兵学习和使用蒙族语文的问题，长期被拖延下来。
直到今年3月，内蒙古军区党委作出了蒙族官兵学习新蒙文的决议，问题才算得到解决。
现在，在部队中已经掀起了学习新蒙文的热潮，一些汉族军官也积极参加学习。
但是，算起来，这个问题前后拖了九年之久。

1948年，内蒙古部队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
当时，为了保持部队的民族特点，制发了汉蒙文的胸章符号；
1952年一度进行过蒙文教育，不久就中止了。
再后，部队完全采用汉文、汉语，很少看到部队的民族特点了。
事实上，在内蒙古军区部队里，蒙族军官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士兵中也有不少是蒙族人，过去领导上一直要他们学习和使用汉文、汉语，这样就使工作、学习方面增加了不少困难。
蒙族官兵学习汉语、汉文都得从头起，学得不好，出现了许多混乱的“混合语”。
蒙族军官用汉语进行教学，结果是“军官讲不清，士兵听不懂”。
一次演习中，排长发现了假设敌，向连长报告时说：“前面发现了新鲜事物。”
语言问题也影响了团结，由于在部队不用蒙语，蒙族官兵复员转业后蒙语也说不好，引起蒙族人民群众对部队的意见。

这个牵涉到民族政策的重要问题，为什么拖了这样长的时间，迟迟不进行解决呢？
这就不能不归咎于军区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

军区有几位党委委员在一次会议上表示，“军队和地方不同，没有统一战线”，认为部队中没有民族关系问题。
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使用蒙文、蒙语就不当作一个问题了。

也有的领导干部认为：部队进入正规建设，为了学习和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就不能强调蒙文。
一部分干部怀疑通过蒙古语文是否能进行部队的现代化建设，认为蒙文落后，不够用，蒙古语罗嗦，因此在部队没有必要使用蒙古语文。

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下面叫得很厉害，军区领导同志也不知听到多少次，可是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一位领导同志或党委委员亲自下部队调查研究一下，没有一位领导同志在会议上认真提出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下面反映：这个问题从领导上找不到支持的人。
下面实在叫得急了，领导上却解释说：不要急，这是长期建设问题，只能逐步解决。
军区政治部1955、1956年在部队作过一些调查，回来汇报的时候，个别领导同志甚至怀疑调查材料的真实性，认为“夸大了事实”。

内蒙古军区部队原来实行蒙、汉族官兵合编，下面反映说，这对教育、训练及推行蒙古语文工作都很不方便，自从实行义务兵役制以后，问题更加突出。
不少人提出蒙汉族分编的建议，但是军区领导没有及时采纳和认真研究这些意见。
一位负责同志还说“分编会影响团结”，所以问题一直拖了下来。
对于征集新兵确定民族比例的建议，领导上也不够重视。

现在，学习和使用蒙文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但是，这样一个问题前后拖了九年时间，领导上确实需要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同时，有关学习和使用蒙古语文的一些问题，例如对培养师资、编译蒙文教材和读物，行文兼用蒙汉文字等，有的至今还未解决，有的还只是开始着手，这些都需要有长远的计划和具体的措施。

作者：张镇乾

近年来，全军的射击训练成绩在逐步提高，这是可喜的事情。
但是也要看到，在训练中还存在着片面强调射击动作，忽视全面提高射击技能的现象。
一提起射击训练，人们总认为那就是据枪、瞄准、击发动作等，因此也就着重地强调了这一面，而对于战场观察、测量目标距离等则不大重视。
很难设想一个不善于战场观察，不能及时地发现目标，或者发现目标后不能准确地判定目标距离的射手，能够胜利地完成射击任务。

有人会说：射击训练中，射击动作较难掌握，应当作为重点；
测量距离和战场观察是容易学的，只要进行几次练习，就可以解决问题。
正是由于不少人有这种看法，所以他们就非常忽视战场观察和测量距离的训练。

判定目标距离是任何一个射手所必须具备的技能，如果一个射手不能精确地判定他所操纵的某种武器有效射程以内的目标距离，那么，即使他和射击动作和射击要领掌握的再好，也不能保证有效地杀伤敌人。

大家知道，我们平时所进行的射击练习，都是按照射击教程规定的条件来实施的。
无论是基本射击或是战斗射击，它的目标、距离都是规定好了的，目标的性质和位置也很少有变化。
同时，指挥员还往往在射击以前，把这些条件预先告诉射手，甚至连装多少表尺，瞄准点选在什么地方，也不需要射手费多大思考。
可是，谁也不能否认，实战中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它要比教程中所规定的情况复杂得多。
比方说：按教程所设的情况，轻机枪最远的射距是四百公尺，而教范告诉我们，它的有效射距是八百公尺，假定实战中在八百公尺距离上出现了目标，按道理应该装定表尺分划“八”，瞄准目标中央进行射击，假如射手没有准确判定目标距离的本领，把实际距离八百公尺误测成六百或七百公尺，用表尺分划“六”或“七”来射击，就根本不会命中目标。
目标愈小愈远，对测量距离的准确性的要求就愈高。
还应该说明，在战场上，在各种气候、地形条件下都会出现目标，这就使得测量目标距离更加复杂了。
晴天和阴天，早晨和黄昏，雾天、雨天和雪天，高山、起伏地和平地，阳光照射和目标保护色等等，由于这些情况的不同，很容易引起视觉的错乱。
晴天看着远些，阴天看就近些。
要想使射手在几个小时的正课或几次练习中就能够全部掌握复杂的技能，是办不到的。
射手要具有这种技能，就必须和练习射击动作一样的来锻炼它。

有人说“战场观察”是很容易的。
我认为也不是那么简单。
在战斗射击中，不是有过这样的现象吗：目标出现了，射手仍在低头作自己的动作，等目标快要隐蔽了，他才慌张地举起枪来，没等射击，目标就落下去了。
从我们所进行的有战场观察的几个练习来看，能够发现全部目标的人几乎是个别的，而大多数则只能发现一半左右。
这只是指平日的练习来说的，要是在实战中那就更困难了。
因为没有一个“傻瓜”愿意把自己暴露给敌方，他会伪装得更巧妙。

基于上述，我认为在射击训练中，应求全面，使射手能够获得全面的必须具备的射击技能，只强调某一方面是不对的。
训练大纲和射击教程中，把战场观察和距离测量列为射击训练内容之一，也正是为了这一点。

作者：草虎

姜中坤同志在他的“运用战斗小组是我军的传统，不应该从训练计划中抹掉”一文中，根据以往的战争经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过去，战斗小组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今后的原子战争中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因此，建议领导机关恢复战斗小组的训练，并制定战斗小组的训练计划。

我想对姜中坤同志的意见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

应该肯定，我们过去运用战斗小组的经验是成功的，正像姜中坤同志所说，“这些不同类型的战斗小组在不同的情况下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过去所以采用这种战斗方法，我认为有它的历史原因。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武器装备显然不如敌人，我们没有或者说很少有重型兵器，如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为夺取敌人的据点、城堡，采用战斗小组如掩护组、爆破组和突击组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敌人的一种最富于智慧的、创造性的战斗方法。
但是，如果认为这种方法能够不受任何时间、地点、敌情、装备等条件约束，放之四海而皆准，显然是不恰当的。
可不可以设想，我们今天仍将采用这种方法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堡呢？
我看在大多数场合是不必要的。
因为今天的条件变了，我们有了飞机、大炮、坦克及其他新式装备，为了夺取上述对象，不必再用手工业式的战斗方法了。
比如说，要攻占敌人一个碉堡，过去非用那种战法不可（有的地方还采用了迫击炮平射的办法），而现在只要用一辆坦克就可以把它压平了（当然也可用加农炮）；
即使攻取一个城寨，在大多数场合也无需用人去送炸药，何况我们还有威力强大的空军和炮兵呢！

就上述意义来说，在机器战争时代，那种手工业式的战斗方法，在大多数场合是不适用了。

我觉得还应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问题。
过去部队战斗频繁，伤亡很大，新兵补入之后，不可能经过长时期的训练就需要参加战斗。
这时，新兵必须由老兵带领，一边战斗，一边学习，不如此就不能适应战争情况的要求。
这也是需要战斗小组，并借以解决训练新兵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
现在，我们的条件不同了，我们有了国家政权，有了正规的训练制度和充裕的训练时间，实行了义务兵役制。
这些条件，就保证了我们的士兵能够得到充分的训练。
士兵在受到完成训练之后，才能担负作战任务，即使在战时也是这样。
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强调过去的战斗小组的训练方式呢？
我看没有必要了。
当然，这不是说在部队训练中或者在战斗中不要互助。
士兵之间以及分队之间的互助是永远需要的，友谊的互助是完成训练任务和战斗任务的有力因素。
但是，并非只有战斗小组的形式才能促进士兵之间的互助。
拿一个班来说，分成若干小组之后，某些方面（如射击）一个小组内的成员有好有差，因而可以进行互助，而另一些方面（如体育、文化），很可能都需要别人的帮助。
在后一种情况下，为了进行帮助，势必要由其他小组抽调人员。
这时，互助小组是不是要重新编组呢？
如果是这样，这种小组势必经常改组。
假若班里并不编组，而由班长根据不同情况确定互助对象，是不是更好些呢？

互助是一个问题，战斗训练方法是一个问题，训练编组又是一个问题，不可混为一谈。
现行编制和训练计划并不妨碍和排斥士兵之间的互助，事实上，部队中的互助从来也没有中断过。
由于我军成员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在将来的战争中，互相援助、互相帮助不仅不会比过去减弱，而且会作得更好。
因此，在现代条件下，过分强调过去的战斗小组的经验是不必要的。
如果按姜中坤同志的办法来训练部队，不仅要编组，而且还要为战斗小组制定训练计划，这不但没有好处，反使指挥层次加多，并使协同动作更加复杂起来。
而这一点正与现代战争的要求背道而驰。

以上意见，可能有不妥之处，望姜中坤同志指正。
===== 数十万职工管理问题迄今未能解决-主要由于领导机关有官僚主义；
宗派主义作风

作者：冒雨吉/欧炀

本报记者冒雨吉、欧炀报道 到目前为止，全军数十万职工的领导和管理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因此，广大职工普遍要求领导机关通过整风切实解决这个问题。

近几年来，随着国防建设的需要，部队职工逐年增加。
目前，部队职工的总数为1954年的三倍。
这些职工，有由军人改薪的，有由政府介绍或调来的，有由军队直接招聘的。
其中，有高级知识分子，有一般职员和工人。
他们主要分布在高级领导机关及其附属单位，如省军区以上机关和各院校、医院里。
有的单位的职工，占该单位人数的50％以上；
有些单位则除领导干部以外全为职工。
这支庞大的队伍，和现役军人一起，在国防建设的各个岗位上辛勤工作，不论在现在或将来，都是国防建设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但是长久以来，由于领导机关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部队职工的管理问题始终未得到妥善解决。
特别是1955年部队实行薪金制后，大量现役军人改为工薪制，职工问题更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仍未引起领导机关重视。
据调查，1955年11月以前，从总部到各级领导机关均无管理职工的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
在总部，当时职工中提出的若干问题，只交由总政治部秘书处处理。
在这以后，才明确交由组织部管理，但仍无专人负责。
直至去年9月，组织部才正式设立“职工专家处”，同时规定在一定的领导机关里设立相应的机构——职工专家科或助理员。
由于职工较多，业务复杂，全部职工问题交由职工专家部门负责，显然是困难的。
因此，总部有关部门曾创议由政治部、干部部、队列部、财务部等部门分工管理。
当时干部部门说，“我们管军官，不管职工”，队列部门也说“复杂难管”，互相推诿。
至于各兵种、军区、学院更普遍未建立职工管理机构，只有少数单位建立了；
而军事学院、铁道兵等单位刚建不久，又以职工管理工作可有可无，从编制上撤销了这个机构。
由于没有专门机构或专人管理，只好“谁用谁管”。
实际上，用人的部门是“只用不管”，有些重要问题用人部门也解决不了。
这样，就形成职工长期无人管理的状态。

据有关部门谈：过去，总部对职工的领导和管理问题也曾作过调查研究，但由于对职工问题重视不够，以致迟迟未全面作出相应的规定和指示。
如职工普遍要求成立工会，实行劳动保险，总政组织部从1955年11月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经过调查研究以及和全国总工会商量，到今年5月，先后草拟了三个方案和指示。
但直到目前为止，有关职工工会等问题，拖延达一年半之久，还没有一个方案经过领导认真讨论批准实施。

另外，领导机关对全军职工福利问题虽未作出全面规定，但国防部和总财务部关于工薪制人员家属困难救济，多子女补助，优抚标准以及退职、退休、病假期间待遇等，都先后发布过若干规定。
可是，由于领导机关对各种规定的执行缺乏检查，以致有的单位还不知道有这些规定，有的还让它关在财务部门的柜子里。
某些单位即使知道这些规定，又由于宗派主义作怪，没有切实贯彻执行，造成职工中许多本来可以解决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连日来，记者不论在座谈会上，或是个别访问中，都听到职工同志表示这样的殷切希望：在这次整风中，职工在部队中的地位和管理问题，该得到解决了。
===== 士兵政治教育有些什么缺点；
-总政宣传部召集士兵；
指导员；
助理员座谈

作者：王立岗

本报讯 6月3日，总政治部宣传部召集驻京部队的一些士兵、指导员和团的宣教助理员，座谈对士兵政治教育方面的意见。

政治教育脱离实际

警卫师某连指导员宋锡涛说：这几年，政治教育最大的毛病是脱离实际，脱离思想。
政治课着重讲条文、搞形式，部队经常发生的许多思想问题却无法解决。
上级好像编印了课本就解决了问题，下级好像讲了课本就完成了任务。
教员上课必须写教案，大标题、小标题，大括号、小括号，东抄西抄写了很多字，讲课又用不上，完全是形式主义。
但这是上级规定的，非写不行。
时事政策教育经常布置得很晚，赶不上部队需要。
他又说：今年强调抓思想这是好的，但是怎样抓？
抓什么？
上级都没有明确的指示。
而现在一切教育时间都由团里统一支配，连里不能机动，想搞个临时教育也没有时间。
同时，光依靠连里去抓也有困难，有些是普遍性的思想问题，需要团以上领导机关统一来抓的。
到现在已经半年了，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教育内容片面

副班长尚福全说：政治教育中，光讲好的不讲坏的，我看是个大缺点。
政治课本上写的农业合作化有很多优越性，但没有写上目前农业生产中还有一些困难。
教员上课只按条文讲，也不结合实际。
结果有些战士说：“优越是优越，就是不够吃。”
宣教助理员李治也说：这两年，从上到下，宣传教育中的片面性是很严重的。
平时讲社会主义发展如何迅速、伟大，复员时又对战士说困难很多，有的战士便感到到奇怪，想不通。
报纸上登的和总政发的教材也常常是这样，光说优越性，不说困难，只讲正面道理，而没有反面道理。

传统教育削弱了

座谈中许多同志提出：这几年，部队的传统教育削弱了，学的净是书本上的条条，士兵对我军艰苦奋斗的革命历史知道很少，许多人怕苦、怕累、计较个人待遇问题。
新兵一来，第一课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但不解决实际问题。
副班长吕聚良、战士王世辉等说：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战士上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的征文一来，我们都抢着看，有的人甚至把报纸藏了起来。
可是，领导上就不讲这些，上课照着课文念，大家感到没有意思。
今年虽然好了些，但改进还不大。
希望上级今后把我军的光荣传统多给战士说点，我们很爱听！

填考勤登记表不起作用

炮兵某团六连指导员徐保枌说：我们单位现在还有考勤登记表，填写内容很复杂，时间、进度、应到人数、缺课人数等等，既花费时间，又浪费纸张，只能供给上级坐在家里参考，并不给下面解决实际问题。
该团助理员程仁说：这些东西都是上级搞的，他们不深入检查、指导教学情况，坐在家里要考勤表。
有些连队的缺课、到课人数都是估计的。
有一次我们报了到课率占60％，上面也没有指示我们采取什么措施来补其余的40％。
可能他们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或者为了表示成绩，才这样作的吧！

在座谈中，大家还对教材内容的重复、缺乏形象化教学图片、指导员的培养、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士兵的政治学习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和意见。
（王立岗）
===== 蜻蜓对着石柱；
“我要推翻你！”

作者：李群

在整风中，我们看见许多党外人士，对我们党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但是，在报上，我们也读到了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先生这样的发言：“群众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谁不知道，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英勇奋斗，建立了新中国；
谁不知道，共产党今天正领导中国人民，要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葛佩琦先生所指的“群众”是指什么人呢？
难道是农民愿意再请地主来骑到自己头上吗？
难道是工人再愿意去接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吗？
难道是中国人民希望恢复黑暗的反革命统治吗？

他所指的“群众”到底是什么人呢？
这在他的发言的另一段中，是有解答的：“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
原来，他的“群众”是“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内”的。
狐狸的尾巴显出来了，葛先生言论的立场暴露了。
在今天的中国，要推翻共产党的，要杀共产党人的，不正是那些反革命分子么？
葛先生的言论，值得我们反复深思。

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好大的口气！
蜻蜓对着石柱说：“我要推翻你！”
这岂不是有点不自量力么？

葛先生该知道吧，恫吓，对于共产党人是没有一点用处的。

作者：顾晓棣

我们，每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战士，都十分清楚而且明确地知道：我们的机关枪只能用来打敌人。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机关枪可以用来打人民。
而在最近，当毛主席告诉我们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对待人民闹事以后，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是“团结——批评——团结”，是坚持说理，而不是架机关枪。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居然有人（不是别人，而是人民大学讲师王德周，是所谓“为人之师”的人）在宣传要用武力来战胜共产党领导的武力。
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说：“闹事要架机关枪，这是可以的，麻烦的是怕机关枪倒过来打。”
在这次座谈会上，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情绪十分高昂，竟毫无根据地叫喊“党已经到了面临危机的时候了！”
“现在党内有百分之九十几的党员闹宗派，甚至无恶不作。”
这些，就是他认为要用机关枪来对付共产党的根据。

王德周在这里使用的手段，首先是造谣和污蔑，然后是威胁和煽动。

我们不怕威胁，也不会被煽动，相反，对于那些宣传“要用武力来战胜武力”的人会保持高度的警惕。

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以后，本报邀请了部队九位代表同志座谈发行放映工作问题，现在把他们的发言，分题摘要归纳如下。

只管工作不管生活，放映员的政治生活和待遇得不到解决

陈力、王日林、陈正、黄守中、黄友奎、周希常：领导上只管工作，不管生活，看不到电影大家叫，生活困难没人问。
比如房子就是一个大困难。
0136部队三支队电影组，1955年就住了几个月的禁闭室。
3404部队房子很多，家属都住到营房里，但不给电影组解决仓库问题。
他们七、八个人住两个房子，冬天房子中间放个大火炉，机器、汽油、片头都堆在旁边，真危险。
但不管你再提意见，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放映组到海岛跑一趟，减少体重二斤半，去年到海岛还有补助费，今年无故取消了。
地方规定的很明确，只要是出岛放映就有补助。
边防执勤连队有补助费，放映员不比他们走的路近，但没有补助费。

放映员改为工薪制以后，雨衣、胶鞋、手套、夜餐，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放映员经常接触电，没有胶鞋怎么成？
放映员工作多在夜间，常常要到夜里十一、二点才收工；
建议上级明确规定，工作到夜间十一、二点，给吃夜餐。
放映员的工作服名义上解决了，但可笑得很，都是发的战士缴上去的破衣服，给大个子发了套小衣服，给男同志发了套女衣服，弄得你哭笑不得。

放映员坐火车也有问题，不管你到哪里，有没有工作任务，班级干部改为工薪制的人员没有睡铺票。
军人坐火车有优待——半价，但放映员没有，放映员一样在军队服务，部队走到哪里，放映员要跟到哪里。
部队在南方，许多同志家却在北方，回不了家，回一趟家，一个月薪金就完了。
放映员应和部队军人同样待遇。

在政治待遇上，放映员也遭到歧视。
上级强调放映员担任着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任务，可是不让他们听政治报告。
0135部队总结1956年工作，布置1957年工作时，文化科通知放映员去参加，因为放映员是穿便衣，遭到师参谋长一顿训斥，最后还是被赶了出来。
0136部队二十二个放映员，从1952年到现在，没有一个入党的。
没有人重视放映员的政治生活。
连休假制度也有问题，有的单位准休假，有的单位不准，有的单位班级工薪制人员有休假，有的却没有。

修理人员更苦

吕忠顺：修理人员更苦。
修理人员是从放映队最好的人员中调出来的，放映员有服务年限补助，但修理人员没有。
修理人员级别也有问题。
完全叫修理工，最多是八级工。
是不是可以叫技术员呢？
我看可以。
有些修理人员过去是正排级，电影组长，现在叫修理工，叫他怎么不闹情绪？

军区应有放映员训练班编制

周希常：光靠总政开办放映员训练班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中级训练班最好由各军区来办，军区应有训练班编制。

评级时，有的单位是住过训练班的级高，没有住过的级低；
有的是按过去的级评，不管你现在的技术怎样。
大家意见很多。

官僚主义的恶果：两个集中连队长期看不到电影

张文辉：划区放映以后，我们三分之二的部队可以看到电影，三分之一仍看不上。
部队流动性很大，有时放映员也不知道部队住在哪里。
因之，还有少数人两三年看不上电影。

但是也有的是由于官僚主义造成的。
例如：我们代管的雷达三连，在×地附近驻，很集中，交通也很方便，有公路可走；
划区放映以后，由汕头放映纲管，但从未去放映过。
我们催问，他们说广州部队电影科没有通知；
我们打报告给电影科，又说早已通知了。
你说通知了，他说没有通知，就这样拖到现在。
去年一年，除了我们去过三次，放了六部片子而外，三连再没有看到电影。
本来汕头放映纲的海丰公安师电影队每月要到×地给教导队放，只要走十里路，就到了三连驻地，但因没有上级命令，他们没有去。
我们驻地离三连一百七十五公里，军区不让去，春节时我们去慰问放映了一次，还批评我们浪费。
河源×地雷达五连也有类似情况。

为这两个连队看电影的问题，我们团政治处打过多次报告，连队指导员每月来开一次会，提一次意见，上级老说解决，却老不解决。

影片发行放映问题种种

看不到新片的主要原因是拷贝少

程彬：看不到新片，主要原因是片种少、拷贝少。
例如地方今年计划发行一百六十个左右故事片，部队经费少，尽最大力量，也只能买五十来个。
地方大连影片发行站有一百个左右电影放映组，同名影片每次发三个三十五粍拷贝，我们大连影片发行站有一百二十八个放映组，每次只能发给一个三十五粍拷贝。
他们的放映组都集中在大陆上，我们则分散在沿海岛屿。
例如大连市，地方有十个电影院，一个新片最多半个月就放完了，我们部队在大连市有二十六个放映组，一个组平均放五场，就得五天，二十六个放映组就得放很长时间。

为了加速影片传递，我们曾作了许多工作，使新片及早和部队见面。
过去在全区放完一部片子得一年零三个月，去年我们采取跑片办法，减少到六个月。
但是夜间跑片困难很多，没人，没有交通工具。

为什么不买“天仙配”
我们的选片标准值得考虑。
电影处一个助理员在沈阳检查工作时，大家问他为什么不买“天仙配”？
他说：“当时有两部片子，一部是‘天仙配’，一部是‘河上灯火’，你们看选哪一部？
我看买‘河上灯火’，因为‘河上灯火’思想性强。”
“天仙配”是我国出产的优秀影片，“河上灯火”是苏联出产的彩色儿童故事片，我们认为完全应该买“天仙配”。

海防、边防机器太旧

陈正：海防部队电影机，都是1950年发的，多是杂牌机器；
大城市机器发的晚，没有这种机器。
我们现在的机器，一般一个月只能放两场电影，如高炮师有三部机器，一个月部队只看了一部半电影，因为老是在修理机器。

黄守中：边防部队的放映机也很坏。
边防交通不便，运输困难，经常要把发电机拆开来运，坏机器拆几次毛病就大了。
地方给边防放映组配备的都是好机器。

发下影片不合规格

黄友奎：发下的影片不合规格，也不检查，发到放映组很难办。
如今年春节发来的十六粍片子“大家庭”、“没有说完的故事”，都没有打流动腊，还有一部齿孔不对，不能放。
要维护机器，可是不给发雨布，下雨时，放映员不得不把自己的雨衣盖在机器上面。

放映组编制苦乐不均 建议集中使用，富的救济穷的

黄守中：边防公安团一般要求一个月看两部片子，要解决这个问题，起码得一个营一部机子。
现在一个公安团只有一部机子，如文山边防区，全分区只有一部机子，到边防巡回一次得两个月。
这两个月，分区看了，部队就看不上了，部队看了，分区机关又看不成。

现在增加放映组有困难，但编制上可考虑。
现在的情况是苦乐不均。
一个医院有一个放映组，一个速中也有一个，其实太不必要了。
再如集中部队的团，一个月看四部片子，放八场就完成了任务，结果放映组没事干。
现在解决的办法，只有集中使用，富的救济穷的。
支援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单位本身有意见。
因为发机器是按编制，如果把人家的人抽走，广播、图书就没有人管了（按编制放映员兼广播员、图书员），如把机器抽走，没有人也不行。

陈正：海岛部队，按编制和内地一样，一个团是一个放映组，按需要得三个组。
去年我们抽调了一部分城市机关、部队、学校的机子，给海岛部队的团配备了三个组，违反了制度，但解决了问题，总政默认了。
今年部队没少，点没少，但编制少了，部队看电影更成问题，我们准备听候人家批评。

发行站人少事多，维护工作难作好

程彬：发行站有一、二十种工作，可是编制上只有三个人，很难作好维护工作。
大连地方发行站是二十二人，他们的面积没有我们大，放映组没有我们多。

人少，很多工作做不好。
1955年报废了五部片子。
经过再三请示、报告，领导批准我们聘请两个工人检修片子，结果1956年就没有报废一部。
从经济价值说，损坏一部片子，就是一两千元，雇一个人，一年不过几百元，可是我们领导常常不从这些地方着眼。

地方发行站设备很全，我们发行站没有一分钱经费，没有检查片子的仪器工具，连一个量片尺的齿轮都没有钱买，对影片的规格更没法检查。
过去机器新的时候，维护费还多，不知什么原因，现在机器旧了，维护费反而少了。

放映组编制也不够合理，如机械化×师，是三十五粍机器，编制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怎能操作两台机器？
必然要损坏片子。
===== 对“团结；
批评；
团结”内在联系的理解-——学习整风文件笔记

作者：邹积熙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出发点和动机。
有了团结的愿望，才能有为达到团结所采取的行动和方法，也才能取得新的团结的效果。
所以我们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能否经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关键”。

“经过批评或斗争”，这是达到新的团结所必需的重要方法。
在团结愿望指导下的批评或斗争，必然表现为一种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批评，如同陆定一同志指出的那样：“既不是过火的打击，也不是不痛不痒，而能使很多人得益的批评。”
实际上，被批评者往往是从批评中来看有无团结愿望的，因此，批评者应当努力做到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的程度；
而对于被批评者来说，则应该抱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这样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所要达到的目的，所要取得的效果，它是检查动机和行动、方法的标准。
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而且“经过批评或斗争”，是可以比较顺利地达到新的团结的；
如果没有顺利地达到新的团结，就应该检查一下我们“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够不够，批评的方式是否适当，以及还存在其他什么问题，从而找出改进的办法来。
在这里还可以看出，假如没有真正的团结的愿望，就不会继续努力去求团结了。

这个公式里的三个内容，是相互联系和制约的。
只强调团结的愿望而不进行批评，或者只强调批评而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以及认为只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而且“经过批评或斗争”就行了，不管是否“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都不可能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只有把握住这三个内容的联系，才能够解决矛盾。

在这个极为简明的公式里，有着鲜明的立场、观点、方法。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只能用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个立场是很明确的。
既然人民内部存在着矛盾，又怎样使人民内部团结一致呢？
我们的观点是以批评或斗争来求团结，而不是无原则地“维护”团结。
和这种观点相一致的方法，则是以批评或斗争来解决矛盾，达到新的团结。

把“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同“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一比较，我们还可以感觉到，在这一公式中蕴藏着兄弟般的和同志式的感情。
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只有真正体现出这种感情，才能够顺利地达到新的团结。

作者：孟冰

这是发生在5242支队的事情。

支队里住队军官家属不断增加，她们呆在家里，无事可作，自己很苦闷。
驻地群众说她们吃穿好，不干活，有的还说她们是“寄生虫”。
今年春天，她们要求组织上帮助找工作，参加劳动。
但是政府机关和企业单位都不需要人，最后，支队领导就考虑动员她们参加农业生产。

支队驻地附近有个“东方红”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社主要是搞蔬菜生产。
每当特别忙的时候，农业社就请部队去帮忙。
今年2月，政治处主动派人去和这个社商量，让家属入社参加劳动，社的干部表示非常欢迎。
于是，政治处主任便召集会议，征求军官家属们的意见。
当时就有十一个同志报名参加，支队首长的爱人也报了名。
政治处和妇女委员会又具体研究了各人的情况，批准了六个同志参加农业社劳动。

军官家属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消息传出以后，镇子上有些妇女还不相信。
有的说：“人家不愁吃不愁穿，入社干什么？”
还有的说：“说是说，做是做，好听的话谁不会说？”
有些军官也怀疑，恐怕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家属们听到这些话，决心反而更大了。
3月18日，入社的家属们下地干活了。
老太太们听说军官家属要下地，就悄悄地跑到地边上去，想看看她们究竟是真干还是吹牛。
看了半天，老太太们就是认不出哪个是军官家属，后来老社员指给她们一看，老太太们才惊奇地说：“哟，这不都和咱们的闺女、媳妇一样嘛！”
军官家属中间，有些是南方人，不懂得北方的种植方法，有些人根本不会做庄稼活，社里就分配老社员带徒弟。
开头，社里处处给她们特殊照顾，比如平时不要求她们按时上工，累了又要她们提前歇工，可是她们统统拒绝了这些照顾。
青年助理员的爱人蔡凤昭，入社以来总是找重活干，虽然她满口江西话别人听不懂，可是老社员都喜欢跟她一块干活。
车务主任的爱人李肖珍结婚不到一个月就入了社，她原来在家乡当生产队长，人又聪明，一入社就受到社里的信任和重视。
陈启兰是一位连长的爱人，丈夫在学校学习。
她自己一个人晚上回来又要做饭、又要洗衣服，吃完、洗完就到九点钟了，第二天早晨一早又起床做饭，六点钟准时下地。
不管人们怎样劝说，她从来也不肯早退迟到。
社里本来规定有学习时间，社干部觉得军官家属文化程度高，怕和农村妇女学不到一块，就没有叫她们参加学习，家属们知道以后，自动要求参加了学习。
社里要分配给军官家属每人五厘自种地，她们也拒绝了。
社里觉得这样很过意不去，又要她们每天带点菜回家吃，她们也不接受。
后来在社员会上，有的社员说：“军官家属是咱们社里的人，回到家还得向军官要钱买针线，对我们社的影响不好。”
因此，有人提议给她们按月分红。
家属们却说：“不要特殊照顾，我们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才入社的。”
军官家属入社劳动两个月，情况改变了。
过去人们一提到军官家属就说是“官太太”，现在干部和社员一谈起军官家属就说：“还是人家的觉悟高，也是军官教育得好。”
社干部经常拿军官家属的事迹教育社员。
支队里还有三个可以参加而没有参加社的家属，也在4月份报名入社了。
另外一些家属，在妇女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把后勤和医疗部门拆洗被褥、刷洗棉衣、缝补工作服的事情完全包了下来。
兄弟支队的军官家属，听到她们入社的事情以后，有些人也入了驻地附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军官对她们也更亲热了。
许多军官经常到妇女委员会打听他们的爱人在农业社里表现得怎样，并且希望多帮助她们，可不能让她们垮了台。
李肖珍头一天下地不知道地方，她的丈夫王宝成亲自送她到地里。
有些军官还帮助妻子做饭和洗衣服，鼓励妻子积极劳动。
支队政治处和妇女委员会为了支持家属们入社劳动，多次召集座谈会，征求意见，为她们解决劳动生产中的困难。
比如她们下地去了，家里没人买煤，便决定要妇女工作员或家属小组替她们买。
有的家属做饭不赶趟，便答应让她们到军官食堂去吃饭。
入社的家属们，起初是为了照顾影响硬着头皮干，天长日久习惯了，星期天在家里也呆不住。
陈启兰说：“在社里，大家一起干活，有说有笑多热闹，呆在家里就好像少了点什么。”

作者：牛嵩林

上海市工会联合会9日下午召集三十个工厂企业的四十多位老年职工座谈。
大家愤怒地斥责葛佩琦之流的谬论。

简直是侮辱我们工人阶级

上海市邮局职员钱静庵首先站起来说：“我很愤怒！
葛佩琦把1949年人民欢迎解放军，同历史上欢迎统治者相比，这简直是荒谬！
1945年欢迎国民党的也许只有葛佩琦这样的一小撮人，在1949年欢迎共产党的才是我们广大劳动人民。”
中国纺织机械厂油漆工人叶长相说：“有人说群众要打共产党，请他把名单开出来看看，我们在座的人有谁反对共产党吗？
他说的这些是什么群众呢？”
上海机床厂车工盛利说：“共产党没有把钞票藏在自己口袋里，处处为了我们工人和全社会着想。”
他又说：“这次‘鸣’‘放’，有些人借此机会完全在侮辱我们工人阶级，侮辱共产党。
我很痛恨！
我要追问那些人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
全国人民都拥护共产党是推不翻的

上海卷烟厂二厂清洁工人钱德发说：“试问过去历史有哪一个朝代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利益呢？
只有毛主席和共产党。
大家看看全国建了许多工厂，修了许多工房，长江上建起了大桥。”
工人越说越气愤。
钳工朱成香说：“葛佩琦的言论简直是胡说八道，说的不好听点是反动。
葛佩琦说：‘杀共产党人，推翻共产党不能说不爱国’，我们从历史上看，杀共产党人的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地主官僚。
共产党是推不翻的，全国人民衷心地爱护党。
我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拥护党，我要争取做个党员，这是最光荣的。”
上海市邮局老职员褚士良说：“葛佩琦说，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内。
葛是大学讲师，难道把反革命分子也算做人民吗？
葛说，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他难道不知道旧中国就是因为没有共产党领导签订了大批不平等条约，台湾没有共产党领导就受美帝国主义钳制。”
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福州市各工厂企业职工代表二十六人，9日下午举行座谈会，愤怒斥责有人写匿名恐吓信给卢郁文的卑鄙行为。

公私合营造纸厂工人陈贞兰说：从这封恐吓信看来，我们必须更好地提高警惕，随时随地注意别有用心的人破坏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阴谋。

福州第一机器厂钻床组组长连建华说：有人说资本家拿七年“定息”不是剥削。
我们工人要问那些资本家，你们的资财是那里来的，你们过去吮吸了工人血汗，现在拿七年定息还说不是剥削吗？
我们工人绝对不主张让资本家拿二十年的定息，也绝不能像有些资本家要求的那样撤出公方代表，让资本家再来欺侮我们。
我们欢迎那些善意的人帮助我们工人阶级政党整风，但是反对那些妄图反对和破坏党的领导的人。

谁打算取消党的领导，就是意味着要从农民手里把土地夺回去。

武汉市郊区群力农业社农民9日举行座谈会，讨论最近在报纸上出现的一些错误言论。

社员们谈到有人要共产党“下台”的问题时，愤慨地质问究竟是谁想要偷偷摸摸地“上台”呢？
他们说，我们农民决不会容忍任何剥削分子兴风作浪、再来统治我们。

合作社保卫股长、非党干部黄世栋指出，葛佩琦等人说解放以来人民生活没有提高，完全是歪曲事实。

合作社副主任蔡贺海介绍说：我们社二百七十六户社员，去年有95％的社员增加了收入，若是和解放以前对比，生活提高一两倍以上。
当然，还有个别的户埋怨生活降低了，如过去坐吃现成的地主分子，或者常年以赌博、投机倒把为生的人。
合作社主管会计、非党干部黄文清马上插嘴说：依我来看，说人民生活没有提高的那些人，一定是代表地主和资本家在说话，我敢说他们决不是代表工人和农民。

畜牧队队长潘厉生对于葛佩琦埋怨猪肉供应紧张是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造成的这些话，感到很生气。
他说：我们这里仍在执行统购统销政策，而我们社里的生猪发展得也很快。
现在除了集体养猪二百多头外，社员个人养猪也有四百多头，每户平均三头猪。
现在我们一个月吃的肉，比解放前一年吃的还要多。

大家从解放后许多事例证明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农民的真正翻身。
好些人激动地说，谁要打算取消党的领导，就是意味着有人还希望有一天把土地从农民手里夺回去，把农民们集体的幸福生活拆散。

翻身不忘共产党 吃水不忘淘井人

山西省平顺县西沟乡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副主任申纪兰说，不管是谁想推翻共产党，都是一种空想。
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是经过流血牺牲换来的，广大农民包括妇女在内坚决拥护共产党。
过去农民吃的是关年糠菜半年粮。
解放以后农民的日子过得好起来。
我们翻身不忘共产党，吃水不忘淘井人。
试问葛佩琦：你根据什么说群众要推翻共产党？
（综合新华社消息）

5月27日至6月7日，在北京举行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主管铁路部长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关于进一步发展国际铁路联运、扩大科学技术合作和交流经验的议案。
现在就讲讲国际铁路联运的意义。

现在，我国出口的货物，只要在发货站办理一次托运手续，付一次运费，便可以直接运到参加国际联运的苏联、民主德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十一个国家，收货人可以在自己国家的车站取货。
出国的旅客在北京买一张火车票，就可以被直达列车直接载运到另一个国家去，中途无需换车。
这是我国在1954年参加国际旅客和货物联运以后，给旅客们和运输工作上带来的方便。

过去，进出口的货物在发货站办理运输手续以后，到国境站还得办理出、入境手续，如果托运货物从发货国到达受货国需要经过另外一个国家的话，发货人还得办理过境国手续，每办理一次手续都要花费许多时间。
旅客们要到别国去旅行时，同样要办理层层手续，非常麻烦。
国际联运以后，由于减少了转运手续，从北京到莫斯科九千多公里的旅程，不到九昼夜就可以到达，比联运以前缩短了十四个小时。
现在，北京——莫斯科直达客车已由每周对开两次增加到三次。

国际铁路联运对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起着重大作用，实行国际联运以后的几年里，我国先后从苏联、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运来了大批成套工业设备。
我国也出口了许多大豆、花生、猪肉、鸡蛋等食用品作为交换。
我国和兄弟国家相互交流的物资数量，仅进出苏联和蒙古的车辆数，1956年就比参加联运前的1954年增长了11％。

参加国际联运的各国，积极为国际联运事业创造条件。
我国和蒙古、苏联三国共同修建了集宁到乌兰巴托的铁路；
这条铁路通车以后，使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一千多公里。
我国铁路运输部门还增添了许多冷藏车和特型车辆，使广东出产的香蕉，橘子等水果运到莫斯科还很新鲜。

据新华社广州10日电 中共广东省委员会昨天发布通报，表扬在5月下旬的防洪抢险斗争中光荣牺牲的八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这八位烈士中有四个共产党员和一个共青团员是在抢修惠阳县的石马桥时光荣牺牲的。
石马桥是樟木头到汕头的公路干线上的一座重要桥梁。
5月23日，这座桥梁的一端被洪水冲塌。
驻在附近的人民解放军部队根据养路工人们的要求迅速派来两辆运输大卡车和四十多个官兵协助抢修。
经过半天抢修，眼看桥头的决口就要填修好，突然又来了新的山洪。
第一辆车脱险了，但第二辆车的大半个车轮浸在水中。
这时留在车上的七个人不顾扔下车子逃走，洪峰又猛扑过来，卡车和人都被冲翻。
除了两个驾驶员被岸上的人抢救出险外，四个共产党员排长谭友善、副排长苏怀德、班长李文成、驾驶员李廷发和共青团员薛保纪，都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现在广东省交通厅公路局决定把这座桥梁改名为“烈士桥”，并决定在桥旁建立烈士纪念碑。

另一位在防洪斗争中光荣牺牲的共青团员陈兴，已被共青团海丰县委员会追认为模范团员。
他是丰县人民银行的干部。
5月23日早晨，他曾和别的干部一起在联和乡抢救了几十个灾民出险。
当时他全身湿透，又冻又乏。
但当他听到翁厝村里还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婆婆赖姆没有被救出来以后，就立即和转业军人吴水德一起找来一付木排，撑着赶去救这个老婆婆。
两人把老人扶上木排，迎着洪水朝岸边撑过来。
快近岸时，洪水突然暴涨起来，木排几次都无法靠岸。
最后陈兴全力把撑排的竹竿直插水底，自己站到木排的一端支撑着它另一端容易靠近岸。
正当吴水德扶着赖姆刚上岸，就有一股洪流突然扑向失掉平衡的木排，陈兴便翻身掉在洪水里，这个二十三岁的共青团员终于被洪水淹没。

在被表扬的烈士中，还有共产党员、人民解放军军人铁炳林和共青团员唐仕新。
除了这八位烈士外，还有共产党员马鸿庆也在最近的防洪抢险中光荣牺牲。

据新华社10日讯 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六国6月8日在布达佩斯签订了关于共同合作、互派代表并且共同经营这六个国家首都间的航空线的协定。

在这以前，人民民主国家的航空交通管理局之间的协定都是双边性质的。

据新华社科伦坡10日电 第一次在亚洲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全体会议今天上午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开幕。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六十三个国家的五百位左右代表。
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由于健康状况不适宜作长途旅行，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他在给大会的信中指出，裁军问题，特别是禁止原子核武器试验问题，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首要问题之一。

栏目：国外军事消息

日本到1960年的兵力水平

日本“国防会议”最近在岸信介首相主持下，大体上确定了日本“长期防卫计划”中的三军兵力水平。
这项计划规定，日本在1960财政年度（1960年4月到1961年3月），将拥有陆军十八万人、军舰一百八十六艘（总吨数十二万四千吨）、飞机一千三百架。

法突士兵发生冲突

突尼斯境内的法军同突尼斯士兵6月3日在加培斯城南两次发生武装冲突。
两个法国士兵被打死，双方都有受伤。
7月夜间，法军和突尼斯居民和军队又发生了流血冲突。
在这场冲突中双方共有十多人死亡，约二十人受伤。
导致这些冲突的原因是法国队伍违犯突尼斯政府的禁令而在突尼斯公路上调动。

突尼斯外交部曾在4日晚上发表公报，再一次要求法军撤出突尼斯。

李承晚军队一名中校起义

李承晚军队的一个中校金海植最近起义来到朝鲜北部。
金海植原来担任李承晚军队第二兵团作战参谋辅佐官。
他是因为反对美国和李承晚集团而起义的。

作者：江有生

栏目：给连队讲时事

6月3日至6日，巴格达条约理事会在卡拉奇举行了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英国、伊朗、巴基斯坦、伊拉克、土耳其五国的代表团和美国的观察员代表团。
在这同时，条约国的军事委员会也举行了秘密会议。
这次会议是西方国家在给巴格达条约国家装上“牙齿”，以便在中东进一步推行殖民制度，威胁社会主义的安全，并且向埃、叙等反巴格达条约国家施加压力的目的下召开的。
从会议的结果和反映出来的一些情况看，会议虽决定了对加强巴格达集团将采取一些措施，但会议开得并不顺利，这个集团内部还是矛盾重重。

美英各怀鬼胎

去年11月英法侵略埃及失败以来，英国在中东的殖民势力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连巴格达条约的四个穆斯林成员国和英国的关系也有了疏远；
而美国却趁机把它的侵略血爪更深地伸入了中东，进一步排挤英法的势力。
因此，美英两国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虽然有着要巩固和加强这个条约，以便进一步推行殖民制度的共同要求，但另一方面，却又各怀鬼胎，充满着深刻的矛盾。
英国主要是要乘机恢复自己在中东的殖民地位，而美国则是要进一步排挤英国，夺取对巴格达集团的全部控制权。

英美两国的勾心斗角，明显地反映在关于成立所谓“巴格达条约联合司令部”问题的争执上。
英国极力主张成立这样的司令部，并推荐亲英的伊朗国王担任最高司令。
企图这样来加强英国对巴格达集团的控制。
至于把美国拉进巴格达军事委员会，英国的用心也在于使美国和它一起承担中东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风险，使用意在于排挤英法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推行更加不利。
可是美国却有另外的考虑。
这就是美国虽然参加了巴格达条约的“经济委员会”、“反颠复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参加了这个条约的一切活动，但它感到到底还没有背上条约的正式成员国这个为人咒骂的名字。
同时，土耳其等四个穆斯林国家又早已接受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因此实际上它已经取得了对于巴格达集团的控制权。
在成立巴格达条约联合司令部问题上，美国殖民者知道，这是阿拉伯人民深切反对的，明目张胆地表示支持，当然不利于“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推行，因而采取偷梁换柱的两面手法，一方面怂恿四个穆斯林成员国提出订立双边的军事联盟来代替联合司令部的建议，另一方面又假装正经，反对成立联合司令部，表示不愿意担任最高司令的职务，这样来讨好其他阿拉伯国家。

美英和四穆斯林国家有矛盾

卡拉奇会议，不但反映了英美之间的矛盾，而且也反映了美英帝国主义和四个穆斯林国家之间的矛盾。
在讨论所谓“反颠复”的问题上，巴基斯坦、伊拉克等国认为除了要对付“共产党的颠复活动”以外，还应该对付“其他方面的颠复活动”，而美英两国则认为只应限于对付“共产党颠复活动”就行了。
会议为此延长一天也没有缝好这个裂痕。
同时，巴基斯坦、伊拉克、土耳其等国提出要讨论克什米尔、以色列、塞浦路斯等问题，各有各的希望和目的，而美英两国却害怕使自己陷到这些地区性的纠纷中去，对自己不利，因而也没有讨论。

我们必须警惕

尽管美英之间以及美英和穆斯林国家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但是不能忽视的是，会议对加强巴格达集团方面，还是达成了一些协议。
如会议除批准成立一个联合军事计划参谋部外；
还研究了美国在“艾森豪威尔主义”项下给予巴格达条约国家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拨款，来发展战略公路和铁路的计划；
英国也决定每年提供五十万英镑作为发展雷达纲等地面设施之用。
美英两国还企图通过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将巴格达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和东南亚条约联系起来，使侵略性的“军事锁链从大西洋一直伸展到印度洋”。
这些都说明，通过这次会议，已经进一步给巴格达集团装上了“牙齿”，它给社会主义国家和中东民族独立国家带来了更大的威胁。
因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出了许多意见。
其中，绝大部分是善意的和正确的，是必须加以倾听、研究和采纳的。
但是，也有一部分意见是错误的，有的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
这些意见企图使人们离开社会主义方向，企图削弱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
提出这些荒谬意见的人，还力图造成一种空气，不允许人们加以反驳，甚至对反驳者加以威胁恫吓。
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
下面摘录的一些发言就是最近出现的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一些论调。

储安平所谓的“党天下”论调

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举行第十一次座谈会上（本月1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对党群关系问题发了言。
他说，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
他说：“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他认为：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的职务很不相称。
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
他说：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
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他认为“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储安平接着举了一个例子问毛主席和周总理，他说在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
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
他又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
储安平的发言引起了各界人士和广大职工的注意。
连日来首都的报纸上发表了不少职工的意见，反对储安平的说法。

葛佩琦、王德周发表的反共言论

5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人民大学教师座谈会的消息，其中有工业经济系物理化学教研室讲师葛佩琦的发言。

他说：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
统购统销搞糟了，所以物资供应紧张，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说这是生活水平提高；
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
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

他还说，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
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
老百姓几时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有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总是欢迎他们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
例如，1945年抗战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
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很危险的。

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
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
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
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
搞得好，可以；
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
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
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8日人民日报再次登载了人民大学教师们的发言，葛佩琦在发言中继续发表反共言论，他说，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那么一天。
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王德周与葛佩琦发言同时发表了意见。
他认为“党已经到了面临危机的时候了！”
他说，“老百姓开始对中央不信赖了，有些事比国民党时候更坏”。
“现在群众把党划在圈外了”。

他接着说，现在党内有百分之九十几的党员闹宗派，甚至无恶不作。
他认为什么时候都是武力战胜武力。
他说：“闹事要架机枪，这是可以的，麻烦的是怕机关枪倒过来打。”
葛佩琦和王德周的反共论调，也受到了各界人士的驳斥。

关于匿名恐吓信事件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某些人不同的意见，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竟有人写匿名信来恐吓他。

这封匿名信是这样写的：“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
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
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
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
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
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
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这封匿名信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在卢郁文揭露了有人写这封匿名信来威吓他的同时，国务院参事李仲公谈到他也因为批评了对中共提意见的人而收到了一封对他进行威胁的匿名信。

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愤怒。

“下轿”和“下台”及其它

杨玉清的论调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在5月31日和6月4日两天下午继续举行法学界人士座谈会，“政治研究”副总编辑杨玉清在会上发言，他把这次整风运动叫作“下轿”运动。
他说，有些共产党员坐轿子，脱离群众。
……他说，有人说“上级干部太好，中级干部太少，下级干部乱搞”。
他反对这种说法。
他强调说：“一切发源于北京，乱搞就从北京乱搞起。”
他说，首先北京的上级干部要下轿，他认为不但要下轿，有的还要下台。
他说，还有一种人特别应该下台，人民日报总编辑非下台不可，因为人民日报几年来都在歌功颂德。

杨玉清鼓吹反对现状，他说，文人的笔杆天然是反现状的，从古以来好文章都是反现状的。
他说，歌功颂德是不为人所称道的……

陈新桂的说法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小组最近开会帮助共产党整风。
在北京的民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都参加了会。
会上民盟候补中央委员陈新桂认为，把党外人士看成异党分子，这样，不出宗派主义就很奇怪了。
这是个理论问题：如何一党专政？
一党专政，民主党派如何监督？
这要毛主席继续发展了。
在延安整过主观主义，愈整愈厉害，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越反越多。

章乃器的“理论”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于5月31日，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业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说，“有些人认为定息的性质是剥削，我认为很值得研究”。
他认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成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样，工商业者才能心平气和。

他谈到工商业者两面性问题的时候说：“哪个阶级都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也有，只不过积极、消极两面的比重大小不同，这是一个先进和落后的问题。”
在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章乃器于5月8日发言说，认为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不只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宗教上的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
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
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