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会议强调
增产节约必须贯彻全面观点
严格防止形式主义，全面兼顾增产、节约、质量和成本
本报特约新华社6日讯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5日举行会议，检查和讨论了北京市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情况、问题和今后改进的意见。
会议认为北京市的增产节约运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原料和生产任务都很不足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工矿企业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
四十个中央国营厂矿第1季度完成了总产值计划的107％。
地方国营工业1至5月，完成了总产值计划的107.3％。
在节约原材料方面，也有许多成绩。
会议指出：
当前的增产节约运动在许多方面是很不深入的。
有些部门在领导增产节约运动中，存在着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和严重的官僚主义的毛病，只满足于开个会，发个号召，不深入了解情况，不具体解决问题。
有些地方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只是作了增产节约计划，并没有向群众中贯彻执行，没有在职工群众中真正发动一个广泛的增产节约运动。
最近期间，有些部门因为忙于整风，更是放松了对生产的领导。
因此有些工厂的增产节约运动已经开始出现了停滞的现象。
会议认为，目前某些工业品的质量，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据第1、第二地方工业局一百一十种产品的统计，质量上升的有四十五种，稳定的有四十二种，
下降的有二十三种。
少数工厂还出现了一些严重的质量事故。
会议特别指出：
基本建设中的问题很多，今年有完不成任务的危险。
这主要是由于材料供应和材料供应制度上有许多困难和问题，使许多建筑工地上出现了停工待料或因材料不足而陷于半死不活的状态。
另外也是由于某些单位的经营思想和管理制度有问题，致使不必要的、可以避免的延误工期的现象很多。
如果不立即设法改变这种状态，许多重要的基本建设任务将会无法完成；
或者基本建设的工作量虽然可以完成许多，而能够交付使用的成品则不多，这将要造成极大的浪费。
会议指出：
今年以来，基本建设中的质量事故不断发生，有的相当严重。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应当切实注意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
会议认为，在目前许多原材料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特别注意节约原材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同时必须强调在保证产品质量的条件下节约原材料。
目前在节约原材料方面已经发生的一些只是片面节约而忽视产品质量的作法，是十分错误的。
有的所谓节约原材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偷工减料，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能达到节约的目的，相反的会给国家财产和人民生活带来更大的损失。
会议要求各工矿企业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必须贯彻全面的观点，增产、节约、质量、成本必须结合起来考虑；
一切增产节约的措施，都必须注意实际效果，严格防止那种形式主义的、片面的“增产”“节约”。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还必须切实注意安全生产。
关于建筑和市政工程，会议认为应根据现有的财力、物力和中央勤俭建国的精神，重新审查工程项目，削减、推迟那些可以不建或缓建的工程，以便集中力量保证建成那些必需而且可能完成的工程。
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切实改进工作，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作风，并且切实加强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增产节约运动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并坚持下去，认真地做到整风生产两不误。
会议最后，中共北京市委第2书记刘仁对市委办公楼标准过高的问题作了检讨。

中日渔业协定延长一年
据新华社6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渔业协会和日本国日中渔业协议会关于黄海、东海渔业协定的有效期限，已由双方同意自6月13日起继续延长一年。
中国渔业协会和日中渔业协议会双方，5月以来通过交换文件，于6月04日完成了继续延长这个协定的有效期限一年的手续。

农业科学要为农业的大丰收服务
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给我国农业科学部门规定了今后若干年内发展农业科学的具体任务和方向。
而今年为了争取全国农业的大丰收，我们更要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为实现农业增产的目标而服务。
我国农业高级合作化基本完成以后，农业生产还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技术改造。
现在有许多地方的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提出一大批有关农业生产技术上的问题，要求农业科学研究机关予以解答。
我们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
但是，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我国农业科学部门，应该广泛地团结农业科学家，特别是占整个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人员61％左右的高等院校的农业科学工作者，有计划地把这些力量组织到各个研究项目中去，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
同时，还应当加强农业科学部门同其它有关科学部门的协作和合作。
我国农业科学的各个专业，发展是不平衡的。
有些专业基础十分薄弱，有些专业几乎还是空白。
不久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了。
这些研究工作，要在农业科学院统一领导下，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分别轻重缓急，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和加强起来。
而为了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农业科学，我们必须相应地扩大和加强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壮大农业科学队伍。
我国目前农业科学机构和农业科学干部，还是相当薄弱的，特别是缺乏高级科学研究人员。
农业科学领导部门，要按照当前任务和农业科学的远景规划，按照精简节约和勤俭办科学的原则，有重点地建立一些新的研究机构，和加强现有的研究机构。
农业科学干部的增加一方面要依靠农业院校来培养，同时农业科学研究部门自己更要注意充分发挥老专家的作用，带徒弟，开训练班，培养新生力量；
并且通过研究实践，逐步提高在职农业科学干部的理论和技术水平。
我国农业科学研究事业，近几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
全国已有农业科学试验研究机构二百零五个，高等农业院校二十七所，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人员和高等农业院校助教以上的教学人员一万一千多人。
一个全国性的农业科学研究网已经初步形成。
农业科学工作在发明创造和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上，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对我国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很快，而农业生产的发展，还赶不上工业生产和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
这些情况要求我们进一步发展农业科学，解决农业生产中不断出现的新的科学技术问题，从而提高农业生产单位面积产量；
并进一步发展农业科学理论研究工作，使我国农业科学尽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几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不断增长，一方面依靠了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和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党和政府从我国农业生产的具体条件出发，提出了农业增产的具体措施；
另方面我国的广大农业科学家，同农村工作干部一起，深入农村、深入田间，结合增产措施，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丰富了农业科学技术，这种作法是值得发扬的。
今后就要继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方针。
这不仅要求农业科学工作面向生产，为生产服务，而且要求通过为生产服务，总结生产实践的经验，并结合开展创造性的研究，不断地丰富和逐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和科学理论的水平。
我国农业科学遗产是十分丰富的，它不仅见之于我国古人的各类学术著作，而且绝大部分还应用在我国劳动农民的生产实践中。
有系统有计划地整理这些科学遗产，用现代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条件加以研究和整理，是我国农业科学界的光荣任务。
这项工作，不仅可以丰富我国农业科学的宝库，而且对发展我国农业生产也是有实际意义的。
我们特别应该十分重视广大劳动农民群众在生产实践中的创造性，并提倡科学家的试验研究活动必须与群众的创造性相结合。
没有劳动者的生产实践，科学技术只有落空。
农业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和应用，更需要广大农民创造性的劳动。
农业科学家只有依靠劳动农民，把科学技术和农民的劳动结合起来，才能在发展农业科学和发展农业生产上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同时，我们还应该继续学习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
过去几年来我们在学习国外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特别是学习苏联的和生产实践问题紧密联系的先进科学技术，有着很大的成绩，它丰富、发展和提高了我国农业科学技术。
今后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的任务相当繁重；
而我国农业科学又比较落后，因此，积极学习国外（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先进科学技术，特别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仍是我国农业科学界很重要的任务。
我们的党和政府一向是重视农业科学工作的，但也有个别党政部门和党政工作人员，认为农业科学对农业生产是“远水不解近渴”，有急于求成的思想。
个别行政领导人员，还缺乏对待科学的正确态度，轻下结论，甚至粗暴干涉。
这些都是因为他们不熟悉农业科学工作的特点，不懂得农业科学和农业生产的关系所致。
应该了解，土地和劳动力这些自然条件，虽是农业生产最根本的条件，但它在发展生产上是有一定限制的，而科学的发展则是无止境的。
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农业，特别是要努力争取农业的大丰收，就必须动员我国现有的农业科学技术力量，为农业的大丰收而服务。

北京高等学校党组织在整风中
汲取群众正确意见积极改进工作
本报讯
北京三十所高等学校的党组织，自5月10日开展整风运动以来，都集中力量发动党外群众对党组织的缺点和错误，展开批评，帮助整风。
各校党委先后曾通过座谈会、个别接谈等各种方式，广泛征求校内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的教职员的意见。
运动发展较快的学校，党外群众对党提意见已大体上告一段落，学校党委正在进行分析研究群众所提出的问题。
开始全盘考虑检查和安排改进工作的方案；
群众的意见还未得到充分发表的学校，正在继续开展批评；
有少数学校党委，因为对中央指示的精神领会不够，思想落后于运动，现在也正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批评。
各校整风运动发展的速度和深度虽不同，但通过群众的批评，对各校党委以及全体党员来说，都受到深刻的教育，党员的思想水平有了提高。
各校党委对群众所提出的批评和意见，认真地进行处理，贯彻“边检查，边改进”的精神。
从各校党委委员直到每个党员，在运动前对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这次经群众批评后，就引起了警惕。
如工业学院、农业大学和航空学院有些党委同志，去年领的福利补助费不够合理，群众一提出批评，他们就决定把这笔钱退还给公家处理。
航空学院、农业大学、北京大学等院校有些党员，感到自己的工资级别被评定得偏高了，就自动地向党组织提出意见，要求考虑降低。
清华大学党委同志，过去在校内购物等方面，发有优待证，享受有特殊权利，这次，他们也宣布取消。
在工作方面，过去有些大大小小的具体问题，本来是能够在学校内部及时解决的，但因为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未能得到解决。
这些问题提出来后，有的已及时地加以解决。
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有些党外系主任，过去因为有职无权，没能充分发挥作用。
现在，学校领导上就交由他们独立负责各系的教学行政工作，使他们有职有权。
过去有些保密制度不恰当，影响到教学和科学研究。
如北京大学过去有些系不许教授购置资本主义国家的书刊；
人事部门为教师配备助手不向教师介绍关于助手，的情况；
工业学院过去规定非专业系的教师不能下实习工厂，教学资料保存在一处不让教师使用。
这些问题提出来以后，各校即根据教学及科学研究的需要，对有关保密制度作了实事求是的修改。
航空学院把过去研究专业的党外教授安排去教基础课，自教授们提出意见后，也根据当前学校教学的情况和个人的意见，考虑调整他们的工作。
有的学校党委，在接待群众谈话和在座谈会上，发现能够解决的问题，就当场加以具体的解决，不把问题拖下来。
航空学院职工在座谈会上批评党委没为他们安排政治课，党委书记、院长武光，当场就接受批评，并和职工共同讨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在过去的肃反等运动中，有些人被斗错或是因为思想批判的方式不恰当，伤害了感情。
学校党委对这些问题，也都组织专人，进行平反和善后工作。
北京大学等校，对于牵涉到学制课程等在校内不能够解决的重大问题，也都指定专人研究，争取在一定的时期内，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意见，提交高教部研究解决。
由于广大党外群众在运动中所提出的问题，有的已经得到及时的处理，这样就逐步改善了党群关系，并更加激发了群众帮助党整风的热情。
很多学校的党外群众，为了进一步帮助党分析研究问题，辨明是非，寻求改进工作的途径，正在继续展开批评，讨论大家已提出来的问题。

合理修改设计　大力节约投资
武汉设计部门已为国家节约五千多万元
本报武汉6日电
今年，武汉各设计部门较普遍地进行了“全面检查工程，合理修改设计，大力节约投资”的工作。
到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的统计，为国家节约了投资五千多万元。
适当降低原设计的过高标准，尽量削减一些不必要的豪华设施，分期缓建某些能够推迟的建筑工程和目前暂时可以不要的机械设备，充分利用旧有设备和使用代用材料，这是武汉各设计部门今年修改设计、节约投资的几个主要原则。
武钢工程高炉上的铸铁机，原来设计是用国外的，每套价格九十五万元，黑色冶金设计院武汉分院的炼铁工程师把国内的铸铁机加以改进，用国内的代替国外的，据计算，两台铸铁机就省下了一百多万元。
湖北造纸厂原来计划兴建一座附属发电厂，经武汉电力设计院设计师们研究，认为可以利用武汉热电厂的电力。
他们建议造纸厂只安装几个低压锅炉来解决厂内生产需要的热气，不必要另外单独兴建一座附属发电厂，这样就节省了三百四十万元的投资。
另外，铁道第四设计院和公路设计院修改了一些迂回线路，适当降低了某些路基的坡度，改变了一些桥、涵的结构，并考虑了施工的就近取材，都节约了不少投资。
设计师们在修改设计的过程中，密切注意了提出充分论证和进行经济比较。
有的设计部门还采用了“圆桌会议”的形式，由设计、兴建、施工三方面共同磋商，因而修改后的设计，彼此满意。
最近，黑色冶金设计院武汉分院修改马鞍山铁厂、大冶钢厂扩建工程设计，就是组织了各专业工程师和担负具体工作的技术员们一道研讨，经过了热烈的争辩，然后确定下来的。

周总理接见日本医学代表团
新华社6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接见了以堂森芳夫为首的日本医学代表团全体人员。
接见时在座的有卫生部部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代会长崔义田，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方石珊、林巧稚等。
（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右起第2人）和团长堂森芳夫（右起第3人）、久慈直太郎（右一）、八田善之进（左一）交谈。
新华社记者　於澄建摄

国际舞协授予梅兰芳荣誉奖章
并授予楚图南、马少波、任虹功勋奖章
新华社6日讯
瑞典舞蹈促进协会主席海格，今天在北京代表国际舞蹈协会奖予梅兰芳荣誉奖章一枚。
同时，授予楚图南、马少波、任虹三人功勋奖章各一枚。
授奖典礼是今天下午在瑞典驻中国大使布克举行的庆祝瑞典国旗纪念日招待会上举行的。
在授奖的时候，海格代表国际舞蹈协会热烈祝贺中国京剧著名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杰出的艺术创造和演技。
海格还祝贺楚图南、马少波、任虹在艺术工作上的成就，并感谢他们在1955年率领中国古典歌舞剧团访问瑞典。
在接受了奖章以后，梅兰芳代表得奖人讲话。
他说，这不单是他们几个人的光荣，也是中国戏剧界的光荣，也就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他表示中国戏剧工作者今后将要更加努力，在国际文化交流的事业上，在执行中国“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上，作出更多的成绩。
在授奖典礼上，周恩来总理和瑞典驻中国大使布克都同得奖人梅兰芳等干杯表示祝贺。
在二十五年前成立的国际舞蹈协会，共颁发两种世界性的舞蹈奖章。
一种是授给那些在艺术上有杰出的创造和演技的艺术家的荣誉奖章；
另一种是授予那些在艺术工作上有重要成就者的功勋奖章。
（附图片）
海格（右）把荣誉奖章授给梅兰芳。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日本女作家野上弥生子到京
据新华社6日讯
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来中国访问的日本作家野上弥生子和她的女儿野上三枝子在6日乘火车到达北京。

王国权任我国驻德大使
新华社6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任命王国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免去曾涌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职务。

瑞典驻华大使布克举行招待会
庆祝瑞典国旗纪念日
新华社6日讯
瑞典驻中国大使布克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庆祝瑞典国旗纪念日。
周恩来总理在招待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祝贺瑞典的国庆。
他提议为瑞典王国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为瑞典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为世界和平，为瑞典王国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陛下的健康，干杯。
周恩来总理还举杯，祝中国和瑞典两国友谊的发展，祝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祝瑞典王国首相埃兰德和瑞典驻中国大使布克的身体健康。
布克大使在招待会开始的时候致词，对出席这个招待会的中外客人们表示热烈欢迎和感谢。
他请他的全体客人们为瑞典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和繁荣，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健康干杯。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社会各界人士和各国驻中国的使节。
人们在庭院中一座清彻的水池周围饮酒谈心。

福建一面整风一面改进工作
取消对负责干部的不合理待遇
新华社福州6日电
福建省、福州市各直属机关中许多过去乘坐汽车上下办公的部长、厅、局长和其他负责干部，今天大多改乘自行车、公共汽车或步行上下班。
各单位原有的汽车，除按国务院规定配备的公务车和消防、救护、公安、邮电等部门的专用车辆以外，其余的七十多辆小汽车、吉普车从今天起都停止使用，交由省人民委员会统一调配给交通服务部门作营业车辆或机动使用。
这是福建省和福州市直属机关在整风运动中实行边整边改以后出现的新气象。
自整风运动开始以来，省、市各直属机关单位还分别取消了原来设立的专门供应负责干部的小食堂和包场看电影、看戏时的首长席，以及机关工作人员宿舍房租收费过低等不合理的待遇。

职工家属代表谈勤俭持家
谢觉哉、李德全到会讲话勉励大家
据新华社6日讯
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经过一天半的小组讨论以后，今天开始大会发言。
在今天会上发言的有：
武汉市江岸区车站搬运工人家属周春姣，河北省承德市寿王坟矿家属委员会副主任王佩珍，上海市家属代表太原建筑工程局工程师王文萃的妻子许义慧，哈尔滨金属结构厂职工家属王玉环，维吾尔族职工家属尼沙汗，青岛市双蚨面粉厂家属委员会主任张金凤，北京市铁路管理局北蜂窝家属委员会主任孙瑞芝，鞍山市耐火材料厂职工家属代表王秀兰。
发言的大部分代表，都谈到勤俭持家、和睦团结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
她们用自己亲身经历的许多事实，说明家务劳动不仅是重要的，也是光荣的。
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和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也在今天的会上讲了话。
谢觉哉说，家属们的工作，不只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帮助了工人，而且大大地帮助了居民群众。
在街道居民中，只要哪里有工人家属，工人家属就成为团结居民群众的核心。
他还勉励代表们克服缺点，力求进步，做好日常的而又是不平凡的工作，不要辜负工人阶级的期望，不要辜负全国妇女们首先是城市居民和妇女们的期望。
李德全着重向代表谈了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计划生育和培养儿童卫生习惯等问题。

苏联作家代表团到京
据新华社6日讯
应中国作家协会邀请，在5月间到乌鲁木齐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家代表会议的苏联作家代表团，今日在团长、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作家协会主席穆斯雷波夫率领下到达北京。
代表团是由苏联的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塔吉克等加盟共和国的七个著名作家组成的。

越南北方华侨声援台湾同胞
抗议南越政权迫害华侨
据新华社河内6日电
越南华侨联合总会筹备委员会5日在河内举行的有六百多名华侨参加的集会上，发表了声援台湾同胞的爱国反美斗争和抗议南越政权迫害南越华侨的两项声明。
委员会关于声援台湾同胞的声明说，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台湾同胞的爱国反美斗争不但表明了台湾同胞的爱国力量，同时深刻地教育了海外的华侨，使他们进一步认清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
抗议南越政权迫害华侨的声明说，越南华侨坚决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5月20日就南越政权强迫华侨改变国籍事件发表的声明，并且支持中国政府为维护华侨正当权利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在越南北方的华侨对南越政权无理迫害在南方的华侨的行为表示愤慨。
声明表示要坚决支持南越华侨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和基本人权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国务院党外人士继续座谈
新华社6日讯
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今天下午邀请党外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首先发言，他宣读了他最近收到的一封匿名恐吓信。
这封匿名信攻击卢郁文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卢郁文在那次发言中曾认为拆“墙”是两方面的事，并且不同意有些人只许批评中共、不许批评批评者的主张。
匿名信辱骂卢郁文“为虎作伥”，是“无耻之尤”，并恫吓卢郁文“及早回头”，还说否则“不会饶恕你的”。
这封匿名信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卢郁文收到恫吓他的匿名信，因为他说了几句实事求是的话。
他说：
我不怕辱骂，不怕威胁，我还要讲话。
卢郁文在读完这封匿名信以后对大家说，因为我在民革中央小组座谈会上说了几句实事求是的话，对于不同意的意见提出了批评，就遭到了谩骂，骂我是言不由衷，对党不实，对国不忠。
现在又有人写这封匿名信来威吓我、辱骂我。
卢郁文说，整风中向党提意见应当实事求是，有不同的情况就有不同的意见，自己鸣，也要让别人鸣。
他说：
“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有的人辱骂我，有的人威胁我，有的装出‘公正’的态度来钳制我的发言，难道我们不应该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吗？
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有了社会主义的共同立场，所以许多问题才能是人民内部矛盾吗？
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要如此谩骂？”
他还说，另外还有的人要求下轿、下台，这样怎么能够达到团结呢？
卢郁文说，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
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卢郁文说，他不怕辱骂，不怕威胁，他还要讲话。
在卢郁文发言当中，国务院参事李仲公谈到他也因为批评了对中共提意见的人而收到了一封对他进行威胁的匿名信，李仲公说，我不怕辩论，但有人采用这种手段来对付我是卑鄙的。
卢郁文接着谈到党政关系问题。
他说，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在创造历史，我们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
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多党制，有在朝党、在野党。
我们是各党派共同在朝的国家。
这一点已载在宪法中。
至于党政关系如何运用，没有成规可循，没有先例可援，是在创造体例，要在实践中摸索前进。
在摸索中不可能没有错误，但我们怎能因为有错误就动摇了制度的根本呢？
他批评储安平的发言“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的提法是严重错误的。
卢郁文接着指出，储安平说“党天下”的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这种提法是严重错误的。
他说，这是对于历史和现时的事实的重大歪曲。
这个歪曲不纠正，会使全国人民失掉了团结的中心和前进的方向。
卢郁文说，事实告诉我们，正是由于共产党不是一个宗派主义的党，才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达到了全国六亿人民的大团结。
凡是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回忆起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时代的宗派主义把中国搞得四分五裂，几乎被帝国主义瓜分。
凡是三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回忆一下国民党时代的宗派主义，他们不许异党存在，他们内部有政学系、CC系、军统、中统等派系。
在那个时候，换了一个校长就换一批教员，换了一个庶务科长就换一批工友，更不用说别的了。
卢郁文说，往事记忆犹新，难道我们七、八年就都忘记了吗？
卢郁文说，我正庆幸由于共产党的领导，把中国历史上的宗派主义铲除干净，真不知道储安平先生的“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这句话是从何说起？
卢郁文又说，正是由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不是宗派主义的党，是不容许党内有宗派主义，才要在自己党内发动整风，把个别党员和党组织的宗派主义思想整掉，这不正是很明显的事实吗？
卢郁文说，我们不能把党对国家的领导和个别党员、党组织的宗派主义混为一谈。
卢郁文还批评了储安平所说的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的说法。
他说：
今天的清一色是社会主义的清一色，但并不是共产党的清一色。
全国各机关、学校、企业单位的干部究竟是党员多呢，还是非党员多呢？
党员做头儿的不少，非党员做部长、省长、局长、司长、厅长、科长的能说少吗？
这怎么叫做清一色呢？
卢郁文说，至于说中央人民政府现在没有党外人士做副主席和副总理，而都当了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这是由于宗派主义思想而来的呢？
还是由于考虑到党外人士在国家管理中，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而来的呢？
依照宪法的规定，主席是只能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发布法律法令，而副主席只是辅助主席。
在这种宪法规定的精神下，党外人士究竟是做副主席，还是在人大做副委员长更能发挥作用呢？
国务院副总理是没有党外人士了，但国务院各部部长的党外人士是增加了。
究竟党外人士是多几个副总理、还是多几个部长更能发挥作用呢？
这是值得研究讨论的问题，但绝不能以此认为就是宗派主义。
卢郁文说，我认为在个别共产党员和党组织中是有宗派主义思想的，如民革的丁贵堂担任海关总署副署长不能有职有权，又如陈其瑗揭露的某工厂的行政、党、团、工会都是亲戚，这些事例揭发出来的有很多，都应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
共产党的领导不容动摇；
社会主义方向不容模糊；
制度方法的好坏以人民的利益为标准，不能凭个人好恶习惯来决定。
卢郁文建议对党政关系加以总结研究，使之制度化，他认为在研究时应根据这样三条基本原则：
一、共产党的领导不容动摇，二、社会主义方向不容模糊，三、制度方法的好坏以人民的利益为标准，不能凭个人好恶习惯来决定。
卢郁文的第2个意见是加强法制，他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单有好心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法制把它巩固起来。
这是今后很重要的工作。
他接着在这方面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遵守法制，有了法就必须遵守；
二、整理法规，从宪法颁布后，好多法规已不适合了，社会进步太快，须要整理；
三、创建法制，创造新的法律，建立新的制度。
卢郁文接着就创建法制提出了四点具体建议。
第1、拟定党政关系，党委、党组很多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现在须要从总结过去实践经验中加以规定；
第2、创制法制程序法，解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国务院、国务院与各部、中央与地方在立法与制订法规上的权限问题；
第3、制定各机关的组织法规，对各机关的业务性质、职权范围、机构编制加以明确规定；
第4、制定各机关内部工作规程，作为内部掌握的依据，解决分级负责、分层负责的问题，使人有专职、职有专责。
金汉鼎批评了“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建议对中小学生参加生产做出规定。
国务院参事金汉鼎谈到了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问题。
金汉鼎批评了“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及“望子成龙”等数千年流传下来剥削阶级的思想毒素。
为了纠正这种思想，树立劳动观点，他建议教育部门作出中小学生毕业以后参加劳动生产的规定。
其次，金汉鼎谈到家庭出身和个人成分问题。
他认为，中央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对剥削者的子女有什么约束，但在实际上受到歧视和种种限制。
他要求对地主资本家的子女在读书和工作等方面给予真正的平等待遇。
金汉鼎还谈到了评薪定级的问题。
左宗纶认为提意见应该从善意出发，如果发言是为了出气，别有用心，这就不对，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
国务院参事左宗纶谈到他对“鸣”“放”的看法，他说，最近许多人都能大胆说话，也有些人还有顾虑，有话不说，这表现对党还不够信任。
他说，说话也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有的谈反面的意见，有的正面反面意见都谈，他认为正面意见不说也可以，但是说了也没关系。
总之，应该从善意出发，这样才更有帮助；
如果发言为了出气，别有用心，这就不对，就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员翟健雄在发言中对某些基层干部表示非常不满。
翟健雄又批评了党和政府对处理人民来信来访不重视的现象。

希望龙云先生到我们学校看看
编者按：
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言中，龙云先生曾提到了一○一中学的问题（见本报5月31日第2版），本报先后收到读者来信八件，说明这个中学的情况。
现在选登一件在这里。
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1957年05月31日人民日报登载了龙云先生在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他对干部子弟的培养问题提出了批评，并且提到了我们一○一中学，作为一○一中学学生的我们，对其中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发言，在此做一些简单的解释。
龙云先生说：
“听说北京师范大学有个附中，现在改为一○一中学，学生完全是高级干部子弟，其他的学生就不收，这样是不公道的。”
是的，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也觉得是不公道的事情。
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学校过去的确是干部子弟学校，但这已是两年以前的事了，而且也并不都是高级干部子弟（高级干部子弟连五分之一也占不到）。
我们有革命烈属和孤儿。
我们有许多同学在父母参加了革命之后，有的是随着父母在革命队伍里长大的；
有的是变成孤儿寄养在乡下；
有的变成了放羊娃，“享受”着地主手里的鞭子；
有的变成流浪儿到处颠簸过着暗无天日的牛马般的生活；
有的被迫当过旧式的学徒，几乎每天都要尝师傅的耳光。
有很多是从国民党地区流亡到老区的学生。
我们还清楚地记得1954年周总理在视察我校时，勉励我们的话：
干部子弟不应该特殊化，应学习革命先烈优良的革命传统，向群众子弟学习，学习他们热爱劳动的习惯和俭朴的生活作风。
他还教导我们应该更好地和人民打成一片。
周总理走后，我们深入地讨论了周总理的谈话，一致同意总理的谈话，以后不久我们的学校就改成了普通中学。
为了帮助龙云先生和别人了解真相，这里还得简单地说一下我们学校的历史。
我们的学校可以说是革命的产物。
我们学校是1946年在张家口成立的，当时叫“张家口市立中学”，后来战火迫近张家口，学校随军迁移到建屏县西黄埿村、石家庄、阜平县等地。
在迁离张市的时候，许多群众的子弟都退学了。
在过去那种对敌斗争的战斗年代中，干部调动极为频繁，为了对革命干部子女集中管理，1948年暑假才把学校（当时叫华北育才中学）改为干部子弟学校。
1949年北京解放后，学校又迁来北京，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改名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二部。
到1955年全国政府工作人员的待遇都改为薪金制以后，学校遵照中央教育部指示，改为普通中学，并划归北京市教育局领导，更名为“北京市第101中学”。
在这以前我们的父母都是供给制，我们进别的中学又没有钱，我们的父母又经常调动工作，我们只好投考这个中学。
这就是我们学校为什么是干部子弟学校的由来。
龙云先生又说：
“像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定会感到高人一等，一定会有特权思想，于学生也是不利的。
资本主义的君主国家听说有贵胄学校、贵族学校，平民一概不收，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要设这种类似的贵族学校呢？
我想来这也是一时高兴，缺乏全面考虑的结果。”
如果我们的父母都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或是贵族，我们都是一些少爷、公子哥儿之流，人民指着鼻子骂我们，是起码应有的斥责。
可是我们想简单地说一下，我们进了北京以后究竟是怎样生活的。
我们知道国家的困难，不愿让国家花更多的钱在我们身上。
我们用双手在圆明园的一片废墟上修建了校园，我们同学和老师把满是碎石、坑洼不平的地方平整成操场，修筑了好几条道路，在校园内植了一万株树木。
我们有每两周每个同学在校内劳动一小时的制度。
去年暑假里，每人也还规定返校劳动二到四次。
同学在校内种了二十亩生物园，解决了一部分吃菜问题，我们老师吃的菜，完全是自己种的。
现在的许多教室都是利用圆明园的旧石块盖起来的，厕所是毛坑，洗脸要走很远的路，这些设备和居住条件，比起城内许多新建的中学来，是相差很远的。
我们所受的教育是要我们如何去为人民服务，我们每个人的前途是和人民的前途紧紧地连在一起的，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一系列的胜利都是鼓舞着我们进步的动力。
抗美援朝和历年参军的时候，我们都是报名最踊跃的，入伍也是最多的；
有的同学已经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在我们同学当中，也有少数低年级里年纪较小的同学，没有受过艰苦革命环境的锻炼，不太知道物力艰难。
对于这些小同学，我们正在发挥集体力量，经常帮助老师教育他们，我们每个人也随时警惕这种思想的产生。
最后，希望龙云先生有空到我们学校来看看，了解真相，并且对我们提出批评。
北京一○一中高二六班学生
黄培坤　张亚南　徐文伯
05月31日

民盟中央小组召开座谈会
本报讯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小组在6月06日召开了座谈会，讨论怎样帮助党整风的问题，同时对党的领导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
丘克辉发言中指出，民主党派“有职无权”的问题，他认为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
一是党政不分；
二是党对党外人士不够信任；
三是有些民主人士的职位摆得不妥当，使他们不能发挥长处。
只有改进这三方面的情况才能解决“有职无权”的问题。
他认为党员的特权思想是由国家的不合理的等级制度造成的。
部长、司局长、科长、一般干部物质待遇太悬殊，界限太明显。
北京的医院对高级干部家属特别照顾，一般干部看病困难；
此外，连家具、吃饭也分得很严格，这一套等级制度给群众影响很坏。
刘清扬的发言中认为官僚主义是由宗派主义造成的。
宗派主义的表现就是党政不分，党脱离群众。
党政不分必然使党外人士有职无权。
目前机关中最有权的是人事科，但人事科的干部缺乏知识，对各种干部的情况不了解，因此工作中问题很多。
她尖锐地批评了国家的等级制度。
她说，现在有一种捧少数人的风气，某些人德才都不够，为了统战就提拔他。
吹、拍、捧的人享受特权，这样就使多少年艰苦奋斗的人受到压抑。
她又指出，党在吸收新党员时往往把唯唯诺诺，不提意见或者拍马的人当作积极分子，这些人容易入党，而真正埋头苦干坚持革命工作的人反而不能入党。
这样便不能真正为党增加力量。
她批评许多人入党后就不肯学习，不肯钻研，轻视群众，这是危险的。
她要求党员一定加强学习，同时不要忘记群众。
张志和要求党在听取党外人士意见后一定要加以处理。
过去党外人士提意见后如石沉大海，这是冷淡和轻视党外人士的表现。
他在谈到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时，认为这对社会主义是一种浪费，同时也是轻视人的表现。
在用人问题上，他认为目前党对德、才、资的看法伸缩性很大。
看风行船、唯唯诺诺仿佛就是德，真正能团结群众，坚持原则斗争的人反而成为落后分子。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浦熙修、陈新桂、张云川、汪世铭、鲜英、黄药眠等人。

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
新华社6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今天上午举行会议。
会议通过楚溪春、钱昌照为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于学忠等八十三人为委员；
还通过王枫等三十五人为民革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
会议还通过民革中央机关报“团结报”从6月份起改成周刊，并且准备公开发行，实行收费。
这次会议是由李济深主持的。

消除顾虑　揭露矛盾　解决矛盾
中共山东省委第1书记舒同在省委宣传会议上的总结发言摘要
一、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文艺、科学的方针，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说理的方法。
所谓“齐放”“争鸣”也就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之上自由讨论。
也只有经过民主自由的讨论才能辨明是非，达到认识上的真正一致。
只有充分发扬民主精神，才能充分调动全国一切积极力量，化消极为积极，提高思想水平，繁荣文艺，振兴科学，以便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与力量，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
因此，认真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是关系到国家建设的大问题，是当前与今后整个国家政治生活、思想领域中所不可缺少的。
党的“齐放”“争鸣”的方针是根本的长远的方针。
但是贯彻执行这一方针还是有障碍的，特别是思想上的障碍。
这主要表现在下述各种思想顾虑：
1、有人认为我们是“先放后收再整”，怕扣反动言论的大帽子。
“齐放”“争鸣”是党的长远的根本的方针，不会有收。
今天放，明天放，后天还是放，永远是放。
更不会被整，有的只是竞争，对不同的意见的争论或被批评者的反批评，这不能看成是收或整。
自己放也要允许别人放，自己鸣也要允许别人鸣。
有意整人的人，对批评者打击报复陷害的人，不仅党纪不允许，群众的眼睛是亮的，会被揭穿，会受到群众的指责的。
争鸣要以理服人，绝不允许任何扣大帽子。
争鸣者要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错误是难免的，认识到错误就提高了自己。
2、有人顾虑“上面放、下面不放”怎么办呢？
放鸣是党的方针，是要有个从上而下逐级打通思想、逐步贯彻执行的过程。
下级机关与干部对党的方针只要认识上解决了问题，也会是坚决贯彻执行的。
3、科学技术问题能不能放，能不能争鸣呢？
在科学技术上的齐放争鸣，也是振兴科学提高技术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但是在学术上的各持己见，不能与工作上的各尽职守混同起来。
医院中的会诊，仍要由主治医生下决心。
工厂中的技术问题，仍要由工程师指挥。
当然医生、工程师下决心、虚心听取别人意见也是必要的。
4、放起来会不会影响领导威信呢？
领导的有没有威信，威信高低，主要在于自己的领导工作做得好不好。
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就不会有很高的威信。
即使有也是虚假的。
通过“齐放”“争鸣”，才能克服领导的不良思想作风，改进领导与工作，才能树立真正的威信，提高自己的威信。
5、提了意见不能改，是不是就不提了呢？
固然有个别领导在过去有“诚恳”接受坚决不改的现象，但是，应该肯定知过必改，是中国人民的、也是共产党与绝大部分领导干部的美德。
有时有的同志不能改，还是认识上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或者决心还不够，只要我们提意见者不厌其烦，一而再再而三，有叫顽石点头的精神。
不光提意见，而且帮助他改正（当然主要还是要自觉）总会能改正的。
最后，这样放鸣会不会乱？
放鸣的目的是由思想认识的不一致，达到思想认识上的一致，如果说可能因此而产生混乱，那也不过是由原来的隐蔽状态而变为公开的状态而已，经过争鸣就可由混乱而达到不乱（真正的一致）。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领导同群众的关系
1、准确估计当前农村与城市的某些紧张情况。
如果看不到当前农村、城市、学校各方面存在的问题，麻痹大意，就不能主动地摸清情况解决可以解决的问题。
当然也不应惊惶失措。
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要认真做好工作，是可以使情况缓和下来的。
2、应该看到当前的紧张情况，固然有其客观的原因，是社会大变动中所难以完全避免的。
但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风的存在，工作上有缺点错误则是很主要的原因。
因此，必须深入有问题的地方与单位，好好听听群众的意见，切实地分析研究情况与问题，应该解决可以解决的问题，及时主动地解决是十分必要的。
3、不论农村与城市工作上与政策的贯彻执行上，发生偏差与错误，不要指责基层干部，应该由省委与各级领导担起自己的责任。
这是因为基层干部绝大部分是辛辛苦苦、勤勤恳恳的，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不少事，工作繁重，水平不高，特别是领导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对于有些政策交代不清，任务要求过高，过死过急，容易使执行者发生偏差。
有些干部发生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也往往是由于领导放松思想领导与教育，控制不严的结果。
因此，指责基层干部是不应该的。
但是，也应该看到有少数或个别的基层干部思想上蜕化变质，乃至是混入的坏分子，严重的违法乱纪而又屡教不改的分子，他们的恶劣行为，就不能要由领导上负责，就不能纵容、姑息，而应严肃对待，正确处理。
4、解决领导与被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经常发扬民主，只有建立经常的民主生活与制度，才能避免发生大民主。
三、认真搞好党内外关系
党内外关系上存在的深沟高墙，主要是由于我们有些机关的党的领导干部与党员，存在着不从六亿人民利益出发的宗派主义情绪，对党外专家、教授缺乏全面的认识，对党外知识分子几年来的进步及其在国家建设事业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同时自己又居功自傲，自以为是，不懂装懂，不虚心学习，不尊重党外人士的意见，不支持党外人士的工作；
对党内外干部的使用培养提拔待遇等问题上，不能一视同仁。
以致使有些党外人士不能做到有职有权，充分发挥其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甚至使有些党外人士苦闷不安，消极起来，将不少意见长期积压在心里，加深了互相之间的隔阂，影响到团结。
这一情况不彻底改变过来，是不利于国家建设事业的。
改变这一状况的主要环节，首先在于党员干部认清当前形势的变化，消除宗派主义情绪，主动搞好与党外人士的关系，切实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要尊重信任党外人士，要支持他们，在干部政策上应大公无私，量才使用，要多和党外人士接触谈心，要虚心向他们学习业务，要使自己尽快由外行变为内行。
我们派在学校卫生部门的干部，一般都是努力工作的，但个别党员领导干部，确实有严重的错误，因而引起党内外的公愤。
省委要在会后立即做严肃的处理。
党员犯了错误，没有特殊的照顾，这是我们党早有明确规定的。
关于党外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问题，我们相信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是会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的，有计划地下厂下乡深入地联系群众联系实际，逐渐以新的世界观（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代替旧的世界观，是会积极地来搞好党内外关系的，是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的。
四、坚持贯彻执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
对肃反运动的成绩要肯定，要看到运动的总体方面，主流方面（决定本质的东西），不要因个别单位偏差较大而否定整个成绩，也不要因肯定整个运动的成绩而忽视运动中所发生的某些偏差，特别个别单位比较严重的偏差。
为了更好地弄清是非，贯彻中央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中央已决定今年要进行全面的检查，我们也已在进行这方面的准备工作。
对于目前已经弄清案情确属错斗者，不必等待检查，应该坚决迅速纠正错误。
对被错斗者要恢复名誉，而且要在所在单位公开宣布。
在什么范围斗争的，就在什么范围恢复名誉。
尚未这样做的单位要切实改正过来，不要敷衍拖延。
被错斗了的同志，也要在思想上放下包袱，消除隔阂。
被错斗是不好的，但弄清了问题，就可以使组织与群众对自己有更好的了解，更加信任。
五、切实做到整风、工作两不误
要做到整风与工作两不误，首先在思想上要明确整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提高思想，转变作风，改进工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整风与工作不是对立的，不能分割起来。
整风要求边学边改，要通过整风学习及时分析当前工作情况与问题，发现矛盾，解决矛盾，不能关门整风，不管工作，乃至增加官僚主义。
其次第1书记与部门主要负责人要抓整风，应该将整风与工作全面抓起来。
再是，省级机关，会后要按照大放大鸣的精神，揭露矛盾，先摆问题，再进一步学习文件，细致地检查工作，检查思想作风。
在揭露矛盾中，凡对当前工作迫切有关的问题，即应抓紧解决。
六、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党委第1书记如何抓思想政治工作呢？
1、不要脱离当前工作，单独抓思想政治工作，而是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来保证做好当前工作。
政治思想工作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党的任务的实现，保证党的方针的贯彻执行，也就在于讲通道理，使党员干部群众都懂得做什么，为什么和怎样办，达到完全自觉的行动，把党的任务方针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2、在当前生产、分配、征购工作中，要注意讲清政策与做法，不要简单地交代任务与数字，使干部与群众自觉地完成任务。
对干部与群众的思想情况与动向要及时分析研究，提出教育的内容与要求。
特别注意抓基层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教会基层干部讲道理的本领。
3、推动各个部门与所有专业干部都做思想政治工作。

非党妇女工作者座谈会结束
邓颖超说大家的意见大部分是好的对整风有很大帮助
本报讯
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民主妇联党组邀请全国妇联党外的常委、执委，各民主党派妇女工作的负责人，及团体会员的负责人举行的座谈会于昨日结束。
会议一共举行了三次，在会上发言的共十八人，书面发言一人。
会议结束前，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第2书记邓颖超同志说：
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大部分是好的，对我们整风改进工作有很大帮助，少部分意见要继续研究、分析、考虑，有些意见将分别转交有关部门加以研究，有些留待以后再继续交换意见。
全国妇联执行委员、福利部副部长拉希达、根据过去她在新疆工作时的感受，提出各级妇联应充分重视在少数民族妇女中进行统战工作。
过去，新疆的统战部门的统战对象主要是男人，许多人认为妇女在社会上不起什么作用，不需要对妇女进行统战工作，这是不对的。
另外，她提出尽快解决各项社会改革运动中的遗留问题，作好团结上层妇女的工作。
她说，新疆地区进行的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
但是，由于外来的干部不了解新疆各民族的内部关系、历史特点，以及当地的干部对各项运动的意义认识不足等原因，也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差。
所以有些人对政府还有怀疑和顾虑。
这是应该赶快解决的。
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林巧稚在发言中说：
无痛分娩法是有科学根据的。
过去我们在推行这个方法时，比较急躁，因而发生了一些副作用。
但这不能说无痛分娩法不好。
任何工作都要实事求是，才能开花结果。
关于人工流产问题，她说：
推行人工流产究竟有什么效果，至今还不能说服我。
她希望妇联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深入了解，发表意见。
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沈兹九在发言中，对妇联党组提出下列意见：
第1，妇联党组领导思想落后于客观形势，对一些重大的事情缺乏预见性，不主动。
如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已经轰动全国，地方妇联在自动做了，全国妇联还没有动手。
第2，妇联党组的领导思想上过分谨小慎微，有些骇怕揭露矛盾，如去年春天农业合作化高潮中，不少地方妇女在劳动中，发生了伤亡事故，当地方妇联将这些情况汇报上来的时候，我们只是慢吞吞地向中央打报告和作了内部通报，没有站在维护妇女利益的立场，大胆揭露，并利用舆论的力量向农村工作者敲起警钟。
沈兹九还说：
妇联领导上没有注意在全体干部中进行统一战线政策的思想教育。
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曹孟君对妇联领导作风上提出意见。
她说：
妇联领导上对政策思想抓得不够，主席、副主席成天忙忙碌碌，应付当前事情，主动、深入地了解情况、分析情况很少。
曹孟君还说：
全国妇联书记处基本上做到有职有权，发挥了非党干部的积极性，当然个别党员是有些宗派主义的。
今后领导上要大胆放手，让干部独立工作，非党干部应该有主人翁感，要敢于担当，敢于负责，有事多和群众商量，这样，就可以做到有职有权。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国致公党妇女代表金翕如、全国妇联执行委员胡耐秋、严仁英等人。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17次座谈。
会上发言的有中国民建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昂、中国民建会中央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陈经畬、山东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山东省副省长）苗海南、上海申新一厂工程师金德霖、上海恒丰棉纺织厂副厂长聂光琦（金德霖和聂光琦二人联合发言）、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韩望尘、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钱孙卿。
陈经畬说：
购买政策不是买卖关系
要搞好公私关系，就要以诚相见
陈经畬首先谈公私关系问题。
他说在会内会外反映公私关系不正常的人很多，但是若认为现在是非常严重，或者是认为比合营初期更有问题，那是不现实的。
目前的基本情况是公私关系在进一步转好的过程中，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从武汉市来说，老合营比新合营好，大企业比小企业好，以前劳资关系正常的又比不正常的好。
在全省来说，市里比县里好，县里又比集镇里好。
公私关系的好坏，与统战政策贯彻的深浅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也与私方人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密切地联系着。
我认为搞得好的归结到一个字即“诚”字，相处以诚，一切为了社会主义。
搞得不好的是两个字“歧视”。
彼此歧视，只看见彼此的缺点，彼此的优点、应该值得学习的地方，则一笔抹杀。
这样，就是兄弟也要互阋于墙，何况是两个在历史上对立的阶级。
在湖北省座谈会上有人说：
公私关系是婆媳关系，不是母女关系。
我认为，已过了门几年的媳妇，还是不给予应有信任，使他们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责备他们说：
你为什么要消极，没有主人翁思想。
这是有些工商业者思想上不易想得通的。
全行业合营了，工商业者都想诚诚恳恳，高高兴兴地把工作做得更好。
因为私方人员把企业交出来以后，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在公方领导下把企业搞好，才是唯一的出路。
这种工商业者的主要心情，希望公方代表和社会一般人士能够理解。
工商界中，消极躺倒或违法乱纪的分子是有的。
但毕竟是少数，以这些个别事例代替一般加以渲染，只有引起思想混乱，没有说服力的。
他说，有许多中小户的生活存在困难。
政府过去确有很多照顾，但有许多办法在下面没有很好贯彻。
另外，有些问题在中央过去所制定的办法中没有包括进去。
他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希望中央考虑解决。
希望加强市、县的统战工作
他说，湖北省所属市、县有的负责统战工作的同志深居简出，不深入下层。
有的事情，民建和市县的工商联及工商界向当地统战部反映很多，得到解决和答复的太少；
得到了答复或是提出了处理办法的，到了下面也很难执行。
现在还有应当安排尚未安排的人，和安排得不适当的人，还没有得到解决。
湖北省有七十一个县，有统战部的约有三十几个县，希望把统战面扩大些，多设些县统战部。
如果以买卖关系来看赎买政策，那就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收归国有，分期付款的办法
他说，所谓赎买问题，首先要明确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原来即是剥削工人的劳动成果，资本家把生产资料交与工人，只是物归原主，根本就说不到代价问题。
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转为工人阶级所有，也就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买卖行为，乃是一个革命。
在我国，工人从资本家手里取回生产资料，不是用剥夺，而是用和平改造的方法。
工人阶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曾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此说他们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赎买。
如果以等价或不等价的买卖关系来看赎买政策，那就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收归国有，分期付款的办法。
至于定息二十年的问题，就我们湖北省和武汉方面的情况来说，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
而且中小户对陪着大户领定息七年，不能把帽子早日摘掉意见很多。
因此我个人在这里提个建议，凡是自觉自愿放弃定息的，不拘大、中、小户或数目多寡，是否可以请政府考虑予以接受，但是不登报不搞高潮。
至于李康年同志建议中，为免除领息人的种种困难，将领息方法简化一些手续，我是同意的，请政府考虑。
但是，简化手续不是变更定息的性质。
公方代表制度是好的
他谈到公私合营企业中公方代表问题的时候说，公私合营企业国家派公方代表的制度，这是好的，就生产来说是有利的，而且是应该的。
至于有的公方代表不信任私方，或是能力薄弱，作风不好，甚至造成企业的损失，国家可以随时撤换（武汉已有先例）。
因此我认为公方代表作风不好和对私方不信任，只是公方代表的个人问题，不能因个人问题而对国家的制度加以变更，这是不恰当的。
只有向工人阶级学习才能改造得好
最后他说，现在有若干人提出来要不要向工人阶级学习。
这些同志是把部分工人中的不健康作风或者个别落后工人的行为，认为是整个工人阶级的问题。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也是不公平的。
向工人阶级学习，是学习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劳动热情、组织性、纪律性、大公无私的精神。
并不是要我们去向部分工人的不健康作风，个别落后工人的不良行为学习。
部分工人或个别工人的不良行为不能说成是整个工人阶级的问题。
今天我们中国人民能够在世界上站立起来，我们的国家空前的强盛，建设事业突飞猛进，难道不是工人阶级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得来的吗？
我们不向工人阶级学习，又向谁学习呢？
我已经七十八岁了，经历了满清皇朝，袁世凯北洋政府，蒋介石的统治，深切体会到今天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学习是完完全全正确的。
而且在思想上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思想要更加坚定的树立起来。
这样，我们工商业者才能够改造的更好，早日将自己也改造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个。
苗海南说：
活到老，改造到老
苗海南在发言中谈到了工商联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问题。
他认为，在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商联、民建组织在党的领导下，贯彻了党的和平改造政策，使工商业者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这是代表了工商业者最大的合法利益。
工商联组织今后还要代表工商业者的另一个最大的合法利益，就是把合营企业转变成社会主义企业，把工商业者改造成工人阶级。
但是，他也认为，在改造高潮以后，工商联对于工商业者的某些具体利益是代表不够的，今后必须加以改变。
接着，他谈到工商联如何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问题。
他认为代表合法利益最困难的是是非问题。
哪些合法，哪些非法，弄不清。
资产阶级有自卑感，工人阶级有自尊感，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阶级的感情掩盖了是非问题。
他说：
说资本家不留恋过去，是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个人就有过留恋过去的思想，例如，我认为共产党好，企业合营的时候，也是我自己愿意的，但是一碰到一些小刺激，就会想到过去的事情。
有一个时候我很苦恼，一想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自己究竟算什么，就觉得前途没有路了。
我曾经攒了三十片安眠药，准备将来没有路的时候吃上就完了。
为此，我患了好几年的糖尿病，中西医都没有治好，是毛主席掌握自己命运那一句话给治好了。
解放以来，我有三大兴奋，第一兴奋是毛主席在1955年的讲话，第2个兴奋是合营高潮；
第3个兴奋是今天党的整风，让我们有什么就说什么。
最后，他对座谈会反映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个别公方代表不好的可以个别撤换，不能否定这个制度。
为了搞好公私关系，他建议在企业中创造条件成立管理委员会，公私双方在管委会领导下按职务办事，在工作中不强调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也不强调公私关系。
他不同意李康年定息二十年的说法。
他肯定说定息还是剥削。
果真定息二十年，势必造成大中小工商户的不团结，同时，放松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家庭子女也不会和睦。
关于两面性问题，他说，现在很少人不承认两面性，如果有人不承认消极一面，实质上就是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消极性究竟占到百分之几，在宣传工作上要特别注意。
他说，有人听到“脱胎换骨”，就联想到“抽筋剥皮”，也有人比喻为“超凡入圣”，我认为这几种说法都对。
请问：
“脱”资本主义之“胎”，“换”社会主义之“骨”有什么不好呢？
“抽”资本主义之“筋”、“剥”资本主义之“皮”有什么不好呢？
“超”资本主义之“凡”，入社会主义之“圣”又有什么不好呢？
有人问我思想改造到什么时候完结，我用了唐诗上两句回答：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我认为活到老、改造到老。
聂光琦说：
工商联和同业公会为大资本家所独占
聂光琦说：
上海市工商联以同业公会为会员单位，同业公会以企业为单位，而资本家是以企业代表身份参加同业公会，因此两个机构为大资本家所独占。
即使有少数资方代理人，但有的人为了要靠拢资本家，往往不能真正代表资方代理人的意见。
如上海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韩志明在大会上说：
“资方代理金酬劳问题，中央要我们私私之间协商是行不通的，要求政府不要开空头支票。
这种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既未与大家商量，怎能知道行不通呢？
事实证明，在棉纺织业的鸣与放的动员大会上，荣丰棉纺厂（也就是韩志明有关的企业）的大股东荣章初就大声疾呼地说：
“我从来就未曾听见过政府要我们私私之间协商的话，现在既然知道了，我就向大会保证，我愿意付给代理人酬劳金，因为我认为酬劳金是合理的，而且必要的”。
工商联负责同志在传达会议精神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只字未题。
是不是想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
由资方付给代理人以酬金是完全合理的
他认为付给代理人酬劳金是一个传统的制度。
棉纺业资方过去将企业的经营管理完全委托给代理人，解放初期当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的时候，和“五反”运动的时候，都是资方代理人替他们挡头阵的，现在资方代理人却因为他们的企业既已合营，代理人就不起作用了，因而置之不理，这样抹煞代理人的功绩是不公平的。
他认为由资方付给代理人以酬劳金是完全合理的，而且和定息结合起来，绝不愿意让这笔钱由国家负担。
企业经营管理缺点很多
他认为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某些制度和管理方法成了形式主义。
上海棉纺织公司有三位经理，六位副经理，他们不下厂，有事用电话联系。
变成了“电话经理”。
办公室主任也不下厂，技术人员就是下厂也不到车间，他们只要“经验”要数目字。
棉纺公司也是专靠开专业会议来领导生产。
指标像气球一样提得越高越好。
纺管局盲目将织布用纱改细，结果不耐用，大家很有意见。
开展增产节约，好多数字都是重复、虚报的，对具体工作的领导也是踢皮球，公文旅行，人事机构臃肿。
这样下去，会使企业受损失。
韩望尘说：
既要延长定息，又要提早摘资产阶级帽子，的确难以自解
韩望尘首先对“赎买二十年”和合营企业要不要公方代表两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赎买政策”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也符合全国人民（包括愿意接受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长远利益。
赎买政策的具体表现为定息，它是国家使资产阶级分子由剥削者过渡到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桥梁。
因此，绝不能把它当作资本家与国家“进行交易”的“条件”。
工商业者如果对待这个问题抱着“讨价还价”的态度，是不恰当的。
至于定息七年只能赎买35％，只有定为二十年，才算“赎买到底”的说法，我也不同意。
应该怎样理解“赎买到底”呢？
我认为企业公私合营后，资本家把生产资料交给国家，而国家把资方人员全部包下来，安排工作，甚至保留高薪；
二千元以下的小业主，还按照劳保条例享受福利待遇和病假工资等，都应当当作“赎买政策”的扩大或延伸。
定息和安排照顾的形式与内容虽不一样，但作用与目的都是为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创造条件。
直到私方人员作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条件已经具备了，我以为就是“赎买到底”了。
倘若说，把定息延长到二十年、把“定息”改成“赎买存单”就算把资产阶级的改造基本完成了。
我看这是“揠苗助长”，结果会“欲速不达”。
既要延长领取定息的时间，又要提早摘掉资产阶级帽子，的确是难以自解的。
而且这样做，不仅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广大工商业者的前进愿望；
不是积极破资本主义，而是立资本主义；
不是鼓励前进，而是拉后腿；
不是争取缩短与工人阶级的距离，而是加深与工人阶级的距离。
这对我们工商业者的自我改造，是没有好处的。
我们陕西的工商业者，不论大、中、小户，都不同意这种说法。
不能因为公方代表有缺点，就否认公方代表制度
他说：
把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撤出去，发挥私方人员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十分必要，私方的潜力还挖掘得不够。
但是不是说只有不要公方代表，私方人员才能发挥积极性呢？
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诚然，在合营企业里，有的公方代表，只注意生产任务，营业指标（当然这是对的），对私方人员的改造不够重视；
有的公方代表不熟悉业务，对生产经营是外行；
有的民主作风不够，对私方的意见不重视，建议不采纳，甚至有时把人民内部的矛盾错误地当成敌我矛盾去处理，造成很不好的后果。
这些缺点，都是不容讳言的，但是，公私共事关系很好的，或者由不好变好的也为数不少。
公方对私方的关心帮助，特别是在政治思想上的帮助，使私方大受感动的，也不是个别的。
可见，说一切都好，则不近实际。
同样，说一切都不好，也不是事实。
有人说，公方代表光有政治资本，没有技术经验，搞不好生产。
我看不能机械的对待问题。
比方说，不懂技术，可以学，学就会成内行。
再说“政治资本”在企业里并不是没有用处，相反地它是大有用处的，因为私方人员的思想改造缺少了政治教育是不可想像的。
公方代表本身有缺点，这是人的问题，不能因此否定这个制度。
有人说，把生产管理权交给私方人员执行一年，试试看行不行！
我认为“比一比”，“试试看”的提法，可能会被有些私方人员误解为可以不要政治领导，而搞资本主义竞争的那一套。
根据以上情况，他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
但是，他认为政府应该注意合营企业公方代表的质量——政治修养、社会经验和工作能力，因为公方代表肩负着企业改造与人的改造的双重任务，必须慎重选择。
合营企业里的党组织的书记，最好不要兼任厂长或经理。
否则会失去或削弱党的监督作用，而且会使私方人员感到“党政大权，一人独揽”，群众有意见没地方去讲。
另外，管人事工作的人，特别是人事工作的负责人，一定要政治性强和懂得人情，有社会经验的人。
中小户生产经营上有问题，需要解决
接着他又谈到目前一般中小工商业户生产经营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他说：
有些专业公司、供销合作社对归口的工商业户，在货源分配上照顾不够，常常把畅销货留给自己的零售门市部销售；
对一些冷背残次货，则又硬性搭配给合营企业、手工业合作社和小商贩，造成他们在经营上的困难，影响了他们的收入。
一般中小户对这个分配方式很有意见。
还有，他们想到外地采购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缺乏的货物时，不但得不到支持，有时还遭到多方留难或打击。
他说：
一般中小户，资金较少，他们的经营一方面要采取“勤进快销”的办法，一方面还要依靠向银行贷款周转。
但是银行贷款手续繁琐，甚至对归口公司核定的贷款金额任意核减，特别对某些较困难的业户，怕收回困难，不敢贷给。
这对他们经营也有一定的影响。
此外，全行业合营后，对合营商店上交利润的提取，从每季提取一次，改为每月提取一次，也给流动资金较少的企业造成了经营周转上的困难。
钱孙卿说：
江苏省的“鸣放”情况基本上是先天不足，群众还有顾虑。
据工商界反映：
有不少的人对许家屯同志报告中所提到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说法，有一些意见，认为这种强调消极性的说法，挫伤了资产阶级的积极性。
他认为两面性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先把情况弄清楚，否则，光谈理论是不解决问题的。
他说，现在大的资本家都得到了工作安排和照顾，今后的问题是深入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
中等户的要求是：
合理安排、才职相称。
小户的要求是生活问题。
他认为思想改造工作一定要建立在生活安定的基础上。
目前，各级工商联最急要的工作是要跟专业公司和供销合作社挂上钩。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小工商业者的有关业务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就很难解决。
胡子昂说：
不向工人阶级学习，就会迷失改造的方向统战部的工作落后于客观形势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统战部和国务院四、五、八办跟民建会、工商联应该很好地配合，帮助和支持工商联、民建会大胆做好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的工作，及时地揭发矛盾，以求进一步合理地解决矛盾。
但是，统战部的这项工作是落在客观形势的后面了。
自从党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党强调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加强对民主党派的领导，给他们更多的帮助。
我总觉得随着工商业改造工作的深入，统战部与民建会、工商联的关系不是愈走愈近，而是逐渐疏远。
是不是统战部怕别人批评包办代替而把工作量压缩了，这样是会给工作带来损失的。
应该正确对待工商业者的才能
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特别是技术人员。
在党和政府来讲，确实是“求贤若渴”，一再肯定工商业者是国家的财富。
并在全业合营后，将他们分别安排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以发挥他们的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但是这中间还存在许多问题。
这里我仅就工商界中的技术人员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据我所知，单单上海一个地方，工商界里就有七、八千个高等技术人员。
但是，在某些公方代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层层压迫下，他们有力无处使，“英雄无用武之地”。
根据最近民主建国会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所反映的资料，工商界的技术人员所以不能发挥财富作用的原因，主要的是：
一、有职无权。
有的公方代表认为，安排私方人员担任厂长、经理已经是天高地厚之恩，何必得陇望蜀，有职又要有权呢？
二、用非所学。
有些合营厂里的党支部代替了行政，人事部门更是大权在握，他要调你向东，你当然不能向西。
三、缺乏信任。
一般反映，技术人员无论你有天大本领，只要头上顶了一个“私”字，那就永远抬不起来，在厂内固然看不到书刊，进不了试验室，看不到文件，连设计图都见不了面；
有时拿了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去参观别的工厂，对方因为来的是私方人员，竟要求补送人事资料，使他裹足不前，啼笑皆非。
四、支持不够。
私方人员的合理化建议，得不到公方和职工的支持，制新产品，不给原材料，稍微多用点钱，就说破坏财务制度；
有时甚至给合理化建议扣上一个“偷工减料”的帽子，更使人噤若寒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五、鼓励不够。
对于私方人员的创造发明，应该论功行赏，否则，不能鼓励积极性的发挥。
广州有一位私方技术人员发明万能缝纫机，只得到一件卫生衫，因此，私方反映：
“大小事迹，都是一只鸡蛋”。
六、压制民主。
部分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盛气凌人，私方稍有意见，就被扣上“抗拒领导，抗拒改造”的帽子。
于是私方有意见也不敢说，或者是说的不是想的。
难怪有些私方人员觉得在企业里是“孤掌难鸣”了。
为了调动工商界的财富发挥积极因素，我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得到适当的解决。
说没有两面性，对改造没有好处
两面性的存在，不决定于任何人主观的好恶，而决定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
全业合营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正处在消灭的过程中，或者说已经基本上消灭了。
但是，这不等于说，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消灭了，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两面性已经没有了。
如果这样说，是不符合事实的，对工商界的改造没有好处。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既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那末随着历史条件的演进，它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着，关于这点，刘少奇委员长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得很清楚。
大家可以看到，全业合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的一面一天一天的扩大，逐渐具备了社会主义成分，而消极的一面则在一天一天的缩小，它的内容主要是指思想意识和作风上的问题，这同过去时期所说的消极一面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
这样来看两面性，我觉得同今天工商界的实际情况是符合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说两面性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不必再提消极的一面了。
既然把变成工人阶级分子当做努力目标，那么，不向工人阶级学习，又向谁学习呢？
本来资本家就是资本家，资本家就只有一面性，这就是剥削工人、唯利是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消极的一面性。
但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资本家，除了它的本质与外国的资本家有共通性外，还有它的积极的、独特的一面——这就是毛主席所指出的积极的一面。
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有积极的一面，还是中国的特产，在我看来，不是耻辱而是光荣。
当然，我们还必须努力学习，继续改造，最后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这就是说，要以工人阶级为标准来衡量自己改造自己。
近来，有人看见个别工人同志有缺点，就漠视了整个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认为工人阶级不值得学习。
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我们既然以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分子为自己努力的目标，不向工人阶级学习，又向谁学习呢？
同时，我们所说向工人阶级学习，是指学习工人阶级最本质的东西，如工人阶级的大公无私、组织性、纪律性、集体主义、热爱劳动等等。
工人阶级中个别分子有缺点，这是很能理解的，但我们绝不能以个别工人来看整个工人阶级。
因此，向工人阶级学习，不应有所疑惑，否则，就会迷失我们改造的方向。
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要变成一个工人阶级分子，这中间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改造过程，才能够起到质的变化，所以，我们把这个改造说成是脱胎换骨，就是这个道理。
只要改造再改造，向社会主义前进，“帽子”很快就会掉下来
有人反映，某些公方人员简直把两面性当作歧视工商界的口头禅，动辄就在私方人员的头上扣一顶两面性的帽子，这是不对的。
近来工商界人士有股怨气，一听到“资产阶级”“两面性”和“改造”这些字眼，就感头痛，思想上有抵触。
我觉得，今天一般工商业者并不否认两面性的存在，问题是要讲清道理，要分析事物，要明辨是非，一是一，二是二，一点也不能含糊。
可是生硬的批评与机械的搬用，是不能说服人的。
记得在1954年政协的一次小组会上，有位同志首先提倡有技术的资本家归队，我坚决反对。
我的看法是这顶帽子不妨多戴几天，戴到瓜熟蒂落再摘下来。
照我乐观的看法，只要我们为了自己为了工商界也为了全中国的人民，改造再改造，向社会主义前进，这顶帽子说不定很快就会掉下来，也就是毛主席所指示的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
公方对私方要采取欢迎的态度
阶级既然还没有消灭，阶级关系就自然是客观的存在，并不是那一个人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人们为什么要反复纠缠在这个问题上呢？
这话要分两头讲。
很多人反映：
部分公方代表过于强调阶级关系，把私方的一言一动，甚至一个合理化建议都描写成为资产阶级的产物，属于资产阶级类型，使他们感到抬不起头来，也跳不出这个圈子；
另一方面，私方人员也把阶级关系当作牢笼枷锁，好像这一辈子也挣脱不了这付手镣脚铐，不晓得那一天阶级才能消灭，才能得到真正的独立自主。
我们要有明确的看法，千万不要悲观，我们应该庆幸自己已经在党和毛主席的和平改造政策之下得到挽救，正在向社会主义的前途过渡。
我们当中的若干人正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成绩。
尽管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还不平衡，还有困难，但这些都是前进中的困难，我们的工作生活是一天天向好的方向发展的。
但是，我们不讳言，私方是有一些苦闷的，这些苦闷可以说一部分是公方代表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在私方人员头上的（如对私方人员的轻视、鄙视，或是有职无权），这需要对公方和职工进行教育，要逐步做到公私双方同呼吸，共命运，一块儿工作，一块儿生活。
这是一件巨大的统战工作，需要党善于帮助教育，改变过去那种不健康不正常的现象，让广大的工商界都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活跃起来，更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我衷诚地向公方同志们建议：
（向私方讲的话这里从略）我们必须从思想情感上转个一百八十度的弯，要把过去所不欢迎的改变为欢迎的。
当然这不是欢迎资产阶级，而是欢迎正在消灭资产阶级和已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也就是赫鲁晓夫同志所称呼我们的“中国式的资本家”。
我们要在认识他们是资产阶级分子的同时，重视他们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看到他们正在向社会主义前进、发展。
帮助他们消灭资产阶级，同时也希望他们对资产阶级不要有所留恋，这样公私合作共事关系是可以搞得好的。
最近有人提到公私合营企业考虑撤回公方代表的问题，我的看法：
公私合营企业不是普通的合股企业，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直接领导下的，由国家派干部同资本家合营的企业，公方居于领导地位，私方必须接受公方的领导，这是确定不移的。
个别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如果领导无能，阻碍了生产、业务的发展，私方完全有理由反映意见要求撤退。
但是我们因为有的合营企业公方领导不好，就主张全部撤除公方代表，那是不正确的。
另外再谈几个问题
（一）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工商界骨干分子参加社会活动和企业工作的矛盾，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工商联、民建会两面都来叫，几面开会，忙得不能分身。
这个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很普遍。
希望这次在统战部召开的小组会上很好讨论，合理安排。
工商联党员秘书长不能撤；
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团员不应特殊
（二）各地工商联大都是接收旧时的商会和工业会改组而成的，情况比较复杂。
几年以来，由于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到工商联参加秘书长一级的工作，对于推动工商联的工作，是起到很大的作用。
当然有些地方是有缺点。
现在，要不要撤退这部分党员干部，我看应该从工作出发，我是不同意一律撤退的。
如果必须撤退，也要作好安排，还要加强联系，以免脱节。
关于这点我有一个建议，无论任何党派团体对于党团员参加工作，应同一般工作人员一样看待，不要让他特殊。
这就是说，放在组织之中，不是放在组织之上，地位只管有高低，职权要按照规定制度办事。
这就可以避免很多误会，因此在党派也好、团体也好，可以大批进去帮助搞好工作，也可以随时撤调工作。
只要通过组织，协商办事，根本谈不上派与撤的问题。
（三）关于工商联和民建会的干部培养、教育、福利等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两会注意不够，统战部也注意得不够。
有的地方统战部已经向民主党派的干部上党课，并允许他们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对于干部起了积极的鼓励作用，我看中央统战部可以在这方面通盘筹划一下。
不同意李康年的建议
（四）关于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以及通过这项工作贯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问题，这个问题跟民建会和工商联的关系太大了，在这一方面，我们过去作了一些工作，但是做得不够。
现在第1步应该赶快放手，帮助各地民建会和工商联推动它们的成员大“鸣”大“放”。
举例来说，最近有人主张把定息延期到二十年，这显然是与国家定息七年的决定有矛盾的。
我们认为定息是赎买政策的具体措施，目的在调动工商业者的积极性。
定息不是买卖，二十年的说法，并不是代表了工商界的合法利益。
05日原建议人李康年同志在座谈会上有所说明，我看全国工商界放弃剥削的声音，越来越见高涨，这个建议，是不会得到支持的。
我是不同意的。
中央对下面的检查督促做得不够
中央的工商界座谈会，由李部长同很多负责同志亲自主持，会开得很好。
希望中央统战部把这个精神和办法层层传达下去，各级统战部都应该这样做，这样才能使工商界的朋友有大“放”大“鸣”的勇气。
要一个工商业者当着公方代表的面大鸣大放，而不“怕”是不简单的，是需要做一番深入仔细的工作，加以推动和鼓励的。
谈到这里，我殷切希望中央要加强检查督促工作，有许多事情，中央有关部门作了通盘研究，及时采取了适当措施，这是很好的，但是传达下去后的执行情况，往往缺乏认真检查，好像政令出了都门，就百事大吉了。
就以私方人员病假期间工资支付办法来说，国务院在今年04月17日就发下通知，到现在，很多地方还没有实行。
这只是一例。
有人曾说，来中央谈得头头是道，回地方就泄了气。
这说明过去中央对下面的检查、督促工作做得不够。
这个情况应该改变，要责成各地将执行情况随时上报，各级组织也要随时检查。

下乡去支援农民收麦！
西安机关干部数万人报名参加夏收
本报讯
截至5月28日，西安市已有六百多个机关、工厂、学校、部队、团体单位，向市义务劳动委员会报名，支援郊区各农业社收麦，报名参加的人数已有五万七千多人，还带有一些汽车、胶轮车、架子车等运输工具。
这五万多人一般都有收割经验，其中有许多领导干部，像陕西省公安厅报名参加的二百三十多人中，有二十人是处长以上的干部。
济南驻军帮助农民收麦
本报讯
解放军驻济南部队官兵，连日帮助驻地农业社收麦。
06月03日清晨四时半，驻军领导机关首长王新亭上将、彭嘉庆中将等率领三百多名官兵到济南郊区利国农业社帮助收麦。
官兵们刚到地头，便投入了紧张的劳动，割的割，拔的拔，不到四个小时，就收割了六十多亩。
济南驻军工程兵部队机关的官兵们，从5月31日到6月03日连续四天，共用一千一百五十个劳动力，帮助郊区火炬等三个农业社收麦三百八十多亩。
他们为了及早帮助群众收割，有时早晨三时半即起床，带上苞米饼子、咸菜，中午在田野用饭。
炮兵某部官兵在帮助红旗农业社抢收小麦时，还提出“轻割”“轻放”“轻打”“轻捆”“不漏掉一根麦，不损坏一个麦穗”的保证。
永济县委书记和县长等自带镰刀下乡
本报讯
晋南区各地干部积极帮助农民收麦。
安邑县五百多名县级机关干部，6月02日已经下乡，连同前段下去的，全县已经有一千名干部下乡帮助农民收麦了。
永济县经常在机关的五百四十八个干部，从5月30日开始，组织成两支大队轮流到附近各社帮助农民收麦。
该县中共县委第1书记刘煜、第2书记章俊，县长李英锋等二百六十多人都亲自买下了镰刀，下乡帮助农民割麦。
中共万荣县委要求下乡帮助农民收麦的干部下去后，首先对各社的夏收夏种准备工作普遍进行一次检查。
夏收开始后，必须全力以赴，做到熟一片、割一片，边割，边拉，边碾，做到颗粒还家。
中共河津县委对参加夏收的干部订出了纪律：
服从社队干部的领导与指挥；
参加劳动的干部一律不得报酬等。
许昌地委组织一批干部下乡帮助夏收
本报讯
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和作好夏收夏种，实现今年农业大丰收，中共河南许昌地委在直属机关抽调一百五十八名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干部，组成二十二个工作组，分赴全区各县，深入生产过程，检查和帮助夏收夏种工作。
中共许昌地委副书记马金铭，组织部正副部长康国蕴、干岐，农村工作部长白永智，副专员周子彬等五个地委委员，也分别到长葛、西华、临颍、郏县、舞阳具体帮助工作。

从史图伯教授的建议看“时弊”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锺补求
根据中德文化协定，中德双方在中国科学院主持下，于1956年组织了一个科学考察团，在华北，尤其是东北做了很多农、林业和动、植物方面的调查考察，收获十分丰富。
在任务完成之后，德方团长，民主德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兼科学院栽培植物研究所所长史图伯教授，以其沿途考察所得的印象，分别在黑龙江省府和中央林业部作了报告，对中国目前林业和其他方面的科学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
本人此次不但参加了考察团，而且在两次报告中都担任了口译工作。
回京后又应各方要求，把讲稿翻译过来。
在这篇报告中，有许多是林业、农业方面的技术问题，以及中德双方以后的合作问题。
这些问题不拟在此全面介绍。
我在这里只把其中最重要的，关系到民族长远和目前利益的重大问题作一介绍。
我认为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将会在当前国家决策和林业设施中，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其中有些切中时弊的看法，如果能够引起普遍注意，也会对国家其它建设工作，起到好的影响。
不过这里所提的问题太大了，不免有人心中会以为多管闲事而感到不愉快，然而党要求群众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国家的事业，这样重大的事情，怎敢知而不言，言而不尽，而使国家利益蒙受损失呢？
而且“百家争鸣”的精神，也要求把这样重要的“争鸣”题材提出来，由生物学和地学界（里面也牵涉到土壤问题）普遍地讨论，特别供林学界来争鸣，而后以所得结论，供最高领导作施政参考。
冒昧之处，以及可能有言过其实的地方，则请求原谅。
应该用统一的眼光看经营林业和森林工业
1、史图伯教授的建议里第1条是这样的：
“我们相信林业和森林工业，一定要用统一的眼光来看待。
更新与采伐必须在森林中生物学平衡不被扰乱的情况下相辅而行。
我们以为这只有在仅有一个部而不是两个部来负责全部工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我国现在在林业方面，并存着两个部，林业部和森林工业部。
据一般迹象来观察，这两个部是各自为政地分担着经营和采伐这两种完全不同性质，但却又密切联系着的工作。
大家知道，经营林业，是细致缓慢，十分艰苦的工作；
而采伐呢，则是比较轻而易举，见效迅速的。
因而，这两种工作，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矛盾。
在目前国内经济建设大规模开展，木材需要急迫的时候，因为森林工业部本身不做森林更新的工作，对于经营的困难未必有深切的体会。
在国家迫切的建设任务的面前，在愈来愈大的需要之下，为了完成任务，就很可能只顾目前利益，而忘记了长远利益，而形成盲目的采伐。
在报上看到森林工业部把空心到可以坐起一个人来的等外材，用高价运费输送到各地的实际情况，表现出工作中的资产阶级经营方法，还是存在着的。
这样更不免有只顾本部的利益，好大喜功地滥施采伐的情形了。
在我们的考察中所看到的采伐，大都还是用光伐作业来进行的。
这种方法，对于森林更新，会造成很大困难。
这尤其是在山地陡坡上为然。
因为这种采伐方法，促使土壤流失，使更新成为不可能。
史图伯教授提议的多用择伐方式，是值得考虑的。
更重要的，似乎森林工业部还预备大量采用机动的方法，来将已伐倒的材木运送出来。
用机器来工作，尤其是拖拉机，不但所有幼苗和小树都遭到破坏，而且更将严重地破坏了土壤的结构，造成土壤流失，以至森林完全无法更新。
而林地的破坏，和土壤流失，更减低了毛细作用，在雨季就不再能吸收大量雨水。
去岁哈尔滨的大水，我以为决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显然是森林被破坏的后果，已向我们敲起警钟了。
如果森林的破坏，不加制止，以后水灾势必逐年更趋严重。
上面所述，可以归结为主要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究竟应该两个部并存呢？
还是应该归并为一个部；
另一个是，无论在一个部和两个部的情形下，木材自林中运输出来，还是用机械化呢？
还是用畜力人力呢？
对于第1个问题，史图伯教授已经肯定地表示了意见了。
我以为，世界上很少有这样两个部的国家，我不知道苏联的情形怎样，不过有两点我要在此指出。
苏联一般文化水平较高，所以对于森林中生物学平衡的问题，如像史图伯教授在他的谈话中所指出那样，是比较了解的。
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是两个部，然而因为互相了解，所以采伐和经营的工作，矛盾比较好解决。
在我国则不然，我很难相信所有在林区实际指导工作的工作干部，有足够的生物学方面的观念，来注意到这一点。
其次，苏联究竟解放日子长了，社会主义的教育比较长久，所以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的矛盾，也就比较容易被了解而得到统一。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情形也是不能比拟的。
由于我国森林工业干部资产阶级经营思想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这样势必会牺牲长远利益而迁就目前利益。
如果以一个部来管理这两个部的工作，就会比较易于做到协调，使目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得以兼顾并筹。
至于机械化采伐方法，虽然听说有人以为“反对它就是后退”，但是我觉得，德国是一个有名的林业国家，至今还是用畜力把木材运至林道而后用汽车运走，难道也是后退吗？
我想他们不是不知道机械化的便利，只是恐惧后果而已。
苏联可能也有地方用机械采伐方法，这是因为苏联的西伯利亚平坦地带，水土流失的可能比较小。
而我国林区，差不多都在山区，而且雨量高，暴雨多，特别是在陡坡上，很容易引起水土流失。
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也一定要避免盲目搬运教条。
对我上面所讲的这些话如果有人有意见，我很希望提出来讨论，因为这种讨论至少可以引起林业工作者的注意，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多做一些采伐与经营两方面的协调工作。
我相信在这一篇文章刊出之前，在林区中做实际工作的人，恐怕很少知道这些问题的。
领导森林工业等工作应该具有生物学知识
2、在史图伯教授的谈话中，有这样的一句话：
“最后让我来对你们国家的年青科学家的科学修养问题来说几句话吧！
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就因为年青科学家在一般生物学教育中的不足，将使科学工作的效率大大减低。
这些年青科学家中有许多人，在看问题时是用十分固执的和狭隘的眼光来看的。
但是我们以为一个科学家对于一切有关生物的问题，应该有一个阔大的眼光，而且也要应用所有的可能和各方的科学知识，来解决一个问题。
你们不应低估了理论科学对于实际工作的重要性。”
在这次调查的旅途中，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
在平原组里，专家们在东北平原的许多试验站和农场里作了参观访问。
那些机构，大都收集了大批宝贵的栽培植物品种。
这些品种，为了选种和进行有目的的人工杂交研究，是应该保持它们的纯系，而不应让其自然杂交的。
然而因为农场管理人员的生物学常识不够，所以把同一种里面的许多品种，都栽培在一起，而没有隔离。
即使主动地要使其不杂交而采取了一些方法，也因为生物学水平低而没有做好。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大麻，它是雌雄异株的植物，但是他们只注意到了明显可见的雄花，却漠视了就在近旁生长着的雌株上面的不显著的雌花，使所施行的方法完全失效。
我觉得史图伯教授的话，是切中时弊的。
我们不要以为这些情形只存在于下级干部之中，其实不但青年干部中如此，而高级干部也何尝不如此！
而且高级干部中的这种缺点，对于国家事业的危害更千百倍于青年干部。
很明显，在做与生物有关的事业中，执掌大权的多是没有生物学知识的人；
而有生物学知识的人，却未必执掌大权。
因为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有这种知识的人也使不出来。
譬如说，森林工业部里的工作，虽然与树木打交道，无疑地与生物学有密切关联。
然而，我恐怕森林工业部里的人材，大部是工业方面的人材。
如果领导的党员同志未能了解为什么要在采伐时保持生物学平衡，那末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张奚若先生语，见光明日报5月16日一版）的思想推动下，即使有非党的知识分子以这种见解来常常提醒，就也未必能被重视了。
这样，我们还能希望森林工业部与林业部的工作做到必要的协调吗？
另一例子是水土保持。
这一工作，分明是水利与生物学两方面的问题，单一地干决不能起作用。
但是，正同林业方面的问题一样，水土保持中的生物学设施，也是旷日持久的。
无可讳言，水利方面的人就以为这种措施没有效力，急不及待，很想把它拖在一边，自己单独进行。
当然，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
筑坝的失败就是教训。
现在做生物学方面有关工作的人，却没有生物学知识。
其实，这倒并不重要，严重的是党群之间，非党与非党之间的宗派主义、本位主义的作祟，使他们不愿与生物学方面的人合作，工作怎样能做好呢？
我要说“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谚语，大家都知道，而并不加以应有的重视。
为了国家的利益，自己好好学习吧；
即使不能都学，就应该虚怀若谷，去掉本位主义，同有关方面好好合作，使国家的事业能够做好，而自身的事业也能做好。
对于在农、林业及其他与生物有关的干部的训练，是应该加强对这方面知识灌输的时候了。
很明显，上面所称的青年科学家，不都是农场和试验站的干部吗？
生物学方面知识的贫乏，已经使工作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了。
不应使“科学与实际相结合”变为庸俗的功利主义
最后，再让我提出一个极重大的问题来。
我提出这个问题，也许会引起许多人的反对。
我以为在解放初期，科学家都是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还憧憬于科学理论的“象牙之塔”中。
我们提倡科学与实践相结合，以去掉上面所说的坏影响，那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经过了这些年，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早已在科学家思想中确立起来，现在再过分地作同样的宣传，那就会过犹不及了。
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已经流于庸俗化，而功利主义已经与结合实际成为同名。
其实结合实际，照我的理解，是做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
而这种实践也包括所有的研究材料在内。
有了材料，再与理论结合，这种理论，才不至于变成空洞的教条。
如果以为结合实际，除了与生产相关的以外，都不能算，那就完全把实际两字庸俗化了。
其实，天下没有不是为实践服务的理论，倒过来，天下也没有不以实践为根据的理论。
难道我们能够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脱离实际吗？
物种形成方面的理论，粗看起来似乎与生产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它却是许多生产实践中的指针。
例如种内竞争，是森林管理和农业生产方面有关株行距（疏密植）措施的理论根据；
而李森科的不正确的物种形成和种内无斗争的观点，已曾给生产带来许多危害。
现在把结合实际庸俗化地看做结合眼面前的实际，其流弊所及，一般做生物科学的实际工作的人，如农林方面的干部，却视生物学的理论为迂腐之谈，以为不切合实际，以至如上所谈，毛病百出。
也有许多科学研究者，只找与生产有直接关联的题目来做，而不愿意找较难而需要深入的理论问题做。
我以为现在真正做理论的人是少了，而不是多了。
这种情况，使科学园地里面学术气氛稀薄了，因为只有单纯的实践而不注意理论，是很难于展开讨论和争鸣的。
我以为这种庸俗化的结果，一定会在提高科学水平途中不远的将来，因“争鸣”的无由深入展开而显著地暴露出来！
所以，我以为单方面的宣传，以后应该停止，或者至少做到两者并重。
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不少与我的意见相反的看法，也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不过在争鸣的今日，我也愿意把我的意见公开出来，以供大家参考和讨论。

养蚕模范林淑英用快速养蚕法饲养春蚕
本报讯
湖北省罗田县出席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的养蚕模范林淑英，今年用快速养蚕法试养的两张蚕种，5月23日采茧完毕，每张平均获得蚕茧一百二十一市斤六两，比去年全国蚕茧的最高纪录还要多一斤六两。
（纪卓如）（附图片）
江苏省无锡市郊大新农业社养蚕模范薛小妹（左）学习苏联高温快速养蚕法。
这些蚕儿已普遍三眠。
　朱哥摄（无锡工人生活报社稿）

挖沙山填沙沟固沙造林
包兰路在沙漠中伸延
据新华社讯
包兰铁路南段建设工程正在穿过沿线最大的一座沙山。
这座大沙山在腾格里沙漠的东部，绵延十七公里，海拔一千三百多公尺。
现在站在高高的沙山上，就可以见到顺着山势的起伏，一垛几公里长的防沙栏已经建筑起来，工人们正在挖沙山，填沙沟。
有的地方路基工程已经做好。
路基是用黄沙堆成，外面压上彩色的卵石。
路基两边是二十多公尺宽的平台，也铺上了五彩卵石。
沙漠上时常刮起“黑风”或“黄风”，压上石子以后，黄沙筑成的路基就不会给大风刮跑。
有了平台相隔，飞越防沙栏的风沙子也不致直接堆积到路基上。
防沙栏的外边，沙柳、小叶杨的嫩绿细枝迎风摇摆，沙枣、槐树枝叶茂盛。
这样把树木移植在沙漠上，称做固沙造林。
固沙造林可以使移动的沙漠固定下来，是沙漠铁路建设工程重要的组成部分。
腾格里沙漠是我国有名的大沙漠，横跨在甘肃北部和内蒙古的西南部。
沙漠起伏不平，随着巨风移动，形成一座座流动性的大沙山。
我国在这样大的沙漠上建设铁路，这还是第1次。
在沙漠上筑路虽然增加了许多困难，但是用不到修建大桥和隧道，线路长度也比绕过沙漠的为短，因此可为国家节省大量建设投资。
（附图片）

新疆出现旱象
本报乌鲁木齐5日电
新疆入夏以来，气候乍寒乍暖，天山、昆仑山的积雪融化得很少，全疆大部地区出现干旱现象。
据南疆和北疆五个专区十一个县的统计，到5月底，没有播种的晚秋作物有二十二万多亩。
由于缺水，许多早春作物受旱，生长发育不良；
吐鲁番等县还发生了虫害。
目前，一部分地区的农民已经投入抗击自然灾害的斗争。

周恩来同志在中共第8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更多地采用国内自造的机器
张向波“我们应该争取经过第2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机器设备的自给率提高到70％左右。”
——周恩来同志在中共第8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
在基本建设中，提高设备自给率的重大意义之一，是节约外汇，降低工程造价。
在第1个五年计划初期，鞍钢改建的八号、七号炼铁炉，使用的主要设备几乎是成套向国外订购的，每套付出的总价格折合人民币六百三十二万元；
1954年以后改建的三座炼铁炉，主要设备开始由沈阳、抚顺、大连等地仿制，规模、效能和前两座大致相同，有些地方在苏联专家帮助下还有些改进，每套总价格只有三百七十多万元，两者相差将近一倍。
炼焦炉的主要设备，国内制造的和国外进口的价格相差更悬殊，前者总价格为一百四十三万元，后者为三百七十四万三千元，高出一倍以上。
其他如选矿厂、烧结厂的主要设备，以及炼钢厂、轧钢厂的部分通用设备，国内造的比进口的价值一般低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有许多种机器，国内和国外价格相差达三倍。
在国内订购设备比在国外订购设备，不能创造价值的占用资金时间一般要短一年左右，这是一项巨大的节约。
鞍钢在一年前就为几个轧钢厂向国外订来了价值一亿元左右的设备。
现在，这几个轧钢厂有的土建工程还未完成；
有的设计方案还未定下来；
有的甚至厂址还未确定。
结果设备放在仓库里长期不能生产，为它花去的钱当然也不能流转、不能增殖，并且还得付出大量的保管费用。
而国内设备，则大都是开始安装前二、三个月甚至更近的时间到达，根本不要入库就直接运到工地。
据计算，如果一亿元设备投资不能创造价值的占用时间缩短到两、三个月，在一年之内，就可能增殖上千万元的财富。
占用资金长短的差别，主要是客观原因造成的。
在国内订货，时间上机动性较大，运途短，可以根据工程需要，同承制单位协商提前或推后交付时间，并且便于随时了解制造情况，督促按期制成。
而在国外订购设备，联系过程复杂，供应部门怕耽误安装，往往在工程开工前两年即提出订货，以争取早日运到。
如鞍山今年决定削减或缓建的几个轧钢厂用的设备，现在仍在继续运来，造成了积压。
国内外设备的运杂费也相差很大。
鞍钢在国内订购的设备，如果价值一千元的话，支出的运杂费平均为四十元；
而订购国外设备，则平均需要一百四十五元（包括关税）。
以设备投资一亿元计算，国内、国外运杂费的差额就可以买到年产四十万吨生铁的高炉主要设备两套。
国外设备运杂费所以高，很重要的原因是路途遥远。
例如，从苏联运来鞍山，要转好几次车，行程万里，需时月余，因此包装的牢固程度也得相应提高。
改建鞍山这样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各式各样的设备需要二十几万吨，价值数亿元。
今后建设黑色冶金联合企业的时候，如果充分利用国内设备，提高自给率，不但可以使国家的外汇用到最需要的方面去，同时还可以作到用较少的资金办更多的工厂。
二
在苏联帮助下飞速发展的我国机械工业，使鞍钢今年的设备自给率已提高到60％以上，正在建设的三号炼铁炉设备，98％是国内制造的；
选矿、烧结和炼焦系统的设备自给率也达到了90％左右；
制造过程比较复杂的炼钢厂和轧钢厂的设备，国内大约也能制造40％—50％。
有中国制造标记的机器不但在比数上增加了，种类上也扩大了，其中有许多精密的、大型的机器，都是在我国历史上第1次造出来的。
大连仿制的两台翻车机，能不费力的把一节载有六十吨矿石的火车整个倾复，卸出矿石。
第2炼钢厂安装的国产混铁炉，有三、四层楼高，生产起来并不比国外造的差。
炼焦炉上的推焦机，烧结厂里的大型烧结机，炼钢厂里起重能力一百四十吨的铸锭吊车，……都是国内造的效能良好的设备。
因此，近几年来新建的工厂里，像过去那样从复杂的机器，到地板、钢梯、栏杆等较粗糙简单的设备，成套向国外订购的不经济的情况，已经减少了。
三
要继续提高设备自给率，目前还有许多困难。
来自客观方面的是，我国还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设计和制造能力薄弱。
但是，据鞍钢负责订购设备的人们说：
人为的阻力还是相当多的。
有些建设单位不愿意用中国制造的机器，他们有一个固定的观念：
“中国造的总不如外国造的好。”
当有人提出为某一个工程订国内机器的时候，建设单位就问道：
“你能保证不出事故吗？”
绝对不出事故的“保条”自然无人敢打，就只好向国外订了。
这是一种盲目崇外思想，国内制造水平较低是事实，可是也有大量事实证明这不是绝对的，有些工厂就有中国造的大型、精密的机器在很好的工作着。
最近三号高炉上中国造的卷扬机在试运转的时候，轴瓦滚珠有些发热，有些人就认为是严重的缺陷；
而过去在国外订来的设备，运转时也有发热现象，大家却不在乎，好像机器上有几个外国字，就给了他们安全感。
再如，向国外订的设备未按期到达，大家都原谅订购部门的困难，埋怨指责少；
在国内订购的设备如果未及时到，不管是什么原因，设备供应部门马上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
因此，尽管有的设备国内能制造，采购人员怕时间上不能保证，就索性向外订了。
自从机械工业强调专业化以后，各厂都喜欢作标准的成批设备，而不愿接受那些单一的、非标准的订货。
因为这种订货的生产总值少，利润少，显不出成绩。
结果，有许多国内本来能造的设备，也不得不到国外订购。
例如三号高炉唯一向国外订购的机器是鼓风机，而鼓风机的全套部件目前上海等地是有条件制造的。
又如每分钟生产一百立方公尺的空气压缩机，沈阳重型机器厂已试制成功，但据说不适合重机厂制造，就推脱不作。
制造一个重要的设备，往往需要几个工厂协作，这种协作的组织工作很重要，但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很好解决。
鞍钢向第1机械工业部订卷扬机等设备，第1机械工业部指示抚顺重型机械厂主制，由沈阳、太原等地配合。
但主制厂怕麻烦，不愿担任组织工作，经过各方面联系、协商、公文往返、扯皮，……花去了将近一年时间才把承制合同签订下来，效率竟是这么低！
建设部门和承制厂之间的供求情况互不了解，也阻碍着更多订购国内设备。
由于困难很多，现在鞍钢无选择的成套向外订购设备的不经济情况仍旧存在。
四
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要做到整套设备自给，根本的办法当然是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
在目前，如果有些工程不成套地向国外订购，还需要解决许多复杂的问题——如国内尤其是国外生产能力的平衡等。
但是，鞍钢的经验证明，如果采取措施，克服一些主观阻力，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设备自给率还可以大大提高。
首先，仿照苏联的产品图样或照样品测绘，是克服设计力量薄弱的有效办法。
现在各厂矿安装的中国造的大型、精密设备，都是根据苏联资料仿制的。
河北地方国营唐山机械厂原来只能作修配工作，在仿制过程中，现在已成了鞍钢矿山设备的重要的供应者。
其次，机械制造厂还要克服怕困难的思想。
鞍钢高炉用的称量车，原来各厂都不敢作，大连工矿车辆厂试验一次成功了，现在这种产品的质量越来越好；
更复杂的也能作了。
去年大孤山铁矿的一个破碎机断了大轴，这个轴有九百公厘粗，国内没有锻这种大活的汽锤，在向外订货来不及的情况下，鞍钢机械总厂成功地以合金钢铸造了一个来代替。
当然，机械厂的“畏难”情绪，并不是毫无来由。
如制造新的单一产品成本高，协作困难，有时没有原料等等。……但这些困难主管部门是应该而且可能帮助解决的。
再次，还要确定协作的组织者，明确各方面的责任。
这是制造大型、精密设备的重要关键。
据有经验的工程师说，中小型的轧钢设备，只要作好组织工作，沈阳、上海等地是完全可以制造的。
最后，产品的宣传工作也很重要，各机械厂应该有自己的产品说明书，以便建设部门选择采用。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望亭火电厂开始安装
长江三角洲电力网的枢纽之一——望亭火力发电厂的第1期工程，已经进入安装阶段。
现在，汽轮发电机车间的四个汽轮发电机基础工程已经做好了两个。
到今年年底，职工们将争取安装好两台发电机，三台锅炉，其中有一台汽轮发电机可以开始发电。
望亭火力发电厂第1期工程的全部装机容量是八万八千瓩。
这个厂处在南京—上海的中心地带，发出的电力将通过高压输电线，同南京、上海、马鞍山连接起来，并且同浙江的新安江水力发电站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电力网。
　（据新华社讯）（附图片）
晓庄摄（新华日报社稿）

来函更正
本月01日人民日报第4版所刊“十五种重要药品售价降低”消息中的“金霉素粉”，应为“合霉素粉”。
葡萄糖粉降价的，只限于注射用的。
葡萄糖酸钙粉降价的，是口服用的。
特此更正。
商业部

江苏试养柞蚕成功
本报讯
原来盛产在我国北方的辽宁、山东等省的柞蚕，从1954年引种到江苏省后，经过三年来的培育，已经试养成功，今年开始推广到仪征、六合、江宁等许多县去放养。
在江苏发展柞蚕也有良好的条件，这是因为：
江苏现有柞林约五十万亩，分布集中，适宜发展柞蚕生产。
只要有关各方面对发展柞蚕生产都能很好的重视和配合，大约再有几年的时间，江苏省就可以将现有柞林全部利用起来，每年可产柞蚕茧五万担。
　（李荣）

浙江春茶增产一成左右
据新华社讯
浙江省春茶采制结束。
据有关部门估计，今年全省春茶产量比去年增加10％左右。
到5月25日止，国家收购的茶叶，比去年同期增加两万多担。
浙江省的茶区，4月下旬到5月上旬，连日阴雨。
茶叶生长很快。
为了不使茶叶粗老，茶农们提出了“抢采抢制”和“片片下山、 叶叶还家”的口号，数以万计的妇女冒雨上山采茶，不少茶区推广了先进的制茶经验，因而缩短了采茶时间，制出的茶叶香气格外浓郁，许多地区都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特级茶。

缙云县山区第1次试养春蚕
本报讯
浙江缙云县碧河乡河阳农业社今年试养二张蚕种，共产茧一百七十六斤，平均每张八十八斤，接近去年浙江省春蚕最高纪录（平均每张收茧九十一斤）。
过去缙云县没有养过蚕，去年政府号召山区发展蚕桑事业，这个社就栽下四万多株桑苗，今春他们在技术干部的指导下采用了快速养蚕法试养成功。
　（陈正涛）

乌布利希在来比锡知识分子讨论会上说
西德资产阶级不是强大而是孱弱
宣传“人民资本主义”是企图掩盖对抗性矛盾
新华社柏林4日电
据德意志通讯社来比锡讯：
德国统一社会党第1书记乌布利希2日晚上在来比锡同一百多位知识分子举行讨论会时说：
西德关于“人民资本主义”的宣传表明了西德资产阶级的孱弱。
他说：
在作为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西德，由于自动化和应用原子能，社会矛盾已经达到了顶点。
资产阶级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正在宣传“人民资本主义”。
乌布利希指出：
这并不是西德资产阶级强大的表现，而是孱弱的表现，因为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对工人们隐瞒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对抗性矛盾。
克服这个基本矛盾是历史的必然性，并且会使得人民充分发挥他们的一切才能。
这次讨论会是民主德国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认识问题、特别是现在的两个德国的前途问题和社会主义伦理和道德问题的广泛和公开的讨论的开始。
乌布利希在会上答复了各种问题。
他着重指出，讨论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议和批评。
他说：
这种讨论应当继续进行，因为每个问题都还远没有谈彻底。
他说：
“我们赞成举行公开讨论，因为这样做能够帮助克服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免不了要发生的错误。”
乌布利希在谈到卡尔·马克思大学哲学系教授施莱夫施太因博士所提出的关于德国的前途问题时说：
德国人民必须从自己的历史中、特别是从两次世界大战中汲取教训。
这里产生了像推翻帝国主义等问题。
这些问题今天已经成了西德人们讨论的话题。
乌布利希指出：
“我们必须在孤立原子战争贩子们方面获得成功。
谁不采取明确的立场，谁就是帮助西德军国主义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3条道路是没有的。
必须领导对西德的军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进攻。
要影响西德，我们就必须正确地使用我们的力量，我们就必须争取人民的信任，以便使西德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的改变。”

匈法两党对当前局势看法一致
决定加强两党合作和两国人民友谊
据新华社6日讯
据塔斯社布达佩斯讯：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同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经过会谈以后，6月04日在布达佩斯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
声明说，在会谈过程中，两党对去年10月—11月匈牙利事件、国际局势、两国人民保卫和平的斗争、国际工人运动、发展法、匈两党之间的联系等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
声明接着说，在卡达尔同志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政府的成立、这个政府的坚决行动和请求苏联军队援助等措施拯救了匈牙利的民族独立，并且为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和和平事业立下了不可估量的功劳。
声明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法国共产党的立场，因为法国共产党一贯忠于自己的英勇传统，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毫不犹豫地站在匈牙利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方面。
法国共产党重视匈牙利劳动人民在镇压了反革命以后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法国共产党强调指出，拥有三十多万党员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同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逐步消除了前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所犯的严重错误，因而赢得了匈牙利人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尊敬。
声明中强调指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对各种各样修正主义的观点所进行的思想斗争以及它对去年10月—11月事件的正确估价，正在不断加强党的思想统一和政治统一。
两党代表团强调指出，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的争取和平、自由和社会进步的斗争需要工人阶级的一致行动和社会党人同共产党人的一致行动。
它们声明，苏联过去是、将来仍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当然应当注意每个国家的民族特点，经济、政治条件，以及它们的工人运动的特殊传统，但是苏联的经验仍然是应当作为出发点的基础。
声明还说，双方已经取得协议：
必须加强两党之间的合作，采取有利于发展匈法两国在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的措施，加强两国人民间的友谊。
在联合声明上签字的是马罗山和居约。

哥穆尔卡解答波兹南工人的问题波兰需要波苏联盟和华沙条约
苏联经济进展为波兰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前景
据新华社华沙6日电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哥穆尔卡6月05日向波兹南的策格耳斯基机器制造厂的三千多名工人代表解答了工人们提出的一百多个问题。
哥穆尔卡在谈到波兰的谷物进口问题时指出，同战前比较，按人口平均计算，战后波兰的四种主要谷物产量增加了六十七公斤。
但是这种增长还跟不上人民的需要和购买力的提高。
1954年和1955年，谷物进口量特别高。
他又谈到，现在，肉类的产量和消费量都比战前增加了一倍。
牛奶的产量也有了相当大的增长。
但是现在仍然需要进口牛油，而战前波兰却出口牛油。
哥穆尔卡说，平均消费数字表明：
生活水平在人民政权的年代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城市中提高得较少，乡村中提高得较多。
哥穆尔卡在回答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问题时指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比波兰的生活水平高。
这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用殖民主义手段征服了各大洲，并且对亿万人民进行殖民主义的剥削。
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波兰在内，正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遗留下的落后经济状态中迅速恢复过来。
在观察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济发展的时候可以看到：
它已经向前跃进了一大步。
苏联的经济进展也为波兰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前景，从而为波兰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更迅速的提高提供了前景。
到1960年，实际工资将比六年计划最后一年至少提高30％。
在谈到住房问题的时候，哥穆尔卡说，正在建筑中的住宅相当于战前的两倍以上。
目前的五年计划规定要建造房屋一百二十万间，其中有二十万间要在今年建成。
如果建筑器材工业和住房建造业的工人大大发挥积极性，那末住宅建造计划就会超额完成。
哥穆尔卡在谈到诺瓦胡塔列宁冶金联合企业的时候指出，这个企业的生产成本比其他波兰冶金工厂低得多。
波兰已经从这个企业取得了大量的利润，在计划中的建设全部完成以后，它的利润还将大大增加。
在回答波兰是否有一个长期经济计划的问题时，哥穆尔卡说，正在拟定这样的计划，这个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同波兰工业将来出口的可能性、特别是同机器制造工业出口的可能性有关。
哥穆尔卡还谈到捷克斯洛伐克帮助波兰开采硫矿的问题。
他强调说，任何国家假如愿意按照正常的商业条件向波兰提供发展经济的投资贷款，我们都应该接受。
到现在为止，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根据优惠条件向我们提供了并且正在提供这种贷款。
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急于给我们贷款，尽管我们已经向他们提出建议。
但是，波兰要的只是按照严格规定的条件偿还的那种投资贷款。
因此提供贷款的国家将不能从所建成的工业企业中得到任何利润。
关于美国贷款的问题，哥穆尔卡说，在波兰，特别是在艾森豪威尔去年10月公开表示愿意向波兰提供信贷援助之后，有许多人抱有幻想，认为只要波兰政府向美国提出贷款要求，就可以马上得到同波兰的需要相适应的贷款了。
美国政府在今年02月才同意开始谈判，而波兰代表团自从2月25日以来就一直呆在美国。
现在谈判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我们正在等候它的签字；
根据这项协议，美国将向波兰提供九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
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我们最近的经济困难。
哥穆尔卡还谈到，除了美国的贷款以外，波兰最近已经从民主德国获得一亿美元的褐煤投资，从捷克斯洛伐克获得数额大体相同的硫黄投资。
几个月以前，波兰还从法国获得了两千多万美元的投资。
哥穆尔卡说，除了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密切的经济合作以外，我们也希望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这必须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而且不应该附有任何政治条件。
哥穆尔卡回答有关波苏同盟的问题说，党、人民政府和全体波兰爱国人士过去几年来一直宣称：
波兰必须同苏联结成同盟。
这一真理是我们一直在宣扬的，现在还在宣扬，将来也还要宣扬。
谈到有人曾经问苏联能否保障波兰的奥得—尼斯河边界时，哥穆尔卡说，是的，它能够。
只有当我们自己是我们边疆的保卫者的时候，只有当我们坚决保卫波苏友谊和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时候，它才能保卫这些边疆。
关于华沙条约，哥穆尔卡说，我们的愿望是反对任何军事条约的存在。
但是在目前形势下，所有华沙条约签字国都需要华沙条约，波兰尤其需要它。
哥穆尔卡还表示愿意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同西德建立正常关系。
他说，我们认为这将有助于德国的和平统一。
但是，西德统治集团至今没有迹象表示要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以便同波兰建立这种关系。
显然，边界修正论者和军国主义者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
哥穆尔卡还谈到纪念去年波兹南事件中死亡者的问题，他说，我们应该一致抱有自觉的愿望，防止人民波兰的真正敌人从波兹南所发生的我们的家庭悲剧中取得任何好处。
党和政府已经从波兹南悲剧中得出了广泛的结论。
这一切结论的目的都在于使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同人民政权紧密地联系起来。

朝中蒙苏国际长途接力队
从安东经沈阳来北京
本报沈阳6日电
记者文天申报道：
庆祝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朝、中、蒙、苏国际长途接力队，今天下午七时来到了中国东北第3个城市沈阳。
国际长途接力队5月30日由朝鲜运动员自板门店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大厅起跑。
它将经过中国、蒙古，到达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会场——莫斯科列宁中央运动场。
06月05日下午四时，中国运动员在鸭绿江边从十名朝鲜运动员手里接到接力棒后，两天内已经经过了安东、本溪两个市和四个接力点。
沈阳市的接力运动员，今天在接到由本溪市传来的接力棒后，继续开始了通过市区热闹大街的一万五千公尺接力跑，同时参加接力跑的还有二百名青年工人和学生，他们在十五个高举着火炬的运动员的带头下，分段接力跑到沈阳市第一灯光球场。
途中受到三十万沈阳人民的夹道欢迎。
晚上八时半，青年团沈阳市委员会书记张鸿钧和一万多名各界青年热烈地欢送了十名继续接力跑的沈阳摩托车运动员，他们将在明天下午八时到达锦州市，然后将由锦州、山海关的运动员继续向我国首都北京前进。

格罗提渥向西德政府建议
两个德国应协议放弃使用武力
新华社柏林6日电
据德意志通讯社5日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建议由东西德双方政府达成关于放弃使用武力的协议，并且声明禁止原子弹，不在德国进行原子战争的宣传，不制造和存放原子武器。
格罗提渥在柏林舍内魏德机车车辆修理工厂对工人讲话的时候提出了这些建议。
他还谈到同民主德国地方选举有关的各项重要问题和德国重新统一问题。
他驳斥了西德总理阿登纳在给苏联的备忘录中的主张和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奥伦豪尔关于自由选举问题的谈话。
格罗提渥指出：
他们企图把德国重新统一问题的解决交给四大国去决定。
但是德国重新统一问题是德国人自己的问题，它必须由德国人自己来解决。
他说：
西德正在加紧扩充军备，企图征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且正在向内战和世界大战的危险方向发展。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是一个努力争取裁军和和平的国家。
“这种矛盾不可能通过一纸选票来解决，只有通过两个政府之间的谅解和协议才能得到解决。
在这些协议中，双方应该放弃使用武力，从而帮助消除内战和大战的危险。”
格罗提渥又说：
“我们不希望在一个原子大炮的国度里举行所谓自由选举。”
格罗提渥建议：
一，停止在德国领土上进行任何原子战争的宣传和准备；
二，东西德双方政府声明禁止原子弹，放弃原子武器的生产；
三，禁止在德国领土上存放原子弹和其他原子武器。
格罗提渥还请大家注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西德在经济上的差异。
他指出：
“在德国的经济结构问题上，也必须先求得谅解才能举行选举。
社会民主党通过一纸选票解决德国人民的民族问题的建议，即奥伦豪尔建议，在目前情况下只能混淆问题，这是一种危险的幻想。”

民主德国的“黑金”——褐煤
矛弓
褐煤，民主德国的人们喜欢把它叫做“黑金”。
的确，在这样一个工业高度发达，但却缺少硬煤、天然煤气、石油和水力资源的国家里，用金子来比喻褐煤是丝毫也不过份的。
褐煤之所以在这里被人认为是无价之宝，首先在于全国的工业和民用发电、煤气生产、铁道运输和冬季取暖，无不以它作为主要燃料。
不过，这还不是它的全部作用，因为人造汽油、人造橡胶、用途极广的派龙玻璃丝、冶金工业所需的部分焦炭、人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肥皂、唱片乃至于头痛药等等，也都是用褐煤作原料制造出来的。
褐煤对于民主德国的国计民生既然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其开采量的多寡对于国家的经济建设自然就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今年01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30次中央全会便曾指出：
“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速度，取决于我国煤矿开采和电力生产的规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4月26日通过的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也把最大限度地提高本国燃料——褐煤的产量，列为今年和今后若干年内最主要的经济任务。
民主德国煤矿工业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业部门的广大职工，目前正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之下为完成这项最主要的经济任务而积极努力。
民主德国硬煤和钢铁不足的困难，是由于德国的分裂而造成的。
德国硬煤和钢铁工业80％集中于西德的鲁尔区；
战前在现今民主德国地区的煤钢工业，大约只占全德煤钢工业的6％，但机器制造业却占全德的三分之一左右。
因此，当德国的经济整体由于德国的分裂而被破坏之后，民主德国各个工业部门之间便出现了相当严重的不平衡。
为了克服这种不平衡状态，民主德国和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密切的经济互助，并依靠苏联的帮助而在第1个五年计划之内建立了拥有六座自动化高炉的斯大林钢铁联合企业，所用的铁砂和焦炭则分别由苏波两国供应。
但更重要的是，民主德国通过尽量利用本国的资源来减少对西德经济上的依赖。
民主德国硬煤不多，但褐煤的蕴藏量却估计有二百五十亿至三百亿吨。
因此它便广泛使用褐煤来代替硬煤。
和其他工业部门一样，褐煤开采工业在1945年也陷于停顿状态。
在1945年05月，褐煤和煤砖的产量还不及战前的17％。
但在党的领导和苏联无私的援助之下，民主德国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迅速提高了褐煤的产量。
早在1948年，褐煤的开采量就达到了1936年的125％。
1950年，褐煤产量达到了一亿三千七百万吨，而1956年更增加到二亿零五百万吨的惊人数字。
由于褐煤开采量的突飞猛进，民主德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褐煤产量最多的国家。
不仅如此，民主德国同时还在不断研究从褐煤中提炼新的产品。
1951年，民主德国的科学家首次试验成功用褐煤来炼制冶金工业所需的高温焦炭（褐煤发热量是每公斤二千六百到六千二百卡洛里，硬煤发热量是每公斤八千六百卡洛里），而且还根据褐煤焦炭的特性发明了低炉炼铁法。
劳哈麻的褐煤炼焦厂和卡尔柏的低炉炼铁厂便是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建立起来的。
这两项新的发明，不仅是对民主德国经济的伟大贡献，而且也是全世界科学技术方面的异采。
鉴于褐煤的用途日益广泛和工业与民用对煤电的需要在不断增长，而现有的许多褐煤矿的储藏量已接近枯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于1955年06月23日决定在东南部的“黑水泵”地区建立新的褐煤基地。
这就是第2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重点。
尚未经过开采的“黑水泵”矿区的褐煤蕴藏量，估计占有民主德国全部褐煤蕴藏量的60％。
根据部长会议的决定，在这个地区将开辟二十多个新的露天褐煤矿，并建立一个包括三个发电厂、三个煤砖厂和三个炼焦厂的褐煤联合企业。
其第1阶段的建设将于1969年完成，全部建设则预定在1963年完成。
在全部投入生产之后，“黑水泵”褐煤联合企业每年将开采五千多万吨褐煤，生产二百五十万吨高温焦炭、五十万吨柏油和汽油、三十五亿立方公尺煤气和九亿度电力。
在这个新的褐煤基地的周围，将来还要建立若干新的化学工厂和出现一些新的像斯大林城那样的社会主义城市。
当然，不能设想任何国家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中，不遭遇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
尽管民主德国的发电量已由1950年的一百九十五亿度增为1956年的三百一十二亿度，而且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电力消耗量超过其他一切欧洲国家，但发电量的增长速度仍然落后于对电力需要量的增长速度。
在第1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工业总产量增加了89.6％，而发电量却只增加了47.4％，以致有些工厂在每天电力达到高峰负荷之时，不得不停止部分机器的运转，而有些地区的城市和乡村在冬季也不得不每天轮流停电。
电力不足的部分原因是发电机的制造不能满足需要，而另一部分原因便是褐煤的供应量也还不能令人满意，特别是还没有足够地开采新的煤田。
从1948年至1956年，已有年产量共达九千万吨的三十六个露天褐煤矿被挖掘枯竭，而同一时期开始投入生产的新矿的年产量却只有六千五百万吨。
民主德国燃料不足的问题，又由于这个情况而更为严重，即现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存在着煤炭不足的问题（包括盛产硬煤的西德在内），作为民主德国硬煤和焦炭主要来源的波兰，也因本国对硬煤和焦炭的需要量增加，而不得不暂时减少对民主德国的出口。
这种情况便给民主德国的褐煤开采工业提出了更加巨大的任务。
为了克服煤的供应困难和保证今年和今后若干年内工业和民用对于煤和电日益增长的需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于今年03月21日通过了一项关于煤矿开采和电力生产的远景计划，提高了煤电生产的原定指标，并决定加速“黑水泵”褐煤联合企业的建设工程。
根据远景计划，1960年褐煤的产量将由原定的二亿三千五百万吨增为二亿四千八百六十万吨，硬煤产量由原定的二百七十万吨增为二百九十六万吨，发电量由四百零五亿度增为四百一十五亿度。
当然，实现这个计划的过程，将是一个艰巨斗争的过程。
为此，民主德国政府已对国家投资计划作了相应的修改，并采取了改进经济领导、改善劳动组织和加强各有关工业部门（煤矿开采、机器制造、交通运输等）之间的配合等一系列的措施。
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使广大职工正确认识目前的经济情况和这个远景计划。
在今年第1季度，民主德国的经济建设已经获得了良好的结果。
根据国家中央统计局4月30日发表的公报，民主德国国营企业完成了第1季度生产计划的100.5％，今年第1季度的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0％；
煤电工业则完成了第1季度生产计划的102％，其产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9％。
不能忽略的是，在过去一段时期内，美帝国主义和西德当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曾经加紧了对民主德国的冷战，上述成就是在斗争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取得的。
而且，从今年第1季度开始，民主德国的各个工业部门还陆续实行了每周四十五小时的工作制。
民主德国第1季度生产计划超额完成的事实，再次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无比的优越性。
正在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民主德国，必然能够克服各种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
最后还必须指出，民主德国的褐煤蕴藏量虽然估计有二百五十亿至三百亿吨之多，但毕竟不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
有鉴于此，民主德国目前正在积极从事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准备工作，并在苏联的帮助之下正在建设第1座原子反应堆和原子能发电站。
民主德国拥有欧洲最大的铀矿，并且有像赫尔茨教授（列宁奖金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样杰出的核子物理科学家，因而便具备了广泛利用原子能的种种有利条件。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褐煤作为发电燃料的任务，就将逐渐为原子能所取代，而褐煤就只用来作为化学工业的原料了。
那时，“黑金”就会替民主德国创造更多的财富，替人们带来更多的幸福。

游泳
匈牙利虽然没有海，但游泳却非常普遍。
匈牙利的游泳选手曾获得过世界冠军。
全国每个城市都建有游泳池。
仅布达佩斯一地，就有五个合乎比赛标准的游泳池，十个设备完善的矿泉游泳池。
以上十五个游泳池，一年四季都在开放。
此外，还有露天夏季游泳池十二个。
05月中旬的一个星期日，布达佩斯游泳人数曾达到四万人。

美共全国执行委员会
选出书记和名誉主席
新华社6日讯
纽约消息：
纽约“工人日报”6月04日刊登消息说，美国共产党全国行政委员会6月03日宣布，美共全国执行委员会在5月22日到5月23日举行的会议上选出了七名全国书记。
这七名书记担负起行政委员会的任务，在每月举行一次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会议间隔期间，负责处理共产党的事务。
这七名全国书记是：
戴维斯（负责黑人事务）、丹尼斯（负责全国事务）、法因（负责劳工事务）、盖茨（负责公共事务）、杰克逊（负责南部事务）、希曼·路默（负责教育和出版）和斯坦因（负责组织）。
福斯特当选为名誉主席。
行政委员会受权继续设立各种委员会来加速贯彻执行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

美国资本家找护身符
商量宣传“人民资本主义”
新华社6日讯
唐？
狄格州新港消息：
由美国工商业家、劳工领袖、编辑和耶鲁大学教授一共十二个人组成的一个小组会，最近在耶鲁大学举行了会议，讨论如何宣传所谓“人民资本主义”问题。
耶鲁大学研究院院长、这个小组讨论会的主持人西诺特说，“人民资本主义”是“一个适当的和吸引人心的名辞，它能帮助我们对我们的制度有一种新鲜和生动的看法”。
据说，最初使用“人民资本主义”这个名辞的是美国广告理事会。

苏联国家领导人赴芬兰访问
本报讯
莫斯科消息：
06月05日晚，千百个莫斯科人到莫斯科的列宁格勒车站欢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前往芬兰访问。
他们是应芬兰总统乌尔霍·吉科宁和芬兰政府的邀请到芬兰访问的。
同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一起访问的还有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文化部长米哈伊洛夫，苏联元帅谢罗夫，苏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库米金等人。
芬兰驻苏大使伏里同行。
（附图片）
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列宁格勒车站向送行者话别。
塔斯社传真稿（新华社发）

布达佩斯的初夏
苏联歌舞受欢迎
10月事件后不久，苏联亚历山大红军歌舞团曾在匈牙利各大城市、乡村、工厂、农庄作了友谊访问演出。
最近，苏联红军歌舞团、皮特尼次基文工团和工会文工团又分别在布达佩斯各大剧院和工厂演出。
这三个文工团各有特色。
红军歌舞团以高度的艺术反映了英勇的苏军的生活，其他两个文工团却忠实地刻画出多民族色彩的俄罗斯民间艺术。
每场演出都受到匈牙利人民的热烈赞扬。

苏联正建设巨型原子能电站
准备找出应用原子能发电最合理的方向
新华社莫斯科6日电
苏联正在建设新的原子能发电站。
据“莫斯科晚报”报道，正在建设中的发电站有几种类型的反应堆。
一种是以普通水做减速剂，每座反应堆可以带动三部每部七万瓩的发电机。
另一种是以石墨做减速剂，将安装每部发电能力有十万瓩的发电机。
在建设新的原子能发电站的时候同时要进行繁重的研究工作。
科学家们正在对发电站的各种材料、结构、部件的适用性和坚固耐久能力进行研究。
同时，还在研究保障工作人员的绝对安全和使原子能发电站的电力比用普通燃料发出的电力的成本低廉等问题。
这些研究工作实际上是要弄清把原子能用于发电的各种指标的问题，以便找出应用原子能发电的最合理的方向。

苏联规定大学招生新则
尽先录取考绩优良和已有两年工龄的学生
本报讯
苏联高教部最近批准了1957年高等学校招生新规则。
叶留金部长说，新规则中规定，高等学校（不包括函授学校和夜校）将首先录取那些在入学考试中成绩良好、已在国民经济部门或文化部门工作两年以上并且在工作中表现良好的人。
复员军人和参加过伟大卫国战争的人也享有优先录取的权利。
获得金质奖章并有两年以上工龄的人，可以根据申请免除入学考试；
获得银质奖章和中等专业学校的优等生，并且有两年以上工龄的人，只考一门任何成绩优良的科目。
新规则里一个重要的规定就是，招生考试的每一科目都由招生委员会（即至少有两个主考人参加）来进行。

首次歌剧电视传真
国家歌剧院在5月21日晚演出了歌剧“班克督军”。
这个歌剧是描述十三世纪匈牙利人民反对德国统治、争取独立斗争的历史剧，也是匈牙利人民最热爱的民族剧之一。
演出时，还进行了全国第1次从剧院直接传出的无线电传真。
（本报布达佩斯讯）（附图片）
这是布达佩斯玛格丽特岛上的“包拉丁努斯”游泳池

佐利的“笑话”
意大利新任总理佐利不久前在议会里说了一句“笑话”，那就是：
“信任票显然已经失去了”。
据目击当时情景的西方通讯社记者报道：
05月29日晚当佐利在议会两院要求给以信任而发表政纲演说时，受到别人的讥笑和质问。
质问声一度持续不断，使这位六十九岁的天主教民主党人只得停止发言。
他喝了一杯水，借以掩饰这个窘困的时刻，然后回到播音器前说：
“信任票显然已经失去了”。
强有力人物、外交部长贝拉摇了摇头，不同意这种直率的说法。
佐利严肃地说：
“我是说笑话。”
看来，这个被称为“缺少吸引人的魅力”的佐利在意大利政界混得还不够老练，以致在议会里窘态毕露。
结果在老牌政客“摇头”示意下又说出了这么一句“笑话”来聊以解嘲。
但是和那些老奸巨滑的政客比较起来，佐利又似乎稍微“老实”一些。
他的“信任票显然已经失去了”的这句“笑话”倒也表现了他的“由衷之情”。
从佐利开始筹组清一色的天主教民主党政府时起，他的处境就很不稳。
及至他发表了施政纲领，对外表示依然要跟美国走，继续支持北大西洋公约集团；
对内则宣布了一项同意大利最近几届政府所执行的类似的纲领。
各方面的反对就更大了。
意大利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和共和党等从左翼到中间偏右这一片都不支持他。
当时，佐利面临着这样一个抉择，或者是下台，另请高明；
或者依靠极右派的新法西斯党人和保皇党的支持而图幸存。
佐利选择了后面的道路。
但是这又引起了新的风波。
正当佐利在上议院进行信任辩论时，佐利自己的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之一谢尔巴提出：
如果佐利政府仅仅靠右翼党派的支持而上台，他就应该辞职。
这样，佐利虽然在上议院借助两个极右党派的票而取得了微弱的多数，但是正像外国通讯社说的，随之而来的却是在现有的各种困难外，又“碰到来自他自己的天主教民主党的感到不满的党员的最大困难”。
许多天主教民主党人不满意佐利这种孤注一掷的作法，他们担心，同声名极臭的法西斯派和国家保皇党人结成联盟，会使他们的党在明年春天的大选中失去选票，而这个党是经不起再失去更多票的。
从这一点看来，佐利的“笑话”倒是具有严肃的意义。
（生）

侵略本色未改
巴格达集团理事会闭幕
在成立司令部和所谓“反颠覆”问题上有分歧
据新华社卡拉奇6日电
巴格达条约理事会会议今天下午在卡拉奇闭幕。
会议结束后发表的新闻公报为这个服务于帝国主义利益的军事集团辩护说：
“巴格达条约纯粹是朋友们防御性的联合。”
公报说：
“理事会遗憾地注意到，某些国家政府对于像巴格达条约这样的集体防御安排却采取了积极的反对态度。”
公报中竭力攻击共产主义。
理事会一致认为需要“加强各成员国应付和击退这种威胁的能力”。
公报说，理事会对于艾森豪威尔主义“表示深为满意”
公报在谈到军事方面时说，理事会赞成设立一个更为广泛的军事计划机构。
公报说，理事会欢迎美国参加军事委员会成为正式成员，理事会“对美国的决定表示深为感佩”。
关于所谓“反颠覆”问题，理事会“指令反颠覆委员会继续以全力采取措施”对付所谓“颠覆活动”。
公报说，理事会决定于明年01月20日在安卡拉举行下一次部长级会议。
巴格达条约理事会是从6月03日起举行会议的。
参加会议的有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土耳其、英国五国的代表团以及美国的观察员代表团。
在理事会开会的同时，巴格达条约军事委员会也举行了会议。
据报纸消息，在四天会议期间，与会国之间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关于成立联合司令部的建议就由于意见不一致而没有被采纳。
在所谓“反颠覆”问题上，据说，巴基斯坦和伊拉克希望除了“共产党的颠覆活动”以外，还应该对付“其他方面的颠覆活动”。
而美国和英国认为，条约只应限于对付“共产党颠覆活动”。

印度尼西亚民族委员会将组成
朱安达宣布军事措施概由国防部实施
新华社雅加达6日电
据雅加达“人民日报”今天报道，成立民族委员会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这个委员会成员的名单短期间内就可以公布。
“人民日报”说，苏加诺总统在组织民族委员会的过程中，坚持了民族团结的原则。
民族委员会的成员包括：
工人、农民、青年、科学家、1945年革命参加者、退伍军人、艺术家、记者和企业家的代表各一人，妇女代表二人；
宗教方面的代表有伊斯兰教代表二人、基督教新教派、天主教、巴厘印度教的代表各一人；
地方代表包括苏门答腊、爪哇、苏拉威西的各二人，加里曼丹、摩鹿加、努沙登加拉（东南岛）和西伊里安的各一人；
此外还有内阁部长、三军参谋长等人参加。
据雅加达报纸消息，前任外交部长阿卜杜加尼将要担任民族委员会的副主席兼秘书长。
新华社雅加达6日电
印度尼西亚国防部今天公布说，朱安达总理昨天以兼国防部长和最高军权执掌者的身份宣布，为了使三军参谋长在发布各种条例上能够互相配合，今后将在国防部的范围内集中实施有关军事权力的一切措施。
以前三军参谋长是各自在自己的系统内发布有关执行戒严令的各种条例的。
国防部长在昨天国防部办公会议上宣布了上述措施。
参加这个会议的有海、空军参谋长和陆军参谋长的代表。
陆军参谋长现在在苏拉威西。
据新华社雅加达6日电
据雅加达“社会使者报”今天报道，印度尼西亚政府不久以前把三个荷兰人驱逐出境。
这些人被认为是参加扰乱和推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颠覆活动的。
这三个荷兰人是雅加达东南贸易商行的负责人范根斯特、鹰航空公司的雇员莫勒马和万隆检察署的职员范格温。
范根斯特和范格温是属于荣斯拉格和施密特阴谋集团的分子。
印度尼西亚政府对这个集团的头子进行的审判证明，荷兰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地进行颠覆活动，企图推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反对在托管地区试验核武器
印苏等国代表抨击美国在马绍尔进行核爆炸
新华社6日讯
纽约消息：
印度国防部长梅农6月05日在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上抨击美国使用马绍尔群岛进行原子核爆炸试验。
托管理事会目前正在举行会议讨论有关托管地的问题。
梅农在会上发言说，美国曾经使用马绍尔群岛进行原子核爆炸试验，而目前并不能保证这些岛屿不会用来进行进一步的类似的爆炸试验。
他说，这些岛屿是住在那里的人民的祖国，把它们当作试验场地是违反托管概念的。
梅农还批评理事会没有严格讨论在托管地进行原子核爆炸试验的问题。
他要求理事会讨论这些试验是否可以在托管领土内进行。
缅甸代表吴包廷在同一天会议上的发言中要求缔结一项国际协定，停止进行所有核武器试验。
他说，只有这样才可以消除太平洋岛屿的居民对于核爆炸试验的恐惧。
苏联代表洛巴诺夫在6月03日会议上也提出了禁止进行核爆炸试验的主张。
他指出，美国在太平洋岛屿上进行这种试验是对当地居民的严重危害，而且是违反关于托管协定的。

墨西哥前公共卫生部长
反对美国爆炸试验危害邻国
新华社6日讯
墨西哥城消息：
墨西哥前公共卫生部长何塞·斯朗6月04日说，他将要求墨西哥的所有医生都行动起来反对在美国境内继续进行核爆炸试验。
他说，由于这种爆炸试验而产生的危险是严重的，因为自北朝南的风向正在把放射性微粒散布到墨西哥北部和北中部。
斯朗说，他已经要求国防部在墨西哥北部建立观测站来观测这种放射性物质的影响。

岸信介赴美前夕
日本社会党提出四项要求
修改日美不平等条约收回冲绳和小笠原群岛不让美国运进核武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地位
新华社6日电
东京消息：
日本社会党6月05日把四项向美国政府提出的要求提交给日本首相岸信介。
这四项要求是：
一，修改日美安全条约；
二，保证不把核武器运进日本；
三，归还美国占领的小笠原群岛和冲绳岛；
四，支持中国恢复它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
最近结束了对东南亚国家的访问的岸信介将在本月中旬访问美国。
社会党委员长铃木茂三郎昨天晚上发表谈话指出，岸信介的东南亚之行显然是一场失败。
他说，岸信介向东南亚国家提出的关于依靠美国“援助”来建立亚洲开发基金的计划，并没有被立即接受，因为他忽视了亚洲的现实，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排斥在这个计划之外。
铃木说，岸信介访问东南亚的重点国家是印度，但是他在军事集团、承认中国、核武器试验的登记制度、美国“援助”和独立的中立外交等问题上，都没有同尼赫鲁总理取得一致意见。
铃木指出，这种分歧是在预料之内的，因为岸信介一方面主张和平，而另一方面却背着火药。
他必须首先放下他背上的火药。
铃木并且表示担心岸信介在访问美国以后将把核武器带进日本。
他要求岸信介在访问美国的时候明确地表示反对把核武器带进日本。
铃木还指责岸信介关于调停英、美两国在禁运问题上的矛盾的企图是“可笑的”。

巴格达条约组织
巴格达条约组织是英美在中东拼凑的侵略性的军事集团，其目的是企图分裂阿拉伯国家的团结，镇压中东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并以条约成员国为基地和兵力来源，为发动侵略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作准备。
巴格达条约组织还被作为衔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中间环节。
英、美帝国主义很早就想在具有战略意义的中东地区组织侵略性的军事集团，它们曾经拟订过所谓“中东司令部”、“中东防务委员会”和“中东防御组织”等计划。
这些计划由于受到中东国家普遍的反对，都遭到破产。
之后，美国便采取迂回的策略，首先诱使中东国家之间签订一系列的双边军事协定，组成所谓“北层”联盟。
1954年04月，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订了军事和经济合作协定。
同年，美国又同巴基斯坦和伊拉克分别签订了军事协定。
英国鉴于自己在中东的势力不断受到排挤，便于1955年02月策动在它控制下的伊拉克同土耳其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签订了一个“互助合作公约”，即巴格达条约。
英国并同伊拉克据此而签订了一个特别协定，规定由英国训练和装备伊拉克的军队，维持和使用伊拉克的机场和其他设备。
遇有双方认为对伊拉克的“武装攻击的威胁”时，英国应予以援助，包括出动武装部队。
伊拉克则需为此“提供一切便利和协助”。
巴格达条约规定在至少有四个国家参加时，即应设立常设理事会。
此后，英国于1955年04月参加了这个条约，巴基斯坦和伊朗也相继于同年09月和10月加入。
1955年11月，条约的五个成员国在巴格达举行了第1次理事会会议，正式成立了巴格达条约组织。
这个组织以常设部长理事会为最高机构。
理事会下设秘书处、军事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
1956年04月第2次理事会会议，还成立了间谍组织“反颠覆委员会”。
美国在巴格达条约组织理事会举行第1次会议时，就曾派观察员出席，并决定派遣常驻代表，使这个组织同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经常保持联系。
在举行第2次会议时，美国又决定参加了经济委员会和“反颠覆委员会”，并在条约总部设立一个军事联络组。
这样，美国实际上已参加了这个条约。
但是，由于这个侵略性的军事集团遭到中东各国人民和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激烈反对，而声名狼籍，美国为了隐蔽自己的殖民主义面目，一直避免成为正式的成员国。
英国直接策动和参加了巴格达条约，是为了想把这个条约组织作为保持中东殖民势力的工具。
但是，英国的殖民主义政策已经遭到越来越大的失败，它在中东的地位日益削弱。
去年11月间，条约的四个穆斯林成员国竟甩开英国举行了两次会议。
会议对英法侵略埃及表示遗憾，而对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则大为赞扬。
今年01月，美国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公然宣布要填补英法的“真空”。
英国对美国的这种进攻，虽极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地急需美国的支持，以维持它残存的殖民利益。
在今年03月举行的英美百慕大会谈的公报中，美国宣布参加巴格达条约军事委员会的工作。
在这一届巴格达条约理事会会议上，美国代表出席了军事委员会会议。
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控制权，正一天天旁落到美国的手里。
　（右）

打破教派和种姓观念
喀拉拉邦两部长结婚
新华社新德里6日电
共产党领导的印度喀拉拉邦政府的两位部长结婚的消息已经在印度传为佳话。
许多报纸刊载了劳工部长托马斯和税收部长高丽5月30日在喀拉拉邦首府特里凡得琅举行婚礼的报道。
在南印度，教派和种姓观念非常浓厚，婚姻一般只限于同宗教同种姓的男女。
托马斯是一个天主教人，高丽出身于印度教徒家庭。
他们的结合被认为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象征。

消除殖民统治的遗迹
德里拆除一英将军铸像
新华社新德里6日电
德里的警察6月05日把英国将军泰勒的铸像从旧德里城莫里门拆除了。
泰勒是镇压1857年印度反英起义的一个英国将军。
这件事被认为是拆除在德里的其他英国将军铸像的先声。
在印度最近举行了纪念反英起义一百周年的活动以后，北方邦的好几个城市也都强烈地要求拆除这些象征殖民统治的英国铸像。
邦政府已经提出保证，将立即采取措施拆除公共场所的英国人的铸像。

用全欧和约代替军事条约
苏格兰六万五千矿工的声音
新华社伦敦6日电
据今天“工人日报”亚尔消息说，六万五千名苏格兰矿工的代表们5日在年会上通过决议，要求用全欧和平条约来代替所有军事条约。
苏格兰矿工工会副主席莫法特在会上发言时强调指出，华沙条约是在苏联和它的伙伴们设法使西方相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扩大了战争危险以后才签订的。
他批判了所谓西方处于东方的侵略危险中的宣传，和所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宗旨是和平的说法。

突尼斯再向法军下逐客令
驻突法军两次同突尼斯士兵冲突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
突尼斯外交部4日晚上发表公报，再一次要求法军撤出突尼斯。
公报说，法军驻在突尼斯对于维护“自由世界”的安全并无必要，反而使毗连阿尔及利亚的突尼斯领土变成了“战区”。
据巴黎报纸报道，在这个公报发表的前一天，突尼斯境内的法军同突尼斯士兵在加培斯城南两次发生武装冲突。
两个法国士兵被打死，双方都有受伤。
导致这些冲突的原因是法国队伍不顾突尼斯政府的禁令而在突尼斯公路上调动。

美国大学生的精神世界
崔奇
半个世纪以前，“草叶集”的作者惠特曼曾经热情歌颂过那些“被太阳晒黑了脸的”开拓新生活的美国青年们，他写道：
不是为了甜蜜的享乐，
不是为了舒适闲散的生活，
不是为了安静的沉思的生活，
不是为了安全可靠的无聊的财富，
我们不要平淡无奇的享受，
开拓者哟！
啊，开拓者哟！
惠特曼也许不会想到，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美国青年的精神世界早就完全变了，他们已经不再喜欢这样雄壮的诗歌了。
他们失去了青春的活力，失去了崇高的理想。
他们在追求什么呢？
在歌唱什么呢？
让我们读一下威尼州立大学学生施瓦兹最近发表的一首诗吧：
哦，委员会席上
紧闭双唇、缄默不语的
执掌经理大权的缪斯们啊！
我们并不要求
受到锤打或轰击
经受锻炼、或注以灵感；
我们也不寻求
智慧的温暖；
我们每个人
就只想
找个好职业。
“找一个好职业”，过一种安逸、平庸、空虚的生活，这就是施瓦兹的唯一的理想。
然而，这并不是个别的例子，施瓦兹的诗句也正是许许多多美国大学生的共同的心语。
“只希望混过去罢了”
在3月09日出版的美国“民族”周刊上，有十六个大学教授发表了他们对目前美国大学生的分析。
这些教授是属于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可是他们同样地都为美国青年一代的状况，感到担忧。
“民族”周刊的编者也认为，他们的分析“基本一致”。
教授们普遍感到，许多学生上大学，“只希望混过去罢了”。
“广大学生是过的安静的虚弱的生活”，“他们之所以上大学是因为有了学位可以多赚钱，提高社会地位”，于是大部分人“从俗随流”，“学术空气就大大地下降了”。
青年人，应该有一颗火热的心；
但是在这些美国大学生的心灵里，是没有火花的。
华盛顿大学有一个学生写道：
“我们所有这些三十岁以下的人所缺少的是某种奋斗目标，某种精神理想。”
既然没有目标，没有理想，怎么会有所作为呢？
无怪乎内布拉斯加大学教授夏皮罗感慨地说：
“在谈到一代学生的时候我们最不愿意用默默无为这个字眼，然而这却是唯一适用于过去几年美国大学生的一个字眼。”
首先要替自己“购买安全”
也许有人以为至少在美国大学生的身上，还可以找到所谓个性自由的表现吧。
可是，他会失望的。
在那里，也同在美国其他地方一样，个性自由和思想自由，早就转化为它的反面：
没有个性！
没有思想！
教授们告诉我们，这些大学生入学时，“谨慎小心，首先希望替自己购买安全，他们完全知道这方面的代价就是顺从——社会的一般气氛已使他们甘愿如此了。”
许多大学生都学会明哲保身，“不敢说肯定的话”，如果“要他们指出影响过他们的那些作家的名字，他们就会微笑地说出莎士比亚和陀思妥也夫斯基……这些人现在早已远离人世，因而保险无事。”
久而久之，这些大学生们就变成了“冷淡的”、“不关心事务的”人。
“他们中间没有自鸣得意的哲学；
他们在政治上处于昏睡状态。”
不论在什么时候，“他们总是听众。
他们真的在听吗？
他们的思想就像老鼠一样寂静……。”
没有英雄的时代
教授们都感到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
在这些青年人中间，缺乏天才的闪光，缺乏真理的追求，缺乏创造的冲动。
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斯图尔特指出：
“就我所看到的情况来说，激动的感情太少了，时代的感觉太少了。”
华盛顿大学副教授布朗说，在大学生中间，“在文化或美学上很受崇拜的人是很少有的”。
他们只是“把自己提高到一种基本水平，能知道张伯伦是何许人……还算是幸运的。
在这个界限以外，他们就再不想涉猎其他读物了。”
这种情况反映了美国文化的危机。
青年人，应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可是，谁来继承那些富有天才的人们所培植的文化遗产呢？
南方大学教授布莱恩特认为：
从今天的美国青年一代来看，“并没有真正的继承者”！
是谁之过？
教授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这些青年人的美好的心灵里没有火花呢？
为什么他们的精神世界这样暗淡呢？
究竟是谁的过错？
有人认为，过错在学校教育。
“商学院和教育系的权力和影响越来越大，它们分别强调金钱的重要和宣传做一个平庸的人的重要，这使学生对各种大胆的思想抱着冷淡的和敌视的态度。……下一代甚至不会知道，他们是在被一些废物灌输一些胡说八道的东西。”
有人认为，过错在国家的宣传机构。
例如，“电视和其他大规模文化宣传工具不断向学生们灌输一些不会启发人深思的东西”等等。
但是，真正的原因要比这些都更深刻些。
美国大学生的这种精神状况，实际上是目前美国社会制度的产物，是日益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反映。
在那动荡的、极端自私的、你争我夺的社会的大海里，许多青年人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反而时刻都感受到某种威胁，于是他们就只想拚命抓到一点什么东西，好使自己不致沉下去。
而垄断资本集团本来就是把大学生当作准备替它增殖剩余价值的劳动力或助手来培养的。
对于垄断资本来说，它要求青年人只有一个共性就够了，那就是商品性。
它要求青年们不要问政治，因为政治是垄断资本家们的事情。
青年人如果关心政治，他们的商品性就会受到影响。
只有把广大青年人都塑造成为没有个性、没有思想、不问政治的人，才会最便于驱使他们为垄断资本服务。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是谁之过了：
那是美国的社会和它的统治阶级在腐蚀着青年人的意志，在压抑着青年人的思想。
美国的教授先生们没有看到，这不是教育问题，而是社会制度问题，如果他们不承认这一点，那么即使他们对青年一代表现多少关怀，那也不过是隔靴搔痒而已！

苏加诺总统五十六岁寿辰
艾地致电祝贺他长寿和健康
新华社雅加达6日电
今天是苏加诺总统的五十六岁寿辰。
今晚八点钟苏加诺总统将在独立宫接受各国驻印度尼西亚使节和公众的祝贺。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以一百万党员的名义打电报给苏加诺总统表示祝贺。
艾地祝苏加诺“长寿和健康，并且为人民、祖国、民主和人类和平作更多的贡献”。
雅加达“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说，印度尼西亚人民是在庆祝“一个领袖、一个民主主义者、一个爱国者的生日”。
这家报纸赞扬苏加诺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坚决反对者。
他一贯坚持民族独立、繁荣和团结的理想。
苏加诺总统在1901年生于东爪哇的泗水，是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现在不属于任何党派。
从1945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布独立到现在，苏加诺一直担任总统。

英联邦工党会议通过宣言
谴责原子军备竞赛
英国妇女到下院抗议核武器试验
据新华社伦敦6日电
英联邦各国工党会议4日一致通过了一项宣言，谴责“目前以所谓原子威慑政策为基础的、疯狂的、自杀性的军备竞赛”。
宣言“要求各国政府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把热核能的巨大而可怕的力量用于和平目的，用于为世界各国的普通人民创造财富。”
宣言还说：
“恶势力的根源在于经济方面根本的不公正现象，它们代表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而垄断资本主义则一心一意想粉碎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
会议要求给予非洲人民自决权。
宣言说，不适当地拖延不解放世界上被奴役的人民包含着巨大的危险。
印度支那、塞浦路斯和阿尔及利亚都提供了教训。
英联邦各国和英殖民地工党、社会党代表会议5月28日起在萨利郡多尔金附近举行。
参加会议的有二十二个国家的工党和社会党代表。
印度、锡兰、巴基斯坦和南非的社会党没有代表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预定在6月06日结束。
据新华社6日讯
伦敦消息：
大批英国妇女在5日晚连续第3天到下院会见议员，抗议氢弹试验。
她们中间，有些人甚至一连好几个星期以来每天都到下院，举行抗议性示威。
契彻斯特主教在布莱顿（苏塞克斯郡）中央大礼拜堂说，他主张立即停止核武器试验。
他呼吁英国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主动性。

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
法国各地罢工迭起
英国三千六百矿工举行罢工
新华社6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讯：
劳动人民争取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罢工运动正在法国不断扩大。
巴黎银行职员响应总工会和“法国天主教劳工联盟”所属各工会组织的号召，在5日举行二十四小时罢工。
罢工者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周。
巴黎的大百货公司之一“拉斐德”百货公司的职工也在4日宣布罢工一个半小时，要求增加工资。
马赛的许多百货公司也在同一天举行了短时间的罢工，支持增加工资和延长假期的要求。
据报纸消息，在里尔和发隆西纳（诺尔省）的一些冶金企业中，4日也举行了短时间的罢工，要求改善劳动条件。
“人道报”强调说，法国劳动人民工会的团结在罢工斗争的进程中正在加强。
新华社6日讯
据塔斯社伦敦讯：
在敦卡斯特附近的布罗德绍尔特矿山，三千六百个矿工5日举行罢工。
罢工是由工资问题引起的。

食肉过多会损容颜
维也纳一个博士哈拉说，妇女如果食肉过多，可能会损害她的容颜。
一般人如果吃太多的猪肉和猪油，可能会引起动脉硬化和秃顶，而一般肉类如果食用过多也可能损坏皮肤。
哈拉这番话，是在最近举行的第11届国际美容业代表大会上说的。
（新华社讯）

应该重视西方哲学史的研究
洪谦
最近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人民大学哲学史教研室为了推进今后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召集了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的工作会议”。
这种会议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前途发展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重“中”不应轻“外”
我们一方面对于今后中国在哲学史研究方面的繁荣表示非常的欣慰，但另一方面回顾当前关于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条件，则不免有“相形见绌”之感。
或者有人说：
我们这种“自卑感”是根本不需要的，因为中国哲学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之一，我们对于它当然应该特别的重视。
至于关于西方哲学问题则有国际友人的哲学家们在那里研究，我们只须将他们研究所得的成果加以输入就行了。
这样对于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在研究方面的看法，事实上已经支配了有些领导这方面工作的同志们的思想。
例如在哲学方面的十二年远景规划中西方哲学史不仅不是今后研究重点之一，而且还将它附在东方哲学史的下面，在当前条件之下不把西方哲学史作为研究的重点，已经欠考虑，至于将它摆在东方哲学史之下，更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还有例如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自建所以来，即成立了“哲学史组”，然而在开始的二年间，在研究工作方面与西方哲学完全无关，而仅仅以中国哲学的问题作为唯一的对象。
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家往往以西方哲学史代表世界哲学史，现在我们则将中国哲学史（虽然动机不同）代表世界哲学史了。
中国人应当重视我们的哲学文化遗产，应当将它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我们似乎无须因而忽视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忽视这门科学在哲学研究中的积极作用。
我们不要忘却现在和今后对于中国哲学方面的研究，也与过去的“关起门来”“整理国故”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已成了在它的研究方面的最高的指导原则。
因此，就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也应该重视西方哲学史的研究。
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哲学史中一个革命的发展，它与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过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忽视了西方哲学史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深入地了解的，因而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工作也会带来损失的。
那些同志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并不忽视西方哲学史的科学意义，而仅仅认为关于这方面的知识理论可以从国际友人的哲学家们（例如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进步的哲学家们）研究所得的成果接受过来的。
这种看法是非常天真的，严格点说：
是多少有些外行。
因为以上所指那些国际友人的哲学家们所研究的问题，却带着他们不同的特殊性，因此他们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一定能满足我们实际的需要。
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如果不加辨别地接受过来，对于西方哲学史在认识上和理论上的提高，是不会发生积极作用的。
从当前哲学史的教学条件来说，我们关于这方面在认识上和理论上迫切需要通过研究而提高的对象，首先是过去成为哲学史中冷门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其次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发展直接有关的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再次就是与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关系比较密切的英国十七、八世纪的经验主义。
还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也应当在哲学史研究中占适当的地位。
当然从孔德开始通过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才流行起来的实证主义，还有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各种主要学派如实用主义，逻辑实证论，现象学派和存在主义作为现代哲学史一些学派来研究，也是有其必要的。
我们丝毫不轻视国际友人的哲学家们在哲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反地我们非常珍视他们的研究成果；
我们今后在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开展，更需要密切注意他们的研究工作，更需要他们对于我们在研究上大力的帮助。
不过我们认为对这样重要的研究工作不想独立地进行，而完全倒向人家怀里的办法是不切实际的；
我们认为只有在独立研究的基础之上才能正确地接受人家的研究成果，才能提高这方面的理论水平和研究风气。
我们不能将思想理论当作一部机器可以简单从外国输入；
就以一部机器来说：
如果不具备相应的实际条件，就是运到了中国，还是开动不起来的。
西方哲学史是一门科学，它作为科学与其他部门的历史科学，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
从我们从事哲学工作者——不仅仅限于从事哲学工作者——来说，如果不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这门科学，那末在我们的哲学学习和科学研究方面是会带来许许多多的损失的。
研究西方哲学史的重要性
首先必须提出：
如果我们不重视西方哲学的研究，则无法提高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水平（我认为结合西方哲学史和自然科学史来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学习，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过去或现在有些讲授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师们忽视了这一点，所以只能干巴巴地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几条基本原理作教条式的解释，而同学们也只能逐字逐句地对于这几条基本原理无精打采地接受。
但是，如果我们从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讲解它的世界观的基本原理和实际内容，来讲解唯物主义者怎样应用辩证法这个思想武器与唯心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
那末不仅可以避免以上所指出的那种学习情况，而且在讲授内容方面也能丰富多采起来，也能表现出辩证唯物主义原有的活生生的精神。
据说莫斯科大学新近拟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计划是：
一年级学习哲学史，二年级才开始学辩证唯物主义。
我个人认为这种设施自有其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理由，是非常明智的。
在我们大学里面，如果实际条件允许，不妨可以试行这种办法。
其次必须提出：
五年以来在综合大学里已经逐渐地从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西方哲学史。
这种新型的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工作之能迅速而顺利地进行，总的说来，不能不归功于学习苏联在这方面的先进经验。
但是我们当前哲学方面的实际情况毕竟与苏联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对于哲学史的有些问题，就不能将苏联已有的结论教条式搬过来，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以实事求是的精神，通过科学研究去作出它们应得的结论。
我们当前对于哲学史问题最感到棘手的，就是对一些唯心论的大哲学家的“评价”。
我们认为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除了批判其唯心论观点之外，完全没有什么“价”可“评”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对他们作出正确的“评价”呢？
我们认为将柏克莱和休谟作为主观唯心论者或不可知论者全面地否定，这就忽视了柏克莱的视觉理论和休谟关于自然宗教学说的积极意义；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肯定他们这一方面，同时并不因而减轻他们对于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敌视呢？
我们认为对于有些具有唯物论或辩证法因素的哲学家例如康德和黑格尔只肯定其这一方面，而将其思想体系的其他方面完全否定的看法，似乎还有考虑的必要；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对他们作出科学的“评价”：
一方面既保持着他们思想体系的完整，同时也贯彻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呢？
还有我们总认为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是“不科学的”；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以前，无论在科学中或哲学中，无论是唯物论者或唯心论者对于处理关于自然和社会的问题，基本上所应用的只是这种方法，难道这一切一切都是“不科学”的么？
这样的一个问题以及上面所提出的那些问题，都不是简单地可以肯定或否定的。
我们对这些问题必须切切实实做些研究工作之后，才能有发言的余地。
再次必须提出：
党和政府久已号召我们于十二年以内努力赶上国际的学术水平。
关于国际的学术水平，从哲学方面来说，就是我们在这一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和研究所得的成果在分量上能够用国际的一般学术标准来衡量。
但是我敢大胆地说：
根据这些年所发表的著作或论文的质量来判断，我们的哲学水平与国际上的距离还很遥远；
我们的哲学水平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物质第一性或者精神第一性的教条式的解释，还周旋于老子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的思辩地混戏中间，我们要想在哲学方面于十二年内赶上国际的水平，还有待我们从事哲学工作者好好地努力。
还有，虽然我们经常谈到哲学方面的国际水平，但是我们对于当前国际的哲学界实际情况所了解的实在不多。
例如我们对于现在流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学派，如逻辑实证论，现象学派，存在主义或新托玛斯主义十年来的演变过程了解么？
我也敢大胆地说：
关于了解这方面的真实情况的人也是不多的。
但是国际的学术水平不是关起门来谈的；
我们必须随时注意国际的学术行市，然后才能抓住问题迎头地赶上去。
因此我认为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以前的西欧古典哲学要进行研究，就是对于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些主要学派也不应当简单地作为“一种帝国主义时代腐败、反动透顶的东西”排斥于研究领域之外；
我们似乎还是需要对于它们作些研究和批判的。
以上所指的三点已能说明研究西方哲学史的重要性，至于它作为研究哲学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在人类知识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可以不必谈了。
虽然关于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具有如此的重要性，但是从这门科学当前的研究条件来说，则是极其恶劣的。
第1，旧中国这一方面并没有遗留下什么东西，关于这方面较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既不多见，就是关于西方古典哲学著作译成为中文的为数也极少，而且其中有些译本在质量上也很差。
解放后这几年来，虽然党和政府力图改变这种局面，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进展得比较迟缓。
第2，解放以前，研究西方哲学和西方哲学史方面的同志本已寥寥无几，其中有些同志由于旧中国大学内宗派主义的横行，竟因找不到这方面适当的工作而改行业。
解放以后，有些同志或者感到本身旧哲学包袱的沉重而从事语言方面的教学工作，或者由于工作岗位调动的困难；
虽然有“归队”之心，但无“归队”之力，只能望洋兴叹而已。
但是对于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最感到威胁的，则在于图书、期刊以及其他参考资料缺乏的严重情况。
我们几乎有七年之久没有见到资本主义国家新近出版的图书和刊物。
这一年来就以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来说，虽然订到几本关于哲学方面的期刊，但是我们企图购买的，迫切必需的西文参考书籍竟没有购到一本。
我们从新出版的图书目录中明明知道柏克莱、休谟、康德、黑格尔的全集都已经陆续地出了新版本，然而我们仅能依靠三十年以前的旧版本，有时连这些旧版本的书还不易到手。
现在关于研究西方哲学问题的一般情况，就是阅读无书，参考无书，老师们是如此，同学们也是如此。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应付西方哲学史教学上的需要已经感到棘手，要想在这方面作比较深入的科学研究简直是不可能的。
四　点　具体　建　议
西方哲学史这门科学已经面临着危机，如果我们不让它在中国死亡下去，那末必须迅速地克服这种危机。
我们怎样才能克服这种危机呢？
第1，我认为领导这方面工作的同志们必须放弃重“中”轻“外”的思想，必须将这门科学在中国今后的发展前途作全面的考虑，并且征求这方面中国专家的意见，共同拟定切实可行的计划；
第2，我同意汤用彤先生在科学院的发言，将哲学史的研究据点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
如果哲学研究所要想分担这方面的研究任务，那末请它设法去发掘潜力，不要企图用所谓“兼任研究员”的办法在大学范围内釜底抽薪；
第3，我认为高教部或其他领导机关应努力设法解决购买图书和期刊的问题。
一方面将过去十年来应购的图书和期刊补充起来，另一方面保证今后有一定的外汇继续购买西方的图书和刊物。
第4，我认为我们必须罗致全国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同志们，在此之外，我们还须较多地从研究生或助教中培养这方面的新生力量。
我向高教部建议，增设综合大学以内的哲学系不要冒进，要适可而止；
中国现有关于研究西方哲学史方面的人材有限，过于分散，对于发展这门科学的事业来说，是无益而有害的。
以上拉拉杂杂地写了这许多，无非表示我们对于西方哲学史这门科学的发展前途所抱的热望，其中许许多多的意见都是非常不成熟的，希望同志们多多地指正，更希望爱好这门科学的同志们与我们一起为新中国的哲学史事业而努力。

文史馆老人继续座谈人民内部矛盾
本报讯
国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座谈会，昨日下午二时半在政协礼堂继续举行。
昨日有六十五位馆员出席了会议，十三人发了言。
他们关于如何帮助党整风，关于社会生活问题，关于文史研究馆今后如何进行工作和学习的问题等等，都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
浦友梧说：
现在各方面提出的正确意见，党员们正在冷静思考，动手改进；
但也有些意见是不甚正确，甚至完全不正确的。
浦友梧在发言中说，整风运动开始以来，许多党外人士对党组织和党员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也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这表明各阶层人民对共产党的无限信任和热爱。
他说，党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由于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并无前人做过，所以在执行中免不了要走些弯路，但是共产党是经得起考验的，能够从善如流、勇于改过的。
现在各方面提出来的正确的意见，党员们正在耐心倾听，冷静思考；
同时也注意到立即能够改进的马上起来改进。
这表现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优良作风，是令人重视和喜悦的。
不过，也有些意见是不甚正确，甚至完全不正确的。
如有人提议合营企业不要公方代表，学校取消党委制，更有如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认为，党群关系与解放前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便衣警察的作用。
这样的意见，我看恐怕会使原有的一堵墙不但拆不掉，反而会越砌越高，原有的一条沟填不平，反而会越挖越深。
他说，新中国八年来建设的突飞猛进的成绩，如果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是不可想像的。
在整风中党员方面应该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来对待意见，而党外人士也应该以极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来说服对方。
阎幼甫认为，现在虽然有和风细雨，但也有了狂风暴雨，甚至还有了台风，如葛佩琦那样的意见，他说，说那样的话影响很不好。
刘放园说：
国务院对文史馆的领导不够，对干部的政治待遇不关心。
刘放园认为现在有四种人，一种认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共产党都是对的；
一种人是利用党来遂私图；
第3种人有顾虑，心中有事，口里不说；
第4种人是没有说话的机会。
他说，现在报纸报喜不报忧，人民日报约束言论。
他说，整风不但对共产党说来是大喜事，对全国人民说来也是大喜事，它使人民知道了共产党也是可以批评的。
他说，报上登的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比整风的意义还大，因为它是经常的使人民有说话的机会。
但报纸应该指示办法，教人民如何来信来访；
还应该公布来信来访的处理结果。
这样才能鼓励人民群众提意见。
他在会上还特别提出上次座谈会上曾又馨老先生建议重新制定国歌的重要性。
刘放园对于国务院对文史研究馆的领导不够，对他们的政治待遇不关心也提出了意见。
他说，许多重要的报告他们都听不到，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录音，走遍了各机关，就是走不到文史研究馆；
国家一年两次的大典，文史研究馆一张观礼券也得不到；
各机关都能得到的学习材料，他们也没有。
他要求改变这种情况。
对改进文史馆的工作和学习的具体建议
关于文史研究馆今后的工作和学习的问题，许多与会者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最先发言的石钟秀建议馆员可按照专长和年龄组织起来，分组工作，黄娄生建议拟订简章，大家遵行，以改变文史研究馆目前存在的消沉散漫的情况。
宋庚荫建议进行审查重印清史稿的工作，石荣暲建议编修清代正史、太平天国史和民族英雄传等。
罗介立强调了重视和发挥文史研究馆老先生们这份活史料的重要性。
吴承侃、邢詹亭、楚中元等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下午三时，报名发言的人全部发言完毕。
主持会议的国务院齐燕铭副秘书长最后发言，他对在两次会上大家踊跃发言，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表示感谢。
他并表示将这些意见整理出来之后，有关各部门工作的意见，将送请各有关部门研究参考；
有关文史研究馆本身工作的，能够立即处理和解决的就立即处理和解决，对于改进工作的方案，将研究后再作处理。

漫谈高等学校中的几个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　王力
高等学校当前的问题很多，我
想谈的是三个问题：
（一）知识分子改造问题；
（二）党群关系问题；
（三）党委领导和教授治校问题。
（一）知识分子改造问题
在某些单位的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领导上交代，在运动中应该着重讨论某些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是思想改造问题。
有人就说这是对群众恫吓，使群众不敢“鸣”。
依我看来，这可能是领导上交代得不清楚，以致引起误解。
实际上，既然是党内整风，思想改造问题应该是党内的问题；
党员们犯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应该归结到思想的根源去检查一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以免重犯“三害”。
至于党外人士要不要进行思想改造和怎样进行思想改造，那是另一问题。
但是，这另一问题也不能不讨论；
因为如果知识分子需要改造的话，就不能不依靠党的领导和帮助，因而就不能说是和整风运动无关。
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思想？
这个问题如果在一年前提出，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就是肯定需要改造。
在今天党号召“百家争鸣”的情况下，这种认识渐渐模糊了。
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典型时代，庄子注意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庄子的结论是：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
这是否认天下有真是非。
今天的百家争鸣，可以与战国时代媲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理论颇多，令一般人不知所从。
即以马克思主义而论，也容易令人产生“天之苍苍，其正色耶”的感想。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有人怀疑世界上还有真是非，从而怀疑甚至今天还有改造思想的必要。
从表面上看来，百家争鸣和思想改造似乎是有矛盾的。
我们必须辩证地处理这个问题。
争鸣是为了追求真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抹杀真理，泯灭是非的界限。
假使今天由于百家争鸣，就不能说哪一种思想是进步的或正确的，哪一种思想是反动的或错误的，那就不能再谈思想改造。
固然，反动思想应该和反革命行为区别开来，人民内部的反动思想应该作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来处理；
但是反动思想到底是应该批判的。
正确地处理百家争鸣和思想改造之间的矛盾，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关键。
必须肯定：
一切违反社会主义的思想都是错误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发展的；
但是，发展和修正的严格区分，本身就是一个是非问题。
肯定了天下有真是非，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就成为必要了。
不过，我个人认为：
今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不能再作为一种运动来搞。
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固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起了不少的副作用。
在某些学校里曾经用相当粗暴的方式来对待高级知识分子。
当时作为一种运动来搞，与其说是为了改造思想，不如说是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点上，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是有成绩的，因为敌我的界线划清楚了。
但是，今天的情况不同了：
今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敌我的对抗性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就用不着沿袭1952年的老办法。
我甚至怀疑1955年的肃反运动连反动言论都“肃”在一起是不是妥当。
两种不同性质的事情同时做去，容易做出偏差来。
如果反革命行为和反动思想应该区别开来的话，把反动言论“肃”在一起就是把敌我对抗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混为一谈了。
在今天“鸣”“放”的过程中，反动言论比1955年更多了，将来要不要再“肃”一次呢？
我看是不必要的。
大家知道，思想改造是长期性的。
今天党内既然采用和风细雨的办法来整风，而不是“无情的斗争”；
对党外人士的思想改造更应该让它细水长流，一点急躁不得。
特别是今天党号召我们向科学进军，要在不长的时间内赶上或接近世界科学先进水平，就不能不让大家过一种宁静的生活。
诸葛亮说过：
“非宁静无以致远”。
在今天说来，“宁静”就是在高等学校里少搞一些运动，“致远”就是赶上或接近世界科学先进水平。
我想可以让知识分子从科学实践和政治感受中改造他们的思想。
当然，理论学习也是重要的。
但是，如果说今天知识分子的思想一般都有了显著的进步，这首先是由于祖国的建设事业有了辉煌的成就；
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不能不承认党的伟大。
久而久之，大家更加靠拢党，向党员们学习。
现在非党人士常常有和党员共事的机会，看见党员们分析问题能够全面深入（当然也有例外），无形中也就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熏陶。
我们不要低估了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
这是政治课教员唇焦舌敝所达不到的效果。
政治学习是必要的，但是应该照顾到知识分子的特点。
某些干部做惯了农村的政治教育工作，就把对农民那种耳提面命、反复叮咛的老办法用到知识分子的头上来。
实际上，在高级知识分子当中，不乏闻一知十的颜回，更多闻一知二的子贡，报告何妨精简一点呢？
我想：
理论学习的时间可以多些，政策学习的时间可以少些，特别是有文件的就应该把文件印出来给大家看，不必再做大报告。
应该指出：
在北京的政治报告和许多有关政策的报告都是很精彩的，但是有时候工会组织学习，讲体会，谈启发，已经令人觉得是多余的了。
至于其他地区，废时失业的情况可想而知。
我认为政治学习的时间是可以精简一些的。
珍惜知识分子的时间，于党于国都是有利的。
（二）党群关系问题
关于党群关系问题，大家谈得很多了，我恐怕没有什么新的意见。
在北京大学党委会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一位党员同志作了自我批评。
他说从前他认为党员和非党人士的语言不同，要团结很不容易。
最后他批评了他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而没有批评他的“语言不同论”。
我觉得“语言不同”这四个字很有研究的价值，因为出自党员之口，就反映了一部分党员对党外人士怀抱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看法。
我们常说，我们和兄弟国家的人民有共同语言，甚至说我们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有共同语言，其实他们讲的并不是汉话。
现在呢，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非党人士同在一个国土上住着，而且大部分都讲汉话，然而，唉！
我们之间却没有共同的语言！
如果说我们和蒋介石集团之间没有共同语言，犹有可说；
现在说人民内部还没有共同语言，那未免太奇怪了！
党八股的语言，的确是一般人所不擅长的，甚至完全不会说，完全听不懂。
但是，人民所不爱听的也正是这种语言。
毛主席的话我们完全听得懂，毛主席和我们有共同的语言。
也许这位党员说，所谓语言不同是指思想不同。
如果真的是这个意思，问题就更严重了。
思想有各种不同的类型，这是不错的，但是思想的类型和入党与否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我们不能说，昨天你没有入党，思想属于甲型；
今天你入了党，思想就变了乙型了。
“语言不同”的想法是党群隔阂的一种根源；
如果说党群之间有一道墙，它就是这一道墙的一部分基础。
这里我不想谈什么宗派主义，我只想谈一谈关于党群关系的认识问题。
我个人觉得：
党群之间不应该有一道墙，但是还应该有一条线。
否则党员和非党人士就没有分别了。
这一条线的保留，并不妨害党群的团结，问题在于如何了解这一条线。
据我个人粗浅的了解，党是一个政治集团，它有它的党章，党员们承担党章所规定的义务，享受党章所规定的权利，这是非党人士所不能干预的。
除此之外，我看不出党员和非党人士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分别。
因此，目前党员和非党人士之间的远距离完全是人为的，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也知道，党群关系只能逐渐改善，不能希望党群之间完全没有矛盾，而且这种矛盾还会继续下去，直到政党本身消灭为止。
但是，应该指出，目前的党群关系还是不健康的，不正常的。
如果不肯承认党员和非党人士能有共同语言，这种矛盾不但不能调和，而且还会扩大的。
（三）党委领导和教授治校问题
我看这个问题很简单：
在高等学校内，党委会和校长的关系等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系，党委会和校务委员会的关系等于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
必须肯定党能领导科学。
社会主义的科学需要，唯有高瞻远瞩的党知道得最清楚。
如果说只有党中央能领导，高等学校里的党委会不能领导，那也是说不通的，因为党委会正是受上级党的领导的。
从来没有人主张过党委干涉到图书仪器的设备，干涉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如果有那样的情事，那自然是错误的。
但是，如果党根据社会主义的科学需要，从原则上向学校行政方面提出若干建议，像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五年计划草案一样，那应该是合理的。
目前许多人所反对的不是党委会的领导，而是以党代政。
党政不分无论如何是不好的。
为了补救这个缺点，我认为应该扩大校务委员会的职权。
但是我不赞成“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这一个口号的提出，意味着什么呢？
依我看来，“教授治校”是作为“党委治校”的对立物而提出的，同时，教授治校还意味着讲师、助教不能治校，甚至校长也不能对重大问题作出决定。
我们知道，党委会中并不排除教授；
相反地，将来教授入党的人多了，党委会中的教授也就逐渐多起来了。
将来再也不能说领导科学的人不懂科学了。
我们要变更一种制度，应该把眼光看远一点，至少要看十年八年，不能单看着脚指头走路。
现在许多高等学校已经成立了校务委员会，今后应该充分发扬民主，使校务委员会发生应有的作用。
同时，应该适当地吸收有代表性的讲师、助教参加。
盐吃多了，不一定经验就丰富了；
头发白了，不一定七窍玲珑，比青年人更能全面深入地考虑问题。
特别是在这个过渡时期，让新老两代坐在一个会议席上，让存在着的新老矛盾暴露出来，共同寻求解决，比较让老年人和青年人形成了在朝和在野的对峙局面，情况要好得多。
所谓“教授治校”，顾名思义，就没有这个优点。
校长负责制这个制度是优越的，必须坚持下去。
单就这一点来看，“教授治校”的口号也是不恰当的。
这里顺便说明一下：
如果校长同时是一个党员，他是以校长的身份来处理校务，不是以党员（或党委书记）的身份来处理校务的，正如周总理是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来处理国务一样。
反对党委以党代政应该是反对党委会对学校行政作出决定，而不是反对校长本人对学校行政作出决定。
如果因为反对“党委以党代政”而反对校长负责制，那就不对了。
提出“教授治校”的先生们喜欢举出解放前清华大学的教授会为例。
我在清华大学当过十二年的教授，我明确地知道，清华的教授会正是没有讲师助教参加的（抗战前的专任讲师参加了，因为清华的“专任讲师”等于副教授）；
由教授会产生的评议会好像资本主义国家的责任内阁，而当年清华的校长几乎等于今天英国的女王。
“教授治校”只是空洞的一个漂亮名词，事实上是行不通的。
假定一个大学有一百多位教授，又假定他们每一个人都肯牺牲一部分科学研究时间，一百多人坐在一起，对于许多具体的行政事务怎样进行讨论呢？
清华当年设立评议会，就是要补救这个缺点。
但是，毛病从此产生了：
由教授选出的评议会逐渐脱离了群众，成为寡头政治。
教授会所讨论的往往只是每年学生的毕业名单，关于学生体育不及格该不该毕业的问题常常争论半天；
至于一切大政方针和重要措施却完全掌握在评议会，教授们不便过问。
这种资产阶级的“民主”，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效法的地方。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应该先肯定下来。
一个制度不完善，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要求做到更加完善，而不应该一味留恋过去，让大家后退一二十年。

群众生活水平没提高吗？
编者同志：
我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女孩子，文化程度很低，但是一个长了鼻子的人，香和臭总能闻出的。
我看了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讲的：
生活水平提高的仅是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
我不能同意。
我也想说说我们农民心里的话。
我只知道解放前，我们没穿过细布衣，连粗布衣服也是补丁上加补丁，夏天甚至只穿条短裤去干活。
我们吃的是半年糠菜半年粮。
俗语说：
“镰刀上壁，没饭吃”，粮食秋收低价卖去，春天高价买不到，吃肉吃油谈不到。
拿现在的生活水平来说，比过去好得多了。
过去十户人家，有八家吃不饱饭，更难吃到肉。
豆腐是比较便宜的东西，可是我们过去也只能在过年时吃一点，现在我们吃的次数比过去增多了。
同时，我们也听说过，黄豆要出口一部分，换回建设器材来建设我们的祖国。
今天在我们的国家里能出产汽车、拖拉机，能够巩固国防，不受敌人的侵略，我们再少吃点也没有意见。
是的，有的人生活也有比过去差些的。
我们社里，在五百多户中有几十户，他们过去都是穿细布和绸缎，吃鱼吃肉，有人侍候的地主，今天他们也要自己劳动了。
我对我们的政府和干部是这样看的。
过去我们祖祖辈辈除了欠租税，被抓壮丁坐牢外，从来不敢走到衙门里。
解放后，我们能去了，干部和我们一块吃饭，不讨厌我们。
过去农民生病靠天保佑，今天农村建立了卫生所、防疫站，社里还有了广播。
县长、乡长有时也和我们谈话，一块下田劳动。
旧社会里，县长、乡长我们连看一眼也不敢看，就是这样，他们的文明棍还在我们身上“恩赐”呢！
1954年，我们家乡闹从来没有过的大水灾，没饿死冻死一个人。
我只知道没有共产党，我们就会淹死了，冻饿死了。
无论在工作和劳动中，共产党员总是走在我们的前面，带我们前进。
但也有投机钻到党里搞坏事的坏人。
对于这些人，自然是应该反对的。
我们农民是拥护共产党的，是爱国的。
湖南汉寿酉港乡　杨清秀

北来
孙师毅
频年外泊，丁酉北来，祖国面貌，日新又新。
一甲子前，我年四十，总理面贻董老惠诗；
旧游似梦，新事如潮，谨步原韵，聊述观感。
以答　董老，兼呈郭老，暨香港章行严丈。
王道而今率土滨，立心优越古无伦。
争鸣花发惊寰宇？，
纠错风行动鬼神？
；
私改为公邻国羡？，
外交若定捷音频？
；
千杯齐寿诸元老，上苑阳回草木春。
？
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政策，自我倡行，继以开门整风，坚持贯彻，兄弟阵营，固未前见；
一般国家，尤感震惊。
？
有错必纠，不仅是处理敌我关系上的司法一原则，整个党内整风运动，亦实为此一纠错精神的另一伟大表现。
此次从党员思想与作风上根除三害，虽和风细雨，亦雷厉风行；
固纠正错误，实发扬真理。
？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改造，自完成其和平过渡过程后，众多邻国，议论纷纭；
若干民族独立国家更益以欢喜赞叹。
？
开国以来短短八年间之外交形势，直可谓旷古空前：
迄今正规建交，早逾三十国；
人民外交，三倍此数。
至文化与贸易之展翅全球、靡远勿届，更无论矣。
董老赠孙师毅原作避乱栖迟字水滨，孙郎英俊出群伦。
舞台导演惊雷雨，抗日高歌泣鬼神；
香岛已传人脱险，沪江惟冀讯来频；
一杯在手开颜笑，且乐渝城曲米春。

在争鸣中划清思想界线
若水
争鸣是为了求同，求同是求对真理的一致认识，并在这个基础上达到进一步的团结。
但在求同之前，必先立异，立异就是划清界线，辨明矛盾。
一听到“划清界线”，可能就有人感觉不舒服，想到“墙”和“沟”之类，因此有必要解释一下：
“墙”和“沟”是人为的，是不应该有的；
至于线，那是客观存在，是某一事物和另一事物，某一思想和另一思想的区别。
这种区别正是“争鸣”的前提；
否则，各种思想都一样了，那还“争”什么？
当然，辩证法不承认什么僵固的界线，主张一切事物可以互相过渡、转化，但线总是存在着的。
划清思想界线就是区别各种思想。
要使马克思主义同公开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划清界线，这是比较容易的。
要使马克思主义同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划清界线，这就比较难；
虽然难，却很必要。
其所以难，是因为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的；
其所以必要，是因为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又必须灵活地运用这些原则于具体的环境和条件，修改过时的原理，创造性地发展理论。
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是统一的。
“左”倾教条主义者抱住了原则性而抛弃了灵活性，因此他们的“原则性”是僵死的原则性。
右倾机会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利用了灵活性而否定了原则性，因此他们的“灵活性”是无原则的灵活性。
教条主义者的“原则性”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因为他们违反了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而不断地发展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把一切原理绝对地固定起来。
机会主义者的“灵活性”也不是唯物辩证法的灵活性，而是主观随意性，是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也就是绝对的否定。
肯定一切的教条主义是形而上学，否定一切的机会主义也是形而上学。
教条主义者总是自诩为“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说成是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
机会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也把自己描写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忠实说成是教条主义。
“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形式上似乎相反，其实差不多。
它们两者各和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在形式上似乎差不多，其实相反。
所以，谁是马克思主义，谁不是马克思主义，需要在争鸣中辨明。
我们这样的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因此也会犯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总要努力学习，在争鸣中提高自己的辨别能力。

安慰　方成

烹调五十年
金受申
一个人能做几样拿手菜，邀集朋友们尝尝，这是一件快乐的事。
像那“谭家菜”的创始者谭篆青先生，最初，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说到厨房大师傅们呢，他们也是这样的。
他们自从学徒起，以至到能够出师，以至到能看二火（二灶），以至到能看头火（头灶），他们只有一个念头：
怎么能做出个拿手菜来，叫吃的人欣赏欣赏。
他们决没有另一念头：
随时涮勺，改行。
就因为大师傅们有这种高度专业思想，所以围着火转个五十年、六十年的，是很常见的了。
就以北京饮食品业里的大师傅们来说，烹调了五十年以上的，就数不清了。
可是，几位烹调了五十年的老师傅们，能够团聚在一起烹调的，却不多见。
只有一处，那就是北海“仿膳社”的五位老师傅，他们久历风霜，仍然健在。
提起“仿膳”两个字，当然知道这里的饮食品，大部分是仿照“皇宫”里的“御膳”了。
能够做“御膳”的，当然是当年“皇宫”里的大师傅了。
不错，仿膳社的五位老师傅：
七十四岁的杨青山，七十岁的温宝田，六十九岁的牛文质，都是“太后”宫“寿膳房”、“寿茶房”的大师傅；
七十四岁的潘文赏，七十三岁的王玉山，都是“皇帝”宫“御膳房”的大师傅。
用过去旧话说：
那三位伺候过慈禧太后，这两位伺候过光绪皇帝。
他们最初的服务对象，当然是不必再谈的。
单从1925年仿膳社成立后，五位老师傅就参加了仿膳烹调工作这一点上看，服务对象早就不同了，他们这一生的辛勤劳动，还是值得介绍的。
他们五位，都是十五岁就开始在厨房转转了。
大家都称他“杨二爷”的杨青山老师傅，感慨地说：
“五十年？
我跟‘灶王爷’打交道，已然整整六十个年头儿了！”
我问他们怎么就爱上了烹调这一行呢？
专做凉点心的牛文质说：
“我打十五岁这年‘进宫效力’，起初也不过是打算找碗饭吃。
等到拜了一位专做凉点心的老前辈王三元为师以后，觉得不是这样了，原来仅仅一门凉点心，也有许多门道，我就爱上这一行了。”
“那您就因为做凉点心有门道，就爱上它了吗？”
牛老师傅说：
“不是这么说。
请想一种细致的凉点心，把它做得完全合乎规矩，有时候，自己再用点细心，把它做得更好吃一点，这还不叫人喜欢吗？
心里一高兴，才能学第2种凉点心。
日子久了，做凉点心就成了我顶爱做的事了。”
从这五位老师谈话里，知道他们都是热爱他们自己职业的，虽然他们烹调了半个多世纪，虽然他们都是古稀之年的高龄，可是他们精力还很充沛，而且干得越来越有劲。
像那王玉山老师傅，从小就学会了上灶做菜，他有一种拿手活儿，就是“四抓”，四抓是：
抓炒鱼、抓炒里脊、抓炒虾仁、抓炒腰花，吃到王老师傅四抓的，没有不夸好的，因此他得了一个别号“抓炒王”。
王老师傅从得了这个别称，越发重视他的技术了，他每逢到上灶的时候，就常常警惕着，怕把这“抓炒王”三个字擦了去，这种对职业的忠实态度，是真值得学习、值得推广的。
我问牛老师傅和做热点心的杨老师傅：
“您几位近来觉得劳累吗？”
他们笑了笑，说：
“还有不劳累的！
过去，做好了只给一个人吃，小窝头、千层饼、芸豆糕、芸豆卷、豌豆黄，做得再好，能有多少？
现在，是有多少人爱吃这小玩意似的凉热点心？”
是的，我听说过：
去年国庆节，在一次招待外宾的宴会上，由仿膳社供应了四千个小窝头，吃到小窝头的国际友人，都说好吃；
也听说过：
在仿膳社接受了这批订货以后，杨、温两位老师傅，兴奋得了不得，他们说：
“过去，我们一年才蒸多少小窝头啊！”
他们连夜和面，抟弄小窝头，还经过详细检查，到第2天，宴会开始之前，那四千个玉米面加白糖的小窝头，就送到宴会的餐厅了。
我问老师傅们，这话真吗？
他们说：
话是不假，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牛文质急忙插嘴说：
“怎么不真？
我们不是仅仅供应了四千个小窝头，多少次招待外宾的大宴会：
北京饭店，新侨饭店……我们都供应过仿膳凉、热点心呢！”
从他们神气上看，他们不但愉快，而且觉得这样做更有意思，他们说得好，从前，给一个人做吃的，还是规规矩矩地做好了，现在给这么多人、这么多国的人做吃的，哪能不做好了？
烹调了几十年的老师傅们，是不会被人忘记的。
歇业将近二十年的正阳楼，老师傅王五死去也多年了，可是一提起正阳楼来，谁都会说一句：
“王五的勺口真好啊！”
就是现在还很健康的王世忱，也是烹调了五十年的老师傅，谁一提起香酥鸡来，谁也会想到这位老师傅：
真有技术的老师傅们，是永远被人尊敬的。
从仿膳社灶上的王、潘两位老师傅的烹调过程中，我得到了启示：
比如说，韭菜是很好吃的，可是一根韭菜，并不完全好吃，只有“五岔骨”部分脆嫩，那么炒韭菜不会专炒五岔骨？
不会把其余部分做配菜用吗？
比如说，老年人牙不好，炮羊肉不会炮羊肉丝吗？
一支鸡，有肉老的部分，有肉嫩的部分，肉老的部分不会拌鸡丝吗？
肉嫩的部分不会溜鸡脯吗？
他们五六十年以来，真做到了干到老学到老，天天是在不断改进中生活着的。
我在仿膳社，看见豌豆黄上面的山楂顶码，切的是红五星，就指着对牛文质说：
“牛老师傅，您也年轻了。”
他说：
“我心里一高兴，不知不觉地就切成红五星了，将来再琢磨些奇巧的花样，叫吃的人看着更舒服些。”
可见，老师傅们无时无刻不在研究食品的色、香、味，无时无刻不在讲究食品的质量。
老师傅们，烹调了五十多年的老师傅们，是我们应该敬佩的！
我敬祝包括仿膳社五位老师傅在内的所有老师傅们身体健康！

猴子的社会秩序
谭邦杰
吴祖光同志在一篇峨眉山记游的文章（旅行家杂志3月号）里，讲了许多有关峨眉山的猴群的故事，很使人发生兴趣；
尤其是有一段关于一位排长用对待恶霸地主的方式对待了猴王，以致从此“树倒猢狲散”。
关于这件事办得对不对，颇有几位同志愿征求我的意见。
我想起一件类似的故事。
在罗马动物园的猴山里，老猴王死去了，久已跃跃欲试的一只大猴子继任为新猴王。
当老猴王仍在世时，它还有所顾忌，现在却显示出无比的残暴，不但吓得群猴日夜惶惶，而且还不许它们吃饱。
它自己虽已饱得无可再饱，但还不让别只吃，却把地上所有的食物集拢成一大堆，自己一屁股坐上去，怡然自得！
像这样的猴王，只要设法把它捉出，单独禁闭，也就是了。
但不幸的是：
这只猴特别狡猾，怎么也捉它不住，最后只得乘它歇在最高枝上的时候，一枪将它打下。
动物园为了照顾猴山的安宁和全体猴子的健康，不能容许猴王过于残暴，这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如峨眉山上的猴群是否也应援例呢？
我想是不可的。
那里的猴群是野生的（或至少也算是半野生的）。
以人类社会的道德尺度来衡量猴子的社会，无论其本意是多么真诚无私，恐怕也脱不掉主观主义的帽子吧。
但是老和尚为猴王开脱的话也是有点“以君子之心度猴子之腹”，同样是靠不住的。
熟悉猴子习性的人都知道，猴王不让小猴上前抢食，决不是怕它被人捉去。
回到“家”中后，也决不可能把装在颊囊（就是所谓脖子底下的口袋）里的食物再吐出来喂它。
不但猴王（公的）决不会这样做，甚至母猴对自己的亲生仔也没有这样大方。
管猴的人可以证明：
遇到美食当前，母猴也只顾拼命往自己的颊囊里装，有时甚至打小猴几记耳光，把它打得唧唧乱叫，因为它抢得太过火了。
普天下的猴子原来都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秩序之下教育成长的。
这里没有什么所谓道德或谦让一类的说法，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只是如何从小练出一身最好的谋生之道而已。
相反的，倘若小猴自幼学的是一套互相谦让的美德，那却未必是福，很可能要落在自然淘汰之行列的。
苏克曼教授根据伦敦动物园猴群生活的多年观察写出了一本富有趣味的“猿猴类的社交生活”，这本书，不但对生态学家具有参考价值，就是一般人读了也会得到大量有趣的启发。
书里也向我们提供了有关猴子的社会秩序的丰富资料。
在动物园里，人们经常可以发现猴子在互相“捉虱子”。
其实哪里有那么多的虱子！
这也不过是社交的一幕吧了。
原来在猴子的长毛下面，在皮肤上常常附着一些分泌物的结晶粒，略带咸味，猴子们找出来放入口中嚼嚼，大概有点像我们嚼瓜子的意思。
但其意义尚不止此。
其中还有着社交的作用。
两只猴子闲来无事，凑在一起就“捉虱子”，这往往是“位分低的”给“位分高的”捉，尤其是替猴王捉，显然是有着巴结的意思。
反之，猴王或位分高的猴子也有给猴臣及小猴子“捉虱子”的时候，这却有着示宠的意味在内。
在我们的社会里，二人相逢，一人向他人以背，这是被认为大不敬的事，但是在猴子社会里，以屁股相向却正是亲善的表示。
还有呲牙咧嘴也算是好意，但若是向你注目点头，你可要当心，那是准备要扑过来了。
由此可见，主观的想像，总常常是与客观的事实不符的。
我们和它们虽然谊属同目（灵长目），但究竟还不同科；
在长像方面虽然也或多或少有点相似，但心里想的却大相径庭，风俗习惯，更不用说，了解得还很不够。
只凭一己之见，连我们人的社会中的规律还未必判断得准确，何况是猴类的社会秩序哩！
（附图片）
刘勃舒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