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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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整风运动，是在新形势和新任务面前，我们党重新进行的一次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
整风的目的，在于克服党内滋长着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以进一步提高思想，团结全党，更好地团结和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整风的主题，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就我们部队来说，其中最突出的是官兵之间、上下之间、军民之间以及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属于是非问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不是敌我之间对抗性的矛盾。
因此，整风的方法，决不能采取对待敌我矛盾的方法，而是要采取对待同志的方法——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方法。

所谓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就是既要坚持原则，弄清是非，同时，又要团结同志。
对待内部矛盾，对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必须进行彻底的批评、揭露，原则问题必须原则对待，具体分析，是则是，非则非，是非一定要分清，错误一定要纠正，决不能采取调和态度。
不这样，就不能彻底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同时，对待同志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又必须采取与人为善的治病救人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平心静气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决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
过去，我们在解决内部矛盾时，曾出现过一些粗暴无情的批评；
在敌我斗争中，也曾经误伤过一些同志，以致使一些同志至今感情上留下了创伤。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证明，粗暴无情的批评不仅没有加强团结，反而加大了距离，不仅没有解决原有的矛盾，反而增加了新的矛盾。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些经验和教训，决不能再犯这种错误，再不能用粗暴无情的作法对待同志了。
总之，既弄清是非，又团结同志，是解决思想问题，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个方法，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

怎样才能真正地实行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方法呢？

最根本的问题，是认真执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
这就是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团结，而且只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才能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就是从爱护同志，从维护党的最高利益，从维护六亿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
前面已经说过，整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三个主义，加强党内外和军内外的团结，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就是要从这个愿望出发，去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有了这种愿望，当进行批评的时候，就必然会更冷静、更诚恳、更耐心、更实事求是，真正作到与人为善的，治病救人的，恰如其分的批评。
有了这种愿望，当受到批评的时候，就会对任何批评都采取欢迎态度，不计较对方的方式，而善于从各式各样的批评中，吸取正确的，有益的成分，虚心地检查自己，坦率地进行自我批评。
这种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会使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感到既亲切又严肃，共同的愿望，使彼此平心静气的坐下来，实事求是地划清是非界线，然后，在新的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反之，如果没有这种愿望，或者这种愿望不明确，批评和自我批评失掉了目的性，就难以正常地进行，就容易违背整风意图，甚至会犯错误。

解决思想问题，要靠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更不能随便使用组织处分的方法。
中央特别指出，“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
这就是说开大会很容易给人以压力，而且人数多了就不容易畅所欲言，倾心相见，也不容易充分地把道理讲清楚。
而小会和个别交谈，则可以避免这些缺点，使彼此进行充分的说理，细致的分析，一直到解决问题为止。
另外，就是要有高度的民主精神，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
看到别人消极因素的一面，也要看到别人积极因素的一面；
允许你批评，也允许别人反批评；
自己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但不能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
对原则性的问题，可能时可以作出必要的结论，但必须容许保留不同的意见。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以理服人的精神的贯彻，才能够达到真正思想上的统一。
如果不这样作，采取简单生硬的办法，只许你发言，不许人家说话，只许接受批评，不许保留不同意见，或者采取斗争会的方式，或者轻率地使用组织处分，都会障碍思想问题的解决，并且会使矛盾扩大起来。

我们一定要坚持既弄清是非，又团结同志的原则，一定要掌握团结——批评——团结的武器，一定要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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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第一次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4日在北京开幕。
解放军和志愿军的二十名家属代表应邀参加。

5日，全体代表分组讨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杨之华向大会所作的报告。
部队家属代表小组在讨论中，一致认为地方职工家属的工作成绩很大，经验很多，应该虚心向她们学习，进一步搞好部队的家属工作。

解放军和志愿军应邀参加大会的代表，都是积极开展家属工作、勤俭操持家务、认真教养子女的优秀人物。
这中间有：志愿军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的爱人宋青，是1938年入党的老同志，1955年复员当家属以后，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
她有四个孩子上学，一个不满两岁的小孩由她自己带养，没有雇保姆。
她除了照顾孩子以外，还抽出时间下地种菜，1955年除了自己吃用外，还交给伙房三百斤。
解放军某坦克团政委的爱人李改秀，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她除了安排好自己的家庭生活以外，还帮助其他家属，为她们调解纠纷，组织她们给战士缝补衣服，帮助炊事员做饭，帮助驻地农业社生产劳动。
铁道兵某团妇女工作员刘翠芬，在鹰厦铁路工地上，因部队家属居住分散，她经常翻山越岭，挨门挨户到各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1956年7、8月份，部队施工任务很紧张，她带领家属小组，到工地上帮助战士缝补衣服共达五千九百多件。

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预计开八天，6日全天将进行大会发言，交流经验。
===== 广大官兵帮助抗旱；
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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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广大官兵出动帮助农民抢收、抗旱、防洪，表现了争取农业丰收的巨大热情。

济南、南京、武汉、成都、福州各部队都主动和当地农业社取得联系，派出突击力量帮助抢收小麦。
6月3日，王新亭上将、彭嘉庆中将率领济南部队领导机关三百多名官兵，去济南郊区帮助利国农业社抢收小麦，不到四个小时就收完了六十多亩。
生产队长刁风玉说：“这一下子再不用耽心刮风下雨了。”
四川璧山、江津等地区的驻军官兵和家属，看到熟透了的小麦正受着雨害的严重威胁，就积极帮助抢收，目前驻地附近已大部收完，转入插秧。
浙江洞头地区的麦子已经熟了，忽然得到台风暴雨将在二十四小时以内来临的消息，元觉乡的两个农业社的青年都出海捕鱼去了，驻军立即全力出动支援，使这个社的麦子没有受到损失。

在干旱地区，防旱抗旱的活动很紧张。
兰州部队到目前为止，已在干旱地区挖水渠八千七百三十公尺，帮助政府测量水渠二千公尺。
青海民和地区驻军修成了一条足以灌溉一千余亩地的水渠，带动了当地回汉人民积极进行抗旱。
山东省莱阳地区正值小麦生长和种植花生的季节，但从入夏以来天气十分干燥，当地驻军官兵帮助农民浇地、拔草，在三个小时内从山下往二百公尺高的山上担水九千三百九十余担。
锦州地区入春以来没有下过一次透雨，很多棉不出苗，驻军派出突击人员帮助农民担水、补苗。

许多部队帮助农民防汛防洪。
吉林省延吉市驻军八百多名官兵和当地的共青团员组成了一支一千二百多人的劳动大队，在市郊布尔哈通河边修筑了长达一百二十公尺、宽十四公尺、高四公尺的河堤。
这道堤坝对于防止水灾有很大的作用。

今年武汉地区松毛虫灾害很大，被灾松林面积达八千余亩。
驻军官兵连日出动消除虫害。
仅武汉部队直属机关官兵在一天内就捉松毛虫茧二千斤。

河北省昌黎县驻军帮助农民抗旱 左向摄（照片）

作者：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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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艘护卫舰曾在5月30日进行了最后一次试航。

参加试航的有东海舰队来光祖大校和舰队以及工厂的一些负责人员。
他们参观了舰上各部门的战位操作和战斗演习。

指挥试航的舰长是二十六岁的丁人骏上尉。
他和一部分官兵从去年3月就到这艘舰上工作，经过了工厂试航、国家试航和远行试航的学习、锻炼，现在已经掌握了舰的性能与操纵知识。
丁人骏舰长站在装有许多仪器的指挥台上，指挥着舰员操作。
军舰离开了码头，在黄浦江上行驶，停泊在两岸码头上的兄弟舰艇的舰员们列队向自己的新战友致敬；
护卫舰也鸣笛致谢。

护卫舰在四级风浪的海面上，行驶得既稳又静。
如果不是看见它两边掀起的银色巨浪，你还以为它在原地未动。
操舵兵廉福田看着舵表，用一只手来回搬动着舵把，任凭风浪的冲击，仍保持了正确的航向。
突然，横排的渔网拦住了舰的去路，丁舰长立即下令停车。
舰在渔网前停住，灵活地转了个弯，向大海中驶去。

舰上的各种火炮，随着指挥仪迅速地转动。
鱼、水雷部门长汤丁相向来光祖大校介绍各种防潜武器的工作情形。
来光祖大校亲自检查了弹药舱的温度与舰上的锅灶后，对记者说：“过去感到弹药舱温度高，舰灶不合乎要求；
经过工厂改善后，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十余小时的试航中，全舰各种机械运动自如，仪器指示良好。
操舵中士徐正和说：“在这艘舰上工作真好，各种仪器很安全，遇着任何复杂情况，都能及时地处理。”

作者：白天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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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会同志一致认为：总后勤部工作中的官僚作风是相当严重的，在处理问题时不认真、拖拉，各部门之间互相推脱责任、“踢皮球”，这是造成下面工作忙乱被动的主要原因。
比如：职工福利有许多问题解决的不好，不统一，下面多次提意见，总是不理睬。
又如：部队打开水用的水桶，一再请示总后解决，总后则三番五次地推脱。
去年营房管理部门与财务部门就此问题踢了一年的“皮球”，问题仍未解决。
大家认为：后勤工作光有分工，缺少合作，总后各部门之间互不通气。
有人提出：总后有许多比较重要的规定留着“活口”，没有及时解决。
去年7月转发国务院对工薪制人员退职退休规定时最后附注：本办法暂不适用于军队领导的企业化单位，既然不适用，为什么要下发呢？
可是适用的办法直到现在还没有下文。

关于物资供应和财务制度，不少同志提出：总后对施工部队的物资补助问题不够重视，不作深入调查研究，坐在办公室里订标准，又缺乏群众观点，因此有些标准规定很不合理。
如今年无根据地减低了施工部队的伙食补助，就是一例。
到会同志还批评总后与各总部之间工作不协调，各自为政，使下面的工作无法进行。
如：去年在支援农业合作化时，总政指示各部队的马粪要无偿地送给合作社，而总后则规定马具应由马粪变价款项中解决。
又如：今年训练大纲中规定了摩托乘员的训练小时，而总后则不发给这些人员的训练油料。

会上很多人提出：总后对下面的工作统的太死，不能让下面独立思考，虽然有些问题把权力交给各区自行解决，但又不相信下面能办好。
例如去年烤火煤的标准，总后让各区自行规定，当济南部队根据本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标准上报时，又无根据地认为标准高，三番五次指示按照总后的意见修改。
当2月底已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又派人下来检查，拿着温度表进行实验。
大家认为总后勤部领导上对这些问题，应当在整风中好好检查。
===== 部队还要不要美术这朵花；
-——记总政宣传部召开的美术工作者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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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总政宣传部召集了在京部队画家、美术工作者的座谈会。
参加会议的有全国闻名的画家，有从士兵里生长起来的美术工作者，有部队各报刊的美术编辑，各军种、军区、政治学院的美术工作者四十七人，座谈会开了三天。

美术这朵花，在部队几被拔光，留下的也将枯萎。

从1949年起，部队整编掉了四百多个美术工作者，只有极少数的画家被留下了。
文艺处助理员曹欣说：“美术工作是最苦的一门，在编制上是被拔掉了。
就以总政来说只有创作室的八个人，还有就是允许文工团中保留两个名额。
现在部队美术是靠它自己的倔强生命力在那里生长。”
中央美术学院谷文达，十三岁参军时，走不动战士抬着他；
他爱战士，愿意为兵服务，可是他被迫转业了。
他说：“我转业时很难过，当兵十八年，不愿离开队伍。
干部部一位领导同志跟我说：‘我们没这编制，你是每月要二百块钱呢？
还是去画小人呢？
’陈沂部长也说：‘你当你的处长好了，为什么去画画！
’我爱美术，宁肯不要二百块钱，不当处长，也要去画画。
部队美术工作者的现状是：新的得不到培养，老的推出去、关起来。”
政治学院有几个老作画的，却只能画地图、路标，不能进行创作。
安明阳说：“我在创作上，是在挣扎，因为这是非法活动。
领导对美术工作者缺乏支持和同情，有的不闻不问，有的想一棒子打死。
马寒冰处长就曾说过：戏剧、音乐可以感人落泪，使人兴奋忧伤，看了画却无动于衷。
所以他不重视美术。”
解放军战士社孙汉春说：“部队有这种论调：要做好党员就不能创作，要创作就不是好党员。”
尚沪生（女）过去是美术学院助教，热情地参军，结果不能进行创作，一年时间什么作品也没能发表。
她说：“我到部队来时，领导就和我讲，到部队还不是去打杂！
我不同意这说法。
可是现在却真是这样。
他们劝我回去，我舍不得离开部队。”
十二军向田野说：“编制在文工团，一月开二十多次会议，布置二十多次会场，连结婚会场都要我们去布置。
我们干的是爬、钉、搬、剪、贴，最后才是画。”
由于领导思想上对美术工作认识不足，对待美术工作者的待遇、生活环境，也很少考虑。
吕恩谊说：“黄胄的作品，享有国际荣誉，而只给他个中尉的待遇。”
全军剩下的唯一的雕塑家，也只能在一间很小的房间里工作，想退远些看看在塑制中的雕像都不能。

这朵花过去曾鲜艳地开放过！

这次座谈会上，大家力争要恢复传统。
西野说：“我们过去是有这种传统的。
毛主席在井冈山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要中央送几个绘画人员到井冈山前委；
古田会议决议第四节第二小节关于宣传技术的缺点指出：画报只出了几张，并提出‘出版石印或油印的画报’，‘把全军绘画人才集中工作’。
那一时期，绘画也起过相当的作用。”
谷文达说：“解放战争，进军成都，一千四百里，十天走到，战士太疲劳了，有的腿都走肿了，我们画张‘咱们大腿不简单，十天走了一千三’的画，战士很高兴，还在下边添了两句：‘毛主席了解咱，艰苦奋斗真能干！
’连宋希濂都说出乎他意料之外，走得这样快，情绪还这样高。”
会上有人说：我们把这传统丢掉了，现在是要把它恢复起来。

要解决编制，要给以提高。

关夫生说：“1951年12月陈沂在全军第二届宣教文化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已经取消了绘画。
对一个团该有几个麦克风都有规定，而对美术工作没提一句。
报告中只有一句：开展业余美术。
我们有一大批专业美术创作者，为什么说要开展业余美术？
分明已经肯定不要了。
第一次考虑编制时，文化部就没有考虑美术工作者的编制问题。
以后我们提出过建设方案，文化部连答复都没有。”
会上谈到有许多美术专业人材，在部队里埋没了，他们需要被重视起来，应该发挥他们的艺术才能，为兵服务。
无视这些人的艺术生命和天才，是令人痛心的。
黄胄说：“像西野、关夫生、艾炎这些人，在地方都很有地位，部队为什么不重视他们。”
吕恩谊在会上说：“美术工作者，在部队很难提高。
几年来各种文艺都检阅了，就没检阅过美术。”
关夫生说：“要正视、重视1938年前后入伍的美术干部，这种人军队只剩下十几人，他们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要挽救，要提高。
当他们艺术水平提高后，一定能放出更多更好的花朵来。”
高虹说：“军史绘画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应该指望这些在军队生长起来的画家。”
炜克说：“今天叫我当财经助理，明天叫我干军法审案子，现在要我当临时工。
在办公室画画挨批评，不得不在夜里画。
别人也不满意我扛着校官牌子打杂。
我自己也不能专业、提高。”
人们在殷切期望

政治学院来了十二个人参加这次座谈，他们是抱着相信又不相信能解决问题的态度来的。
安明阳说：“这就像叫人说给你照像，可是照像机里没有胶卷一样。”
人们这种耽心，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过去开过会，并没解决问题。
连续三天的座谈结束了，能否解决问题，在人们心里，还是将信将疑。

宣传部刘志坚部长、李伟副部长都发了言。
他们说，这几天的会，使领导上受到一次很好的教育。
刘部长说：“过去只有上边教育下边，这次下边教育了上边。
使我知道了这一工作有些什么问题，初步懂得了如何领导这一工作。”
他在会上提议，立即组成一个小组，进一步研究今后如何办，和拟定建设美术工作的方案。
并说：“一定要搞出个结果来。”
这个小组当即产生了。
人们对它寄托着希望。
===== 西藏军区副政委金绍山在京病逝-昨日举行公祭和安葬仪式-金绍山同志生前既能坚持原则；
照顾整体；
又能团结同志；
党委誉他为“好班长”，战士称他作“好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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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日讯 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金绍山少将6月2日在京逝世。
今天举行了公祭和安葬仪式。
彭德怀元帅、陈赓大将、甘泗淇上将、李达上将和总部及各兵种、学校领导机关三百余人参加了公祭和送葬。

金绍山同志曾长期患肺病，6月2日中午又患肝萎缩而不幸逝世，享年四十二岁。

金绍山同志是湖北省礼山（现改名大悟）县人，生于贫农家庭，幼年曾给人放牛、当雇工。
1930年，他只有十六岁，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历任通讯员、班长、排长、指导员、教导员、营长、副团长、团政委、分区政治部主任、分区司令员、旅长、师长等职务。
他在二十七年的革命斗争中，曾经历过千辛万苦，两次负伤流血；
他积累了丰富的部队工作经验，成为我军的坚强的领导骨干。

举行公祭时，主祭人彭德怀元帅向灵前献了花圈；
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上将致悼词。
甘泗淇上将在致悼词时说，金绍山同志在生前民主作风好，既能坚持原则照顾整体，又能团结同志，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在康藏高原修建某机场过程中，曾被修建党委誉为“好班长”。
我们正需要很多这样的“好班长”。
甘泗淇上将说，金绍山同志非常关心战士，常常告诫干部不要因为吃了小灶、中灶而忘了大灶。
他在进军西藏途中常不骑马，并帮助战士挑担子，深得战士的爱戴，有人称他为“好妈妈”。
我们正需要无数这样的“好妈妈”。
甘泗淇上将在结束悼词时说，让我们更好地向绍山同志学习，把工作作得更好，来永远纪念绍山同志。

公祭后，灵柩移至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安葬。
在哀乐声中，彭德怀元帅、陈赓大将、甘泗淇上将、李达上将和参加送葬的同志绕棺一周，向亲爱的战友——金绍山同志默哀告别。

作者：赵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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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疆军区政治部决定出版维吾尔文报纸，以满足本地民族官兵的需要。
出版维吾尔文报的试版筹备工作正在进行。

正在进行的军区整风会议上，民族部队的同志批评军区对他们的民族特点和实际困难体谅不够，他们缺少本民族文字的学习文件，没有本民族文字的报纸，因此影响他们接受新鲜事物。

同志们还提出，在民族部队中普遍没有托儿所，孩子们不得不送进汉族托儿所，这对儿童的生活和教育都很不方便。
军区张希钦副司令员说：民族部队的托儿所要办。
他建议会议认真讨论并解决这个问题。
（赵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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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总政治部整风办公室4日召开了驻京各部队的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会议。
从到会同志的汇报来看，驻京各部队的直属机关，多数已经“放”了，还有少数没有“放”。
会上，总政整风办公室的负责人说，没有“放”开的单位要赶快“放”，已经“放”开的单位应“放”彻底。
一定让大家把话说完、说透、说净。

这位负责人说：各单位要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这对于解决现有矛盾，鼓舞群众继续揭发矛盾，推动整风是有好处的。
对于群众提出来的意见，要组织专人进行研究和解决。
比如关于住房、食堂、车辆、小孩入托儿所等生活福利方面的问题，凡属本单位职权范围内的，领导同志应和秘书、管理部门的同志共同研究，具体调查，能解决的迅速加以解决。
他还说，海军直属机关在“鸣”“放”中间，已经调剂出了宿舍二千三百多平方公尺，解决了住房问题，这种边整边改的做法是值得仿效的。

作者：许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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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群众情绪活跃。
下午，政治部主任叶明将军，亲自召开本部干部大会作整风部署，并定于6月6日召开座谈会征求群众意见。
6月5日，武汉部队召开了高级知识分子和职工座谈会。
起义军官座谈会也即将召开。

下面是一些同志对我军历史经验的不同看法，这些材料大半是从一些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摘引下来的，每段是一位同志发言的片断。
——编者

从战术上说“小米加步枪”的经验过时了

从敌我力量对比来看，过去和现在都是敌优我劣；
但从我军过去和现在对比来看，我军已经起了一个质的变化。
在谈到运用我军经验训练部队的时候，我们不可把战略与战术混为一谈。
决定战略的因素是敌我整个力量（军事、政治、经济等）的总对比，当这个总对比还没有变化时，战略即不会有大的变化。
决定战术因素的是技术（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如敌情、地形、时间等），当我军技术装备有了变化时，战斗方法也就必须随着改变。
我军具体的战斗方法，已由单一兵种的战斗方法转化到了诸兵种合同战斗的方法。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小米加步枪”的经验过时了，也不应简单地说“小米加步枪”的经验没有过时，应当区别对待。
在战略上说，是敌强我弱，“小米加步枪”的观点仍然是适用的；
但从战术上说，“小米加步枪”的经验就已经过时了。

在总结前不宜过分强调

我们自己的民族习惯、特点、战争经验和建军传统，究竟哪些是优良的、光荣的，哪些是陈旧的、过时的，至今尚无系统的分析研究和总结，因此，哪些是好的必须保持与发扬，哪些是不好的必须克服和抛弃，并不明确。
习惯、特点、经验和传统的好与不好，有用与无用，其唯一的标准是是否适应于未来战争的需要。
真正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就是好的，就必须保持与发扬，反之，就必须克服、抛弃和改变，无论这些习惯、特点、经验和传统有多么久远的历史或曾经起过多么伟大的作用。
战争有权改变一切，一切都必须适应战争的要求，因此，在没有经过分析研究、批判提炼以前，一般地说，不宜于笼统地、过分地强调我们的民族习惯、特点、战争经验和传统，否则，就必然会限制我军的进步和发展。

抓住自己的经验不放不一定是聪明人

军事上的东西，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有所谓纯粹是自己的。
学习外国经验，并不排斥自己的东西，而是丰富自己的东西，或者改进自己的东西。
善于学习别人的经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是聪明人做的事，老是抓住自己已经过时或将要过时的东西不肯放手，不一定是聪明人。
希特勒德国的闪击战，是从英国人和意大利人那里学来的理论，在西班牙内战中试验成功的。
只有法国人才死抓住自己的“古董”不放手，在他们看来，只要一条坚固的马其诺防线，国防就安全了。
法国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自以为是”的失败者。
希特勒横扫欧洲以后，洋洋得意，以为只要一条坚固的防线被突破，攻势便成功了。
但在苏德战争中，遇到苏军反闪击战的深度战斗，他才大吃一惊，栽了斤斗。
德国人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自以为是”的失败者。
战争实践证明，向别人学习那些我们自己没有而且需要的东西，是十分必要的。

我军的经验值得珍视和发扬

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所表现的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以劣势的装备技术战胜优势装备技术的强大敌人。
这个特点过去一贯是我军制定作战原则的主要根据，因而，我军的基本经验也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敌人的经验。
在装备技术上敌优我劣的情况，在今后是否会很快改变呢？
根据我国工业技术发展的可能来看，在若干年内恐怕也很难完全改变敌优我劣的情况。
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可以肯定现在在教学中把我军的装备设想得和敌人一样，甚至还比敌人占优势，是过早了，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军过去以“小米加步枪”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和蒋介石军队的经验，志愿军以步枪和大炮打败美国高度现代化军队的经验，虽然这些经验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仍然是非常值得珍视和发扬的。
特别是这种劣势战胜优势敌人的作战原则，肯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适合我军作战需要的。
只简单地说“小米加步枪”的经验过时了，加以否认，是不妥当的。
如果我军的装备赶上了敌人，或者是超过了敌人，那时候事情就比较好办一些了。
正是我军处在劣势装备的情况，才真正需要更高度的指挥艺术，更能根据实际情况指挥作战的指挥员，训练得更好的士兵，更有政治觉悟的部队和更灵活的斗争策略。
所有这些，我军过去是有着丰富经验的，说我们过去的东西没有什么值得学习，是没有根据的。
当然，目前我军的装备已经有了变化，敌军的变化更大，如果单纯依靠我军过去的经验，不尽量吸收对我有用的外国经验，也是不对的。

要研究整理我军的经验

对我军过去的经验，要加以整理，仔细地研究和分析，哪些可以用，哪些过时了，应该加以区别，只简单地说“过时了”是不妥当的。
过去千万人流血牺牲的经验，未得到珍视和发扬，简单说“过时了”和被称为“狭隘的经验”，令人痛惜。
再这样继续下去是相当危险的，历史复辙不可重踏。
我们苏维埃后期教条主义者也是简单认为当时以前的经验过时了，否定了“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战术的以多胜少”，反对“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等战略战术原则。
他们提出了一系列错误的主张，要求“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拚消耗”等。
可是结果怎样呢，最后不得不退出红军根据地，变为逃跑主义。
历史的教训不宜重复，还是不要简单地说“小米加步枪”的经验过时了的好。

决不能以“狭隘经验”为借口否定一切

如果说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是局限的，过时的，那么苏德战争的经验就没有局限性吗？
所谓“战争”，除了本质不变以外，皆以时间、地点和对象为转移。
苏德战争时间是在1941年至1945年，至今已经过去十多年了，那时喷气飞机还没有在战场上使用，原子弹、导弹都在试验阶段，更没有氢弹。
当时的作战装备现在很多已被淘汰，战术也因军事技术科学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着，作战对象已由希特勒德国变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
即以地点来说，乌克兰大平原直捣柏林，并不同于中国的地理环境，因而也有其局限性，尤其今后决不会再有一个傻瓜，会在平原无依托的地面上挖堑壕，进行寸土必争的原子战争。
与此对比，解放战争是在我国境内，抗美援朝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时间有的过了十多年，有的才过了三四年，除了地点为山区（局限性较大一些）以外，不比苏德战争更现实一些吗？
从战斗形式来说，有战役进攻、战役防御，有对峙、追击、退却，有合围、被围，有抗登陆、反空降，从平面到立体，从堑壕到坑道，有成功也有失利，这不也很全面吗？
所差的仅仅是山区，限制了大兵团的机动，和没有使用原子弹，其他几乎全部有了。
这是一场小型的“世界大战”，我们怎能在“狭隘片面”的借口下一概否定这些经验呢？
（当然把这些经验估价过高，忽略了它的片面性也是错误的。）有人在训练中举战例时，全部都是外国战例，认为我们自己的不值一举。
不仅如此，就连毛主席军事思想、十大军事原则和我党一些天才军事家的战略战术思想，也在不适合现代作战要求的论调下，而被查封起来了。
这不是典型的教条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表现吗？

作者：方天

近年来，有些群众反映说我们部队生活太好，我自己也有同感。
特别是中央提出“勤俭建国”、部队提出“勤俭建军”的号召之后，仍然这样下去，就更感到心中不安了。
最近看到谭震林同志调查的材料（发表在人民日报5月5日三版）中说：代表农民收支水平较高的黑龙江农丰社，1956年每人平均支出：贫农六十四元一角，下中农八十二元，上中农一百零三元；
代表华北收入较高的安阳专区幸福第四社，1956年每人平均生活费五十五元六角（贫农）；
山西雁北专区农民每人一年的生活费平均只三十七元五角。
至于重灾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当然就更差些。
但是，看看我们的部队，一个战士每人的平均消费额，1956年是二百一十六元三角（仅限吃穿），而同年农民每人的平均消费额是八十一元，职工（包括家属）是一百七十九元六角，部队高出他们很多。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必须和人民同甘共苦，这是解决目前国家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果我们的生活超出一般群众太多，就将脱离群众。
因此，我“放”出这个适当降低部队供给标准的意见，供有关领导和大家研究。

先谈粮食：地方上的重体力劳动者，每人每月用粮是三十五至四十四斤，我们士兵的用粮数比这个还多。
因此，有的单位每月实际购粮只达供粮标准的80％。
有的单位余粮不少，加上粮食控制不严，因此家属来队不按规定带粮票，以及其他浪费粮食的现象相当严重。
我想除了一些做超重体力劳动工作的部队（如施工部队）和分散执勤的单位粮食上需要照顾外，一般部队，特别是机关干部，今后从供给标准上每人每日减少一、二两粮食，是可以办到的。

再谈棉布：按标准规定士兵的衣服、被褥、鞋袜等，全部由公家供给。
校、尉军官除照发军衣外，一般均存有旧军衣，可继续穿用。
因此，所发之布票，其中一部分属于可用可不用之范围。
而1957年全军官兵个人用布（布票）比去年还增加了五尺。
我觉得官兵们的布票是用不完的，可以考虑上交一部分。
住寒区、亚寒区部队官兵的棉衣，规定是一年一套，也可考虑改为三年发两套。

再谈烧煤：我认为目前部队中煤的节约潜力是很大的。
过去部队用煤，一般也均有节余。
降低用煤标准，对支援国家工业建设有很重要的意义。
据有些单位试验，如果将吹风灶改为自来风灶，每人每天五、六两煤就够了，可以省下大量用煤。
因此，从现有标准上将每人每天烧煤减掉四、五两，我认为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改用了自来风灶，提高了烧煤技术，即使标准降低，仍可节省供给用煤的二分之一，甚至还多。

其他如肉、蔬菜、食油等副食品的供应量，也都可以酌情减少。
这不仅因为这些东西（如肉、蔬菜）减少供给量后，通过副业生产可以自给一部分，还因为这样作好处很多，它可以使军民生活水平不太悬殊，对缓和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也有很大作用。
我认为士兵每人每天减少一点猪肉（节日除外）、蔬菜，是适当的。
在食油上，为了照顾士兵，可以不减。
军官（包括在编职工）虽然是食堂制，但是肉、蔬菜、食油的供应也应适当控制，按比例降低一些。
随军家属及非编职工人员用肉等供应，最好按当地居民的定量，由地方供给，不应特殊。

标准降低后，能否保持部队的健康水平呢？
我认为是可以的。
因为减掉的是供给偏高的一部分，降低后的标准仍然适合部队的需要。
降低后，如果再能大力开展副业生产，大量养猪种菜，并加强伙食的管理，甚至还可以使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标准降低，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每天也只不过是少用几两、几钱的东西，说起来是件小事情。
但是“集腋成裘”，全军都降低，省下的东西就多了，就可以为国家和人民解决很多问题。

本报讯 9193部队最近组织一个工作组，在驻地挨门逐户地进行访问，本着边检查边改进的精神解决军民矛盾。

9206部队租用的四十亩地虽然还给居民了，但地里的工事是居民自己动手填平的。
工作组将这一情况反映给领导上以后，领导上当即决定由部队帮助农业社生产，补偿居民填工事付出的劳动。
过去，部队的马车经常通过麦地往仓库拉东西，踩出了一条长二百公尺、宽两公尺的大道。
老乡把这情况反映给工作组。
第二天部队就接受了这个意见，动手将这条大道挖松、堵死，让马车绕道走。
由前桥到火车站，原来有一条笔直的大道，部队修了营房、操场以后，便把大道隔开了。
哨兵不让群众经过操场，群众只有多绕几里地走，因此很不满。
现在部队决定不再禁止群众打操场上走过。

工作组的同志体会到：今年春节虽然进行过军民关系的检查，但是只和乡干部交谈，只召开了部分人参加的座谈会，这是很不够的，现在进行挨门逐户的访问，能发现更多的问题。
工作组准备用十五天到二十天的时间进行了解处理，做到家家称心满意。

本报讯 0965部队六百零五名编余干部组成的农村工作队，已在广东湛江专区、广西容县专区等十一个县展开工作。
最近部队党委协同湛江地委检查了工作队在遂溪、茂名等县工作的情况，表示满意。
4月间，部队领导对编余干部进行了支援农业合作化、争取今年大丰收的教育以后，许多编余干部自愿报名到农村去帮助工作，其中大多数都是党员。
下乡前他们又学习了各项政策和了解了当地风俗习惯。
下乡后，干部们普遍和农民打成一片，工作情绪很高。
遂溪县桃西乡工作组四个干部每天与农民一起犁田锄草，在劳动中和农民谈心，几天内就摸清该乡农业社社员的一些意见，向领导上作了反映，并提出了解决办法。
玉林县木根乡工作组协同乡干部动员了四十七户社员把原来准备卖掉的七百多担肥料又追施到田里去。
该县半联乡工作组还协助调解了当地群众因争水利而发生的纠纷。
有些工作组的同志以亲身参加劳动的实际行动，带动了当地一些不愿参加劳动的复员军人。
群众对下乡的干部反映很好。

作者：陈文宝

本报讯 取得射击第一练习总评优秀成绩的0161部队三支队，给优秀射手的家长写了祝贺信。
家长们接到贺信十分感动，来信表示：一定要积极生产，争取今年大丰收。

陈达华的哥哥从广东来信说：“吾弟能荣获优秀射手之称誉，皆承党和毛主席及你们之教诲，我们誓当搞好生产，争取大丰收来答谢党和毛主席的关怀。”
他还写信鼓励陈达华说：“在部队里应精心练武，精益求精，答谢上级的培养和同志们的赞誉。”
柳村青的父亲来信说：“当我接到我儿成了优秀射手的贺信时，不由得流下热泪。
在旧社会我过了半辈子牛马生活，共产党使我们成了国家的主人。
儿子当兵一年就成了优秀射手，这真是大喜事。
我一定全心全意办社，提高生产来回答你们……。”
（陈文宝）

作者：和风

听说我们后勤学院有的家属坐上小汽车进城，到东单菜市或西单菜市去买大葱。
我觉得这很新鲜，就向有关单位作了些调查，现在本着整风的精神，把它写出来。

我院经常用的小汽车有十辆，平均每周每辆车约跑一百五十公里，可是据司机同志讲，接送首长开会、听报告等的用车，一个月也没有一两次。
那么这些车都作什么用了呢？
我们曾翻了翻5月11日至5月18日这一个期间的行车卡片，上面记载这一周共出车五十七台次，其中去医院看病的三十九台次，工作用车仅十八台次。
在看病的车中，除有五台次是高级班学员看病用的外，其他全是首长家属看病用的。
而这些家属有的隔一天看一次，一个月就要跑十五次；
有的甚至早上坐车去挂号，下午坐车去看病，一天就跑两次。
有的家属看了病之后，还要逛逛公园、遛遛商场。
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

某主任的爱人，在住疗养院前，差不多一个星期要去北京医院看病四、五次，每次看完病都要到一些地方去逛逛。
据司机同志称，她很会安排，一周内逛的地方没有重复的，如百货大楼、人民市场、军人服务社、北海公园等等，每次出去最少要跑四个地方，一个月还要到安定门外去一两次。
有次她要买一个樟木箱，第一天进城去没买到，第二天又坐车去买。
虽然一个星期出去四、五次，她还常对司机说：“现在派车很慢，真难呀！”
又如某部长的爱人，有次曾要车和她弟弟到总后勤部礼堂去看戏，总后勤部离后勤学院有多远呢？
原来是门对门，只有一路之隔。

家属用车究竟耗费有多大？
我们计算了一下：如每月去城里十五次，每次来回三十公里，共计就是四百五十公里，耗油四十五公斤，加上修理保养费，计人民币约一百一十二元五角。
这只是在“钱”的方面算了一笔账。
至于影响之坏，比之一百多元不知要大多少倍了。

作者：日出
栏目：矛盾拾零

到处是“禁区”
最近在一些部队机关的办公室、俱乐部的门窗上，到处贴着“注意，闲人免进”等字样，有的更露骨地写道：“未经准许，不准进来！”
这一来，不要紧，可苦了士兵们，他们不仅一抬眼就看见刺人的话语，更担心的是怕一脚踏错，误入“禁区”。
平时，当他们因事走到这些门前时，总不免要踌躇不前，摇头兴叹。
（日出）

车上所见

星期日，我乘车去京郊。
车行至麟阁路车站，有一位军官跃身登车，坐到“孕妇专座”上。
车行至太平桥车站，上来一位抱着小孩的妇女。
“同志们，请让个座。”
售票员说。
这位军官头一扭，装未听见。
售票员又说：“军官同志，请把座让给带小孩的。”
谁知，军官一听，雷霆大作：“我买的不是站票！”
这句话立刻引起群众的议论，说“真像老爷”。
（矛）

身份证成了购肉证

我的爱人清早去塘沽大街排队买肉，站了一个钟头，还未买到东西。
谁知这时有个人不慌不忙走到柜台面前，马上买走一块肥肉。
原来这个人也是军官家属，因为带着她爱人的“军官身份证”，才取得这种特殊照顾的。
塘沽地区对军官买肉有优待，于是有些军官便抓住这个“窍门”，随便让家属和乡邻持身份证前往购肉。
他们没有想到因此在买肉者的行列中引起了愤懑之声。
（王青）
===== 对首长的意见-工程兵机关参谋；
助理员座谈会摘记

作者：亦云

签字批语一大串，还是不知怎么办

部门里遇到一些重大的问题，写了报告，请首长批示。
有些首长看了以后，只在报告上签了个字，甚至只画个圈圈，表示看过了，就原件退回。
有的首长虽作了批示，但非常原则。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份文件呈送给首长以后，积压了很久，这位首长看了，转给另一位首长，转来转去，拖了很长的时间，结果文件上增加了一大串首长的名字、圈圈以及“原则批示”，而部门里还是不知道事情该怎么办。

有这么一件事：在一个属于国防工程建设单位的采石工厂里，工人们因为工会和物质福利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生产情绪受到严重的影响。
有关单位给工程兵领导机关写了报告，请示应该怎么办。
报告呈送到一位首长那里，首长批道：“按照国家规定的劳动保险条例解决。”
究竟应该按照劳动保险条例的哪一条或哪几条去解决呢？
而且这件事还牵涉到经费问题以及与地方工会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又应该怎么解决呢？
首长都没有具体指示。
部门里的同志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把首长的“原则批示”照转下去。
“原则批示”是4月份转下去的，到目前为止，采石厂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首长互不通气，下面无所适从

一件事情，请示了这位首长，这位首长说应该这么办，请示了那位首长，那位首长又说应该那么办。
究竟应该怎么办，下面无所适从。
以两件小事为例：

关于出工程兵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的会刊，一位首长的批示是以政委办公室的名义出版，另一位首长的批示是以司令部的名义出版。
为了出一个画刊，有的首长批：“要继续搞下去，不要功亏一篑！”
另一位首长批：“我看没有必要！”
究竟按照谁说的去办呢！
下面是很为难的。
其实，要是首长们互相通气，商量一下，问题就不存在了。

“参谋、助理员，无职倒有权”
现在机关里的工作程序，已经有了一套公式：一个工作来了，首长布置给部长，部长布置给处长，处长布置给科长，最后，科长又布置给参谋、助理员。
参谋、助理员当然是再没有人好布置了，实际工作这才开始。
于是参谋、助理员们忙着找资料、搞统计，生产了各式各样的总结、报告。
参谋、助理员搞好以后，呈送给科长，科长修改一下，呈送给处长，处长修改一下，呈送给部长，部长再修改一下，最后呈送给首长。
于是大家都完成了“任务”。
这里如果要计算一下这些“长”们的劳动，那就是层层传达指示和层层转呈文件。

问题还不在于谁劳动了多少，而在于这些领导同志因此养成了懒惰的习惯，什么事情都往下推，自己不动手。
他们对于工作中的许多具体情况不了解，业务上不钻研。
假如首长抽测一位处长或科长，问问他这个部门的具体情况，他不看材料恐怕是说不出来的。
而参谋、助理员呢，什么事情都做，连一些规章、制度，也都是由参谋、助理员起草。
无怪乎有人说：“参谋、助理员，无职倒有权！”
首长下部队，听过汇报就“凯旋而归”
每次整顿机关作风，都有人批评领导干部不深入下层，不关心群众的疾苦。
每次整顿以后，领导同志似乎也都有些改进。
但这种改进，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就拿下部队来说，首长们下部队，只是听听部队里负责同志的汇报，到操场、课堂上去看看，然后就“凯旋而归”了。
其实部队里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地了解到。
一位首长听说工兵某团工作上有很多问题，就带了一位秘书到这个部队里去，帮助解决问题。
但他并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只是给干部们作了一个报告就回来了。
这样就算解决问题了吗？
是很值得怀疑的。

作者：杜家慎

军事工程学院有没有教条主义？
为什么一直没有多大动静呢？
记者就这个问题访问了该院一些领导干部、教师、机关人员和学员，下面是这些同志的看法。

教条主义不仅有，而且相当严重

应该肯定，几年来学院在建院和教学工作等方面，是有明显成绩的。
但是也应该肯定，学院的工作上不仅有教条主义，而且在某些方面表现得还相当严重。
拿教育计划来说，就是照搬外国的。
可是我们的情况和人家不同，我们的学员多半是地方青年学生，缺乏军事业务的基础，照搬的结果就使得某些教学内容和要求与学员的实际需要脱节。
去年，有些学员就普遍感到理论课多了，实习课少了；
一般课程多了，专业课程少了。
如果完全按照教育计划进行，就很难培养出名符其实的军事工程师。
因此，有不少人担心毕业后做不了实际工作。
还有的学员认为，即使在理论课中，也是基本理论讲得少，而像军事地理、筑城发展史等课的时间却过多。
学员认为这样的课程，只要自己看看就可以了。

在一些干部和学员中，还反映某些教学内容不切合我军实际需要。
如有的学员认为电站知识学得过多，但是根据我军工程部队的实际情况，却用得不多，而部队十分需要的防潮绝缘的知识却学得少。
上工事设备课时，讲水暖设备，讲军用厨房（甚至有烤面包设备）。
讲海深、海水密度、风力强度时没有中国海区的资料，而是讲黑海、波罗的海。
这些都是不切合我国实际情况的。
此外，在技术学习中也并不是没有教条主义，如有的学员死背有关武器维护的条例；
课程设计照搬蓝图；
教学设计没有注意战术、技术的要求和经济实用等。
在交谈中，大家特别感到不满意的是战术课。
该院的战术教材是从军事学院照搬来的；
教员照本宣读，一堂课就念了一厚本，从单个教练到师的战术都学，不符合这里学员的需要。
战术课的另一个重大缺点，是不能同学员所学的本门技术、本兵种作战需要结合起来；
一般合同战术多，本兵种战术少。
如有的学员光知道作战时怎样设置障碍，但是铁丝网和地雷到底哪个应设置在前边，哪个放在后边都闹不清楚。
在政治课中同样也存在着严重的脱离实际的现象，学员意见很大。

军事工程学院的教学中既然有教条主义，为什么迟迟反不起来呢？
一般认为，主要障碍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
要反掉教条主义，就得铲除官僚主义的障碍。

领导上决心不大，顾虑重重

该院教条主义所以反不起来，许多同志认为：关键在于领导上陷于事务工作中，长期没有深入到教学中去，在新鲜事物面前缺乏艰苦钻研的精神，因此对教学中的教条主义体会不深，反教条主义的决心不大，怕反乱了不可收拾，怕没有东西代替。

一些教师感触最深的是：领导上不熟悉教学业务，对教师提出的改进教学的建议不能鉴别是对是错，而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
因此，教师不敢掏自己口袋中的东西。

学员中比较普遍的反映是：领导上充分发动群众来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心是不大的。
如学院修改教育计划时，正赶上学员学习很忙，领导上只让大家匆匆忙忙提了两点意见就草草结束。
像这种关于“百年树人”的事，领导上应该让学员仔细研究才对。
此外，有关某些教学问题，不少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而领导上却认为这只有等待学员毕业后经过工作的实践才能看出谁是谁非。
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反教条主义的进展。

作风不够民主，不大倾听群众意见

该院反教条主义劲头不大，与领导上作风不够民主、不发动群众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某些同志认为，领导上光有“整”下边的思想，对来自下边的意见没有认真听取、辨别是非、以理服人，一听到人家提意见，就沉不住气，用大帽子压回去。
今年2月间，某系学员由于对战术课搬教条有意见，曾编了一出戏讽刺这种现象，领导上就对此大大批评一顿。
有的教授曾提出过改进工作的意见，领导上不问情由，就给加上一顶“不安心工作”的帽子。
学员比较普遍认为，现在群众的意见不能及时反映上去，总是要一级一级的“滤”，等“滤”到上边，学员的意见就“滤”完了。
因此有人主张召开学员代表大会，有的要求设立意见箱。

空头支票开得多

去年，该院党代表大会开会以前，曾广泛搜集过提案。
同志们花了很多时间，对有关教学、生活等工作提出了意见。
党代表大会也决定：限在一个月内给予答复。
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也没有听到答复。
有人问党的代表、系政治处等，也都不知道提案的下落。
“八大”文件学习时，大家对院的教学、生活、行政等工作又提了一大堆意见。
这次院领导上表示一定要处理大家的意见，并成立了教育计划、在职干部教育等四个委员会，负责搜集意见，提出改进方案。
大家抱有很大希望。
可是方案拟好，呈交给领导上以后，又无声无息了，直到现在还没有下文。
有的学员问：提了意见既不解决，又不解释，是不是我们的意见都不对？
有的学员说：副院长、副政委不和学员接触，天天说忙，究竟忙什么，不知道这种忙起了什么作用？
有的教授认为：领导上只是承认缺点，而不纠正缺点；
一提到纠正缺点，就“且听下回分解”了。

要反教条主义，就得铲除官僚主义的障碍

群众的意见一提再提，领导上一拖再拖。
“八大”文件学习刚结束，院领导上又提出全院人员过社会主义的关；
但是在“过关”教育中，只强调反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没有明确提出反官僚主义。
不久，中央提出整风、除三害；
这样一来，群众对“过关”教育意见很大。
有人说：本来是反官僚主义，相反，咱们却被官僚主义“反”了。
现在一般干部中，普遍地有反官僚主义、要求检查领导的情绪。
正因为如此，现在大家认为：不反掉官僚主义，不发动群众，不使领导上深入教学中倾听群众意见，亲身体验教条主义的危害，是不能反掉教条主义的。
要反教条主义，就得铲除官僚主义的障碍。

本报讯 在最近总政宣传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在京的一些部队体育工作者，坦率地揭发了总政在领导体育工作方面的官僚主义。

把体育工作摆在什么位置

“体育运动适合部队和战士的需要”，篮球指导张子沛说，“特别是像球类这种对抗性的运动，对军事更有特殊的价值。”
但是我们部队把体育工作摆在什么地位呢？
排球指导孙志安说：“1954年以后，全国体育运动蓬勃发展，部队体育工作却相反地日益削弱。
总政领导对部队体育工作的发展方向，研究过没有呢？
没有。”
黄烈说：“甚至我们联名打报告，请总政领导派人下来了解情况，都没有人理。
以后我个人又向总政首长打了一个报告，提出统一领导全军体育工作的建议，并介绍了抗战时期八路军120师的体育工作经验，也没有人下来调查了解，和我谈话。”
北京部队张俊英说，在一些负责同志心目中，体育工作就是打球的、玩的。
这还怎么谈得上重视？

如果重视体育工作，为什么许多可以解决的问题，又长期不给解决呢？
许多体育工作者都这样提出问题。
刘天鸣说：“1951年就提出解决场地和房子问题，但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黄烈说：“我们的所谓场地就是一个足球门。
元帅看见了，主任看见了，但都无动于衷。
我们没有房子，把一个厕所改成一间房子，结果大小便又要排队。
打好球，皆大欢喜，打不好都来批评。
真是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搞游泳、体操的同志更艰苦，他们几年来一直没有固定练习场地，没有医生监护，多发生了许多伤害事故。
游泳运动员的游泳短裤，规定两年发三条，还包括比赛裤子在内。
其实按需要一季就得一条。

不重视体育工作，也表现在不注意培养和输送后备力量方面。
侯维义说：“培养十个运动员，不一定有三、五个能达到国家水平。
运动员受年龄限制。
没有后备力量，怎么发展体育事业呢。”
他说，“八一”队现在虽不能说已经奄奄一息，但可以说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可是仍然得不到必要的后备力量的补充。
许多体育工作者都提出：要使部队的运动水平保持全国水平，就必须解决培养后备力量的一系列问题。

体育专家遭到冷眼

领导上在口头上也称体育指导是“专家”，但实际上却并不把他们作为专家对待。
孙志安说：“我们五个指导住一个房子。
这房子是办公室，是库仓，又是医务室、招待所，怎能学习和思考问题呢？”
唐宝坤同志是全国体育界的知名人士，威望很高，是全国篮球指导委员会的副主任，可是领导上却只给他和他的家人一间房子。
老指导陈虞添，只有一间房子，儿子、女儿回来全家都挤在一起，生活上很不方便，但没有人过问。
刘天鸣提出这样的质问：“为什么对体育界的高级知识分子，不按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呢？”
提起个人的遭遇，陈虞添非常激动。
他说：“我是1952年辞去大学讲师职务参加部队的。
在这里我名义上是业务组长，实际上是一个有名无职无权的组长，领导上根本不把业务组当一回事，把我当作可有可无的打入冷宫，上下都瞧不起，连最起码的政治待遇也得不到，给人太难堪了。
两次评薪都给我很大刺激。
第一次评一百元，是根据什么原则，到现在我还搞不通。
我向刘指导员说明我是怎样到部队的情况以后，他说：‘你是过去的讲师’，难道过去的讲师就是反动的讲师吗？
难道过去的讲师都是反革命分子吗？
第二次评薪，连个小小民主都没有。
你不同意也好，同意也好，领导上要评多少，就评多少。”
黄烈说：“领导上有宗派情绪，是党员提升就批，群众提升就不批。
一次我们报告提升几个人，结果只批了个党员。”
用时双手捧起，不用一脚踢开

运动员和作家不同，作家年龄越大，生活经验越丰富。
运动员受年龄限制，过了三十岁就困难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考虑自己的前途，是很自然的。
正像一个同志所说的，他们并不愿意做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进入社会主义。
因此，许多体育工作者对领导上只管使用，不管培养的态度非常激愤。
海军黄明俊说，平时领导不闻不问，比赛时却要求你创冠军，出健将。
许敏说：“有一次我向文化部陈沂部长提出前途问题，他回答说：‘你们还谈什么前途问题，吃这么好，拿那么多钱，国也出了。
’可见领导同志根本不了解我们，以为我们只是想吃、喝、玩。”
海军游泳运动员刘福然说：“我们一向领导同志提出前途问题，他就以为我们是闹思想问题，说：‘你翘尾巴我敲锣，再闹时，给你算伙食账’。”
体育工作者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领导上对待运动员是用你时双手捧，不用时一脚踢开。
冷明、金世杰说：举体操运动员魏东泰为例。
他的身体很棒。
一天背上忽然发现一些红点，259医院医生检查以后，怀疑是麻疯病。
究竟是不是麻疯病，领导上也没有再请医生仔细诊断，就办理了复员手续，把他送到麻疯病医院去了。
在医院住了四个月，仍诊断不出结果来，他实在住不下去了，给陈沂部长写信后，这才又回到了部队。
现在身体仍很棒，并没有麻疯病的象征。
领导上这样处理运动员，怎能不使人寒心呢。
对待篮球运动员虞德舜也是一例。
彭淑甘说：“从前把她从北京大学动员出来时，领导上说：‘你不能在军队为体育事业服务时，可以让你出去教书。
’现在看她发展不大，就把她送到保定去换大个儿，结果人家不要，又送回来了。”

作者：崔鲜疆

“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是党中央根据这次整风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来的。
以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方法来进行整风，是我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的一个重大发展。

辩证统一的关系

这次整风既然是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思想问题，就只能是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
只能说服，不能压服；
只能和风细雨，不能狂风暴雨。
在采取和风细雨方法解决问题的同时，又必须是严肃认真的，不能姑息将就，一团和气。
也就是说，只有严肃认真，才能有真正的和风细雨；
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有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严肃认真、和风细雨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不可机械地分割的。
严肃认真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和风细雨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严肃认真，说明对事、对问题要有原则性；
和风细雨，说明对人、对同志要诚恳、爱护、团结。
要想达到“既弄清问题又团结同志”的目的，要想做到既防“左”又防右的偏向，就必须本着“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方法来对待这次整风学习，两者是不可偏废的。

什么是“严肃认真”
严肃认真就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去对待问题，弄清是非。
对错误一定要揭发，并要以科学的态度加以客观的、全面的、具体的分析，对错误思想、行为要慎重负责，指出错误在哪里，错到了什么程度，错误的性质，产生错误的根源，找出改正错误的方法和途径，以便使被批评者从中得到教育，不再重复已经犯过的错误。
批评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批评就会是无的放矢，击不中问题的要害，被批评者就不可能从批评中得到教益。
对原则问题采取一团和气、不分是非、敷衍塞责的态度，是和严肃认真的精神违背的，对帮助改正缺点、错误是不利的。

什么是“和风细雨”
和风细雨就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以“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对被批评者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要像医生爱护病人一样去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
批评的态度要和蔼、热情、诚恳、冷静、耐心，要善于说服、诱导、启发，既要看到被批评者在思想上的消极因素，又不应忽视被批评者在思想上的积极因素，不要抹杀别人的一切，也不要进行过火的批评。
思想问题的解决，对问题认识的转变，都要有一个过程。
因此当被批评者还没有认识到错误之前，除积极地、反复地进行帮助之外，不要急躁，要善于等待，不要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所不同意的批评。
当一个同志受了批评之后，也需要给予适当的安慰与鼓励。
生硬、鲁莽、拍桌子瞪眼、“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概否定的态度，都是和“和风细雨”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值得深思和领会

只有“严肃认真”而没有“和风细雨”，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我们过去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一般说来也能本着“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方针，并且也解决了不少问题，救了不少同志；
但违反这一方针的情况也是有的，比如有时因缺乏“和风细雨”的精神，“整”得一个人抬不起头来；
也有时因缺乏“严肃认真”的精神，使一个人一错再错，错上加错。
因此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方针是值得我们反复深思和领会的。

作者：朱悦鹏

广开言路

从5月27日开始，总政治部许多部门批评和自我批评已逐步展开。
甘泗淇副主任在动员会上要大家毫无顾虑地“鸣”“放”，各部门领导也积极支持，再三动员大家彻底地“放”，把话讲完，无论对谁有意见，就指名道姓，不必隐讳。
保卫部的领导要求大家“有什么说什么”，并且“不出题目，不限范围，不分军内军外，部内部外”。
个别单位专门办了整风墙报。
一周以来，已经提出很多意见。

“门”
总政治部机关内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从笔者所听到的发言中看，大部分同志认为主要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的关系问题。
组织部助理员任宪民同志说，总政治部内部没有“墙”和“沟”，但有“门”。
领导者在“门”里，被领导者在“门”外。
上办公，“门”开了，领导与被领导还有来往，但仅仅是工作上的来往；
下办公，“门”就关了，领导与被领导互不相干。
很多助理员说，领导上不了解下边的心情，更谈不上进行思想教育。
有的领导对下边的批评态度粗暴，一个中校助理员说，他刚到总政工作半年的时候，不安心工作，把心情告诉给处长，处长简单地批评他是个人主义。
有人说，首长生活特殊化，也是脱离群众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下级关系有隔阂，这和许多领导同志只抓业务，不管思想；
只管公事，不管私事；
只管办公时间的人，不管非办公时间的人，有很大关系。
要密切上下关系，加强团结，非得大开门户不可，让领导者与被领导者都站在门里。

“关”
宣传部的同志说，总政治部有“关”，而且很多。
这个意见，别的部也有。
“关”多了固然有好处，但却产生了使工作拖延，限制了下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等副作用。
譬如一个助理员写一个文件，请示一个问题，要通过许多“关”，往往拖延很久，不得通过，不能解决。
有人说，“关”多，层次多，机构庞大，干部齐集，是总部的特点。
还有人说，总部的时间不值钱，虽然这些话有言过其实片面夸大之处，但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例如有的团级干部调总政编写教材，一年编了三、四课，每课只有三千余字。
一位助理员说，他到宣传部工作四年多，写的东西只被用了九件，还顶不上在下边一年的工作成绩。
“关”多必然官就多，这是发人深思的——究竟需不需要这么多“关”。

还有阻力

总政治部的某些部门在“鸣”“放”中还有阻力。
这些阻力主要来自领导一方。
个别的领导者总怕“放”乱了，想给“放”“鸣”划一个圈子，订出一些清规戒律。
某部一位副部长在给文工团做整风动员报告时，一方面号召大家大胆地“放”和“鸣”，一方面却给“放”“鸣”订起规则来，说什么过去（民主检查时）提过的意见现在不必提了，什么我有缺点但大家也有缺点，什么大家都是革命多年的人，不会像一般工农群众那样；
还有的部门的领导同志要求大家提意见时要考虑全面、成熟，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要考虑到影响，等等。
总政治部的领导同志和机关党委决定支持“鸣”“放”，克服阻力。
5月27日，甘泗淇副主任亲自去文工团召开座谈会，这对文工团的同志是很大的鼓舞。
总政机关党委6月1日召开会议，检查了各部门这一周的整风进展情况，决定继续鼓励大家把心里话说透说净。

加强领导

一周经验证明，机关在“鸣”“放”中，必须加强领导。
部门首长不参与领导是不对的。
机关整风的领导，必须采用部门首长与党组织相结合的办法。
党支部在整风中具体做些什么呢？
宣传部提出了四个工作：第一，搞好思想动员；
第二，及时汇集和反映各种情况；
第三，对有关“肃反”、“三反”及其他专门问题组织专人调查处理；
第四，和管理部门具体协商解决机关干部的福利问题。

第一坦克学校“放”中有“收”群众不能畅所欲言

本报讯 第一坦克学校在整风动员后，领导“放”中有“收”，群众的顾虑还是很多。

有些群众怕这次整风终于会整到自己头上来，所以不敢畅所欲言。
有人反映：王振祥校长的动员报告光说领导上有官僚主义，但举的例子全是讲下面有个人主义。
校整风办公室出的第期“整风简报“”也着重报道了群众“表示要好好整自己”，至于怎么除“三害”却只字未提。
在政治部徐皓副主任的报告中，也强调“不仅要整上，也要整下”，并且说，你们要鸣，我们也要鸣……。
领导上的这些言论，都无形中堵塞了“鸣”“放”的道路。
（陈建国、叶远晋）
===== 安息吧！
绍山同志！

作者：张文心

我怎么能马上相信这是现实还是梦幻——当我还不断看到你的笑脸，听到你乐观的谈话的时候，你却突然停止了呼吸，和我们永别了！
但你的容貌，你的声音，你的一切作为，就像你仍然还在我的身边，还在工作着、战斗着一样，是那么清楚地映现在眼前，我怎么能够忘记！

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你处处为党的事业、为工作着想，不计较个人得失，时刻愉快地服从集体利益的优秀品质。
党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论做军事工作、政治工作，从不讲价钱、打折扣。
过去的同级干部甚至低一级的干部，做了高一级的领导工作，你都能自觉地尊重、服从。
1955年组织上需要你回西藏工作，你就带着肺病未愈的身体，立即返回西藏。
你总觉得西藏军区的其他首长，或则身体不如你，或则年龄比你大，自己理应分担他们一些责任。
到西藏身体一直不好，但为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印度之行，你仍然带病往返送迎，前后达数月之久。
就在回到拉萨的4月初，症状已经出现，你自感万分疲困时，还坚持参加军区党代表大会。
就连这次来北京治疗期间，你也无时不在牵挂着工作，想以最快的速度把病治好，以便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

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生活作风。
你吃穿简单，生活刻苦，战争期间如此，胜利后也如此，一直是做什么吃什么，发什么穿什么；
你从不讲排场、摆阔气，从没有过额外索取、公私不分。
1952年到军事学院学习，为了物尽其用，你把进藏时发的皮衣、皮褥子等御寒衣物悉数留在了康藏高原。
1953年到重庆速中学习时，你在食堂吃饭，有时一月只吃八、九元，连牛奶都不订，一说你，你就和过去艰苦的时候比，就和现在一般的群众生活水平比，总说营养满够了。
这次一到北京进入医院，你唯恐有一个闲人，有一点浪费，又马上让警卫员返回部队，不让他们留在北京。

我更忘不掉你在家庭问题的处理上，那种少有的循循善诱，同志式的态度。
你尊重我，关心我，从政治上帮助我。
你从不为我们的长期分离而有任何不快心情。
在生活中遇有分歧意见，你总是处处忍让，事后批评解释，讲清道理，没有半点对女同志不平等对待的现象。
你和孩子们相处，最长也不过四、五个月，但你却给了他们多么强烈的影响。
你重视孩子的思想教育，经常警惕着他们的特殊思想，不论在家里、在街上，总通过各种具体事物，耐心地对孩子们进行劳动教育和新的道德教育，而且从来不大声吵嚷，没有任何旧的家长式的作风。

我又怎么能忘掉你那种充满自信的乐观主义精神。
你1952年底就发现有肺病，却从来没有郁郁不乐的时候。
出院之后不能再回到军事学院学习，你就要求学文化；
文化没有学完，要你回西藏，你就愉快地回西藏，你不丧气，不忧虑，没有任何精神负担。
这次患病已到不治的地步，你还在乐观地考虑工作，预计最晚在8月份就可以再回西藏。
就在最痛苦的时候，你也不哼唉喊叫，能忍受住最大的痛苦，显露出并不痛苦的样子。
你这种乐观情绪感染了周围的人，使我们并不觉得你竟是得了不治之症的病人。

亲爱的绍山同志！
你这一切，我怎么能够忘记啊！

绍山同志！
历史证明你无愧于党的培养，无愧于人民的希望！
我为做为你的妻子而自豪！
我一定永远以你这一切优秀的品德为榜样，用最大的毅力控制自己无法控制的悲痛，擦干眼泪，振作起来，在党的教导、同志们的帮助之下，将孩子抚养成人，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答谢党和上级的关怀，以安慰你于地下！

安息吧！
绍山同志！

作者：敏泽
栏目：在本报召开的部队文艺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艺术和政治的关系

关于部队文艺领导方面存在的教条主义、行政干涉等等问题、我想在思想上是和对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的片面理解分不开的。

艺术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忽视它的这种作用是有害的；
但仅仅看到它的这一方面，而不看到它本身的特点，就必然会产生教条主义。

艺术和政治的正确关系，鲁迅本来就曾很好地解决了的。
他一方面向企图取消艺术的政治作用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艺术流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同时在强调艺术的政治作用时，也强调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
但是我们却没有很好领会和接受这样的教训。
在我们的文艺工作中，有时固然有降低艺术的思想要求的情况，但在更多的场合下，却是在强调艺术的政治作用时忽视了艺术本身的特点，把艺术引上了公式化的道路。

这样的缺点不仅在部队的领导上存在着，在部队以外的文艺领导方面，我看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例如，周扬同志在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上的报告中提出的文艺作品必须表现政策，不然就是脱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我看这要求就是明显地忽略了艺术特点的教条主义。
当然，部队在这方面的表现是更为突出和更为露骨的。

部队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历次的革命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
这一工作在今天仍然十分重要。
但是，宣传鼓动工作可以运用文艺形式，文艺创作却不等于宣传鼓动工作。
而部队的领导事实上在今天仍然是把两者完全等同起来看待的。

例如，谈到艺术和政治工作的关系时，陈沂同志是这样说的：“部队领导者应把文艺军队当成自己的一种兵种，把领导文艺工作当成领导与组织战争和政治工作的一部分。”
“确定了这个原则，就应该有一套适应这个原则的方针和办法去指导它。”
部队确实就是按照这一原则并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办法来领导文艺工作的。
领导宣传工作，这样做是可以的，但领导创作，这个原则首先就具有极大的片面性。
部队的文艺工作应该受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这是无庸怀疑的。
但把文艺工作简单地看作部队的一种兵种，看作组织战争的一部分，这提法就很机械、生硬，而且也根本没有提到艺术的特有的广阔的自由。
大家知道，列宁就是在强调文艺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时，强调应该给予艺术创作的充分自由的。
离开了对象（艺术）的特点，不看到它的特殊性，这正是教条主义最大的也是一般的特征。

正因为这个原则就是错误的和片面的，所以行政命令的领导方式，教条主义的理论等等就相应地产生了。

艺术的任务

我们可以看看陈沂同志是怎样确定艺术的任务的。
陈沂同志把艺术的全部的和最高的任务规定为所谓“解决问题”。
他在回答解放军的文艺工作为什么“是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是这样说的：“因为它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有力工具”，并把所有的艺术创作都看成是“解决问题”，例如，“海上风暴”是解决什么的，“炮弹是怎样造成的”又是解决什么的等等。
艺术作品解不解决问题呢？
解决的。
但它解决的是人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自然也会解决具体的问题，但它却并不是直接地和具体地解决工作的问题。
有人随地吐痰，就写一个解决卫生问题的作品，有人学习文化不努力，就写一个解决学习文化问题的作品，像头痛来片止痛片，脚痛来点硫磺膏那样。
这样的恶果是非常明显的。
一方面，它把艺术看作了阐明抽象概念的政治讲义和教给人以具体生活常识的小学教科书，同时，它也排斥了一些真正优美的但却不一定具体解决什么问题的艺术作品。
几年来，有着雄厚力量的部队创作之出现很多公式化的作品和作品的千篇一律和单调，是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据的。

正因为对艺术和政治的关系，艺术的任务的这种庸俗化的理解，所以对文学的教育作用也就理解得非常机械和简单。
譬如张立云同志文章中宣传的艺术作品中的先进的只能教育先进的，落后的只能教育落后的，某一职业的只能教育某一职业的等等就是。
不是把文艺作品看作是教给人以生活方向，而是把它看作一言一行的机械模仿，因此，甚至作品中看到一个英雄风纪扣未扣，就会说它是歪曲了英雄，不能教育读者，同志之间叫一声老张老李，也不允许等等。

关于“本质论”
公刘同志提到的“本质论”，确是部队创作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但它同样也是庸俗社会学的。
陈沂以至张立云同志要求写解放军应写出本质来，抽象地看，这要求并不错，但他们事实上是简单地用哲学和社会学的本质代替了无限丰富的艺术的现实主义，甚至他们所理解的本质，从哲学和社会学看来，也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因为哲学上的本质，丝毫并不排斥矛盾；
事物的矛盾就是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
但是他们却要求抽象出来的解放军是光荣的本质，绝对地排斥矛盾，仿佛一承认解放军内部有矛盾，就诬蔑了解放军。
结果是要求作家写任何战士和写英雄，都放到蒸馏器中蒸馏一番，纯粹是纯粹了，但是却没有艺术的生命力。
甚至刚参军的战士，也不许写他的成长，说什么他自参军那天起，就是“义无反顾”地为革命献身，具有极高的英雄主义等等。
这样就不仅否定了生活本身，也远远地离开了现实主义，把艺术引向“无冲突论”的绝路，而且事实上也最终取消了部队的政治工作，因为既然刚参军的农民都如此，那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岂不可以取消了么？

虞棘同志谈到反对写“落后到转变”的提法是否值得考虑的问题。
我觉得那是肯定地值得怀疑的，因为“落后到转变”是一种表现形式，并不是一种一定的创作思想，“落后到转变”有可以写得好的，甚至极成功的（例如高尔基的“母亲”，其中的巴维尔、母亲不都是由落后到先进的吗？）也有可以写得公式化的，甚至错误的；
当时“落后到转变”的创作中确有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那么，我们的任务是具体地分析，从创作思想上提出问题，而不是从形式上反对。
写新英雄人物在过去、目前以至今后的长时期内都是我们创作的重要任务，但是形而上学地从形式上反对写“落后到转变”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混乱，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后来弄得繁琐到要讨论哪些缺点是非本质的，可以写，哪些相反，不可以写，以至订出许许多多清规戒律，正是这种片面的理论延伸出来而又摆脱不了的结果。

对创作的教条主义理解，还表现在领导上常常提出一些抽象的不着边际的要求来，诸如革命乐观主义等等；
也表现在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理解上。
我这里只举一例。
如关于歌颂和暴露的问题，毛主席所说的以歌颂为主，是对于整个文学艺术工作的要求，但是我们很多同志却常常简单地把这顶大帽子带到每一作品上，用统计学的方法检查每一作品中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比例，如果是同样的数目，那么就说你是一半对一半，如果反面人物多于正面人物，就说你“嗜爱黑暗，歪曲现实”等等。
这种情况就是在最近安徽对于无为的小说的批评中都还存在。

对于艺术的基本见解既然是离开艺术特点的，那么，领导方式就不可能按照艺术的特点来领导，而必然会采取一种粗暴的干涉和行政命令的方式。

对作家的看法

部队的文艺领导上把创作事实上看作是“形象加思想”。
由于领导上对知识分子有着一种宗派主义情绪，因此，虽然一万遍地强调部队甚至刚参军的每一个农民的本质都是十分高尚的，但是，对于部队的作家却是例外，在领导上看，那些耍笔杆的作家的唯一的长处就是他会“形象化”，会把赤裸裸的思想观念加上一些花丽的颜色，至于思想，他是没有的，如果有，其本质也必然是资产阶级的，十分脏的，正确的思想必须从领导那里取来；
这样，把领导的“科学思想”和作家的“形象化”的创作手法相加起来，就会产生出成功的作品。
陈沂和荒煤同志过去一再强调的“创作与领导思想相结合”，领导上必须帮助作家弄清每一作品的“主攻方向”等等，正是这样一种思想的表现。
在他们看，仿佛作家首先不是一个思想家，而是没有头脑的小学生，领导必须灌输给他一切，甚至连作品中的一言一行，舞台上应不应该死人，应该死几个人等等都要干涉。
这怎么会有利于创作的发展呢？

教条主义加权威就更可怕

教条主义本来就是危害文学事业的，但它同权威和领导结合起来就更可怕。
很多人谈到的领导上的一句话就常常决定了一篇作品甚至一个作家的命运，就是明证。
只容许和领导采用“同一的语言”，而不许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有，就会受到排斥和打击。
这实际上也就表现了宗派主义。

有一位同志曾经说，我们现在的领导是用教条主义把自己武装起来，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执行，用宗派主义来保证。
我看部队的文艺领导方面恐怕也有这样的情况。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式化的创作常常受到大力的赞扬，真正的有才能的创作不仅受不到支持，反而会受到排挤。
杜鹏程同志的“保卫延安”曾经受过的遭遇就是明证。
这一作品现在被算到了部队领导的成就的账单上，但实际上这一作品最初送到总政文化部时，遭到排斥，后来作者送给冯雪峰同志看了，他觉得很好，决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时部队听到了这样的风声，才拿回来把它作为解放军文艺丛书出版。
这种空气给我们的文学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大力向教条主义开刀

教条主义不是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才有的，从左翼文艺运动以来，一直到解放后的几次运动（如对“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风、胡适的批判），我们的斗争锋芒一直是向着右的资产阶级思想的；
为了思想斗争的要求，我们甚至容许了支持了赤裸裸的教条主义。
例如，立云同志批判碧野的文章就是很粗暴、很教条的，但在1950年批判小资产阶级的一股热潮中，这篇露骨的教条主义的文章却得到了像“人民文学”以至“学习”杂志的转载和推荐。
这就很深刻地说明了教条主义并不是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才具有的，而是一种“山高水长”的普遍的历史现象，不过部队表现得更为突出罢了。
但我们从左翼文艺运动以来的长时期内，却从来没有向左的教条主义有过什么真正的斗争，去年理事会上虽然正式地提出了，但是并未展开。
而这方面的危害性却同样是值得我们严肃注意的，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它已经严重地阻碍了我们文艺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我们必须大力地向我们自己的这种教条主义、行政干涉、宗派主义开刀。

（文中所引陈沂同志的话，均见他的“把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工作提高一步”一书）

在远东坚持军事冒险政策

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6月3日叫嚷要对蒋介石集团、南朝鲜和南越继续进行军事“援助”。
他重申要利用蒋介石集团、南朝鲜和南越的“有效的军事力量”在亚洲进行军事冒险的政策。

在中东积极备战

美国将采取措施在中东设立司令部。
美国驻大西洋东部和地中海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布恩已经去伊朗访问，一支很大的舰队将派往波斯湾，并且把司令部设在波斯湾地区。
派往波斯湾的美国舰队将由配备发射原子炮弹装备的航空母舰和其他军舰组成。

消息报道，目前美国军官正在伊朗许多地方的野外训练伊朗军队。
伊朗和伊拉克的北部边界将建立雷达装置网，美国政府打算供给若干国家原子武器。

全部控制南越军队

最近从南越投奔到北越来的两名南越海军军官说，南越军队早已换上美国式军装，现在完全被美国所控制，陆海空三军和各种军事学校都有美国军官。
美国正在大力消除法国在南越军队的影响。

陆军将全部原子化

美国陆军参谋长泰勒5月29日透露，到1958年年中时，美国陆军的全部步兵和空运师都将配备原子武器。
在1957年和1958年内，美国陆军将陆续建立导弹司令部。

苏联科学家最近制成了一种把文字变成声音的机器。
这种名为“声音综合器”的机器不仅可以产生人的声音，而且可以产生某些（目前只有六种）乐器的声音，从而可以不用乐器演奏者而奏出某些音乐作品。
（照片）

今年工农业生产都可能超额完成计划但维持目前生活水平仍是困难任务

据新华社讯 匈牙利最近召开了国民议会，国家计划局局长基什3日在会上作了报告。
他说，匈牙利1957年经济计划的主要任务，在于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在现有动力和原料资源的基础上设立为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所必需的商品基金，实行能使对外贸易达到顺差的措施。
他说，今年计划生产的工业产品总值将比去年增加2.4％。
其中食品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将增加9％。
今年的农业生产将增加3％，其中牧草将增加7％。
基什指出，由于生产情况的进一步好转，计划有可能超额完成。
他强调说，维持目前的生活水平，在今年和以后仍然是困难的任务。
不能够永远依靠兄弟国家的援助。
必须尽一切努力更好地运用这些贷款来进行生产。

作者：窦春芳

本报讯 今年各部队遣送的复员军人，不仅教育得成熟，而且护送复员军人的干部也特别认真负责。
多数的护送干部，不但护送到县，护送到乡、到家，并协助地方进行安置和教育，直到复员军人得到妥善安置，真正做到了对复员军人负责到底。

由于部队护送干部认真负责，地方干部和复员军人都很满意，同时也给安置工作增加了很大便利。
9251部队政治处主任唐保荣大尉，护送复员军人四百四十六名到蚌埠接收站后，又和同来的干部一齐分别护送复员军人到其原籍的县，并协助地方进行安置和教育。
该部连长丁源泉上尉护送的六十一名复员军人到嘉山县时，因途中有的人看到了农村遭灾，怕回乡后生产、生活困难。
丁源泉同志便及时地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并帮助大家作了计算，每个人带回的资助金差不多都能够买两三条耕牛，这样打通了大家的思想。
大家都心情愉快地回到了家。
（窦春芳）

从1月到现在，鞍山钢铁工人已经给国家增产了近四万吨钢材，两万二千多吨生铁，一万九千多吨钢。

把闲置的土地交还农民

最近，天津市有三十四个浪费土地比较严重的基本建设单位，已经把五千六百多亩闲置未用的土地全部交还给农民耕种；
交还的土地，占这些单位原征用土地的一半以上。

据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和建设局对七十八个基本建设单位的检查，多征少用、早征迟用甚至征而不用等浪费土地的现象很严重，几年来使郊区农业生产受到很大损失，农民看到原来自己肥沃的土地被白白荒废，很不满。
从5月份以来，各基本建设单位经过检查，开始把暂时不用的土地交还给农民。

河北省石家庄、邯郸、保定等市的不少基本建设占地过多的单位，最近把二千五百多亩空地交还给农民耕种。

级别偏高的党员要求降级

北京农业大学整风中，群众在批判党员特权思想时指出，学校中存在有些党员工作能力同一些党外人士一样高，工作是一样重，但工资却比他们高的不合理现象。
校党委经过研究后，向全校教职员中的党员提出，希望一些级别偏高的党员自动提出减薪降级。
目前有许多党员响应党委的号召，自动提出减薪降级，并有的提出要让出房子。

取消“处级干部宿舍”
重庆铁路管理局最近已决定把原来专为处级干部修建的两幢宿舍让给单身职工住。
当职工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极了。
5月23日已有四百多名单身职工搬入该宿舍。

道歉和摘“帽子”
上海二十个高等学校的中共党委，虚心倾听群众批评，积极解决问题。
第一医学院等单位的少数共产党员，感到自己住的房子比别人宽敞，就主动让出房屋给需要房屋的党外人士。
也有些担任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主动申请取消一些特殊的物质待遇。
对一些过去在各项运动中被斗错了的，现在已分别向他们道歉，摘掉“帽子”。
上海水产学院、复旦大学过去有些人事安排不当，有些教师评级偏低，现在已进行调整或正在调整。
复旦大学行政方面也已将一部分权力下放到系。

主动接近党外人士

天津粮食局党组第一书记和整风小组经过研究，认为党员应该先从生活方面主动和群众接近，逐步消除隔阂。
现在，人事、保卫、监察等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经常在中午休息时间，到业务处等部门，主动找非党员干部聊天。
在座谈会上有些人提出怀孕的女干部离家远，中午不能回家休息，在局里没有休息的地方；
有的女干部有小孩，给孩子喂奶没有哺乳室。
该局的党组织书记和整风小组研究以后，就给孕妇腾出一间休息室，并且已经准备好床铺。
另外，还准备办一个哺乳室。

跟党外人士商量办事

天津医学院在广泛征求意见后，于5月28日举行了第一次民主党派及教师联席会，对征求到的一部分意见开始协商解决。
有些人提出今后调入助教和干部，在分配到各处、科和教研室时，应经过各处、科和教研室的负责人，可以看新调入人员的鉴定表、履历表等档案材料。
中央音乐学院的领导方面，在5月24日举行扩大校务会议，根据群众所提的意见，专门讨论了办校方针及学校发展规模等方针问题，并拟出了初步方案，准备发动全院教师进行讨论。

据新华社讯 苏联除了在伏尔加、安加拉、第聂伯等大河上建设巨型水电站外，目前还在各地的小河上建设大批为农村服务的小型水电站。

根据乌克兰各个河流上水电站建设总计划，在今后几年内，单是乌克兰就要建设一千多个农村水电站。
在第六个五年计划（1956——1960年）期间，苏联农村使用的电力将增加两倍。
苏联各地小河上建设水电站的前途是很广阔的。
根据科学家的统计，在乌拉尔各个河流上可以建设一万个农村水电站，在阿尔泰可以建设五万三千个，在高加索可以建设九万个。

苏联农村使用的电力越来越多，农村使用的电动机器和设备已经达到四百种左右。
===== 英雄呀！
波罗的海

作者：唐平铸
栏目：访苏杂记

英雄的纪念碑

在1893年9月7日，有一艘俄罗斯战舰“女水神号”，在波罗的海的狂涛激浪中复没了。
爱沙尼亚人民为了怀念这些受难的俄罗斯英雄，就在他们首都塔林的海滨，建造了一座纪念碑。
碑上有一个巨大的有翼的雕像，她手指海滨，表示引导后人的船舰不要在大风暴中再遭不幸。

当我们乘飞机从莫斯科抵达塔林的时候，那里的主人特地把我们这些来自太平洋沿岸的客人，领去参观这座有历史意义的纪念碑。
他们说：多世纪以来，爱沙尼亚人民在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总是和俄罗斯劳动人民站在一起的。
今天生活在伟大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爱沙尼亚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受难的俄罗斯英雄。
他们还说：德国法西斯占领期间，敌人曾企图把碑下刻有蒙难战舰的浮雕和二十五名官兵姓名的铜牌盗走，当地的爱国者，冒着生命的危险，黑夜去取下了那几块铜牌，直到法西斯被赶走后才重新安上。

现在，奔驰在波罗的海上的，是使敌人跪在自己脚下的强大的波罗的海舰队，她以自己的光荣和忠诚，捍卫着伟大苏联的西部国土。
当我在塔林街上看到英雄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时，特别是当他们向我这个异国的军人行着军礼时，我真是感到无比的骄傲！

友好的狂热

在我们到达塔林的第二天（4月8日）晚上，我出席了一次新闻工作者招待会。
那时我穿的便衣，人们介绍我是中国军队的新闻工作者时，一位身躯矮胖、着海军制服的海军中校迎面跑过来，双手把我的手握住，接着就是拥抱，狠命地在我脸上吻过去，吻过来。
本人因无此习惯，一时搞得很紧张，但是心里却像烈火一样燃烧。
我生平第一次接受这种狂热，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军人的狂热！
这位海军中校名叫德米特利也夫，是当地驻军报纸“在岗位上”的总编辑。
我们真像是久别的故人，虽然语言不通，有时凭手势和表情也能领会对方的心意。
他约我一定要到他们军舰上去参观，并且说，如果能到他家去作客，他将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

“近卫军”号的光荣

9日早上，我们得到了到波罗的海军舰上去参观的通知。
下午四点钟左右，德米特利也夫同志和当地海军某部政治部主任别鲁乌索夫海军上校，前来陪同我们代表团去“近卫军”舰参观。
这艘军舰停泊在海岸码头边，我们到达时，舰上的水兵们都行着军礼来欢迎我们。
根据舰长巴捷可夫海军中校的介绍，这艘军舰是在沙皇时代建造的，在1932到1936年间，重新进行了改建。
他告诉我们，1941年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地向苏联进攻时，这艘处在战争最前线的军舰，第二天就参加了战斗。
在几年的作战中，它共布了两千多个水雷，击沉了二十艘敌舰，打落了六架敌机。
水兵们还光荣地参加了列宁格勒保卫战。
1942年12月这艘军舰荣获“近卫军”的称号，舰上有许多官兵获得了各种奖章和奖状。
我们参观了军舰上上下下的所有部位，舰长巴捷可夫同志不厌其烦地对我们解释水兵的训练和生活情况。
在水兵俱乐部，我们看到了各种精心绘制的图表，墙报，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和照片，本舰的光荣战史等等。
据说，每个新兵来到舰上，首先就要对他们进行有关这艘军舰的光荣历史和英雄模范的传统教育，让水兵们能够珍惜和发扬这些光荣传统。

亲爱的读者们，也许你们对波罗的海舰队战友们的英雄事迹会感到兴趣的。
这里，我不惜用一些篇幅向你们作些介绍：

1941年9月的一天，这艘军舰在执行任务途中遭到德国法西斯飞机的残酷的空袭，年青的水兵寿斯金被一个弹片把一只背膀打断了，腹部也受了重伤，但是他忍受最大的痛苦不离开岗位，用另一只手来装弹药，卫生员要把他扶下去，他喊着说：同志们，我还有力量，你们赶快去救护别的伤员吧！
他咬紧牙关用自己的衣服把伤裹住，敌机被打退后，他已经倒在自己的血泊里了。
寿斯金的名字，受到“近卫军”舰水兵以及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的尊敬，也将受到中国军人的崇敬！

据说前不久，“近卫军”舰上来了一个尊贵的客人。
他就是在卫国战争期间在这艘战舰服务的退役军官古班可夫。
他向水兵们讲述了“近卫军”舰的战绩，他说，有一次，本舰在战斗中遭到了敌人水雷的攻击，舰上主要轮机的气缸被炸毁了。
当时情况异常紧急，舰有随时复没的危险，而且离基地很远，说不定有可能遭到敌人飞机和潜水艇的袭击。
舰长命令一面继续行驶，一面抢修轮机。
在机舱里，燃烧的油料四溅，蒸气也从破坏了的气缸中喷出，温度达六十度以上。
轮机手考斯得列夫斯基和其它几个同志奋不顾身地跳进这灼热和烟雾的机舱中去进行抢修。
他们的英勇不屈精湛的技术，终于使这艘战舰在几十分钟内脱离了险境，这几个同志后来都受到了政府的奖励。

够了！
这样的事迹是讲不完的。
他们真不愧是波罗的海上的英雄好汉！
不愧是苏联人民忠诚的儿子！

底舱的欢迎会

我们在舰上参观完了以后，政治部主任别鲁乌索夫告诉我们，说水兵已经在舱里集合，请我们去参加欢迎大会。
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原来存放水雷的底舱，水兵们已经挤得满满的了。
我们几乎不是走到主席台，而是被暴风雨般的掌声和喊叫声哄上台去的。
台前的一条红布标语，上写“苏中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舰长巴捷可夫用热烈的言词欢迎我们的到达，他说，你们从太平洋来到波罗的海，从北京经过莫斯科来到塔林，你们不远万里而来我们这里作客，这件事情本身就证明：在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地域是无比辽阔！
力量是无比强大！
友谊是无比深厚！
政治部主任别鲁乌索夫在讲话中介绍了“近卫军”舰在战争中的功绩和训练中的成就，他说“近卫军”这几个字就是坚定和勇敢的象征。
他号召苏联军人和伟大的中国军人亲密团结起来，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
在舰上工作最久的两个技术能手别基特尔金和波诺可夫同志也报告了“近卫军”舰和他们自己的英勇事迹。
我们代表团团长徐铸成上台讲话时，讲几句就被掌声所打断！
水兵们拉开嗓子喊“乌拉”的声音，几乎像要冲破舰上的钢板似的。
后来轮到我讲话，我首先代表中国的军人向波罗的海的战友们表示敬意。
我告诉他们，去年夏天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启蒙”和“智谋”在访问上海时，正好当地一个居民生下一对双胎，他们用这两艘战舰的光荣名字给自己的孩子命名，以表示中国人民对苏联的热爱，我说，如果你们有机会到中国去访问，说不定有一个刚出世的婴儿，会命名为“近卫”的哩！
这几句话说的使整个会场都沸腾起来了。
他们是多么希望有这样一个机会啊！

我讲完话以后，舰长巴捷可夫同志代表本舰将一条橘黄色的、上有波罗的海舰队字样的水兵帽的飘带送我。
当我承受这份尊贵的礼物时，我心情的激动是难于用言语来形容的，甚至直到一个多月以后的今天，波罗的海舰队战友们这种奔放的、纯真的友情，一直浮现在我的脑子里；
它像波罗的海的狂风巨浪一样，使我长时间不能平静下来。

把友谊传给接班人

10日上午，德米特利也夫海军中校约我到他家去作客。
他的妻子因身体不适到南方疗养去了，家里有一个大女儿利娜沙和两岁的小女儿娥列契卡，还有个十来岁的男孩上学去了。
吃饭的时候，他问起我家庭的情况，问我有几个孩子。
当他知道我最小的男孩也是两岁时，他笑着说：把我的娥列契卡嫁给你的小儿子吧。
说着，他要大女儿拿出一本塔林的小画册，写上“娥列契卡送给亲爱的唐春明留念”几个字，要我带回去给我的小儿子春明。
我想不到二十年以后的情况将会变成怎样，但是，我坚信，我们事业的接班人，是一定会在他们父辈结成的深厚友谊基础上，携手在共产主义的乐园里欢度幸福的春天的。

波罗的海的英雄们，你们战斗在狂涛巨浪中，有塔林的有翼雕像在指点你们，有克里姆林宫的灿烂的红星在照耀你们，而且，在和你们远离万里的东方，有六亿中国人民永远向你们伸出友谊之手，你们将会像爱沙尼亚人民传说中的卡雷夫波埃格巨人那样，能够只手把一株庞大的橡树连根拔起，在跟祖国的敌人进行斗争中从不知畏惧。
1957年5月27日于北京（附图片）

丹麦政府发言人4日晚上说，丹麦政府已经决定准备和中国谈判缔结两国间的贸易协定。
他说，丹麦将把它对中国的出口限制降到和对苏联及东欧国家同一水平。

日本政府4日说，日本必须进一步努力扩大出口，以平衡国际收支。
同一天，美国官员恫吓说，如果日本效法英国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它很可能丧失它在美国的一部分有利可图的市场。”

作者：远明作

作者：沈辰

美军官兵质量有日益下降的趋势；
官兵质量赶不上技术发展需要，已成为美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一个重大障碍。

近几年来，随着技术装备的迅速发展，美军对其官兵也提出了更高的质量要求。
但朝鲜停战后，由于有经验、有技术的年轻官兵大批离队，美军官兵质量反而有日益下降的趋势。

“老的老，少的少”——美军军官问题上的“双重忧虑”
美军年轻军官的离队现象是相当严重的：单在1954、1955年两年内，服满规定役期（陆军二年、海空军三年）后离队的年轻后备军官就有八万多人。
1956年，他们之中平均每四个就走掉了三个。
本来是以军队为终身职业的正规军官（正规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和后备军官训练团的“优秀毕业生”），在1956年的离队人数也较以往有了增加。
由于大量年轻军官离队，使美军军官质量造成如下情况：

1.新军官比重增大，质量差。

据估计，到今年6月，美空军中、少尉军官将约占军官总数的44％，达六万多人，超过空军的需要数字一万三千多人。
海军截至1956年11月，共有中、少尉二万八千多名，约占军官总数的42％，较海军的需要数字多五千五百多人。

这些中、少尉军官，军龄绝大部分在四年以下，经验和技术都不足。
他们大都来自附设在各高等学校的后备军官训练团。
空军的新军官中约有80％是训练团出身。
他们大学毕业，有文化，有专长，但一般缺乏对军队的“事业心”，且未受过正规的军官学校训练，军事知识较欠缺。
训练团出来的空军少尉，要成为一个喷气机驾驶员，需再受二年的训练；
在担负原子轰炸任务的战略空军方面，培养一个轰炸机机长需时五年。
所以，在这些年轻军官中，有的是刚开始工作不久，有的还在受训期间。
战略空军在1956年1月共有二万六千一百八十名军官，其中在受训的就将近有一万人之多。

2.缺乏四至十四年军龄的军官。

对美军来说，四至十四年军龄的军官，是目前部队最需要的，因为这批人既年轻，又有军队工作经验。
他们一般军阶是上尉至少校级。
他们是十四年以上军龄的老军官的接班人。
但是由于刚经过训练的年轻军官大批离队，因之目前四至十四年军龄的军官十分缺乏。
据透露，现共缺约三万七千名。
其中上尉级军官最缺。
据估计，到今年6月，美海空军要缺上尉和少校军官一万六千八百多名，其中缺上尉一万一千五百多名。
从职务看，这些缺额也正是部队所急需的部门。
空军主要缺军龄和经验水平都合标准的喷气机驾驶员以及通信、气象和军械等方面的军官。
海军缺的主要是飞行作战军官和舰艇指挥官。
陆军也严重缺乏导弹、电子仪器、航空工程以及电机、机械等方面合格的技术军官。

另一方面，在空军、特别是战略空军中，由于有作战经验的一部分老军官（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或朝鲜战争，目前美空军正以他们为骨干）年龄日益老大，开始逐渐不能适应喷气飞行对体力的要求。
如战略空军的驾驶员，年龄就大都在三十五至四十岁之间。
第93重型喷气轰炸机联队长弗来明承认，这些驾驶员飞行技术虽好，但因年龄关系，已“不像年轻人那样经得起折磨”。
据美报统计，美战略空军现在“至少有六个已当了祖父的人仍在驾驶喷气飞机”；
有一个“优秀乘员组”的领航员，甚至已达五十一岁的高龄。

针对上述情况，美“陆海空军纪事报”今年1月曾发出悲鸣，说“老的老，少的少”正是美军当前在军官问题上的“双重忧虑”。
据估计，如果目前年轻军官服满规定役期后留队人数不增加，在今后几年中，美军军官这种两头大、中间小的情况，还将继续恶化。
（未完待续）

作者：金易
栏目：小辞典

关于陆海空军享受豁免权问题，按国际公法规定，一个国家如允许他国陆军借道或驻屯时，便不得对其军队行使管辖权，军队中的人员犯罪只能由该军的司令官和军法官处罚。
但只是在兵营内或在执行公务时犯罪为限。
超出以上范围犯罪，所在国家地方当局仍有权予以管辖和处罚。
至于海军，如果在陆上因私事犯罪，也要由所在国法庭处理和惩办。
空军与陆军同。

据此，美国国外驻军，经常擅自审判和释放不属于以上范围的美军罪犯的行为，显然是严重违反国际法原则的。
（金易）

这是一年多以来美国高级官员们的言论摘录。
他们自己承认，原子武器处处不如人，要用原子武器恐吓人，未必能奏效了。
因此，美国自己现在信心就不怎么高。

中程导弹苏联领先

美国参议员、前空军部长薛明顿5月12日在电视中说：关于中程导弹的发展，苏联比美国先进得多；
美国还要等多年以后，才能有射程超过二百英里的可以实际使用的导弹。

他说，V—2的射程是一百七十五到二百英里。
海军和空军现在正在试验可以飞行一千五百英里的导弹——一般被列为中等射程。
但是他说，苏联在这种武器的制造上大大领先。
（1957年5月12日美联社电）

定向导弹美国落后

史蒂文森抨击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发展定向导弹的工作上有危险的缓慢情况。
他说：“苏联在发展导弹的工作上，已远远地超过我们，是早已知道了。”
（1956年3月25日合众社电）

原子大炮苏优于美

今年五一节，苏联陆军方面出示八座二百厘米口径的重炮，有些观察家相信，这些重炮可以发射原子炮弹。
其他观察家指出，美国有一种二百八十厘米的原子炮（按：口径越小，技术越高，苏联比美国小八十厘米），如果苏联可以制造更小炮口径的原子炮弹，这就意味着苏联远走在美国的前头。
（1956年5月2日路透社电）

重轰炸机美不如苏

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承认苏联在重轰炸机的制造上已超过美国。
他透露，（美国）空军部正在计划扩大B—52型重轰炸机大队，从三十架增到四十五架。

威尔逊说到苏联在长程飞行力量方面，他说：“从我所得到的最确实的情报，我知道他们最近在制造的速率上已高过我们。”
早些时，美国防空司令巴特烈治曾经警告过参议院的调查委员们，苏联一种新型喷射轰炸机可能飞得的高度，已超过美国现在所用的任何阻击力的高度。
（1956年7月1日合众社电）

在利比亚服刊

利比亚的扎维亚法庭最近判处一个美国上士三年徒刑。
美国上士威廉·波林格是由于在公路上撞车，使三名利比亚人丧命而被控的。

在西德被抓

6月1日，在西德纽伦堡的一个电车售票员因为拒绝美国兵以美币买电车票，被美国兵毒打。
美国人企图躲藏起来，但是被行人抓住交给军事警察了。

在日本受审

美国政府4日同意由日本审讯杀死一个日本妇女的美国兵哲腊德。
从这一事件发生以来，不断激起日本公众的极大愤慨，在强烈的抗议浪潮下，美国政府甚感不安，不得不同意把哲腊德交日本审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