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信群众；
发扬民主；
加强整风领导-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研究整风

作者：靳思彤
版面：头版

会议认为：前一阶段的学习是有收获的，但是不少同志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识还很不够，还有上面不敢大胆放，下面不敢大胆鸣的现象。
因此，当前的任务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整风领导。

会议分析了志愿军的主要矛盾。
从军队内部领导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来看，虽然官兵关系的问题在营以下分队表现比较突出，但其根源仍在于各级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因此，整风重点应是团以上各级领导机关。
在军队外部关系上，会议认为除了应进一步密切与祖国人民的关系外，更应加强与朝鲜人民的团结友谊，要把团结朝鲜人民的工作与训练、战备并列为部队的三大任务。
会议拟定，志愿军各级政治机关设立“友好工作部”，经常与朝鲜党政军民联系，征求意见和定期检查。
会议还强调了帮助朝鲜人民生产建设和加强友好往来活动的重要意义。
会议决定编印介绍朝鲜政府法令、民情风俗的手册，把加强国际主义教育作为部队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并提倡干部学会一些日常应用的朝鲜语言。

党委书记李志民同志在发言中强调说：在整风中要自始至终把重点放在领导上。
他向领导干部宣布三条：一、大胆发扬民主，相信群众，但也要有坚强领导，只有加强领导，群众才能发动起来；
二、要有充分的自我批评精神，虚心接受群众意见；
三、领导干部要带头参加学习、讨论和检查，作出榜样，党委书记要亲自领导整风运动。
在发动群众时，要宣布：一、广开言路，把所有意见毫无保留地倾吐出来；
二、言者无罪，保证不会遭到报复和打击；
三、必须执行命令和遵守纪律，扩大民主并不是提倡无政府主义。
===== 妥善地安排计划做到整风；
训练两不误

作者：时雁禧
版面：头版

海军航空兵部对航空兵部队的整风和训练，作了安排。
航空兵部队的整风运动分作两期、两批进行，同时在领导干部中作适当分工。
要求党委书记、政治委员用主要力量搞好整风，领导飞行的干部用主要力量搞好飞行训练和保证安全工作。

1076部队党委把整风学习都安排在非出海训练的时间内，规定副艇长暂不参加整风学习，使艇长可以参加学习而不致影响训练。
同时，出海训练计划都在事前抓紧海上航行或锚泊中的空隙时间作出来。
这样做，既争取了许多工作时间，也保证了每星期有两个整天进行整风。
===== 中心环节是解决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海军整风会议指出；
领导是矛盾的主导方面；
整风应着重整好领导；

版面：头版

本报讯 5月29、30日，海军党委召集了有海军各大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的整风工作会议，根据中央及总政指示讨论了海军在整风中整什么和如何整的问题。

会议具体分析了海军中的各种矛盾。
苏振华同志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海军在解决官兵关系、上下关系、军民关系这些主要矛盾和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中心环节是解决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苏振华同志说，海军中一切矛盾的根源，主要是从领导方面来的。
他又说，认为所有矛盾的产生，是由于一方面的原因是不对的，但是领导是矛盾的主导方面，所以整风中应着重整好领导。
他批判了有人认为海军在整风中要解决的是人和技术矛盾的看法，他说只有解决了人与人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才能够解决人和技术的矛盾。

会议讨论了海军中要逐步分批开展整风的问题，确定首先由海军各大单位领导机关开始，然后逐步展开，苏振华同志指出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这次运动是：第一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领导和群众都需积累经验；
第二要贯彻整风、工作两不误的精神。
海军一面要整风，一面要担负起加强海防、保卫沿海安全的任务，使全国的运动都能很好进行。

会议还讨论了鼓励群众大胆批评领导和边整风边改进问题。
讨论中，认为开展批评是整风运动进行好坏的关键。
苏振华同志在总结中说，要大家批评领导，在群众，是要打破顾虑；
在各级领导，是要打通思想。
他要求领导同志能经得起批评，并且能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有错误就改正。

为使工作、整风两不误，会议要求各单位保证不放松战备、训练、复员等三项工作，有些可以放缓的工作暂缓进行，保证做好整风工作。

苏振华同志号召海军各级党委都亲自抓起整风工作。
他说党委在这次整风中必须有这样的本事：领导别人整自己。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南京部队党委扩大会在5月30日结束。
会议根据总政治部整风会议的精神，制定了南京部队的整风计划。
按照这个计划，南京部队整风分两批进行：团以上机关和科团以上干部为第一批，在今年9月底完成；
科团以下为第二批，在年底完成。
加上总结和建设阶段的工作，整个整风运动在明年2月底结束。

这次会议着重研究了加强整风领导问题。
会议认为，除了要加强对文件学习的指导、联系实际、一面学文件一面揭露矛盾外，领导上要特别注意掌握下面几个问题：第一，认真贯彻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
会议提出：1.少开或不开大型检讨会，多开小型座谈会；
2.对有严重缺点的人不开斗争会，只找有关人员和他一起谈心，帮助他；
3.被批评的人有不同意的意见可以申辩，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同时还可以批评别人；
4.对一时不能认识错误的人要采取等待的态度；
5.对整风中暴露思想作风上有严重缺点的人不给处分。
第二，及时解决整风和工作中发生的矛盾，做到整风工作两不误。
首先是要统一安排工作和整风学习的时间，并且随着整风和工作情况的不断变化，注意随时调整。
如果当时整风任务紧张，需要较多的时间，工作可以服从整风；
如果当时工作任务紧迫，就拿出一定的人力和时间做好那些急不可待的工作，再来整风。
到会同志都认为要做到整风工作两不误，最重要的是以整风的精神来改进工作，在工作中时刻贯彻整风的精神，做到把工作和整风结合起来。
为了保证整风顺利进行，会议还决定减少一些可以缓办的工作。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这次整风必须做到边整、边改进、边建设。
凡是下面提出的应该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要立即解决。
===== 鸽子；
你飞遍全世界吧！

作者：张绍良
版面：头版
===== 为孩子们准备的表演-步兵格斗刺杀；
摩托通过火险；
飞越断桥

作者：杨振
版面：头版

北京少年宫的体育场上，一座小房子突然着火了，熊熊的烈火越烧越猛，滚滚的烟柱直冲云霄，西面尘土滚滚，一队隐蔽驾驶的摩托车急向火海驶来，车上的机枪哒哒猛射着，一辆车冲过火海了，又一辆车冲过火海了……

这是北京部队警卫连和装甲兵摩托排的同志们，正在预演为庆祝儿童节表演的节目——通过火险。
“六一”这一天，将有五千多名少年，我们祖国的花朵、未来的主人翁，可以看到一连串的精采的步兵格斗和摩托兵的特技表演。

在摩托排的操练场上，整天响着摩托的震耳声。
一个特技接着一个特技练习着。
看吧，四辆正在急驶的车子，忽然右边的车轮都离地了，只听得喇叭一响，四辆行驶着的车子，在一分钟之内，都把右车轮卸下了。
助手把三十多斤重的车轮举上头顶行驶了一转后，喇叭又响了一声，在一分钟之内，四个车轮又全都安上了。
这就是飞轮换胎。

飞越断桥是最难驾驶的技术，二公尺高的大桥，中间断了二公尺多，要一下子把车飞过去，要是速度稍稍调得不准，就会掉进桥洞或掉到地上。
是多么提心吊胆的动作啊！

在警卫连的操场上，更是热闹，到处是一组组的人在对打、对刺、对摔、个个滚得满身灰土。
对刺组的高云复同志猛一刺棍捅过去，田满同志闪慢了一点，“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了。
他一翻身爬了起来，又作好了第二次对刺的姿势。
好些同志乍练刺杀时，一戴上护肩、护胸，浑身箍得慌，每天还要挨一千多刺棍，胸部常常震得生疼，胳膊也都刺肿了，连枕头都举不上双层铺上去。
那时，他们真想歇一歇，但是，一想起自己是解放军叔叔，是少年的榜样，就又起劲地练起来。
抱摔组、佩刀组和拳打脚踢组的同志，摔的跤和挨的打更多。
多的时候，一人一天要摔一百六十多跤，浑身关节没有一处不痛的，晚上躺到床上，翻身都翻不动。
同志们的衣服一天要摔破、打破几次。
三个军官的爱人，经常给大家补衣服，就这样补了又补，练了又练。

现在，他们的技术熟练了。
他们都是刚迈过童年时代的青年义务兵。
他们怀着喜悦的心情，为迎接孩子们的节日，作好了准备。
（杨振）

栏目：社论
版面：头版

从开展整风运动的角度看来，现在群众向领导提意见还有许多顾虑。
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首先发扬民主，鼓励群众来揭开矛盾，发动群众来向领导提意见。
因此，一个领导者，应该创造这样的条件，使群众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他们的意见全部倾吐出来。

为什么有些领导同志不能够耐心倾听群众意见，一听到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就大不愉快甚至是十分厌烦呢？

“下边的意见不全面。”
也可能不全面。
但是，对群众的意见我们不能有过高的要求。
从下边来的意见，虽然不全面，但总是一面，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面。
我们领导同志平时所缺乏的也正是这一面。
上级对下级有无帮助或帮助大小，领导同志对被领导同志是否热情关怀，被领导的同志感触最深，了解最多。
他们常常能够发现许多领导同志自己所不能发现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也许正是领导同志最主要的缺点或者错误。

“只讲了缺点和错误，没有讲成绩和优点。”
当然，“两点论”是需要的。
不过，“两点论”也可以有重点。
整风不是给干部作鉴定，而是为了除“三害”，多讲一些缺点、错误，揭开矛盾，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如果不揭露缺点和错误，我们又怎样能够克服缺点和错误呢？

“太尖锐了。”
群众意见尖锐一点很有好处。
如果我们真是要从纠正错误改进工作出发，尖锐的意见倒比那些不痛不痒的意见对我们的帮助要更大些。
只要领导者不隐讳自己的缺点，不原谅自己的错误，也就不会怕什么尖锐的意见。
尖锐的意见更能够有助于推动领导者的自我批评，加深领导者的思想检查，许多同志都是有这样的体验的。

“过去为什么不谈？”
过去没有谈，现在谈也不算晚。
过去下边同志没有谈，应该首先检查领导上的责任，看自己是不是为群众创造了条件，使他们能够畅所欲言。
过去下边同志知而不言，言而未尽，说明自己领导的单位中，民主生活并不正常。
这不能怪群众。

“过去你的看法不是和领导上一致的吗？
为什么现在又改变了说法呢？”
对的。
过去下边同志是和我们领导同志的看法一致的。
但是，党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人们提高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思路打开了。
现在又是处在整风运动中，经过了争辩和讨论，大家的认识提高了，为什么不可能出现一些新鲜的与过去不同的看法呢？
对这样的新看法，我们不是应该采取欢迎的态度吗？

“不了解情况，是误会。”
是不是真不了解情况呢？
假定是这样，也说明这样的问题：过去领导上没有把情况向下边同志交代清楚，过去的思想工作没有做到家，引起了下边同志的误会。
即使是这样的意见，也可以给我们领导同志一个教训，使我们知道加强思想工作的重要性。
同时，应该相信误会是可以消除的，消除了误会自然就增强了领导和群众的联系，而把误会掩盖起来却只会更加加深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隔阂。

在整风运动中，领导同志不要怕自己受委屈。
让群众首先把意见倾吐出来，以后还有充裕的时间，把是非辨别清楚。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个领导者应该很好地培养自己的民主作风，应该帮助自己领导的干部养成正常的民主习惯，使自己领导的单位有很好的民主气氛。
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总干部部赖传珠副部长，在5月28日至30日召集了本部各个任免部门的干部座谈。
会上初步揭露了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

有些干部在发言中提出，干部工作中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是相当严重的。
比如：我军干部工作历来是组织工作的一部分，党委管干部是我军的传统，近年来却过分强调了建立干部业务部门。
任免权限过于集中，而事实上高级领导机关对广大下级干部很少了解，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的忙乱。
关于评衔定级中照顾主官和向主官开门的问题，不少同志说，这与我军历史上配备干部的习惯以及当前机关、部队干部的现实情况不相符合。
对副职的看法问题，过去一般是同级，现在强调把副职当助手，正、副职之间编制军衔相差很大，这与我军的传统不相符合，对工作也不利。
又比如肩章分黄、白两种颜色实际意义不大。
有的同志还提到，对军校毕业的学员，曾规定部队要按照学校鉴定的职务分配工作。
结果，有的不符合部队需要，有的和部队干部质量不相称。
还有的同志说，近年来领导上批评下级干部有名利思想，批评是必要的，但也应考虑到某些有关条例规定得不够合理。

在发言中，许多同志提到领导上缺乏自我批评精神。
比如关于去年春天大胆提拔干部的问题，发言的同志认为，方针是正确的，但执行中有缺点，应当具体分析，不能只说成绩是主要的。
有的同志说，这是由于领导上对当前形势估计不足。
有的同志指出，总干部部掌握政策不稳。
去年大胆提拔干部是否成绩是主要的？
问题在于：一、提拔干部不能当成运动，由于赶时间，对有些干部本来不了解的也提拔起来了；
二、大胆提拔又没有控制数字，因此造成干部过多的现象，给复员转业工作带来困难。
如果说成绩是主要的，对缺点也应当认真检查，否则不利于改进工作，也不能使人信服。

到会同志还揭发了总干部部领导上的一些官僚主义作风。
发言的同志指出，总干部部的机构庞大，层次过多，有人浮于事的现象。
忙于了解干部，却很少到部队中去，帮助下面干部正确掌握干部政策。
部首长很少深入到各部、处，民主检查中各部、处开会，部首长也没有参加。
忙于文牍工作，最近总政治部干部部向总干部部送批一份文件，同在一个办公大楼，却一个月还批不下来。
有的同志反映领导上倾听下面的意见少，有时助理员下部队了解情况，回来汇报后就算了事，没有见到领导上对汇报的问题采取什么措施。
有时下面请示问题，还没有说完，领导上就顶回去了。

会上，有的同志提到，有些干部对这次整风还有观望态度，大家说我们敢放也敢鸣，就看领导上能不能解决问题。
有的同志建议：召开驻京单位的干部工作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
对在总干部部范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要立即解决。
有的同志还提出，现行的干部多子女补助费不合理，应当停止才对。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内蒙古军区党委于5月28、29日讨论了整风计划，确定先从军区党委整起。

党委委员们认为：过去，下面同志曾经在各种会议上提出过许多批评，但是领导上没有进一步作调查研究，没有解决问题。
委员们表示：这次整风应该首先解决军区党委领导上的问题。
会议并确定了党委整风的步骤：第一步，以一个月的时间集中检查军区党委领导作风。
前半月是常务委员学习、检查，后半月召开党委会检查。
在学习和检查的同时，放手让下面大胆批评，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听取群众的意见。
第二步，在初步解决军区党委领导上的问题以后，将有一批军区领导同志下部队，继续听取部队的批评，同时帮助下面整风和作调查研究。
然后，再上来进行学习、检查和研究如何彻底解决问题。

又讯 西藏军区陈明义少将，在5月30日向驻拉萨部队军官作了整风学习动员报告。

5月28日西藏军区政治部发出整风学习计划。
计划规定：以一个月时间初步学习整风文件，提高认识，并适当联系工作，多方面反映意见，为正式整风提供材料。
（西藏军区宣传部）

版面：头版

新华社福建前线31日电 大、小金门岛上的蒋军炮兵，30日上午向我厦门、大嶝和莲河等地进行了今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炮击。
从六时十二分到八时四十八分，蒋军共发射炮弹一千一百余发，比4月份向我这一地区发射的炮弹总数还多二百余发。
炮击中，厦门居民一人受伤。
我海防炮兵对蒋军炮兵进行了有力还击。

据福建前线指挥机关统计，从5月1日到30日，蒋军共向我炮击一百二十六次，发射炮弹四千八百九十余发，炮击次数和发射炮弹数都远超过今年前四个月的任何一个月。

作者：严锡南
版面：头版

本报讯 5月25日是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董存瑞烈士光荣牺牲九周年纪念日。
烈士生前所在的部队——5243支队六连在这一天隆重举行了纪念会。

六连指导员在会上介绍了董存瑞烈士的生平事迹。
他说，董存瑞不仅个人勤学苦练钻研技术，获得支队“模范爆破手”的光荣称号，而且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关心帮助同志，所以大家都称他为“老模范”。
他说，这种高贵品质是值得大家很好学习的。

支队政治委员、兄弟连队代表和“董存瑞班”班长齐国祥都在会上讲了话。
驻地学校代表还和“董存瑞班”的同志进行了座谈。
（严锡南）

版面：头版

本报讯 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部队，春季以来，积极帮助各族人民发展农业生产。

在云南省，驻丽江地区的部队官兵，组织了生产突击队，不顾风吹雨打，支援纳西族、白族人民建筑文笔海水库，使工程提前完成。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驻军官兵和家属，在十八天中同傣族人民一道挖通了一条六千三百多公尺长的水渠，实现了当地人民多年的愿望。
保山地区驻军官兵帮助西营傈僳族自治乡人民，在棕苞河两岸开荒，造水田一百六十亩，挖了两条长达一千五百公尺的水沟，这块地今年可生产八万斤稻谷。
西盟山区某部官兵捐款买了二百七十二件农具，赠送给当地拉祜族和佧佤族的五个农业社和两个互助组。
昆明部队领导机关还准备抽调官兵八百人组成一支农村工作队，在6月份分组深入农村，帮助各族人民发展生产。

驻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和阗地区的部队官兵，给当地农业社送肥四十五万九千余斤，修水渠七百余公尺，训练了三十二名饲养员和十二名卫生员。
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上的伊克昭盟军分区，派出七十多名军官深入各农业社帮助进行民主整社和发展生产。
驻海拉尔某部官兵在海拉尔河两岸与洪水作斗争，保证了当地人民生产。

驻甘肃、青海、四川、广西、贵州、广东、海南岛、福建少数民族地区和西藏的部队，都设法帮助各族人民发展农、牧业生产。
驻甘肃的某部将三百八十七匹退役军马，赠送给西海固回族自治区、平凉专区的十几个农业社。
驻海南岛的海军部队官兵和家属，组成抗旱大队，为黎族、苗族人民修建德田水库。

各族人民深深感谢官兵们的帮助。
有的地区人民向部队赠送锦旗，有的在工地立石碑作纪念，有的表演歌舞慰劳部队。

版面：头版

彭德怀元帅5月29日在军械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说：“有人说民主是目的不是方法，我看不是目的而是方法、手段。”
本报222号误刊为“既是目的，也是方法、手段”。
特此更正。

版面：头版

本报噶尔穆30日电 长期在青藏高原的艰险道路上执行运输任务的某汽车部队，今天接受了一批祖国出产的解放牌汽车。
部队接受这批汽车时，举行了隆重的授车典礼。
部队长宣布了授车命令后，驾驶员们庄严地宣了誓：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车辆，安全行驶更多的里程。

作者：冯萍

空军部队在今年训练中接连发生了一些严重事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主要的原因是领导思想上存在着主观片面性，对待训练工作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

只看有利一面，忽视困难一面

空军部队去年训练成绩很好，各种工作都进行得比较顺利，在飞行安全方面也大有进步。
这对今年的训练确实是有利条件。
可是这绝不是说就没有困难了，比如某些器材比较缺乏，飞行课目日益复杂等等，都是客观存在的困难。
但是，不少部队领导上只看到了有利条件，对于困难方面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因此，今年训练一开始，就出现了比往年粗心大意、思想麻痹、飞行组织松懈、飞行纪律不严、违反规章等不良现象。
如有的支队飞行指挥员，在空中能见度不好、看不清天地线的情况下，放出飞机飞空域；
有的部队飞行指挥员，不执行首长指示，允许打靶机飞小航线；
有些指挥员不参加制定飞行计划，对计划不熟悉，叫错代号，指挥错误，一面要飞机着陆，一面又要飞机对头起飞；
还有的部队甚至随便更换指挥员；
等等。
这些现象在去年或多年没有发生严重事故的一些单位里，表现最为严重。
他们把部队的技术水平和组织指挥本领估计过高，对飞行事故失去警惕，对一些行之有效的安全措施也不认真执行了，所以今年的事故，绝大部分发生在以往飞行安全较好的单位。
某部队一支队过去三年内一直保证了安全飞行，今年却连续发生了三次严重事故，这就是一例。

只求完成计划，不顾质量和安全

作为一个领导者，希望很快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超额完成训练计划，这种愿望是好的。
可是，有些部队不顾实际情况，又不在工作中积极创造条件，只是因为“今年的任务是自己提出的，计划也是自己订的，完不成说不过去”，就盲目赶进度，交给飞行员难以胜任的任务。
结果是事与愿违，不但没有很好地完成训练计划，反而降低训练质量，发生了事故。
例如2736部队一支队飞行员张廷泮、胡启华，第一次飞一百四十七练习，就放在暗夜没有发光地标的空域进行，他们二人有顾虑，支队长也知道他们技术水平不高，过去又没有协同过，可是为了完成训练计划，仍坚持让他们飞行，结果发生了事故。

在机务工作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现象。
有些部队片面追求缩短飞机在场时间，机务工作极为粗糙，因此不断发生违反机务条令、条例的现象，使飞机带着故障上天。
例如某部队45号飞机机务人员，在发动机滑油收油池一再发现有金属屑的情况下，在大检查时仍然不检查回油滤，就放飞机飞行，以致造成了事故。
像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

强调一面，忽略另一面

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方面，某些部队没有注意在集中领导下充分地发扬民主，往往放松领导，只强调民主，而忽略集中。
有些领导干部对下面不敢坚持原则，不敢严格要求；
对来自群众的意见不加分析，认为凡是群众的意见，都应该照办。
2736部队一支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他们组织群众讨论飞行计划的时候，一方面有很多清规戒律，限制群众充分发表意见；
另一方面，对群众的意见又不认真地研究分析，吸取其中合理的部分。
领导上认为每月每日的飞行计划都经过群众讨论了，就是已经走了群众路线，只要照办就行了；
至于计划的可靠程度如何，在训练实施中也就不再作检查了。
这种片面地“走群众路线”，实际上成了领导上主观主义和推卸责任的挡箭牌。
如有个别领导同志，在飞行前询问飞行员能否飞行时，常常说：“你们没有意见了？
出了问题你们就得负责！”
每当发生事故征候或飞行质量不高时，他们也不检查领导上的责任，而是过多责备飞行员操纵错误和准备不充分。

此外，有些部队在思想工作上的片面性也很大，例如：看到了积极因素的上升，看不见消极因素的滋长；
强调了表扬先进，放松了批评落后；
强调了解决实际问题，忽视了艰苦奋斗的教育；
注意了正规化的教育，忽视了官兵一致、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的教育；
等等。
这些强调一面忽视一面的错误做法，也是造成飞行事故接连发生的重要原因。

在全党掀起整风运动的今天，在克服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时，对这种主观片面的思想作风，大有深入检查、努力克服的必要。
===== 保证教学时间；
支持科学研究-工程学院教授讲师对领导提出意见

本报讯 军事工程学院的一些教授和讲师们，在最近院党委主持的座谈会上，对学院领导提出批评，特别是在保证教学时间和支持科学研究方面，他们对领导上提出了许多意见。

行政事务多，影响教学

某教授会主任程尔康说：教学人员的教学工作和行政事务的矛盾很大。
领导上虽曾一再说要保证教师的教学工作时间，但是至今未能实现。
尤其是教授会主任，行政事务繁重，有一身兼七职的，整天忙于开会，工作质量不高。
王承澍讲师说：事无大小，都要通过教授会主任来做，一个教员搬家，也要由教授会主任去解决，这样必然造成忙乱。
马明德教授说：最近组织劳动，大家很拥护，但是那种搞突击运动的方式，却给正常教学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搞科学研究工作，受难受苦受气

某教授会副主任王仁权说：院、系领导对科学研究工作只是号召，实际支持不够。
如物质保证方面，提出预算不批，或者拖延积压。
教授会之间要想调动一下人力物力也很困难，有人说：“为科学研究工作而调配人力物力，就调不动。”
好像科学研究是一个“私生子”。
搞科学研究工作，要受难、受苦、受气。
我去年选了一个研究题目，一年多来，多半的时间都忙在事务性的劳累上，这是不合理的。

不愿听逆耳之言

刘景伊副教授说：领导上应该善于听逆耳之言，发动群众，把问题揭露出来。
目前不应该要求提意见的人有自我批评精神，或者强调提出的意见“要和事实核对”，否则，大家就很难提意见了。

有的教师说：有些领导同志不但不愿听逆耳之言，还常常给提意见的同志扣帽子。
马明德教授在最近学院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对某同志发表的“教员每年应该到学员中去住两个月”的意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不料却被扣上了一顶“否定群众路线”的帽子。

学院像衙门，不像学术机构

周鸣潍教授说：学院官僚主义是严重的，到处好像是衙门，而不像学术机构。
在教学工作中，大小问题都要行政首长批示，而他们往往是手忙脚乱地临时决定。
例如材料力学教授会需要一个试验室，很早就提意见和“五系”合并来建设，拖了一、二年没有解决，以后动手修建了，已经花去一千多元，又叫停工，最后还是要跟“五系”合并起来造。

既不深入，又不虚心

王承澍讲师说：建院已经几年，现在再说领导上不熟悉业务，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可是事实上有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大都是由于领导上不熟悉业务造成的。
有一位领导同志，到系里工作好几年了，不少教授会都没有去过，他怎能了解情况、熟悉业务呢。
沈正功教授说：只坐在办公室听汇报，不和有关同志直接交谈，是很容易把事情搞错，引起很多误会的。

钟以文教授说：领导上征求意见，往往只征求少数人的意见。
薛鸿达副教授也说：学院领导接触群众太少。
王仁权说：在修改教育计划时，我提意见不要使课程太集中，领导上不采纳，结果人多课少，我自己就有一年半没教课了，成天闲着，非常苦恼。

政治工作至今未深入到教学中去

马明德教授说：“政治工作如何深入教学”，提了几年，现在仍旧没有解决。
例如最近搞专业设计，对学员左一个动员报告，右一个动员报告，干巴巴的不解决实际问题。
政治学习老是“传达动员——领会文件——联系实际讨论”，不但对老教师不适合，新教师也感到没兴趣。
王承澍认为：学院兼有军队和高等学校的性质，以往是两套内容一起贯下来。
有些会议活动，外面搞了，我们是否也一定要照样搞一套呢？
值得考虑。

反官僚主义需要群众压力

院党委第二副书记刘有光同志在座谈会上表示：感谢大家对领导提出宝贵的意见。
他说：整风是和风细雨的，但是官僚主义往往不自觉其为官僚主义，对领导来说，还必须造成一个改进工作的环境，需要群众来“刺”一下。
领导与群众有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领导，因此，首先要向领导提意见。
批评的态度，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作者：尚学组

具有高度军事素养、政治素养和技术水平的人，以及现代化的技术装备，是部队战斗力的两大要素，两者缺一不可。
军械工作的任务，就是要以质量优良、数量充足的现代化军械物资来装备部队，并使之经常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
因此，军械工作是一种技术勤务工作，也是部队现代化建设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军的军械工作，是随着革命战争和我军建设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国防工业，我军军械装备主要是取之于敌。
当时，广大的军械人员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克服了种种困难，想尽了一切办法，修复了大批缴获的武器，并且自己修配和制造了一些武器弹药。
早在红军时期，就开始自制土枪、土炮、手榴弹和复装子弹；
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就能制造步（马）枪、机关枪、掷弹筒、迫击炮和各种弹药。
这对保证当时作战的需要起了很大作用。
特别是手榴弹和地雷，是当时供应最充足的兵器，无论在防御和进攻战斗中，都曾发挥了极大的威力。

在过去的战争年月里，广大的军械人员，为及时修理武器以保证作战尽了很大的努力。
随军的修械组都是带着简单工具，和战士一起上火线，在战场上做修理工作。
后方的兵工生产和修理工作，也是在极端动荡的战斗环境里进行的。
军械人员以山洞、破庙和地道作厂房和车间，以废钢铁、土硝、土药和木炭作主要原料，没有车床就用钢轨和木凳自己做个“土造”的，没有鼓风炉就用风箱代替。
同时，在反围剿、反扫荡作战中，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把武器弹药送上火线；
为了粉碎敌人的“三光”政策，就把军械物资藏起来，并巧妙地埋上地雷，背起枪去打游击。
许多军械人员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开始，军械工作也进入了新的建设阶段。
全军从上到下都建立了完整的军械组织机构，陆续规定了各种工作规章、条例和制度，相应地培养了大批的军械技术人员。
这对我军建设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彭德怀部长曾在“八大”的发言中指出：步兵的装备已经有了基本改变，其他军种、兵种的装备也都有了很大或相应的改善。
在这些装备的筹划供应上，我军军械工作是尽了很大努力、作了很多事情的。

在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今后原子条件下的作战中，军械工作的作用和地位是更加显著了，它的复杂性和技术性是更加提高了。
就现在来说，我军兵工生产虽然是由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但是，为了使部队得到数量充足、质量优良和价格低廉的军械装备，军械部门要派大批技术干部去参加各个生产部门的检验工作；
为了使生产的装备不断地得到改进，军械人员还要经常深入部队，广泛征求对军械装备的意见，并结合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改制或试制新的合乎战争要求的装备。
随着部队装备的日益改善，以及训练和战争所需物资的日益增加，就更增加了军械工作的艰巨性。
在执行补给任务时，大的如火炮和雷达，小的如一寸布和一个零件，多的如千百万发子弹和炮弹，少的如一两油液和一件工具，都要分清不同式别和型号，准确地发给部队。
在作战时期，军械人员不但要做补给工作，还要组织对缴获的和损坏的装备的清理、收缴和回运等工作。

不管在战时或训练中，部队损坏了的装备都不可能全部补换，必须依靠及时的修理。
这也是军械人员的任务。
他们除了要做好修理工作以外，还要做好维护保养工作。
当然这一工作主要是依靠全体指战员，但是，军械人员必须保证有足够的质量优良的保养材料，并负责向使用兵器的官兵们进行技术教育，有计划地协助他们组织检查，协助他们作好维护保养工作。

军械装备的保管，也不是单纯的看守仓库。
现代战争所需的物力是巨大的，因此必须储备一定数量的武器和物资，以备战时的需要。
这样数量庞大、品种复杂和构造精密的储备物资，要把它保管好，保证战时能用，首先就要建设适应保存不同性质的物资的各种仓库。
而且物资放在仓库里不再理它也是不行的。
比如气候的变化，空气湿度的增减，都会使军械物资生锈、发霉、自燃或自炸。
所以做保管工作的人员，必须懂得各种物资的技术性能，经常检查，定期化验，根据不同的气候进行通风和保温。
同时，一旦发生变化，就必须采取措施，进行隔离和修理。

现代军械工作是十分复杂的一门工作，因此，它对军械工作人员的要求也相应地提高了。
所以，要作好军械工作，全体军械人员必须在各级党委和军政首长统一领导下，取得各方面的支持，并积极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钻研业务，学习技术，以适应我军现代化建军任务的需要。

作者：许克

有些领导干部每次开会讲话，都要让业务部门给他们写讲稿。

武汉部队某师参谋长连给机关干部点名也要管理科替他写讲稿。
该部开党代表会议布置整编工作，事前不叫宣传科长参加，会后却叫他写整编动员报告。
宣传科长提出困难，首长硬说这是业务工作，因此宣传科长只得东抄西摘，很少联系部队实际情况。
但是首长却拿着这份讲稿到会上念，念不通时，还批评说：“句子太长，名词太多。”
参加会议的人，也对念稿不满。

武汉部队后勤部副政委平时很少同群众见面，每逢开会就叫业务部门给写讲稿，否则就不到会讲话。
一次，后勤本部开家属座谈会，文化科请他到会指示，因为没有写讲稿，他就不到会。
另一次会议，业务部门给他写讲稿，在末尾的几句口号上，标上一、二、三等数字，目的是为了讲话时方便，但这位首长呼口号时，竟不加思索地高呼：“一……，二……，三……”引起了哄堂大笑。

某校党委分工让政委给干部作一次报告。
助理员给他写讲稿时，因为自己对军衔级别有意见，就给党委工作增加了一条缺点：党委有宗派情绪，排斥知识分子，应该坚决纠正。
这位政委没有审查就拿到会上照念。
到会干部深感惊讶，他念完后也怀疑地说：“这段话不对头呵。”

作者：胡永祥

本报讯 最近0127部队三支队召开了回族战士代表座谈会，到会代表提出的主要意见是：领导上不关心回族战士的生活。

炊事员马志如说：上级为我们成立了回民灶，大家都很满意，但是粮食、菜蔬都由大食堂掌握，我们领一天吃一天，伙食很难改善。
大食堂每周都吃肉，我们两周甚至有时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
他们经常吃油炸丸子，我们人数不多，领油很少，做汤都舍不得放油。
营里的经济委员会没有回族战士参加，从来没有研究回民灶伙食改善问题。
我们要求今后一次发给一个月的主副食品，好想办法调剂伙食。

回族战士家属来队吃饭也有困难。
战士平国元说：来队家属不能吃招待所的大灶饭，领导上又不准他们和我们一块吃，只有买来吃。
家属们都有意见。

有些代表还提出：少数同志不尊重回民习惯，要求领导上对部队加强教育。

支队领导研究了这些意见后，已经着手解决其中应该和可以解决的问题。
如责成后勤部门立即修理回民食堂的炉灶；
确定今后回民灶伙食由回民炊事员自己管理；
回民灶一次领取一个月的粮食、菜金；
经济委员会必须研究回民灶的伙食改善问题；
领导干部要经常检查了解回民灶的伙食情况；
各连干部应经常教育部队尊重回族风俗习惯，加强团结。
今后领导上将经常通过召开座谈会或个别征求意见的方式，检查部队执行少数民族政策的情况。
（胡永祥）

作者：陈金康

还在1955年，住在南京市郊石门坎乡的农民们，就迫切要求学文化，因此乡里决定办一个文化夜校。
但是缺乏油灯照明、缺乏教员的两大困难没法解决。
工程兵学校领导上知道这种情况以后，首先从学校接出了电线，并派了六位青年军官担任义务教员，轮流上课。
这就解决了民校的困难。

南京市扫盲协会认为工程兵学校在扫盲工作中作出了良好的成绩，故发给奖状，予以奖励。
（陈金康）

作者：王业
单位：武汉部队
栏目：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放”“鸣”之风好像还没有吹到武汉部队。
就拿我们直属队来说，到今天（5月26日）为止，上尉以下的军官才听了三次传达报告，有两次还是因为总政治部电催搜集反映，才急忙传达，以便叫干部们座谈出一些“反映”来上报的。

另外，还有人只想“整”连队的官僚主义，而不先从揭发领导机关的“三害”做起。
据我所知，有些部队的报纸都在揭发和批判连队的官僚主义，批评的对象全是连长、排长、司务长，未免叫人有“雷公打豆腐”——整下不整上的感觉。
武汉部队 王业

作者：郑伯侠

一、两人来交谈

二、道理说得少

三、“帽子”给扣上

四、对方还一套

五、脑子热了互不相让

六、矛盾还是解决不好 郑伯侠 作（图片）

作者：火民

为了帮助领导整风，南京部队直属政治部于5月17日、22日召开了两次机关干部座谈会。
到会同志在大胆“放”大胆“鸣”的气氛中，做到有啥说啥，反映了长期积压在内心的意见，对领导提出了批评。

领导作风脱离实际

在会上，有的同志认为：现在高级首长是坐着小汽车进出，上办公是看电报、批公文、听汇报，下办公就回自己的宿舍，很少与群众接触，有些来机关七八年的上尉以下干部，还不知道首长是个什么样子。
有些部门首长不认识科长、参谋，有些科长（如文教科科长）甚至叫不出本科人员姓名。

群众路线好像只是下级机关和下级首长的事，高级首长谈不到什么群众路线，各业务部门也跟着学，一切以命令行事，不信任群众，不同群众商量。
如管编制的不了解各部门实际需要，也不与群众很好研究，就做出决定。
结果形成忙闲不均的现象。
通信兵处电话站有三十个话务员就可以了，可是编制上却确定为六十五个。
报社只有十一人，工作太忙，可是文教科却有二十多个人，有的人每周只有四小时工作，闲得发慌。
在干部提拔工作上，过去是经过支部、党委讨论，还到群众中征求意见。
现在不是这样作了，考核干部只看档案，不到群众中去深入了解。
因此调整级别中确实有不合理的地方。

某些首长生活特殊

到会同志认为：平均主义是不对的，但是某些部、处长以上首长在生活上确实太特殊了，超出了一般制度规定，这就引起了一般干部很大不满。
例如按规定有些首长是没有专用小汽车的，可是现在每位首长有一辆小汽车，外出打猎、看戏、看电影、上百货公司、郊游也大多坐小汽车。
部、处长虽然没有专用小汽车，但同样是有求必应，直到目前还有个别部、处长带着老婆、孩子一大群坐小汽车出去玩。
而参谋、助理员有紧急工作需派汽车，管理处却派不出，有的参谋、助理员爱人生育，叫不到汽车送医院。
有一个单位编制上有八个公务员，可是三位首长就抽去四个，结果办公室没人打扫，干部上班喝不到水。
有一位首长不遵守“私人请客不准报销”的财经制度，自己请客自己批，今年已报销了两次。
有的首长出发工作，自己的驾驶员、公务员、炊事员都不带（留在家里帮助搞家务），却要管理科另派警卫员、管理员、驾驶员跟随外出。
看戏时，常是部、处长以上干部和他们的爱人、孩子、保姆占满了好位子，下面同志出同样多的钱老是坐不到好位子，甚至还有专门对几个首长放电影的事。

为了使首长能休息得好些，让他们住较好的房子大家也没有意见，可是有的首长占用房子太多，比如有一位首长住房六百零二平方米，实际只用了一百九十二平方米，为什么不能二个、三个首长住在一起呢？
有的首长没有小孩、保姆，也单独住了一座小洋楼。
更不合理的是住的好、住的宽，可是出钱还不多，比如住了一百七十八平方米只付房租十五元一角四分，这些钱还远远顶不上冬天生暖气用的煤价。

个别首长在党内生活上也闹特殊，一到星期六都是请假，不参加支部大会，也不参加党小组会。

样样都要分等级

机关里处处分等，样样是什么级以上，造成了领导和群众之间的人为的脱节。
如看病，校以上军官可以不排队，有的还设专门的接待室。
前年大脑炎预防注射，校以上军官和他们的老婆、孩子，甚至保姆都注射，可是尉官就一律不准注射。
屋内用具也明显分等，尉以下有的连个挂衣钩都没有，一切都得自己花钱买。
有的部门买肉也有等级，对干部、处长天天有公务员送肉上门。
有一个单位组织春节郊游，票价一样，坐车分等，部、处长坐小汽车，少、中校坐交通车，尉以下坐大卡车，弄得群众一肚子气。

此外，不分宿舍远近，团以上干部每人发一辆自行车，连坐交通车的部、处长也每人发一辆自行车。
结果有的校官把自行车给爱人骑了去上班，自己外出工作照常坐公共汽车，回来向公家报销车费。

思想工作薄弱

到会同志认为：目前机关的思想工作是薄弱的，首长似乎只管业务不问思想，对干部是只使用不培养，即使了解干部中有问题也不主动帮助。
党的支部好一点的是了解思想状况，在支部大会上顺便提一提。
不好的连了解也不了解，更谈不到具体仔细地进行思想工作。
甚至有的同志要求与领导谈话解决思想问题，而领导上却一再强调工作忙没时间。
不少人就对首长望而生畏，汇报工作时看首长脸色高兴就多讲，不高兴就少讲，首长需要什么就讲什么。

还有部分首长对待干部中存在的思想问题，不是耐心说服、以理服人，而是简单生硬、批评了事。
如有的同志用业余时间自修理论，就批评说是“自高自大、好高骛远”。
有的机关干部要求与部队干部轮换，领导不作细心的说服工作，反而生硬地说：要你在这一天，你就安心一天，叫你走就走，不能影响工作，否则就要批评处分！
有的部门因首长平时只抓中心工作（对的），不过问一般工作，所以在年终工作总结时，参谋、助理员就提出有“大科”“小科”的感觉。
而部门首长不仅不作细致的说服解释工作，反而在大会上批评：提出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是个立场问题。
弄得下面思想上很不愉快。
曾有一个部门的同志在机关党员大会上提出：处理干部问题上有宗派情绪。
当时既没有展开辩论弄清是非，也没有很好考虑一下，就当场责成提意见的要作“深刻检讨”。
所以下面思想就不通，认为似乎在党的会议上也只准说好，不能对缺点提出批评。
总结工作中，到处套用“成绩是基本的、很大的，缺点是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成了官僚主义的挡箭牌。
还有的把干部处理个人婚姻问题的某些缺点，也往往拿在支部大会上、行政会议上一再批评，使干部不仅不能体会到领导上的关心体贴，反而造成了对立情绪。
（火民整理）

这个材料中所叙述的事情，发生在去年秋天。
这个校阅团是以训练总监部为主组织的。
今天才发表这个材料，是晚了一些，但是，类似事情不只这个校阅团有，在其他领导机关所组织的一些校阅检查工作中也有，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因此仍有其一定作用。
特别是值此整风之际，我们认为发表这个材料，对改进这方面的工作，还是有很大好处的。
部队同志对校阅团有批评，当然也有表扬，这是无需多讲的，这里提一笔，文中就从略了。
同时限于篇幅，这里只把被校阅部队师的干部的一些意见摘要发表于后。

——编者

师长的意见

不问具体情况，照着框框办事

据说校阅团在北京就拟订好了校阅提纲。
校阅团来的那天晚上，把提纲给我们看了一下，还通知我们明天汇报，不超过两小时，只简单地介绍一下部队情况。
校阅团到了部队就按照提纲进行校阅，同我们研究部队情况不够，也没有和我们商谈怎样进行校阅。
部队不了解校阅内容，校阅团不了解部队情况，在校阅当中就出了很多漏洞。

校阅团考核某团防化学排时，课目是侦毒器的使用。
侦检时，战士按照理论讲解的内容，报告侦检管变成××色了，判定毒剂为××。
而负责校阅的同志却说：“不对！
明明侦检管没有变色，你说变色了，不结合实际。”
下午，排长接受上午教训，对大家说：“我们下午要按实际情况作，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下午考核化学侦察群侦察，战士没有发现征候，也就按没有毒剂的情况处理，而校阅团的同志又说：“战士不能完成任务。”
弄得下边不知道怎样才对。

态度生硬，不让下面干部提意见

校阅当中，校阅团的同志态度生硬，使下边同志接受不了。
在搞司令部演习的时候，师长下口头命令，参谋人员要记录。
参谋长文化程度低，记不下来，校阅团团长就问：“参谋长同志！
你怎么不记呀？”
参谋长回答说：“我文化程度低，记不下来。”
校阅团团长又说：“记不下来你拿个本子干什么呀！”
参谋长心里想：我文化程度低，拿个本子夹夹文件也不可以吗？
感到很难过。

总结的时候，校阅团没有向下边征求对本身工作的意见。
炮兵副师长在会上主动提了几个意见，校阅团团长立即说：“你的意见不对。”
使人感到校阅团不叫下边干部讲话。

炮兵副师长的意见

有意为难部队干部，弄得下面不知如何是好

校阅团很少研究具体情况。
搞夜间垂直光线测量距离，校阅团一位处长头天晚上告诉我们在枪管场进行，并吩咐用木头灯泡作。
第二天，我们在野外告诉他已经在枪管场准备好了，他立即批评我们：“谁叫你们在枪管场准备，为什么不在野外用曳光弹进行？”
接着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又来个硬性规定：“今晚七时就在此地准备好，我来检查，不准耽误。”
当时已四点多钟了，离营房还有三十多里，派人回去取东西，再走八、九里路到山上去打，三小时怎么来得及呢！
这分明是有意来难我们的。
结果七时半才开始射击，处长同志在电话上大发雷霆：“你们是什么工作作风，不按时执行任务，这样能带好部队吗？”
他把电话机一摔，也未到作业场看作业就走了。
最后校阅团又要我们在现地做营夜间射击指挥练习，他们去家里睡觉了，把我们留在野外整了半夜。

在实弹射击的时候，校阅团的一位处长要我们抽一个同志当解说员，我们就准备了。
一个大尉同志又问我们说：“你们准备这个干什么？
这是实弹射击，又不是搞演习，给谁解说呢？”
后来就不要解说员了。
第二天，这位处长同志又要我们准备，我们告诉他一位大尉同志说不要了，他立即说：“什么大尉不大尉，你服从谁？”
并且批评我们不服从命令。
你一个命令，他一个命令，叫我们听谁的呢！

随便扣大帽子，干部受不了

今年规定团营属炮兵要集中训练。
我们军里考虑到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决定把干部集中起来学，然后再教士兵。
军区批准了这个办法。
校阅团一检查，批评我们不执行命令。
我们说明了具体情况，一位处长很不耐烦地说：“我知道这个情况。”
可是在总结的时候，又宣布我们不执行国防部长的命令。
我很想不通，难道军首长、军区的命令不是上级的命令吗？
随便扣大帽子，我们受不了。

校阅团只知道批评指责，很少帮助指导。
提出问题以后，我们经常请示他们，请他们说明道理，交代办法，可是直到考核结束了，他们还是一句话：“我们是来考核你们的。”
校阅团有位处长是提前走的，我们未送，原因是我们正在参加两级首长司令部演习，抽不出空来。
这位处长不满意，说我们没有礼节，不懂得上下级关系，批评了一顿。
我们真作难，不去演习，校阅团长那一关也是过不去的。

参谋长的意见

讽刺挖苦代替了具体帮助

我们没有住过学校，没有看见过材料，有些地方不会作，是很自然的事。
校阅团不研究具体情况，就是死批评。
有些批评是讽刺和挖苦。
校阅团团长看到部队组织射击有缺点，就说部队是“老油条”，没有朝气，死气沉沉。
还说部队干部对他们不热情。
部队干部看见他们那么厉害，谁还去“热情”呢？

“解放军报”报道校阅团的情况，最后一段说校阅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这是“客里空”。
校阅团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只“熊”了我们一顿。
在演习当中，应当怎么做，错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不说明。
只是说：“你干什么的？
怎么搞的！”
在师、团司令部演习的时候，有些地方搞的不好，校阅团的一位同志说：“这是十八世纪的战术。”
讽刺大家。
还有一位同志讽刺我们说：“营房盖的倒不错，自来水成了自流水。”
营房管理上有缺点，可以指出来我们改进，这样讽刺我们干什么！

校阅团自己搞错了，也说是别人不对

校阅团自己搞错了，还批评别人，这样的事情也不少。
在第二梯队投入战斗的时候，师长规定了当前任务和发展方向，没有规定后续任务。
校阅团的同志就问第二梯队的团长：“你听懂了没有？”
第二梯队的团长回答说：“听懂了。”
第二梯队的团长按照校阅团的提问，说明了当前任务，又说明了尔后的发展方向。
校阅团的同志立即说：“什么尔后不尔后，你懂了什么啦？”
后来校阅团的另一位同志说明，师长的命令是对的。
结果是自己闹错了还“熊”别人。

在进行步枪夜间射击的时候，校阅团的一个参谋批评别人没有看条令，没有按条令作。
后来把条令找来给他看，原来是他没有看条令，批评错了。

校阅团坐汽车用了很多油，报销的时候必须有校阅团的证明。
我们把耗费的油料写了个报告，请校阅团团长签字盖章，说明这样好报销。
校阅团团长就是不签字，说：“怎么报不了呢？”
经再三说明，他才签了一个名字，没有盖章，也没有注明是校阅团用的。
这笔账到现在上级也不给报。

副参谋长的意见

部队在野外住了两夜，校阅团没有去

校阅团对待同志态度生硬，使人受不了。
在野外演习，进行现地勘察，校阅团长问参谋长有没有勘察计划，参谋长说师长有一份，其他同志没有。
后来没有按照计划勘察，使校阅团的同志跑的很累，就当场对参谋长说：“你应当检讨。”
校阅团当场问师政委：“师长下决心，政治工作怎么做的？”
师政委没有准备，当着各团干部，弄的下不了台。
这么一问，政委就准备了做政治工作演习。
第二天要演习了，又宣布不要做了。
这样的工作方法，怎么叫下边服气呢！

大家都怕校阅团长。
大家反映，校阅团真是“钦差大臣”。

一位团长向师长报告第二梯队的位置，校阅团的同志问他：“你量过没有？”
有同志反映，校阅团真厉害。
团长先报告决心，后组织协同动作。
而校阅团的同志说要先搞协同动作，后报告决心，为此又批评一顿。
按道理是应当先报告决心，后组织协同动作的。

部队在野外住了两夜，校阅团并没有去。
（韩犁整理，插题是编者加的）

作者：戴言

我们认为：财务制度上关于军官多子女补助的规定是不合理的，应当取消。

军官多子女补助办法是这样规定的：“军官在实行薪金制以前所生的子女超过三个以上者，每多一个子女由公家每月补助二十元。
但军官在实行薪金制以后再生的子女，以补助两个子女为限。
……”这个办法，自1955年1月实行以来，情况如何，请看下列统计：

年度 享受补助的军官子女数 补助费总额

1955年 22，715名 5，451，600元

1956年 31，259名 7，502，160元

1957年 36，451名 8，748，200元

从这个统计表可以看出，两年来，享受补助的军官子女及补助费增加了60％以上。
照这样增加的速度，再过十年，这笔由军费中开支的补助费总额，如果你计算一下，该是多少呢，定会大吃一惊。
问题还不限于此。
我们再看看：国家一年（以1957年为例）拿出八百多万的巨额款项，补助给谁了？
根据许多单位的反映，子女较多的绝大部分是校以上军官。
因为他们结婚较早，子女也就较多。
而尉级军官，尤其是上尉以下军官的结婚限制1955年才取消，到现在还不过两三年，他们的子女通常不超过三个。
据总财务部有关部门一位负责同志估计，全军享受多子女补助的校以上军官约占80％，尉级军官约占20％，而尉级军官中，大尉又占大部分。
这个估计是有根据的，以驻京某单位为例：受到多子女补助的军官共二十名，而校以上军官就有十六人，占80％；
尉级军官四人，占20％，而这四人中，就有三个大尉。

是不是这些接受补助的人都需要补助呢？
国防部命令上是这样写的：“关于多子女的军官的生活补助，属于社会救济事业，由福利费内酌情给予补助。”
可以想见，“补助”是补其不足，补其困难，属于社会救济的性质。
而校以上军官已享有较高的薪金待遇，养家糊口一般都绰绰有余，完全没有必要给予这项补助，然而这项制度却偏要给他们“锦上添花”。
同时，应该指出，这项制度是同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原则相违背的。

对于这个不合理的制度，不仅遭到许多军官的反对，甚至不少有权利享有补助的军官也不能安然同意。
例如安徽军区政治学习队教员余敦富大尉就给解放军报写信，建议取消这个规定。
他说：“我有四个小孩，按规定每月补助二十元。
我每月薪金收入一百三十元，家庭每月生活费用最多不超过一百元，每月尚可存三十元，我根本不需要这项补助。
取消这项多子女补助费，对我们的生活不会有影响。”
解放以来，我国人口增长速度非常迅速，控制人口增长，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关键。
近年以来，国家大力宣传避孕，提倡晚婚，提倡节制生育。
而我军实行的多子女补助却反其道而行之，实际上起了鼓励生育的作用。
部分有了三个孩子的军官，往往就可以放任生育。
据某军官反映，在他们单位，在有三个孩子的军官中，流行一种说法：生吧，以后生一个，就有二十元……。

奇怪的是，多子女补助是随着薪金制一道产生的。
谁都知道，军队改行薪金制以后，各级军官的收入比地方同级干部收入要高。
那么为什么多子女的地方干部没有补助，而我们军队却有补助呢，而且补助的数字很大（二十元，相当农民四个月的生活费用）。
或许制定军官多子女补助制度的人，完全出于一番好意，可是这番好意，却得到相反的结果——把我军在人民群众中特殊化起来，有意无意地在军队和地方之间，垒起一道高墙。

每年白白花这么多钱真叫人痛心。
我们急呼：立即取消这种制度，实行对家庭真正困难的军官给予救济，并且限于少数尉级军官（校以上军官原则上不予救济，真正困难者可酌情予以补助）。
任何拖延，都是不能容忍的。

本报最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对发给校官专用自行车一事提出意见，要求取消这个不合理的规定。

读者夏代煊在来信中说：配备自行车的目的，毫无疑问是为了使同志们工作上方便，那么为什么不将这些作为公用车，让大家都方便，而确定发给个人，让某些个人去方便呢？
如果说这是对校官照顾的话，我看也不必要，因为校官薪金较多，如果需要自行车，自己可以购买；
我们兵役局有些尉官同志，为了下乡工作方便，自己还买了自行车，难道校官就不能买吗？

驻北京某单位一位读者来信说：校官发给自行车的制度是非常不合理的。
我们单位有些校官根本不会骑，宿舍离办公室又很近，可是照样都领到自行车。
有些尉官住宿的地方离办公室较远，因为他是尉官，所以就没有自行车骑。
读者徐锐琴来信说：总后勤部离北京市内约二十多华里，校一级军官因公外出时，大部分公家给派汽车，因此自行车的使用率很低。
有的校官自己既不骑，也就不保养，扔在一边任凭生锈损坏，丢失现象也很严重。
南京部队政治部策刃同志来信说，他们单位里，校官感到发自行车没有多大必要，有的校官有了自行车外出也不骑。
到集体外出听报告时，汽车不够用，通知有自行车的骑车去，有的同志还是不骑，仍要坐汽车去；
有的校官干脆把车子交给爱人或子女用。
这样，自行车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读者在来信中，一致要求领导上取消这个规定，将发给校官的专用自行车收回，统一管理，作为公用；
如果需要给某些人专用的话，也应该根据工作需要发，而不应该按级别发。
第一政治学校高尔志来信说，他们单位已将全校自行车集中管理，谁外出时，就凭牌取车，返回后交回。
车子有专人保管、修理、擦拭，所以都保养得很好。
他认为这种作法虽然还有些地方需要改进，但事实证明比发给个人用好，大家都满意。
（附图片）

力模作（图片）

本报讯 5月29日，工程兵政委黄志勇中将召集直属单位的一些团支部副书记和委员，座谈机关青年干部对领导的意见。

到会同志都谈到对青年干部的培养和使用问题。
设计处技术员黄耀宗说：青年技术人员迫切要求提高技术水平。
我们中间，很多同志没有专门学过军事工程设计，有的还只有初中文化水平，技术不赶快提高，工作质量又怎样能提高？
希望领导上不要只叫大家自己钻，还得采取一些实际有效的办法，如举办技术训练班、组织观摩等，来提高我们的工作能力。
他说：工程兵技术人员至今未评技术等级，没有一个技术等级评定标准，有些大学毕业的同志干了五、六年，现在还是技术员，这就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司令部办公室施震铎说：我当了几年秘书，至今还不明确自己的职责是什么。
有时首长的孩子订牛奶，首长爱人交党费，也叫秘书办。
秘书工作究竟向何处去？
我向哪方面努力，将来怎么办？
这都是问题。

有些单位人多事少，也使得干部不能很好地发挥力量。
军事训练处翻译叶岱毓说：1953年和1954年，任务最重，翻译只有十三、四人；
近两年来任务减轻了，翻译人员反增加到二十一人，原来是领导上把下面学校编余的翻译堆到我们这里来了。
现在大家闲得发慌，有些同志就要考虑到自己的出路问题。
幼儿院教养员迟兴茹说：我们单位也多了不少人。
青年人都想多做点事，领导上也号召我们一人要做两人的事，但实际情况却常常是一个人可以做完的事要分给几个人做，这叫我们的积极性怎么表现出来！

晖诺墓ぷ鳎交嵬咎岢隽思父鲋档米⒁獾奈侍狻；
埔谒担核淙恢醒朐缇吞岢隽说骋凑涨嗄晏氐憷戳斓纪诺墓ぷ鳎墒俏颐堑ノ恢两窕姑挥泻芎霉岢埂U馐呛屯胖Р渴榧堑娜搜∮忻芮泄叵档摹N颐怯屑溉问榧嵌际撬氖暌陨希侨鄙偾嗄甑钠ⅲ酝诺幕局兑膊皇煜ぃ窒肮哂诎训持Р坎贾玫墓ぷ髦苯幽玫角嗄曛腥ィ挥腥猛胖Р慷懒⒌亟醒芯浚岷锨嗄晏氐阆蚯嗄晷筒贾谩R虼耍械耐咎岢觯和胖槭遣皇且欢ㄒ车那嗄晡崩醇嫒危坑械耐舅担吮Vさ扯酝诺牧斓迹胖橛Φ庇傻吃钡H危堑持Р恳粞∶裰髯鞣绾谩⒛芰等褐诘那嗄甑吃崩吹H巍；
埔诨顾担褐笔舳油诺墓ぷ魑被崂镆彩乔嗄晟佟⑼旁鄙佟！
糂

图片

施震铎提出：党委要重视超龄团员的退团问题。
机关团员超龄的很多，按照新团章规定，有不少同志就要退团了。
退了团怎么办？
这是不少同志目前正在考虑的问题。
希望领导上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消除他们思想上的苦闷。
熊植远批评去年发展党的工作缺乏统一的规划。
他说：有的单位抓得紧就接收了新党员，有的抓得不紧就没有发展。
现在要巩固了，不成批发展了；
可是有些单位却传达成不发展了，“挂红灯”了，引起了一些要求入党的同志的顾虑。
希望领导上把党的发展问题向青年讲清楚，提高他们对党的认识。

到会同志在发言中，还揭发了本单位领导作风中存在的许多问题。
他们希望工程兵首长今后能常到直属各单位去看看，常和基层干部谈谈，了解他们的情况，解决他们的问题。

作者：史立成白艾

第二军医大学的教授、讲师、医师和护士们“放”“鸣”起来了。
这是记者走进学校首先得到的鲜明印象。

校部的黑板报、校政治部的“教学导报副页”连续地刊载着“放”“鸣”者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一块黑板不够，增加到将近十块；
“教学导报副页”三期、四期登不完，急着出五期、六期。
校整风办公室经常收到“放”“鸣”的信件，校首长办公室也常有人进来谈心。
在教学余暇或夜晚，记者常常看到三三两两的人在交谈“放”“鸣”的事。
这个人说，把意见一说出来，觉得和领导更靠近了；
那个人说，我还有两个意见没有提，下次开会一定讲出来。

5月28日下午，记者走进校党委书记程坤源同志的办公室，请他介绍一下学校“放”“鸣”情况。
他说：我们“放”“鸣”得还很不够。
虽然从4月29日开始连续开了几个座谈会，但是由于放手还不够，门开得还不敞，因此有些人发言还有顾虑。
昨天校党委开会认为，时间比金子还贵，确定马上再召开一系列的座谈会，一次会议讲不完就开两次三次，各个黑板报和校报应该把所有的稿件一律和群众见面，一时讲不完的或临时想起来的意见，可以到整风办公室来谈，或者写成补充意见寄给校部，三次四次地补充，十次八次地来交谈都欢迎。
记者问：在前一阶段“放”“鸣”中，遇到了什么思想障碍？
书记说：校党委大胆放手的决心是坚定的，只是党内部分领导干部在开始时有顾虑。
有人怕“各路金鼓齐鸣，把自己陷在尴尬局面里”；
有人口头赞成“放”，心里有疙瘩；
有人嫌吵吵嚷嚷太麻烦。
归纳起来有五怕：怕放乱了不好收场，怕放过火了不好解释，怕放多了是非难辨，怕削弱领导威信，怕出马与党外同志争鸣时说服不了人家。
他们的基本论调是“别顾头不顾尾”。
当时党外同志的主要顾虑是怕“钓鱼”，怕官僚主义的余威不消。
广大学员和工作人员顾虑不大，他们急于要求“放”，有人写信问党委：四面八方“放”“鸣”声，学校为啥按兵不动？
在这种情况下，校党委一面动员党外同志“放”“鸣”，一面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再学文件，党内也展开小争鸣，澄清思想，提倡“闻善言则拜”。
现在党外的顾虑正在逐渐消除。

党委书记接着说：我们没有受整风三阶段的约束，而是边学文件边“放”“鸣”了。
我们原来也想先学好文件再“放”“鸣”，可是党内外同志在社会影响下急于“放”“鸣”，如果还机械地按阶段搞，岂不落在群众后边了！
再说，死学文件效果也不大。
事实证明，在学文件的同时展开“放”“鸣”，党外同志用具体生动的事实揭露“三害”的原形，党内干部也就认清了它的严重性，这就更有力地推动了整风。
比如校领导上过去从训练部的考试成绩表上看，觉得教学成绩很好，可是经过教授、讲师揭发，原来里面有虚假现象；
又如有个别党员干部平时骄傲居功，对缺点认识不足，黑板报上放出了“如此中校”、“朱部长的威风”、“技工的不平”以后，生动地教育了这些同志。
所以我认为，党内整风没有党外的批评，领导上整风没有群众的批评，实际上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整风。
如果边学文件边“放”“鸣”，就可以使学习和检查、党的指示和实际情况、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记者曾经听到一种论调说，要掀起整风运动就不能和风细雨；
还有人说，要严肃认真又要和风细雨两者是矛盾的。
记者就这个问题问程坤源同志，他说：我认为对和风细雨不能从形式上去看它。
和风细雨不是无风无雨、不是不痛不痒的批评，而是有风有雨甚至是一场深刻的、激烈的思想斗争。
和风细雨也不排斥讽刺。
和风细雨要求以理服人而不是用棍子敲人、用帽子压人。
和风细雨不是无风无浪而是有风有浪的，否则就掀不掉“三害”。

作者：林剑

从“玻璃墙”谈起

在广州部队最近召开的高级医务工作者座谈会上，谈到党与非党之间的关系时，总医院口腔科主任打了个比喻，他说：“在我们医院里，这道墙不是铜墙铁壁，也不是土墙、木墙，而是一道玻璃墙。
彼此看得见，就是不通气！”
这道“玻璃墙”是怎样形成的呢？
基本原因是党的组织没有依据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贯彻党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
总医院副院长曾宪文说：“高级知识分子多数个性比较孤僻，好处是不致同流合污，坏处是脱离群众；
自尊心很强，好处是有自觉性，坏处是自高自大；
比较敏感，好处是对客观事物有一定看法，坏处是容易猜疑；
进取心强，好处是要求进步，坏处是爱虚荣。
这些特点也在不断变化。
医院党委的负责同志过去就不了解这些特点，也不知道根据这些特点进行工作。”
所以正如外科主任陈寿康说的那样：“一些非党的技术人员对党员采取了薛宝钗对王熙凤的态度——一问三不知。
其实薛宝钗对一些事情是有自己看法的。”
“厚此薄彼，不能一视同仁”
在这种宗派主义情绪支配下，出现了许多不合理的现象，具体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许多科主任说他们“有职无权”，对他们“缺乏一视同仁的精神”。
总医院检验科主任彭淑景要改进兔子笼子以便饲养，却遭到饲养员的反对。
领导上派党团员调查了这件事情后，反而批评他不尊重饲养员的意见。
他说：“我这个科主任连改进兔子笼子的权利都没有！”
他们科里有些团员不通过他就自动调换小组，领导上不仅不批评，反而予以表扬。
有的科主任说：护士长和护士往往是党员，而科主任是非党群众，在这种情况下科主任在工作上提出的意见，常常被他们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否定。
卫生防疫检验所部队卫生科主任王师克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可是因为他是非党员，卫生部就把他降为科副主任，而另委派了一个缺乏经验的党员作科主任。
发生了医疗事故处理时也缺乏原则。
163医院放射科主任罗炳华说：“去年湖南军区某首长的亲属的小孩在医院治病死了，处罚了一批人，有的降职，有的警告，不久受处分的党、团员都撤消了处分，只有一个不是负主要责任的非党主治医生没有取消处分。
还有些党员医生出了医疗事故，领导上竟隐瞒起来不加处理。”
不合理的“保密”制度引起了许多非党科主任的不满。
“战士报”、“卫生建设”等一般报刊也不准他们看，镶牙标准也向非党牙科医生“保密”。
他们说：“用而不信，怎样进行工作呢？”
官僚主义领导下的一个机构

卫生防疫检验所副所长周培安的发言引起许多人的同情：明明是广州部队的卫生防疫检验所，地址却设在千里之外的武汉。
四年来他们多次提意见要迁到广州来，但始终未引起各级领导机关的重视，对这样一个重要机构的处境显然与“以预防为主”的医务卫生工作方针有很大矛盾，部队的卫生建设、各种流行病的预防因此受到了影响。
这样一个远离领导的机构有许多苦衷：他们的供给关系归武汉，业务指导归上海军事医学科学院，党政工作又属于广州部队后勤政治部。
多头领导、两地相隔的结果，是经常被领导机关忘却。
卫生部的首长四年多就没去过这个单位，工作上许多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据新华社莫斯科31日电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结束了对中国、印尼、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长途友好访问后，30日下午四时半乘喷气式客机回到莫斯科。

伏老虽经长途飞行，但是面色红润，精神愉快。
他下机后同前来欢迎的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萨布罗夫、赫鲁晓夫等拥抱，并且热烈地同欢迎者一一握手。

据新华社31日讯 台湾报纸和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连日发表言论，反对美国军人和他们的眷属、佣人在台湾享有“治外法权”，对美国人在台湾监督和干预蒋介石集团的军政事务也表示强烈的不满。

美国人在台湾普遍享有“治外法权”和对蒋介石集团军政事务执行监督和控制，它的所谓“根据”是美国政府就“军事援助”问题而递交给蒋介石集团“外交部”的“第十三号照会”。
根据这个照会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对蒋介石集团的大小事务有权进行“监督”，美国驻台湾军事援助顾问团的三千名官员和其它许多美国人，还享有所谓“外交人员的特权”。

几年以来，美国人不仅在台湾滥用“治外法权”，杀害中国人也可以“无罪”，他们还加紧对蒋介石集团进行“监督”，从国民党当局的“中央预算”到蒋军连队发饷给士兵，美国人都加以直接监督、控制和干预，蒋军建筑一个碉堡、动用一桶汽油，甚至蒋军中上级军官的任免，都要经过美军顾问团人员的批准或同意。

由于这个“第十三号照会”明显的侵略性质，蒋介石集团一直不敢公开透露。
连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们，都不知道它的内容。
美军惨杀刘自然案发生后，许多国民党立法委员向蒋帮“外交部部长”叶公超提出质询，叶公超才不得不含糊地提到这个照会。
国民党立法委员们认为，这个照会没有经过国民党立法院的通过，因而即使依照蒋介石集团的“立法程序”来说，它也是不合法的。
国民党监察委员们最近对美国人在台湾普遍享有“治外法权”和干预台湾当局的军政事务，也一再提出抨击。

又讯 美国报纸评论台北的反美示威时承认，美国目前推行的靠扶植台湾蒋介石集团来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

“纽约先驱论坛报”评论员李普曼强调指出，美国这个政策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它“想阻挠台湾的中国人同大陆的中国人达成协议，而这却是一个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的企图。”

目前驻在台湾地区的美国陆、海、空军军人约有九千名。
他们不仅奴役台湾人民，而且也对蒋军官兵加紧了控制。

三千美国人控制蒋军一切

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现在已经成为蒋军的最高指挥机构。
美国驻台湾军事援助顾问团在蒋军中的权力也越来越大，控制了蒋军的一切主要方面。
顾问团的人员从1951年5月的一百一十六人增加到目前的约三千人。
蒋军陆军部队的军、师和空军联队、海军舰队一级司令部都设有美军顾问小组，陆军团、空军大队、海军舰只上以及各军事学校也都有常驻的美军顾问。
美军顾问还常常到蒋军部队的连队中“视察”。
蒋军的训练和各种演习，都有美国顾问直接参与和指挥。
蒋军的调动，海军主要舰只的行动，以及军械、弹药、油料、军需品的供应，都要经过美国顾问的同意或批准。
海军舰艇是否需要修理，也要由他们决定。
甚至连蒋军阵地构筑厕所卫生，也要他们检查。
蒋军中级以上官员的调动和任免，要经过他们同意。
到美国去受训的蒋军人员，要经过他们考核审查。
美国还在蒋军中进行扶植、拉拢军官的阴谋活动，企图在蒋军中直接培养更加亲美的势力。

美军逢人官大三等

美国军人在蒋军中逢人官大三等，蒋军中的高级军官也要受他们指使摆布。
他们“言出必行”，稍有不顺心，就对蒋军官兵蛮横地斥责谩骂，或是提出“备忘录”，叫蒋军当局给予处分。
台湾左营蒋军海军营区内，美国顾问住的地方划为禁区，不准蒋军人员进去。

蒋军妻女受辱无数

美国军人调戏和污辱蒋军军官妻女的事件时有发生，有些蒋军军官被害得妻离子散。
蒋军台中空军基地有一个美军上尉顾问汤姆生，奸污了蒋军空军总部上尉联络官向传业的妻子赵蓓蒂，并迫使赵丢下一个两岁的女儿随他到美国去。
不久，汤姆生又遗弃了她。
前任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海军组组长比亚利，奸污了蒋军海军两栖训练司令部中校教官、原中建舰舰长温可人的妻子，并且把她带到香港游玩。
在蒋军中，还有许多人有着和向传业、温可人同样的悲惨遭遇。

反美情绪与日俱增

蒋军官兵对于驻台美军的这些无耻行为，无不恨之入骨。
他们对于美国人到蒋军中“视察”非常不满，蒋介石集团因而不得不通令规定只许说美国人到蒋军中“观察”，不准再说“视察”。
蒋军二六师一个军官在受了美国顾问的责骂和侮辱以后，对士兵说：“中国人为什么要受美国人操纵？
这不是成了美国人的奴隶了吗？”
台湾的许多地方，都曾经发生蒋军官兵殴打蛮横无理的美国军人的事件。
例如在台北市美军顾问团总部门前，一个蒋军士兵曾经把蛮横无理的美军下士马丁，用铁块打伤。
许多蒋军官兵都把这类殴打美国人的事件传为美谈。
（新华社）

据新华社31日讯 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30日在下院宣布，英国已经决定放宽它的对中国贸易管制。

他说，对于现在被禁止运往中国、而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不需出口许可手续的一切货物，将根据要求发给许可证。

据报道，英国政府是在国内各方面强烈的政治压力之下作出放宽对中国贸易限制的决定的。

法国人士在评论英国的决定时说，其它国家必然会学英国的样子。
“义勇军”报说，英国这一作法，是在台北反美事件之后，美国在“远东战线上所遭到的第二次失败”。
挪威外交部发言人也说，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挪威观点在原则上已接近英国。

吉林电石厂，30日在试生产中炼出了第一炉电石。
电石是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的一种基本原料。
建设吉林电石厂是发展我国有机合成乙炔化学工业的开端。
该厂将来还准备生产人造橡胶、人造纤维和塑料等。
（新华社）

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现在正由南向北迭次夏收。
长江以南的小麦已经上场。
黄河两岸的主要小麦产区，麦梢转黄，大部分地区可望增产。

海南岛东海岸地区早已收割早稻，有些地区的早稻生长良好，乐会县北山农业社二千九百多亩早稻，估计可收割五十七万斤，比去年同期增产四万斤。

四川省有两千万亩小麦油菜都比去年增产。
如南充市河东乡高坪农业社，小麦每亩可产四百五十斤，油菜每亩可产二百八十斤。
农民说今年小麦确是一个特大的丰收。
富顺牛佛区红旗农业社的一十七点八石小麦就收了二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31％。
湖北省有一千七百万亩小麦，预计平均单位面积产量由去年的每亩一百一十二斤，增至一百二十五斤左右。
有七百二十万亩大麦平均每亩产量一百二十斤，比去年增产40％以上。
全省夏收粮食总产量预计为三十七亿三千六百万斤，比去年增产11％以上。

江苏省有五千多万亩小麦生长得比较旺盛，如近日天气正常，也有把握争取丰收。
安徽淮北平原也呈现丰收景象，三千多万亩大麦小麦都已经灌浆。
山东省有六千多万亩小麦每亩产量可以达到一百二十五斤。
河北省有三千八百多万亩小麦长得较好。
甘肃省有一千多万亩冬小麦也可望丰收。

陕西秦川地区小麦比去年略差些。
浙江省小麦由于在开花结实期间阴雨连绵，日照不足，估计将比去年减产。
福建、云南等省的小麦早已收割，产量虽有增加，但是未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

山西省永济县五十一万亩小麦丰收，预计平均每亩可产一百九十斤，是历史上最高的产量。
图为星光农业社在收割。
（新华社稿）（照片）

栏目：给连队讲时事

最近这个时期中，中东局势的主要特点是：一方面，埃及在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个胜利有利于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继续发展；
但是，另一方面，美国为了推销奴役中东人民的“艾森豪威尔主义”，从内部分裂阿拉伯团结孤立埃、叙的阴谋，也越来越狠毒了。
这使得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和美国殖民主义势力的斗争，进入了更加紧张复杂的阶段。

侵略者被迫喝下“苦药”
5月13日，英美两国政府都正式声明，允许它们的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
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斗争暂时告了一个段落。
这是埃及维护国家主权的重大胜利，也是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重大进展。
按照英国报纸的说法，美英等国是“向纳赛尔屈服”了。

美英帝国主义所以不得不低下头来，是因为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斗不过埃及。
自从去年10月底英法发动侵埃战争使运河阻塞以来，有半年时间运河没有通航，英法害己又害人，不但自己在经济上受了很大损失，并且使西欧许多国家也跟着倒霉。
可是今年4月运河复航以来，美英法还妄想逼迫埃及放弃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搞了好多的鬼花样来抵制运河。
比如要在以色列和土耳其修建大输油管，要在以色列开辟和苏伊士运河平行的运河，要修造大油轮来绕道好望角等等。
无奈这些计划工程浩大，大的要花几十亿美元，十来年时间才能完成；
小的也要花几千万美元，费两三年的时间。
在欧洲特别是英法经济困难与迫切需要石油的情况下，不仅在经济上力所不及，而且在时间上也迫不及待。
因而到今年5月初，就先后有十多个国家的船只使用了苏伊士运河，并按照埃及的规定缴纳了通行费，其中也有英美的船只。
这说明事实上西方已无力继续抵制运河了，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5月13日宣布，“英国船只现在准许通过运河”，这是侵略者所被迫喝下的一剂“苦药”。
法国摩勒内阁虽然对运河问题还故意摆出一副强硬态度，但这只能使法国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其结果是加速了摩勒的倒台。
总之，抵制运河的阴谋已宣告破产，埃及人民维护主权的斗争继续获得胜利。
这对阿拉伯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美国筹组“三王联盟”
埃及在苏伊士运河问题斗争中的胜利，自然不利于美国在中东推销“艾森豪威尔主义”。
美国为了镇压中东的民族独立运动，就更处心积虑地打击作为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中心的埃及和叙利亚。
美国为了转移阿拉伯人民的斗争目标，它暂时收起了拿以色列来挑事寻衅的惯技。
因为它知道什么事情只要有以色列插手，就会惹起阿拉伯人民的民族仇恨，促进阿拉伯人民的团结。
因此，美国所采取的新的做法是：加紧从内部分裂阿拉伯国家，挑起阿拉伯人民反对阿拉伯人民，在它直接支持鼓励下造成约旦事件之后，又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这两个怀有旧仇的国家互相靠拢，在5月中旬举行了巴格达会谈。
目前它还在卖劲地给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约旦这阿拉伯半岛上的三个封建王国拉线，促使它们组成“三王联盟”。
同时它还计划把黎巴嫩也拉进来，组成所谓东阿拉伯四国“反共联盟”。
使这个组织通过伊拉克的关系，和巴格达条约、东南亚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等军事侵略集团挂上钩，形成一个完整的侵略体系，一方面用来威胁埃、叙，迫使它们最后屈服；
一方面破坏苏联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威胁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

如意算盘并不完全如意

尽管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可是它打的如愿算盘并不完全如意。
由于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的旧仇很深，沙特害怕约旦和伊拉克靠近，会对他自己的王室不利，因此沙、伊会谈中对参加西方联盟的问题上就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沙特始终反对巴格达条约，反对外国干涉。
在两国的会谈公报中，也强调要“尽一切力量团结阿拉伯国家的队伍”，认为“任何阿拉伯国家都不应该干涉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内政”。
沙特王的这种态度，也就影响约旦国王侯赛因取消了参加巴格达会谈的计划。
同时，约旦王和伊拉克王虽然是共祖父的堂兄弟，但是在经济上，约旦和沙、埃、叙三国的关系却很密切。
沙、埃、叙三国已经答应每年向约旦提供一千二百五十万埃镑的援助，来代替过去英国对它的援助。
这也就迫使约旦当局目前还不敢完全脱离埃、叙，和公然放弃维护民族独立的中立政策。
（附图片）

艾森豪威尔主义在执行中 方成（图片）

华盛顿人士普遍担心世界各地会爆发更多的像台湾那样的反美示威。
有人已经要求海外的“美国人回来”。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28日已经召集国务院和国防部远东问题专家开始进行研究。

消息说，“到处都响起了警钟”。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已经采取了特别预防措施以防那里发生示威。
预料日本还会因为哲腊德案件而爆发新的示威，美国兵哲腊德枪杀了一名日本妇女，日本人坚持要审讯他。
另外，在香港休假的美国海军人员，已经奉命在每天晚上十时以前返回他们的舰艇，以防发生类似台北反美事件。
消息还说，据美国国防部的材料，去年，驻在各个外国的美国军人被控犯罪案共达一万四千三百九十四件。
（新华社）

据新华社31日讯 美国报纸近来不无惊慌地报道拉丁美洲反美情绪高涨的情况。

军事评论员乔治·埃利奥特在“纽约美国人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承认，美国在“南面辽阔大陆上碰到十分不愉快的事”。

丹佛出版的“邮报”提到由于供售武器和帮助独裁者把持政权，美国招来了“拉丁美洲人的仇视”。
报纸耽忧地写道：“风暴已经从四面起来”。

作者：振峰若谷

台湾火山一声响

震得老美心发慌

驻军海外人人骂

老鼠过街无处藏

无处藏，有处藏

最好钻进垃圾箱

那有你同行

振锋画·若谷诗

读者们想来十分熟悉苏联无脚飞将军阿列克赛·密烈西叶夫。
他的事迹被详细地记载在“真正的人”这本小说里。
差不多在同时，苏联还有另一位无脚飞将军，他的事迹也和阿列克赛·密烈西叶夫的事迹一样感人。

1938年2月，有一天，指挥所突然发来命令，命令歼击机立即起飞截击侵入国境的敌机。
只见一架歼击机腾空而起，急速地向敌机追去。
战斗任务完成了，这架歼击机在返回机场的途中，遇上了暴风雪。
飞机在降落时撞在一个被雪掩盖的小土丘上，油箱爆炸了，飞行员受了致命的灼伤。

这位飞行员的名字叫列·格·别洛乌索夫。

看来，别洛乌索夫的战斗生活已经到了绝境，然而这次不幸并没有能摧毁他的意志。
折磨人的治疗延续了一年之久，施行了数百次医疗和三十多次整形手术，别洛乌索夫都坚强地忍受住了。

1939年冬天，伤势还没有全好，别洛乌索夫就迫不急待地回到部队里。
在同芬兰白匪的战争中，他是首先起飞反击敌人的飞行员之一。
由于在多次空战中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他获得了一枚“红旗勋章”。

伟大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别洛乌索夫担任飞行大队指挥员。
在几个月的战斗中，他的大队歼灭了敌机五十架以上。
当时，他领导的大队成为全师最先进的大队中的一个。

繁重的战斗任务，使别洛乌索夫的创伤严重地恶化了。
可是他极力隐瞒着大家，仍然不停止地工作着。
后来，伤势的创痛使他彻夜彻夜不能入睡，这才被送到后方医院去治疗。
经过许多医生的诊断，他患了坏疽病，为了拯救他的性命，医生们不得已锯断了他的双腿。

但是这一次不幸也仍旧没摧毁这位英雄的意志。

1944年的春天，别洛乌索夫由阿拉木图出院回到列宁格勒。
在车站迎接他的是他的战友谢尔宾上校。
上校第一句话问道：“你来作什么？”
“作战”，别洛乌索夫十分肯定地回答。

谢尔宾上校过后回忆这件事时说：“我起初以为别洛乌索夫在开玩笑，但我马上又否定了这种想法。
他一个人用着不好使的一双假腿，不用任何人陪伴从阿拉木图赶来，亲自参加当时法西斯兵围城下的战斗，只有意志坚强、心胸伟大的人才能作出这样断然的决定。”
在谢尔宾和其他同志们的帮助和请求下，别洛乌索夫被批准重新归队了。

由于两只假腿所带来的种种困难，他在重新掌握技术的飞行练习中，作出了非人力所及的努力。
但是，别洛乌索夫终于达到了目的，他被派到战斗团里，重新开始了战斗生活。
在整个战争的年代里，他一共完成了二百九十八次战斗出动，三十次空中战斗，在这些战斗中，他歼灭了敌人的许多有生力量，并亲自击落了三架敌机。

苏联党和政府十分感念这位英雄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所建立的卓越功勋。
今年4月1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授予他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
（根据朱家实、王揆宗、李树元的译文编写）
===== 整风从何处入手；
-——中央国家机关的经验

党中央直属机关及中央国家机关的各个部门，整风开始都研究了本部门的整风重点。
这个重点也就是本部门与群众关系方面的主要矛盾。
中央直属机关确定着重检查政策执行情况，首先检查、总结各部、委如何贯彻执行党中央所规定各有关部门工作的方针和政策。
有些思想作风上的问题已经解决和改正了的可不再提出，以避免一开始就纠缠在次要问题上，因小失大。
中央国家机关的许多部门，也根据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初步确定了检查的重点。
如农业部与群众的矛盾主要是在生产指导上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表现在计划不切合实际，推广技术不能因地制宜，品种调配不适宜等等。
中央贸易部门党组织确定以检查和解决本部门同广大人民群众——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作为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
如商业部党组分析，商业部与外部的矛盾，表现在四个方面：商品供应与消费者需要的矛盾、物资分配中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商业与工业的矛盾、商业与运输等部门的矛盾。
这些矛盾的揭发和解决将成为这次商业部党组织整风的主要内容。

整风从何处入手为好？
中央国家机关不少单位在制定具体的整风规划中曾碰到这样的问题：先解决工作中有关全国性的大政方针的问题呢，还是先解决领导机关内部的思想作风方面的主要矛盾呢？
有人认为应先解决前一个问题，因为那是中央国家机关整风中的关键性问题，但是更多人认为不能这样机械地规定，应该根据各机关的具体情况，哪个问题急需解决，就从哪个问题入手。

如何摸到本单位的主要矛盾所在，这也是有些单位遇到的问题。
许多单位的经验是：放手发扬民主，鼓励批评，让广大党内外干部大胆地揭发各种矛盾，从中找到矛盾的主要方面。
但也有些单位的领导同志，不敢放手发扬民主、鼓励批评，不从实际出发，只由少数干部关起门来摸索主要矛盾，要群众孤立地学文件，结果群众意见很多，主要矛盾也没有找出来。

报刊发行限额取消

今年，由于纸张生产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报刊出版用纸比去年减少约10.2％。
文化部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决定在出版方面，合并或停掉一些报刊，缩减篇幅，放长刊期等，并适当控制一部分报刊的发行份数。
从第二季度起，邮电部报刊推广局对六十多种报刊发行份数加以控制，再对三十三种报刊分配了限额。
实行这个办法以后，很多读者订不上自己喜爱的报刊，有的老订户也因稍稍过期而订不上报，很不满意。
因此，邮电部决定取消对报刊发行的限制。

留学生自由报考

对于出国留学生的选派工作，近来有很多高等学校的师生提出了批评。
他们认为，过去留学生的选拔工作表现出重政治、轻业务的偏向，留学生质量不高，不符合在国外学习的要求。
如留学生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水平不高，语文水平也不能适应出国学习要求；
留学研究生大多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独立研究的能力较差。
因此，高等教育部经过研究，决定选派留学生将采取自由报考方式。
招考留学生的对象是大学毕业后具有两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
高等教育部到时候将公布招考的专业，由报考学生自由选择。
这和往年所采取的按专业比例在重点学校布置选拔的办法不同，它可以更广泛地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出最优秀的人出国留学。
这个办法已经国务院批准实行。

深入课堂、厨房

天津铁路职工学校在整风中贯彻边学习、边检查、边改进的方针。
他们为了解决政治课的教条主义偏向，加强了日常听课活动，校长、教导主任参加了政治教研组会议。
为了搞好伙食，他们又深入伙房研究改进伙食管理及操作技术。
同时由于校长、副校长等与教职员一样参加值班工作，与学员一起进行清扫和劳动建设等工作，带动大家也联系了群众。

腾出办公室

上海百乐手风琴制造厂工会干部，看到天气渐渐热了，车间空气不够好，影响工人健康，就主动同厂长、党支部书记研究，将厂长、党支部和工会的办公室，都集中搬到一间过去储藏东西的又低又小的房间里，腾出的办公室作为工人的生产车间。

专用改公用

天津粮食局接受群众的批评，把过去一部分领导人员专用的公家自行车，改归各处室公用。
局长除因公以外，不再坐小汽车。
局里福利金的使用情况，也接受群众的建议，决定从5月份起向大家公布。

据5月26日“红星报”讯：苏联军事出版局最近出版了一部列宁关于论战争、军队和军事科学的文集，这本书被列为苏联“军官丛书”的第一部书。

这个文集共分两卷，包括列宁二百五十多篇论文、报告、演讲和书信的全部或一部分。
在第一卷中包括列宁从1897年至1917年2月的著作，第二卷中是从1917年3月到1923年3月期间的著作。

作者：生辉

最近看了一次“失空斩”，很有点感触。

诸葛亮一生谨慎，就是错用了马谡，才失却街亭。
而失街亭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是马谡犯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他觉得自己是主帅，自幼熟读兵书战法，只认准兵法上有“居高临下，势如破竹”之说，就把军营扎在山顶。
副将王平再三建议，恳切指出：“倘敌断汲水之道，军士将不战自乱。”
不料马谡反骂他女人之见，又搬出教条说：“孙子云‘置之死地而后生’，若魏兵断我汲水之道，蜀兵岂不死战？”
结果为司马懿识破，打得他丢盔弃甲。
最后诸葛亮不得不挥泪斩马谡，王平也满怀冤屈地挨了四十大板。

这出戏，使我联想到我们军队的主官与副职的关系问题。
回忆在战争年代里，我军不仅保持了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传统，而且在同级干部、正职与副职的关系中，更是亲密无间、如手如足，互相商量、互相帮助，共同完成上级交付的各种任务。
人们亲切地将这种关系称做“搭伙计”。
可是近几年来就不同了：只有主官才是首长，只有主官说了才算数。
在主官与副职之间，好像隔上了一道障碍。

这是一种人为的障碍。
内务条令上就有明文规定：团长和团政治委员同为全团一切人员的直属首长（第五十九条）；
副团长隶属于团长和团政治委员（第六十二条）。
如按首长与部属的关系中的第八条来说，团长可以给副团长下达命令并监督其执行，而副团长则应无条件服从。
这条似还嫌不足，纪律条令上又规定：各级首长对其副职以及参谋长、政治部（处）主任，享有“劝告”和“会议嘉奖”之权（第十五条）。
随着这种变化，在干部的配备上，主官与副职的编制军衔上，也引起了一些值得考虑的问题。
这种变化反映到工作上，确实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如有的主官不够谦虚，就名正言顺地把副职看成“助理”或“部属”，副职不敢“争锋”，也只好不声不响；
还有的下级主官不听上级副职的指示，而副职本身也不敢批评下级主官；
甚至有主官不说话，工作就推动不起来的现象。

我认为强调主官的作用，有它好的一面，这就是使干部的职责范围更加明确了。
但是过于强调主官的作用，往往就形成强调个人作用，助长了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容易影响副职干部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妨碍干部之间的团结。
我在空军就见过这样的情况：团长指挥飞行，因气象条件不好，副团长和参谋长建议停飞，团长不听，结果摔坏了飞机；
也有的团政治委员训斥副团长，引起干部之间的纠纷。
类似的例子是很多的，这不能说与这种片面强调主官作用没有关系。

上述不正常现象，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就当前情况来看，也还有发展的趋势，不能不引起重视。
我认为，如果条令中确实存在教条主义的话，那么，就应当像诸葛亮对付马谡一样，坚决地把它斩掉！

作者：非飞穆元庆
栏目：整风琐谈

“狂风暴雨”能解决问题吗？

我们在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时候，首先要分清是敌我问题，还是人民内部问题。
对于不同性质的问题，必须用不同的方法才能解决。

整风所要解决的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是是非问题，而不是敌我问题。
犯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错误的同志，除了个别不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以外，都是好人而不是坏人，他们的错误是好人办了一些不好的事。
对于这些缺点和错误，当然必须严肃地对待，进行批评和斗争，但是批评的方法必须是和风细雨的，以理服人的。

用狂风暴雨，以势压人的办法来进行整风，会有这样几个坏处：

第一，压而不服，或者叫做口服心不服。
在压力之下，被批评的人一切都接受了，都包下来了，但是思想并未打通，运动一过，依然故我。

第二，混淆是非，或者叫做是非不分。
什么问题都不加分析地一古脑儿包下来，当然就分不清是非了；
是非没有分清，这就使问题难以解决。

第三，伤害同志间的感情，增加同志间的隔阂。
以势压人，否定一切，结果就会不欢而散，影响团结。

以上三条，归纳成一条说，就是没有解决问题。
整风本来是为了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结果是两条都没有办到，这当然谈不上是解决了问题。
所以，用狂风暴雨，以势压人的办法，从表面看来似乎是“很解决问题”，实际上却往往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非飞）

但是……

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一位首长曾经动员大家提意见。
现在，这位首长来向大家作“解答”了：

“同志们提了不少意见，都是很好的。
第一个意见，”他照着记录念道，“首长不深入下层，从不到各个部门走走，其实，首长参加一些部门的会议还是必要的。”
他思索了一下，说：“这个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
首长如果不深入下层，就不能了解情况，不了解情况，还谈什么领导呢？”
接着，他又说：“但是，同志们！
不要走极端，要求首长经常坐在你们的办公室里，参加你们每一个大会、小会，那是不客观的。
首长有自己的工作，他的时间跟大家的一样多，一个时间内同时作几件工作，不可能的！
同志们！
我们在反对主观主义的同时，不要又犯了主观主义。
当然，话说回来，首长工作再忙，深入下层还是应该的。”
“第二个意见，首长工作计划性差，说开会就开会，马上通知马上到，部门的工作计划常常被打乱。”
他照例停了一下，接着说：“这个意见也比较好，工作计划性很重要，否则，就成了‘事务主义’了；
同时，订计划时也应当尽量考虑周到。
但是，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把计划订得十全十美，不可能把任何大小工作安排得一毫不差。
如果有人那样想，就又不客观了。
因为，人们的认识常常是落后于实际的，认识总是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反映现实的。
……当然，计划在任何时候都是很重要的，这一点我们要承认。”
首长接着解答第三个问题……。

听完这个解答，群众了解到，这位首长是运用这样一个公式来对待群众意见的：先从原则上肯定，然后在谈到具体的问题时加以否定，并借以教训那些提意见的人。
最后为了避免引起不满，又给大家略施安慰。

难怪“检查尽管检查，工作改进不大”了。
（穆元庆）

作者：常克志

这封信反映了他们的领导上缺乏民主作风；
这封信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教员意见不一致，可以不可以向学员讲？

编辑同志：

我是解放军俄专的哲学教员。
我想就我们这里有关学术领导的问题向你们反映一下情况，并请报社给我们帮助。

我们政文系大部分同志是搞哲学教学的。
目前在工作上感到最大的问题，就是系的正副主任都不参加教学，很多学术问题的研究摸不着底，因此就不免对学术问题采取简单粗暴的或行政领导的方法。
比如我们最近提出在学术上教员间发生不同意见，是否可以在学员中都讲，然后教员申述自己的意见。
为了答复大家的意见，我们系的奚副主任就在党支部大会上，以行政名义规定说：如果有问题经过争论意见不一致，应该以多数意见为标准，个人意见不得在学员面前讲；
否则就会引起学员的思想混乱，考试也不好办。

接着出了这样一件事。
我们讨论辩证法的联系与发展一章中是否可以讲本质联系和规律的问题，奚副主任不同意讲本质联系，他说普遍联系就是全面看问题。
我认为这样说法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这一章的任务首先要阐明的是联系和发展的客观原则和规律的关系，如果不简述一些本质联系就无法说明它们的关系。
奚副主任因为不同意这一看法，就邀系主任参加，召集了全系会议讨论这一问题。
大家同意说：要讲普遍联系必须提到本质联系，但是可以不必多讲。
最后，奚副主任表示态度，他说同意大家意见，但是又反复申述普遍联系就说明了全面的看问题，本质联系不讲也可以。
我也表示可以减少阐述这一问题的内容。
接着系主任作结论说，他同意副主任的意见，又指明本质联系不是重点，不要作当重点讲。

后来我就讲课了，我的课是照这个会议的精神和系主任的意见讲的。
奚副主任认为没有照他们的意见行事，随后就召集了一个党的小组会。
会上有的同志为了贯彻领导意图，说我违反讲课纪律，没有按照副主任的意见讲。
最后，奚副主任以副支书的名义作结论说，虽然没有给我处分，但是要我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实质，意思说应该处分。

编辑同志，我们的学术领导这样下去，常常以个人意见行事，对教学工作有好处吗？
这种情况我向系主任和校的领导上都反映过，系主任说：现在制度是这样，而且经过“五个文件”学习后已经改进不少了，将来要改是另一回事。
我看这种情况还在发展，改变还可望而不可及。

编辑同志，这个意见如果在传达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以前，是不易向你们反映的。
毛主席的报告使我们学术工作者的思想开了花。
我觉得我们学校工作应该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
常克志

作者：肖明杨志明干文
栏目：三言两语

谈“闻过则喜”
“子路闻过则喜”，这的确是一种美德。
本来嘛，“人生在世，孰能无过”？
有“过”而勇于改正，又有什么不好呢？

但是，有些同志并不喜欢“闻过”，一听说别人指出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面红耳赤、坐立不安者有之；
暴跳如雷、勃然大怒者有之；
表面承认、心中拒绝者有之。

“闻过不满”、“闻过大怒”的背后，不外乎是“威信”、“面子”、“个人得失”之类问题。
这些心灵深处的肮脏东西若不挖掉，势必脱离群众，害了自己。
（肖明）

捕风捉影一例

参加晚会前，小王从口袋里掏出个小镜子，对着嘴唇抹上了点什么。

小张远远地看到了，开玩笑说：“哈！
这小伙子去跟姑娘们跳舞，还抹口红呢！”
就在小张身旁站着的老李，信以为真了：“男同志抹‘口红’，怪事！
怪事！”
他想：“这可是生活作风问题啊！”
他认为自己不能“自由主义”，便及时地向科长照“实”反映。

科长听了，认为这的的确确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很值得注意；
为了“对同志负责”，他马上去见处长，源源本本地汇报了一通。

处长听后有点半信半疑。
不信吧，这是来自下边的反映，并且有见证人；
信吧，根据自己对小王的了解，觉得他不会那样做。

处长终于没有偏听汇报，决定亲自下去走一趟。
这回真相大白了：原来小王的嘴唇破了，大夫给了点药搽搽。
——还不是红汞，而是硼酸膏。

由于某些人喜欢捕风捉影，把多少类似的小问题闹成了大误会啊！
（杨志明）

以官僚主义作风反官僚主义

在政治学院听到这样一件事：

前几天总政治部通知政治学院，要他们在学员中间组织座谈，征求对总政治部和总部各机关的意见。
征求意见当然是好事。
在政治学院学习的都是部队里的政治干部，从将军到尉官都有，其中有不少同志是离开部队不久的。
这些同志的意见，对于总政治部和总部各领导机关来说，应当是很宝贵的。
可惜，所谓征求意见，也仅仅是下个通知而已。
尽管同在北京，总政治部却舍不得下来一两个同志，到学院里来“移樽就教”，亲自召开个座谈会，听听大家的意见。

怪不得学员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议论纷纷。
有人说：“这是以官僚主义作风反对官僚主义！”
（干文）

作者：张泽西/汪浩
栏目：幸福童年

幼儿园里的小建筑家们正在工作。
张泽西、汪浩摄

让这些花开得更美丽。
陈娟美摄（新华社稿）

孩子们最喜爱小猫。
张友林、陈文辉摄

饭前洗手，从小养成清洁卫生的习惯。
本报记者 牛嵩林摄

到军舰上访问参观。
张友林摄（照片）

作者：王寒

在钱副科长家里，随着小孩的哭叫声之后，发出“当啷”一响，这是摔碎瓷盘的声音。
接着，便是大人、小孩哈哈哈地一阵大笑。
住在楼上的人们知道，这是这位军官在哄逗他那心爱的孩子——宝宝。

宝宝今年五岁了，长着一双黑溜溜的大眼，举动矫捷，看上去倒也聪明、可爱。
就是小脾气越来越大，性情越来越娇。
这么大了，还是不喂不吃饭，不抱起来不撒尿。
爸爸办公回来，不让宝宝骑在脖子上转两圈，准得大哭一场，……。

这天真无邪的孩子怎么惯成这个样子呢？

从宝宝诞生的那天起，便睡在漂白尿布、丝棉尿垫和小钢丝床上。
蚊帐也很讲究，是在上海定制的白色合页“塑胶罩”。
为了给宝宝雇保姆，宝宝的爸爸也不知花了多少心血，不是嫌老，就是嫌小；
不是嫌这个出身农村“笨手笨脚”，就是嫌那个呆过城市“说的多做的少”，挑来挑去没有一个称心如意的。
最后还是觉得自己爱人可靠，就让爱人忍痛离开了工作岗位，日夜不离一步地服侍着宝宝。

好不容易啊，宝宝两岁了，会跑会跳，又会喊爸又会叫妈了。
多么可爱的孩子。
宝宝的爸爸乐的心花开放，每逢办公回来总是抱了又抱亲了又亲，照例地放在脖子上转两圈，直逗得宝宝满意地哈哈大笑为止。

大约宝宝三岁左右的时候吧，一天，爸爸上办公去了，好奇的孩子拿着牙膏学爸爸刷牙，不知怎地牙膏掉在地上。
宝宝生了气，用小脚一踩，牙膏挤了一地。
爸爸办公回来，笑嘻嘻地照例又把宝宝放在脖子上，夸奖说：“宝宝真聪明，会用牙膏了，来，爸爸再给一瓶。”
隔了不长时间，一天，干部们上办公去了，宝宝闯进了干部集体宿舍，他把所有的牙膏摆在地板上，小脚一瓶挨一瓶地踩上去，挤出来的牙膏就像十几条小银链躺在地板上。

宝宝穿戴也很奇特：上等衣料做的小西服，经常腰扎皮带，足蹬长统皮靴，头上戴着煤井工人挖煤用的保险盔。
他身背木枪一支，手持木刀一把，张口骂人，举手打人，很像旧小说所描写的“小侠客”，其他孩子见着就跑。
一次把邻居的小孩打得头破血流，估计这次宝宝的爸爸会教育宝宝一番。
结果呢，只对骑在脖子上很得意的宝宝不痛不痒地说了这么两句：“以后可不要打人家头啦！
你看流了血啦，要打打屁股还不要紧，记住吧，我听话的好孩子！”
日子好快，转眼之间宝宝五岁了。
爸爸的溺爱使宝宝越来越不像话，不是今天打了小朋友，就是明天又骂了某个干部，再不就是把尿撒在人家水瓶里，或者是拆了汽车上的大灯，偷了军人合作社的糖。
为了这些事，平时在干部会上同志们不知给宝宝的爸爸提出过多少诚恳的意见。

按理说，宝宝的爸爸应当有点认识，但他却把同志们的意见总当做耳边风，并且为儿子辩白：“人之初，性本善，孩子淘气是聪明的表现。
儿子是我的，别人少管，我还不知教育他吗？
……”
一天，家属们集体烧饭的厨房里又传出宝宝的哭声、吵声和喊叫声。
他把每家正烧饭的锅里都放上了一把炉灰，不知是哪个阿姨把他拉了一把，这可不得了，宝宝嚎哭起来，又打滚又蹬脚，嘴里还叫骂不休。
这时宝宝的爸爸怒气冲冲跨进伙房，把躲在墙角的阿姨、家属们结结实实地训了一顿，双手抱起受了“委屈”的宝宝，不觉一阵心酸难过，老泪夺眶而出，湿了孩子的呢料西服。

宝宝这一哭非同小可，谁都哄不下来，倒是宝宝的爸爸“教子有方”，竟使他变哭为笑。

要知他“变哭为笑”的妙决，还得罗嗦两句。

远在宝宝两岁左右时，某天晚上爸爸抱着他看了杂技团的瓷盘表演，回家来后，他也非要耍瓷盘不可，当时家里没有，就哭了个天转地翻。
好心的爸爸总算东找西寻，暂从伙房里借来一个。
宝宝一见瓷盘，小手夺过来向着空中一抛，“当啷”——瓷盘落地打了个粉碎，立即止哭变笑。
久而久之，宝宝便养下了这个习惯。

今天，宝宝的爸爸又使宝宝“变哭为笑”，用的也就是这个办法——耍盘表演。

作者：胡驼中

有一天，我路过礼堂，看见有个穿蓝棉衣的小男孩在推礼堂的大门。
我捉住他的手说：“别推啦，门锁了，到别的地方玩去吧。”
“我要进去关电灯！”
这小男孩仰起头来，只见他红润的小脸上，两只眼睛闪闪发光，长的挺秀气。
我问：“关什么电灯呀？”
“叔叔你看，楼上面的电灯没有关，”他指着门窗说，“白天开电灯，浪费！”
这么小的孩子就懂得节约。
从这以后，我非常喜爱他，知道他名叫张小洪，是我们机关张处长的儿子，今年才八岁。
他的学习成绩，据他自己说还不够好，其实只有一门功课是四分，其他的全是五分。
按照他的想法，门门五分才对。

我常邀小洪到我的寝室来玩。
当我拿出糖来招待他的时候，他总是摇摇头说：“谢谢叔叔，我不吃。”
“那么，只吃一颗吧。”
“谢谢叔叔，爸爸说好孩子不乱吃别人的东西。”
无论我怎么劝，他就是不吃。
我只好改变主意：“小洪，那么喝杯茶吧！”
他歪着头想一想说：“好吧！
谢谢叔叔。”
又有一天，我到随军书店去看有没有新来的书。
到了书店门口，见小洪跟一些孩子在玩。
我大声地喊：“小洪！”
小洪马上立正回答：“到！”
小洪这个孩子学会了不少部队的礼节。
他跑来找我的时候，总是先在门外喊一声“报告”，逗得我发笑。

“进去看小人书吧，”我牵着他的手说。

“不，看小人书上图书馆去看。”
“书店有新来的小人书嘛，走吧！”
“不，我不看！”
我觉得奇怪：小洪这孩子今天怎么啦？
他的脚好像黏在地上一样，我只好自己进去。
书店的周同志问我：“你猜小洪为什么不愿进来？”
我摇摇头。
周同志说：“前天，小洪来看小人书，张处长对他说，书店的小人书要卖钱，看旧了就卖不出去，还是到图书馆去看吧。
小洪真是个好孩子，听他爸爸这么一讲就再不来了。”
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从这些事情，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段话。
他说有两种作父亲的：“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
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
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鲁迅选集：“随感录”）

但愿做父亲的都作“人”之父，不作那种只管生不管教的人。

作者：言无

扩音器传出了将军庄严的声音。
两千多人坐得像一大块豆腐干，在操场上听报告。
今天下午运气好，几块云彩替换着把太阳遮了多半晌。
所以，大家精神还好。？

……

“现在，讲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以上的问题。
从各单位汇报的情况来看，这种内部矛盾相当普遍地存在着。
虽说这些是非常不应该发生的，但是，确确实实有的发展得很严重。
例如：有的人画漫画讽刺领导。
我们不是不民主，你为什么不按组织提出意见？
如果怕不解决问题，越级上诉也行。
再不然，往报纸上投稿也可以。
这一点中央早有规定，可以在报纸上展开批评。
为什么偏要乱七八糟地胡画！
你准备把领导干部画成个什么形象？
考虑到首长威信没有？
这些现象都是不正常的、片面的。
我们必须批评，以树立正确的态度。”
“有些人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敢跟首长开玩笑！”
坐在前行正当中的一个少校，对左边一位大尉低声咕哝一句。
人家没答腔，他又仰起脸聚精会神地听着。
这就是管理处长毛思异。
要是首长报告，他非坐到眼皮底下不行。
别的干部讲话、上课，他比谁的工作也忙，轻易不到场。

“我们不能忘掉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房子不够住，有的同志不能结婚，这当然是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短期内不能解决。
试想：都盖成宿舍，分散了国家建设资金，还要不要五年计划？
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该怎么办？
要全面地想想：这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
有人说，既然如此，为什么能给首长盖楼房？
这，有盖的道理……”
会场异常宁静，大家非常专注。
正当“房荒”时，忽然要给首长盖楼房，引起群众议论纷纷。
现在，当然谁也想把盖的道理听个明明白白，于是，都不自觉地往前探身伸脖，侧耳细听。

“这座楼三年前就决定要盖。
北京首长来检查工作，需要有这么个住的地方。
或许有人问：他们不能住一般的房子吗？
我想应该叫提问的同志明白：要尊重上级，尊重老革命！”
将军停住话，用手往上拢拢稀疏而花白的头发。
“再说，我们只有那么多钱，不能盖更多的宿舍。
难道不能多盖，也不该少盖吗！”
像风吹禾浪，大家不约而同连上身带脖子往回一缩，精神涣散的微叹口气。
对什么事，都有异常热心而消息灵通的人。
他们算过账：楼的工程造价是八万元左右，加上沙发、地毯、桌、椅、床、帐等用具和陈列品费，共在十万上下。
如果建造一般宿舍，每平方按五十元，一家占二十平方，能解决一百家！
而这座楼的规格却只住两家！
所以，在议论中大家都说：“北京首长决不会叫这么办！”
尽管是凤毛麟角吧，也有例外的人。
毛思异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现在他小声地自言自语：“真是！
成意见篓子啦！
你要是到首长的份上，盖两座楼也行！”
“只要想想过去，什么也能通。
要知道，我们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时，过的是什么日月！
雪山草地有房子吗！？

你们有不少人参加过抗日战争，钻地道、打游击是什么滋味！
不能掉了疮疤忘了疼，温习一下过去，有好处。”
“由于生产发展赶不上需要，少吃点肉、油，有的人也有意见。
要知道我们长征时，吃的是树皮，啃的是草根，连皮带、皮鞋都吃光了！”
人群中窃窃私论：“只要首长领着我们去温习过去，我们不带装熊！”
毛思异连连点头，通通左首的同志说：“首长这话带劲！
不受苦中苦，想当人上人呐！
哼！”
“处长同志，少说两句，好好听吧。”
一位少校在后边提出抗议。

“人在福中不知福。
眼前有一点不方便，就闹。
这个根源只能是：争名夺利的思想作怪。
闹军衔、级别、地位、待遇，就是这个根源的另一方面的表现。
难道参加革命时，就是为的这些！
党员入党宣誓时，谁也不这么说！
要想想：多少烈士牺牲了，他们得到了什么！”
由于激动，将军不得不在停一下后才继续说：“有人说，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级别待遇，而是对提拔不当有意见。
这次民主检查中，有人提出去年提升的几个干部是‘牛科长’式的。
难道我们干部部、我们领导上，竟这样的官僚主义！
这样的没原则！
这种提法，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片面性。
这是对党和上级不相信！”
毛思异心虚地低下头，拣起个硬草棒，直往地上画圈圈。

不少人在交头接耳，发出嗡嗡的声音。
显然，这是种不服气的气氛。
谁也知道，去年提拔的一批干部，的确有些是德才兼备、望重资深的；
但有严重缺点，不应提升的，也不乏其人。
除“牛科长”式的如毛思异一类外，还有这样的人：只要首长说的，就是错了，也唯命是从，并且还引经据典，或从“实际情况”出发捧上几句场。
对下级则经常摆着“原则脸”，也有在首长面前面不笑也笑，亦步亦趋，胡里胡涂，根本不会提意见的人。

将军停下讲话，用严重的眼色扫视全场一会。
人群中的空气又趋于安静。

“决不能忘记：今天的革命成果是血汗换来的。
无数先烈为争取这一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们的责任是巩固和发展这一成果，决不能在争名夺利中把它毁掉！
我们是革命者，斤斤计较小事，还有共产主义的胸怀和气魄吗！”
“可是，昨天管理处运来一批柑子和鸡，照顾一下上校以上干部，也有人有意见，甚至扩大事实。
明明是三千斤柑子、五百只鸡，却说是七千斤、一千多只！
为照顾大家，我叫管理处放到服务社卖一批。
可是，又说卖的太少，而且是下等的。
还七言八语的自由主义，叫什么‘柑、鸡事件’！
这只能说是平均主义！
是一种歪风邪气！
也充分说明了我们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的思想工作，是何等的薄弱！
还听说……”将军犹豫一下，继而一想——反正马上就能查清，现在不妨点一下——于是接下去说：“听说一个大尉居然踢了筐子。
这是什么行为！
我们是军队！
我们有纪律！
这不是要造反吗！
既然硬，就要硬到底，我希望这个同志能站起来申明理由。
管理处长不好当，管理处是个挨骂的机关。
要是发发牢骚，提提意见，还情有可原。
可是，这样对待管理处，实在欺人太甚！”
将军这段话口气这么重，并非无因。
他觉得近来大家为计较小事，闹得实在不像话。
不少事简直是对领导上吹毛求疵。
所以，将军的不愉快，还不光为柑子和鸡的事。
如：在衣食住行上不关心下级呀，首长买东西优先呀，……特别是取消戏剧、电影对首长优待座位的办法，使将军很恼火。
排队也不一定能买到好座位，爱人不断诉苦。
照这样下去，岂不是要天下大乱！
首长不是寸步难行了吗！
还有什么尊重首长可言！

低头画圈的毛思异；
忽然抬起头。
他笑着看看将军，把头点点，又傲然自若地扫视几下左右。
将军这番话，虽在他意料中，但仍不由得精神为之一振。
从当管理处长以来，只要有机会，他就要设法优待首长和干部部长。
如有可能，其余高级干部也有一份。
昨天给将军送一百斤柑子和十只肥大的母鸡时，将军夫妇都夸他能干。
不少高级干部也说他有办法。
可是，上午各单位汇报思想情况时，竟有一位中校说群众对柑子和鸡的分配不满，批评说：“制造了上下级隔阂。”
还说：“应该把柑子和鸡都放到服务社卖，为大家谋福利。”
而且言语之间还有些扩大事实，真把毛思异气了个脑胀头昏。
心想：不为照顾首长，我为什么冒私动公款的危险！
你这个中校呀，就是眼红了。
所以当时很冲动地说：“反正一人难称百人意！
照顾上校以上，当然中校就有意见。
如果分给中校，那少校、大尉、上尉……还不是有意见！
有意见不怕，为什么造谣？
故意扩大事实，是何居心！”
虽说将军当时没说什么，可是他会看脸色。
他知道今天下午将军作报告时，一定要批判这种不良倾向。
现在，他浑身带劲地要看看这个竟敢踢了筐子的大尉。

没人站起来，大家互相观望后，响起了一片嗡嗡声。

“好！
不敢站起来也罢。
我们有时间弄清问题。”
“今天我这不是什么报告，只算开个大讨论会。
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一定要贯彻。
不能光‘放’不‘鸣’。
你们要‘放’，我就要‘鸣’。
不能光你们‘放’，不许我‘鸣’。”
将军艺术性的结束语，使不少人大为发楞：这是解释什么呢？
多数人只是皱眉摇头，困难地微笑、叹气。
几个人不由得笑出了声。
幸亏被报告结束时的习惯掌声淹没了，将军没听见。

于是，“各单位带回！”
“起立！”
“立正！”
“齐步走！”
队伍向操场外涌去。

张秘书慌慌张张地从人缝中钻过来，向将军敬礼后说：“到服务社查的结果，并没人踢筐子。
只是一个大尉正挑选着要买柑子，另一个人说：‘上等的都分给了上校以上，你倒愿意买赖渣货！
’那个大尉把柑子一推说：‘不买啦！
’别人就传说……”
“简直是胡闹！
没有踢筐子，为什么不调查研究，就捕风捉影地乱反映！”
将军说着生气地一摆头，不知什么时候，宣传部郑部长已站在了跟前。

“首长，”郑部长习惯地摸摸眼镜腿说：“正如首长刚才报告所讲的，各方面都有问题。
如果加以分析，我们各业务部门和首长不能说没有缺点。
要是光责备大家，恐怕说不过去。
当然，有些同志夸大事实，应该批判。
但是……”
将军一摆手，打断了郑部长的话。

部长和秘书互相看看。

将军看看他俩，稍微皱皱眉，迈起老当益壮的步伐。
没回家，反而向操场的另一边走去。
十几步后，他低下头，倒背手，放慢了脚步。
一阵一阵的烦恼，向思想上袭来。

三十年来的敌我斗争，主宰着思想、工作和生活习惯。
要马上转变，难呐！

作者：张思恺

一

“春风又绿江南岸”，有了“春风”才“绿”得起来。
百花盛开在春风化雨的时节；
开放，得有能以“开放”的条件。
党中央“齐放”、“争鸣”的方针，为繁荣文学艺术的花朵创造了条件。
自不待言，要真正创造出这个条件，还需要大家努力。
而为了“创造出这个条件”，也还需要创造条件。
这也要大家来努力。

在我们部队里，要创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条件，有数不尽的有利条件；
可也有些不利的条件。

不利条件之一：我们听惯了一个调子，听到不同的调门就不入耳，说不定还嫌太刺耳。
听不听呢？
我看还是听听的好！
听了以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听惯的调门之外，还有许多你没听过的调调儿。
听得多了，你就能辨别哪些好听，哪些不好听。
本来是好听的，遇到了对手跟它竞赛，它会变得格外好听。
本来不大好听的，在对方的影响下，也有可能变得好听起来。
所以不妨让人家一起来唱。
我们呢，样样都听。
因为你不愿听，人家也会闷在肚子里唱的，只不过你没有听到罢了。

不利条件之二：我们习惯了执行指示、上行下效（这很好）；
不习惯于独立思考（这很不好）。
这恐怕是因为执行指示就用不到自己来承担什么责任：错了，错在上级。
独立思考可就要担些个风险：做对了，本份应该；
弄错了，不能找上级来给你负责，要自己“包”下来。
不肯独立思考、不敢主动负责，好不好呢？
请原谅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怕负责任的人，大可以不必来革命；
要革命又怕负责任，实难“两全其美”。

不利条件之三：我们从来就认定文艺是政治的一部分（这完全对）；
但对文艺的特性似乎还不甚了解，也不很尊重（这完全不对）。
领导文艺也同领导其他工作一样，采用了行政方式。
这样比较简单，省了好多事。
其实回过头来看看，大不然也！

难还难在这里：党不允许用行政方式来领导艺术。
党要求在文艺领域内开展自由讨论，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这一来，就“麻烦”得了不的。
你说“以歌舞为主”，他说“太片面了”；
你说“只准歌颂光明”，他说“黑暗也应该暴露”；
你说“写英雄人物不能写缺点”，他说“英雄不是天生的，不能把英雄神化”；
你说“个别落后现象不是解放军的本质，声张出去有碍视听”，他说“落后现象即使是个别的也要痛加鞭打，隐恶扬善不能推动我们前进”……。
看看，如此种种，多得很呢！
从前下一道命令：不准说，就可以耳根清静。
现在不行：党鼓励他说，你不准说，能管用吗？
这以后，简单命令吃不开了，要“以理服人”。
而“言之成理”，谈何容易！
那得下苦功钻学问。
这对有些人来说，却并不轻松呢！

要“放”、要“鸣”，就必须变“不利”为“有利”。
一下“变”不过来，就一步一步地“变”。
总之，非“变”不可啦。

二

谁先“变”呢？

鸟无头不飞，一切在于领导。
领导先“变”，下面就会跟着“变”；
领导不“变”，下面要“变”也“变”不了。

怎样“变”呢？

先要放大度量。
古时候，人家“宰相肚里能撑船”。
今天，我们工人阶级的“宰相”，肚里要能装得下大兵舰。
要人家“放”，你先要能“容得下”。
不是“容”一家，而是一百家。
“容”了九十九家，唯独一家不“容”，那还是不符合党中央的精神。
（党的方针是发展人民文化艺术事业的方针，反革命那“家”不在此例，可以不谈。）要“容”得下，就先要把“怕”字丢开。
有什么可怕的呢？
怕群众眼花缭乱、辨别不出香臭来吗？
这你首先就不相信群众。
不相信群众的人，算不得马克思主义者。
怕香花被毒草遮盖了出不来吗？
那你所谓的香花一定是假的。
没有长不过毒草的香花。
让香花跟毒草在一起竞争，香花会拿毒草当肥料长得更茁壮。
这能使香的更香，臭的更臭。
要是一大片花园里，唯独开放一朵香花，你说它“香”，有什么凭据呢？
香或不香，比较一下才知道。
红花要绿叶来扶，绿中才能显出红。
更何况有的香花含苞之初，也有被人误作毒草的可能。
要是只凭个人的好恶，你觉乎其为毒草便马上一棍子打死，勇则勇矣，可惜也许竟会不知不觉地打死了香花，又将奈何！

不问是香的花，不甚香的花，甚至是毒草，都要能容得下。
还要能容得下各种各样不同的香味。
同是香花，有的浓香扑鼻；
有的只是吐出淡淡的清香。
你尽可以欢喜浓香，但人家来一点清香你也要闻。
“香”是掺一点儿别的味道，也还要闻。
不要百般挑剔，多方留难。
军队以外的作家来反映军队，有他的难处；
因为不熟悉，出点小漏洞，在所难免。
像冲锋队形不对啦，战斗动作不切实啦，敬礼的姿势不准确啦，等等。
可以善意地告诉人家，目的是希望表现得更好些。
而如果人家为了艺术上的需要，作了点把变动（像“百万雄师下江南”冲锋队形的密集，是为了场面的壮观；
像英雄牺牲之前的内心活动虽说无人知晓，但作家为了突现英雄性格是可以加以想像、补充的），我们就应该尊重人家的创作意图，不必过多地干涉。
好在那只是文艺，而不是条令、教程。
更不要动不动就说人家歪曲了部队的本质。
尤其不能因为作品写得不成功而去怀疑作家的动机。
当然，真正搞歪曲了，说还是可以说的。
但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之间的矛盾，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也还是要和风细雨，与人为善。
我能批评，人家也还能够申辩。
商量、研究、探讨。
团结——批评——团结。

要做到放大度量，就必须放开眼界。
多看看，多学学，多向内行人请教请教。
民族舞蹈固然对我们的胃口，可是巴蕾舞也可以欣赏欣赏、尝试尝试。
能直接教育部队的当代文学、艺术，固然要读、要看、要听，可是我们祖先几千年积蓄下来的那份遗产，我们也决不能拒绝。
我国古典文学善于用白描的手法，但别国文学描绘景色、剖析心理的长处我们还是要努力学习。
世界文学大师的作品，我们过去接触得少，一时会不大容易弄懂。
这就要有勇气当小学生，从头学起。
决不能因为自己不了解、不懂，就说人家不好。
下点功夫，深钻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妙处。
早些时候，我们不是很多人都不识得“梵尔玲”，不识得“萨克司风”吗？
可是现在我们竟有了一些这方面的专家了。
只要功夫深，铁杵也能磨成绣花针。
下决心学，眼界就能以开阔。
“世上无难事”嘛！

三

要大“放”大“鸣”，就要下决心把那些捆手绊脚的教条扔掉。
我们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分析生活，对待作品，但不能靠条条吃饭。
真理必须实践，也必能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而条条呢，它只能捆绑人们的手脚，使人的头脑僵化。
用现成的条条来硬套反映丰富多彩的生活的文艺作品，往往对不上口径。
条条是死的，生活是生龙活虎、变化莫测的。
不了解生活而又舍不得丢掉条条，常常闹出许多笑话来。
我听说（只是听说）有一个剧本，一台志愿军都是英雄，其中独独有一个人是“狗熊”，就受了很多责难。
理由是：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里面怎么能出狗熊呢？
可是实际生活中，一百个好人中间有个把子坏蛋，原本是很正常的。
靠条条吃饭的人，干涉不了生活本身；
我是说他没有本事叫生活变得跟他的条条一样：百人百勇，百人百智，并且百人百仁。
但却能够干涉文学，不准在作品中鞭打这个藏在黑角落里的坏蛋。
主观动机也许是为了“美化”生活，但实际效果却正好是包庇了这个坏蛋。
无论对作家、对读者（观众）都一无是处。
唯一的功德是坚决、顽强地保护了教条。
只能保护教条的人算什么英雄！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当作笑话来看待：听说（也只是听说）有一位作家写了一个失去了党的关系的革命者，在遭遇革命失败之后，丝毫没有悲观失望，在敌人残酷的统治下，创造条件，继续忠心耿耿地为革命事业奋斗。
这原是很好的事情。
作家反映了这个人和事，正是歌颂了党的伟大的感召力，歌颂了这个同志对党的忠诚。
这有什么不好？
我看好得很。
可是偏偏有人责备作者没有表现党的领导。
这岂不是“天晓得”！
如果我们这位作家真的按照这个意见把作品修改了，谁都能想像得出，他的人物和主题思想就等于是被取消了。
无异是叫人家去另写一部新作品。
谁都知道：我们的党在国家生活的各个环节中都起着领导作用。
这是谁也不能抹煞、谁也不会抹煞的。
可是只要能睁开眼去看看生活，你就能发现党的领导是多种多样的、生动活泼的。
党不是按照书本上的条文在领导人民，而是根据不同的条件，在不同的情况下，灵活运用自己的领导艺术来实现它的领导的。
提高人的阶级觉悟，使人坚信革命一定胜利，这正表现了党的领导作用。
所以，这位同志的用心固然也很“好”，但他保护的终究并不是党的领导作用，而仍然只不过是他头脑中的教条！

教条主义本来就很吓人。
所以吓人，是因为他们满口说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没有一句是他们独立思索过的自己的语言。
更吓人的，是他们讲话作文时的那一副森严的“卫道者”的面孔。
似乎你稍稍不以为然，那就会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

教条主义原本就很吓人，而当它和行政措施一结合起来，就更其吓人得厉害，尤其是害人更深！
据报刊透露：有这么一位部队领导同志，竟因为有人不按他的意见修改自己的作品，要通知全国出版社不准出版这本书！
这还怎么能“放”？

对于作品的出版，我拥护取消行政的“关卡”。
把“放”和“鸣”的关口，完全交给各报刊编辑部去把守。
这个关口把的“紧”，那个关口可能把的“松”；
这个园里不能“放”，允许人家到别的园里去“放”。
不管怎样，“放”出来再看。
是香花，自有识者；
是毒草，也自有识者。
香花和毒草，是决计混淆不了的。

作者：刘仑

过去，我是一个在大学里教书的知识分子。
由于希望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艺术战士，1951年我抱着无比的热情和最大的决心投身到党的战斗队伍——中国人民解放军里来，以便得到改造和锻炼。

我的这种愿望只不过是为兵服务的开始。
我知道，熟识兵、以表现兵来为兵服务这件事，并不是简单的。
我在部队六年，曾先后去过朝鲜战场、海防前线和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
在这三次体验生活的过程中，我亲自接触了曾拿生命和敌人搏斗过的英雄、坚强不屈的朝鲜人民、日夜保卫着祖国和平建设的海防战士；
我又在雪山、草地、腊子口等长征道路上，重温了一次党史，使我认识到革命所走的道路多么曲折，多么艰苦，因而，对于革命英雄主义、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些抽象的名词，我渐渐地有了具体的认识；
也就是说，六年的部队生活，使我开始捉摸到“革命的实质”这个东西。
它好像一颗革命的种子落在我的心田上，冒出了芽。
我产生了对部队的深厚的感情和革命的爱！
同时我也愈深地体会到为兵服务的确是一件既光荣又艰巨的事业。

可是，在这六年里头，部队时常精简整编，美术干部在逐年减少，目前差不多已少到没有编制了。
作为一个“老新兵”的我，对于这种情况，不能不同样地深深感到不安，感到不合理！

譬如最近的这次整编，就使我白天一边担着心一边画“红军过草地”，晚上常失眠，我真怕它会临到我的头上。
我从小画画，不愿转业改行。
我在部队六年，对部队已有感情，舍不得离开。
我想：六年的“老新兵”有如此感情，十年二十年的真正的老兵的感情就可想而知了。
试问，谁不爱自己流过血汗的事业呢？

我认为部队还没有足够地认识到美术工作的重要性。
同时也没有足够地认识到培养一个能画兵的美术干部是不容易的。
能为兵服务的美术干部，他必须熟识兵和能够表现兵。
有好的技巧是有利于表现兵的，但不等于就能把兵表现得很好。
能画出“兵的味道”，很大部分是依靠熟识兵得来，而不是只从抽象理解中或假想中获取的。
我觉得熟识兵，能画出“兵的味道”，近似勘察队去发现地下宝藏那样的不容易，因而感到部队里有能力画兵的美术干部是可贵的。
没有他们的编制是不合理的。
如果说部队中的美术是“百花”中的一种“花”，那么我们就得爱“花”和惜“花”。
“花”虽芬芳美丽，但经不起狂风暴雨的吹打，更受不了连根拔掉。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其次，部队过去由于处在战争流动的年代里，美术干部在恶劣的环境下，用木炭、泥巴写标语、画壁画来向军民进行宣传教育，这是当日客观形势所形成的一种工作方式，当然，不能否认，它曾经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
但革命胜利后的新形势，使部队对美术的欣赏，有了更高的要求，因而美术制作的方式方法也就得随之有所改变，它需要、也有了可能利用较优良的物质条件和适宜的环境来进行工作。
这也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而产生的合理的要求。

可是，我们对于这一点注意得还不够。
譬如画室和工作室的问题尚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
我们好些人由于没有画室，平常得不到正规的锻炼，在创作大型的革命历史画时，也只好将卧室充作画室，但由于光线与距离的影响，创作上就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其实办公的有办公室，画画的就应有画室和工作室，这等于工人有车间一样，是工作上需要的，也是合乎情理的。
但我们还未能得到适当的解决。
我想美术工作本身的特殊性领导上是应该考虑的。
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要说的是：我们美术作品的园地太小了。
譬如部队编辑出版机关在拟定出版计划时，就很少考虑到美术作品。
至于地方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也没听说过在它的出版计划中，有出版军事题材的画集之类的方案；
就是有单张的或夹杂在选集中的有关兵的题材的美术品，为数也少得可怜。
这样一来，我们部队美术作品的园地就太小了。
我们的作品只能在杂志、报刊上零星发表，而没有被考虑在编辑出版计划之内。
我想全军至少是能选出一、二本画册，选印四五张单张的美术作品吧。
可是部队里就没有做。
我希望部队今后在出版方面能考虑一下这一问题，适当地解决这一问题。
我想我们这朵花在百花中也是有它的特色的！
让我们放吧！

作者：白天氛

作者：力模

“根叶纤细 难放好花！”
“有刺者 毒花也！”
“好花 好花！”
“啊！”
“啊！”
（图片）

作者：陈心和
栏目：街头见闻

星期日，我到上海东湖电影院看“上甘岭”影片，因为是首次献映，“客满”的牌子虽然高挂，但是依然有许多人挤着，期望能买到张退票。
这时候从外面挤过来两个军官，到售票窗口立即买到了九张专为军人留下的“保留票”，群众眼馋地看着，既然是影院给军人的优待，大家自然也没有多少意见。

隔了不大功夫，外面姗姗来了一位少女，笑容可掬地朝其中一个军官喊道：“仲，姑妈她们也来啦，再添三张。”
军官领受了“命令”，二番冲进人群，又买了三张优待券。
这时人群中轩然大哗，纷纷议论：“姑妈、大姨为什么也买优待券！”
（陈心和）

作者：李论
栏目：街头见闻

沈阳东北电影院门前经常是热闹异常。
当春去夏来的时候，这座影院对过应时出现了一座“701军人冰果店”。
因为名称新鲜，我就去光顾了一番。
的确陈设讲究，雅致大方。
站在柜台前头，我刚要掏钱，迎面发来一声质问：“是军人吗？”
我不得不赶忙掏出“军官身份证”。
后来，冰果虽然吃到嘴里，心里却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

一个冰果未吃完，进来了一个穿黑衣的年青人，当他兴致勃勃正要掏钱时，服务员照例问了一声。
年青人没有听见，递过钱去说：“来两个。”
“不是军人不卖！”
年青人愣住了，他想了一下，才带着几分怒气走了。

为什么卖冰果还要分军人、百姓呢？
我想不通。
请出这个主意的有关方面扪心自问：这不是制造军民隔阂么？
（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