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中央举行全会
选出中央常委和书记处书记
新华社27日讯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在26日晚间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
出席的有中央委员一百一十六人，候补委员三十五人。
会议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选举结果如下：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
（按得票多少排列，得票相同者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伟、胡耀邦、罗毅、吴学谦、刘西元、胡克实、梁步庭、高天辉、杨海波、朱语今、王照华、陈琏、项南、张超、佟英、张曙光、张黎群、阿拉坦敖其尔、曾德林。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按得票多少排列，得票相同者按姓氏笔划排列）
第1书记　胡耀邦。
书记　刘西元、罗毅、胡克实、王伟、梁步庭、项南。

厦门前线炮战
据新华社福建前线27日电
今天上午，厦门岛何厝村的七条渔船在海面捕鱼时，突然遭到小金门蒋军炮兵的轰击。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当即进行压制射击，掩护渔船返航。
随后，蒋军炮火又向厦门岛上的前埔、前村、石胃头等十几个村庄滥施轰击，部分民房被毁，居民伤亡各一人。
我军炮兵再次进行还击。
炮战自九时二十八分开始，至十二时四十五分结束。
蒋军共发射炮弹七百多发。

台湾各地学生举行反美爱国集会
据新华社香港27日电
台湾报纸报道，台湾中部和南部学生连日举行各种反美爱国集会。
接受美国方面补助的基督教学校台中东海大学学生，24日晚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校长曾约农在演讲中谈到美军杀人案时，流出了眼泪。
25日，东海大学全体学生拒绝出席美国教授所举办的一个集会，表示对美国侵略的抗议。
24日晚上，台中农学院学生也举行群众集会，抗议美国判决杀人犯雷诺无罪，并且通过了组织示威游行等六项决定。
25日上午，台中农学院学生又再度集会商讨示威游行和向美国抗议的具体步骤，会后，农学院的学生受到蒋介石集团特务的百般威胁和恐吓。
基隆市许多学校的学生，24日也分别集会讨论“雷诺事件”，基隆“民众日报”25日说，基隆的学生准备发表联合声明，并且酝酿采取实际行动向美国抗议。
台湾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和教授一千多人，24日在台大大礼堂举行抗议美军杀人的集会，许多法学教授都在会上发言斥责美国的野蛮行为。
台湾大学一群学生发表了一封公开的抗议信，信上说：
“我们是一群黄帝的子孙，是有血气，有正义的青年。
我们绝对不相信，当我们的同胞被外国人杀害，而又听由他们自己以戏剧性的法庭宣判凶手无罪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讲话。
我们满腹沉痛，万分愤慨。
报纸消息说，24日台北市许多学生都自动罢课参加反美爱国大示威。
成千上万愤怒的学生，高呼着“赶走美国侵略者”、“为被害同胞报仇”等口号，投入反美爱国大示威中。
他们不顾蒋介石集团派出大批军警镇压的威胁，奋身投入台北市民捣毁美国“大使馆”的行列。
成功中学的学生24日清早就在学校自动集合，但在出发前校门被关闭，结果仍有五十四个学生代表冲出校门，当这批学生举着“杀人无罪吗？”
的标语列队到达美国“大使馆”时，受到示威群众热烈鼓掌欢迎。
这些学生把一面“抗议美军藐视人权”的标语牌挂在美国“大使馆”的天台上，其他的示威群众又在这纸牌下面挂上一幅写着“杀人偿命”四字的白布标语。
台湾报纸说，在台湾的许多华侨学生都积极参加24日的大示威，攻打美国新闻处的时候，一批站在示威群众最前列的华侨学生高呼：
“我们在国外受帝国的气，今天还要受美国的气，这种气不能忍受！”
这些华侨学生首先用石块掷击美国新闻处的门窗玻璃，并且把美国新闻处的招牌和星条旗扯下，接着就和其他示威群众一齐冲进去，把这座美国对台湾进行文化侵略的阵地打烂。
26日的台湾“新生报”说，由于学生还在进行着反美爱国活动，蒋介石集团已经通令各学校，要学校当局“制止学生参加群众活动”，并且要他们设法“劝导学生安心上课，不要为刘自然案件激动”。

台湾的一切爱国力量团结起来
美国侵略者在台湾滥用治外法权、释放杀人凶犯雷诺所引起的反美大示威，是台湾同胞对美帝国主义的一个严厉警告：
美国虽然用它的军事力量占领了台湾，但是它绝对占领不了台湾同胞们的心。
台湾同胞不容许美国侵略者把我们的锦绣河山变成美国的殖民地，不容许美国侵略者任意奴役和杀害中国人民。
台湾同胞们在这一次事件中，表现出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的传统。
我们向为反对残暴无耻的美国侵略者而斗争的台湾同胞们致以深切的同情和最大的敬意。
侵占台湾的美军人员雷诺杀害刘自然以后，竟被宣告无罪释放，这件事使我们想起了中国近百年史上许多类似的案件。
在从鸦片战争一直到中国人民获得解放前这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祖国变成了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
那时候，帝国主义者任意杀害和蹂躏了中国人，侵略了中国，还要中国向它们道歉，给它们“赔偿”。
那时候，我们中国人民曾经不惜牺牲流血，奋起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我们祖国的光荣。
近百年来前仆后继地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斗争的先烈们的血没有白流。
今天，在中国的大陆上，中国人民作了自己的主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已经被赶走。
只有台湾还在美帝国主义的侵占之下，只有台湾同胞还在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
美帝国主义把台湾当成是它的殖民地，它袭用了一切殖民主义者曾经用过的卑鄙手段，骄横恣肆，干涉台湾各方面的事务。
驻在台湾的美国军事人员，殴打和残杀台湾居民，奸淫妇女，酗酒闹事。
他们根本不把台湾的中国人民放在眼里。
在美国侵略者看来，台湾同胞不过是美国任意驱策的奴隶和进行侵略战争所需要的炮灰。
因此他们可以凭着所谓“治外法权”，任意杀人而不必偿命。
台湾同胞对美国侵略者的愤慨，是完全正当的。
一切有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的人，对美国侵略者把台湾当作殖民地、草菅人命、释放杀人凶犯的无耻行为都不能不感到愤慨。
台湾的舆论界，甚至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一些官员和立法院的许多委员们，都对美国滥用所谓“治外法权”释放凶手表示不满，要求重新审理。
这表明他们是有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良心的。
台湾同胞们的这个爱国主义的斗争，也是全世界反对美国侵略扩张的斗争的一部分。
因此，它不但受到我们大陆上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而且受到了亚洲和非洲许多有正义感的、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的支持。
现在，美帝国主义一面把这个杀人凶手偷运出了台湾，一面还要蒋介石集团向它道歉、赔偿。
而蒋介石集团的“外交部长”叶公超和驻美“大使”董显光，却不但不向美国据理力争，要求给凶手雷诺以应得的刑罚，反而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奴颜婢膝地请罪求饶，显得毫无民族气节。
但是，这些人根本就不能代表台湾同胞。
台湾的一切爱国人士们是决不会向美国侵略者低头的。
他们越来越觉悟到，除了起来同美国侵略者进行斗争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可以使他们避免被美国侵略者任意虐杀、奴役的命运。
台湾的一切爱国力量，团结起来！
让我们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为把美国侵略者赶出台湾、和平统一我们伟大祖国而共同努力！

各民主党派声援台湾同胞的爱国反美斗争
新华社27日讯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今晚分别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谈话或发表书面谈话，一致声援台湾同胞的爱国反美斗争。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谈话或发表书面谈话的，有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副主席张治中、常务委员邵力子，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许广平，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黄琪翔，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
谢雪红在谈话中首先代表在大陆上的台湾人民向台湾同胞表示万分的同情、慰问和支持。
特别对被害的家属表示慰问。
她说，美国军人杀害刘自然的事件不过是美国侵略者在台湾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的千万罪行中的一件，台湾人民为了自己的生存，完全有理由起来进行反抗，这是正义的、爱国的，全国人民都对台湾人民的英勇斗争表示敬佩。
谢雪红指出，几年来美国侵略者武装占领中国的领土台湾，阻碍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压迫欺负台湾人民，使台湾人民一直到现在还在过着比牛马更凄惨的生活。
最近美国政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永远霸占台湾，宣布在中国领土台湾驻扎装备导弹的空军部队，全国人民都对美国的乱来极其愤慨，我国政府也已经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谢雪红又说，台湾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有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传统，并且有着几十年同帝国主义进行反侵略斗争的光荣历史。
我们决不容忍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把美国侵略者赶出去。
我决心同台湾同胞一起，为赶走美国侵略者而共同奋斗到底。
李济深在谈话中指出，台湾同胞愤怒捣毁美国驻台“大使馆”，向全世界表明我台湾同胞对美国侵略者阻挠台湾归回祖国怀抱、任意蹂躏台湾人民的滔天罪行，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李济深要求国内外同胞和全世界公正人士一致声援我台湾同胞的正义斗争，坚决制止美国侵略者对我台湾同胞作任何进一步的迫害。
他说，爱国的火焰是永远扑灭不了的。
台北爱国群众反美大示威，不过是台湾人民实际行动的开始，采取任何镇压手段或者让美帝国主义继续霸占台湾，只能激起台湾人民更大的愤怒，采取更激烈的行动。
台湾所有有良心的军政人员，也必然会和爱国同胞敌忾同仇，一齐起来反抗。
台湾国民党当局如果不愿继续充当异族鹰犬、屠杀自己同胞，就应当为台湾人民报仇雪恨，把美国侵略者赶出台湾去！
张治中说，台湾人民的爱国行动体现了中国人应有的民族自尊心和正义感，不是偶然的。
台湾人民对美国恨入骨髓的情绪，是美国侵占台湾以后所有一切罪行的必然结果。
张治中在谈话中还正告台湾全体国民党军政人员说，通过这一次事件，你们应该一方面认清楚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与穷凶极恶，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台湾人民的内在心理与怨愤呼声。
美国的阴谋如想搞两个中国，又想托管台湾，加强对台湾的直接控制，是不会停止的。
而台湾人民恨美仇美的反抗力量是不可压制的。
你们今后只有决心摆脱美国的束缚，实现台湾人民的愿望，为和平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的统一而共同行动。
邵力子说，美帝国主义霸占中国的台湾，奴役台湾的同胞已经八年了！
像杀死刘自然的强盗行为，不知多少。
台湾同胞们泪干了，血枯了，现在忍无可忍了！
就在美国杀人的导弹部队面前，爆发了誓死反抗的斗争，显示了钢铁一般的力量！
他又说，祖国人民是最爱好和平的，但是到了无可忍耐的时候，就会毅然决然和侵略者一拚生死。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站在我们一起，为着保卫领土，保卫人民，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我们会要向侵略者讨还血债的！
罗隆基说，美国士兵雷诺枪杀刘自然这样的事件绝对不是意外的或者偶然的事件，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杀人不抵命、强奸不犯罪，这是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习以为常的事情。
在帝国主义者看来，这就是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法律。
他又说，在美国军事法庭宣判雷诺本人无罪以后，蒋介石集团的叶公超居然请求美国军事法庭重审，他以为这种向美国乞怜的行为可以平息台湾同胞反美的愤怒情绪。
叶公超应该知道，在中国的领土上请求外国的法庭来行使司法权，这本身就是卖国的罪行。
台湾同胞激于义愤把美国驻台湾大使馆捣毁以后，蒋介石集团竟然立即派董显光到美国国务院去“请罪”“道歉”……，这是多么可耻的事情，这是多么玷辱我堂堂中华民族的事情！
黄炎培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两万五千位会员，他们大部分是工商业家，一部分是侨胞，对台湾同胞的爱国反美斗争表示支持。
他说，解放八年，我们的祖国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了史无前例的发展，现在，正在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大道上迈进。
而我们国家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台湾，到今天还在美国霸占之下，暗无天日，简直是人间地狱。
而这座地狱的魔王就是美帝国主义。
他又说，我们要严正地告诉美帝国主义：
中国人民不能忍受这种暴行，我们必须要求他们交出杀人犯依法处罪。
我们还要警告美帝国主义：
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
我们也要正告台湾地方当局，在这种大关大节上应当认清敌我界限，全力支持台湾人民的正义行动。
如果为虎作伥，做美帝国主义的帮凶，那就是自绝于人民。
许广平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全体会员对美国侵略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和屠杀我国人民的暴行提出强烈的抗议，对台湾同胞的爱国行动表示坚决的支持。
她说，美国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在中国人民中记忆最深。
解放前，北京曾发生过沈崇事件，上海的臧大二子也是美军杀死的。
这些也都是蒋介石集团对美国侵略者奴颜婢膝的必然结果。
今天在大陆上再也看不到为所欲为的帝国主义分子了，违反我国法律的任何人，都要受我国法律的制裁。
现在美国侵略者竟然还在我国的领土台湾重犯解放前的罪行，我们在大陆上的每一个同胞无不愤慨万分！
黄琪翔说，帝国主义可以任意在中国横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台湾人民是不可屈的。
台湾和中国是不可分的。
我们全中国人民关怀着台湾同胞的命运，我们将用尽一切方法支援他们反抗侵略的正义的斗争。
陈其尤在谈话中警告美国侵略者：
你们不顾我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反对，以武力霸占我国的领土台湾，对我们台湾的同胞视如草芥牛马，随意加以蹂躏；
最近还派遣了导弹部队驻在那里，并阴谋使台湾实行所谓托管，以便把台湾变为侵略亚洲的原子基地。
这不仅妨碍着我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威胁着我国的安全，而且也严重地威胁着远东和世界的和平。
美国侵略者01日不滚出台湾，我们台湾同胞和全中国人民即01日不干休，将来食其恶果者还是美国侵略者自己。
许德珩说，相信英勇的、爱国的八百万台湾同胞，在美帝的侵略淫威之下，一定能够团结起来，把美帝侵略势力从台湾驱逐出去，和全国六万万同胞一起，为解放台湾，实现全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

庆祝阿富汗王国独立纪念日
阿驻华大使萨马德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27日讯
阿富汗驻中国大使萨马德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招待会，庆祝阿富汗王国独立纪念日。
周恩来总理、彭德怀副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出席了招待会。
周恩来总理在招待会上举杯，祝阿富汗王国繁荣和人民幸福，祝阿富汗和中国的友谊不断发展，祝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陛下和阿富汗王国首相穆罕默德·达乌德汗阁下的身体健康。
在这以前，招待会的主人——萨马德大使请出席招待会的中国各方面人士和各国驻华使节同他一起，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健康，为中国人民的幸福，为持久的中国和阿富汗的友谊干杯。
在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还同各国使节们进行了友谊的谈话。

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始大会发言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经过三天半的分学部会议以后，于27日上午进入大会发言阶段。
严济慈在昨天上午的大会上作了“中国科学院赴苏考察团工作”的报告。
他说，中国科学院于1956年年底派遣了赴苏考察团。
考察的目的是了解与学习苏联关于钛冶金、半导体、自动化、电子学、电工、机械、动力等七方面的研究工作情况与经验。
以便有助于我国这几方面研究所的筹建和最近具体研究工作的开展。
并根据这次考察的体会，给我国发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出了六项具体的建议。
钱学森在大会上的发言题目是“论技术科学”。
钱三强作了“关于参加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报告。
在下午的会议上，发言的有农学家陈凤桐等九人，哲学家汤用彤、动物学家秉志、农学家丁颖、微生物学家方心芳、土木工程学家茅以升等作了书面发言。
动物学家秉志委员在发言中提出三点意见：
首先，要健全与加强全国的科学研究网。
科学院应与高教部、产业部门加强合作、打成一片，不可各自为政。
其次，要建设一健全的科学图书馆。
尽量收集全世界的科学文献集中于北京，使图书之完备，与世界科学先进国的科学图书馆相等。
第3，要解决科学器材问题。
科学研究所需之器材，应早日设法自造。
农学家陈凤桐委员就学术界如何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发言说：
“近来有所谓贴标签的办法，好像一个早晨就可以成为一个学派。”
他认为，学派的成立，不能那样容易，还是应该老老实实地进行研究工作，在学术争论中拿出真凭实据来，清谈、空抬扛，对学术前途不会有好处。
他强调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经过长时期的思想斗争，已经用无数的事实证明，只有唯物主义才是真理。
所以他说，“决不能这样设想”必须一个是唯物主义者，一个是唯心主义者，才能争鸣起来，一边开米丘林训练班，一边开摩尔根训练班，唱对台戏。
一台戏里就不能争鸣。
我们认为绝不能这样。
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我国科学界出现了活跃的气象，开始批判过去学术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特别是科学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某些粗暴行为。
他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对的。
他说：
“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情况，应该引起大家注意。
例如原来合作研究的项目，现在不合作了，认为只有各干各的，才能写出一鸣惊人的论文；
原来结合生产的研究项目，现在放弃了，认为那太落后，赶不上世界先进水平。
这在农业科学界表现的更明显。
大家一阵风地搞育种、杂交育种、远缘杂交育种，不喜欢搞栽培和田间选种一类的工作，认为只有育种才能建立起学派。
我们认为，这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办法。”
农学家丁颖委员在书面发言中认为，几年来农业科学理论联系实际很不够，对于前人创造的丰富遗产未很好接受，最根本的研究活动基础还未坚稳。
因此他认为，在这个时候就把我们的“主力”放到发展新的科学领域上去，放到探索新的方向和找寻新的道路上去，是应该考虑的。
微生物学家方心芳在书面发言中希望学部多联系群众，学部的人员要不断下所、室了解情况，多听听群众的意见。
金属物理学家葛庭燧就正确认识和处理向科学进军中的一些矛盾问题作了发言。
他认为，应该明确向科学进军的目的性，实事求是地刻苦钻研，并且贯彻党在科学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加强政治学习，继续进行思想改造，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具体工作中去，才能推动祖国的科学事业，在十二年内赶上国际水平。
光学家龚祖同以要把院内外的墙壁拆掉为题发言说：
科学院外人士反映，科学院对外大门开得很小，有些闭关自守或独占思想，另一方面院内院外的劳逸不均、待遇不平，这值得我们院内同志检查一下，要把对外的墙壁拆掉。
在院内各学部间也好像有墙壁似的，这中间的墙壁也需要拆掉。
地质学家孟宪民、谢家荣、张文佑先后就地质测量和地质科学研究工作等方面的问题作了发言。
谢家荣说，目前地质部和科学院的地质研究机构，对地质测量工作只做剖面而不测制地质图，这不是很好的办法，而地质部把地质测量任务交给省局或由大批青年毕业生按照规范办事也是不妥当的。
他还指出地质勘探工作中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建议地质部门对解放以来的各项勘探工作进行一次检查。
张文佑认为，地质普查和地质科学研究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实际的需要，并有后继无人之势。
地质科学界本身也存在着联系不够、缺乏合作与分工的问题。
孟宪民批评科学院院部领导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并指出去年的科学规划会议和今年的科学研究协调会议，前紧后松，会后无有下文。
测量学家夏坚白、方俊在联合发言中对测量制图的科学技术工作至今没有很好开展提出意见，他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协调工作没有作好。
土木工程学家茅以升委员就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和体制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美国胁迫台湾当局加紧恐怖措施
一批反美爱国示威群众被逮捕
新华社广州27日电
据台湾、香港报纸消息，蒋介石集团在台北市逮捕了一批参加反美爱国大示威的群众。
其中有一些学生在内。
美国驻台湾“大使”兰金和其他侵台的美军首脑分子，几天来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施压力，胁迫台湾当局加紧“侦查和惩办”反美示威者，加深了台湾的恐怖气氛。
兰金还扬言说：
“我们正在调查，这是不是一场有人指导的和被人利用的示威。”
并且责骂蒋介石集团在迫害台湾示威群众方面“采取行动太慢”。
合众社25日消息说，国民党警察已经逮捕了约二百三十名参加示威的群众。
在向美国“大使馆”和美国新闻处示威时被捕的三十多人，正在受着国民党秘密警察的审讯。

蒋介石集团“外交”部长叶公超厚颜无耻
竟承认在台美军人员享有“外交特权”
新华社27日讯
据法新社台北消息，蒋介石集团“外交”部长叶公超在今天下午四时开始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国民党当局对5月24日发生的反美事件“深表遗憾并深以为不当”。
叶公超说，警察在美国“大使馆”内外逮捕了三十多名示威群众，在美国新闻处或附近逮捕了十六名示威群众，后来又逮捕了约二十人。
叶公超还抹杀有目共睹的事实，极力否认这次示威是台湾居民积累起来的反美情绪的表露。
而把它说成只是对“对一个具体的事情”（指雷诺案件）的反应。
并且说，他希望这次事件不至于损害与美国的关系。
叶公超说，他个人认为，美国军方对雷诺有意杀人案的审判“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可是，这个“外交”部长竟认为雷诺杀人案应该由美国军事法庭审判，竟说“我没有权利对判决提出责难”。
他说，他曾经要求美国“大使馆”研究一下是否有可能检查或重新审判这个案件，但是还没有接到任何正式的回答。
叶公超说，目前正就根据1954年签订的美蒋“共同防御条约”而在台湾驻扎的美国武装部队的地位问题，同美国进行谈判。
他说，在新的协定签订以前，这些美国武装部队目前在台湾享有的“外交特权”是临时的。
但是，叶公超又说这一谈判并不影响美国驻台湾军事援助顾问团人员的地位，因为根据美蒋之间在1951年签订的协定，美军顾问团人员是享有“外交特权”的。
因此，叶公超竟认为杀害中国人的凶手雷诺“是要由美国军事法庭审判的”。

贺龙副总理接见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
新华社27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董守义、中国足球协会主席黄中，今天接见了以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领队、印度尼西亚足球总会副主席科沙西·普瓦内加拉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全体人员。
接见时在座的有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蔡树藩、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张联华和中国足球协会副主席李凤楼等人。

阿议会代表团回京
据新华社27日讯
由马尔科主席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代表团今天下午从沈阳乘飞机返回北京。
贵宾们先后访问了武汉、广州、杭州、上海、南京、天津、沈阳、鞍山等地，受到了各地人民热烈欢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
深入各地广泛视察各方面工作
据新华社27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正在全国各地广泛地视察各方面的工作。
代表和委员们是4月中旬分别在二十四个省、市以及新疆、内蒙古两个自治区开始视察活动的。
视察的范围非常广泛，有些代表和委员还带着人民来信对某些问题进行专门的调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雷天觉和褚应璜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视察了职工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他们认为这两个市最尖锐的问题是工人的婚姻问题和党群关系问题。
这些地区因为男工多、女工少，一些工人长期过着独身生活，到了三、四十岁还无法结婚。
雷天觉希望政府能把这问题作为一项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
他们还认为，这两个市工厂中的党群关系还不够正常，主要表现在许多技术领导岗位由不懂或不太懂技术的党员担任，结果力不胜任。
各工厂选派留苏学习的人员也都是一些不太懂技术的党员和团员，到苏联后难于学到东西，回国后因为技术水平低，不能解决问题。
此外，非党领导干部有职无权现象也很普遍。
有些党员领导干部作风粗暴，应该改进。
代表王季范、鲜英和委员王枕心在青岛视察后，对当地的水产养殖和疗养区的管理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他们认为，青岛市的海带养殖是个新事业，全国人民非常需要这种有特殊营养价值的食品，各方面都应该支持这个事业的发展。
如现在养殖海带用的竹竿、棕绳极感缺乏，大批海带收获时又缺少烘干设备和晒的地方，建议各有关部门及时研究解决。
他们还指出青岛疗养区有些疗养院利用率极低，浪费很大。
青岛目前房子紧张，医院床位更感不足，但一些医疗设备完善的疗养院却长期空闲，有的只到夏季才有休养员。
这些疗养院一般都属中央机关、各产业工会和军队系统垂直管理，地方难以统一。
他们建议中央有关部门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管理，统一调剂，以提高疗养院的利用率。
代表黄长水、洪丝丝在福建省晋江专区侨乡视察了侨眷子女的教育问题。
今年晋江专区高小、初中应届毕业生共有五万八千多人，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
除一部分升入正规中学外，有很大部分学生不能升入正规中学。
当地有关部门正在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来解决侨眷子女就学问题，例如有九所侨办中学将扩大招生数，今年的新生将比毕业生增加两倍到三倍。
各县还准备增办中等文化补习班、高小毕业补习班和组织自学小组等。
黄长水、洪丝丝对当地有关部门积极采取各种措施解决侨眷子女就学问题表示满意。
他们认为还可以办一些如英文、会计、珠算补习班，有条件的基点地区小学可以合并办中学，并建议人口集中的侨乡的中学可试办二部制，解决更多的学生升学问题。
代表、陆军中将曾泽生和原东北地质学院副院长喻德渊在柴达木盆地进行了视察。
他们在井场上、在矿洞里和职工们作了亲切的交谈，了解了生产和生活方面的情况。
曾泽生在视察中会见了他原来所领导的一些已转业官兵。
喻德渊会见了他在东北地质学院的许多学生。
他们认为，这里给人一个较为鲜明的印象是职工们和党政负责人都比较艰苦。
他们在气候条件较差、文化生活比较枯燥的情况下，克服了许多困难，精神饱满地进行工作，使柴达木的荒凉面貌一天天地有了改变。
曾泽生和喻德渊在各地搜集了许多意见和建议，有些已反映给有关部门处理，有些将带回北京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

农垦部民主党派人士座谈
批评农垦部工作中的盲目性
有人提出：
农垦部现在风平浪静，有意见不敢提
本报讯
25日，在农垦部党组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很多人批评了农垦部工作中的盲目性和党群关系上的不正常现象。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民革、民盟和农工民主党的成员十多人。
很多人对农垦部大规模开荒有意见。
刘国芳（民革）在会上介绍了在密山工作的一位民革成员的来信，信中对没经调查研究，没有掌握资料便在密山、宝清等地大规模开荒表示不同意。
信中说：
领导上认为只要有钱、有人、有机器就能开荒，实际上困难很多，首先是排水的问题。
信中对农垦部准备把荒地勘测设计院迁往东北也表示不同意见。
高镜清（农工民主党）也认为农垦部领导上有摆大摊子、盲目冒进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密山和新疆等地的开荒工作上。
他说：
部内很多人认为今年在密山开荒二十万公顷的计划有些冒进，而王震部长却说这些人有保守思想。
即使开荒任务能够完成，明年能否种上庄稼也是问题，领导上应当考虑。
刘中一（民盟）说：
农垦部领导干部经常到下面去，这很好；
但往往缺乏计划。
如我随王部长到华南去时，头天晚上十点钟才知道要出发，至于出发干什么根本不知道。
谈到宗派主义时，高镜清说：
我是有职有权的，但农垦部党组织对非党人员并没有百分之百地信任。
他举例说：
财务局公章是党团员掌管的，他们又时常不来，一不来就没有法办公。
关绍海（农工民主党）说：
连俱乐部发个看球的票都要分成几种颜色，红票是党员的，绿票是团员的，白票是非党人士的。
跳舞票一般都是发给党、团员，非党人士很难得到。
他还说：
办公厅有一个女同志要去海南岛看她姐姐的病，领导上便准许他借名出差，用了公家的路费，这样便形成公私不分了。
会上还有人提出：
有的部长态度生硬，使人望而生畏；
农垦部整风运动也是慢吞吞的，风平浪静，群众有意见不敢谈。

发挥群众智慧　加强军械工作的建设
解放军首届军械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开幕
新华社27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届军械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今天在北京开幕。
六百三十一名先进军械工作者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其中有注意维护、保养武器，五年来从未发生事故的某连代表；
有辛勤地往返在十多个岛屿上为部队修理武器，两年中没有使损坏的武器离开阵地的某修械所代表；
有积极钻研技术，试制成功警戒雷达训练机，对部队完成训练任务贡献重大的某部助理员陈吉斌；
有倡议并亲手设计组合汽油发电机、电焊机，每台可为国家节约资金一万三千五百元的助理员陈书岐；
有依靠群众，刻苦钻研，改进和创造了大小工具七百多件，保证完成火炮和弹药试验任务的一级技术能手包静芝。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赓大将和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上将出席了上午的开幕式。
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军械部部长王树声大将在会上致开幕词。
他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
表彰与奖励先进的军械工作者和先进单位，交流和推广先进经验，更好地发挥群众智慧，调动一切积极力量，进一步加强军械工作的建设。
王树声大将说，过去军械工作是有成绩的，但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造成的。
他希望代表们在这次会议上以整风精神，对军械部的领导进行严格的批评，以帮助领导整风。
会上，叶剑英元帅就正确认识军械工作的地位、作用和在军械工作中贯彻勤俭建军方针作了重要指示。
他说，军械部门、军械干部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要大力重视向科学技术进军，使军械工作适应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叶剑英元帅说，我军提出勤俭建军，这是贯彻中央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指示的行动口号，也是我军经常性的政治任务。
军械部门掌握着大量的物资和经费，有很大的节约潜力，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如处处精打细算，做出很大的节约成绩是可能的。
今天下午，总军械部副部长封永顺少将代表总军械部党委，向大会作了“为进一步加强军械工作建设而奋斗”的报告。
会议将继续举行。

听取机关干部意见改进实际工作
国务院机关党外人士举行座谈
李仲公批评了罗隆基、王昆仑、龙云等人的意见
据新华社27日讯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今天下午邀请在国务院法制局、参事室、秘书厅工作的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征求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习仲勋在会上要求大家消除顾虑，有什么意见提什么意见。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共三十多人，有许多参事刚从各地视察回来，他们在会上踊跃地发表了意见。
国务院参事李仲公认为有些人谈话似乎还有顾虑，他说，应该大胆地发表意见，说错了也没有关系。
李仲公不赞成罗隆基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关于错案平反问题的看法。
他说，对错案平反这件事，应该非常慎重地来对待。
李仲公说，在尖锐的阶级斗争时期，在这样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里，无论怎样有能力，除非上帝出现，怎么能够做到一点没有偏差呢？
他说，何况在群众斗争中有的时候党和政府也是很难掌握的，例如贫农斗争地主，虽有领导也难免不发生过火行动。
他说，单纯强调平反，大家都来翻案，地主富农也来喊冤，这怎么行呢？
接着李仲公对罗隆基关于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直接处理平反案件的意见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李仲公强调说，这两个机关应该起监督作用，如果司法机关办的不好，它可以监督，如果照罗隆基的办法，只要你办的不好或者不相信你能办好，就都由国家权力机关直接办理，这是否行呢？
李仲公还批评了王昆仑关于民主党派应该充分参加国家大事制定决议的说法。
李仲公说，现在民主党派是参与了国家大事，而不是没有参与，各个民主党派都有代表参加国家权力机关，如果任何事情都把民主党派找来开会，这是不可能的。
他说，王昆仑的这种说法，是一种无原则的一般的民主思想。
他说，这多少还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
李仲公还批评了龙云，他说龙云曾说过这样的话：
“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
李仲公说，共产党是整什么人呢？
共产党是整的敌人，坏人，怎么能不加分析地这样来提问题呢？
王艮仲说国务院机关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见面太少
国务院参事王艮仲说，国务院机关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见面太少，有些思想问题不易解决。
他说，他是民主建国会的成员，从民主党派的角度来看，这方面的问题应该由统战部管起来，但统战部门管不过来。
他认为行政部门也应该把思想工作担负起来。
国务院参事章友江谈到在“放”的过程中如何打破顾虑的问题。
他说，顾虑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怀疑共产党要大家提意见是“诱敌深入，集中歼灭”，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另一种是，怕提意见后影响到自己的评级、评奖、调动等。
他说，存在这种顾虑的人虽然不对，但可以理解。
他认为要解除这些顾虑很重要的是边整风，边改进。
这样就可以发挥大家的积极性。
章友江还谈到统上不统下的问题，他认为在机关、基层、边远地区、中小城市特别存在这个问题，因而使得党群关系不正常。
他希望党要加强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章友江还谈到如何从制度上来研究改进参事室的工作问题。
国务院参事万保邦认为统战部接触高级民主人士多，接触中下层民主人士少。
他希望统战部改进。
万保邦还谈到如何处理解放前夕民革所领导的起义武装和人事安排上的一些遗留问题。
焦实斋不同意那种根本否定党中央和国务院发联合指示的看法
在法制局工作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焦实斋在会上指出国务院和各办公室、各部发布各种法规、指示的时候有混乱现象，他说，有时下面在一件事情上收到几个方面的指示，这就增加了下级机关执行的困难。
他要求国务院秘书长应该在这些方面做到综合平衡、统筹兼顾。
焦实斋不同意那种根本否定党中央和国务院发联合指示的看法，他认为对重要的问题发联合指示是可以的，问题在于不要太多太滥，多了就失去了重要的意义。
焦实斋刚从山东视察回来，他根据视察所见批评了基层工作中“党政不分”的现象。
他说，有些地方党政社不分，有些合作社也办理起婚姻登记和户口登记等工作了。
有的中共地委可以否定省人民委员会的指示，中共区委可以否定县人民委员会的指示，这种情况应该改变。
焦实斋认为，党政不分的原因是会议制度不健全，下面干部喜欢用干部会、一揽子会来推动工作。
他说，过去民政部门管政权建设工作，后来受到了批判，民政部门不管了，其他部门也不管。
他希望这个问题应该设法解决。
万枚子认为从中央到地方副职太多
国务院参事万枚子认为，今天共产党采取大鸣大放的方针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明辨是非，改进工作，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生活的体现。
接着，万枚子对人事制度提了意见。
他说，从中央到地方，副职太多。
他认为，这样的好处是能够集中指挥，集体领导，但到县以下能否起这样的作用就值得怀疑。
他说，有一个县，副县长多到十几人；
有的县组织部只有一个干部，其余都是部长、副部长。
万枚子还谈到对社会人士的职业处理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虽不能一下子解决，但要逐步解决。
关于文字改革问题，万枚子说，他非常拥护简化汉字和报纸、杂志的横排。
他认为这对未来文字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但是，一面要实行文字改革；
一面中学课本又大量选用古典文学，这就矛盾了。
他说，要学生大量学习古典文学，是否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
徐行之批评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女、太太特殊化
国务院参事徐行之批评了某些高级干部特殊化的表现。
他说，北京医院专门给七级以上的高级干部看病，这种照顾也是应当的，但是有些高级干部的家属也去享受公费医疗的优待，有的甚至一起把四、五个得了感冒病的孩子也送去住院。
有的因为天刚冷就干脆把自己的父亲母亲送到医院住院了。
这样也就使得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女、太太养成了一种高人一等的特殊化的思想。
徐行之说，应该趁着整风的机会取消这种特殊化的做法。
他说，克服这种缺点并不困难，他希望国务院重视这个问题，立即采取措施。
王之相说法制工作要赶快作起来
法制局顾问王之相认为，有些人对于揭发矛盾、正确处理矛盾还有顾虑。
他说，现在发表意见的多是中上层民主人士，而助教、讲师就没有，机关干部也谈得很少。
他认为应该多让他们谈谈，他们是作实际工作的，谈透了才能改进工作。
关于法制问题，王之相说，第1个五年计划快完成，法制工作要赶快作起来。
他认为，在大变动时期，有了条文规定就好办事。
他说，我们今天有条件用法律的思想来实行对国家的领导。
例如评级、奖惩如果有个制度、有个标准就好办事。
王之相强调法制局的工作很重要，他建议：
（一）对旧法展开讨论，批判不好的部分，保留合理的好的部分；
（二）把会英、日、法语的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安排他们，给他们适当的工作；
（三）加强法制教育，让大家遵守法制，这样才能保证工作。

上图：
当美军军事法庭宣布枪杀中国人刘自然的美军上士雷诺无罪的消息传出后，台北居民涌到美国“大使馆”，加以捣毁，举行反美大示威。
这是群众在“大使馆”门前推翻美国汽车。
　传真照片（新华社稿）

强占民房禁区林立　奸淫烧杀无恶不作
美军在台湾的暴行重重
新华社27日讯
美国军人在台湾的暴行是数不胜数的。
美军上士雷诺杀害刘自然，只不过是成千件驻台湾的美军暴行中的一件。
下面是台湾报纸和从台湾归来的人们叙述的一些事实。
即使从这一小部分事例中，也可以看出美军在台湾的横行霸道。
在去年09月的一个深夜里，台北市有两个美国兵用木棍把一家酒店的玻璃窗打碎，然后跳窗进去劫走了许多财物，并且把酒店的老板捆绑起来。
最近，在台湾抚顺街“狄克”酒吧附近，一名美国陆军军士坐了三轮车不但不给钱，而且鸣枪威吓三轮车工人。
当其他三轮车工人愤怒地赶来包围这个美国兵的时候，在场的美国宪兵竟用武力帮助那个美国兵。
在台北市中华路，有一个美国兵走进一家饭馆吃饭，认为菜的口味不好，而大吵大闹，最后竟借醉行凶放火烧饭店。
在基隆、高雄港口，美国水兵一上岸后就像一群疯狗，到处调戏妇女和闹事。
在高雄左营，一个美军军官企图强奸一个饭店店主的女儿，遭到坚决反抗，这个美国军官竟行凶把饭店的家具打烂，并且用刀刺伤店主。
基隆市一个儿童被美国水兵抛进海水里淹死。
不久前，台北市有一名美国海军人员驾驶军车横冲直撞，一连辗死了三个中国妇女。
两人当场毙命，另一人受重伤在台北医院死去。
仅在去年上半年，台湾因车祸而死伤的一千五百多人中，大部分是美国军车撞死撞伤的。
但是这些美军在台湾享有治外法权，撞死了人也不受法律裁判。
台湾经常发生美国兽兵调戏、侮辱、强奸甚至杀害妇女的事件。
在高雄附近的公路上，有一个美国兵从飞奔着的汽车里把一个被轮奸昏倒的妇女扔出来，使她跌得头破血流。
在澎湖，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学生被美国水兵抓进碉堡里强奸和杀害。
一个蒋军士兵亲眼看见美国水兵从碉堡里逃出，也看到惨不忍睹的倒在血泊中的女学生尸体。
美军把台湾看成是美国的殖民地。
美军人员在台湾任意强占民房，连台湾国民党机关的房屋也不能幸免。
如台湾糖业公司大厦就被迫迁让给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
美军在台湾还任意设立所谓“美军重地，禁止通行”的禁区。
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美国军事机关、美军俱乐部和美军住宅等林立，仿佛成了美国的租界。
中国人经过美军住宅附近，常常被美军的狼狗咬伤，或是受到美国兵的侮辱。
台湾一些著名的风景区，也因美国兵经常在那里胡作非为，以致一般居民不敢前往游览。

抗议南越政府强迫华侨改变国籍
归国华侨联合会拥护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声明
新华社27日讯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今天发表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抗议南越政府强迫华侨改变国籍的声明。
声明中说，最近南越政府迫害我国在越南南部的华侨的粗暴行为，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感到无比的愤慨。
0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就南越政府强迫华侨改变国籍事件发表的声明，是严正的。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坚决拥护这个声明，并且尽力支持我国政府对维护国外华侨正当权利和利益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声明还说，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对被迫害的广大越南南部华侨表示亲切关怀和慰问！
并坚决支持越南南部华侨的正义斗争！

抗议美军杀人罪行
台湾各报发表读者来信
新华社香港27日电
台湾各地报纸24日刊载了许多读者来信，愤怒控诉美军在台湾任意杀害中国人的罪行。
台中“民生日报”登载的读者来信中，有一封说：
“雷诺杀中国人无罪，我们中国人听来是多么可悲！
孙中山毕生奋斗，是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求民族之自由平等……。
现在却来了一种使中国人被杀，无法审判，而听任别人宰割的不平等条约！”
信上说：
“美国顾问团之判决乃我们的奇耻大辱。”
台北“民族晚报”一个读者问道：
“杀我们中国人的，还算‘朋友’吗？
我奉劝那些媚外的大人先生们，应该从‘雷诺事件’觉醒。”
基隆“民众日报”的读者来信愤怒地说：
“像这样丧失人权和主权，血淋淋的事实摆在眼前，我们再能忍耐吗？
我们能再缄默吗？”
台湾许多报纸也纷纷抨击美军任意杀害中国人。
台北“联合报”以“抗议美军蔑视人权”为题发表社论，指责美军当局包庇杀人凶手雷诺。
花莲“更生报”在“日日谈”栏里说：
这一事件已使台湾每一个中国人精神感到沉痛，生命感到威胁。
右图：
被驻台湾美军顾问团上士雷诺枪杀的刘自然的妻子抱着一岁多的女儿在刘的遗像前。

讲出心里话帮助军队整风
总政治部邀军队系统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座谈
新华社26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22日到25日召开北京军事系统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征求他们对领导的意见。
先后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有工程师、研究室主任、教授、主治大夫等二十六人。
在座谈会上，许多人提到军队中党员干部对非党知识分子还存在不信任、不尊重以至歧视排斥的现象。
有些人提出，知识分子并不满足于生活上的照顾，而是要求更多地关心他们在政治上、技术上的进步，并使他们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唯有如此才能使“士为知己者死”。
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非党知识分子有职无权，也是座谈会上比较普遍的反映。
有些人在发言中主张，党委要依靠教授（不是依靠讲师、助教）办学校，依靠科学家办科学研究，依靠医生办医院，工程师应有决定技术问题之权。
许多人对所在单位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作风提出了批评。
某干部学校法文系主任鲍文蔚说，学校的领导干部搬用办中等学校的方法来办高等学校，强调教学法，不了解中学主要是传授知识，大学就要强调研究。
他还谈到政治工作一般化，如每年根据学生得五分多少来对教员进行评奖，影响了教员之间的团结。
某研究室主任吕保维，批评各级领导岗位不管称职与否都要放上一个党员的做法。
他说，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群众对党的一切措施、各级党组织以至所有党员，都是不能批评的，以致造成一种歌功颂德、唯唯诺诺的不良风气。
从事各种不同专业的高级知识分子们，还分别提出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工程师们普遍反映突击任务太多，浪费现象严重。
铁道兵工程师庄振维说，铁道兵所接受的任务每次都很突然，而且时常变更。
由于没有时间作充分的施工准备工作，经常是边设计边施工，技术文件质量低，常常返工，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
空军修建部主任工程师林乃熏也说到领导上下达任务常常急如星火，如某处八万平方公尺的建筑物要求在一夜之间画出两个比较方案来，这样就只能草率应差。
海军工程部的工程师吴廷瑮也谈到所在单位不按正规工程程序进行工程建设，经常忙乱突击，造成质量坏、事故多、浪费现象严重的后果。
三○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叶惠方在发言中着重谈到了领导机关无限制地摊派任务，使医务人员忙乱不堪，时常加班加点，影响工作质量和身体健康。
她说，公费医疗造成很大浪费，不需要住院的也住院，病好了不出院（尤其是军队家属和保姆），病人开口就要金霉素、链霉素等。
她还说到军队系统的医院有浓厚的本位主义，各搞一套，忙闲不均，建议统一调配使用。
有些人提出研究机构的中心工作应该是科学研究，一切政治运动和政治学习都应当是为了加强科学研究，而过去的科学研究工作常常被其它工作打断。
许多人认为目前同类的研究机构设置太分散，建议集中人力物力。
有些人还对研究机构中行政干部所占比重太大、非业务活动太多以及应重视收集科学资料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在座谈会结束时，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上将感谢大家为了帮助军队整风讲了许多心里话，并表示将认真研究这些意见，应该办又可能办的很快办好，应该办而暂时办不到或不能完全办到的也要向大家作交代。
他希望到会的人同军队领导同志合作，把自己的才能充分贡献出来。

边检查　边改进　边解决
成都市拨款修复居民排水系统
本报特约新华社稿　半月来，中共成都市委曾邀请党外各界举行多次座谈，征求他们对党组织的意见。
座谈还没有结束。
对于一些需要马上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各有关单位已着手解决。
例如，会上不少人批评某些基本建设部门由于修筑道路和房屋，打乱了附近居民的排水系统而不给修复，影响他们的环境卫生；
有些地方的居民吃水发生困难，也长期不给解决。
成都市城市建设委员会于5月20日前后，即拨款六千多元和一批建筑材料，帮助这些地方的居民修复排水系统和安装自来水管。
现在，市郊青羊宫附近劳动人民新村的排水工程，和市区西门北巷子的自来水管安装工程已经动工，其它地方的排水工程不久也可开工。
有的民间曲艺艺人提出：
他们过去无固定演出场所，到茶馆等公共场所演出，又往往遭到拒绝和排挤，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市长李宗林听到这一情况后，即指示有关部门，会同艺人代表开会研究解决。
在合作共事方面，成都市几位非党员副市长提出：
过去他们了解市人民委员会各部门的工作情况很少，难于插手工作。
现在，市人民委员会已健全了市长、副市长每星期二集体办公的制度，并由所属各单位轮流汇报情况。
有些厂矿的工程技术人员提出：
要求召开厂矿的职工代表大会，中共成都市委工业部在最近即作出决定，要求大型厂矿在6月下旬前召开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工商联里要不要党员秘书长？
工商界在统战部召开的第9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合营企业里要不要公方代表？
工商联里要不要党员秘书长？
工商界在统战部召开的第9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温少鹤建议在公方领导下，实行行政集体领导
重庆市工商联代理主任委员温少鹤在会上反映了重庆工商界对公私共事关系、思想改造、定息及加入工会等问题的意见。
他并提出了下列几点建议：
（一）在公方领导下，建立企业行政的集体领导，实行行政负责制。
企业的政策方针由公方领导，公私双方的行政负责人按行政职务各负其责，做到有职、有权、有责。
（二）中小户工商业者要求放弃定息的问题，只要条件成熟，应当个别的加以解决，并应责成合营企业的公方负责办理。
资方代理人只要条件具备，也应该让他加入工会。
最后，他要求工商联继续帮助工商业者进行思想改造，继续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帮助解决工作中生活中的困难。
吴家荪认为：
公方代表制度现在不能取消将来可以取消
苏州市民建工商改造辅导处长吴家荪对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是否需要公方代表制度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当前私方人员对社会主义改造，有很大的积极性，本身还有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才能，一般都想搞好企业。
但是还不能说他们已经完全没有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思想方法。
有不少私方人员由于薪水已定，明哲保身，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有些人对社会主义事业，偶然还会出现怀疑和动摇态度。
在这个思想状况下，他们是不能担负双重改造的领导责任的。
合营企业要以社会主义原则作为改造企业、领导群众的根本方针，私方人员更缺乏这种能力。
从当前客观条件来看，公方代表制度已受到全体工人阶级的拥护。
合营后，工人热烈欢迎公方代表下厂，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今天要取消公方代表制度，必须考虑这一方面情况。
同时当前阶级之间的矛盾，虽然已经基本解决，但不等于说完全解决，工人对资产阶级长期以来所进行的残酷剥削的印象还很深。
虽然工人阶级大公无私，从社会主义长远利益着眼，不念旧恶，但是阶级感情，不是马上就可以迅速转变的。
在这一方面，还需要私方人员主动努力，通过工作积极缩短双方距离。
我们不能忘记在合营前，企业中的主要矛盾就是劳资纠纷，今天所以劳资关系较好，相安无事，一方面固然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了，另一方面，也由于企业中有了公方代表，使公私关系掩盖了劳资关系。
我们能否设想，取消了公方代表制度，就能保证劳私之间不会发生矛盾？
发生矛盾的时候，再请政府仲裁，再请公方代表回厂，不是更麻烦？
从以上情况来看，目前取消公方代表制度，对生产、对企业改造、对私方人员的改造都是不利的。
公方代表制度是有利于双重改造的。
现在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提高公方代表的思想水平和能力，一方面在于发挥企业的集体领导，既发挥公方代表在企业中的领导作用，又能发挥私方人员社会主义积极性。
因此，研究企业中集体领导制度倒是一个非常具体而切合实际的问题，也就是研究如何健全民主管理委员会，加强监督。
现在不能撤出公方代表，那末将来是否可以呢？
也就是将来是否可以让私方人员全部担当企业的领导责任呢？
我认为是可以的，否则，就等于说和平改造不可能。
如果将来不可能撤公方代表，那是执行政策有问题，即没有把私方人员思想改造好。
私方人员改造到什么样程度才算好呢？
我认为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对社会主义有无限的坚定信心，在社会主义事业遇到困难的时候，不仅不动摇，而且协助党克服困难，这也就是在思想意识方面，对社会主义只有积极的一面，而没有消极的一面。
二、与工人阶级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语言，就是在企业里只有一种同志关系，没有阶级关系。
三、具备按社会主义原则领导职工群众的能力。
他说：
提出取消公方代表制度，不单纯是消极性的表现
吴家荪说：
有些工商业者，甚至是积极分子，为什么提出现在取消公方代表制度呢？
我认为这正是目前合营企业中公私关系不正常的反映。
（如对私方信任不足，关心不够等）具体表现如下：
这些人提出取消公方代表制度，本身就带有积极因素，即表示他们敢于担当企业中的生产经营责任。
看不到这一点，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犯错误。
有些关起门来研究问题的经济学家，是不能体会私方人员的苦衷的，因而认为是消极性的滋长，或者是私方人员的轻狂、夸大和不要社会主义等等。
因此，在肯定当前不能取消公方代表制度的前提下，必须满足私方人员要求有职有权的合理要求，这样才有利于双重改造。
最后，他建议：
一、所有公方人员必须信任私方，让私方有职有权，消除一切人为障碍，充分给以工作上的条件，通过工作实践改造私方。
今天指出公私合营企业中存在两重关系，为的不是要永远保存两重关系，而是更快消除两重关系。
为了推动和督促公私双方贯彻以企业为基地进行双重改造的方针，建议市、县成立公私关系检查委员会，或者公私合营企业业务改进委员会，以党为领导，吸收公私双方代表以及民建会一起，负责协调公私关系，检查企业统战方针执行的情况，调动私方人员的一切积极因素，推动改造工作。
二、在生活、福利等方面，对私方人员进行适当照顾。
希望在疾病医疗、病假工资等方面适当由二千元的界限提高到五千元。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孙孚凌建议，在不违背政策的原则下，公私双方意见有分歧时，不管正厂长是公方还是私方，都应听从正厂长的意见。
他认为李康年提出定息二十年的建议是不可能实行，也不应该实行的。
王达夫认为“思想改造到顶”的说法不符实际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王达夫在书面发言中说，全行业公私合营以来，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不断增长，消极性不断减少，但消极一面仍然存在。
消极的一面，已经不是利用生产资料在经济方面的不法活动，而主要是表现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不服气，患得患失，只看到自己是“财富”，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骄傲自满，放松改造；
有些人对定息七年还不满足，想要延长到二十年；
对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的优越性认识不足，而习惯于资本主义的一套；
争名夺利，私私不团结。
所有这些消极性，虽然在党和政府的不断教育之下，逐步减少，但仍然是从民族资产阶级的本性所产生的，因此，否认消极性，认为“改造到顶”的思想，是不符合事实的。
即使将来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思想残余还会长期存在，还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思想改造。
李忠义发表书面意见：
反对“工商联不要党员秘书长”的主张
四川省工商联组织部长李忠义在书面发言中说：
工商联的党员秘书长或副秘书长，是由执行委员会选举或聘任的，党员是他个人的政治身份，他的职务是工商联给他的，不是共产党给他的，他在工商联的主张、建议，只能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不是代表共产党的意见，他应当接受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的领导，遵守工商联的制度。
因此，我认为党员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在工商联应当是居于工作人员的地位，同其他工作人员是一样的。
不可否认，有的党员秘书长严重地存在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共产党派到工商联来的钦差大臣，骄傲自满，独断专行，在工商联至高无上。
但应当指出这是缺点，工商联应同对其他工作人员一样，采取批评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不要”的办法。
现在反映的党员秘书长的缺点：
一种是没有把同主副委、非党员秘书长关系搞好，即是没有做好团结工作；
一种是在工作中包办代替。
我认为，凡是关系问题，两方面都有责任。
一般来说，关系没有搞好，党员秘书长负的责任应当多些，但是，不能因此就主张“不要党员秘书长”了。
否则，假定有人问，“工商联的工作人员或非党员秘书长中，也有把关系没有搞好的，未见主张‘不要’，党员秘书长没有把关系搞好，为什么就主张‘不要’呢？”
至于包办代替，当然是缺点，但这是在做工作中的缺点。
社会主义改造是新的工作，没有成熟的经验，在工作中难免不发生缺点。
何况存在这些缺点的只是少数人，而且有的已改正了呢。
因此，我不同意有人所主张的“工商联不要党员秘书长”。
他还举了几个事例，说明党员秘书长在下面是受欢迎的。
四川绵阳专区十五个县，工商联的秘书都是党员、团员，大多数同主副委的关系都搞得好，不大好的只有一个县。
重庆市、宜宾市工商联的党员秘书长同主副委、非党员秘书长关系也搞得很好，重庆市工商联的党员秘书长调走时，主副委、非党员秘书长都曾一致挽留。
四川省工商联也有党员任副秘书长的，四年来，他同主副委、非党员秘书长之间关系很好，尊重主副委的意见，尊重非党员秘书长的职权，一切事情协商办理，统战部找工商联研究、布置工作，也是找主副委同秘书长，并不直接找党员秘书长而迈过主副委这一层领导，因而，关系既搞得好，工作也很顺利。
上海提篮桥区舟山路有兴面馆的私方陈炳煌在书面意见中，反映有些小户生活困难，原因是合营前，为了克服企业困难自动减了薪，合营后工薪没有恢复，定息又少。
他要求政府帮助解决。

更亲切地靠拢党，更踏实地进行自我改造
重庆市政协委员　冯克熙
没有学习得好的知识分子，谈问题很难避免不片面，这不仅由于材料占有的局限，更主要是，改造没有彻底，思想方法不尽对头，但为了响应党的号召，表示对党的信任和热爱，意见尽管片面，只要出于真诚，还是把它谈出来。
——我就是本着这种心情来谈谈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国家机关工作的知识分子的一些感受。
几年来，在党的教育下，知识分子得到很好的改造，知识界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从知识界——主要是旧社会成长起来的知识界，他们思想上社会主义因素的逐步增长、旧民主思想的逐步削弱；
他们身上集体观点，组织观点的逐步增多，个人意识、自由散漫的逐步削弱；
他们的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超阶级思想的逐步受到批判转而对社会主义日益热爱和关怀。
——从这几个方面，都可看到知识界的带有根本性质的转变，这是一方面，主要的一面。
但是，另一面，知识分子近年来也有些问题，有些苦闷。
不少知识分子或多或少觉得有些压抑。
苦闷和压抑存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主要在：
思想、语言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
知识、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友情缺乏，生活枯燥。
什么原因使知识分子的思想语言不能充分表达？
关于知识分子思想语言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不是说完全没有表达，而是表达得不够充分，经常感到还有不少意见、看法、情感、语言压积在心里。
知识分子的意见，有正确的地方，也必然有不正确的地方。
领导水平高，胸襟宽，可以兼收并蓄，正确的，虚心采纳；
不正确的，耐心批评。
也有的领导，把一些和自己不同的意见认为是片面、牢骚，或则迎头一棒，或则扣顶“落后”或“消极”的帽子，更有的，记上一笔，总结、鉴定、运动时来同你算账。
只要“落后”、
“消极”的帽子一戴，“德”就成了问题，领导面色不对，群众看法不同，那就不仅在精神上会带来烦恼，物质基础也会动摇，对于评薪评级，安排使用，就会“诸有不便”。
知识分子是敏感的，很快就会懂得哪些话可说，哪些话不可说，哪些时候可说，哪些时候不可说，哪些场合可说，哪些场合不可说。
于是，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中，不少人把思想真像收敛起来，少谈，不谈，甚至谈假的。
说的不一定是想的，正确的不一定是生了根的。
说谎，是苦闷，不谈，也是苦闷。
一个人，思想活动无时停止，特别是知识分子。
有思想，就有语言，压抑在心头，总是痛苦。
形成这种情况，三方面应负责：
知识分子本身觉悟不高，个别党员领导同志不善于倾听意见，和个别处在带有引号的积极状态中的同志的从中作梗。
生活中，有这样一种同志，他们很积极、靠拢党，这是好的一面，另一面，他们却常常捕风捉影、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地向党反映情况，汇报情况。
对上唯唯诺诺，敷衍奉承，对下棍棍棒棒，挑剔打击。
只要群众一有不同意见，马上以卫道者自任，不加分辨地一瓢冷水，不是这个落后，就是那个消极，仿佛只有自己才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事实是否如此，倒还可以研究，这种搞法，无论如何，在压抑民主，阻塞言路上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群众对他们不满，把他们叫做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天才混合物，对上机会主义，对下教条主义，把两者天衣无缝地兼而具之。
在精明的领导面前，在民主生活正常和政治气氛健康的地方，没有他们立脚之所，而在有些场合，他们也可能成为宠儿，不仅能够立脚安身，而且可以青云直上。
近年来，这些同志的用武之地虽已越来越小，但还没有根绝。
他们并不要多，一个单位或一种场合，只要有上一两个，就足以坏事，足以使党遭到蒙蔽，使党和群众的联系受到削弱。
现在，要响应毛主席“放”和“鸣”的号召，要在生活中培养正气，我觉得：
首先应该不再让这类同志成为“放”和“鸣”中的障碍。
什么原因使知识分子感到“使不起力”？
其次谈谈，知识分子的知识、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问题。
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有知识应该，也希望贡献于国家，国家也因此而看重知识分子。
解放以来，知识分子作用有所发挥，为历史上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但发挥还不充分，潜力还可挖掘。
工程师们说：
“使不起力”有代表性。
和国家需要矛盾，自己也是苦恼。
商品可以囤积起来，待价而估，知识分子闷在心头，只会发霉、生锈，作怪。
是什么使知识分子感到“使不起力”呢？
有工作岗位，而没有相应的工作条件是一个原因。
几年来，党把大量知识分子安排在各种各样工作岗位上，按理，有岗位，就可做事情，其实不然，有了工作岗位，并不等于就有了工作条件。
譬如：
有职无权的问题，是个长期普遍存在的问题，有的单位好些，有的单位差些，有的单位甚至没有这个问题，但问题有一般性。
有了这个问题，作用的发挥必然会受到影响。
又如：
有的同志在工作中看不到必要的文件，参加不到必要的会议，念不到必要的资料，情况不熟悉，处理工作没本钱，这也无法很好发挥他的作用。
又如，有的单位，领导对业务外行，民主气氛又不多，正确意见得不到支持，很多决定似是而非，甚至叫人啼笑皆非，这也只好让一些知识分子在一边，干着急。
这还是就有适当岗位而言，至于工作岗位不适当，学非所用或用而不当，就更难谈到作用的发挥。
学非所用，用而不当的情况，近年经过调整，大有改变，但仍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复杂。
同样学工程，有的宜于搞设计，有的宜于搞生产。
有的宜于到学校，有的习于到工厂。
逗错了膀子，就不大容易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至于有的人只能担得起五十斤，一定要拿一百斤给他赘起，有的人能够挑一百斤，又只给他五十斤担，诸如此类的情况，都会影响知识分子力量的贡献。
人事部门在这方面工作有缺点，对人，对事——对干部，对业务不熟悉或不很熟悉。
至少在我所熟悉的个别机关是如此，坐在办公室，凭档案，凭印象，凭好恶，甚至凭对个别领导是否听话来进行调配安排，焉得不“乱点鸳鸯”，焉得不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
对于干部的选拔，政治条件要考虑，统战关系要考虑，但“用人维能，用人维贤”的标准更应该考虑，因为，我们是在做事，而不是在做官，不能只照顾了政治，照顾了统战，而影响了工作。
干部安排不是坐席，有其名就要符其实，没有真才实学最好不要尸位素餐，免得妨碍工作，脱离群众。
如何让一些正直诚恳而又有真实本领的人恰如其分地发挥到他们所能发挥的作用，仍然是一个最值得注意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认为：
比资源、资金具有更大的决定的意义。
知识分子作用的不能充分发挥，还不能不牵涉到各种清规戒律对工作、对思想的束缚。
清规戒律，各行各业都有，而且不少。
自己过去曾经从事文字工作，几年来，莫提笔。
今年春天，有朋友约改一个电影文学剧本，提笔沉重，不仅生疏，更大的是顾虑。
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让人物形象更饱满，剧烈冲突更真实，而是如何不犯错误，要不犯错误，势必四平八稳，平稳了，正确了，但是形象削弱了，冲突回避了，艺术魅力也就消失了。
曹禺同志所谈的三个怎么样之间的矛盾，搞文学工作的同志恐怕都有同感。
他谈：
现在写东西，考虑到的，不仅是实际怎么放，感觉怎么样，更主要是：
应该怎么样。
这三者之间经常有矛盾。
我的体会，这个矛盾不统一，出现在作者笔下的，将不是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而是政策的图解和概念的注脚。
这几年，许多有才学的作家，许多能写点东西的人，写不出结实的东西，甚至把笔搁下，他们自己要负责，清规戒律也要负责。
机关工作也有机关工作的清规戒律，该看的看不到，该问的不得问。
机关工作方法仿佛已经凝固成一定程式。
总结报告是最好的说明：
固定格式，很难突破：
“三条成绩，两条缺点，一条体会”。
“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难免的”。
这些清规戒律束缚了工作，束缚了思想，僵化了思想，——久而久之，全让人没有了思想，变得庸庸碌碌，只能唯唯诺诺。
清规戒律决不是党的要求和规定，而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对党的政策的歪曲给工作带来的灾害，这就难怪知识分子今天对党提出的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号召为什么那样热情响应，高喊万岁。
要让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作用，大胆放手工作，还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就是：
在工作中要明辨是非，严明赏罚，特别是对过去已作过的许多工作要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让大家明白那些作对了，那些莫作对，作对的，对在那里？
莫作对的，道理又何在？
作对的，就给予鼓励和支持，莫作对的，加以解释和改正，这样来吸取经验，培养信心。
建国八年，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呈现着飞跃的发展，反映在我们的工作安排和布置上，也就不断有着变化和丰富，这完全符合事物前进的规律。
不用死板的框子来限制生活的发展，正是马克思主义最有生命力的地方。
但在个别部门，由此而产生一些偏向，那就是：
赶行市，一阵风，矫枉过正，东偏西倒。
只要今天提出新的，就把过去所作的都说成是不对的。
在高教，上面一提向科学进军，这个工作就压倒了一切；
强调教学的重要，进军又仿佛成了贪名图利。
在企业，上面一提建设要显示社会主义速度，就认为过去所提计划都是保守；
一强调节约，又好像过去所作都是冒进或浪费。
去年强调照顾职工生活福利，我们机关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多分配了一点宿舍，今年强调勤俭朴素，这就上了黑板报，成为特权思想的典型。
弄得人哭笑不得。
我们觉得：
对于过去的工作一概否定或一概肯定，都不妥当，要根据不同历史条件，来进行具体分析。
有的，今天看来不对，当时未尝不对，有的，今天认为很对，当时不一定就对。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善于根据历史条件来评价工作，让大家有所遵循，有所把握。
明辨是非，服从真理，是知识分子一个良好传统，只要讲清道理，就会心悦诚服。
这样作，不仅可以摆脱有些知识分子近年来那种兢兢业业，无所适从，因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困惑境况，而且，对克服工作中的一阵风的作法有好处，对如何让工作更踏实，能生根有好处。
什么原因使知识分子感到友情缺乏，生活枯燥？
第3、友情缺乏，生活枯燥。
几年来，我们物质生活有很大改善，吃得较好，穿得较好，住得也较好，但对知识分子，除了穿衣吃饭，他还需要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
构成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部分之一是友情。
对于友情，知识分子现在有不少感慨。
解放后，大家普遍道的是同志，非朋友，很严正，不亲切——甚至有些冷漠。
原因之一是忙，之二是，经济条件的变化（没有了交际应酬），但更主要的，还是如臧克家同志所谈：
是气候妨碍了友谊花朵的开放。
交友要接触，接触要交谈——倾谈，有时倾谈就成为材料，不少人尝过此中滋味，引起戒心，逐渐养成“逢人只说三分话，见面最好打哈哈”，甚至面对面，不来往。
生活越来越狭窄、越庸俗。
中国知识分子有其民族性格：
爱面子，讲交情，重道义，这不一定坏。
如：
面子，只要不发展成主义，抗拒改造，试问：
人不要脸，何事不可为？
青年也提倡自尊心，自豪感，成年知识分子未尝不可有。
好朋友，讲交情，重道义，也不坏。
知识分子在思想的成熟，性格的成长，学识的切磋，工作的进步上，朋友关系不小。
没有友情，会使精神生活感到贫乏，社会生活感到空虚，总觉得生活中缺少什么东西，让人感觉不到生活的磁力和热情。
知识分子之间，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之间不仅应该有友情，知识分子和党员也应交朋友，这对沟通党员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和帮助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有很大作用。
现在大家都谈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我以为：
薄弱指的，不是数量，而在质量。
我们进行过不少政治思想教育、大会报告、小会座谈，就是缺乏个别接触，因而，好些思想教育没有生根，效果不大，我们应该争取通过友谊，接触，为政治思想工作打下生活基础，使这个工作能在更有实际效果的基础上进行。
思想不同，不妨碍生活接近，解放前那些黑色日子里，党员和非党人士可以结为亲密的朋友，现在为什么反而不可以？
当然，问题在双方，彼此主动，单要求党员，不对。
“毕其言，舒其才，顺其性，安其心。”
总的说来，几年来，知识分子变化很大，进步很大，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进步性必须充分估计，有了这种估计，才能给予更多的信任和支持，同时，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始终很复杂，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复杂性，也必须有充分的估计，有了这种估计，才能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不致简单生硬。
对于知识分子的进步性和复杂性，党中央，大多数的党委和党员有正确理解，但是否所有党委和党员也有同样理解，是个问题。
我们还碰到不少单纯从阶级性上理解知识分子，既是资产或小资产阶级，必然是“个人主义”“名誉地位”。
个人主义，名誉地位，确是知识分子的通性，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不承认，不老实，但说尽是如此，未免简单，不然，如何解释历史上那批为数不少的安贫乐道，不求闻达的人？
解放前，在白区，也有不少知识分子抛弃升官发财的机会，冒生命危险，同情革命，追随革命，这又如何解释？
其实，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
知识分子有这些特点，就应该针对这些特点来进行工作。
在如何才能使知识分子尽其所能的问题上，明末，顾亭林说过这样几句话：
“士之乐为人用，不外功名富贵，而功名富贵实不足以尽之，能尽之何？”
顾亭林用十二个字来答复：
“不外毕其言，舒其才，顺其性，安其心而已”。
顾亭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所谓“士”，现在，我们也不是为统治阶级所用，而是为人民服务，顾亭林谈话所根据历史背景，阶级状态，和政治条件和今天已有了根本的区别，但他的“毕其言，舒其才，顺其性，安其心”十二个字，在医治今天的知识分子的季候病上未尝仍不是一张值得参考的处方。
在这里，顺便提提机关中的知识分子工作。
去年，知识分子政策提出，各方无不欢欣鼓舞，学校、医院、文学艺术界、工程技术界都很闹热，唯独机关很冷清。
开次座谈会，尽限于技术人员，仿佛其他都不是知识分子。
机关需不需要贯彻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机关有没有知识分子呢？
我看：
不仅有，而且多。
机关是脑力劳动，需要
“舞文弄墨”，工农干部只极少数，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有小知识分子，有中等知识分子，也有大知识分子。
他们迫切希望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不仅在报上和他们见面，更要紧的，是在生活中和他们碰头。
几年来，国家机关工作有成绩，但也还有问题，生气不那么够，质量不那么高。
我觉得：
当前机关至少我所处过的几个机关工作情况，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
情况正常，劲头不大。
正常是指：
大家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平平静静，相安无事，表面看，仿佛没有纠葛，没有问题。
劲头不大，是从效果衡量，我们一天到晚，开了不少会议，办了不少公文，发了不少指示，也下了不少单位，但对下面的生产、业务，到底起了个怎么样的实际推动作用，有时，很难估计。
我不是说，一点作用都没有起，而是，工作的结果，跟我们付出的劳动不相称。
这里原因很多，我看：
没有按照机关成员的特点，把机关中所有知识分子的积极力量调动起来，应该是主要原因之一。
千言万语，只是要求党更好地帮助和领导。
正如毛主席所分析，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拥护党，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不仅通过抽象的理论的学习，也通过实际的生活的对比，感到今天的社会比过去任何一个社会美好。
他们不仅口说，也用行动。
大家接受党的教育，担负起党交给的任务，现在，响应党的号召，大家就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向党提供出许多意见，这些我认为：
都是对党的热爱和信任的行动的表现。
知识分子提的有些意见，有片面，有错误，很尖锐，甚至很火辣，但千言万语，可用一种情感来概括，就是：
知识分子打破了沉默向党伸出了手，要求党更好地帮助和领导我们。
这种情感比无言相对，死不啃气，或唯唯诺诺，敷衍奉承具有不可比拟的作用和价值。
我们不应该粉饰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的问题，同时，也不应该夸大这些问题。
问题存在，但问题可以解决，毛主席的报告，党提出的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号召，党关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就是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当然也是解决一切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的良药。
不过，正如许多同志所分析：
知识分子问题的形成，两个方面都要负责：
个别党员同志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要负责，知识分子本身也要负责，因而，解决问题就必须双管齐下，不能单靠着党，我们本身也要主动：
更亲切地靠拢党，更踏实地进行自我改造。
只要大家在党领导下一致努力，知识界的整个面貌短期内一定还能发生更积极的变化，知识分子会用更高的热情来响应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

李烛尘反对定息二十年
新华社27日讯
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座谈会今天进入分组讨论，下午，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李烛尘向各地代表讲了话。
李烛尘说，我们为了帮助党整风，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应该打消各种顾虑，向党提意见，党对我们全国人民一向是推心置复的，我们要信任党。
但在提意见时，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感情用事。
最近有人提出定息二十年，我认为这就不够实事求是，这实际上是延长剥削时间，对私方人员的自我改造没有任何好处，也影响私方人员和职工的关系。
接着他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说明这种提法没有根据。
他说，我从1914年就开始经营久大盐业公司，开头几年，每年都有20％的利润，几年的功夫，取得的利润就够本了，许多工商业者都有这种类似情况。
如果实行定息二十年，实际上是让国家拿出钱。
他指出，我们一方面帮助党整风，一方面要加强自我改造教育工作，究竟是什么东西阻碍着广大工商业者发挥生产经营积极性呢？
他说，这在两方面存在着问题。
第1是私方人员还没有破资本主义思想，立社会主义思想；
第2是在私方人员的工作和生活中，确实有不少实际困难，需要合理的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民建会必须一方面要加强对私方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使他们贡献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
一方面要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帮助党解决各种问题。
这两者要密切结合起来。
我们要认为代表合法利益的工作，是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的贯彻，是我们在国家事务中起桥梁和监督作用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帮助工商业者积极发挥才能加速自我改造的一项重要工作。
他说，在加强对工商业者的思想教育的时候，要告诉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工商业者要坚决服从国家整体利益，这是工商业者自我改造的根本态度，也是工商业者在自我改造中，衡量是否进步的一个主要标准。
他说，有人说，有些工商业者是背着包袱、低着头、怀着怒气地跟着共产党走。
当我们听到这种声音时，首先应该检查和改进我们民建会自身的工作，帮助这些工商业者放下包袱，抬起头来，满怀信心，兴奋愉快地跟着共产党走。
否则我们就没有尽到自己的政治责任。
最后，他说，工商业者只有跟着共产党走，逐步树立社会主义思想，把自己的生产技能和管理经验贡献出来，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财富。
如果自认为是财富而滋长骄傲情绪，不好好工作，那就完全错误了。

“一箭射四雕”
国家建设委员会燃料工业局和电力工业部最近研究出一个节省火力发电站建设投资的重要办法：
在供电系统内增设一定的成套备用发电设备，以代替在各个电站的备用锅炉，既可保证正常供电，又可节约建设投资5％到15％。
本报特约稿　新华社记者李峰报道：
今后在供电系统内建设火力发电站，可以不必再设置备用的锅炉，这样我国第2个五年计划用于火力发电站的投资，大约可以多建设一个相当于十几万瓩的发电站。
利用已经建成的火力发电站的备用锅炉，还可以增装大约四十万瓩的汽轮发电机组设备。
利用这些备用锅炉增装汽轮机和发电机，比新建电站可以节省20％到60％的投资。
这是国家建设委员会燃料工业局和电力工业部最近研究节省火力电站建设投资的重要成果之一。
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以来建设的火力发电站，一般都是二机（发电机和汽轮机各二）三炉（锅炉）、三机四炉或四机五炉。
这样可以保证安全供电。
因为锅炉比汽轮机和发电机容易出事故；
检修锅炉的时间比检修发电机和汽轮机的时间长一些，设一台备用的锅炉，可以使发电机和汽轮机检修好以后，或在锅炉发生事故时，立即由备用的锅炉供应蒸汽来发电，以缩短停电时间。
近几年来，证明这种保证安全供电的方法，需要的投资太大，闲置的锅炉太多。
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向国外订购的四十五个电站的一百七十六台锅炉中，有三十四台是备用的；
这些备用锅炉的购买费共一亿八千多万元。
到目前为止，已经投入生产的十个发电站的备用锅炉，有70％没有在生产中发挥显著的作用。
去年全国供电虽然十分紧张，但是全国主要电厂的17.5％的锅炉蒸发能力却闲置无用。
有关部门认为，在供电系统以内建设的火力发电站，改变设置备用锅炉来保证安全供电的方法是有条件的。
一个供电系统的安全供电的可靠性，主要不取决于个别发电厂的安全运行，主要是取决于整个供电系统发电设备的安全运行。
因此，各电厂就可以不设置备用锅炉，而在供电系统以内，增设一定的成套备用发电设备。
这样就可以一箭射“四雕”，即既解决了备用锅炉所解决的问题，又保证了发电机和汽轮机发生事故和检修时能正常供电，而且比分散在各厂设置备用锅炉还省钱。
用这种方法，每一瓩发电容量的建设投资，比用设置备用锅炉的方法节省5％到15％。
可以不设备用锅炉的第2个根据是，备用锅炉的作用愈来愈小了。
由于国内外电机设备的制造水平和电力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安全供电有了更大的可靠性。
去年同1953年作比，电力工业部的锅炉、汽轮机和发电机发生事故的次数，减少了50％到62％。
由于事故的减少，大修这些设备的间隔也比过去延长了。
现在主要电机设备，一般的可以每两年大修一次，每年检修锅炉的时间比检修发电机和汽轮机的时间，也已经缩短。
因此，备用锅炉的作用就不像从前那样大了。
今后不再设置备用锅炉，也符合目前世界上火力发电建设中关于锅炉同汽轮机和发电机的配合的发展趋势。
苏联第6个五年计划中规定，除热电站以外，所有九十个绝对大气压压力以上的电站，都是一机配一炉。
美国1954年投入生产的电站，90％以上也是一机配一炉。
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国家建设委员会认为第2个五年计划将要建设的火力发电站，约有42％以上可以不用备用锅炉。
目前有关部门将具体研究修改那些正在建设和计划建设的电站的设计，以及利用已有的备用锅炉的问题。

上海将制造三轮汽车
本报讯
上海市正在筹备利用现有设备生产三轮汽车，如果能解决安装场地问题，并且稍微增加一些关键性设备，就可年产三轮汽车五千辆。
这种三轮汽车，可以载重一吨到一吨半的货物。
车身小，便于在狭窄的道路上行驶，驾驶也很简便。
三轮汽车的生产将主要由上海内燃机配件厂和上海汽车底盘厂负责，并由这两个厂和其他许多厂建立协作关系，这种生产的方式，是和解放牌汽车的生产完全不同的。
为缩短试制时间，上海制造的三轮汽车将要根据上海一般生产的汽车配件来设计。
预计在明年“五一”节游行的时候，三轮汽车就可以和群众见面。

全国农业展览会增添新内容
增加的内容说明：
几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成绩虽大，但还落后于许多国家，需要继续作很大努力。
新华社讯
全国农业展览会展览的内容又有了新的充实。
据展览会的工作人员说，展览会从2月20日开幕以来，展品内容就不断增添、更换；
最近几天增添得特别多。
新增加的内容说明，几年来我国农业生产虽然有很大的发展，但有的还没有达到抗日战争以前的水平，主要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在国际上也不高，还须继续作很大的努力。
在农作物一馆的一幅全国大地图两旁，可以看到：
1956年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67年粮食增产指标的县（市），已经由展览会开幕时的十三个变成十九个了。
农作物一馆新增的几幅图表，介绍了世界各国水稻、小麦、大豆和杂粮等粮食作物的生产情况。
世界主要产稻国水稻生产情况的图表说明，中国的水稻年产量占世界第1，但是每亩平均产量却占世界第5位——只有四百七十多斤，而西班牙、意大利、埃及、日本等国每亩平均产量都在六百四十斤以上，其中西班牙的平均产量达七百八十八斤。
世界主要产麦国小麦生产水平的图表说明，世界上有十六个国家的小麦单位面积产量比中国高，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丹麦平均每亩产小麦五百二十九斤，相当于中国的四倍多。
中国的大豆是名闻世界的，但是一幅图表说明，中国大豆的单位面积产量还很低，美国、加拿大、日本、印度尼西亚都比中国高；
1956年中国大豆每亩平均产量是一百一十四斤，美国是二百零五斤。
另一幅图表说明，世界上玉蜀黍单位面积产量最多的国家是加拿大——1954年每亩平均四百四十八斤，而中国只有一百七十六斤。
在农作物二馆，表示我国棉花年产量的玻璃棉橱，已经由原来的五个变成了九个。
原来的五个棉橱，表示着1936年（解放前棉花产量最高年份）、1949年、1952年、1955年和1956年等五个年头的棉花总产量；
现在增加了1950、1951、1953年和1954年等四个年头的总产量。
原来的五个棉橱，除1936年那个以外，一个比一个高，说明解放后我国的棉花总产量似乎是逐年上升的；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现在的棉橱是1953年的比1952年低，1954年的比1953年低，1955年才又高起来超过了1952年；
这说明，由于我国还不能完全征服自然灾害，工作中还有缺点，棉花生产并不是一帆风顺、逐年增产的。
关于我国茶叶产量的图表也更换了，原来的图表只说明解放后产量有了显著提高，但没说明提高到什么程度；
现在的图表使人们看到，解放后我国的茶叶产量虽然逐年增加，但是一直到1956年还没有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
另外新增的一幅图表告诉人们：
1955年中国的棉花产量每亩平均只有三十五斤，而苏联却有八十三斤，埃及有六十七斤，美国有六十二斤。
展览会的工作人员说，这些图表告诉我们：
解放以来，虽然我国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各地也出现了许多单位面积高额丰产；
但是从全国范围来讲，我们在农业生产技术、设备和耕作制度等方面还远远落后于许多国家。

北京国棉三厂投入生产
据新华社讯
国营北京第3棉纺织厂25日正式开工生产。
这是一个自纺自织的现代化棉纺织厂，有八万六千九百多个纱锭，三千六百多台布机；
机器设备除试验性的以外，都是我国自制的。
按照设计能力，这个厂一年可以生产棉布一亿多公尺。
这个厂的规模比国棉二厂大，但是投资额只占国棉二厂投资额的63.41％；
同国棉一厂相比，规模比国棉一厂大一倍以上，但投资额仍比国棉一厂少。
（附图片）
国棉三厂的络整车间。
这里安装的高速整经机是天津纺织机械制造厂的新产品，每分钟的整经速度可达到三百多公尺，比过去生产的整经机的效能要高三、四倍。
新华社记者　喻惠如摄

半月农情
立夏（5月06日）——小满（5月21日）
这段期间，全国农事活动的基本情况是：
以水稻生产为主的长江以南地区，除海南岛上已开始收割外，一般都在进行施肥、耘田、补插的工作。
部分地区（如浙江）气温较冷，还在插秧。
春熟作物（小麦、油菜、豌豆等），有些地区已收割完了；
浙江、湖南不少农田因雨受涝，春熟作物有发芽、腐坏现象，正在抢收。
长江以北地区正在准备夏收夏种。
快收麦了，加紧准备
收麦准备工作是农村中间当前最突出的一次活动。
冬小麦占我国全部耕地四分之一，所以产麦区的农民都非常认真地在作收麦的一切准备。
去年许多地区碰上天下雨，加上合作化头一年缺乏组织生产的经验，和一些干部的主观主义作风的影响，麦收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今年呢，“吃一堑，长一智”，看来上上下下都注意去年的教训，力求避免重犯和少犯过错。
例如，去年山东麦收时节，阴雨绵绵，农业社毫无准备，霉坏了大量的麦子；
今年有些农业社就及早在准备防雨防风的用具。
去年一些农业社生产大队集中打场，活多人乱，拖延了时日；
今年即改用以生产组为单位，这便于迅速打场，防避风雨。
湖北有些地方根据夏收任务，组织了割、运、打、藏的专业组，以免临事忙乱。
许多干部也从分析去年的工作中提高了认识。
陕西渭南县副县长最近就在报上检查说：
“去年我们不分地区特点和麦子成熟期的迟早，统统提出某日某时开始收割，某日结束，结果不该损失的麦子也受到了损失。”
为了搞好今年的麦收，陕西省领导机关最近还专门研究去年组织麦收的经验教训。
这个期间，有些地方还提出一些麦收当中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到底什么时候收割才算适时？
有些人认为“八成割十成收”，而且早割便能早种，有些地方麦子和棉花间作，麦子要不早割，也会影响棉苗的生长，主张早收。
有些人却说别割早了，要不麦粒不饱满，晒干后缩了，损失很大。
麦熟透再割，虽然也要撒一些，但损失不大。
到底该在什么时机收割，这问题应当多同老农商量办事才好。
去年杂粮少，今年多种些
各地农民对于增种杂粮（高粱、谷子、豆类、薯类）有很大的兴趣。
去年，杂粮种少了，后来，农民感到饲料、燃料不足。
今年，国家只规定几种主要作物的生产指标，在完成国家计划以外，各个农业社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因地制宜独立经营，所以，今年某些杂粮种植面积有了增长。
就北方杂粮产区播种情况来看，高粱、谷子和其他小杂粮都有增加。
薯类作物播种面积有些省进行地区间调整，仍维持去年的水平；
河北、河南、黑龙江等省略有扩大。
玉米播种面积，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省都有缩减。
春播作物的播种工作，季节较早的华北地区已经结束，小部分地区将近结束。
东北各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正进入紧张阶段。
山东省截至这月中旬，全省高粱、谷子、春玉米和马铃薯的播种基本结束，正在栽植甘薯。
由于地湿墒情好，耕耙细致，作物一般出苗齐全。
大部地区已在查苗补苗和除草防蚜。
河南省四千多万亩春播作物中，据安阳、商丘、开封、许昌、信阳五个专区统计，高粱计划面积六百八十三万亩，实际播种七百四十万亩。
开封专区去年有部分地区雨涝秋作物未收，今年群众在低洼易涝地区种了高粱、旱稻等耐涝作物。
河北省截至这月中旬，南部五个专区大田作物播种（甘薯除外）已基本结束，北部天津、唐山、通县三个专区完成了70％—80％，张家口、承德专区季节较晚，现也普遍进入播种高潮，高粱、玉米、谷子、马铃薯、莜麦等物已种完40％—50％。
早种的谷子、高粱苗已出苗，长出二、三个针叶。
辽宁省谷子播种已结束，东部山区玉米播种达80％—90％，大部粮产区正普遍播种高粱。
这省今年压缩玉米四百五十多万亩，改种了高粱和小杂粮。
播种较早的新金、凤城等地区，玉米、谷子已出土了。
吉林省很多农业社高粱、谷子、薯类作物播种已经结束，正翻种玉米。
播种早的农业社开始进行高粱、谷子的除草工作。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大田播种已进入紧张阶段。
据16日统计，全区已播种的莜麦、谷子、糜子、荞麦等，占计划播种面积的一半。
但据辽宁、吉林等省农业部门反映：
不少地区的农业社春耕播种进度迟缓，作业质量粗糙，并有撩荒地的现象。
关中全力抢救棉苗
其它各地棉苗良好
这个期间各地的棉花生长正常，正在间苗、除草、松土。
只有陕西关中的高陵、醴泉、渭南等二十多个产棉县，因6日以前连日阴雨，一旦放晴以后，就普遍发现棉苗死亡。
严重的地方甚至几万亩地里缺苗80％至90％。
09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曾紧急指示产棉区把抢救棉苗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争取在一周内把棉田缺苗和死苗现象扭转过来。
据陕西日报14日的报道，高陵等县采取一人一行查苗补苗、细耙松土等办法，已经有了成绩。
此外，湖北襄阳、天门、汉川等地的棉苗也发生病虫害。
现在农民正在间苗补苗，除治虫害。
黄麻已经大部下种
有几个省进度迟缓
黄麻是我国一种重要经济作物，这时已大部下种了。
据了解，目前除浙江、湖南两省估计可以完成种植计划，福建省接近完成种植计划外，江西省已完成种植计划的80％，江苏省完成70％，安徽省约完成60％，广东、山东两省仅完成种植计划的50％左右。
“小满”过后，即不大适宜黄麻播种了，因此，许多地区正在采取措施抢种，但是，估计完成全国播种计划仍有困难。

平均计口授粮弊病很多
陈昭
现在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在准备进行夏收分配。
我想借这个机会就合作社内口粮分配的问题谈一点意见，供大家研究参考。
去年绝大多数农业社的社员口粮，都是按社员家庭人口平均分配的。
我认为这种平均主义的“计口授粮”的办法，对于巩固合作社和发展生产是不利的。
平均分配口粮的办法，不适合各种不同年龄、不同劳动情况的人们的实际需要。
让一个劳动力很强的成年人同一个只有几岁的小孩
（或婴儿）分一般多的口粮，显然不合理。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水平还很低，除江南地区和长城以北地区农村留粮（即除去统购粮和公粮以后留在农村的粮食）较多以外，其他地区农村的留粮还是不充裕的，这些地区规定的农村口粮标准多的是原粮四百至五百斤，少的只有三百六十斤。
折成成品粮，平均每人每天只有一斤多一点，或者不足一斤。
一个年轻力壮的农民，只给他这样一点粮食，怎么能够呢？
如果合作社除口粮以外还有很多余粮，而余粮又是实行多劳多分的话，那末，年轻力壮的社员还可以从余粮分配中获得一部分粮食，以补口粮之不足。
可是，如果合作社没有余粮，或者余粮很少，那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分社员只好出高价到粮食市场上（有的甚至到黑市上）去买一点粮食。
据上海国营第13棉纺厂工人马从贵反映：
他家所在的江苏建湖县四树农业社，分配口粮不分大小口，每人都是四百五十斤稻谷。
去壳以后，每人每月只有二十七、八斤米，干重劳动的人根本不够吃。
他家有六十八岁的父亲和五十六岁的母亲和二十二岁的弟弟，隔五、六天才能吃一顿干饭，但就是这样也还不够，还得以高出牌价三分之一的价格去向小孩多的人家买点粮食。
劳动力越多越强的人家，越要吃稀的，这能说是符合按劳取酬的原则吗？
这能鼓励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吗？
另一方面，平均分配口粮的办法，使那些小孩多的人家占了很大的便宜。
这些人不费力气就得到很多粮食。
即使工分不够，他们只要出几元钱，就可以拿回一石粮。
因为他们有“权”吃这样多。
而且，因为有小孩能和大人一样分粮，所以年纪轻轻的小两口，会赶快生孩子。
儿子大了，父母会催他们赶快结婚生孩子。
孩子都成人了，不够吃，他们也会赶着再生孩子。
可见，平均主义的口粮分配，在客观上起了鼓励盲目地增加生育的作用，而这正与我们提倡有计划地节制生育的精神背道而驰。
不光是这样，平均分配口粮也制造和加深了合作社内部的矛盾。
据了解，去年分配以来，各地合作社普遍出现了“超支户”。
超支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口粮的平均分配。
因为有些人口多而做劳动日少的社员分得口粮以后，拿不出钱来抵补。
这就造成了某些合作社缺少流动资金的困难，也使得那些多做了劳动日的社员拿不到他们应得的全部劳动报酬，因而成了所谓“分空户”。
这样，“超支户”和“分空户”、“超支户”和合作社、“分空户”和合作社之间，就发生了相当尖锐的矛盾。
由此可见，不论从哪方面看，平均主义的“计口授粮”的分配办法是有弊无利的。
那末，口粮究竟怎样分配才算合理？
合理的办法，就是按年龄和劳动情况的差别，对不同的人分给不同数量的口粮：
劳动力强、劳动得好的人多分粮，劳动力弱或没有劳动力的人少分一点粮。
这才叫做公平合理。
据中共河南新乡地委农村工作部在孟县、辉县、延津、新乡等县几个农业社的调查，社员们都对于每人每年三百六十斤或三百八十斤的统一口粮标准不满意。
有人说：
“国家规定的粮食数量是够吃了，就是让青壮年和刚出生的小孩分一样多的办法不合理。”
调查者在同社员们商量的时候，大家都同意：
在总算起来不超过国家规定的当地的粮食留量和供应标准的情况下，实行按年龄“以人定量”的分配办法，可以保证各类人的实际需要。
调查者也在群众中了解了当地各种年龄的人粮食的需要情况：
不满两周岁的小孩，每月十斤左右；
二至五岁的，每月十五斤左右；
五至十岁的，每月二十斤左右；
十岁以上的，每月三十五斤到四十斤。
当然，这个数字也不一定就很准确，只能作为参考。
各个地区的居民用粮种类、用粮习惯是各不相同的，各地对于各种人的粮食需要量应该因地制宜地加以规定。
实际上有些合作社已经这样做了。
这种“以人定量”的分配口粮的办法，同国家“三定”政策并不抵触。
因为在实行“三定”政策时规定的口粮标准，是一个农村地区的全部人口的平均口粮标准，政府并没有规定要所有的人都分得同样的口粮。
同时，实行“以人定量”的分配口粮办法以后，农业社留下的粮食也不会减少。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这个办法的时候，要注意把各类人的需要量核定得切合实际，以免发生部分人粮食不足和要求政府增加供应的现象。
我也不是绝对反对按人口平均分配口粮的办法。
在那些粮食高产地区，在获得大丰收的地区，如果人们看到余粮特别多而并不计较口粮分配上的那一点差别的话，就可以免去按年龄和劳动情况计算和分配口粮的麻烦。
比如，湖北省去年获得空前大丰收，农村里家家粮食充裕，听说这个省的农民对于能不能多分到今年夏收的小麦就并不十分感兴趣（这也与这个地区农民不大爱吃面有关）。
但是，这样粮食特别丰裕的地区，目前在全国来说，毕竟是少数。
在大多数地区，目前实行按年龄和劳动情况分等分配口粮的办法是比较妥当的。

武汉铁路枢纽工程开工
本报讯
武汉铁路枢纽工程在5月中旬开工。
这个工程是为了在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后，联结京汉、粤汉和武（汉）大（冶）铁路而建设的。
这个工程将修建三十多个桥涵、改建和新建十四个车站，并有专用线联结武汉地区的工厂、矿山。
预计长江大桥在今年10月建成后，南来北往的客车就可经过新筑的线路奔过长江。
铁路枢纽工程将在明年05月完工。
　（耿维海）

珠江、闽江等流域局部地区雨大水涨
沿江各地紧张防汛
本报讯
最近以来，珠江、闽江、长江、淮河流域局部地区先后降雨，河水一度上涨，沿江各地已开始了紧张的防汛工作。
04月下旬以来，安徽省境内各地阴雨连绵，一直持续到5月上旬。
大别山、沿江圩区和江南地区，累计雨量都近三百公厘。
祁门、屯溪、广德等地，雨量都达到三百五十至四百公厘。
05月上旬，安徽省南部的天目山降雨量达二百一十二公厘。
因此，沿江圩堤及沿淮低洼地区，都局部受到积水的影响。
从5月11日到15日，主要雨区在广东省的北江、东江中、下游及韩江、闽江一带。
北江的清远站、东江的惠阳站均出现洪峰，但未超过保证水位，韩江的潮安站和闽江的南平站，也出现过洪峰，超过警戒水位五公寸左右。
目前这些站水位均已回落。
20日下午，广州市降了暴雨。
在四小时内，降雨量达一百五十公厘，市区东北部分街道在雨后三小时内，水深一公尺多。
湖北黄冈专区和浙江省局部地区，由于5月上旬降雨量较大，也发生了初次的山洪和内涝。
对于这些预料中会发生汛情的河流和容易发生内涝的地区，各地早在去年和今春，就组织民工，整修了堤防，兴修了一些防涝排水工程。
这些工程，对于防洪、防涝已经或将要发挥很大的作用。
如安徽蚌埠、阜阳两专区最近降雨积水，防涝排水工程就发挥了很大作用。
广东省在东江、北江、韩江水位上涨时，政府即组织了驻在当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机关干部和民工约二万人，进行了堤防的巡守、修复、加高等工作，使险情消退。
广州市暴雨时，由于及时组织抢救，居民都没受什么损失。
（吴宝通）

调整社员吃粮矛盾　贯彻执行粮食政策
河南实行以人定量的粮食分配办法
本报讯
河南省人民委员会于本月中旬召开的专员、县（市）长和专、县粮食局长会议，根据正确处理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精神，决定在今年粮食分配上，实行“以人定量”的办法。
至于某些工作基础较差、条件不具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仍然可以采取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办法，不过对于劳力强、劳力多的户，还要求给予适当的照顾。
“以人定量”，是安阳地区在今年粮食分配工作上的新经验、新创造。
这个地区的农业社在去年的粮食分配工作上，曾经采用过三种办法：
一种是在交足公粮、完成统购任务、社内留足种子、饲料以后，下余粮食按照全体社员实做的工分分配，做的工分多分粮也多，做的工分少分粮也少。
这种办法对调动社员积极性是“万灵药”，但是却与国家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格格不入。
一方面它使一部分做工分多的社员集中了很多粮食吃不完，另一方面又使一部分做工分少的社员分的粮食不够吃，给国家增加了统销数量；
第2种办法是，在同样完成对国家的征、购义务和农业社的扣留后，社按照统一的吃粮标准向社员分粮，超产部分再按劳动日分。
这种办法的好处是：
符合国家的粮食政策；
简便易行。
缺点是：
大人多、劳力强的不够吃，小孩多、劳力弱的吃不完，使粮食供应不协调，影响生产发展。
社员们说这种办法是“每人三百六，不够国家凑，不会劳动的吃不了，出力做活的真够受”；
第3种办法是“以人定量”，即：
在不超过国家对农业社规定的“三定”留粮标准的情况下，社对社员按照年龄大小、劳力强弱的实际需要，吃多的多分、吃少的少分。
例如内黄县黎明农业社，按照每人每年三百六十斤的供应标准（去年是受灾社）把社员实际的吃粮标准分为四类供应：
五岁以下的小孩每人全年二百斤；
五至十岁的每人全年二百五十斤；
十至十五岁的每人全年三百五十五斤；
十五岁以上的每人全年四百二十七斤。
这样供应结果，不但满足了社员吃粮的实际需要，还使国家的供应指标稍有节余。
实行这种分配办法的好处主要是：
（一）不仅和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没有任何矛盾，而且通过调整社员之间的吃粮关系，推进和巩固了国家粮食政策的实施；
（二）缓和了农村粮食供应上的紧张局面。
汤阴县三星社去年实行以人定量的结果，今春基本上没有人找干部要粮食；
（三）大人小孩都能吃饱，鼓舞了广大社员的劳动热忱；
（四）加强了干部和群众、社员和社员之间的团结。
安阳地区在今年夏季收益预分的试点中，曾有十个社采用了“以人定量”的粮食分配办法。
试点的结果，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普遍拥护。

账目一清二楚
湖北襄阳县红星农业社的社员们在观看社里公布的账目。
有疑问，会计股长就向他们详细、耐心地解释每一笔钱的用途。
　新华社记者　刘馨宁摄

陕西小麦可望丰收
本报西安27日电
陕西省的两千四百多万亩小麦生长良好，丰收在望。
小麦主要产地的关中地区，除部分旱地，播种晚和未施肥的回茬小麦长得较差外，正茬小麦普遍生长良好。
最近，小麦扬花期已过，正在灌浆升颗。
东部小麦成熟较早的潼关、大荔、朝邑一带，将在本月底开始搭镰；
中部和渭河两岸地区，也将在6月上旬普遍展开收割。
汉中专区的一百七十多万亩小麦，普遍比去年长得好。
延安和商雒地区的小麦，长得也不比往年差。
群众普遍反映，今年还是一个丰收年。
据初步测算，陕西省今年小麦的总产量约可等于1954年大丰收的小麦产量，并高出1955年的总产量；
但较历史上空前大丰收的1956年的总产量，可能稍低一些，从地区来看，关中平原和汉中盆地的部分地区，今年的小麦产量可高于1956年。
如乾县的六十六万多亩小麦，平均亩产量可达到二百五十一斤，高出1956年10.5％。
历年获得小麦丰产的武功县，今年三十二万多亩小麦，预计每亩平均产量为三百斤。
再从各地预计亩产量来看，以华阴县姚宁乡的中苏友好农业社为最高。
这个社的一千零二十亩回茬麦，预计每亩平均产量可达到四百六十五斤。
长安县花园村前进农业社的三千七百多亩小麦（其中回茬麦占95％），平均每亩也能产到四百一十二斤多，比1956年每亩平均产量还高出十三斤多。

鞍钢新建烧结厂快建成了
本报讯
我国最大的人造富矿工厂——鞍钢新建烧结厂的建筑安装工程已经接近竣工。
这个厂的建厂工程分两期进行。
去年10月第1期工程竣工并且投入了生产。
紧接着就开始进行第2期工程，到5月中旬，全厂二十多个车间的二百多台机械设备全部安装完毕。
现在，最后一台巨大的烧结机——四号烧结机也安装好了。
这个厂是一座机械化自动化的工厂，全部投入生产以后，它的生产量比鞍钢现有的两座烧结厂的总量要大一倍半左右。
　（洪三礼）（附图片）
右图是烧结厂十八条皮带运输机中的一条。
新华社记者　杨礼门摄

乌兰巴托工人集会欢迎国宾
伏老说苏蒙友谊牢不可破
指责帝国主义企图用原子战争来恫吓人民
新华社乌兰巴托27日电
伏罗希洛夫主席今天在蒙古工业联合工厂同六千多名蒙古工人见面，并且向工人们讲了话。
当蒙古国家领导人桑布和泽登巴尔等陪着伏罗希洛夫来到满布彩旗和红布标语的工厂广场的时候，工人们齐声欢呼。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新搭的讲台上听到致欢迎词的女工达西策布说到工人们为了欢迎伏罗希洛夫的访问，正在为提前半个月完成上半年生产计划而积极劳动的时候，他微笑着带头鼓起掌来。
等她讲完话后，伏罗希洛夫亲切地同她握手。
伏罗希洛夫向工人们说，他们来到培养蒙古工人阶级的第1个工厂会见了蒙古工人，感到很高兴。
蒙古在革命胜利前没有工业，也没有工人阶级，现在年轻的工业正一天比一天发展，蒙古人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原来落后的国家向前发展。
苏联人民祝贺蒙古人民所取得的成就。
伏罗希洛夫说，他们昨天来到这个美丽的首都，蒙古劳动人民的热情接待使他们深受感动。
这时，全场喊起了“蒙苏友谊万岁”和“伏罗希洛夫主席万岁”的口号，接着是一片欢呼声。
伏罗希洛夫激动起来，他的嗓音越发洪亮了。
他说，苏蒙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在对敌斗争中用鲜血写成的，敌人害怕我们的成绩，因为我们有力量。
帝国主义诬蔑苏联要发动战争，苏联人民曾经为推翻沙皇和资本主义而进行过战争，使人民得到了独立。
你们也是一样，你们的人民是有智慧的，像这个工厂，现在就是由你们的专家和工人进行生产的。
伏罗希洛夫在讲话中斥责了帝国主义企图用原子战争来恫吓人民。
他说，我们爱好和平的人民，要团结起来努力劳动，保卫人民的幸福生活，粉碎敌人的战争阴谋。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达姆巴代表蒙古工人讲话说，苏联帮助蒙古建设，帮助培养了蒙古的工人和专家，工人们都称呼苏联专家为“大哥”、“老师”，这充分表达了列宁式的阶级友爱。
他代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工人祝伏罗希洛夫长寿。
伏罗希洛夫在达姆巴讲话的时候，把一只鸽子送给一个带红领巾的蒙古小学生巴布道尔吉，并且告诉他说，这是和平鸽，你要好好把它养大。
随后，工厂的两个工人向伏罗希洛夫献哈达、银碗和鲜奶。
伏罗希洛夫把鲜奶喝完，并且向工人致谢。
伏罗希洛夫参观了这个工厂的每一个车间。
他走到那里，那里的工人就向他欢呼。
工人们把自己做的一只小皮箱送给他。
伏罗希洛夫有风趣地说：
“我们增加了你们的负担了”。
这句话引起了一阵欢笑。
随后，伏罗希洛夫又到中央博物馆参观，并且同来欢迎他的蒙古各省代表等在博物馆门前照了像。
今天上午，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回拜了伏罗希洛夫。

匈牙利各州召开党代表会议
许多代表要求进一步加强肃清反革命
新华社布达佩斯27日电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将在今年06月下半月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
目前，全国各州正在召开州的党代表会议。
在诺格拉德、贝克什等州举行的代表会议上，讨论了各州党组织建立以来的工作情况和今后的任务等问题。
在讨论中发言的许多代表都指出必须进一步加强肃清反革命的工作，防止镇压反革命暴乱胜利后的麻痹思想，加强党的领导，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清除党内还存在的一些宗派主义、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
有的代表还提出建议，希望全国党代表会议制定相应的措施来更好地巩固党的统一和保证党的纯洁性等。
在这些会议上还选出了出席全国党代表会议的代表。

华沙生活点滴
春天里的寒意
05月本是春意正浓的月份。
可是华沙街头穿着厚呢大衣的行人触目皆是。
杂志上登着一幅幽默画，一对情人在公园的长凳上冻得索索发抖。
据气象台预报，这种阴冷气候要延续到5月底，5月中旬温度甚至降到零度。
华沙报纸上说，在南部的休养区查库邦尼温度为零下六度，附近山顶积雪七十公分。
书报节开幕
05月05日是星期日，华沙乌雅兹道夫斯基街上书摊林立。
一年一度的书报节开幕了。
按照惯例，在这个节日里，出售各种题材的书籍，作家和读者见面。
许多波兰著名的作家应读者之请签名留念。
这一天共售出价值三十万兹罗提的书籍。
这一天，飞机散布的各色传单满天飞翔。
传单上有奖，最高的是七十五兹罗提，可以凭此购书。
此外，专门设有盲人书报亭，出售波兰盲人协会的供盲人阅读的教材。
书报节要延续好几个星期。
别有用途的存折
华沙储蓄处最近开办了一种新的存折，目的是鼓励私人投资建筑住宅。
存折按将要建筑的住宅面积分三种：
五十平方公尺，八十五平方公尺或八十五平方公尺以上。
如果你想有一所五十平方公尺面积的私人住宅，那么你就要在三十八个月内在这存折内存入一万八千兹罗提，国家就会在你开始建造私人住宅时贷给你十万兹罗提。
这十万兹罗提由房主人在二十年到二十五年内归还国家。
新的电视机
到目前为止，波兰只有一种“维斯拉”牌的国产电视机。
但不久，一种新的“贝尔维德累”和“瓦维尔”牌的电视机即将问世。
新牌号的电视机的优点在于：
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不影响收看，可以看到波兰各个城市的电视台的节目。
到今年年底，将有五千架“贝尔维德累”牌电视机生产出来供应市场的需要。
华侨子弟学中文
在华沙的华侨子弟正式开始学习祖国语文已经几个月了。
每星期两次，他们在一位中国女教师的指导下学习中文。
这是一个特殊的混合班，最小的学员是五岁，最大的二十三岁。
这个班是应华侨的请求开设的。
在这以前，这些华侨子弟只会波兰文。
现在，他们已能用祖国语言进行简单的会话。
（本报驻华沙记者胡思升）（附图片）
华沙重建后的玛丽恩斯塔特住宅区

回忆当年事　编纂革命史
苏联老革命者组成委员会
新华社莫斯科27日电
苏联有关机关正在发动广大群众的力量来搜集关于10月革命的资料。
莫斯科革命博物馆最近组织了一个完全由老革命者参加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正在和10月革命的参加者建立联系，编纂和审订各种回忆录。
发动广大群众搜集关于10月革命的资料的作法，是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在最近写给“文学报”的一封公开信里提出来的。
他们还建议成立编纂10月革命和内战史的委员会。
这项提议得到了各地的普遍重视。
“文学报”曾经刊载了一批作家的意见，他们提出作家协会应该首先担负这项工作。
和这同时，一些地区的老布尔什维克们举行了专门会议，讨论如何协助这项工作。
西乌克兰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已经着手编写一部内容充实的回忆录。

威尔逊任英国驻华代办
新华社27日讯
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将于最近奉调回国。
英国政府已取得中国政府的同意，将另派阿基波尔德·邓肯·威尔逊（Archibald Duncan Wilson）继任英国驻华代办。

“布拉格之春”音乐节演出“黄河大合唱”
新华社布拉格27日电
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26日作为“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的节目之一首次在布拉格演出。
到布拉格“艺术之家”音乐厅欣赏演唱中国这一著名歌曲的有五百多人。
演唱者是荣获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勋章和国家奖金的捷克斯洛伐克尼耶德利军队文工团的管弦乐队和男声合唱团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广播电台女声合唱团。
当这组用捷克语合唱的中国歌曲结束时，整个音乐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波将设计载人的人造卫星
新华社华沙27日电
据波兰通讯社报道：
波兰一批科学家准备自己进行一个载人的人造卫星设计工作。
这个消息是波兰天文学家扎兰基耶维茨教授最近向新闻记者发表的。
波兰科学研究机构已经决定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项设计工作。
委员会将从今年09月起开始工作，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将有约一百名具有各种专门知识的科学家。
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这种人造卫星将不在波兰制造。

潘克拉托娃
安·米·潘克拉托娃是苏共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
她还是苏联科学院、白俄罗斯共和国科学院和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的院士。
她曾经被选为匈牙利、德国和罗马尼亚科学院的院士或通讯院士。
潘克拉托娃1897年生于敖德萨。
1917年，她在敖德萨大学毕业，1919年到1922年在乌克兰担任党的负责工作。
1925年，她读完了红色教授学院历史系的课程。
潘克拉托娃共写过二百多种历史科学著作。
她曾获得斯大林奖金、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
1954年10月潘克拉托娃曾经随苏联文化代表团访问过中国。
（新方）（附图片）

社会主义国家商讨铁路联运
主管铁道部长会议在京开幕
新华社27日讯
社会主义国家主管铁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开幕。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铁路代表团。
南斯拉夫铁路代表团也应邀出席这次会议。
中国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主持了今天的会议。
他在开幕词中说，他以个人名义，并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和中国铁路职工对出席会议的代表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他并对应邀参加会议的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同志，表示热诚的欢迎。
他接着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铁路联运工作和科学技术合作工作，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起着有益的作用。”
他说，“我们这次会议将继续本着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团结友好和亲密合作的精神，来研究和解决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铁路联运和科学技术合作有关的问题。”
苏联代表团团长、苏联交通部部长鲍·巴·别谢夫在会上讲了话，他预祝会议在互相了解的气氛中顺利解决各种问题。
南斯拉夫铁路代表团团长布·包加瓦奇在会上表示，南斯拉夫铁路一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铁路在互利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友好合作。
他相信这次会议一定获得更大成就。
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这次会议的议程。
晚间，滕代远部长为庆祝会议的开幕举行了宴会，宴请出席会议的各国铁路代表团。
新华社26日讯
国际铁路旅客和货物联运协定代表大会今天晚上举行了闭幕式。
出席这次大会的各个国家代表团团长，在代表大会的协议书上签了字。
中国铁道部部长滕代远致闭幕词说：
“这次大会，由于代表们本着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团结，亲密合作和平等互利的精神，许多重要问题已达成了协议。
这次大会上所解决的问题，对于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将会发生重大的作用。”
保加利亚代表团团长格鲁耶夫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各个国家讲话。
他感谢中国铁道部对大会所作的准备和安排。
应邀参加大会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约西夫维奇在会上说，这次大会讨论中充分表现了友好合作的精神。
这次大会是5月13日开幕的。
大会的各个专门委员会经过充分讨论和协商，对铁路合作组织章程作了部分重要的修改。
这个章程将提交预定明天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主管铁道部长会议最后通过。
大会从照顾各个国家的共同需要出发，修改和补充了国际铁路车辆使用规则、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及协定的附属规章，并达成协议。
大会经过讨论和对联运条文的修改，将扩大联运货物的范围，放宽运送条件，并将简化某些联运手续。

苏联历史学家潘克拉托娃逝世
据新华社莫斯科27日电
苏联著名历史学家安·米·潘克拉托娃院士经过长期重病之后于5月25日逝世，享年六十岁。

苏联政府照会西德政府
建议下月谈判改善关系
据新华社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政府5月23日照会西德政府，邀请它派代表团到莫斯科来，以便在6月15日开始就发展和改善两国关系问题进行谈判。
苏联政府的这个照会是对西德政府4月16日的照会的复照，西德的照会曾经表示同意苏联政府关于就发展和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的建议。
苏联政府的复照指出，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
在谈判时将讨论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西德总理阿登纳的来往信件中谈到的两国关系问题，特别是指缔结一些能为扩大和全面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科学技术和文化联系奠定巩固基础的有关协定以及缔结领事协定的问题。
苏联政府表示希望这次谈判后能够缔结有助于两国之间和平合作和互相谅解的协定。

苏联部长会议设立对外文化联系委员会
本报莫斯科电
苏联成立了国家对外文化联系委员会，它直属苏联部长会议，“真理报”前副总编辑茹科夫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
22日下午这个委员会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茹科夫在会上说：
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利用一切可能来扩大苏联同各国的文化交流。
它主要执行政府间的文化协定，其他社会团体间的文化联系仍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负责。
苏联尽力发展对外文化联系，可惜这种愿望没有受到某些国家的应有同情。
茹科夫说：
委员会将协助外国记者取得有关苏联的国内新闻。

谈谈苏联的高等教育
曾昭抡
为了实地考察苏联高等教育的先进经验，特别是行政领导方面的经验，作为进一步改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参考，由高等学校校院长、教授、副教授及高等教育部干部等二十四人组成的高等教育赴苏访问团于1956年11月赴苏访问。
访问活动前后历时两个多月，先后到过十个城市，访问了苏联高等教育部、乌克兰共和国高等教育部、七十五所高等学校、七所中等技术学校、三十八所科学研究所和几所工厂、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等。
在访问过程中，我们到处都受到苏联同志们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接待。
这种兄弟般极其深厚的友情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国际主义教育。
在这里我将访问后对苏联高等教育先进经验的一些体会介绍如下：
（一）不断注意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苏联高等教育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迫切需要干部，在1929—1932年有过一度大发展。
从1933年起到现在，二十多年来一直是稳步发展，提高质量，并且在各方面注意贯彻这一方针。
首先是正确地制订培养干部计划，避免招生数增加过快。
二次大战后，十多年来，苏联高等学校招生数（函授生除外）平均每年增加率不过5.5％，只有一年增加了17％。
特别是1955年起，高等学校毕业生在数量上已基本满足需要，因此招生人数开始稳定，1955年招生数（不包括函授）只比1932年增加了16％，而函授教育则在继续大力发展中。
调整培养高级和中级专门人才的比例，最近两年已著有成绩，现在仍在继续努力改进。
其次是合理地安排高等学校和专业的设置，避免设立过多的专业范围太窄的单科性学院，纠正专业分得过多过细的现象。
苏联在1929—1932年大发展时，一度成立了许多专业范围很窄的单科性学院。
1932年起就开始纠正这种做法，陆续合并了一批单科性学院，所以现在学校总数还少于1932年的数字。
为了进一步提高质量，苏联高等教育部正考虑按新划分的经济地区，更合理地安排高等学校，因此欧洲部分的学校有些正在缩小和合并，而中亚细亚和东方地区则还在新建和扩大一些学校，一般专业争取逐步做到基本上就地招生，就地培养，就地分配工作。
在专业设置方面，过去在高等学校分归各业务部门领导时，系参照工作职务来定的，因而各类学校的专业总数一度增加到一千二百种。
这种做法不久就证明是不够恰当的；
所以在1932年以后便开始加以合并，到1955—1956学年已减至二百八十五种。
今后为了加强基础理论，提高质量，为了适应实际需要，工科的专业种类可能还要减少。
由此可见，专业的宽窄固然和科学水平以及社会分工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文化、经济建设的需要和条件所决定的。
第3是逐步改进教学制度和教学方式。
苏联高等学校在批判地采用革命前一些教学制度和教学方式的基础上，加以不断改进，到1936年大体上已经形成了目前的一套先进的教学制度和教学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苏联政府批准的统一教学计划对保证培养干部规格和逐渐形成一整套教学制度、教学方式是有积极作用的。
苏联现行的教学计划也还存在某些缺点，主要是课程较多，基础还不够强，课堂学时过多，学习负担过重，不利于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
为了改进这些缺点，1956年09月苏联高等教育部在指示中给学校以较大的灵活权，要求学校针对上述缺点加以改进，从1938年起实行的教学工作量制度也改变了，教师编制改以师生比例来计算，分配教学工作则看具体情况而定。
我们访问期间，各校正酝酿改订教学计划，但还未见到成熟的经验。
另外与高等教育部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得悉下面几个问题也在研究之中：
招生工作将逐步过渡到只招收有两年以上工龄的十年制学校毕业生，毕业生考虑增加一年半到两年的见习期后再授予称号，专业数（尤其是工科）将再作缩减，目前的实验、习题课、考试等方式也还要加以改进。
从这一些迹象来看，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计划有可能在今后几年中发生一次较大的变化。
第4是保证高等学校获得水平高的教师。
苏联高等学校教师有较高社会地位，1946年起工资高于一般科学研究机关和生产部门的科学人员。
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具体工作岗位时主要由本校教师决定。
因此高等学校就可能通过竞选等办法吸收水平高的科学工作者到学校工作。
目前苏联高等学校师生的比例平均是一比十一点一（研究工作开展得较好的学校中教师的比例较大），教师的数量不算多，但质量较高。
以工科为例，在教师总数中教授占5％，副教授占29.7％，助教占65.3％，助教一般有两三年实际工作经验，不少是副博士，大体上相当于我国讲师的水平，另外还有大量教学辅助人员配合工作，因此教师力量得以充分发挥。
第6是加强对高等学校的领导。
1946年苏联高等教育部成立后，加强了对各类学校的统一领导。
综合苏联各方面对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意见，大多认为业务部门领导高等学校在早期曾经有利于学校的建立和联系实际，但目前由于若干必要的制度已经形成，上述好处已经不显著；
而在另一方面，由于业务部门领导的主要力量放在生产工作上，学校的教学工作往往得不到必要的监督和帮助；
科学研究工作往往由于业务部门另有研究所而得不到重视和推动，以致造成学校工作不能更好发展，科学水平和培养干部的质量也会受到影响，不如统一归高等教育部领导为好。
但也有少数校院长认为，如果业务部门能在经费和设备上给学校以大力支持，则由高等教育部与业务部门双重领导更好一些。
苏联高等学校的学术领导是很强的，学院的院、系两级学术会议在学术问题上起决定性的作用。
教研组是学校学术工作强有力的基层组织，教学工作、科学研究工作大多由教研组安排决定，教研组主任一般威信很高。
最近苏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对加强高等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也都有所指示，进行了很多工作。
（二）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在1930年以前，苏联高等学校一直是国家培养高级建设人才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场所，但在1930年左右高等教育大发展时期的前后，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分工进行的想法一度占有统治地位，部分水平高的专家陆续离开了学校，单独成立了许多科学研究机关。
二十年来人们对这种做法不断争论，到目前绝大多数高等教育界人士承认科学研究和培养干部是高等学校不可分离的任务。
为了大力加强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苏联政府已采取了若干措施，其中主要的是：
（1）国家拨款二亿二千万卢布在高等学校中建立八十五个近代化的试验室，（2）允许业务部门将研究所移交给高等学校，并且无价拨给学校以最新设备，（3）改变教学工作量制度，使学校更好地调配科学研究力量，更好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4）进一步鼓励科学机关的科学家到高等学校兼课。
目前苏联高等学校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是比较普遍的。
大家都认识到科学研究是提高教师的主要道路，工科学校一般已有50％以上的教师积极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在综合大学里，比例还要高得多（有不少综合大学基本上全体教师都从事科学研究），但不同学校、不同教研组开展科学研究的情况也很不平衡。
科学研究的题目在工学院中一小部分是自订后由高教部拨给经费，大部分是与科学院、业务部门订立合同接受的委托任务；
综合大学则多半是学校自订，由高教部拨给经费。
如以苏联多科性工学院总管理司所管的六十所工学院来说，1956年部拨经费只有八百万卢布而订合同所得经费达一亿卢布。
这种做法对联系实际和节省资金都是很好的办法。
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大多是以一个（甚至几个）教研组为集体来进行的，高、中级教师配合成套，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科学研究的设备总的看来极为节约，但高教部对必要的条件是注意保证的。
人力方面有专职的科学研究人员及辅助人员，数量视科学研究的工作量而定。
教学辅助人员一般约达到教师人数的一半，在综合大学实验科学方面的专业，这个比例约为一比一，或更多。
凡根据合同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辅助人员的工资由合同中支付。
（三）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
少数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是苏联民族政策伟大成功的生动表现。
就我们访问的乌兹别克共和国和哈萨克共和国为例，帝俄时代整个中亚细亚广大地区没有一所高等学校；
10月革命以后，1920年就在塔什干建立了中亚细亚大学，到1955—1956年，乌兹别克共和国（人口只有七百三十万人）已经有了三十六所高等学校，学生六万五千多人，其中有些学校的教学及科学研究水平也相当高。
学生中少数民族一般占50％左右，教师中少数民族一般占到30％到35％，其中有不少人已经得到博士学位，担任教授职务。
苏联这两个共和国少数民族地区建立高等学校的经验，有下列三点值得注意。
第1，革命以后，根据民族地区已有的条件很快建立了高等学校，派遣一批俄罗斯学者去担任教学，最初宁愿把要求稍微放低一些，然后逐步提高。
第2，首先在一个地区认真地把一个高等学校（其专业设置可以是多方面的）办好，就地培养出一批教师，然后再分出去成立其他学校。
如中亚细亚大学在1920年成立时有文、理、农、工、医等各方面的系科，一直到1928年才开始分出一些单科性学院。
第3，教学用语方面，充分尊重各民族人民的习惯与愿望。
例如在乌兹别克和哈萨克两个共和国，虽然青年学生都懂俄文，但在大多数高等学校里，在低年级还是用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在高年级时乃改用俄文教学。
在乌克兰的基辅大学，也有70％到75％的课程用乌克兰语讲授。
（四）厉行勤俭办学
苏联对高等学校必要的人力物力，是注意配备的。
除了教师、房舍、设备、图书馆、农场等条件外，不少学校有生产工厂进行仪器设备的生产和修配工作。
全国统调物资由高等教育部设备供应总管理司供应。
另外为了帮助解决科学技术资料问题，高等教育部领导有莫斯科科学技术图书馆，藏书三百五十万册，期刊三千种，并且在全国设有十三个分馆。
虽然如此，目前苏联高等学校的人力物力条件也还不是很富裕的，有些甚至是困难的。
高等学校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还是在不断克服困难，争取创造条件中进行。
勤俭办学在高等学校中已成为一种风气。
教学用房由于学生激增，基建跟不上，因之一般很挤。
农学院一般是每一学生三到四平方公尺，工科四到六平方公尺（实际使用面积）。
教室、实验室从早用到晚，二部制是较普遍的，有的甚至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班倒。
某些特别挤的学校甚至占用走廊作实验室，有的临时利用礼堂作为毕业设计教室。
校内运动场地室外的很少，室内的除极少数学校有一个篮球场外，大多数仅仅是几间五十到一百五十平方公尺左右的普通房子而已。
学生一般有半数左右因无宿舍不能住校。
有的学校，一部分校舍是学生亲自动手盖起来的，这是可宝贵的经验。
学生的实验设备套数不多，因之大多采取循环制，设备有些还是比较陈旧的，但使用率都比较高。
学校设备的添置不单纯依靠高教部拨款购置，很多学校自己动手做仪器，工学院中很大一部分靠与业务部门订的科学研究合同解决。
许多教师、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时用过的设备就留下来作为学生的实验设备，因此实验室所能开的实验，有时几倍于学生所做的实验，而且各校有其特点。
这种做法激发了教师进行科学研究的积极性，节省了资金，也提高了教学质量。
伟大的苏联人民，特别是苏联高等教育工作者以无限辛勤的劳动艰苦创造的高等教育先进经验，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高等教育赴苏访问团的每一个同志都以能亲身学习到这些宝贵的经验而感到荣幸。
今后我们一定要和全体高等教育工作者一起，进一步认真地、虚心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加以运用，为不断改进我国高等教育而努力。

越南政府采取措施
制止不法商人投机倒把
本报讯
越南“人民报”等报刊近来连续登载文章，揭露河内、海防某些不法商人进行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恶劣行为，要求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采取适当措施予以制止。
据文章揭露的材料看来，不法商人进行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主要对象，是一些和人民群众生活比较密切、需要量比较大的物品，例如棉布、棉纱、蚊帐、西药、北药
（中药材）、茶叶、糖等。
许多文章揭露某些不法商人利用人民需要棉布量增长的情况，以低价大量套购市场上的布匹，囤积起来，然后以高价出售，牟取暴利。
有一篇文章具体揭露某些不法商人倒腾棉纱的情况说：
最近，河内、河南、南定、建安、河东等地一些承接国营贸易公司加工纺织布匹的人，竟非法地把贸易公司交给的棉纱拿到市面上高价出售，对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生活影响非常巨大。
胡志明主席根据国会决议和部长会议的建议，颁布了禁止投机倒把的法令。
法令规定对进行这种非法活动的商人进行程度不等的罚款或徒刑。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采取的措施还有：
国营贸易公司在工商业联合会的协助下，经过对棉布等投机囤积现象的检查后，和私营布商签订符合两利原则的合理的经销合同，和私营成衣商签订同样原则的布料供应合同。

南朝鲜当局和菲律宾政界
要求有权审判犯罪美军
日本公众要美国立即交出凶手
据新华社27日讯
菲律宾政界人士和马尼拉报纸在25日一致认为，美国必须迅速解决它在牵连到美国军事人员的事件中的审判权问题，否则它将面临失去它在东南亚盟国中的朋友的危险。
他们举出台北示威、日本美军哲腊德枪杀日本妇女案件和美菲关于裁判权问题的陷于僵局争执等等作为是有必要及早解决这个问题的理由。
“菲律宾先驱报”在提到台北示威时说：
“我们菲律宾人不禁在这一事件里看到了促成也可能在这里发生的事情的一些因素，如果菲律宾政府和美国政府让目前这一关系到两国关系的基本问题的僵局继续得不到解决的话。”
这家报纸说，台北事件“应该着重说明，仅仅为了制止发生台北那种不体面事件的可能性，就有必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肯定地解决菲美关系中所有未决的悬案和分歧。”
据新华社平壤27日电
汉城消息：
南朝鲜当局要求美国同它签订一项行政协定，以便使南朝鲜有权审判那些在不值勤的时候犯罪的美国兵。
南朝鲜的外务部长官曹正焕说，双方的官员正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美国以朝鲜还处在“暂时停战”的局面为理由，不允许南朝鲜法院审判在南朝鲜的美国兵。
曹正焕曾经在4月间透露，南朝鲜当局对驻在南朝鲜的胡作非为的外国军队一直没有司法权。
不久前发生的美国宪兵在坡州郡洗劫一个村庄的三百多家居民，以及经常发生的美军侮辱、殴打和枪杀南朝鲜居民的暴行，南朝鲜当局都无权过问。
据新华社27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今天派代表到美国大使馆，要求美国立即把枪杀日本妇女的美国兵哲腊德交给日本审判。
据新华社26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代理首相石井光次郎今天在伊势说，不管在美国内部有怎样的反对，日本对美国兵哲腊德枪杀一名日本妇女的案件肯定地具有审判权。
他说，日本将对这个案子进行审判，而不把它移交给美国当局。
日本防卫厅长官小泷彬今天在德岛市发表谈话时也说，根据日美行政协定的规定，哲腊德案件的审判权很显然是属于日本方面的。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苏门答腊省委会
抗议“雄牛师”强占办公处
雅加达宪兵逮捕“竞报”总编辑
据新华社雅加达27日电
雅加达“东星报”今天报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苏门答腊省委员会在武吉丁宜的办公处被“雄牛师委员会”无理强占。
省委会因此向“雄牛师委员会”提出了抗议。
抗议书说，“雄牛师委员会”利用军事戒严令在13日强占了省委会的办公处，说是要给阿甘县的军事长官的助理作办公室，实际上当地还有多余的政府房屋没有利用。
抗议书说，“雄牛师委员会”的目的是镇压反对他们的斗争。
“雄牛师委员会”以前曾经逮捕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干部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人。
据新华社雅加达26日电
雅加达的宪兵逮捕了“竞报”总编辑杨明月。
军方发言人说，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竞报”有几次在发表的消息中用意见来混淆事实，从而就“陆军问题”制造紧张空气。
雅加达卫戍司令达赫亚尔发表了一项声明，再一次促使新闻界遵从陆军参谋长的要求。
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曾经在4月底要求新闻界：
不要报道还未得到证实的、不是来自权威方面的耸人听闻的消息，不要把事实和意见混在一起，不要报道有损于国家威信和军人纪律的消息。

叙军已全部撤离约旦
据新华社27日讯
安曼消息：
约旦政府26日宣布，驻在约旦的最后一批叙利亚军队已经撤离约旦。
约旦当局同一天宣布，警察又逮捕了两位被指为共产党人的爱国人士，他们是阿萨尔和萨勒。
据中东通讯社26日报道，约旦当局逮捕了在约旦的大批叙利亚人。
约旦要求叙利亚军队撤出约旦的行动，已经受到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一些报纸的抨击。

国际舆论纷纷评论台北反美示威
指出台湾人民坚决争取解放
美国议员担心台湾事件将波及他国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台北事件已成为国际舆论注意的中心。
各国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支持台湾人民的反美斗争。
朝鲜“劳动新闻”27日说，台湾人民的这次起义，是群众对于美国侵略者的暴行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是群众对美国侵略者积愤的爆发。
这清楚地表现了台湾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不受屈辱的决心。
这也是对美国侵略者的当头棒喝。
评论说，这次起义证明，台湾人民已经痛切地感到美国侵略的后果，感到只有一致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使台湾迅速地回到祖国的怀抱，才能走上自由幸福的道路。
罗马尼亚“火花报”26日指出，台湾人民对美国大使馆的攻击并不是一个简单地反对美国占领者的暴行的行动，这个行动证明台湾——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人民坚决要求摆脱美国的统治和奴役。
这次事件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是在美国侵略集团为制造远东的紧张局势、把导弹部队派到台湾的情况下发生的。
事实证明，即使在帝国主义认为最有把握的地方也是不稳定的。
这块土地在美国侵略者的脚下燃烧起来了。
评论认为，台湾人民要挣脱美国奴役的强烈愿望，和全中国人民要求解放台湾的决心是不可摧毁的。
开罗“人民报”27日在社论中说，台湾群众“知道人民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且要求重新归属于祖国”。
又说：
“九百万台湾人不能够无限期地被置于同他们六亿同胞隔离的境地，台湾人从1950年以来一直在等待，现在他们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他们迟早会胜利的。”
雅加达“东星报”27日说，美国占领军到处不得人心是久已闻名的。
台湾事件告诉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
曼谷“永恒报”27日在评论台湾发生的反美事件的时候，对于允许更多的美国军队进入泰国的危险性向泰国政府提出警告。
据新华社27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会议员们继续对台湾事件议论纷纷。
两个民主党议员领袖认为，这次反美大示威可能是世界其他许多地区爆发“反美情绪的预兆”。
参议院民主党副领袖和外交委员会委员曼斯菲尔德说，“台北和日本的事件很可能预示驻有美国军队的世界其他地区可能发生类似事件。”
众议院关于远东事务的外交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扎布洛基也说，他坚信，这次示威事件决不是任何一个意外的结果。
扎布洛基说，美国遭到麻烦的因素之一是，许多国家的愤怒出于当地人觉得美国人穷奢极欲和无视当地文化。
参议员乔治·斯马特斯引证台湾事件来支持他要求削减政府提出的援外经费的主张。
斯马特斯说，美国给了台湾二十五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七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的经济援助，然而“他们仍然憎恨美国”。
他说，国会现在认识到，我们在世界各处付出大笔款子“可能是作得不对的”。

05月01日起，平壤市举行了街道壁画展览会。
壁画揭露了美军在朝鲜的各种暴行，参观的人无不切齿愤恨。
上面刊载的这张油画是4月中旬美国宪兵在劫掠南朝鲜坡州郡农村时行凶的写实。

坡州郡劫案风波未平
南朝鲜美军又行凶伤人
本报讯
据汉城消息：
正当朝鲜人民为美军洗劫坡州农民而怒不可抑的时候，驻南朝鲜美军的暴行事件依然层出不穷。
04月27日晚上，有一辆美军卡车通过坡州郡广滩面新山里前的公路。
卡车上的一个美国兵突然下车，向过路的农民黄钟学要烟吸，黄钟学说没有烟，这个美国兵就用啤酒瓶打他的头部，使他受了重伤。
这个美国兵还在一路上乱伤人，用啤酒瓶打，用短剑刺。
美国的雇工栖明焕和农民罗洪鲜、崔元京、崔秀童等人，都被打得头破血流，不省人事。
同一天下午，美国兵五名出现在最近遭到八十名美国宪兵武装洗劫的坡州郡州内面延丰里，在当地食品商店喝了啤酒。
店主张恭成向他们要钱时，他们却无理地用啤酒瓶殴打了店主。
店主受了重伤，需要医治两个月。
同日晚十点多钟，乘卡车通过坡州郡州内面延丰里前公路的美兵三名，无理殴打在美军二十四师做工的任昌龙、李淳奉等人，这几个朝鲜人的腰部和头部受了重伤。

埃及反对召开阿拉伯六国会议
要求举行埃叙沙三国高级会谈
埃叙报纸重视塔斯社关于约旦局势的声明
据新华社27日讯
法新社报道，一贝鲁特消息灵通的阿拉伯人士26日说，埃及已经拒绝沙特阿拉伯关于召开埃及、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六个阿拉伯国家高级会谈的建议，而要求举行埃及、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三国高级会谈。
这些人士说，埃及总统纳赛尔在答复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时，没有肯定三国会谈的日期和地点。
他们说，纳赛尔的回答已经在26日由叙利亚总统办公厅主任法德·哈拉比带到大马士革。
哈拉比在5月23日带了叙利亚总统给埃及总统的一封信到开罗，并且同埃及总统进行了会谈。
新华社27日讯
据塔斯社26日讯：
埃及报纸重视塔斯社关于约旦局势的声明。
“共和国报”指出，同苏联国境相近的近东各国的局势不能不触及苏联的利益和安全。
这家报纸写道，苏联非常关心维护约旦和这个地区其他国家的和平。
“金字塔报”指出，美帝国主义者想把约旦变为反对阿拉伯各国人民及其独立的冒险舞台。
叙利亚报纸在显著地位以大字标题刊载了对于塔斯社声明的反应。
“光明报”的标题说：
“关于约旦局势的重要声明。
苏联不能不注意由于帝国主义者的阴谋而造成的约旦局势”。
“旗帜报”的标题说：
“约旦事件是帝国主义阴谋的结果，而不是内部事变”。

所谓人民资本主义全属虚妄
苏联经济学家揭穿资产阶级的骗局
新华社莫斯科27日电
最近出版的5月份“国际生活”杂志发表了苏联经济学家对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的讨论。
这次讨论是由“国际生活”编辑部举办的。
参加讨论的有经济学教授、讲师、科学院通讯院士、国际问题专家等多人。
“人民资本主义”是最近在西方国家流行的一种时髦理论，它的故乡是美国。
这种理论的基本论点是：
第1，在目前资本主义条件下，私有财产的分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私有财产已经转入到人民群众手里；
第2，资产阶级在管理企业方面已经退居次要地位，领导权已经集中到技术生产知识界手中；
第3，在国民收入的分配方面也发生了革命，工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
根据这种理论，好像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不是想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而是要满足社会各个成员的需要和提高其物质福利，由于有工人购买了少量股票，好像每个工人都成了资本家。
讨论会的参加者揭露了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的神话，他们从资本垄断的作用、资本主义生产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贫困等各个方面论证了这种理论不符合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
他们在发言中一致指出，资本主义的垄断是在加强，而不是减少，全套国家机器现在都操在垄断资本的手中。
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曾说，美国政府收购美国全部生产品的22％，因此政府关心物资的计划生产，好像美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按计划进行。
经济学副博士科托夫斯基在专题报告中说，这种说法完全是自欺欺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谋取利润，因此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是无法改变的，政府订货和财政贷款等措施只能使竞争加剧，无法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人民资本主义”的理论宣传家们曾说，美国的资本主义保证工人物质生活水平不断上升，收入不断增加，好像从1941—1955年十五年期间，美国每个家庭工资收入平均增加了150％。
讨论会的参加者在发言中指出，在上述十五年间，即令名义工资提高了150％，而美国的生活费用在同时期提高了134％，实际工资只提高了6％—7％，就是说每年工资收入提高不到0.5％。
根据美国官方材料，现在美国有三百万全失业的工人，九百万半失业的工人，他们的生活不是提高，而是挣扎在饥饿线上。
通讯院士斯米特在发言中指出，一个美国杂志曾经承认，近年来美国加工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0％，而工资只增加了7％，在美国，一个四口之家每年需要五千三百三十五美元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可是美国10％的家庭每年只有一千美元的收入，过半数的家庭的收入少于四千美元。
经济学家在讨论会上列举了各种材料，证明这种理论是捏造的。
大家一致指出，“人民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是：
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矛盾尖锐化，另一方面，世界分化成为两个阵营，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和威信不断增长。
因此，资产阶级为了欺骗人民、分化工人阶级才制造出这种虚伪的理论。

法国新阁难产
普利文撮合乏术
据新华社26日讯
奉命寻求组织新阁方案的普利文在同议会各主要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会谈后，25日晚上对记者说，他的任务尚“远远没有完成”。
普利文认为，从议会席位的角度来看，任何政府如果想长期存在下去，就必须有社会党参加。
但是他承认，他所试图组织的由社会党人、激进社会党人和保守派共同参加的内阁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
消息说，社会党人目前对于保守派把他们撵出内阁的事犹有余恨。
保守派则认为只有在社会党人放弃他们原来的财政经济措施的条件下才能谈得上合作。
而天主教的人民共和党拒绝参加任何不包括社会党人在内的新内阁。

美国三K党日益猖獗
本报讯
近几年以来，以提倡种族歧视、迫害黑人、阻止国内进步运动为宗旨的美国老牌恐怖组织三K党在美国南部各州的活动日益猖獗。
04月底的一期美国“展望”杂志有一篇文章暴露了这个恐怖团体的一些活动。
“展望”杂志说，自从1954年05月17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禁止美国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以后，三年来三K党党员的人数增加了十万名。
仅在1956年一年就有五万人参加了这个恐怖组织。
三K党拥有五百个地方组织，每个组织的人数约为二十五人至一千人不等。
1956年，三K党人曾在卡罗来纳、佐治亚、佛罗里达、亚拉巴马、密士失必、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田纳西各州对黑人以及反对种族歧视的白人进行恐吓，在他们的住宅前燃烧十字架共达千余次之多。
1956年秋天，佛罗里达州的一群三K党人竟冲入监狱，把一名黑人劫出，加以鞭打。
今年01月，亚拉巴马州三K党人的恐怖活动达于高潮。
01月10日晚上，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发生爆炸案六起，四所黑人教堂被炸毁，两座牧师住宅化为灰烬。
（附图片）
（上图：
三K党的女党员）

老挝副国王对成立联合政府表示乐观
要求尽快实行双方去年签订的协议
新华社河内27日电
万象消息：
在寮国战斗部队集结区桑怒省访问以后回到万象的老挝副国王佩差拉23日向记者说，他对于老挝双方就分歧意见进行协商，并且成立一个联合政府的前途是乐观的。
佩差拉对寮国战斗部队的印象很好。
“这个省里完成的工作和从来感觉不到存在着外国意识形态这一事实”，使他获得了深刻的印象。
他还注意到寮国行政机构的活跃和效率。
佩差拉说，他已经在22日写信给王国政府领导人和议会领袖，要求尽快实行双方在去年签订的协议。
他说，这是这个国家经过十二年的倾轧以后获致统一的唯一方法。
去年12月28日老挝首相富马和寮国战斗部队代表苏发努冯签订了一项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协议。
但是，这个协议到现在还没有实行。
佩差拉希望双方都收回各自的条件，扫除求得解决的障碍。

西柏林居民忍无可忍
痛打闹事的美国军人
新华社柏林27日电
据“柏林日报”消息，一些横行无忌的美国军人25日在西柏林新科隆区一个酒吧间里同该区居民发生了冲突。
为美国人的侮辱所激怒的居民们痛打了六个美国军人。
“柏林日报”报道：
赶到出事地点的西柏林警察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地逮捕了六名西柏林市民。
美国人的流氓行为以及西柏林警察袒护美国肇事军人的行动激起了西柏林居民的愤怒。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
促法国承认独立和谈判停火
突尼斯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
据新华社开罗25日电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驻开罗办事处负责人5月24日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要求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并且由解放阵线成员所组成的临时政府来谈判停火问题。
这位负责人艾哈迈德·陶斐克·迈达尼说，解放阵线绝不同意在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尚未得到承认之前在阿尔及利亚举行大选。
法国无权主持或者参与这种选举，这个工作必须委托给一个国民政府来进行。
他说，解放阵线正在等待法国内阁危机的结果以及新内阁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纲。
如果新内阁不接受上述条件的话，在人数和配备上力量都已加强了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将继续对法国作战。
据新华社开罗26日电
突尼斯驻埃及大使昨天在这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突尼斯今天比过去更为坚定地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正义事业。
大使萨多克·莫卡德姆说，突尼斯政府和人民决不会对任何压力或威胁屈服。
他又说，法国驻突尼斯大使5月21日通知突尼斯首相说，法国认为突尼斯继续支持阿尔及利亚是干涉法国内政，因此法国决定停止它对突尼斯的财政援助。
大使说，所谓法国对突尼斯的财政援助是根据1955年两国之间的协定给予的三十亿法郎贷款，而不是法国所谓的直接的援助。

阿曼群众袭击英国机场
新华社开罗27日电
据“共和国报”今天报道，阿拉伯半岛东岸的酋长国阿曼驻开罗办事处宣布民族主义群众曾经袭击英国在阿曼的飞机场。
阿曼的声明又说，人们认为，这个行动是各部落在马斯喀特达成统一民族主义斗争的协议以后展开大规模抵抗运动的开始。

阿登纳五访白宫
　席林生
阿登纳已经八十一岁了。
但是他还甘冒风浪，在23日晚远涉重洋，去作他第5次的美国访问。
据外国通讯社说，阿登纳这次到美国访问同他1953年初大选前访美时的情况极其相似，是为了增加他在今年09月大选中获胜的机会。
这种说法有一部分道理。
1953年大选前阿登纳到美国去求得的支持曾帮了他不少忙。
阿登纳至今还念念不忘。
不过今年情况有了不同：
阿登纳在西德的地位已经不像1953年时那样的巩固了。
他的反民族利益的亲美政策遭到了四面八方的夹攻，原来的政府联盟支离破碎，甚至在他的党的内部，也发生了分裂。
最近他发表的关于以原子武器装备西德军队的声明，更引起了广泛的反对。
相反的，反对党社会民主党近年来却势力不断增大，严重地威胁了阿登纳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阿登纳这次到美国去大概不会像1953年那样，要美国对西德大选作公开的干涉，再来说什么如果阿登纳垮台，美国的援助就不能实现等等自讨没趣的话。
从最近发展趋势看，他们将要设法迎合一下西德人民要求统一和反对原子军备竞争的强烈愿望，在他们的会谈公报中，就德国重新统一问题和裁军以及世界和平的问题说上一大堆漂亮的空话。
不久以前在波恩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会议决定把棘手的军备问题放到西德大选后再讨论，并且重申支持波恩的“统一”德国的计划，都是出于同一个考虑：
支持阿登纳的地位。
西方通讯社传出消息说，杜勒斯曾经要求其他北大西洋公约国家外长必须尽一切力量帮助阿登纳在大选中获胜。
在这方面采取什么有效的办法，是阿登纳和艾森豪威尔讨论的头号问题。
有一件事情使阿登纳感到不安。
前几天美国报纸传说美国打算和苏联在裁军问题上寻求某种协议，要在欧洲东西德间建立一个非军事区。
如果属实，这对阿登纳的政策将是一大打击。
因此，西德政府连续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尽管杜勒斯再三保证美国决不出卖西德，但是阿登纳还是放不下心。
因此，据外电透露，阿登纳此次访美，是为了向美国要求保证它没有改变对德国的政策，并且要美国把裁军谈判至少拖到9月以后，以便西德政府度过竞选难关。
今年也还有另外一个不同情况：
西德的经济实力已经比1953年大大增强，在世界市场上赶过了法国并正赶过英国。
同时，随着英法和美国之间的矛盾的加深，特别是在英法侵埃战争失败以后，一个所谓“美德轴心”正在形成。
年初，美国一个经济代表团到西德和鲁尔工业资本家进行会谈。
据悉，双方已同意由西德充当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先头部队。
接着不久，西德就在美国的支持之下，在中近东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扩张活动。
另一方面，英国不顾美国的意志而进行裁军和扩充原子军备的做法，引起了美国和西德政府的不满。
近来有消息说，美国正在转而支持“不动摇的盟国”西德。
因此，如何加强“美德轴心”以逐步代替迄今的“英美联盟”的作用，特别是取代英法在中东的地位，显然是阿登纳要在华盛顿同艾森豪威尔商谈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同时，很早以来就有消息，阿登纳访美时还将要商谈西德重新武装的速度和美国用原子武器来装备西德军队的问题。
在阿登纳访美前，西方通讯社不断透露，阿登纳已经在要求西方三大国修改反托辣斯规定，企图把西德垄断资本进一步集中起来。
同时不少西德资本家也要求阿登纳设法收回在第2次大战期间被美国没收的德国财产。
这些问题无疑也将会在这次会谈中被谈到。
阿登纳此次访美将带回什么锦囊妙计，这还得看一看。
无论如何，要把这个行将就木的人继续安排在西德总理职位上，今年比1953年是困难得多了。

驱逐野兽的奇法
西德科学家希尔德布兰特正在制造世界上最奇特的商品之一——驱逐兽类的气味。
他经过了多年的研究，已经制造了一百五十多种人造的和天然的气味，从樱花的香气到特别强烈的狮子的气味，应有尽有。
到目前为止，订购各种各样的气味以驱逐野兽的顾客，已经遍及欧、美、非三洲。
例如怯尼亚的国家公园在用他制的人体气味和花香驱逐大象，苏格兰一个地主在用他制的一种特别气味遏制骚扰田地的豪猪，瑞典也用“人油”来制止麋鹿。
（新华社）

在争论中形成真正的学派
戴松恩建议两种遗传学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戴松恩就发展我国遗传学的问题作了发言。
他说，遗传学在我国没有得到发展的原因，解放前是由于专门学习和研究遗传学的人不太多；
解放后是由于遗传学的学习和研究中出现了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
有些领导同志自己不懂遗传学，却以哲学的概念来代替遗传学，以关门主义的做法来对待遗传学，并且以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遗传学中的争论。
他们根据哲学上的概念把遗传学划分为唯物的和唯心的，形成两种对立的遗传学（即米丘林遗传学和摩尔根遗传学），而看不见有些事实已在生产上起着巨大的增产作用。
举例来说，玉米双杂交种在美国早已在生产上大规模应用，起了巨大的增产作用（一般平均增产65％）。
苏联自从以马茨凯维奇部长为首的农业代表团访问美国后，就吸取了他们的经验，并正在苏联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和杂交种子生产工作，争取在1960年以前在全苏联所有玉米地都能种上双杂交种子。
这些领导同志也没有将遗传学和“优生学”（即“人种改良学”）区别开来，认为“优生学”是反动的，因此遗传学也是反动的。
我认为遗传学本身是一种纯理论学科，是没有阶级性的。
他说：
其实，所谓摩尔根和米丘林遗传学都很年轻，前者有五十几年，后者只有二十几年的历史。
这两种遗传学还在发展，许多方面的规律性还没有完全发掘出来，目前很难说哪一种完全对、哪一种完全错，也不应当说米丘林遗传学是结合实际的。
特别是结合实际这一点，可能促使某些领导同志到今天还认为摩尔根遗传学是脱离实际的，“基因”学说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是唯心的。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室与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合作也可能从这种观点出发的，我认为这种合作对发展遗传学并没有好处。
其实，自然科学发展有它的相对独立性，不能看作自然科学的全部发展都是直接从生产发展和经济发展来决定的。
要承认前代科学思想发展的意义，承认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
“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是假设”。
摩尔根遗传学中的“基因学说”是一种假设，米丘林遗传学中的“可塑性物质”也是一种假设，双方的目的都是想发展遗传学，但是为什么硬说“基因学说”是没有根据的唯心的甚至是反动的呢！
“百家争鸣”的方针拯救了遗传学。
自从去年中国科学院与高教部联合召开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后，许多遗传学家敢于讲话了，并明确了两种遗传学各有长短，各有其偏面性。
摩尔根遗传学派在遗传物质基础、多倍体、人工引变、数量遗传、自交育种等方面都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结果；
米丘林遗传学派在定向培育、无性杂交、选择的创造性、品种内与品种间复壮、阶段发育分析等方面也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结果。
从这些结果就可以看出双方各有长短。
戴松恩建议两方面都应该互相虚心学习，取长补短，打垮遗传学的宗派主义，继续不断地积累科学资料来丰富我国的遗传学。
他说，当然，到了最后是只有一种遗传学的，因为真理只有一个。
最后，戴松恩还就发展我国遗传学的具体措施提出了一些意见。
他希望：
（一）解除遗传学家不必要的行政职务和社会活动。
（二）在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室的基础上迅速筹建遗传学研究所，并成立遗传学学术委员会。
在统一领导下，把国内双方遗传学家组织起来，并把他们的主要研究课题纳入统一的计划；
中国科学院尽可能有计划地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支持他们。
（三）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高等学校中应讲授摩尔根遗传学和米丘林遗传学，给以平等待遇。
（四）今后报刊上报道遗传学研究动态时绝对不要宣传摩尔根学派这样，米丘林学派那样，避免加重不必要的对立；
着重宣传某某遗传学家的研究情况，或者宣传对于某一个遗传研究问题，有哪些遗传学家获得了什么研究结果，有哪些不同的见解。
只有这样，才能展开学术争论，逐步形成真正的学派，在不断争论和矛盾统一的过程中发展遗传学。
（五）中国科学院明年选聘一、二位遗传学家参加生物学部，发挥遗传学方面的学术领导作用。

钱学森提出四个新技术的研究方向
有什么新学问被忽略了？
钱学森提出四个新技术的研究方向
钱学森提出了新学术部门研究和发展的问题。
他说，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是专门化，谁都要作专家、作权威，独树一帜，深入地去研究一门学问。
但是，太强调了这一方面，就容易忽略了学术综合性的一面。
学者们聚在一起，不同行就不能谈学问，而且也似乎不应该谈学问。
于是乎学部开会，一牵涉到学术问题，就必得分小组。
都是同行的专家，自然可以谈得心投意合，但也就不免清一色，谈的都是一路东西。
这样讨论学术，就往往把那些介乎学科之间的，也就是很可能是生长点的东西在讨论中遗漏了，没有人去过问。
那么我们的科学就必然依靠别人去发现新园地、新领域，然后我们才跟着进去。
这样，自然在别人后面，不会是和别人并驾齐驱，更不是捷足先登了。
那么具体说来，又有什么新学问被忽略了呢？
我在这次学部大会里已经说过社会科学的精密化问题，也就是把自然科学里的数学分析工具引用到社会科学里去，也就是介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问被忽略了。
我不再多说了。
现在我想说的是自然科学里面介乎学科之间，而被忽略了的问题。
第1个问题是气象的人工控制问题，也就是气象工程。
对我们这样的农业国，这是第1号重要的学问，但是它不见于我们去年制定的十二年远景规划，看得到的只是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
云雾物理。
第2个问题是人工控制生长的农业，也就是农业的工厂化问题。
第3是采矿的化学化问题。
这是不用人到地下去的采矿方法，这方法的一个优点是它能达到非常深的矿床，井能钻多深，就能采多深的矿，所以就能大大开拓我们的矿源。
第4个问题是强电技术的弱电化问题。
我们都知道弱电技术在近十几年来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无线电电子学已经是新技术里的最突出的一个部门，再加上最近在生产过程自动化的发展，真是五花八门，新事物层出不尽。
相形之下，强电技术是保守的，多少年来也没有什么变化。
强电技术的弱电化是当前应该研究的问题。
这四个新方向，还不过是许多可能的发展方向中的几个，如果我们作一次全面的探讨，一定还有别的。
而且这还只是新技术方面的问题，在学科发展里有更多的例子，像生物物理、天文化学、地质力学、生物世界里的控制论等等。
所有这一切新问题都没有在我们的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里出现，这是不应该的；
就是我们对这些新问题新学问的看法还不一致，还不能够立刻大力推动，那我们也得仔细讨论一下，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办，不能就把它们忽略了。
怎样纠正呢？
他认为可行的办法是：
在科学院学部里和学部间设置几个专门委员会，专门探讨新发展方向，明确新方向之后，再采取措施来推动新方向的研究。
这是一件重要的事，唯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科学技术不是别人的尾巴，而是先进的科学技术。

科学研究和教学不能分家
汤用彤批评科学院的本位主义思想
汤用彤委员在他的书面意见中批评了科学院存在的本位主义思想。
他说：
科学院、高等学校和生产部门的关系上有着很大的隔阂，造成这种隔阂的主要原因就是本位主义（实质上是宗派主义）的思想。
科学院成立以后，在人们（包括高教部方面在内）的思想中有着这样一种错误的想法：
科学院是搞科学研究的地方，而高等学校是教学的机构。
因此，就形成了教学与科学研究分家和脱节的现象，近一两年这样的观点虽有些纠正，但并未从思想上根本解决。
这种情况使双方的工作都受到损失。
我认为今后首先应在思想中纠正这种科学研究与教学分家的想法。
他说，我并不反对科学院应集中一批人力，来建立一些科学据点，但科学院过多地迷想于建立新所和分院，无限制地扩大机构，这样就不能不陷入行政事务工作、人事工作等等方面，而不能认真地考虑如何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来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是不合适的。
如果把一些科学据点放在高等学校和生产部门，我想这并不是削弱科学研究的力量。
例如，应该把哲学史的研究据点放在北京大学。
因为过去北大有研究哲学史的传统，而现在事实上人力也较多地集中在北大，这都是作为据点的条件。
应该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门科学研究的据点放在高级党校，因为那里有这方面的第一流专家。
这样，哲学所就不必集中过多的人，不需要另设机构，哲学所主要作一些组织工作，把各方面的研究力量组织领导起来，这样并非把科学院的力量削弱，而实际上是加强了科学院的研究力量，使工作的完成更有保证。
我认为科学院主要的应该去研究如何把科学研究的任务分配下去，并保证它完成，帮助在高等学校的科学据点巩固和发展，这样将会有利于工作。
他对于科学院如何协助规划委员会，认真地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来保证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完成，也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迅速了解每门科学可以进行研究的人才和他们的特长。
例如，蒙文通先生是个上古史学家，但很少人知道蒙先生在中国思想史方面也有特长，他对唐宋思想的发展也极有研究。
现在南开大学图书馆长冯文潜先生不仅是一个最好的西洋哲学史专家，而且也是一个多年研究美学的专家。
锺泰先生是我国最早作哲学史的老专家之一。
听说现在在教中学。
我还听说有一个人对佛教三论宗很有研究，但在一个纱厂工作。
应对这些老学者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了解，根据他们的特长分配一些任务。
再如，道教史的研究是迫切需要的，它对研究我国农民革命、自然科学史、哲学史等等方面都将能起推动作用，应尽快地去发掘这方面的人才。
目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任教的刘国钧教授曾在这方面作过一些研究，似乎应请他花一部分的力量和时间来参加这一工作。
（二）有计划地编印供科学研究的书籍文献等。
（三）帮助专家了解国外科学研究的情况，并且帮助专家到国外直接了解情况。
（四）迅速解决专家助手问题。

科学院学部委员会会议宣读了七十多篇学术论文
本报特约新华社稿　最近四天来，科学院、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的科学家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宣读了七十多篇学术论文。
论文的作者，有蜚声国际的叶渚沛、张香桐、杨锺健、冯友兰、裴文中、陈建功、华罗庚等老一辈的科学家，也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还有许多是近年从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归来的科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师王方名的论文“论古典形式逻辑的固有性质和应有地位”，回答了哲学界和逻辑学界产生的一个问题：
古典逻辑是合乎还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
它对于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的人民生活实践，有何作用？
论文说，古典形式逻辑是研究语言思维的量的方面的逻辑形式的科学。
人们抓住“思维反映存在”这一点否认逻辑形式，认为这是思维脱离存在，其实这刚好是片面割裂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观，刚好是用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对思维的研究，逃避了对逻辑形式这一科学事实进行合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的责任，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是唯物辩证法的更巧妙的敌人。
当然夸大并歪曲逻辑形式，认为它是人们意志的臆造，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论文认为古典形式逻辑就像数学之研究客观事物的量一样，它是研究思维的量的方面的具体科学；
它的理论基础既可以是唯心的或唯物的，又可能是形而上学的或辩证法的，我们必须为它提供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古典形式逻辑是一门独立科学、它不可以成为哲学，一成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它又不可以同归纳逻辑搅拌在一起，搅在一起就损害了双方；
语言是发展的，语言的逻辑现象也必然是发展的，古典形式逻辑将随着语言思维的发展而发展。
冶金化工专家叶渚沛的“高炉炼铁新观念”，从高炉热能平衡和流体力学的新观点，从理论上阐明了用蒸气喷射和高压炉顶联合操作法的优越性。
据叶渚沛的估计，采用这个联合操作法，可使高炉生产率提高约一倍。
科学家们对这篇论文的评价很高，特别是产业部门的科学家。
1955年从荷兰回国的土壤力学家陈宗基报告的“关于土力学的若干新观点”，对土壤力学的试验方法作了分析，并且指出，如果要对土壤的力学行为进行彻底深入的了解，现在国内应用的一般检验土力的方法是不适用的，这些方法不能解决中国特有的问题：
如黄土问题、西北工业建设中的厂房地基下陷等问题。
陈宗基介绍了一些基于现代流变学观点的土力试验原则，他认为只有采用最新的研究方法，才能解决中国特有土壤力学方面的一些问题。
半年前从美国归来的生理学家张香桐提出了一篇关于大脑皮质和丘脑间的循回线路的论文。
他对这项国际生理学界尚不十分明了的问题所作的探索性研究，不仅对脑电波的解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涉及对整个神经学的看法。
张香桐根据他用电生理学的方法实验研究的结果，提出了一个新的见解：
必须把中央神经系统看成为一个由无数神经原连锁构成的一个综体，各个部分之间都有密切的相互关系，正同一架最复杂的自动化电子仪器一样，其中某一部分发生的信号会沿着各种线路传达到另一部分，同时又能沿着反哺线路，返回原处，以达到加强和抑制的作用，最后完成一个任务。
他认为，过去生理学家、药物学家、神经病学家往往喜欢把中央神经系统划分为上下几个阶段，认为某种机能，某种病变，或某种药物的作用是属于大脑皮质阶段的或是丘脑阶段的，这个概念是不十分正确的。
到会的国内外生物学家们对这篇论文兴趣很大。
许多人基本上同意张香桐的见解，同时提出了许多疑问，张香桐作了解答。
原子核物理学家张文裕在他的论文“用双板云箱来研究V°粒子之产生和衰变”中，报告了他通过观测和计算、对V°这种基本粒子所作的研究。
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的论文
“现代高速空气动力学中的问题”，介绍了冲击波的形成和性能、用以产生冲击波的新式试验仪器——冲击波管的原理和用途，高速气流里的一些物理问题。
飞机、火箭等飞体在飞行得太快时，在前端便产生了压力很大的冲击波和很高的温度，冲击波的出现给飞体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但是，近几年来由于高速空气动力学的迅速发展，冲击波的破坏性被利用来研究空气在两千到一万度绝对温度间的变化。
数学家吴文俊就“在欧氏空间中的实现问题”作了报告，内容包括他的这项研究中获得1956年度科学奖金的部分，以及在评奖以后他继续研究得到的成果。
数学家华罗庚报告了“关于堆垒素数论的一些结果”。
华罗庚对堆垒素数论进行过多年的研究，这篇论文介绍了他近年来在这方面所作的研究。
青年数学家谷超豪、王元、冯康、夏道行等，分别在广义微分几何、解析数论、广义函数论和单叶函数论方面宣读了他们的论文。
此外，历史学、经济学、语言学、化学、地学等学科都提出了不少论文。
不久前访问苏联回来的科学家孟昭英、吴仲华、张作梅等在技术科学部的会议上分别介绍了苏联发展无线电电子学、燃气轮、自动化及远距离控制技术、钛冶金等最新科学技术的近况。

科学院要由科学家来领导
黄鸣龙主张由研究员轮流任院长和所长
关于科学院的领导问题，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委员黄鸣龙建议应以科学研究人员为主体，由研究员轮流担任院长和所长。
他说“院方和各个所方的科学行政领导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再走上科学路线。”
科学行政的领导虽然并不领导科学工作，但是仍然需要真正的未脱离科学路线的科学工作者来担任（欧美包括苏联都是如此）。
他希望“郭院长像毛主席最近在整风运动中大力号召，领导干部归队参加劳动”。
黄鸣龙认为，科学院中阶层森严，以“长”为贵，不以研究人员才力为尊。
他说，“现在科学院中不但最高科学行政领导，就是各所内若干所长副所长也是因为多年不做研究工作甚而至于多年不能阅读各国的科学报告。
我深恐他们鉴于院内甚多以资格或社会活动求得名位，并非以才力及研究成绩而受尊崇，同时院中也不要求做研究工作，于是便安于“长”的位置，可希逐渐增高资格，一方面也乐于社会活动，借以求名。
这种现象和风气如果长期存在的话，我们如何能有希望提高科学水平，如何能向科学进军！
因此，他向院方提出建议：
“万勿以‘长’为尊，必须以研究成绩为重，勿以老资格而应以才力为贵。
最好恢复从前的条例，即以研究员为主体，研究员才可兼所长或院长（如不以‘长’为高，其实副研究员亦可当所长。）
最好照从前德国各大学的办法（现在各地如何不得而知），即大学中以教授为尊，至若校长是各教授轮流兼任的，任期三年。”
“级别须以真才实学研究成绩为标准，万勿以资格为高低”。
黄鸣龙说，“现在院中各研究人员及‘长’的级别大都根据资格或虚名，或传说由院中行政领导评定，并非真正地以真才实学研究成绩为标准。
欲知真才实学须走群众路线，因为科学工作者的才力及研究成绩同他在一处的群众最为清楚。”
黄鸣龙认为，在若干有职无权的机构发生种种错误与偏差，我们应当原谅。
但是在中国科学院我觉得颇有令人难解之处，据我所知（也许太主观）党政对科学院极为信任，党领导并不要专政。
但结果院中仍不免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所有防碍科学进展的偏差一律未能避免。
例如从前不注重提高科学水平，不晓得迎头赶上而重视仿造，又一向不知克服形式主义，致使科学家费去无数的宝贵时间参加不可实行的会议，做了无数的不能照做不能准确的计划（因为时间、人员、工具、经费都不能掌握）。
又如去年院中竟限令我们几天内完成十二年科学计划草案（到后来才由国务院延长几个月），我当时即大声疾呼不可如此马虎行事，但院中置若罔闻。
又在解放后学术界有一面倒的偏差，虽然周总理及陈副总理在第1次学部会议上很明显地表示学习不能一面倒，但是本院若干措施仍不免教条式地倒在一边。
例如最近本院发出的国内研究生的暂行条例上仍载有学习外文以俄文为必要的规定，我想不要说曾走上实验科学研究路线的人，就连在实验室中做过实验的学生，都晓得做实验非参考文献不可，而那些大都是用英文或德文写的。”
他说，“上述种种偏差出之于不懂科学的干部尚可原谅，但是出之于有职有权的极易向党政建议及纠正偏差的曾走上过科学路线的自然科学行政领导人员，实在令人难解，是不是明知故眜一意迎合我不敢断言，不过我想我总可以拿此来相劝勉。
假如觉得我的建议和批评有不合理和太主观的地方，请勿视为恶意或认为牢骚。”

首都文艺界人士批评文艺领导
对各协会思想领导薄弱不重视民族艺术传统
本报讯
首都的文学家、艺术家昨天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邀集的座谈会上，批评了文艺界党的领导上对于民族、民间艺术重视不够和领导工作的许多缺点。
出席座谈会的有：
于非暗、曹宝禄、查阜西、溥雪斋、郑景康、锺敬文、朱光潜、野夫、吴村、焦菊隐、沈从文等。
这个会由全国文联党组织的负责人阳翰笙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也出席了座谈会。
于非暗首先指出：
今天中国画的发展和成绩已经超过了宋代，这是古人梦想不到的。
如果文艺领导上看不到这一点，对它的发展前途是没有好处的。
目前虽然成立了中国画院，但是，对于团结了北京市国画家的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却没有人关心，使这些迫切要求政治学习和业务提高的人得不到帮助。
沈从文也认为我国的工艺美术在国际上获得很高的声誉，但是广大的工艺美术工作者的工作、业务、生活上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怀和解决，这必将妨碍事业的发展。
曹宝禄为曲艺事业的前途而担心。
他沉重地说：
“现在没有一个青年团员站在台上唱大鼓、弹三弦。
像我这样的人已经五十岁了。”
他认为全国刚解放的时候，新曲艺曾一度受到重视，近几年来，得到的却是冷淡，特别是新曲艺创作没有得到扶植。
他举了一个例子，全国解放后，各种艺术形式都会演过了，唯独曲艺没有。
而全国总工会举办的职工业余曲艺会演，正说明曲艺艺术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并且在群众中生了根。
王亚平在他的书面意见中，提出了一个问题：
“说说唱唱”为什么停刊了？
他觉得这个刊物已形成一个流派，团结了不少通俗文艺作家和章回体的小说家，推动了通俗文艺运动；
现在还没有一个文艺刊物能代替它，如今却使这些作者失掉了唯一写作的园地。
查阜西和溥雪斋同为北京古琴研究会的困难处境而呼吁。
溥雪斋说，这个会也做了一些工作，如巡回演出，招待外宾等等，却像个没娘的孩子。
查阜西感到全国文联对作协关心得多一些，和民族音乐家们的共同语言少一些；
而音协又对搞西洋音乐的比搞民族音乐的重视一些。
他讲到古琴音乐以及它的歌词的整理和研究是一件繁难的工作，现在仅仅只有他这一个六十几岁的人在搞，几次要求文化部的帮助，总得不到解决。
吴村在会上为木偶皮影剧呼吁。
他说这一剧种可以用千年历史来计算，但一直受到歧视。
到如今，文化部有的部长恐怕还没看过它们的演出；
文联不关心；
剧协虽有过联系，也是为了招待外宾。
他说：
文化部总是说木偶皮影剧现在是扶植阶段，这个扶植阶段应该缩短了。
锺敬文在他的发言中，首先批评了周扬的许多文章中，虽然讲到了要重视民族传统，但是谈的比重不够。
他觉得，作为党的文艺领导人之一，特别是在文学上，是可以作较深入和广泛的研究的；
因为深入得不够，所以很多指导性的文章在这方面也就写得不深入。
焦菊隐认为目前造成剧团国营和民营的矛盾等等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按照艺术事业发展的规律来领导。
他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提出的剧团可以采取集体所有制办法的意见，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内得到普遍的拥护。
他希望这一做法能够得到党和文联的鼓励和支持。
他还感到目前文化部门对导演的艺术创作估价过低，影响了搞导演艺术的积极性。
锺敬文反对文学艺术事业用搞运动、一阵风主义的方法，应该把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当作一个经常性的工作。
作为全国文联的委员之一，常常不知道文联的工作方针、计划、总结。
他说，现在好像这些委员推选出来，又推出去了，推到神龛上，香火也沾不着。
委员不能发挥力量，委员会形同虚设。
同时，作为民间文学研究会的负责人之一，他还感到文联有许多属于方针性的事常是先通知各协会或研究会的党员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结果这个会的负责人反而不知道。
野夫也批评文联对各协缺乏思想领导，学术上的领导，只见到组织电影晚会、戏剧晚会。
他还指出由于文化部领导上的忽左忽右，造成美术界内部各画种之间的隔阂。
他们还感到美协有三个婆婆：
中宣部、文化部和文联。
（在这里，周扬说，应该明确一下，各协会没有婆婆，它们都是独立的；
如有婆婆，也是各协自己的理事会）
朱光潜和沈从文都感到文化部、文联和各协对有成就的文学家、艺术家很照顾，但是看不到广大基层的工作和对下一代的培养。
朱光潜说：
广大的青年对文学发生兴趣，譬如“人民文学”只能用来稿中的0.7％，而90％多的人却是在那里自生自灭。
他还希望不要把许多搞外国文学的拒在作协门外。
会上，郑景康请求文联多关心和扶植摄影这一年轻的艺术事业。
目前，摄影家们感到工作中的清规戒律太多，甚至上公园拍金鱼也说是要保密而被阻止。
他还反映了群众对摄影学会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并不是摄影家、而是行政领导干部表示不满的意见。

与乡人书
——谈“虎符”演出的某几点
李健吾
朋友，“虎符”的地点是咱们的家乡解梁那一带。
看郭老这出悲剧的演出，心里不由起了亲切之感。
我概括（偷懒的代称）地告诉你罢，导演的意图是可贵的，只是意图的执行，在某几点上，还不够好。
郭老的悲剧富有浪漫主义情调。
导演不用布景；
采用音乐；
利用灯光明暗；
加强诗意；
要求动作音乐节奏化……就解释剧本而论，作为一格，很有独到之处，应当加以肯定。
可惜是执行上有了出入。
最刺眼的，一是装置上那棵大芭蕉树，一是行动上锣鼓的单调的使用。
咱们是解梁人，你可曾看见山西、河南交界一带有过那么高大的芭蕉树？
今天怕没有，战国时代怕更不容易有了。
而且孤零零的，形象突出，和舞台上的整个气氛也不怎么协调，未免有些为美而美的感觉。
你知道我对音乐是外行。
不过根据我对整个悲剧气氛的体会，我有一点个别看法，也许不正确，可是曹禺兄说的对，“健吾，你还是说出来罢。”
我就说出来罢。
我以为锣鼓应当统一于音乐节奏之中。
锣鼓不必自成一个世界。
为了主要演员的动作明朗，富有节奏，向京戏学习水袖工夫等等，排戏时使用锣鼓，完全必要。
但是演员有了自由运用京戏动作的工夫，就该进一步，把锣鼓效果化入全部音乐的伴奏才是。
在我看来，锣鼓不妨由无到轻，由轻到重，再由重到轻，由轻到无，繁简变化多端，不必一律一色使用。
同样也是演员已经运用自如了的动作。
这样也就和“虎符”的整个气氛相称了，也才和灯光效果协调了。
考虑戏剧艺术效果，站在导演角度，应该从个别细流形成的总流出发。
你看的出来，我不反对锣鼓的响亮的节奏，我只是不太喜欢它的忽来忽去的感觉，在音乐之外，另成一种体系（？）
。
这就说到“虎符”的音乐了。
我已经说过我对音乐是外行。
可是我也常常听广播或者唱片。
“将军令”似乎是“虎符”的音乐的主调，因为我听了不止一次（起码是两次以上，在我回忆起来）。
未免贫乏。
这是古乐吗？
古到什么程度？
我回答不了这句问话。
不过我早在看戏之前就听腻了，却也属实。
菊隐兄有修养，怕是没有怎么更好地向中国音乐专家们求教罢。
那天我和一位可尊敬的老先生一道看戏，他看见半高的方凳，说了几遍：
“古人席地而坐。”
听说“棠棣之花”的演员是坐在软垫上的，艺术的真实固然不就等于历史的真实，可是既然讲究到了这一点，就多讲究一点也好，能训练演员水袖工夫，不也同样能训练坐地工夫？
训练好了，应该是一种美妙的姿态。
朋友，我把我的挑剔大致说完了，下余就该是赞美了。
不过我的赞美敌不过世界著名舞台演员费利浦的赞美，他告诉我他喜欢话剧“虎符”，我想，这句话本身已经就是最高的赞美了。
（他看过多少戏啊！）
有机会来北京，希望你也看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虎符”。

——天好像掉雨点了……
——是，×长同志，我还听见雷声呢！
王复祥

来自金门岛的诗
——记一个泅水逃回大陆的蒋军士兵的话
冯维刚脸在那贫穷的年代里我在松花江边给地主放牛静静的江水印出我的脸脸儿虽然枯黄，但它仍有孩子的模样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我在扬子江边负了重伤静静的江水印出我的脸脸上虽有鲜血，但它仍有青年的气色现在呵！
我呆在铁丝网捆绑的金门岛每天来到海边修筑地堡静静的海水印出我的脸脸上皱纹道连道，鼻下胡子如山
草……
梦我躺在潮湿的地堡里每夜每夜都不能入睡不是母亲来到我的身旁就是我跳进翻滚的海洋海浪把我驰向北方紧张的心儿贴着海浪猛听得身后连声枪响火辣的子弹穿进胸膛……我的血呀！
染红了海水我的身子沉下海底汹涌澎湃的海浪猛然平息寒光闪闪的刺刀又把我逼回……失败的梦呀！
总留我一头冷汗可怕的夜晚，总使我眼泪流干但愿多次失败，留给我经验真正渡海的晚上才能安全……
忆每当我看到小登岛的炊烟升起不由地就想起慈祥的母亲每当我背着美国枪去上岗烈火般往事就烧着我的胸膛……
九年前一个狂风暴雨的晚上
拉丁队来到我乡
母亲为了护送我逃走
左手穿进一颗美国弹头
母亲流着热血
我流着热泪
就在恶骂毒打的雨夜里
失去了故乡，失去了母亲……
从此我肩上掮了一支美国枪
迈着沉重的步伐，听着长官的辱骂
经过了无数的河谷
走完了连心的大陆现在我被囚在监狱的岛上手中还拿着这支枪难道还想再使母亲失去右手难道还想再看到母亲的血流……

母亲的歌
徐光玉
儿童节快到了。
我这个三十年前的儿童，像往年一样，及早划策怎样给小儿女们安排一个快乐的节日。
同时，也引起了对自己的童年的追忆，自然而然想起我的母亲来。
母亲的好处是想不尽的，这一次，我更多地想起母亲给我唱歌这件事情来。
我觉得，自己的母亲和所有的母亲，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最伟大的歌手。
她们唱出了多少美妙的歌，唱出了她们对幼小者的喜悦和担忧，虔诚地为幼小者祈禳和祝福。
我记起了，当我的身体还那么小，母亲把我放在红脚桶里，一面给我洗浴，一面唱着：
“搭搭头，歪如牛；
搭搭背，无有晦；
搭搭心，勿出惊；
搭搭屁股，歪如龙虎。”
（这里的搭搭，就是拍拍；
这里的歪，是强壮的意思。）
我打了个喷嚏，这是远在科学昌明以前就使做母亲的担心孩子着了凉的预兆，所以马上要说个“大吉”来给孩子祝福；
但还觉得不够，又因为古老的传说就认为打喷嚏是有远人在那里牵记的反应吧，母亲就又唱了起来：
“阿啾一个嚏，
皇帝讴我做女婿，
路远迢迢勿肯去。”
看来，皇帝从不是好东西，而是像伤风咳嗽那样讨厌的家伙，所以他的牵记和召唤是必须谢绝的。
也许，我吃饭吃得快了些，或者吸了一口风，忽然打起“呃得”来了。
这似乎是没法治的，你越想停，它越是打个不停；
唯一的法子，就是忘记它。
这时候，母亲又唱歌了：
“呃得忘记，
讨饭传起；
汤锅里有个鸭子，
撩撩吃吃。”
这里，倒不是母亲自私，想把孩子的呃得移给可怜的乞丐，无非让孩子想到乞丐（孩子都是喜欢乞丐的），想到呃得怎么会像什么东西一样落在地上、乞丐又怎么从地上把它拾起来，想得远了，忘了呃得。
后面的两句，这种用意更明显，忽然说到汤锅和鸭蛋，真是最能引起孩子兴趣的事物，母亲是多么聪明啊！
我老会喊肚子疼，也许是吃得不合适真疼了，也许是撒娇瞎说。
这时候，母亲就成了外科医生，让我仰卧在膝上，用手——这被叫作五个郎中——轻轻地按摩我的肚皮，嘴里唱：
“推推拿拿，
百病消磨，
食也消，
饭也消，
囡囡吃得长脂膘。”
我刚学走路，时常跌交；
现在托儿所里的阿姨，好像总是说：
“勇敢！
勇敢！”
让孩子不哭出来。
我的母亲可不这样。
她检查孩子不曾跌疼，只怕吓了孩子，所以拍拍我的背脊，或者拎拎我的耳朵，唱道：
“啐啐啐，
狗出惊，
猫出惊，
囡囡勿出惊。”
这里，其实也含着鼓励孩子不要跌小了胆子，不敢放开步走路的意思，这样一唱，可就比“勇敢！
勇敢！”
更能够止哭。
我们这一辈的母亲自然多半免不了有点迷信，但那种意识往往表现得成为一切迷信中最无害的、而且很有趣的迷信了。
当大人把我背在背上，唱的是：
“背猪背狗，
砻糠兑小狗。”
这是说，我像小狗一样贱，谁拿点砻糠来母亲就肯把我换给谁。
而贱，据说比贵好，好处在“丢起养得大”。
红眼睛是要传染的，有些患红眼睛的人不大识相，还要到孩子淘里来，做母亲的看了很憎恶；
就叫孩子唱或者自己唱道：
“烂眼紧夹，
抲来就杀，
烂眼鰟魮，
抲来饲鸡。”
（抲者捉也；
鰟魮是一种似乎只长到二寸为止的小鱼，它教人想起镇日哭红了眼睛的童养媳。）
这样，据说红眼睛就不会传染了。
把歌谣当作符咒，自然是有极古的渊源的。
“天皇皇，地皇皇，
我家有个夜叫郎，
过路君子念三遍，
一觉困到大天光。”
这是老实写在红纸上贴到大门外去了，也不限于我们绍兴，它表示所有母亲都非常相信众人的祝福。
这样看来，我们的母亲的身上似乎很有点古代巫医的气息？
的确如此。
讲到医，我们现在不是也要求做母亲的懂得卫生常识吗？
而一点女巫气息，又何妨？
它使母亲在儿童的心目中有一种神通广大的神秘的印象，也是很有趣的。
我们长大了决不会埋怨母亲的思想落后，只会更感到在这些地方蕴藏着多么深切的爱！
但现代的母亲，自然应该有新的歌了。
这，却是不容易得之于居住在城市的母亲，也不容易求之于文坛上乐坛上的诗人和音乐家的。
恐怕还是要到新的农村里去采访吧？

花种，花园，花师
高植
在北京中山公园，我常常看到百花齐放的美景。
百花放有两种，并行不悖。
一种是大百花齐放，是一百种花齐放；
一种是小百花齐放，是一种花的一百品种齐放。
一百种花固然是万紫千红；
一种花也能够五光十色。
在秋高气爽的季节，我看过菊花展览；
在“艳阳天，春光好”的时日，我看过“芍药开，牡丹放”。
我数不清菊花的品种，我记不清牡丹的芳名。
党的百花齐放的政策，不是一时一地的政策。
因此，我想，还有两句话是和百花齐放相配合的。
一个是四季皆春。
百花要在风和日暖中齐放，也要在萧瑟秋风中齐放，还要在冰天雪地的日子里齐放。
中山公园的花坞便是一例。
一个是九方同茂。
这就是，不仅仅一个地方百花齐放，而且四面八方、方圆万里之内都百花齐放；
不仅仅中山公园有花圃花坞，全国各地也要逐渐地有花园花房。
九方同茂，四季皆春——是百花齐放和时间、空间相结合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的先决问题是花种、花园、花师的问题。
花种是指花的种类和数量。
问题不只是一百种花和一种花的一百品种。
我们还要求名花能够留传，还希望新种能够出现。
花园是指花的园地，包括土壤、水分、日光，是花的物质条件。
在文学方面，便是报纸、杂志、出版社，以及稿酬办法和发行数额。
花师是指养花的技术，护花的方法，选花的本领；
翻译到文学上来便是思想倡导、组织领导、艺术指导，是花的精神条件。
有了花园、花师，花种少了，就不能百花齐放。
有了花师、花种，花园小了，就不能百花齐放。
有了花种、花园，花师拙了，就不能百花齐放。
花种、花园、花师问题，既是数量问题，也是质量问题。
我们希望，这三者又多又好。
然而从少到多，从繁荣到更繁荣，从坏到好，从提高到更提高，既不能坐待，也不能急催。
它有一定的时间过程。
花种、花园、花师互相之间，还有各种各样的矛盾，而解决矛盾，也有一定的时间过程。
花种、花园、花师的问题，得到正确的解决，才能百花齐放；
得到经常的正确解决，才能四季皆春；
得到普遍的正确解决，才能九方同茂。
今天的问题，不是能不能九方同茂，四季皆春；
而是争取时间，尽量提早，早日实现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高度繁荣。
伟大正确的百花齐放政策是矢，社会主义文艺的高度繁荣，是的；
这是有的放矢。
然而要百发百中，就要看如何放矢，要看政策的执行了。
我希望，在执行政策的百妥百善中，还能有一个百尺竿头。
关于花园，我希望既不铺张浪费，也不要当办不办。
关于花种，我希望在花园花房以外，也注意到野花。
而野花也不能只限于城内的“朱雀桥边野草花”，还有城外的“洲前芦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