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老电谢毛主席
新华社26日讯
伏罗希洛夫主席给毛泽东主席的感谢电。
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同志：
在同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他们最敬爱的领导者们离别的时候，我仅向您，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并通过您向全中国人民表示我最衷心的谢意，感谢你们友好地邀请我访问中国，并且感谢伟大的中国人民对我和我的同伴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期间所表示的兄弟感情。
毛泽东同志，衷心地祝您身体健康，祝您在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事业中获得成就！
祝伟大的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愿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兄弟般的团结日益巩固和发展！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伏罗希洛夫（签字）
1957年05月26日于伊—14型2321号飞机

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报
新华社26日讯
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伏罗希洛夫主席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在1957年04月15日到5月06日和5月24日到26日期间在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陪同伏罗希洛夫主席访问的，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拉希多夫，苏联高等教育部长叶留金，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和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尤金。
伏罗希洛夫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在中国的北京、鞍山、沈阳、天津、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和昆明进行了访问，并且参观了许多企业和农业合作社。
苏联贵宾还参观了中国的科学机关、学校、古迹和文化名胜。
苏联贵宾在中国访问期间，受到了中国人民衷心的欢迎。
苏联贵宾和中国人民的会见强有力地显示了中苏两国的友谊，两国人民认为这种友谊是他们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在这些日子里，全世界又一次看到了中苏两国人民坚如磐石的团结一致和亲密无间的深厚友谊，这种团结和友谊是我们两国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有利因素，是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的重要贡献，同时也是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可靠保证。
伏罗希洛夫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在访问中国期间，同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员，同省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工人、农民、各民主党派代表、青年和知识分子见了面，并且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他们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同志以及中国其他政治和社会活动家进行了会晤和亲切的衷心的谈话。
会谈涉及到两国关系和国际局势的各种问题。
会晤和谈话是在亲切和充分互相了解的空气中进行的。
这些会谈是以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好合作和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坚定愿望为基础的。
苏联代表在中国看到了中国人民、共产党和政府的团结一致，并且深信，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当中是享有高度威望和声誉的，是善于找到符合于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和方法的。
他们有机会对于中国工农业和文化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在人民政权的年代里所实现的各项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一般的了解。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中国的访问不仅对于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中苏两国八亿人民的友好关系，并且对于加强世界和平事业都作了巨大的贡献。
伏罗希洛夫主席邀请毛泽东主席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访问苏联。
毛泽东主席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1957年05月26日

台湾学生要美军滚出去
蒋军加紧镇压，台北、高雄、台中等地戒严
新华社26日讯
据外国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消息，在台中、台南等地，25日下午都有学生把写着“美军滚出去”等口号的传单标语，投入美国人的住宅。
台北美联社昨天收到了一张明信片，写着“请告诉驻在台湾的美国军队，我们将用手榴弹来为刘自然之死报仇”。
被捣毁的美国“大使馆”内，墙壁上写满了许多标语，要求美国侵略者滚出台湾去。
据新华社26日讯
台北市今天仍在戒严中。
晚上十二时到次晨五时实施全面宵禁。
大批蒋军进驻市区和近郊地区。
在许多街道的重要地段和美国人的机关、住宅附近，蒋军架设了机关枪。
蒋军和宪兵、警察遍布市内。
美国“大使馆”及其附近的道路，都被蒋军和警察封锁，禁止行人和车辆通过。
美国驻台湾军事援助顾问团总部附近的街道仍由蒋军把守，渺无行人。
驻台湾美军顾问团的电台要求在台湾的美国人，不管是军人或其他人员，都留在家中，不要外出。
平日在台湾经常辗死市民的美军车辆，已很少在街头出现。
美军粮库和军中商店已暂时关闭。
新华社26日讯
外国通讯社台北消息，台湾高雄地区25日宣布戒严和宵禁。
台中地区也从今天上午零时起实行戒严和宵禁。

怎样保证整风和工作两不误
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单位的整风在不耽误工作的原则下进行。
整风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工作。
克服了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全党懂得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了党和党外广大群众的团结，党和国家的各方面的工作必然面貌一新。
中央的指示要求把整风运动同改进工作结合起来，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合起来。
因此，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各方面的工作需要不断地有所改进。
但是，整风运动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而不同于一般的检查工作和改进工作。
因此，在整风运动中，既需要防止脱离实际不同改进工作相结合的关门整风的偏向，也需要防止把整风运动和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日常工作混为一谈的作法。
关门整风，不但要妨害工作，增加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而且整风运动本身也会受到影响。
只是抽象地谈论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而不改进某些可以立即改进的工作，那是非常有害的。
这将会使广大的党员和人民失望。
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把整风运动仅只简单化为解决当前工作中的一些问题，那也不可能达到中央所要求的“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的目的，在今后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将仍然不能避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缺点和错误。
就是解决当前问题，如果不真正掌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也有可能使矛盾更加复杂和尖锐起来。
不管整风运动和改进工作结合得多么密切，二者之间还是有矛盾的。
进行整风运动必然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
而目前，经济、文教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十分繁忙和紧张，有些部门还面对着许多必须立即着手处理的矛盾。
因此，如果整风和工作的时间安排得不够妥当，就很容易顾此失彼，甚至两头都误，一样也搞不好。
怎样恰当地安排整风和工作呢？
大多数领导机关在制定整风计划的时候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
首先，根据中央的指示，各地区的整风一般地先从高级机关和大专学校的党组织开始，其余的单位都放在后一步。
为了集中力量，达到有系统地透彻地解决问题（包括思想问题和具体工作问题）的目的，这样分批进行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确的。
其次，在整风的单位中，很多整风领导小组提出要对工作进行安排，分别轻重缓急，对主要的必须做好的工作，就预先安排，集中力量保证一定做好；
次要的工作中，可缓做的就缓做，可不做的就不做；
必须要做的，工作方法也要力求改进，减少会议，减少表报，以减轻大家的负担。
这种安排也是十分必要的。
不仅开始定计划的时候要进行安排，而且在整个运动期间，领导小组都需要不断地对工作进行调整和部署。
工作有季节性的单位，要注意把整风集中在工作较少的季节中；
在领导干部中间，哪些人着重领导整风，哪些人着重领导业务，有些单位也都做了适当的分工。
这些措施，对于保证整风和改进工作都有积极作用。
除了许多单位所已经采取的措施以外，我们觉得，为了使整风与工作更好地结合，还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第1，整风运动的时间不宜太短。
这次整风运动的内容十分丰富，又要求用严肃认真、和风细雨的方法，真正做到明辨是非，以理服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
没有充分的时间就很难达到这些要求。
而整风运动又不可能过多地占用工作时间。
不管怎样安排，差不多每一个系统都有许多急迫的重大的任务需要投入很大的力量，比如总结第1个五年计划、增产节约运动、争取农业大丰收等等。
放松这些工作，我们就要犯大错误，就会增加人民内部的矛盾。
因此，要保证整风和工作两不误，只有把整风运动的过程适当放长一些，这样既保证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进行整风，每周整风学习又不致太多占用工作时间。
有些单位目前似乎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比如，在中央国家机关系统中，就有个别单位计划用两个月或三个月的时间结束整风运动，我们觉得这种作法是值得考虑的。
如果按照多数单位每周用两个下午的时间进行整风学习，两个月中总共才有十六个下午的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要把整风运动搞好，显然是不大可能的。
如果过多的占用工作时间，每周拿出三四个下午甚至更多的时间进行整风，虽然整风的时间可以多一点，只是很难持久，不管那个单位的工作，都很难压缩到这个程度。
等到工作受了影响，回头再来重新调整的时候，整风运动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其结果仍然是两误。
这些单位的领导同志也可能是害怕整风时间拖久了会影响工作，实际上这样做却会既妨害工作又影响整风。
希望这些单位的领导同志能考虑到这个问题。
第2，整风运动可以甚至必然会波浪式地起伏前进。
整风运动的过程既然不可能太短，在这一期间，很多单位都难免会遇到一些紧迫的重大的需要全力以赴的任务。
这个时候，整风运动就需要稍稍停顿一下或者减少一些时间。
比如，汛情紧张了，水利部门就必须全力进行防汛。
而且整风既然需要认真地解决复杂的思想问题和具体工作问题，就不可能设想整个过程都是平铺直叙地等速度地直线前进。
更不可能要求对于有关的一切问题在运动中自始至终都平均地给予相等的注意。
相反，实际的运动将不可避免地一时遇到这个重点，一时遇到那个重点，从而形成这样那样的段落。
负责领导整风的党组织，不要强求所属单位都保持同一的进度，也不要强求各个单位都毫无间歇地一鼓劲把整风运动搞完。
因之，对于整风运动，要防止一般化和公式化的领导，要求因时、因地、因事制宜，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领导。
只有这样，整风运动才能生动活泼地向前发展。

横跨闽江的大铁桥建成
新华社福州26日电
南平—福州铁路上的关键工程——横跨闽江的大铁桥，在5月18日全部建成。
这座四百八十多公尺长的大铁桥是鹰厦铁路和南福铁路上最大的桥梁工程。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的战士们曾战胜了南方两个雨季洪水期的各项施工困难，为南福铁路继续向前铺轨造成了有利条件。
今年年底，这条铁路将修通到距离南平约七十公里的莪洋车站。
莪洋是闽江干流上的一个重要码头，南福铁路通到这里后，就可以和闽江干流的夜航航道和通向古田山区一带的公路相衔接，形成一道水陆运输线。

法新社驻京代表为富尔访华举行酒会
新华社26日讯
法新社驻北京的代表为前法国总理富尔和他的夫人来华访问，今天在北京举行了一个酒会。
出席这个酒会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各国驻华使节和在北京的外国新闻记者。

祝贺阿富汗独立纪念日
毛主席周总理分别致电阿富汗国王和首相
新华社讯
毛泽东主席在25日致电阿富汗王国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祝贺阿富汗王国独立纪念日。
贺电中说：
“当阿富汗王国独立纪念日的时候，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和政府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陛下和阿富汗人民表示诚挚的祝贺。
我们高兴地看到，中阿两国的友好关系，在过去一年中已经有了发展。
我们深信，这种友好关系，在双方共同的努力下，今后必定会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加强。
祝阿富汗国家繁荣、阿富汗人民幸福和陛下健康。”
新华社讯
周恩来总理在25日致电阿富汗王国首相穆罕默德·达乌德汗，祝贺阿富汗王国独立纪念日。
周总理在电报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达乌德汗首相并且通过他向阿富汗人民致衷心的祝贺。
电报中还说：
“我一直怀着感谢的心情，回忆今年在贵国访问的时候阁下和阿富汗王国政府所给予的亲切接待和阿富汗人民对我的热情欢迎。
祝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将日益巩固和发展。
祝阁下健康。”

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分学部开会
科学家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
会上辩论科学院应不应领导全国科学工作等问题
新华社26日讯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从23日下午到今天分学部开会，科学家在会上对我国科学工作从各个角度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集中在下面几个主要问题上：
中国科学院应不应该和能不能够领导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和科学体制问题。
多数人认为，中国科学院应成为全国学术领导中心，但必须要拿出研究成就。
有些人以为按照目前中国科学院的情况，还没有条件领导全国学术。
也有人反对中国科学院成为全国学术领导中心。
有的社会科学家主张把中国科学院分成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个科学院。
有些人主张学部和学部委员应该管学术行政；
另外一种意见主张管学术，有些人主张两方面都管。
有人指责中国科学院的体制不够民主。
有些人主张学部大会应成为最高权力机构，科学院院务常务委员会应成为学部大会的执行机构。
关于中国科学院的任务，有些科学家认为郭沫若院长在会议开幕词中提出的四项任务不确切，这是完成任务的方法和手段，科学院的任务主要是进行重大的、基本理论的和综合的科学研究工作；
开幕词中提出的四项任务，好像是全国科联的任务。
关于研究工作的条件和学术自由问题，科学家们主要的意见是研究时间得不到保证；
社会科学方面得不到资料，使研究工作难于开展和联系实际；
行政干涉学术过多，学术思想不够自由；
从事国家科学计划以外的研究得不到支持或支持不够、科学院重理轻文等等。
27日开始，会议将进行大会发言。

美驻台湾“大使”胁迫蒋介石
蒋急忙撤换三个高级军官
新华社26日讯
外国通讯社报道，美国驻台湾“大使”兰金今天下午同蒋介石举行了会谈。
兰金在会谈后对新闻记者说：
他向蒋介石说明了美国的立场，“使他了解问题的严重性。”
兰金一再强调这次反美大示威“极其严重，非常恶劣”。
兰金还说他对这次反美大示威“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慨”，并且谩骂国民党当局保护美国“大使馆”和台北的美国人“作得十分迟缓”。
兰金杀气腾腾地说，当时警察“显然是没有催泪瓦斯”，现在美国已迅速供给国民党警察以催泪瓦斯。
在会谈中，兰金胁迫蒋介石保证“尽力防止今后重新发生这样的事件”，并且惩处负有责任的国民党官员，对台湾居民进行逮捕，赔偿所谓美国“财产损失”。
与兰金会谈后，蒋介石宣布撤换黄珍吾等三名高级将领的职务。
据新华社26日讯
据外国通讯社台北消息：
蒋介石已经把三名负责台北市治安的蒋军高级军官撤职。
被撤职的是蒋军台北卫戍司令部司令黄珍吾，蒋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刘炜，台湾省警务处长乐干。
蒋军陆军总司令黄杰兼任了台北卫戍司令部司令的职务。
宪兵司令和警务处长职务分别由原任的副司令和副处长接替。
台湾人民反美大示威后，蒋介石在25日从台湾中部日月潭的别墅回到台北，处理当前局势。
今天是星期日，蒋军参谋总长彭孟缉下令全体蒋军官兵暂时取消星期日例假，照常留营或上班。

请把中国人民最诚挚的友好愿望带给苏联人民
伏罗希洛夫主席结束在中国的访问
昨天离京去蒙古访问，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到机场送行
据新华社26日讯
伏罗希洛夫主席和苏联的其他贵宾们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
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员，政府各部门、各党派、各团体的负责人以及将军们，都到机场送行。
中苏两个伟大国家的元首站在被两万欢送群众环绕起来的机场正中先后讲了话。
毛泽东主席在致欢送词中说，我们怀着深深的惜别的心情来欢送伏罗希洛夫同志和他的随行人员，我们虽然暂时分别了，但是中苏两国人民的心将永远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毛主席说，伏罗希洛夫同志在中国的访问给中苏友好关系的光荣历史写下了新的、灿烂的一页。
（全文见今日本报第3版）
伏罗希洛夫主席接着发表了告别演说。
他说，我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在中国的胜利感到非常高兴。
伏罗希洛夫主席强调说，我们的国家能有像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忠实朋友和同盟者，使我们感到欣慰和骄傲。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这种友谊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坚固基础。
（全文见今日本报第3版）
在讲话以前，伏罗希洛夫主席由毛泽东主席陪同检阅了陆海空三军战士组成的仪仗队。
讲话以后两位元首手挽着手从环绕在机场上欢送的群众面前走过。
这时，机场上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许多女青年跑上前来向伏罗希洛夫主席献花。
飞机起飞的时间就要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国家领导人员，一直送伏罗希洛夫主席到飞机前面。
在这里，毛泽东主席和伏罗希洛夫主席又一次亲热地拥抱在一起了。
接着，伏罗希洛夫主席又先后同刘委员长、朱副主席、周总理等热烈拥抱。
这时候，机场上的掌声更加热烈，欢呼声也更加响亮。
伏罗希洛夫主席又同毛主席站在一起，让摄影记者们照像。
伏罗希洛夫主席乘坐的飞机在九时三十分离开北京，和他同机的还有专程前来迎接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迈达尔等。
今天，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和各国驻华使节都到机场送行。
（附图片）
上图：
伏罗希洛夫主席登上飞机后，挥帽向毛主席等告别。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香港同胞强烈支持台湾同胞
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斗争
新华社香港26日电
香港“文汇报”今天发表了几位香港同胞声援台湾同胞的谈话。
香港华人革新协会主席陈丕士说，台湾同胞反美示威是维护我国领土主权的斗争。
他们必将受到所有爱国同胞的最强烈支持。
我希望在台湾的同胞们继续他们的斗争，就如孙中山先生和我们的父兄当年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那样。
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陈君葆说，处在侵略者铁蹄下的台湾同胞的示威反抗，一方面说明了美国侵略者在台湾的种种暴行，已经使台湾同胞忍无可忍；
另一方面说明了台湾同胞愈来愈认清了美国侵略者的狰狞面目。
反抗美国侵占的力量已愈来愈大。
陈君葆说，美国兵在中国领土上杀了中国人而竟然逍遥法外，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愤恨的事。
台湾同胞这种爱国反侵略斗争，必定受到所有中国人民强烈的支持。
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黄坚说，美国兵枪杀中国人刘自然事件，说明了美军在台湾横行霸道。
美军一天不离开台湾，受罪的台湾同胞对美军的愤恨也必然增加。

七十多位老人座谈人民内部矛盾
把大小缺点都讲出来帮助党整风
本报讯
昨（26）日上午八时半，国务院文史研究馆七十余位老人在政协礼堂座谈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这个座谈会是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主持的。
参加昨日会议的老先生，都是国务院文史研究馆的馆员。
他们好多人虽然已年逾古稀，但要求发言的踊跃之情并不减于青年。
不少人在发言中对我国呈现了历史上未有的繁荣景象表示兴奋和赞美，对于国家和党对老年人的照顾和安排表示十分感激。
对于我们今天存在的缺点和成绩，他们是作了一番比较的。
第1个发言的李培基说，他这次在福建省看到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很好，只是对手工业发展注意不够，而且农业生产合作社太大，脱产干部太多。
阎幼甫特别强调说：
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要大家行动起来，没有忌讳地把心里话说出来。
这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已经成功，有条件有力量可以使人人将心里的话都说出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七年来建国的成绩都摆在那里，谁都是看见的，因此，如果我们只说共产党的坏话，不说好话，那是不公平的。
现在我们帮助党整风，不管大小缺点都提出来，是为了正确处理问题，为了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使大家进步。
我们正如“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新社会就是家，政府和党就是我们的父母。
但是我们的父母年纪轻，当家的经验还不多，我们做大子女的，就应该体谅做父母的苦衷，帮助他把事情做好。
康同璧特别提到党和政府对老年人是非常尊敬、非常照顾的，但目前社会上不尊敬老年人，甚至虐待老年人的现象仍然不少。
他们要求党和政府注意伦理道德的宣传教育工作。
陈半丁还提出注意“民强”的问题，他认为加强对一般工农群众青年的思想教育是很迫切的大问题。
阎幼甫、李广濂、巢功常也都要求党和团加强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
闻承烈说，我们注意正确处理机关、学校等内部矛盾是对的，但是也不能忽视社会群众中存在的矛盾。
他说，正确处理这种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帮助群众学习，但目前的街道群众组织形式太庞大，不能起教育群众的作用，他建议用“院邻小组”的形式来代替目前存在的不能发挥很大作用的街道群众活动形式，他认为“院邻小组”范围小，开会容易，便于细密学习、讨论问题。
冯复光、罗介丘等对于文史研究馆应当如何改进工作，为社会贡献出力量来的问题，提出了不少具体的要求和建议。
黄右昌、李广濂对文字改革工作也提出了意见。
刘？
园在会上批评了北京市林园局等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
由于时间的限制，许多人未及在会上发言，有一些人提出了书面意见。
座谈会到中午十二时暂时宣布结束，座谈仍将继续进行。

中华职业教育社举行四十周年纪念会
新华社26日讯
中华职业教育社今天在北京举行立社四十周年纪念会。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诞生地——上海，已经在5月05日到7日举行过纪念活动。
周恩来总理到会讲了话。
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黄炎培在纪念会上介绍了立社四十年的历史。
今天到会的还有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于毅夫、平杰三，教育部副部长韦悫，中国教育工会副主席萧项平，以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等。

使科学院成为全国学术中心的关键何在
——科学院学部委员分组会旁听记
本报记者
科学院应该领导好所属研究单位的工作，成为“科学研究的中心”；
同时，科学院也应该面向全国，成为全国科学家的科学院，成为领导全国科学的学术中心。
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如何发挥学部的作用。
24日、25日和26日，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生物学部的分组会上，集中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地学部、技术科学学部和物理学数学化学学部的分组会上，也谈到这个问题。
学部的性质、任务是什么？
科学院依靠什么来领导学术？
应用真菌学家戴芳澜说，这样的基本问题，以往在学部委员中、在科学院的领导人中，都是不明确的。
以致学部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甚至在进行工作中同院里的事务部门各局发生了矛盾，而不是得到各事务部门的配合。
金属学家李熏也感到，学部的成立似乎反而增多了科学院的内部矛盾。
戴芳澜举出例子说明这种现象。
如应用真菌研究所要在北京西郊中关村建立温室的事，一会“批准”，一会又否定，都只取决于院里的有关局，学部竟然管不了。
他说，研究所在学部领导下拟定了研究计划，院里的一个局也会给推翻的。
昆虫学家陈世骧，也举出了昆虫研究所遇到的类似的事例。
科学院的主体是不是由几个学部形成的，学部委员们表示怀疑。
大连生物制品所副所长魏曦说：
“科学院似乎只是文津街三号的科学院（意即仅由各局所组成）。
希望这只是一种过渡情况，并且希望改变这种情况。”
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说，“学部似乎已经成了科学院的一种装饰品。”
学部是由二百三十多位学部委员组成的，每一位学部委员又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
学部委员们提出这个问题。
王之玺在技术科学学部的分组会上说，“即如技术科学学部的四十多位学部委员，对领导科学研究发挥了多大作用，就值得怀疑。”
北京大学教授黄子卿在物理学数学化学学部的分组会上提出，学部委员之所以没有很好发挥作用，原因之一是学部委员到现在还不明确自己的责任。
他从自己的经验中感到，“学部委员有些像橡皮图章的作用。
把人当橡皮图章使用，是不会发挥他的积极作用的”。
生理学家冯德培说：
“每个学部委员不知道自己现在是站在什么地方。”
学部委员应该发挥比过去更大的积极作用，这是学部委员们一致肯定的。
问题在于如何发挥？
除了明确学部和学部委员的任务以外，好几位学部委员提出，首先要学部委员有自己的学术工作。
冯德培说：
“如果学部委员在学术上做出榜样，得到全国科学界的尊敬，就可以对全国的学术起领导作用。”
罗宗洛也认为，如果学部委员没有学术工作，是谈不上学术领导的，对年轻人的领导也谈不上。
学部委员如何具体工作，会上也有人提出了建议。
动物学家秉志提出，学部委员可以仿照人民代表的办法，到各地视察，接受科学家们的意见，提交学部。
他说：
“只要把任务明确起来，学部委员一年会有许多工作可以做的，而且可以起推动全国科学的作用的。”
热带植物学家张肇骞也提出同样的意见。
他还认为，分散在各地的学部委员，可以参加当地的科学机构，以便了解和帮助地方上的科学工作，同时把在中央决定的一些事项贯彻到地方上去，组织地方上的力量共同为完成总的科学规划而努力。
学部委员们具体考虑到学部目前所处的地位。
现在学部是在院长的领导之下，是在科学院的院务委员会领导之下，许多人认为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
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说：
“学部不应该受院务委员会的领导，因为学部是学术机构。”
古生物学家斯行健在地学部的分组会上，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
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盛彤笙分析，科学院要义不容辞地成为领导全国科学的学术中心，就必须依靠全国的科学家，而首先要依靠学部、相信学部。
学部应该是科学院的最高领导组织，而院长、院务委员会是学部决议的执行者，应该受学部的领导、监督。
所以农学家戴松恩建议：
学部有必要从现在的地位“提升一级”。
好几位科学家都同意这个意见。
如果学部真正起了作用，它不仅可以团结科学家成为领导全国科学的学术中心，而且可以负起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任务。
盛彤笙说：
“去年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拟定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实际还是学部的力量再加上一些有关的科学家，只不过多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的秘书长等几位负责人而已。
如果科学院的行政领导力量不够，尽可以把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一些领导人调来科学院参加工作，不必另设一个空机构。”
他还说：
“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建立，似乎是表示国家对科学家还不够信任。
只要赋予权力，培养信心，学部可以担负起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任务的。”
26日，生物学部的学部委员们再一次就科学院如何通过学部形成领导全国科学的学术中心，热烈地进行了讨论。
他们提出了初步纲领，即“科学院是科学研究的中心，同时通过学部的活动，成为学术领导的中心”；
“学部是科学院的学术领导的权力机构，与院务委员会平列，分工而密切合作，克服过去行政与学部工作脱节的现象”。
对这个纲领，大家有争论。
一种意见认为：
这样做是应该的，可以使学部真正成为领导科学的学术中心，可以使科学院能真正面向全国。
另一种意见认为：
“中心”、“领导”等等，是依靠科学院、学部的切实的学术工作形成的，不应该是这样“自封”的。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
这样把学术和行政截然分开是不现实的，可以考虑在学部和院务委员会之上再产生一领导机构，类似苏联科学院的主席团，既能照顾学术领导，又能使行政在物质、人力等条件上及时提供保证。
再一种意见是：
科学院、学部不要把责任加得太大，不要太多地谈论“领导”、“中心”等等，应该把精力多用点去考虑我国目前在学术上缺少什么，应该努力什么，如何努力，等等。

党与非党有隔阂是怎样形成的
广东民主人士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展开争论
本报特约新华社广州25日电在中共广东省委会统战部23日召集的座谈会上，许多民主人士就如何正确估计党与非党关系上的一些缺点，发表了不同意见。
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席、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朗如说，“我三十年来接触过不少共产党员，也有许多党员的老朋友。
这几年里我深深感觉到许多党龄长、地位较高的党员同志，修养好、态度好、党群关系也好。
其中虽然也有不够好的，但不能把少数个别人的不好表现，看成是整个共产党都这样。
有一些新入党刚刚‘转正’的同志，气焰嚣张，趾高气扬，党应该看到这一些党龄短、地位较低的同志是有较多缺点的。”
九三学社广州分社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光钦认为，党的统战工作基本上是做得好的，但从反映出来的问题来看，则应当说还做得很不够。
他说，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贯彻得不好，原因是党员干部水平低，正是“经是好、歪嘴和尚念坏了。”
他说，贯彻政策，北京较好，地方差一些，到县区就更差一些。
他也同意李朗如对党的看法。
他说，他接触到一个曾参加长征的干部，尽管他文化水平低一些，但态度、作风都非常好。
一些新党员和党龄较短的就差一些。
彭光钦还认为，党中央是把民主党派看作人的手指的，手指每一个都起作用；
到地方上，饶彰风同志（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可能看成是眉毛，可有可无，但有比无好；
再下去到县、区就不是看成眉毛，而看成是胡子，可有可无，最好是没有。
无党派人士、省参事室副主任莫雄在发言时也说，我认为党与非党的关系，一般说来是好的。
这是我二十多年来亲身的深刻体验。
我始终认为，如果党与非党的关系一贯搞不好，中国革命就不可能获得胜利，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不可能获得这样成就。
但是，这并不是说每个党员和党外人士的关系都搞得好，特别是一些缺乏斗争锻炼的党员。
他们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太低，接受党的教育也不够，竟用党员的光荣称号去吓唬别人，甚至是违反了党的群众路线，高高在上，傲视一切。
这样，人们就在他们的身上看到党与非党之间筑成一道高墙。
但是，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席无党派民主人士张？
村和民盟广东省委组织部长钟平，都不同意“上级好、下级不好”、把党和非党员关系不好的责任都往下推的估计。
张？
村说，把不好都推到下级也不恰当，因为这牵涉到对下级的教育问题。
这几年来还有不少人不懂统战政策，因此，最基本的问题是对干部教育不够。
另一方面是下边干部存在单纯任务观点，学习不够。
钟平也说，关键问题在于领导，党群关系不好，统战政策不能很好贯彻，不仅是统战部的问题，中共广东省委员会是要负责的。
像民主党派要同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文教部挂钩的问题，就很久没有解决。
又如民主党派的编制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了，但是广东现在还得不到解决，这是省领导上如何看待民主党派的问题。

北京美术家举行座谈会
批评文化部领导工作中的缺点
本报特约稿　新华社记者王孔诚报道：
北京的油画家、版画家和其他美术部门的美术家共一百多人，在23、24、25三天连续举行座谈会，认为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在领导美术事业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时对人民美术出版社提出了批评。
许多油画家、版画家和个别彩墨画家，都不同意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对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排斥国画的批评。
油画家、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吴作人说，中央美术学院是属于文化部领导的，可是钱俊瑞副部长就一次也没有来过，只根据个别人的汇报就下结论说学院领导上排斥国画。
这种领导方式是值得考虑的。
中央美术学院彩墨画系讲师李斛说，钱俊瑞副部长认为中央美术学院存在着一股“歪风”，实际上有歪风的不是学院，而是在文化部这种领导下，社会上存在着一种歪风，就是国画不要素描，学了素描就变成了虚无主义。
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引证徐悲鸿生前的话说，中央美术学院彩墨画系学生学素描是一种优良的传统，因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
彩墨画系的学生不能不学它。
可是听说文化部竟然要取消这样的彩墨画系，是令人感到很痛心的。
彩墨画系的学生画画以人物为主去表现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好，有许多彩墨画系毕业出来的学生并不满足于花鸟、山水，而希望自己去表现好人物。
这里，必须看到国画吸取新的血液，向前发展，是必然的趋势。
不少的人还认为钱俊瑞副部长关于江丰院长消灭国画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
版画家彦涵引证了江丰的许多文章说明他非常重视中国的山水画、花鸟画，并且肯定了中国画完全可以反映生活。
在实践上，江丰早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时就发动大家搞年画，来北京后也还亲自到荣宝斋等处去交涉年画的出版事宜。
而年画正就是国画的一种形式。
来自安徽省文化局的周觉钧说，原先他是被省文化局介绍给中国美术家协会学国画的。
可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钟灵同志不理他。
后来，他找到了江丰，江丰不光给他介绍了教师，还给他生活上许多照顾。
所以说江丰不重视国画是不对的。
中央美术学院讲师金维诺和其它一些人说，江丰在统战政策上作的不好，工作方式简单、态度生硬这是事实，可是文化部却不应以此去挑起群众对他的不满。
吴作人说，对于江丰的批评是过分的。
学国画不要素描，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可是现在却成了人事上的争论了。
这点文化部应当负责。
有些油画家还认为油画的发展受到了压制。
油画家董希文说，文化部不应当借着提倡国画就压制油画，去年西北艺术专科学校请我和吴作人、王式廓去讲学时，文化部就以重视国画为理由不让我去。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李铁根说，现在学油画的成了“私生子”。
油画家王流秋说：
从前文化部准备派一些人去苏联学油画，现在也不让去了，难道继承民族遗产和学油画有矛盾吗？
关于中国美术家协会的领导，画家西野称为“机关化”“官僚化”。
他说，协会的领导人在新的情况下，缺乏新的知识，而旧的一套又完全用不上，所以领导方式显得干瘪而又教条，领导者之间也不团结。
对过去搞美术工作的一些老同志照顾、关怀不够。
版画家刃锋说，我搞木刻已经十八年了，可是现在却很寒心，因为蔡若虹、华君武都不发表我的画，有一次蔡若虹还对我说：
“你不行了，不要搞了。”
国画家黄胄称协会是“衙门化”，他说有一次一个陕西来的画漫画的同志找华君武，可是华君武只接见他第1次就不愿意接见他第2次。
油画家庄言说，协会在对待画家的创作上是粗暴的，他们对画家的创作并不了解，但却喜欢“批评”，在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时，我和辛莽画的画，华君武和蔡若虹就乱指责，说这里应当是这样，那里应当是那样等等。
由于我们创作未按领导意图办事，结果这些画都没有出路。
我画的一张反映毕业生参加劳动的画，蔡若虹用毕业生不能升学是过去的现象为理由，说我丑化了劳动人民，叫我联系胡风思想谈，我不同意，要求到中央宣传部谈，但他却叫我到法院去谈。
许多人提出了人民美术出版社表现为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若干事实。
木刻家彦涵和画家秦征说，出版社的副社长邵宇有宗派主义，他为了排挤画家古元和张凡夫，借口作家职业化而取消了附属在出版社内的创作组。
使得古元的环境一直不安定，张凡夫则被调到东北去。
彦涵还说出版社中邵宇自己的作品如“土地”“首都速写”“万水千山”等出的很多，甚至他的小品水墨画都在荣宝斋刻版，可是别人的就出版的很少。
有的画家的作品还被压了四、五年而一直未有出版的机会。
古元的版画集是作者用半生的精力刻成的，稿费只给四百元，而出版社自己编的“美术日记”不过是编了一下别人的作品，编辑费就是一千元。
刘迅、沃渣等人并批评邵宇无理停办油画进修班的事件。
油画进修班是一些老画家为了提高自己的绘画技巧而自动在出版社中组织起来的，成立之前已经取得了文化部的批准。
在会议上，中央美术学院的党总支副书记洪波和学院附中的校长丁井文等认为24日的人民日报对学院领导关于排斥国画的新闻部分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次会议的参加者还有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夏衍、陈克寒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苏一萍、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个别领导人。

印度尼西亚足球队到北京
新华社26日讯
前来中国准备同中国国家足球队进行世界足球锦标赛第2场预选赛的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全体人员二十二人，今天下午坐飞机到达北京。
他们在飞机场上受到中国足球协会主席黄中、副主席李凤楼和中国的足球运动员们的热烈欢迎。
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和使馆人员也到机场欢迎。
中国足球协会主席黄中在机场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讲了话。
他说，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将在6月02日同中国国家足球队进行第2次比赛。
这将使中国足球运动员有机会向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学习更多的东西。
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领队、印度尼西亚足球总会副主席科沙西·普瓦内加拉和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在机场上也讲了话。
大使说，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这次来北京比赛，不仅为八千万印度尼西亚人民所关心，同时也为六亿的中国人民所关心。
他相信通过这次比赛必定能更进一步地增强两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
会议对鲁莽等十七位列席代表填满“护城河”、削平“桥头堡”的联合发言展开热烈争论
新华社上海26日电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一届四次全体会议在25日闭幕。
常务委员会主席柯庆施在会议闭幕前，号召大家在过去团结的基础上，在揭露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争取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的这一次全体会议，是经过了半个多月的预备会议以后，在22日开幕的。
委员们和列席代表在预备会上分成二十七个小组进行了多次的讨论，揭露了上海所存在的各个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几千条意见和解决矛盾的建议。
预备会一直开到大家认为心里的话已经讲完时方才结束。
在正式会议的四天中，有三百多位政协委员和列席代表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
大家除了继续提出对各个方面的批评以外，还提出了许多解决矛盾的建议。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也在会上报告了准备实行的改进工作的措施。
文化局局长徐平羽说：
文化局将根据艺术团体的特殊性质，改变过去对艺术团体的“包下来”政策和机关化的领导方法，老国营剧团将考虑从现在的全民所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
财粮贸办公室副主任忻元锡报告了改进市场管理和稳定物价方面的新措施，他说为了根本解决上海副食品的供应问题，上海将与江苏、浙江等邻近的省分合作，建立一系列的副食品生产基地。
这一次会议还听取了副市长宋季文关于全市增产节约运动情况的报告。
在讨论中，大家认为增产节约应当防止降低质量和降低工人生活福利的偏向。
会议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
决议中说：
增产节约是一项经常性的政治任务，今后应该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大力开展增产节约，树立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的作风。
这一次会议对有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其中争论得最热烈的是对鲁莽等十七位列席代表的题为“填满‘护城河’，削平‘桥头堡’”的联合发言。
鲁莽等说，在党群间的“城墙”和“鸿沟”之外，还有“护城河”和“桥头堡”，“那就是少数自命‘前进’，也算负有‘桥梁作用’的官僚主义者。
他们把旧社会带来的一套做官秘诀，人情世故，换个封面，应用到新社会。”
他们还说：
这批官僚主义者八年虚度，于国于人无补，始终甘于做个“伴食中书”，吃饭睡觉，一无建树。
他们不同意党群之间的墙是双方筑成的看法，认为墙是部分党员和非党人士中的官僚主义者筑成的，与旁人无关。
在鲁莽发言的前后，有五个人声明退出这个联合发言。
当时还有两位政协委员写条子向主席声明，他们坚决反对鲁莽等的发言，认为这个发言否定了八年来民主人士的积极作用，是对民主人士的侮辱。
在以后的小组和大会发言中，许多人表示不能同意鲁莽等的观点，认为不能用漫骂来代替批评，有的人认为这个联合发言是鲁莽了一些，但也可以引以为戒，发言中对的地方可以接受，错误之处可以进行批判。

新疆的主要矛盾不是民族之间的矛盾
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讨论得出结论
新华社乌鲁木齐26日电
从4月26日到5月24日召开的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了自治区人民内部矛盾和开展整风等重大问题。
会上，关于什么是自治区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曾有两种分歧意见：
有人认为领导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有一部分人认为民族间的矛盾是主要的。
经过反复讨论，进一步摆出事实，最后取得了一致的认识。
大家认为各族领导干部和群众的矛盾是主要的，民族间的矛盾是次要的。
因为就实际工作中已经发生过的一些问题来分析，所暴露出来的主要矛盾都是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而不是民族之间的矛盾。
会议认为，经过分析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就会引导大家集中主要力量来反对和克服领导和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否则，就会忽视和放松在这方面的努力，以为只要反对了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就够了。
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有害的。
会议认为，看不到民族矛盾和它的严重性，也是错误的。
会议指出在解决自治区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必须首先反对大汉族主义。
这次扩大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整风的会议，是自治区自上而下整风的开始。
会上，自治区党委委员，各地党组织的负责人，根据中央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指示的精神，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和实际情况作了发言，进行了自我批评，检查和批判了在领导生产建设、物资供应、合理分配、民族团结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错误和缺点。
大家从而提高了认识，增强了党的团结，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展整风运动作好了思想准备。
会议结束前，书记赛福鼎讲了话，最后第1书记王恩茂作了总结。
王恩茂在总结中代表自治区党委就自治区党委的工作作风，关于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关于民族问题、关于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等方面的缺点，作了检查和检讨，并提出了今后改进的办法。
会议还认真地研究了开展整风，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等重大问题。
会议指出：
各地在整风中必须很好安排当前的农业生产、夏收预分，基本生活资料供应等工作。

毛主席看望士兵
史立成
今年04月03日，天气格外的好。
玉兰花、映山红、茶花和桃花开满了山坡。
鸟儿在绿树枝头啾啾地叫。
驻在杭州市郊的士兵们，披着阳光，从训练场回来，欢欢乐乐地到食堂去吃午饭。
这时，两辆带篷小汽车开进了营房。
是哪位首长来检查工作？
是哪儿的同志来参观？
王宝善上尉跑向前去迎接。
还没到汽车跟前，几位首长向他走来了。
走在前面的一位首长，身材魁梧，满面红光，身着银灰色制服，脚穿黑色布鞋。
啊，这不是毛主席吗？
王宝善心里猛地一跳，全身热烘烘的。
他揉揉眼睛，再仔细一看：
是亲爱的毛主席，是我们时时刻刻想念的毛主席！
王宝善向毛主席敬了礼，想报告两句什么，可是嘴巴和脑子好像不听使唤了。
他张了张嘴，却没有说出话来。
毛主席握住王宝善的手，说：
“你是这儿的首长吗？”
“我是这儿的指导员。”
王宝善仰起头望望毛主席慈祥的面容，有点慌的心马上镇静了。
“同志们正在开饭，是吗？”
“是，刚刚开午饭。”
王宝善立正回答。
毛主席请他领着到食堂去看看。
毛主席和王宝善上尉并肩跨过一条小溪上的石板桥，穿过一小片青竹林的时候，毛主席又问王宝善：
“现在正忙些什么工作？”
“主要是搞训练。
再就是复员教育工作。”
“老兵愿意复员吗？”
“老兵们很留恋部队，一听说叫复员，开始不愿意走；
经过教育，现在都乐意回农村去参加生产了。”
毛主席点点头，微笑着说：
“这样很好。”
毛主席顺石阶走下一段难走的石坡，到一间士兵宿舍里。
他关切地看了士兵们的床铺，盖的被子。
毛主席刚刚走出士兵宿舍，迎面碰见了刚下岗的新兵陈相均。
陈相均抬头一看是毛主席，想很快地让开路；
毛主席已经亲热地把他的手握住了：
“小同志，辛苦啦！”
陈相均光咧着嘴朝着毛主席笑，回答不出话来。
“你今年多大啦？
哪儿的人？”
“浙江平阳人，今年二十一岁。”
毛主席笑着说：
“你长得很壮实啊！”
正在食堂吃饭的士兵，听说“毛主席来啦！”
高兴地涌到食堂门口。
有的端着半碗饭，有的还拿着筷子。
毛主席向士兵们招手，士兵们眼一眨不眨地望着毛主席，脸上露出抑止不住的内心的欢笑。
他们觉得见到毛主席，是一生最大的幸福。
毛主席走进士兵食堂，托起桌子上的一盘菜，看了看，掂了掂，问身旁的士兵：
“每顿的菜够吃吗？”
士兵们不约而同地说：
“够吃了！”
“每天的菜金多少钱？
是四角二吗？”
“是四角二。”
余金山中士一面回答，一面想：
毛主席每天忙国家大事，还知道我们每天菜金是多少，真关心我们士兵啊！
毛主席看看食堂的设备和战士们吃的饭和菜，然后站起身，微笑着向士兵们又招招手说：
“同志们吃饭，吃饭吧。”
在这样幸福的时刻，人人怀着激动的心，谁还顾得上吃饭。
毛主席走出食堂，士兵们欢笑着挤出食堂送毛主席。
毛主席走到伙房门口不远的地方，正巧炊事员顾彬甫跑来看望毛主席，和毛主席碰个对面。
毛主席握住顾彬甫油腻的手，非常亲热地说：
“啊，大师傅，辛苦啦！”
四十六岁的顾彬甫，做了整整三十年炊事活儿，在旧社会，国民党的官见了他，嫌他脏，嫌他笨，叫他闪的远远的，叫他滚到别处去。
可是今天，他见到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毛主席和他握手，又称他“大师傅”。
心里的一股热流涌到了眼上，他含着热泪笑了。
十二点多了。
毛主席和士兵们握手告别，士兵们鼓掌欢送毛主席。
毛主席走远了，还回过身来站在山路上向士兵们招手。
（原载5月25日解放军报）

伏老依依惜别　毛主席祝他一路平安
毛主席的欢送词亲爱的伏罗希洛夫同志，同志们、朋友们：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和他的随行人员在我国各地进行了二十多天亲切友好的访问以后，继续前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友好的访问。
现在他们就要离开我国去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我们怀着深深的惜别的心情来欢送他们。
伏罗希洛夫同志在中国的访问给中苏友好关系的光荣历史写下了新的、灿烂的一页。
他带来了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兄弟友情，他同中国广大人民的热情会见，再一次生动地体现了中苏两国人民之间久已存在的深厚友谊。
我们希望伏罗希洛夫同志把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最诚挚的友好愿望带给全体苏联人民。
伏罗希洛夫同志！
当你即将离开我们的时候，请允许我再一次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你，并且通过你向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表示最大的感谢。
我们虽然暂时分别了，但是中苏两国人民的心将永远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亲爱的主席同志！
我祝你身体健康，一路平安，并且在增进苏联人民的繁荣幸福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中苏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伟大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伏老的告别词亲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我们在好客的、人民中国的国土上已经三个多星期了。
对我们说来这是充满了深刻印象和欢乐情感的美好的日子。
由于你们给我们的访问做了出色的安排，使得我们能够在短短的时期里参观了不少的省份和城市。
我们访问了你们光荣的首都——北京，访问了鞍山、沈阳、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和昆明等城市。
我们会见了你们伟大人民的各界代表，他们给予苏联的使者们以热情的、令人难忘的接待。
我们在你们美好的国家到处感受到莫大的关怀和热诚的款待。
今天，当我们要离开兄弟的中国的国土时候，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并代表随我同来的同志们拉西多夫、叶留金、费德林和尤金等向毛泽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访问期间我们再次看到了英勇的中国人民在人民政权的年代里，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坚强团结和牢不可破的统一，以及把祖国变为强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的决心，使我们感到欢欣鼓舞。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的成就使所有的外国朋友都感到骄傲。
我，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胜利，看到由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组成的，并由像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这样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领导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如此巧妙地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而感到特别高兴。
在访问期间，我们在各地都看到了中国人民对苏联的极其深厚的友好的和兄弟的感情。
我们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我们国家能够有像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忠实朋友和同盟者。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这种友谊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坚固基础。
生活时刻都在证实着，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它们的友谊是日益增强的。
我们在兄弟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期间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像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埃及、锡兰等等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的友谊，是世界和平的可靠保障。
这一点是上述各国人民和领导者们都了解的。
我们曾接受敬爱的苏加诺总统的盛情邀请，在不久前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在访问期间，我们高兴地看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对发展同苏联和其他爱好自由的国家的友谊的热烈愿望，看到了他们为反对殖民主义、为收回西伊里安和为争取社会进步而斗争到底的决心，看到了他们争取国际和平和合作的意志。
苏联十分珍视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友谊和所有爱好和平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并尽一切力量去发展和巩固这种友谊。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会见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诸同志和中国其他领导人并和他们进行了交谈，在极其诚挚和兄弟般的交换意见过程中，不论是在国际形势问题上或是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的问题上，都又一次表现了苏、中两国充分的相互谅解和一致。
亲爱的朋友们！
现在我们就要同你们告别了，同我国一致公认的英雄的、智慧的、勤劳的并有高度纪律性的全体中国人民告别了。
我们回到祖国以后，一定把在中国看到的一切都告诉给苏联人民，告诉他们已经转达了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衷心问候，并且一定把你们对我们国家和我国人民所怀着的热烈的友情转告给他们。
亲爱的同志们，让我再一次感谢你们和全体中国人民对我们的兄弟般的接待。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我衷心地愿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勤劳的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不断取得巨大的成就！
伟大的、兄弟的中国人民繁荣万岁！
苏中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们亲爱的朋友和同志毛泽东和他的最亲密的战友们万岁！
祝世界各国的友谊昌盛和巩固！
世界和平万岁！
再见了，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再见！

伏老到达蒙古访问
乌兰巴托人民热情迎嘉宾
据新华社乌兰巴托26日电
伏罗希洛夫主席今天下午坐飞机到达乌兰巴托。
他是应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的邀请到蒙古作友好访问的。
蒙古首都约五万劳动人民以最隆重的礼节热情地欢迎苏联元首。
今天上午乌兰巴托虽然飘着雪花，但是乌兰巴托市的劳动人民一清早就穿上新衣，拿着红旗和鲜花，带着一颗颗火热的心，到通往飞机场的马路上迎候贵宾。
他们伫立在从乌兰巴托市到“蒙苏友谊”牌楼的长约十里的马路两旁。
伏罗希洛夫乘坐的专机着陆的时候，桑布和泽登巴尔、达姆巴等党政负责人到飞机前迎接伏罗希洛夫。
伏罗希洛夫满面红光，走下飞机和桑布、泽登巴尔拥抱、亲吻。
伏罗希洛夫由桑布陪同检阅了仪仗队。
当伏罗希洛夫走向欢迎的人群的时候，人群里爆发出一阵阵的欢呼声和鼓掌声。
孩子们、年青的妇女们和老人们一个个从人群中兴奋地走出来，把鲜花献给伏罗希洛夫。
桑布代表蒙古政府、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致欢迎词说，蒙古人民今天接待苏联党和国家的老一辈的杰出的活动家伏罗希洛夫主席感到极大的喜悦。
他说，蒙古人民在10月革命的影响下和苏联的帮助下取得了人民革命的胜利。
三十六年来蒙古在经济及文化建设方面获得了很大成就。
这是和苏联大公无私的兄弟般帮助分不开的。
不久前蒙苏两国政府和党的会谈对加强两国友谊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作出了贡献。
他说，伏罗希洛夫的光临将更加巩固蒙苏两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友谊。
接着伏罗希洛夫讲话说，他们到蒙古来就像到老朋友家一样。
在苏联人民祝贺苏蒙会谈成功的同时，他再一次表示他个人的祝贺。
他说，苏蒙两国在三十六年中同甘共苦建立起来的友谊将更加巩固和发展。
随后，伏罗希洛夫在桑布等陪同下乘汽车从飞机场到迎宾馆。
沿途都有欢迎的人群。
从乡下骑马赶来的牧民们向伏罗希洛夫挥手致敬。
工人们、学生们向伏罗希洛夫欢呼。
他们高唱欢迎伏罗希洛夫的歌曲。
新华社乌兰巴托26日电
伏罗希洛夫主席今天下午六时到蒙古政府大厦拜会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
苏联方面在场的有拉希多夫、叶留金、费德林和苏联驻蒙古大使皮萨列夫。
蒙古方面在场的有泽登巴尔、达姆巴、锡林迪布、苏伦扎布、达姆丁、杜格苏伦及其他党政负责人。
随后，桑布邀请伏罗希洛夫主席共进晚餐。
同日下午，伏罗希洛夫到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陵墓献了花圈。
晚上，泽登巴尔、达姆巴拜会了伏罗希洛夫。

叙总理重申坚守积极中立政策
“苏联经常援救我们，帝国主义却企图消灭我们”
据新华社26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5月25日重申继续坚定地奉行目前的积极中立政策。
他说，我们既不站在东方一边，也不站在西方一边。
阿萨利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长篇谈话中说，“我们严肃地宣布我们是苏联的朋友，苏联经常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经常来援救我们。
我们深为遗憾地指出，帝国主义却企图消灭我们。”
阿萨利指出，“苏联一贯不断地向我们伸出友谊之手，我们是苏联的朋友”。
同时他又说，“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的主义，对我们国家的前途可能构成一种危险”。
阿萨利还说：
“我们努力在我国人民的心中培养对以色列和帝国主义的仇恨。
帝国主义为了瘫痪和反对非洲和亚洲阿拉伯人的联盟而建立起来的以色列，对于阿拉伯人的前途来说是一种最严重的危险。”
阿萨利在提到英法对埃及的侵略时指出，这种行动是“该诅咒的”。
他接着说：
“不可否认，美国给了我们帮助；
但是我们必须不愉快地指出，这种帮助并不是无私的，这种帮助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其他的帝国主义目的。
这种目的在后来暴露出来了”。
阿萨利说，在苏伊士事件的高潮，当叙利亚的石油储备量只够使用一个星期的时候，“只有苏联赶来援助我们。”
而“美国人、意大利人和所有其他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呼吁都充耳不闻”。
阿萨利说，“这些事实就是决定我们忠于我们的积极中立政策和忠于苏联从1945年以来对我们一贯表现出来的无私友谊的那些因素。”

台湾人民对美国霸占阴谋当头一棒
国际舆论对台北反美事件的反应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台北爆发的反美斗争，引起各国舆论的注意，认为这是台湾人民对美国企图长期霸占台湾的当头一棒。
罗果夫26日在莫斯科“消息报”上发表文章说，在台北所爆发的反美示威事件，强有力地打击了所谓台湾居民支持美蒋统治的这种神话。
作者写道，台北人民反对美国占领者的群众运动再一次证明，积极争取解放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台湾的力量日益壮大。
它证明，那些指望用大炮和航空母舰来制止不能改变的历史进程的人们的政策破产了。
越南“人民报”26日说，“这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一个重大打击”。
台湾的中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憎恨情绪是根深蒂固的，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帝国主义者把台湾当作殖民地加以占领，并且把当地人民当作奴隶。
评论说，台湾中国人民这一无畏的斗争将对南越、南朝鲜和其他地方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的运动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开罗“人民报”25日发表社论说，台湾人民的反美大示威给帝国主义上了难忘的一课。
“这个突然的爆发是由于使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同祖国分离开来并且把台湾变成美国的远东基地这种企图所造成的仇恨的感情郁积的结果。”
日本报纸继续表示同情台北的反美大示威。
日本三大报纸——“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26日又在专栏发表文章，支持台湾中国人民对美士兵杀人案的不满情绪。
菲律宾驻美大使罗慕洛25日在一次对记者谈话中说，还有再发生台北那样的反美事件的威胁，“除非让亚洲人拥有处理他们领土上的犯罪案件的司法权”。
他指出，在菲律宾也没有同美国解决法院裁判权的问题。
伦敦各报以通栏大标题刊登了台北事件的报道。
报道的重点是：
美国给台湾蒋介石集团那么大量的援助，结果并不美妙。
“新闻纪事报”25日评论说：
这不过是亚洲整个反美情绪的一部分。
“每日电讯报”25日评论说：
“台湾的这次猛烈的反美暴动对美国的公众和官员们是个晴天霹雳。
台湾的存在完全靠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但是换来的不是感激却是敌意。”
这家报纸说：
“年纪较轻的中国人讨厌美国人在那里，把他们视若仇敌，而老一辈的人气的是美国人破坏了中国的传统。”
“泰晤士报”认为这次事件不是偶然的。
它说：
反美怒潮在“相当时期以来”一直在酝酿着要爆发。

合众社记者米勒承认
反美情绪在台湾蓬勃生长
据新华社26日讯
合众社记者威廉·米勒报道说：
“台湾的反美情绪是很紧张的”，促使这次反美大示威“爆发的是早就存在着的紧张关系”。
米勒曾经在台湾住了三年，去年秋天才被调往马尼拉。
米勒写道：
“美国官员们所没有看到的、或者故意置之不理的基本事实是：
台湾中国人的广大群众，也就是可能群起闹事的大众，是不喜欢美国人的。”
他说：
在台湾，“同中国居民杂居的美国人经常遇到各种愈来愈严重的敌视表现，像嘲骂、无故寻事和日常的生气吵架。
惹弄美国人已经成为低层社会所喜爱的消遣，向美国人的汽车扔石头是儿童们最高兴玩的游戏。”
米勒承认：
“中国人恨美国人是有道理的”。
他说，“这些美国人住着最好的房子，坐着最好的汽车，有的还抢走美丽的女孩子。”
作者说：
“雷诺审判事件不是这个海岛发生这次激烈的反美暴动的根本原因。
它是这次暴动的导火线。”
米勒说：
“反美主义”正在台湾岛上蓬勃生长，“许多美国人认为，最基本的需要是要官方普遍认识到、或者承认这个事实，那就是台湾的反美情绪是很紧张的。”

塔斯社发表声明
约旦事变是帝国主义阴谋造成
苏联因本身安全不能置之不理
据新华社莫斯科26日电
塔斯社5月25日发表关于约旦局势的声明说，苏联领导人声明，苏联深切地期望中近东地区能得到和平和安全。
前些时也曾经声明过，苏联对由于帝国主义阴谋而形成的约旦局势不能置之不理，因为，同苏联接壤的中近东地区的局势不能不影响苏联的安全。
声明说，层出不穷的事实每天传来，证明约旦事变是殖民主义者阴谋的产物，他们依靠着约旦内部极端反动的势力，决心打破约旦人民的反抗，并且以臭名远扬的“杜勒斯—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形式，给约旦人民戴上新的殖民主义枷锁。
声明说，不能忽视美国合众社在前几天所散布的约旦国王侯赛因的谈话。
这次谈话企图庇护约旦事件的真正祸首，同时诽谤苏联对中近东国家的政策。
谈话中把约旦事件描绘成“苏联共产主义”活动的结果，或者又是什么苏联的行动所引起的“混乱状态”的结果。
自然，侯赛因国王十分清楚，他所说的关于苏联的一切是同实际情况毫无共同之处的。
声明说，大家都知道，苏联在自己的外交政策方面严格遵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苏联认为，约旦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一样，有权自己决定自己国家的内政。
但是，约旦事件不是这个国家内部发展的产物，而是外国粗暴干涉的结果。
苏联只是希望约旦人民在他们的独立的民族发展的道路上一帆风顺和获得成功。
苏联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阿拉伯人民始终如一的和忠实的朋友，当阿拉伯人民的独立和世界和平由于苏伊士运河事件而遭到严重威胁的时候，苏联就实际证明了它是这样的朋友。
声明说，至于谈到苏联同阿拉伯各国的经济关系，无论侯赛因国王在答记者问时怎样说，事实是苏联本着充分体谅的态度对待阿拉伯国家的需要，其中包括约旦的需要。
苏联已经对推翻殖民主义压迫求得解放的东方人民给予尽可能的帮助——在平等、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和互利的基础上的帮助，今后还愿意给予这种帮助。
大家清楚知道，约旦并没有要求苏联给予经济援助。
这说明，打算对苏联给予中近东国家经济援助的动机散播怀疑的企图是毫无根据的。
声明说，约旦事件的煽动者显然不喜欢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和平友好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是横在殖民主义者和阿拉伯国家中有些准备任意出卖本国利益以讨好于美国亿万富翁的集团的道路上的绊脚石。
声明说，每一个正直的人都不能不看到，不久前发生的约旦事件的真正用意是想把约旦领土变为对阿拉伯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进行新的破坏和冒险的窠穴，是力图把约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拉入完全违反这些国家的民族利益的侵略性军事集团。
声明说，在约旦已经建立了公开的反动独裁，它的宗旨就是镇压一切爱国力量和一切进步的东西。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都有美国帝国主义集团在幕后活动，他们在这里也如同在所有地方一样，是殖民暴政和反动派的靠山。

应约旦国王的请求
叙军开始撤出约旦
据新华社26日讯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官方人士24日说，叙利亚政府已经按照约旦国王侯赛因的请求，命令驻在约旦的叙利亚军队撤出约旦。
撤退行动已经在23日开始。
叙利亚军队是在去年英、法、以色列发动侵埃战争以后应约旦政府的请求而进驻约旦的。
这些军队约有三千人。
据中东通讯社报道，叙利亚驻约旦的军队最近曾经遭到约旦当局的一连串的滋扰。
约旦当局检查了驻麦法拉克叙利亚军队的车辆，在他们营房附近布置了挑衅性的巡逻队，并且指责他们在约旦内部煽动纠纷。
最近的一次找麻烦是要求叙利亚军队开到亚喀巴去。
报道说，所有这些挑衅性行为的目的是要刺激叙利亚军队自己出面要求撤出约旦。
叙利亚“舆论报”24日说，约旦国王侯赛因要求叙利亚军队从约旦撤退是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一部分。
这家报纸说，约旦的态度“为在中东建立美国总统的计划和巴格达条约概念所要求的军事集团作了准备。”
“舆论报”说，过去三天，摩托化的沙特阿拉伯军队在约旦接管了叙利亚军队驻防的阵地。

每分钟有多少婴孩出世？
全世界平均每分钟有一百七十个婴孩出世，九十个人离开人间。
这是联合国统计局统计出来的。
它根据二百多个国家人口调查编纂了一本有七百多页的“人口年鉴”。
据估计，如果按照每天增加近十二万人口的速率增长的话，到本世纪末，现有二十七亿人口将增加一倍之多。

法共号召劳动人民和民主力量
坚决反击法西斯暴行
据新华社26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讯：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25日发表声明，号召法国劳动人民和维护民主的人团结起来，“坚决堵塞法西斯冒险的道路”，对他们的无耻暴行进行反击。
政治局是就法国共产党蒙拜利埃办事处和第戎市许多民主组织（法兰西妇女联盟、法国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法兰西女青年联盟和法苏协会）共同使用的办公楼遭到法西斯暴徒袭击的事件发表声明的。
这个声明指出目前在法国法西斯威胁加深的危险。
破坏分子在政府政策的怂恿下，力图抓住目前政府危机的机会，来加强活动。
声明说，法西斯分子指望更加反动的政府来执政。

波兰制成第1架喷气式直升飞机
新华社华沙25日电
据波兰通讯社25日报道，波兰已经设计和制成了第1架喷气式直升飞机。
波兰这种飞机的特点是：
构造非常简单、成本低廉。
目前，世界上大批生产喷气式直升飞机的只有美国和荷兰。

洗手米谷

美国报纸纷纷发出惊呼
布里奇斯威吓蒋介石集团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26日消息：
参议院共和党政策委员会主席布里奇斯25日叫嚣，美国必须要对台湾的反美事件“负有责任的人采取行动”，“不管其中任何人可能占有多么高的地位”。
布里奇斯是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主要共和党委员，他主张美国政府向蒋介石集团表明，如果继续发生所谓侵犯美国主权的事件，“那就绝对不能容忍”。
布里奇斯绝口不谈雷诺枪杀刘自然的事情，却蛮横地要求“立即完全赔偿损失”，“必须获得满意保证”，使这种事件“不再重新发生”。
美国官员们在明白表示对这次反美示威的规模和激烈程度感到震惊的同时，也担心这一事件将会给美国国内削减国防预算和援外费用的运动火上加油。
参议员威利斯·罗伯逊要求美国陆军考虑把它的驻在七十二个国家的军队撤回一部分。
罗伯逊承认美国的驻在国外的大量士兵和空军人员和它的盟国之间不断发生磨擦。
美国国防部25日宣布，它将减少驻在台湾的美国军事人员。
国防部说，大约有六百人将被调到别处去，他们大多是军事援助顾问团的人员。
许多美国报纸都以首页通栏大标题刊载台北反美事件的消息。
“华盛顿邮报”说，台北事件是十年来最惊人的反美事件之一。
“世界电讯与太阳报”25日的社论说，“这样猛烈的反美纷乱竟然在台湾爆发，这是令人震惊的事。”
社论承认：
美国在这一件事上是处于不利地位的。
首先是美国在台湾的人员太多，这必会使人想起不愉快的事情，其次是美国当局纵容杀人犯并且用陆军包租的飞机放他逃走，是轻率的、刺激人的行为。
“华盛顿明星晚报”对蒋介石集团驻美“大使”董显光就台北事件的解释表示不满。
这家报纸在社论中说：
“人们希望他的话是对的，但是这次骚动的持久性和破坏性却引起忧虑和疑问。”
“纽约时报”25日的评论说：
把发生磨擦的可能性减少到最低限度，是美国的责任。
在这一方面，在台湾的情况显然是失败的。
必须采取纠正措施。
它说：
“国民党中国经不起这点，我们也经不起。
恢复相互谅解是必要的。”

苏共中央和政府号召农业劳动者
三年内增产羊毛一倍
新华社26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25日讯：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发表了告苏联农业劳动者书，号召他们在今后三年多时间内（新五年计划今后余下的年份）至少把全国羊的只数和羊毛产量增加一倍。
告农业劳动者书指出，虽然在最近三年中苏联的羊毛产量增加了13％，羊毛的征购量增加了25％，但是，目前全国仍然感到羊毛不足。
告农业劳动者书认为，这一十分重要的畜牧业部门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农业机关对养羊业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这一文件建议修改过去制定的关于增加羊只数目和羊毛产量的计划，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潜力来迅速增加羊只数目和羊毛的产量，并且建议今后在衡量养羊业发达的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区的养羊业生产成绩时，除了注意主要的指标之外，还应该注意一百公顷农业用地上羊毛的产量以及每只羊的剪毛量和养羊业其他产品的产量等指标。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要求立即解决有关在夏季特别是在过冬时期建立饲料基地的一切问题，要求广泛地展开改良牧场和割草场的工作，并且按照现有牲畜头数和预计的仔畜的需要量来修建羊圈和冬季放牧的温室。
此外，文件中还要求进一步改良羊的品种，要求使全国细毛羊和半细毛羊的只数增加许多倍，要求注意在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和哈萨克共和国南部许多地区内繁殖卡拉库尔羊，并且建议在各地广泛建立羊群育种场。

会见赫鲁晓夫同志
邰燕祥春天。
第40个春天。
我们来到了，又行将告别这光荣的京城。
莫斯科，以阳光照耀着我们的思想，以东风鼓满我们的心胸。
成群灰色的鸽子飞落在红场上，伴着像小鸽子似的笑闹的幼童；
红军橐橐地走过，鸽子并不吃惊，仿佛知道这是自己的士兵。
车流如水，人行如织，所有的步伐，振奋、安详、坚定。
生活在喧腾；
只有一处凝结着大理石般的肃静，肃静的行列走入大理石砌的陵门。
那儿睡着一个伟大而质朴的人：
列宁。
他曾在暴风雨的前端奔走呼号，又把不朽的丰碑留传给子孙，谁来到这儿能不崇敬他重如泰山的、鞠躬尽瘁的一生！
列宁身边安息着斯大林，透过千秋功过，闪耀着一颗丹心。
两万万颗丹心——一个属于明天的国家：
这一切对我们并不陌生。
四万里航程中鸟瞰了山河平野，怎样的土地哺育了这样的人民！
我们像小学生，一边指点着地图，一边把四十年历史重温。
在伟大的国土上，在伟大的人民中，我们啜饮了一种奇异的酒——它使燃烧的心更加火热，它使不醉的眼更加清明。
再见吧，莫斯科！
再见吧，苏联！
你这伟大的红色阵线的中心。
揣想着临行的最后一杯酒该多么醇、多么浓烈、多么热情！
“第6号房间。
赫鲁晓夫·尼·谢”。
我们轻轻地推开了两扇门中的一扇门。
迎接我们的是温暖的手，迎接我们的是熟悉的笑容。
由于劳动和健康，这双矿工的手粗厚而有力，过多的关心和思考，加深了额前的皱纹。
全世界的心里都有苏联，全世界都在苏联心中。
赫鲁晓夫同志背后张挂着大幅地图，MИP，世界；
MИP，和平。
不是以鼓动家的雄辩的语调，而像一个老工人对青年亲切谈心。
窗外，街心花园，初绿的菩提树，可也能望见中东的风云。
还记得硝烟弥漫在苏伊士河上，炮火震动了全世界的神经……莫斯科发言了。
于是二十四小时之内停火。
灯火管制的开罗重又亮起千万盏明灯。
地球自转着，又公转着，岁月和劳动者的手把它推入了黎明。
我们在明天已经变成昨天的地方，谈论着为从前天转变到今天的斗争。
美国在约旦干着干惯了的坏事，人民受挫了，但是人民将掀起新的斗争。
谈论着埃及、叙利亚，谈论着美国的阴谋、土耳其的雇佣兵……不止一件事教我们热血沸腾，只是共产主义者能够保持冷静。
人民是地球的主人，愿它在晴空中团圞运转，因此莫斯科送出的信封里，装的不是炸药，而是和平。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此外再没有什么主宰，如果有，那就是人民的理想和信心。
四架银色的飞机停留在赫鲁晓夫的办公桌上。
飞翔吧，你们的翅膀覆盖着安宁的大地；
一旦有事，你们也将会叱咤无情。
赫鲁晓夫同志说得高兴，甚至都没想到喝一口水。
他纵谈着天下大势，也关怀着克里米亚葡萄园的收成。
第6个五年计划将带来丰富的肉类，每个人，每一年，平均食肉量要超过九十公斤。
在办公室里，我们还看见一束丰硕的麦穗，我们没问它经过了多远的路程；
十亿普特，垦荒地已经贡献，千古传名的饥饿草原，也将有粮食诞生。
有一点，赫鲁晓夫不曾谈到，我们却想到了苏联送给兄弟国家的粮食和物品。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联合成一条战线，联合成一个家庭。
“我们苏联人民热爱中国人民。”
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这种友谊开始于10月革命，当年许多中国人参加过赤卫军……时间证明了这种友谊的力量，无论在患难中，在胜利中。
“为了使中国强大起来，我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我们懂得这句话的重量，懂得你说这句话时候的感情。
为了使我们的祖国强大繁荣，使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更加强盛，我们也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像过去的年代一样继续斗争。
永远地，永远地，苏联是中国人民最忠实的朋友；
永远地，永远地，中国人民是苏联最亲爱的弟兄。
我怎样结束这一篇诗的报道？
赫鲁晓夫同志委托我们向中国人民转达永无止境的友情。
最好的话像滚热的血，从他的心滴进我们的心：
“苏联人民和苏共中央问候中国共产党，问候中共中央的同志们。
整个的中国欢迎了伏罗希洛夫，这是中苏人民友谊和爱情的又一次示威；
我们希望邀请毛泽东同志到我们这里来，请他准备好接受我们的欢迎。”
今年03月底，中国新闻工作者访苏代表团曾访问了苏联，在苏联逗留了四十二天，这首诗是作者在5月08日赫鲁晓夫同志接见该团后所写。
——编者

地下出土的书籍
郑振铎
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向来有这末一个念头，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从地下出土，而使之重见天日，独有古书则埋藏到地下之后，经过了若干年，一定会化成泥浆或灰烬，而无法保存下来。
古代的竹简、木简或者还可以保存到千百年之后，像晋时发现的魏安厘王墓里的“汲冡周书”，前几十年在西陲发现的大批汉简，近几年在长沙的楚墓和汉墓发现的竹简和木简之类。
在干燥的西北地区，像新疆、甘肃一带，也有可能把纸质或绢质的东西保存得很久，很久。
像敦煌千佛洞就保存了许多古代的写本，绢质的佛画，等等。
俄国的柯兹洛夫也曾在我国甘肃的黑水城，发掘出来“刘智远诸宫调”一书和一些纸质的木版画，像关羽像和四美人图。
但我们总以为，在潮湿多水的江南一带，古书一入土，就无法再保存的了，换一句话，就是不会有机会发掘出地下埋藏的书籍出来。
事实果真是这样么？
恰恰不然！
事实证明，我们在江南地区，甚至在全国各地，都可以有机会在地下发掘出古书来。
一件怪事，曾经哄动江南，也哄动全国的医学界。
我们在扬州发现了一个明代嘉靖（公元十六世纪）时期的古墓，墓中主人翁是曾经反对过严嵩的一位大臣盛仪和他的妻子彭淑洁；
当他们的尸身发现时，一点也没有腐烂，据说面色如生，肌肉都还柔软。
这两具尸体，后来就送到南通的一个医学院去解剖。
结果如何，未见下文。
但这墓里出土的文物却有不少，日报上也曾提到过，却忘记了提起一件事，就是这个古墓里也出土了一部古书。
这乃是一件十分动人听闻的消息！
为什么不被记者们注意呢？
我去年春天到了扬州，在梅花岭史公祠的文物保管委员会里，见到了这部古书，就特别的加以注意。
这部书并不希罕，乃是一部明代正德刻本的“孝经”。
希罕的是，它是从四百多年前的古墓里出土的，而且是完好如新。
可能有什么特别的秘方妙诀，能够使尸身不腐，也能使许多随葬物，包括纸质的书籍在内，全部保存得完好如新。
难道只不过是偶然的现象么？
这几年来，江南一带，出现了不少保存得很好的尸体，大部分是明代的，这应该引起科学家们的注意罢。
可惜的是发掘者只注意到尸体和随葬物，却没有研究四周环境，土质和棺木里的“防腐剂”。
在这个墓里，还出土了一大张纸质木刻的“路引”，两把纸质的折扇——一把是泥金的，一把是洒金的——也都完好如新。
这个发现更正了我们过去的错误的见解，鼓励了我们去注意地下出土的任何古物。
我们知道，任何古物，包括纸质的书籍或绘画（纸地的和绢地的）在内，都有可能在古墓葬、古文化遗址里发现。
我们必须加紧注意，并研究怎样加以保存的科学方法。
在过去，在古墓里也曾发现过不少丝织品的衣服等，总是以“见风化灰”一句话来形容它。
果真没法保存之么？
还有一件要事，至今未见下文，这也是有关地下的书籍的。
明末的一位民族英雄夏允彝的墓被盗掘了，松江地方的人立刻起来加以保护。
他的尸身好像也不曾腐烂。
在墓中有一大堆的原稿，用绢或布包裹得很好，上面铺了好几层布。
那些布被拿走了，但原稿并没有动。
江苏省文化局和江苏省文管会派人去调查。
我那时正在南方，就告诉他们，那些原稿必须设法取了出来，即使已经化成了泥浆。
后来不知结果如何。
据说，那位调查的人，见到了那一堆原稿，泡在水里，却怕下手去拿它，就依旧地用土封了起来，却谎报说：
已经化成了泥浆，没法取出。
去年秋天，我又到了江南，又问起了这件事。
他们才原原本本地告诉我这个经过。
夏允彝的原稿，这是多末珍贵的东西！
其中必有不少是有关于明末史料的！
如果完整地取了出来，乃是一个如何重大的发现！
将替我国历史增加了多少重要的篇页，同时，也替我国文学史增加了多少重要的作品；
却被损失在那个不负责任的“懒汉”之手！
江苏省文化局又在设法，看看是否还有挽救的余地，是否还可保存若干页。
但愿他们的工作成功！
（附图片）
明正德刻本“孝经”
——扬州盛仪，彭淑洁墓出土

拆墙声中
现在许多人所说党内外之间的“墙”，其实也不过是一个比喻，一个形象的形容词。
俗语说得好：
“人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只要彼此相见以诚，经人一点，这墙就会毁于一旦。
最近在各个座谈会上一些党外人士，尖锐地批评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这种无所顾忌的批评就是一种勇敢的拆墙行为。
只要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党的人，谁都深恶痛绝那阻碍党内外互相往来的墙的，不管它的建筑者是谁。
强烈的爱憎感会驱使人马上动手来拆。
人人都要动手拆，你拆一块砖，我拆一片石，谁也不应该袖手旁观。
愚公尚可移山，区区的人为墙，只要锲而不舍，还怕平毁不了么？
不想拆墙的人当然也还是有的，但在人人喊拆，大家要拆的今天，这样的人毕竟是孤独的。
然而也有人存心观望，戴着白手套站在一旁指手划脚地说：
“你不拆，我也不动！”
或貌似谦逊地说：
“您先拆，您先拆！”
甚至要人开保单，保证不再有人造墙，不再有人墙上加墙，自己才动手。
这就未必能博得别人的同情了。
　郭敏

“脱”点什么
“脱鞋下田”，在遍地水田的江南，对那里的干部参加农业生产来说是一个起码的条件。
你就是到田里站一站，也要脱掉鞋袜，挽起裤腿。
“脱鞋下田”是一个起码的条件。
华北及其它高原地带的农村“下地”，是用不着脱鞋的。
而且夏天脱了鞋下地，很容易踩上蒺藜，那痛楚的滋味虽也非浅，却非必要的锻炼。
工厂更用不着脱鞋了。
但是否也需要脱掉点什么呢？
听说北京的国棉某厂，厂的干部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就订了一个制度：
某天某时是厂级干部下来生产；
某天某时是科级干部下来……等。
使干部参加劳动生产不是一阵风地过去，而订出一套经常制度，这点是应当肯定的；
但这种有意带着级别下去生产，生怕到了车间就显不出“长”的身分来，甚至怕“长”和“长”也混淆起来，规定得这样严格，却是与中央指示的精神相违背的。
工人们为了接待“厂级干部”来车间，特为他们清理工作环境。
“厂级干部”走后，工人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与工人们花费的额外劳动一比较，相视一笑。
由此我觉得，对这样的“厂级干部”真是应该提出一个脱掉什么的具体要求。
但“脱”什么呢？
一时还想不出。
松公

雁荡灵岩（国画）　李可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