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
（按得票多少排列，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划排列）
中央委员：
仝云、廖承志、区棠亮、朱语今、王宗槐、左林、吴学谦、陈扶生、王照华、刘西元、李明、宋宏、吴亮璞、胡耀邦、查波平、张玉、张学清、丁明志、甘霖、白纪年、刘力彬、高天辉、张迈远、于厚德、王伟、刘健、李兴、汪行远、陈生、罗毅、阿拉坦敖其尔、胡晓风、张德隆、王宇辉、王道义、孙同浩、张超、章泽、刘实、李怀义、李琦涛、佟英、赵斌、梁步庭、梁济民、曹磊、鲁珉、王洛、任虹、李培根、林萍、赵长河、方群、杜平、胡克实、徐野、张学书、张进霖、冰耕野、李立功、陈向明、胡德华、郭海、彭煦程、杨海波、葛明旺、潘古、蒋南翔、王正、申效曾、刘庆芳、李宝光、陈玉西、荣高棠、徐进林、项南、萧健、王占先、陈少健、周振远、梁枫、梁绍文、邓祥、张黎群、魏克、巴吐尔·热西丁、林晖、周芝山、黄大仿、黄天祥、曾德林、魏巍、王北光、陈琏、丁浩、王传斌、杜淑贞、李式琇、吴雪、徐尚贤、张继明、李文耀、吕品、陈模、睢仁寿、阎遐、沙梯、汪家镠、张学彦、钱李仁、王恒成、王慎之、吴运铎、常城、蒋谷峰、谭西三、谭卓芬、田心、边春光、孙铁青、杨青、鲁钊、沙小泉、张浩波、崔勇、刘抗生、雪康·土登尼玛、鲁鸣、马祖灵、张鸿钧、张曙光、贺惠君、杨静琦、于驰前、王燕生、王显文、朱元、汪志馨、麻韬、廖伯康、毕文廷、龙冬花、牟星五、刘舒昌、蓝志民、王仁、徐建春、路金栋、王毓培
候补中央委员：
胡修道、林石榴、何其仁、陈立富、桑周、陈辛火、申亨燮、古德·项谦、达夫、刘秀珍、刀保藩、宋刚、余达佳、罗德仁、陈念贻、满都呼、郑楠、徐净武、陶刚辉、杨岭多吉、韩凯、何锡全、博什贾贾、马木提·尼牙孜、鲍奕珊、石舫、何若、王宝印、毛振珉、范青山、范垂华、刘元章、程金瑞、曲明、陈春兰、高连元、田兴唐、李纯、郑小叶、王庆汉、万绍芬、杨煜珍、陈澜、刘晓明、郭永泽、裔式娟、董学隆、马维民、胡启立、张勇、张敏、章嘉民、阮铭、惠庶昌、白昌凯、乔璞、桑毅修、张惠明、张瑰琦、锺沛璋、李淑铮、托乎塔尔汉·艾海买提江诺夫、曹锦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议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1957年05月24日）
大会在认真讨论了团的二届中央委员会提交大会审议的更改团的名称的建议以后，认为，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早已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也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已经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广大团员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而辛勤地劳动着，并且把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当作自己崇高的理想，在这种情况下，再把我们团的名称继续叫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已经不合适了。
为了确切地反映我们团所担负的政治任务和广大团员的意志，大会一致通过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大会并且认为，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青年运动的光荣传统，应该将改名以后团的全国代表大会和过去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相衔接，依照次序加以排列，把下一次团的全国代表大会定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
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大会通过团的章程并选出团的中央委员会
据新华社24日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下午一致通过决议，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个决议通过以后，全体代表起立长时间地热烈鼓掌，祝贺团的改名。
大会接着一致通过了团的第2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
这个章程的草案在提交大会讨论以前，曾经发给全国县以上的团委和部分基层组织征求意见，并且在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上加以讨论，然后采纳各地同志和代表们的意见作了重要的修改。
在大会开会期间，又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选举。
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包括正式委员一百四十九人，候补委员六十三人。
这个名单是由大会主席团和各个代表团经过反复的酝酿协商后提出初步名单进行预选，然后根据预选结果提出的。
出席这次大会的一千四百九十三名代表，有一千四百八十一人参加了今天的选举。
执行主席罗毅在会上宣布选举结果。
他说，今天参加选举的代表共一千四百八十一人，发出选票和收回选票各为一千四百八十一张。
候选人名单上的正式中央委员一百四十九人和候补中央委员六十三人，都以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当选。
选举结果宣布后，全场热烈鼓掌。
大会副秘书长鲁钊在会上宣布，截至今天为止，大会共收到了四千多个单位和十二万多人给大会的贺信四千多封，还收到贺电二十五封和贺礼一百二十四件。
在今天的大会上，还有二十五位代表提出了书面发言。
至此，先后在大会上作口头和书面发言的代表共一百二十四人。
他们在发言中着重谈到了在目前的新形势下青年团对广大青年怎样进行思想教育的问题，对青年进行劳动教育的问题，怎样正确处理有关青年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青年团基层组织的建设问题，并且广泛交流了团的工作经验。
他们在发言中本着发扬民主的精神，对青年团中央的工作提出了不少批评和改进意见。
大会的闭幕式将在25日下午举行。

伏罗希洛夫主席回到北京
带来苏加诺总统和胡志明主席对毛主席的问候
据新华社24日讯
伏罗希洛夫主席和苏联的其他贵宾们在今天下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伏罗希洛夫主席是在5月06日离开北京前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的。
伏罗希洛夫主席乘坐的银色飞机在五点四十分着陆。
他走下飞机以后，受到了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副总理、副委员长以及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员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的欢迎。
今天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蒙古等国的使节都到机场欢迎。
伏罗希洛夫主席由朱德副主席陪同到中南海勤政殿休息。
当伏罗希洛夫主席到达勤政殿时，毛泽东主席在大门口迎接。
他们见面后，伏罗希洛夫主席告诉毛主席说：
“苏加诺总统托我问候你，他祝你一切都好！”
“还有”，伏罗希洛夫主席又对毛主席说：
“胡志明主席也托我问候你和中国的其他同志，他也祝你们一切都好！”
毛主席笑着说：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伏罗希洛夫主席今天乘专机由河内来北京途经武汉时，第2次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
中午十二时许，伏罗希洛夫主席一走下飞机，就向前来欢迎的中共湖北省委第1书记王任重说：
“听说大桥合龙了，我要再去看看，失去这机会以后再看很困难。”
接着在主人陪同下驱车前往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工地参观。
在那里，伏罗希洛夫主席仰首望着这个高大的建筑物，还不时地向苏联专家卡尔宾斯基询问钢梁合龙的情形。
成百个桥梁建筑者听说伏罗希洛夫主席二次光临，都不约而同地上前向贵宾表示欢迎。
伏罗希洛夫主席向工人们祝贺，他说：
“祝贺你们胜利地完成了大桥建设工程，祝贺你们的新成就！
大桥完工以后，祝你们在建筑新的桥梁工程中工作顺利！”
工人们热烈鼓掌向他致敬。
贵宾们回到机场餐厅用过午餐以后，在下午二时离开武汉。
据新华社讯
伏罗希洛夫主席24日结束了他在越南的四天的访问，上午七时坐飞机离开河内前往中国。
胡志明主席以依依不舍的心情在嘉林机场送别伏罗希洛夫。
在伏罗希洛夫上飞机之前，两位老人互相紧抱着，吻了又吻。
胡志明在送别词中说，今天伏罗希洛夫主席要回去了，使我们万分依恋。
伏罗希洛夫离开河内到莫斯科，前后要经过越、中、蒙、苏四个国家，航程数万里，但终不会离开社会主义大家庭，无论到哪里，都会见到自己的兄弟。
伏罗希洛夫在告别词中感谢越南人民、政府和胡志明主席对他的热情接待。
他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祖国战线、劳动党和越南人民在争取自由幸福和统一祖国的斗争中取得更多成就。
伏罗希洛夫走上飞机后，再三向欢呼的送别群众挥帽表示惜别。
在离开越南的前一天晚上，伏罗希洛夫主席在河内苏联大使馆举行盛大宴会，向越南各界人士告别。
（附图片）
图片说明：
上左：
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迎接伏罗希洛夫主席。
新华社记者　侯波摄
上右：
朱德副主席（左）在机场上和伏罗希洛夫主席握手。
新华社记者　刘庆瑞摄

农业部、林业部、气象局等部门在整风中开始改进工作
本报讯
农业部、林业部和气象局结合整风开始改进工作。
中央气象局原来准备在杭州设立一处疗养所，以便在边远地区工作的人员休假期间去休养。
但局内和各地都有人不同意这样做，他们认为气象局系统在边远地区工作的人员休假时大都要回家看看，休养的人不很多，不需要专设一个疗养所。
最近气象局接受这个意见，决定停办这个疗养所。
这样每年约可节约万元左右。
另外对训练干部计划也作了初步修改。
原来是根据长远规划准备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建立一万多个台、站，现在根据大家意见进行研究，认为条件不够，计划偏高，需要压缩。
训练干部的计划也相应地缩减，湛江气象学校的容量从原计划九百多人减到五百多人。
林业部在整风中有人批评教育司司长楼华篷、经营局局长王心田工作不深入，脱离群众。
现在他们已经接受群众意见，开始改变作风，或参加了科务会议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或找一些青年谈心。
农业部民主人士莫定森在座谈会上提出“三反”时他在浙江的悬案以后，农业部正同浙江有关部门接洽，以求尽快解决。

台北爆发反美大示威
五千多群众愤怒捣毁美国大使馆
新华社24日讯
据美联社、合众社消息：
台北市五千多名群众今天捣毁了美国大使馆，抗议驻台湾美军当局释放一个杀死中国人的美军士兵。
愤怒的群众用石块投掷大使馆的两层楼建筑物，捣毁了每一个窗户。
有几个人爬上大使馆的围墙，扯下美国国旗用脚踩踏，接着把它撕成碎片。
这时候，人群中响起了一阵阵欢呼声和鼓掌声。
一大批人冲进美国大使馆，打毁了院子里的两辆吉普车、四辆轿车和一辆卡车，又冲到楼上把家具、电话机、书籍、文件等一切可以移动的东西扔出窗外。
消息说，有人还企图烧毁美国大使馆。
自从蒋介石集团逃到台湾以来，这是台湾人民最猛烈的一次反美示威。
消息说，台湾国民党当局派了装甲汽车、救火车和约一百个警察赶到现场，但是并不能阻止群众的抗议行动。
这些警察受到群众的咒骂。
消息说，枪杀中国人刘自然的驻台湾美军顾问团上士雷诺，昨天中午被台北美军军事法庭宣布无罪。
雷诺和他的妻子、女儿今天已经乘飞机取道马尼拉回美国。

台湾人民不可屈
台北五千多名群众昨日在激愤之下，捣毁了驻在台北的美国侵略者的大使馆。
消息传来，全国人民都对台湾人民所表现的民族正气感到敬佩，同时对他们在美蒋压迫下的水深火热的处境表示深切的关怀。
美国侵略者用武力霸占着我国的领土台湾，把台湾人民视如草芥牛马，随意加以蹂躏。
驻在台湾的美国军事顾问团的上士雷诺枪杀刘自然事件，只不过是美国军队在台湾所犯下的无数罪行中的一件而已。
台北的美国军事法庭在雷诺杀人后竟宣布把他无罪开释。
这就更加清楚地暴露了美国侵略者的残暴和跋扈，以及他们在台湾以奴隶主自居的面目。
有着民族自尊心和反对外国侵略的光荣传统的台湾人民，是不能忍受这种奴隶生活的。
他们群起捣毁侵略者的大使馆，这表明他们已忍无可忍，不能不进行反抗了。
爱国的台湾人民是不可屈服的。
美国侵略者所以能够在台湾如此横行不法，把我国的这一块美丽国土变成暗无天日的世界，这是蒋介石集团的卖国行为所招来的。
这个集团为了要在祖国的一隅苟延残喘，不惜引狼入室，让美国侵略者侵占着台湾，并在那里横行不法。
现在，美国侵略者在台湾已一步步深入，最近并派遣了导弹部队驻在那里，以便把台湾变成它的原子基地。
与此同时，美国还不断传出要对台湾实行“托管”的消息。
这就是说，美国侵略者要赤裸裸地把台湾变成自己的属地。
在台湾的每一个爱国者都应当看出，在美国的压迫下就连牛马不如的生活也是毫无保障的；
甚至那些企图卖国自保的蒋介石集团的命运也是朝不保夕的。
台湾人民要重见天日，重过自由幸福的生活，只有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台湾人民应当同全国人民在一道，再接再厉，为解放台湾而共同努力。

周总理接见富尔并共进午餐
新华社24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法国前总理富尔和夫人，并且同客人共进午餐。
陪同接见和进餐的，有张奚若和夫人、叶季壮、张致祥、乔冠华、龚澎、黄华、吴茂荪。
（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和富尔谈话。
左起：
张奚若、富尔夫人、富尔、周恩来。
　新华社记者　吕厚民摄

周总理接见英工党议员访问越南代表团
新华社24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英国工党议员访问越南代表团团长哈罗德·戴维斯，团员威廉·华贝、莱娜·杰格夫人和代表团的秘书贝蒂·布特雷德。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秘书长吴茂荪，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罗清。
代表团是在访问越南后在23日到达北京的，他们即将回到英国去。

开展全国水土保持工作
国务院通过“水土保持暂行纲要”
新华社24日电
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全体会议第49次会议通过了“水土保持暂行纲要”。
会议决定设立全国水土保持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并且批准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
委员会主任是陈正人，副主任是傅作义、梁希、竺可桢、刘瑞龙，委员有：
罗玉川、李范五、张林池、何基沣、冯仲云、魏震五、屈健、马溶之。
会议还批准了海河水系治理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主任是林铁，副主任有：
钱正英、张竹生、史向生、刘开基、阮泊生。
会议又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设置云南省文山僮族苗族自治州、撤销文山专员公署的决定。
这个决定说，文山僮族苗族自治州的行政区域为原文山专区的文山、砚山、丘北、广南、富宁、西畴、马关、麻栗坡等八县。
自治州人民委员会驻文山县城。
会议最后通过了任免名单。

阿议会代表团从南京到天津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以马尔科主席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代表团连日在我国各地参观访问。
代表团17日到达杭州后曾参观了位于钱塘江边的工人疗养院，马尔科主席向全体疗养员讲了话，他代表阿尔巴尼亚人民向中国的工人阶级致以最热烈的敬礼。
代表团于20日从杭州乘专机到达上海访问。
21日，代表团访问上海附近松江县新乐农业社，社长彭兴余详细地介绍了生产和收入情况。
代表团对我国农村的水车很感兴趣，他们不仅和农民一起学着踏水车，还带图样回去准备研究采用。
23日，代表团离上海到南京，当天，代表团就冒雨晋谒了中山陵，随后又到雨花台凭吊人民革命烈士墓。
24日代表团由南京到达天津。
当日下午在天津市内进行了参观。

陈赓设宴欢送保军事代表团
据新华社24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赓大将今晚设宴欢送以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第1副部长兼人民军总参谋长波奇瓦罗夫中将为首的军事代表团。
陈赓大将在宴会上讲话时说，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同志诚恳和热情地从各方面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并向我们介绍了保加利亚人民军各方面的情况和经验，毫无疑问，这一切对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军队的兄弟友谊和促进两国军队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波奇瓦罗夫中将也在宴会上讲了话，他首先对中国政府和军队对他们的亲切接待表示感谢。
他说，我们衷心地感谢中国同志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了解中国军队和研究中国军队的经验。
我们在和中国人民相处的日子里，就像在保加利亚一样，这种友谊才是真正的友谊。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们出席作陪的有，萧华上将、李达上将、甘泗淇上将、洪学智上将、杨成武上将、陈士榘上将、萧向荣中将和杨秀山中将等人。
今天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再次接见了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人员。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1957年05月24日）
总则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为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帮助青年不断地提高思想觉悟，继承和发扬我国人民的革命传统，使我国青年一代成为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有知识、守纪律、体魄健壮、勤劳勇敢、朝气蓬勃、不怕任何困难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特别重视在广大青年中进行劳动教育，教育青年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积极参加工业、农业的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努力学习建设祖国的劳动技能和文化、科学知识，反对轻视劳动特别是轻视体力劳动的错误观点。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要求全体团员，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忠实地执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保卫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要加强同全国各民族青年的友爱和团结，要善于同各个青年组织密切合作，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经常警惕和克服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倾向。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一切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经常倾听群众的意见，反映群众的要求，遇事同群众商量，虚心向群众学习，并且以团员的模范行动和说服教育的方法带动青年不断前进。
青年团要善于按照青年的特点，采用生动活泼的工作方法，开展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青年健康成长的独立活动。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团的生活中要充分发扬民主，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团员应当自觉地遵守纪律，以保持团在政治上、组织上的一致。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努力发展和巩固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青年的团结，发展同世界各国青年的友好合作，并且同情和支持一切国家的青年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为保卫世界和平、争取人类进步和美好的将来而奋斗。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地方各级团组织受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团组织的领导。
第1章　团员
第1条　凡是年龄在十五周岁以上，二十五周岁以下的中国男女劳动青年，承认团的章程，参加团的一个组织并且在其中工作，执行团的决议，缴纳团费的，都可以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团员年满二十五周岁，没有被选入团的领导机关，或者没有担任团内的专门职务，就不再保留团籍；
如果他们要求继续留在团内，可以保留团籍到二十八周岁。
团员在被接收入党并且转为正式党员以后，如果没有在团内担任领导工作和专门职务，就不再保留团籍。
第2条　团员有下列义务：
（1）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宣传和执行党的政策；
（2）在劳动中起模范作用，完成党和团的组织所交给的任务；
（3）努力学习劳动技能和文化、科学知识，努力锻炼身体；
（4）时刻保持革命警惕，履行保卫祖国的义务；
（5）遵守国家法律，维护共产主义道德，同违法乱纪的行为作斗争；
（6）关心群众，反映青年的意见和要求，做青年的知心朋友。
第3条　团员有下列权利：
（1）在团内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在团的会议上和团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团的工作问题的讨论；
（3）在团的会议上，批评团的领导机关和团的任何工作人员；
（4）对于团的决议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除了无条件地执行以外，可以保留或者向团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
（5）参加团的组织通过对自己的处分决议的会议，并且可以申辩；
（6）向团的各级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申诉和声明。
第4条　接收团员必须个别地履行入团手续：
（1）申请入团的青年必须有团员两人介绍。
介绍人应当负责地向团的组织说明被介绍人的思想品质和经历，并且在介绍前向被介绍人说明团章。
（2）申请入团的青年应当向支部委员会提出申请，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报告区委员会批准。
在没有区级组织的地方，批准接收团员的权力属于县、自治县、市委员会。
县、自治县、市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把批准接收团员的权力授予基层的团委员会。
被批准入团的青年从支部大会通过他入团的时候起，就取得了团籍。
第5条　团员由一个组织转移到另一个组织的时候，必须按照中央委员会的规定转移组织关系。
第6条　团员有退团的自由，退团的时候，应当向支部委员会声明。
团员没有正当理由，连续六个月不过团的组织生活或者不缴纳团费，就被认为是自动退团。
支部大会应当对于这样的团员通过除名，并且报告上一级委员会备案。
第7条　团的组织，对于在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事业中，有优异成绩的团员，应当给以表扬。
对于违反团的纪律，或者犯了其它错误的团员，应当本着爱护的精神，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评和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其中情节严重的，应当给以处分。
处分分为：
警告；
严重警告；
撤销团内领导职务；
留团察看；
开除团籍。
给团员留团察看处分的时间是六个月到一年。
团员在留团察看期间，在团内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得作青年入团的介绍人。
第8条　给团员处分，必须经过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报告上一级委员会批准。
基层的团委员会和总支委员会可以批准给团员以警告、严重警告的处分。
给团员以撤销团内领导职务、留团察看的处分，必须经过区委员会批准；
在没有区级组织的地方，经过县、自治县、市委员会批准。
给团员以开除团籍的处分，必须经过直辖市、县、自治县、市委员会批准。
第9条　各级组织在决定对团员的处分的时候，应当听取被处分者的意见，对被处分者的申诉书应当立即转递，不得扣压，在接到团员的申诉书后，应当迅速地加以审查处理。
第2章　团的组织机构、团内民主
第10条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
它的基本条件是：
（1）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产生；
（2）各级委员会定期向各该级代表大会或者团员大会报告工作；
（3）各级领导机关应当经常听取和认真处理下级组织和团员的意见；
（4）团的组织和团员都必须执行团的决议，团员服从团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
（5）团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第11条　团的组织按照地区和生产单位的原则建立。
团的各级领导机关如下：
（1）在全国是全国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中央委员会。
（2）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
（3）在自治州是自治州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自治州委员会。
（4）在县、自治县、市是县、自治县、市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县、自治县、市委员会。
（5）在基层单位是团员大会或者团员代表大会，在团员大会或者团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基层委员会。
各级委员会可以按照工作需要，设立适当的工作部门。
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县、自治县、市可以设立代表机关——地方委员会、区委员会。
第12条　在全国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召开全国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会议。
代表会议代表的名额和产生办法由各该级委员会决定。
代表会议的决议，必须经过各该级委员会批准，才能够发生效力。
第13条　团的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基层组织的选举，在不可能采用投票方式的时候，可以采用按照候选人名单逐个进行举手表决的方式。
团的组织应当保障选举人有批评、提出和要求调换候选人的权利。
第14条　各级组织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切实保障团员的民主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由、切实地讨论团的工作和团组织中的各种问题，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15条　各级组织必须经常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揭露和消除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要鼓励自下而上的批评，特别是鼓励团员和青年对团的领导机关和工作人员提出坦率的批评和建议；
反对任何压制批评的行为。
第3章　团的中央组织
第16条　全国代表大会四年召开一次。
在特殊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可以决定提前或者延期召开。
出席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和选举办法，由中央委员会决定。
第17条　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1）审查和批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2）讨论和决定全团的工作方针和当前的工作任务；
（3）修改团的章程；
（4）选举中央委员会。
第18条　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额由全国代表大会决定。
中央委员会委员出缺，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依次递补。
第19条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两次。
第20条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若干人，组成常务委员会；
选举第1书记一人和书记若干人，组成书记处。
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常务委员会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书记处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处理日常工作。
第21条　全国代表会议，有权免除中央委员会部分委员或者候补委员的职务，并且有权补选部分候补委员，但是每次免职或者补选的数额，都不得超过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总数的七分之一。
第4章　团的地方组织
第22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代表大会两年召开一次。
县、自治县、市代表大会一年召开一次。
出席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和选举办法，由各该级委员会决定。
第23条　地方各级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1）审查和批准各该级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2）讨论和决定本地区团的工作任务；
（3）选举各该级委员会；
（4）选举出席上一级代表大会的代表。
第24条　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额，由各该级代表大会决定。
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出缺，由各该级委员会的候补委员依次递补。
第25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两次。
县、自治县、市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三次。
第26条　地方各级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各该级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若干人。
在各该级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由各该级常务委员会行使委员会的职权。
第27条　地方各级委员会的组成，必须经过上一级委员会或者它的代表机关批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县、自治县、市的代表机关——地方委员会、区委员会的组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县、自治县、市委员会指定。
第5章　团的基层组织
第28条　团的基层组织是在每一个工厂、矿山、农场、商店、生产合作社、乡、连队、机关、学校、街道和其他基层单位建立起来的支部、总支部、团委员会。
在上述一个单位中有团员三人以上，就可以建立基层组织。
（1）团员不足五十人的单位建立支部。
（2）团员在五十人以上，不足二百人的单位，可以建立总支部。
（3）团员在二百人以上的单位，可以建立团委员会。
如果工作需要，团员在一百人以上的单位，也可以建立团委员会。
在团委员会、总支部下建立支部。
如果工作需要，在团委员会下也可以建立总支部。
在一个支部内可以分若干个小组。
建立基层组织应当经过直辖市、县、自治县、市委员会批准。
第29条　基层组织是团的工作和活动的基本单位。
它的任务是：
（1）对团员和青年进行共产主义和时事、政策的教育；
（2）执行党和上级团组织的决议和指示，动员团员和青年积极生产，努力工作，支持他们的合理的倡议和创举；
（3）组织团员和青年学习文化、科学和技术知识；
（4）了解和反映青年的思想、要求，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休息，组织他们参加体育锻炼和文化娱乐活动；
（5）领导团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同违法乱纪的行为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
（6）对团员进行团章教育，充分保障团员的权利，监督团员履行团员的义务；
（7）接收团员，收缴团费。
第30条　支部的团员大会每月召开一次，总支部的团员大会每三个月到半年召开一次，团委员会的团员大会或者团员代表大会每半年到一年召开一次。
第31条　基层委员会由团员大会或者团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它的任期半年到一年。
在团员七人以下的支部，不设立委员会，只选举支部书记一人或者书记、副书记各一人。
团委员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选举常务委员会。
第6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团的组织
第32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团的工作，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团的组织在党委、政治机关和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33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团的组织，根据中央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特别规定进行工作。
第34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团的组织，应当和地方团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参加地方团组织的工作，并且参加地方团的领导机关的选举。
第7章　中国少年先锋队
第35条　中国少年先锋队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的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
第36条　少年先锋队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少年儿童，培养他们成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健壮、活泼、勇敢、诚实和具有创造精神的新一代。
第37条　团的组织选派团员或者聘请教师担任少年先锋队的辅导员，并且帮助他们不断地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
第38条　团的组织应当全面地关心少年儿童的成长，向一切危害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现象作斗争。
第8章　团的经费
第39条　团的经费包括团员缴纳的团费和其他收入。
团员缴纳团费的数额由中央委员会规定。
团员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者，免缴团费。
第40条　各级团的组织应当定期向各该级代表大会或者团员大会报告团员缴纳团费和团费使用的情况。

云南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负责人在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
批评党对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情绪
本报昆明23日电
昨日下午，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邀请民革、民盟、民建、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共二十八人，就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举行座谈。
民盟省委副主任委员杜棻说：
我到北京，感到那里的科学工作者劲头很足，中央的领导同志很忙，还经常和他们谈谈，而云南，门禁森严！
在党群关系上，党外人士有职无权。
从前在云大，开会时我起四点作用：
宣布开会，请大家发言，请党委总结，宣布散会。
现在在昆明医院，我主动要求参加党委会议，于是什么事心里先有个底，就好办多了。
民盟省委主任委员寸树声说，党与非党人士的距离，越是下级，距离越大。
为什么造成这样的现象？
我认为是把时代搞错了。
解放初期搞阶级斗争，旧社会来的人，立场都有问题，有权了对人民没有好处，但是现在是搞社会主义建设，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及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我们学习得热火朝天，而党内似乎不那么重视。
九三学社昆明市筹委会召集人秦瓒说：
党的高级干部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是重视的，但中级和初级干部就成问题了。
如九三学社三次派人去个旧工作，还是有人不了解九三学社是干什么的。
有人问：
“你们是高级社还是初级社？”
把我们当成农业社了。
我认为党员至少对中国有几个民主党派要了解一下。
常说知识分子不问政治，但是党员连这点政治常识都不知道，也可算是脱离政治了。
此外，目前工程技术人员中有人问：
“我们是不是高级知识分子？”
在工矿中，出了事故，就追究工程技术人员的政治历史，有了成绩，是别人的。
当前，工程技术界似乎比起文化教育界距离党更远。
民革省委会主委龚自知说，目前党与非党民主人士有“三相”现象：
相安无事，相敬如宾，相对无言。
如何推倒隔墙，填平鸿沟，双方都有责任，共产党员要更主动。
现在知识分子大多进步了，要从新估计知识分子的作用。
我体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是不见外。
过去，或多或少有“先红后专”，“红重于专”的现象，这是阶级斗争遗留的影响。
今后，我想党对知识分子是否可以“红专并重”，然后要求非党知识分子“红专并进”。
民主促进会昆明筹备工作组召集人、师院附中校长秦淑贞说，在学校中，什么事都是“党、团、工会、行政”，民主党派“不起作用”。
但一有问题，就是你们民主党派如何如何。
在行政工作中，我有职无权。
有时有的工作不通过行政，党就直接布置给青年团去干了。
民盟省委会副主任委员、省文化局副局长杨明分析党内产生宗派主义的根源是：
（1）从历史上看，现在还存有战争状态的心理，战时的制度，农民意识；
（2）新党员太多，锻炼不够，且很多从农村、军队来，对知识分子工作不理解；
（3）因是执政党，有的人滋长了政治上的优越感。
有上述原因，因此表现在学校中就是单纯政治观点，人事干部不懂业务，以“革大”的办法掌握干部材料，对现在活的人的热情看不见。

傅鹰教授一席谈
王澈
北大中关园这一片地方真够大，房子是一排接着一排。
虽然我不是第1次来，但还是找了半天才找到246号。
我敲了几下门，出来的正是傅鹰教授。
沙发上摆着几份报纸，其中有一份是北京日报，那上面登载着傅鹰教授的文章。
我们的谈话就从这篇文章起头。
“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了。”
他说。
“我对人民日报的报道有些意见。”
他说。
“前些天清华讨论，有人对钱俊瑞不满，要他公开检讨。
这一点意见人民日报没有发表出来。”
他说高等教育界对钱俊瑞的意见是很多的。
他觉得现在的整风方式也有问题，又和从前搞运动差不多，只是这回反过来了，领导人坐在当中让大家来批评。
对领导的批评，不可能都是对的，有的可能是片面的，有的可能是误会，实际情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但被批评者只有听取批评的义务，没有解释辩护的权利。
他认为，这一次整风，北大是搞得比较好的。
学校领导方面放得比较彻底，态度也诚恳。
有些别的学校揭发得不多，这正说明那里的问题严重。
例如石油学院就有领导人说过：
石油学院没有什么矛盾。
傅鹰教授提起石油学院，意见好像特别多，他在那里任教过，显然有些不愉快的回忆。
一篇文章引起的风波
傅鹰教授在1955年第9期的“化学通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一个三部曲”这篇文章曾经闹出一场小小的风波。
他回想当时的情形说：
“在那篇文章上我谈到了我们在化学研究方面所遭遇到的一些问题。
我承认我的语气有些不好，但是有些人的看法我不能同意。
那篇文章的目的是说不好的现象，因此我就没有说‘成绩是主要的……’这一类话头。
里面也没有提到党，因为我觉得党领导科学这一点本不成问题。
我举了一些石油学院的例子，认为外行不应该来指手划脚地批评，说了一句‘没有拿过试管，更没有涉猎过世界文学文献的人所提之批评，即使不是别有用心，也不过是扣帽子而已’。
这一来可糟了：
有人以为我是影射党，是在说党不能领导科学。
北大、北大医学院有些人就说我是跟胡风一样的。
有的朋友来跟我说，这篇文章引起误会了，应当再写一篇，说明党能够领导科学。
我说，这还有什么问题！
党不领导科学谁来领导呢？
后来就写了，在‘化学通报’编委会上讨论。
一个编委说：
我看傅先生第1篇文章并没有反对党的领导的意思，如果现在又发表这篇文章，会使人感到傅先生是受到压力了。
因此后来就没有登。
我写的那第1篇文章是很有些读者的。
市委叫‘化学通报’多印了许多份。
周总理看过，据说毛主席也看过。
由于这篇文章，我倒成了名人了。”
他微笑起来。
他喝了一口水，沉吟地说：
“文章出了问题，有时也怪说话的人不好。
周总理和彭真同志也批评人，但是他们的批评不但能打中要害，而且态度诚恳，使你听了心服口服，毫无反感。
我们写文章，只图自己痛快，就不好了。
为什么要说‘没拿试管……’呢！
好好说不行吗？
如果我现在来写这篇文章，就不会那么写了。
同样的意思，如果换一种说法，就不会引起反感。
我的朋友说我那种写法是‘以词害意’，这很对。”
我插了一句说：
恐怕读的人也是不应当“以词害意”的，而且我想真正有修养的人是会认真注意文章内容中的合理的东西，而不会斤斤计较于个别词句的。
他接着说：
“我写的时候的确也不够心平气和。
范长江在有一次作报告时说，我对干部缺乏同情心。
这一点倒是对的，我在写那篇文章时的确很有气。
据我所知，那篇文章所指出的一些缺点，现在还存在。”
我问他，以后的事情是怎样结束的。
“详情不知。
听说有人主张深追下去。
但又有人说，现在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要提出了，另外又说我并没有什么政治背景。
因此后来就没有再‘追’。”
“党还没有摸透知识分子的脾气”话题转到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傅鹰教授说：
“党到现在还没有摸透知识分子的脾气。
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在乎生活上的舒服。
一个人活着并不是图舒服。
一个教授拿着优待证，去理发可以不用排队，可是他宁肯不享受这种优待，因为不好意思。
看电影时，特别为我们留着好位子，坐在这种特殊位子里，心里就想：
还是把我当客人。
我对现在给高级知识分子加薪很有意见。
当然有些生活困难的应当照顾，但加得太多就不好。
若说我们薪金低，那么职员怎么办？
在学校里教员和职员的待遇已经是悬殊，教员加薪后就更增加了隔阂。
其实知识分子并不希望这些，只希望不把我们当外人，在人力物力上多帮助，使我们能很好地作研究，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解放好些年，什么人有什么问题也该搞清楚了。
应该相信我们是爱国的，拿我们当自己人。
如果只在物质生活上给予优待，反而会使我们脱离群众，被群众看成特殊阶级。
用现在生活比过去好的方法来进行教育，对工人说倒合适，对教授说就根本不对头。
1929年我刚从美国回来时，住的是一所很大的房子，我一个人就住了八间，还有花园。
那时确实舒服，但仔细想想，太不合理，凭什么这样享福？
高级知识分子生活不如从前，不是因为现在低，而是因为过去太高。
若说谁使我生活好，就拥护谁，那么蒋介石给更多的钱，怎么办？
许多教授的生活的确不如抗战前，但我们并不因此就认为政府不好。
我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因为它们把国家搞得好。
清末民初我父亲在外务部做事，我七八岁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中国跟外国订的条约，没有一条不让我们吃亏。
宣统三年我到上海，公园门口就写着：
‘狗和华人不得入内’。
后来到美国，过国境到加拿大看瀑布，日本人可以自由来往，中国人就不行。
有一次我做化学实验，到库房领药品，管理人说：
‘你们中国人学科学干什么？
’我在教会学校念书，为什么反而成了无神论者呢？
就因为讨厌外国人。
1949年，那时我第2次在美国，中国国内政局起了变化，我就想：
回去不回去？
我这一辈子见过革命不止一次。
我想：
是真革命，就回去；
假革命，就不回去。
等到大军南下，过江时打了英国炮舰一炮，我看到了这消息大吃一惊，怕这回又要来个道歉，革命也要到此为止了。
等到第2天打开报纸，周恩来发表声明，不但没有道歉，反而提出抗议，骂了英国一通。
我这才相信是真革命，决定回国。
要是没有这一炮，我还不一定回来呢！
你想想看，我为什么不拥护政府呢？
我积了几十年的气，它都替我出了！”
主张“民主治校”
关于学校的领导方式，傅鹰教授觉得现在这种党委制不好，但过去的校务委员会那种办法也不好。
他的主张是民主治校。
“不能撇开党委，因为离开了党委，很多事都行不通；
也不能撇开教授，因为在业务上究竟是教授内行；
此外，最好还要有学生的代表，因为学生人最多。”
谈到北大的党群关系，他觉得比别的学校好。
“在北大，我只觉得党没有表示愿意和我交朋友；
在石油学院时，我可是觉得党踩在我头上。”
北大的宗派主义是有的，但他觉得最严重的是官僚主义。
他笑着说，官僚主义在北大是“历史悠久”的。
至于教条主义，各校不同，各系也不同。
他说北大化学系的教条主义比较少一些。
他们系里的专家很注意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有问题常和中国教师商量，取得一致意见。
至于有些学校就不得了，他的爱人在石油学院教书，考试时没有立即给学生记分（因为还想看他的实验成绩），就被批评为不学习苏联经验。
提到了学习苏联时的教条主义，傅鹰教授说，钱俊瑞同志是有责任的，他说过“教条也好”。
高等教育出版社翻译了很多苏联教本，并不切合中国情况，而且其中还有质量很低的，也奉为经典。
若要以某些教本为根据来衡量苏联的化学水平，那准会犯错误。
前两年北大化学系的苏联专家就批评说：
你们为什么要翻译那么多教本，为什么你们自己不编写，其实你们是完全能够自己编写的；
你们应该翻译一些专集，那是真正有科学价值的东西。”
学生质量为什么低了？
“我还想谈一个常常烦扰我的问题，”傅鹰教授说，“那就是学生的质量。”
他认为，拿化学物理这两门来看，现在的学生程度比以前差多了。
论学习态度的严肃，现在的学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好。
但是就是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
过去的学生还可以和教师共同讨论，现在却不行，学生把先生的话都当作金科玉律，最好只有一家之言。
学生不但外文差，就是中文也不熟练；
写篇报告而能达意就已经很少了（当然文科学生可能好一些）。
“我也看过一些研究生考试的卷子，成绩好一点的差不多都是解放前毕业的。
选取的留学生程度也很低。
当然，过去的留学生也有很糟的，但那是说人情通过的；
真正凭本领考上的都很强。
我在美国指导过三个美国研究生，成绩都很好，有一个现在已成了小小的权威。
回国后我指导过十四个中国研究生，若说我指导他们不如指导美国学生尽心，杀了我的头也不承认。
但是他们的成绩就差得多。
论导师，都是我一个人。
论大学毕业时的水平，都差不多。
但是为什么三四年后成绩差这么远呢？
我看原因至少有两个：
一是我们的学生在外文方面要吃很大的亏。
现在理化方面的科学文献，英文的最多，其次是俄文和德文。
我们的学生外文都很差，这就受限制，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学生动手不行——轻视实验。
外国孩子很少不会收拾汽车，修理无线电，作木匠活的；
咱们究竟是农业国，缺乏这方面的训练。
瞧不起动手做实验，这是人生观问题。
在这方面北大物理系比化学系还糟得多。”
“现在的学生知识也不广博。
学理工的不能谈文学，连读过红楼梦的全很少，听完一出戏很少能从艺术上加以评论的。
我真奇怪，说功课压得紧吧，他们学的却比我们那时学的少。
可是我们那时很少听见害神经衰弱的，现在学堂里神经衰弱很普遍。
我们朋友间每次谈起怎样减轻学生的紧张程度这个问题，都是毫无结果，不欢而散。”
“我说这确是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学习效率、工作效率都很差。”
傅鹰教授举了一个例子证明这一点。
他说美国密其根大学有两万四千多人，其中化学系是个大系，可是系里只有一个干部，算是秘书。
她一个人管全系的日常行政，而且绰绰有余裕，一点都不忙，系的情况了如指掌。
现在北大化学系的干部至少有七、八个人，每个人都忙得晕头转向，却是一问三不知。

参加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举手通过修改团的名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新华社记者　郑小箴摄

如何充分发挥省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作用
浙江省人民委员会非党委员举行座谈
新华社杭州23日电
浙江省省长沙文汉昨天邀请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中的非党人士座谈怎样充分发挥省人民代表大会和省人民委员会的作用。
唐巽泽委员在会上建议成立省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在大会闭幕期间代表省人民代表大会支持省人民委员会并进行监督，使政府工作能更加全面和正确。
吴山民委员主张改变目前人民代表的视察办法。
他说，不少基层干部和群众反映情况有很大顾虑，对领导干部汇报的和平时谈的往往是两套。
因此，像现在这样大张旗鼓地下去视察不一定能得到真实情况。
不少委员在发言中提到，这几年除了参加每月一次的省人民委员会会议以外，几乎无事可做。
由于平时很少集会了解实际工作，开会前一天才接到通知，连附发的文件也来不及研究，实在很难提意见。
姜震中委员认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目前所以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主要是由于各个方面对他们还不够重视。
他们有责任感，但往往无从尽责。
姜震中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经常向群众宣传人民代表和政府委员的作用，各个部门有责任向他们反映情况回答问题，另一方面还要给他们以权力，使他们敢于对政府的各项工作提出批评，同时还要供给他们以了解各项工作必需的资料。

推心置腹谈家常
甘肃省委连续邀各界人士座谈
新华社兰州24日电
甘肃省由于领导干部带头，放手发扬民主，目前在党外人士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推心置腹、畅所欲言的可喜现象。
从4月中旬以来，中共甘肃省委连续召开了有各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民主人士、各界知识分子以及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等参加的各种会议和座谈会，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批评和意见。
中共甘肃省委第1书记张仲良亲自主持这些会议，用谈家常的方式同到会的人们亲切谈心。
其他各级党组织也分别召开了这样的座谈会，也都由党的第1书记亲自主持，广泛地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
同时，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和中共兰州市委员会还分别处理了甘肃省文化局、中共兰州市委财贸部、甘肃省交通厅三个党员负责干部由于居功骄傲和特权思想而发生的打人和压制批评的事件。
这样就大大消除了党外人士和党内有些干部怕报复、怕挨整等思想顾虑，在各方面形成了敢于畅所欲言的空气。
在各种会议和座谈会上，党外人士都大胆地揭露了本地区、本部门的各种矛盾，对某些领导机关和党员负责干部提出了批评。
许多党外人士在发言中认为：
有些党员负责干部有骄傲自满情绪，在工作中独断专行；
在有些政权机关和行政部门，党的活动多，以党代政的情况严重存在；
有些担任行政领导工作的党外人士仍然有职无权。
他们还提出，要把民主党派成员当主人看待，而不要像过去那样把他们当客人看待。
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彼此说真心话，消除隔阂，更好地发挥民主党派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中的作用。
有些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负责人，除在会上坦率倾谈以外，还在当地报纸上展开笔谈，各抒自己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见解。
民革甘肃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水梓最近给报纸写了文章，提出以“分工合作，搞好团结，努力改造，以求贯彻”十六个字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在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的工业交通座谈会上，许多非党工程技术人员对某些基本建设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存在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尖锐批评。
他们批评有些党员负责干部决定有关技术问题时不和技术人员商量，使用干部时有重德轻才的偏向。
认为工程技术人员工资高、思想差，对他们不一视同仁，另眼看待。
工程技术人员们还批评了某些基本建设部门不能互相配合和协作，缺乏统一计划，缺乏整体观念，互相“扯皮”，使国家财富造成很大浪费的现象。
在兰州大学、兰州医学院和西北民族学院等高等学校里，新老教师们改变了以往只埋头教育不大过问政治的情况，对学校内部党与非党、领导与被领导、青年教师与老教师的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学校的体制问题等进行了讨论。
甘肃省的文化艺术界也出现了空前未有的争鸣气氛。
在省文化艺术界座谈会上，有些文艺工作者批评甘肃省文联是“文而不联”，许多文艺工作者还被关在文联的大门以外。
有人批评甘肃省文化艺术界很多领导干部都不熟悉业务，缺乏有关文艺方面的知识，往往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来处理文化艺术问题。

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查干葛根·扎木彦全碧勒逝世
新华社呼和浩特23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内蒙古自治区分会名誉会长查干葛根·扎木彦全碧勒，5月21日因病逝世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查干脑色庙，享年六十九岁。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中国佛教协会内蒙古自治区分会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局，今天联合派出代表前往查干脑色庙参加葬礼。

“资本论”译者王亚南入党
本报福州24日电
我国经济学家、资本论翻译人之一、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于23日被接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共厦门大学党委会于24日特为他举行了入党仪式。
王亚南今年五十六岁。
二十多年前，他就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和经济学家郭大力共同翻译了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
他是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积极宣传者。
解放前，他还积极支持地下党的斗争，同党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解放后，他忠于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
在入党的仪式上，王亚南叙述了他申请入党的经过。
他表示：
要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深刻检查自己的缺点，努力加以克服，并在今后经常的组织生活中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加强自己的思想锻炼。

工商界座谈会上很多人说
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客观存在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24日）举行第8次座谈。
会上有十三个人发言（其中一个是书面发言），对资产阶级两面性、定息年限和撤不撤公方代表等问题展开讨论。
座谈会今天继续进行。
李师道认为：
有公方代表能帮助私方人员发挥积极性
第1个发言的是长沙市工商改造辅导处副处长李师道。
他说：
我认为合营企业有公方代表，不但不会阻碍私方人员发挥积极性，而且还能帮助私方人员发挥积极性，原因是一个人的积极性要以思想觉悟为基础，公方代表政治思想水平比私方人员高，看问题比私方人员全面，可以帮助私方人员提高思想觉悟，和正确地处理工作中生活中的问题。
另外，企业中不只是公私关系、公私矛盾，私私之间、职工与私方之间也存在矛盾，而后者常常不是私方人员可以解决的。
他说，当然，有的公方代表是有缺点的，如对私方人员不信任，不让私方人员提意见，对私方人员提的合理化建议不支持等等。
但不是所有公方代表全都这样，而且有些问题也要具体分析。
如有的私方人员不管自己提的意见正确不正确，只要公方代表不采纳，就认为是不信任，这就不对了。
因此，他认为不能因为个别公方代表不好，就要求取消公方代表制度。
对于如何搞好公私共事关系，他认为首先要加强双方思想教育，其次是建立一些必要的制度，使双方分工明确，使私方人员有职有权。
他还建议有关方面结合这次整风，对合营企业公私关系进行一次普遍检查。
高振声主张取消“公方”“私方”的称呼
河北省工商联副秘书长高振声表示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
李康年提出的“定息二十年”的建议，不但青年工商业者反对，中年和老年工商业者也反对；
资产阶级两面性是客观存在，说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是错误的。
他认为合营企业有阶级关系，但是，公私双方都是政府任命的，都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对生产负责，是厂长的就称厂长，是副厂长的就称副厂长。
不要分“公方”“私方”了。
因为代表工商界利益的，有工商联，还有董事会。
他认为改变这种称呼，可以减少或者缩小公私之间的距离，可以加强私方人员对企业的责任心，也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严谔声批评有些党员干部不了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
上海民建中央委员严谔声首先提出：
虽然党早已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但目前尚有不少民主党派的人士对这个政策有怀疑，他们不相信能够长期共存，更不相信能够互相监督。
原因是一方面有些民主党派人士本身有自卑感。
另一方面是下边宣传不够。
上海至今还有专业公司经理一级的党员干部不知道我国目前有哪些民主党派。
他建议党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放在党课中对党员进行教育。
他说，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不是要不要共产党员的问题，而是党员的地位如何摆法的问题。
他认为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不同于企业，在企业中党员是代表党去领导企业。
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共产党员应该在党与民主党派之间起桥梁作用。
过去有些部门对这种关系认识不够，处理不妥当，如有的在发一般行政文件指示时，只发给共产党员个人，而不发给那个党员所在的单位，这样做法是不恰当的。
他还对公方代表不重视业务学习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千家驹的发言
我对资产阶级两面性和赎买政策的看法
首先声明，我今天不是代表工商行政管理局，而是以私人资格在这里发言的。
对批发商的改造、税收政策、盈余的分配等工作都有缺点。
党员干部有严重的“宁左毋右”思想。
过去几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是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缺点。
由于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改造是我国新的创造，既无经典著作可以依据，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也无先进经验可供参考，错误难免，但成绩是主要的。
这种成绩已为全世界所公认，也为我国工商界所承认。
今天，我不谈成绩，只想谈谈缺点。
举例来说，如对批发商的改造，在今天看来，在工作上是有缺点的，如果做得好一些，对我们更有好处。
其次，税务机关的税收政策，在利用限制改造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所得税是不够实事求是的。
所得税按规定说，有所得才能收税，而且最高税率不能超过34％；
事实上，由于剔除不合理开支，往往没有所得也征了税，而且税局盈余与账面盈余相差很大，选典型、选胖子、不选瘦子，虚盈实税，杀鸡求卵的情况，决不是个别的现象。
又例如，在执行盈余分配上，许多企业未按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二十五条，以及四马分肥的原则执行。
许多工作干部往往把政策措施当成客观事物的规律，以主观代替客观。
对小工商业者与对待大工商业者，一律看待，有些明明是劳动人民，强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
对职工、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职员及青年学生的献股，不问其是否出于自愿，是否本人确实进步，生活来源确不依靠股金，除共产党员外，一律均不接受（最近才稍稍开了一点门，个别的可以接受），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办法。
干部在执行政策时，有“宁左毋右”的思想，他们认为左了不过发生偏差，右了丧失立场，甚至工商行政干部明知偏左，也不敢说。
这是相当严重的思想问题。
诸如此类等，今天不是检查政策，可以不多谈。
我今天想谈的，是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无两面性，公私共事关系是否同时又是阶级关系，赎买政策应如何理解等几个问题。
资产阶级正处在消灭过程中，资产阶级思想绝不可能先阶级消灭而消灭。
其一，关于资产阶级两面性是否存在以及两面性应作怎样解释的问题。
首先应问资产阶级今天是否已经完全消灭。
我认为八大文件中说，资产阶级“处在消灭过程之中”不等于说已经消灭，如认为已经消灭是不符合事实的。
事实是，国家每年还要付出一亿多元的定息，国家对资产阶级分子有生活上和政治上的各种安排和照顾，公私、工私之间还有矛盾，还存在着问题。
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非任何人主观的产物。
现在民族资产阶级客观存在，则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否可能先阶级消灭而消灭呢？
这是不可能的，有物质基础就有上层建筑，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意识。
而且即使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后，也不等于说资产阶级的残余思想不再存在了，因为思想落后于实际，这是一般的规律。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强调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必要性。
两面性是与工商业者的两重身份相适应的，（在未有两重身份前，也已有两面性，但两面性的内容不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积极一面并不包含社会主义的因素。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就包括社会主义因素了。
当全行业合营后，社会主义因素大大增加了。）
全行业合营后，一方面资本家把生产资料交给国家，基本上他已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是国家干部，就这一意义说，他已经是一个劳动人民了；
但另一方面，他与一般的劳动人民还有所不同，他拿定息，还有生活上的种种照顾（如高薪不减，病假期工资发50％—70％等等，因而还保留资产阶级的身份，这是过渡时期的特殊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一方面是劳动者，同时又是资本家，这是他们的社会地位。
有工人阶级思想，又有资产阶级思想，这两种思想不断斗争，工人阶级思想不断克服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他们的思想状态。
这种两重性是两面性的根源。
应该承认：
工人阶级的一面正在发展扩大，资产阶级的一面不断缩小以至消灭，最后成为一面性，这是它的发展趋势。
但不等于说：
现在已没有两面性了。
毛主席说，如不承认两面性，是形而上学观点，这种形而上学观点如果胜利，则学习任务没有了……这是不符合绝大多数工商界的愿望的。
所谓形而上学观点即唯心主义观点。
两面性是什么？
归根结底，仍为社会主义一面与资本主义一面。
资本家说不留恋资本主义，是不符实际的。
所谓资本主义一面，即指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等等。
我们指他们还留恋资本主义是指思想情况，不是指他们还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根本不可能的了，这一点他们是明白的。
现在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一点也不留恋资本主义呢？
我不是工商业者，不能代表他们来答复。
我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解放前即学习马列主义，但现在有时看到排队买东西，产品质量降低，或其他种种现实生活中的缺点，也不免想到只要有钱，在资本主义社会想要什么有什么。
这种想法虽一瞬即逝，虽明知其为错误，但不时要冒出来，可见留恋资本主义，犹如“见猎心喜”，不是什么不可想像的事。
工商业者从资本主义社会出身，习惯于老的一套，说全行业合营后，即脱胎换骨，不留恋资本主义，似乎是不符实际的。
有朋友说：
“脱胎换骨”这句话要不得，易使人想到下句就是“抽筋剥皮”；
孙晓村同志说：
为什么下句话不是“超凡入圣”呢？
这不是很好一句话吗？
我认为，对这句话的理解如果是指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来说，并没有错，应该如此。
这样提法有什么不好呢？
毕鸣岐同志说：
“民族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企业交出来，不是简单的问题，这种思想斗争，思想变化的情况，是很多党员同志体会不到的。”
的确，民族资产阶级交出企业是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这是他们接受改造的明证，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设想放弃之后，特别是当遇到一些工作上的困难时，不再存有不堪回首话当年的留恋之感，所谓“合营前小国之君，合营后大国之臣，合并后亡国之民”，不是这种心情的表现吗？
同时，我们更不能同意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放弃生产资料而毫无留恋，比那赤手空拳的工人更加光荣。
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李康年主张定息二十年，就是消极性的表现。
所谓消极一面，即指资本主义一面，它的表现形式是各种各样的，而且各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
但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肯定是存在的。
仅就李康年主张定息二十年这一点来说，不就是消极性的一种表现吗？
自然，同意李康年的主张的，在工商界中占很少数，这也证明消极性一面今天已不占主要的地位，但不能说这种思想仅是李康年一个人的主张。
定息二十年，除了想吃剥削饭吃一辈子的思想以外，同时还包括一个对赎买政策认识错误的问题，这我在后面谈赎买政策时还要谈到。
除此以外，例如对于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等等。
消极性表现形式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而且工商界各人存在的程度也不同，但总的观察，从大量观察，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观察，总还是存在的，（虽然它正在逐步缩小之中，这还需要继续教育），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问题在于既有此客观事实存在，是承认好，还是不承认好。
承认有利于改造，还是不承认有利于改造？
我认为还是承认好，这不仅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且有利于改造。
不承认等于讳疾忌医，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这是不符合绝大多数工商界的愿望的。
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某些工人的保守落后有本质的不同；
保守落后的工人决不留恋资本主义。
有人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中不也有进步、先进与落后保守的两面性吗，是否一回事呢？
不是一回事。
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来自资产阶级所特有的阶级本质和这个阶级的思想意识，即对社会主义许多新鲜事物还不习惯，还有抵触情绪，还留恋旧时对企业可以专断专行，过着富裕的剥削生活……等等，总之，来自资本主义的一套。
工人阶级有没有落后一面呢？
肯定是有的，特别是近几年来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庞大，不少农民流入城市变成产业工人，农民所具有的保守性，自私自利，爱占小便宜，不遵守劳动纪律等等也带入工人阶级中；
同时他们还受资产阶级的思想腐蚀的影响。
但无论如何，工人阶级的保守一面决不会是留恋资本主义，决不会是再想替老板做工。
所以工人阶级的落后保守一面和资产阶级的消极性性质是有不同的，工人阶级也需教育，也需改造，但决不是“破资本主义”的问题。
觉得不需要向工人阶级学习的人，骨子里是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不服气。
有人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
好像说工人阶级缺点多得很，如不爱惜公物，不遵守劳动纪律，自私自利……难道我们还要向它学习吗？
又有人说，要说美国资产阶级向苏联工人阶级学习完全同意；
可是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向中国工人阶级学习，我却想不通。
这里面其实就意味着一个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的问题。
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我认为应该学习工人阶级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纪律性，革命性的优良品质，应该学习他们自食其力的劳动习惯，应该学习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总之一句话，学习社会主义。
学习工人阶级就是学习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
这些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东西。
有人举出某些企业工人某些缺点，认为中国工人是不值得学习的。
显然这是以局部代替全部的片面性观点。
为什么不举出一些中国工人阶级的优良高贵品质做例证来学习呢（这种例证也是很多的）？
对于某些工人所表现的缺点，我们应该进行教育，站在工商业者立场，就应该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相互教育，而不是说：
“你看，工人群众也有这些缺点，你要我们向工人阶级学习，难道这些缺点也要向他们学习吗？”
这样提出问题，如深入一层去分析，不正是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的一种表现吗！
劳资之间有墙，资方应负很大责任。
资方把解放以前所作所为想一想，就会心平气和了。
二、公私关系是否同时又是阶级关系问题？
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问题，事实存在，不能否定它不存在，主观否定存在也不等于客观不存在。
如不存在阶级关系，那就根本不存在公私、工私关系问题了。
这次座谈会所反映的一些公私问题也变成无的放矢了。
既有此事实存在，承认好还是不承认好？
我认为承认好，承认矛盾存在才能解决矛盾；
否认矛盾存在，更不能解决矛盾。
目前有些工人对赎买政策认识不足，对私方人员采取不正确态度，这是一个教育问题，不是否认阶级关系即可解决。
应该承认：
劳资双方过去有墙，全行业合营后，这道墙已缩小，正在拆除过程中，但还没有完全拆掉。
工商业者应该认识，这道墙所以筑成，资方应负很大责任。
今天资方想拆墙，而工人还没有拆，或没有完全拆，这也是很自然的，私方应有耐性。
不能设想，百年冤仇一旦可以解开的。
我们能否认资本家过去没有剥削过、压迫过工人吗？
没有打骂过工人吗？
且不说解放后是否对抗性问题，至少不能硬说解放前也不是对抗性的吧！
劳资双方长期以来是死对头，今天要变成好同志，这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
我们工商业者必须有最大的耐性，不怕碰钉子，从工作和生活上去改变职工群众对民族资本家的观感，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工人同志对私方确有些不大公平的地方，这一方面要加强对职工的教育，但工商业者如把解放前所作所为设身处地想一想，也就会心平气和一些了。
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本应没收；
采取赎买政策是为了使资本家安心改造，安心工作，不是国家还资本家的债。
第3、是关于赎买政策问题。
李康年提议赎买应有二十年才够本，这根本不了解赎买政策的意义。
赎买政策体现党和国家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这是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不是修正马列主义。
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
苏联采取没收政策，我国历史条件不同，采取赎买政策，方式不同，目标则一。
在马列主义者看来，资本家生产资料是剥削所得，为过去剩余价值的积累（指整个资产阶级说，非指个别人说，个别分子可能是劳动积累来的，但经过若干年后，亦早已收回原投资了）。
我们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
本应没收，照理亦可没收，但由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历史条件，我们不采取没收而采取赎买。
应该认识，这些生产资料不是天生属于资本家的，而是工人阶级所创造被资产阶级所掠夺去的，现在是物归原主。
宪法上保障资本家所有制，但又规定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变为全民所有制，这证明在人民中国，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并非神圣不可侵犯。
国家付给定息，其目的在使资本家可以安心改造，安心工作，就这一点说，定息有其积极的意义。
但是现在有些工商界朋友却曲解了赎买的意义，在他们看来，赎买是国家欠了资本家一笔债，由国家分期还清，既然赎买就要赎买到底，否则不如干脆说是没收。
李康年提议二十年，还有的说“我们拿定息是共产党要给我们的，是维持政府的面子，为了国际影响。”
这些思想都是完全错误的。
其错误在于把赎买视为国家欠了资本家一笔债，非还不可；
拿定息是理所当然，是光荣的事。
这种想法是不利于改造的。
因为他们把剥削可耻的根本道理都忘记了，把自己过去学习过的东西也否定掉了。
其次，赎买从什么时候算起，我认为应从1949年算起，私营企业条例是赎买（虽然有些企业未贯彻），四马分肥也是赎买，定息也是赎买。
从私营企业条例到定息七年（1949—1962年）共十四年，这十四年中，企业收回的赎金，有的超过，有的刚好，有的不到，不外这三种情况。
如果一个个企业来算，是很困难的。
赎买还应把高薪、董事领的干薪等等计算在内。
总的来说，经过了十四年，生产资料赎买大体上差不多。
政府说七年之后还可以拖个尾巴，这也是从政治上说（不是算细账，算细账不合理，也不可能），即指某些资本家如生活还有困难，可以拖个尾巴，其目的也在于使他安心改造，不必忧虑生活。
工商业者应该认识赎买是国家对他们进行改造的一种安排，而不是欠了他们一笔债，非还不可。
自然，这种安排也不仅为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为着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的利益。
如认为国家欠了他们，定息七年是国家揩了65％的油，占了便宜，这不仅不符合事实（赎买应自1949年算起），而且对工商业者来说，也等于白白学习，这不是破资本主义而是立资本主义了。
工商联领导上官僚主义严重，希望好好整顿。
最后，我想对工商联工作提一点意见。
工商联过去几年做了不少工作，如反映工商业者的意见，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团结教育资本家，接受改造，组织学习及参加各种爱国运动等等，对改造工作起了一定推动作用，这是好的。
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他们在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上，特别在代表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上是非常不够的。
上层领导人物脱离群众，有话不敢说，不敢争，这当然也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不能全责备工商联，但工商联没有能真正代表工商业的合法利益讲话，领导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
同时在全国工商联机关内还有个别党员干部有严重欺压群众，违法乱纪的行为，从未认真处理，违法乱纪的干部还提了级，对党与非党干部赏罚不明，是非不分。
这些都证明工商联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是相当严重的，希望通过这次整风，严肃处理。
希望工商界打破顾虑，尽量批评过去改造工作中的缺点。
过去工商界顾虑重重，不敢公开表示意见，通过这次争鸣，大家把心里话说出来了，这是好现象，希望工商界朋友打破顾虑，继续鸣放，尽量对过去改造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意见。
要真正做到争鸣，就要展开争论，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清是非。
有些意见，貌似为资产阶级争合法利益，如否认两面性和主张定息二十年，实质是对改造不利，必须加以批评，这样才对改造有利，对工商界有利。
王金标说：
天津青年工商业者90％不同意延长定息。
他还说：
公方代表撤不得，撤了矛盾更多
第5个发言的是天津市第4机械工业公司生产计划科副科长王金标。
他着重反映了天津青年工商业者的意见和要求。
他说：
天津青年工商业者有90％（包括我自己）不同意李康年提出的延长定息二十年的意见。
他们非常愤怒，不愿意多扣十三年的帽子。
他说：
天津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对放弃定息的要求很迫切，原因是解放几年来，他们在党的教育下，认识到剥削的可耻；
全行业合营后，他们中绝大部分都得到了很好的安排，生活有了保证；
他们知道自己要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时间是很长的，不愿当资本家被人歧视。
但是，他们这种诚恳的要求不但没有人支持，还有人说他们是假积极，想钻空子，享受劳保。
有人因此对政府不满，产生悲观失望情绪。
他希望政府认真考虑一下他们的要求，制定一个标准，什么样的才可以摘掉帽子，以便使他们有努力的方向。
他说：
公方代表撤不得，撤出去是可怕的，不撤虽然有矛盾，但撤出以后矛盾会更多，私方人员会更没有办法，更加苦闷。
他认为公私关系不正常，只要双方都采取积极态度是可以解决的。
最后，他对目前合营企业公方代表出去开会时间过多，无暇掌握生产等问题提了批评。
北京市工商研究处副处长萧心一的发言，主要是反映工商联与民建会的工作关系问题。
他认为目前工商联与民建会的分工不明确，工作内容有重复，造成互相抢人、抢工作、抢时间，双方力量相互抵消；
而民建会的骨干分子由于常常被工商联拉走，工作处于无人负责状态，以致使干部不安心民建会的工作。
他要求统战部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金斌统说：
民主党派干部处于四不管三不像状态
武汉市民建副秘书长金斌统谈了自己对于赎买政策的认识。
他说：
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是从工人身上剥削来的，因此，工人要把生产资料从资本家手中取回是理所当然的。
有人把赎买当作等价或不等价的买卖来理解，显然是不适当的。
他还批评了统战部不关心不重视民主党派的干部，使民主党派干部处于四不管三不像状态。
他还反映某些同业公会的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工作没有得到适当安排。
谭志清说：
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存在的，
但积极性是主要的
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说：
目前资产阶级两面性还是存在的，积极一面是主要的，消极一面是次要的。
消极的具体表现：
动摇、软弱、怕批评，看风使舵，患得患失，个人主义浓厚，留恋豪华生活，希望定息二十年，等等。
但是，几年来我们的进步还是很大的，例如学习出勤率到达90％以上，先进分子先进人物日益增加，有些人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竞赛，更加热爱祖国等等都是积极的表现。
在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形势下，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而不是阶级斗争，可是，人们的思想常常被旧的理论观点所束缚，习惯于用过去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今天的问题，这是对社会主义不利的。
谈到进一步加强对私改造问题，他认为除了以企业为基点外，应加强对工商联在这方面的工作。
王贤镇说：
瓜没熟先摘有危险
福建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王贤镇说：
资产阶级过去那段历史很长，想要在几年的时间内改造得和工人一样，没有那么简单。
很多人都说现在已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为什么还不摘？
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可以先摘，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人可以慢一些。
他认为这样看问题不全面。
瓜熟不熟不能只看颜色，还要看味道是香是甜，好了人家才会要。
有人说“熟了不摘就要烂了”。
我认为，如果没熟先摘有危险。
他认为公方代表不应撤出，这对生产不利，但是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解决。
是否每一个小企业都派一个公方代表也值得考虑。
姚铭鼎说：
资产阶级不要把自己的进步估计过高
杭州市工商改造辅导处处长姚铭鼎着重对目前资产阶级进步性的估价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目前资产阶级正在向劳动者过渡，但还没有完全摆脱剥削者的地位，还保持着相当完整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
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向往社会主义，但又留恋资本主义；
二、承认资产阶级必须消灭，但联系到切身问题时，又有惋惜情绪；
希望摘帽子，又怕思想改造；
三、表示愿意接受工人阶级领导，也有取得工人阶级光荣称号的愿望，但又看不起工人阶级和公方代表；
四、有技术，要求别人尊重自己，但又不愿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他说：
高潮以后，资产阶级有一定的进步，但不能估计过高，过高了会麻痹自己，会使自己迷失方向，对工作对改造没有好处。
第11个发言的是民建会江苏省工商研究处处长惠无疆。
他认为现在撤出公方代表未免太早了，条件还不成熟。
戴德嵩批评长沙市委统战部歧视工商联
他认为不能因为公方代表有缺点就否定公方代表制度
长沙市工商联副秘书长戴德嵩说：
工商联是工商业者的联合组织，七年来工商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起了一定作用，但是许多单位认为工商联没什么作用，是个可有可无的组织，对工商联任意发号施令。
长沙市委统战部在一定时期有一个教育计划，从来不发给工商联。
我们看不到改造措施的文件，只好照报纸办事，报纸没登，我们就没有办法。
向统战部提出意见，统战部说：
今后一定让你们和私方人员一样看到文件，这就是说把工商联和私方人员一样看待。
统战部对工商联都有不正确的看法，别的机关更不用说了。
有的高等学校认为工商联是资本家组织，不准工商联干部投考。
他认为：
这次整风应该好好检查统战方针执行情况。
接着他说：
公方代表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
公方代表在企业里的作用很大，不少私方代表进步很快，这是和公方代表的领导分不开的。
今天有人主张撤出公方代表，只是仅仅从他们本身具体条件出发，认为有公方代表在，公私关系就搞不好。
他认为这不能作为取消公方代表的依据。
有些公方代表是有缺点的，如不明确本身的任务，一来就乱抓、又抓得死，好像什么事非他不行。
较多的公方代表没有帮助私方进行改造，私方人员有问题总是交私方代表去处理。
现在许多企业形成公方代表管职工，私方代表管私方人员。
但是这都不能否定公方代表制度。
丘庆铭不同意工商联内部有阶级关系
全国工商联丘庆铭作了书面发言。
他认为，公私双方在合营企业内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同志共事关系，但其中仍包含着一定的阶级关系。
但是这与私营企业内的阶级关系不同，同高潮前采取“四马分肥”办法的合营企业内的阶级关系也不同。
不承认合营企业内部仍有阶级关系是不符合实际的；
但不去进一步观察目前企业内部的阶级关系变化，也不利于工作。
他反对定息二十年的主张。
他还说，目前有一部分人不考虑人的改造，只是设法从速摘掉帽子，这是不对的。
他认为关键在人的改造。
因为即使阶级消灭，如果人还没改造过来，阶级矛盾还会存在。
因此他建议有关部门帮助公方代表进一步加强统战工作；
而工商业者也要进一步靠拢党，主动搞好公私共事关系。
他又说：
我不同意工商联内部有阶级关系存在的说法，更不同意认为工商联既有工人阶级，也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把社会经济成份与社会阶级混淆起来，把问题复杂化的看法。
工商联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它没有谁剥削谁的关系，也没有劳资之间的关系，只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但是它内部还是有矛盾的。
它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同时，它也反对违法行为。
如果认为工商联内部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调解阶级关系是工商联的特殊任务，就会使工商联的性质任务发生根本变化。

怎样把合营企业的工作做得更好？
上海市工商界代表在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意见
公私合营企业里要不要公方代表？
怎样把合营企业的工作做得更好？
上海市工商界代表在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意见
本报上海24日电
本报记者习平报道：
在公私合营企业里要不要公方代表？
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作？
上海市工商界代表昨天下午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发抒了自己的意见。
朱鸿仪说：
没有公方代表领导是不能想像的。
公私双方应互相尊重。
许多代表不同意从公私合营企业里撤出公方代表的这种意见。
中和造纸厂私方经理朱鸿仪在会上很有风趣地说：
“我是一个资本家，刚到上海的时候，一身清风，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混成一个资本家，不能算没有本事。
企业合营前，我曾想用奖金、超额奖金等办法刺激工人劳动积极性，来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我想尽办法，都没有能达到目的。
但是，企业合营后，公方代表一到厂，发动工人群众搞生产，产量很快就从过去每月产纸二百吨，提高到三百吨。”
他又说：
企业虽然合营了，但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企业，企业和人还要进行深刻的改造。
这些工作，没有公方代表来领导，是不能想像的。
朱鸿仪还说：
现在私方人员的薪金一般较高，而且还有定息；
职工的收入虽比解放前有了很大提高，但限于国家财力物力，在物质福利方面还不可能很好。
这往往造成了企业内部矛盾。
这种矛盾也得依靠公方代表来调整。
他说：
我认为绝大部分公方代表到厂后，都是辛辛苦苦为企业工作；
缺点是他们发挥和利用私方才能不够。
公方代表样样都管，人不是样样都会的，这好比“顶着石臼推磨”。
他建议在公私合营企业里公私双方都要热爱企业，相互尊重，有职有权。
孙鼎说：
上级要帮助公方代表提高政治水平；
私方人员要培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感情。
上海旋转电机公司副经理孙鼎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
他说：
公方厂长肯定不能撤，但上级领导机关要帮助公方代表提高政治水平。
上海许多公方代表都是公私合营高潮以后派下去的，他们之中不少的人是解放后历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们有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往往习惯用过去对待资本家的方法来对待现在企业内的私方人员；
而这些同志常常身兼数职，没有学习时间，他们看不到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以致落在新形势的后面，阻碍了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发展。
因此，对这些同志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他还说：
目前有些私方人员自卑感很严重，我认为私方人员应该培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感情，不要学做“武大郎”，认为到处低人一头。
他说：
私方人员中绝大部分都是热情工作的，希望政府和党不要把他们当作局外人看。
刘靖基、陈铭珊认为：
在一定条件下可放手让私方人员负责。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会副主任刘靖基说：
我不能同意天津市某些工商界代表提出的撤退公方代表的说法。
但是，个别有条件的企业，例如私方人员本身德才兼备，企业内部民主管理委员会健全，党委领导强，业务工作在专业公司统一规划下，也可以放手让私方人员来锻炼。
这样，从积极方面来说，可以抽出一批公方代表到更重要的工作位置上去，同时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干部。
上海制药公司副经理陈铭珊说：
企业合营，公方代表下厂，对企业改造确有很大好处。
但企业合营一个时期后，也可以让能够依靠工人群众、具有管理企业才能的私方人员负责。
如何加速私方人员的自我改造，是大家座谈中的另一个中心。
许多人认为，解放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一年来，上海绝大部分私方人员都有很大的进步，他们热情地要求参加企业内部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还有的人要求放弃定息、摘掉帽子、参加工会，但往往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支持。
刘念智希望共产党人同私方人员相处时要合乎一般人情。
计算私方人员工龄不该从企业合营以后算起。
章华毛纺厂经理刘念智说：
对人最重要的是信任。
资产阶级分子也是人，他希望共产党人在同私方人员相处的时候要合乎一般人情。
他还说去年章华厂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时，许多私方人员积极参加了，但后来评选时，却让私方人员自己评选，党和工会都不积极领导，这就不能不挫折了私方人员的积极性。
他还说：
现在计算私方人员工龄都是从企业合营以后算起，有些私方人员因病请假或参加社会活动，企业按照规定就扣除薪金，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建议对这个问题加以重新研究考虑。
陶敏之、程国华分别要求青年团和工会对青年工商业者和参加国营公司的批发商不要关门。
青年工商业者陶敏之说：
目前青年团组织对青年工商业者还是大门紧闭。
她要求团组织吸收已经具备入团条件的青年工商业者参加。
她认为这对鼓励青年工商业者接受改造，大有好处。
上海化工原料公司第四商店副经理程国华说：
批发商在接受改造时都很高兴，他们决心去国营公司，愿意自己工资低些、生活清苦些。
这些人参加国营公司已有二年了，他们要求入工会，但是工会的门关着，说他们是资产阶级。
其实，他们均无资金可言，这好比“赤膊戴帽子”。
他认为，加入工会对他们的自我改造是有好处的。
荣毅仁提出：
某些定息的小商店可否退一步改为经销代销店？
小型工厂可否改为合作工厂？
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荣毅仁也对改造批发商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
他建议：
在评级评薪上应重视这些人的业务经验，适当考虑行政补助标准。
他表示：
对生活有困难的，工商联同时也要考虑给以适当补助。
对于小户和小业主的改造等问题，也有人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荣毅仁提出：
某些定息的小商店可否退一步改为经销代销？
他说：
过去这些小商店都是家店不分的，今天一旦分家，生活问题不能解决，国家也不能包下来，还不如让他们搞经销代销。
至于小型工厂，可否改为合作工厂，以便发挥小厂的灵活性，免得限制太死而影响潜力的发挥。
上海市工商联常务委员张善章就区店的多头领导、工作忙乱提出意见。
他说，区店的忙乱可用“任务重重，意见纷纷，上下夹攻，左右为难”十六个字来概括。
他建议吸取私营企业设总店分店的经验，用以大带小的方式，来代替目前的区店。
上海蔬菜公司副经理张爱国代表摊贩说：
摊贩自去年组织起来以后，有关部门对他们不够重视，也没有做巩固工作。
目前有不少人退组。
他要求各方面能多多支持和关怀摊贩工作。
柯庆施说：
会上反映的问题，将转给有关部门分门别类研究解决。
中共上海市委第1书记柯庆施最后发言。
他指出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来，上海工商界总的情况是进步的；
同时勉励大家不要因此背上进步包袱，要继续进行自我改造。
对会上反映的问题，他答应将转给有关部门，把问题分门别类研究和解决。

华侨事务委员会党外人士尖锐批评一些党员的作风
本报讯
中共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近日邀请本机关各民主党派成员及党外人士举行座谈。
会上有人谈到，非党干部工作困难，不能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关键在于有职无权。
办公厅副主任王雨亭对所属的党员科长感到很难领导，说自己比以前“低能”了，党员科长张华云作事不向他请示报告，而向另一党员副主任去请示。
五一放假的通知他批给文书科长王琳办，王琳不执行，反写了一张条子，叫“王副主任收回成命”。
会上，不少人集中对一些党员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非党干部忙业务计划忙到三更半夜，可是两个党员专员不干工作，关门搞创作，请他们来参加作计划都不来。
非党员如果搞创作，就被说成是为名为利，可是党员搞创作就说为党多作工作。
有人指出党员杨明、韩青领薪不工作，“静坐罢工”。

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林业部、气象局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批评
本报讯
23日，中共林业部党组邀请部内以及过去曾在林业部工作、现在在森林工业部工作的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民革成员黄范孝、程崇德、傅耀楣、陈举升、易维清、谭兆雄、孟夏雄；
民盟成员袁易生、纪仁伟、刘鸿谦、锺舒文、韩寿堂；
九三学社成员张楚宝、李毓华、涂光涵、汪愚、杜鹏凌、刘家声、林刚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张伯英、李桐琦、韩麟凤、刘俊三、高宪斌、于干城、黄扬等。
张楚宝认为林业部应当着重反对宗派主义。
他说：
林业部初成立时，党群关系还较好。
随着工作的进展，党员人数增多了，制度也严格了，对非党人员也好像越来越不信任了。
调查设计局派去苏联实习的都是党员和团员，但有些人程度很差，回来后收获不大，浪费了很多钱。
生活待遇上也有差别，非党科长还住在城里旧宿舍里，党员处长科长家属还没有来，就在新宿舍里留了房子。
一般人员更差，有一次一位普通干部找管房的人谈住房问题，开口就问是哪一级，回答是二十级，管房人说：
你过五年再来。
他还指出某些较高级干部也不注意统战工作。
在林业经营司时他是副司长，一位党员正司长在一次会议上声色俱厉地对他说：
公文你要先看，你是正司长？
你是共产党员吗？
他说：
这些都使我情绪消极。
黄范孝说：
林业部以党代政的现象是存在的，过去有关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很少在行政会议上讨论。
例如桉树并不是荒山造林的树种，但没经研究便在华南大规模种植，结果不好。
比它生长快的树很多，为什么要种它？
李毓华说：
林业部领导上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忙来忙去问题没有解决，方针也摇摆不定。
林木采伐的多，但迹地更新的很少。
经营所一搞就是几百个，但条件不够。
造林成活率平均只有40％到60％，损失很大。
纪仁伟也认为造林工作计划性很差，只顾荒山造林，忽视迹地更新。
像这样，几十年后，便会两头落空：
荒山有树无林，国有林区采伐扩大，造成大面积荒地。
因此，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倾听群众意见，确定工作方针。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刘家声、程崇德、韩麟凤、李桐琦、杜鹏凌等人。
林业部党组副书记惠中权最后说：
大家所提意见很好，希望大家在下次会议更加踊跃地发言。
本报讯
中央气象局党组在5月10日、11日和23日分别召开了局及在京直属机构的高、中级技术人员座谈会。
参加会议的有涂长望局长，卢鋈副局长，北京气象学校叶桂馨副校长和顾钧禧、朱和周、冯秀藻、王鹏飞、王宪钊、秦善元、张汉松、谭丁、翟裕宗、康文驌、高桂庭、吴介甫、张之琦等人。
会上，大家坦率地、尖锐地批评了局的领导工作及某些党员同志的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
涂长望说：
工程技术人员有很多问题，特别是思想问题或对领导上的意见，不愿与党员谈，而愿与非党人员谈，这说明党与群众间是有一道鸿沟的。
王鹏飞说：
有时想找党员谈谈，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但谈了以后，不仅问题没解决，反被党员拿去作汇报材料。
往往一谈就会被扣上个立场有问题的帽子。
因而平时遇到党员就恭恭敬敬，讲话很拘束，行动很谨慎，唯恐以后在运动中被“选”为“对象”。
朱和周说：
我在天气处当副处长时，每天上下班，总有一个科员到我面前看我的皮包，这个人很笨，你就是监视我，也得讲究些方法。
我是不考虑威信的，但这种作法，如何叫我工作呢？
科员还以为我是什么人？
我想这样做有两个情况：
一、抓住俘虏干事，二、把我当特务，工作还要做。
涂长望说：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对工程技术人员了解不全面，对他们的技术作用估计不足，信任不够。
特别对某些党员领导干部，往往喜欢听外行人的话，而不听技术人员的意见，十分感慨。
他们认为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工程师与高级技术人员作用的发挥。
冯秀藻提出气象局在选派留学生、实习生时，太偏重于政治，而忽视了技术，结果派去的人质量低，而有相当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却没有去，这不仅会影响今后工作不能很快地提高，同时给国家花了更多的钱。
顾钧禧说：
派工作组出国时，本应选派专家去，却派去了不懂气象的“老”干部。
在提拔干部上也同样如此，朱和周提到沈阳台资料组有两个有十多年工作经验的观测员，但领导他们的却仅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因为她是一个青年团员。
这不是由工作出发，而是影响了工作。
谭丁说：
北京气象学校有两个科主任，不懂气象，就因为是党员，便占着茅坑不拉屎。
座谈会中大家对如何使用现有的工程师力量提出了意见。
他们认为在气象业务迅速发展，技术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如何正确使用工程技术人员是值得研究的。
王宪钊提出：
目前技术人员的最大危机是正在走着“内行变外行、外行变白丁”的道路。
平时行政事务堆得一身，忙得昏头昏脑，不要说看些外国的杂志书籍，连本国气象科学动态也无暇过问，长期以来肚子里的忘光了，新的东西没有进来。
这是由于行政干部不学不钻，而沉溺于签字发文的“行政领导”方式上。
王鹏飞还指出：
对技术干部使用上，方向不明确，人事部门常常将一些他认为好的技术干部提到行政工作上来，这是不对的。

清华大学教授继续座谈
对学校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展开讨论
本报讯
清华大学开始整风以来，党委已经邀请教授们分别举行了许多次座谈会，给学校党组织提意见，继续深入进行整风。
李辑祥说，党委的领导肯定是必要的。
金希武认为教授治校是寡头政治。
不少教授对学校体制提出意见。
李辑祥教授说，过去教授治校的办法多由召集人决定一切，不合适。
党委的领导肯定是必要的，但是能否设一党派联席机构来帮助党进行工作，起谘询、反映意见、宣传等作用，而校委会起立法与决策的作用。
校务代表不妨全面一些，并有常设机构。
金希武教授也认为教授治校是寡头政治，学校要依靠老教师，但不必教授治校。
他建议党委制领导，扩大校委会，吸收教师、职工参加，并加强校委会决议的权威性，系主任也要有更多的权力。
吴仲华教授提出一个改变学校和系领导组织的全面的建议，这就是扩大党委制，由群众选些代表参加党委会共同做领导工作，使其更能代表全校的情况。
但这种领导只到系一级，主要是方针的领导。
系只要有一位系主任领导和代表全系，另有党总支书记（或称副系主任、系秘书）协助工作，每个专业有代表参加系的工作。
要特别加强教研组的作用，使主任真正成为主任，而不是秘书当主任。
教研组的秘书可由大家选举，不一定要是党员，党员可以党员的身份在教研组内起作用。
王补宣副教授很同意这个意见。
郭世康副教授则认为不一定这样做，他提出另一个建议：
目前校委会没起作用，可否用选拔优秀干部（包括党与非党派人士）的办法组成。
他说，用政协的方式，即照顾各方面的代表的办法是不解决问题的。
徐璋本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
他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徐璋本教授说：
这里我想谈谈关于教条主义的来源。
我认为教条主义的来源与我们的领导思想有关系。
徐璋本说，他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
因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要犯教条主义。
他说，即使一个最聪明的领导者也要犯错误。
马列主义的理想是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理想，不只是马列主义的理想。
印度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也很深刻。
马列主义的理想也不能仅以政治与经济的内容来包括一切。
所以拿马列主义的学说来处理一切矛盾问题就会有问题。
有些错误是难免的，有些错误是因为运用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而发生的。
任何一个学说都不能包括全部的真理。
经济与生产是人们自己组成的，因此说经济环境决定人的思想就是教条主义。
他说，任何矛盾都和前一代的矛盾以及当代的指导思想有关系。
马列主义学说是一回事，但要把一切都以此为根据，就会限制了自己。
他说任何一个学者一个学说都不能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包括进去。
我们要文化发展，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不够的，一定还要废除以一种学说来指导一切的限制。
共产主义还未实现，对共产主义的概念将来可能会有变化，社会正在发展中，要指导要限制就是教条主义。
因此我不揣冒昧，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希望大家指正。
许多教授都谈到：
“办好学校依靠谁？”
办好学校主要依靠谁？
是依靠教授，还是依靠缺乏经验的青年党、团员？
土木系很多教授感到今天学校党组织的宗派主义主要表现在对教授的信任、尊重不够，而是过多袒护了学生和青年教师。
教授有职无权的现象还相当严重。
储锺瑞教授说：
年长教师潜力未发挥，感到有压力，好像什么事都得看新生力量。
有的刚毕业的党员助教马上就带生产实习，有经验的教师反而作跟班。
陶葆楷教授沉重地指出几件具体事例说：
我要办的事情，年青党员往往不同意，我为了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得不依靠专家来说话才能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哪有可能有主人翁的感觉。
很多教授都觉得学校在留助教、进修、留学等问题方面不够尊重他们意见。
陶葆楷教授说：
我们都想留几个业务特别好的助教，好好培养，但秘书这一关很难通过。
今年我想留一个助教，秘书开始对我说这人政治条件比较差，后来又借口说1958年我们教学任务不重可以不留，其实谁都知道1958年是我们教学任务最重的一年。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我们带徒弟呢？
许葆玖副教授说：
今天教研组工作凡事都得经秘书这一关，我觉得这是与党的领导有关系的。
我认为党委领导应检查一下，到底党外人士权有多少？
宗派主义还表现在作风不民主上，很多教授说他们对学校发展方向、专业设置、学校如何进行领导等事情都不知道。
王国周教授说：
很多事情都偷偷摸摸，连新建土木馆问题也不让我们知道，还说是保密。
李颂琛教授说：
每次生产实习都是临走前一周我们才知道是到什么地方去，也没经过很好商量。
王兆霖教授说：
这次整风大家放得不够是和经常鸣、放不够有关系的。
平常开会事前不知道内容，一到会场发一堆文件，准备人又用长时间发言来证明他的论点如何如何正确，情况又不详细介绍，很难讨论。
有的教授还指出校务委员会、系务委员会都流于形式，只讨论一些琐事，其实重大问题早就决定好了。
储锺瑞教授还提到人事室是清一色的党团员，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严重。
他说，人事室干部自视特殊，他以前屡次要求职工每周能在办公时间内抽出三小时学习政治，他们不同意，但人事室干部自己却每人每天有两小时办公时间去学习。
杨式德认为，钱伟长“关于培养目标问题”的意见有不少可取的地方
杨式德教授说，最近关于高等工业学校培养目标问题的讨论，我认为是有缺点的。
钱伟长先生发表的“关于培养目标问题”意见中，不管有些什么问题，但的确有不少可取的地方。
我认为他并没有否定向苏联学习的成绩，可是新清华上登的很多文章，老是说“要维护我们的路线”，“我们是走对了”。
其实谁也不否认我们的路线，而是应该仔细研究我们走的快不快，有没有栽跟头。
几年来的成绩自有公论，一篇文章为什么就会使领导上这样紧张呢？
假使领导上真的怕因此会使教师同学否定过去的成绩，那是因为领导上把我们估计过低的缘故。

促进国际友谊保卫世界和平
中日两国青年手拉手亲爱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先生：
我们很早就盼望能和中国朋友通信，把它看成是最快乐的事情。
日本自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东方是一个孤立的国家，但是我们年轻的一代，衷心地想与世界上各个国家恢复友好关系。
为了
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愿尽一切努力。
为了和世界各国青年建立友好关系，日本已经成立了青少年国际连络协议会，通过这个组织，进
行国际友好通信活动。
我们想通过互相通信，交换书籍、画片、图画、邮票等，来和贵国人民建立友情。
日本有许多青年人愿意向中
国各方面进行学习。
期待着中国朋友的来信。
日本茨城县土浦市三好町三三二八　浜田守男
日本四国爱媛县东宇和郡宇和町大字鬼洼三区　都筑德雄亲爱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先生：
我给你写这封信，是出于这样一个衷心愿望：
用笔来加深我们和贵国人民的友情。
你们国家的近邻——日本，是世界上第1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牺牲了几十万人的国家。
所以，我们日本人深深感到在世界上没有比和平和友谊更贵重的东西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不分国籍互相通信，加强友谊，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有益贡献。
中国朋友们：
让我们用友谊之手结起坚固的钢索来阻止战争，保卫世界和平！
我衷心期望中日两国早日恢复邦交。
期待着中国朋友的来信。
日本山梨县中巨摩郡敷岛町东町西区一五八六　花形莞司亲爱的日本青年朋友们：
我是十八岁的青年，在供销合作社里工作。
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你们给中国青年的来信，十分高兴。
你们的信揭露了原子弹的危害，使我情不自禁的为你们——日本的青少年朋友们和日本的劳动人民——的遭遇落下了同情的眼泪。
日本青年是机智、勇敢、生气勃勃的爱国主义者，每当我们听到你们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事迹时，我们久久难忘而且深受感动。
日本青年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愿意和日本青年做朋友，加强通信联系。
最后，让我们共同为反对使用原子武器杀害人类、为保卫世界和平和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而奋斗！
中国河北省蓟县下营区供销合作社　马志山日本亲友——吉田胜久先生：
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你的来信，非常高兴。
我把中日两国青年交朋友的事，看成是极大的荣幸。
日本是世界上第1个遭受原子弹灾害的国家。
由于美国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使日本人民受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和牺牲。
我想通过这封信，除了和你交朋友以外，更希望中日两国青年进一步紧密地团结起来，为防止战争、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
我是去年刚从学校毕业、现在哈尔滨森林工业学院教数学的一个青年教师。
你毕业后，如果也当教师的话，那么我们就是教育战线的战士了。
我现在正在学习日文。
我们学校有很多青年教师，我们为响应政府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努力的工作和学习着。
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有各种各样的书籍，也有许多日文书籍，对我们了解日本有很大便利。
中日两国青年友好万岁！
中国哈尔滨市东北林学院附设森林工业学校　金顺伯

保共中央政治局决议
纪念季米特洛夫诞辰
据新华社索非亚21日电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作出决议，规定在今年06月18日举行保加利亚人民领袖和导师季米特洛夫诞辰七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
决议指出，今后纪念口号是：
进一步实现季米特洛夫的遗训，争取社会主义在保加利亚的完全胜利，巩固保苏友谊，进一步增强保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密切党同劳动群众的联系，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反对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何企图。

10月事件的匪徒罪有应得
匈牙利判处一批反革命分子
新华社布达佩斯24日电
匈牙利首都法庭判处了一批去年10月事件中的反革命分子。
前纳吉政府国防部长的联络官、反革命分子普腊斯马耶被判处死刑。
他在10月事件中参加了武装颠覆活动，并且肆行抢劫。
工农革命政府成立以后，他继续隐藏武器，并且企图偷越国境。
同普腊斯马耶一起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其他四名从犯被分别判处一年到八年的徒刑。
反革命分子卡贝拉奇兄弟被分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
他们在10月事件中参加了对科苏特广播电台的武装进攻，还同暴徒们一起绑架国家保安人员和进行抢劫。
另外，得布勒森军事法庭还判处了曾经在密斯科尔兹城近郊杀死苏军士兵的三名反革命分子。
其中两人被判处死刑，已经立即执行。
另一人被判处十年徒刑。

鞑靼自治共和国的“鞑靼石油”联合企业正在安装一个新的钻井。
米亚尼科夫摄（塔斯社稿）

明尼赫副主席说
匈牙利将扩大人民议会职权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24日电
匈牙利部长会议副主席明尼赫最近说，匈牙利已经成功地加强了地方人民会议，各地人民会议也能够为完成它们的任务而斗争。
他指出，各地人民会议在去年反革命事件期间，一般都坚持地守住了自己的岗位。
现在，在绝大多数地方，同反革命妥协的人民会议领导人已经被撤换。
今后还要注意把正直的、忠于工人阶级的、受过训练的人提到领导位置上来。
明尼赫在匈牙利全国各州、市和首都人民会议执行委员会主席联席会议上，就地方人民会议问题讲了话。
他特别谈到了目前正在热烈讨论的扩大人民会议职权问题。
他说，政府认为扩大它们的职权范围是必要的，并且这将在今年内初步实现。
明尼赫认为，党对人民会议的领导要真正成为原则的领导。
党组织应当定期讨论人民会议的工作，并且把注意力放在最重要的任务上。
在谈到人民会议今后的任务时，明尼赫认为，它们应当进一步密切同居民的联系，这样才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他批评了阻碍着工作的官僚主义。

春天的节日　友谊的节日
乌兹别克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拉希多夫
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我们随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在中国旅行。
新生活唤醒了大自然。
在北京附近的山脚下，紫罗兰遍地盛开。
鞍山和沈阳的树木嫩叶齐放。
整个上海都覆盖在一片翠绿之中。
美丽的枫树落落大方地伸展出枝叶。
五色缤纷的杜鹃花悦人心目。
淡粉色的桃花布满了杭州的绿色郊野。
雄伟的芭蕉隆重地欢迎春天的到来。
春来了，在每一步中，在每一滴温暖清心的雨点里，在群鸟愉快的歌声中，在孩子们的微笑里，都能呼吸到春天新鲜的气息。
人民中国开遍了春之花朵。
城市和乡村、高山和平原百花齐放。
从戈壁到黄海，从喜马拉雅山到太平洋，生活欣欣向荣。
对这一点我们深信不疑，因为我们访问了工厂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同工人、专家、农民和知识分子谈过话。
人民中国的劳动者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英勇地、忘我地改变着自己的土地，使它更加美丽。
在这春天的日子里，我记起了雄伟的长江。
人们祖祖辈辈幻想用一座桥联结起两岸。
许多外国工程师都曾着手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可是深而多水的长江却不承认这些专家的努力，而人民的幻想也终成泡影。
只有中苏两国人民伟大无私的友谊提供了办法，从而有效地研究了逞性的河床，制订了一个宏伟建筑的大胆的方案。
在沈阳各企业的访问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沈阳是中国最大的冶金、机器制造、化学、纺织和食品工业区——辽宁省的行政中心。
我们怀着十分愉快和自豪的心情走过了第1机床厂的巨大整洁的车间。
日本占领的时候，这里只不过是一个不大的修理厂。
在很短期间，中国劳动人民就把它变成了头等的工厂，它拥有生产效能很高的、最新的生产过程机械化的设备，出产二十多种金属切削车床。
可是，最了不起的还是工厂里的创造伟大事业的人们，就是六千工人和专家。
在工厂里，同中国同志并肩工作的有数十个苏联工程师，他们慷慨地传授自己的经验和知识。
这里的人们怀着温暖、爱戴的心情谈论那些把自己的精力献给兄弟中国发展工业事业的苏联朋友们。
离开沈阳不远的鞍山钢铁公司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很多人在这里劳动，平炉日日夜夜炼着中国国民经济所渴望的钢。
新事物在中国农村里生了根。
在很短期间，96％的农民都加入了生产合作社。
合作社正在顺利地开发新土地，扩大农作物生产，大量增加自己的收入。
我们访问了离杭州市不远的浙江省“10月”合作社。
我们沿着美丽如画的山谷向上走，桃花开遍山坡，在一个清洁、设施完善、名称富有诗意的“梅家坞”村里，茶农热情地欢迎了我们。
茶园里正进行着紧张的采茶工作。
采茶人敏捷的双手迅速地闪动着，装满了一筐又一筐。
在合作社管理处的屋子里，大家一面喝着用新摘下来的气味芬芳的绿茶泡的茶，一面倾心交谈。
社员告诉我们，他们怎样同心协力地工作。
人们亲眼看到了新对旧的优越性。
最近两年来，他们开垦了六十二亩新土地，四十亩做茶园，二十二亩当果园。
1950年每亩采茶四十公斤，1956年达到七十六公斤。
社员们今年决心要完成自己提出的社会主义保证，每亩平均要采八十五公斤茶。
同1950年比较，合作社的收入增加了将近五倍。
当你同这些质朴谦逊的劳动者谈话的时候，你会确信他们一定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全心全意地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改造全国农业的政策。
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主席彭真同志在欢迎苏联人民代表的十万人的群众大会上的亲切讲话，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他说：
“中苏友谊的花朵，开遍在我们两国广阔的土地上。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伟大团结万岁！”
伏罗希洛夫同志在答谢这些欢迎的话时说道：
“我们在兄弟中国的友好访问受到中国人民的亲切真挚的热烈欢迎，使我们兴奋和感动。
我们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爱戴和尊敬的鲜明的表现。”
“友谊”这两个伟大的字崇高而有力。
它唤起人们心灵深处的美好情感，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
当你感到身旁有一个在劳动、斗争和欢乐中永远如一的可靠朋友的时候，生活和工作是愉快的。
我们两个兄弟国家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并且在共同的顽强劳动中，在为共同的伟大目标的奋斗中不断地扩大和加深。
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所有的成员，从年幼儿童到白发老人都十分珍重地带着这个友谊向共同的幸福目标前进。
生活中时常有各种不幸，时常有暴风骤雨。
但是，苏中人民神圣的兄弟友谊的力量却胜过波涛滚滚的河流，胜过大洋中的巨浪。
全世界数亿的普通人都把自己的期望寄托在这个友谊上。
中苏友谊使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力量增强百倍。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在欢迎苏联和其他来到北京的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时说道：
崇高的友谊使我们这里的春天更加温暖，使这个伟大的节日更加光辉……。
让苏中人民友谊的花朵开得更加茂盛吧！
祝这个鼓舞着苏中全体人民的友谊千秋万载，愿这个友谊为了全世界最美好的东西，为了全人类的春天而永世长存！
（方萱节译自5月03日苏联“真理报”）（附图片）
伏老同杭州“10月”茶叶生产合作社的一位采茶姑娘握手
（刘庆瑞摄　新华社稿）

满足人民生活需求
苏联降低一些医药品价格
新华社24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卫生部宣布，从今年08月01日起降低许多种抗生素、内分泌药品和其他医药品的零售价格。
青霉素、链霉素、异烟肼、十二种维他命和苏联出品的治疗心脏和失眠症的药品的价格比原来要便宜一半。
这些医疗药品价格之所以能够降低，是由于医药生产的不断改进和扩大的结果。

研究对华贸易问题
美参院成立对外商务机构
新华社23日讯
华盛顿消息：
在美国一再拒绝它的盟国关于放宽对中国贸易要求的消息传来的时候，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麦格纳逊5月22日宣布，美国参议院最近成立了一个对外商务小组委员会来研究打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的可能性。
麦格纳逊本人就是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主任。
他说，这个小组委员会的第1个任务是：
了解美国在禁止同中国进行一切贸易方面“为什么步调不同世界其他国家一致”。
麦格纳逊认为，美国“不能仅仅因为不喜欢这个有着好几亿人民的政府的政策”，就永远在经济上不和它往来。
他说：
“谁都到那里去，只有我们不去。
在3月份，在上海一地就有除我国以外的世界各国的六十九艘船停泊过。”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日益明显
苏联重工业生产突飞猛进
采煤水平赶上美国“第2巴库”超过巴库
钢铁产量二十四年内将增加到两三倍以上
新华社莫斯科24日电
今年第4期“青年共产党人”杂志指出，苏联采煤水平现在已经赶上了全世界产煤量最高的美国。
这家杂志的一篇文章说，根据国家计划，今年苏联全联盟和加盟共和国的采煤工业企业总共将开采四亿四千六百二十万吨煤。
此外，全国各地的地方采煤工业企业还将生产大量的煤。
按照采煤水平，苏联已经赶上了美国。
据美国和联合国方面发表的统计材料，1955年美国大约生产了四亿五千万吨煤（约占世界总产量的30％），去年稍有增加，大约达到四亿七千万吨以上。
可是，今年以来，美国的煤产量却下降了不少，而苏联的煤产量单在第1季度就差不多增加了一千万吨。
从煤的绝对产量上赶上美国的水平，这是苏联在实现它的主要经济任务（在按人口平均计算产量上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方面的一个重要步骤。
据新华社23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
目前，号称苏联“第2巴库”的石油区（在乌拉尔和伏尔加河之间）所出产的石油已经占全苏联石油总产量70％以上。
去年这个比重是58.3％。
“第2巴库”石油区包括鞑靼和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以及古比雪夫、萨拉托夫和斯大林格勒州，总面积约有一百万平方公里。
巴什基尔是这个产油区中最先开采石油的地区。
二十五年以前，以优秀的俄罗斯地质学家布洛欣为首的一个勘探队在伊希姆巴伊村开凿了共和国的第一口油井。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巴什基尔总共已经出产了一亿吨以上的石油。
在鞑靼自治共和国，石油开采量在1956年已经达到了世界著名的、同时也是苏联历史最久的巴库油田的水平，而现在，它已经成为苏联出产石油最多的地区。
在新五年计划期间，“第2巴库”的石油工业将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鞑靼自治共和国的石油开采量将增加到三点三倍，古比雪夫州将增加到二倍半，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将差不多增加到两倍。
正在铺设的输油管将把第2巴库的石油输往西伯利亚、远东和苏联中部等地区。
图伊马兹—鄂木斯克一段已经建成，并且开始向西伯利亚新建的第1个炼油厂——鄂木斯克炼油厂输油。
新华社莫斯科24日电
在采煤水平已经赶上美国的同时，苏联正在努力争取在很短的时期内在钢铁绝对产量上也赶上这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根据苏联科学院院士巴尔金的估计，在今后二十四年间，苏联钢的年产量应当增加为两倍半到三倍以上，生铁年产量应当增加为二点七倍到三点三倍以上。
这位著名的苏联科学家在本月中旬开幕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言时曾经说，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四十年间，苏联的钢产量已经增加为10月革命前1913年的十二倍。
如果把1924年以前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后来由于伟大卫国战争而引起的经济发展的中断时期除外，苏联实际上是在短短二十年期间把钢产量提高到目前的水平的，并且由第1次世界大战前占世界钢产量的第5位跃居第2位。
巴尔金院士指出，目前，美国每年生产的钢约在一亿吨左右。
为了要在最短的历史期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钢铁工业生产水平，巴尔金认为，在1957年至1980年期间，苏联的钢年产量应该增加到一亿二千五百万吨到一亿五千万吨，生铁年产量应该增加到一亿吨到一亿二千万吨。
根据苏联钢铁工业发展的速度看来，苏联要在短时期内赶上甚至超过美国的钢铁生产水平，是可以达到的。
在1956年以前的二十六年期间，苏联钢产量每年平均增长9％，而美国平均只增长2.4％。
1956年，苏联钢产量增加了三百三十万吨，而美国增产的钢也不过只有四百一十多万吨，尽管它的生产基数要比苏联大一倍以上。

科学技术简讯
赤道直径长度有新说宇宙天体距离应修改
新华社莫斯科24日电
据塔斯社报道，苏联科学家们已经证明，地球赤道的直径比到目前为止所公认的要小五百公尺。
这就是说，地球比过去公认的为小，因此，宇宙天体间各项距离都要作相应的变动。
苏联科学院理论天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伊·若恩戈洛维奇在苏联地理学会作的一次报告中说，到现在为止测定地球大小的任务一直被认为是纯粹的几何学上的问题。
但是苏联的天文学家和测量学家们的劳动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个任务不能用几何学的方法来解决。
必须利用关于整个地球重力场的资料。
因此，苏联科学院理论天文学研究所对所有地球表面的重力的资料进行了研究。
这个工作的结果为整理欧洲、亚洲和北美洲的天文地理资料，以及确定两个各长约一万公里的大弧线带来了可能性。
一条弧线连接非洲南部和北冰洋，另一条弧线沿着南美洲和北美洲伸展。
由于对地球赤道直径测算的变动，宇宙天体间已知的距离都要修改了，例如，地球同太阳之间的距离就相应地改变了一万二千多公里。
新型太阳炉能生纯热高达摄氏三千五百度
新华社24日讯
纽约消息：
美国最近试验了一种新型太阳炉，这座炉集中太阳光后产生出来的温度高达摄氏三千五百度，几乎等于太阳表面热度的三分之二。
因而在试验中，竟把一种抗热物质的样品烧毁了。
美国科学家认为这种太阳炉最适宜于做高温研究，因为它所产生的热是“纯”热，没有因为容器或燃料引起的气体副产品使热能不纯的毛病。
这种太阳炉包括一座很大的平面镜（或称追日镜）。
这种平面镜能够跟着太阳旋转，把太阳光反射给一个直径约一点五公尺的抛物线形的凹面玻璃镜。
这面镜子把它上面所收到的全部太阳光热集中为单一的一个直径约二分之一公分的炽热的光点上，造成高温。

苏联畜产品生产水平快赶过美国
赫鲁晓夫说这种胜利比氢弹更有威力
新华社莫斯科24日电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赫鲁晓夫说，苏联农业上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发展的良好远景使我们有可能提出并解决具有重大国家意义的任务——在最近几年内，在肉类、牛奶和油脂的生产上按人口平均计算赶上美国。
赫鲁晓夫22日在列宁格勒举行的俄罗斯联邦西北地区农业工作者会议上讲了话。
赫鲁晓夫说，按人口平均计算，苏联的牛奶产量到1958年不仅可以赶上美国，而且还可以超过美国。
今年我们的牛油产量已和美国去年的产量一样，或者还要超过它，但是我们的人口多些，我们还应进一步努力。
赫鲁晓夫指出，苏联的肉类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可以在1960年或者1961年赶上美国。
为了达到这一点，必须要使苏联的肉类产量比1956年增加二点一五倍。
赫鲁晓夫认为，在苏联各地区展开的竞赛可能会使这个期限缩短。
赫鲁晓夫在演说中举出了苏联和美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畜产品的产量。
1956年，苏联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肉类产量是三十二点三公斤，牛奶是二百四十五公斤，油脂是二点八公斤；
美国肉类是一○二点三公斤，牛奶是三百四十三公斤，油脂是三点八公斤。
按一百公顷农业用地计算，去年苏联肉类（净重）产量是十三点三公担，牛奶是一百零一公担；
美国前者是三十三公担，后者是一百一十一公担。
赫鲁晓夫说，为了使肉类和牛奶按人口平均的生产量赶上美国，我们必须在每一百公顷的农业用地上生产四十二公担肉类（净重）和一百四十一公担牛奶。
我们做不做得到呢？
我看我们能够并且还能走得更远。
我们的潜力很大，只要很好地加以利用。
赫鲁晓夫不同意某些经济学家认为苏联的肉类生产要在1975年才能赶上美国的看法。
他批评这种看法的时候说：
集体农庄制度的力量、苏维埃人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竞赛使我们有可能在最近几年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在第6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肉类、奶类和油脂生产按人口平均计算赶上美国。
他说，我们应当在这个竞赛中取得胜利。
我们在这方面的胜利要比氢弹更为有力。
赫鲁晓夫说：
目前帝国主义者“发明”了一种“理论”。
他们说：
“苏联有氢弹，美国也有，而现在英国也有了。
既然氢弹是一种威力极大的武器，那末两方面都不会使用它，但是会用氢弹互相恐吓，进行冷战并且根据‘既不打仗，也不和平’的原则来过活。”
我们苏联人反对这个原则。
我们拥护和平，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并且也呼吁美国和英国这样办。
我们不想用炸弹炸掉资本主义世界。
如果我们的肉类、奶类和油脂生产水平按人口平均计算能赶上美国，就等于我们向资本主义基础放出了一枚极有威力的鱼雷。
赫鲁晓夫继续说，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正在研究从1958年01月起停止要集体农庄庄员从个人经济中向国家交售农产品的问题。
赫鲁晓夫说，我认为这是我们大家的胜利。
这不仅是经济上的胜利，而且也是政治上的胜利。
本报莫斯科24日电
苏联农村已经播种了四分之三以上的春季作物。
在南部已经完成棉花、甜菜、向日葵的播种，田野上长出一片片整齐的绿苗。
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冬小麦开始抽穗。
春播工作还在乌拉尔、西伯利亚一带继续着，每天播种三百多万公顷谷物。
在哈萨克斯坦已完成春播计划，共播种了二千二百多万公顷谷物。
这个共和国的农业劳动者继续超额播种谷类和豆类作物。
他们今年已开垦了五十万公顷荒地。
计划开垦到一百一十万公顷，以增种谷物。

世界地图上的污点
美国海外军事基地
苑文
在美帝国主义的全球侵略计划中，建筑海外军事基地占着重要的地位。
根据美国官方消息统计，美国在本土以外以及在其他国家领土上建有主要空军基地一百二十余处、海军基地六十余处（地面部队和较小的辅助设施尚不包括在内），并且计划到1959年把空军基地增建至一百五十六处。
根据美国政府发表的数字，自1951至1957这七个财政年度内，美国建筑海外军事基地的投资（已经签订条约并承担义务的费用）达六十三亿三千多万美元，其中尚不包括为数很大的秘密费用。
此外，美国还强迫各侵略集团的成员国建筑大量的军事基地（譬如北大西洋集团已建成机场一百五十处），以供美国使用。
矛头指向社会主义阵营
美国在世界各地建筑军事基地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用军事力量包围和威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关于这一点，美国的重要军政人物从来都不隐讳。
多年来，美国官方人物不断叫嚣要建立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包围圈；
美国资产阶级的报刊更是经常谈论从这些基地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城市的这种那种方法。
在美国军事基地网的实际部署上，读者可以从本文所附的地图上看出：
由北极起，分别向东西两半球伸展，构成两条环绕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半月形弧线。
到目前为止，根据美国官方材料，美国在东半球弧线上已建筑了主要空军基地四十余处，海军基地三十余处（包括较大的海军辅助基地）；
在西半球弧线上建筑了主要空军基地将近八十处，海军基地将近三十处（也包括较大的海军辅助基地在内）。
除此以外，美国还可以利用北大西洋公约、东南亚条约、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公约、巴格达条约以及通过各种双边军事协定，使用其它国家的一些军事基地。
基地网的分布
在美国的这两条军事弧线上各个地区的基地群，各有各的战略任务。
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地区基地群——控制白令海峡和北太平洋，威胁苏联西伯利亚的工业中心。
夏威夷群岛和东太平洋区基地群——美国通向远东的门户，也是远东美军的供应中心，作为侵略远东的级梯。
西太平洋区基地群——以关岛为军事重心和后勤基地，以日本和菲律宾为南北两翼的指挥和供应中心，以南朝鲜、冲绳和台湾为第1线基地，从东边威胁社会主义阵营，首先是我国和亚洲其他人民民主国家。
格林兰地区基地群——从北面威胁苏联欧洲部分工业中心。
大西洋诸岛屿基地群——作为支援美国驻欧洲和北非的空军的中途供应和加油基地。
欧洲地区基地群——这是从欧洲大陆进攻社会主义阵营、首先是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欧洲部分的主要前进基地网。
北非和中东地区基地群——威胁苏联的中亚部分和南欧人民民主国家。
在以上的部署中，应该特别提到美国在台湾的基地。
这些基地是美国霸占我国领土台湾、直接威胁我国安全的军事据点。
另一个更实际的目的
但是，威胁社会主义阵营，绝不像美国官方竭力要使人相信的那样，是美国海外基地群的唯一目的。
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力量，已使美国及其追随者身受过不少教训，使得它们不能不考虑，如果真正来使用这些基地对社会主义国家试图发动进攻，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
正是因为如此，当美国官方大肆宣传所谓“集体安全”和“共同防御”时，实际上是怀着另一个秘而不宣、也是更为实际的目的——建立对其他国家的控制，镇压各国人民、特别是镇压亚非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
在东半球弧线上特别是太平洋地区的一系列基地群，也威胁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柬埔寨等新独立国家的安全，同时把日本、菲律宾等国置于美国的军事控制之下。
在西半球，美国也企图利用它在北欧和西欧的一系列基地群，加强对加拿大和欧洲“盟国”的控制。
美国目前积极策划在许多欧洲国家设置导弹基地，也是同这种目的有关的。
而在南欧的基地群，则是美国控制地中海并排挤英法势力的工具。
例如，美国在西班牙和地中海建立基地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
夺取一向为英国掌握的对地中海的控制地位。
美国积极在北非和中东建立基地，其当前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便于镇压这一地区中汹涌澎湃的民族独立运动，同时排挤英法等老牌殖民势力。
除了前面介绍过的东半球基地弧线和西半球基地弧线之外，美国还在加勒比海一带建立
了巨大的军事基地网（目前已建成空军基地二处、海军基地七处）。
这些基地的主要作用就是保证美国对中南美洲国家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
进一步扩张的目标
美国并没有满足于它现有的军事基地网。
它还在积极设法进一步扩张它的军事基地网。
它在这方面的一项计划是把沙特阿拉伯至菲律宾之间的“缺口”填补起来。
据美国著名的军事评论家、退休准将菲利浦透露，美国统治集团希望到1960年或者更早一些，能够使东西两条基地弧线“合龙”。
为了加强对中南美洲的控制，美国也正在把它的加勒比海基地网向南美伸展。
美国目前还积极想扩大它在非洲大陆的军事据点。
前不久美国副总统尼克松的非洲之行，就明显地抱着这种目的。
靠着威胁和利诱，美国在它的扩张军事基地网的活动中，有了一些进展，例如取得了在黎巴嫩、埃塞俄比亚、巴西等国建筑军事基地的权利。
清除地图上的污点
但是，国际总形势的趋向缓和、资本主义世界中和平中立情绪的增长、各地反对美国军事基地的运动的发展——这些都对美国的军事扩张计划极为不利。
现在，美国军事基地所在国的人民已经越来越感受到美国的军事基地带给他们的屈辱和危险。
在日本、菲律宾、冰岛、西德、英国等许多设有美国军事基地的国家里，都展开了程度不等的要求“美国佬滚回去”的人民运动。
在人民的压力下，一些国家的政府也表示了某种保留的态度。
当然，美国绝不会轻易放弃它的军事基地政策。
这已经有不少事实证明。
各国爱好和平的力量要达到最后清除世界地图上的这些污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军事基地，还须继续进行斗争。
（附图片）
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图　舒适绘
（除了在台湾地区以外，可供美国使用而不是美国建筑的其它军事基地未包括在内。）

关于“雪人”的传说
据新华社讯
尼泊尔“平民日报”5月22日报道：
在尼泊尔契隆卡村落里，二十五年来一直保存着一个据说是“可恨的雪人”（即“耶提”）的头颅。
消息说，二十五年前，有三十二个尼泊尔兵士到西藏和尼泊尔边界去。
在行军中途的一天夜里，他们遭到了这个怪物的攻击，当时只有一人幸免，逃出去报告当局。
当大批士兵赶到的时候，发现“雪人”正熟睡在被杀死的士兵尸体中间，有几个尸体已经被它吃掉了。
士兵们向它开枪，有十发子弹击中了它，但是它并没有死。
士兵们进行了第2次射击才把它杀死。

国际点滴
美国一男孩杀母杀姐
纽约一个叫凯西的小男孩5月22日晚上开枪打死了他的生母和姐姐。
出事的那一天，凯西父母要他上楼好好做功课。
他同母亲和姐姐发生了争吵，用一支来福枪把他的母亲和姐姐打死了。
凯西还向他的父亲和弟弟开枪，他们不得不逃到邻居去避难。
凯西原是个好学生，最近一直在纽约警察局主办的一个团体中练习射击，据说，这个团体是专门训练一些少年儿童作为警察的助手来对付少年流氓的。
英大学内特务猖獗
英国上院工党议员乔利5月22日在上院揭露了在英国大学里的特务活动情况。
他控诉近几年来治安机关人员常到大学中去要求教师报告学生的情况。
乔利说，伦敦大学中他的许多熟人曾经对他说，有人建议他们不但要监视学生，而且要监视自己的同事。
这引起了大学教师的不满。
　（新华社）

埃叙沙关系是破坏不了的
沙特阿拉伯交通大臣驳斥谣言
据新华社开罗24日电
沙特阿拉伯交通大臣苏丹·本·阿卜杜勒·阿齐兹5月23日对中东通讯社记者说，某方面散播的关于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关系的谣言纯粹是捏造的。
他说，任何手段都不能破坏这三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阿齐兹是在上星期因公前来开罗的，随后他一直在同埃及的高级当局进行接触。
他说，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敌人正在进行大规模活动，在获得解放的阿拉伯国家之间制造不和，使它们显得好像是意见分歧似的。
阿齐兹否认了关于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要缔结一项条约以及沙特阿拉伯将参加巴格达条约的消息。

埃英经济会谈开始
埃及将要求解冻存款和赔偿损失
英国想就赔偿财产问题进行讹诈
本报讯
埃及和英国的经济会谈已于5月24日在罗马开始。
这是两国在断绝关系以后的第1次正式谈判。
据开罗电台广播，英埃会谈将要讨论一、埃及在英国的英镑财产的解冻；
二、对英法和以色列侵略埃及所造成的损失的估计，以作为将来埃及对英国提出战争赔偿要求的基础；
三、向埃及赔偿中断苏伊士运河航运所造成的损失。
出席这次会谈的埃及方面代表是埃及中央汇业管制局局长哈桑·阿巴斯·扎基和埃及国家银行研究局局长尼古拉·科斯特纳。
据科斯特纳说，罗马会谈的主要目的是要解除埃及在英国财产的冻结。
英国代表团由财政部、外交部、英格兰银行和贸易部的七个官员组成，英国财政部高级官员雷克特为代表团团长。
据西方通讯社消息，雷克特在从伦敦启程赴罗马前曾表示，“英国不认为它在财政上要对由于法、英在埃及进行的干涉所造成的损失负责。”
他并且肯定地说，罗马会谈将要讨论“被接管的英国财产的整个赔偿问题”。
尽管从英埃双方会谈代表在会前所表示的态度来看，英埃双方的意见是不尽相同的，但是，观察家们认为，英国和埃及在目前开始讨论某些经济关系问题是适时和必要的；
如果英国政府对罗马谈判表现诚意，将会有助于英埃两国正常经济关系的恢复。
05月18日的伦敦“泰晤士报”就英埃罗马会谈发表评论，评论写道：
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说，对于埃及约一亿零七百万英镑财产的解冻“取决于我们（英国）对埃及提出的许多经济要求能否得到满意的安排”。
这家报纸说，英国提出的要求是“赔偿”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公司失去的股份，据说大约为二千九百二十五万英镑；
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区的军事基地设备，据估计为四千万英镑；
被征收的英国银行和保险公司，据说值五千余万英镑……。
“泰晤士报”开出了要求埃及“赔偿”的这张清单，但它对埃及由于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侵略战争而遭致的巨大损失则只字未提。
据以前埃及的初步估计，埃及在战争中遭到的损失在五亿英镑以上。
“泰晤士报”虽然也认为，在罗马会谈时“埃及人一定会提出他们自己的赔偿要求”，但它仍然无理地说，“埃及资金的解冻最后还要看是否就英国的‘要求’达成一些协议。”

外科大夫自割盲肠
日本静冈市静冈医院的医生大村贞夫，5月08日自己割去了盲肠，手术整个过程花了三十五分钟，经过情况良好。
他自称是世界上第1个自割盲肠的外科医生。

安理会讨论以色列破坏停战协定案
叙代表要求谴责以色列挑衅
据新华社24日讯
塔斯社纽约23日讯：
安全理事会23日开始讨论叙利亚提出的关于以色列破坏停战协定的控诉案。
叙利亚代表建议安理会谴责以色列的这种行为。
叙利亚代表亚沙首先在会上发言。
他指出，以色列当局已经开始在非军事区内建造军用桥梁，修筑各种各样的工事，破坏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停战协定。
以色列的警察部队和军队还驻扎在非军事区内，而且在通往桥梁的路上还埋了地雷。
联合国停战监督参谋部代理参谋长承认：
在非军事区修建桥梁无疑会给以色列军事上的便利，这是停战协定根本禁止的。
然而，他又同意以色列方面的这种说法：
这个建筑工程是经济性质的。
亚沙对于这种态度表示惊奇。
他强调指出，这个人所说的关于以色列的行动并不违背停战协定的结论是危险的，而且会造成令人不愉快的后果和鼓励以色列进一步破坏停战协定。
以色列代表基德隆在会上发言。
他否认以色列显然破坏停战协定和安理会原则的行为。
安理会在5月28日将继续讨论叙利亚的控诉案。

控诉　江帆

法共指责摩勒政府自绝于工人阶级
再促社会党和共产党重建统一战线
并提出建立符合人民利益的政府纲领
新华社24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23日讯：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就目前的政府危机发表声明说，信守竞选时提出的诺言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的主要条件。
而摩勒政府变本加厉地进行阿尔及利亚战争，是抛弃了为人民所拥护的纲领。
法国共产党说：
“政府的政策在主要的方面同在选举中被击败的反动党派的政策一样，而且更加加强了这种政策。
政府暂时地得到反动党派的支持，而自绝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自绝于人民力量和进步力量。……当权者撕毁了同人民达成的协议，这是造成危机的主要的和深刻的原因。”
法国共产党提出建立一个符合民族利益的政府的纲领：
在阿尔及利亚停火，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为反对使法国在国际上趋于孤立而斗争，提高工资和年金，制止通货膨胀，镇压法西斯匪徒，尊重民主自由和国家的非宗教性质。
法国共产党再一次声明：
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一切民主力量和民族力量的团结：
就是人民能够使他们的意志得到尊重的手段。
法国共产党认为，按照1956年01月02日人民所表达的愿望行事，今天的政府危机是能够解决的。
它郑重声明：
现在和将来都将积极行动，促使法国产生一个能够根据人民的愿望实现和平和进步的纲领的政府。

法国激进社会党面临新分裂
孟戴斯—弗朗斯辞去领导职务
据新华社24日讯
法国前总理孟戴斯—弗朗斯23日宣布，他决定辞去激进社会党第1副主席的职务，以抗议这个党的议员在21日国民议会对摩勒政府投信任票的时候虽然不守纪律却不受处分的现象。
孟戴斯—弗朗斯在当天的激进社会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要求把投票支持摩勒政府的两名议员开除出党。
但是他的提案以十七票对十五票被否决了。
他这次辞职是激进社会党内的严重分歧发展的结果。
自从两年前孟戴斯—弗朗斯赢得对激进社会党的实际领导权以来，这个党已经经历了两次分裂，前总理富尔、葛义等人都先后脱离了激进社会党。
孟戴斯—弗朗斯的辞职还有待6月14日举行的该党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批准。

特文宁大发虐杀狂
叫嚷在小战争用原子弹
新华社24日讯
纽约消息：
即将就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特文宁5月22日在一篇演说里说，美国必须做好准备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当美国的安全受到威胁，就在小规模战争或者局部性冲突中使用原子武器。
这位现任美国空军参谋长说，他本人“决不能理解”认为在小规模战争里使用原子武器必然会导致世界大战的这种看法。
特文宁说，如果美国打算使用原子武器的话，那就是它为自己提供了“新的威慑力量”。

纪念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三十七周年
雅加达和万隆举行盛大集会
新华社雅加达24日电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雅加达市委员会5月23日晚上举行了有两千人参加的盛大集会，纪念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三十七周年。
来宾中有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总主席苏维约、中央政府、雅加达市政府和卫戍司令部负责人、国会和制宪议会议员、群众团体领袖等。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1副总书记鲁克曼在会上说明了目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地位和任务，并且说明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实现民族团结方面的政策。
他说，正确的政策和真理将永远会被继续发生的事情所加强。
他又说，苏加诺方案是实现印度尼西亚民族团结的最正确的总结。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万隆市委员会5月22日也为党成立三十七周年举行纪念会。
出席纪念会的有五千多人。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在那个会上讲了话。
他要求大家为改善革命的实践而更多地学习。

西德政府面临大选的风暴
阿登纳赴美找政治资本
据新华社24日讯
波恩消息：
西德总理阿登纳23日离开波恩前往美国同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举行会谈。
这是阿登纳出任总理以来第5次正式访问美国。
阿登纳这次访问美国是在西德竞选运动正在逐步展开的时候进行的。
有消息说：
阿登纳担心美国会在裁军问题上同苏联达成某种协议，从而使他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竞选中处于不利地位。
因此，他将在会谈中要求美国政府“充分保证”支持西德政府的现行政策，并且要求美国反对规定德国中立化的任何裁军计划，继续坚持把恢复德国统一作为东西方的任何协议的主要条件，以便使他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今年09月大选的竞选运动中握有较多的“政治资本”。
英国的国防白皮书和英国决定从西德撤退一部分军队的问题，也将成为美国和西德政府首脑会谈的重要题目。
有消息说：
阿登纳将要求美国政府帮助劝说英国推迟或者至少大大地放慢第2批的撤军。
阿登纳还要同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讨论“共同市场”条约的批准问题。
有消息说：
他将要求美国催促“共同市场”其他成员国在9月西德大选之前批准上述条约。

防止原子战保护下一代
戈登夫人呼吁父母们团结起来
新华社24日讯
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最近收到了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戈登夫人的一封公开信。
戈登夫人在信中呼吁一切要求获得安全的未来、希望人类取得进步的人们团结起来，防止原子战争的灾难，保护儿童。
戈登夫人在信中说：
“现在，对于我们的儿童和后代具有十分可怕的危害的原子危险，正在无形中增加起来，因此必须进行极大的努力来挽救人类。”
公开信说：
“固然，妇女的天性就是特别警惕的，但是关心儿童命运的并不限于她们。
1952年复活节的时候，全世界各国的医生、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父母们和抱有各种主张的人们，在维也纳举行国际保卫儿童大会，设法保护儿童而使他们免遭饥饿、灾害、无知和战争。
会议规定6月01日为国际儿童节，作为维护一切儿童享受福利和幸福的权利的节日。
今天，原子核试验屡次进行，原子武器和原子基地有增无减，导弹纷纷制造出来，鉴于这种情况，应该利用一切机会让人民看到事实，并且鼓励他们采取行动来反对原子危险。
我们要求一切希望获得安全的未来、希望人类取得进步的人们，设法使今年的国际儿童节成为特别重要的节日。
我们呼吁全世界各国中通常在各个孤立的方面进行活动的许多力量——科学家、教师、作家和父母们——像在维也纳一样地团结起来；
我们呼吁一切妇女、母亲们、妇女团体、医生、教师、作家和父母们像1952年在维也纳一样地团结起来，防止原子战争的灾难。
1957年06月01日这一个日子应该表现出一切人所抱有的坚定意志来，那就是：
“他们决心反对已经在严重地威胁着他们的这种准备原子战争的疯狂行动，从而挽救我们的儿童——人类的未来。”
（附图片）

也让雕塑艺术的花朵盛开
本报编辑部先后收到好几位雕塑工作者的来稿，他们对当前雕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要求文化领导部门加以重视。
现在，我们把来稿摘要发表如下：
应该有个规划林家长：
我们雕塑在发展的道路上，碰到了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有关部门缺乏全面的规划。
当然，我们不可能在同一时期建立许多纪念碑，但是拟定一个大体的规划是必要的。
例如第1批要建立哪些烈士纪念碑和古代学者纪念碑，第2批、第3批……把它公布出来，这样可使雕塑家围绕着计划，设计纪念碑模型，进行创作竞赛，这样可以提高艺术质量。
文化部对雕塑这新生的幼苗缺乏应有的扶植。
例如文化部领导的“中国雕塑工厂”，已经筹建了三年，至今连八百平方公尺的一个厂房都还没盖成，一群青年雕塑家只好在搭起的油布棚下工作，夏天闷得像蒸笼，冬天冷得要命。
同志们只好用“有工作做总是幸福的”来安慰自己。
可不是吗？
许多雕塑工作者还闲着哩！
目前不需要雕塑工作者吗？
安徽省要塑一座彭雪枫同志的四尺高的雕像，找不到雕塑家，只好请一位塑造佛像的民间艺人来做，结果做得不合人体比例，根本不像，而且尚未完成就垮了，还砸死了一个工人，造成生命和经济的损失。
这样，一方面国家培养出来的雕塑人材闲着没事做，一方面却又找不到雕塑工作者，这种情况是应该加以改变了。
其次，我们的雕塑还被认为是一种浪费，因此，建筑师和园艺家们不敢采用雕塑来美化城市建筑和公园，一般的建筑费预算中也都没有雕塑的预算。
例如团中央的礼堂，在设计时原拟在屋顶上设置一座“向社会主义迈进”的青年群像，但团中央领导同志说没有经费，并说：
“你们都是团员，就义务劳动吧。”
可是连雕塑材料费也没有，结果只好落空。
被建筑家们忘记了丁洁因　高云龙：
目前摆在雕刻工作者面前的任务是艰巨复杂的。
对于雕刻艺术，社会各界不了解，人民大众不熟悉，领导部门不重视，雕刻界本身力量也不雄厚。
因此，雕刻艺术的发展，遭到了很大的阻碍。
在我国古代，雕刻艺术是很发达的。
我们看到古代留下来的一些石窟和石像，以及庙宇中很多优秀的佛像，都可以说明我们有多么丰富的雕刻遗产。
同时，我国过去以雕刻艺术配合建筑，也是很普遍和很发达的，就以故宫、十三陵来说，其配合建筑的装饰雕刻是多么的美丽引人。
可惜，我们的雕刻艺术后来却衰落了，也可说长期中断了。
我们现在的建筑家们，也都忘记了在建筑上应用雕刻艺术的装饰价值，你看，为什么不用雕刻来使我们某些建筑变得更辉煌壮丽呢？
为什么不用雕刻来使我们的公园变得更优美雄伟呢？
为什么不用雕刻来使我们城市的马路、广场建立起文化艺术的点缀呢？
雕刻是不费大钱而能出大效果的一种装饰，尤其是纪念性的雕刻，是最富有教育意义和最富有纪念性的永久性的艺术。
雕刻艺术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繁荣富裕和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在我们优越的社会制度下，复兴我国的雕刻艺术是非常必要了。
白尽义务还赔钱王丙召：
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已经把雕刻事业提到应有的地位，要求雕刻事业大踏步前进。
但仍改变不了人们轻视雕刻艺术的旧观点，甚至有些单位的领导人，把雕刻作品看得连一件普通器物都不如。
因为有这种不正确的思想在作祟，他们委托雕刻工作时，往往是很急促的，“只事收获，不问耕耘”，正是他们的写照。
现在仅就我个人接触到的一些例子来谈谈：
约在1952年间，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先生们，曾应北京市文艺处之托，创作领袖像多座，无结果而终。
北京电影制片厂也发动过全系的先生们创作电影片头“工农兵”群像，大家都积极参加了，最后当选了一座，仅付了材料费（编者按：
最近该厂已补给作者以适当报酬）。
抗美援朝运动中，某有关单位托雕塑系的几位先生创作“中朝战士并肩作战”的两米多高的雕刻群像，到大部完成时，这个单位忽然说不要了，而且连工料费都不给。
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开幕前，为了装饰会场，有关单位曾托雕塑系一位先生创作两块以工农兵为题的大浮雕，并表示将送点礼物给作者留个纪念，后来也烟消云散。
还有，在市面上我们到处可见各种翻制的领袖雕像（这种雕像全国的工艺商店几乎都有），但据创作这些领袖像最多的一位作家说，他从没有得到过什么报酬。
我本人也亲历过一些类似的事情：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演出“莫斯科的性格”，曾邀我创作一座比真人还大的列宁胸像，事后给了一张楼座最后排的戏票，比较起来这总算彬彬有礼了。
有一次，政务院某单位要中央美术学院给李锡九先生作一个直径三十公分的圆浮雕像，当时美术学院雕塑系领导，为照顾我生活困难，特把这项工作交我担任，可是结果我反赔了工料费，后来我在八宝山公墓看到这个像已翻铜安装在李锡九先生的墓前。
1953年吧，对外贸易部杂品出口公司接受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一批纪念章定货，托我赶制苏赫巴特和乔巴山的两个浮雕像作蓝本，我牺牲了休息，缩短了睡眠，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们根据我的作品制作了上万枚纪念章，而我又赔上工料。
前年给山东省某历史博物馆复制了一座大于真人的范筑先将军半身像，我帮他们包装托运，运费是实报实销，技工和材料费也报销了几十元，至于我个人呢，没有得报酬，反被他们来信责难，说用不了这些材料费。
作雕刻家太难了，希望领导部门采取具体措施，制定雕刻创作的稿酬制度，盖几间简朴适用的个人工作室，长期租给他们，以保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在雕刻事业中实现。
改行的威胁应真华：
从美术学院毕业到现在两年多，一直受着改行的威胁。
几年来，各地美术院校雕塑系毕业的同学，的确有相当一部分改行和半改行了。
据了解，西北艺专几年来十八个毕业同学就有十五个改行或半改行。
又据估计，全国仅有的一百六十个左右的雕塑工作者，改行和半改行的约有半数。
中南美专去年毕业的几个雕塑同学，至今还未分配工作。
文化部美术方面的领导同志说：
在没有雕塑工作可做的情况下，还是要改行。
一些领导同志一味强调雕塑工作不多，叫大家多搞些模型、衣架子，同时还一味批判青年雕塑工作者轻视民间雕塑、小雕塑等“普及工作”，却难得听到鼓励。
据说文化部要把刚组织不久的上海雕塑工作队下放，但上海文化局却不愿接受，就像踢皮球一样，半年多来工作队就一直处于无领导的三不管状态下，造成很多困难。
可见雕塑艺术的发展方向和对雕塑青年的培养方针都是很不明确的。
给雕塑找找出路王鸿文：
雕塑作品要经过作者辛苦劳动并花钱（材料费等）才能完成，完成后，除参加展览会之外，极少有别的用处，至多在报刊上发表一张照片。
当然也有少数被陈列在纪念馆等地方，但大部分却只好收藏到地下室或储藏室里去了。
日久天长，挤放不下了，便干脆拿出来打掉。
有的作者，因为雕塑的出路只有报刊上发表照片这一条，还可以稍得些稿费，作圆雕就只作一面，拍下照片来，照片发表了，就把作品打掉。
雕塑家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谈得上创作的繁荣呢？
因此，我认为必须解决雕塑的出路问题。
要为雕塑作品开辟经常与群众见面的场所。
例如在文化宫、公园等处，修几个陈列作品的座台，陈列雕塑，让群众欣赏、批评，使雕刻艺术逐渐成为群众文化生活中的一部分。
要建立国家收购制度，收购好的雕塑作品，加以保管和陈列，这也是为国家积累文化财富。
要制定合理的稿酬制度，以鼓励雕塑家积极安心地创作更好的作品。
要合理地安排和使用雕塑人材，把他们组织起来，以适应国家的要求。
各美术院校雕塑系毕业生被分配的工作，有用非所学和不能人尽其材的情况，应即纠正。
召开全国雕塑会议张友民　张心正：
雕塑的队伍现在还很薄弱。
但现在的问题是，连这支薄弱的队伍都还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目前的情况是：
需要雕刻的时候要雕刻家，雕刻家找不到工作却没有人过问。
搞雕塑的人没有东西研究，愿意到各地看看古代的和民间的雕刻，也没有人组织；
全国雕塑家的会议没人召开。
六亿人口的中国却没有一本雕塑杂志。
许多雕塑工作者没有创作的机会和进行创作的条件，他们的工具都长了锈，长此以往，连今天大家认为“不够”的水平也将每况愈下了。
有人劝告雕塑家且慢因用武无地而改行，将来的活儿是做不完的。
可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做不完的活儿却要留待将来呢？
不能在百花齐放的今天让雕塑之花也开放起来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希望文化部能在最近召开一次“全国雕塑工作会议”，广泛地将全国各部门的雕塑工作者、民间雕塑艺人、建筑师和有关部门的代表会集一堂，把雕塑艺术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来共同商讨，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而且可以加强各方面的配合和联系，以明确雕塑工作的方针任务，具体地订出雕塑事业的规划来。
让这朵花也能盛开吕希棠　王大进：
要使雕刻艺术得到应有的发展，我们认为：
第1，要有一个发展雕刻事业的规划，首先是纪念性雕刻的规划。
其次，规划中也应该包括室内的架上雕刻、小型雕刻，以及装饰性雕刻。
发展架上雕刻和小型雕刻，须建立翻制出版和发行的机构，主要的任务是将雕刻品复制推广。
这里同时要解决在创作时的困难，以及作品的出路问题，例如给作者以创作贷金，作品由国家收买等等。
至于装饰性雕刻，主要问题是：
主持建筑的单位应在建筑费用中划出一定的比例数作为装饰雕塑之用，并要求建筑家与雕刻家合作。
第2，是人的问题。
一方面，目前雕刻工作者工作条件都很差，某些具有相当才能的雕刻家都没有工作室；
有些雕刻家社会活动过多，没有足够的创作时间。
另一方面，一些过去曾经从事雕刻而现在在干旁的工作的人，应使之归队。
同时，美术学校雕塑系毕业生的工作应妥善分配。
第3，必须扩大雕塑艺术的社会影响。
如开展览会，办刊物，翻制、出版雕刻作品等等。
此外，在文化宫、俱乐部等处应陈列雕塑作品，在大城市可考虑设立专门的美术陈列馆。
让雕塑艺术这朵鲜艳壮丽的花，也能在党的文艺方针的阳光普照下盛开！

工人们要求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
刘甲
记者访问了好多工人和工会工作者，征求他们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执行情况的意见。
他们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就电影和戏剧方面发表了许多意见，主要是对戏剧工作的意见。
他们要求文化主管部门在整风中进行检查，逐步改进这方面的工作。
“领导人应该下来看看……”
最近到包头工业区作了一番考察的全国总工会的一个同志说：
“如果不亲自去看看，对于工人文化生活的贫乏程度，就很难想像得出。”
他说在包头的一些工人集中的区域，没有剧院、电影院，一些流动的电影放映队，带的都是些旧片子。”
我问工人们今年看了些什么电影，他说，听听工人自己的说法吧：
“在那‘难忘的1919年’，我站在‘金银滩’上，眼望着‘六号门’。”
这就是他们今年看过的几部片子。
戏就看的更少。
他调查了十五家工人家属，在一年当中，看过电影的只有六人。
这种情况，在西北各新兴工业城市如洛阳、西安、兰州、西宁等地也存在着。
这些地方的工人是从华东、华北、东北等地去的，青年工人多，文化程度较高，对这种情况就更加不满。
他们有这样的呼声：
“无聊的礼拜六，苦闷的星期天”。
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工人的文化生活状况要好的多，但也不是没有问题。
像北京的东郊工业区，也没有影剧院。
上海有四个工人新村，连家属共二十万人口，也没有影剧院，虽然这里的住宅很漂亮，青年工人们往往因此不愿搬进去。
工人们要求领导文化工作的人应该多到他们那里去看一看。
“空着”、“闲着”、“窝着”……
工人说：
干部们老向我们解释，说国家目前经济困难，文化状况落后，不能修过多的电影院和戏院。
这道理我们懂得。
可是实际情况不是完全如此。
在大城市里剧院空着（北京各戏院上座率平均是40％到60％），剧团闲着（许多剧团因没有场子不能演出），演员窝着（有些剧团人员过多，演员没有机会演出），观众急着（许多人被挡在戏院外边，看不上戏）。
人常说：
“人挪活，树挪死”，这些剧团为什么老挤在大城市里，不挪动挪动，到工厂、工地来演戏呢？
包头工业区的工人要求北京的剧团多作巡回演出，西北的工人也要求上海的剧团多到西北各工地去演出。
“越提高离我们工人越远”，“剧团越大越下不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们要求中国评剧院去演秦香莲，一连请了七次都被拒绝了。
主要的理由就是：
“光布景就有八卡车，你们那场子装得下？”
那么他们究竟准备给什么人服务呢？
工人们对票价太高有意见。
西北工人作了打油诗：
“物价稳定全下降，唯独戏票升万丈。”
工人们知道专业剧团在搞企业化，他们说，“一化还好受，两化受不了。”
就是说：
“机关化”（剧团的扩大和浪费）加企业化（经营方面），工人就受不了。
工人对影剧院都集中在市中心有意见。
据统计：
兰州市解放至今，人口增加了三倍，增加最多的是工人，大部集中在郊区；
影剧院只增加四分之一，而五个影院四个在城区，九个剧场都在城区。
远在郊区的工人就无法进城看戏。
西安市的原有影剧院都在市中心，新建的又都在市中心，而东西部工业区却没有一个影剧院。
北京郊区的工人说，城里场子空着，我们却进不去。
进城看戏，一是交通困难，车子挤得坐不下；
二是经济困难，带个家属进城看趟戏，连车费、票价带饭钱，就得好几块钱，那受得了；
再说时间也有困难，来回一整天，累得够受，第2天上班就差劲了。
因此“千思万想，只好不去”。
架子大、“条件”多
有人说：
农业生产社对社员实行五保，现在有些下厂演出的剧团要求“四保”。
一要保台场：
台要多高，台口要多宽，台身要多深，还挂多少条这，吊多少条那，灯光要一万多瓦。
不答应这些条件，就说“不适合本团演出”，不来。
工人说：
我们的场子是“食堂、礼堂、俱乐部，临时车间兼仓库”。
那里能像大剧团要求的那么齐全！
那为什么不能把条件放低些？
二要保多赚钱。
剧团在城内卖座是40％到60％，到工厂包场就要按满座算。
国营剧团都分工负责维持一个国营剧场的收入，因此有的下厂演出的国营剧团，除了本团的收入外，还要求工人们把原剧场的收入也赔出来。
北京市一个京剧团到石景山钢铁厂演出一次，包价高到一千一百元，其他费用还在外。
这比在城内卖座演出实际收入高的多。
包场价高使票价增高，大工厂观众多，还好些，小工厂就更加请不起了。
三保接、送。
服装、道具、布景用大卡车，演员要用客车，还得每人有个座位，正副团长和主要演员要用小卧车。
北京市的那个京剧团去石景山钢铁厂演出，还要了两辆小车，厂子里只来了一辆，结果又租用了一辆。
工人们说，凡是包场的，汽车就要的特别多，反正剧团又不出车钱；
凡是由剧团自己卖座，汽车就要的少。
四要保吃，厂内要招待一次夜餐。
有些剧团的领导人和主要演员还不肯同一般演员一桌吃饭，得另席招待。
在西北某工地巡回演出的一个剧团，还要求吃西餐。
以上这些条件，就使许多工厂和工地无法请国营剧团来演戏，有些合乎条件的，请一次国营剧团也很不容易。
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们说：
有名的剧团请不来；
有时死求活恳请来了，有些名演员却不来；
有时指名请求，名演员来了，只唱一小折亮亮台，其余的戏都让一般演员去唱。
工人说：
“这是烟袋锅一头热，你想看他，他不想看你。”
工人们普遍要求剧团“多卖点力气，少摆点架子；
多带点戏来，少带点布景”。
工人们认为国营剧团所以脱离工人群众，首先因为剧团本身过于庞大，演出和布景过于复杂。
由此产生了“看利过重”的观点。
工人们认为应该去追查指导思想和经营方针。
文化主管部门不从精简剧团、克服浪费入手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提高票价。
有些剧团愿意把对工人的演出票价放低些，用多卖座的办法增加收入，文化主管部门却不答应，生怕影响其他剧场的上座率。
上海虹口区一个剧团到一个工厂去演出，工厂方面要求剧团放低票价，同时保证多卖座，使剧团总收入增加。
剧团同意了，但文化局坚持“国营牌价”不能随便降低，结果只好作罢。
包头和西北的工人说：
北京、上海的剧团到那里去演出，路远旅费多，票价自然要高。
国家可否给剧团适当补助，鼓励他们下厂巡回演出？
这样总比白窝在城里好。
缺乏依靠群众的观点
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认为：
只靠专业剧团来演出，无论如何满足不了各地工人的要求，只有靠工人业余剧团的活动，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石景山钢铁厂每周都有周末晚会，演出的节目很多，都是由工人的业余剧团来演出。
石景山钢铁厂工人们有京剧队、话剧队、评剧队、乐队、说唱等，都是业余的。
其中京剧队最活跃，成绩也很好。
原因是中国京剧院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特别是对演员的辅导。
提起中国京剧院来，工人们至今称谢不尽。
青年艺术剧院对石景山钢铁厂的话剧队给了许多帮助，工人们也念念不忘。
可是一般工人业余剧团大都因得不到辅导，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工人们对这很有意见。
他们说1954年以前，专业剧团的人对业余剧团的辅导挺积极，现在都不管了，都说没有这任务。
通过组织手续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通过私人关系，却能解决一部分。
例如北京市西单区一个业余评剧团，请不到人辅导，后来知道有一个评剧团的导演张菊荣家就在附近住，上门一请，就解决了问题。
西单区一个业余剧团，请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帮助辅导，被拒绝了，后来通过西单区文化馆一个工作人员，才把他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的爱人找来帮助辅导。
现在业余剧团活动有两大困难：
一是没人辅导，一是缺乏剧本。
辅导问题只靠专业剧团也不能全部解决，还得靠文化主管部门认真考虑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剧本供应，有些专业剧团有适于业余剧团演出的剧本，却不肯供给。
天津一个工厂的业余剧团，向一个剧团借用剧本，剧团不给。
这个工厂就派了四个人去看戏，一面看一面记场次和台词，回去凑成剧本演出。
工人们也要求文化主管部门注意组织创作，解决对业余剧团的剧本供应问题。
文化部门并没有充分利用工会方面的文化设施。
北京市有十三所工人俱乐部，都能演出戏剧。
但北京市文化局在分派剧团时，为了照顾国营剧场的收入，对这些俱乐部采取了限制的方针。
不但国营剧团很少派来，就是民营专业剧团也很少派来。
原因是俱乐部对工人票价实行优待，说这会拉国营剧场的座。
据西单区工人俱乐部的负责人说：
05月份文化局没有给西单区工人俱乐部派一场戏。
04月份原也没有派，说是剧团全派好了，以后再说吧。
后来这个同志知道有些民间专业剧团窝在家里没有场所演出，就先去和这些剧团商量好，再去找文化局，这才派得了两场戏。
工人们要求文化主管部门在整风中，围绕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方针来进行检查，着重检查两个方面：
一个是为群众服务的观点如何？
一是依靠群众的观点如何？
通过这些检查再进一步揭发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克服。

广泛听取美术家的意见
美协将召开一系列座谈会
本报讯
中国美术家协会为了广泛地听取美术家对美协和有关领导部门的意见，现已同各有关部门研究，决定召开一系列的座谈会。
这些座谈会将以国画，雕塑，连环画，年画，宣传画，插图画，油画，书籍装帧，舞台美术，幻灯，漫画，民间艺人，艺术批评，美术编辑，出版，发行，工艺美术，版画等不同的美术体裁和内容分别召开。
参加座谈的以美协会员为主，同时亦邀请一部分非会员美术家参加。
座谈会已于本月18日开始进行。
已召开的有国画、雕塑和连环画、年画、宣传画、插图三个座谈会。
到会者发言都很坦率踊跃，因大家意见未尽，将定期继续召开。

油画训练班结业
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勉励学生加鞭前进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文化部昨晚在中国美术家协会大楼举行酒会，祝贺油画训练班的结业。
油画训练班是1955年春天在文化部领导下成立的，学员都是来自全国各个艺术学校中的教师。
两年来，他们在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的指导下学习美术理论，并进行了油画技巧的训练。
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在会上祝贺油画训练班的学员完成学习任务，并向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表示感谢。
马克西莫夫也致答词。
他预祝全体训练班的学员结业后在艺术的道路上一路平安，他希望每一个学生在这个道路上能选择好自己的“马”，加鞭前进。
油画训练班在结业的同时还举行了一百多幅主题画的毕业创作和习作展览会。
朱德副主席曾去参观。

首都音乐家批评音协
不像团体像衙门
本报讯
首都的演奏家、歌唱家、指挥家在中国音乐家协会昨天邀集的座谈会上，普遍反映音协不像是群众团体，却像个衙门。
在会上，楼乾贵首先认为：
音协不像是音乐家自己的群众性的组织，倒像是文化部的小衙门；
文化部不好讲的话，常常由音协来讲。
大家觉得理事会的成员大多是行政领导干部，工作很忙，没有时间来关心，自然成了一个官僚主义的机构。
潘英锋说：
音协的工作脱离群众，只是少数理事在开开会，同90％的音乐工作者没有多大关系。
大家感到会员有等级之分；
首先是理事，其次是作曲家，然后才是其他的人。
王方亮说：
去年音乐周以后，音协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虽有了若干改进，发展了一些新会员，但仍然只重视作曲和理论活动，对其他方面很少关心。
司徒华城也说：
“我对会员的义务和权利就不明确。
入了会以后，只收到一些电影票、观摩票和一份音乐通讯；
此外，想为音协做些工作，却不知道找谁，连人也不认得。”
有的人感到音协在吸收会员的工作上，宗派主义仍是相当严重的。
潘英锋指出，有些很年轻的同志刚唱出几首好歌，就是音协的会员；
而一、二十年从事音乐工作的人倒被拒在门外。
方崧甫觉得音协的宗派主义还表现在领导干部不团结上，特别是音乐周以后对贺绿汀的批评，不是艺术上的探讨，近乎人身攻击。
出席座谈会的人，对音协领导的出版工作也表示不满。
他们反映，差不多都没有订“人民音乐”，司徒华城说：
“人民音乐”太枯燥，对演员的业务也没有帮助。
金正平认为“人民音乐”好像只登二种文章，一种是绝对正确的，一种是绝对错误的。
他们认为作品的好坏，演员的感受最深，音乐出版社应该多和演员接近、了解情况，免得有的书印了许多堆在那里卖不出去。
司徒志文还批评音协这几年来对普及工作做得很少，希望音协今后能够组织会员多做些辅导工作，来推动音乐事业的发展。

企图废除脸谱的××长：
“你看看，人家谁脑门上长着月牙来着？”
李滨声

奇异的高压世界
顾均正
高压世界是科学天地中的一个比较不为人所知道的世界。
固然，去这个世界里探险的科学家，队伍还不大，并且从这个世界我们将要得到哪些收获，目前还很难估计，但是从已经传出的消息看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世界的探险事业将有未可限量的前途。
在地球上的一切物质，包括人类在内，它们的性状不但要受温度的影响，而且还要受压力的影响。
例如高山上气压较低，食物就不容易煮熟；
冰在高压之下会融化为水。
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事情。
不过在地球表面上，压力的变化并不大，我们寻常所碰到的高压也并不高。
最深的海底不过十公里，那里的压强只有一千大气压。
大炮发射时的压强应该很高了吧，其实也不过三千——四千大气压。
于是自然就有人要问：
如果压强很高，比如在地球内部，由于外部物质的重压，那里的压强可能高到三百五十万大气压，在这样的状况下，物质又将有怎样的变化呢？
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对于地球物理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更是一个非常有用的问题。
就是这吸引着科学家到高压世界中去探险。
现在实验室里造成的最高压强是四十二万五千大气压，约合地球内部压强的八分之一。
这个最高压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布利基曼创造的。
布利基曼在高压世界中的探险生活已经继续了五十多年，他在1946年就因高压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金。
四十多万大气压，对于人类的经验来说，已经是一个很高的压强了。
它简直等于在我们的小指的指头上压下二百多吨的重物。
在这样的高压之下，自然任何物质都会做出一些惊人的事情。
可惜的是，我们虽然能够创造出这样高压的记录，但是要在这样高压之下进行一些实验和观察，却有许多技术上的困难。
一般的高压实验都是在十万大气压之下进行的。
高压对于物质体积的影响是可以想像的。
我们通常认为水、金属和许多其他的物质都是不可以压缩的，但是在高压实验室中，曾经使水的体积缩去了一半，使铁的体积缩去了5％。
更可注意的是，金属铯在十万大气压之下竟缩去了60％的体积。
高压不但会改变物质的体积，还会改变物质的凝固点或熔点。
如果是一般在凝固时缩小的物质，那末增加压强就等于帮助它凝固，因此它所受的压强增高了，它的凝固点也就相应地增高了。
以汞为例，在寻常状况下它是液体，一直要冷到摄氏零下四十度才会凝固。
然而我们如果把压强加高到一万二千大气压，那末它在常温时就凝固了。
但是水跟一般的物质不同，它在凝固的时候体积膨胀，密度减小。
比如贮在瓶子里的水结了冰，冰会把瓶子胀破；
河里的水结了冰，冰都浮在水面。
就由于这一特殊的性质，我们如果对快要结冰的水增加压强，那就等于不让它膨胀，不让它凝固，于是它只得把凝固点降低了。
可是当压强增加到二千大气压，凝固点降低到摄氏零下二十二度左右的时候，奇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这时候所生的冰为了避免高压的威胁，就采取暂时退却的策略，改变了它的凝固时候膨胀的方针，它的体积反而缩小，变成一种在水里会沉的新型的冰。
奇异的事情还不止此。
由于这种冰在凝固时候体积缩小，如果我们对它继续增加压强，就等于帮助它凝固，因此它的凝固点又逐渐升高了。
但是当它的凝固点升高到一定的温度，它又抓住这个机会，坚决地贯彻它的凝固时候膨胀的方针，变成另一种新型的冰。
这样，由高压所造成的冰就可以有好几种，目前我们已知的冰至少有七种。
其中有一种是在四万大气压之下生成的。
它的熔点很高，简直等于普通焊锡熔解的温度，因此这种冰虽然叫冰，却热得比沸水还烫。
不仅是水，还有许多其他物质也会给高压造成多种新型的固体。
例如普通的樟脑（不是臭丸）就能在不同的压强下生成十一种不同的固体。
事实上物质的每一性状都会受高压的影响而发生奇异的变化。
例如实验已经证明：
某种液体在一定的高压下，会不经凝固而变得像玻璃一样刚硬；
石墨在摄氏三千度时，受十万大气压的压强会变成金刚石；
普通非金属的磷在高压之下会变成具有金属性质的黑磷。
这些都是高压所创造的奇迹。
不过宇宙间的物质，不论在任何星球上，总是内部的物质多于表面的物质，总是在高压下的物质多于在低压下的物质。
这样说来，我们一般认为奇迹的，从整个宇宙看来倒是一种极平常的事情，而我们一般认为极平常的事情，从整个宇宙看来倒变成一种奇迹了。
这也见得，要避免我们认识上的片面性，就得不断地扩大我们对世界的接触，不断地从实践中提高我们对真理的认识。

幽灵徘徊不去
黄立文
这次整风，反对三个主义。
既然三个主义都应反对，可见并无好坏之分。
但奇怪的是，有些单位的领导同志却别有想法。
他们对于三个主义有偏爱、有禁忌，实行分别对待。
谁要批评教条主义，欢迎！
你还不想说什么，我来启发；
你还没有开口，我先示范。
务求大家热烈发言，淋漓尽致。
保证“言者无罪”，座谈会也能尽欢而散。
谁要批评官僚主义，也不反对。
你要说什么，不阻止你说什么；
你说多少，我听多少。
满脸严肃，谨防深入，务求适可而止。
谁要批评宗派主义，表示你想“拆墙”了，要“挖”我的“墙脚”，这还了得。
于是，非用各种方法把你的嘴一家伙堵住不可。
有例为证：
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本月初举行座谈会，目的为了揭露问题，为了“拆墙”。
但不幸“即使在座谈会中，宗派主义仍旧像一个幽灵似的在徘徊”。
还有一个例子：
上海某出版社邀请社内民主党派成员举行座谈会，揭露内部矛盾。
在会上，党员负责干部强调的是这么一句话：
“我们这里没有宗派主义。”
两个例子，各有巧妙不同，其揆一也。
一种是，今天不便于采取“泰山压顶”之势了。
但仍然若隐若现，让你知道“我在这里，你得当心点，不要胡说八道”。
这样，胆小的自然就被吓退了，无话可说了；
自己就可以像一座山一样，一动也不动。
另一种是，我把结论都做好了，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如果你不识相，一定要说，也不过是“无的放矢”；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宗派主义”，你还瞎嚷嚷干甚么？
保住深沟高垒，即便“竭诚欢迎”大家批评教条主义和并不压制大家批评官僚主义，也是很难达到真正的目的。
别人有了顾虑，怎能尽倾肺腑之言，结果还不是望沟兴叹，望垒心塞。
勉强说几句，形同隔靴搔痒，无济于事。
其实，深沟高垒是保不住的。
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不是终于在“内外夹攻”之下，逐渐拆除和填平“墙内之墙”和“墙外之沟”么？

看“国庆十点钟”散记
秦榛
影片“国庆十点钟”，我是和侄女儿幼华一起看的。
她是个机灵的少先队员，和她在一起看电影有个好处：
她几乎对影片中每个情节都有反应，而她的反应也常常引起我对影片进一步思考的兴趣。
影片一开映，很快就吸引住了她。
她专心地看着，只是不时地向我说一说她喜欢哪或是不喜欢哪，或是提出些疑问。
当影片中侦察员顾群与小余经过商讨，认为特务扔的信与汽车事故之间一定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的时候，她便得意地、若有发现地用刚学来的文学术语对我说：
“叔，这里的描写，是不是表现他们很有经验？”
我不在意地嗯了一声表示同意，但接着我又补充了一句：
“这同时也表现出特务太没有经验了！”
她听了，笑了一笑，显然并没有了解我的意思。
特务的确是太没有经验了，他们有什么必要把扔信、破坏汽车、偷表、准备爆炸等等事情连接起来在一个短时间内进行呢？
要是说偷表是为了安装定时炸弹而不得不偷的话，那么扔信等等就满可以放在其他时间去进行，没有必要同时在各方面都暴露出行动的痕迹。
但是特务们却这样做了，因此就使人感到影片中所描写的，好像并不是狡猾、狠毒的特务的真实行动，而是作者为了以后顺利地破获“双铃马蹄表”案件，而虚拟出的一些不真实的情节和线索。
这些虚假的情节正好否定了幼华在前面所提出的那个想法：
因为特务太无能了，线索的获得太容易了，因此不能深刻地表现出侦察员们的机智，同时也不能充分地反映出侦察工作的复杂和艰苦。
影片最后一个情节出现了：
国庆日的上午，广场上站满了人。
在离广场不远的张大力的家里，出现了那个曾经被特务偷去过的马蹄表。
人们知道，特务在这表里面装上了烈性炸药，在十点钟的时候就要爆炸的；
但是侦察员呢，却还在审讯特务何占彪，问他：
“那个马蹄表，现在在哪儿？”
幼华看到这里，真是急得要命，她紧捏着我的手，不断地顿着脚说：
“快来吧！
快来吧！”
她希望侦察员叔叔赶快来把那只装有炸药的表拿走！
到小朋友圆圆因为心急要把表拨快一点的时候，她便急得叫了起来：
“？！
别拨，别拨！”
……
作者在这里是相当成功地运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技巧，一把一把地上紧了观众心里的“弦”的。
他把审讯特务的场面和广场上的场面交叉起来，并且三番五次地用特写镜头来强调那只“装有炸药”的马蹄表，似乎在对观众说：
“请注意这只表！”
“特务还没有说出来！”
……这样，就把观众，比如幼华，牢牢地抓往了。
不过，说实在话，我当时却并不紧张，我只是因为不愿意使幼华扫兴，才没有对她说“别急，不要紧的！”
之类的话。
虽然，我并不比她聪明一些（只是比她多一点生活经验而已），但是，我却知道表里面的炸药早就拿出去了。
因为侦察员顾群既然早就知道这只表曾经被特务偷去过，那么，即使是最笨的侦察员，对那从特务手中送回来的表，也会作一番详细的检查的！
那么，我还着急干什么呢！
运用技巧，在观众心里造成紧张的悬念，这是在任何好的作品中都可能有的。
不过技巧也应该有真实的情节为基础，若果技巧脱离了真实的情节，那就不是真正的艺术技巧，而是有点故弄玄虚。
影片结束了，回到家里。
突然，幼华又对我说：
“叔，电影里的那几个阿姨在汽车里又笑又闹又唱，她们干嘛那样呢？”
难怪她发出这样的疑问，那几个姑娘和司机平小海笑闹的场面，的确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
当然，一部影片中穿插一些爱情场面，甚至以爱情描写为主干，那都是可以的。
问题在于如何描写它。
这种穿插是必要的呢，还是不必要的？
是影片的一个有机的部分呢，还是外加的生硬的枝节？
我就看不出
“国庆十点钟”中姑娘们的笑闹对影片有多大好处。
这个穿插与整个剧情是没有多大内在联系的，对影片主人公们的性格发展也是没有多大影响的；
而那个穿插又是那么的长，笑呀，闹呀，唱了半天，实在使人不知所云。
“游园”那一场中的那些舞蹈，也是有类似的缺点。
要睡觉了，幼华把她的日记送来给我看。
写的都是关于电影的事，写得很热情，甚至感染了我，使我回忆起影片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的，譬如镜头比较干净，节奏也比较明快等等。

街谈巷议
两首歌谣
我们县里，过去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大衣一披，飞东飞西，
活计不做，工分照记，
若问哪个，社长会计。
自从中央号召干部下田参加生产以后，在农民中又流传了一首新的歌谣：
干部推粪，
麦子陡长五寸；
干部下田，
瘦田变成壮田。
（江苏泰兴南岗）
深夜喇叭声，惊醒多少人？
因公坐小汽车，或者因为回家路远坐小汽车，对于高级干部来说，还是无可厚非的。
如果连这一点也要反对，那才真是平均主义哩。
可是，坐小汽车也不能妨碍别人。
我住在宣武门内头发胡同，每天夜间十一点钟前后，总有一辆小汽车经过头发胡同，自东向西飞驰而过，进口时总是连按三声喇叭，约摸走过一丈多远，又是三声，如此连续不断，一直响到头发胡同西口。
每次，我总被这有节奏的喇叭声惊醒。
我的邻居们和我一样，也是每天晚上要承受一次这样的音乐。
工作人员也好，家庭妇女也好，经过一天的劳碌，谁都需要安静地睡一觉，可是这位汽车司机和深夜而归的首长，就根本没有考虑到别人的休息。
听说，有些国家的城市里，汽车在深夜驶过住宅区时，是不许按喇叭的。
我看这是一个很好的规定。
（北京　李克非）
爱惜每粒米、每根菜
在饭馆里，同时进来两个人：
一个是穿著很讲究的干部，一个是穿著较简陋的农民；
两人坐在一个桌面上吃饭。
饭吃完了，那干部的饭碗里和菜碗里剩下不少饭菜，而那农民的饭碗和菜碗却吃得干干净净，就像洗过的。
这种情形我看到过好几次了。
有些干部无论在什么地方，总要表现自己是“大方”、“阔气”的，好像把菜饭吃干净了会显出自己的“寒酸相”似的，这种作风和过去的那些阔少爷、阔小姐有什么两样？
饭菜是经过农民千辛万苦劳动出来的，农民看了浪费饭菜最痛心，还是请这些干部尊重农民劳动，爱惜每粒米、每根菜吧！
　（河北芦台张蔚）
出版社快被卡死了
读了你报“立此存照”栏所登的“谁掌握出版的命运”一文，我们颇有同感。
我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知道一些情况，请转告读者：
前些日子出版局对我们纸张控制得出奇的紧，最近出版局从商业部拨到一万吨（四千万令）纸，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多少可有多少。
但事实上并非那样如意，出版社仍然受各方面卡住。
例如，现在印刷厂是淡季，向我们要书印，我们想增加重版书的付印，但发行方面不愿多印。
“红楼梦”各地报来的印数是二十五万，他们只要十万；
“三国演义”各地报来印数是二十三、四万，他们只要四万。
新创作的重印，新华书店不大欢迎。
例如“桦树沟”一书，作者李伯钊几次来信，要求再版，出版社去书店接洽印数，新华书店就是不要。
我们出版社真是被勒住了喉咙，快卡死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编辑）
拆线
我的爱人生产已近两月，但伤口老是不好，疼得晚上睡不着，只好到海淀医院去检查一下。
“哎，怪不得你痛，还有线在里面呢。
是谁给你拆的？”
大夫一面说，一面从伤口里挟出一根黑色的短线来。
“就是你给我拆的呀。”
“啊啊……是我？……”她停了半晌说：
“其实也很难怪，这样小的一截线，是很难看出来。……反正屁股上肉多，不要紧，不要紧。
嘿嘿！……”
（北京海淀区居民陈滔）
未免庸俗
05月11日旅大日报报道某院长亲自到学生食堂去为学生盛菜。
在报道中说，院长盛的菜和汤都特别满，学生们争先要买院长盛的菜，吃起来都特别香。
这样宣传领导同志参加体力劳动，我看未免有些庸俗吧？
（大连科学院石油研究所徐康）

“齐德拉”演出的补正
本月13日你报第4版的“‘沙恭达罗’排练场上的一段对话”里的“据吴晓铃先生谈”的话有一些“传闻失实”。
在协和医院礼堂演泰戈尔翁的戏的时间是1924年05月08日，那年诗人是六十三岁（虚岁六十四）。
当时演出“齐德拉”（Chitra）是用的英语。
这个剧本有两个汉语译本：
一个是吴致觉的文言译本“谦屈拉”，一个是瞿世英的口语译本“齐德拉”。
当时陪同诗人访问中国的有当代印度第1名画家、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退休院长难达婆薮博士。
他在北京写信说：
“齐德拉的演出相当成功。
我在化装和服装方面帮了一点小忙。
他们的眼睛有些不很对劲儿，但是他们尽可能去做戏，做得有些像曼尼堡（Manipur）人。
参加演出的男人和女人都很像样儿，我看恐怕齐德拉公主就真许是中国人呢！”
去年逝世的建筑学家林徽音女士扮演的齐德拉。
应该说明，我也是得诸“传闻”，因为那年我才十岁。
吴晓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