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
讨论逐步转向深刻化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到22日为止，已经开了九次，前后共有五十二人作了发言和书面发言。
这些发言，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和意见。
对某些问题，会上还展开了争论。
在这些意见里面，有不少一部分涉及到国家工作中带有原则性的问题。
我们认真地研究、分析和讨论这些意见，加以正确地对待，以便改进我们的工作，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这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和读者，都是十分重要的。
会议23日休会。
在22日会议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周建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劭先、王昆仑，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叶笃义，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严景耀，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蔡廷锴。
周建人同意“拆墙”须从两面来拆
他觉得民主人士努力学习搞通思想就是“拆墙”妙法
应该实事求是地估计缺点
夸大缺点易引起思想混乱
周建人今天第1个发言，首先他表示了对成绩和缺点的看法。
他说，中国解放以来，短短的几年中，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事情，缺点当然也是有的，光有成绩毫无缺点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缺点需要把他暴露出来，才能设法纠正，但也不宜过分夸大。
我很赞成昨天李毅同志的话，应该实事求是地估计缺点，夸大缺点容易引起思想混乱。
接着，他谈到机关党组织的工作方法问题。
他说，共产党是领导党，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党作领导，今天全国人民已经知道得很清楚。
不过，有些机关里的党组织事情管得过多了。
因为党管得太多，党外干部发挥积极性和智慧的机会就会减少一些，对于工作不利。
如果管得少些，放手一些，有好处，可以使党外干部努力学习，负责把工作做好，于社会主义建设才有利。
这并不是不需要党的领导，并不是必须管的也不管，党的领导肯定要，谁也不怀疑。
机关工作中主观主义当然会有的，考虑和决断一件事情，当然多少含有主观主义成份，毫无主观成份的纯客观是很少可能的。
但如不细细思考，过于片面或不适合当前实际，就成为主观主义的看法，这在工作上的损害也是很大的，所以应该克服。
关于统战工作方面，周建人说：
现在流行着“统左不统右”和“统上不统下”二句话。
统左不统右，我却看不出来，因为无论中央或地方，分明把年纪比较老的、思想多少有点右的人也团结在一起，我不觉得有不统右的事。
至于统上不统下，表面上是有一些的，例如统战部有事与民主党派商量时，一般总是找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来谈，从不找基层成员来谈，这好像有些统上不统下了。
不过要把基层组织的成员都找来，事实上也不可能。
我以为造成这种现象与民主党派内部工作做得不好也有关系。
如民进内部负责人很少与基层通气，我自己就很少和基层组织成员联系，多少有些隔膜。
因为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基层不大通气，有些隔膜，下面就会以为是统战部“统上不统下”了。
如果民主党派内部很通气，这种情况就可以减少些。
把资产阶级分子的彻底改造说成“脱胎换骨”，他认为也无不可
讲到思想教育的问题，周建人说，我感到每个人除出生的阶级、家庭情况及生活过程中的遭遇不论外，工作的好坏总与头脑里的思想有关联。
各种行动都可以追溯出一个思想根源来。
任何行动，做或不做，或怎么做，都须经过思想，由思想来决定。
因此，学习就十分必要了。
学习范围很广，思想上的学习就是指思想教育。
目的就是改造思想。
改造思想可称为洗脑筋或称为换脑筋，说脱胎换骨也无不可。
我们是从旧社会来的，不免带有旧的思想体系。
带有旧的思想体系倒没有什么奇怪，如果一点不带来倒是很奇怪了。
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经过艰苦的思想改造，才能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
小资产阶级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但前一阶级的思想与后一阶级的思想有差异。
小资产阶级的享受欲比资产阶级小些，剥削思想也较少或竟无有。
因为资产阶级分子本来具有剥削思想的特点，享受的欲望又大，所以改造起来，工程比小资产阶级要大些，因此，把资产阶级分子的彻底改造比喻为“脱胎换骨”，我想原因就在此。
对于如何拆墙问题，周建人说，王绍鏊老先生认为，拆墙须从两面来拆，我同意他的看法，我觉得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来说，努力学习、搞通思想就是拆墙的妙法。
我相信不从思想上来搞好团结，团结总是表面的。
他又说，学习改造不是唯一的、万能的。
例如接近工农群众、参加体力劳动等等都能影响思想，使之发生变化。
但学习也不得不说有极大的作用。
不过，作用的大小又须看学习者自愿的程度如何而定。
进一步说起来，就是在自愿的情况下，改造思想也还是一件艰苦的工作。
不过，工作虽然艰苦，用处却是极大。
比方说，一个管理总务或是财务工作的干部，如果他的思想已经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已经懂得马列主义，已经相当地了解社会主义前途，与一个未经过改造，习惯于旧社会里给富家当账房先生的人比较，其工作作风与工作效果，肯定是大不相同的。
要把社会主义迅速顺利地建设起来，我觉得改造思想非常必要！
他说明文字改革问题由来已久，解放后又曾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最后，周建人谈到前天会上争论得很热烈的文字改革问题。
他说，听到大家谈到文字改革的问题，我对它很有兴趣，愿意说明一些情况。
解放前许多人就提起过文字改革的问题；
解放后，北京曾开过一个文学界的大会（会名已忘记）就提出过一个建议。
后来又成立了一个研究文字改革的委员会，是由吴老（吴玉章）主持的，我也签了名。
并且听说马老（马叙伦）、郭老（郭沫若）、沈雁冰部长，都曾同毛主席商量过这个问题。
简化汉字方案出来时，我正在出版总署工作。
听说1955年曾分发二十万份向全国各地征求意见。
去年又交地方政协讨论过。
其实，汉字简化问题在人民心目中早已存在。
记得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就有人提出过。
至于拼音方案，吴老曾作过报告，仅仅是注音，为推广普通话并便利扫盲之用，并未提出代替汉字。
注音的要求也由来已久，在民国初年就有人提出过。
拼音字母将来是否将成为通用文字，这是将来的事情。
不过早先鲁迅先生是曾主张用拼音文字的，因为可以促进文化的发展。
当时没有人反对他，因为鲁迅自己读了许多古书，别人不能抓住这一点批评（别人提过曾遭反对）。
今日在人民群众里面，赞成用拼音文字的当然有，我便是其中一个。
不过，并不是要废除汉字。
汉字要学还是可以学，古书还是可以读，汉字不会废除。
我以为将来是有此可能的，因为拼音文字实在大有便利。
最后我再说明一句，可是吴老的报告中却并不曾提出过这话。
陈劭先希望共产党帮助民主党派改造思想
他说：
既然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不能拿旧思想、落后思想去监督新的进步的思想，也不能拿资本主义去监督社会主义。
中央统战部与各民主党派过去的关系到底怎样？
对民主党派的帮助够不够？
陈劭先在发言时，首先回答了这样两个问题。
他说，统战部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过去没有什么错误。
民主党派的巩固和发展，民主党派成员的进步，都是同统战部的帮助分不开的。
前几年，凡是有关民革的问题，统战部都邀请民革的负责人去研究、商量，对民革帮助很大。
统战部的同志也常去民革和我们作个人接触，谈谈对工作、生活的意见。
这些做法都很好。
但是，近一年来，统战部为了怕干涉民主党派的内政，对我们的帮助也少了，关系也疏远了。
我认为民主党派内部有了问题请统战部帮助、指示，并不等于干涉内政。
因此，今天我要对统战部提出几点意见。
首先希望统战部对民主党派的思想改造工作还是要指导、帮助。
因为既然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不能拿旧思想、落后思想去监督新的进步的思想，也不能拿资本主义去监督社会主义。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在共产党方面也必须要克服三大主义。
对于民主党派确实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房子问题，人事问题等，陈劭先也希望统战部能帮助解决。
陈劭先对统战部的第3个希望是：
希望统战部在可能范围内能在党政方面的重要政策、措施制定之前，事先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
他说，有些事情民主党派往往在登出报来后才晓得。
事先不了解情况，如何进行监督？
事先征求意见，民主党派才能起到监督作用。
当然，属于机密方面的问题，又当别论。
最后，陈劭先希望统战部能够同民主党派保持密切联系（包括私人接触在内），和大家多来往，多联系，不能因为怕干涉内政而不来往，越来越疏远。
除了对统战部的四点希望以外，陈劭先还谈到三大主义的问题。
他说，三大主义是互相关联的，但危害最大的是官僚主义。
因为官僚主义牵涉的面最广，与全国人民有关。
如果在工厂、农村官僚主义严重，就会引起工人农民的不满。
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我们要做好工作，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扩大，就要扩大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
克服官僚主义就能使我们的政权不断巩固。
接着，他又谈到宗派主义。
他说，宗派主义的危害也不小。
虽然共产党一贯痛恨宗派主义，在延安就反过，今天还在反，但是干部中的宗派情绪仍然不少。
有些人看不起民主人士，独断独行，就易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毛病。
去年发生的许多问题，都是由官僚主义造成的，如果有关部门能够事先细心研究，和民主党派研究，就可避免许多损失。
近来报纸上所揭露出来的事，不仅有些事情我们不了解，我想中共中央也不一定都知道。
现在揭露出来，有助于矛盾的解决，我们人人都应该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昆仑提出三点希望
支持民主党派充分参加国家事务
共产党要继续帮助民革团结进步
在民革中的交叉党员要积极发挥作用
王昆仑在发言中，提出了三点希望，他说：
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但也反映了民革若干成员的意见。
第1点希望是支持民主党派充分参加国家事务。
过去民革和各民主党派一起，曾参加了国家事务，可是，还不够充分，希望今后凡是宪法范围以内的国家大计，不仅事前建议，事后批评，而且要做到参与他们自己职权内的决策、执行和检查。
民革成员大多数是军政人员，现在大多数在国家机关做政治工作，在文艺方面也许放不出多少美丽的花朵，在学术方面也许不能一鸣惊人，可是应当在政治工作上多发挥力量，共同负责，当家作主，大家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
在这个问题上，王昆仑声明说：
尽管我们提出许多意见，指出许多缺点，其目的是在于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民革有一位老同志说：
“如果过分发展了分庭抗礼的思想，甚至动摇了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认识，也决非国家之福”，这句话说明了我们尽管或多或少残存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可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尽管我们要唱对台戏，可是并不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政治。
我们是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多党联合政府，民主党派不是在野的反对派，国家工作有缺点，我们也有一部分责任。
只有是这样的立场观点，才能够充分参加国家事务，才能够向领导党进行监督和批评。
谈到这里，王昆仑附带提出几个具体问题。
第1个问题是在职的能做到有职、有权、有责，发挥作用。
第2个问题是：
无职的军政人员和一般社会人士能分别情况得到适当安排和就业与救济。
第3个问题是：
民革自己机关的干部首先应当自己多加关怀、培养，使他们发挥力量，安心工作。
但是，物质条件不足，今后仍望政府予以可能的帮助。
第4个问题是：
对肃反，一方面坚持有反必肃的原则，一方面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
希望深入进行检查。
凡是某些人在那里受到错误的处理的，在弄清楚以后，就在那里为他公开恢复名誉。
但是在组织上、在思想上我们当然还要坚持划清敌我，如果的确是反革命分子，决不替他呼冤，决不替他要求平反。
第2个希望是：
共产党要继续帮助民革团结进步，帮助民革在所联系的群众中起带头作用。
民革同志不少的人在解放前由于或先或后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才能从长期的分散和失败中把力量集中起来走向胜利。
解放后，民革、民联、民促和第4方面四个方面合成一个今日的民革，几年来组织日趋巩固而且发展，去年一年，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联系社会人士，人数达到两万五千多，在内部差不多都忘记了过去四个方面的历史痕迹，团结一致，基本上几乎找不到宗派和对立。
他说，几年来民革的发展、巩固，和统战部一贯的帮助分不开的，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几年中统战部怎样为民革创造发展条件，怎样从旁协助我们的团结、进步。
希望今后统战部在不干涉民革内部事务的原则下，尽可能加强对民革的政治领导。
但是，王昆仑说：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自己的努力。
例如我们近年来在地方组织中也还有个别的不很团结的情况，就主要靠我们自己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靠民革中央来帮助他们调整关系，一味责备当地的统战部是无用的。
今后，民革作为民主党派的组织来看，仍然应当在自己所联系的群众中，先行一步，经常起带头作用，代表自己所联系群众的利益，帮助他们改造思想，这样才能创造长期共存的条件，这样自然能延年益寿，前途乐观，不会乍暖还寒，花开又落，而是风和日永，芳草连天。
第3个希望是在民革组织中的交叉党员要积极发挥作用。
他说：
加入民革的共产党员和团员人数很少，但在中央不少地方都有，其中也有个别的人表现出某些不同的缺点，总的说来是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在团结上起了积极作用。
王昆仑认为：
这些党、团员既加入民革的组织，在未退出民革以前，一方面固然要遵守党团的原则和纪律，不卷入人事纠纷，不要因为是党、团员就高人一等，但，另一方面也不应该过于战战兢兢，缩手缩脚，应当心胸坦荡，本着民革成员的身份，发挥积极作用。
共产党员和团员要能善于和民革同志合作共事，民革成员更应当向党、团员学习，搞好合作共事关系。
王绍鏊认为，墙是两方面砌的，也应两方面来拆，帮助共产党整风是为了巩固国家的领导核心
王绍鏊发言说：
我在上次发言中讲过，墙是两方面砌起来的，也应该由两方面动手拆。
比如我自己就有这种毛病，我们从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往往自鸣清高，强调“士为知己者死”，这就是墙的来源之一。
我在财政部工作的时候，就不大愿意找薄一波部长，新旧年节，也不去拜年，结果在我们之间就有了隔阂，这种隔阂越来越深。
我们应该主动地把这种清高思想去掉。
“士为知己者死”这是封建社会的思想。
他说，现在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提高了，工资增多了，但这并不等于就使高级知识分子积极起来了。
如果不信任他们，他们的积极性还是提高不起来的。
据我了解，各厂矿旧的工程师十分之九都有此情况：
你不信任我，我何必卖力气呢？
他说，我们的墙是各式各样的，有主观主义的墙、有官僚主义的墙，尤其厉害的是宗派主义的墙，这些墙都各有各的拆法。
宗派主义在各个地方也不是平衡的，有的地方重一些，有的地方就比较轻一些。
据天津民主促进会的同志反映，我们那里的成员对“鸣”和“放”顾虑很大。
我对天津民主促进会的同志讲，你们放心鸣放心放好了，只要站稳社会主义立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可以大鸣大放的。
我们这是为了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是为了巩固我们的领导核心，使得中国共产党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
我上次讲话说民主党派也要整风，影响很大，有人说，这是不要我们“鸣”和“放”了。
这说明我高高在上，不了解群众的心理。
有人说，苏联是一党专政，我说不是，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
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
我要争鸣，我不能同意有些人提出的在学校中取消党委制的说法。
但是党组织不应该代替行政。
制度本身是不坏的，而是有人破坏了制度。
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各个民主党派在政治上也要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天经地义的。
叶笃义希望不要称呼
民主人士为“朋友们”
叶笃义说，他要从一件小事情来谈“拆墙”的问题。
他说，毛主席、周总理讲话的时候，常说“同志们，朋友们”，不论是在政协作报告还是对机关干部讲话都是这样。
很明显，同志们，是指在座的共产党员；
朋友们，是指在座的党外人士。
他认为可以把“朋友们”三个字取消，因为政协成员都是统一战线以内的人，机关干部又都是周总理的部下，称朋友，不确切。
他说，“同志”二字，有两种解释。
一是一个党之内的；
没有相同的组织关系的，不是同志。
另一种解释，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人。
他说，“美国把我们称为共产党的同路人”，我认为很对，因为在统一战线里的人，都是拥护共产党、社会主义的。
他说，一年前，民主同盟举行第2次代表大会时，李维汉部长谈到，对民建会员称同志，民建会员很高兴；
称同志，这是因为企业公私合营了，有了基础了。
经过一年，社会有了更大的变化，党中央负责同志讲话的时候，如果取消“朋友们”三个字，对党外人士会是很大的鼓舞。
严景耀建议：
合并四个党派
成立“社会主义同盟”
严景耀发言中，提了三点意见，第1，希望加强对党员的统一战线教育。
他说：
好些基层同志反映：
把统战部的“统战”二字拆开看是“上统下战”。
他说，下面有些教授因为有顾虑，还是不敢鸣、放。
有人反映：
大学大鸣，中学中鸣，小学小鸣。
还有人说：
“在学术上敢争鸣，但是在思想上不敢争鸣。”
有些中学教师反映：
“大的”“小的”都有人管了，就是我们“中的”还没有人管。
在上海有人说了三句话：
“贯彻多，研究少；
命令多，商量少；
要求多，帮助少。”
谈到这里，严景耀举例说：
有一个学校，共产党员的副校长因事出差，学校出了这样的布告：
“副校长因公出差，校内一切事务均由校长代理。”
根据以上情况，严景耀建议必须对下面加强统一战线的教育。
另外，严景耀也谈到：
下面有些单位的统战工作搞得很好，因为共产党的支部能够和民主党派支部遇事商量，发挥了民主党派的作用。
严景耀说：
我是民进的一分子，我很同意叶笃义的意见，把民盟、民进、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合并起来。
这四个党派都是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常常发生交叉，弄得群众很难应付，不知加入那个组织好。
合起来，对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大有好处，还可以让许多人解放出来做别的事。
如果能够合并，可以叫“社会主义同盟”。
第2个意见是：
民主党派的专职干部，不属于政府机关和企业，也不属于党，对他们的待遇、提拔、培养，没有一定制度，许多人感到前途茫茫，不安心。
值得注意。
第3个意见，他谈的是关于扩大民主制度的措施。
他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工作，对政府的工作起了监督和推动作用，但还不够。
因为他们视察的范围、时间、地区都有限。
他建议在中央和各级地方人代会设立各种常设委员会，比如经济、卫生等委员会，吸收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专家等参加，对各部的工作进行监督。
罗隆基怀疑现有的党政机构能够防止和正确处理打击报复事件，他主张另外成立一个自成系统的委员会
罗隆基发言说，最近有两位外国记者到他家去，请他谈谈对于“鸣”和“放”的印象，特别是对于马寅初、张奚若发言的意见。
他说，他认为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
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这是一。
第2、“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
同时他还对外国记者说，他认为马寅初老先生顾虑太多。
他不同意马寅初的意见，他说，在解放初期，许多老教授不能上课，经过学习提高，现在可以上课了。
马寅初说，整风运动以后，许多青年助教因为教条主义太多，上不了课。
其实这又有什么可怕呢！
青年教师经过整风，抛掉教条主义，提高自己，将来就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
这正是辩证的发展，这正是整风的作用。
也不完全同意张奚若的意见。
他说，前一天，陈叔通老先生对他说，现在的争鸣气候好像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他又续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
他说，通过这次整风，“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
第2，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
他认为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
但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方案，这就是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
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
他以为这样作有三个好处：
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
二、过去的“五反”、“三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
有人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以后，还有“收”和“整”。
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
他还主张，“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
因为他认为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
“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有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
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有，其实共产党内也有。
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
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
他以为，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
因此，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他认为共产党组织是否发展太快了
第3，他认为共产党在发展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发展知识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是值得领导党考虑的。
在解放后这几年里，党员很快地发展到一千二百万。
在他看来，在解放初期在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这样的人，他说却被党看成是积极分子，也就是进步分子，吸收进党。
这些人多半没有经过多年的革命锻炼，也缺乏同自然作斗争的知识，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非党知识分子感到不服气，既影响了党的威信，又造成了党和非党的隔膜。
他认为上司太多，森工部“没法子有权”
第4、关于有职无权的问题。
他认为，党员固然有责任，机构也有问题。
他说，他在森林工业部里面是有职有权的，但是部以上有国务院的八个办公室，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另外还有党中央的各部，你这个部没有法子有权。
很多事情都是从上往下贯彻，往下交任务。
经委和计委向部里要的数字任务，也只能是主观主义的。
计划整个地建筑在关起门来的主观主义的基础上。
他认为经委和计委和国务院各办公室的领导人员多是党员，这也正说明党对旧知识分子很不信任。
他以为“党员的政治虽强，技术知识和对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不一定都丰富”，应该放心地让旧知识分子参加管理工作。
1956年是“全部的冒进”
第5、关于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还是“冒进”的问题。
他认为从1956年以来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
这不是那个人的问题，也不是那个部的问题，而是全部的冒进。
张奚若先生说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都是说的它的表现。
这是把毛主席所说的“稳步前进”忘了的结果。
蔡廷锴对简化字作书面发言
蔡廷锴书面发言说，今天报载，昨天座谈会有几位同志关于文字改革问题谈了很多，但所公布的简化文字99％我赞同，还有些小意见。
例如，“葉”、“箫”二字以字义分析来说，“葉”乃树木附属品，那“葉”改为“叶”；
“箫”是乐器改为“肖”字。
我接很多朋友来信均有意见，但文字改革委员会未将“叶”、“箫”二字解释清楚。
我以为，群众有意见，希望文改会公开解释。

日本民心所向不可抗拒
日中友好协会筹办的“日中友好月”活动，已经从5月15日在日本全国各地展开了。
它的中心目标是通过扩大日中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来进一步发展日本人民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
这是日本人民为日中两国关系正常化所作的重大努力。
中国人民衷心地欢迎日本人民的这一友好表示和可贵努力。
中日关系应该早日正常化，这是不言而喻的。
日本和苏联恢复邦交以后，日本人民把促进日中邦交问题提到头等重要地位上来，这也是很自然的。
因为中日两国人民对于战后十多年来，两国之间仍未恢复正常关系，早就认为是不合理的，他们都迫切地要求恢复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
我国政府和人民在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上，曾经作过并且继续作着多方面的努力。
日本人民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强烈愿望和为此奔走呼号的努力，也为中国人民所了解。
但是为什么中日两国关系到现在还不能恢复正常呢？
原因是由于外来势力的干涉；
更明确些说，是美国侵略势力的干涉。
多年以来，美国千方百计地干涉日本的对外政策，阻挠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而在日本统治集团内的一部分人，也顺从美国的意志，奉行违反人民意志的政策。
美国侵略势力的目的是很明显的：
一方面它企图通过阻挠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把日本继续缚在美国侵略政策的战车上，便于美国继续控制和占领日本，阻止日本独立政策的发展；
另一方面，阻挠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有利于美国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挑拨，并在远东地区制造紧张气氛和不安。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民和日本爱国力量开展广泛的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国民运动，不仅在促进日中关系正常化方面有重大意义，而且也将给日本人民争取独立自主、争取和缓远东局势作出贡献。
我国政府和人民在恢复中日邦交问题上，立场一向是很明确的。
我们愿意同自己的紧邻日本早日恢复正常关系，愿意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来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平等互利、友好合作关系。
但是，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利用恢复中日邦交问题来玩弄“两个中国”的阴谋。
因为中国只有一个。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必须统一于一个中国之内。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的问题，必须由中国自己来解决，任何人不能干涉。
不论制造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的阴谋，包括目前美国舆论正在制造所谓联合国托管台湾的阴谋在内，像太阳不能从西边出来一样，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同日本人民的接触和友好来往中，我们高兴地看到，日本有越来越多的人士了解和赞同中国的这种立场。
不久以前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发表的共同声明，明确地表明了“日本政府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尽快、正式、全面地恢复国交的阶段已经到来”、“不承认存在着两个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进一步扩大两国间的人员、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等等主张。
这无疑地是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认识和愿望的。
我们还高兴地看到，日本的保守势力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明智人士，赞同这种立场。
据日本报纸刊载：
属于保守势力的地方议员中，有用私费发行小册子，积极致力于介绍新中国的实际情况。
参加要求恢复日中邦交运动的，除了一向就站在这一运动前列的群众和团体以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地方自治单位的议员、资本家、银行家、中小企业家等等。
日本人民促进恢复日中邦交的国民运动，团结着日益广泛的各阶层群众，我们相信一定会收到积极的效果。
近几年来，由于中日两国人民的努力，由于中国政府的积极协助，中日两国人民的接触和友好往来，日益频繁，日益广泛。
1955年，日本来中国访问的各种团体、各界人士达五十二起，八百多人；
1956年，达一百零八起，近一千二百人；
中国人民到日本进行友好访问虽然还存在着不少困难，但在近两年中人数也有了增加，共达二百多人。
两国的民间团体缔结了十几个协定，在贸易、渔业、侨民、文化交流等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少成绩。
中日两国人民和民间团体的这种广泛的接触，应该不受阻挠地继续发展下去。
因为这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将为两国之间恢复正常关系开辟道路。
目前，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关键问题，在于日本政府采取现实的态度，断然排除美国对日本执行独立自主政策的无理干涉。
岸信介政府对于恢复日中邦交的态度，将是它能否执行独立自主政策的试金石。
日本人民将从岸信介政府对待中日邦交问题上，看它到底在独立自主的道路上是前进一步，还是后退一步。
很明显，要求继续发展中日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继续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并促进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是日本民心所向，不可抗拒的。
日本政府要想无视日本人民的要求，必然将使自己陷于越来越困难的境地。

法国前总理富尔到京
据新华社22日讯
法国前总理富尔和他的夫人今天下午从广州乘飞机到达北京。
他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来中国访问的。
富尔在机场上对记者说，由于他已离开法国一个时期，还是不要评论摩勒政府辞职的问题为好。
富尔说，这次法国内阁的危机并不是奇怪的事。
因为在法国政治生活中，这种内阁危机是并不罕见的。
他本人就经历过两次。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和夫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叔通，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乔冠华，秘书长吴茂荪，北京市副市长乐松生。

科学院学部委员会今举行会议
将设学术讲坛由与会人员自由发表意见
新华社22日讯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定23日在北京举行。
第1次全体会议是在1955年06月学部成立时举行的。
这次会议预定举行八天，准备检查中国科学院两年来的工作；
明确今后科学院的研究方针；
宣读学术论文；
并且举行1956年度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授奖仪式。
会议期间，将要开设学术讲坛，与会人员将在学术讲坛上自由发表对于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一切意见。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学部委员以外，还有科学院各研究单位的负责人，1956年度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获得者，宣读学术论文的科学家，以及科学院的苏联和波兰顾问、专家。
参加会议的将有五百多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等单位。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五周年
在京作家畅谈深入生活的体会
本报讯
本月18日下午，为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五周年，中国作家协会和人民日报编辑部联合邀请了在京作家白薇、刘白羽、李季、汪静之、周立波、康濯、郭小川、杨朔、碧野、萧乾等（还有一些被邀请的作家因事没有出席）举行座谈会，讨论关于作家深入生活的问题。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委托副主席邵荃麟主持这次座谈会（茅盾有书面发言）。
邵荃麟在座谈一开始的时候说：
今天的座谈会只谈一个问题，就是深入群众生活的问题和经验，这也是“讲话”的最根本的问题。
十五年来创作上所以有成就，有发展，就在这里。
有人说十五年来的创作是衰退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当然，十五年来，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
希望大家能就这个问题畅谈一下，我相信这会对读者和青年作者都有益处。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也就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接着，作家们分别就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杨朔在发言里，回忆了他在深入生活和群众结合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
周立波在谈到自己深入生活的体会的时候，特别强调必须经常在下面，因为生活变化得非常快。
他还对文艺界的许多脱离群众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说：
“即使作家没有在下面、而在城市里，也要多和群众接近，作家要多坐公共汽车、三轮车和电车，不要坐小汽车，这样你会观察到很多生活中的问题，不会脱离群众。
因为周围都是劳动群众，这样，就有机会接近各行各业的人。
有许多同志却不肯这样作。”
他还说，文艺界同志有时看电影、观摩戏剧，只限于文艺圈，这是脱离群众的作法。
知识分子有一个小圈子，不和群众接近，在文学上这是一种“自杀政策”。
碧野在发言里，着重地谈了他最近去新疆深入部队生活的体会。
白薇从自己下去生活的体验里，揭露了有的农场中领导人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和严重地损害国家财产的现象（这一方面的材料，她正在写文章）。
她还谈到，自己在东北体验生活受到歧视的情况。
她说她在东北的一些农场里，领导人对下去的作家闭口不谈农场的事，无论怎样要求他们也不谈，他们说和写文章的人不好打交道。
作家想到工作比较困难的地方去，他们也设法阻挠。
她说，这种现象如果不纠正，将给作家深入生活造成很大困难。
最后汪静之发言，针对目前培养作家问题提出了批评。
因为时间的关系，到会的作家还有些没有来得及发言。
邵荃麟说：
这个座谈会开得很好。
碧野同志谈得好，要把自己这根纱织到群众这匹布里去。
他的经历可以写成很美的散文和小说，希望他写出来。
今天来不及发言的同志，可以写成书面意见在人民日报发表。
我相信这对作家和读者都是有益的。
（茅盾、杨朔、碧野、汪静之、萧乾、康濯、李季等同志的发言，见今日本报七、八版）

陆定一在青年团代表大会上勉励青年团员
在风浪里站稳共产主义者立场
新华社22日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22日下午继续举行全体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在今天的大会上作了报告。
陆定一在他报告中首先分析了目前的形势，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我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由于我国的农业合作化的巩固还需要有几年的时间，资产阶级还将存在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还会长期地严重地存在，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的认识还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同时，还有帝国主义的存在，因此我们的胜利还没有完全巩固。
陆定一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一次最深刻的革命，它最后地、永远地消灭人对人的剥削制度。
这个社会制度上的变革，一定会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引起人们思想上的变化。
我们的思想工作的方针和办法，就要根据这样的形势来决定。
陆定一指出，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改造是可能的，因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爱国的，是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对他们进行改造就是要使他们之中大多数人赞成社会主义，并在很长的时间内，使知识分子中间逐渐有比现在更多的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陆定一接着说，共产党要自己改造自己，要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方法就是整风，让党外人士畅所欲言地提出批评；
就是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和参加体力劳动。
我们要在整风中间，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学会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
学会团结大多数人，来改进我们的工作，加强党的领导。
陆定一向代表们祝贺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勉励青年团员要立志终身作一个共产主义者。
他说，作一个共产主义者，就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来为人民服务。
陆定一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并不是风平浪静的，他希望青年们要经得起政治上、思想上的风浪的考验，经得起困难的考验，在风浪里站稳共产主义者的立场，要作一个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有完全知识的新人。
陆定一最后以一个老共青团员的身份，希望青年团员艰苦地劳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攻破科学堡垒，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今天的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中，有四位代表对团的工作和团中央提出批评。
青年团江苏省委副书记陆亨俊批评团中央缺乏征求批评的精神，各部门的发言也没有谈到当前工作中的矛盾，有些部门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
青年团安徽省六安地工委副书记张建吾批评了团中央听取下边呼声、关心与支持下面不够，不能及时地帮助下边解决实际问题。
他要求团中央负责干部深入基层和农村，倾听下边的意见和要求，帮助下边做出样子和解决实际问题。
青年团黑龙江省委书记吴亮璞在书面发言中指出，过去团中央委员会和团的省委员会很少召开；
集体领导不健全；
上级领导机关很少虚心倾听下面的意见，体贴下级干部，对下边的问题缺少实事求是的态度，批评指责过多。
他在书面发言中指出，要大力提倡联系群众、联系实际、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
陕西代表张瑞霖、佟秉衡、余德才、陈长之、徐荣铮的联合发言中，批评团中央对中等专业学校团的工作，缺乏具体的调查研究和具体的领导，形成一揽子的一般领导方法。
他们要求加强对中等专业学校团的工作的领导。
青年团中央青工部部长杨海波的发言，谈到要加强对新工人的工作，教育新工人成为有觉悟有技术的劳动者。
他指出，加强对新工人的工作，也是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积极地协助党培养好中国工人阶级的年轻一代，是各级青年团组织的一项经常的重要的政治任务。
杨海波说，要加强对新工人的政治思想教育，应当以阶级教育和劳动教育为中心，使他们充分了解中国工人阶级光荣的革命历史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伟大责任，从而克服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
特别要向他们进行对待劳动的教育，帮助他们树立巩固的劳动观念，热爱自己的专业的思想；
树立起作一个工人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杨海波还提出，要帮助和关心新工人的学习，教育青年工人向老工人学习，尊重老工人，教育老工人像对待子女和兄弟那样爱护和关怀新工人。
同时，青年团也要切实关心新工人的生活，使他们能够身心健康地发展起来。

党要作知识分子的“知己”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真
党要作知识分子“知己”，给知识分子以正确评价；
知识分子要从“士为知己者用”的雇佣思想进步到“当仁不让”、建设社会主义人人有责的主人翁思想
在高等学校中，党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还是不够融洽的，少数知识分子甚至对党还有严重的对立情绪。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从高等学校党方面来说，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党还不善于作高级知识分子的“知己”、“知心”朋友，从“知己”、“知心”的地位来领导和帮助知识分子前进。
中国知识分子有“士为知己者用”，“士为知己者死”，报“知遇之恩”的数千年传统思想。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高等学校，党是还没有能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知己”、“知心”的。
这中间原因很多，首先是高等学校的党员，对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专业不熟习，不了解其中甘苦，不能对其专业，予以正确评价。
高等学校的党员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老革命干部，他们过去忙于对敌斗争，有的人从没有深入学习自然科学和历史文化知识的机会；
有的人过去虽然学习过，但在长期对敌斗争中，也逐渐生疏和荒废了。
因此，他们不能从知识分子的专业水平，从他们的工作质量来了解他们，从而给予他们以正确的评价。
一部分是解放以后，从所在学校毕业的青年教师，这些人对高级知识分子说来，昨天还是他们的学生，当然他们是不可能很快完全认识先生的工作的。
曾有过这样的事情，一位助教曾劝一位教授把他很多的书送去造纸，因为他认为这位教授的书都是过时的无用的。
有的教授因为买了几本佛经被扣上封建思想帽子，并且在评薪时降了他一级（见4月24日人民日报，冯友兰先生的新风气和新努力一文）。
不真正了解一个人的才能，当然不可能把这个人安排在适当的工作岗位上，自然也不可能是这个人的真正“知己”。
从了解知识分子的德方面来说，我们也不是没有缺点的。
一般说起来，高等学校高级知识分子历史和社会关系都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往往不了解旧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对高级知识分子的进步估计不足，因而往往扩大他们历史上的缺点，及现存的落后一面，对他们社会关系复杂大惊小怪；
这样，自然不能对他们的德予以正确评价，当然也不可能安排他们在适当的工作岗位上，从这一点说来，我们也作不到知识分子的“知己”、“知心”。
虽说我们党在帮助知识分子的马列主义学习上曾作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因为对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业务不熟习，因而这种帮助便不能不陷于一般化，不能从他们的专业上提高他们的马列主义的水平，使他们把学得的马列主义应用在他们的专业上，所以这种工作是不深入的。
在这种情况下，高等学校的党，在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和工作安排上，一般说起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群众路线”，这也是一种主要的方法。
学校的重大措施，由校委会或其他群众性会议决定，例如评级问题，常常由教授们自己相互讨论决定初步意见，党的领导基本上按照他们的意见办理。
这种办法，如果能在领导上不出大毛病，是可以解决问题和不发生问题的。
但是，这种尾巴式的领导方法，决不可能使高级知识分子感觉到党是他们的真正“知己”，也不可能使党在他们中建立真正的威信，而且这种方法也不可能给予每一个知识分子以正确的评价，使学校措施获得大家真心的同意。
例如有的教授曾公开提出学校领导只是根据群众的常识或者感性认识就作出重大的决定。
这种领导方法，又往往表现为对高级知识分子过多的生活上照顾与在日常生活接触上形式上的尊重，表现为恭恭敬敬客客气气。
其实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最关心的是人们对他的专业尊重，对他们专业的正当评价。
仅只物质生活上的照顾而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专长，他们是会感觉到“怀才不遇”，无“知己”、“知心”的寂寞与悲哀的。
一种方法就是凭主观行事，自己不懂，反以为自己了不起，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支配着自己，说这个人也不行，那个人也不行，“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动不动给他人无情打击，使对方噤若寒蝉不敢鸣不肯鸣，像上边所说的，因为某教授买了几本佛经就予以降级减薪。
这自然会引起若干知识分子对党的不满而在情绪上对立起来。
又如很多高等学校的党因为不知道教学中的甘苦，在高教部、教育部指示下，强迫在教师中实行工作量制度，结果因为行不通只好作罢。
所以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必须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力量，给党员钻研业务的时间，使党员能成为红色专家，同时吸收高级知识分子中的进步人士入党，以便党能成为知识分子的知己，能真正领导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
当然更重要的是改正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因为不去掉这些歪风，不仅严重的妨碍了党和知识分子团结，而且也使他们自己不能进步，从不懂变成真懂，从一知半解变为红色专家。
只有在高等学校具有了成批的真正的红色专家，党才能真正领导高级知识分子一齐前进。
上边说的，是从党方面讲的，另外，从知识分子方面说来，也不是不应该有改进的地方。
“士为知己者用”，“士为知己者死”，报“知遇之恩”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这是十足的雇佣观点，这是和人民民主政权作为国家主人翁地位十分不相称的。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除上边所说的外，也有另一种优良的历史传统，这就是要有“立灭国，继绝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伟大抱负，这就是“当仁不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主人翁的自觉感。
党是我的“知己”固然好，我愿在党的领导下，同党一起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党不是我的“知己”，我也要争取党成为我的“知己”；
不是什么“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独善其身”的消极态度，而应当是：
“兼善天下”、“毛遂自荐”，“03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以求同志找知己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对于宗派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也好办，那就是继承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优良传统，“不畏强梁”，“威武不能屈”，“士可杀，不可辱”，对他们进行斗争。
你教条主义者不许我鸣，我偏要鸣，你宗派主义者排挤我不在你的民主范围之内，我偏不怕你不民主，硬要作主人翁。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就要站在主人翁的地位来监督你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利于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是经不起斗争的，下有人民反对，上有党中央监督，经不起几回合就会被打下台去的。
当然，这些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应该是和风细雨方式的斗争。
至于对严重的作威作福的官僚主义，我不是主张绝对不能用大民主形式来干一下。
这样，由双方努力，高等学校党要尽快地争取成为知识分子的“知己”，知识分子要由“士为知己者用”的雇佣意识尽快地进步到“当仁不让”的主人翁的思想，改善高等学校党群关系，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我相信这一天是必然会到来的，而且会在最近的将来到来的。
至于高等学校党群关系不尽融洽，党应负绝对的更多的责任，这里是不用多说的。

民主人士在江苏省委召开的座谈会上
批评人事制度和保密制度中的缺点
本报南京21日电
05月20日，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的各民主党派江苏省地方组织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参加座谈会的人对目前人事、保密等制度及不重视人材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们认为客观形势起了根本变化，但某些环节上的具体制度还停留在老地方，必须迅速改变。
农工民主党江苏省委员会主任委员邓昊明在发言中说，党与非党之间的矛盾产生的根源之一，是某些环节上的制度远远落后于形势的需要，这主要表现在人事制度神密化、保密制度扩大化。
现有的人事制度实际上是由党一手包办了，用人调人全由党内决定，事前既不与非党行政领导人商量，事后，也不让他们知晓。
保密制度上的问题主要是保密条例限制得过严过死，如常州卫生局副局长是农工民主党党员，有一次机要处送文件给他看，他想把有关自己工作的问题摘录一下，当时文件就被机要员抢了去，还说：
“只许看，不许抄！”
其实摘录一下又何妨。
九三学社南京分社副主任委员、南京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也认为学校的人事制度必须改进。
他说，我是院长，向教育部负责，但校内的人事调动，有些是按行政系统，有些却按党的系统，使人无所适从，不知如何负责。
过去怕我们水平低“防人一手”也许可以理解，但今天我们已多少能掌握些党的政策原则，既要我们负责，就应该全心全意信任我们。
在人事问题上再像过去那样对人将信将疑，事情就不好办了。
陈鹤琴并认为目前学校党委制的现状，实际上是由党来包办行政，束缚了行政的手脚，因而也影响了党与非党的团结。
他说，前些时，我根据教育部的方案，对各部门的行政职务范围作了具体规定，可是拿到会上讨论时，却被党委负责同志当场将了一军：
“这样，如何体现党的领导？”
弄得我不知所措。
我想，党的事情应该由党的同志自己来考虑，但党不能干涉行政，党对学校的领导可以通过党员在教务委员会上起积极的影响作用，而不是站在行政之上指手划脚。
我完全赞成由共产党来领导高等学校，但我认为党委制的现状必须改变。
民主同盟江苏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大学教授陈中凡对人事安排不当提出了批评，他说，“南京大学中文系本来是人材济济，现在弄得不能开课，是何原因？
有些共产党员在处理人事问题上太冷酷无情。
南京大学有三个有经验的老年图书馆管理人员被硬性辞退，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其中有一位任老先生被辞退后，校方就逼他立即搬家，这位老先生一气之下郁郁而死。
有人同情他，可是有些共产党员反说：
“我们讲‘阶级友爱’，不同我一个阶级，有什么友爱？
我们是‘革命感情’，不革命谈什么感情。”
听到这种话，实在使人毛骨悚然。
无党派人士、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参事杜文若说，人生除受穷、受饿、疾病、坐班房外，就知识分子来讲，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所学非所用，被迫做自己所不愿做的事。
我从前在美国专学金银的冶炼，据我所知，我是在美国学炼金的唯一留学生，为此，我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北京和平解放后，由于我是傅作义的副参谋长，硬被分配到军事学院当了四年军事教员，这对我并不合适。
后来又被安排在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当参事，我曾一再向上申诉，要求发挥自己的专长，但无人理睬。
政府想尽办法要国外留学生回来，但对国内的老留学生却搁置不用，可见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是何等严重！
最后他慷慨激昂地说：
“我要为社会主义的炼金事业、也为我的事业而奋斗，我今天在这里讲，就是奋斗，我自己不讲，有谁替我说话？
我今年五十四岁，我还不老，我还准备再干二十年，希望江苏省委能把我的要求反映上去。”
座谈会还将继续举行。

粟裕总参谋长谈部队整风
希望各地党政干部大胆揭露部队中的错误思想作风
新华社重庆22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大将，20日向重庆地区部队的军官、职员、学员和士兵代表七千多人作了报告。
粟裕大将在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后，着重谈到了部队同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及部队内部矛盾和整风问题。
他说，部队同地方政府的关系、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基本上是正常的。
但是因为某些军队领导干部思想作风有缺点，人为地造成了一些矛盾。
如有些部队驻地占的面积太多，居住房舍过宽过好；
有些部队过分强调保密，将禁区划得过大。
这样，给地方政府在分配使用土地、房屋上造成不少困难，也造成土地、房屋的许多浪费，引起人民群众不满。
这些情况都需要切实纠正，应当把过多的土地、房屋交给地方，把过大的禁区范围加以缩小或取消。
另外，部队某些物质生活待遇特殊化，不够艰苦朴素，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群众，影响部队内部的团结。
如有些部队驻地都有“军官之家”、“高级干部俱乐部”，这些都应当取消。
“军官之家”应当变成军人之家。
在谈到部队内部矛盾时，粟裕大将指出，由于某些部队领导干部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造成了官兵之间，高级知识分子和行政干部之间，新老干部之间，有军籍的和无军籍的同志之间，以及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之间的一些矛盾。
如行政干部没有很好给高级知识分子创造科学技术研究的便利条件，甚至对他们的研究工作要求过急，以为像煮大米饭一样，一下锅就成功，这些都表现了行政领导干部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目前有一部分部队干部还逐渐滋长了一些不良的思想倾向。
例如：
名誉地位观念逐渐抬头，有些人斤斤计较军衔级别的高低，闹个人的待遇；
有些人表现了大少爷的作风，好讲排场，喜欢住高楼大厦，不愿意住木房草房，办公房和宿舍要讲究住得宽大舒适等。
这些思想作风都和人民解放军艰苦朴素的传统作风完全不相容的。
粟裕大将说，鉴于这些情况，我们部队必须要很好地进行整风。
希望各地党政干部和党外知识分子，大胆地揭露部队里存在的错误思想作风。
部队领导干部尤其要在整风中认真地检查自己，主动地、勇敢地承认和检查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只有这样，才能加强部队内部的团结，也才能提高领导干部的威信。
粟裕大将还谈到了部队的整编和复员问题。
他说，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不可能抽出更多经费来供养大量军队。
随着战争愈来愈近代化，原来一些年龄大了和文化程度太差的人就很难继续担负起战斗的指挥责任，需要大批有文化知识能很快掌握新技术的新血液——青年人来补充兵源。
经过军事训练的有觉悟的青年军人，也要复员参加工农业生产，以蓄积战斗后备力量。
因此，现有部队必须整编，复员一批军人参加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设，以加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减少军费开支。
部队经过整编和复员，就能在现有军费中，抽出更多的经费来加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的国防建设。

作家协会党组听取非党作家的批评
本报讯
为了听取党外作家对中国作家协会和文艺工作领导方面的批评和意见，作协党组在22日下午召开了第1次的座谈会。
到会的党外作家叶圣陶、陈梦家、黄药眠、钟敬文、张恨水、臧克家、汪静之、茅盾，他们在会上都发了言。
会议由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周扬、丁玲、萧三、刘白羽、郭小川等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发言的同志讨论了作协和作家的关系问题。
叶圣陶认为作协是人民团体，宗旨应该是团结作家、联络感情、商量问题（创作、业务方面等），但这一方面做得不够。
他不同意作协对作家是领导关系。
陈梦家感到入会不易，作协机关气浓厚，应该名副其实地是一个人民团体，才便于作家与作家之间的交往。
另外一些发言者也觉得作协有衙门气。
茅盾说，作协是自由职业者的作家组成的，但和一般同业公会不同。
同业公会是凡同一行业者都可加入，而加入作协却要经过介绍和批准，被承认是作家才行。
他说，世上还找不出一个像同业公会那样的作协；
可以说，作协既带有同业公会的性质，又具有学会的性质。
他认为作协的任务应该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辅助政府开展文学运动，贯彻文艺政策。
过去作协是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但忽略了另一方面的任务，即为作家谋福利。
因此看起来作协像个衙门，作协少数领导者成为作家的统治者，而会员成为“作家老百姓”了。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改变作协的工作方法。
谈得热烈的问题是党员作家和非党员作家的关系。
钟敬文把两者之间的一道墙比作玻璃墙，彼此看得见，却可望而不可即。
他说，他身为作协理事之一，有个时期还是常务理事，但照样不起作用，自作协开会选出理事后，从此“萧郎成陌路”，有名无实了。
他说，有些党员作家在解放前作地下工作时同党外作家亲如家人，称兄道弟；
现在避开党外作家好像避开麻疯病人似的。
他希望作协党群之间的矛盾要像同一家庭里的成员之间的矛盾一样，不要看作是外人，就易于解决。
黄药眠说，有些党员把知识分子一概看作是小资产阶级，是漆黑一团，远而避之，这不好。
避开不是办法，可以说是党性不足。
封神榜里只有自己法术不高的神仙才不敢接触妖怪。
有照妖镜的，是不害怕的。
他说，过去有些党员实在是党性不足，而党气凌人。
好像做党员就是做官一样，什么都党员自己搞，不放手。
在工作中把年青的党员一再加以提拔，这对青年党员和非党老作家都没有好处。
臧克家也认为党员作家从前和他亲密得多，现在见外了。
不过也不全如此，他说他和某些党员作家如郭小川，现在仍是交谊深厚，无话不谈。
在谈到作协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时，汪静之以亲身经历激动地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的同志打击他以致使他离开出版社的情况。
他说，幸而得到作协的帮助，使他能够生活和写作。
他认为作协贷款办法是好，但办法还要改进，希望多照顾作品少稿费少的作家，例如写诗的人。
张恨水在发言中替章回小说家呼吁，要求重视章回小说，他说过去写章回小说被认为是下流的事，现在稍稍重视了，但除他之外，没有第2个章回小说家是作协会员，年纪七十很有学问的陈慎言先生也还不是，实在值得考虑。
陈梦家很感谢作协把他像文物似的重新发掘了出来，但不愉快的是还给他戴着“新月派”的帽子。
他说其实他当时还是少年，不懂什么派别，既和新月派诗人接近，也和左翼作家接近的。
谈到作协的文艺思想工作，黄药眠认为作协对文学事业的特点没有弄清，过去片面地强调了阶级性，而忽略了个性、感觉和风格等。
作协的领导工作也有缺乏政治敏感性和联系群众不密切的缺点。
作协只管做前台工作，忽视后台工作。
叶圣陶说，作协在创作上过去讲理论多了些，而这些理论又是脱离生活脱离实践的东西。
结果使人造成错觉，有些青年人以为必须先学理论才能创作，甚至小学教师教课也要先分析作品主题思想、典型人物，以示进步。
邵荃麟最后代表协会党组向大家表示感谢。
他特别向汪静之致歉，他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这是官僚主义的又一例。
这个座谈会将继续举行。

党应该怎样领导科学事业
知识分子能不能放松改造
朱壬葆
一、党应该怎样领导科学事业
党应该领导，而且也能领导科学事业，这是大家都同意的。
问题是在于领导作风与领导方法方面。
过去和现在，有些领导同志对于年老一辈的科学家存在着一种片面的看法，认为这些科学家们多数受过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有严重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因此就怀疑他们是否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们又认为只有新生一代的科学工作者，才能培养成为红色的科学家。
这种错误思想的来源，是由于这些同志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或者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去对待革命事业中的问题。
科学并没有阶级性，而科学家是有阶级性的，这也就是科学家为谁服务的问题。
今天共产党领导了中国的政权，中国科学家的服务对象也自然转向到中国的劳动群众，不过他们需要党的领导，对他们指出努力的方向，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与劳动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逐渐建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从实际工作中来改造自己。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道理。
但是有些领导同志并不这样想，他们不肯放弃那种“阶级成见”，既不肯向老一辈的科学家学习，也不愿与他们商量问题，凭自己主观的意图，用命令的方式去推动科学工作。
试想这种领导作风能够把科学事业办好吗？
今后要改进对科学事业的领导，首先要纠正这种宗派情绪与片面的看法，诚诚恳恳地与科学家们商量讨论，征求他们的意见，支持他们的工作，从感情上与他们打成一片。
如能这样去做，非但可以鼓励科学家们的工作情绪，而且可以通过实际工作，提高他们的认识，达到思想改造的目的。
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现在绝大多数的科学工作者，无论是年老的，年少的，党内的，党外的，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因此都是红色的科学战士，应该受到党的信任与重视。
二、科学机关中缺乏学术的气氛
现在各科学机关中，一般化的政治空气似乎相当浓厚，但是缺乏学术的气氛，这是政治与学术没有互相结合互相融化的表现。
政治工作在科学机关中应该起着推动的作用，使科学活动更有生气，学术的气氛更加浓厚；
假使政治工作脱离了科学活动，就会使科学与政治对立起来，使科学工作者发生混乱的思想，也就是政治活动与科学活动在思想上所发生的冲突，结果政治教育非但不能起积极的作用，而且增加科学工作者思想上的负担。
我们认为政治工作的任务，是要在具体科学工作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真理，推动并提高科学研究。
因此在不同业务的机关中，政治工作也不能一般化，要与业务的性质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群众感到政治与业务的统一性，这样才能收到政治教育的效果。
根据以上的理由，我们认为在科学及其他各种业务机关中，对于政治工作似有改善的必要。
三、学习外国语问题
外国语是研究科学的基本工具，但是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多数不能阅读外国文献，这就不能不影响科学的进展，政府应该及时地重视这个问题。
许多朋友都认为外国语应该从初中学起，至于那一种外国语最为重要，大家也一致认为英文还是居第1位，因为世界上的专门刊物，以英文发表的为最多。
其他如俄、德、法、日等国的文字，可以列为第二外国语，放在大学里学习。
四、知识分子不能放松思想改造
党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在为了发掘一切潜在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服务的基础上提出的。
在这个政策鞭策之下，知识分子应该主动地提高对自己的要求，进一步改造自己，使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最大的力量。
不过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自高自大与自由主义的作风；
这种不良的思想作风，经过思想改造以后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并没有彻底根除。
从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以后，这种没落思想的残余，似乎又有重新滋长的趋势。
有的认为知识分子之被重视，那是理所当然，因此非但心安意得，而且颇有趾高气扬的样子。
今天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大家都毫无保留地向党和领导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我想把思想改造这个老调重新提出一弹，借以提高自己的警惕，也是有益的。

党领导科学和知识分子入党问题
华方增
我是一个技术人员，我是相信党能够领导科学的。
因为共产党是一个马列主义的政党，马列主义本身即是科学，以科学来领导科学，有何不行呢？
毛主席和党内其他领导同志，深湛地、透彻地研究了马列主义的精髓——辩证唯物论，在其具体运用中取得革命伟大的胜利，这次解决内部矛盾问题，又一次光辉地、创造性地发展了辩证唯物论的应用。
在恩格斯所著自然辩证法之中，举了许多数学、物理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的例证。
目前一切科学的新发现，还没有一条规律是与辩证唯物论的基本法则，如矛盾的统一，量到质的飞跃等等相抵触的。
我确信党所掌握的辩证唯物论是可以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统一起来的。
而结合他领导人民所创造出来的空前有利的条件，是可以飞跃地把科学推向前，以便在短短十几年之内在世界上放出灿烂的异彩来的。
同时，我亦相信，通过科学的空前发展，可以更加丰富辩证唯物论的内容。
但是，为甚么还有许多企业工厂、科学技术机构的领导同志，在生产工作、科学研究工作的具体领导中，会发生偏差、错误，极个别的甚至有搞不下去的情况呢？
我认为，一般的情况，与其说因为他们是门外汉，不懂科学技术，还不如说因为他们马列主义水平还不够。
我这样说，也许他们听了不服气，而毛病恰恰就发生在这里。
这些党员领导干部，大多数参加了对敌的流血斗争，立了汗马的功劳。
他们有时会有一种错觉，自以为科学技术我不懂，政治是我的拿手，以我的政治威望和水平来领导你们非政治干部和群众还不是绰乎有余么？
于是他们就官僚、主观、宗派起来，干甚么都不与科学技术部门商量研究，倾听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困难，弄清他们的是非曲直。
他就发号施令，自以为在拿思想领导别人，有许多事情不就是这样搞糟了的么？
另外有些党内同志则有些自卑感，比起自己领导下的知识分子，文化程度低，科学技术不懂，生怕知识程度高的人不好领导，会讥笑，瞧不起他们。
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必要的。
说句知心话，我们科学技术人员是尊重革命的，只要你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事业，按毛主席的话办事，我们自会肃然起敬，不致向你们求全责备的。
说到科学技术，我们也是沧海一粟，懂得太少，那敢以此向你们骄傲呢？
互相学习么。
相反的，如果你们硬以为自己政治资本雄厚，今天比我们高，明天也比我们高，那在无形之中倒会筑起墙来。
而且新鲜事物是不断发展的，人们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偶然某些政治问题上我们的见解比你们正确了，我想这也没有甚么惊奇。
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言语，我们在人生的行程中走了不同的路，让我们异途同归，就在此地会师罢。
终于要会师的同志，你就要给他信任，放手叫他做事情，不可对他产生疑忌。
科学技术工作要他做，政治思想工作亦要他做。
毛主席指示我们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我们前途的归宿究竟何在呢？
学了理论就要实践，要实践就不能单干，这时候，势所必至的要想到组织的怀抱。
我常想到知识分子留在党外发生作用大呢？
还是入了党发生作用大呢？
大家谈拆墙填沟，吸收他们入党不是填塞了一条主要的鸿沟么？
既肯定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党内多些科学技术人员究竟还是有利的。
听了柯庆施同志的报告，说本年不准备大量发展知识分子的党员，我们当然只有耐心等待，一面努力争取；
同时我们希望党对我们整个五百多万知识分子的政治前途，以及通过学习和改造势所必然会产生出来的要参加组织的衷心愿望，作一个全面的估计，适当的安排。
这对增强团结，组织我们知识分子的力量，壮大党的队伍，会发生很大的作用的。
（编者注：
以上两篇文章，是朱壬葆和华方增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摘要。）

来信照登
人民日报17日第4版所载我在对外贸易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其中有几点与我的发言有较大的出入，因而就使我的发言与实际情况很不符合：
1、在谈到人事部门工作干部提拔得更快时，我举的例子是“人事局国外干部处”的干部都是一等科员，没有普通科员；
记录误为“人事局”了。
2、在谈到干部提拔问题的时候，我说的是：
“有些公司有很多的一般干部，1952年以来四年没有提过级”。
但记录误为“很多公司的一般干部，……四年没提过级”。
3、在谈到党员领导干部不称职的问题时，我说的是：
“有的党员处长，基本上是不称职的”。
但记录误为：
“提拔的党员，是不称职的。”
4、在谈到非党员干部职权问题的时候，我说的是：
“担任领导职务的民革对外贸易部支部的成员（他们担任副处长和科长的职务）是有职有权的。
但是也有的人说，这是由于处长什么都不会。”
记录误为：
“在我们这里，非党干部是有职有权的，这是由于处长什么都不会”。
　姚日澄
人民日报19日第3版所载我在工商界座谈会上的发言，其标题和标题内容有关的内容，都同我所说的原意有很大出入。
我是这样说的：
“中、小工商业者在学习中，对两面性的看法、反映有两种情况：
①他们认为消极一面不是工商业者所独有。
工人、党员图享受、争名利有的比他们还严重些。
②他们认为自己是劳动人民出身，在旧社会是大鱼吃小鱼、是人剥削人的社会。
自己为了生存，不得不从事剥削生活，否则就会被人吃掉。
这主要是受大资产阶级影响所致。
他们由于有以上两点看法，所以不承认他们有两面性，认为要有就是大家都有。
我认为他们第1点的看法，是没有从思想体系上来认识两面性。
第2点还有几分理由。
但在目前情况下，投机取巧、贪名图利的事实还存在。
我认为两面性还是客观存在的。”
报上把我的反映中、小工商业者的看法，说成是我的意见，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宋莲甫
人民日报19日第3版所载“财政部党组邀请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一文摘登了我的一段发言，其中“有很多党员就凭着党员名义吃饭”一句与原意出入很大，应改为：
“在提拔问题上，有的人认为应该是在德的基础上量才而用，如果只重德，不重才，就容易使党员干部认为可以凭党的资格吃饭，而忽视自己业务能力的提高。”
另，署名岳炉的“炉”应改为“爌”，请一并更正。
　
岳爌

王伯雄、于熙钟在工商界座谈会上说
公方代表不能撤出
本报讯
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主持的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22日）继续举行第7次座谈。
今日休会，明日将继续进行。
王伯雄说：
如果不设公方代表，职工与私方、私方与私方的矛盾谁来解决？
党员副秘书长在工商联有重要作用，不能不要
中国民主建国会广东代表、广东工商改造辅导处处长王伯雄在座谈会上讲两个问题：
一是公私合营企业要不要有公方代表；
二是工商联要不要有党员副秘书长。
他说：
有些人认为公私合营企业里有了公方代表就会有公私关系，并且影响企业的发展，我认为这个看法是不全面的，我要求这些人正视这样一些事实：
从企业的发展来看，广州的合营企业有了公方的领导，生产提高30％以上；
从公私关系来看，关系愈来愈好，不好的只是少数；
从私方积极性来看，在社会主义竞赛中很多人受到了表扬。
这个情况说明了公方代表制度的必要性。
假如不设公方代表会有什么困难呢？
我看，有很大的困难，第1，职工与私方的矛盾无人解决，私方在今天还是资产阶级，他们跟工人阶级的思想不是没有距离的。
第2，合并的企业私私之间纠纷很多，谁都不服谁，他们互相勾心斗角，排挤打击。
有一个厂为了厂的名字，争执了一个月，相持不下，后来经过公方代表的帮助才得到解决。
所以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制的存在对于贯彻国家生产计划和政策，领导职工搞好私私关系有很大的好处。
取消公方代表，害多利少。
为什么某些私方人员对公方代表会有不满情绪呢？
他认为某些公方人员对私方进步性估计不足，忽视私方的意见，而私方人员也有缺点。
过去，私营企业长期以我为主，独断专行；
合营后对集体领导不习惯，甚至不满意；
其次，过惯了自由散漫生活，对建立制度觉得不方便；
其三、看不起公方代表，认为他们不懂技术，他认为公私双方虽然都有缺点，而解决这个矛盾公方应负主要责任。
谈到正确对待公私关系问题的时候，他说，总的情况是好的，不能因为某些公方代表有缺点就不要公方代表制；
这正如不能因为某些私方人员有缺点就叫私方离开企业一样。
当然，如果某些中小企业条件成熟，也可以考虑不设公方代表，但，不属于改变这个制度问题。
他认为目前企业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公方代表问题，而是企业内部的党政分工问题，党支部不要干涉和代替行政方面的工作。
他提议要明确职责，如果公方是副职，副职要服从正职。
关于工商联要不要党员副秘书长，他认为党员副秘书长在工商联有着重要的作用，广东有个党员副秘书长被领导上调走时，工商联就不愿意他走。
我们的秘书长在场，可以证明。
他说，有些人对党员副秘书长不满，要加以分析，可能党员副秘书长作风上有错误，也可能非党秘书长有宗派情绪。
他说：
我同意昨天吴咸吉的发言，工商联有了党员副秘书长可以团结干部、贯彻政策，可以互相监督、共同进步，因此，我的意见：
凡是有的要保留，没有的可以考虑增设，有缺点的不好的要给以教育。
李贻赞说：
资本家一方面感到剥削可耻，一方面觉得定息可爱，留恋剥削生活。
有的人甚至认为定息七年还不够，斤斤较量，这正表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
他认为：
否认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本质上是否定资产阶级进一步改造的必要性。
北京市工商联秘书长李贻赞首先就阶级关系和两面性问题发言。
他说：
阶级关系是个客观存在，不是可有可无的。
合营企业内部既有阶级关系又有共事关系，如何正确处理这个双重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两面性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高潮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随着企业生产关系的改变也起了很大的变化，积极的一面是主流，消极一面大大减退，这种进步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的。
但由于阶级关系的存在，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性仍然存在，不承认是不合实际的，现阶段的两面性内容主要是：
在彻底消灭剥削制度的过程中，一方面感到剥削可耻，愿意创造条件为放弃剥削而努力，另一方面觉得定息可爱，留恋剥削生活，有的人甚至认为定息七年还不够，时间还要延长，斤斤较量，这正表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
但是，应该看到：
整个阶级正在分化。
有一部分中小工商业者自己本来从事劳动，定息收入不多，毛主席说他们是小资产阶级。
他们愿意早日放弃剥削摘掉帽子。
望政府考虑逐步满足他们的愿望。
所以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不应该包括这些人在内。
另外还有一部分工商业者在合营后产生骄傲自满情绪，对企业有作客思想，私私之间存在不团结现象。
这种思想虽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有，但是，资产阶级分子表现特别严重。
有些人居功自傲，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完成，不需要再努力学习了。
有些人认为自己交出了企业，在国际上是史无前例的。
我认为这种光荣应该属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决不可以引为骄傲。
有人说：
“工人阶级进入社会主义是赤手空拳，资产阶级是带着礼物进来的”，这种说法，好像资产阶级比工人阶级还光荣，这是万万不可的。
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为革命和建设所付出的巨大的代价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国家的贡献来衡量是无可比拟的。
一年来合营企业中公私共事关系是有进步的，但还不正常，有些人还有顾虑，他们怕挨整、怕报复。
我认为在合营企业内部过分强调阶级关系，对公私共事关系是有妨碍的。
有一部分公方代表，是由企业职工中提拔的，他们的政治水平不高，习惯于过去阶级斗争的一套，对私方人员时存戒心，惟恐染上资产阶级的污点，把共事关系当成阶级关系。
私方人员也有自卑感，对工作缩手缩脚，像“大观园的林黛玉，终是外人”的样子，我认为对有成绩的私方应该表扬，有错误应予批评，有关文件应给他们看，有关会议应让他们参加。
接着，他谈了一些关于合营企业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他说：
过去人事安排大体是合理的，但是有些学非所用的应该予以调整。
应当赏罚分明，有升有降。
对于生活福利要逐步做到一视同仁，在劳动竞赛中，对于私方人员和职工应按成绩大小，统一评比。
最后，他谈到的工人阶级学习问题：
他说：
自从大公报发表了吴金萃“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的文章以后，各地工商业者正在热烈的讨论。
我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向劳动人民过渡中，对工人阶级不要用阶级成见去看问题，应该从几年来伟大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工人阶级的作用来认识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
如果不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就不能有这样的成就。
个别工人有落后情绪是事实，现在他们同样在改造过程中，不能笼统地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归到先进与落后的范畴，资产阶级两面性与个别工人的落后表现是有区别的。
有人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即使承认有两面性也只是与工人阶级一样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这种思想，本质上是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接受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改变阶级本质的重要性。
我们要学习工人阶级先进思想和他们具有大公无私、反对剥削、集体主义、善于协作的优良品质。
这样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孟羽卿说：
要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天津市印染公司副理孟羽卿就进一步发挥民建会和工商联组织的监督作用发表意见。
他说：
在贯彻对私改造的一些具体措施中，党依靠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组织讨论研究不够。
如私方人员的生老病死补助办法和工资支付办法，下边执行得不一致，致使有些私方人员生老病死得不到合理照顾，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而民建会和工商联由于不了解情况，又无法进行解释教育。
在会上，他又提出，有些公方代表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合营后并店时，竟采取多数表决的办法，把回民食品店和汉民食品店并在一起，或派回民到汉民饭馆去工作，回民意见很大，影响民族团结。
（他说到这里，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插话：
“应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搞很不好。”
并请他写个材料转给有关部门处理。）
宁思宏说：
工商部门的人事、保卫、劳动工资等工作都是共产党员领导，只听职工一面之辞。
他主张：
各级人事科室都应该开放，让非党人士进去。
上海制革工业公司副经理宁思宏发言中着重对上海某些公私合营企业的人事、保卫、劳动工资等工作提了意见。
他说，工商部门的人事、保卫、劳动工资等工作都是共产党员领导的，领导关系条条垂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严重，处理问题简单化，只听职工一面之辞。
很多人有话不敢讲。
对人事科敬而畏之。
这些部门应该是这次整风的重点。
他说，本来人事部门是职能科室之一，应为生产服务；
但现在这些部门的人都整天忙忙碌碌不知所事何事。
有人讲人事科已成了公安部门的派出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虽然党号召关心人，但这些作人事工作的在企业中却不关心人，使人们感觉不到温暖。
他又说，有人甚至把人事科的干部看成“打手”。
他认为这些部门存在的另一严重问题是宗派主义倾向。
例如合营银行上海分行在合营时，室主任都升了科长，党员都升了处长，而有的私方人员已有二十多年的银行业务经验，却仍只担任科长。
成了“用人唯党”。
他还说：
上海中华造船厂的党员干部把爱人也调到工厂里，简直成了“一尊罗汉，一尊观音”。
他希望中央劳动和人事部门，对劳动和人事部门的干部下功夫进行教育；
各级人事劳动科室，都应开放，让非党人士进去。
于熙钟反映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的意见：
看到延长定息二十年的意见很生气
公方代表千万不要撤走，否则职工与私方，私方与私方之间非乱不可。
第5个发言的是北京市第二五金工业公司副理于熙钟。
他是一位年青的工商业者，他在会上着重反映了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的意见和要求。
他说：
现在一般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都迫切要求放弃定息，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但是，提意见没有人管。
因此，有的人拿了定息也不愿承认是剥削，他们说：
“我们自己不愿拿定息，不愿当资本家，偏让我们拿、偏让我们当！”
于熙钟说：
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看了李康年提出的延长定息二十年的意见都很生气，有的甚至说再提就咬他的耳朵，我们不愿意老当资本家，我们愿意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
接着，他又对工商业者的病假工资问题和合营企业中私方人员职权问题发表了意见。
他认为病假工资的处理原则以两千元上下来划分看不出有什么好处，真正有病的人不多，但是这样一划分，惹得多数人惶惶不安。
他不同意有人提出的私方人员有职无权是由于有公方代表存在造成的，他说：
公方代表千万不要撤走，否则工人之间、职工和私方之间、私私之间非乱不可，打起架来都没人劝。
最后，他代表北京市工商业者对市工商联和市民建会领导人员提出意见。
他说：
现在市工商联和市民建会的领导人员实际上成了职业活动家，他们得到了“名、利、享”，体会不到中小工商业者的困难和要求（连我自己也在内，没有积极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检查起来觉得很可耻）。
他们在党的面前点头哈腰，唯唯诺诺，想尽办法保持自己的地位。
有人说他们是“代而不表，表而不代”。
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放出鸣声；
即使有，也是应付差事。
有的上层代表批评我们说：
“大的闹地位，小的闹生活”，大家对这种说法很有意见，认为他们的地位已经很高了，没什么可闹的，生活也没有问题，所以才说这样的话。
对党只听他们的话，也有意见。
希望党要注意观察他们之中哪些人是真正为国家、为群众，哪些人是为了自己。
朱松龄说：
对待私方技术人员要一视同仁
上海三英电业厂厂长朱松龄说：
在高潮以后，很多有技术的私方人员，都热望着把自己的技术力量贡献出来，为增产节约多做些事情。
可惜有些领导部门对私方技术人员的技术成就采取了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态度，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
例如：
上海大威电机厂有个私方技术人员张忠康曾创造了一种电动中文打字机，打字效率比老式打字机高一倍，但他们厂属于重工业，而这种产品属于轻工业范围，领导上就不许生产。
还有一些单位歧视私方技术人员。
他说，有一次他们为了解决一个技术问题，到国营厂里交流经验，带工业局的介绍信，不许进，要有市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有了市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以后，又提出带人事材料才可以。
总之遇到“私”字就要倒霉。
他要求有关部门重视解决这一问题，对待私方技术人员，要一视同仁。

边整风　边改进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已归文化部领导
新华社22日讯
根据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生最近在整风中提出的要求，国务院目前已经同意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交文化部领导。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师生热烈拥护这一“边整风，边改进”的措施。
目前学生们正紧张地准备考试，教师们也在研究和准备提出有关工艺美术教学工作的规划草案。
文化部过去没有担负起领导这所高等艺术学院的责任，这个学院过去实际上是由中央手工业管理局领导的。
据这个学院的师生反映，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在领导学院的工作中，存在许多官僚主义，忽视了高等艺术教育的特点。
这个学校的师生们一致要求由文化部领导这个学院，并改进教学工作。

农业部通知
及早准备夏收夏播预防灾害
本报讯
农业部于本月22日发出“关于做好夏收夏播准备工作预防灾害侵袭”的通知。
通知说：
夏收夏播季节已经临近。
为了做到丰产丰收，适时播种，各地必须吸取去年麦收时期受灾减产的教训，预防可能发生的灾害，及早做好夏收夏播的准备工作。
通知接着指出：
今年小麦面积比去年扩大，成熟期也比较集中，再加又值锄苗、治虫的紧张时机，这就使得夏收夏播工作挤得更紧。
为此，各地必须：
一、保证做到适时收割，适时下种和插秧。
割麦时间不能强求一律，应由各个农业合作社和生产队根据不同的品种、土质、地块，按其成熟先后分类排队，定出夏收夏种的小段计划，依次收割，适时播种。
遇到气候变化，还要灵活地调整计划，保证做到收种及时。
二、在夏收夏种期间，农业社要充分动员和组织整、半劳力，首先完成夏收夏播任务，其他农活除十分紧急的以外，可推迟一步去做。
三、收割、运送、打场、储藏等夏收工作所需的工具和场所，以及场间防雨防火设备，都必须事先准备好，以便做到随割、随运、随打、随分，并且组织社员看场、巡田，避免意外损失。
同时，要注意精收细打，并组织辅助劳力拾麦，做到颗粒还家。
四、在夏收中，农业社应该根据本社的条件，分别采取穗选或片选的办法，做好良种选留工作。
为进一步扩大良种面积，各县农业局（科）应深入了解农业社选种留种情况，及早筹划秋种所需良种的调剂工作。
农业社也应根据本社的需要建立留种地，不断提高种子质量。
通知最后说：
从现在起，到8、9月间，是旱、涝、风、雹、虫等自然灾害最易发生的时期，各省农业厅应该根据历年经验，参照今年的气候预报，对一切可能发生的灾害给以充分估计，大力加以预防。

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开行直达客车
据北京日报讯
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之间，21日起开行直通客车。
从莫斯科出发的第一趟客车21日开出，从北京出发的第一趟客车将在6月01日开出；
今后每星期要对开三次。
这趟连接中国、蒙古、苏联三国首都的客车，要经过八千零二十公里的路程。
在我国境内，它将通过解放后新建的丰沙（丰台到沙城）铁路和集二（集宁到二连）铁路。
它比绕我国东北满洲里通往莫斯科的路线，缩短一千多公里。
但是由于在新修起来的铁路上火车不能跑得太快，它暂时要比绕道满洲里的北京—莫斯科直达列车多走一天。

应该组织统一施工
本报记者　顾雷
工程未动工，先想到节省
1954年初，国家决定在兰州市建设许多大的工业，有炼油厂、石油机械设备厂、肥料厂、橡胶厂、热电站、炼油化工设备厂、自来水厂、阿甘镇煤矿和巨大的排水管道、输电线路、铁路专用线等；
在兰州附近还有水泥厂、有色金属矿山和其他一些大工厂。
因为没有经验，中共兰州市委面临着这个艰巨的任务，一开始精神有些紧张，不知道在建设过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于是请教当时到兰州帮助勘测设计的苏联专家。
有位苏联专家说，首先应该抓紧施工的准备工作。
除了及早解决施工用水、用电的问题外，要全面考虑建立能够满足施工需要的各种附属企业，如混凝土预制品厂、水泥搅拌厂、钢筋加工厂、机具修理厂、铁件加工厂等等。
在城市建设方面，除抓紧规划外，应该先把通往厂区的道路、桥梁先修通。
兰州市委研究了苏联专家的意见，便考虑到兰州地区施工单位太多这个问题。
按照当时已确定的工程，施工的队伍可能有原燃料工业部、原重工业部、建筑工程部、铁道部及地方国营的各个建筑公司。
而兰州市的地形又很特别，被夹在两个山的中间，东西长六十公里，原有的城市公用事业基础又非常薄弱。
在这种情况下，各施工单位一定会向城市建设提出更多的要求，一定会自搞一套附属企业和各种暂设工程。
这样，不但使城市建设工作无法应付，也势必造成极大的浪费。
基于这种看法，市委便向国家计划委员会并由各厂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个建议：
是否可以把许多工程由一个施工单位施工呢？
有关部门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由中央建筑工程部组织统一施工。
怎么统一？
怎么统一呢？
兰州市的做法是：
第1，让施工力量较大的单位，统一承包一个或两个地区内一切部门的各项建筑工程，无论是中央各部的或地方上的施工部门，都要把原计划在这个地区承包的工程让出来。
第2，市区以外的某些工程，由于兰州建筑工程总公司的施工力量不够，或者需要特别的施工力量，或者是建筑单位已摆开了“阵势”，而这些施工单位的工程量在兰州地区占的比重也不大，便仍然由各建筑单位自己的力量施工。
如：
永登水泥厂、阿甘镇煤矿，还是分散由各单位施工。
第3，对某些特殊性的施工单位，仍然允许他们单独施工。
例如负责修筑专用线的铁道建筑工程队伍，技术上不同于其他施工单位，原材料供应也比较特殊，便不实行统一施工。
第4，对专门承包民用建筑的一些省、市营施工单位，由于工作量不大，他们的活动不会左右整个基地的建设秩序，所以也没有组织统一施工。
对于这些单位的办法是，大体上给他们划分不同的范围，承包一个或两个地区的民用建筑任务，以免一个单位到处都摆摊子，拉长了施工线，造成材料运输方面的浪费。
第5，实行了上述这些办法以后，市委还认为不彻底。
现在正设法消除各种分散现象，逐渐由小统一变成大统一，尽量减少施工单位。
统一施工有哪些好处？
兰州地区大部分大工程、主要工业区做到了统一施工，两年来的事实证明，好处很多。
第1个好处：
可以全面考虑进行基地的建设，大大节省了各种附属企业、暂设工程的建筑费用。
以西固区为例，如果这里的所有工程不是全部由建筑工程部兰州工程总公司施工，势必有好几个施工单位各搞一套加工附属企业，各建各的临时水源、输水、送电、道路、停车场、仓库、专用线、工棚及临时宿舍。
根据过去不少地区的事实证明，各施工单位通常是拿工程施工高潮时的工作量和需用的人力，计算附属企业的生产能力和修建暂设工程的。
统一施工以后，就可以在保证满足施工需要的条件下，把建筑附属企业的费用压缩到最低限度。
对于许多暂设工程，也能够考虑如何长期利用。
例如，有一个工程处在炼油厂、自来水厂净化站和橡胶厂之间修建了一批临时工棚，利用这些工棚可以同时兼顾三个工程的施工。
如果由三个施工单位施工，就要盖三片工棚。
正由于兰州建筑工程总公司承包了许多工程，不是三年两年可以建设完的，便可以考虑在基地里修筑一些永久性的建设（如宿舍等），不会像有些施工单位，只干了一两年，便要拆迁许多加工厂和工棚，这也是一项很大的节省。
第2个好处：
指挥集中、灵活，能够及时调动人力、物力、完成一个地区主要的、重点的工程。
兰州市原有个电厂，但发电能力很小，因此电热站工程能否及早竣工，决定了兰州市新工厂建成后能否顺利开始生产；
同时建筑基地也迫切需要新的电源。
在这种情况下，去年上半年，兰州建筑工程总公司便集中了相当大一部分施工力量、技术人员和各种材料，动员了主要的加工附属企业，突击电热站的工程。
如果电热站是由另外一个单位施工，是没有力量这样做的。
至于像在全国各地区发生的串换材料、互通有无、相互支援等问题，在西固区是不存在的。
因为，兰州建筑工程总公司不像其他地区的施工单位那样只对一个工程负责，他们是对一个地区所有的工程负责，全部施工力量都是自己的，所发生的只是如何调度的问题。
这样便避免了配合时发生的扯皮现象，对保证加快建设速度有重要的意义。
第3个好处：
统一施工以后，能够全面地安排地区内各大工程的施工进度，随时调配力量，避免大量窝工。
过去，许多施工单位最怕四个字：
“施工高潮”，而每个工程又必然有个施工高潮。
施工单位为了保证工程按时竣工，必须组织力量完成施工高潮期间的任务。
这时，便发生了一个难题：
不集中起足以应付施工高潮的力量，怕到时完不成任务；
集中了力量，又要发生窝工现象。
照过去许多施工单位的做法，大都是宁可人多一些，免得到时候找不到人。
而兰州建筑工程总公司承包了一个地区的许多大工程，这些工程的施工高潮又是交错的，就可以均衡地安排施工计划，不致于发生抢工或窝工。
第4，能够更好地改善建筑工人的物质文化生活。
建筑工人的流动性很大。
特别是各部门分散施工的时候，在一个地区的时间总不会太久，完成任务后，不得不向别的地区转移。
这样的施工单位，当然不能大量建筑永久性的福利设施，因此要在较大程度上改善职工的居住条件是很困难的。
统一施工后，建筑工人在一个地区工作的时间很长，不但免除了调动时奔波之苦，也有条件建设永久性的福利设施。
兰州建筑工程总公司正在建筑一座职工疗养院，还准备设立门诊部，这是小的或流动性大的施工单位无法做到的。
人们还有哪些愿望？
我访问过的一些同志，都有这样的愿望：
除了铁路、煤矿等特殊工程外，希望中央有关部门早日把其余的施工力量统一起来，成立地区性的工程局或工程总公司，统一由中央的一个部领导，总包一个地区所有的工程。
同时，除了设备安装由甲方负责外，这个总公司（或工程局）应该变成一支完整的、拥有各种工种的强大的施工力量。
它要有自己直接领导而不是由部的专业局领导的各种附属企业和电气安装、管道安装、金属结构、机械化施工等专业施工的力量。
这样，机动的余地就大，更可以避免人力的浪费，比小统一能节省更多的资金。
他们说：
“这是大势所趋，是必然要走的路，但愿早走一步才好！”
在兰州市统一施工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有关部门和各地注意。
一、用节约的思想去战胜只图方便的思想，是统一施工领导的思想基础。
有些部门不赞成统一施工，除了顾虑别人无法保证按时完成本部门工程任务外，还有一种想法是：
用自己的力量干自己部门的活，总比包给外部门方便。
所谓“谷要自种，儿要自养”，“求人不如求己”。
这种思想一定要很好地纠正。
二、虽然小统一不如大统一，但统总比不统好，应该采取能统多少统多少的积极态度。
大统一牵扯的面很广，联系到全国建筑力量和建筑基地的合理分布。
因此想实现大统一，要费时很久。
在这种情况下，万不能等待，应该在一个地区内尽最大的努力去统一，能统几个工程就统几个工程，统一一点少一点浪费，多统一点多减少一些浪费。
三、党的组织要关怀统一领导施工的问题，这种关怀并不是业务上的干预，而是为了向浪费现象进行斗争。
兰州市委重视了这个问题，给国家节省了很多的钱。
兰州地区的尝试证明：
在新工业区必须组织统一的施工，也能够组织统一的施工。
希望所有尚未组织统一施工的地区，能够充分注意这个问题；
也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尽快地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我爱农村　我爱劳动
——答复全国各地给我写信的哥姐弟妹们
编者按　湖南省湘潭县泉塘农业社饲养员贺庆莲同志给本报来信说：
“从北京参加全国农业劳模代表会议回来以后，不断收到很多来信。
写信的人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农村干部、解放军战士和农业社社员。
这些信件，来自祖国的各个地方。
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
我很想回信；
但来信很多，我找不出时间来一一答复。
因此，写了这一封复信，寄给你们，要求在报上发表。”
这里发表的就是她的复信。
亲爱的哥姐弟妹们！
同志们！
从北京回来后，不断接到你们的来信，首先，让我谢谢你们对我的关怀和帮助。
你们的每一封信，都为我带来了无限的温暖，也给我很大的力量。
在学校学习的弟弟妹妹们说：
“为祖国而学习，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农村去。”
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们说：
“下定决心，要在农村干一辈子。”
农业社的哥哥姐姐们认为农业社是通向幸福的大道，你们说得好：
“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农业社。”
战士们也表示他的决心，坚决保卫社会主义事业。
你们的语言是多么的响亮，你们的决心是多么的坚定，你们热爱生活，热爱农村，叫我怎能不受到鼓舞呢！
的确，农村是美丽的。
我是一个生长在农村中的姑娘。
我爱农村，特别是爱合作化后的农村，我爱我的家——农业社，我爱热情劳动的社员们，我爱连片的田地，我甚至爱听小猪呱呱唧唧的叫声。
因为从这里我得到了幸福；
这里还蕴藏着更大的幸福，待我们去开发。
这里有很大的吸引力吸引着我。
虽然我的手断了，但我不悲观，我不痛苦。
因为我还能劳动，我还能在这里创造幸福。
愿意到农村来的弟妹们，你们来吧！
这里正需要知识青年，这里需要文化，一道来建设幸福的农村吧！
我欢迎你们！
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们，我们面前还有些困难，要求你们帮助，我们是急于要进步的。
像我一个死了丈夫的妇女，要不是有了农业社，怎会有这样的幸福呢？
我们共同来把农业社办得更好吧！
03月13日我回到了社里。
那天，一到社，看到社员们在积极地翻田、沤凼，他们决心争取今年的大丰收，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争着问毛主席好，问今年社里要如何办。
还慈祥地对我说：
“庆莲，好好的干吧，明年还要做出更大的成绩啊！”
我很高兴，我真激动得要流泪，社里还为我开了个欢迎大会，社员到的特别多，邻社的人也赶来了，在会上我告诉他们毛主席很慈祥，很健康，告诉他们党中央要求我搞好农业生产多打粮，多搞副业，猪要喂得多，长得肥。
社员们听到都很欢喜，劲头很足。
他们说：
“今年一定要来一个大丰收，到秋后给毛主席捎个喜讯。”
我们猪舍的饲养员，决心养好猪，争取当模范。
我觉得我没有为人民做什么，即使有一点儿成绩，也是在党和社的培养下，社员帮助下所取得的，我没有值得人夸奖的地方。
我只想：
把我这颗心献给农业社，献给社会主义。
我还年青，我不是残废者，我能做更多的工作，我要做更多的工作。
我要把猪养好，使母猪产仔多，小猪长得胖。
我对养猪并不熟悉，我要更多地学习，争取做一个养猪能手。
同志们！
携起手来，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勇敢地前进吧！
祝你们永远胜利！

对于防涝排水不可再忽视了
水利部要求各地防涝排水
去年受水灾的面积有70％左右是属于内涝性质的。
对于防涝排水不可再忽视了！
据新华社21日讯
目前南方已经开始进入雨季，北方离雨季的时间也很短暂。
水利部在20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抓紧时机，加强雨季的防涝排水工作。
通知说，1956年海河流域、淮河流域和东北部分地区都遭受了比较严重的洪涝灾害。
在受灾面积中有70％左右是属于内涝性质的，这就使得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防涝排水工作的重要性，很多地区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
根据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的统计，从去年10月到今年04月所完成的防涝排水工程（包括沟洫畦田）受益面积达一千五百万亩，有些地区已经形成了群众性的治涝运动。
但是目前也还有些地区，对治涝工作重视不够，放松了当前可能进行的一些工作。
为此，通知要求各地：
一、抓紧时机，积极进行必要的防涝排水工程的修建，对于一些关键性的堤防、涵闸和排水渠道等工程必须指定专人负责限期完成，对群众中行之有效的治涝防涝经验，如沟洫畦田、大地畦田等应该因地制宜地大力推广。
同时要特别注意对已完工程的检查验收工作，严格注意质量，不合标准的要及时加以修补或加固。
二、防涝排水工程种类繁多，工程分散，必须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管理养护。
工程结束后，应立即建立基层管养组织，分段分片负责，较大工程关系两个县、两个专区、两个省的则应该就地协商成立统一的管养组织，作到统一管理，互相监督，共同负责。
沟洫畦田和较小的圩、埝、涵闸工程可分段分片划归农业社养护，由社指定专人分工负责，并给以评工记分。
三、在现有设备防涝排水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对于万一发生的特大雨水，必须提高警惕，事先研究出妥善的处理办法进行周密安排，力求减免可能造成的灾害损失。
对于排水所需要的抽水机器设备，临时滞洪区和排洪河道附近居民的搬迁安置等问题，事先都应当有充分的准备和计划。
四、对于上下游已经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排水纠纷，应该本着蓄泄兼施，上下兼顾，局部服从整体，整体照顾局部的原则，由双方主动、及早协商，妥善处理。
在工作中必须经常注意克服地区本位思想，一般最好能由领导干部亲自出马，协同有关方面代表，就地民主协商达成协议，报经领导批准后，坚决贯彻执行。
特别是去年已经发生而目前尚未解决的纠纷，尤其应该抓紧处理，以免久悬不决，再度造成本来可以避免的灾害损失。

湖北夏收作物全面丰收有望
福建春收粮食作物比去年略减，油菜籽产量比去年增加
本报汉口22日电
本报记者古维进报道：
今年湖北省三千多万亩夏收作物可望全面丰收。
全省二百三十万亩油菜，平均单位面积产量约七十五斤，比去年增产110％，去年省人民委员会提高油料作物收购价格40％，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各地油菜播种面积扩大了，并且推广了油菜良种，加工培育，终于得到了大丰收。
全省一千七百万亩小麦，预计平均单位面积产量可由去年的每亩一百一十二斤，增至一百二十五斤左右；
七百二十万亩大麦平均每亩产量一百二十斤，比去年增产40％以上，蚕豆、豌豆、洋芋、小杂粮都要比去年大量增产。
各种杂粮的增产，对于解决农村缺粮户的困难和解决养猪饲料问题可以起很大作用。
全省夏收粮食总产量预计为三十七亿三千六百万斤，比去年增产11％以上。
去年适时播种、密植、推广良种、施足肥料等，是今年夏季粮食丰收的主要原因。
新华社福州19日电
福建省五百多万亩春收作物的收获工作已经基本结束。
据省统计局的初步统计：
全省小麦、蚕豆、豌豆、马铃薯和油菜籽的产量都比去年增加，大麦和甘薯因种植面积缩小而产量比去年有所减少。
全省春收粮食作物总产量约达六亿一千六百多万斤，相当于去年空前丰收水平的97.6％，油料作物（油菜籽）总产量比去年增加8.2％。

白副县长回乡办社
本报记者　鲁生
有许多许多共产党员，他们以时时刻刻生活在群众中间为莫大的愉快。
他们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博得高官厚禄，而是一心一意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他们决不贪图较高的职位和薪金，决不醉心于物质享受。
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长期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一起劳动。
故城县副县长、中共故城县委委员白方玉，就是千百万个这样的好党员当中的一个。
他是河北省第1批要求回乡办社的县级干部之一。
为了了解他回乡办社后的情况，在4月初的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我到沧县白贾村去访问了他和他领导的白贾村和平农业社。
中共沧县县委办公室的同志告我说：
和平社原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社。
究竟落后到什么程度呢？
按照他们的了解是：
牲畜死亡瘦弱多，少数社员要退社，干部工作没信心，群众生产不安心。
但是，自从白方玉回乡办社后，仅仅一个多月的功夫就起了很大的变化：
原来没有信心的干部有了信心，坚决要退社的社员不退了，全体社员都积极投入了春耕生产。
白方玉的老家就在白贾村。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他就是这村的领导干部。
1944年以后，他先后担任了区助理员、县财粮科长、副县长等职。
在这十多年的工作中，他一贯保持着兢兢业业、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因而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称赞。
自从实现高级合作化后，他越来越感觉到下层力量薄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因此，当中央提出“精简上层加强下层”的号召后，他就给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同志写信，提出他对当前农业社的看法，表明他愿意回乡领导一个社的工作。
林铁同志接到他的信，立刻和省委、沧县地委研究，批准了他的要求。
白贾村的人民为了欢迎他回乡办社，举行了一个欢迎大会。
会后他到村里和田间转了一圈，立刻出了一身冷汗。
他发现村子里堆着大批粪土没有往地里送，地里只有零零散散几个人在劳动，牲畜棚里臭的进不去人，好些人都蹲在墙角边晒太阳。
这一切表明这个村还是处在春耕生产运动的外面呢。
于是他立即脱下当县长时穿的制服，换上了农民服装，分别到社干部家里进行了访问。
夜里，他和社干部研究社里的工作情况，副主任白永周说：
“这个社的问题太多了，乱的简直是一盘子散沙。”
白方玉说：
“不要怕乱，只要我们领导大家坚决干，散沙也能和成泥”。
另一个副主任白方恩说：
“目前从干部到群众大家都没有增产信心。
眼看快到播种时节了，可是我们的粪还没有送到地里；
眼下正是使用牲畜的时候，有两个队的社员都把牲口牵回自己家喂了，整个二、03月里没有多少人出勤，有的社员要退社，有的青年要进城，愁的俺们没办法。”
白方平说：
“前几天，乡党委副书记叫选个主任，俺们抓了五次阄，都定不下来，谁也不愿意收拾这个烂摊子。”
在没有回乡以前，白方玉就知道这个社问题不少，但没有想到这么严重。
因此他更感到，只有深入到社里来，才能真正发现问题。
他同大家分析研究后，找出了四条原因：
第1、办社一年多没有公布账目，这是社员们生产情绪低落的主要原因。
去年这村是属于四个村联合社的一个大队。
因为联村社大、户多、干部管理没经验。
虽然去年一年社员们的生产劲头很高，农、副业生产的成绩也不小，但是除了分粮食外，副业收入到3月底还没有分到社员手里。
02月底联村社分成了单村社，虽然从联村社分回了两千二百九十七元副业款，但是实际只拿回了四百三十三元现款，还是没法下分。
因此社员们都说：
“算了吧，劳动了也是白搭”。
第2、办社不民主、有事不和群众商量也是引起群众不满的一个原因。
去年社里贷款买回一百头小猪，社员提出分到各户喂，社干部不接受。
集体喂了一个多月，吃了一千多斤杂粮，结果是一半喂死了，一半养瘦了。
社干部没办法才又分给社员去喂。
第3、去年全社的一百九十七头牲畜全部集中喂养又没有专人负责，喂养使用也没个制度，结果一冬天就死了六十一头，现在还有四十二头也很瘦弱了。
在牲畜不断死亡和瘦弱的情况下，谁能忍心不管呢？
因此有些人就自动把牲口牵回家喂了。
他们说：
“保住这头牲口对谁也有利”。
第4、去年把所有的杂树、枣树等都归了社，社里虽然有副业，但一个钱也没有分，因此社员们连买点菜吃的零钱都没有。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问题，因此社员们都没有心劲去生产。
白方玉在了解了这些情况后说：
“我看问题已经大致明白了，有些是需要赶快解决的，有些是需要逐步解决的。”
白永周说：
“这么多问题从那里着手呀？”
白方玉说：
“我们是不是首先抓住春耕生产这一个环节，在生产中分别缓急逐步来解决社里的遗留问题。”
大家都同意这种做法，接着又继续研究出许多具体办法。
他们算了一个账，单靠现有牲畜到收麦时也种不完。
为了及时播种，解决的办法是集中现有牲口专门耕地，把送粪播种的负担放到人身上。
为此就要号召党员干部带头发动大家以人拉车人拉耧的办法克服畜力不足的困难；
同时社委会要立即召开一次饲养员座谈会，制订出保畜用畜的制度，一面要做到保证现有的牲口能完成耕地任务，同时要定期把瘦弱的牲畜养肥。
为了争取夏季和早熟作物丰收，要动员全体男半劳力和妇女锄麦浇粪。
要把全社的两千一百五十亩麦田普锄两遍。
为了稳定和提高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要动员牵回牲口的社员自动地把牲口送到队里来，社里保证把牲口喂养好；
要抽出几个有关干部，立即把去年的账目算清公布，把副业收入分给社员，派专职干部把社里的副业生产搞起来，解决社员缺少零花钱的困难；
社干部除积极带头分别参加各种生产外，还要立即分工去访问七户要求退社的社员，征求他们对社的意见，劝说他们安下心来生产。
同时还要分别拜访老农，鼓励他们多给社里出主意，帮助社里克服困难。
订好这些办法，已经到了后半夜，大家非常高兴。
原来对办好社信心不大的社干部到这时也有了信心，他们说：
“只要能照这些办法去做，我们不光能把这盘子散沙和成泥，将来还能修起高楼大厦呢。”
白方玉和党支书，青年团支书分别召开了党、团员大会。
他号召大家拿出过去坚持“地道战”的精神来突击春耕，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当前困难。
然后他又逐户访问了要退社的七户社员。
白永栋是退社户里最坚决的。
原来他对社有四点不满：
一不满去年把杂树、枣树全部归了社；
二不满社里收买他的三千斤苜蓿作价过低；
三不满有些社员劳动不好，不爱护公共财产社里也不管；
四不满账目不公开，自留地太少。
他这些不满过去始终没和社干部谈过，现在他见到白方玉态度很诚恳，就大胆的提出了。
后来白方玉把和其他社干部们分别访问社员的意见集中后，知道社员们对社最不满的也正是上述这几点，于是就专门召开社委会研究了这些意见，并决定：
账目很快要公布；
杂树全部归社员，枣树采取三（社）七（社员）分红制。
苜蓿作价太低要重新补价。
白永栋感动地说：
“社里的这些做法已经和我的愿望大致相投了，因此我也不再提退社两字了。”
此后白方玉又分别拜访了老农，诚恳地要求他们多出主意把社办好，老人们在播种方面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
当社委会把这些建议采纳以后，一年多没上地的老人们今年又开始上地锄麦了。
白方玉到乡后的第2天，就买了一个粪筐，不论开会或下地都要背上粪筐拾粪，过去不积极参加生产的社干部在他的影响下也都背起了粪筐。
为了尽快的公布去年的账目，白方玉白天参加劳动，夜里还要帮助会计算账，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于4月15日给全体社员公布了去年的账目，同时还给社员们分配了一千多元副业款。
因此全体社员都高兴的说：
“只要白县长不走，办好农业社，争取大丰收没有问题！”
（附图片）
白方玉同有生产经验的老农交谈。
袁浩摄（河北日报社稿）

自己动手建设城市
本报讯
沈阳市厂矿机关职工、青年学生、驻军官兵，目前正用自己的双手协助政府开辟一条长八公里宽三十公尺的明渠工程，以便在两个月内，使铁西工业区的雨季积水和工业用的废水顺利地排流到市郊的浑河中去。
现每天有上千人参加义务劳动。
沈阳市广大群众已提出今年要拿出七十万个义务劳动日参加市政各项建设。
他们要植树七十三万多株，新修十九万八千多平方公尺的煤渣路，修建露天游泳池、公园、体育射击靶场、贮水池等工程共十项。
　（殿选）

黎族苗族自治州建成机制糖厂
本报讯
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地方国营藤桥机制赤砂糖厂，去年09月利用日本统治时期遗留的一些破烂不堪的设备，修建成为近代化糖厂，全部修建费只三十万元，比新建可省三十五万元。
下图是生产车间的全貌。
（符树金）

不容美军侵占南沙群岛
本报评论员
美国最近通过蒋介石集团，又占领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南沙群岛。
据蒋介石集团说，美国军队是为了所谓“航海工作”，得到蒋介石集团的所谓“同意”，驻扎在这个群岛的三个岛上的。
而法新社报道说，驻扎在这些岛上的是一支美国的航空队。
美国侵占南沙群岛，是极端秘密的。
美国和蒋介石集团从来没有宣布过。
只是在企图侵占南沙群岛的菲律宾人克洛马的兄弟发现了以后，蒋介石集团才勉强地出来说明确有其事。
这就说明了美国的这个行动不是普通的事情。
南沙群岛在南中国海中的菲律宾和印度支那半岛之间。
美国在南沙群岛建立空军基地，除了可以用来掩护它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的侧翼以外，还可以用来威胁中国的南部和印度支那各国。
这是美国在亚洲构筑的军事基地网中的又一个环节。
美国这个侵略行为，不但又一次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而且是对亚洲和平的威胁。
蒋介石集团把台湾送给美国做了军事基地还不够，现在又把南沙群岛送给美国做基地。
这个集团就是这样忠实于美国的侵略利益，而完全忘记了中国的民族利益。
但是，台湾和南沙群岛，都不是属于蒋介石集团而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
它们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我们决不容许美国侵占南沙群岛，就像我们决不容许美国侵占台湾一样。
美国军队必须立即撤出南沙群岛，撤出台湾。
中国人民将以解放台湾一样的决心，从侵略者手里收复南沙群岛。

促进波中人民进一步的了解和接近
波中友协筹委会成立
本报华沙22日电
波中友协筹备委员会书记处已经在华沙成立了。
目前筹备阶段的主要工作是起草章程，准备开大会通过章程并正式成立波中友协。
据了解，成立波中友协的最先创议者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论坛报”的读者。
不少读者写信给“人民论坛报”编辑部，提出这个倡议。
一封以华沙工业建筑标准设计和研究局一批同志的名义写的信中，在提到波中两国的来往、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日渐增多的接触后，写道：
“现在还没有群众性的社会团体，这种团体能够服务于两国人民进一步了解和接近的目的。
这是通过政府的途径所不能达到的。
因此，我们建议尽快地建立波中友协。
我们愿意积极参加这个协会的筹备工作。”
这封信是由工程师卡贝林斯基签名的。
在读者的首创下，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各社会团体的热烈支持下，在“人民论坛报”的组织下，波中友协筹委会就诞生了。

利用真空装置排除有害气体
苏联一冶金厂首创提高钢质量方法
新华社22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
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的捷尔任斯基冶金工厂在世界上第1次利用真空装置排除贝氏炼钢时发出的有害气体。
大家知道，初炼出的钢中大都含有有害的煤气。
其中，氮会使钢变脆，而氢会使钢内部起裂纹。
为了排除这些有害的气体，捷尔任斯基工厂的一批专家在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萨马林的领导下，创造了一种真空程度达到○·一五大气压的真空装置。
出炉的钢水在送到里面去以后，内部所含的煤气就不断排出，这时钢水看来好像沸腾起来一样。
进行一次真空作业工序需要十分钟，每次可以加工二十二吨钢水。
这一道工序完成后，排除了有害气体的钢就可以开始铸锭。
在排除了氮和氢以后，钢的韧性比原先提高了一倍，因内部裂纹而造成的废品减少了一半。
在排除有害气体的同时，非金属的杂质也附带被排除出去，这样钢的质量也提高了。

匈牙利的新国徽
本报记者　胡济邦
去年10月暴乱期间，反革命分子除了焚烧红旗，捣毁红星外，对于象征工农政权的国徽也到处加以摧毁，直到去年12月，布达佩斯的大街上，还飘扬着中间被挖掉一块的三色国旗。
那时街头上出现了一批应时的小商贩，叫喊着请买一个科苏特国徽，说这是每一个匈牙利人的国徽。
科苏特国徽成了布达佩斯人的流行装饰品，有的别在帽子上，有的插在前襟上。
匈牙利国徽曾经经过多次的改变。
奥匈帝国时代的匈牙利国徽，是在一个勇士的盾牌上画着一个皇冠、四条白线、一个双十字架和三座山。
那四条白线代表多瑙、蒂萨、德特拉瓦和沙瓦四条河流，三个山头代表特拉、马特拉和法特拉三座山，双十字架象征农奴和宗教。
科苏特领导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于是当时的国徽上去掉了那个皇冠。
科苏特革命失败后，国徽上又重新扣上一个皇冠。
1945年匈牙利解放，才最后一次抛去这个皇冠。
1949年匈牙利国家的政治生活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不带皇冠的科苏特国徽也不再适合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思想。
在颁布的新宪法中，制定了一个代表新时代的国徽。
匈牙利沙文主义者对科苏特国徽所留恋的倒不是那个皇冠而是奥匈帝国时代的那四条河和三座山。
现在匈牙利只剩下二条河和一座山。
沙文主义的历史教员常对他们的学生说，分割的匈牙利不是国家，完整的匈牙利是天堂。
“自由欧洲”电台不断地对匈牙利人民进行煽动性的广播：
你们匈牙利为什么变穷了，因为失去了那二条河和二座山。
纳吉集团也曾提出过统一的民族的口号。
帝国主义者还想利用匈牙利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民族情绪和沙文主义的残余，来挑拨匈牙利和周围兄弟国家的关系，以便渔利，从而通过匈牙利来搞垮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过去曾作了庄严的声明，现在匈牙利的国界是确定的国界，匈牙利不向邻国提出任何的领土要求，从而结束了帝国主义者唆使匈牙利各民族之间不和的一切阴谋。
这就为中欧的和平、为兄弟国家之间，首先是同捷、罗之间的兄弟友谊创造了可靠的基础。
10月事件后第1次举行的国民议会的重要议程之一是讨论新国徽。
在这个新国徽中充分表现出匈牙利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协调一致。
它的形式是周围环绕着麦穗，右边绕着两道红带，左边绕着两道三色带，底下把红色和三色的带子结成一个纽结，中间是红、白、绿三色构成的盾。
这是一个具有民族色彩的盾，它象征着匈牙利人民尊重民族传统的爱国感情。
盾的上端有一颗五角红星，象征劳动人民的国际团结的思想。
这颗红星在浅蓝色的大地上发射着光芒。
国民议会在讨论议会主席团提出的上述草图的时候，对于它的实质、精神都没有意见。
当时有一位农民代表说，只是麦穗的芒太长了些，它像二束大麦。
另一位代表说，麦穗只是象征劳动的成果，似乎还需要标志出劳动的工具，比如说增加一个齿轮。
第3个代表说，齿轮也不能代表一切工业呀！
我们再加一个齿轮或锤子，会破坏构图的协调。
工人阶级的力量已充分表达在红星中。
议员中有非党人士，有作家，有宗教代表，可是再没有人去谈论旧国徽上的山头和十字架，他们一致拥护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会议一致通过了新国徽。
在大会结束的时候，每位人民代表的衣襟上都别上了一枚精致的新国徽纪念章，每人都带着胜利和愉快的心情走出会场。
（5月11日寄自布达佩斯）（附图片）

原子时代新事物
原子钟
苏联两个科学家最近设计了一种“原子钟”。
它如果不间断地走一百年，和绝对标准时间的差错不会超过几秒钟。
比目前天文学家用的石英钟还要准确。
目前，“原子钟”的装配工作很快就要完成了。
“原子钟”的特点是以原子振动（目前是利用氨分子振动）来代替钟摆的作用。
它的原理是：
被振荡器激发的氨分子在特定的谐振器内能够放射一种电磁振荡，这种振荡不受时间和外界条件的任何影响，具有极高的稳定性。
这种振荡再经过一种减频器，把振荡的频率减低，就能够得到一种高度稳定的低频率振荡，推动钟的机件运动。
“原子钟”可以用来检查地球自转的情况和测出它的不均匀度，在科学研究上具有很大价值。
狭轨原子能机车
日本科学家不久前设计完成一种世界上最早的狭轨用原子能机车。
它有三千匹马力，最高速度每小时可达九十五公里。
这种原子能机车每次装载燃料的重量只有七公斤多，而每装一次后可以行走九个月不需要再加燃料。
它的年消费量价格比柴油机车还要低约70％。
这种机车的原子反应堆装在机车中央，为了防止反应堆发出的有害射线，在反应堆周围用含硼特殊钢和石蜡交互配置的层状体多层包围起来。
车上还装着一种安全装置，在任何情况下随时都可以停止反应堆的连锁反应。
建造这种原子机车需要巨额资金，因此，原子能机车能否实际使用，尚待研究。
原子电池
美国无线电公司最近发明了一种原子干电池。
它只有火柴盒那么大，但是可以用二十年。
这种电池能够把原子能直接变成电能，不必经过一般原子反应堆发电的过程。
因此，这种电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大量用作电灯、无线电、电冰箱等的电源。
如果在家庭的电气用具上，加上一个这样的电池，就可以在二十年内享用，不受外界的影响，既便利又经济。
目前，这种电池还没有大量生产。
（新华社）

国际主义的典范
苏联大力帮助越南人民
本报讯
自从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以来，苏联人民给予越南人民的巨大无私的援助，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已经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八年艰苦抗战过程中和在1954年战争结束时，法军曾对越南经济各部门进行了严重的破坏，使越南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
1955年07月18日，苏联即与越南签订一个目的在于帮助越南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友好援助协定，给越南人民以四亿卢布的无偿援助。
1956年，苏联又以长期贷款的形式贷给越南民主共和国三千万卢布。
在和平恢复初期，为了使越南的交通得以正常运转，使南定纱厂的生产免于停顿，使鸿基煤矿等工矿企业获得必需的装备，苏联人民运来了大批汽油、棉花和各种机械。
由于苏联的援助，两年来，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土地上，相继建成和即将建成的工厂企业有：
富寿茶叶厂、海防鱼罐头厂、河内机器制造厂、天竺锡矿、老街磷灰石矿以及分布在各地的发电厂、自来水厂等等。
苏联还帮助越南人民建立了气象台、广播电台、贮油库，装备了国营建筑公司和医科大学等许多单位。
此外，苏联还给越南人民送来了十七万吨大米、九百万公尺布、五千吨棉花、一千九百吨棉纱、三十五吨纸张、五万吨汽油和煤油、二万六千吨化学肥料以及许多药品和小型机器等。
这些物资约值二亿卢布。
在1955年到1956年间，苏联政府和人民派出了六百五十八位各种专家到越南，帮助越南人民进行经济恢复和发展文化工作。

捷共和奥共发表联合声明
共同反对德国军国主义复活
新华社布拉格21日电
据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报道，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团和奥地利共产党代表团发表联合声明说，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和支持德国人民的民主和进步力量仍然是两个兄弟党的极重要的任务之一。
德国军国主义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斗争是完全符合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人民的利益的。
两党代表团是5月11日到16日在布拉格举行会谈的。
这个在20日发表的声明说，由于苏联的支持和倡议，奥地利在中立的基础上获得了独立。
毫无疑问，一个永久中立和爱好和平的奥地利是能够在保证欧洲的持久和平中起重要作用的。
西德军国主义和复仇分子违反了奥地利人民的切身利益，正在设法破坏奥地利的经济和政治独立。
同时，某些已经把奥地利拉进了欧洲委员会的奥地利人士又企图把前德国财产的一些重要工厂交回给西德帝国主义，并且要让奥地利参加所谓自由贸易区。
因此，奥地利共产党认为它的最重要的任务是鼓励和加强奥地利的独立和中立和反对一切希望破坏这种独立和中立的企图。

浸透友情的十三天
——伏老访问印度尼西亚追记
　谢林风
伏老和他的随行人员离开雅加达已经三天了，但是竖立在总统府前的几十面鲜艳的印度尼西亚和苏联的国旗，仍旧在蓝天绿树间飘扬。
夜里，通衢大道上的伏老和苏加诺的巨幅画像，还是被水银灯照耀得神采奕奕。
而这两天同印度尼西亚朋友见面谈天的主要话题，也还是欢迎伏老的空前盛况。
像一个家庭做过一场惬意的喜事一样，印度尼西亚人民似乎尽量想把这种欢乐的气氛保持得长久一些。
我和几十个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国家的记者跟随苏联贵宾访问了许多地方，因此也使我更加了解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这种心情。
印度尼西亚人民把苏联贵宾当做最尊贵的客人、最贴心的朋友来接待。
从雅加达到万隆、日惹、梭罗、巴里、泗水和棉兰，苏加诺总统一直亲自陪着伏老；
各地方的军政负责官员，都是郊迎十里，以最隆重的礼节来欢迎国宾。
苏联客人路过和访问的各个地方，都是一派欢腾的节日气象。
学校、机关都放假，数不清的印度尼西亚和苏联的国旗，织成一片旗海。
山坡、树梢、楼房都站满了欢迎的人群，欢呼着的群众常常把伏老和苏加诺的汽车挤得无法前进；
芬芳的花瓣，像雨点一般洒向贵宾，铺满了道路。
一个城市举行一个欢迎伏老的群众大会，往往就是十万或是几十万人，几乎等于这个城市人口的一半或者大半。
许多人是从临近的各乡各县来的，火车、公共汽车专为远地来的人加开班次。
根据政府的命令，如果为了欢迎伏老，车票可以打对折或者免费。
为了一睹伏老的丰采，很多人是全家出动；
许多人整夜不睡，换上新衣，把孩子背在肩上赶进城去，守候在伏老必经的路上。
这是印度尼西亚在接待外国客人中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伏老和苏联客人的和蔼可亲的态度，使主客之间的情绪更为热烈融洽。
在棉兰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伏老和苏加诺都讲过了话。
他们要离开会场时，群众却留恋地在台下恳切地要求：
“别走，和我们在一起多耽一会儿吧！”
两位元首就留下来了。
苏加诺总统为了让群众多看看贵宾，于是把所有随伏老来的苏联客人都请上讲台，一一介绍给大家认识。
当他介绍到伏老的儿子时，伏老特别摆出做父亲的神气，伸手扭住了魁伟的小伏罗希洛夫的耳朵，全场群众都愉快地大笑和欢呼起来。
这种融洽的像至亲友好一样的气氛，一直充满在伏老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中间。
伏老满面红光，衬着一头银发，谈笑风生，更加显得慈祥温厚了。
伏老常常亲切地同印度尼西亚人民谈话，同青年人一起唱歌，使印度尼西亚人民毫无拘束地同他在一起，像同一个普通的老伯伯一样。
所以有些印度尼西亚人就把伏老的名字叫成“Moro Silo”。
这两个印度尼西亚字的含义是：
“盘膝而坐，亲切交谈”。
有两个印度尼西亚的农妇，一个八十多岁，一个九十岁了，她们拉住伏老的手，就把这位七十六岁高龄的元帅和主席叫做“我的年青的兄弟”，叮嘱他当心身体。
印度尼西亚人民这样热烈欢迎伏老，是很容易理解的。
因为他们知道苏联是他们真正的朋友。
苏联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殖民主义，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并对保卫世界和平有着出色的贡献，这是印度尼西亚人民非常喜爱和尊重的。
苏加诺总统在雅加达的印度尼西亚和苏联友好大会上的讲话，非常恰当地表达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这种心情。
苏加诺说：
“印度尼西亚的母亲抱着孩子在路旁、甚至在大雨中高呼‘伏老万岁’，为什么？
这不仅是为了和平，而且是为了热爱独立，因为在我们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苏联一直站在我们一边，支持我们。
有人自称他们是印度尼西亚的朋友，但他们却在我国进行颠复活动；
有人说他们是印度尼西亚的朋友，却不肯把西伊里安交还我们”。
苏加诺说，如果不承认我们民族的愿望，就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即使给我们像尼加拉瓜瀑布一样倾泻的美元，我们也不会满足。
苏加诺几次演讲中一再指出，印度尼西亚和苏联两国的制度虽然不同，但是可以和平共处，而且可以成为好朋友。
他希望印度尼西亚和苏联两国之间的友谊得到巩固和发展，以至永远。
伏老对苏加诺的看法，也一再表示同意。
当然，帝国主义是害怕和敌视苏联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这种友好关系的发展的。
在伏老访问期间，他们一直企图进行扰乱和制造不愉快事件。
他们所扶植的非法武装“伊斯兰教军”，曾筹划在伏老去万隆途中进行袭击，并阴谋破坏某些地方的欢迎活动。
美国大使馆武官处的人员，竟亲自出马半夜偷掉雅加达官方为欢迎伏老而挂起来的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国旗。
但印度尼西亚的政府和军队是警觉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破坏分子往往在还没成事的时候就被监视了和被检举了。
而企图武装袭击的匪徒，也在伏老去万隆的前二天，就被政府的军队所全部歼灭了。
偷旗的美国人逃得虽快，但三个印度尼西亚青年却在他背后紧紧追赶，终于把他捉送警察局，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不得不道歉认错，丢尽了面子。
现在，伏老已经愉快和顺利地完成了对印度尼西亚的友好访问。
在这短短的十三天里，印度尼西亚和苏联两国领袖和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增长。
伏老在离开雅加达时的告别词中说：
“苏联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的友谊，将成为牢不可破的友谊！”
这时，成千成万送别贵宾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立刻迸发响彻云霄的回答：
“是的，牢不可破！”
而苏加诺的答复是：
“印度尼西亚人民对苏联人民的兄弟般的友好的心，是永远不可改变的！”
这准确地表达了印度尼西亚和苏联人民之间的深厚的友谊，也是给帝国主义的一个响亮的回答。
（5月22日）（附图片）
05月07日晚，苏加诺总统陪同伏罗希洛夫主席在国家宫观看表演。
这是他们在休息时交谈。
　于峰摄（新华社稿）

潘继遂副总理举行酒会招待国宾
伏老说人们应互助而不应战争
据新华社河内22日电
伏罗希洛夫主席5月21日晚上在潘继遂副总理为他举行的盛大酒会上强烈地为世界和平和反对战争呼吁。
范文同总理因病未能参加两天来欢迎苏联贵宾的活动。
伏罗希洛夫在酒会上说，人们不应该有战争。
人们应该互相帮助，互相了解，应该享有自由和平生活的权利。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昨晚是由胡志明主席陪同出席这个盛大酒会的。
当伏罗希洛夫和其他苏联贵宾步入灯火辉煌的大厅时，全场热烈鼓掌，掌声长久不息。
酒会开始，潘继遂致词热烈欢迎苏联贵宾。
他说，伏罗希洛夫主席这次访问中国、越南并且将要访问蒙古，对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友谊将要起重大作用。
伏罗希洛夫衷心地感谢主人的热情招待，并且提议为年青的越南的繁荣，为主人的健康，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团结，为世界和平而干杯。
他同时祝范文同总理早日恢复健康。
昨天下午六时三十分，胡志明主席曾经回拜伏罗希洛夫主席。
陪同前去的有孙德胜、潘继遂、武元甲、雍文谦。
据新华社河内22日电
伏罗希洛夫主席一行今天上午在越南副总理武元甲、河内市行政委员会主席陈维兴的陪同下，参观了河内机器制造厂。
游览了河内市区和名胜古迹。
伏罗希洛夫在参观河内机器制造厂的时候，对参加修建这个工厂的一千多名职工说：
“你们是第1批建设美丽祖国的新工业的建设者，你们是头一批在祖国经济和文化建设基地上砌上第一块砖头的人，我祝贺你们！”
他勉励工人边做边学，他说：
“只有学习才能增长知识、完成任务。”
他那宏亮而富有感情和风趣的声音不断被掌声所打断。
河内机器厂是越南在苏联援助下即将建成的第1个机器工厂，这个工厂将制造越南当前最需要的各种机床和新式农具。
伏罗希洛夫一行乘坐的汽车在离开河内机器制造厂后，绕着风景优美的河内西北郊进入市区。
在繁华的街道上市民们夹道欢呼。
不久，汽车来到市中心还剑湖的名胜玉山祠前。
还剑湖畔茂密的凤凰树上盛开的金红色的花朵盖满了树顶和枝梢，美丽的倒影映在湖中，伏罗希洛夫在湖心玉山祠的亭子上拍了照。

直接到生产岗位上去工作
苏联中央工程技术干部请求下放
新华社莫斯科22日电
在苏联改组工业和建设的管理工作的过程中，许多原来在中央各部和领导机关工作的负责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纷纷要求直接到生产岗位上工作。
苏联有色金属工业部的许多技术干部已经提出了申请书，要求到中亚细亚、远东和其他地区去工作，其中有些人已经成行。
石油工业部的一些工程师请求派往巴库、库页岛、莫洛托夫州等石油产区去。
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等加盟共和国的不少部门的领导人也准备到企业去工作。
苏联重型机器制造部的许多高级技术人员也申请到企业中去。
这个部所属的冶金机器总管理局的总工程师哈林原先曾经在乌拉尔机器工厂担任过总技师，现在他决定到下面的一个工厂去工作。
这个管理局的工程师科布兹娃准备回到顿巴斯一个她原先工作过的工厂中去。
苏联渔业部和俄罗斯联邦渔业部已经有二十多个人要求到生产中去工作。
俄罗斯联邦渔业部副部长斯特列里比茨基过去曾经作过捕鱼船的船长，他表示愿意到任何捕鱼区去工作。
新华社22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
苏联轻工业在今年头四个月内为居民生产的日用品，比去年同时期增加了5.2％。
其中丝织品增加了6％，皮鞋增加了9.8％，轻工业中广泛采用的人造纤维的产量差不多增加了四分之一。
苏联轻工业部的统计材料说，它所属的工业企业今年头四个月的生产计划是超额完成了，总共比原计划多生产了价值将近二十亿卢布的产品，单是超计划生产的纺织品就有三千多万公尺，皮鞋有一百五十多万双。

苏联今年国家公债
认购超额　停止推销
新华社22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到5月20日为止，苏联发行的1957年度发展国民经济公债已经推销了一百四十五亿三千五百六十八万六千卢布。
原定的推销总额是一百二十亿卢布。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指示，苏联财政部已经下令各地停止继续推销公债。

英勇救护苏联地质学家
聂仁初获苏联荣誉勋章
本报莫斯科22日电
莫斯科各报今天都在第1版刊载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5月18日颁布的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聂仁初（译音）以“荣誉勋章”的指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中苏混合地质勘探队的向导聂仁初在额尔齐斯河边的勇敢行为受到苏联人民的尊敬。
这位青年和几位中国同志曾经护送突然患病的苏联地质学家斯捷潘诺娃到飞机场去，要赶上飞机，把她送到乌鲁木齐治疗。
可是当汽车在深夜赶到额尔齐斯河边时，发现渡船停在对岸。
河面很宽，水声澎澎，对岸人听不见这岸的呼喊。
形势十分紧急，每分钟的耽搁都会给病人带来危险。
聂仁初不会游泳，他抱着横过河面的摆渡铁索爬过对岸去。
当爬到河中心的时候，他的身体连摇幌的铁索沉没在湍急的河流里，他的手也被铁丝刺伤了，但他还是勇敢地爬过去，把渡船弄过来。
病人因此被及时地送上飞机。
“真理报”写道：
聂仁初的这种行为是中苏两国人民在共同的劳动中所锻炼出来的兄弟友谊的鲜明表现。

蒙苏友协举行第2次代表大会
苏伦扎布谈蒙古三年计划
牧民半数将要参加定居的牧业社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
蒙苏友好协会第2次代表大会，20日在乌兰巴托开始举行，21日闭幕。
在开幕会上，蒙苏友协主席东哈尔扎布说，蒙苏人民有着三十六年的友谊，苏联人民不仅在经济上帮助蒙古建设，并且曾经为蒙古的独立流过血。
东哈尔扎布要求协会的负责人今后要多深入下层，并且要结合蒙古的实际情况很好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2书记苏伦扎布，21日在大会上报告了蒙古从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计划。
苏伦扎布说，为了使蒙古的牧业经济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党中央决定到1960年年底要使50％的牧民加入牧业生产合作社（蒙古现在有六百多个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牧民占全国牧民的22％以上），并且要使牧民逐步定居下来，要求在三年内有一百五十到二百个定居的牧业社。
苏伦扎布说，苏联在不久前举行的蒙苏会谈中给予蒙古的援助，主要是帮助蒙古进行三年计划的建设。
苏联供应的拖拉机等将用来发展农业生产，给牧民定居创造良好条件。
他说，仅仅定居还不够，要进一步改良牲畜、提高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蒙古准备利用苏联给予的一万头良种牲畜，在三年内繁殖杂交种牲畜二百九十万头。
在苏伦扎布发言以后，大会通过了修改协会章程的报告，选举了新的负责人。
大会至此宣布闭幕。

锡兰教师代表团到京
据新华社22日讯
应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邀请来中国访问的锡兰大学教师协会代表团七人，由锡兰大学教师协会主席布·阿·巴普提斯特博士率领，在22日晚到达北京。
代表团将在我国了解大学教育和科学工作的发展情况，同我国教授和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低头
华君武

内外政策失尽人心
法国摩勒政府辞职
据新华社22日讯
巴黎消息：
法国国民议会21日晚间以二百五十票对二百一十三票拒绝对摩勒政府表示信任，这就使得这个政府在执政十五个月零二十天以后不得不提出辞职。
按照法国宪法规定，国民议会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必须要达到超过国民议会总数五百九十五个议席的半数以上，这个政府才必须辞职。
但是，有消息说，摩勒坚决表示他的政府要辞职。
摩勒在议会表决之后立刻谒见总统戈蒂提出政府的辞呈。
戈蒂说他将同各政党领袖进行磋商，然后再宣布他是否接受摩勒政府的辞职要求。
摩勒是在政府要求增收新税和削减预算开支的问题上被击败的。
他预计政府的提案将受到议员们多方责难，于是用政府生命作赌注，要求议会举行信任投票。
就在这一次从他执政以来要求的第34次信任投票中，左派人士和右翼分子一起投了反对票。
投反对票的有一百五十名共产党人和支持他们的人、一百零二名保守分子中的大多数和三十七名布热德分子。
投票支持政府的有一百名社会党人、社会共和党人（前戴高乐分子）和像天主教民主党这样的中间集团。
弃权的有孟戴斯—弗朗斯的激进社会党的许多议员。
法新社的报道着重指出了在议会中拥有一百个席位的“独立党”的多数议员投反对票这件事。
消息说，这个党在上次信任投票中曾经因弃权而挽救了摩勒政府。
值得注意的另一件事是：
虽然辩论的是财政计划，但是好多议员对政府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和它目前就苏伊士问题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无用的、不合时宜的”申诉进行了许多批评。
在21日上午会议上，支持政府的激进党议员安德烈·摩里斯和社会党议员纪恩要求支持政府，并且用可能产生危机的严重后果来威胁议员们。
共产党议员瓦德克·罗歇在下午的会议上强调指出，规定新税会使劳动人民状况恶化，而政府紧缩的预算开支都是有关民用的而不是军事开支。
罗歇说，我们投票表示不信任政府，我们相信，我们反映着谴责政府反动政策和要求恢复阿尔及利亚和平的劳动人民的感情。
在摩勒的可能继任人的猜测中，有人提出了前总理、独立党人安托万·比内、前部长、人民共和党人比埃尔·弗林姆兰和摩勒政府的教育部长、激进党人雷纳·毕埃尔。
此外，还提出了接近激进社会党人的摩勒政府的司法部长弗朗索瓦·密特朗和前总理雷纳·普利文。

瑞士建议举行国际科学家会议讨论
原子试验对人类危害多大？
瑞士建议举行国际科学家会议讨论
新华社22日讯
苏黎世消息：
瑞士联邦政治部（即外交部）部长马克斯·彼蒂彼爱5月21日建议举行一个国际科学家会议，就原子试验对于人类的威胁和危险提出意见。
彼蒂彼爱在苏黎世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时提到已故科学家爱因斯坦教授和法国科学家施维泽尔博士等对这个问题发表过的意见。
他说，“应当举行一次最有资格的科学家……的会议，就原子试验对于人类的威胁和危险表示它的意见”。
他主张在这个会议中“应当把政治撇开，或者至少暂时撇开。”
他又说，“联合国有关裁军和原子能的机构应当从他们的结论中得到启示。”

04月10日苏伊士运河完全恢复通航后第一艘通过运河的大邮船——意大利邮船“海洋号”。
新华社稿

惟恐天下不乱
美国向中东大量运军火
据新华社22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20日讯：
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报道，在美国国会通过“艾森豪威尔主义”以后不到两个月，美国的武器和物资就源源不断地运往从利比亚到阿富汗这片长约五千英里的同苏联南部接壤的中东地区。
中东一些国家不断收到喷气歼击机、步枪、机关枪、迫击炮和其他步兵装备，包括坦克和步兵转运装备。
杂志指出，美国特别注意装备中东各国的警察部队，以便镇压所谓“骚乱”。
此外，为了达到颠复宣传的目的，美国还向一些中东国家运去一些特制的无线电台。

意大利建筑工人罢工
据新华社21日讯
罗马消息：
罗马市和拉提乌姆省的七万五千名建筑工人5月20日开始二十四小时的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这是意大利全国八十万建筑工人可能举行总罢工的信号。
这次罢工是由各种政治倾向的工会联合发动的，5月23日还将在另外六个省举行。

打肿了脸充胖子
高晋元
“泰晤士报”说，英国政府被迫重新使用苏伊士运河是一服“苦药”。
俗话说：
良药苦口，英国蹙紧眉头吞下这服“苦药”以后，病势就已有了转色。
最显著的征候，就是英国宣布取消了石油配给制。
因此，尽管“每日邮报”认为英国在运河问题上“大为丢脸”，而人们还愿意称赞英国是采取了“明智”的态度。
事情本来是一清二楚的了，但是英国的运输和民用航空大臣哈罗德·沃金森却偏偏要打肿了脸充胖子。
05月06日，他在伦敦商道运输协会的宴会上说：
苏伊士运河“对我国的经济并不像事件发生以前我们认为的那样重要”。
言下之意，英国使用或不使用苏伊士运河对英国经济都无所谓。
果然是这样吗？
就在他发表这一席话的后一天，“泰晤士报”登载的英国石油公司（它在中东有很大的石油利益）主席恩·阿·格亚斯的声明说：
中东的石油生产在1956年11月到1957年02月这四个月间，每月的平均产量是一千万吨左右，而前四个月的平均产量有一千五百五十万吨。
即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
格亚斯说：
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最初的几个月是一个“困难时期”。
由于苏伊士危机，英国石油公司卖出的原油和精炼油比原计划减少了三百万吨；
它的炼油厂也少炼了二百万吨石油。
“泰晤士报”5月10日报道，英国伯明翰和密特兰汽车和公共汽车公司的五十二届年会大会上，主席斯本塞·威尔斯也说：
苏伊士事件造成了许多困难。
由于柴油和汽油实行配给，使得公司的公共汽车和私人雇车等各种业务减少了5％到50％。
而英国航运业则在英国重新使用苏伊士运河前丢了不少生意。
不少英国报纸早已发出英国继续抵制运河会“损害英国航运事业”的警告。
这些不过是信手拈来的例子，就足以说明苏伊士运河对英国经济的严重影响，也说明英国政府为什么硬着头皮承认抵制苏伊士运河的失败。
沃金森先生打肿了脸充胖子，完全是多余的。
岂但如此，他的一席风凉话还勾起了某些英国人的无限烦恼。
“泰晤士报”5月13日登载了一个名叫基斯·尔·柯林斯的企业家的来信，信上说：
如果沃金森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那我们可以想像英国政府采取的使运河开放的‘警察’行动并不是十分必要的了。
如果早就认识到这一点，那末我们本可以让纳赛尔中校把运河收归国有，英国可以抵制它或者高兴使用就使用它。
这样，我们在中东的势力本来也不会遭到这样致命的打击了，我们在德勒·克白尔价值几百万英镑的战略储备也照旧会是我们的，英国人在埃及的企业也不会被没收，复杂的难民问题也不会产生，整个英国和欧洲也不必实行汽油配给制，全世界也不会看出英国的惊人的虚弱”。
柯林斯最后说到他自己：
“由于政府采取了‘警察’行动，我损失了几万英镑，丢掉了我在埃及的一生的工作。
这几个月来，丝毫没有得到一点能够从埃及的被冻结的账面上收回点什么的希望。
当我读到报上的文章（指沃金森的发言）暗示我的损失是一点也不必要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气馁和失望”。
沃金森先生将何以来“安慰”这位满腹牢骚的英国企业家呢？

摩勒其人
引咎辞职的法国总理居伊·摩勒现年五十二岁。
1921年参加法国社会党。
第2次世界大战时，他被征入伍，不久便作了希特勒军队的俘虏，1942年获释。
1946年09月担任法国社会党总书记，1953年又被选为社会党副主席。
从1946年12月到1951年07月，摩勒曾先后任布鲁姆内阁的国务部长和普利文内阁的国务部长及葛义内阁期间的议会副议长。
1956年02月31日，摩勒受命组成了战后法国的第21届内阁，到1957年05月21日为止，共历时十五个月零二十天。
摩勒上台后，曾经表示愿意改善东西方关系，并曾于1956年05月应邀到苏联进行友好访问。
但是，摩勒政府奉行扩军备战，进行殖民战争和加紧向法国人民勒索的政策。
他上台后不久，便扩大了在阿尔及利亚的肮脏战争。
1956年11月，摩勒政府又同英国和以色列发动了侵埃战争，使国内财政经济造成严重困难。
侵埃战争失败后，摩勒政府并未接受教训，仍继续进行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并企图用增加赋税等所谓“节约”措施来维持军费，这个政策更加激起了法国广大人民的反对，而终于辞职。
（义）（附图片）

摩勒政府辞职了
本报评论员
执政约十六个月的法国摩勒政府终于辞职了。
自从英法合伙对埃及发动的武装侵略失败以后，摩勒政府就一直处在朝不保夕的状态中。
但是在艾登被迫离开唐宁街十号之后，摩勒还在马提翁大厦耽了几个月。
他一次又一次地度过政治难关，直到这次上任以来第34次要求议会投信任票时，左派人士和右派分子一起投了反对票，才最后辞职。
摩勒究竟是凭了什么又苟延了这么一段时间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摩勒是靠着右派的支持，才在法国议会中勉强维持了多数地位。
为什么右翼政党要支持社会党人摩勒的政府呢？
原因也很简单。
“独立党”议员勒让德尔说得一针见血：
“如果说我们支持政府，那正是由于它不信守它的选举诺言。”
摩勒是以社会党人的身份，靠了一些漂亮的诺言上台的。
但是，由于他的反共成见，他顽固地拒绝同议会中最大的政党共产党合作。
这就使他必然要依靠右派的支持。
因此，在他上台以后，他就完全丢开自己的诺言，而执行符合右派愿望的政策。
他使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越来越扩大了。
他为了殖民集团的利益而对埃及发动武装进攻。
他积极筹组有损法国民族利益而只对垄断集团有好处的欧洲共同市场。
他追随美国鼓吹原子军备竞赛，而拒绝同苏联达成保障国际和平的协议。
他采取了加紧榨取劳动人民的经济政策。
他多方打击国内的民主进步力量。
摩勒所执行的这种反动政策，当然不能使法国摆脱困境。
对埃及的军事冒险给法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在阿尔及利亚的“肮脏战争”越打越没有希望。
沉重的军费开支日益成为法国无力承受的负担。
因此，摩勒政府就越来越不得人心。
甚至在参加摩勒政府的激进社会党里和摩勒自己的社会党里，不满情绪也大为增长。
最近激进社会党的代表大会就通过决议，要求摩勒政府立即改变现行政策。
在社会党的代表大会上，反对政府对阿尔及利亚政策的人也比过去大大增加了。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摩勒竭力向“二百家族”讨好，甚至最近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还表示坚决不让步；
但是右派感到把摩勒踢开的时候已经到了。
右翼政党本来无非是要利用摩勒的社会党来缓和它们政治上的危机，对于摩勒某些目的在于加强社会党在工人中间的影响的改良措施并不满意。
最近摩勒迫于财政经济的窘困，为了筹划阿尔及利亚的军费而提出了节约措施和增税计划。
右派的“独立党”议员投了反对票，这就破坏了摩勒在议会中勉强拼凑住的多数。
摩勒政府不得不辞职。
摩勒政府的辞职，又一次说明法国现行政策的破产。
如果阿尔及利亚的“肮脏战争”继续打下去，如果法国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没有根本的改变，无论是捧出谁来组织政府，都不能避免同样的下场。

摩洛哥共产党要求撤除美国军事基地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摩洛哥政府和美国代表团目前正在拉巴特就美国在摩洛哥建立的军事基地的地位问题举行谈判。
摩洛哥共产党近日发表声明，要求撤除美国在摩洛哥的军事基地。
声明强调指出，把摩洛哥领土上的军事基地租给美国，不但构成对摩洛哥的直接威胁，而且也危害摩洛哥的民族主权。
最近，摩洛哥最大的港口卡萨布兰卡的码头工人拒绝替一艘装载军事物资供摩洛哥美军基地使用的轮船卸货。
在这以前，曾举行过好几次同样性质的罢工。
18日，摩洛哥民族运动领袖哈蒂在开罗发表声明，指责摩洛哥政府同美国谈判在摩洛哥建立原子空军基地。

海地发生政变
陆军参谋长推翻临时政府
新华社22日讯
太子港消息：
海地陆军参谋长莱昂·坎塔夫5月21日发动政变，推翻了刚在4月06日成立的一个临时政府，控制了海地。
莱昂·坎塔夫是因为拒绝接受临时政府在5月20日要把他撤职的命令而发动政变的。
撤职的理由是说他没有把不久以前发生的一次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暴动镇压下去。
半年以来，海地政局一直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
自从去年12月前总统马拉罗阿被迫下台后，迄今政权已经更迭了四次。
特别是由于预定举行大选的日期（6月16日）日益迫近，国内局势愈趋不稳。
同时，国内经济情况也日益恶化。
主要粮食大米和豆的价格在两星期内猛涨了20％。
生产停滞，国家财政情况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英法比日等国态度日趋强硬
要求美国放宽对华“禁运”
据新华社22日讯
巴黎消息：
负责管制对中国的贸易的小组委员会5月21日再次在巴黎举行高级谈判，来打破西方国家在对中国贸易禁运问题上的僵局。
通常消息灵通人士预料代表们将听取美国关于达成折衷解决的新建议。
上星期的会议由于美国坚持不同意其他国家要求把对中国禁运的项目减少到像禁止向苏联和东欧出口的那些项目一样而陷入了僵局。
英国、法国、比利时和日本是主张放宽对中国贸易禁运最坚决的国家。
据消息灵通人士说，这四个国家的态度从上星期以来变得强硬了。
“曼彻斯特卫报”在5月20日说，英国曾经在巴黎举行的谈判里说，如果谈判的结果不能使它满意，它就要退出十五国的“中国委员会”而采取单独行动。
这家报纸说，如果英国这样做，那么，日本、法国和西德也将先后仿效它的榜样。

西方国家在“禁运”问题上的矛盾
　胡平
参加美国所组织的“禁运”机构——“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十五个国家，已于4月30日开始在巴黎举行会议，讨论“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禁运”的问题。
这个会议，是在美国的“盟国”的强烈压力下召开的。
双方在会前曾经发生长期的争吵。
好几年来，美国强迫一些同它订有军事同盟的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的政策，不但没有达到阻挠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经济发展的目的，而且使执行这个政策的许多国家自己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它们对于美国这个政策也就越来越不满。
“禁运”和反
“禁运”的斗争，已经形成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最尖锐的矛盾之一。
现在，尽管美国继续用“反共”的大帽子来压它们，用所谓“巴特尔法”等大棒来威胁它们，但也无法挽救“禁运”堤防的逐渐崩溃了。
社会主义国家共有九亿多人口、拥有应有尽有的物产资源和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形成一个强大的世界市场。
在这个市场以外，又有许多独立自主的国家乐于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
所以无论美国怎么禁运，都阻挠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
我国建设的巨大成就特别有力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美国对中国的“禁运”是抓得最紧的，它所开的不许运往中国的货单包括四百多种商品，并在1951年操纵联合国表决机器强迫许多国家执行对中国的“禁运”。
可是，这种“禁运”，却促使中国人民更迅速地彻底扫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势力，激砺了中国人民以更大的决心和努力来自力更生，在社会主义各国无私的援助合作之下，发展自己的经济。
但是，美国政府迄今还死抱着已经破产了的“禁运”政策不放。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它还能够利用“禁运”来达到另外的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是继续阻挠国际间的经济文化关系的正常发展，以便利美国保持它的敌视社会主义国家和维持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
另一个目的是继续利用“禁运”作为美国干涉它的“盟国”的主权的一种工具，便利它去操纵和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和外交。
几年来的事实证明，被迫实行“禁运”的各国，不但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损害，而且在政治上、外交上也带上了一副美制枷锁，造成许多不利的局面。
日本由于许多需要出口的重要商品不能向中国出口，也就不能从中国换回它所缺少的许多重要工业原料和粮食，而被迫以高价和长途运输到美国去买。
结果，不但加重了日本人民的经济负担，而且造成日本对美贸易的巨大入超，长期依靠美国的所谓“特需订货”等来填补。
日本出口商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增大了，美国却采取限制日本商品入口的措施，以便于摆布日本。
日本想要到其他地区扩大市场，也受到美国的政策的约束。
由于“禁运”的存在，日本政府口喊的所谓“自主”外交，就成了一句空话。
英、法等国在“禁运”中所受损害也同样严重。
美国一方面用“禁运”扼住它们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另一方面又挟持它的经济优势，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到处抢夺英法的贸易地盘。
在苏伊士事件之后，英国甚至连在英镑区内的许多重要市场也保守不住了。
1956年，英国对澳大利亚（这原是英国第1个出口国）的出口比1955年下降了16％，对新西兰的出口下降了9％，对南非联邦下降了8％。
而美国对英镑区的贸易却不断增加。
“禁运”阻止了这些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充分发展有利的贸易，加重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困难，而美国就利用这种困难来加强它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和渗入，因此这些国家的广大人民和工商界坚决反对“禁运”。
近一两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问题更加尖锐了，许多国家的政府也日益强烈地要求解除或放宽“禁运”，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
去年开始，英国已利用所谓“例外程序”，向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输出了一些被美国列为“禁运”品的商品，并且解除了马来亚对社会主义国家输出橡胶的禁令。
今年03月，英国又宣布解除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面禁运”。
加拿大政府在去年也解除了一百多种商品输往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限制。
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泰国、马来亚等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来往已经有了比较显著的增长。
日本工商界不顾美国的阻挠，曾同我国工商界签订三次贸易协定，和我国相互举行了盛大的商品展览会。
在1956年，中日贸易已扩大到约一亿四千万美元，比1955年增加了40％。
最近，由于美、英、法、西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和国内外贸易都呈现了不稳定的征候，特别是英法等国面临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要求解除或“放宽禁运”的呼声也随之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英国曾把要求“放宽”对中国“禁运”的问题，提到了3月下旬美英两国在百慕大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和美国进行激烈争执。
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都支持英国的要求。
西德已准备在最近和苏联举行扩大贸易的谈判。
日本政府也把“放宽禁运”的问题，列为不久以后日本首相岸信介访问美国的重要议程之一。
某些国家并已向美国表示，如果美国还不考虑它们的要求，它们就要单独采取行动。
可是，美国政府还十分不愿意丢掉“禁运”这个“冷战”工具，特别是不愿意放弃这一根束缚它的“盟国”的缰绳。
这样，美国就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局面：
它既不愿意它的“盟国”扩大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又不能不看到“盟国”要求扩大这种贸易的日益增强的决心。
为了先发制人，美国在今年初提出了要进一步加强“禁运”措施的要求。
这个要求遭到强烈反对之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院又先后表示，美国可以和它的“盟国”讨论“有限度地放宽”对中国的“禁运”的问题，但是它提出了条件：
要对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执行“全面的贸易管制”，并且要把“例外程序”的运用限制得更严；
不允许对社会主义国家输出“战略物资”，同时还要求把过去只对中国“禁运”的某些商品，加到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禁运”的货单上去。
美国这些作法，表面上是对它的“盟国”作了一点让步，实际上确是想借此加强已经因为一些国家运用所谓“例外程序”之类作法而松动了的“禁运”，建立美国对这些国家的严密限制。
而且美国开列的所谓“战略物资”，大多数是英、日等国迫切需要扩大外销的工业装备商品。
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这些国家所生产的这类商品，同美国货竞争是很困难的，因为美国的生产力比它们强大，而且可以利用“援助”、“贷款”方式向外推销。
如果这些国家的工业装备品仍受美国的“禁运”限制，那么它们也就很难大量地增加对外贸易。
因此，英、法、日本等国对美国所提出的这些条件已纷纷表示不满。
据透露，某些国家已提出了它们自己的方案，在巴黎和美国争论，要求美国允许它们能够“更自由地处理贸易禁运”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按照西方通讯社的说法，还会有“激烈的讨价还价”。

阿拉伯工联执委会通过决议
采取步骤成立亚非工会组织
新华社开罗22日电
阿拉伯工会国际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在5月20日的会议上一致同意，联合会总书记处应当采取步骤成立亚非工会组织。
执行委员会还一致通过了由联合会总书记法齐·卡迈勒和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董昕在今年04月签署的支持召开一次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亚非工会会议的主张的联合声明。
执行委员会将组成一个筹备委员会同亚非国家的各劳工组织联系，负责进行亚非工会会议的预备工作。
执行委员会重新表示支持埃及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以及支持埃及有权利不让和埃及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的船只通过运河。
新华社开罗22日电
阿拉伯工会国际联合会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和原子武器的试验。
联合会总书记法齐·卡迈勒在执行委员会举行四天会议后，21日晚宣布了委员会的决议。
执行委员会还决议赞成在联合会和中国工会代表团上月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所提到的召开亚非工会会议的意见。
决议说，联合会反对一切旨在破坏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使阿拉伯国家受帝国主义束缚的军事条约和经济援助。
决议表示完全支持积极中立政策。
决议认为，关于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实行“和平解决”的主张是对人权的攻击，因为这将使巴勒斯坦难民不能回家。
联合会支持埃及和沙特阿拉伯所采取的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和亚喀巴湾的立场，认为这是保卫它们领水的行动。
联合会号召在所有阿拉伯国家建立劳工组织，并且统一阿拉伯人的劳工立法。

阿拉伯联盟秘书长
要求以色列接受联合国分治计划
新华社22日讯
据合众社从巴格达报道，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哈苏纳5月20日要求以色列接受联合国1947年通过的巴勒斯坦分治计划，作为总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第1步。
合众社指出，这是一个阿拉伯领袖第1次表示阿拉伯国家愿意同以色列进行谈判，甚至愿意承认以色列的存在。
哈苏纳所代表的阿拉伯联盟包括九个国家：
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也门、利比亚和苏丹。
哈苏纳对合众社记者说，以色列接受联合国决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为以色列的将来着想，越快越好”。
他还说，“我看不出以色列除了面对现实而外还有什么别的出路”。
哈苏纳说，这个问题的解决将为以色列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和亚喀巴湾等其他问题的解决铺平道路。
根据联合国1947年的分治计划，以色列应当把约相当于它目前疆土的三分之一的取自阿拉伯国家的土地交还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可以收回尼加夫和南加利利的一部分，耶路撒冷将成为一个国际城市。
据合众社估计，执行这个分治计划，将使一百万阿拉伯难民中的70％可以回他们的老家。
在被问到接受1947年分治计划是否就是放弃了从前阿拉伯国家不承认以色列的立场时，哈苏纳说，“在开始时，大家反对以色列这个国家，这是自然的。
但是目前以色列存在着，并且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
哈苏纳还说，“如果说它（指以色列）是由联合国强加给这个世界的，那么强使接受所有的（联合国）决议就完全是正当的了”。

卫生部通知积极提倡避孕
放宽请求绝育手术的限制
规定人工流产的三项条件
新华社18日讯
卫生部5月15日发出了关于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的通知。
通知首先说：
开展节育工作应积极提倡避孕，宣传避孕知识，加强指导避孕技术，做到普遍供应避孕用具药品，和开展有关避孕的研究工作。
做好避孕工作对实现有计划地生育，是积极的有效的方法，也是群众可以接受的方法。
这一项工作，应列为卫生业务重要工作之一。
通知接着说：
过去卫生部发布的关于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通知施行以来，各地反映规定太具体、手续较繁，在执行中有困难；
现在决定废止。
通知对绝育手术和人工流产重新作了规定：
一、绝育手术：
绝育手术包括结扎男子输精管或妇女输卵管，凡夫妇有绝育要求向医师申请的，医师检查无手术禁忌症，即可进行手术。
但是手术后即永不生育，应该在手术前郑重向申请者说明。
手术后不影响性机能，也应说明。
结扎输精管手术简便，毋须住院；
在手术后一个月内，精囊内残存精子尚未排尽，仍须使用避孕方法，也应说明。
二、人工流产手术：
妇女由于某种困难不愿继续妊娠，为了防止私自堕胎造成对健康的危害，可以考虑允许进行手术，但要求施行人工流产手术的，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经医师诊断孕期在三个月之内；
二、经医师诊断孕妇没有手术禁忌症；
三、十二个月内没有做过人工流产手术。
人工流产手术对妇女健康有害，手术后若不采用避孕，仍会继续怀孕，并不能达到计划生育的目的，应对社会群众进行宣传。
对申请者应耐心解释，讲清道理，尤其对初孕妇危害更多，应尽量说服，避免手术。
对进行手术的妇女必须切实指导避孕，以免反复受孕。
通知要求各地卫生部门医疗机构应开展避孕指导门诊，并应提高技术水平，使群众得到良好的医疗服务。
对进行避孕和绝育手术等，应进行随访，做好统计分析，总结经验。
通知最后说：
在推行节育工作过程中，对孕产妇和婴幼儿必须加强保护，认真贯彻执行国家保护母亲儿童的政策。

揭露和解决陕西高等学校的矛盾
中共陕西省委邀请高等学校教授座谈
本报讯
18日下午，中共陕西省委邀请了一部分高等院校的负责人和教授举行座谈。
会议由省委第1书记张德生主持。
袁耀庭说：
学校思想工作太差对非党人士不够信任
西北工学院教授袁耀庭说：
过去，民主党派在西北工学院里曾起过一些作用，但是，现在民主党派的作用却很小，这固然是因为相互过于客气；
但党委对民主党派工作包办代替的作风也是重要的原因。
他说：
西北工学院在抗日战争、解放初期是很不错的学校，但是现在无论教学、研究工作都赶不上西北大学和西北农学院，过去，西北工学院的人员都对工学院有深厚的感情。
但是，近两年来，情况变了，调走的人员对工学院没有好感，校内的人员也离心离德，都想一走为妙。
什么原因？
学校思想工作太差，特别是每次运动，都有整错的人，而在运动过后，领导上也不对整错的同志从思想上进行工作，反而把责任推到蒙受冤屈的人身上。
他说，学校领导人尊重老教师也是不够的。
西北工学院的党群关系上也有很多问题，大家感到党员的特权太多，这表现在评级、进修等方面，例如，非党人员家属的工作问题是很不容易解决的，而领导人员的家属找工作就没有什么困难。
一个刚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团员）在评薪时，评的工资比年老的教师有的还要高。
西北工学院党组织和领导上对非党人士是不够信任的。
有事情不同非党负责同志商谈，而愿意听党、团员的意见。
有关院系调整问题，已往也很少与教授们商量。
有一些比较正直的人，往往由于说话态度不好，就被扣上个“落后分子”的帽子。
他说，中央一级机构关门太紧，如地质部，不注意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处处都用秘密二字关住大门，他们有材料也不让别人看。
地质部、科学院请专家讲学，开专业会议，都不准我们参加。
最严重的事情是窃夺别人的成果，西北工学院、西北大学有一部分地质教师在山西某地发现一重要矿藏，地质部已勘探两年了，却不让我们知道。
高教部的官僚主义也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工业教育司，谈问题时总是先谈别人一大堆不是，而结果在院系调整工作上，弄得一塌糊涂。
周尧说：
社会活动很多，研究时间没保证
西北农学院教授周尧说：
几年来，我很想搞科学研究，但到今天还不能很好地进行科学研究。
社会活动还很多。
六分之五的从事业务、研究的时间没有保证。
只有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研究。
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条件也很差。
主要是缺少书和参考资料，学校图书馆昆虫学方面的书比我私人的还少。
科学院只注意加强自己内部的工作，忘记了领导和组织院外的科学工作者进行研究工作。
教学改革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中国地区广大，农业生产的情况复杂，病虫害严重。
病和虫的研究是在不同的基础上进行的，我国的传统也是病虫分为二个专业。
但高教部却生硬地学习苏联的统一教学计划，要求培养病虫兼顾的全材，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不适合我国的需要。
学校领导对干部的信任、培养，有宗派主义。
例如出国进修，有的党员程度差，一次两次考不取，也要想办法送出去，有些程度很好的非党、团员却没有送出去。
出席国际间学术会议的永远是北京一些专家，其他地区的科学工作者却没有出去学习的机会。
王焕初说：
教学和科学研究有矛盾
西北工学院教授王焕初说：
现在，高等工业学校基础课教师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有矛盾，不是展不开科学研究，就是科学研究的目的性不明确。
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
前几天，华罗庚先生提出“理”近“工”还是近“文”“法”的问题。
很明显，“理”是近于“工”的，因为“工”是“理”的直接应用。
但是如果把综合大学中的理学院并到高等工业学校中去，也未必完全合适。
我认为综合大学的理科，应该偏重于纯理论的研究；
在高等工业学校中，则应逐渐设立理科的应用专业。
当然一下子设置许多专业是有困难的，但是在一些有师资等条件的地方，便可以因陋就简，逐步设置，拿西北工学院来说，现在设置一个应用数学专业，师资没问题，钱也不用花，只要每年招几十个学生就可以了。
设了这个专业以后，不但对其他工科教学有好处，而且可以解决基础课教师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矛盾。
但是听说高教部不同意。
姜泗长说：
党委治校和教授治校并不冲突
西安军医大学教授姜泗长说：
我对有职无权的问题也是有过体会的。
过去，我在一个医院里担任领导，开始这个单位里没有党委会，我有职有权，后来成立了党委会，许多事情都由党委会决定了，很少征求我的意见。
现在我在军医大学担任教研室主任，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军医大学也有宗派主义。
例如提拔干部，派教师留学，都偏重于党团员。
他说：
党政领导对党外人士的意见接受不够。
在科学方面，有许多问题因为党政领导受业务水平的限制，不能辨清是非，而没有接受别人的意见。
党领导科学的工作人员应该努力学习科学。
关于党委治校还是教授治校的问题，我认为并不冲突。
党委会负责贯彻党的政策，教授具体作教学工作，两者谁也不能代替谁；
教授可以在校务委员会里积极参加治校，党委会应该发挥校务委员会的作用。
在谈到培养人才的质量问题时，他说：
现在学生一毕业就派到工厂和医务所去，这做法有问题。
学生毕业后应在医院实习三、五年再派到工厂或医务所去，这样才能顶大用。
曾震五说：
很多事情党政不分
西安体育学院院长曾震五在座谈会上，谈到非党领导人员的职权和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并且对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领导上提出了批评意见。
他说：
现在学校的情况是党组织领导和行政领导混淆了，很多事情党政不分，而多是党来做决定和布置。
从我本身来说，有时作了决定，适合党员同志的意图，就执行通了，也就表现了我有职有权，反之，就没有权。
我想这个问题应有一个认识的发展过程，需要等待，不能勉强去争。
我想，我有多少力量就发挥多少力量。
用不上力，也就不勉强。
他说：
西安体育学院成立三年了，到现在中央体委还没有公布我担任院长的职务，这也可以说是中央体委官僚主义。
有时我想，你们调我，我就走，我不能老当一个黑名的院长。
毕仲翰说：
形成墙和沟两方面都有责任
西安动力学院副院长毕仲翰说：
党和知识分子之间是有隔膜有距离的。
形成墙和沟的原因：
一、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等各项大运动的副作用，很多知识分子不愿说话，甚至怀疑到社会主义是否有民主和自由的问题。
二、由于某些党内干部习惯于敌我斗争的方式方法，这样就使他们处理问题易于采取粗暴的态度和以力服人的手段，动辄给你扣上一顶大帽子，这就使一些党外人士更加不愿说话了。
三、党内外待遇不平等，不是一视同仁。
四、对知识分子未给予足够的信任和尊重。
五、有职无权。
这固然两方面都有责任。
一方面是党外人士自己认为水平低，不敢担负起应负的责任来。
另一方面就是党内同志不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不给党外人士创造工作的条件，因此，想负责任也负不起来。
他还提出两项建议：
一、把最近报上发表的党外人士的意见集中起来，组织党员阅读，这些意见虽然是一部分人的发言，但是，可以代表很多人的意见。
因为党员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首先要知道存在着那些矛盾。
二、教育党员在今天贯彻鸣放方针中，要正确认识和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对违反原则的党员要及时教育、处理。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五周年纪念
作家必须熟悉人民生活，和工农兵交朋友，向劳动人民学习，——教育人民者必先自己受教育。
茅盾
因为另有一个会非去不可，请允许我用书面发言。
对于“讲话”在我国革命文艺运动上所起的划时代的作用，以及今后将继续起的指导作用，我写了一点个人的见解，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
今天，不打算重复已经说过的话。
今天，我愿就作家下去生活这个问题，说一说我的看法。
现在没有人公开反对作家必须熟悉人民生活，和工农兵交朋友，向劳动人民学习，——教育人民者必先自己受教育。
但是，恕我直言，恐怕有不少人，心里却不完全同意这个下去生活的重要性，至少是对于这个重要性认识不够，体会不深。
对于下去生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体会不深，表现在何处呢？
表现在：
下厂下乡后只是找人谈话，找典型，找材料。
请不要误会，以为我是反对下厂下乡以后找人谈话，找典型，找材料。
不是的，找人谈话，找典型，找材料，也是需要的；
我认为不对的，是下去以后仅仅找人谈话，找典型，找材料，把这些当作目的，而忘记了更大的更根本的目的，即向劳动人民学习，和他们交朋友，以达到自己的思想意识的改造。
“讲话”再三谆谆告诫的，就是必须真爱劳动人民，然后能同他们做朋友；
必须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然后劳动人民能把你当朋友，说真心话。
这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有些下去的作家如果还觉得劳动人民不和他们说真心话，就应当反求诸己！
能够这样“反求诸己”的，我看就是思想上前进了一大步。
至于下去生活是在一个地方长期扎根好呢，还是多去一些地方好呢（请不要以为这是走马看花，这和走马看花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在一个地方生活了相当时期，然后转移到别的地方），我在别处已经讲过我的意见，今天也不再重复了。
下去生活不是做旁观者，不是新闻记者采访的性质，这是大家都明白的。
这中间来了个问题，就是如何参加工作。
这也有不少经验。
例如有的同志到一个厂里担任了职务，或到一个县担任副书记等等。
这些办法，不能作一律要求，因为有的人适合于这样办，有的人不适合。
并且，这些经验，也还没有好好总结出来。
赶快就这些经验作出总结，我看是必要的，但一般而言，凡下去生活的作家能够参加体力劳动，是有好处和必要的。
中共中央已就党员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作了指示。
我想，下去生活的作家为什么不能够照这指示的精神定出可行的适当的办法呢？
当然这也不能用行政命令，仍须在自愿的基础上，看各人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我这些话，不敢说一定切合实际，聊以抛砖引玉，求“争鸣”可已。
为工农兵，首先就要懂得工农兵，使自己成为工农兵队伍里的一分子。
杨朔
我最近又看了两遍“讲话”，这个讲话是毛主席在十五年前讲的。
十五年后的今天，毛主席在宣传会议上根据新时代的新形势对于文艺工作又作了新的指示，但这和“讲话”并不矛盾，却是更丰富了“讲话”的内容。
“讲话”的基本精神，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今天也还是这样。
为工农兵，首先就要懂得工农兵，使自己成为工农兵队伍里的一分子。
十五年来我们是这样做的。
回忆我自己，自然和工农兵结合得还很差。
根据我自己走的路，我觉得到群众中去并不困难，但和群众真正结合却不容易。
主席说需要十年八年，这是对的。
因为最初和群众的思想感情总有距离。
在我自己，最重要的距离，是不自觉地在思想感情上表现出比工农兵高一等。
当然检查起来，我今天的思想毛病还很多，但是，我敢于讲自己是爱工农兵的。
我跟部队多年，见到黄衣服就喜欢。
战士可以使我联想到很多事，因为我和他们共过甘苦，共同走过一段较长的路，感情自然有一定的结合。
对工农也爱，但比起来，对兵的感情要更强烈些，懂得他们也多一些。
一次战役打胜了，我和战士们一样兴高采烈，仗打败了我也和战士们一样难过。
我想重复提一件旧事。
在石家庄战役里，有一件事情，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子里，至今还忘不了。
打开石家庄，我们第1次解放大城市，战士们都兴高采烈，朝天开枪，我和他们一样地欢乐。
这时我忽然看到一个烈士的尸体还没有收去，当时说不出心里是怎样震动。
仅仅是昨天晚上，他为了胜利曾经付出多大的贡献。
今天胜利了，他却已经看不见了。
他给人民的是自己的生命，他却不向人民要求一丁点东西，难道这不伟大么？
这类事给我很大的感情上的冲击。
如果说我爱战士，爱就是从这里产生的。
这种爱是我感情上的一种转变。
如果没有实际斗争的冲击，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很难的。
我认为，检查一个人思想改造的程度可以拿感情做衡量的标准。
不管话讲得多么漂亮，如果一件事情来了，我的感情上仍然有抵触，那我的思想一定还有毛病。
可不可以这样说，对工农兵感情的深浅，就可以见出思想改造的深浅，也可以见出同工农兵结合的深浅。
不过，最终的结合是要拿出作品来。
我们不是为了结合而结合，结合是为了写出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
因此，我们还应该检查一下我们的作品是否为群众接受和喜爱。
从工农兵来，还要回到工农兵去，才能说明我们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好坏。
那么，我们的作品怎么样呢？
这样检查一下自己，就很不够了。
到乡下、工厂、连队去看看，很少看到我们的作品。
当然我们有一定成绩，但我们的成绩很不够。
如果说有一百步的路程，我们只走了三十步或者四十步而已。
我们不仅写工农兵，还应该要自己写出来的作品为工农兵所喜爱，这样才能算真正为工农兵。
对于工农兵方向，过去我狭隘地理解为写工农兵就是为工农兵，实际上问题要复杂得多。
不写工农兵，而为工农兵接受、欢迎的作品，也应该说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
鲁迅的作品有的写的并不是工农兵，岂不是照样为人民所喜爱？
相反的，也有写了工农兵不为工农兵所喜欢的作品。
当然总的说来，工农兵是历史的创造人，我们主要还是应该写他们，这是我的领会之一。
领会之二是，从前认为只有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作品，才能为工农兵，现在感到并不完全是这样，最近人民日报有过一篇文章有这样的提法：
无产阶级是香花、非无产阶级就是毒草。
我看不尽然。
有着民主主义思想的好作品，照样能鼓舞和推动人民前进，其实也是香花。
最后，我还想重复一下，“生活”确是一天也离开不得的。
耽在北京半年，下去一看，觉得到处是新生活，又赶不上了。
假若我们犯错误，那就是因为脱离生活的结果。
一件事情昨天还是对的，今天就不一定对了。
生活总是在前进，如果我们还是用旧观点来看新事物，就会出毛病的。
如果关在屋子里写，写出来也一定是虚假的。
归根到底，作家离开生活，脱离群众，就等于鱼离开了水，只有枯死。
与群众同甘苦，共呼吸，把自己的感情织进共同的生活里去。
碧野
关于深入生活问题，我恐怕谈不出什么好的意见来。
在座的各位同志都是文学方面的先进者，比我懂得的多。
近几年来我虽然经常下去，但说了解生活，也还肤浅。
这次到新疆部队里去，比过去的生活面要宽一些，对个人说，收获也多一些。
我觉得一个作者到生活中去了解人，他首先就应该去热爱生活，去关心人。
对于这个问题，我很有一些感触。
我先讲两个小故事。
一个是“水”的故事。
有一位文艺工作者到部队里去，住在上层，房子要好的，还要服务员来替他搞杂务。
一天早上起来要洗脸，没有找到服务员，看到有一个人从门前走过，他就叫住了这个人给他打脸水，脸水是打来了，而这个人却是一个首长，周围群众看到这个文艺工作者的作风，非常不满意。
另外也有一位搞写作的人，到地里去了，天气很热，战士们仍然在地里劳动，而这位同志却用水渠里的水抹抹脸，坐在阴凉里，看别人劳动。
结果给人的印象很坏。
同是因为水，有一队战士，在昆仑山下剿匪，一些人掉了队，没有水草。
环境的困难，已经使得人和马都没有吃食了。
马互相吃尾巴，等到尾巴都成了光秃秃的，然后吃石子。
战士没有东西吃，先喝马尿，后喝人尿，以后是连尿也没有了。
有一个战士去给大家找水，找了很久，找到了一些碱水，他用皮鞋把水装来，在水坑旁边却不肯喝一口水。
在路上实在走不动了，只好用口衔着皮鞋带爬行前进，回到队伍里来。
这说明了这个战士是多么深切地关心别人而忘我。
而我们有些文艺工作者下去，却忽略了这最主要的问题，只想从别人那里得到东西。
这些水的故事，给了我很多感受，有人是自我牺牲，有人却只图自己享受。
又一个水的故事，战士们在坚戈壁开渠，引水灌田。
开渠是非常困难的，一下十字镐一个火星，十字镐尖是越来越短，战士们手上的血泡也是越来越多。
渠修成了，水来了，有一个战士接了一军用水壶水，交给了他们首长，让他们把它送给毛主席。
这种深刻的感情，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因为党关心战士，战士把毛主席当作自己最亲近的人，总想把自己的希望、欢乐、痛苦告诉他。
作为一个作家，在实际生活中去关心人，首先就要求我们自己有刻苦的生活作风，和群众同甘苦，共呼吸，才能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热爱他们。
即使是住在军区政治部的时候，我都是自己扫地、提水。
而在深入生活的期间，不论在多雨的天山夏季牧场上、或寒冷的冬窝子里，我都和牧羊战士共同生活过；
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我和测量队的战士一同睡在挂着冰凌的帐篷里，一同吃泥浆水煮的大锅饭，一同工作在野树与荆棘中；
秋天，棉花吐絮，我跟女战士们一块采过棉花；
冬季积肥，我和战士们一块挑过粪；
夏天，战士们在酷热的戈壁滩上开荒，我跟他们一块抬过沙土。……我因为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知道他们的甘苦，关心他们的工作，敢于支持，也勇于批评，这样才能亲近他们，得到他们的信任。
作为一个作家深入生活，要了解人，就不仅要和他们有一般的同志和朋友的关系，而且要成为“知心”，了解他们的现在，也了解他们的过去。
同时，也要把自己的心敞开，彼此得到了解，才能发生真挚的感情。
在生活中要有主人翁的感情，把自己织进共同的生活里去，像一根纱织进到整匹布里去，彼此在内心不相忘记。
我在新疆的时候，每逢节日，许多连队都在找我。
而我自己，也每逢听到广播里维吾尔族歌曲，我的心就飞回了新疆，特别想念在边疆进行艰苦建设的同志和朋友。
由于深入了生活，创作上也就会大胆起来，不再束手束脚。
在新疆我遇到了这样一件事。
新疆的男女战士现在可以恋爱，也可以结婚。
有两个男女战士在地边上的一棵向日葵下面谈恋爱（这棵向日葵是偶然遗落下来的种子长成的），在当时的心情下面，那位女战士很自然地就从那棵成熟了的向日葵上取下一颗最大的葵花子种到地里去，她盼望明年此处再为他俩长出一棵向日葵，而那个男战士也同样取下了一颗种到地里去，他盼望明年此时长出的向日葵成双……这是一个诗一样的场面，也是具体地反映着深厚的战士的感情。
也许会有人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但是，生活给我壮了胆，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不能不相信我自己看到的生活。
毛主席的“讲话”，我是在1945年才看到，当时也有激动，但是，我那时正在写我的“没有花的春天”长篇小说，只能把自己童年回忆作为素材；
今天，我觉得天地很宽广，虽然自己在创作上的成绩不大，但生活的宽度和深度，比过去总强多了。
回想起来，真是无限地感谢“讲话”所指出的方向。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作家没有生活的矿石怎能炼出作品的钢呢？

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里早提出要百花齐放，为什么过了十五年，还没有百花齐放呢？
我认为是大家没有读懂毛主席的讲话，没有好好领会，因而违背了指示，阻碍了百花的开放。
最主要的是把政治标准理解得太死，太狭窄，因而开出的不是花，而是装璜起来的政策条文。
不肯继承和借鉴古人，不重视艺术标准，因而开出了丑的花，没有动人的美。
不深入工农兵群众，小资产阶级的灵魂不锻炼成工农兵的灵魂，就产生不出工农兵的感情，这是百花的致命伤。
必须深入生活，走马看花，浮光掠影地参观一下，就好像雾里看花，不识庐山真面目，没有益处。
不深入生活，不但不能细致地叙事，不能深刻地描写，就连主观地抒情也不可能。
生活如此重要，可是有人要下厂下部队却不得其门而入。
工厂部队成了禁脔，有些作家被封锁在生活之外，只有特许的贵族才能到生活中去开发“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作家没有生活的矿石怎能炼出作品的钢呢？
培养党员作家，培养工农作家，当然是首要的，但总不能说天下文才都集中于此。
天下文才一石，曹子建曾经独占八斗，纵使党员作家也占了八斗，非党作家的二斗，似乎也应一视同仁，不应该弃如敝屣。
工农出身确是很好的条件，但文学事业总得要有“文”才行，培养没有文化的人，非先来个十年窗下不可。
那么已经十年窗下的人，同时培养，双管齐下，岂不更繁荣一些？
下笔万言的人，或者虽不下笔而早已著作等身的人，已经被人认为稿费太高，但是一个月写一两首或三五首诗的人，是没有法子维持生活的。
自古诗人，如果不靠俸禄，都不免郊寒岛瘦。
要诗人靠稿费生活，这种做法比原始社会的奴隶主更不重视文学艺术。
奴隶主从奴隶中挑选出奴隶来加以培养，难道是叫他饿着肚子从事艺术活动的吗？
生产力极低的原始社会只有很少的人口，也要培养艺术家，生产力高万倍人口多万倍的大国却养不起，究竟是谁更重视文学艺术呢？
以上种种妨碍了百花的齐放，去掉这些原因，才能万芳竞艳，百卉争妍。
作家只有跳出眼前的浮光掠影，跟人民共命运，心胸才能开阔，心灵才能提高，文思才能活跃。
萧乾
1950年冬天参加土改以前，“人民”对我一直很抽象。
对于农民（乡下人），我还有些看不起，嫌他们脏，觉得他们愚蠢。
土改不但替我生动地解剖了过去那个人吃人的社会的本质，叫我对历史有了点透视，更重要的是：
它给了我一个亲近农民、跟农民交朋友的机会。
从那以后，“人民”对我就不再是抽象的了，我认识到他们心地有多么纯洁，在重要关头上有多么明智、果断，觉醒起来、组织起来的人民，力量有多么伟大。
我永远怀念、感激在湘北一个小村子里过的那段日子，甚至那段日子里生活上的一些艰苦，在记忆里也是香的。
去的时候，我说不上有什么立场；
可是回来，我在感情上确实起了点变化。
其实，在旧社会里当记者，我也下乡采访过，然而心情完全是两个样儿：
那虽然不是我第1次下乡，却是我有生第1次站在人民的行列里，参加历史的创造。
记得刚回到北京，我的孩子铁柱正躺在医院里烧到四十二度，神志已经昏迷，医生几乎放弃了希望。
在平常，孩子这样病，我的工作势必大受影响。
可是那阵子我通宵通宵坐在医院过道的洋磁地板上，穿着医院强迫我穿的一种怪罩衫（特点是死袖口，伸不出手来），可是就着昏暗的灯光，我一面倾听着孩子艰难、不均匀的呼吸，一面写。
有时候在膝头上写，有时候趴在地板上写，反正是一刻也不能停顿地写。
那阵子，我感到一股从来没感到过的力量。
好像我不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了。
千千万万人的血流进了我的脉管，我成了他们的喉舌，他们催着我、逼着我、感动着我写。
那是我头一次尝试了毛主席在1942年给所有从事文学艺术的同志们指出的创作上的康庄大道。
可惜那以后，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搞编辑工作。
去年秋天，我又得到一个去内蒙古的机会。
那是集体参观性质，严格说来，不能算是体验生活。
但是我终于争取下了趟蒙古包，跟贫苦牧民在草地上滚了三、四天。
回到北京，又碰上铁柱生猩红热。
可是我也又一次地感到一股叫我寝食不安、非写不可的力量，而且着笔也是一泻千里。
我大概只下去过这么两三趟，时间都不长，更谈不上深入，但是从个人的体会中，我坚决相信只有下到人民群众中间去，我们才能脚踏实地，不至两脚悬空；
才能跟历史、跟国家的命运真正地结合起来。
那就好像电线接上了电流（创作的泉源），才能产生光和热。
我理解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灵感”。
近一年来，关于深入生活的方式，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看方式不必也不可能做到尽同，毛主席在“讲话”里，也根本没替我们规定下什么固定的方式。
主要的是：
作家只有跳出眼前的一些浮光掠影，深入到现实中去，跟人民共命运，共呼吸，心胸才能开阔，心灵才能提高，文思才能活跃起来。
“讲话”里用“有出息”这个字眼儿，我想意思不外是说，一切政治上和艺术上都还要求提高的人们，就一定要深入到群众中去。
深入生活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它可以把自我改造跟创作事业结合起来。
因此，去年以来，作家协会组织创作把面扩大了，让一些没到过老区和接近群众的机会比较少的同志也下去一下，我觉得是很有意义，很符合中央对团结、教育知识分子方针政策的事。
作家必须经常地呼吸泥土，如同呼吸空气一样，然后才能从泥土中提出精华，通过劳动，开出花朵。
康濯
十五年前，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当时党的整风运动，提出了并且开始解决了我们文学界的一个根本矛盾问题，即是作家的灵魂和劳动人民的灵魂之间的距离问题。
这就使得我们在“五四”开始的新的文学事业，从那时以来，能够更进一步地获得将要永留历史的全新的面目。
今天，在纪念“讲话”发表十五周年的日子，我们又正面对着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新的整风运动，面对着和十五年前完全不同的人民的面貌和时代的面貌。
在这样的时刻，我不能不严肃地问着自己：
我是不是已经解决了和人民结合的问题？
在这个同作家命运攸关的问题上我是不是还存在着矛盾？
我今后应当怎么办？
我是在1940年就开始参加当时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群众工作的。
当时我并没有感到接近劳动人民有什么特殊的困难。
作为当时群众团体的一个干部，但我还不过是个二十岁的青年的时候，我第1次下乡去检查工作。
到了村，见了村干部，可三句话就哑了嘴。
这怎么办？
啊，来了个农民要找农会主任，我知道主任去了哪里，就领他去找；
房东要在房顶晒萝卜干，我就爬上房去帮忙。
后来去到游击区，话都不懂，隔三里地就有敌人；
我就跟着当地干部和人民研究群众的负担是否合理以及应该怎样合理地搞账目，并且一户一户地搞减租。
而就是那样，我在村子里不用说不愁吃穿，即使是敌人把我包围在院子里，人民也机智地救了我的性命；
我的左胳膊因为风湿而曾经瘫了半年，也就是在我作了点减租工作的游击区，一个扎针的中医老远跑来，言行一致地包用三针扎活了我的胳膊……我这不是早已深入群众了么？
然而，正当1943年冬天我在游击区搞减租的时候，我接到了通过秘密交通送来的毛主席文艺“讲话”的油印本，这个本本竟使我激动得心酸落泪。
因为我从这个本本中发现了自己过去不用说为人民作的事少得可怜，更重要的是，我过去的工作颇有不少的成分是为了怕自己无能，怕自己吃不上饭和在敌人威胁下没人掩护。
并且，我当时已决心从事文学工作，但我却没有把自己日夜从事的群众工作和“远大理想”的文学工作有意识地血肉般联系起来；
我交的朋友也大多是萍水相逢，大多带有寻找个人创作题材的性质；
我早就开始了的在笔底下学习劳动人民的语言，那也好像只是为了一种属于我个人的理想。
我甚至并没因为人民的种种奇迹而痛切地感动过，倒因为人民对我的态度而自命不凡。
直到看过“讲话”，我才突然耳目一新地开始看到了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和海洋一样的胸怀，开始感到接近劳动人民是多么地不容易，也才决心开始去学习掌握“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这个武器。
而我后来的工作也才开始比较像那么回事，思想感情上也许能部分交流的农村的朋友也才直到现在仍然保持了几个；
我也才在业余慢慢开始写了几篇东西。
当然，“讲话”促使我去接受劳动人民的教育，这还只是一个方面。
另有一个方面，是党和许多并不从事文学工作的同志们的帮助。
我不会忘记今天在我国各个战线上许多给了我教育的老上级、老战友，不会忘记当时晋察冀边区党的一些负责同志。
我想提提杨耕田同志，当时的边区农会主任，1952年病逝在察哈尔省委书记的岗位上。
我这个老上级跟我学过代数，借去并丢掉过一些我保存的文艺书籍。
然而，这是一个在我的整个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上都留下了痕迹的人。
这个人经常半开玩笑半训斥地对我说：
“老康，你小子知道农民管母鸡叫什么鸡？
叫‘下蛋的鸡’！”
“你光说减租！
你知道死租好还是活租好？
走，同我下去一趟！”
“去呀，锄苗去！
我锄三垅你锄两垅，比试比试！”
“你这篇文章给老百姓念念，通过了的话，我奖你半斤咱们阜平西庄的好大叶烟！”
……这个农民出身的小知识分子跟我谈过多少劳动人民的生活以及知识分子改造和文艺问题！
而这个人不过是我想到党的培养的时候，举出的一个小小例证而已。
今天我为什么要谈得这么琐碎？
这是因为，这些日子来我想了想我这个十五年，我感到自己过去在农村的时候，在党和人民的教育下，那日子是多么宝贵，那幸福又是怎样地回味不尽！
我想，那恐怕可以说是我开始了同劳动人民结合的最初过程吧。
然而，最近这进城以后的八年，我真要怀疑我这个过去开始了的过程是不是继续了多少。
这八年中我去过农村，办过社，给社里算过账，也在地里作过几个劳动日。
但是，总共在农村的日子还不到一年，而且，第1次去了碰见一个不入社的几乎是凝固了的老头，第2次去了见到那老头竟成了高级社的监委，我竟大有瞠目而不能完全了解的落后之感。
但这还是次要问题。
主要问题是我坐在北京的日子究竟有多少时间想到劳动人民？
我在工作和生活上有时发生了烦恼，是由于跟劳动人民比较的结果，还是跟另外的什么“个人”和“幸福”比较的结果？
我这些年心目中的“幸福”到底意味着什么？
人民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一往无前，我可有多少社会主义？
我能不能跟上人民的步伐？
其次，我可又到底写了些什么？
写了多少？
又有多少读者愿意看我的作品？
面对这些问题，我不能不感慨重重。
情况尽管如此，进城以来的八年中，我居然还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在文学界的某些优越感。
“我是坚持和保卫工农兵方向的！”
这即使是一句并非全然错误的话，就使我这个共产党员在八年间担任过的一些文学工作中，流露了某些宗派情绪和排他性。
最近我作了二年“文艺报”的编辑，而至少在这段工作中更有着一些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本来，在文艺和学术范围内是没有党内外之分的，在今天的文学界大家政治上也是一致的；
但我和一些党员同志有时说到“我们”一词，就往往排斥了党外作家。
我自己无论生活经验、创作经验和一般的知识，比起许多党外作家，恐怕都算不了一个知识分子；
但即使是对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叶圣陶这些老前辈，我这些年在同他们的接触中甚至都没怎么争取当面聆听教诲，他们的书这些年都看得很少。
这难道不是当前的整风运动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不是违背“讲话”的精神的问题，是不解决的话就将阻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自己的进步的问题么？
毛主席的“讲话”，目的就是催促文艺的开花和发展，是同齐放和争鸣的方针一致，而齐放和争鸣又进一步在新的形势下更加充实与发展了“讲话”的精神，使“讲话”的精神获得了新的形势下的更加深刻的意义；
但过去我是并没明确认识到“齐放，争鸣”的方针与这个“讲话”的高度一致性，今天恐怕也依然没有完全认识；
而解决这个问题，我感到就是今天纪念“讲话”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首要的一个学习任务。
在纪念“讲话”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学习任务，这就是向生活学习，拿我自己来说，就是要继续更进一步地解决同人民的联系问题、解决自己思想感情上同人民的距离和矛盾这个根本问题。
这个我在上面已经痛心地谈到过的问题，解决的关键也依然是要“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为人民服务与改造自己。
这方面今天社会生活的条件已不同过去，而且大家也都有了不少经验，许多老作家更有着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因而方式也可以各种各样。
但我觉着，一切年轻的或比较年轻的作家，都应该在今天新的形势下学习我们许多老前辈深入洞察生活的斗争经验，并继续十五年前解放区作家的英勇的步伐，深入到群众中去。
我自己就准备马上回到过去的老地区去。
那是培育我长大成人的土地，至少今后若干年内我依然必须像安泰不能离开母亲怀抱那样，不离开那片土地。
我激动不止地感到必须严肃地以自己的全部心血，写出哪怕一点点我看到过和将要看到的那片土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至于能不能写好，那是另外的问题；
但我必须争取写得较为像样。
我将要依然以一个普通的革命工作人员的身份去到那片地区的群众中，去办社，去用劳动记上一定的工分。
我将同当地的干部和群众紧靠在一起，为工作中的缺点和人民的要求有原则地坚持改进，而决不袖手旁观。
但我也将以那片土地为根据地而适当地接触更广阔的生活面，把那一片土地和我们祖国乃至全世界的土地联系起来。
作家不是小商贩，不能简单地这一次去某地下乡一个时期以后，回来就把这次贩来的生活兜售出去，然后再去贩、再来售卖。
作家必须经常地呼吸泥土，如同呼吸空气一样，然后从泥土中串连着整个生活而提取出精华，通过劳动，开出花朵。
我将要在人民生活中采取固定而又灵活的方式，争取和人民群众经常血脉相通。
我认为这也是作家深入生活的较好方式之一。
毛主席的“讲话”，在今天党的“齐放、争鸣”的方针下和新的整风运动当中，的确是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地鼓舞和鞭策着我们。
我将更进一步地紧紧依靠党和人民的领导和监督，争取自己能够在继续执行毛主席“讲话”中的指示的时候，在我们文学界将要四季不断地百花斗胜的花园中开出一朵小小的花。
要使文学作品在人民群众中起更大的作用，就必须从作家和知识分子圈子里突破出来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东西。
李季
我想谈两点意见。
第1，我觉得解放以来像我这样半老不新的作家，在写作和学习上的情绪都有衰退的现象。
不像过去在战争、农村时期工作紧张、热情高涨。
一个作家体验生活的方式虽然很多，但没有热情也是不行的。
当然，这不是说我一点热情也没有了，我在三反、五反时编过一些杂志、前几年去过西北玉门等地，但比起巴金、老舍等老作家几次去朝鲜前线，写了很多作品来就差得多了。
另外，如过去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刚发表时，自己就拼命到人民群众中去学习民歌、语言和各种文艺作品。
如果说我对民歌还有一定的了解的话，那么这完全是1949年前的事，现在就不行了。
像我这样以民歌起家的人，简直已经忘了本。
文学业务学习是应包括古今中外的，而我更应很好学习群众的东西和语言。
我们也应强调学习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作品，现在这是学习特别薄弱的一环，大家都还重视不够。
五四时期的作家如鲁迅等已过世，但茅盾、巴金、老舍等还在，我们应该很好去请教。
同辈作家间也很少相互研究学习彼此的作品。
我在闻捷、马烽等的作品中学到不少东西，还有新作家也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
如韦其麟才二十多岁，就写了一首长诗“百鸟衣”，应该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
第2，这几年来我一直在考虑如何使文学作品在人民群众中起更大的作用，如何能使作品从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圈子中突破出来而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东西，这也是一个普及性的问题。
前年我在甘肃银川的时候，遇到一个老同志，他问起我现在在干什么，我说还是老本行，他说怎么没有看到你的作品呢？
我就找了一些给他看，他看了说：
“我有很多看不懂，是不是太洋气了？”
这话使我感触很深。
过去我写的“王贵和李香香”，在不识字的人中间都很流传，这几年来写的却有人看不懂。
后来，我检查了一下，感到的确太洋气了，自己下决心要改，要恢复我原来的风格。
当然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这样做，但这丝毫不能降低作家对文学普及的责任。
我认为毛主席指示我们作家应该怎样使作品能为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接受，这个要求是合理的。
我想这也是每一个作家应该考虑的。
假如大家都向这个方向发展，使作品为更广大的群众服务，这样，我们的文学事业才能对社会主义的建设起更大的作用；
也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把文学事业看作是自己的事业，文学新生力量是自己的力量。
现在很多作家不为广大人民所熟悉，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