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工人座谈当前人民内部矛盾
反对撤出公方代表和定息二十年
本报上海21日电
工人们对于目前人民内部矛盾的热烈讨论有些什么看法，上海一些老年工人昨天在上海工会联合会举行的一次老工人座谈会上发表了许多意见。
许多老工人在发言中都说，从自己的切身体验来看，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成绩应该是主要的一面，目前报纸上充满着批评缺点的气氛，好像给人一个印象，似乎我们的工作尽是缺点，没有成绩。
上海电业管理局线路管理所的陈蟾安说：
现在报纸上到处是批评。
批评是应当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有缺点，就批评，这是好的。
但是，光批评，没有自我批评，也不好。
光讲一面有点是非不清。
要解决矛盾，一定要分清是非。
上海铁路管理局电务段的老工人许和根说：
目前有些人说党和政府管得太紧、太多，把人民的积极性都管光了。
我认为这样说是不妥当的。
我要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大大地发挥了。
新民机器厂的林惠堂说：
我们厂原先是雇用几十个童工发展起来的。
合营前厂里很困难，资本家一心想丢掉包袱，要求政府早点派人来管。
合营后，厂里的生产飞跃发展，无论产量质量都提高很多。
上海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的潘其灼也说：
我们建筑工人在旧社会里是最被人看不起的。
人们叫我们“邋遢泥水臭漆匠”，我们的生活简直不像人的生活，所谓“吃咸水汤，困无脚床”，苦头吃够了。
现在，我们的情况就大不同了。
去年“五一”，我们建筑工人也享受了劳保条例，生老病死再也不用担忧。
每年，我们为工人、学生、知识分子盖宿舍、砌学堂、造厂房，这难道不是我们党和政府领导的成绩吗！
对有些私方人员主张从公私合营企业中撤出公方代表，老工人一致提出不同的意见。
民孚染织厂的仰永康说：
公方代表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代表，是代表党和工人阶级来领导企业的。
不要公方代表，还让私方来领导，叫我们再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那我们工人谁也不会同意的。
三一印刷厂的曾树人说：
我们厂合营前亏损达二万多元，合营后，公方代表领导我们搞生产，我们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大大发挥了，从前四个人干的活，现在三个人就担当起来了。
从去年第2季度起，我厂每季都超额完成任务，不但得到了奖励，全年还盈余了四万多元。
他问道：
“如果没有公方代表领导，能做到这样吗？”
铁路局电务段许和根说：
少数公方代表下厂后，可能有一些地方有缺点，但那是批评改正的问题，决不能说不要公方代表。
老工人对党的定息政策表示拥护，但对少数私方人员提出定息二十年的看法表示不同意。
不少老工人都认为：
“国家三个五年计划就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了；
定息二十年，就是说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还要保存剥削。”
民孚染织厂仰永康说：
“我们厂的工人和我，都认为这是拖社会主义的后腿。”
上海市邮局的褚士良说：
“某些资本家经过学习，应该知道定息的剥削性质。
他们要定息二十年，是不合理的。
相反的，这正说明他们还缺乏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决心。”
出席这次座谈会的共有三十多个单位的老年工人的代表。
上海公路管理所陈蟾安说：
“资本家要‘鸣’，我们工人阶级也要‘鸣’。
今天大家谈的意见，希望报纸发表，让大家看看哪是鲜花，哪是毒草。”
他这个意见得到到会的老工人一致的赞同。

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
我国代表团组成
新华社21日讯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今天晚上举行了常务委员扩大会议，讨论了有关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问题。
会议由郭沫若主席、陈叔通副主席主持。
会上通过了出席科伦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名单。
代表团团长是郭沫若，副团长是包尔汉；
团员有：
巨赞、朱子奇、刘宁一、汪德昭、吴耀宗、罗隆基、郑森禹、孟鞠如、侯德榜、唐明照、廖承志、钱端升、冀朝鼎。

在建设中要注意组织企业之间的协作
大家知道，人类的生产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之下都是社会的生产。
人们同自然界作斗争，并且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质资料，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绝地单独进行的，而是以团体为单位，以社会为单位来共同进行的。
人们如果不用相当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他们的活动，便不能生产。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公认的原理。
但是，这个原理，在我们建设工作中，却被一些人遗忘了。
在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许多企业在进行建设的时候都要求“全能”、“单干”，都要求建设可以共同使用的辅助车间和实验室，而不肯同有关单位组织协作。
例如，中央有一个工业部在西安新建的十一个工厂，几乎都有很大的近代化的木工车间和机修车间以及实验室。
把各个工厂的木工车间的建筑面积加在一起就有七万平方公尺，等于一个大型工厂的全部建筑面积。
而这些辅助车间的生产任务，本来应该而且完全可能依靠地方原有的企业来解决，或者只要一个或两个工厂建设，其它工厂协作共用，就完全可以了。
但是，许多紧邻的工厂却各自建设了一套完整的木工车间和机修车间。
这些工厂虽然机器之声相闻，而彼此却老死不相往来。
由于重复建设辅助车间的结果，不仅原有的同类工厂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而且新建的这些辅助车间也闹“吃不饱”的问题。
成都市的手工木器行有八百九十余人，因生产能力有余，目前约有一半人窝工，而中央的一些工业部门在成都新建的工厂中，大多数还建设了木工车间。
目前在重庆和成都地区的机械加工能力已经有剩余，将来也有剩余，但是，在这些地区的煤炭、石油、冶金、地质、森林工业等部门，还各以几百万元的投资不断地建设新的机械修配工厂。
在实验室的建设方面，也是这样。
有些生产单位，不利用当地有关的生产部门和科学研究机构以及大专学校现有的实验室和技术人员，而另搞一套。
这种情形也是很普遍的。
而且这种情形在科学研究机关、学校及其它事业部门也是存在的。
这种做法，既浪费了国家的建设资金，又使原有的或者新建单位的生产能力和各种设备不能充分利用。
同时造成了停工、窝工的情况，这是建设事业中的一项巨大的浪费，是同党的勤俭建国方针不相容的，必须加以纠正。
在我们建设事业中产生了这种求全、单干、互不协作的现象，当然是因为我们对于建设工作的经验不够，首先是由于没有统一的全面规划所致。
但是，另一方面，某些单位的领导人员贪图本部门、本单位的方便，抱着“万事不求人”的观点，盲目追求所谓“全能化”，而对国家建设资金的使用，采取了不可容忍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也使这种现象发展到严重的程度。
有些单位，在确定新的建设项目的时候，既不调查当地已有的可资利用的生产能力，也不研究有关新建企业的协作问题，而片面地追求所谓“全能化”。
他们不了解，人类的生产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如果不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他们的活动，便不能生产。
而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将愈来愈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相互交换他们的活动将愈来愈频繁，也就是说，在各生产单位、各企业之间的协作程度将愈来愈高。
因此，实际上，真正的“全能工厂”是不可能存在的；
“单干”的思想，是违背生产发展的规律的。
至于为图本部门、本单位的方便，不惜浪费国家的建设资金，那更是错误的。
因为我国的建设资金来得不易，人民要求我们把一元钱当几元钱用，要求我们采取最严肃最负责的态度来处理它。
那些为了本单位的方便而浪费国家资金，甚至以为自己能花钱而洋洋得意，这是一种什么思想作风呢？
这是“懒汉”思想和“大少爷”作风。
这种思想作风是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指示中已经尖锐地批判了的。
很明显，这种错误的思想作风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大敌，必须加以批判。
过去花钱不当，主要是由于没有经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原谅的。
但是，花了一些冤枉钱，付了一定的代价之后，就应该从中取得经验教训。
而我们有少数同志却以为，反正自己没有把钱装在荷包里，没有贪污过，因而无愧于心。
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说法。
不贪污这当然是应该的，与国民党比较起来也可以说是好的；
但是，不贪污而浪费难道是正确的吗？
难道说在人民民主政权下选择工作人员，只要不贪污就行了吗？
这是唯一的条件么？
显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我们需要爱护国家资财和勤俭建国的人材，而不需要“大少爷”。
说这些话的人显然可能背了一个老资格的招牌。
对于他们，人民的要求是：
既要保持老干部大公无私的不贪污的作风，还要继承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学会勤俭建国的本领。
为了搞好各企业之间的协作，除了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批判上面所说的那些错误观点之外，还应当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
首先应该规定，根据目前我国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根据生产协作的规律，在同一地区内，如果原有的机械修理工厂、木作工厂的生产力可资利用的话（目前许多地区是具备这种条件的），那末，新建的企业就一律不再建设机修车间和木工车间；
已经建设的应该改作别的用途。
所有这些车间的设备，应该调给更急需的单位使用。
在实验室的建设方面，也应该这样。
凡在当地或者附近地区的生产单位、科学研究机构和大专学校有同类的试验机构和试验人员可以利用的，新建设单位就不要再建设这种实验室，所有新建单位的机修、木工和试验的任务，就由当地或者附近地区内原有的生产单位或科学研究单位承当。
凡是被请求协作的单位，应该采取主动的积极的态度，而不能抱推诿塞责的态度。
这些单位应当了解，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生产单位和事业单位都是社会主义社会有机的组成部分之一，只有相互支援，相互协作，才能搞好社会主义建设。
任何把自己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看做“独立的小天地”，而对要求协作的单位拒之于门外的态度，都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有害的。
在组织各企业单位的协作中，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机构负有重大的责任。
因为这种协作只能以地区特别是以城市为单位进行合理安排。
今后，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应对本地的机械修理能力，木工加工能力，锻铸能力和各种试验机构的能力进行仔细的调查研究，并且具体组织有关单位的协作。
各新建企业在进行建设之前，凡需要有关单位协作的部分，应向当地政府提出，特别是在建设机修、木工等辅助车间的时候，应该得到当地政府的许可。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克服企业建设中各搞一套、互不协作的现象。

大胆开展批评　热烈进行争论
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继续座谈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休会四天后，于21日下午举行第8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有：
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邵力子、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许广平、林汉达、无党派民主人士李德全、九三学社副秘书长李毅。
刚从浙江来北京开会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范尧峰，在今天的座谈会上作了书面发言。
章伯钧说：
现在工业方面有设计院可是政治上没有设计院
“共产党的民主精神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效果。”
民盟副主席章伯钧说，今天他谈个人的意见：
第1点，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很正常的。
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效果。
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一件新的事情。
兄弟国家很重视。
帝国主义国家想找我们的毛病，但找不到。
比如近两周来提出的学校中的党委治校的问题，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就我接触到的朋友来说，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
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发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
因此，大家认为应该更多地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见。
这证明，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现在应该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最近我参加了北京的一些座谈会，感到仍有人没有把话说完。
在一次高级技术人员座谈会上，有人发言后问我到底怎样，下边可能顾虑更多。
因此，今后应该彻底地广开言路。
现在光是中上层人物的意见，固然能够反映很多方面的意见，但是，还应该普及到下层才好。
下层干部在几年来对国家贡献很大，其功不小；
但是犯了不少错误。
因此希望这次整风能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见。
“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
其次，谈几个问题：
几年来，特别是从去年政协会议以后，国家领导方面很重视各方面的意见，民主生活日渐丰富。
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
如这次整风，结合检查改进工作，当然是好的。
过去，作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
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
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
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
又如体制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分权问题，去年只交地方党委书记和少数党外高级干部进行讨论。
主要是党内讨论。
应该利用政协、人大的各种委员会、民主党派去讨论，这些人都有相当的认识和经验。
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
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
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问题，相当混乱。
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
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陈梦家在文汇报上的意见，我部分地同意。
“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
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
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
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
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所要作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作的事情要有经常的讨论。
近来，政协委员到下面视察工作，工作是增多了。
但还不能停留于视察工作，要进一步让大家经常讨论国家的重大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大多数教授都反映说会多，这要看什么样的会。
假使是千篇一律的报告会，形式主义的会，最好是少开一点。
比如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的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但如果能够提出问题，拿出材料认真讨论，有丰富的内容，能够发挥各个人的见解，这种会大家不会感到多的。
关于体制问题，如何搞，大家可以深刻讨论，文字改革问题也可以由大家讨论。
在政协、人大常委会里面，共产党中央要考虑放上一批能干的共产党员。
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同志，有知识，有精力，可否在统一安排的原则下，分配一部分参加到上述机构里面，经常同各方面的人士交换意见，而不要像现在的一些共产党的同志那样，只是看看你们怎么讲，今后人大常委会、政协讨论问题，各部应该有常务部长出席代表各部说明政策。
这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政治。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于老年的知识分子，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的效果。
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社会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一再讨论，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
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革命中发生了极大的作用。
这方面的经验还得总结一下。
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理论根据教育共产党员，那固然必要；
但是还不如从实际生活中，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开始直到现在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一个总结，对党员的教育作用更大。
在作某一部门的总结的时候，也可以请有关的民主党派参加，这也可以少发生一点主观主义的毛病。
邵力子、罗隆基、章伯钧一场争论
邵力子说：
文字改革在全国政协讨论过两三次，也交给地方政协讨论过，不是少数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
邵力子说，我并不是想同章伯钧先生辩论。
当然，在百家争鸣的时期，争辩也是可以的。
不过，我的用意并不在这里。
我只是想说明一个情况，使今后的讨论少浪费时间。
我是参加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的，伯钧先生说文字改革只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这样说是太冤枉了。
事实上，每个方案提出时，文字改革委员会都征求了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出版、印刷界的人士都曾举行过多次的座谈会。
全国政协也讨论过两三次，并且也交地方政协讨论过。
伯钧先生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提出这样的意见就相当严重了。
说政协没有讨论，不好这样讲。
在过去征求意见时，伯钧先生没有注意到，他是领导同志，工作很忙，政协开会讨论时，或者没有来，或者来了没有注意听，或者听了没有发表意见。
文字改革工作有缺点，当然可以批评，但是，放箭要放准，要有的放矢，不要乱放。
说文字改革问题没有征求群众意见，是乱箭。
罗隆基接着说，我也是民盟的，我不是闹宗派替伯钧先生辩护，但我要补充说明一些情况。
文字改革问题，是讨论过的。
当时讨论的是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讨论中国文字是不是要拼音。
说到汉字简化，也没有讨论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是简化字。
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这样，如果展开讨论，就会说是反对党的政策。
当时很多人是不敢讲话的。
章伯钧接着说，邵力子先生对我的批评是对的。
以前有些人说我是共产党的尾巴，百依百顺。
但是，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我是怀疑的，政协讨论时，陈毅叫我讲话，我不讲话。
但是大家赞成通过，我也不反对。
现在不是从法律程序上提出讨论，而是把它作为根本性的问题提出来讨论。
罗隆基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
邵力子反问说，既然你有意见，当时为什么不讲？
现在把事情都推到共产党身上，太冤枉人。
章伯钧回答说，今天就讲了嘛。
许广平说：
领导党和社会人士对民主促进会不重视
许广平在发言中，首先批评领导党和社会人士对民主促进会不重视。
她说，民进是个小党派，又是分工做中小学教师的工作，两“小”加起来，就很自然的引不起领导党和社会上一般人士的重视。
如有一次我们要开会，事先通知统战部，争取领导党的帮助，但得到的回答是：
某大党要开会，没工夫照顾你们。
这样，我们就只好延期。
她要求共产党对大小党派一视同仁。
由于民进的成员是中小学教师，地方上很不重视，甚至对民进究竟是搞什么的也发生了疑问。
光明日报登民进的消息也最少。
因此，使我们在工作上遭受到不少困难。
如房子问题，在民进就更为突出。
民进总部和北京分会挤在一起，甚至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
人员编制也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干部忙不过来，不能很好的开展工作。
经费也是一减再减，其实我们在造预算时已是窄打窄用，一再削减以后就使得我们连必需的经费也感到困难。
接着，她又说，有人认为民进是个小党，比较简单，大概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民进是个知识分子的党派，不能说没有问题。
民主党派如何发挥创造性独立性就是一个问题。
当然，民主党派需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如果民主党派做的事情于人民有利，不违犯政策，就应该发挥民主党派的创造性独立性。
如过去我们民进到基层去发动群众和平签名，常常碰到干部说：
党还没有布置，慢点作。
我们也就只好收起来不作了。
我以为像这类不违犯政策的事情，可以让民主党派多作一些。
统上不统下的问题，许广平说，这种现象确实存在。
基层单位对民主党派确实不了解，没有认识到它的作用。
我们民进武汉分会成立时，很希望报馆派记者去参加。
报馆工作人员说：
你们开什么会？
我们没有时间参加，再三联系无结果。
最后经过我们的秘书长亲去报馆找负责人，才派了记者去参加。
又如在北京某校开敬老会时，党、团、工会、行政、学生会、班代表都讲了话，最后才轮到民进。
因此，民进成员有自卑感，也不舒服。
会员并不是要争先后，但是也要适当安排。
许广平还说：
几年来，党对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是做得不少，但是，对一般知识分子则很差。
不仅有职无权，还感到职位不恰当。
中小学校提拔干部偏重于党、团员，有些甚至是清一色的党员，有些教书教不了，才提升为干部。
老教师不管经验多么丰富，也不能提拔。
有些教师教学成绩不好，批准入党后马上可以被提拔。
一般人士对中、小学教师尊重不够。
北京某校不守纪律的学生多半是高级干部的子弟，等到学生发生问题了，这些干部就责备教师，有个学校的学生家长甚至到学校里抓住教师的衣领斥责，沈阳有一个教师甚至因此被带上手铐。
很多青年不愿当中、小学教员，中、小学教员更重要的是要求多从政治上尊重他们、信任他们、培养他们。
当然应该给予一定的物质鼓励和生活上的保障，但不是一分一毫的算，什么都给钱。
有些地方改卷子有改卷子费，观摩教学有观摩教学费，这是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思想。
许广平还谈到：
高级知识分子要求保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研究工作，中学教师则无保证，也无具体方案。
许多中小学教师任务过分繁重，女教师无暇管理家务，教育别人的人，无法教育自己的孩子。
一般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忙乱不堪，这不但会影响健康，影响教学质量，而且对学生的品德教育也无暇顾及，以致有些学校发生偷窃现象。
林汉达说：
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
教育部发通知下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
林汉达说，我刚视察回来，把下面的情绪反映一下。
现在北京、上海等地高级知识分子鸣、放得很热闹，但是中小学教师、扫盲教师却不敢鸣、放。
主要是有顾虑。
有人反映：
我上有老下有小，虽然我相信不会遭到打击报复，但总会吃亏的。
现在正当精简，谁知道会不会被精简出去。
教师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不被重视，这种情况很普遍。
有人说小学教师好像低人一等，想不到比小学教师更低的还有业余教师，业余教师是低人二等。
有个扫盲教师不敢让他的老婆知道他是扫盲教师，害怕她要离婚。
这次我在上海跑了好几个厂，发现党团员也不重视业余教育，从他们的学习情况就可以看出来。
有人反映：
“群众是优秀生，团员是补课生，党员是留级生。”
为什么会如此，是不是业余学习同生产有矛盾？
不是，主要是安排问题，领导上不重视，学习时间就没有保证。
统战部门偏重大党，对小党不重视。
共产党内至今有些人不知道民进是作什么的。
如果考一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统战政策，我看民主党派会及格，共产党员未必能及格。
这次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开了二省一市的座谈会，一共开了八天，而且开得很好。
但是只有解放日报报道了，光明日报和其他报纸都没有登，人民日报我们根本不敢希望。
民盟开了三天会，各报都去了。
大党开会三天，大登特登，小党大鸣大放也不管。
关于有职有权问题，林汉达说，我不是讲我个人有职无权，而是说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
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
教育部发通知下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
政府部门有什么用？
肯定你有成绩，就有成绩，说有偏差，就有偏差。
比如1952年把祁建华一捧捧到天上，好像仓颉第2，孔夫子第2，第2年就打下去了，统统否定了。
扫盲工作，1954—1955年做得比较好，1956年有冒进。
冒进主要表现在规划上，把七年完成的任务说成三年五年，实际上是纸上谈兵。
到春耕的时候扫盲工作本来已是在走下坡路了，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纠正盲目冒进。
人民日报社论那里来的？
教育部的部长都不知道。
谁能够指挥教育部呢？
说1956年扫除文盲九百万人，其实这是1954—1955年的成绩，1956年的要到1958年才能看到成绩。
林汉达谈到这里，马寅初插了一句说：
人民日报没有根据是不会登的。
接着林汉达谈到业余教育的课本和教材问题。
他说，工农业余学习，每周要保证六小时、八小时，采用正规学校的课本，显然是不可能的，有教育常识的人，都不会这么办。
这个决定事先我并不知道，但是检讨还得我作，因为我是业余教育方面的负责人，就得检讨官僚主义。
课本、参考书都成问题，为什么？
因为命运掌握在新华书店手里。
新华书店只供应中小学，而不供应业余学校，给那里多少就是多少，不给就是不给。
如果不只有一个新华书店，而且有一个“华新书店”，那会好一些。
区里的文教助理，人家都说他们是文教不理，教育科是不务正业科，原因在于地方上的领导干部不重视文教工作。
地方上还有歧视和侮辱业余教师的现象。
有人说：
“有饭给扫盲教师吃，宁可给狗吃。”
上海市有人反映业余教师是三不管的工作人员。
这是从中央、包括教育部到地方都不重视的结果。
但是业余学校肩负的责任是很重的，单是上海就有八十九万业余学校的学生。
我们不光替中小学教师呼吁，还要替业余教师呼吁。
现在上海的报纸已经在替业余教师说话了，北京还没有。
这种不重视业余教育的情况如果不转变，对社会主义事业会有很大的影响。
李德全说：
卫生工作与每个人都有关系希望各方面帮助解决现存问题
李德全发言说，卫生工作同六亿人民甚至在肚子里还没有出生的人都有关系，大家对这方面的缺点有意见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卫生部也有三个主义。
在生活福利和使用干部方面，有宗派主义的缺点；
公费医疗是主观主义的。
它是在供给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当时，我们没有量量人力、物力，也没有考虑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有非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不爱惜国家财产，因此，过早实行这个制度，会给国家带来损失，产生浪费现象。
同时，这也是个超过了社会主义的制度。
据说，苏联的工作人员现在看病还要自己花钱买药。
他说这个错误首先是卫生部门的错误。
接着李德全批评了卫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
他说：
卫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表现在，苏联有些好的东西，对我们并不一定实用的，但也硬搬、硬学。
官僚主义表现在：
我们同高级知识分子联系不够，在工作中，没有更多地请教他们，常是从主观出发地决定问题。
如医院的组织、制度，应该同办医院的人商量；
办医学教育，就应该同医学教育的专家商讨，但是我们过去作的都不够。
从我们部来看，下面有干部反映：
部长和他们联系不够，从这里看，我认为党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适时的。
大家都把问题提出来了，也有改进的愿望。
但是能否都解决，还要看客观条件。
根据以上各点，她希望各方面帮助卫生部：
一、解决公费医疗制度中的问题。
二、医学院学习年限，可否改为六年制？
也请大家考虑。
三、在学习中医的问题上，怎样安排得适当？
现在因为我们安排得不够合适。
有的中医说，他们只是一朵好看的纸花。
最后她提出两个问题。
她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受到教育而很少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机会，我们情况完全不同，但是仍有问题。
有人对于那些在革命中贡献过自己的力量，而没有时间去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的女干部，有那么一种想法：
你们回家去吧。
她希望给予这些女同志一个提高文化的机会，使她们好好工作。
关于学习苏联的问题。
她说，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帮助过我们，这是我亲自看到的。
解放以后，苏联的帮助就更多了。
单从卫生工作方面来看，1947年，东北发生鼠疫，多少人患病！
人们一提鼠疫，谈虎色变，六亲不认。
解放初期，察、蒙地区发生鼠疫，怕传染开来，铁路交通断绝。
当时苏联应我国政府之请，立刻派了专家工作队，在两个星期内就扑灭了鼠疫。
这说明，苏联一直是帮助我们的，苏联也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学习苏联是正确的。
苏联显然也有些前进中的缺点，但是方向是正确的。
不能因为我们过去有些东西搬用不当，而一下子把他脱出去。
说到这里，李德全更加明确地说：
我们对于学习苏联应该有正确的认识，苏联是我们的好朋友，应该向他学习，但是在学习时，要合乎我们的客观情况，不要把一条腿当成一棵树。
范尧峰书面发言批评统战部：
“统上不统下，统老不统少，统新不统旧，统男不统女”
我从浙江来到北京开会，看到北京的政治空气，真是一片春光明媚，百花齐放的景象。
我看到社会主义民主高潮出现了。
在下面工作了两年，一到北京，觉得北京的太阳比下面温暖多了。
因此我愿以一个民主党派中央委员的身分，不揣固陋，主动地以书面参加座谈，以尽我的责任。
提出三点建议：
一、中央统战部的眼睛要多多往下看。
统战工作何等重要，尽人皆知。
大家说过，统战部过去有“统上不统中”、“统上不统下”的缺点，我要补充三条，还有“统老不统少”、“统新不统旧”、“统男不统女”的毛病。
这是社会上一般人的反映。
建议今后上中下老少新旧男女全面地统起来。
因为中下面最广，潜力最大，中年壮年正是有为之年，旧同志关系深，不统不会见怪，统统对工作大有好处，目前一般人确有这样的感觉：
“相府门前七品官”、“侯门深似海”，要见领导同志真不容易，其原因我想有二：
一是领导本身，一是下面的风气造成的围墙。
如我到浙江二年，还没有正式见过省领导同志（仅是听报告开会的遥见），建议中央统战部领导同志多多到下面视察，召开这样的座谈会。
有个同志打比喻，说党员把非党员“当做一只鸟，捏在手里，捏紧了怕捏死，放松了怕飞了。
二、让民主党派人士在各项工作上尽量多负起责来。
我的看法民主人士一般都有了“职”，问题便出在“职”、“权”两字上，情况很复杂，问题的根本在于“职、责、权”三者的统一。
而其中的关键则是让他们在工作上像党员一样都负起责来，负了责，怎会无权？
目前的问题是有些党组织和党员不大肯让非党人士多负责，好像只有党员才会负责做事，非党人士负不起责，有个同志打比喻，好像把我们当做一只鸟，捏在手里，捏紧了怕捏死，放松了怕飞了。
没有责，是不会有权的。
因此，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主张让能负多少责任的人做多少事情，能负多少责任的人便行使多少权力，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事制度。
三、民主党派的内部矛盾的处理要依靠发动群众。
民主党派的内部矛盾很多，而且很复杂。
民主党派内部矛盾的处理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作用很大。
譬如章乃器同志提到民建会的内部矛盾，那就更复杂了。
这次路过上海，听到几位中委同志说起，上海民建会整个工作可以用两个字“蹋班”代表：
（意思是一切落后于客观形势与要求）。
上海是民建工作的重点，为什么会一切“蹋班”呢？
我认为是内部矛盾还未引起足够的认识。
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正确处理内部矛盾，希望统战部帮助民建会处理内部矛盾，这对民建会协助党和政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作用是很大的。
李毅对章乃器和黄绍竑的发言有意见
他说：
墙是双方砌的，需要双方主动，才能推倒
又说：
强调成绩使人骄傲，但强调缺点也会使人迷失方向
李毅反映许多人对开展批评顾虑重重
他认为应该制定禁止打击报复的办法
李毅说：
现在，非党人士帮助党整风，提了很多意见，鸣、放的高潮正在形成，有人有怀疑，我看很健康，不是糟得很，是好得很，不是放得太多，是放得还不够。
有人说：
目前还只有四、五级风。
为什么呢？
他说：
报纸上虽然雷声震耳，可是，很多机关还是冷冷清清；
北京、上海雷声震耳，很多城市还是冷冷清清。
李毅认为：
就是北京，也还有许多人顾虑重重，归根结底，都是怕打击报复，他们说：
鸣、放三部曲，一放；
二收；
三整。
“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党的领导人不都是毛主席、周总理，和尚不是菩萨，菩萨是经过苦修苦炼的，炉火纯青，和尚修炼时间不长。
何况打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许多是用马列主义的外衣掩盖起来的。
所以我们社会主义学院现在就有好几个同志夜里睡不着觉，心里打鼓，放吧不敢，不放吧，闷在心里又难受。
有人说：
领导上应该从政治上、组织上作出进一步的保障，有人希望毛主席撑腰，公开讲讲不准打击报复。
有人说：
能不能制定禁止打击报复的办法。
李毅认为：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鸣、放的空气很难形成。
一定要反对打击报复，对于打击报复者要造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风气。
李毅还谈到：
依靠谁办好高等学校。
他说：
九三学社的成员都是高等学校的教师，根据最近在清华大学的调查和最近各地高等学校非党人士提的意见，这个问题在许多学校里没有解决。
他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是政策路线问题，是高等学校一切矛盾的根源。
李毅说：
有人说：
某院长的领导思想是：
老干部加苏联专家就可以办好高等学校。
从最近的报纸上看，很多高等学校都存在着突出的青年路线，就是说：
依靠青年党、团员、积极分子办好高等学校。
这可以说是一种单纯的“政治观点”。
在过去几年中，主要的任务是把资本主义性质的旧大学改造成为新大学，以阶级斗争为主，不是以生产斗争为主，这种作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现在主要是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即主要是生产斗争的问题，如果再强调依靠青年，就是错误的，而且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
李毅认为：
在今天，有较高的科学水平和较多的办学经验的专家学者们在办学中没有发言权，只看见少数小伙子指手划脚、调兵遣将的局面是不正常的。
究竟应该依靠谁办好高等学校呢？
李毅明确地说：
办好高等学校，必须依靠党、依靠专家学者，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没有党的领导，就不能保证高等学校中的社会主义方向，没有专家、学者参加领导，就不能提高学术水平，提高教学质量。
目前，在高等学校中，尊重专家、学者的空气很稀薄。
他建议：
在依靠党、依靠专家、学者办好高等学校，并在此基础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指导思想下，来考虑修改目前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
李毅还说他和章乃器先生有一点争鸣，他说：
章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是什么？
章先生认为：
“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是斯大林说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
因此，“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
我认为章先生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党的方面来说，这样说很具体，也相当深刻；
但是，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非党方面。
事实上，墙是双方砌的，沟是双方挖的，需要双方主动，才能推倒墙，填平沟。
“墙”和“沟”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在阶级斗争消灭以前，墙更厚，沟更宽，可以说是铜墙铁壁，深沟高垒。
几年来，从全国范围来看，党与非党的墙不是更高更厚了，而是薄了，低了，沟不是更宽更深了，而是窄了，浅了。
从局部看，由于在几次运动中的偏差，和部分党员特殊思想的发展，使一部分非党人士和党的距离不是近了，而是远了。
我认为还是应该从总的情况来看。
党员的不健康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上的缺点，是造成墙和沟的重要因素。
解放以来，我个人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解放初期，我和一位党员共事，这位同志有点特殊感，不到半年，关系就弄得有点紧张，有“墙”和“沟”。
以后，我和另外二位党员共事，这两位同志很虚心，彼此关系搞得很好，工作也愉快，就不感到有“墙”、“沟”存在。
以后又和另一位同志共事，这位同志的特殊感更重，“墙”、“沟”又有了。
但是，李毅认为：
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非党人士学习、改造情况，和“墙”“沟”的存在与否也有很大关系，我自己回忆了一下，七、八年来，起初，我同党员共事，意见很多。
以后，领导上派我下乡调查，自己思想进步了，有了改变。
回来后，双方关系就有了改善。
再如北京某公私合营企业，原来一位姓倪的经理和工人之间关系很坏，工人叫他“赤佬”。
后来他经过学习，工人就叫他“资本家”。
后来，他主动争取合营，当了经理，更有进步，工人叫他“倪经理”。
高潮以后，他又经过学习，放下架子，联系群众，积极搞好企业，工人感到他和公方代表区别不大，叫他“老倪”。
从这个例子，李毅得出结论说：
可以肯定：
企业的改造和个人思想的改造对于消除“墙”和“沟”很有关系。
所以，我认为：
目前“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是党员和非党员的资产阶级思想，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
党和非党双方的思想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必要的制度加以保障。
李毅还说：
和黄绍竑先生也有一点争鸣。
对于如何估计成绩和缺点的问题，黄绍竑先生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难免的，这已成为公式。
我认为黄先生指出掩盖缺点、夸大成绩的偏向是对的；
但是，因为要纠正这个偏向，就把缺点放在前面，也是不对的。
我认为应该恰如其分，实事求是，既不夸大成绩，也不夸大缺点，有一分成绩，就说一分成绩，有一分缺点，就说一分缺点。
强调成绩，会使人自满，强调缺点也会使人迷失方向，丧失信心，造成是非不分，影响干部的团结，可以回忆一下，去年波匈事件闹得很厉害，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有问题，所以还是实事求是为好。
黄绍竑声明说：
我并没有夸大缺点的意思，我是主张把缺点放在显著的地位，目的是在于引起注意，不要忽视缺点。

张奚若欢宴奥地利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
新华社20日讯
奥地利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人民党议员汤契奇—索里尼和夫人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他们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来中国访问的。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陈翰笙、秘书长吴茂荪。
新华社21日讯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奥地利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人民党议员汤契奇—索里尼和夫人。

湖北夏季防汛准备工作开始
新华社武汉电
已经安全度过长江、汉水桃汛期的湖北省，夏季防汛的准备工作又紧张地开始了。
现在湖北省沿江滨湖各专区、县已经相继召开“四防”（防汛、防旱、防涝、防山洪）工作会议，建立了各级防汛指挥机构。
各地正在组织力量，检查堤防整修和防汛器材筹集的情况。
全省堤情普测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在历年防汛任务较重的武汉市，副市长伍能光同水利局负责人在17日巡视了环绕全市的五十多公里长的堤防。
荆州专区根据历年防汛的经验和今年的实际情况，已经制定了防汛调动劳动力的计划。
对于防汛器材，各地都根据“就地取材和缺啥补啥”的原则，开始清点和翻晒库存物资，添购所缺器材。
为加强“四防”工作的技术指导，各地都举办短期训练班或座谈会，总结历年的经验，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技术水平。
今年防汛情报工作也有改进和提高。

积极参加整风，克服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青年团代表大会的代表对团中央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据新华社21日讯
出席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今天下午在大会发言中继续对团中央的工作提出批评，并且提出了青年们的一些要求。
青年团唐山市委书记杨青在会上宣读了唐山、石家庄、张家口、保定、邯郸、秦皇岛、承德等七个城市的代表们的联合发言，批评团中央工作中的主观片面、脱离实际和工作不深入，对下边工作领导不够的缺点。
联合发言指出在最近一个时期团中央对新事物比较敏感，工作上有魄力，许多事情抢在前边干，这种作风对各级团委都有良好影响。
但是，团中央对许多事情考虑得不慎重、不周到，表现之一是要求往往脱离实际，另是宣传常常片面。
例如1956年在青年中开展军事体育时，当时唐山制定了训练普通射手二千一百六十人，劳卫制预备级五千二百三十人的计划。
可是团中央的军事体育部门却建议团唐山市委训练普通射手二万人，劳卫制预备级改为八千人。
结果只训练了四百一十名普通射手，完成了计划的2％，劳卫制也只完成了一半。
团中央的机关报——中国青年报曾经用大字标题刊登过七天消灭麻雀的消息，在扫盲、建立青年生产队、穿花衣服、培养个性等问题的宣传方面也都有片面现象。
这种主观片面的结果，就使许多工作前紧后松，有头无尾，顾此失彼和雷声大雨点小。
联合发言谈到团中央工作不深入。
总结经验少，对下边的工作的领导不够，团中央的领导在轰开局面时很有力，但当下边碰到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时，有时得不到领导及时的帮助。
代表们在联合发言中建议团中央要按照中央指示和大会的精神，积极参加整风，在克服青年团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方面下定决心作出榜样；
希望团中央负责同志深入基层，帮助下边团委研究一些实际的问题。
青年团哈尔滨市委书记郭永泽在发言中批评团中央不大重视团的思想和组织建设工作。
青年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张建民批评团中央对下面团的系统领导不够。
青年团江苏省无锡市委宣传部长朱姝的发言，要求青年团组织更好地帮助青年妈妈们进步。
青年团冶金工业部地质局东北分局委员会徐振忠的发言中，要求加强对地质勘探部门青年团工作的领导。
他希望团中央和团省委根据地质勘探工作人员流动性较大的特点，认真地作一次研究，确定团的领导关系。
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项南在发言中谈到了思想工作要适应新的形势的问题。
他对团中央宣传部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对新形势在青年中所引起的新问题认识不足，因而曾经片面地过多地宣传了改善和“美化”青年的生活等问题和忽视了对青年进行艰苦奋斗、继承革命传统的教育进行了自我批评。
他认为今后团组织要帮助青年对劳动、对团结、对政治和业务的关系获得正确的认识。
要使思想工作适应新的形势，就必须大力宣传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思想，教育青年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国家的困难；
要引导青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
要坚持和风细雨、以理服人的方法，反对思想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青年团武汉市委书记邓祥就团结后进青年的问题作了发言。
邓祥认为，有些团组织对待后进青年不能坚持说服教育的方针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团内从上到下有一种宗派主义情绪，有很多人以先进者、领导者自居，看不起任何有缺点和错误的青年；
其次是团干部作风不深入，不了解情况，因而不能分辨是非。
他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在克服宗派主义情绪的同时，要彻底纠正简单粗暴的态度和作法。
坚持说服教育的方针，耐心等待，启发自觉。
同时对青年后进的原因要认真调查研究，弄清事实和是非，把对后进青年的思想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今天在大会上发言的有十六位代表，还有七位代表向大会作了书面发言。

帮助共产党整风　提高自己改造自己
民革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　赵祖康
这次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学习毛主席的精神和方法，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这是一个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求党外人士展开批评、扩大民主生活在思想上打下基础、在措施上创造条件的会议。
我们党外人士应当在会议中帮助党和政府所领导的各个部门揭露矛盾，分析问题，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并从而提高自己，改造自己。
我学习了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以及其他有关整风文件，认识到我们国家处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几万万人的社会主义改造得到基本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正在胜利进行，各个阶级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而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显得突出了。
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共产党内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就十分重要了。
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事实上不仅是在中共党内存在着，在党外知识分子中间同样存在着。
因此，我体会到这一个风气的整顿，不仅仅是党内的事情，也是全国在机关、学校、企业内领导与工作干部大家的事情，是中外古今从未有过的全国规模移风易俗的一件天大的事情。
共产党这样做，是一个伟大英明的措施。
以下是我向党提出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和建议：
第1，关于加强党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关系问题。
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知识分子有它重要的作用，需要党能够同他们很好地合作共事。
党在以往对知识分子做了不少政治思想工作，取得了成绩，但还存在着缺点和问题。
因此，党和党外知识分子的矛盾一般的还是比较多的。
它的原因，我认为首先由于不少党的组织和党员对知识分子的特点（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比较显著的特点），认识不够，没有能根据特点，知人善任，各尽所长。
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在好的方面：
（一）是爱国主义者；
（二）比较富有事业观念，诚诚恳恳地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三）几年来受到党的教育以及眼看事实的证明，深信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在任何情况下是有办法的。
此外，他们也每每共同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弱点：
如自命清高，自高自大，这里不多谈。
他们中间还各有不同程度的政治觉悟和具体要求：
例如对于党的方针政策的体会；
对于党员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的优缺点方面的理解和看法；
对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生产发展的期望和对他们自己及家庭生活的要求。
这些要求都各有不同：
有深有浅，有“左”有右，人有多有少。
其次，在共产党员一方面，柯庆施同志指出上海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我想在这里补充三点说明：
1、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不少党员因此引以自豪，认为自己的立场、观点都比群众来得正确，对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一般是看不起或者是不够重视的。
有的认为知识分子只顾个人利益，不顾广大人民的利益；
有时对他们有疑虑，帮助少，信任不够。
2、绝大多数的党员是很积极的，他们的工作都很忙，他们的工作方法自以为有以往革命老经验的一套，对于民主基础之上的集中，往往没能做到真正广泛的民主，把民主简单化了。
很多人还认真学习钻研业务，但对于建设事业一般的比较生疏，缺乏经验，使工作更加忙而被动。
3、党员都富有纪律性，都能遵照党的“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办事，每逢接到上级指示，即使指示有不符合此时此地情况，也还是生硬地照搬，主观地执行，造成困难，结果弄得吃力不讨好。
以上知识分子的若干特点同党员的一些情况，可归纳为党员的骄傲自满、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大两点，加以彼此“客气”，使在不少单位中党与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了“墙”和“沟”，妨碍了合作共事。
现在就民革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情况的一些例子谈谈。
某一高等学校的成员说：
党与非党的矛盾，主要由于党员自以为自己是进步的，态度冷淡，不愿接触党外知识分子，年青的教师在未入党之前很活泼，一入党就两眼朝天，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某一局有人说：
“党员总喜欢关了门处理事情。”
某一成员说：
“老干部有些军队作风，以命令来对待建设事业。”
也有认为对技术人员缺点看得多，积极的一面看得少，把技术人员放在单纯技术工作上，使他们不与政治思想工作联系起来，或者把他们放在事务圈子里，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特别严重的是有些党员作风生硬，高人一等，对非党知识分子不够尊重，使他们情绪低落，工作不易展开。
有一位成员说：
“在机关里共产党是婆婆，团员和工会会员是姑娘，自己是媳妇，回到民革来像回娘家，可以诉诉苦，谈谈心里话。”
它反映了党群关系在有些部门存在严重的问题。
因此，我建议：
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的共事合作关系，党应该首先克服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对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上，在机关、学校等领导组织工作、思想教育工作以及在其他方面，都要予以更多的信任，更多的使用，更多的职权，更多的教育和帮助。
唯有能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关心，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相互帮助，相互批评，商量办事，并且规定一些必要的分工合作制度，才能切实做到有职、有权、有责，很好地合作共事，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
关于密切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方面，还要特别提出：
在工作时间八小时以外多接触联系，多过共同生活，是加强团结、增进党和知识分子合作共事关系的重要关键之一。
柯庆施同志主张每个单位每星期四不要开会，使大家能下厂或下现场来密切联系群众，讲讲知心话，这是很需要的。
因此，建议中共上海市委通过市人民委员会逐步建立起工作以外的党群联系制度，从而使党员与党外知识分子能有机会“促膝谈心，围炉茶话”，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第2，关于党对在机关、学校、企业中民革成员增加信任，充分发挥其工作积极性问题。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
解放几年来，我们民革上海市地方组织在中共和我党中央的领导下，逐步地扩大了与群众的联系，壮大了队伍，提高了思想认识，参加了国家事务的协商，并且在各项政治运动中和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的成员都是知识分子，其中高级知识分子占相当大的比重，约占成员总数的70％左右。
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在祖国的传统文化方面有一定的素养（例如上海文史馆有成员九十多人），另有不少人在机关、学校（大专或中学）企业里担任一定的工作，有许多人担任比较重要的工作。
他们一般都具有比较丰富的科学技术或行政管理的经验，由于历史条件，他们要求学习要求改造以更好地成为党的亲密朋友和助手特别殷切。
但也由于历史条件，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长期得不到信任，更有些人在社会改造运动中受了一些委屈，感到自卑，抬不起头，没有充分发挥其工作积极性。
更加以有部分中共党组织和党员没有认识民革性质的特点，轻视或不了解民革历史和它的作用，使民革在这些单位中也不能发挥作用。
因而，有的成员说：
“我对共产党之间是没有墙的，假使有墙的话，那是党方面搭起来的。”
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损失。
因此，建议中共上海市委对机关、学校、企业中的统战政策教育予以更多的注意，给民革成员以更多的信任与帮助，并教育中共各基层组织给民革基层组织以应有的重视与帮助，以拆掉这一垛墙。
第3，关于民主党派思想教育工作问题。
就这方面，市委统战部以往帮助得不少，但宣传部很缺乏联系和具体帮助。
我们要加强对党内外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求宣传部多加支持。
我们听说福建省有一个比较好的经验。
福建各党派宣传处是与中共省市委宣传部挂钩的，宣传部每月至少开一次会，布置下面工作，各党派能够得到会议决定的资料，预先对基层布置工作，步调就取得一致了。
我们要求宣传部能够重视对民主党派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导与帮助，并考虑福建省这个办法。
第4，关于民革成员及联系群众的就业救济问题。
凡是在1955年之前参加民革的，承中共市委统战部及有关方面大力帮助，除少数几个人外，基本上都已就了业。
1956年以后参加民革而没有就业的人数比较多。
对这些人，我们首先要进行教育，鼓励他们自己想各种办法，在国家计划和政策许可下，从事服务性的劳动，或生产性的劳动，以克服暂时的困难。
同时，我们希望党和政府给予更多的关心，在对有工作能力而社会又需要的情况下，及早予以安排工作。
对于有些需要进行救济的，党和政府已做了不少工作，今后在这方面，民革自应协助政府继续办理。
此外，上海人口众多，单靠上海解决是比较困难的，建议党和政府研究动员适合到外埠去的知识分子下乡。
现在农村方面需要知识分子，但他们大多不愿意下乡。
民革有一成员提出知识分子下乡体力不及农民，劳动所得的工分少的问题，建议政府考虑适当处理，予以照顾，鼓励他们下乡。
以上四点意见，因为只就对党的批评和建议谈，不免是片面的，有些也只是根据一部分人的反映，可能与事实有出入，提出来仅供党进行检查工作、改进作风的参考，以帮助党整风，以协助党和政府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这篇是赵祖康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本报有部分删节）

促进工商业者的自我改造
河北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赵少农
编者按　目前工商界对资产阶级两面性问题，对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争论得很热烈。
这是赵少农先生在政协河北省第1届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可供大家在讨论这两个问题时参考。
自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示了“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后，我省工商业者和全国人民一样，受到了深刻教育和莫大鼓舞。
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进行正确的处理，不仅能促进全国人民的伟大团结和巩固，而且更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使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迅速地向前发展。
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已经成为全国各界人士当前最关心的问题。
人民内部的矛盾包含各个方面，工人同我们工商业者之间的阶级矛盾，就是其中之一。
公私合营以来
工商业者的进步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来，我省工商业者在党和政府的团结教育下，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不少工商业者，大大发挥了对工作的热情，改变了劳动态度，在生产经营方面作出了许多成绩。
特别是在国家明确了定息七年和中、小工商业者可称为小资产阶级或上层小资产阶级，一般更感到兴奋和满意，表示决心贯彻工商界的五项基本准则，安心工作，安心学习，安心接受改造。
因而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的人数越来越多，涌现出来的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也日益增加，学习的积极性较前大大提高，公私共事关系有了显著改善，同时有不少的人主动地改善了与职工的关系，加强了私私之间的团结。
还有不少的工商业者在努力于社会工作，联系群众方面也进一步发挥了骨干桥梁作用。
我们工商业者这种进步的表现，有利于生产经营，有利于自我改造。
这是主要的一面，应该肯定起来。
工商业者有哪些
错误思想和消极行为
但是，在肯定我们进步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我们的另一个方面。
从我省目前情况来看，在我们工商业者中间，确实还存在着某些不健康的现象，思想和行动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其中比较主要的是：
（1）工作缺乏热情，表现出松劲情绪。
有些工商业者对以企业为基础进行改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对社会主义，对合营企业、合作组织没有应有的感情，存在着作客思想与雇佣观点，因而对工作敷衍塞责，得过且过。
有的人认为已经定息、定职、定薪，大局已定，积极不积极已无关系。
有的抱着“按酬付劳”的观点，拿多少钱，做多少工作。
（2）骄傲自满，忽视改造。
部分工商业者由于对赎买政策，缺乏正确理解，认为拿定息是“理所应得”，是光荣的剥削。
有的认为资产阶级有名有利，表现了自高自大，以“财富”自居，否认还有消极性和还有改造的必要性。
这种情况，有的谈了出来，有的嘴上不说，情绪上也表现出来。
有些人对公私关系单纯的强调是工作关系，而不承认还是阶级关系，甚至说什么：
“讲生产经营公方代表不如我，论文化、技术，工人不如我。”
并错误的认为：
“现在不是谁领导谁的问题，而是师傅带徒弟的问题”，“现在不是工商业者改造的问题，而是发挥专长的问题”。
但他们的专长又不肯轻易的贡献出来，而只是满足于资本主义经营的老一套，看不起公方和职工群众。
还有些人认为定息七年还可拖个尾巴，改造可以慢慢的来。
有些中小工商业者则认为自己既然不是资产阶级，抱着思想改造与己无关的思想。
（3）争名争利，闹私私不团结。
在我们工商业者中还有些人在政治上争名誉，争地位，争安排表现得很突出。
他们认为地位高则待遇好，名利双收。
因此，对已有的安排表示不满足，向国家要求多，要求高，而如何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为国家贡献力量，却想的很少。
他们不是考虑自己的德、才，不是比贡献，而是相互比地位、比待遇，彼此嫉妒，明争暗斗，以致影响到工作上的协调配合。
还有些小户认为自己既无名，又无利，只是换了一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拿定息没意思，想以四两换半斤，要求放弃定息，调整工资，加入工会，享受劳保。
（4）摇摆不定，想走回头路。
有些中小工商业者，看到小商小贩经过业务安排和国家开放自由市场，收入增加，就红起眼来，要求退出合营单干，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这种情况，在我省虽然还是少数，但已不是个别现象。
如有的地区在某些私方人员中传说着“要受穷，参加公私合营；
想吃饭，就单干”的谬论。
甚至贪污盗窃，投机取巧，挪用企业资金等违法活动继有发生，仅以保定、石家庄、宁晋三个地区为例，最近在部分行业中就查出和处理了私方人员贪污盗窃事件三十多起，贪污款达二千五百多元。
此外，在我们工商界还有些人由于对社会主义前进中所出现的某些困难和缺点，缺乏全面正确的理解，因而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的甚至怀念旧社会剥削制度，散布不满情绪。
以上这些错误思想和消极行为，虽然从目前总的情况来看，不是主要方面，但对其严重性应引起我们足够的认识。
存在决定意识，思想支配行动，上述情况，十足证明了我们工商业者资本主义思想本质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具体反映。
同时，也证明了工人同工商业者间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当然这种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已不是对抗性的了。
目前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固然不是一方面的，有的是由于生活困难，有的是受了客观的影响，但最主要的是我们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没有随着新形势的发展，获得相应的提高。
各方面对于工商业者的思想教育工作没有相应的赶上去。
需要进一步
加强自我改造
为了及时地澄清我们工商界中的各种错误思想，克服消极行为，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就需要发动各方面的力量，来加强思想教育工作。
为此，特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第1、我们工商业者必须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加强自我改造。
要认真地遵守五项基本准则，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克服消极因素，发挥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切力量。
并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进一步的团结的目的。
从而提高认识，加强团结，求得共同进步。
第2、要更好地发挥工商联的组织作用，加强对工商业者的思想教育工作。
我省各级工商联组织除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反映他们意见和要求外，目前主要任务应该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加强对工商业者的思想教育工作。
要教育工商业者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努力方向，帮助他们深刻认识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成就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帮助他们认识到党和国家对私营工商业采取赎买政策的重大意义，和自己要进一步接受改造的必要性。
从而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工作，贡献力量，并加强自我改造。
在进行对工商业者的教育工作中，工商联的负责人要深入了解和掌握工商界每个时期的主要思想动态，并针对其思想情况，及时地进行有力的思想教育，表扬好的，批评坏的，使工商业者能够认真的克服消极落后的一面，不断地获得进步和改造。
第3、加强以企业为基地的思想改造工作。
全行业合营以后，对工商业者个人改造，以企业为基地，联系实际改造私方人员思想的方法，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
因此，建议企业主管部门，把加强对私方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提到相当的地位，以促进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
第4、继续发挥各有关方面的力量，促进工商业者的自我改造。
几年来，我们工商界紧紧依靠党和政府的领导，及时地取得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进行了不少的工作，并获得了良好的结果。
工商业者不仅实现了公私合营成了国家的公职人员，而且在逐步地向劳动人民转化。
为了促进工商业者克服消极因素，加强自我改造，除要求各级党政继续加强领导教育外，并建议工会、青联、妇联与民建会等有关部门，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以便从各方面促进工商业者的自我改造。
（原载河北日报，本报在文字上略有删改，小标题是编者加的）

商业部民主党派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
批评商业部工作的缺点
本报讯
本报于18日邀请商业部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和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李贵凤（民革北京市候补委员、商业部民革支部委员）、耿明允（民革小组长）、马正平（民革支部主任委员）、姜安祥（民革支委）、熊惠三（民盟支委）、刘瑞尧（民建支委）和工程师朱云鹏、陶定诚、李进、方才政、王绶昌、贾遵庚、方治朴等十三人。
李贵凤说：
民主党派在机关内部不被重视，如何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李贵凤在座谈会上说：
中共商业部党委对民主党派的工作不重视，商业部的个别领导人也有轻视民主党派的。
机关开会只是党、政、工、团，很少提到民主党派。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不是统战部开几个座谈会就算，而应贯彻到各个角落。
学习由中共党领导，工作由行政领导，民主党派如何发挥作用还缺乏具体方法。
商业部对下面领导，不是凭真本事，而是以帽子压人。
几次修改会计制度，改前不了解实际情况，下面提的意见也不听，只由主管人决定。
只以一句话“部里决定”、“制度规定”来挡人。
下级叫制度为“圣经”，拟制度的人为“圣人”。
肃反运动是正确的，但有些人对自己结论不同意。
现在应该结合整党，把问题搞清楚。
朱云鹏说：
商业部不信任工程技术人员
朱云鹏说：
商业部对我们工程技术人员只有使用，缺乏信任和支持。
王兴让副部长在一次会议上曾说过，我们把计划方针确定以后，你们就照作。
当时有人提出：
“我们工程师是要对国家建设负责的，不是被雇佣来作数字游戏的”。
王兴让副部长才马上说他说错了话。
由此可见领导上对我们是什么态度。
刘瑞尧说：
商业部政策方针摇摆不定
刘瑞尧说：
商业部政策方针摇摆不定，变化多而快，鸣得少。
例如组织机构一会下伸，一会收缩。
又如1956年赊销问题，扩大商品经营品种问题，都是部的领导决定的，没经过大家争鸣。
决定问题太草率，带来问题很多。
商业部业务局一年变三次。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业务局，又不像业务局。
所以他们说“这机构是特殊的组织形式！”
哪个局干什么，没有明确规定。
事情一来，大家踢皮球，往往一个公文，一两个月都转不出去。
七年来商业部作了很多工作，但是不作带基本性建设的工作，习惯于修修补补，零买零卖。
王绶昌说：
不能用搞运动的方法搞业务
王绶昌说：
用搞运动的方法搞业务是不行的。
我们常常是商品稍一多，就喊；
商品稍一不够，又喊。
这种运动，几乎一年一个周期。
其实什么叫积压，什么叫脱销，领导上的认识也不一致。
1954和1955年，光染料一项，化工公司就积压了价值一亿六千多万元。
但是最近部里研究又说那不算积压。
如果根据今天情况说当然不积压。
但是那是三年前的事，而且近两年来都没有进口染料。
方治朴说：
领导干部不钻研业务，一味叫困难
方治朴说：
五金机械公司过去主要经营生产资料，1954年冬，领导上提出要转向民用五金器材的经营。
中国民用五金数量少，种类也少，如全部转民用，就没什么可经营的了。
为什么要转？
只是根据“生产资料退出商品流通领域”这一条理论。
下面干部对这个决定思想模糊，直接影响到业务的进行。
经营科学仪器复杂、技术性高，公司领导上因此害怕；
同时因卖钱额较小，工作琐碎，公司领导上在1954年决定不经营。
同年，周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后，市场上买不到仪器，引起社会人士很大不满。
此后，领导上感觉到不经营不行，但如何经营才好？
却没解决。
过去我们曾提出成立专门的仪器公司，商业部不同意。
片面强调复杂、技术性太强，就可以作为不钻研业务的借口吗？
陶定诚说：
设计安装公司应该和
石油勘查设计院合并
陶定诚说：
商业部对石油公司是临时观点，对设计安装公司更是临时观点。
从成立到现在，任务扩大了十倍，设计人员未增加。
第1个五年计划，我们没有作规划，只凭几个领导人主观想像决定任务。
因此我们的设计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返工。
石油工业部勘查设计院有充分人力，但无工作，只好向我们兜揽生意。
双方群众都愿意合并，商业部门坚持设计安装公司必须同石油公司一起接过去才行，否则不放我们走。
商业部把我们当成交易的资本了。
贾遵庚工程师说：
我们一提合并的意见，领导上就说我们是轻商思想。
但是，轻商思想是从领导上来的。
国务院分配建设器材，因为我们在商业部，就把我们排到后面，不管我们工程是否重要。
方才政说：
“油料使用科学”这朵花一定要放出来
方才政说：
我是搞油料使用技术的。
可是这个工作，就我一个人，上无专家，下无助手，职、权、责全没有，就把我摆在业务处的一个角落上，好比询问处一样，有事就来问问。
七年来，一直是这样对待我。
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我们主动地把向科学进军的方案送到部里，不见下闻。
有人说，方案可能成了“放”案。
现在百花齐放，油料使用科学这朵花，也一定要把它放出来。
耿明允说：
商业部等级观念特别深
耿明允说：
去年提拔的干部都是党团员。
非中共党员群众从1952年评级以后很少提拔。
财会局把
“德”片面理解为只要党团员就是有德，其他的人就没有德。
商业部旧官僚习气很浓厚，等级观念特别深，连那级干部坐什么椅子都有规定。
党员的特权思想，也是非常明显的。
例如处长霍维胜拿结婚、离婚开玩笑，群众一说，就是有意破坏领导威信，向党进攻，对党不满。
结果人事处还要群众检讨。
熊惠三说：
党政合一不好
熊惠三说：
商业部为什么会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
为什么方针政策忽左忽右？
主要由于党政合一不好。
一件事情，总是由党组织研究决定，交业务单位执行。
对提拔干部，也是党内研究决定。
在机关内部，应从制度上改变。
党过问思想教育问题，行政上管业务工作。
研究业务方针政策时，应吸收民主党派参加。
重大政策措施，应由部内所有的干部讨论。
马正平和姜安祥在发言中希望商业部党委进一步邀请群众座谈，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水利部高级知识分子
对党群关系不正常的现象提出批评
本报讯
中共水利部党组在16日、18日、21日三天下午召开了三次部内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会上很多人对水利部党群关系不正常提出了批评。
参加座谈会的有无党派民主人士：
副部长张含英、办公厅副主任崔载之、勘测设计局副局长刘学濴、工程管理局副局长刘德润、水文局副局长蔡振、农田水利局副局长智南屏、技术委员会主任高镜莹、计划财务司财务处长樊真和工程师原素欣、俞漱芳、陆克铭、李捷、孙辅世、卞文庄、姚鸿儒、齐子仁、王文骐、刘鼐臣；
民革成员：
部长助理刘瑶章、农田水利局副局长阎又文、关文启和工程师王恢先；
九三学社成员：
工程师郝丰庵等。
在谈到党群关系的时候，郝丰庵说：
有些党员有特权思想，说话的口气都高人一等；
生活上也闹特殊，如有的党员硬住房子，总务部门没办法，而我来水利部时两天就搬了三次家。
刘学荣说：
三反以前，我自己很积极很主动地同党员在一起，想学习他们，各家串门子很多。
经过几次运动之后，我现在只走两个门了：
除了部里的大门之外，就只有自己家的大门。
这是党对运动的善后工作没有作好，使我们感到“运动”起来就没有个完。
因此，只好见人三分话，怕还在审查我。
和非党同志也不敢接近，因为不知道党对他怎样看法，是不是还在审查他。
关文启说：
水利部的统战工作也不太坏，但是面不广。
对上层像傅部长、刘部长助理这些人是很尊重的，但是对下面就不一定。
他认为不仅党与非党之间有墙，人人之间都有。
这当然并不是那一个党员造成的，而是各方面都有关系。
王恢先认为非党干部对党组织是“忠而不亲”，部分党员对非党群众则是“威重情薄”。
他说：
我看到很多非党干部对国家建设事业非常忠心，也忠心于组织、忠于党，但是和党员一样忠心工作却得不到同样重视，慢慢地就感到不亲了。
“忠而不亲”是两面的，本人不去争取组织关心是一面，另一面党组织对于这些人的话也不全信；
或是由于历史不好，就不信任他，采取冷淡疏远态度。
共产党是执政党，对这种现象应负的责任就要多一些。
部分党员同志很“威严”，态度上，语言上，或是评判是非、评论工作的时候，使人感到情感很薄，不能恩威相济。
这些现象希望通过整风能够改变。
崔载之说：
对党组的领导我是拥护的。
但由于党组领导方式简单化，有时便形成以党代政，非党领导同志不能真正做到有职有权。
许多事在党组就讨论好了，有的拿到部务会议形式上讨论一下，有的根本不拿到部务会议上讨论。
像组织机构的变动、计划的增减，很多非党同志都不知道，自然没法好好贯彻执行。
孙辅世说：
报纸上有些人提出校务委员会领导学校，党组织退出，这样不合适。
他说：
要不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
共产党领导严格些，对知识分子来说当时可能感到不舒服，过后回味一下还是很甜蜜的。
齐子仁认为水利部对工程技术人员，特别是老的工程师，使用不当，不符合中央精神。
他说：
我是在中国第1个专门讲水利的学校里学习的，我从毕业后一直没离开过水利工作，做了三十多年，我自信还有一些能力。
但却一直没得很好使用。
今年春天，我病了两个多月，病好了蒋局长叫我去个别谈话，动员我退休。
我不知道国家是怎样用人的。
现在比我老的人在水利部门工作的也有，我就是今年才请了两个月假，难道就非退休不可吗？
现在国家的工程技术人员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叫我退休，我非常痛苦。
我还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一份力量呢！
此外，刘瑶章、原素欣等也都提了意见。
会上，水利部党组书记李葆华表示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有意见就讲，话讲透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资产阶级分子要不要继续改造？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本报讯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21日）举行第6次座谈，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的全部人员也参加了这个座谈会。
会议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
中午，统战部举行了招待会。
会议将在今天继续进行。
吴咸吉说：
革命已深入到革资本家脑子的命，
工商联就更需要党的关怀和帮助
他还说：
有些人对资本主义感情特别浓厚。
不能设想，生产资料交出以后，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南京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吴咸吉在会上发言，他对统战部、八办等部门没有根据高潮后新的情况给工商联以新的帮助提出了批评。
他说，高潮以前的革命是革生产资料的命，当时统战部在政策思想上曾给工商联很大的帮助。
高潮以后，革命已深入到每个资本家的脑子里去了，已是革资本家脑子的命了。
这时，工商联就更需要党的关怀和帮助。
从去年下半年起，工商界的工作都安排了，级别也评了。
照理说应该更加安心工作了。
但事实却并不如此，有些人总在闹情绪，在一起的时候，总爱谈过去自己得意的事情；
拉起对公方的意见，就津津有味；
拉起对私方人员的思想改造，就客观原因一大堆；
背后说怪话，有的人甚至在办公室里吵架。
他特别声明说：
在高潮以前我们工商联是没有吵架的，而今天要自己发挥独立作用的时候，反而吵架了。
这说明有些人对资本主义感情特别浓厚。
不能设想，生产资料交出以后，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吴咸吉说：
河北省工商联秘书长高振声说“有共同的目的就不必再提什么阶级立场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毕鸣岐认为今天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的说法，我也不能同意。
这次会上很多人提到阶级关系，意见就很多。
为什么这样注意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又这样怕听资产阶级这几个字呢？
高秘书长看到党员们去开会就认为“鸿沟”是领导上建起来的，为什么这样想呢？
这反映了对党的信任问题。
毕鸣岐说：
交出企业不是简单的，是经过思想斗争的，这话是对的，说到我们心里去了，但还应加上一句，这就是：
“今天要挖出资产阶级思想本质，也是痛苦的。”
否则，为什么有些人动不动就说“你们共产党，我们工商界”，在“你们”“我们”之间要划一条沟呢？
这沟又是谁划的呢？
接着他说，资产阶级分子个人主义的东西很多，旧的思想没有挖出来，高潮后有些工作，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但没有做到，很多力量对消了。
这也说明思想改造是不容易的。
也说明更需要党的关怀和帮助。
谈到这里，他深深感到南京工商联党员秘书长离开以后，工商联内部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
他说，这件事，使我体会到党员秘书长的作用，在工商界的团结没有进一步加强和思想没有进一步提高以前，不应该把党员秘书长调离工商联。
李樾卿说：
公私关系没搞好，公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接着发言的是上海市印染工业公司副理李樾卿，他认为工商业者的积极性所以不能充分发挥，基本原因是在公私关系上。
有些人仍以老眼光看待新关系，以老办法处理新问题。
他说，有些党员对工商业者的看法是定了型的，认为工商业者就是唯利是图，满脑子的资本主义思想，随时都会散布毒素腐蚀干部，对社会主义是冷淡的，对企业是不负责任的。
由于这种狭隘的阶级成见，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就是对私方人员不信任。
他举了很多例子，如有的私方人员工作很积极，每天都很晚才回家，但是得到的不是鼓励，而是被怀疑为别有用意；
有的公方厂长在安排科室负责人员时，已经将名单送给上级审查，才同私方厂长协商，实际上等于假协商。
上海有个旅馆区，办公室的钥匙每个干部都有一把，就是私方人员没有。
有些公方人员不但对私方人员不信任，而且还歧视。
他说：
由于有些人对私方人员的看法是定了型的，因此对私方人员该表扬的不表扬，该批评的也不批评。
上海有个厂有个私方人员每天赌博到深夜，早晨很晚才上班，不到下班时间就走，有时还拉着工人一块去赌博，但是公方厂长也不批评他。
他还提到，有些党员干部思想作风上存在很多缺点，如用人唯亲，说话无原则，脱离群众，带头不遵守劳动纪律等等，都影响工作的进行，影响公私关系。
最后他说：
当然，公私关系没搞好，私方人员也有缺点，但是公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因此，应该特别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
党员干部应加强理论学习，不要总用老眼光来看待新关系，用老办法来处理新问题。
吴秉钧说：
合营企业中有阶级关系和工作关系
目前应以搞好工作关系为主
北京市工商联合会副秘书长吴秉钧说：
现在公私双方在合营企业中有两重关系，即阶级关系和工作关系，这是没有人否认的。
但是，目前哪个关系是主要的，应明确。
我认为目前应以搞好合作共事关系为主，即以工作关系为主；
通过工作关系，贯彻党的团结教育方针，解决阶级关系。
他说：
目前合营企业中公私双方的关系所以搞不好，私方人员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就是由于没有搞清楚这双重关系的缘故。
他并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李汉湖说：
私方人员参加增产节约有四种顾虑
民建重庆市委工商改造辅导处副处长李汉湖介绍了重庆市私方人员参加增产节约运动和提合理化建议的情况。
他说，由于公方人员对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支持不够，相当地影响了私方人员的积极性。
目前重庆私方人员存在着四种顾虑。
一、怕领导不信任，不支持。
二、怕职工们误会，把节约说成是偷工减料。
三、怕搞不成丢面子。
四、怕搞成了自己负不起责任。
但最主要的是怕领导不信任不支持。
其次，他还谈了增产节约所得的分配问题。
闵子说：
有些工商业者学习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弄些名词对付公方吓唬工人
他还认为：
在相当长时间内，对工商业者是一片赞扬声，必要的批评少了，于是有些人就飘飘然起来了。
杭州工商联副秘书长闵子说，有些工商业者学习理论的目的不是为了改造自己的思想，而是为了弄一些理论名词，搞一套政治资本，去对付公方、吓唬工人。
因此，他们在学习方法上是教条主义的。
他们看问题的特点是：
抓住现象、否认本质，抓住个别、否认全部。
有些人强调中国的特殊情况，对于普遍的经验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他感到目前工商界有相当一部分人有“学习到顶”的思想。
他说，杭州有个工商业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现在工商业者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正在互相转化、互相渗透中，资产阶级分子有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和工人阶级的思想一样，在工人阶级当中也有资本主义思想，并且和资本家的思想一样，这就是说你的思想中有我，我的思想中也有你。
有人要求定息七年一次发放，这样可以摘掉帽子，也就是说不要再改造了。
还有一些人认为资产阶级有技术，是社会主义的财富，在理论上也有一套，似乎各方面都比公方强，比工人强，不要改造了；
公私合营企业可以挂上国营的牌子了，公方代表可以撤走了，今后不要再提什么阶级关系和两面性了。
这里，反映了资本家有一种实质的东西没有拿出来。
因此，工商业者的理论学习如何提高仍是当前的问题。
可惜，杭州市委宣传部对工商业者学习却管得很少，而专业公司领导方面对工商业者经常性的学习也不够重视。
目前，工商界有些领导人员高高在上，脱离群众。
在领导方面仿佛是“春眠不觉晓”，在群众方面却是“处处闻啼鸟”。
这种情况，工商界要负责任，而党与政府放松了思想领导也有关系。
高潮以来，对人事安排抓多了，对思想教育抓少了，鼓励多了一些，而必要的批评却少了一些。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听到的是一片赞扬声，于是有些工商业者就飘飘然起来了。
长此下去，对公对私都无好处。

劝导盲目进城的亲友回乡
本报讯
本报记者康伟中报道：
盲目流入哈尔滨市的农民日渐增多了。
根据最近调查，目前全市就有两万多人。
这是当前当地人民内部的一项重要的矛盾。
调查材料证明，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在城市里差不多都有亲属。
许多农民是在城市的亲属寄去路费以后才进城的，他们进城以后也多住在亲属家里。
许多人因为长期找不到工作，久居亲属家里，又使亲属们背上了包袱。
农民盲目流入城市，不仅影响了这些青年农民的前途、家庭收入和生活的改善，势必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也增加了城市劳动就业、粮食、住房和物资供应方面的某些紧张。
哈尔滨市领导机关感到不能放任农民盲目进城的现象继续发展下去。
最近，哈尔滨市人民委员会责成民政局、劳动局联合成立了处理农民盲目进城问题的办公室。
目前，这个办公室已经对盲目流进城市的农民进行了调查登记，并分别召开了座谈会，劝导他们赶快返乡参加农业生产。
对返回原籍确实有困难、而又自愿参加农业生产的一些农民，办公室负责组织他们到本省各县参加农业生产。
现在全市已有一千五百多农民经说服教育后，分别到黑龙江省伊安、北安、木兰、海伦参加生产。
返回原籍的农民也有三百多人。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并防止农民继续流入城市，今后，政府除继续向盲目进城的农民进行广泛动员说服外，还要发动全市广大群众和职工协助政府作好这项工作。
一方面是号召广大群众和职工动员居住在自己家中的盲目流入城市的亲友返乡生产，并且写信劝阻那些不安心于农业生产，想到城市求职的亲友安心于农业生产，不要盲目进城；
同时更不要写信乱拉亲友进城。
哈尔滨市人民委员会还要求各单位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劳动力统一调配的规定，进一步加强劳动力的调配、管理，禁止乱招收工人。

吉安专区住在城市的干部家属
大半已经回家乡去参加生产
新华社讯
江西吉安专区住在城市的机关干部家属，经过动员后，已大部分回家参加劳动生产。
中共吉安地委和吉安专署回乡生产的干部家属共一百六十户，占机关干部总户数的64％。
全区十二个县和吉安市回乡的干部家属在60％以上。
这些回家的干部家属，大多数是原来在当地农村从事生产的中年妇女和有劳动能力的地主、富农，他们在城市和机关里没有工作。
过去，农民对这部分干部家属进城市住机关很有意见，说“当干部有钱，嫁干部享福”。
有的农民说：
“干部对我们宣传劳动光荣，可是偏偏不教自己的家属劳动”。
干部家属们在农村的父母、兄弟或妯娌，对她（他）们离开家庭、脱离生产也不满意。
现在这些人重新回家参加生产，群众和家庭反映都很好。
永新县粮食局干部刘凤兆的妻子回家后，立即喂养了两头猪，并且和农业社里的妇女一起拣粪。
中共永新县委会干部刘天华的妻子回家参加田间劳动，十一天便做了八十八个工分。
吉安县回家生产的干部家属，有的在生产中做出成绩，被社员选为社干部。
有些在当地农村无家或回家生产有困难的干部家属，也就地参加了附近农业社的劳动生产，或者自己种菜、养猪。
现在群众说：
政府动员干部家属回家生产，真是一举三得，一有利于合作社的生产，二可以减轻干部经济负担，三可以增加家庭收入。
这些干部家属回家生产后，原来准备进城的干部家属现在都改变主意，决定安心在农村劳动。

当前农业生产上应注意的事情
倾听群众意见，做好麦收工作
昨天已是“小满”。
在大部分冬小麦产区，经过辛勤劳动长成的冬小麦，要在这个节令以后收割。
我国冬小麦的面积有三亿七千万亩，几乎占到我国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
我国冬小麦的总产量在五百亿斤以上。
这些都说明：
小麦是我们的重要农业资源，收好这项作物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事情。
这件事情，去年有些地区是作得不好的。
仅安徽、河南、江苏、陕西四省，就损失小麦四十五亿斤左右。
去年雨季来得早些，绝大部分新建的农业社又缺乏集体生产的经验，这是去年损失大量小麦的一部分原因；
领导农业生产的干部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也给去年麦收带来很大的危害。
去年山西晋南一些农业社的干部不看实际情况，强调集中收获，不让先割已经成熟了的小麦；
或是不准在小场上随收随碾，非集中在大场上脱粒不行。
洪赵县常丰农业社的三个生产队，因为没有接受群众意见，合理地使用小场，损失了小麦二万七千九百斤。
临猗县陶唐乡一个农业社，就由于受了干部的“一齐割倒一齐运”的约束，使社的麦子霉坏了80％。
很好地记取去年的教训，才能改进今年的麦收工作。
陕西省不少地区已在麦收以前研究了去年麦收的缺点，部署了今年的麦收工作。
渭南县今年的夏收工作不但准备的早，而且认真组织了劳动力，订出了新的领导方法。
临潼县阎良乡胜利农业社，为了迎接麦收，准备了十五个打麦的场，聘请了老农当打麦的参谋长。
麦子眼看就要熟了，各产麦地区都应该立即为今年的麦收工作做好准备。
不少地区今年的收麦面积比去年大，可是，不少地区今年的畜力比去年少而弱，今年的气象还有不正常的可能。
领导麦收工作的同志，在记取去年教训的同时，还要注意到这些新的情况。
去年麦收以来的一年中，农业生产的领导工作有不少改进；
但是，在领导麦收工作中，防范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依然是很必要的。
防范这些毛病的最有效的药方，还是深入到生产过程中去，倾听群众意见。

我国小麦的分布区域
我国的产麦区大体可分为北方冬小麦区，南方冬麦区、春小麦区。
北方冬小麦区包括长城以南，六盘山以东，秦岭、桐柏山和淮河以北的种植冬小麦的地区。
北方冬小麦区是我国小麦的主要产区，面积约占全国麦田总面积的66％（根据1955年统计，下同），产量约占小麦总产量的63％。
南方冬小麦区包括秦岭、桐柏山、淮河以南，折多山以东的种冬麦的地区。
这个麦区的面积约占全国麦田总面积的22％，产量约占小麦总产量的22％。
春小麦区包括长城以北，六盘山、折多山以西的种植春小麦的地区。
春小麦的面积约占全国麦田总面积的11％多，产量约占小麦总产量的13％以上。

湖北小麦丰收在望
今年湖北省的小麦生长得很好，估计再过半月左右就可以动镰收割了。
襄樊市郊庞公乡幸福之路农业社的三千六百多亩小麦，估计平均每亩可收近四百斤，最好的可达六、七百斤。
这是幸福之路社第11生产队队长武庭华（右）和农业技术员刘之清在检查小麦灌浆的情况。
新华社记者刘心宁摄（附图片）

生活在群众中
曹葆铭　陈牧
韩喜同志是武汉冶金建筑公司混凝土公司第3工地的主任，党支部委员。
他原来在东北平原赶大车，1946年以后参军，入党，当过连长。
1952年在朝鲜战场负伤以后，才转业到建筑工地工作。
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又不懂技术，但是把现代化施工的工地领导得很好。
武汉冶金建筑总公司党委认为他是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的典型。
湖北省委也号召全省工业交通企业的干部认真学习他的经验。
教给家属生炉子
去年04月，他刚领了一批工人从东北来到武钢工地。
傍晚，他回家吃饭。
一进门，就见屋里烟雾腾腾，小的一个孩子在哇哇哭，他妻子因为不会摆弄南方的小炉子，生不着火，正在发急。
幸亏他随部队在南方呆过，懂得南方生火的方法，马上就将炉子端出门外，自己动手来生火。
火刚生着，他想起跟他同来的东北工人大概一定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
于是，他马上站起来就往外走。
果然，他一到别的工人家里，就见许多工人家属被烟熏得又流鼻涕又流泪，有的工人因为吃不上饭在发脾气，有的妇女在骂“这个处处给人为难的鬼地方”。
他立即向大家介绍了南方生火的方法。
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几个还在揉鼻子抹眼泪的青年妇女就忍不住笑起来了。
“你们笑什么？”
“看你这大主任，在工地上要教工人咋干活，回家来还要教我们家属生火。”
第2天，韩喜找到党支部和工会、青年团的专职干部，同他们商量：
“工人同志们刚从东北来，大概困难多着啦，咱们得看看去。”
几个负责人便挨家访问工人宿舍，看他们的家安顿好没有，有什么困难。
韩喜还给大家讲解南方的风俗习惯，要大家注意。
不久，武汉进入暑季。
初来南方的东北工人都没经过武汉这样的酷热，许多人想回东北去。
有的还说：
“在这里热不死，也要脱层皮。”
党支部研究了这个情况，又分头向工人进行教育。
韩喜还向大家讲第4野战军南下的情况：
“在这样的热天，部队没住处，没吃的，还要背着大枪一天跑二百里，追敌人，打仗。
我们工人阶级能够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为什么就不能战胜这暑热呢？”
他还同大伙算了一笔帐：
一个工人由东北来武汉，光车费和行李运费就要一百零八元，“我们没有建设什么就回去，怎么对得起国家，怎么有脸见乡亲？”
同时，韩喜也亲自督促在工地搭凉棚，煮绿豆汤，发盐汽水，认真实行公司的防暑措施，解决工人的实际困难。
这样，工人情绪就安定下来了。
在平时，每逢星期天，韩喜常同支部副书记李宝华抱着孩子到工人家里去串门。
夜晚碰到下大雨，他们常一步一滑地赶去查看工人的住宿……。
瞿老头为什么不高兴？
去年“五一”，韩喜正在家里休息。
一个五十多岁的工人一跨进门来就嚷道：
“韩主任，你得把我的工作总结总结。
打1952年到现在，我有多少成绩，为国家积累了多少资金？”
这个工人叫瞿世先，脾气有点古怪，对领导老是不满。
他还有个爱“溜号”（缺勤）的缺点。
去年他请假回山东老家，临行前再三说要按期回来，结果还是迟了三天。
韩喜批评了他。
这样一来，他对领导意见更大，见了韩喜不说话。
有时候，见韩喜从东边来，他便从西边绕过去。
这时候，韩喜招呼他坐，递烟给他。
他却把手一甩，气呼呼地说：
“不抽！”
迎面就扑来一股酒气。
接着，他又醉醺醺地说：
“大家都说你群众观点好，同工人谈得来，我也这样看。
可是，你为啥不找我谈谈呢？”
韩喜一听他话里有话，很想同他谈谈，但又见他醉了，很难谈，便劝他说：
“好呀，咱们一定要好好谈谈。
不过，今天是‘五一’节，得乐一天，咱们下个星期天再谈好不好？”
星期天，瞿世先来了。
他劈头就问：
“你什么时候上工地的？”
“9月27。
你问这干啥？”
“嗨，你怎么不早说！
你要是8月以前上的工地，我就非得要你给我总结总结工作不可。”
接着，这个老工人又啰啰嗦嗦地谈起他怎样捡洋钉，节约材料，啥问题也没谈出来，就走了。
这个老工人为什么气呼呼地跑来，没头没脑地讲了一顿又走了呢？
韩喜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
这老头虽然有缺点，但他还想上进。
他老想发明个什么东西为国家节约材料，但搞的数字都不大，没人看得上眼。
他还会拉胡琴，有时工地开个晚会，他就自动去伴奏，第2天还照常上工。
在老瞿，这是要表现他的进步，但韩喜和大伙都没注意。
有次，他开晚会迟到了几分钟，韩喜还说了他两句。
因此，他就认为领导不公平。
韩喜这时候就责备自己：
“一个人有缺点，为什么就老看他的缺点，而看不见人家的优点，关心人家的进步呢？”
不久，这个老工人做试验混凝土硬度的盒子，节约了四十多元。
韩喜就对副主任讲：
“这次月底总结，一定把老瞿的事儿也说上，表扬一下。”
这一下，可把老瞿表扬好了。
他一见韩喜，老远就招呼道：
“老韩哪，你们算是看清我啦！
我还有个意见：
奖金我不要，给我们小组。
我只要求把我这事儿写在那本‘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册子上。
这是我的荣誉。”
由于韩喜改正了领导工作中的缺点，这个老工人就越来越积极，成了个积极分子。
“张胆小”敢负责了
第3工地的技术副主任张斌，是1944年大学毕业的。
他解放前在南京工务局工作，当时他看见他的科长遇事都是“请局座批示”，结果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旧社会里，每次换局长也没换这个科长。
因此他也学会了“有事请示，少作决定”的这套处事原则。
解放以后，他这种怕负责任的思想还没改掉。
有一次，他将记工单弄错了，错发了工资，支部书记有些不满意，他就吓得不敢在工地工作，想调到公司里去。
所以有人叫他“张胆小”。
去年，他由工段长升为工地副主任。
他想：
过去跟工段长们都是一样的干部，现在要领导他们，怎么行？
工作上更是缩手缩脚，不敢大胆负责，平日细细末末地搞些事务工作。
韩喜就向他讲：
“老张，你得钻研工程技术，这些事儿让我办吧！”
把事务工作接过手来了。
生产碰头会由张斌主持。
混凝土浇灌队长顾占臣开会老迟到，张斌在会上决定的事情，他也拖着不办。
韩喜就在碰头会上批评了顾占臣。
会后，韩喜又找顾占臣说：
“你对我发态度都行。
张主任，他是技术干部，待他这样就不行。”
张斌缺乏领导工作的经验，往往事前没有在群众中摸底，遇着问题不敢作决定，说话老绕圈子。
党支部便介绍张斌阅读党中央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
韩喜也时常向他讲：
“什么事先下去找群众谈谈，摸摸底，心中有个数，说出话来有根有据，有群众支持，就好办了。”
去年10月，四号水泵站二次浇灌混凝土要绑架子，张斌就事先找工人商量了，才向工段长布置任务。
当时，工段长强调困难，不同意张斌的决定，张斌便说道：
“架子工都说这样做能行，我们计算过也认为能行，你为什么说不能行呢？”
工段长没话说了，才接受了任务。
工作任务也顺利完成了。
一段故事
由于韩喜带头关心工人的生活和思想，把工人的甘苦当作自己的甘苦，在第3工地的干部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的新风气。
混凝土浇灌队长顾占臣积极帮助工人解决生活困难问题以后，便有这样的体会：
“过去工人遇到生产上的事才找工长，现在生活上的事也找工长了。”
感到同工人的关系密切多了。
为什么韩喜能带头这样作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韩喜讲了一段故事：
1949年，他当副连长，在湘西龙潭剿匪，捉匪首吴成洪。
这个匪首能跑得跟狗一样快。
他跑到山里以后，就很难找到他。
韩喜他们就按照党的指示，在村里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实行合理负担，发动群众。
当群众觉悟提高以后，谁都不给吴匪送饭，吴匪在山里呆不住，偷偷回到村里来。
但是，吴成洪是什么样子，韩喜没见过。
有一次，韩喜在地里帮助一个老太婆干活，便向她打听。
她却大声叫着地边上的一个死死盯住韩喜的人问道：
“你看见吴成洪没有？”
引起韩喜注意，这人才吱唔了一句，走开了。
一回到村来，老太婆就低声告诉他：
“刚才地边上那个人就是吴成洪。”
“你刚才为什么不讲？”
“唉，你没见他兜里的短枪正朝你鼓着吗？
我要一说，他把你打了，还捉不住他哩。
我这样问问，你不就看清他的模样，他也不打你了吗？”
不几天，又有群众来密报：
“吴成洪又回来了，躲在粮柜里面。”
韩喜带了两个人从前门进去，吴匪早已闻风从后门跑了。
但是，因为韩喜已经认清了吴匪的模样，便紧跟在后面直追，对准连发了七枪，当场将这个匪首击毙。
“你看，要不关心群众，依靠群众，不仅打不死匪首，连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哩。
所以转到工业岗位以后，我还始终记住这点：
一个党员必须关心群众，依靠群众。
这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责任。”
（附图片）
袁浩　插图

盲目接家属进城害处多
钟长寿　黄亦清　申根云
近一年来，湖南省邵东县机关、企业工作人员接家属的愈来愈多。
据初步了解，县机关、企业的二千二百八十名工作人员已迁来家属一千零八十三人，占工作人员总数的47.5％。
如工业交通系统共有四百六十五名工作人员，已迁来家属四百四十八人，占工作人员总数96.3％。
邮电局家属则超过了职工总数：
全局共有职工四十五人，但家属就迁来七十九人。
迁来城镇的家属多数是年轻力壮的妇女。
她们当中有党员、团员、社干部和积极分子。
这些人脱离生产来到城镇以后，东游西荡，逍遥度日，既影响了农业生产，又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如县交通科的一个同志的爱人迁来以后，连水都雇人挑，她每天骑自行车闲跑。
县委办公室的一位同志的家离县城只有两里路，他也把爱人迁来了。
农业局的一位同志的爱人，是罗家初级农业社副主任、乡妇联主任、共产党员，现在每天除了煮饭、抱小孩，就没别的工作了。
供销合作社的工作人员许斫，把爱人、岳母、姨妹、嫂子都接来，让她们给供销社扯烂布，每扯一百斤得六角钱。
附近的居民们不满地说：
“好的大的归家属扯了，她们一天能得块把钱，我们不过三四角钱，干部家属穿得好，吃得好，干部家属来的越多，我们的生活越差了。”
棠下乔煤矿现有十户家属，都是没子女的年轻妇女，她们除了打扑克，很少做事情。
药材公司的一个同志的爱人黄惠方，原是农业社副主任，工作积极，现在呢？
居民会喊她开会都不去了。
有些工作人员接来家属以后，不按时上下班，影响了工作。
有的在生活上公私不分，影响很坏，法院院长谢仁，爱人和两个小孩都住在机关里（有时连岳母也来了），全家整天坐在办公室烤火，谈家常，同志们感到不方便，要去联系工作有时也不好。
他的爱人有些爱小利，有时烧公家的柴，爱用公家的水，全院同志纷纷不满。
法院有个法警曾银田看到别人都接家眷，也要把爱人接来放机关住，他说：
“领导上住得，我也住得。”
公安局副局长尹玉华等的爱人也在机关里住，有人私下议论说：
“局长爱人在机关住，不要房租，我们在外面住却要房租！”
许多人把家属接到城镇以后，生活上的要求也多了。
如食品杂货公司的罗树材，每月收入二十九元多，他把爱人和姨妹都接来了，爱人穿的很阔气，他没有钱花，就到处要求补助。
税务局人事股长张子良，夫妇每月有一百一十五元的收入，他们有两个小孩，现在把岳母、姨妹和两个弟弟（一个弟弟二十三岁）都接来了，花钱又不节省，两口子各办起四十多块钱一件的皮袍子。
他经常向财贸部、人事科和本局领导同志要求补助。
并说：
“我有困难不补助，要我睡草窝不成，我七十块钱一个月，是枪杆子打出来的。”
百货公司颜家臣的爱人，带来了两个小孩，可是他每月工资是二十九元，从去年09月到现在，他已经得到两次补助，共四十元，现在还欠债四十多元。
粮食局赵资写了几封信给局的领导同志，要求补助，领导同志认为他家四口人，每月有五十元的收入，又没有什么特殊困难，不应补助，他就对领导同志不满起来。
棠下乔煤矿的副矿长岳仅的爱人同一位股长的爱人因补助吵架，我说你不应该补助，你说我不应该补助，这样对群众影响极坏。
有些人的思想意识也开始变坏了。
公安局的陈立仁接来爱人以后不寄钱回家，父亲还闹到公安局。
有少数人因钱少不能满足爱人要求，竟违犯国家法律，贪污盗窃。
如木材公司的侯爱卿，每月工资三十多元，爱人在家是劳动力，迁来这里后，要吃好的，穿好的（已经借了三、四丈布票），侯为了满足她的享受欲望，贪污了公款三百七十元。
粮食局的戴荣瑞，贪污了八百多斤米、二百多斤稻谷。
群力煤矿的赵从珍的爱人经常要吃鸡蛋，自己的钱不够，他就偷了总务股的很多饭票。
工作人员家属来的一天一天多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
第1，各机关、企业过分强调福利，过多地新建家属宿舍，助长了一种事事依赖公家的坏风气。
有些人的家属原先并不打算迁来住的，但听说政府专门为他们修好房子，也就“随大流”迁来了。
如邮电局的二十三户家属中，就有八户是这样迁来的。
第2，工作人员的家属不安心农业生产，有着“夫荣妻贵”、贪图安逸的错误思想，大家都要进城镇“享福”。
从以上情况来看，工作人员家属盲目流入城市，不论从农业生产上看，或者从党与群众的关系上看，都有很坏的影响，而从个人的经济负担来说，也是不利的。
我们建议接家属到城镇的工作人员，包括领导人员在内，根据实际情况和可能，凡是家属有条件回到农村生产的，尽可能动员回家生产。
各级领导机关今后对于工作人员接家属的事，必须适当审查，制止家属盲目流入城市。

职工家属还是回家乡生产好
李广发　王荣江
现在各地农民都在响应党的号召：
为争取农业大丰收而努力。
但是，还有一部分劳动潜力没有利用起来，这就是盲目流入城市的大批劳动力，其中也包括进入城市的职工家属。
据河北交河县西流堡乡东流堡村的统计，由于劳动力大批盲目流入城市，1957年劳动力比1956年减少了一半，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
有些人只要家里有人在城市工作，就总想移入城市，以便脱离农业劳动。
有些青年妇女在同城市工人谈恋爱的时候，就提出条件：
婚后她不能再参加农业生产，一定要跟丈夫住到城里去。
有人提出口号：
“宁肯在外受冻挨饿，也不在家干庄稼活！”
这个村里有个妇女叫宋兰英，她的爱人在安徽省宿县铁业生产合作社工作，每月工资收入三十七元。
她把七十来岁的老父亲留在农村，自己搬到城市里去了。
临走前她把家里的几只鸡杀了，把小麦也吃光了。
有人问她：
“你走后，家里什么也没留下，撇下这大年纪的老人怎么办？”
“那还不好办吗？
社里现在不是有‘五保’吗？
他的生活由社来包呗！”
她理直气壮地回答。
“进城去以后，光靠你丈夫挣的钱，恐怕也不够的呀。”
“好说，到那里以后，自有上级照顾。”
她回答得更干脆。
这个村里还有女共产党员王会荣，过去曾任农业社副主任。
她的丈夫在济南市一个铁工厂工作。
她也不顾乡里的人们的挽留，在去年06月到她丈夫那里去了。
到城市以后，把丈夫挣的工资用净了，后来还需要她三弟帮助她。
可见职工家属盲目迁到城市来住，对于职工家庭的生活也是没有好处的。
希望工人同志们动员自己的家属尽可能地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这对于争取农业大丰收是有好处的。
当然，我不是提倡把夫妇隔离开；
我只是说，可以想些别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会更妥善些，比方，在冬春之间的农闲季节，也可以把自己的妻子接来住上一两个月；
等农忙期间再让她回去参加农业生产，这样对自己对国家不是都有好处吗？

莫轻视农业，莫忘记家乡
泊微
我国大多数国家工作人员和职工的家乡都在农村，大家都同农村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
许多同志非常珍视这种联系，始终对于家乡保持着深厚的、亲切的感情，经常关怀家乡的一切。
合作化以后，有些同志更对自己家乡的合作社热情地给予这样或那样的帮助和支持。
但是，也有不少人，包括某些职工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在内，没有正确地了解我们国家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不安心农业生产，轻视农业劳动，他们在钻寻一切机会盲目地进入城市，以便脱离农业生产。
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对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发展农业都是不利的。
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固然有种种复杂的原因，但是，不可否认，某些职工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言行，也发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
例如：
有些人不管主客观条件是否允许，过早和过多地从农村接家属，不但在农民中间或多或少地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而且给公家造成沉重负担。
有些人对于在农村中的家属中滋长着的那种“好吃懒做”的思想、表现，熟视无睹，甚至加以鼓励。
有些人同他们的家属一样，有意无意地在农村散布一种轻视农业劳动的思想，过分夸张地宣传城市生活怎样舒服、怎样享福，使农民们觉得仿佛城市里的人都生活在天堂一样。
还有少数人染上了一种旧社会所谓“衣锦还乡”的庸俗思想，要回乡就故意打扮得衣冠华丽（有人临回乡时甚至特意在城市借了哔叽衣服和手表），回到家乡大摇大摆，哗众取宠，向自己的乡亲们炫耀自己的“显贵”身份，使得某些农民觉得，好像只有到城市里找得一差半职，才能“有出息”，“有地位”。
对于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发生的各种问题，党和政府正在同人民一起，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但是，同这方面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的职工和国家工作人员，决不能无动于衷。
我们都值得检点一下：
我们过去在帮助家乡农业社上做了点什么？
在同家乡的联系上，在处理家属问题上，是不是做过某些不够妥当的、或者有些过分的事情？
如果能从正确地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角度加以深思，这是颇有教益的一件事。

麦收紧迫，大家帮忙！
转眼就到了收割麦子的时候。
收获麦子是最紧迫的事情。
到了收麦的时候，许多农业社都感到牲口和车不够用。
在去年我们这里的一个社就因为顾不上拉运已割倒在地里的麦子，而受了雨害，几十亩麦子在地里生了芽。
为了作好今年的麦收工作，我建议各地政府动员当地的机关、学校、团体、部队尽力协助农民收割小麦。
有汽车、马车的单位，在不急用的情况下，可以把这些运输力量投入收麦工作。
有雨布的单位，在不妨碍自己用的情况下，也可以借给农业社用用。
李彦彧

争取今年农业生产普遍高涨
苏联春播接近完成
据新华社莫斯科21日电
苏联今年的春播工作已经接近完成。
截至本月中旬，已经播种了约九千万公顷的春播作物。
乌克兰和伏尔加河流域的谷物已经播种完毕，哈萨克广大开垦地区的谷物播种工作也快要结束了。
棉花、甜菜、向日葵的播种已经全部完成。
苏联今年春天，气候温暖，雨量充足，晴朗的日子特别多，许多地区的春播工作比去年快得多。
到5月10日，乌克兰的集体农庄播种的春播作物超过了一千二百四十万公顷，比去年同期多三百三十万公顷。
现在，不仅冬播作物生长良好，就是刚播下的春播作物也健壮地茁芽生长。
从各地传来的农事消息说，高加索地区的小麦已经扬花，库班的冬麦开始抽穗，中亚细亚地区的玉蜀黍有的已高达一丈，乌克兰的春麦已经长出幼芽。
苏联今年在农业方面的目标是争取农业各部门生产得到普遍高涨。
使今年成为大转变的一年。
去年，苏联谷物的收获量比1953年增加了50％；
今年还要争取进一步提高产量。
除了继续开荒外，主要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关于党对前公安部的偏差应负责任的决议
新华社华沙21日电
据波兰通讯社20日报道，波兰统一工人党九中全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党对前公安部各机构从1949年到1955年间的偏差应负的责任的决议。
决议说，八中全会成立的调查这个问题的委员会查明，前政治局委员贝尔曼和前政治局委员、前公安部长拉德凯维奇当时在监督和领导公安机构的工作方面没有履行他们所负的党的责任。
中央委员会决定把他们两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党，并且革出政府。
三年后，他们可以重新申请入党。
中央委员会认为，以前在前公安部副部长米特科夫斯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时候，对他所采取的组织上措施是不够的，因此，决定把他开除出党。

伏罗希洛夫主席和苏加诺总统在印度尼西亚独立宫。
　（转载莫斯科新闻）

布尔加宁致函摩勒
建议苏法协商促成欧洲安全体系
主张马上就停止核武器试验达成协议
新华社21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20日讯：
苏联政府20日公布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5月17日给法国总理居伊·摩勒的一封信。
布尔加宁在信中本着双方去年在莫斯科会谈时的坦率精神，阐明苏联对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的观点，并且探讨改善苏法关系的可能的途径。
布尔加宁在信里指出，苏联政府深信，在保卫和平和防止战争危险的问题上，不应该把各国分成阵营。
各国在某些国际问题上可能有不同的见解，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可能有、甚至不可避免地会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但是这一切并不是说，就不能在保卫和平和制止发动新战争这个主要的问题上取得协议。
信中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实现去年达成的关于发展和改善苏法关系的协议，对于苏法两国，对于巩固欧洲和平，会有极重大的意义。
在当前国际关系的一些主要问题上，苏法两国的利益是没有分歧的。
布尔加宁接着谈到这些问题。
首先是欧洲安全问题。
布尔加宁说，使欧洲处于真正正常的情况的唯一途径，是消除欧洲目前分裂成军事集团的状态，一切欧洲国家共同努力保证欧洲安全，而不问它们的社会制度如何，不问它们今天是所谓“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国家。
他指出，开始的时候应该只求局部地解决问题。
苏联曾经不止一次地建议北大西洋联盟成员国和华沙条约成员国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
布尔加宁建议，如果现在大家还不能就撤除欧洲各国境内的一切外国基地达成协议，那就应该着手同时裁减美、英、法三国驻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境内和苏联驻在华沙条约成员国境内的军队。
他还表示，苏联愿意同有关国家讨论关于在欧洲设立限制和监察军备区（其中包括德国两部分以及同它们相邻的国家的领域）的问题。
布尔加宁认为，苏法两国政府如果主动通过初步的双边磋商拟定欧洲安全体系的基本原则，那是十分自然的。
他说，现在就可以通过一般的外交途径来协商。
布尔加宁接着谈到裁军问题。
他提到苏联在今年03月18日和4月30日向裁军小组委员会提出的新建议，并且强调指出，这些建议可以作为就裁减军备问题达成协议的基础，其中包括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从各国军备中清除这种武器、销毁现有的储藏、以及大量裁减军队和军备。
布尔加宁建议马上就完全停止核武器试验或者至少暂时停止这种试验达成协议，并且认为没有什么根本理由使得目前不可能就这个问题的解决达成协议。
关于中东局势，布尔加宁说，法国的利益也同苏联的利益一样，要求这一地区的局势正常起来。
这方面的条件是可以造成的，只要各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能够承担某些义务，如像苏联2月11日提出的“苏联、法国、美国和英国政府关于中近东和平与安全以及不干涉这一地区各国内政的声明的基本原则”草案中所列举的一些义务。
至于法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利益问题，不应当使用武力来解决，而应当通过开展国与国之间正常经济联系和贸易联系的方法来解决。
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布尔加宁说，法国越是拖延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它所蒙受的损失也将越大，得到便宜的只是那些为了一己的利益而企图染指北非富源的人。
最后，布尔加宁谈到了法苏直接关系的某些问题。
他指出，去年秋季法苏关系上发生了某些紧张因素，这是苏联不能负责的。
他建议采取某些新的措施增加法苏贸易，诸如在莫斯科和巴黎举行商会会议，彼此经常在对方国内举办本国的工农业展览会，在发展燃料和动力供应方面互助，给予经济财政援助等。
他还建议两国在利用原子能方面合作。
布尔加宁最后建议，两国代表最近在莫斯科或巴黎会晤，以草拟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的计划，并且草拟两国政府1956年03月声明中提到的文化合作协定的约文。

捷地方选举初步揭晓
民族阵线获得全胜
新华社布拉格21日电
捷克斯洛伐克5月19日举行的各级人民委员会的选举中，民族阵线的候选人取得了绝对的胜利。
在八百八十二万二千零三十九张有效选票中，有八百七十三万九千四百六十一票赞成民族阵线的候选人，这占全部有效票的99.06％。
在八百八十九万九千四百六十名登记的选民中，有八百八十三万四千零四十二个人参加了投票，这个数字占登记选民总数的99.26％。
这是中央选举委员会20日下午在初步选举结果的报告中透露的。
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内务部长巴拉克在委员会会议上说，这可以说，全国人民投票赞成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民族阵线政府的政策。

河内人民集会欢迎国宾
伏老谴责南越威胁东南亚和平
胡志明主席举行国宴招待伏老
据新华社河内21日电
河内十二万人民今天在巴亭广场集会，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
河内的这个中心广场今天装饰得特别美丽。
全场挂满了苏越两国国旗。
清晨六时三十分，胡志明主席陪着伏罗希洛夫主席从主席府来到巴亭广场。
当他们在主席台上出现的时候，全场群众挥舞着小旗和花束，向他们长时间欢呼。
在河内市行政委员会主席陈维兴代表越南首都人民致词欢迎苏联贵宾以后，伏罗希洛夫主席向大会讲话。
伏罗希洛夫向英雄的越南人民致意，并且对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领导下取得抗战胜利和经济恢复的成就表示赞扬。
伏罗希洛夫主席谴责南越政权在南越建立新的压迫工农群众的制度，迫害前抗战人员和要求国家统一的人们。
他指出，南越的这些政策是为了破坏日内瓦协议和实现美帝国主义对越南和印度支那其他国家进行侵略阴谋。
南越的政策不仅威胁到越南的和平，而且直接威胁到东南亚的和平。
在谈到目前国际局势的时候，伏罗希洛夫指出，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友谊和合作是世界和平的坚强保证。
他特别强调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他说，“如果没有中国参加，就不能解决世界上尤其是亚洲和远东的重大问题。”
伏罗希洛夫主席最后用越南话高呼“越南万岁！”
“苏联万岁！”
群众对他报以热烈欢呼。
胡志明主席接着向到会的群众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伏罗希洛夫主席是四世同堂，他的儿子已经有了孙子。
两天前，伏罗希洛夫主席从一万公尺高空的飞机上打电报向我祝寿。
他今年七十六岁，我才六十七岁，我建议大家喊他老爷爷。
这时，会场空气空前活跃，掌声雷动。
胡志明主席在结束讲话时高呼“越苏两国兄弟般的友谊万岁！”
“伏罗希洛夫老爷爷万岁！”
等口号。
他还领导大家唱“团结就是力量”歌曲。
据新华社河内21日电
胡志明主席在5月20日晚上举行盛大的国宴招待伏罗希洛夫主席一行。
宴会设在优美的主席府后花园里。
参加昨晚国宴的有孙德胜、潘继遂、武元甲、长征、黄国越、裴纪和越南党政军其他高级领袖、外国使节和外宾等共三百五十多人。

波兰统一工人党九中全会
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
新华社华沙21日电
据波兰通讯社报道，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最重要的任务的决议说，党在八中全会上拟订的纲领，正在复杂的政治局势和经济困难中逐步实现。
大多数人民团结在党周围
决议说，在八中全会以后的时期，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同工人阶级一起，团结在党和党的新领导的周围。
但是，反动分子并不打算放弃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斗争。
他们的攻击主要针对作为人民国家领导力量的统一工人党。
这些攻击的目的是要摧毁人民民主制度的结构，以便破坏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改变波兰的发展方向，使它向资产阶级政权、向帝国主义倒退。
在八中全会以后，在竞选运动期间，以及在议会选举取得胜利之后，表现出来的主要冲突是人民民主力量和敌视社会主义的力量之间的冲突。
批判所谓民族共产主义
决议说，八中全会选择了符合波兰情况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道路，党把这种态度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目标和愿望的一致，以及同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原则，不可分割地连结了起来。
党坚决反对对主权概念的民族主义的解释，这是违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团结，违背波苏联盟的。
党的态度同所谓民族共产主义没有而且不能有任何共同之处，所谓民族共产主义是帝国主义宣传为了离间社会主义国家而杜撰出来的东西。
党正同沙文主义、反苏情绪以及煽动国内少数民族恶感的一切企图进行斗争。
反对敌视人民政府的企图
决议指出，党促成了过去受到不公正控告和迫害的人们恢复名誉，但是党坚决反对恢复敌对思想，反对那些敌视人民政府并常常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的组织的企图。
党不能让反对官僚主义和权力过分集中的正确斗争转化成为对整个人民政权机器的攻击。
党已经使人权重新获得了充分尊重，已经发动了反对滥用职权和对公民犯有非法行为的斗争，但是党反对无政府状态，反对社会纪律松弛和破坏当局的威望。
任何人都不得违反法律。
决议接着指出，党已经使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了，但是，在有了广泛的宗教自由的同时，不得对非教徒采取排斥的态度，并且所有教会人员必须具有一种符合国家和人民政府利益的公民态度。
决议说，为了证实党能够担负起决定国家命运的责任，党必须首先克服在它的部分积极分子中思想上的动摇和政治上的混乱。
党坚决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
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决议又说，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时期中，特别是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上，党克服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但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宗派主义的工作习惯在党和党的积极分子的活动中仍然是很大的危险，必须在党内用党的思想影响和政治工作有系统地加以反对。
决议说，对过去的教条主义的尖锐批评，在政治上不坚定的同志中间引起了跑向另一极端的倾向：
跑到修正主义方面去，并且怀疑我们意识形态的科学根据。
在目前情况下，修正主义是党内主要的思想上的危险。
在继续反对教条主义的各种表现并且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铺平道路的同时，必须全力反对脱离我们的意识形态的任何表现，必须在党的宣传中、报纸中、大学和研究机关中反对这样的表现。
实践党内民主原则
在克服党内生活的弱点方面，决议认为，具有决定性重大意义的一点就是不断发展和实践党内民主的原则。
党内民主必须表现在党的负责人员同一般党员的日常联系上。
党必须教育它的干部，使他们具有对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
党必须要求它的积极分子同劳动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向他们报告自己的工作，解释党的政策，耐心地倾听群众的批评。
从中央委员会起，各级党组织的成员、党机构的工作人员和一切主要的积极分子，都应该尽可能经常地参加工业企业中基层党组织的会议和工人全体大会。
严防破坏党的统一
决议说，党必须是一致的。
有人企图破坏党的队伍的团结，对八中全会所决定的党的路线提出责难，还对忠实执行党的方针的领导人员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党对破坏党的团结的这种企图不能漠视不顾。
另一方面，如果党的队伍中有任何人硬说党背弃主权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政策，硬说党不愿意彻底纠正前一时期的偏差；
如果有任何人散布沙文主义和反苏情绪，党也不会漠视不顾。
中央全会号召一切党组织和党的机构坚决反对一切宗派活动的表现，加强以党的领导为中心的党的团结。
中央委员会向所有支持任何形式的集团和宗派活动的人提出警告：
党将要对他们采取制裁，直到开除出党。
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
决议接着叙述了党的当前的任务。
它说，党的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不断地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决议又说，由于苏联取消了波兰所欠的债务并且给了波兰大量的贷款，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和其他国家的贷款，国民经济发展的前景变得更加光明了。
在目前情况下，国家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争取市场平衡，防止生活费用上涨。
鉴于国内某些地区局部性的失业现象，鉴于行政机构的裁减，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是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任务。
为增加农业生产创造条件
决议认为，党在农村中的最重要的任务是要为进一步增加农业生产创造条件。
在这方面，尊重农民的财产和为他们自由处理自己的财产创造条件是特别重要的。
为了正确地进行城乡交流，必须取消粮食定量收购制度。
决议认为必须经常加强同中农的联系，特别注意帮助和加强小农。
决议说，当前一个迫切的问题是要同生产和贸易中的投机、贪污、贿赂以及盗窃和浪费现象进行斗争。
反对把企业交给职工的主张
决议在谈到工人委员会的问题时说，党反对把企业作为集体财产交给该企业职工的主张，也反对根据生产行业建立工人委员会的垂直系统的要求，认为这些主张是不正确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害的。
关于扩大各级人民会议的权力和自治范围的问题，决议认为，应该把省级机关的相当大一部分权力移交给县和镇，在1957年内完成把地方性的工业企业移交给各级人民会议的工作，增加地方人民会议的财政自治权力。
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社
决议规定了各级党组织在大规模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和发展以农业小组为形式的农民自治方面的具体任务。
决议说，各级党组织应该给这些组织指出正确的方向，帮助经济状况不好的农民，保护他们不受富有者的剥削，反对投机倒把的倾向，保卫工农联盟的原则。
同时，党组织也应该对农业合作社特别关怀，使它们可以获得国家的援助和国营机器站的服务。
决议说，一个极端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巩固全国统一阵线。
波兰统一工人党是在同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合作的情况下在政治上领导国家生活的。
一切进步的、社会主义的和爱国的力量，党员和非党人士，都在全国统一阵线中互相合作。
政党间的合作以及全国统一阵线应该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的因素。
决议接着说，全党必须关心青年，必须在青年中恢复在党的领导下的政治活动。
党组织应该遵守青年的组织独立和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的自由的原则，通过在青年运动中积极活动的党员发挥指导作用。
党组织的任务在于对青年发挥直接的影响，多方关怀他们，以便更好地满足他们的要求，保障他们的权利，培养他们的纪律性、责任感、坚忍性和爱国主义精神。

波兰过去经济建设中的一些情况
编者按：
这篇文章原题为“过去的成就和错误”，登载在4月14日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论坛报”上，它对波兰战后时期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曾经发生过的一些问题作了比较概括的说明。
现在摘要发表在这里。
在整个关于改善经济政策的讨论中，我们想略微谈谈过去时期的成就和错误。
在国内和党内都有人想完全否定过去时期的成绩，假如相信他们的话，我们将对未来失去信心。
因为他们说我们建成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而是一些毫无实际意义、毫不巩固的“画片”。
当然，如果有人愿意这样来估计过去那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应指出，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
他没有看到几百万人在党的号召下，在党的领导下，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了我们的新经济的这样一个事实。
有人说我们的生活水平比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要低。
这是事实。
同时党从来也没有否认过这个事实。
这里引证一些材料，就波兰、西德、法国、意大利的情况进行一下比较：
电力钢
战前生产量　目前生产量　指标　战前产量　目前产量 　指标
（单位万吨）　（单位万吨）波兰　 36亿度　195亿度　542％　 150 　500　333％西德 311亿度　 853亿度　274％　1790　2260　126％法国　 200亿度 　543亿度　272％　790　1340　 170％意大利 154亿度 　398亿度　250％　210　590　281％
棉纱糖
战前产量　目前产量　指标　战前产量　目前产量　指标
（单位千吨）　（单位千吨）　（单位千吨）　（单位千吨）波兰　78　 116　149％　 562　1090　近两倍西　德　276　396　143％　－－　－－　－－法　国　250　283　113％ 　969　1519　157％意大利　140　155　111％　 352　780 　222％
我们的努力的结果，缩小了，但还不能勾消我们和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
这是由于战前我国经济的落后，战争时期的破坏和对发展的阻碍，要想勾掉历史的欠债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现在再看看消费品的改变，按每人每年的消费量计算：
肉类 脂肪糖
战前消费量　目前消费量　战前消费量　目前消费量　战前消费量　目前消费量波兰　19.6公斤　32.9公斤 　8.3公斤　12.8公斤 9.6公斤　24公斤西德　53公斤　 46公斤　 21公斤　24公斤　26公斤　26公斤法国61公斤　 72公斤　 14公斤　14公斤　24公斤　29公斤意大利　20公斤　 19公斤　 12公斤　12公斤　7公斤　 16公斤
上面的材料是根据联合国所发表的农业、粮食年鉴和波兰的统计年鉴（1956）摘录的。
可以看出，由于战前的水平低，我们现在还没能赶过西德和法国，但我们已赶过了意大利。
这样说来，过去时期就不是停顿，尽管放过了许多可能利用的东西，没有避免掉一些损失，但过去时期还是飞速发展的时期。
这是对过去时期的全面估计。
谁也不能夺去波兰共产党员们在国家工业化和从废墟上重建国家的工作中的历史功勋，谁也不能否认正是由于他们，我国的工业才提高四倍，我国的工人阶级人数也增加了一倍，并成为人民的先进力量。
应该永远不要忘记波兰人民为新制度而进行的斗争的意义。
但这也不意味着说我们就可以谴责对过去时期批判性的估价。
在正确的经济政策下可以得到比这更好一些的结果。
如果在1950—1953年间能够在投资和国防上用得略少一些；
扩建重工业的速度稍慢一点，并把由此而节约出来的资金用在轻工业上；
采取更完善的农业政策；
在生产中和投资中浪费更少一些的话，那么一定可以多有几十亿兹罗提来花在消费上。
少建一些新工厂，多用点钱来搞革新化，也许可以更好地把我们的工业用近代化的技术装备起来，也许许多商品的质量会更好一些，品种也许会多一些，假如当时更多地注意这些问题，并坚决地为此而斗争时这一切都会得到。
错的并不是我们经济变革的总方向，而是在许多方面变革的速度以及过多地依靠强力作为实现变革的手段。
错的并不是我们很快地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基础，而是我们没有在这过程中和劳动群众商量，结果国民收入用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就不能使人民满意。
因为人民希望能够显著地提高生活。
在经济上造成这种脱离群众的根本原因是党和经济机关工作中的过度集中（这种方法在最初还是必须的，但后来就成了过火的了）。
过度集中造成了机构庞大，从其条例堆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官僚主义；
同时也使经济决定脱离了群众的直接的、有效的监督。
由于一切由上级决定，地方党组织渐渐地失去了活动的积极性；
也就使这些党的组织失去了自己作为群众政治领袖的特点。
有些地方党组织完全脱离了群众。
结果群众不了解党的政策，而党再也听不到群众的意见。
经济活动的机关更严重，上级通过千万个条例来领导下级，下级不再自己思索了，逐渐变成了完成上级命令的机器。
这样即使上级的指示是正确的也会变成有害的东西。
这样上级就在工人群众的心里慢慢地变成了一小撮不知下面实际情况的人。
过去时期的大缺点除了计划的失却比例外还有过度的、官僚化的集中制和宗派主义的因素。
这一点大家都同意。
真正的不好，并不是行政机关的存在，而是它的过度膨胀，影响生产者的收入。
坏的是缺乏群众对这些机关的有效监督。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民主集中制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这也正是它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地方，没有全国的经济计划就没有社会主义。
在我们这里，如果没有国家对构成国家经济命脉的生产的管理，就不可能使成千成万个企业的活动联结成一个整体。
假如国家不掌握这些企业的生产，不给他们指示出生产的大小，那就不会有计划。
那时国家就会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一样，进行推测，研究行情；
将用关税、税收、信贷政策等手段来间接地影响生产，甚至部分地还要采用价格政策来影响生产。
那时计划将不能起促进和调节经济发展的作用。
与生产资料公有化有关联的计划经济，是我国人民伟大的历史成就，是保证我国经济在适合社会要求的情况下迅速发展的根本因素。
正是根据这个，那些要求把全民所有制变为职工集体所有制或由国家出租给国营工厂职工的说法是错误的。
基本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形式是、也必须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而这种形式就要求国家集中管理这些资料。

美军非法侵入我南沙群岛
据新华社20日讯
马尼拉消息：
据一个菲律宾商船负责人费勒蒙·克洛马18日说，美国军队已经占领了在中国南海的南沙群岛的至少三个岛屿。
费勒蒙·克洛马18日刚从南沙群岛作“视察旅行”回来。
他说，他惊讶地发现美国军队驻在那里。
这个菲律宾船长的兄弟托马斯·克洛马曾经擅自在1956年03月派了勘探队到属于中国的南沙群岛勘察，命名这个群岛为“自由岛”，并且要求把它并入菲律宾版图。
据新华社21日讯
据台湾国民党中央社台北消息，台湾国民党军事发言人柳鹤图海军少将20日承认，美国人侵入中国南海的南沙群岛曾在事先获得蒋介石集团的同意。

苏联支持印度尼西亚收复西伊里安
两国发表伏老访问新闻公报
新华社雅加达21日电
印度尼西亚和苏联5月20日发表了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印度尼西亚以及他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会谈的新闻公报。
公报说，双方就西伊里安问题交换了意见。
苏联再一次表示它支持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收复西伊里安的要求。
会谈还涉及两国目前的关系和一些国际问题。
会谈是以万隆亚非国家会议的精神和原则为基础的。
苏加诺总统在1956年09月12日访问莫斯科期间所签署的苏联—印度尼西亚联合声明中，也确认了这些原则。
在会谈中，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以及经济和技术合作。
双方认为，技术专家代表团和小组、运动员和旅行家的互相访问以及互派国会议员代表团，将要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
参加会谈的，苏联方面有：
伏罗希洛夫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拉希多夫、高等教育部长叶留金、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和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茹科夫。
印度尼西亚方面有：
苏加诺总统、内阁总理朱安达、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情报部长苏迪比约、文教部长普里约诺、卫生部长萨勒、人力动员建设部长哈纳菲和印度尼西亚驻苏联大使马腊米斯和其他领导人员。

一个美国特务分子在印度尼西亚落网
据新华社雅加达21日电
据报纸消息，一个名叫萨莫尔斯基的美国人最近在印度尼西亚东部的摩鹿加省省会德那第被宪兵扣留。
从他那里搜出的物品有测量仪器、装有无线电收报机的橡皮摩托艇和药品等。
这个行踪诡秘的美国人在摩鹿加群岛上已经一年，据说他在那里是为了“研究当地方言”。
“人民日报”社论指出，这种外国“科学家”、“猎人”以及有军衔的“社会学家”，曾经不止一次到印度尼西亚来从事间谍活动。

什么是“近东”和“中东”？
近来有不少读者来信询问：
什么是“中东”、“近东”和“远东”，现简复如下：
“近东”、“中东”或“远东”这些名称，最初是西欧人根据他们的地理观念而制造出来的。
离西欧最远的东方被称为远东，包括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
靠近西欧的东方国家被称为近东，其中包括西亚北非地区和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即希腊、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今天的南斯拉夫。
第1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巴尔干半岛就不再被人们称作近东国家，而通常被列入“东南欧”或“东欧”的范围。
同时，欧洲人把近东与远东之间的地区，包括伊朗、阿富汗和印度（当时印、巴尚未分治），称为中东。
苏联百科全书上对“中东”和“近东”所作的解释大致和欧洲人的说法相同。
具体地说，近东地区包括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埃及、苏丹、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约旦、也门、阿拉伯半岛上英国的殖民地和保护国以及巴林群岛。
中东地区包括伊朗和阿富汗（印度和巴基斯坦不在内）。
现在在国际上所称的“中东”和“近东”一般地就是指上述地区，但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于中东和近东已不再加以严格的区分，常常是把这一大片地区统称为“中东”或“中近东”，有时并包括巴基斯坦和北非一些国家。
有些读者来信说，所谓“中东”或“近东”地区从方向上说，实际上在我国的西方。
因此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跟着别人称这些地区为中东或中近东。
这当然是言之成理的。
但是由于这些名称已经成为国际上习惯通用的地理名词，而这个地区的国家也常常自称为“中东”国家，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反对使用这些名称。
当然，我们称这个地区为西亚和北非地区是更为确切的。
（东）

伦敦和波恩间的“妥协”
何疆
莱因河流域下着05月雪。
麦克米伦先生在这种罕见的气候中到了莱因河畔的波恩。
这是战后十二年来英国首相第1次访问西德。
人们谈论着：
他和阿登纳在两天里达成了“张伯伦时代”以后的第1次“英德妥协”。
华盛顿方面密切注视这种“妥协”的活动，看它是否会危及美国的利益，因为英国和西德政界很久以来就有人在谈论着两国采取某种方式的“合作”来对付美国的可能性问题。
这次“妥协”的背景是什么呢？
西德是所谓“小欧洲”计划中的主要成员。
而在这个计划的背后，是美国控制西欧的意图。
近来，报界盛传：
麦克米伦正在筹划一个由北欧和西欧十几国组成的“大欧洲”来对抗这个“小欧洲”。
再者，西德参加“共同市场”；
而英国则在加紧推行“自由贸易区”方案。
西德指望通过前者在经济上称霸西欧，而英国要用后者来保持和加强它在西欧的经济地位。
英国正在积极发展原子核武器，并且要裁减常规军队人数和减少军费开支。
英国这种“军备革命”使阿登纳感到不安，因为波恩当局正在大力鼓吹加紧建立西德军队，并策划通过原子能的联营来开始在这方面赶上英国。
同时报界还传说：
麦克米伦政府正在考虑重新提出以德国“中立化”和“统一”为内容的“艾登计划”。
这又给西德亲美派添了一桩心事。
就是这重重矛盾，促使这两个相互勾心斗角的“盟国”的领袖，聚到一起来试图找到某种双方都有利可图的妥协。
会谈的结果是：
西德表示支持英国的“自由贸易区”方案，双方认为它可以成为“共同市场”的“补充”。
阿登纳还表示赞同麦克米伦的欧洲机构“调整”和“简化”计划。
作为交换条件，英国首相答应支持“共同市场”计划，并把“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实行放在“共同市场”条约之后。
英国还在德国统一问题上表示支持阿登纳的政策。
双方在英国裁减军队问题上的分歧却没有解决。
英国不愿延期执行它的从西德撤出部分军队的计划。
西德国防部长施特劳斯不久还要到伦敦去继续谈判。
看来，阿登纳的着眼点是要勉力度过今年09月的大选，力图减少不利自己当选的阻力，因此乐于得到英国的“谅解”和支持。
而麦克米伦则无非是设法要维护英帝国的利益。
特别是在关于“美国—西德轴心”的消息传出之后，英国极想能够同西德获致某种妥协和默契。
要说麦克米伦此行不虚，那还是很难的。
局部的、暂时的妥协不能消除两个帝国主义世仇之间的根本矛盾。
但是对于战后惯于顺从美国和缺乏独立步骤的西德以及虽然受尽了气但仍然把住美国大腿的英国说来，这倒不失为外交上的一点新迹象。

关于印度的第2次大选
李丁
一
印度第2次大选结果已于3月底揭晓。
以尼赫鲁总理为首的新中央政府也在4月至5月初就职。
各省的新政府在4月初先后组成。
这次选出的是中央的人民院（国会下院）议员和十三个省的立法议会议员以及两个中央直辖区的地方咨询议会的议员。
根据印度中央选举委员会统计，合格选民一亿九千三百万人，而参加投票的共有一亿一千四百四十九万人，占合格选民人数的59.32％。
人民院四百八十八个席位的选举结果是：
国大党三百六十六席（第1次大选获得三百五十七席）、印度共产党二十九席（第1次大选获得二十七席）、人民社会党十九席（第1次大选后合并而成立人民社会党的社会党和农工人民党，在第1次大选中共得二十二席）、人民同盟四席（第1次大选获得三席）、其他十二个小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得七十席。
在选票方面，国大党得五千四百零五万票，占投票总数的47.1％；
印度共产党得一千二百一十六万票，占10.6％；
人民社会党得一千一百六十五万票，占10％；
人民同盟得六百七十三万票，占5.8％；
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得二千九百八十七万票，占26.5％。
十三个省的三千零九十五个立法议会席位（包括安德拉省1955年选出的一百九十四席）的选举结果是：
国大党二千零三十四席、印度共产党二百零七席、人民社会党一百九十六席、人民同盟四十六席、其他小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得七百一十二席。
此外，两个中央直辖区的地方咨询议会六十个议员席位的选举结果是：
国大党二十七席、印度共产党得十六席、其他小党派人士共得十七席。
二
从大选的结果可以看到的基本情况是：
国大党和它所代表的势力在第2次大选之后，仍是印度政治生活中的支配力量；
印度共产党在人民中扩大了它的影响，在国会和省立法议会中比以前增加了一定的力量；
人民社会党在国会和省立法议会中的席位都比印度共产党为少；
而教派势力在国会和省立法议会中的席位极其有限。
但是，另一方面，各党派在不同地区力量的对比变化是复杂的。
特别是在地方议会的选举中各政党席位变化极不平衡。
国大党在省立法议会中的总席位比第1次大选减少了。
在全国十三个省中，它在喀拉拉省失去了多数，降为在野党的地位，在奥里萨省没有获得过半数的席位，而代表旧王公势力的人民民主大会则一跃而成为和国大党相抗衡的第2大党。
在孟买省，国大党从原有席位的82.6％降到现在的69.1％，特别是在孟买省的中部和南部（这里说马拉地语的地区要求单独成立马哈拉斯特拉省）所选出的全部省议员共有一百三十四席，其中国大党只得到三十四席；
在孟买省的纺织工业中心阿麦达巴，国大党中央劳工部长康杜巴伊·德赛被印度共产党、人民社会党等组成的“大古吉拉特人民阵线”的主席、前全印农民协会的主席雅尼克所击败；
而在孟买市国大党领导的印度全国工会大会前任主席安贝卡又被印度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丹吉所击败。
在西孟加拉省，国大党同印度共产党和其他四个民主反对党所结成的统一战线进行竞选，结果国大党受到了挫折，特别是在拥有四百五十万人口的印度第1大城市——加尔各答市（这里也是印度东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选出的全部二十六个省议员席位里，国大党则由原有的十六席降到八席，由原来第1位退到印度共产党之后而占第2位。
被称为国大党“堡垒”的北方省和比哈尔省，国大党在省议会中原有的多数席位则大大地减少了；
在北方省，它比原有席位减少了一百零四席之多，而在比哈尔省则减少了二十九席。
在过去国大党力量占有强大地位的两个钢铁中心詹雪德普尔（在比哈尔省）和本普尔（在西孟加拉省），国大党的一些工会领袖被印度共产党及其所支持的候选人所击败。
只有在拉贾斯坦省和中央直辖的特里普拉区，国大党所得的席位有显著的增加。
在其他的六个省，国大党基本上保持了它原有的多数党的地位。
印度共产党在各地的竞选中出现了这样一些情况：
第1、它所得到的席位无论在国会和各省议会中都比上次大选有所增加，它所得到的票数比第1次大选增加了一倍多。
第2、它在这次进行选举的十三个省的立法议会和两个中央直辖的地方咨询议会中都获得了席位；
而根据印度政府选举委员会的第1次大选的报告，共产党在当时进行选举的二十二个省（邦）的立法议会中，只在八个省（邦）中获得席位。
第3、它在工业和工人阶级集中的选区获得了显著的进展。
第4、在印度政治生活中成为一个新的特色的，是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省议会选举中的胜利。
印度共产党和它所支持的无党派人士一起在喀拉拉省获得了过半数的席位，并因此由共产党在喀拉拉组织了省政府。
此外，在群众运动比较发展的西孟加拉省和孟买省，共产党都取得了较前更大的进展。
在西孟加拉省的立法议会中，共产党由第1次大选的二十八席增到现在的四十六席。
在加尔各答市所选出的全部二十六席省议员中，共产党由原有的五席增至十席。
在孟买省，共产党由上次大选没有得到席位一跃而到现在的十八席。
可是，选举结果也表明，印度共产党在安德拉、马德拉斯和旁遮普三省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
人民社会党在这次大选中出现了一种衰落的趋势，它在国会和省立法议会所得的总议席都比第1次大选减少了。
它的上层领导的一些右翼分子，像阿索卡·梅达这样的反苏反共人物大部分都落选了。
但在人民社会党同印度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进行竞选的地方，如西孟加拉和孟买两省，它所得到的席位都有所增加。
而在印度共产党力量较强的喀拉拉省，它由于拒绝了同印共合作，而同该省的教派政党穆斯林联盟联合竞选的结果而遭到了惨败。
只有在它传统势力较强的北方省和比哈尔省，在当地因粮食不足，物价上涨和税务负担加重等而引起群众的不满情绪的情况下，并在某些地区又和教派势力联合的结果，取得了比上次较多的席位。
人民同盟在这次大选中在国会和省议会中所得的席位和票数都比上次大选有所增加，但它在省议会中所得的席位仅集中在很少的几个省里。
如果将人民同盟、印度教大会和太平社三个印度教教派组织合起来看，则它们在国会和省议会中所得到的总席位都比第1次大选减少了。
而且这三个组织只在五个省得到席位，在其他个别省份的地区所得的席位有一些增加。
印度教大会会长和秘书长在这次大选中也都落选了。
三
这个选举结果的出现，是有许多原因的。
首先，国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近几年来，在外交方面，采取反对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增进各国之间友好合作的政策。
在国内方面，实行发展民族经济，巩固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的政策，反映了当前印度人民的愿望。
这是对国大党有利的一面。
但是，另一方面，已取得国家独立的印度人民，还没有摆脱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
目前印度还是英联邦的一员，英国资本在印度的若干经济部门中还居于统治的地位，束缚着广大农民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势力还没有被完全摧毁，失业问题仍旧严重，加之最近一年来物价上涨，引起了人民对现状的不满情绪。
这又是对国大党不利的方面。
印度共产党在对外政策上，欢迎政府所采取的和平外交政策，但批评政府执行这个政策不够坚决。
它要求印度退出英联邦。
它主张印度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在国内政策上，它主张打破英国资本的控制；
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
限制印度垄断资本的发展；
强调优先发展公营部分的重工业和基本工业。
它反对采取加重劳动人民的负担的办法来实现第2个五年计划。
它表示支持第2个五年计划中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建议和措施。
它要求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
这些基本主张是符合印度人民的愿望的，而且是同印度今天维护和平、巩固民族独立和建设国家的任务相一致的。
因而受到人民的欢迎。
在对待国大党的关系问题上，印度共产党提出加强民主反对派的团结，以便打破国大党的一党专政，并以此作为它参加这次竞选的目标。
它提出在它力量强大的地区，如喀拉拉省和西孟加拉省，争取成立民主政府。
在其他省则以加强议会内的民主反对派为主。
印度共产党认为，这样便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印度政府改变它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那部分政策，并由此加强国大党内的民主力量的发展。
印度共产党在这次大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它在各地的成就也不一样。
从基本方面来说，印度共产党自1951年在全国各地公开合法后，它在工人、农民和其他阶层人民中以至在议会里都做了不少工作。
它不断为争取和平、巩固民族独立和改善人民生活而进行了坚持不渝的斗争，因此逐渐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在印度共产党的群众工作比较活跃的地区，例如喀拉拉省、加尔各答市等，便获得了重大的胜利。
而在群众工作基础比较弱的地区，特别是在某些省份的广大农村中，则没有多大进展，甚至在有些地方遭到失败。
总起来看，印度这次大选所反映出来的最突出的事实就是，印度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正在提高，要求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并坚持实行和平共处与国际合作政策的力量正在进一步增长。
这是今天印度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主流，它是任何帝国主义和反人民势力都不能阻挡的。

印共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
喀拉拉邦新政府有利国内民主运动
需彻底进行土地改革解决粮食危机
据新华社新德里21日电
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德里举行的会议已经在5月19日闭幕。
会议进行了一个星期，这是最近印度大选以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的第1次会议。
印度共产党总部5月20日晚上发表公报说，中央委员会在回顾这次选举的时候，满意地注意到印度共产党所获得的票数比1952年大选中增加了一倍，而且有些邦中，民主反对派的力量有了加强。
公报说：
“所有这些说明了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的进展。”
中央委员会还通过了六项决议。
在关于发展党的决议中，中央委员会决定立即发动一次运动，争取到今年12月的时候党员的人数能增加一倍（目前的党员为十二万五千人）。
中央委员会还建议实行某些组织上的改变，以便加强党的支部，并且着重把党的活动放在地区基础上，而不仅仅是放在工作地点的基础上。
中央委员会还通过决议，祝贺共产党领导的喀拉拉邦政府在喀拉拉邦人民和印度全国广大人民的支持和同情下建立起来了。
中央委员会认为，这个邦政府的成功将有助于国内民主运动的继续增长和巩固。
中央委员会在决议中表示，赞成印度共产党奥里萨邦委员会为了维护人民利益拒绝同右派民主大会党成立联合政府的立场。
在另外一个决议中，中央委员会强烈地抗议在预算中提出的关于税收的新建议。
中央委员会要求印度政府使富人拿出钱来，而不是把重担压在普通人民的身上。
在关于粮食情况的决议中，中央委员会对好几个邦缺少粮食的情况和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表示严重的焦虑。
中央委员会说，这个危机再次说明迫切需要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
委员会还要求开设廉价售粮店、开始救济工作、免征土地税和制止投机者。
在中央委员会开会期间，传来了英国政府进行氢弹试验的消息。
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谴责英国这一行动。
决议欢迎苏联政府为就禁止原子核武器达成协议所提出的一系列创议。
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阿约艾·高士5月20日晚上向印度通讯社发表谈话说，印度共产党在今后几个月中，将集中力量展开反对热核武器试验、反对新赋税措施和要求解决粮食问题的运动，此外还将发起一个支持喀拉拉邦政府的全国规模的运动。

在英国殖民者统治下，乌干达人民过着穷苦和落后的生活。

埃及港口对英法船只解禁
叙利亚允许英国航空公司飞机通过领空
沙特阿拉伯抗议以色列在亚喀巴湾演习
新华社开罗21日电
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当局5月20日撤销了一切对英、法两国船只的惩罚性措施。
埃及允许英法船只今后可以进入埃及港口，卸下运往埃及的或准备转运到其它国家的货物。
埃及还将允许英法船只装运埃及的出口货物。
埃及对英法船只惩罚性的措施，是从去年11月英法对埃及发动侵略战争之后开始实行的。
同时据报道，美国军舰决定从5月22日起恢复通行苏伊士运河。
从去年11月以来，美国军舰一直停止通过苏伊士运河。
新华社21日讯
伦敦消息：
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发言人5月17日说，叙利亚政府已经允许英国海外航空公司恢复通过叙利亚领空的航线。
在英法进攻埃及以后，叙利亚政府就在去年10月30日宣布关闭叙利亚的所有机场，并且也禁止外国飞机飞过叙利亚领空。
据新华社开罗21日电
中东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已经就以色列在亚喀巴湾中举行海军演习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抗议。
沙特阿拉伯驻埃及大使馆已经把抗议照会的抄件全文送交埃及外交部。
照会说，以色列海军部队最近在亚喀巴湾进行的演习是挑衅行为，目的是企图得到自由通过沙特阿拉伯领水内的亚喀巴湾的权利。

“多心”的狗
美国有两个医生最近作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试验，他们在一只狗身上移植了其他动物的四颗心脏，狗身上五颗心脏一起跳动，输送血液，移植的心脏中有几颗一直保持跳动了十天之久。
这四颗心移植的位置是：
两颗装在狗的头颈的两侧，另外两颗装在狗的后腿上端的鼠蹊部分。
他们作这个试验的目的，是要确定妨碍顺利地移植人的心脏的因素。
（新华社）

安理会讨论苏伊士运河问题
埃及指责法国蔑视国际公约
苏联代表认为会议是多此一举
据新华社21日讯
纽约消息：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5月20日举行会议，讨论苏伊士运河问题。
这个会议是应法国代表的请求而举行的。
苏联代表索波列夫在会议开始时发言指出，理事会目前并没有必要举行会议，因为埃及政府已经按照理事会通过的六项原则来解决运河问题，目前再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只会增加中东局势的复杂程度。
法国外交部长比诺在发言中硬说埃及的宣言是“单方面”的，它不符合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六项原则。
法国认为应该举行新的讨论，设法找到符合六项原则的解决办法。
关于这个问题的磋商可以“采取我们能够在我们之间讨论的形式”来进行。
英国代表狄克逊支持比诺意见。
他说，英国将继续谋求同埃及政府磋商协议。
埃及代表卢特菲对法国把苏伊士运河问题提到安全理事会表示惊讶。
他说，理事会所有成员国都已经有了机会表示它们对于埃及宣言的意见。
这个宣言重申了埃及决定要尊重1888年君士坦丁堡公约的文字和精神以及这个公约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埃及认为这个宣言是一个包括义务在内的国际文件。
如果法国认为安全理事会去年10月的会议毫无结果，那么法国自己要负责任，因为打断这次会议的是对埃及的侵略。
苏联代表索波列夫在再次发言时指出，法国要重新就苏伊士运河问题展开辩论，是想在苏伊士运河航行问题上强加一些同埃及的主权不相容的条件。
他说，运河的管理是令使用国满意的，在他看来，埃及的宣言对将来提供了一切必要的保证。
他只希望巴拿马运河等其它水道的管理工作能够像今天的苏伊士运河一样令人满意。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古巴、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代表。
理事会下次会议在5月21日举行。

岸信介启程访问东南亚
铃木指责利用美援开发东南亚的计划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日本首相岸信介5月20日晚上从东京羽田机场动身，到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泰国和台湾进行访问。
岸信介在行前发表声明说，他这次访问的目的，是希望进一步增进日本同这些国家的友好亲善关系。
日本内阁会议当天已经指定国务相石井光次郎为副首相，在岸信介出国期间代行首相和外务相的职务。
日本社会党委员长铃木茂三郎在评论岸信介到东南亚访问时指出，日本政府主张用美国的资金和日本的技术来发展东南亚的经济的政策将“使日本在亚洲孤立”，因为亚洲有许多国家不欢迎美国的“援助”。
他并且指出，如果岸信介想让美国投资于东南亚，那么他自己就会发现他对现实是“十分无知的”。
另据伦敦消息：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说，岸信介访问东南亚是为了寻找“亚洲的好感”，并且恢复日本因为战败而在亚洲丧失了的“面子”。
“经济学家”指出，日本想在美国支持下在“非共产党亚洲地区”起领导作用的愿望，并不是能够很容易就让其他亚洲人接受的东西。

抗议继续试验核武器
锡兰挪威展开签名运动
据新华社新德里21日电
锡兰六十一位知名的政界领袖5月21日在锡兰和平委员会发起的禁止原子核武器试验的呼吁书上签了名，其中有八位内阁部长，众议院的副议长、各委员会的副主席和几十名议员。
新华社21日讯
奥斯陆消息：
挪威已经有十万人在反对原子武器的请愿书上签了名。
签名运动是在5月02日开始的，将继续进行到6月01日。
挪威首都市中心广场5月20日还举行了数百人的集会，抗议继续试验核武器。

砍掉英国殖民者的锁链
乌干达要求马上独立
本报讯
英属东非的保护国乌干达人民要求独立的运动，有了新的进展。
乌干达国大党从5月13日起，在坎帕拉（布干达省政府所在地和商业中心）举行了为期一周的会议。
同时，乌干达各地也举行了一系列的群众集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争取“马上独立斗争”周。
乌干达国大党在会前发表的一项宣言中，概括地阐述了这个党的实际纲领。
宣言说，乌干达国大党要求实现乌干达的完全独立和成为英联邦的一个正式成员。
为此目的，乌干达国大党提出当前的四点奋斗目标：
在普遍有选举权的基础上在全国进行直接选举；
乌干达各部落在各保留其原有制度的条件下统一成为一个统一的非洲国家；
乌干达充分“非洲化”和创造条件使非洲人充分参加工商业领域内的各项活动。
乌干达人民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广泛地展开了要求独立和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
乌干达国大党成立于1952年。
这是乌干达最大的政治组织，据说有党员约十万人。
它的任务是联合乌干达各族人民为争取自治、普选权利和由人民掌握经济而斗争。
1955年06月，它曾派代表团到伦敦，向英国提出一份要求政治独立的备忘录。
之后，1956年04月，乌干达人民再次展开了要求自治的群众运动。

北京法学界讨论法律、法学的阶级性和继承性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曾就法律、法律科学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组织了学术讨论会。
自3月份以来，举行了三次大会讨论，又组织了三个分组会的讨论，目前已基本上告一段落。
参加这次讨论的有北京各政法院校和政法机关的法学家共六十余人。
在三次大会讨论中，先后发言的有二十余人。
对“继承”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
多数人认为：
所谓继承，不是原封不动地搬用，而是“经过了改造、选择，有批判地接受”。
但对“继承”这一概念的含义，在具体理解上还是有所不同的。
如李祖荫认为：
“继承的意义，有广有狭：
广义是不加分别，好的坏的全部继承，作为研究批判的对象；
狭义的继承，不是全部继承，而是加以选择、变更或补充的继承。”
李琪说：
“继承是历史发展的联系，其中包括了肯定也包括了否定。”
沈宗灵对以上两种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不能把继承这一概念作不适当的扩大的了解。
并说：
对于无产阶级的法与剥削阶级的法之间的关系来讲，“我们说‘继承’是指在根本否定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也就是继承其中某些因素。
是否定包括了继承，不是继承包括了肯定与否定。”
吴传颐说：
“有某些人直接或间接地主张法的继承就是大体上原封不动的搬套。
这类情形是极少的，而且只限于同一类型社会的不同时代。
另一些人以为继承就是新法参考旧法或者从旧法中获得某种启发。
例如有人主张我们是从‘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拿破仑法典的原则中，找到了‘公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命题。
其实这一命题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更为公有制的法律结果。”
他又说：
“据某些人看来，在法的领域中，以统治阶级之道还治统治阶级之身，这也是一种继承。
如果贯彻这一说法，那么必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
镇压反革命条例继承了蒋介石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这一看法不仅具有启发论的一切缺点，同时还模糊了新旧法的一切界线。”
对于继承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这是使法的继承性问题认识分歧的原因之一。
新旧法之间有没有继承性？
讨论中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在剥削阶级类型的法之间，无疑是有继承性的。
因此，争论集中在社会主义类型的法与剥削阶级类型的法之间有没有继承性的问题上。
庞荩青说：
“从理论上讲，法有继承性。
否认继承等于否认历史。
在实际方面，依个人参加法制工作七年来的体会，有些东西是可以批判地吸收而加以改造利用的。”
曾炳钧说：
“社会生活是不能斩断的，不论那一个阶级当政，今天的社会关系和昨天的社会关系不会完全两样。
婚姻中尽管制度不同，总是有配偶关系。
只要这一事实存在，旧法中就提供了不少材料可以批判吸收。”
芮沐认为：
“法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在敌对阶级之间，是不能继承的。
但是法作为文化知识现象，而成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时，是可以考虑接受的。”
有些人认为：
将法分为统治阶级意志和文化现象两方面，不一定恰当。
对于我国新旧法之间有无继承性问题，也展开了争论。
张鑫说：
“说在我国旧法和新法之间有继承性，是与废除‘六法’的事实及司法改革运动的精神不符的。”
他认为：
“有继承性并不等于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继承。
我国对旧法就没有继承，因为：
（1）国民党的法律是极端反动的；
（2）我们根据地发展起来的法制可以适应建国初期的需要。”
孙国华不同意这一意见，认为：
“不能单从创制规范的两种形式——制定和认可，来看新旧法之间有无继承性，对旧法律规范的认可固然是继承的一种表现，就是在制定规范时候我们也不能说立法者不受旧法律形式的影响。”
许多人谈到，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是极为反动的，并且是抄袭了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时期的法律，拼凑而成的，将它彻底废除是完全正确的。
有些人谈到，废除旧法与法有继承性并不矛盾，是适合于中国情况的。
法的阶级性与继承性的关系
关于法的阶级性与继承性的关系问题，比较一致的认识是二者并不是绝对排斥的。
张映南说：
“法是有阶级性的，也是有继承性的，法的阶级性并不排斥继承性。”
王珉也认为：
“强调法的阶级性否认法的继承性的说法是片面的。
而强调法的继承性，抹杀法的阶级性，则又是超阶级的观点。”
对于如何认识法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特殊性问题有些争论。
李琪说：
“有的人过分强调了法律的特殊性。
法律是有阶级性的，一定时期的法律反映着一定时期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否认这点是不对的。
但是过分强调法律的阶级性，脱离社会文化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把特殊从一般中割裂开来，也是不对的。”
沈宗灵认为：
“旧法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来说，不能因法的特殊性而脱离了社会文化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
但我也认为法的特殊性应充分强调。
要考虑到以下两点：
第1，法一方面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文化现象，我们这里谈继承时，对象不是指作为国家强制力保证的行为规则的法，而是作为文化现象或文化遗产的法。
第2，法的阶级性比其它文化现象更强。”
在讨论中，有些发言还提到：
苏联在1917年11月关于法院的第1号命令和1918年03月关于法院的第2号命令中，根据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况都曾规定在审理民事案方面，可以沿用未经废除的、与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不相抵触的旧法律。
在波兰、民主德国也曾经沿用了某些作过补充修改的革命前的法典。
有些人认为：
这是法的阶级性与继承性在事实中的表现。
但也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废除旧法的不同的具体形式。
讨论中大家感到法的阶级性与继承性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具体的研究分析。
继承什么？
关于继承什么的问题，陈盛清说：
“新法中也包含有旧法中的积极成分，如（1）新旧法律现象方面具有共性的东西，如由于父母子女和夫妻而产生的血亲、姻亲及计算亲等的方法等。
（2）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等口号，具有人民性。
我们的民主吸收了资产阶级民主制中的一些积极东西，才发展成为最高类型的民主。”
程筱鹤认为应当继承的东西是：
“（1）在某些旧法中有一点民主的进步的因素。
（2）在旧法中某些思想材料可以批判地吸收来为新法服务。
（3）旧法中某些概念、推理、判断，是过去长期法制工作的经验积累，其中包含着或多或少的科学成分，可以批判地吸收。”
对于应当继承什么具体内容，李浩培认为：
“以拿破仑法典为例，它有三个基本原则：
（1）契约自由、契约必须履行的原则。
这是对资产阶级有利的。
但就契约必须履行这点来讲，苏联已经继承了。
（2）私有财产神圣的原则。
这是反动的。
但去掉私有，关于所有权的概念，财产神圣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是可以继承的。
（3）公民民事权利平等的原则。
这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人民的。
但平等是无产阶级也要的。”
有的发言认为把继承的概念过分扩大了是不正确的。
继承旧法的形式还是内容？
有人认为，法的内容是所谓“阶级内容”，因此只可能继承法的形式方面。
而另外有些意见认为形式与内容是不能割裂的，新旧法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继承性。
争论中，反映出对法的形式这一概念也有不同的理解。

北京高等学校负责人在座谈会上
向高等教育部提出批评和建议
本报讯
高等教育部在昨天下午邀请了北京部分高等学校校院长举行座谈会，请大家针对高等教育部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意见，帮助高等教育部党组织进行整风。
会上，高等教育部杨秀峰部长要求大家毫无顾虑地给高等教育部的领导提意见，特别是对党员负责同志提意见。
他恳切地说，高等教育部这次绝不能关起门来整风，一定要大家来批评，要依靠各高等学校帮助我们进行整风。
同时，高等教育部要边整风，边解决问题。
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说，我基本上是同意钱伟长教授关于高等工业学校培养目标的意见的。
一个大学生受了四五年的高等教育，国家究竟把他们培养成怎样的人？
这个问题部里应该虚心地研究一下，多吸取老教授的意见。
由于各种专业性质不同，教授的方法也是不同的，有的教授是使学生在学校里就打下坚固基础，一出学校，就能独立工作。
有的则是让学生在学校学到一定的东西，将来到工作岗位上锻炼。
这种不同的方法究竟哪种好应很好研究。
关于费孝通教授提到在大学中，要恢复政治系和社会系的问题，我认为这两个系有些课可以放在一定的专业里，倒不一定要另成立系，摊子摆多了并不好。
对于教科书问题，我认为要放手，大胆出书，减少教师、学生在教学中的困难。
我还建议学校的机关化作风要冲淡些，学校也称什么首长不好。
有些人兼职过多，反而工作做不好，我一人就兼了十四职，有些工作是挂名的，很容易造成脱离群众，养成官僚主义作风。
对于学校工作的安排，依靠非党员的学校负责人等问题，钱端升院长也发表了意见。
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说，我这里不说成绩，光谈缺点。
这几年高等教育部领导高等学校进行教学改革工作，缺点究竟在哪里？
我认为这几年我们是有目标的盲目性很大。
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这总目标我们很清楚，也是肯定正确的。
但是如何达到这目标，教学改革中学习苏联的这条路如何走？
我觉得这问题高等教育部和高等学校都不太清楚，而最感盲目的就是这点。
一大套学习苏联的东西如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等都发到学校里去了，许多教师虽然都拥护学习苏联，但因为在业务上的具体方针步骤不明确，使许多教授都有些意见。
我认为在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中，高等教育部依靠老教师不够，对教学业务的研究重视也不够。
因此产生了老教师“人心向院”的情况。
当然，科学院条件好、设备好，也是造成“人心向院”的一个原因。
而等到高等学校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了，老教授才成了宝贝，但旗帜都已插到科学院中去了。
因此，我说，作为领导教学改革工作的高等教育部，是缺乏预见性的。
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说，我认为办什么事都有规律，如果连规律还摸不透，事情是办不好的。
几年来，高等教育部对怎样办好学校的规律是摸得不够的。
一个学校怎样才能办好，怎样就办不好；
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部里是不太清楚的。
我认为如果部里能及早注意这个问题，还是可以摸出些规律的，至少可以知道什么条件下的学校应怎么办才好。
部里虽然也注意交流这方面的经验，但常常是要我们两三个月内就搞出经验，经验怎么可能在两三个月内就搞出来呢？
学校没办法，只好上面要什么经验，就汇报什么，其实这个学校的经验不一定适合那个学校，因为各校的条件不一样。
部里总想把一个经验在全国统一，这种强求统一有时会出问题。
培养教师是个细致、长期的工作，不能简单对待，但是部里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简单的。
每年各校要来一大批助教，其实其中有些助教的质量很低，是不适合做教师的。
我认为，要培养师资，就应送质量最好的人来培养，不能好坏搭配，要想把高等教育搞好，不坚持这一条是不行的。
记得我在1952年就提过这个问题，并且还算了个账，要求领导上研究高等教育的师资来源问题，但并未引起重视，他们关心的却是数量问题。
从一个大学生到一个能独当一面工作的教师，这中间要经过一个长期艰苦的努力过程。
目前进修教师很多，但是他们进修得怎样，也没人检查过。
我认为，要想把一个学校办好，就要切实依靠校内有经验的教师，如果教师的来源得不到保证，学校是办不好的。
我认为部里对办一个学校、成立一个实验室的艰难性是体会不深的。
例如对依靠老教师办好学校重视不够，学校里的教师常被调动，有些教师调到科学院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有些教师也不知道哪天会调走，结果就造成“人心向院”，不安心于高等学校工作。
有些本来很好的研究机构由于人调走了而垮台。
会上，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副院长张席禔、北京邮电学院院长助理刘宜伦和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施平等，针对高等教育部的领导作风以及对师资的培养提高工作、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和保证培养人才的任务和条件等，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吸收群众意见做好体育工作
国家体委邀请首都体育界人士座谈
本报讯
中共国家体委党组昨日邀请了首都高等学校的部分体育教授、讲师举行座谈会。
会上，大家对国家体委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了批评，帮助国家体委党组进行整风。
北京石油学院李志强副教授批评了国家体委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他说：
在刚解放不久，体委的领导干部很接近我们，看见我们有说有笑，可是现在成了“首长”以后，看见我们头也不点一下，扬长而去。
在工作中也是如此。
很多人感到国家体委对体育工作者是使用多，关怀少。
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刘冠军副教授说，我们这些体育工作者将国家体委看成第2个家，可是在这个家里得不到一点温暖。
国家体委对我们只有各种要求，但是关怀、培养却很少。
北京工业学院周春鸿先生指出，体委常发出紧急通知，要我们马上报到担任裁判，可是来得匆匆，走也匆匆，从没有总结经验，以致在这场比赛中发生的问题，下一次还是发生。
像这样做法怎能提高裁判水平呢？
在国家队出国时，也是如此，除了篮球队回来作些传达报告、在报上发表一些文章外，举重、体操、游泳等队都关了门在家里总结，在小圈子内传达。
对国家体委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方面，很多人也提出了批评。
北京师范大学刘世亮先生指出，国家体委在制订劳卫制项目中闭门造车，不考虑国内的情况，像铅球等项目在农村中能否推广？
如在劳卫制项目中加入一些简单而不用花钱的民族形式的项目，这样便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
北京政法学院金德耀先生说，国家体委在学习外国先进经验，训练运动员方面常是从教条和主观出发。
在篮球运动中，中国运动员的特点是灵敏，但国家队在国外比赛时遇到了外国队高大的中锋，回国后在发掘和培养运动员方面便只注意了身材的高大，而不注意发扬我们原有的优点。
对国家体委忽视群众性体育运动，偏重竞赛，北京体育学院宋君复教授提出了批评。
他说，国家体委忽视群众性的体育运动。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体育协会时，国家体委不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雷厉风行地布置下去，要在几天内达到多少数字，下面汇报上来的材料、数字看来也完成了任务，可是实际上起作用的体委没有几个，体协的问题堆成了堆。
有些人在发言中批评了国家体委存在的宗派主义现象。
北京体育学院宋君复教授说，国家体委觉得老的体育工作者不中用，当工作需要时把我们请来后，又对我们十分轻视。
在各个运动会中，裁判员也总是由指挥部来领导，比赛中途如裁判员的工作不合指挥部的口味，就被当场撤掉，使得我们做裁判的缩手缩脚、顾虑重重、紧张万分。
在每次代表队出国时，也是首先挑选党、团员，不管业务水平是否够得上，而那些业务水平较高的群众想为祖国多出点力也无可奈何。
北京石油学院副教授李志强说，有一次体委要调四名优秀的滑冰运动员去哈尔滨向捷克斯洛伐克专家学习花样滑冰，去的四个人中有两个连外刃滑也不会，就因为他们是党团员，所以被派了去。
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副教授刘冠军说，工作需要时找我们当裁判，不当裁判时连体育馆的门也不能进去，更谈不上看什么比赛了。
最后，体委副主任蔡树藩对大家所提的意见表示欢迎。
国家体委党组将在27日举行第2次座谈会。

在北大“历史问题讲座”上
埃及考古学家主讲“埃及学”
本报讯
05月20日下午，北大历史系举办的历史问题讲座第5讲，由埃及著名考古学家艾米尔讲演了埃及学。
虽然在热烈整风运动中，到会听众仍十分踊跃，并且有很多老先生参加，龙云先生也以很大的兴趣参加了听讲。
艾米尔教授说：
埃及学包括埃及的历史、考古及古代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及法律等广泛的各方面的学问，它正如汉学一样，应该成为世界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艾米尔教授简单介绍了自1798年拿破仑派遣第1个考古队到埃及起直到现在的埃及学的发展经过。
他说，埃及也正如中国一样，过去由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在研究自己的传统文化上受到了损害，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艾米尔教授然后讲了考古发掘的目的和方法。
他认为，在埃及的考古发掘，有着三个主要的目的：
（一）考证埃及自己的历史；
（二）考查古代时受埃及影响的西亚各国的历史；
（三）考查埃及文化和近代欧洲文明的关系。
他并且建议中国的考古发掘，也应以这三点——中国的历史，中国近邻诸国的历史，中西关系——为目的。
在艾米尔教授的第3部分讲演中，首先说明了古代埃及历史的简单过程。
他认为埃及的历史由公元前三三零零年到公元前三三二年，是主动（积极）时期，这是埃及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时期。
由公元前三三二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埃及起直到公元1952年，是被动（消极）时期，是受外国人统治的时期。
但从1952年起，埃及的历史又走上了主动时期。
艾米尔教授在下面并且介绍了古埃及的艺术、文学、法律、科学等各方面的成就。
用丰富生动的例子，全面地描绘了古代埃及对人类文化的光辉贡献。
在讲演的最后，艾米尔教授又回答了听众所提出的问题，对中国的历史分期问题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引起听众很大的兴趣。
艾米尔教授还说，中埃两国的文化交流，过去由于一些人为的原因，受到了阻碍，他相信今后在两国政府的领导下这种交流会大大地加强起来。

如何教好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
高教部邀请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本报讯
高等教育部在21日，邀请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改进政治理论课的问题。
座谈会由刘子载副部长主持。
许多政治理论课教师说，政治理论课在高等学校里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从学校领导直到学生，普遍存在着轻视政治理论课的现象。
太原工学院徐舟说，政治理论课教师什么文件看不到，报告也听不到。
内蒙师范学院斯荣说，别说什么文件看不到，报告也听不到，连一份人民日报，学校领导上还不给订。
这个问题直到今天还未解决。
广西师范学院王拓说，政治理论教师听不到报告，这怎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呢？
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不高，这是许多高等学校普遍存在的问题。
在教学当中脱离当前的实际斗争，脱离学生的思想水平，有的甚至照本宣读，搬弄教条。
到会许多教师就这个问题提出了意见。
四川大学倪受禧说，建议调配一批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干部，充实各个学校政治理论课教研室的领导骨干和教学力量，培养提高现有的教师水平。
许多教师都同意倪受禧的意见。
他们说，学校领导同志，也可担负一部分教学任务，既可密切联系群众，又可充实教学的力量。
为了更好地提高现有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质量，许多教师建议组织在职教师进修，组织他们参加社会政治工作，加强他们与学生的联系，组织他们到农村、工厂、矿山参加实际锻炼，供给他们在教学上必用的资料。
教师们建议高等教育部编写结合中国实际的教学大纲和政治理论教科书，以及尽快解决教学内容上重复和分量过重的问题。
许多教师对高等教育部不深入下层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了批评。

文化部负责人发表谈话
优秀影片评奖有严重缺点
片面强调影片的评奖，而对影片的质量和主要创作人员的艺术成就没有加以区别对待，以致出现了不公平现象，这是工作中的主观主义的表现。
同时，对私营影片公司的出品评价过低，也反映出了缺乏全局观念的宗派主义思想。
决定补行发给“乌鸦与麻雀”以一等奖。
新华社21日讯
今年03月间，文化部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1949—1955年的优秀影片评奖以后，各方面对这次评奖有着不同的看法。
新华社记者为此访问文化部负责人。
他就这个问题向记者发表了如下的谈话：
负责人说，为了进一步繁荣影片生产，使电影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用评奖的形式总结一下艺术的成就，鼓励电影工作者更好地发展创作，繁荣创作，这是正确的。
但是，这次评奖工作有严重的缺点。
他说，这次评奖按照“影片被评得奖后应按得奖等级授予主要创作人员以奖章”的办法，片面地强调了影片的评奖，而对影片的质量和影片的主要创作人员的艺术成就没有加以区别对待。
这样就出现了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
例如某些创作人员虽然在长期劳动中有显著的成绩，但是由于近年来没有工作机会或者他所参加工作的影片未得奖，而本人也就未能得奖。
一些有多年表演历史的电影艺术家，有很高的艺术创作水平，对于我国电影事业也有很多的贡献，他们历来塑造的艺术形象都活在广大观众的心目里，他们本人的名字，也由于历来的艺术创作，为广大观众所熟悉和尊敬，但是，因为他们参加演出的影片，没有获得一等奖，而是获得二等奖或三等奖，于是，他们也就随着影片而被评为二三等奖的获得者。
另一方面，有一部分青年演员，他们的艺术成就还不很高，但是由于在影片中担任了主要演员，他们就和影片获得了同样的奖励。
有人批评这种对电影演员的评奖是“嫁鸡随鸡”，可称一针见血。
实际上，一个演员的艺术劳动，并不体现在一部或两部影片里。
既然国家评奖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进行的，那就应该充分考虑到一个演员的长期的艺术劳动的成果，这才是公正合理的。
文化部没有严肃认真地考虑到这些问题，没有对影片的主要创作者作个别的艺术评比，这明显地表现出了工作中的主观主义。
今后电影评奖，应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办法，应该把优秀影片同创作人员的个人成就分别来评奖。
他说，这次评奖对私营影片公司的出品也不够公平和合理。
私营厂在全国解放后摄制的影片，应该根据其具体摄制时期的历史条件来考虑影片的价值而给以恰当的评奖。
这次对私营厂摄制的影片的评奖过低，这反映出了缺乏全局观念的宗派主义思想，是不妥当的。
为此，文化部决定补行发给私营厂影片“乌鸦与麻雀”以一等奖。
负责人指出，这次评奖方式不完善，带有极大的片面性。
这次评选，是由各制片厂提出初选影片，并注明评定意见，然后由文化部批准。
这种评选方式，虽然也部分地反映了群众的意见，但是基本上仍然是行政方式的评定，缺乏群众基础。
电影是最广泛的群众性的综合艺术，每一部影片都有它的成千成万的观众，他们是影片的最好的评奖人。
国家的评奖应该和社会评奖结合起来进行，而且应该以长期的对每一部影片、每一个艺术创作者的社会品评，作为国家评奖的基础，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出电影艺术的水平。

法国汉学家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21日讯
法国汉学家代表团一行五人，在埃提昂勃耳教授率领下，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代表团是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来中国参观访问的。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秘书长朱伯琛曾到机场迎接代表团。

买不到报
这几天，报上天天都在大“放”大“鸣”，大家都很关心。
有的人看到人家在报上把自己憋在心里很久的话都“鸣”出来了，感到很兴奋。
我们这里平时爱看报的，现在看得更入迷了；
平时不大看报的人，现在也到处抓报看；
过去没订报的人，有的现在也订报了；
有的原来参加集体订报的，现在也单独订了报，晚上带回家去慢慢咀嚼。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邮局的零售报很少，我常常到处买不到。
原来合作社也卖报倒很方便，不知为什么现在也不卖了。
　
（北京居民周怡）

前二十排
我们机关里每次举办晚会，总是前二十排划成处长级以上干部的座位。
其实呢？
到晚会开始时，这二十排总是稀稀拉拉的坐了一些人，其中多半是些处长以上干部的爱人，娃娃，老太太，还有保姆。
而我们这些早已到会的一般干部只好坐到他们后面“望台兴叹”，特别苦了我这个近视眼，急急忙忙赶来也不过坐个二十一排。
唉！
为啥一个机关里的领导干部就不能和一般干部坐在一起来个“与民同乐”呢？
为啥不能来个“先进礼堂坐前面，后进礼堂屈尊坐后方”呢？
看来这个陋规大有改改的必要了。
　（西安王力）

勃雷克二三事
　袁可嘉
勃雷克一生清寒，而诗画双绝。
但他并不认为诗必穷而后工。
1810年他在关于“末日审判的幻景”一则笔记中说：
“有一部分人和不少艺术家断言某个画家如果获得适当的鼓励，他就不会画得那样出色了。
抱有这种见解的人应当想一想某些国家贫困和缺乏艺术人才的情况。
虽然艺术不受两者的限制，但要求富足总比要求贫困好；
虽然一个人不会由于富有而成为一个更为伟大的艺术家，他却能产生与他财富相当的较为伟大的作品。”
1795年12月23日他给画家汤李斯·肯伯兰的信中也表示了同样的见解：
“和平，富足和天伦之乐是崇高的艺术之源；
理智的粮食是‘享受’而不是‘禁欲’。”
勃雷克确信艺术有巨大的教育意义。
他绘历史画，目的不在复古，而在以古喻今。
他认为一张描写恶人之死的画，一方面固然要起艺术品的装饰作用，一方面也要成为对其它恶人的警告。
用他的话说：
必须是“一种装饰和一个警告。”
勃雷克对于诗人的作用也有同样崇高的估价。
他认为诗人通过作品所激起的社会上和道德上的力量足以压倒万恶的暴君。
他把表达自己对于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同情，反对侵略战争和专制迫害的那些诗篇总称为“先知书”（或“预言书”），这就表示诗篇对现实生活的发展不仅有反映的作用，而且有指导的意义。
这里所谓“先知”当然不能沿用神秘主义的说法，勃雷克早已说得一清二楚：
“每个诚实人都是先知，他对公私事务发表他的意见。”
事隔一百多年，他的许多预言在今天读来尤其具有深刻的意义。
例如他在“美国”一诗的结尾中说道：
“帝国完蛋了，豺狼虎豹就要绝迹……”。
这话在今天不也正是帝国主义日暮途穷的绝妙的挽歌吗？
勃雷克生平读书，好作旁批，有时虽短短数语，却颇能道出他的心情。
他在“培根论文集”中批道：
“人人憎恨暴君，因为他是最坏的疾病，是一切的祸根。”
他反对暴君的诗作最早一篇当推二十岁前写的“挪威王格温”那首歌谣。
在描述了暴君格温的残酷统治，贵族剥削穷人的情况以后，诗人发出了响亮的号召：
土地荒了，妻儿，
为面包哀号；
起来，让格温受辱，
把暴君打倒。
这种反对专制压迫的思想常常和反对侵略战争要求人类平等的思想联系在一起，贯串在勃雷克许多诗作和画品之中。
他早年的诗剧“爱德华三世”就借历史上一位暴君的故事来讽刺当时统治英国的乔治三世。
他对法国路易十六皇后的挖苦也很出色。
因为当时反动的政论家勃克（E·Burke）曾经把那位皇后形容为绝代佳人，说她是：
“人世从未见过的美人，仿佛不食人间烟火”。
勃雷克便在一首没有完成的歌谣中予以反击。
他说：
法国皇后一碰这个地球，
龙袍之下瘟疫不胫而走。
又说：
法叶特（注）瞧见皇后一笑，
她那媚眼飞盼；
他马上看到瘟疫飞奔
满街满巷泛滥。
据说这位皇后曾经劝过没钱买面包的穷人改吃点心充饥。
我们且听勃雷克的评论：
让巴黎的窑子敞开，
跳起迷人的舞蹈，
让瘟疫流行全市，
法国的美皇后说道。
（注）法叶特，法国大革命期间曾是新“国民警卫军”的领导人物，起初同情革命，后来投靠皇室。
此处系指他投靠皇室以后而言。

勃雷克诗钞
屠岸译
婴儿欢喜“我没有名字；
我生下来只有两天。”
——我唤你什么呢？
“我很快乐；
我的名字叫‘欢喜’。”
——愿你有甜蜜的欢喜！
可爱的欢喜！
甜蜜的欢喜，但生下来只有两天；
我叫你甜蜜的欢喜；
你确是笑了；
我始终唱着，
愿你有甜蜜的欢喜！
爱的秘密
永远不要对你的爱人说出来，
爱情可永远不能说明；
要知道温和的风总是静静地，无形地移动。
我对我爱人说了，我对我爱人说了，我对她倾诉了我整个的心怀，一面发抖，发冷，在剧烈的恐惧中：
——
啊！
她竟然走开。
一位漫游者走来，
在她离我不久之后，静静地，无形地，
他轻叹一声，把她带走。
羔羊
小羔羊，谁造你的？
你可知道谁造你的？
谁给你生命，叫你吃草的——在溪边吃，边吃边过绿草地；
还给你好看的衣裳，最最细腻的，柔软又光亮，还给你这么个软嗓音，叫所有的山谷都喜欢听？
小羔羊，谁造你的？
你可知道谁造你的？
小羔羊，我告诉你吧，
小羔羊，我告诉你吧：
他的名字跟你一样，因为他称自己叫羔羊；
他是既谦逊又和蔼，他成了一个小孩。
我是小孩，你是羔羊，我们的名字跟他的一样。
小羔羊，上帝祝福你啊，
小羔羊，上帝祝福你啊。
毒树
我对朋友发怒：
对他说了，怒气就消除。
我对仇人发火，
不对他说，火气就加多。
我日夜在恐怖里
用眼泪浇那火气；
又晒它，用微笑
和温软骗人的计巧。
它就日夜生长，
最后结出一只苹果，发出
光芒；
我的仇人看见了那果子在
闪熠，
他也知道那果子是我的—等到黑夜隐蔽了苍天，他就偷进了我的果园：
早晨，我高兴地见到他僵挺在那棵树底下。
〔译者附志〕威廉·勃雷克（William Blake）是英国早期（十八世纪）浪漫派诗人兼画家，今年是他诞生二百周年纪念，他是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我们今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他的作品充满了神秘主义的和宗教的气息，这里所选译的几首诗，正是比较能代表他的风格的（“羔羊”一诗中的“他”是指上帝）。
他的诗也往往含有精深的哲理，带有丰富的幻想色彩，在艺术上非常富于独创性，他是英国诗坛上的一位怪杰。

看不到舞蹈演出了
过去咱们专区是有个文工团的。
大概在1952年吧，中央文化部叫专区和省辖市把它一律撤销。
这决定对不对，我不懂。
可是这些文工团撤销后，我们这儿就很少看到舞蹈，话剧和别的戏了。
咱们淄博市，算得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了，可是1952年到现在，省里的吕剧团只来过一回，省话剧团只来过两回，这怎么能满足我们对文化娱乐的要求呢？
希望文化机关给我们想想办法吧！
（山东淄博一工人）

离婚后
高延昌
机器厂保卫科干事赵凤山，回到家中心里特别痛快：
因为爱人胡秀英在昨天晚上，已经答应和他离婚。
他轻松愉快地哼着评戏进了四合院。
走进西房里，见胡秀英坐在椅子上，怀里抱住宝儿，若有所思地低着头，泪水湿了她的两支袖口。
她见赵凤山进来就把脸扭过去了。
赵凤山没有坐下就说：
“把孩子放在铺上睡，咱两人到区政府领离婚证去。”
胡秀英慢慢地把孩子放在铺上，轻轻地穿上蓝棉外衣，用梳子梳梳短发，回头看看睡着了的宝儿，她这才披上方巾，和赵凤山走出房门，回手轻轻地把门扣上。
院里的街坊们，都守在自己门口或窗户上看他两人。
出了门两人分开东西走着路，谁也没看谁一眼。
胡秀英的心都要碎了，她浑身气得发抖。
此时赵凤山恨不得一步走到区人民委员会，办好离婚手续，领了离婚证好离开这块“臭料！”
他两人很快地走进区人民委员会，工夫不大，两个人由里边走出来，照旧各走各的。
赵凤山喜气洋洋地，手里拿着证书，挺着胸脯子向回走，心里想着一两天就可以和打字员小张结婚了，他心里感到甜丝丝的美！
而胡秀英低着头，还在回忆刚才在区人民委员会里赵凤山说的话：
“第1，她和我是父母包办的。
第2，性格合不来。
第3，她没有文化，岁数比我大两岁。
最后，她不懂什么叫体贴！
什么叫爱情！
我为了照顾她，所以先把孩子归我养着。”
这些话挂在她的耳根子上跑不掉。
昨天白天她还不同意把宝儿交给赵凤山，因为孩子是她身上的一块肉哇！
丢开孩子就如同有人在她身上割了一刀子肉似的。
晚上她想过来了。
宝儿拖住她，她就不能独立找工作。
丢开孩子她又舍不得，她抱住宝儿在椅子上整整坐了一宵，她痛心地对孩子说：
“妈不是心狠呀！”
她走进院里都不敢抬头，好像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怕街坊们笑话，她默默无言地低头走进屋里。
赵凤山进屋就坐在靠窗户的椅子上，把离婚证书往桌上一扔说：
“家里的东西你随便拿吧！”
就再没有话了。
胡秀英两眼看着铺上的宝儿，见他睡得甜甜的，在被子外只露着像苹果似的脸蛋，她轻轻用手摸一摸孩子的脑门，怕孩子发烧，然后她轻轻打开箱子，取出自己的衣服来。
同时有条有理地把赵凤山要换的衣裳放在外边，把宝儿的衣裳又整理整理，她才发现宝儿的红围嘴丢了一个扣子，她又由针线匣里取出一个绿色扣子，找出针线就把扣子缝好了。
然后她把围嘴又提起来看看，把箱里整理好了，这才轻轻地提着包袱，把方巾又围围。
走到宝儿的铺跟前看看宝儿，孩子翻了个身又睡了，她又把被子给孩子盖了盖，好像她对孩子说：
“妈妈走了！”
她用手帕一捂鼻子，眼里含着两滴泪珠儿走到屋门口又站住了：
“嗯！
宝儿的袜子该换了，给他做的鞋，因为整天闹离婚忘了给他穿上。”
她赶紧回到箱子跟前，放下包袱，打开箱子取出新补的袜子和新做的小花鞋，她看着鞋，用手拽拽鞋帮，把宝儿的脚底下被子掀开，用温柔的手轻轻地把宝儿的旧袜子脱下来，换上新补的袜子，给孩子又穿上小花鞋，她左看看，右瞧瞧地，用手摸摸孩子的脚舒展不舒展。
赵凤山不耐烦地回头看了她一眼，把头一摆又去看着桌上的离婚证书。
胡秀英又把被子给宝儿盖好，便轻轻地提起包袱走出屋门口。
刚要下台阶，突然想起来，孩子由前天就咳嗽，昨天买的药由于离婚忘了给他吃。
想着，她又走回屋里，把包袱放在铺上，轻轻地拉开桌上的抽屉，由里边取出咳嗽药。
她看着咳嗽药心里想：
“给孩子的吃法我知道，又怎么对他说呀！”
她看看药包上有字：
“好了，叫他看上边的字就知道怎么给孩子吃啦！”
她把药包放在赵凤山的眼前，而且把有字的一面冲着赵凤山，赵凤山不耐烦地用手把药包推了推，她看着他气又涌上来，但她手抚摸着自己的前胸才把气压下去。
回头默默地看着孩子，心里想：
“不知道这孩子以后遇见一个什么样的后妈！”
她想到此又用手帕一捂鼻子，才轻轻地提着包袱，慢慢地退到屋门口，心里对孩子说：
“宝儿！
妈妈……”她正要说下去，突然宝儿醒了，“哇”的一声喊：
“妈妈！”
胡秀英一个箭步趴在铺上，把脸挨在宝儿脸上，眼里含着泪说了声：
“孩子！
妈妈没走！……”

随感
　徐淦
“做到老，学到老”，这是一句很好的格言。
有人还续上一句“学到死”，更是充分地说明了好学不倦的重要性儿。
但如果一面这么说，一面把情形搞成这样：
八年前是旋工的徒弟，八年后仍然是学徒的旋工，再放八年下去，还是寸步离不了师傅，那可有点不妙了。
这个例子有点夸张，不过在好些业务部门的工作岗位上，边做边学了三年五年，很少进步，依然做不了什么，只好一路学下去的小伙子，见到听到的不少；
至于自称青年作者，写了五年歪诗，画了七年维娜斯，始终看不出苗头来的，也不少。
这要是在老辈手里，就会胡须翘起，骂你“修修修，修得黄鳝变泥鳅”了。
无论什么客观条件，一条条一件件都比十年二十年前好，怎么还会有人如此学不进去呢？
难道正因为客观条件太好了的缘故？
这恐怕确是缘故之一。
此外还可以有许多缘故，其中特别教人担心的是，似乎有人觉得不学也行，反正“开除”这个词几乎已经开除出词典了，三年不升级还能向领导提意见；
似乎还有人另外学了一套空头本领，这一套是：
你号召、我响应，交任务、海阔天空提保证，完不成、好在检查不认真，万一检查认了真，自我批评挡一阵，原谅小的年纪轻。
——这样学下去，恐怕是真的要“学”到老的，却缺少了上面的“做”到老。
话说得“老气横秋”的很难听，其实不单责人，也责自己，并借问青年的导师们。

雨渡（套色木刻）　吴凡

领导干部来到工地上
那天，太阳晒着，现场正紧张施工。
我们看见有一群人朝我们工地这儿走来，其中有局长、经理、主任，还有党委书记。
大家就猜测：
这些“头儿”们来干什么呢？
有的说：
“无事不登三宝殿。
保险，又是哪单位摔坏人、砸伤人了。”
有的说：
“有啥大的安全事故，咱还能不透风的？
没错，准是有工程又要大返工了。”
有的不同意说：
“那——为啥没跟来技术干部呢？
我看，多半又是到哪儿去开会。”…………
五分钟后，真相大白了。
在铲土的地方，拉土的架子车后边，抬土的行列里，多了几张脸，格外吸引人的注意。
“头儿”们都在流着汗跟大伙一块干活。
有个工人笑着对大家说：
“这回呀，谁都没有猜对！”
（洛阳拖拉机厂工地曾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