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各工业和交通部门倾听党外人士意见
工程技术人员揭露“三害”帮助整风
据新华社18日讯
最近中央各工业和交通部门的中共党组织，正在通过召开座谈会等方式，邀请非党的工程技术人员，对部的领导工作提出批评意见，揭发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帮助党进行整风。
技术政策摇摆不定，技术力量难以发挥
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在发言中指出，国家在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同时，相应地设置各类工业的科学研究和领导技术工作的机构，并且抽调和集中各个方面的技术人员，从事工业建设和工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是完全适时的和必要的。
但目前设置的科学研究和领导技术工作的机构过多，过于庞大，特别是由于许多工业的发展规划和技术发展方向，长期不能确定下来，即使确定了的也是经常变更，这样就使得已经设置起来的许多机构，长期处于方向不明，技术力量难以充分发挥。
第1机械工业部的一些技术人员，批评部的领导上没有经过慎重的讨论研究，就决定建立机械、工具和工艺等三个科学研究院。
这些机构建立后，由于研究的方针不明确，研究的题目很少，调集来的技术人员彷徨无策。
铁道科学研究院的一些技术人员，指出这个科学研究院长远的和当前的研究方向，直到现在还没有肯定下来，因而大批技术人员平时工作很少，甚至个人研究科学技术的规划，也因缺少方向而难以制定。
配合不够，在协作中互相“扯皮”
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希望政府和各有关的部门，及早确定各类工业的发展规划和技术发展的政策，并且把这些规划和政策告诉有关的工程技术人员，以便使他们更自觉地贡献自己的技术才能。
许多工程技术人员指出，目前许多科学研究和工业技术部门，相互之间缺乏联系，协作配合不够，工作内容重复，不仅影响到技术力量的充分发挥，而且使工业建设受到损失。
例如，有些研究单位研究推广使用干硬性混凝土互不通气，造成研究力量的浪费。
有些技术人员还指出，目前许多科学研究和技术工作部门，在协作配合中滋长着一种不良的倾向，即是在共同进行一项工作时，唯恐自己吃亏，常常纠缠在无原则的争论和“扯皮”中。
摆摊子求形式，不肯深入实际
许多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列举出许多具体事例，批评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忽视技术领导，并且揭发了领导人员在领导科学技术工作中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
电力工业部的一些技术人员说，部里至今还没有专门的机构管理设计工作，部的设计鉴定司只管设计鉴定，基本建设司只管行政，设计工作中发生了问题，不知找谁去解决。
铁道科学研究院的一些技术人员说，部的主要领导干部，很少管科学院的工作，甚至重大技术问题的讨论，部的主要领导干部也很少参加。
有些技术人员指出，许多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党员负责干部，喜欢摆摊子，追求工作的形式，却不肯深入实际，研究和解决技术方面的具体问题。
领导技术往往用行政手段
不少工程技术人员还批评有些党员负责干部，不了解技术工作的复杂性，领导技术工作或解决技术问题，往往运用简单的行政手段，甚至有时以政策代替技术结论，以表决的方式对待技术问题上的争论。
食品工业部一位工程师指出，1955年部规定白酒含甲醇量不得超过4％，当时有人提出标准过高，不切实际，可是领导上不听取这个意见，以致工厂达不到这个标准，被迫停产。
这个部制糖局一位工程师说，过去有些先进经验，并不都是在理论上和作法上很成熟，这是因为领导上没有给技术人员较多的便利条件去研究，往往采取急于求成的态度，用行政命令去推广，因此执行中发生不少困难。
许多技术人员认为，要想更快地提高我国工业技术的水平，充分发挥技术人员的才能，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员必须按照技术工作和技术人员的特点，来管理和领导技术工作。
有的非党技术人员有职无权
各工业部门的非党工程技术人员，对于不能合理地使用他们的技术才能，向部的领导上提出的批评意见最多。
有些担任技术领导职务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认为，由于他们经常处在有职无权的地位，工作中缩手缩脚，积极性受到限制。
轻工业部造纸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宣桂芬举例说，有一次指定由他召集一次会议研究工资问题，会议开了一半，副院长一到会把已经讨论的意见全部推翻，当时使他感到极为难。
就是由他主持召开的处理日常工作的会议，纵然作了决议，由于得不到支持，在有些科室也贯彻不下去。
许多担任一般技术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反映他们部门的党组织和行政领导上，分配工作时常常强调政治条件，而平时又很少关心和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
有的强调技术工作重要，却又不敢大胆放手地使用他们。
冶金工业部一位工程师分析设计人员思想落后于实际的原因说，领导上不让设计人员了解他们所设计的东西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常常强调保密，不让设计人员了解全面情况，而又要求他们全面考虑问题。
这就难了，了解片面，怎能全面？
许多部门浪费技术力量
许多工程技术人员，还揭发了许多部门积压和浪费技术力量的现象。
他们指出，过去有些部门，工作任务和工作范围还没有确定，就盲目地搜罗和聚集大批技术人员，许多工程技术人员无事可作；
有些单位，有许多本来在工作上不需要的技术人才，他们宁愿积压起来，也不肯调给那些需要这些人才的单位去。
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希望政府统一调查各种类别的技术人才，有计划地调配和使用技术力量，把积压在上层的许多技术人员，下放到直接生产的企业中去。
技术研究受到很多限制
这些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们，还举出许多事例，说明他们在进行科学技术工作中遇到的种种困难。
他们提出，目前许多部门的保密制度规定的过严过死，保密制度的执行也极不合理，不仅妨碍了技术人员的学习和提高，还严重地影响了工作。
有些设计人员说，设计工作本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既需要积累丰富的知识，也要钻研各项实际工作的材料，但目前搜集科学技术资料极为困难，许多部门对一切资料毫无区别地保密，下厂下矿搜集资料也遇到种种限制。
由于设计人员得不到大量的资料进行研究，设计质量也就无法保证。
有些技术人员指出，不少领导部门和领导干部，不大了解科学研究和技术工作的特点，有时不仅不去鼓励技术人员深入现场，使技术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反而订出条条清规戒律，限制技术人员深入实际。
他们希望，主管部门应该重视技术人员的学习和提高，更多地给予他们进行技术研究的便利条件。

做错了的就承认错误　能解决的就积极解决
北京大学整风开始深入
本报讯
17日下午，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会邀请校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工会委员会主席、团委书记、学生会主席座谈，讨论进一步发动群众，检查学校党委过去领导工作的缺点和错误，帮助党组织整风。
座谈开始，学校党委会负责人江隆基说，从上一次召开全校教职员工及学生代表座谈会，揭发学校工作中的问题时，就已开始整风。
前一阶段共开了三、四次小会，六次大会。
他对于前次座谈会上大家所提的批评和意见，作了初步分析。
凡已弄清楚那些是校党委领导上做错了的，就以自我批评精神，承认错误。
如在“肃反”运动中，由于调查研究不够，曾经在全校大会上错斗了中文系顾牧丁和东语系刘振颖两位先生。
问题弄清楚以后，也没有在全校大会上恢复他们的名誉。
他说，凡是过去在运动中被错斗了的同志，均应在同样的会议上替他们恢复名誉。
领导上也应该当众承认错误，并向被错斗的同志道歉。
又如有些人提意见说，由于过去学校领导上对图书馆学系、国际关系史、心理专业等重视不够，使在这方面有专长的人不能发挥作用。
他说，这问题是存在的，今后要研究解决。
又如有些人提意见，对有些教授的工作安排不当，如东语系教授金克木，他擅长印度哲学和印度文学，而让他去教印度巫尔都文；
中文系教授周祖谟，他擅长不一定全在于现代汉语，而只让他教现代汉语……。
江隆基说，这些意见是正确的，对个人工作安排不当的情况，在其他教授或其他教学人员中也存在，应该积极设法解决。
其他如大家对于工作和生活条件、学校校风、民主生活、学校制度等各方面所提的批评和意见，他都表示要贯彻边检查边改进的精神，积极设法改进，并鼓励大家继续对校党委领导上所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进行揭发和批评。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更多的揭发校党委领导方面的缺点和错误，会议在讨论安排当前整风步骤时，确定从目前直到暑假以前，运动仍集中对校一级党员领导干部提意见。
以后，才开始一般党员的整风。
在暑假以前这一期间，校党委决定分头召开教职员工及学生代表座谈会，同时，也责成各系党总支分头召开同样对象的座谈会，充分发扬民主，使大家畅所欲言，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帮助党领导克服缺点，办好学校。
会上，参加座谈的人都踊跃发言，对于进一步研究学校整风到底应以什么为重点问题和整风与工作两不误问题，发表了很多意见。
学生会主席赵震江说：
学生座谈会希望能提前进行，因学生考期逼近，既要帮助党整风，又不能耽误学习，时间要安排恰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定06月03日召开
新华社18日讯
今天上午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69次会议，决定在6月03日召开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
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决议。
会后就常务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进行了座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集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的决议
（1957年05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69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57年05月18日第69次会议决议：
定于1957年06月03日在北京召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拟定主要的议案为听取国务院工作报告，决定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审查和批准1956年国家的决算和1957年国家的预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于5月30日以前报到。

刘委员长在接见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时说
亚非各国要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战争
纳·马·佩雷拉说：
中国已是亚洲的可以击退任何侵略的堡垒
新华社18日讯
刘少奇委员长今天下午接见了以纳·马·佩雷拉为首的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
接见的时候，锡兰驻中国大使佩雷拉也在座。
宾主进行了长时间的畅谈。
刘少奇委员长向客人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
我们两国应该友好合作。
“我们都已不受外国人的控制和干涉，我们可以自由来往，自由交朋友了。”
纳·马·佩雷拉说：
我们有过共同的目标使我们联系起来，这就是把帝国主义驱逐出去。
但是，他说：
“更重要的是，中国已是亚洲的可以击退任何侵略的堡垒。”
刘少奇说：
“中国是大国，但是还不是强国。”
他说，中国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还很落后。
纳·马·佩雷拉接着说：
“可是亚洲很多国家都仰望着中国。”
他认为，中国同印度应该是两个保卫亚洲国家不再遭受侵略的国家。
刘少奇表示：
亚非各国应该团结起来，互相依靠和援助，共同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
谈话中大家都认为东方人应该防止帝国主义在亚洲重新抬头。
纳·马·佩雷拉说：
美帝国主义接受英国和法国的许多教训，它的侵略更狡猾。
刘少奇说：
美国也更强大。
因此我们大家要联合起来，集中很多力量才能同它进行斗争。
这就是说，在国内要有团结政策，在国际上也要有团结政策。
客人们还谈到，亚洲许多国家的经济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因此应该进行经济合作。
主人表示持有同样的看法。
宾主都表示中锡两国是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贸易往来。
客人认为中国在贸易中很慷慨，特别是卖大米给锡兰。
刘少奇说：
“你们对我们也是一样，当帝国主义不卖橡胶给我们的时候，你们卖给了我们。
这是困难时的相互帮助。”
他说，困难时是可以考验出谁是朋友的。
纳·马·佩雷拉谈到锡兰政府奉行积极中立的外交政策。
这位众院反对派领袖说，我们是拥护政府的外交政策的。
刘少奇对锡兰这一外交政策表示钦佩和欢迎。
客人们表示，中国在短短时间内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们要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
刘少奇请客人在中国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都要看。
他说：
“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很多，官僚主义很厉害。”
刘少奇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有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会有官僚主义。
问题是如何对待这官僚主义。
我们是坚决反对它的。
但是进行这些斗争要适当，不能过火。
刘少奇说：
现在在我们全国各地的工厂、农村、学校和机关都在开会批评缺点和错误，这种会有上百万个，而且批评的矛头主要是指向领导者。
在谈话的时候，代表团团员罗伯特·古涅瓦德尼谈了他最近访问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观感。
宾主交谈了中锡两国的议会情况。
纳·马·佩雷拉向刘少奇赠送了礼品，并且表达了锡兰人民和锡兰新平等社会党向中国人民的敬意和友谊。
刘少奇表示感谢。
接见的时候，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副委员长和张奚若、罗隆基、乔冠华、屈武、余心清、吴茂荪、张灿明也在座。

周总理接见日本几个代表团
新华社18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下午接见了日本“中国殉难烈士骨灰护送团”团长竹中胜男，团员、日本自由民主党副干事长筱田弘作和日本伝通院贯主大河内隆弘；
日本红十字会挂川岩，日中友好协会奥宫正澄，日本和平联络会松井胜重以及日本川崎市议员访华代表团团长平野胜治等四十二人。
接见的时候，在座的有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李德全、顾问廖承志，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等。

周总理接见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
新华社18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接见了以纳·马·佩雷拉为首的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并且同客人共进午餐。
陪同进餐的，有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乔冠华，中国驻锡兰大使张灿明。
锡兰驻中国大使佩雷拉和夫人也应邀出席。
纳·马·佩雷拉向周恩来总理赠送了礼品。

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印度尼西亚军事代表团
新华社18日讯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今晚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以加托特·苏布罗托少将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访华代表团全体人员。
接见时在座的，有彭德怀元帅、陈赓大将和萧向荣中将，以及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维约普拉诺托。
接见的时候，代表团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赠送了礼品。

继续争鸣，结合整风
近来全国各地普遍讨论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各民主党派人士和科学、文化、艺术、教育等各界人士连续举行了座谈会。
在各种会议上发言的人们都很踊跃，大胆地揭露了本地区、本部门的许多矛盾，对中央和地方的领导机关、干部、党员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
这对于我们党的整风运动是一个积极的直接的帮助。
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疑地将发生重大的影响。
北京、上海等地已有的经验表明，只有把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揭露出来，才能够使我们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得更加顺利；
同时，也只有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才能更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这就是说，我们要让各方面继续争鸣，结合整风；
就是把整风运动和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互相结合，认真地实现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所说的“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
而为了这个目的，我们首先要充分地揭露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这就应该让各个方面人们的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讲出来，大家推心置腹，畅所欲言。
这样才算真正地实现了“百家争鸣”，同时帮助了我们党的整风运动。
在这些日子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的党和国家工作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绝大多数意见是正确的、有益处的。
只要各部门、各地方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善于接受一切有益的批评，认真研究各方面所提的意见，切实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就一定可以达到填平和拆除党内外之间的深沟高墙、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和大大改进工作的目的。
近来，有的地方开始这样做了，已经发生良好的效果。
但是，也还有一些同志对于党在党外“争鸣”的同时进行整风，并且要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思想上还有点搞不通。
他们听到各种意见大放大鸣，并且有的意见是针对着自己的，于是在思想上就放不开，觉得岌岌不可终日，认为这样就“使领导陷于被动”了。
我们不妨冷静地想一想，这种现象，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被动”，自然不妙；
可是，还是现在小被动以免将来大被动好些呢？
是继续大胆放手，让大家大放大鸣好些呢？
还是束手束脚——既束住自己也束住大家——好些呢？
我们是赞成前者的。
矛盾既已存在，不解决，只会加深；
掩盖是掩盖不了的，正如纸包不住火一样。
其实，目前党外人士揭露的主要的矛盾问题，同我们党的整风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呢？
这决不是关起门来，仅仅依靠我们党内同志自己想出办法就能够解决的。
这是要依靠党外人士和我们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
我们不应该采取关门整风的办法，而要采取开门整风的办法，虚心地认真地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
近来正是由于党外人士大放大鸣的结果，才使我们更加认识了许多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在工作中所犯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
其中有的是令人触目惊心的。
这对于我们的整风和改进工作当然只会有好处，而不会有坏处。
从群众方面来说，继续争鸣、结合整风也将进一步提高他们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
现在，人们都在批评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批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
人们对于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正在不断地提高。
在这里，我们应该充分地相信群众的鉴别力，不能把群众的鉴别力估计得太低了。
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以前的漫长年代里，马克思主义还只是星星之火。
然而从它传到中国的第1天起，就一天比一天掌握了更多的群众。
尽管它的敌人屡次宣布它为非法，为洪水猛兽，但它还是生根而且发展了。
进步的群众冲破迫害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要接近共产党，接近马克思主义。
这就可以证明，人民群众从来就是追求真理的。
我们的任务，正是要去帮助群众辨别真伪、美丑和善恶；
并且要让真的东西、善的东西、美的东西战胜假的东西、恶的东西、丑的东西。
经过这一次争鸣和整风，我们要使党内外的思想面貌焕然一新。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将在战斗的锻炼中健康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科学、新文化将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
这是符合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部分的发展规律的。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证明：
它一方面从人类文明的宝库中大量地不断地吸收养料，构成了新的思想体系和革命学说，再回过来指导实际；
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同一切错误的以至反动的思想作斗争。
它的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的无限生命力，正是在于它从来不是停滞的。
它不仅不会在敌对的思想面前倒下，而且只会更加茁壮地成长。
我们希望在继续争鸣、结合整风的过程中，党内外的意见能够进一步沟通，彼此推心置腹，亲密无间。
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应该继续鼓励人们大胆地争鸣，配合我们党内的整风，随时揭发和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随时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
听取团章报告
据新华社18日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18日下午举行全体会议。
代表们听取了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草案）的报告。
罗毅在受青年团第2届中央委员会委托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新的团章（草案）是以现行团章为基础、吸取几年来团的建设的经验、根据新的形势所提出来的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而拟定的。
他说，这个章程（草案）和现行团章比较起来，并没有涉及团的根本性质的改变。
但是其中有一些重大的带有原则性的修改，这是要求我们把团的建设提到更高的水平，以便更好地适应党和人民的要求，适应青年的要求，更好地发挥它在广大青年群众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先锋作用和突击作用。
大会接着热烈欢迎印度尼西亚、匈牙利、意大利、法国的青年代表致词。
在今天的大会上有十位代表发言。
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高天辉首先发言，他向大会报告了人民解放军中的青年团工作。
新疆生产建设部队的代表彭煦程向大会介绍了这个部队在祖国西北边疆进行生产建设的成绩。
青年团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雪康·土登尼玛向大会介绍了西藏各族青年爱国团结和进步的情况。
上海市青年代表马承伦在大会上介绍了他怎样从“小阿飞”转变成劳动模范。
会议进行中间，一百三十名少年先锋队员响起了号角，打起了铜鼓来到大会会场，他们带着全市二十八万少年先锋队员的敬意，来向到会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祝贺。

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草案）的报告
罗毅同志们：
讨论和通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章程，是我们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议程。
提交大会讨论的新的团章（草案），是以现行团章为基础、吸取了几年来团的建设的经验、根据新的形势所提出来的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而拟定的。
这个草案在提交大会之前，曾经发给全国县级以上团委和部分团的基层组织进行了讨论，并且吸收了各地同志所提出的许多好的意见。
现在，我受第2届团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对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草案）作以下说明。
（一）
新的团章（草案）总则部分，比起现行团章在内容上有了不少的扩充和一些重要的修改。
新的团章（草案）和现行团章第1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团的名称的改变，即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正像大家所了解的，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不仅和1949年开始建团的时候有了根本的不同，而且也和团的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有了巨大的变化。
1949年当我们青年团开始建立的时候，我国人民正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最后的决战，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当时，团章上规定的青年团的任务是“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为独立、和平、民主、富强、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设与新民主主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那时，把我们团的名称定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合乎当时的斗争任务和广大青年的觉悟水平的。
到1953年举行团的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我国民主改革已经完成，党向全国人民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
由于形势的变化，修改了团章，规定青年团的任务是 “为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
我国青年和我国人民一道，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
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了。
在短短的八年中，我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两次革命斗争的锻炼，精神面貌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社会主义觉悟大大地提高了。
我国青年正在为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强国而辛勤地劳动着，并且把进一步实现共产主义当作自己的崇高的理想。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再把我们团的名称继续叫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已经不合适了。
我们应当根据广大团员和青年的热烈愿望，把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改变团的名称，标志着中国青年运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正如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指示时所说的那样，它“不只是给全体青年团员带来了巨大的光荣，而且，也在中国青年的肩上放上了更为繁重的任务”，党和人民对于青年团的要求比过去是更高了。
今后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新的团章（草案）所规定的，要为“建成社会主义和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而“劳动、学习、团结”就是我们的行动口号。
这些都在新的团章（草案）中有了充分的反映。
新的团章（草案）明确地规定了青年团“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特别强调了青年团要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帮助他们不断地提高思想觉悟，继承和发扬我国人民的革命传统，使我国青年一代成为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有知识、守纪律、体魄健壮、勤劳勇敢、朝气蓬勃、不怕任何困难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强调了青年团要在广大青年中进行劳动教育，教育青年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积极参加工业、农业的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努力学习建设祖国的劳动技能和文化、科学知识，反对轻视劳动特别是轻视体力劳动的错误观点；
强调了要加强同全国各民族青年的友爱和团结，要善于同各个青年组织密切合作，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经常警惕和克服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倾向；
强调了要在一切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开展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青年健康成长的独立活动。
以上这些，在胡耀邦同志代表二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已经有了详细的阐述，我在这里就不再作更多的说明了。
在现行团章里写着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而新的团章（草案）则只写着青年团是党的助手。
这是因为，助手作用实际上也包括了后备军的作用。
所谓助手作用，指的是，青年团要拥护党的纲领，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都要成为党的政策和决议的积极宣传者和执行者；
指的是，在发展生产、改进工作、揭露和消除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斗争中，青年团要给党以有力的帮助；
指的是，青年团要协助党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把广大青年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使我国青年一代能够更好地成为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并且使一部分团员和青年能够逐步地达到党员的觉悟水平，被接收到党的队伍中去。
由于这些，同时也为了避免写上团是党的后备军，有可能被误解为所有的团员都要加入党，而事实上，青年团员要全部入党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新的团章（草案）中就没有再写上团是党的后备军了。
（二）
新的团章（草案）对于团员的一章有了不少重要的修改和补充。
第1，在什么人可以入团的条文中，删去了现行团章中关于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军人、知识青年及其他劳动青年的提法，明确地规定只有劳动青年才能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是因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我国的阶级关系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现在我国青年几乎全部已经参加劳动或者正在学校中学习准备参加劳动。
而且，过去几年，我们在发展团员的时候，对于上述几种青年的入团手续，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的要求。
同时，这样的提法可以更显著地表明团员和争取入团的青年必须从思想上坚决地划清劳动和剥削之间的界限，共产主义青年团不能容许剥削分子或者有剥削行为的人参加自己的队伍。
新的团章（草案）把接收青年入团的最低年龄由十四周岁改为十五周岁。
这是因为，就十四周岁少年的年龄、要求、兴趣和爱好来说，少先队的活动内容和教育方法，对他们是比较更适合些。
而且，建团以来，十四周岁的少年加入青年团的事实上也是很少的。
第2，新的团章（草案）取消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少年先锋队中队委员会作青年入团的介绍人的规定。
这主要是由于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普遍建立了团的组织，凡是有党组织和少先队组织的地方，也都有了团的组织，青年入团的介绍人已经完全可以由团员来担任。
当然，必须指出，过去那样的规定，对于发展团的组织、建设团的队伍是起过积极的、重要的作用的。
在建团初期，许多地方还没有青年团的组织，发展团员首先就是依靠党组织派了一些党员去进行的。
至于说到少先队组织，由于它在广大少年中进行了许多工作的结果，它为青年团的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或者说增加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经验证明，如果由少先队组织做队员入团的介绍人，并不是适宜的。
第3，新的团章（草案）规定：
“团员年满二十五周岁，没有被选入团的领导机关，或者没有担任团内的专门职务，就不再保留团籍；
如果他们要求继续留在团内，可以保留团籍到二十八周岁。”
这个规定比起现行团章来，它的不同之点是：
⒈“团员年满二十五周岁，没有被选入团的领导机关，或者没有担任团内的专门职务，就不再保留团籍”；
而过去只规定：
“超过二十五周岁的团员，凡愿退团者，得向支部委员会声明退团。”
⒉超龄团员“如果他们要求继续留在团内，可以保留团籍到二十八周岁”；
而过去则没有最高年龄的限制。
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改变呢？
这是因为，青年团是一个有年龄限制的组织，如果超龄团员都长期留在团内，那末若干年以后，青年团就可能变成不是一个青年组织，或者不完全是一个青年组织了。
同时，团组织的一切活动、教育主要是面向青年群众，是按照青年的特点进行的，而就超龄团员来说，当他进入成年时期，他的要求、兴趣和爱好就会逐渐地和青年人有所不同，这样，团的活动也就会不大适合于他的要求了。
根据团中央组织部所掌握的材料，目前全国已经有超龄团员二百八十万左右，其中超过二十八周岁的约有一百万人。
这是一个很不小的数字，而且今后每年超龄的团员比过去还会有更多的增加。
这些超龄团员经过团的培养教育，在思想上、政治上和工作能力上一般的都有了不少提高，他们在团内外各项工作中都做出了不少成绩。
今后他们在社会上和国家生活中还将会发生更大的积极作用。
当他们离开青年团组织的时候，团的组织应该指出他们在团组织内的进步和成绩，虚心听取他们的批评和建议，提出对他们今后的希望，并且耐心地帮助他们解除思想上的一些顾虑。
同时，由于他们对团的组织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对团的工作比较熟悉，
因此即使在他们离开团以后，团的组织还应该经常注意保持和他们的联系；
如果他们还愿意参加团的一些活动，参加团的会议，听团举办的报告等，团的组织都应该欢迎他们，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要求。
有的同志问，新的团章（草案）公布以后，是不是所有超过二十八周岁的团员都要立即离开团的组织呢？
不是的，不能够作这样的理解。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对超龄团员的规定先在团内作普遍的、深入的传达解释，使所有的超龄团员和一般团员都能够对它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使超龄团员同志经过充分考虑，真正从思想上赞同这个规定，而决不可简单从事，操之过急，伤害他们对团组织的感情。
也有的同志提出，在超龄团员离开团的时候发给他们共产主义青年团纪念证。
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重要的，建议三届中央委员会予以认真考虑。
另外，新的团章（草案）在有关超龄团员的条文中，没有再就他们在团内生活中的权利作出单独的规定。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超过二十五周岁的团员，在没有离开团的组织以前，不管有没有被选入团的领导机关，仍然和一般团员一样，不仅要履行团员应尽的义务，同时享有团员应享有的权利，不仅有被选举权，而且有选举权和表决权。
这比起现行团章的规定要更合理些，对于充分发挥超龄团员的积极性，是有好处的。
第4，新的团章（草案）规定了“团员在被接收入党并且转为正式党员以后，如果没有在团内担任领导工作和专门职务，就不再保留团籍。”
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团员在入了党以后，在党内可以受到比团内更为充分的教育；
他们已经在过着党的组织生活，再继续过团的组织生活，就会变成一种不大必要的重复了。
至于被接收为预备党员的团员，如果他们在预备期间，还愿意保留团籍，团的组织可以允许他们保留。
第5，新的团章（草案）取消了对于团组织的处分的规定，取消了对团员的劝告处分。
这是因为，⒈对于组织的处分完全可以由对于团员和团的干部的处分来代替。
⒉对于犯有轻微错误的团员的批评教育，实际上就是一种劝告，把劝告当作对团员的一种处分是不适当的。
新的团章（草案）虽然规定了关于处分的条文，但是我们应该了解，处分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而只是在不得已时才采用的，对于犯错误的团员进行教育的一种手段。
青年人正处在成长时期，要他们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而且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犯错误也多是由于知识不足、缺乏经验，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所引起的。
因此，对于犯有错误的团员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既要严肃认真地帮助他们纠正错误，又要保护他们对革命事业的积极性不受伤害；
只要他们能够认识和愿意改正错误，就不应该轻易地处分他们。
即使对那些错误情节严重，应该给予处分的同志，在给予处分的时候，也要注意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保障他们为自己申辩的正当权利。
这样做不仅可以避免在处分中发生错误，而且可以使受处分的同志得到更多的教育。
对于已经受了处分的同志，在处分之后，也要经常注意帮助他们，给他们以必要的鼓励，欢迎他们的每一个进步，即使是微小的进步也应该欢迎。
（三）
民主集中制是团的基本的组织原则。
民主和集中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对青年团来说，应该更多地强调发扬民主。
这是因为，青年团是青年的群众组织，青年团组织的主人是全体青年团员，只有充分地发扬民主，才能更好地发挥每一个团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他们在团的生活中的主人翁的责任感。
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更好地集中群众的智慧，使团的领导机关的工作更加符合实际情况，才能够充分地反映广大青年的要求和愿望，才能够更好地密切上下级的联系，密切团的组织同广大团员和青年群众的联系。
同时也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够更好地达到教育团员的目的，并且使他们在民主生活中逐渐养成遇事能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民主的作风。
应该说，我们大多数团的组织是注意发扬团内民主的，我们团内的民主生活一般是正常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团内的民主生活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们在这方面还有许多缺点，违反民主、破坏民主原则的现象也并不是很个别的。
首先在团中央的领导上就存在许多缺点。
团的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迟开了一年，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也开得少了。
在这个期间，虽然团中央也曾召开过许多次工作会议，讨论和研究了团的工作中不少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些会议毕竟不能代替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
团中央常委会的集体领导也是不健全的。
对于来自下面的一些意见和要求缺乏应有的重视和认真的研究，有些问题的决定还显得草率，缺乏充分的酝酿、讨论。
对于有些事情的要求也显得过死，没有充分照顾到各个地方的不同情况。
应该说，类似的情况在省、市以下不少团的组织中也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的。
有不少团的县委和区委，常常长时间开不起会来，这固然一方面是由于客观上存在一些困难，但是主观上对加强团的集体领导注意不够，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另外，还有些团的组织，只要求团员尽义务，而不大重视保障团员和下级组织的民主权利，选举中不大注意充分发扬民主；
对来自下面的申诉、批评和建议，也缺乏认真的处理。
也还有个别团的领导干部，对于持有和自己不同意见或者是对领导上提出批评的人，粗暴地采取压制和打击报复的办法。
很显然，这些态度和作法都是很错误的，必须引起足够的警惕和认真地加以克服。
针对以上情况并且根据几年来团的建设的经验，新的团章（草案）就扩大团内民主增加了下列的一些规定：
第1，规定了团员“对于团的决议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除了无条件地执行以外，可以保留或者向团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
规定了团员有权“参加团的组织通过对自己的处分决议的会议，并且可以申辩”。
第2，规定了“各级组织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切实保障团员的民主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由、切实地讨论团的工作和团组织中的各种问题，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各级领导机关应当经常听取和认真处理下级组织和团员的意见”；
“各级组织必须经常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揭露和消除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要鼓励自下而上的批评，特别是鼓励团员和青年对团的领导机关和工作人员提出坦率的批评和建议；
反对任何压制批评的行为。”
第3，扩大了全国代表会议的权力，规定全国代表会议不仅有权讨论团内重大问题，而且还有权免除占总数七分之一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职务，并且有权补选占总数七分之一的候补中央委员。
第4，规定了“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两次。
县、自治县、市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三次”。
第5，规定了“团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可以肯定，这些规定对于保障团员和下级团组织的民主权利，加强团的集体领导，健全和发展团内民主生活，必将带来很大的好处。
同时它也将会有利于团内集中的加强。
我们青年团是一支先进青年的战斗队伍，我们强调民主，也正是为了更有效地达到政治上、组织上的一致，从而加强团的战斗力。
在团章（草案）讨论过程中，有些同志提出，既然要扩大团内民主，为什么还要将全国代表大会由三年召开一次改为四年召开一次呢？
有些同志提出为什么不在团内实行各级代表大会代表的常任制呢？
我们认为，把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由每三年一次改为四年一次，是为了使它可以和每二年召开一次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代表大会在时间上衔接起来，这样，不仅便利于选举出席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工作，而且对中央和地方上下之间工作的安排上，也有许多方便。
同时，由于扩大了全国代表会议的权力，只要我们今后能够努力做到一年左右召开一次全国代表会议，那末，就总的情况来说，团内民主并不会因为把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时间延长一年而受到损害。
至于说到常任制，这对我们的党来说，它确实是扩大党内民主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但是对于我们青年团来说，却有不同的情况，因为青年团的干部流动较快，同时也因为青年团是有年龄限制的组织，要求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能够全部或者大多数都能连任四年是很困难的。
这样，如果在四年中间，有许多代表都已调离青年团的工作，或者由于“超龄”而离开了团的组织，那么所谓常任制不就是“有名无实”了吗？
基于同样的理由，常任制对于地方各级代表大会来说，也是不很适宜的。
有些同志提出，为什么要规定全国代表会议有权免除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职务和补选部分候补中央委员呢？
我们认为，这样做，除了可以加强全团对于团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和每个中央委员的监督以外，还由于团的中央委员在四年任期中间也常常免不了有些人调离青年团的工作，而不能不另选别的同志来递补。
同志们，关于新的团章（草案），我要说明的就是这些。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它和现行团章比较起来，并没有涉及到团的根本性质的改变，就是说没有改变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党的助手；
没有改变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的学校；
没有改变团的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
但是，它确有一些重大的带有原则性的修改。
这些改变要求我们把团的建设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以便更好地适应党和人民的要求，适应青年的要求，更好地发挥它在广大青年群众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先锋作用和突击作用。
我们相信，有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亲切领导，有着长一辈和社会上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有了这次大会所制定的工作方针、任务和团的章程，依靠全团努力，经过更艰苦、更深入、更细致的工作，今后，我们将一定会把团的队伍建设得更好，把我国各民族的青年更好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祖国立功，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最崇高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同志们，在结束我的报告的时候，我建议我们的大会通过提交大会讨论的团章（草案）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章程。

听一听青年团干部对党委领导的意见和要求
本报邀请参加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座谈党团关系问题
本报讯
本报编辑部在5月14日邀请参加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座谈党团关系问题。
到会的有省委、地委、县委级团的负责干部共二十二人。
许多代表认为几年来，各级党委领导青年团工作的成绩是基本的。
但他们同时指出，各级党委对青年团工作领导方面缺点还不少，这些缺点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管不管这个“助手”？
这是代表们对一些党委提出的一个问题。
许多代表说，许多县级党委不了解青年团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不了解青年工作的特点，甚至根本不关心青年团的工作。
山东省代表说，在他们那里，许多党的县委长期不讨论团的工作。
譬如，1953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青年团工作的指示后，不少县委就不研究，不执行。
青年团省代表大会后，省的党委批转了这个大会的报告，可是莱阳地区十五个县，只有四个县的党委讨论了这个报告，其他各县都没有讨论。
现在大部分团县委书记不是党的县委会的委员，而党的县委会开会时也没有让他们列席，这样就很难及时了解党委的意图，也很难根据党委的意图来布置自己的工作。
浙江代表说，县的党委不但不考虑青年团的特点，甚至多方面限制青年团的独立活动。
譬如精简会议，首先就精简青年团的会议，不管应开不应开，党委不批准他们就不能开。
有些地区有一种奇怪的现象：
积极作团的工作的党员不是受到党组织的鼓励，而是常受到党组织的批评。
广东乐昌县团县委工作比较主动，县的党委就说他们“自作聪明”。
浙江湖州丝厂一个预备党员担任团分支书记，有一次党支部书记对他说：
“你的工作很好，只是对团的工作太关心了！”
这个预备党员以后就担心是否会因为多做了团的工作而不能转正。
上海代表说，上海有些企业中，一些热心团的工作的同志常被扣上“闹独立性”“本位主义”“先锋主义”等帽子。
少数党委负责干部甚至认为青年团组织可有可无。
中共河南获嘉县县委书记对团县委书记当面就这样说：
“青年团有没有都可以。”
“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代表们用这两句话概括有些党委对青年团的领导方式，这种领导方式和上面一些对青年团的错误认识是分不开的。
许多代表说，完全不要青年团，这种情况还不多，一般的情况是只使用，不教育；
只批评，不帮助。
要用你时抓一把，不用你时就搁在一边。
乡、社中的团干部感到很苦闷，他们比喻自己是“打短工的”，没有经常工作。
浙江代表估计，乡社团干部中约有70％到80％不安心工作。
这种思想的产生有各种原因，而团的工作得不到党组织的重视、支持和帮助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许多代表说，在乡、社中，青年团的工作总是放在最后来考虑。
党委对青年团工作批评和指责过多，也影响团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有的代表说，过去有一个时期，党委很重视青年，看到青年的优点多，但目前有些变了，有些党委负责干部好挑青年毛病，不加分析地认为青年缺点多，不好管，因而对青年的活动不信任，不支持。
山东代表举了一个例子：
去秋海阳县准备开展青储饲料工作，县党委开始同意，说每个社可以搞一个地窖来作储藏饲料用，但接着又说每个乡搞一个够了；
最后则又根本推翻，说不搞了，甚至连已经储好的饲料也给挖掉了。
什么理由呢？
就是不相信青年团员能把青储饲料的工作搞好，实际上莱阳专区去年储藏玉米秆子三千多万斤，坏了的只有二万多斤。
对青年农业生产队的看法也有些片面，只批评缺点，而不看到成绩。
河南获嘉县青年团去年想开展搞玉米授粉工作，党县委反对，并且批评青年团“闹独立性”。
“拆机器，用零件”
抓团干部，不抓团组织；
任意调动团干部，抽调团干部去做别的工作。
这种情况去年秋天以来比较严重而普遍。
有些代表比喻这种做法叫作“拆机器，用零件”，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不少团组织陷于瘫痪的境地，不能开展工作，有的团组织被弄得名存实亡。
江西代表说，去年11月份后，南昌专区十七个县，原有团干部一百七十八名，去年抽调后，只剩下团干部三十二人（包括有病的、妇女干部产假的），后来竟把有些县的团干部全部抽完了，如铜鼓县、宜丰县团委机关没有人，只好把大门关上。
有人转团的关系，到党县委组织部去转，收发工作则由妇联代办。
这种现象其他省也有。
团干部调动频繁，严重地影响了团的工作的开展。
现在不少党委经常把团的骨干分子调走，用一些“生手”来代替，结果就使许多地区的团的工作大大削弱。
江西萍乡县在一年另八个月时间内，团的基层干部几乎是全部换了一班人马。
希望和要求
到会的代表对各级党委提出了下列要求和希望：
一、团干部的缺点是质量低，年青，缺乏经验。
目前形势发展快，团的工作跟不上，因此希望各级党委能够对团的工作多作具体指导，党委最好定期讨论青年团的工作，而不要把责任推给一个专管团的工作的负责同志。
二、希望党委负责同志经常和团干部接触，谈谈心，听听团干部的呼声，这对团干部是莫大的鼓励。
过去党委负责同志和团干部只在会议上见面，思想上、生活上接触是很少的。
三、希望上级党委在训练基层党员干部时能够向他们讲解一下青年团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使他们对青年团工作有所认识，引起重视。
四、有些代表提出，关于团干部的管理、调配和使用问题，最好能由同级党委和上级团委共同负责，改变目前有些党委不与上级团委商量就随便调走同级团委的负责干部的情况。
五、团组织目前经费过少，有时开会都感到困难，有的地方印刷入团志愿书都没有钱，这对团的工作有一定影响，希望能够给团组织增加一些必要的经费。
除这些要求外，有些代表还希望党中央能够有机会听取团干部对各级党委的意见，他们希望党中央也能够举行这样一个座谈会。
有的代表希望党中央在最近能够检查一次1953年发的关于加强青年团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的执行情况，并且根据目前的新形势，再发一个补充指示，这样对进一步改善党对团的领导会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漫谈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陈垣
自从毛主席最近两次报告后，对于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大家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尤其在知识分子中间更广泛的掀起了热潮，感到心目开朗，思想活跃起来。
最近我见到几位朋友，都深深感到党的政策的正确。
有人说：
我多年没说的话，今天都畅快的谈了出来。
很多人反映与党的关系比以前更加亲密了。
这就是党的思想领导的正确的表现，这就无疑的会使我们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更迅速的发展和繁荣。
谈到人民内部的矛盾，很自然的就会谈到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党和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关系是其中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决不容忽视、必须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
很多朋友都谈到领导和群众之间、党和知识分子之间有一堵墙。
因为有墙，就形成了隔阂，有话不能谈，有意见不愿接受，墙的两边都怕隔墙有耳，彼此猜疑，于是不能尽情倾吐，关系只是若即若离，那末工作怎能作好？
既然有墙存在，而过去大家又都不敢说出，墙就会越加越厚，以至两侧人群，越离越远，甚至貌合神离。
如今大家都讲了出来，并决心要拆掉它，那末“拆墙有日”，自然是极令人兴奋的事情。
我想既然有墙，原因恐怕是两方面的，责任也应该由两方面来负，
因此想要解决问题，也应当从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就是纠正某些单位党员对非党知识分子的不正确的估计，认真贯彻中央的政策，改进工作中存在的缺点，这是主要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也就是知识分子本身自我改造的问题。
党从来就是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工作的，知识分子在党的指导和帮
助、信任与支持下，在各种建设事业上作出了不少贡献。
去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知识分子工作，就更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但是也不可否认，工作中还存有缺点。
就拿高等学校的工作来说，某些负责同志沾染了旧的作风，高高在上，不善于倾听群众意见；
某些党员以“权威”自居，不许别人批评自己，不进行自我批评；
或只听党团员的反映，不去了解老教授意见等等。
尤其是对一些老教授，了解不足，对其进步估计过低，有一定程度的宗派情绪，因此对他们重视不够，使用不当，未能发挥其积极作用。
如果再加上有些年轻党员，不能体谅老教师心情，态度有些生硬，则更容易造成新老之间感情上的隔阂。
日子一久，墙就在有意无意之间形成了。
在党员来说，从他所接受的党的政策以及他自己的感情上，大多是主观上并没有存心想筑出这道墙的。
曾有一个年轻的党员告诉我说：
“我兢兢业业的注意党群关系、新老关系，只怕自己行动有背党的政策，而偏偏就在新老关系上出了问题。”
我想把问题提出来研究研究，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会构成这个矛盾，是十分必要的。
古人说：
“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这就是说：
你明明对他好意，而对方反以为是坏意，其中自有原因在，那就要追究一下自己，看看工作中还有哪些问题。
凡是有行不通的事情，都要反问一下自己，这样就会自己也健康起来，并且也会使人心服。
现在党已决定进行一次新的整风，新的自我批判，检查思想，纠正错误，克服缺点，并且指出要经常自己批判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才能为新的胜利准备条件，这也就是反求诸己的道理。
我想为了新的胜利，为了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我们知识分子欢迎这次新的整风，而且也应当在整风运动里，积极帮助党检查工作。
毛主席说：
“党和知识分子中间还有不正常的状态，这不能怪知识分子，应当首先要求党。”
我想矛盾总是有两个对立面，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要检查自己，我们极端拥护，但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恐怕也要很好的考虑一下，主观主义等等缺点，知识分子也是有的，是否也应当学习党的精神，采用反求诸己的态度，来认清自己呢？
这次整风运动，党提出了新的
自我批判。
我想整者正也，党就是用“先正己而后正人”的精神，就是用严格要求自己的态度，力求今后在工作中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这是十分使人感动而且令人尊敬的态度。
这样的态度，对知识分子来说，特别是对年纪较大、旧社会习惯较多的知识分子来说，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真正做到就要有很深的修养。
有时还不是正己正人的问题，而是自己很难看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往往对别人的缺点和错误就看得很清楚。
当然看出以后而且提出来得到改正，自然是非常好的；
最怕动不动就把错误和缺点都推给别人，责人者多，责己者少，不善于替别人着想，而习惯于为自己考虑得很周到。
二千多年前，孔子在了解到当时的社会人士、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时，曾告诫他们说：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要反躬自问，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不要整天只瞒怨别人。
自己先检查一下，看看有什么错误，如果有了错误，也应当“过则勿惮改”。
谁都不能不犯错误，犯了错误如果能纠正，对工作还是有利的，所以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但是他后来终于失望的长叹一声，说：
“巳矣乎！
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大概别人指出错误，可以作到不怕改正，已经很不容易，而自己能正确的认识自己，改正错误，当时恐怕是不多见的。
今天当然情况大有不同，但是我们知识分子，往往自以为有点学问，认为别人是“不学无术”，自己是“有学有术”，因而很自负，自命不凡，甚至妄自尊大，自以为天下第1，不习惯于接受别人领导或批评。
实际上平心静气一想，我们自己还不是懂得有限，至少我们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就还不是很熟悉的。
这样看来，某些人认为自己“有学有术”，岂不是也并非全面看法呢？
谈到关于墙的问题时，党的领导同志说：
“党和非党之间不应当有墙。
但是党和非党之间应当有一条线，那就是：
党员应该工作得更多些，态度更谦逊些，而不应当有什么党员优越感。”
我看作为党要求党员应当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当然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这条线，只限于是工作多少，态度谦逊与否的一条线，那末，我想我们知识分子不是也很应当要求自己工作作得更多些，态度更谦逊些，不应当有什么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优越感吗？
如果这条线只是包括这个内容，那么就由我们知识分子主动的争取逐渐把它给擦了去，不是也很好吗？
“教育人的人先要受教育”，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自己教育别人，而自己却又不虚心先受教育，不认真改造，将会影响别人，甚至遗患后代，这岂不很危险？
我看我们知识分子既然并不一定都是“有学有术”，而且很多人都是教育人的人，那末，一定先要受教育，积极进行自我改造。
学习和改造对我们知识分子来说是长期的，尤其处在这社会大变动时期。
为了搞好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为了使这一关系面貌一新，我们五百万知识分子也是负着很大责任的，我想这也是在新的形势下知识分子的新任务。

能立即改进的就立即改进
本报评论员
北京大学党委会17日下午邀请校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等座谈，会上，该校党委负责人江隆基，对整风以来大家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分别作了解答。
他本着一面整风一面改进工作的精神，他宣布，对在肃反运动中曾经被错斗的几个教授，决定在同样的会议上向他们道歉，恢复他们的名誉。
对于一些可以马上改进的意见，他也表示马上解决。
化学工业部党组和党委在邀请部里民主党派的同志座谈会上，化工部党组负责同志彭涛也向大家表示，凡是可以立即改进的事情就立即改进。
如民盟的同志批评共产党组织没有替民主党派的活动创设条件，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副部长梁膺庸就表示行政方面将立即研究办法给予支持。
有的同志批评部里的介绍信都印好了“党员”“团员”的字样，如果外出的同志不是党团员，就划掉另加“群众”二字。
这种作法使非党同志很不愉快。
16日，化工部就取消了这种介绍信。
这种作法很好。
现在，许多领导机关和高等学校都在举行各种座谈会听取党外同志以及下级单位的意见。
大量的批评和建议摆在了各级领导者的面前。
应该怎样对待这些意见呢？
这些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应该被采纳的。
当然，其中有些问题比较复杂，不是马上能够解决的，或者不是马上能够完全解决的。
对于这类问题自然需要经过仔细研究以后逐步解决。
但是，有些问题是非非常明显，情况也不复杂，解决起来并不困难，像这样的问题最好是像北京大学和化工部这样立即予以解决。
就目前各方面已经提出的意见看，像这样的问题是不少的，比如应该向那些在肃反运动中受到委曲的同志当众道歉的而没有当众道歉，应该看的文件不给非党同志看，应该参加的会议不让非党同志参加，该向非党同志请示报告的事情不请示报告，等等，这些都是应该马上接受批评马上改进的。
不是党内外都有一些同志害怕整风运动不解决问题吗？
能改进的立即改进、能解决的立即解决，这就是消除顾虑的最有效的办法。
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不立即着手解决，难免会挫伤一些同志的积极性，会使人怀疑领导者改正缺点的决心。
如果领导者一边表示要消除官僚主义现象，号召大家揭发批判官僚主义现象，一边却眼看着某些明显的可以立即纠正的官僚主义现象继续存在，可以设想这种情况是不会有利于整风运动的进行的。

首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结束
提出许多新闻理论和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本报讯
首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已经在昨天闭幕。
这三天的会议，一天比一天更热烈，到会的人一天比一天多。
在最后一天的座谈会上，邓季惺主张多办同仁报纸。
她说，应该把同仁报纸变成报纸的民主党派，这样可以和党报竞赛，可以减少报道中的主观片面性。
邓季惺对党报和非党报的待遇不同很有意见。
她说，有人说党报是亲儿子，非党报是义子，这话是有根据的。
不但记者采访时候受到不同的待遇，就是纸张的分配也有区别。
听说分配给人民日报的纸张就超过了实际的需要。
非党报的纸张不够用，纸的质量也不好。
机器也是这样，党报有高速轮转机，非党报一直用着旧机器。
她说，最可笑的是，各报给邮局的发行费一样，都是25％，而邮局只给人民日报捆报，不给大公报捆报。
老报人毛健吾认为，大公报的记者到处碰钉子，到处受到宗派主义的打击。
对这种事情，记者协会一直没有表示过态度。
毛健吾提出建议说：
有些精通编辑业务的老报人，解放以后都改了行，现在是不是可以考虑叫他们归队呢？
毛健吾主张新闻部门的领导干部要脱鞋下田，要自己写消息发文章，不要整天开会，忙于领导。
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助教陈诗经对学校新闻系的教学工作提出尖锐的批评。
他认为现在存在着“新闻教学的危机。”
“新闻理论贫乏，教条主义严重。”
“新闻教学的危机，实际是新闻理论的危机。”
“在教学中，有‘五性一统’，把党性、群众性、思想性、战斗性和指导性统到党性底下，这样一来，把什么生动、活泼的东西都统光了。”
因此，学生认为，“与其听教条主义，不如听唯心主义。”
光明日报记者巴波在会上谈到他对报纸的看法。
他说，“报纸是教科书”，这在过去是正确的。
现在再这样提，就不一定正确了。
虽然这样，可是，现在报纸怎么说，下面还是怎么作。
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认为这个座谈会表示了新闻界“争鸣”的开始。
他说，从两三天的发言情况来看，大家的讨论集中在两类问题上。
一类是新闻理论问题。
比如，新闻的阶级性、商品性、指导性、趣味性和新闻自由、新闻价值等等，各有各的看法，应该深入研究、继续争鸣。
还有一类是实际工作问题，应该分析情况，对症下药，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邓拓说，我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社会关系发生根本的变化，怎样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没有经验，跟不上客观形势的发展。
这是许多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
邓拓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人员对于自己编辑的报纸并不满意，我们觉得其他各报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我们要向别的报纸虚心学习，改进我们的工作。
邓拓认为，报馆机关化、官僚化的现象应该改变；
许多业务干部应该亲自动手，参加编写工作。
邓拓还说，全国记者协会将筹办“新闻学研究”的刊物，作为新闻界争鸣的园地。
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希望大家多给新华社提意见，帮助新华社的同志们整风。
他说，现在新闻界有个很突出的矛盾，就是通讯社和报馆、广播电台的矛盾。
“每个报纸都应该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
可是，通讯社、报馆和广播电台还应该分工合作，以免对消和浪费力量。”
吴冷西说，通讯社本来是应报纸、广播电台的需要而产生的。
新华社和报馆、广播电台是合作关系，不是商业关系。
过去统一发布某些新闻，是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可是，由于统得过紧、过严、过死，对报纸的不同需要考虑不够，就产生了一些毛病。
现在，新华社愿意更好地为报馆和广播电台服务，除了继续发播各个报纸、广播电台有共同兴趣的新闻以外，还打算供给部分专稿，满足它们的特殊需要。
昨天在会上发言的还有：
解放军报胡疵、人民公路报王舜华、新华社北京分社雷鹏、少年报裴毓荪、北京大学张步洲、工人日报黄是云等。

像在家里谈心一样
财政部党组邀请民主党派人士座谈
本报讯
中共财政部党委会于18日邀请该部和所属单位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二十九人开座谈会，协助共产党整风。
财政部副部长胡立教代表党委在会上说：
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工作，因此希望大家对中共党组织的缺点提出批评，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这个会就像开家庭会议一样。
陈盛兰说：
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之感
民革财政部主任委员、财政部参事室参事陈盛兰说，财政部的党员领导干部是有宗派主义的。
在参事室工作的人多系民主党派的成员，1955年秋天，行政上通知参事室的人员回家休养，大家当时以为这是变相地解散。
1953年的评薪，参事室十四级以上的人一律不晋级；
1956年工资改革时又说十四级是“顶头”了，使这些人感到没有“奔头”。
1953年以前，参事室曾参加各种专业会议，1954年起各单位不通知参加了，公文也不送来，因此我们一天到晚无事可做。
真有 “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之感。
1954年又把民主党派的司、局长陆续调走了，这是否有宗派主义？
他又说：
财政部三反、肃反事先规定百分比，证明确有主观主义
有些党员态度十分生硬，对旧知识分子总认为“落后”。
如“肃反”运动中要求我们写材料。
我们写了，领导上却不太相信，写得不详细，就说我们不依靠组织；
我们为了把材料写得认真些，只得向有关的人打听，组织上又说是“通风报信”。
真弄得进退两难。
保险公司的宗派主义特别严重。
每当人事部门打电话找，被找的人总是心惊胆跳，可见隔阂之深。
在办公室，党员之间互相递条子，弄得很神秘。
财政部的“三反”和“肃反”有些扩大化。
如“三反”时预定“老虎”为25％，肃反则定为5％。
事先订百分比的做法是否科学？
事实证明确有主观主义。
官僚主义十分严重。
参事室是研究财政法制的，在1953年就提出了整理现行法规的报告，领导上从未批下来，以致部里长期以来没有一个组织条例，主要的预算和决算全靠一些零星的命令办事，下面的局可以改部的法规，部可以改国务院的法规，批审权限上十分混乱。
税务方面也不健全。
崔敬伯说：
财政政策左右摇摆，今年会不会又“下马”过多
民建中央委员、税务总局副局长崔敬伯说：
财政部是国家的总“管家”，又关系到各个方面、各个部门的工作，它的官僚主义绝不比其他部门少。
过去几年国家在财政收入上都有盈余，而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财政收支却出现了紧张的局面，这说明我们的家没有管好。
下级干部感到上面办事“此一时，彼一时”。
如在税收上，有时抓紧了，就大力防左，左了就赶紧防右，使下级工作人员感到左右摇摆不定。
这虽然也是辩证，但不是唯物辩证法，而是形式上的辩证法。
1956年反对财政上的保守主义，因此大大放手；
今年的预算又出现了纷纷“下马”的趋势，是否会出现“下马”过多的情况，很值得重视。
他认为宗派主义的形成，在于许多不必要的制度
我认为宗派主义的形成很大的原因在于一些不必要的制度。
如人事制度、会议制度、阅读文件制度。
这些制度在开国之初毫无疑义地应该由共产党统一掌握，但国家建立起来了，时间长了，这些制度就成了“墙”、成了“沟”。
岳炉说：
在有些地方把党的领导庸俗化了
民盟财政部支部代主任委员岳炉说：
党的领导是通过党员实现的；
但是，由于党和个人没有分清，以致很多地方形成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现象。
如在集体参加体力劳动的时候，也按着党的支部来分队，好像只有党员在劳动；
在学习理论课的时候，学习组长也必须是党员。
难道必须以党员作组长或是以党组织出面才算是党的领导？
这样使人感到党是无事不管，把党的领导庸俗化了。
在提拔干部时，往往是只重德，不重才。
有很多党员就凭着党员名义吃饭。
我认为党的荣誉与党员个人的荣誉要分开。
党组织对党员和非党员要一视同仁。
建设银行工程师、民盟盟员丰恒清说：
建设银行几年来很多技术部门都是由不懂技术的干部领导业务，而对一些技术人员的工作安排得不妥当。
俞彪文说：
保险公司处在危险状态
民进财政部支部副主任委员俞彪文说：
保险公司现在处在危险状态。
解放以来，保险公司的领导上只满足于一些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和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对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不够重视。
1953年以前，保险公司的业务工作方法都是旧社会的一套。
“三反”以后，这一套全盘被否定了，对苏联的一些先进经验的学习又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
农业合作化以后，公司里许多人对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发生了动摇。
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所以使公司的业务工作上在执行中也产生了各种意见和矛盾，对工作的影响很大。
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但是，绝不能因此影响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
在保险公司里，党群关系长时期以来是不太协调的。
党员对一些“老保险”有讽刺和不尊重的现象。
崔书香说：
财政干部学校是一座“冷宫”，有些经济学家进了“修道院”
财政干部学校统计教研室主任崔书香说：
财政干校担负着为国家训练财经干部的神圣责任，但我们的学校却是一座冷宫。
不是我们被打入冷宫，而是冷风吹来使人感到冷。
有人说，调到干校的干部是“四等干部”，这风是从财政部吹来的。
当然，也还有从外面吹来的冷风，例如有些高等学校就看不起财政干校。
许多人都不愿到我们学校来，在校的教职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大受影响。
财政部直接领导干校，但我却感到不很温暖。
听报告、看文件，都是限于什么长一级的，很少提教学人员。
我们感到很苦闷。
她最后说，希望财政部加强和经济学家们的联系，多和他们研究讨论一些问题，这对国家对他们本人都有好处。
据我所知，现在的经济学家有一部分进了“修道院”，另一部分也无事可做。
座谈会将在22日继续举行。

第1机械部非党工程技术人员座谈
严厉批评党组织的宗派主义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在第1机械工业部党组最近召开的座谈会上，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对党组织和有些党员的宗派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有的人提到，在第1机械工业部系统存在着党政不分的情况，非党领导干部有职有责而无权。
非党领导干部不能参加讨论部里的方针政策，看不到工作必需的文件。
有的企业的技术检查科长因为是非党员，连中央发出的关于质量问题的电报都看不到。
部里的工教司是人事性的工作，思想工作较多，但有关思想工作的指示，一般都是通过党系统下来的，指示发出了，司里的非党领导干部还蒙在鼓里。
由于不了解情况，下边干部请示工作的时候，只能像个泥菩萨，畏畏缩缩，不敢决定。
一位工程师说，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党组织决定，党外群众没有机会发表意见；
好多事情等到党组织决定以后，非党干部再提意见也不顶事；
入党的青年干部可以参加本单位重大问题的讨论，而有经验的非党负责干部反倒不能发表意见。
有些参加民主党派的工程技术人员提出，第1机械工业部的党组织，对许多重大问题既不和民主党派组织协商，也不吸收民主党派组织成员参加讨论。
党组织对民主党派组织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
谈到提拔、培养干部的问题的时候，有的人认为第1机械工业部系统在这个问题上宗派主义更严重。
有一个党员干部是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却提拔为企业总工程师，有些非党技术人员技术水平比他高，却不提拔。
有些企业的科长业务能力比厂长强，因为是非党干部，也不能提拔为厂长。
有的单位一些非党员几年前是科员、科长，现在还是科员、科长，而当时入党的科员、科长，现在有的当了科长，有的当了处长。
派留学生，也是过于偏重政治条件，忽视业务水平。
有的人认为第1机械工业部党组织对非党工程技术人员的物质生活照顾很多，甚至有些地方照顾过火，使有些知识分子脱离群众。
但是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进步和技术进步却关心不够，而这恰恰是知识分子最关心的。
有的单位非党干部犯了错误，以开除了事，而平时很少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
有一位工程师提出入党要求，党组织一年多也没找他谈一次话，弄得他莫名其妙。

公方代表要不要撤除？
工商界座谈会上展开争论
资产阶级有没有消极性？
公方代表要不要撤除？
工商界座谈会上展开争论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8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18日）举行了第4次座谈。
会上有六个人发了言。
第1个发言的是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李国伟。
他对计划生产提供了两点建议后，又对工业生产计划和手工业生产计划的平衡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
他说：
我国人口众多，发展手工业生产是十分必要的；
发展手工业生产，不仅可以解决部分人的劳动就业问题，而且也可以使国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设备，来发展重工业。
马春霖不同意毕鸣岐的意见
资产阶级离开党的领导是无能为力的
接着发言的是沈阳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马春霖，这是他参加座谈会的第2次发言。
他不同意毕鸣岐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估价的提法。
他说：
毕鸣岐认为当前有不法行为的，是那些觉悟不高、政府管理不严的自负盈亏户，不是真正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代人受过”未免有些委屈。
我认为这是 “五十步笑百步”，过分强调资本家交出企业的积极一面，忘掉了资产阶级思想本质，忘掉了大户也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
我认为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积极一面，所以才能接受改造；
又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消极一面，所以就必须改造。
这是一个接受改造和必须改造的问题。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有今天，能有本事作为一个公职人员，能光荣的参加政权，要感谢的是共产党的领导。
我们很难想像，如果不是共产党掌握政权，我们民族资产阶级会变成什么样子。
也许我们之中绝大多数会走到“日出”里潘经理的下场。
我认为这是发展规律问题，我不承认是自卑感。
敲锣打鼓公私合营以后，我感到的不是掉泪，而是工资开得出去了，生产正常了，劳资关系改善了，工作顺利了，坐轿子的还坐轿子，甚至赔了钱还可以拿定息，我倒是觉着能力不够，毫无苦水可吐。
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是个比较有文化有技术的阶级，是中国的财富；
但这是就整个阶级来说的，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个人，限于阶级本质，吊桶老是七上八下，患得患失。
就经营能力来说，我们是由盲目经营走向计划生产，是由直线管理走向区域管理，是由家长式独裁走向民主集中；
是由大胜大败宿命式的经营走向经济核算制。
这一套计划生产、区域管理、经济核算制、民主集中制，以及什么流水作业、技术财务措施计划等等，对我们都是新的。
我在资本主义国家留过学，还专攻过工厂管理这一门课程。
公私合营二年来，我感到真是追随一年，胜读十年书。
我认为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离开党的领导是无能为力的！
现在我们听到积极一面，总觉着舒服，甚至就自高自大起来；
而听到消极一面，老觉着刺耳，甚至要“分庭抗礼”“取而代之”。
说句良心话，公方也够苦的，一方面要完成国家计划，一方面要团结我们做好改造工作。
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个公式执行起来并不简单，有的情况不同，有的接受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我认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下自我批评”。
他说：
我百分之百赞成开这样一个会，大家有鸣有争，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双方苦闷隔阂是可以解除的。
最后他说，公方代表是撤不得的，党的领导更是不可缺的。
因为我们离开党的领导是无能为力的。
许汉三批评某些党员
看不到党外人士的向心力
民主建国会许汉三首先批评了统战部工作中的缺点。
他说，几年来，民主党派中是培养了一些骨干分子，这些骨干分子多数人是好的，但也有不少的人逐渐地脱离了群众，还有些人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
这个账应该算在统战部的身上。
他认为：
不少参加民主党派的共产党员，修养差，有优越感，批评不得，竟有人说，批评了党员就是反党的行为，反党就是反革命，在共产党员之间，也很少开展批评。
这些不好的情况，统战部检查处理得不及时，也说明了有宗派主义。
他认为：
党与非党之间，有墙，而且也不大平等。
他举例说：
在某一件事情上，罗隆基曾表示态度说这件事即使周总理答应，我也不肯答应；
后来竟有人批评他太骄傲了。
党有威信，有吸引力，党外人士有向心力，可惜一些党员对党外人士的向心力却看不到。
他在谈到资产阶级有没有两面性的问题时说，有两面性是肯定的；
不过，许涤新在分析资产阶级消极一面的时候，忽略了对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工商界长期间形成的思想，企图用速成的办法来解决，这是行不通的；
如果分析不具体，说服力不大，解决不了别人的问题。
最后他说：
今后对工商业者的教育，除了组织他们进行理论学习外，还应该多组织他们做一些实际生活的考察工作，多接触实际，对提高认识是有好处的。
宋莲甫说：
消极性不仅资产阶级有，工人阶级也有
湖北工商联副秘书长宋莲甫举了五个小商小贩因生活困难而自杀的例子，建议政府要积极安排小商小贩的生活。
湖北省一些中小企业职工工作时间过长，他建议政府规定轮流休息制度。
关于工商业者的两面性问题，他认为：
作为阶级的消极性，不是工商业者独有的，工人阶级也有。
因为中国工商业者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出身，他们在大鱼吃小鱼的社会里也是为了生活。
因此，两面性不是工商业者独有的，要有大家都有。
他说：
有人说统战部统上不统下，统大不统小，是有道理的。
被安排较好的都是上层人物。
我们那里有的县把有的工商业者安排去搞文教卫生，是不是因为财经工作重要，不愿分给工商业者呢？
这也是宗派主义的表现。
最后，他建议对于工商联的性质要扩大宣传，中央有关部门的首长要经常下去，最好组织视察组，到省、镇以及偏僻的地方去看一看，多了解了解。
他还建议多在一些县设立统战部，多配备一些统战干部。
经叔平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经叔平说：
有人提出，为了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是否在合营企业中只提工作关系，不提阶级关系。
还有人提出，是否在合营企业中加重私方人员的责任，不要公方代表。
我不同意这种提法。
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目前合营企业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私方人员拿定息，拿高薪，没有阶级关系，我们就得不到这些。
当前不是承认阶级关系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的问题。
现在有公方代表，他们多负了一些责任，私方就感到有职无权。
可是，公方代表当真退出去，私方人员是否就能把全部工作担负起来，是值得考虑的。
大家都知道，公方来了，工人敲锣打鼓欢迎，工人感到自己当了主人，生产起了变化。
没有公方代表下厂，私方人员是起不了这种作用的。
而且公方代表国家，处理问题考虑几方面的利益，使私方人员和各方面的关系也缓和了。
这也是私方人员不能代替的。
另外，社会主义企业的民主管理，走群众路线等等，对我们这些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公方代表要比我们强，我们向他们学到了不少东西。
以上这些，都说明公方代表制度的作用是不能抹杀的。
至于部分公方代表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和私方人员关系搞得不好，那是由于他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个人思想作风上的问题，应该提出批评，如不接受，可以要求政府撤换他，但不能取消公方代表的制度。
不过，也可以在少数有条件的企业，如工会组织、党组织、民主管理委员会较健全、私方人员政治上较进步、业务较熟练的企业里试点，摸摸经验。
他说，共产党是个很好的党，但是也做了很多蠢事，那就是全部包下来的做法。
比如湖南代表反映高潮后，有少数小商小贩因生活所迫自杀了。
小商小贩生活困难不是在今天，他们所以早不自杀，高潮以后才自杀，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没能把他们全部包下来（事实上，我们国家这么穷，也不可能把他们全部包下来），又没有给他们自由经营的出路，因此才使他们感到无法生活下去。
他说，要解决小商小贩生活困难的问题，不是光依靠伸手向政府要钱，而是要发挥社会力量，要给他们适当自由经营的出路，不要把自发工厂叫“地下工厂”；
叫“地下工厂”就意味着不合法，而他们做的事是人民需要的，为什么不让他们做呢？
政府要管，但不要管得太死。
不要怕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
只要采取各种办法，是可以引导他们走正确道路的。
关于工商业者的福利待遇问题，他也提出了一些意见。
最后，他说，有人批评统战部统上不统下。
我认为不是统战面大小的问题，因为李维汉部长不能和所有的工商业者都一一握手。
而是统战政策如何贯彻的问题。
有些公方代表开会不参加是不对的。
各地政协会议是统战性质的，但也没有很好发挥作用。
这些都影响统战政策的贯彻。
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问题，他建议在常委外再成立一些专门性质的委员会，解决各类专门问题。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多负一些人民代表的责任，少兼一些其他职务，不要只是开会发言，举手通过，每年出去视察一次就完了。
苏先勤说：
私方人员存在消极因素
撤出公方代表对生产不利
武汉市工商联秘书长苏先勤在发言中首先对党表示感谢，他说：
在党的教育下，几年来，我的几个企业先后合营了，现在我还担任一个专业公司的经理，感到光荣兴奋。
接着他对公私关系中有无阶级关系以及公方代表要不要撤出合营企业的问题，发表了个人的见解。
他说：
近来有不少人提到过这样的问题，有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我们私方人员还没有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
如果把私营企业说成是娘家，合营企业是婆家的话，现在娘家的关系是渐远了，和婆家的关系是亲近了。
但这并不是说公私双方就没有距离。
目前阶级关系是存在的，这种阶级关系不是人为的，而是客观存在。
私方人员，要随时随地了解自己的阶级局限性，这样才能更好地接近公方。
否认阶级关系，就是无视客观存在，这是盲人骑瞎马，是危险的。
他在估计武汉市的公私共事关系时说：
武汉市的几个大厂子，私方人员是有职有权的。
当然也不是没有问题；
有些问题的存在，是由于私方人员是否敢大胆负责，对政策领会是否深刻，工作是否深入，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方法是否了解等条件决定的。
不这样，即使有权也不行。
他又说：
私方人员在合营以后，积极因素增加了，但消极因素还是存在的。
公私双方有矛盾，这也是必然的，否认矛盾的存在，不现实，对解决问题不利。
最后他申明，不同意从合营企业中撤出公方代表。
他说：
私方人员受阶级性的限制，经验也不足，撤出公方代表，对生产是不利的。
有许多工作，私方人员是不可能代替的。
座谈会在19日（星期日）休息一天，20日继续举行。

东鳞西爪
清清的水流到冷湖
在柴达木盆地最有希望的冷湖石油探区建成的一条长达二十二公里输水管线，5月09日正式通水。
清清的淡水通过管道流向冷湖探区井场，钻井工人、炊事员欣喜相告，都说不再为缺水而苦恼了。
专门负责供水的几十部大卡车已经准备去担任新的运输任务。
（据新华社讯）
汉口到郑州将修复线
京汉铁路汉口到郑州段复线工程，已经勘测完毕。
这条复线全长四百八十五公里。
长江大桥通车和武汉钢铁联合企业建设起来以后，这段铁路的运输能力将大大增加。
（据新华社讯）
衢州兴建肥料厂
一座年产七万吨石灰氮肥的化学肥料工厂，将在浙江省衢州地区兴建。
第1期工程可在今年动工。
包头建立大热电站
包头市新兴工业区正在建设一座规模巨大的高温高压热电站。
它投入生产后，包头市的发电能力将比现在增大四倍多。
它还可以输送出大量高压蒸气，供给附近工厂的需要。
福建发现三种橡胶植物
福建省最近又发现了多种含胶质量优异的橡胶植物。
在闽南南靖县和溪乡的热带林里发现一种藤本橡胶。
这种植物攀附或缠在三、四十公尺高大的乔木上，每公顷约有四百至六百二十几株，提炼出的橡胶可供高级胶制品原料用。
在云霄县荒山残林的杂木林中，发现的一种土名叫柠栵树，每株可割胶六至十斤，可做硬质胶品原料。
在闽北泰宁等地发现一种土名叫“植树”或“？
胶粘”树，将皮刮去外部木栓质然后放入石臼中捣碎，浸在溪流中冲洗即得粘性极强的胶质，天上飞的麻雀，地下爬的老鼠只要碰上愈粘愈牢、永难逃脱。
（宋桂）

光靠给不能解决问题
本报记者　陈迹
房子问题一直是第1汽车厂很难解决的问题。
几年来，新建和租用的宿舍已达四十几万平方公尺，但是仍然不能满足职工的要求。
工厂投入生产以后，大约有两千二百多户职工申请要家属宿舍。
这些要房子的职工，大体有这样几种情况：
（一）从外地调来的职工要把家属接来，要宿舍。
在两千二百多户职工中，这种情况就有一千五百多户。
（二）青年职工要结婚，要单独的宿舍。
（三）有些职工因为人口增多，要添房子。
（四）有些工程师和技术员觉得房子挤，要增加房子。
（五）住在市内或者住在由暂设工程改成的宿舍里的职工，觉得上下班不方便，或者嫌房子破旧，要求搬进厂区附近的标准宿舍。
这些要求是不是合理，是不是能够办到，过去工厂领导上没有具体的分析，也没有认真的审查。
有个时期，要房子的人竟多达五、六千人。
当时，有些领导人员紧张得不得了，认为不新建十几万平方公尺的宿舍，不好向群众交代；
甚至认为如果不满足职工的要求，就会出乱子。
有个领导人说：
“不盖新宿舍，我们就要犯错误。”
最近，第1汽车厂党委会根据中央指示的“少花钱，多办事”的精神，调查了缺房的情况，组织了专门的委员会，调整了一些不合理的住房，整修了破烂的房屋，一些过去未能利用的暂设工程也补修成宿舍，解决了一千一百多户职工要的房屋。
房子问题已经开始缓和下来，房产管理处的办公室清静得多了。
跑来大吵大闹硬要房子的人，开始减少。
打电话责问“为什么不给我房子”的嘈杂声，也渐渐消失。
但是，要完全解决第1汽车厂的房子问题，还需要做不少工作。
特别是要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教育，帮助职工正确地看待房子问题。
现在不少职工还在抱怨：
“我起先以为汽车厂规模大，房子多，每户人家都能住上一套间，有暖气，有煤气炉，又有单独的厕所和厨房。
谁想到如今还住着旧平房呢？”
有些从南方调来的职工还觉得：
在汽车厂那个人能没有家属宿舍？
他们把父母妻儿以至小舅子丈母娘都接来同住。
一些家住在农村的职工要他们的父母放弃农业生产，卖掉牲畜，迁来同住。
不少家在邻近市、县的职工，还在打算接家属来。
个别在长春有房子住的工人，准备把自己住房让出去，要求工厂分给房子。
长期存在的所谓“标准宿舍与非标准宿舍”的争论，还未停止。
标准宿舍都在厂区附近，房间漂亮，都有暖气、煤气炉和单独的厕所、厨房。
大家争着要这种标准宿舍。
有个女工没分到标准宿舍，很恼火，有一天上班，竟把自己的孩子向车间主任的办公桌上一扔，气冲冲地说：
“不给我标准宿舍，我的孩子冻坏了，你负责吗？”
工人张金生没能住进标准宿舍，找工会主席说：
“不给标准宿舍，我就不上班。”
他果真有一天没有上班。
少数工人不听从合理的调配，私自霸占标准宿舍，还觉得自己很有办法。
这些例子说明不少职工还没有正确了解住房的困难，过高地考虑个人的需要。
这是因为汽车厂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还不深入，没有使得群众正确理解个人与国家、眼前需要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
同时，在解决工厂住房问题的时候，还没有搞清楚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能不能让所有有家属的职工都能住上家属宿舍？
像第1汽车厂这样大的工厂，有一万八千多职工，要想都把家属接来工厂，是既不可能，又不合理的。
不少职工家庭住在东北境内，或者住在邻近市、县，为什么一定要搬进工厂呢？
有些职工家庭虽然居住在南方，但是却想把全家都接来，甚至把亲戚也接来，难道又是必要的么？
在旧社会里，哪些人能住上几间房子，把全家老少以至小舅子丈母娘都带在身边呢？
不外是些地主、官僚和资本家。
现在虽然是人民当了家，但是，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没有很多的钱来修大量的新宿舍，不可能让职工都把家属带到身边。
此外，第1汽车厂已经建成的二十几万平方公尺的标准宿舍，是太好了，是超过目前生活水平的。
这种标准过高、浪费资金的宿舍，不能再建设了。
我国绝大多数工厂都还没有这样好的宿舍，城市居民和广大农民住的都是古旧平房和简陋的草房、土房。
第1汽车厂为什么还有职工争着要住这种标准宿舍，甚至还希望再新建这种标准宿舍呢？
这一方面是因为工厂对于这些职工缺少政治思想教育，另方面是因为标准宿舍房租较低，条件又好，比住非标准宿舍合算得多。
要解决房子问题，还需要领导人员真正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和群众同甘共苦。
现在汽车厂少数领导人员住的房子还过多，还没有自觉地把多余的宿舍让出来。
群众对这种状况是不满意的。
他们说：
“有些领导干部整天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但是他们自己却不艰苦朴素。”
房产管理处劳动模范温恒德处长说得好：
“你是领导人，你住房太多，又想说服群众少要房子，你说服得了吗？”

农业社的管理机构应统一叫做“管理委员会”
在人民日报和别的一些报纸上发表的消息和文章中，农业社的管理机构的名称不一致——有时称“管理委员会”，有时称“社务委员会”，有时称“社务管理委员会”。
在各地农业社里也是这样，管理机构有不同的名称。
按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规定，应该统一称为管理委员会。
　皮纯协

北京街道居民等参加市委召开的座谈会
批评蔬菜供应工作上的缺点
据新华社讯
中共北京市委17日举行蔬菜供应问题座谈会。
被邀参加的有街道居民、农民、售货员、集体伙食单位的管理人员和蔬菜经营部门代表等四十多人。
会上，大家尖锐地批评和揭发了蔬菜供应单位工作上的缺点和问题，对全市取缔蔬菜自由市场也提出许多意见。
一些街道妇女反映，蔬菜自由市场取缔后，不但菜的数量、品种减少，也不如过去新鲜了，最麻烦的是国营和蔬菜联购联销组代替不了，菜摊减少，买菜得排很长时间的队。
有的地方排一次队只能买一种菜，再买就得排第2次队。
许多家庭妇女说，为啥把菜贩都取缔掉？
他们认为过去自由市场上虽然价格稍高些，但很方便。
来自农村的农业社员在发言中，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们说，取消蔬菜自由市场，很多农民并不满意，因为他们再不能以较高的价格向菜贩卖菜了。
但从整个生产社的利益看，取缔后有很多好处，这可以巩固农业社，使农民安心生产。
在取缔前，不少农民因看到这有利可取，就要求退社单干，有的要求多留自留地种菜，对整个社就不关心了。
另外，由于倒卖赚钱的菜贩收价很高，许多农民都不执行和国营蔬菜公司订的供应合同，使国营公司货源显著减少，不能保证市场供应。
许多机关、学校的伙食管理人员在发言中，认为蔬菜供应部门在经营管理上存在着严重缺点，几年来很少改进。
他们说，最大的缺点是盲目性大，经营环节多，不为消费者的便利设想，调拨分配不合理，季节性的矛盾长期不能解决，时而积压，时而脱销，经常使大批蔬菜腐烂。
大家列举很多事例说，往往到指定的菜站买菜，等了半天买不到菜，一些有几百人或上千人的伙食单位有时只能买到几十斤菜，交款开发票也得排队等几个小时。
而有些菜站则积压着大批蔬菜，任其腐烂变质，也不允许去采购。
更令人气愤的是，蔬菜公司为了推销盲目购运进来的蔬菜，还实行强迫搭配，不接受，甚至就停止供应，或处处给你为难。
他们说，过去有自由市场，多花几个钱，还能买些菜调剂一下，现在也不行了。
大家对今年的蔬菜价格特别贵也提出意见。
认为除了农村受灾、生产成本提高和季节性等原因外，和蔬菜公司的机构庞大、经营环节多、费用大、经常腐烂损失等问题分不开。
大家要求有关生产、供应部门应好好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定期在报纸上公布价格变动情况和原因。
一个蔬菜售货员列举大量事实，揭发了商业领导上的官僚主义。
他说：
我整天卖菜，可是心里无底，也不知道每天会调来些什么菜、多大数量？
作计划根本不起作用。
他说，据消费者反映，我们售卖的菜很多不适合需要，更谈不到新鲜，尽管向领导上不断提意见，但他们关心的是怎样完成销售任务，很少考虑消费者的意见设法改进工作，有时，为了强调节省运费，突然几百斤不需要或已有积压的菜就捎运来了。
我们当售货员的虽然替顾客着急，但也没有办法。

天津市食品公司在检查物价工作中发现
部分商店和小贩卖东西短斤少两
据新华社天津18日电
中国食品公司天津市公司最近检查了新华、河西两个区十家公私合营肉铺，发现四十一个消费者向这些肉铺购买的猪肉和猪油当中，有二十份不够分量，一般的每半斤缺秤一两左右。
水产、蔬菜等公司检查有关的商贩，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
有些商贩把商品分成小包装后，不但没有“分蚀”，反而多了出来。
不仅许多小贩和自负盈亏的公私合营店如此，就连有些国营零售店也做出了同样的错误行为。
市工商局度量衡检定所本来在各主要市场设有四十九个公证器，可是，现在有许多保管人迟放早收，使消费者不能随时去校验自己所购商品的分量。
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已经决定在这次检查物价的同时，纠正这种短斤少两的行为。

宝鸡兴平降低城市建设标准
节省资金两亿元，减少用地近三万亩
本报西安17日电
中等规模的新工业城市怎样根据勤俭建国的方针进行城市建设工作？
宝鸡、兴平的新城市规划方案提供了良好的经验。
宝鸡、兴平都是新兴工业城市，将分别新建五个到十个左右的工厂，人口将发展到十几万、二十几万。
这两地原来的城市规划方案，机械地搬运了一些国外和大城市的标准、定额，存在着规模过大、占地过多、标准过高、求新过急的缺点。
最近，陕西省城市建设部门和城市建设部城市设计院的工作组一起，将这两地的城市规划方案作了修改。
在国家适当紧缩两地工业建设规模的基础上，新方案根据当地的经济情况和人民生活水平，按照因陋就简、勤俭建国的精神，降低了规划、建设的标准、定额。
两地城市建设总投资，新方案比旧方案为国家节约资金约两亿元。
这两个地方原来的城市规划方案中，每人居住面积都按照九平方公尺计算，加以人口规模偏大，便不适当地扩大了城市的规模，增加了城市建设费用。
宝鸡市为了提供大量的城市用地，需要结合治理渭河，进行大规模的防洪工程和降低地下水的工程。
兴平县也感觉城市用地不足。
但是，这个居住面积指标同我国当前的经济水平不相适应，同当地人民生活水平也距离很远。
宝鸡市居民现在的居住面积，每人仅是二点七平方公尺。
两地新方案中都降低了居住面积定额，只要求将居住水平逐步作少量提高。
房屋建筑密度都在适当照顾防火、卫生要求的条件下作了提高。
道路、公共建筑、绿化等用地面积也适当压缩。
每人生活居住用地面积因此都减少很多，城市用地不足的问题因而迎刃而解，而且节约了大量土地。
新旧方案对比，两地节约城市用地分别达一万五千亩和一万二千多亩。
两地原方案中都要修建大量造价昂贵的混合结构的三层楼房。
但是当地居民现在许多都住土坯平房甚至窑洞，兴平县城不少商店的二层楼房也采用砖柱土坯墙结构。
两地新方案中分别把三层建筑的比例降低为10％和15％，这些建筑将采用混合结构或砖木结构；
其余都修建砖柱土坯平房和砖柱土坯墙或土木结构的二层建筑。
这样既为国家节约大量资金，又使新建房屋不至距离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太远。
房屋建筑标准降低以后，卫生福利设施也可以因陋就简。
两地一般居住区都将用水井，不用自来水；
少数三层楼房分别结合工业生产用水安装自来水管。
污水量也相应减少，污水处理可以简化。
宝鸡、兴平都不再修建大的污水处理厂，并将少修排水管道。
旧城的建筑物和公共设施，两地新方案中都提出要尽量加以利用，旧城不再进行改建。
宝鸡因此可少拆七万平方公尺的住宅；
兴平可少拆居住建筑一万七千多平方公尺。
宝鸡市新方案中，还决定根据地形分期分片建设，近期内先在靠近工厂的地方修建若干独立的住宅区，不强求连成一片。
陕西省城市建设局负责人对记者说：
今后建设中将出现许多中等规模的新工业城市。
这些城市更应该从现实出发，因陋就简，勤俭建设。
在这方面，宝鸡、兴平的新城市规划方案可供其他地区研究参考。

川西平原油菜丰收
四川省主要油菜产区的川西平原，今年油菜又获得丰产。
这是郫县犀浦乡第2农业社的社员正在收割油菜。
甘洪广　摄（四川日报社稿）

抛掉教条　独立思考　采纳群言
——对水利部门领导工作上的问题提几点意见
张含英
党的整风运动已经开始，就我一时想起的水利工作上的一些问题提一些意见。
我认为在水利建设工作方面应当研究改进的有以下几点：
总结群众经验历史经验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号上
首先，应当认真地、而不是停留在口号上，总结群众经验、历史经验、最近几年在实践中的经验。
我国人民有同水旱灾害斗争的丰富经验，可是我们过去却忽视了这一点，认为过去的水工建筑物没有现在的高大，水文没有详细的记载和计算，方法不够科学，技术落后，因之不重视我国历史的经验和劳动人民的创造。
我们现在大都搬运外来的经验，从外国书本里找办法。
当然这是必要的，但不是全面的。
几年来，我国的水利事业有很大的发展，无论在水工建筑物上或治水方略上，以及实际所得的效益都是有成绩的。
这是主要的。
当然在工作上也有错误的一面。
这些经验都是在我国实际生长起来的，对我们说是很宝贵的，应当及时地总结推广。
但是作的很少，每年只作些行政工作的总结，很少有科学技术总结，也少有科学技术讨论。
常认为技术干部缺少，赶做下一个工作要紧，把总结经验看作是“行有余力”的事情。
所以虽然把交流经验当为工作的一项，但是由于总结经验做的不够，所以交流经验也只停留在口号上。
因而对于技术干部的训练，对于促进科学的研究，对于先进经验的推广都很不利，在工作上造成了损失。
就水灾说，有洪水灾害和沥水灾害之分，农民都是知道的。
“沥水”和“内涝”并不是新名词。
可是我们技术干部过去没学过，谈到水灾就想到河道，总是先从河道治理下手。
江苏淮阴专区在新沂河修成的次年，在每年有上千万亩水灾的地区得到了丰收，便认为这是沂河治理的效果，其实这只对了一半。
近年来这一地区河道没有决口，但每年却仍有涝灾几百万亩。
那年的丰收是由于比较旱，沥水不多的缘故。
这只是一个例子。
各地严重事实的教训，才使我们了解涝灾的威胁。
设若我们能深入群众，分析水灾的原因，不是可以早些治理，减轻损失么？
历史上早就记载着沟洫的制度，那时的经济文化中心还在黄河流域，古代沟洫制度究竟怎样，什么作用，我们从事水利工作的人考虑过么？
我们较大的工地经常有学校的教师率领着学生实习，住较久的时间，这是好的。
这些教材是否可以搬到教室上去呢？
而现在在教室上所教的都是不熟悉的地名，生疏的自然情况，和自己生活比较远的描写。
各大工地也常有大批的其他工程单位的人员实地学习，这也是好的。
设若有有系统的总结及时地传达到各处，效果岂不更好！
有些工地的经验交流是比较好的，但是，也有些地区却在同时采用着较落后的设计经验和施工方法。
所以总结我国当前的工程措施的经验是重要的，意义很大。
动辄搬运外国教条缺少独立思考精神
其次，应当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具体分析问题，少搬教条。
由于我国的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科学技术人员大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一些外国的影响。
学习先进经验，这是好的。
但却常常产生了搬运教条的趋向。
因而也就影响到治水的方略和计划。
我们水工建筑物的设计标准一直没定下来。
我国的降雨情况有它的特点，因而影响到水流变化的特点。
我们的水文观测资料也比较缺少，依赖估计推算的成分比较多。
我们的重要建筑物的设计就按国外的标准，以千年一遇的洪水为防御对象，用万年一遇的洪水为校核。
我国一般河道的水流变化是很大的，百年一遇的洪水与千年或万年一遇的洪水相差很大，设若是可以以防御百年一遇的洪水为标准，由于没深入研究，而采用了千年一遇的，就要增加投资很多。
这是一面。
由于我们的水文资料缺少，常依赖推算。
按现在所用的计算方法，准确性不高。
例如相差10％—20％，就算很近似了。
大家知道由于这样的差别，投资是不小的。
这又是一面。
这个问题的解决自然不是容易的，应当有一番周密详尽的研究工作，或需要投入相当多的人力和时间，但是反对教条也必须有基础，而这些问题又常是关系国家建设的安全和投资，事情很重要，应该当作一个重要问题来推进，制定出适合我国情况的设计标准，研究出我国水流的规律。
这只是一个例子，同类的例子很多。
由于工作发展的需要，我们常常只求得有个工具或方法，匆忙地来完成任务，动辄搬运外国书本或引用某人言论，而缺少独立思考、分析具体情况的精神。
除水害、兴水利问题中的特殊性很大，个别问题要作具体分析的要求也高。
我们水利事业上虽有些成就，而问题却很多。
主要由于对于各方面的研究不深不透。
我们不能只看成绩，这些成绩也是许多水利工作者常引以自豪的，我们应该深刻地检查搬运教条的缺点，我们在这方面的情况是严重的。
我认为从这个检查可以改善工作，节约资金，也为科学研究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创造条件。
机关味浓，学术味淡水利部门不闻“鸣”声
第3，水利部门的机关气息很浓，学术味道淡薄，听不到鸣声。
水利是经济建设的一个部门，但是它牵扯的面很广，内容复杂，所以科学研究的问题也很多。
我们正在青黄不接的时间，也正在迅速发展的时期，我们有老经验、有新经验、有外国经验，但是还没有形成一套适合于现代形势的经验，又由于事业的发展迅速，新问题又不断提出。
因此，我们的争论应该是很多的，但却很沉寂。
既然有这些问题，是怎样处理的呢？
大都用行政的方法处理。
虽然有不同意见，但在不同意见提出以后，在一次或几次行政性的会议上就得出结论了。
由于工作的迫切需要，先拿个主意有时也是需要的。
但问题在于并不提倡研究和争论。
例如，某河的治理应该以那年洪水型或什么频率为标准，定了以后就万事大吉。
实际上问题并没解决，设计的人仍在怀疑。
但是在计划另一个河道的治理时，却仍然采用同一种方法，一直到发生了问题，或者有人建议新方法，才又思考一番，另作一个决定。
虽然也口口声声要求研究，实际在领导方法上却没有提倡研究。
几年前水利部曾有“人民水利”一个刊物，总怕言论上出问题，限制的很紧，领导上似乎看作一个包袱，在一个整顿报刊的机会，就停刊了。
现在情况有些转变，注意了学术的讨论。
但是也只能说注意了，离展开还有距离，还没有养成争鸣的风气。
这一方面应由科学技术人员努力，一方面还应从领导方面改进，并大力倡导。
对高级组政治学习为什么这样不关心？
第4，应当更关心干部的政治学习，我说的特别是水利部内的高级组的政治学习。
很难理解为什么对于高级干部的政治学习这样不关心。
我们有个高级组，在中央定了学习计划以后，照转一份。
但是仅止于此。
近几年高级组没有集体学习过，也没有开会讨论过，没有检查过各人学习的情况，连关心地问一问都没有，也没组织过启发报告。
提过几次意见，没有改善，也没有说明。
近几年反而比前几年更差。
但是遇到一个运动还是比较认真的，时间虽然还是学习的同一时间，但能照常开会。
这说明对于一项任务的命令是能遵守的。
但是对于经常的、很重要的学习，也就是关系着干部们思想改造和进步的事，却不够关心。
对于定为制度的政治学习还是这样，其他关于学习的事就更不必说了。
但是这不等于说水利科学技术工作者的进步很差。
一般地能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而且努力地学习，在活生生的实际活动里学习，在研读着理论的书籍，思想水平有所提高。
问题在于提高的快慢，在于是否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这就有待于党的经常关心和教育。
能否发挥水利工作者的潜力和积极性，这同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方法有密切关系，这是谁都知道的，他们的积极性对于工作有好处，也是谁都知道的。
虽然经常号召把工作作好，要发挥积极性，但是对于干部的政治学习却是不够关心的。
我这里的指责可能过火了一些，因为各项运动是学习，参加生产实践也是学习，我似乎太重视学习的形式了。
我认为有这个形式就应当发挥它的作用，否则就改变这种形式。
关于水利机构体制问题应该倾听各方面的意见
另外，我认为在体制上还有应考虑的两点。
第1是关于水土保持的中央领导机构。
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报纸上有过很多报道和讨论。
这一工作关系着山区、丘陵区的农业生产，关系着河道的治理；
这是一个关系着农业、林业、畜牧业、水利工程的综合性的工作。
在1953年发现这个工作的综合性以后，就建议中央设立一个管理机构，原则上受到采纳，并且考虑设立的形式。
虽然时常听到风声雨声，但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从工作中和报纸上所反映的情况，可见这个统筹机构仍是很需要的。
水土保持是一个群众性的工作，必须依靠地方，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必须有关各部门的参予，是一个科学研究工作，对于工作的方针和方法还在摸索，更需要统一的领导，以便交流经验。
这一工作由于历史的关系，也是由于需要的关系，黄河水利委员曾作了一些工作，也有兴致。
因之这一工作首先受到水利部门的注意，实际上这一工作几乎由水利部门主持了。
水利部门也曾请求其他业务部门主持，没有得到协议。
同时，这几年各业务部门的配合也是不够的。
由于事情的重要，黄河流域的几个省曾分别成立了水土保持局，可见事情的重要和地方的重视。
各省曾推动了一些工作，也有些成绩。
但是据说，最近有的水土保持局要撤销或已撤销了。
我认为这并不是表示事情不重要，可能是工作发展的不正常。
报上对于应当先治沟或是先治面，先生物或先工程，或是怎样结合，曾引起争论。
有的说这几年的工作有成绩，有的说没成绩。
有的不满意于工程部门的领导，但其他部门又不愿出来承担领导。
现在三门峡水利枢纽开工了，但对于水库的淤积问题仍没有统一的意见。
水土保持工作不仅在黄土高原重要，各地区都轻重不同地有问题。
这是一项新工作，又是综合性的工作，对于它的领导应当及早考虑解决。
第2是国务院下水利工作的分工问题。
水利工作属于基本建设性质，为防洪、灌溉、电力、航运及其他部门服务。
就所服务的部门说，可以由各经济部门分别管理，我国从前这样作过，外国现在也还有这样作的。
不过由于近代水利事业的发展，由于社会制度的改变，水流的综合利用已经成为治水的指导思想。
水流的综合利用是在水流被控制以后，为各经济部门服务，以达到最高的综合效益。
这是一面。
为了控制水流常须有大建筑物，或是大坝，或是大闸。
防洪部门需要这类建筑，其他部门也需要这类建筑。
如若各别管理，各部门都须有一套这样的研究力量、设计力量、施工力量。
各部门在设计建筑物时必需要考虑综合利用，因之就须要进行协商，但这却又是“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环节，常常引起争执。
如若这类工作由一个部主管，在人力节约上，工作配合上可能都有好处。
如果认为水电管理应由工业部门领导，灌溉管理应由农业部门领导，水灾防御应由另一部门领导，我认为有一个部主管水利基本建设也是适当的，就是大型水工建筑和水源综合利用应由一个部门领导。
关于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意见。
我认为应该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应该考虑这个问题，求得更合理的解决。

为今后发展打下巩固基础
匈牙利确定今年经济计划
新华社布达佩斯18日电
匈牙利部长会议最近通过了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
计划说，由于去年反革命事件造成了二百亿福林（匈币）的损失，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受到了很大影响。
今年匈牙利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获得了八亿七千四百万卢布的货物贷款和二亿六千四百万卢布的自由外汇。
由于今年第1季度的生产成就，特别是由于煤矿工业的生产成就使其他工业有了发展的条件。
但是现在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平衡，今年财政年度的任务是，为今后发展打下巩固的基础。
计划说，在工业方面，今年计划的工业生产主要要受动力和原料的影响。
根据计划，今年将生产二千零五十万吨煤，五十三亿度电，八十六万吨水泥，七十七万吨钢和六十三万二千吨石油。
今年整个工业生产将比去年实际生产增长2.4％（但比去年计划生产指标降低了11.2％），其中轻工业将增长9％，重工业则缩减4％。
劳动生产率在今年第4季度以前将达到去年10月以前的水平。
在农业方面，今年改变了播种计划。
同去年相比，谷物播种面积减少了四十八万霍尔特（每霍尔特合八点五市亩），甜菜播种面积减少了五万五千霍尔特，而饲料作物，特别是玉蜀黍的播种面积大大增加了。
今年国民收入将比去年提高0.5％到1％，而比1956年计划要减少9％。
居民购买力将比去年提高13.8％，实际工资约提高15％。
由于消费总值的大大增加，储备总额将大大缩减。
1957年的投资为八十二亿福林，比去年计划少36％。
由于投资减少就不允许大规模进行本来要在今年开始的改变企业结构的工作。
计划要求实行严格的节约，要进一步增加商品总额，以保证供求之间的平衡，并且必须发展对外贸易和争取盈利。
（附图片）
匈牙利工业生产逐渐正常，许多大工厂和亚非国家的贸易关系也恢复了。
这是匈牙利“峨布达”造船厂为叙利亚造的第二艘拖船正在多瑙河上试航。

伏老在印度尼西亚议会发表演说
永远埋葬殖民主义的时期不远了
侵略者目前不可能在世界任何地方躲避反击
新华社雅加达18日电
伏罗希洛夫今天上午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说。
他说，印度尼西亚和苏联之间的友谊正在日趋密切。
他说，苏联人民不仅同情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正义斗争，而且给予帮助。
印度尼西亚在联合国中提出的关于收复西伊里安的正义要求受到苏联和其他爱好自由的国家的支持。
伏罗希洛夫说，现在离永远埋葬殖民主义残余的时期已经不远了，为此需要各个爱独立的民族加强彼此之间的团结和友谊。
伏罗希洛夫赞扬万隆会议“是东方国家更加团结以及他们在解决国际问题上起着重大作用的最好证明”。
伏罗希洛夫在谈到两国人民对和平建设的共同愿望时说：
“苏联非常重视印度尼西亚为巩固世界和平所作的贡献”。
他说，苏联不会进攻任何人，但是基于过去的经验，为准备反击帝国主义的强盗式进攻，苏联也被迫生产军事技术方面的产品，包括原子武器和氢武器。
他说：
我们以响亮的声音说，帝国主义者垄断原子武器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在目前的条件下，侵略者不可能在世界任何地方躲避反击。
伏罗希洛夫重申苏联对于裁军和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一贯立场和愿望。
伏罗希洛夫说，苏联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友谊有很好的发展。
他认为两国领袖之间的接触在增加彼此了解和发展友谊方面有很大的益处。
在伏罗希洛夫演讲之前，议长沙多诺致词热烈欢迎。
沙多诺说，伏罗希洛夫的访问使得在向世界和平道路上前进的印度尼西亚和苏联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更加密切了。

关心群众的痛痒
越南劳动党领袖下厂下乡
本报河内18日电
最近以来，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领导人经常到工厂、农村去访问劳动人民。
胡志明主席出席了4月里召开的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大会，并且到南定纺织厂和工人谈话；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武元甲5月14日访问河内市郊的仁政乡，和农民谈了有关纠偏工作的问题，他勉励复员军人要在农村中起模范作用；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征访问了富寿省的富春乡，他和农民谈话时说：
“我们在土地改革中曾经犯过错误，错误虽然是严重的，但是成绩还是基本的。
我们必须把纠偏工作做好，巩固土地改革的成果，使农村逐步地在互助合作、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
长征还专门访问了这个乡的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到新建的富寿茶叶加工厂和发电厂去参观访问。

国际点滴
英国首相的退休年金
据英国报纸报道，自从“每日邮报”报道了艾登爵士在美国一家医院里治病而付不起医药费之后，英国有些保守党人责备英国政府说，首相的退休年金只有二千英镑的规定是“有失尊严”的。
有人还建议应该把首相退休年金至少增加到五千英镑。
可是，英国首相退休年金提高，是否就能够恢复帝国的“尊严”了呢？
庇护杀人犯
不久以前，驻在英国的一个美国空军刺死了一个英国公民，被英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但是美国军事当局却替凶手辩护，理由是死者并非“因伤致死”，而是死于“治疗不当”。
结果，凶手只被判了一个月徒刑，罪名是“带了一把太长的小刀”。

埃及代表团往罗马
将同英国谈存款和贸易问题
据新华社讯
以埃及财政部次长卢特菲·巴纳为首的埃及代表团5月16日离开开罗前往罗马。
代表团预定5月23日在罗马同英国代表谈判解冻埃及在英国的英镑存款问题和恢复两国贸易问题。
17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说，英国和埃及恢复外交关系是比较明智的做法。
它说，英国曾经想搞垮纳赛尔政权，事实说明这种意图是错误的。
英国应该根据现实来办事。
在埃及，现实是埃及政府是纳赛尔总统的政府。

巴黎讨论“禁运”的会议进入幕后活动
十四国同美国的分歧未消除
据新华社18日讯
华盛顿外交界人士说：
所谓“对华贸易管制委员会”的十五个成员国中的十四国在对华“禁运”问题上同美国的分歧还没有消除。
除美国外，其他十四国一致主张废除对华贸易“禁运”货单，使对中国贸易的限制同对苏联贸易的限制趋于一致。
这个专为阻挠对中国贸易而设立的所谓“管制委员会”最近在巴黎召开了会议。
会议现在正在休会阶段。
它的成员国正在进行“幕后活动”，以便“缓和”矛盾。
有消息说：
在前几天的会上，英国始终坚持要放松对中国贸易的限制。
英国的主张获得西德和日本的竭力支持。
据说：
美国代表只同意从对华贸易“禁运”货单上取消一百五十项以前受“禁运”的货物，但是不同意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适用一样的“禁运”货单。

搭彩楼　挂标语
河内准备热烈迎伏老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
越南主席府18日发表公报说：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定1957年05月20日上午抵达河内。
目前越南首都正在准备最隆重和最热烈地接待即将到越南访问的苏联元首伏罗希洛夫主席。
从郊外的嘉林机场到主席府的沿路上，正在修搭彩楼和准备悬挂越苏两国国旗和大幅标语。
各区、各机关、工厂、学校几乎都成立了专门的欢迎委员会来积极准备欢迎。
越南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5月15日发表公报说，伏罗希洛夫主席访问越南，不仅进一步加强越苏人民之间的亲密友谊，并且进一步地巩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之间的团结和世界和平民主的坚定力量。
河内各报连日来不断以大量篇幅刊登介绍苏联、介绍伏罗希洛夫生平的文章和照片，其中有胡志明在1954年访问苏联的时候同伏罗希洛夫合拍的像片。
河内几天来已经举行多次报告会，介绍苏联建设成就和越苏友好关系。
每次都有上千的人参加。

斯德哥尔摩等地集会
庆祝瑞典共产党四十周年
据新华社讯
据塔斯社斯德哥尔摩讯：
斯德哥尔摩5月15日举行集会庆祝瑞典共产党四十周年纪念日。
党的书记克努特·特尔在会上发表演说，说明了瑞典共产党人同各界人民一起为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为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反对原子战争的威胁、禁止原子武器而进行的斗争。
瑞典各地最近以来也纷纷举行庆祝活动。
瑞典共产党也吸收了一批新党员。
瑞典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新日报”在17日的纪念专刊上发表社论说，瑞典共产党今后仍将继续为瑞典劳动人民的事业，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奋斗。
这期纪念专刊还刊登了苏共、中共、法共、意共等九个兄弟党给瑞典共产党的贺信。

日本学生继续抗议英国试验氢弹
尼赫鲁呼吁不要热中军事力量和大武器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继白天的大规模示威以后，东京的数百名大学生在5月17日晚间又提着灯笼举行了大会和示威游行，继续抗议英国试验氢弹。
游行队伍走到了英国大使馆前面。
约有一百人进入了大使馆，向英国官员们提出抗议。
游行队伍离开以后，又有约四十名学生在英国大使馆前面举行绝食示威，表示他们反对英国试验氢弹的坚决意志。
在16日晚间，有一位名叫斯蒂尔的英国和平主义者特地来到东京，表示支持日本人民抗议英国试验氢弹的斗争。
他说，“我对（英国）政府的行动感到愤慨”。
日本首相岸信介17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对英国不顾日本的呼吁进行了氢弹试验一事深感遗憾。
他表示要继续努力，争取禁止核武器试验。
当天早些时候，英国协办外交事务的国务大臣诺布尔在同日本驻英国大使西春彦的会谈中，表示英国不管日本政府的抗议，坚持要继续在圣诞岛进行氢弹爆炸试验。
同一天，印度总理尼赫鲁在科伦坡说，氢弹试验已经证明，“如果你用它去害别人，那就会害你自己，并且可能会害全世界”。
尼赫鲁说，当他17日从德里出发的时候，报纸上宣布太平洋某处的岛屿上举行了氢弹的爆炸试验。
他说，“我们曾预料到这件事。”
他说，“在我看来，虽然我们也许在对这些大规模毁灭性的新武器的使用加以某种限制方面会成功，即使这还不够好，但是人们必须更进一步设法看看是否可能把人类的思想转移到不同的方向去，转移到不是考虑军事力量和大武器问题的方向，而是考虑同情、考虑人类自由和人类合作问题的方向。

法国前总理富尔在香港答记者问
主张法国承认中国
新华社香港17日电
法国前总理富尔在16日到达这里时说，他赞成法国承认中国。
他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去中国进行私人访问时途经这里的。
在记者要求他解释此行目的时，他说，他认为“管理国事的政治家必须自己对世界事务发生兴趣，而且，要在各种不同的国家内过一段生活”。
他接着说：
“由于我主要是一位经济学家，我特别对中国经验的经济方面感到兴趣。”
在记者问到他是否要同中国讨论贸易问题时，富尔说，他没有这样的使命，但是，预料要同“某些人士进行私人会谈”。
他接着说，虽然政府知道他这次旅行，然而，这是“一次私人访问”。
关于核爆炸问题，富尔说，他赞成停止“军用原子弹试验”。
他赞成裁军和有效地监督核武器。
他说，艾森豪威尔关于中东的主义“动机是希望求得这一地区的和平”。
他又说：
“但是，这个主义的作用如何，只有时间才能证明。”
在记者问到禁运问题和阿尔及利亚问题时，他没有发表意见。
富尔在他的夫人陪同下，将在香港停留数天，然后去北京。

美国鼠祸害南朝鲜
新华社平壤18日电汉城消息：
由运送美国剩余物资的船只带到南朝鲜来的美国老鼠在南朝鲜大量繁殖，为害日甚。
据估计，现在南朝鲜有六千万只美国老鼠，相当于南朝鲜人口的三倍。
如果按一只老鼠一年吃一斗粮食计算，这些美国老鼠每年就要消耗六百万石（一石约等于一百五十公斤）粮食。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一个南朝鲜农业学家谈这种老鼠的害处说，它的身体大，繁殖力强，雌雄一对两年内能繁殖二百多万只。
现在这种美国老鼠遍布南朝鲜各地，充当病菌的媒介，并且危害农作物。

芬兰政府危机结束
法格霍姆内阁收回辞呈
据新华社17日讯
赫尔辛基消息：
延续了三个星期的芬兰政府危机，在5月16日结束。
法格霍姆总理谒见了共和国总统，向他报告政府已决定收回辞呈。
这次政府危机是由于主要执政党之一社会民主党内部的严重分裂而引起的。
这次法格霍姆总理对芬兰电讯社说，原来促使政府中社会民主党各部长及此后政府全体辞职的原因，现在已经消除。

莫斯科学生热爱劳动本报记者　李何
每年秋天农忙时，莫斯科近郊的集体农民总要邀请莫斯科大学生去帮助。
这往往是秋雨连绵、田间一片泥泞的时节。
大学生们帮助集体农民挖上一两星期的马铃薯。
集体农庄有时还请求学校延长学生的劳动个把星期。
平素没有体力劳动习惯的大学生们，起初腰酸背痛，但回校时却个个精神饱满；
这不只因为替社会效了一点劳，也因为嗅到了土地的气息，和群众亲热了一场。
列宁在红场上抬木头的情景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子里。
体力劳动被公认为人们的最好锻炼和自我教育。
除了大批献身开荒和建设的志愿者以外，莫斯科青年在课余业余也积极参加体力劳动。
在卢日尼基建成的中央体育场，就含有莫斯科青年的劳动和热情。
曾经有五千青年志愿者参加那里的建筑，曾经有约三十五万男女青年在星期天轮流到那里做工。
去年秋天，大批莫斯科大学生曾到新地去帮助收割。
苏联国营农场部部长别涅吉克托夫对我们说过：
“他们做了很多工。
但是最主要的是，他们知道了什么是劳动。
我觉得，大学生今后还要实际地参加劳动，可是不必跑那么远去。
让莫斯科人协助莫斯科人好了。”
中央体育场建成了，新地上的收割过去了，但是莫斯科学生没有停止体力劳动。
不久以前，莫斯科中等学校的青年团员举行了第1次大会。
在会议前，一千五百名学生代表参加了建筑，当中有三百名参加了“儿童世界”百货商店的建筑。
第23学校的代表们工作最好。
这个学校的高班学生全体参加了建筑工作，决定把所得的报酬用在举办夏季旅行和准备世界青年联欢节上。
化学工业机械学院有一批大学生，在寒假期间组成几个突击队在本区的工地上劳动。
他们做出了好榜样。
从2月中旬起，这个学院有大批大学生参加住宅建筑。
每天有一百多个志愿者在工地上劳动。
为了不妨碍学习，工作分成上下午两班。
大学生们打扫垃圾，搬运砖块，挖掘壕沟，修理锅炉。
在这个学院成立了大学生劳动的参谋部，它筹划如何合理地使用大学生的工作时间，和建筑管理机关取得联系。
每个大学生都有一本登记工作数量和质量的簿子。
他们也出版建筑日志、快报，组织讲演和文化娱乐，像真正的建筑工人一样。
他们这样不懈地一直工作到4月17日考期到来之前。
学生们帮助建筑的创举，青年们效劳社会的热情，成为4月间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莫斯科市委会号召全市青年参加建筑的基础。
现在青年团区委会都设立了选拔委员会，挑选建筑劳动者。
报名参加建筑的，不只有学生，而且有工人和职员。
阿布拉莫娃，在第二钟表厂工作已经七年，是一个熟练女工，被同伴们选举为车间团委会委员，在工人夜校九年级学习，她也抽出时间参加建筑。
同厂有一百六十个青年响应她的举动。
车尔诺娃，一个工厂的会计，在参加中央体育场的建筑以后，爱好了这一行，转业建筑，不久前因为工作优异得到荣誉奖章。
莫斯科在这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建筑一千一百多万平方公尺居住面积的住宅，仅仅在今年就要盖一百八十万平方公尺。
团市委会决定在今年暑假期间派遣一万五千团员和青年志愿者去支援。
其中一万是高等学校的学生，他们将在市内建筑工地上做一个月工。
此外，团市委会号召莫斯科全市青年每个人在今年抽空做二十点钟的义务建筑劳动。
暑假快要来临，莫斯科青年学生们跃跃欲试地准备参加首都的建筑，在光荣的体力劳动中锻炼一下身心。
（5月16日于莫斯科）

转移国内视线　缓和政府危机
法国请安理会讨论运河问题
埃及认为法国当局无权谈论此事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法国摩勒内阁在16日正式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20日讨论苏伊士运河问题。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已经根据法国的要求，将于5月20日举行会议。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7日说，法国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埃及受到谴责，而是为了要埃及同苏伊士运河使用国进行新的谈判。
接近政府的人士说，只要这个谈判一开始，法国就可能改变它抵制运河的态度。
埃及政府发言人哈特姆5月17日评论这个消息说，法国政府没有权利谈论苏伊士运河问题，因为由于侵略埃及，它已经公开违反了1888年的君士坦丁堡公约和联合国宪章。
哈特姆说，“这已不再是秘密，法国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于它国内的衰落，由于党派的纠纷，并且由于它的政府的摇摇欲坠的地位。”
在向安全理事会要求讨论苏伊士运河问题之前，摩勒在15日宣布法国“不能接受”埃及条件以后一度向戈蒂总统提出辞呈，但是很快就又收回了。
这些行动是在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15日以三十七票对七票通过拒绝立即审查政府提出的增税法案。
大家知道，为了解救阿尔及利亚战争和苏伊士运河冒险所引起的财政危机，政府已经向国民议会提出征收一千五百亿法郎新税和削减二千五百亿法郎开支的建议，并且要求议会就这个提案对政府进行第34次信任投票。
巴黎舆论界纷纷指出，摩勒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突然摆出强硬姿态是为了转移国内视线，以支撑他的政府渡过危机。

过时的童话　沈同衡
英国童话：
恶毒的巫婆想害死公主，化装成一个老太婆，把有毒的苹果给她吃。

麦迪逊大街的广告术　冯之丹
到过美国的人，大概都知道纽约有条麦迪逊大街。
这里是全美国光怪陆离的商业广告的中心。
置身在那红红绿绿的奇幻的霓虹广告世界里，简直能使人头晕目眩。
美国广告设计者的各式各样离奇怪诞的手法每天向消费者进行着大规模的欺骗。
对于麦迪逊大街的那一套把戏，美国一些熟练的外交掮客们如杜勒斯之流是颇为拿手的。
他们在国际外交事务中是经常耍弄这一套广告术的。
不久以前访问中东地区的美国总统特使理查兹先生，自然也抄袭了麦迪逊大街的骗术。
从3月12日起，他在中东逛了将近两个月，到处为“艾森豪威尔主义”大做广告，把这个“主义”说成是美国要“和中东各国合作来维护它们的独立”，“帮助”中东国家获得“和平”。
理查兹先生并且在中东各国沿门兜售，不管别人要不要他的货色，硬闯上门去。
难怪4月25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也这么说：
“由于在中东，人们不太了解麦迪逊大街的那套做法，这些地方的许多人对我们这位新任巡回大使像兜售一种新牌皂片那样兜售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奇特景象，都感到有点迷惑不解”了！
然而，中东人民对于理查兹的广告术并不是“迷惑不解”的，他们很清楚“艾森豪威尔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货色。
就在理查兹这个推销员在中东为“艾森豪威尔主义”大做广告的时候，美国宣布了参加巴格达条约集团的军事委员会，宣布了对以色列的“援助”，并且派遣油船侵犯了阿拉伯国家的领水——蒂朗海峡和亚喀巴湾。
美国的这些行动，几乎引起了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的不满和抗议，就足以证明理查兹的广告术并不能使中东人民“迷惑不解”。
特别是在这次约旦事件中，逞能的是美国驻安曼使馆的武官史维尼上校，是美国第6舰队司令布朗。
这些美国的“外交官”从来不想耍弄麦迪逊大街的那一套转弯抹角的玩艺儿，他们擅长的是组织颠复阴谋和耀武扬威。
史维尼卑鄙地策划了约旦的政治危机，而布朗则命令他的第6舰队驶向东地中海，把大炮对准了约旦人民，威迫约旦屈从美国的意旨。
连美国报刊都认为，美国干涉约旦的活动超过了“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的全部历史，较之“十九世纪常常以派遣一两艘飘扬着英国国旗的战舰去镇压”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行径是有过之无不及的。
关于“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实际“内容”，合众社5月11日从华盛顿发出的电讯已经说得够露骨的了。
它说第6舰队干涉约旦的事件仅仅是“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第1个步骤”，而“下一步怎么办”？
合众社说道：
“人们一致认为，美国既然已经走了第1步，它就会不自主（？）
地承担中东的全部义务”。
这些“义务”就是：
“由美国承担英国和法国已经放弃了的军事义务”，“美国国旗像英国国旗那样在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海面上飘扬”，由美国“填补中东的实力真空”……。
美国前参议员韦勒曾经说过，“如果需要，我可以在广告宣传的帮助下证明蝮蛇的肉味最美，杀父的行为是最高的道德。”
另一个美国的知名之士，美国出版界的名流华纳也这样说：
“广告宣传一定得使人们相信，雄鸡可以生蛋，小鸡是小白兔孵出来的”。
我们姑且勿论在美国是不是有人真正相信“杀父的行为是最高的道德”和“雄鸡可以生蛋”之类的广告，因为这是美国生活方式的“道德标准”。
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次理查兹到中东，想把“艾森豪威尔主义”说成是为了中东国家“独立”与“和平”的广告骗术，却被美国在约旦和中东地区的侵略行径所揭穿了。
无论如何也不能够设想，中东人民会相信史维尼上校是他们的“朋友”，第6舰队的干涉约旦是为了“维护”中东各国的“独立”与“和平”！
因此，尽管美国的这位推销员十分精通麦迪逊大街的广告术，而最后仍然不能免于失败的命运。
人们不能说理查兹在中东推销“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活动是不卖力气的，也不能说他不够奸诈。
他是够机灵的了。
当他带了广告到中东的时候，首先到被美国誉为“懂事的国家”的黎巴嫩，然后又到那些早就上了钩的巴格达条约集团成员国去。
理查兹推销“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对象，显然不是这些“上钩的鱼儿”。
理查兹即使不到这些国家去，它们早就在为“艾森豪威尔主义”捧场了。
理查兹到这些国家去的企图，是想借那些国家的“欢迎”来壮壮自己的声势，增加自己的宣传“资本”。
可是事实证明，这些“资本”是微乎其微的。
理查兹在阿富汗、也门和苏丹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虽然他也曾几次三番地厚着脸皮表示要得到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请帖”，而结果也不能不使他“失望”。
最后，他甚至坐在埃塞俄比亚拔海三千公尺的高原上无聊地观望中东风色，以待好运气的到来。
然而理查兹并没有交到好运，他所渴望的“请帖”一直没有到手。
正在他陷于狼狈尴尬处境的时候，白宫的主人便匆匆地把他召回去了。
现在，“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推销员理查兹回到了华盛顿。
虽然他的广告术在中东已经失灵；
但他到了华盛顿却又在施展他的广告术了。
不过在华盛顿，他是为自己的“推销有功”而做广告，他为自己的“成就”大大吹嘘了一番。
至于他未能到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去，他可不说是由于害怕激起这些国家人民反对美国殖民主义的强烈的情绪；
他只是向新闻记者们轻轻地说，这不是由于他的广告术不好，而是因为他被召回华盛顿，“没有时间准备访问这些国家”了……。

农业科学院整风开始
农学家座谈农业科学工作中的矛盾
本报讯
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共党委会的整风已经开始。
该院党委会于15日和18日连续邀请院内农业科学家举行座谈会，讨论农业科学工作中的矛盾和对该院党组织提意见，以帮助整风。
教条主义严重
农业科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是许多人特别关心的问题。
戴松恩先生提起，“米丘林学说和摩尔根学说不是方法上的不同，而是认识上的不同”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可是作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的陈凤桐同志，曾经在群众性的大会上重复这样的说法，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甚至影响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
他说：
“没有深入的研究，只简单地凭哲学上的观念就来肯定一切，会变成宗派，谈不到学术上的学派。”
陈耕陶先生说，批判摩尔根学派或其他学派的缺点都是可以的，但大家首先要踏踏实实地学习，然后再老老实实地谈。
陈尚瑾先生说，几年来农业科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缺点是，接受苏联的、西方国家的和自己的经验，都没有消化，以致既影响了农业生产又影响了研究工作的进展。
如“牧草轮栽”和“阶段发育”的硬搬，就是例子。
又如“垃圾颗粒肥料”，没有经过试验证明，就硬在四川省搞合作社，结果赔了许多钱。
苏联的关于“喷磷”的经验，我们也是没有经过试验证明就搞起来，后来苏联说不好，我们就又不搞了。
这都造成了损失。
应更多地信任科学家
“党应当领导而且可以领导科学”，这是不少农业科学家发言中一致提到的，但他们认为党应该更多地信任科学家。
吴福祯先生说：
“科学家们受到信任，他们的责任感、积极性、主人翁态度等，都会随之而来。
如果信任不够，他们的责任感就会不够，就会没有积极性，也影响主人翁态度；
它们是互有因果关系的。”
他认为信任不够的原因，就在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他说，他最近曾经检查自己的思想，他在工作中有着依赖思想和主动性不够的缺点。
这一方面是由于感到领导上对自己的信任不够，另一方面自己也有责任。
他还提到，最近报上反映了高级知识分子对党的许多意见，他说：
“如果要求平均主义，是不合理的；
如果要求公平合理，那是应该的。
领导上可以这样来检查。”
方针值得研究
从发言中可以看到，农业科学工作的方针还值得研究，特别是理论结合实际的问题。
王鹏先生从畜牧研究方面谈起，他说为了结合实际而下乡的事，竟被当作运动来处理，领导上强调“下了乡就作了工作，没下乡就没做工作”，因而把实验用的畜牧场也给取销掉。
以致一年来畜牧系的工作人员老是做“调查”，调查回来却没有了实验的地方。
说叫到“双桥农场”去实验，可是那里规定“只许看，不许摩”，实验变成了笑话。
他说：
“我们的研究工作已经变成了卖膏药一样，只两条腿、一张嘴。”
沈宪耀先生说，农业经济研究方面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大家下乡搜集资料是无目的、无计划的，七零八落地把资料带回来一搁就完事，不是为研究服务的。
学术空气不浓
许多人的发言提到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学术空气不浓厚。
马闻天先生指出，目前的一些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只停留在一般的试验阶段，年轻人的工作是这样，高级研究人员的也是这样。
这就无法前进。
他还谈到，许多党员的兼职太多，他们忙于开会，以致影响了专业的学习。
陈耕陶先生说：
“许多党员同志，无论是政治或业务，都不学习或学习不够，只忙于事务。
我敢说，我们所里的党员同志，很少有比我政治理论书籍看的多的。”
他举出，一个党员同志从1949年开始和他相处，七、八年了，还没把业务抓起来，他认为：
“如果虚心一些，抓紧一些，还是做得到的。
由于学习不够，以致只能用简单方法处理问题。”
王鹏先生从评工资上来谈。
他说：
“过去评工资，使人感到只凭印象，而且只凭少数人的印象。
有的人从1952年就一直埋头工作，可是提级没有他的份；
有的人这里开会，那里去学习，可是提了级的就是他。
这当然要影响学术空气的稀薄。”
他还谈到，有时工作的成果也没个是非，好的研究拿出去，坏的竟然也照样拿出去。
希望整风要彻底
袁昌国先生谈到这次整风的必要性时说，他有过“言者有罪，闻者不足戒”的经验，所以目前还有顾虑。
他希望“今天先拿出点东西来看看，以免顾虑这次提了意见，下次又挨整”；
还希望“这次运动不要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不久以前从美国归来的原子能农学家徐冠仁先生认为，这次整风的主题——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都是从责任问题引起的，都是不负责任的病征。
他说：
“教条主义者，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或推脱自己的责任而搬弄教条的；
宗派主义者，则是从别人处把多余的责任抢过来；
官僚主义者，是上述两者的结合，左手把责任拿过来，右手把它推出去。
反掉这三个主义的办法是：
分层负责，人人有责；
责任分明，事事交代。”
座谈会是分小组进行的，18日这天有六十多位科学家参加。
第1次座谈会的发言曾经刊登在该院大字报上。

出书难　印数少　稿费低
作家对出版部门意见多
本报讯
文化部在16日下午和18日上午连续举行两次会议邀请作家、翻译家座谈对文化部领导出版工作方面的批评和意见。
翻译家张友松认为目前出版社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很严重。
许多工作，常常朝令夕改。
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来是约他编译“马克吐温选集”，但当选集出来时却将“选集”二字换成了“著”字，也不征求译者同意。
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去组稿，但编辑部却积压许多稿件没有处理。
职业的翻译工作者，居住无宿舍，医疗要自费，布票、油票比干部少，索稿费也受人讥笑，在公安人员心目中则被认为是无业游民。
社会不了解，出版社也不了解。
书应再版即再版。
“静静的顿河”和“磨刀石农庄”的译者金人认为出版社的选题计划助长了抢译。
新文艺出版社的翻译选题，五年都译不完。
他说：
难道五年内就不出新的翻译工作者了吗？
可译的书都被出版社列入选题，于是翻译工作只好去抢译那些没有列入选题中去的书。
他建议出版社可多办几个，展开竞赛。
关于稿费问题，金人说稿费大权现在是操在出版社之手，有些出版社的人甚至认为“多拿稿费助长了他们的腐化思想”。
然而对作家来说，现在不是稿费多的问题，而是少得不合理。
稿费应用来繁荣创作、翻译。
书面上不印翻译者的名字也是不应该的。
剧作家吴祖光认为出版机构的官僚主义是由于摊子太大。
他并以过去的开明书店和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效率作了对比。
认为开明书店效率是高的。
他说“风雪夜归人”现在各地正在上演，可是书一直不再版。
再版的权操在书店，新华书店成了最大的掌握作家命运的权威。
安徒生著作研究者叶君健认为作家和出版社关系必需十分密切。
出版社最好是和一批作者有经常的关系。
谈到出版合同时，叶君健认为合同不仅约束稿费，也要约束出版时间。
诗人臧克家说：
出版局不重视党外人士及老出版家，章锡琛曾控诉过，张静庐也有牢骚。
孙伏园是“五四”时代老作家，但在出版局天天挨整，被整得发了中风，由于级别低给他塞到一个六人住的病房里去，别人发现了也不帮助转院。
老诗人汪静之谈了自己的遭遇。
他原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自从改为特约编辑按稿费计酬，由于写稿慢连生活也不能维持。
民间文学专家钟敬文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现在的门虽开了一些，但还开得不够。
解放以来虽写了几十万字，也没搜集起来出版。
他说：
“门这末紧，何必伸头进去让它夹断！”
钟敬文也指出“民间文学”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党员的文章不经我这负责人同意就可发出去，我自己的文章“民间文学”上也登不出。
党的领导同志，只找党员，不找他，以致像民间文学研究会转归科学院领导的事也还是他从别的地方听到的。
作家严文井就稿费问题发言。
他认为稿费是几年来作家最关心的也是最尖锐的问题，解决得如不及时要闹事。
据调查老作家很多都没有钱，有些青年作家反而有很多存款，但也是少数。
一般认为现在稿费并不算高。
不能再降低了。
在会议结束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和副社长王任叔发言。
王任叔宣布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出版主管部门最近批准了一万吨纸（合四十万令），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印多少书就可印多少了。
冯雪峰认为作家的劳动方法不同，这是一种特殊劳动，稿费提高些，这点投资是划算的。
编辑同教授的待遇要平等。

南京市十位学者
对撤销南京大学法学院提出批评
本报南京讯
南京市十位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的教授，对院系调整时撤销南京大学法学院的主观主义错误痛切陈词，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要求国家重视和充分使用政治学、法律学和社会学的人才。
这次会议是5月16日下午由民主同盟南京市委员会召开的。
高一涵说：
南京有一大批搞法学工作的人，现在很多人都改行了，还有许多人没有工作岗位。
高一涵：
（江苏省司法厅长，前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有人说南京大学重理轻文，其实，社会学、法律学更被轻视。
马列主义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指导原则，但不能代替社会学、法律学；
政府的政策方针也不可以代替法律。
南京有一大批搞法学工作的人，现在很多人都改行了，还有许多人没有工作岗位。
这是否说搞旧法的就不能搞新法？
但是，北京有些司法工作的领导同志也是学的旧法，难道南京有旧法观的人是不能改造的吗？
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就要加强法制，但谁来订法，现在审理案件时，法律条文上没有，有时判错了，有时就无法判案。
记得1952年院系调整时把南大法学院取消了，领导上说：
取消是国家政策要这样。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还要我作检讨，但我的思想还是不通。
孙煦存说：
马列主义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但不能代替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
孙煦存：
（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前南京大学国际法教授）
政治、社会、法律究竟是科学还是万金油？
是否有了马列主义就可代表一切？
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
有人说这些是科学，但我们要社会主义的科学，你们是资本主义的一套，要从根拔掉。
其实，马列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社会主义科学和资本主义科学是有联系的。
一个政策的好坏要看实践效果。
几年来，这个转业的政策效果很明显，法学研究工作退步了。
如果把我们放在原来的岗位上，我想要比现在东一鎯头西一棒好一些。
原因在哪里呢？
第1，领导同志对专业思想和科学观点弄不清，好像马列主义就可以代表一切。
马列主义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但不能代替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
第2，有宗派主义、自满情绪。
领导上有些同志认为自己虽不懂自然科学，但社会科学是懂的，因为社会科学是阶级斗争，搞了多少年革命，难道还不懂社会科学么？
这样就简单化了。
对人是自满情绪，不是虚心帮助人。
我们是有缺点的，但可以改造；
可是领导上见了我们这批人就好像一个医生遇到重病人就讨厌，往太平间里送。
朱约庵说：
搞社会学的人还是可以改造过来，为国家贡献力量的。
朱约庵：
（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前南大社会学教授）
今天开会是第一阵春风。
高教部、南京大学把法学院一脚踢开。
不久前，南京大学的党员负责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说：
撤销法学院错了。
他只说了一句话。
事实上撤销法学院给国家人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我认为，即使说社会系是反动的，搞社会学的人还是可以改造过来，为国家贡献力量的。
是不是学社会学的人都没有学问呢？
我倒不以为然。
例如资产阶级的人口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如果，我们今天加以很好的利用就可以为工人阶级改善生活服务了。
其他如家庭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等等都是属于社会学的。
有些人搬教条说苏联没有社会学，因此我们中国也不要社会学；
其实苏联也是有的，是放在民族学里的。
以十二年为期，向科学大进军，我们这些老弱残兵还有作用。
至少在和帝国主义反动学说作斗争中，我们还可以起舌战作用，因为我们的老师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他们的“八卦阵”我们心里明白。
我们还会各国文字。
只要领导上用马列主义武装我们，我们愿意在对敌斗争中冲锋陷阵。
王辉明说：
我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年龄不许可我们等待下去。
王辉明：
（南京师范学院美术教授，前南大政治系教授）
政府对法学院的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的待遇是不同的。
第1，解放后，高等学校的变动很大，但没有学语文的去教化学，而我们搞社会学、法律学、政治学的人却你到图书馆，他到参事室，你在教美术，他在教俄文。
第2，知识分子改造的道路，是要通过自己的专业。
但为什么学政法的人就没有这条道路来改造自己。
不相信我们呢，还是不相信自己？
第3，今天，国内教育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中，历史学开了五朵花，而法律学只有法学一花独放。
事实上，拿教书来说，没有新旧法的对比，道理就说不清。
我们的问题，已经拖了五年了，我希望在下一个学年能够解决。
我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年龄不许可我们等待下去。
陈毅夫说：
南京大学和有关文教部门的党委负责人犯了三个错误。
陈毅夫：
（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前金陵大学教授）
社会科学是应该发展的。
可是我们南京的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却遭到无理的轻视和沉重的打击。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认为南京大学的和有关文教部门的党委负责人犯了三个大错误：
第1，领导人文化水平低。
解放后，我在南京大学住了两年，有一位领导同志给我们讲哲学，我问这位领导同志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是什么，领导人不懂装懂，说是“狗屁”。
第2，文教领导部门对中央政策理解不够，甚至故意违背。
第3，道德修养差，特权思想与优越感到达疯狂程度。
南京大学的个别党员领导人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自居。
当时法学院有一个青年助教，因为他是团员，领导上就要大家都以他马首是瞻。
知识贫乏的人就会压制批评，害怕批评。
南京大学的领导上对有不同意见的人处处都在考虑报复打击。
把知识分子当地主恶霸看待，这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作风。
我们这些人是有缺点，也有些好的方面，并不像南京的文教领导人想像的那样坏；
如果单单是只有南京的这批领导人，今天在场的人，至少我自己早已被杀掉了。
建议中央考虑加强对文教方面的领导。
吴学义说：
我是搞法律的，我迫切要求归队。
吴学义：
（华东药学院图书馆，前南大法学院教授）
我是搞法律的，而现在在图书馆里工作。
这是使用不当，安排不妥。
既不能从事教学，更不能从事法律研究，我迫切要求归队。
因此我具体建议恢复南京大学的法学院，或在南京成立一个法学研究所，把旧的法学教授集中起来。
客观上是不是需要呢？
我觉得很需要。
建国八年了，但现在法制还不健全，大家只是按政策方针办事。
其实，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没有法律呢？
没有法律，对工作影响很大。
其实，几年来不能立法是有困难的，可是领导上又不肯使用我们这批懂一点法律的人。
我现在承政府安排工作，实质上是给一碗饭吃。
吃了不做什么工作，连我的孩子也说我是饭桶，但绝不是我自己要这样做的。
赵之远说：
现在各地纷纷揭发了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如不把政法工作搞起来，矛盾就不可能解决。
赵之远：
（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前南大法律系主任）
取消法学院之后，五年来苦闷之极，专长不能发挥，白白浪费时间，这种做法真令人不能理解。
现在各地纷纷揭发了许多人民内部矛盾。
政治是一个工具，如不把政法工作搞起来，矛盾就不可能解决。
尤其是法律方面，法律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经济服务；
法律要明辨是非，解决曲折，有重要的作用。
光在婚姻法方面，家庭、婚姻、子女抚养等等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何使人心服呢？
要解决问题并不是简单的。
马列主义、政策、法令是指导原理，但必须要用法律来解决具体实际问题。
要法治，就要使大家懂得法；
可是现在法治不完备，法学总则、分则都没有公布，判决案件没有标准。
因此，一个案件在这里可以这样判，在另一个地方又是那样判。
没有法律就没有法治。
我们是六亿人口的大国，有许多法院和审判员，但他们不懂法律如何执行任务。
现在我们对法律有两种看法。
一种是有些领导同志的看法：
法律很简单，三四句话可解决问题；
另一种是我们的看法：
法律是科学，不简单。
当然，政府过去重视政治经济是必然的。
现在是内部问题的矛盾，法律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中国本来研究法律的人不多，而现在不能发挥作用，那是太可惜了。
我教了二十多年书，现在停下来了，想到这些情况真是十分愤慨。
南京大学是综合性大学，而没有社会科学，这是算什么综合大学！
我们要大声呼吁，南大应恢复社会科学。
祝修爵说：
院系调整时政府对法学院的处理是最粗暴的。
祝修爵：
（南京工学院图书馆，前南大法律系教授）
1952年院系调整时政府对法学院的处理是最粗暴的。
当时，南大的领导上告诉我们说是把我们并到上海华东法学院去的。
有人在南京住了二十多年，不愿离开南京，领导上还特地来说服动员，于是大家表示服从分配。
可是过了很久不见动静，我们就派代表去问，领导上说：
“你们还在等呀！”
当时，刚刚思想改造结束，大家不敢讲话。
领导上不是用说服的办法讲道理的，而是用力量压制。
这真是我一生以来精神上最大的打击，最耻辱最痛苦的事！
我看共产党处理问题太主观，太武断，不讲理，前后反复无常。
领导上这样做太缺乏远见了。
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也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忽视法学研究是不对的。
如今是旧的人被打倒了，新的人又培养不出来。
如果再过五年我们就都快要六十岁以上的人了，恐怕不可得了。
我现在是勉强在教俄文，那是为生存而被照顾。
学非所用，工作有什么意义？
柯象峰说：
旧法学不是一点都没有可取之处的。
柯象峰：
（南京大学英语教授，最近才开课，前金陵大学社会系主任）
应该承认，旧法学和马列主义是有对立的，是有毒素的；
但是，现在把旧法学一棍子打死，法学院取消，又来照顾我们的生活，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其实，旧法学不是一点都没有可取之处的。
我有一个例子说明：
李景汉先生写了北京郊区的调查，真是轰动一时。
李先生是我们的同行，过去他在那里调查过，现在还是用社会调查学的方法又去调查一次。
尽管过去沾了毒，而现在思想、观点、立场改变了，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
可是，不知领导上为什么却这样不重视我们这门科学呢？
史国纲说：
有人说社会科学是春寒，我看现在的国际关系这一门是严冬。
史国纲：
（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前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
我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可是这里有一个笑话。
有一次，我在我现在工作的参事室谈国际关系，很多人却不知道这门科学。
有人说社会科学是春寒，我看现在的国际关系是严冬，一点没有春意。
还有一件小事：
去年09月艾森豪威尔讲了挑战的问题，我想驳他一下，就到处找人弄他讲话的原文，遍寻无着，最后请政协去搞仍没有弄到。
我想弄点材料绝对不是替帝国主义宣传，可是这里的领导好像在替帝国主义保密。
因此在南京的情况看，国际关系像这一门整个已经绝种了。
几年来我是转业在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可是我并没有改行，在可能范围内我还要钻研。
但因为资料不公开，东西要不到，所以落后多了。
国际关系问题是要和当前工作密切结合的，所以保密材料可以公开，研究之门可以开大一点。

国画家们对文化部和美术学院提出批评
国画这朵花为什么开得不好？
国画家们对文化部和美术学院提出批评
新华社18日讯“为什么国画这朵花至今还不曾很好开放”？
这是几位老国画家今天在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说的，他们说，“一朵好花，没有阳光雨露也会枯萎的”。
国画家潘絜兹认为国画家的队伍很大，由于这几年来没有得到妥善安排，把许多力量都抵消掉了。
国画家王雪涛觉得文化领导部门和美术团体对国画时冷时热，有时候捧它一下，有时候压它一下，他认为这不是真正重视、扶植国画艺术的态度。
国画家们指责了中央美术学院不重视国画的种种现象。
老国画家高希舜和李苦禅在会上叙述了他们在中央美术学院备受排挤、歧视的遭遇。
李苦禅甚至一度被派到学院工会去给大家代买戏票。
李苦禅说，中央美术学院始终没有很好解决他的工作问题，使他不能发挥专长。
国画家田世光等人也在会上批评了由于中央美术学院领导人的宗派情绪而损害了院内国画家的积极性，使国画教学工作受到损失。
国画家们对中国美术家协会提出了不少意见。
他们觉得协会吸收会员时宽时紧，没有一定标准。
有些老国画家常常由于自己不被吸收入会而苦恼。
国画家颜地说：
某些人主观地认为国画家落后是很不公平的，应该看到他们的进步。
国画家们为国画的出路呼吁。
颜地建议多多设立销售国画的场所。
他说，这对繁荣国画创作会起良好作用。
北京市国画生产合作社副主任翟奉南说，合作社在鼓舞国画家的创作热情，满足社会对国画的需要等方面已经作出一定成绩，可是并没有得到文化部门的重视，目前，实际上处于没有领导的状况，对合作社工作进一步开展没有好处。
国画家们还希望文艺刊物和报纸在重视国画创作的同时，多多发表国画家的文章，为国画界开辟“争鸣”园地。
参加今天座谈会的有七十多位国画家和美术界人士。

搞掉三个主义，工作会大变样
——植物病理学家俞大紱教授谈整风
05月13日上午，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俞大紱教授在他安静的工作室，如约接受了记者的访问。
俞大紱教授是我国优秀的植物病理学家，最近光荣地当选为苏联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
我们的话题是关于整风。
他说：
“共产党要我们党外的人提意见，这使我首先感觉到共产党的伟大，并且感觉到我和共产党之间没有距离了。
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确是问题。
从各方面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些问题是有普遍性的。
即从人民日报这些天来所刊登的消息、文章，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05月12日本报刊登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庞熏琴写的“跟着党走，真理总会见太阳”一文中提到，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局长召集该院讲师以上的教学干部开会时竟然说：
“我是共产党员，我代表党……我的官不算大，但是也不小。”
俞大紱教授提起这个例子，不禁感到好笑，他说：
“这还谈什么团结？
不过这样可笑的例子是比较突出的。”
俞大紱教授谈起自己的工作。
他说：
“我是一个农业科学工作者，对于我国的农业生产是比较关心的。”
他认为凡是对于能够增加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经验，都应该加以发扬和提高。
几年来，他到国内许多地方进行过调查工作。
他说“在调查中，我曾经看到，许多机关由于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使农业生产受到了损失。
1954年他到辽宁省的熊岳农业试验场参观，看到一种用了许多年工夫培育成功的水稻优良品种“卫国”号，曾经被认为它同资产阶级思想有关，要把它销毁，主持这项工作的同志不忍心给销毁绝种，暗中设法保留下一些种子。
后来，留下来的那些，证明很好，现在已经在许多地方推广。
他说，同类粗暴的事情，他还在别的地方遇到过。
“农业科学要注重应用，同时也要有理论的基础；
农业有地区性和季节性，它和当地的社会经济也有密切的关系。
这是一门极复杂的科学。”
所以，他认为，“农业科学的领导者，如果犯了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必然要给国家带来损失。”
“您直接接触到的情况如何？”
记者插问。
俞大紱教授沉思了一下，然后抬起头：
“呃，我目前接触到的情况没有什么。”
他接着又说：
“我个人比较重视业务工作。
在北京农业大学，我还没有感觉到植物保护系的领导者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风，大家团结得很好。
但是这里的物质条件比较差，还不能发挥大家的潜力。”
提起党员和非党员的关系。
他用手指着隔壁房间说：
“学校指定帮助我教学和做研究工作的助教，她就是共产党员。
她同我的接触最多，相处快三年了。
我没有感到她是党员而有所特殊，她也没有因为我是非党员而行动拘束。
我让她做的事情，她都有计划地完成。
同时她对工作和对人的热忱态度，无形中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这样的相处不是很自然吗！”
俞大紱教授还在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研究所工作。
那里新来一位行政副所长，曾经找他征求对工作条件方面有什么意见，并向他说，业务以外的事，如果有问题，我可以尽力帮忙；
业务上有什么问题，就去找管业务的领导。
他认为：
“这就很好，可以使我们做研究的真的可以做一点研究。”
他又补充说：
“事实上，我们在这个研究所做的工作一年可以抵上以前几年的。”
这个研究机构是1953年起在北京农业大学建立的，不断发展，去年由室扩充成所，需要搬离学校，以后就搬走了。
俞大紱教授说，这样的情况他就感到很自然，看不到学校同科学院之间有什么矛盾，原因是大家真的“从工作出发”。
现在植物保护系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共有九人兼这个所里的工作。
看来，俞大紱教授自己目前遇到的情况都比较满意。
他说：
“根据我当前遇到的情况来体会，我深信倘使各单位的领导者，能考虑所在单位的性质，从工作出发，从国家的利益着想，一定能克服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党员能保持诚恳和谦虚的态度，并认真地做事，党和非党之间就不致有隔膜。
“您对目前要开始的整风有什么看法？”
记者又插问。
俞大紱教授分析到目前的情况。
他说：
“目前要求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农业生产要达到预定的指标。
这就要发挥大家的积极性。
如果不搞掉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人们的积极性是发挥不出来的。”
停了一下，他又说：
“搞掉这三个主义，可以相信工作就会大大变样，落后的会很快赶上去。
整个国家将呈现蓬蓬勃勃的气象。”

文学界开始整风
邵荃麟指出：
整风中要解决党在文学领导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内团结等问题。
本报讯
中国作家协会和文学界的整风运动已经开始。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在5月17日召开了本机关的整风动员大会。
党组书记邵荃麟在会上说，文学界整风，不仅限于作家协会机关内，更重要的是要整一整党在全国文学界方面的领导思想和领导作风。
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在文学战线上的问题是什么呢？
总的讲来就是人民对文艺发展的要求同当前文学事业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
邵荃麟指出作家协会和文学界的主要矛盾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1，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
领导思想主要是教条主义（当然也有右倾机会主义）。
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领导批评上的简单化、粗暴、行政干涉，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
在领导方法上主要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
北京和上海都批评作家协会衙门化，机关化，又批评作家协会不务正业。
通过这次整风，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第2，党与非党的关系，也就是宗派主义的问题。
这问题很严重。
首先是表现在党包办，或包而不办，还有包而办坏。
绝大多数的刊物、文艺出版社的主编或负责人都是党员，而且是包办的。
党员作家常常有一种党员的优越感，排他性，使人家敬而远之。
党员作家与非党员作家地位也不平等。
这阻碍了创作力量的发展，阻碍了团结改造的方针的贯彻。
要团结广泛的作家，才能真正发挥创作力量，才能繁荣文艺事业，不认真解决这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行不通的。
所以必须来个拆墙运动，首先是从党员同志拆起。
第3，是党内团结的问题。
上海提出党内有墙党外有沟，这现象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作家协会也都存在。
就是说党员与党员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这个问题不解决，也就必然影响党内外的团结。
在整风运动中必须求得解决。
邵荃麟指出：
为了搞好整风，一定要做到领导必须放手，解除顾虑；
要解除三怕，即怕难、怕委屈、怕麻烦；
要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也就是采取实事求是，治病救人的办法。
为了放手展开整风运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并准备立即举行各种座谈会、谈心会，广泛听取党内外作家，批评家，翻译家，青年作家的批评意见，并征求各地分会和文联的意见。

马克西莫夫画展开幕
本报讯
中央美术学院的苏联油画专家康·麦·马克西莫夫教授的习作展览，5月19日在北京美术展览馆开幕。
展出的油画、水彩、素描和速写共一百余件，是他两年来在教学期间的一部分习作。
康·麦·马克西莫夫是苏联杰出的画家之一，最擅长肖像画，曾于1950年和1952年先后参与了油画“莫斯科的先进人物在克里姆林宫”和“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会议”的创作。
曾两度荣获斯大林奖金。
画家在肖像画的创作上，善于刻划人物形象，和描绘人物的心理状态和表情。
这次展出的人物肖像和风景画，虽是习作，却给读者以极大的艺术享受和感染。
这次展览会是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
预计展出二十天，至6月09日结束。
（风岗）

从中国哲学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看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底斗争
冯友兰
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底历史。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哲学这个统一物底两个对立面。
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斗争，也有统一，也可以互相转化。
当然也正如其它统一物底对立面一样，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
本文底目的，在于从中国哲学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底发展变化，说明这些情况是确实存在的。
至于这些情况底认识论的和阶级的根源，以及这些问题底发展变化底具体历史条件，当另行讨论。
本文主要讨论的几个中国哲学中的主要问题是：
（一）关于“天”的问题
（二）关于“气”的问题
（三）关于“心”的问题
（四）关于“理”的问题
一、关于“天”的问题
从殷朝以来的传统宗教思想，认为有一个至上神主宰世界，这个最高的主宰称为帝，或上帝，也称为天。
这样意义的天，我们称为主宰之天。
随着科学和唯物主义思想底发展，宗教底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逐渐缩小。
在殷朝时代，“天”底权威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西周人说：
“皇天无亲，唯德是辅”。
这句话底意义，在一方面说，是认为“皇天”是正直的，给予他一种道德底性质，把它抬高了；
在又一方面说，也是给“皇天”底权威一种限制，认为它不能随便行事，而只能保佑有德的人。
东周人对于天是否正直发生了疑问。
诗经中保存了这些怀疑者所提出的疑问。
到了孔子底时代，天底权威更有逐渐降低的趋势。
孔子底思想是受这种趋势底影响的。
他对于鬼神底存在，持怀疑态度，这是很明显的。
他所说的“天”也是有主宰底意义，但与传统的宗教已有不同。
这一点，跟墨子比较，就可以看出来。
墨子说：
“天之爱民之厚”，“以磨（？）
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
制为四时春秋冬夏以纪纲之，雷（霣）降雪霜雨露以长遂五谷麻丝，使民得而财利之。
列为山川溪谷，播赋百事，以临司民之善否”（“墨子”“天志中”）。
这是传统宗教中的“天”。
孔子所说的“天”没有这样活灵活现。
他说：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有哲学史家根据这段话，认为孔子所说的“天”就是四时万物，就是自然，这是不十分恰当的。
但是这段话可以证明孔子所说的“天”底宗教的意味比较淡薄；
所以墨家说儒家“以天为不明；
以鬼为不神”（“公孟”）。
墨家提出“力”与“命”底问题，它认为人底行为底成功，并不是由于预先决定的命运（命），而主要地是由于个人底努力（力）。
墨家重视人底主观能动性，认为儒家强调命运底权威，重命而不重力，以此作为“非儒”底一个理由。
墨家对儒家的批判底这一点，并不很恰当，因为儒家也是很重视人底主观能动性的。
在儒家思想中“命”是一个与“天”有关的概念。
“命”也称“天命”，其意义或者就是上帝底命令，或者是人力所无可奈何的一种自然界中的或社会中的势力。
孔子承认有“天”有“命”。
“天”“命”决定人底行为底成功或失败。
但同时他又认为无论“天”和“命”怎样决定，人自己依然可以，而且应该，尽自己底力量，作自己所认为应该作的事情，不必去管结果是成功或是失败。
他自己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
他又认为人底道德品质是完全可以依靠人自己底努力而完成，不受天命底限制。
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这是对于人底主观能动性的认识，也是对于“天”和“命”底权威的一种限制。
孔子认为，至少在道德范围内，人底主观能动性是完全可以自由发挥的。
在儒家底体系里，“天”占最高的地位。
在道家的体系中，天底地位被压低了，天之上还有道。
老子书中说，“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四章）这个帝就是上帝。
他说道“不知谁之子”，那就是说它是最初的东西，“在帝之先”即在上帝之先。
当然老子并不承认有上帝，他是明确地否认有主宰之天的。
这句话只是说，假使有上帝的话，道也是在他之先的。
当然，如果有一物在他之先，他也就不成其为上帝了。
老子书中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这也是说，道比天底地位高。
关于老子所谓道底意义，近来大家有不同的解释。
照同意道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底看法，老子说过：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这个“混成”的“物”大概就是我们于下文所讲的“气”或“精”。
庄子书中所说到的“天”，有时就是自然底意思。
“庄子”“秋水篇”说：
“牛马四足是谓天”，“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
这所谓的天即自然底意思。
这是很清楚的。
不过此所谓天，不是一个东西，而只是一种性质。
在这种唯物主义底攻击下，在孟子思想体系中，“天”由宗教底意义转化为唯心主义底意义，得到了一种比较细致的形式。
在孟子思想中，“天”成为世界底道德原则，有时也有主宰底意义。
孟子底唯心主义把社会底道德原则加于自然界，认为世界是一个道德的世界，其最高的原则就是“天”，其表现于人的即是“性”。
所以“性无不善”，因此“知性”也就能“知天”（“孟子”“尽心上”）。
孟子发挥了孔子所提倡的人底主观能动性。
他说，“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又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
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
意思就是说，人必须已经尽其力之所能为，以后的遭遇才是“莫之致而至者”。
如果力有所未尽，则任何遭遇，都不能归之于命。
假如有一个将要倒坍危险的墙，认为“死生有命”的人，故意地站在它底下面，以至于被压死。
这在孟子看来，并不算是知命。
此外，孟子还强调人底道德品质，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同上），与命完全无关。
在战国末年，唯物主义底发展达到一个高潮。
儒家底人，也不得不有一部分转向唯物主义。
在荀子底体系中，天仍然占最高的地位，但是他所讲的天实际上就是自然，是独立于人底意志之外的自然界。
自然界底运行，他称为“天行”。
他认为，自然界底运行有其客观规律，不依人底意志为转移。
他说：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
这是荀子从上述道家思想中接受过来的影响。
道家底自然观是唯物主义的，但是在他们底体系中，人底主观能动性是没有地位的。
照他们看来，自然界底规律是客观的，必然的。
人在这些规律面前只有顺从和屈服，消极地接受和等待命运底安排。
庄子说：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间世”）。
这应该认为是道家思想底一个很大的缺点。
荀子发挥了儒家思想中所强调的人底主观能动性。
他指出，人底任务不在于歌颂自然，而在于控制自然，使其为人服务。
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
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
这种向自然作斗争底精神，是道家思想所没有的。
二、关于“气”的问题
关于天的问题，以下还要再谈，现在先谈关于气的问题。
在道家和阴阳家底体系中，气是一种物质性的实体，何以知其为一种物质性的实体呢？
因为一般讲气的哲学家都认为气有轻清和重浊两种：
轻而清者名为阳，重而浊者名为阴。
气既有轻重与清浊这些属性，当然是物质性的东西。
气有这两种：
其轻清者上浮而为天，其重浊者凝结而为地，推至一切东西都是阴阳之气结合而成的。
五行本来指与人底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五种东西，后来指物质底五种性质或五种自然界底势力，称为 “五德”，也指有五种性质的气，称为“五气”。
先秦的阴阳五行家，以阴阳及五行的观念为中心；
建立一个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系统，以阴阳和“五德”或“五气”底运行，说明自然界中的四时底变化和历史中朝代底更替。
道家又认为气有细微的一种，称为“精”，所谓精也许就是轻清的阳气。
“管子”“内业篇”说：
“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
和乃生，不和不生。”
精是由天生出来的，形是由地出来的。
“吕氏春秋”说，万物皆有精气，有形气（“尽数”）。
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
从这些话看起来，他们都认为人底身体是由重浊之气构成的，精神是由轻清之气构成的。
道家认为这种精气流行于世界之中，高贵的东西都是由精气构成的。
“内业篇”说：
“凡物之精，此则为生。
下生五谷，上为列星。
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
藏于胸中，谓之圣人。”
这种精气存在人底身体中，可以自由出入，这是人底生命和智慧底源泉。
一个人底身体中，保存的“精”越多，他底生命力就越活跃，智慧也就越大。
若“精”完全离开，这个人就死了。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详见我底“先秦道家所谓道底物质性”一文。
“光明日报”“哲学研究”专刊第13期。
1954年09月09日）。
孟子讲到“气”的地方很多，他讲到“浩然之气”，“平旦之气”，和“夜气”，上文已引“内业篇”说精气“藏于胸中，谓之圣人”。
又说：
“内藏以为泉源，浩然和平，以为气渊”。
似乎道家所谓的“精气”也可称为“浩然之气”。
楚辞“远游”篇，“壹气孔神兮，于中夜存”。
孟子也说：
“夜气不足存”（“告子”）。
大概他们所谓“精气”，喜欢清净，人在夜间思虑比较少，所以精气来得多，似乎道家所说的精气，也可以称为“夜气”。
因此，也可以称为“平旦之气。”
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后来称为“正气”。
“远游”篇说，“内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
是道家也称精气为正气。
文天祥“正气歌”说：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上则为河岳，下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这些话底意义，跟上所引内业篇底一段正相符合（“远游”篇无论是否屈原所作，其思想是道家思想）。
由这些称谓看起来，孟子所讲的“气”跟道家所讲的“气”或“精气”是有关系的。
郭沫若先生考定“管子”四篇是齐国稷下的道家底学说。
孟子也在齐国讲过学，他底哲学思想，受道家底影响。
在他底体系里，他用了些道家思想和术语，这也是很自然的，但是这些思想和术语，本来都是唯物主义的。
孟子把它拿过来，加以歪曲，使它们为自己的观点服务，使它们成为自己体系里的一部分。
因此，孟子说的“气”虽然与道家说的“气”有关系，但是，两家所说的“气”有显著的不同。
这可以从两点上看出来。
（1）道家所说的“气”或“精气”是物质性的东西，没有道德的意义。
孟子所说的“气”则有道德的意义，例如“夜气”“平旦之气”，都有道德的意义。
他所谓“浩然之气”是用“配义与道”底方法“养”出来的；
是“集义”，也就是聚许多的道德行为，久而久之，“生”出来的。
这虽称为“气”，实际上是一种神秘主义的精神状态。
孟子称这种“气”，“塞于天地之间”，把一主观的精神状态夸大为好像客观地存在的东西，应该指出，这是唯心主义者底一贯的作法。
（2）在道家底体系里，“气”底地位比心底地位高，老子说：
“心使气曰强……是谓不道，不道早已”（五十五章）。
道家认为“心”底作用是思虑，而“精气”正是怕思虑底烦扰，老子主张，“少思寡欲”，“专气致柔”，因此，用“心”来使“气”是不合乎“道”的。
不合乎道的东西，是不能长久存在的。
庄子说，“勿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勿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人间世”），他认为心不能得“道”，只有气才能得“道”。
在孟子底思想体系里，气底地位比心的地位低（浩然之气除外）。
孟子讲不动心底方法有几种，一种是低级的方法，这就是北宫黝、孟施舍所用的方法，其要点是“守气”。
孟子在这个地方所说的“气”，可能是物质性的，是指人底生理方面的东西。
北宫黝、孟施舍这二位勇士，是凭所谓“血气之勇”，以得到不动心。
在孟子看来，这乃是一种低级的得到不动心的方法。
如孟子所说的，告子用的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方法。
他的方法是“持其志，无暴其气”（以前的注解说这是孟子底方法，恐怕不对。
孟子底方法是养“浩然之气”）。
告子底方法根据，是“志，气之帅也；
气，体之充也”，“志至焉，气次焉”（以前的注解也认为这是孟子的意见），就是说，“志”比“气”底地位高。
孟子自己底方法是养“浩然之气”，照他看来，这是最高的一种方法（关于孟子所论“不动心”底方法，见 “孟子”“公孙丑”）。
道家要求保持着人所有的“精气”，不让它散失。
他们可以说是“求放气”。
而孟子则主张 “求放心”。
所谓“夜气”和“平旦之气”，只是“存心”底一种条件。
照此看起来，在孟子底思想体系里，心底地位比气底地位高。
“浩然之气”虽称为“气”，而实在并不是物质性的东西，因此就不是道家所说的气了。
就这样，在孟子思想里，“气”由唯物主义的概念转化为一个唯心主义的概念。
阴阳也是“易传”底体系中的两个主要概念。
但是在这个体系中，阴阳不是两种气，而是两个范畴。
这两个范畴表示刚健和柔顺两种性质。
它认为有刚健性质的东西，如天、君、父、夫之类都算是阳；
柔顺的东西，如地、臣、子、妻之类都算是阴。
“一阴一阳之谓道”。
照它底说法，天地是自然界底阴阳；
君臣、父子、夫妇是社会中的阴阳。
它把阴阳抽象化了。
阴阳这两个概念，由具体的物质性的气，转化为两个抽象的概念。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说，易传底体系是唯心主义思想。
因为它并没有把这两个概念客观化，阴阳底性质都只能在具体事物中表现出来。
照它底体系，在自然界中表现这两种性质的有天地，在社会中表现这两种性质的有君、臣等。
它所说的天地就是物质的天地。
所以易传底自然观还是唯物主义的。
易传认为它底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都代表一种“道”，就是说，都代表一种事物变化所遵循的规律。
自然和社会中的事物底规律，都已由它完全包括，更无遗漏，因此一部易经，可以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上）。
它虽然说，它所以能知道这些规律，是由于“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同上），但是实际上这个规律底体系，是一个虚构的体系，而认为这个体系能包括一切规律，更是一个虚幻思想。
这些是易传底唯心主义成分。
在战国末年，唯物主义底发展，达到了一个高潮。
汉代的唯心主义者不得不利用战国时代唯物主义所已得到的成果，加以傅会和歪曲，以配合他底唯心主义的体系。
董仲舒就做了这个工作。
他吸收了阴阳五行家的学说，也吸收了管子“内业”、“白心”等篇中道家关于气和精气的学说（“春秋繁露”“通国身”），他把这些学说综合起来，建立起以气为中心的自然观。
他说：
“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元者为万物之本”，“王英”。
他没有说明“元”是物质性的或精神性的。
但是后来公羊家认为元就是“气”。
何休“公羊传注”说，“变一为元，元者气也。
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
董仲舒也有元气之称，“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五行相生”）。
他用阴阳五行底运行说明四时底变化。
他认为人生活于气中，他说：
“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者，若水常渐鱼也。
所以异于水者可见与不可见耳。”
（“如天之为”）他是主张“天人感应”的，对于“天人感应”的解释，他有时也采取机械论的观点。
“天人感应”，“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物故以类相召”。
这犹如“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同类相动”）。
董仲舒把先秦关于“气”的唯物主义的学说加以综合，建立起自己的自然观，但是他同时又把这些学说歪曲了，他认为“天……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义”），人是有意志有目的的，天亦是有意志有目的的，人有喜怒哀乐，天亦有喜怒哀乐，气亦有喜怒哀乐，“四气者天与人所同有也”（“王道通三”），这就成为神秘主义了。
董仲舒所说的“天”是自然底神秘化。
他把自然之天歪曲了，使他也有主宰之天底意义，成为一种物活论。
他底“天人感应”说，也是把儒家所强调的人底主观能动性过分夸张底结果，认为人能动天。
关于人对于自然的主观能动性，荀子所说是正确的，是科学精神底表现；
董仲舒所说是荒谬的，是宗教思想底表现。
主持作“淮南王书”的淮南王，是当时反对中央集权派底一个代表人物。
他反对董仲舒所提倡的中央集权，和统一思想底政策。
在这些方面，他都是跟董仲舒相反的。
“淮南王书”也是以“气”为中心，建立一世界发生论，但是他也主张“天人感应”。
它说，“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诛暴则多飘风，枉法令则多虫螟，杀不辜则国赤地，令不收则多淫雨”（“天文训”）。
不仅君主底行为可以感动上天，照它底说法，即一般个人底行为，也能有类似的结果。
它引证师旷作乐，和齐女呼冤底传说，作出结论说：
虽“瞽师庶女”，只要“专精厉意，委务积神”，也可以“上通九天激厉至精”（览冥训）。
董仲舒接受了先秦唯物主义底一些思想，但把它歪曲成为神秘主义。
对于先秦的唯物主义底传统来说，这是一种否定。
这一时期唯物主义思想对于董仲舒及其以后的“谶纬”底神秘主义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其中最有系统的著作是王充底“论衡”。
王充底唯物主义思想，近来，已有不少的论著，现不需要多谈。
现只须指出，王充底主要功绩，在于驳斥了董仲舒及其以后的“谶纬”对于气的歪曲，及其“天人感应”底神秘主义学说。
至于董仲舒关于气的学说，他基本上是接受的。
他说：
“元气未分，浑沌为一，儒书又言，溟涬蒙澒，气未分之类也。”
“儒书之言殆有所见”（“论衡”“谈天”），“万物之生皆禀元气”（“言毒篇”），“人未生，在元气之中，既死复归元气”（“论死篇”），“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
（“自然篇”）王充也用阴阳底运行，解释四时底变化。
“天道无为，故春不为生，而夏不为长，秋不为成，冬不为藏，阳气自出，物自生长，阴气自起，物自成藏”（“自然篇”）。
王充对于董仲舒也是很推崇的。
他说：
“董仲舒说道术奇矣”（“案书篇”），“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同上）。
对于先秦唯物主义思想，董仲舒底思想是一个否定。
王充否定了董仲舒，是否定之否定。
但是他对于董仲舒也有所接受。
他把董仲舒对于“气”的歪曲驳斥了，接受了其中合理的部分。
经过这一廓清，以后讲气的人，就很少再有这种歪曲。
王充也驳斥了“天人感应”说，认为人不能动天，天也没有目的意志。
他说：
“夫天，气耶，如气乎，若云烟，如体乎，与地同”（“谈天篇”）。
“谓天自然无为者何？
气也，恬淡无欲，无为无事者也”（“自然篇”）。
王充由此重新建立哲学中的自然之天底意义。
王充以后关于“天”底问题，仍然有不少的讨论，但是这个问题，在以后的哲学思想中，已经不占主要地位了。
这就是说，关于这个问题，经过否定之否定，已得到基本上的解决。
三、关于“心”的问题
在哲学史中，关于“心”的问题底最主要的困难，是正确认识“心”与“物”底质的分别，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
“古希腊罗马哲学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
作为自发的唯物主义，它不能阐明思维对物质的关系”（中文本，人民出版社版，第142页）。
中国秦汉以前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遇见了困难。
从殷周以来的宗教都说，一个人死后有它底鬼魂继续存在，这当然是一种迷信。
这种迷信是从思维对物质的关系这个问题所引起的，先秦的唯物主义者否认有鬼，打破了这种迷信，但是对于思维和物质的关系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正确的解决。
大部分的道家认为“精”是聪明智慧底泉源，这种思想，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
这种思想按一方面说，有唯物主义的意义，但它底错误是把思维认为是物质性的东西，把精神同物质混淆起来。
这种精神与身体底关系底问题，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一直成为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称为 “形”、“神”问题。
桓谭和王充都讨论过这个问题。
桓谭说：
“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新论形神”“弘明集”卷五）。
王充说，“人之精神藏于形体之内，犹粟米在囊槖之中也”（“论衡”“论死篇”）。
王充认为精神不能离开形体，这比以前道家的说法，前进了一步；
但他仍然认为精神就是精气，是物质性的。
佛教到了中国以后，形神问题成为拥护佛教的和反对佛教的思想家们中间斗争最激烈的一个问题。
宗炳的“明佛论”（一名“神不灭论”）归纳佛教底主要思想为：
“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宿缘绵邈，亿劫乃报”（“弘明集”卷二）。
这里所谓精神就是心。
一切东西，包括物质世界，都是心之所作，人死精神不灭，所以能受来世的报应。
佛教所讲的因果律和轮回报应，都建筑在“神不灭”这个主张上，他们所谓“神”或“心”是非物质的。
专就这一点上说，他们对于思维与物质的关系在一方面，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但是他们在另一方面又犯了更大的错误。
他们把心夸大，使其绝对化，反过来把物质性的东西也说成是精神性的东西，由此成为唯心主义。
桓谭本是主张神灭论的，可是他底比喻在佛教看来，反而成为神不灭论底根据。
僧佑说，“君山未闻释氏之教，至薪火之譬，后之言者，乃暗与之会”（“弘明集”卷五）。
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论“形尽神不灭”说：
“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惑者见形朽于一生，便以谓神情俱丧，犹睹火穷于一木，谓终期都尽耳”（“弘明集”卷五）。
范缜底“神灭论”认为，精神是身体所发生的作用，“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
“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又特别指明，“是非之虑，心器所主”（“弘明集”卷五）。
他底这种见解，一方面认为精神是身体底作用，一方面又认识到精神并不就是一种物质。
于是思维与物质底关系，得到了正确的认识。
这种认识是吸收了佛教对于心的一部分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又否定了佛教底关于形神的理论。
佛教底思想，认为思维和精神是世界底根本，“心作万有”，对于先秦道家至王充的关于精神的学说，是一种否定。
范缜底思想对于佛教是否定之否定。
范缜底正确的见解，结束了关于“形神”问题的辩论，以后谈这个问题的很少。
但是关于心的问题，仍然继续是中国哲学中的主要问题。
唯心主义对于心的夸大和曲解，是有深厚的认识论的根源和阶级根源。
在一个问题上遇到了唯物主义的打击，它就在另一问题上表现出来。
四、关于“理”的问题
唐末以后，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是道学。
道学中的主要问题是“理”、“气”、“心”那个是第一性底问题。
“理”也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可是它底意义也是逐渐丰富起来的。
孟子说：
“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孟子所说的理主要是道德原则”。
“韩非子”“解老”说：
“理者成物之文，万物皆异理。”
韩非所说的“理”，主要是指自然界中的东西底性质和法则，后来佛教华严宗讲四个法界，一是理法界，二是事法界，三是理事无碍法界，四是事事无碍法界。
他们所谓理，就是所谓心底本体，事就是心所表现的现象。
后来宋、明道学所说的理，包括了上面所说的各种意义，不过程、朱这一派所讲的理，是注重道德原则和自然法则底意义，陆、王一派所讲的理，是注重心底本体底意义。
道家所讲的关于“气”和“精气”的思想，在道教中保存起来。
道教底主要思想还是认为人底身体中有精气，能保住精气，人就可以长生不死。
因此道教也要求人出家修炼，以达到长生不死底目的。
宋明道学反对佛家和道家，即他们所说的“二氏”。
可是他们中间有很多思想是从“二氏”中吸收过来的。
他们可以说是，能向敌人学习又能划清敌我底界限。
他们底主要立场是肯定现实的生活，肯定人生。
在这点上，他们和“二氏”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
宋明道学在开始时是用一种唯物主义思想反对佛家底唯心主义思想。
周敦颐从道教中得到太极图，并且给它一个新的解释。
张载也用气底聚散解释物底生灭。
他底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
不过他还有未回答的问题。
他认为物都是气之聚，但对于事物底千差万别，没有解释。
例如桌子、树都是气之聚，但是桌子和树为什么不同呢？
张载没有明确的回答。
这个还没有明确地回答的问题，程、朱一派给回答了。
他们也认为万物是气之聚，但只有气还不能说明事物底千差万别；
还必须有理。
理就是法则和规律，气之聚并不是乱七八糟地聚，而是按着一定规律聚起来的。
气按着一定规律聚起来是一种事物，气按着另一种规律聚起来便是另一种事物。
他们就这样回答了张载所遗留下来的问题。
程、朱派也是反对佛教的，他们不仅认为客观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意志而存在的，而且也认为客观世界底规律也是客观存在的。
这是正确的，并没有超出唯物主义底范围。
程、朱之所以倒向唯心主义是在于他们认为理可以先于具体的事物而存在。
有人认为程、朱是理气二元论，这是不恰当的。
因为在程、朱，理气并不是平等的，而是有主从。
按程、朱底看法，理是主，气是从。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理气先后问题，一为理事先后问题。
理与事底关系是一般与特殊底关系，也是规律与事物底关系。
理是一般，是一类东西底规律和本质，事是指那一类中的特殊事物。
规律存在于事物之中，一般存在特殊之中。
但程、朱却把理底重要性加以夸张，认为“理在事先”或“理在事上”。
关于理气先后底问题，程、朱并没有肯定理在气先，程、朱认为理是永恒的，气是无始无终的。
因此不能说理气两者哪个在先，哪个在后。
不过程、朱认为按道理讲理是在先的，实际上他们把理看做主要的，因此他们就倒向客观唯心主义。
王夫之又回复到张载，继承他底唯物主义，但他并不是简单地回复。
他批判了程、朱，但也接受了程、朱体系中的合理部分。
他主张“理在气中”“道在器中”，其意义就是，一般在特殊之中，不能离开特殊而单独存在，规律在物质之中，不能离开物质而单独存在。
程、朱在关于“理”的这个问题上，倒向唯心主义，否定了周张底唯物主义。
王夫之又在这个问题上否定了程、朱。
王夫之底思想，在这个问题底发展中，是否定之否定。
在程、朱底系统中，心不占主要地位，他们认为心也是一种具体的东西，是理和气结合所生的东西。
照他们底说法，有知觉灵明之理，气和这种理结合起来就成为心，所以同理和气比较起来，心不是基本的，而是派生的东西。
我们现在说，心是一定组织的物质所发生的作用，程、朱对于心的看法与我们底看法比较接近，可是他们底这种看法受到陆王这一派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底反对。
陆、王一派认为心是最基本的，他们称为“本心”，即本来最先存在的，他们在关于理气的问题上，认为理不能离开气而独立存在，但是在关于心的问题上，他们认为心是第一性的。
例如黄宗羲认为理总是气之理，不能离开气单独存在，就这个问题上说，他底思想是接近唯物主义的。
近来有人认为黄宗羲底思想是唯物主义的，大概就是根据这一点说的。
但是，他又说：
“盈天地皆心也”（“明儒学案”序），就这一点说，他底思想又是唯心主义的。
但是，他对于“心”有一种新的看法。
程、朱对于心，有比较正确的看法，认为如同其它特殊事物一样，心也是理与气配合底产物。
但是他们在另一方面对心的看法，也还是错误的。
他们也还是认为，有一个似乎本来就是全知全能的心。
朱熹说，心是“具众理而应万事”，“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
照他底系统，太极就是一切理底全体，人所具的太极就在人底心中。
朱熹一方面认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人心可以知道这些理，知道得多了，可以“一旦豁然贯通”（“大学”格物补传），在这时候，一切理都可以明白了，其所以能为此，就是因为照他底说法，心中本来有一太极，本来“具众理而应万事”。
陆、王派对程、朱关于心的这一方面的看法，不会有太不相同的意见。
他们同程、朱的主要不同，在于他们不承认理是第一性的，而认为心是第一性的。
这个第一性的心，本来是全知全能的，本来就是无可增损，这个心他们称为本心，或本体。
黄宗羲对于心的新的看法在于他认为：
“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明儒学案”序）。
这就是说，心是发展的，没有一个原来就是全知全能的心。
这种对于心的看法是发源于刘宗周和陈确，但是到黄宗羲才这样明确地表示出来。
所谓“工夫”是道德修养底工夫，因此这个命题在自然观方面的意义，为其在道德修养方面的意义所掩盖了。
其实在宋明道学底系统中，他们所谓“本体”在自然观方面的意义和其在道德修养方面的意义，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他们在道德修养方面所说的心“无本体”是发展的，其涵义也就是，在自然观方面的心，也是“无本体”，是发展的。
这种对于心的见解，其实就是对于唯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
在道学关于理的问题上，王船山作了否定之否定。
在关于心的问题上，黄宗羲作了否定之否定，不过在黄宗羲底系统中，唯心主义的成分还是很大的，他所作的否定之否定，没有王船山明确，也没有王船山显著。
结束语
以上略论中国哲学底几个主要问题底发展和变化。
从这些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哲学史底主要内容，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底斗争。
这本是我们近来常说的一句话。
但是，至少就我个人说，这句话是从日丹诺夫底哲学史底定义演绎出来的，其内容比较空洞。
因此也有人对于这句话表示怀疑。
经过上面的讨论，这句话就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其确实的内容。
恩格斯说：
“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
主要的规律：
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物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所引起的发展，或否定之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
（“自然辩证法”中文本，人民出版社版，第1页）上面所作的分析，证实了恩格斯底这段名言。
中国哲学史底发展，是辩证的。
在其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两极对立物确实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
经过否定之否定，作螺旋形式的发展。
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看成是两条直线平行地发展，认为其中只有“两军对垒”的斗争，没有统一底一面，这是把哲学史简单化，不合乎事实。
当然，过分强调这一面，把它放在主要的地位，也是不合事实的。
黑格尔把哲学史比做圆圈，他说：
“这个圆圈的边沿又是许多圆圈”。
列宁说，这是“一个非常深刻而确切的比喻”。
（“哲学笔记”中文本，人民出版社版，第249页）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列宁也谈到西方哲学史上的“圆圈”（同上第364页）。
上面所说的中国哲学史中的几个否定之否定底过程，也就是中国哲学史中的圆圈。
这个所谓圆圈，是螺旋式的圆圈，否定之否定并不是又回到原来地位，不是又把原来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拿回来，而是比原来又升高了一级。

哥哥慧敏
我很幸运，有个好哥哥。
哥哥不爱说话，小伙子给他起个外号叫“大姑娘”。
他会做一手好针线活，他穿的裤子、布衫，要是烂了，他从不央求人家，自己找一根针、一条线，缝得密密麻麻的，针脚很整齐。
一天，哥哥穿着补好的布衫去赶会，没走出村口，就碰上一群姑娘，后面跟着的刘大嫂，一把捞住哥哥的胳膊，指着补丁给姑娘们看：
“你看，人家男人手多巧。
咦！
蛮敢和您这帮丫头比比”。
哥哥的脸红得像关爷，姑娘们吃吃的笑。
我见了分别多年的哥哥，感到格外亲热，问长问短，我问哥哥有没有对象？
娘说：
“你哥不要媳妇啦，想打一辈子光棍哩！”
哥哥不做声，半天才说：
“哼，要啥媳妇，一个人过着怪利索。”
哥哥有些笨。
一天文化班上算术课，教员问他七加八是多少，他要扳着手指算，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自那回以后，他问娘要一两灯油，娘问他要油干啥，他笑了笑说：
“哼！
有用嘛！”
娘眼尖，看见他胳肢窝下夹着一本卷边的书；
笑着说：
“好！
学吧！
多识几个字，替你爹记记豆腐账。”
娘腾了一个擦得明晃晃的灯，装上满满的油，递给哥哥。
夜，黑洞洞的，天空布满了星星。
哥哥的窗缝射出一丝亮光，一直亮到鸡叫。
此后，他晚晚都要灯油。
到年终考试，他获得了学习模范奖状。
娘笑呵呵的说：
“看，俺春柱得了学习奖状哩！”
娘又跟我讲哥哥好些故事。
“那天热的像蒸笼一样，人都上不来气，队里叫你哥和二柱往南湾地里推粪。
要每人一天推五十车子。
你哥也不吭气，驾起车子就走了。
那些装粪的二乎小伙子给你哥装了满满一大车，问他推动推不动，你哥说：
‘哼！
再装多些也没啥！
’抓住车把就推走了！
不到天黑，你哥那堆粪推光了，二柱那堆还有十来车子哩！
你哥说：
‘嘿！
二柱你得拜我做老师呀！
’说着就帮二柱推。”
“你哥的干劲儿和好心眼，挺得人爱。
像‘胡噜’保成爷、董二爷、王大伯……都夸他好。
王大伯逢年过节，家里做啥好吃的，还叫哥去吃。
有时哥不在家，大伯就叫伯母给留着。
你哥也着实给他家帮了很多的忙。
那年收麦，董二爷家没人，哥哥就赶夜帮他把麦子割完，打完、晒干、背回家去。
去年春天，村里成立高级社，‘胡噜’保成爷不想入社，恐怕吃亏，后来听了哥哥的话，入了社。
今年庄稼丰收，他家分的粮比他从记事起算来的都多，喜的拍拍你哥肩膀说：
‘要不是这孩子劝我，我这老糊涂那能有这么多的粮食！
？”
正好，我走那天头午，社里召开了奖励劳动模范大会。
我也去了。
哥哥被评为头奖，社长亲自把红布包着的十五元奖金奖给哥哥。
这时娘在人群里，看着哥哥得了奖，乐得嘴都合不上，邻居大奶奶说：
“她婶子！
你养了两个好儿女，一个在军队上当军官，一个又是模范，以后多享福呀！”
戴着老花眼镜的董二奶奶也伸过身子来说：
“是呀！
再迟些时，你的春柱再找个对象，结了婚，他婶子静等着抱孙子吧！……”她还想说，但是人群后边传来一阵乱笑声，打断了她的话头。
原来一群姑娘围住一个扎了两条短辫子、穿一身蓝地粉花袄的姑娘，正在逗趣她哩。
董二奶和大家回头一看，这是张老大伯的姑娘玉梅。
“你们啥时候谈恋爱的？”
“春柱哥得了十五元奖金，他能分给你多少？”
“玉梅妹，你和春柱说定那个吉祥日子结婚？”
“……”一阵追问和杂乱的笑声，把个玉梅——一个挺俊气的姑娘羞得脸通红通红，马上用一条手帕把脸遮上了。
本来，她和哥恋爱，全村谁也不知道，谁知玉梅不小心，把给哥绣的手帕和写的一封信，装在上衣布袋里，干活热了脱下来，挂在树上，给“好事精”兰英偷去了。
这时娘扭过脸去，看看玉梅，又看看坐在台上红脸的哥哥，一切都明白了，心里乐得像开了花，笑着说：
“这孩子找对象，连娘也不给说一声。”
回来的路上，我问哥哥：
“什么时候我能喝上你和玉梅的喜酒？”
哥哥光瞧着我笑，脸又红了。

泰国歌舞剧“洛坤”中的“洛乍娜选婿”速写阿老

看广东汉剧“百里奚认妻”
——摘自赣、湘、鄂旅行演出手记
梅兰芳
我在武汉看了汉剧，不禁使我回想到去年夏天访问日本路过广州时看到的广东汉剧团一出“百里奚认妻”。
　
据广东省文化局的同志向我介绍说：
汉剧在清代乾隆年间流入广东，受到欢迎，生了根并逐渐发展，曾经有过一个繁荣时期，流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在解放前，由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流离失所和反动统治的轻视艺术遗产，广东汉剧许多艺人饥寒病苦，死亡相继。
解放后，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下，奄奄一息的广东汉剧得到复苏，现在的汉剧团团长黄桂珠、黄磷传两位同志，就是复兴广东汉剧的主要演员。
“百里奚认妻”，就是由这两位同志表演的。
这出戏给我深刻的印象，现在我愿乘此机会谈一谈，希望引起爱好汉剧和汉剧界各位同志的注意。
这出戏的剧情是极其简单的，百里奚官居宰相，思念他久已失散的妻子，闷闷不乐，家院找来一个沿街卖唱的贫妇给他解闷，这位贫妇从一段琵琶调和一段琴曲里说明了她就是百里奚的妻子杜氏，夫妻才得相认。
黄磷传同志扮百里奚，上场先唱四句，咬字清楚，喷口有劲，调门似乎比我在武汉听的汉剧稍低，行腔简练而有味，表情身段稳重而含有一种抑郁的意态。
从这段唱、念、做工方面，先勾画出百里奚的身份和他当时的心情环境。
老家院到街上找来贫妇，带进相府，百里奚就赐他一个矮座，这个贫妇就弹唱起来。
黄桂珠同志扮演的杜氏，从扮相、嗓音、身段上看，都符合青衣的身份。
琵琶调是长短句，我现在把这段唱词节录出来：
忆当年……奴和他形双影对好比鸳鸯，今日里只落得形单影只叹凄凉，屈指数流年似水三十余载漂泊他乡。
嗳哟，嗳哟！
想夫君重义多情，既天赐姻缘，姻缘何快尽？
嗳唷天，嗳唷天！
怨苍天，怨快尽，当初为何相亲相近。
似有缘，似无缘，咫尺天涯边，天涯边。
含泪人，嗳唷人，到如今问苍天，人海茫茫何处寻？
嗳唷薄情人，别久变心，累得我似浪打浮萍，线断风筝，飘飘荡荡何处寻。
这段唱词朴素而含有古代民歌的意味。
黄桂珠同志以清亮圆润的嗓音，婉转凄凉的声调，感动了观众的心。
她不用花巧的行腔来吸引观众，而是着重在表达剧中人千里寻夫的哀怨心情。
当贫妇弹唱的时候，百里奚始终是拿一本书看着，但我们清楚地看出他在凝神细听，中间曾几次站起来在台的大边很缓慢的走几步，淡淡的看那贫妇一眼，这种表演，都是深刻而耐人寻味的。

立场不同
沈同衡
没有挤上公共汽车的乘客，明知车里挤得满满的了，也往往要在车门外抱不平似地嚷：
“往里走！
往里走啊！
里面空得很哩！”
已经上了公共汽车的乘客，自己坐稳在座位上了，明知车里并不太挤，也往往要装出公正有礼的样子，说：
“别上啦，里面挤得满满的了，等后面的车吧！”
即使是同一个乘客，没有挤上车的时候，他就往往要像前一种人那样，而当他上了车的时候，却也就往往会变成后一种人的样子。
由于不同立场和不同处境的不同需要，人们会片面强调、甚至故意违背事实，说出各各不同或是完全相反的话来，而像煞各有道理。
但是不管他们怎样不同，有一点却总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不顾事实，只顾自己方便，不为别人设想。
事实总是事实，它是客观的最公正的证人，只要双方肯尊重它，并在顾到自己方便之外，也能稍稍为对方设想设想，这样，一切人民内部的矛盾大概就容易解决得多了。

论和风细雨徐懋庸
在整风中，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来进行相互批评，是为了求得团结，也为了求得发展。
任何方式一定要有思想做基础。
要做到批评方式的和风细雨，首先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而且必须从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愿望出发。
如果，根本没有团结的愿望，那么，批评起来就难做到和风细雨；
但如果，只是消极地怕妨害现有的团结，而不想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团结，那么，和风细雨只会成为飘飘忽忽的雨丝风片，于发展毫无作用。
这样的和风细雨，在过去并不是没有的，但那是平时的气象，一到整风，可就变成狂风暴雨了。
所以，我以为，现在和今后，一方面必须有经常的和风细雨，另一方面又必须下透。
这样，事情就不简单，很有些问题值得研究。
和风细雨，是为了不伤感情，不损人身，但另一方面，也要不伤事实，不损真理。
“实事求是”，总是批评的最高原则；
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治病救人。
断错了病，“虎狼药”固然坏事，难道轻量的当归、陈皮、白芍药就有良效！
所以，批评的时候，只要事实说得确，道理讲得对，还让本人反复辩解，无所夸大，也无所抹煞，不乱扣帽子，不急下结论，更不发动不明底细的群众只按领导所供给的片面材料和主观意图鸣鼓而攻，那么，批评自然而然就会成为分寸得当的和风细雨的了。
其次，还要让被批评者讲讲客观原因。
因为凡实事，一般总是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的，不过在每个具体事实中，两方面的主次地位有所不同而已。
例如，自由主义，一般地说来是错误的，但是有些人的自由主义的言行，却是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激成，在这样的情况下，犯自由主义错误的人，在和检讨自己的错误同时，讲讲对他是客观的官僚主义的事实，应该被容许，也应该被考虑。
容许了这，考虑了这，批评起来也就会和风细雨。
否则，撇开客观，专究主观，那主观“动机”就会被看得居心叵测；
或者，被批评者讲了一点客观，人们就说他不老实，他说诡辨，说他继续向领导进攻；
那么，批评一定会变成狂风暴雨的了。
因此，还得斟酌情理。
旧话常说：
“理无可恕，情有可原”，或者说“情有可原，理无可恕”，我以为这情理的斟酌，就在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
所谓“理无可恕”，就是主观上的错误无论大小，总是不合理的，要批评，要肯定；
所谓“情有可原”，就是指某些错误的发生，有其重大的客观原因，所以应该有所谅解。
自然，明知故犯的错误，是不能原谅的；
客观原因小而主观原因大的错误，该得到的谅解就少。
我曾听说，过去的绍兴师爷是善于以玩弄文字左右结论的，譬如，有一个命案，他拟的判稿。
本来是说犯罪者“情有可原，罪无可赦”，那就该杀；
但后来他得了贿赂，就并不改动原稿一个字，只把那两句颠倒处理一下，变成“罪无可赦，情有可原”，就把死刑轻轻出脱了。
这个绍兴师爷的营私舞弊，自然是不足为训的；
但是，客观实际上，“情有可原，罪无可赦”或“罪无可赦，情有可原”的两种情况，确实都有。
情与理的比重，也如此。
所以，在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时，只要实事求是地斟情酌理，那批评就会是和风细雨的。
还有，批评者自己的身架，要摆得稳一点。
我们见过不少这样的事情：
有的人，在前几个月，被人们大叫其好，连有些领导人也在内；
但一旦犯了一些错误，批评者们就把他吹求得体无完肤，并且自己检讨说：
“过去我们认识水平低，受了你的欺骗，现在学了文件，我们觉悟提高了，眼睛擦亮了……”，连某些领导人也在内。
我以为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
前后的觉悟水平的差别，特别在领导人，不见得就是这样差以千里的。
为了掀起一场狂风暴雨，显示自己现在的眼睛亮，却把自己过去的眼睛形容成全瞎，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所以，我以为，正确地开展和风细雨式的批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学习，需要锻炼：
第1，心要平，就是把被批评者真正看作同志；
第2，事要实，这就要有调查研究的工夫；
第3，理要通，这就要多多懂点马列主义。
不具备这些，光讲“气和”，那是很抽象，而且做不到的。
最后，我想把上面说过的话重述一句：
批评，一定要随时进行，随时随事弄清是非，解决矛盾，不要只等到运动来时算总帐。

随感
　徐淦
这几天的报上，出现了好些有关整风的新词。
有一个叫作“矛盾排队”。
什么都讲排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来排排队，这个词着实形象化。
审其原意，谅必是把本单位所有的矛盾，罗列出来，按其性质，分个先后，以便解决的时候，也好有个轻重缓急之分。
但因为词儿极新，难免产生误解，我就听见有人说：
“唉！
咱们这儿的矛盾不知排在哪一档上，还不知要等到哪天才轮着来揭发解决呢？”
虽然是误解，却也透露了一个消息：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有些地方还积累得不少，看看领导者却摆出一副“此地无歪风、不劳多费心”的神气，把面孔板得像“泰山石敢当”一样，人们就很有点儿着急。
还有一个新词，叫做“关门整风”。
这倒不见有什么误解，但似乎原有别解。
一种是违背了“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指示之谓，一种是“闲人回开”的意思。
后一种大抵属于多余的担心，说它多余，因为整风指示也已规定：
欢迎非党员参加。
但任何担心，总有生活的根据。
别的不说，单看极普通的家务事，就有这种情形：
哪个孩子惯于欺负人，街坊向家长申诉，有些家长爱用关门训子法，等到孩子开门出来，仍旧欺负人。
——这就令人怀疑他的家长在门内会不会听了一面之词，舐犊情深，不痛不痒地训了几句完事。
凡有比喻，都难恰当；
这个比喻，越不恰当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