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友好协会庆祝成立五周年
据新华社16日讯
中印友好协会今晚在北京举行庆祝协会成立五周年大会。
中印友好协会会长丁西林在会上讲话。
他说：
五年来，中印友好协会虽然在介绍印度文化、艺术，促进中印友好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但就满足广大人民提出的种种要求来说，做得还很不够。
今后应该继续努力。
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到会祝贺。
他讲话说：
印、中两国基于五项原则的友谊和了解，在国际上已经产生很大影响，对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事业有重大意义。
他对“沙恭达罗”能够出现在中国舞台上表示高兴。
接着，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了印度名剧“沙恭达罗”。
参加今晚庆祝会的有文艺界人士九百多人。
各国驻华外交官员和正在北京的缅中友协代表团人员也出席了庆祝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电贺瑞典共产党建党四十周年
新华社16日讯
今年是瑞典共产党建党四十周年，中共中央在14日致电祝贺。
贺电全文如下：
瑞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欣逢瑞典共产党第40周年纪念之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瑞典共产党和瑞典工人阶级致以热烈的祝贺。
瑞典共产党四十年来的斗争，表明了瑞典共产党是瑞典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
它一贯为维护瑞典和平、扩大瑞典人民的民主、改善瑞典人民的生活条件以及巩固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而进行不屈的斗争。
我们祝贺瑞典共产党在今后团结瑞典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为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57年05月14日

保加利亚大使举行酒会
欢送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
据新华社16日讯
保加利亚驻中国大使安东·涅加尔科夫今晚举行酒会，欢送以国防部第1副部长波奇比罗夫中将为首的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全体团员。
应邀出席酒会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等。
各国驻中国武官也应邀出席了酒会。

北京新闻界“鸣”起来了
本报讯
北京新闻界昨天开始就新闻工作中的迫切问题“争鸣”。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召开的新闻工作座谈会，16日上午在北京举行。
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和上海、辽宁、山西等地新闻工作者二百多人。
张黎群说：
现在报纸实际上担任了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和“惹事生非”的责任。
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谈到了报纸对谁负责，报纸工作者如何实现它的责任的问题。
他认为现在的报纸实际上担任了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和“惹事生非”的责任，使得新闻工作者的从属性很大，没法独立思考。
他接着谈到报纸的批评问题。
他说，中国青年报登了不少批评稿件，许多人很不以为然。
他们说，青年报只要把青年教育好了就行了，不要多管闲事。
这就弄得报馆的同志们缩手缩脚。
张黎群主张报纸的新闻应该抢先。
比如，对一些时事政策的解释和国家建设的消息，青年报过去发的早了些。
别人责难我们说，这是资产阶级作风。
其实新闻质量高低，首先表现在时间上。
他说，青年报的记者在采访中遇到很大的困难。
青年读者的要求是多方面的，记者就应该进行多方面的采访。
可是，记者出去到处碰钉子，好多地方进不了门。
张黎群谈到报纸的宣传艺术。
他说，青年报有时注意版面的色彩，有时又不讲究艺术，不吸引人。
有人劝他们不要把报纸搞成绣花枕头，外面好看，里面是一包草。
可是，他们认为，讲究生动活泼总是很重要的。
王中说：
我们现在还像抗战时期一样，把报纸当作阶级斗争的武器。
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在会上介绍了上海新闻界开座谈会“鸣”“放”的情形。
接着发表个人对新闻工作的意见。
他说，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同学曾经讨论党性和真实性、群众性，趣味性和思想性的矛盾问题。
王中说：
“我看趣味性和思想性中间没矛盾，趣味性只和教条主义有矛盾。”
王中认为，现在有些党委把报纸看成下达自己的命令和意见的工具，忘记了报纸还是人民获得知识和消息的东西。
他说，有一个报纸要办个文艺副刊，党委不同意，说这没有思想性；
实际上怎么样呢？
党委在办公室这样说，回到家去还是要看。
因为他是个人。
王中认为，随着社会的变化，报纸的性质和作用也要变化。
可是，我们现在还是像抗战时候一样，把报纸当成阶级斗争的武器。
他说：
“报纸是为了叫人看的，如果人家觉得没意思，没兴趣，看不进去，那还有什么阶级性呢？”
他说，总的讲来，解放后，记者的采访条件比解放以前好多了，但记者的采访能力却低了。
记者应想尽方法采访人家搞不到的东西。
莫如俭说：
报纸一方面应有政治性、思想性，一方面还应有商品性、舒服性。
第3个发言的是人民大学新闻系教员莫如俭。
他说，报纸的性质和作用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党委认为报纸是代表党和政府的，所以讲党性，过分强调报纸是教科书，总是自上而下地传达命令。
他说，列宁说过“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
但那是在1901年时候说的，那时候阶级斗争很尖锐，提这个口号是对的。
现在再这样机械地执行那就压制了大家的积极性。
莫如俭说，资产阶级的报纸已经解决了他们报纸的矛盾问题。
他们的报纸是商品，叫人看起来舒服，还告诉读者一些奇怪的东西，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增加了知识。
他认为报纸一方面应有政治性、思想性，一方面还应有商品性、舒服性。
中国新闻社记者郑白涛说，消息要为社会普遍服务。
他说，消息是客观发生的，不是每一件事都与阶级有关。
可以放手叫记者发表自己的意见。
顾执中说：
有人反映，人民日报记者自高自大，从不向老记者请教。
老报人顾执中尖锐地批评新闻工作中的宗派主义。
他说：
上海申报、新闻报许多老记者，同蒋介石反动政府和帝国主义并无关系，可是在解放以后全被辞掉了。
新设立了一个新闻图书馆，成为这些人的养老院，他们当然很有意见。
现在人们都不尊重老记者。
有人反映，人民日报记者自高自大，从不向老记者请教。
顾执中认为现在各科都有了理论，可是新闻学还没有。
许多人都说新闻有阶级性，可是没有东西可以参考。
他说：
“新闻内容有阶级性，新闻编排没有阶级性”。
想想看，“为什么资产阶级的报纸能够办的生动活泼，社会主义的报纸却作不到呢？”
顾执中主张记者要抢消息。
“抢消息绝对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任何消息，只要不是军事秘密和外交秘密，都可以抢。
现在许多重要事情要隔几天才发表，弄得读者的思想也麻痹了。
杨重野说：
记者如果总是挨整，怎么能够积极工作呢？
解放后许多记者不写新闻，是因为新华社统一发稿。
文汇报记者杨重野主要针对新闻记者不写新闻的现象发表意见。
他说：
现在报纸上新闻很少，又很枯燥。
有人于是就说，我国的新闻记者已经失去新闻敏感性了。
“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当然没有新闻自由。
可是记者钻的很起劲儿。
现在许多人对记者的任务不了解，对记者的工作不支持。”
“记者如果总是怕挨整，怎么能够积极工作呢？”
杨重野说，解放后许多记者不写新闻，是因为新华社统一发稿。
新华社这么一统，各报记者就没事作了；
文风也变了，新闻的写法都是老一套。
杨重野认为新闻工作中的宗派主义是严重的。
党把党报看成亲生儿子，非党报纸顶多是螟蛉义子。
杨重野批评新闻记者协会，说那是新闻记者首长协会，在负责人中间没有一个普通的编辑、记者。
邹震说：
新闻自由被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剥夺了。
新华社记者邹震发言的时候，开头就说：
“新闻自由被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剥夺了。”
“现在新闻方面还没有鸣，中宣部应该开放绿灯。”
邹震认为：
新华社发的新闻，公式化的现象很严重。
“各个报纸先是拒绝，后是不用，这应该看作是一种好现象。”
现在许多新闻单位衙门化，层次很多，机构重叠。
能写能编的编辑、记者都做了“官”，在这里看不到工作效率。
老报人张恨水在16日的座谈会上最后发言。
他强调新闻要新、要快。
现在许多新闻开头就是“几月以来”，这不是新闻，是历史。
“我们经常看到，一个记者一个月不写一条新闻。
可是他又很忙，到底忙些什么呢？”
座谈会将在今天继续举行。

各地工厂企业领导人员殷切希望
清除中央主管部的官僚主义
重庆各厂批评电力、纺织、冶金等部：
本报特约稿　新华社记者王华东、韦丁、吕希林报道：
重庆市部分工厂企业领导干部，殷切希望中央主管部、局在这次整风中，改进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和精简庞大的管理机构。
规章订得主观偏要强迫执行
重庆发电厂、重庆水轮机厂和六一零纺织染厂的中共党委书记和厂长们普遍反映，有些上级制定的规章制度，不从实际出发，强迫执行，加深了企业内部的矛盾。
根据电力工业部的培养制度规定，学习期限一、二年的技工学校毕业生，经过半年实习，便可正式担任司炉、司机、班长等重要职务。
这个一年半培养成四、五级工的培训要求，下达到厂，便引起厂里很大不安。
厂里有二十五年工龄的球磨机司机，不过是四级工，十二年工龄的司水才五级。
经厂方再三向上级要求改变，但是主管部局仍坚持半年实习后不得低于二级工的主观决定。
中央主管部局决定的工资等级线，执行以后也产生了许多新的不合理的现象。
工人与工人之间，干部与工人之间的意见很多，给厂里带来很多困难。
千呼万唤不下来
重庆各厂普遍感到中央主管部局深入下层，具体帮助解决困难太少。
水轮机厂厂长反映，第1机械工业部第4工业局一共管十几个厂，三、四个局长，一个局长一年只要跑几个厂，但局长一次也没有来过重庆。
今年去部里开会，再三请求局长到重庆水轮机厂来看看，但是局里认为今年部里要做系统的分析研究工作，不下厂。
过去部里、局里的人都往大厂、新厂跑，对一般旧厂情况了解很差。
现在有两个司长，在重庆市住了一个多月，没有到第3钢铁厂去过一次。
这个厂的领导人员说，是不是隔了一条嘉陵江，河岸太高，汽车不能直达，要爬坡？
机构庞大办事不灵
各厂领导普遍希望精简庞大的管理机构，提高工作效率，改变目前的拖拉作风。
重庆机床厂的产品经主管局派人检验合格，包装完毕，本可出厂，但缺少检验合格证不能出厂。
原来检验人员要回到北京才能填合格证，填好后再寄来。
这样产品便毫无道理地被积压在仓库里，竟达几个月之久，影响厂里财务计划的完成。
由于中央主管部、局机构庞大，往往一件事情的解决形成这样的情况：
局长不亲自做决定，这个处推给那个处，最后也许又回到局长那里；
有些问题，主管局还不能决定，要退还司里去决定。
机构庞大，不仅公文往来费时，就是厂长们亲身到北京，也深深感到衙门大，不好找人。

天津拖拉机制造厂批评一机部
求大求新　忽视老厂　卡得太死
本报特约专稿　新华社记者孟帆报道：
天津拖拉机制造厂厂长刘树英认为，第1机械工业部的整风应该把执行充分利用旧有企业的方针做一次认真的检查。
他说：
在1953年到1955年间，部里过分地强调了重点工程的意义，追求大规模、现代化，而忽视了发挥老厂的作用。
在保证重点建设的口号下（当然适当的搞也是必要的），一方面老厂被挤得干巴巴的没有一点投资，要技术措施费用也很少，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新厂的建设确实保证了，可是浪费也不少。
从去年起，国家已经重视了这个问题。
但是充分利用旧有企业方针在第1机械工业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部里把主要精力都放在重点工程的建设上，对老厂生产的安排下功夫就很少了。
决定一个工厂的生产方向的时候，在办公室里想的太多，深入调查研究太少，也没有很好的注意听取工厂的意见。
部里给工厂的权利也太小，没有一定的机动余地，这岂不成了“死工厂”？
关于权力下放的问题，1955年底就提出来了，到现在部里什么也没定下来。
可是从一些事情看，责任倒先放下来了，使企业感到为难。
例如财务方面，今年叫工厂独立自主，技术措施费不给了，小额贷款办法也没下来，可是上缴利润提成到年底才给工厂，这样工厂怎能实现财务自主呢？
据说，在这个问题上，第1机械工业部还是体谅工厂困难的，曾向国务院提出了意见，但是财政部不同意。

太原机车修理厂批评铁道部
检查自己少责备下级多
本报特约专稿　新华社记者范银怀报道：
太原机车车辆修理厂厂长今天向记者说，铁道部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应该认真地检查对待所属单位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
部里派驻厂里的国家检查员和成品验收员，过于机械地搬用部令规章，厂里应该办的许多事情也因不“合法”而不能办。
这位厂长说，厂领导人员听说部里派人检查工作，就有一种恐惧的情绪。
平时在电话会议上一听说厂里工作差一些，不问困难和原因就厉声指责。
去年铁道部部长来厂检查工作，厂里党委书记因为没有及时回答出一个数字，部长就在几次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
部里在召集厂长开会时，也不能虚心听取下面的意见。
去年在铁道部召开的厂长、党委书记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这个厂的厂长、党委书记在发言中都被部长以“你不用说了，这一件小事情我还不比你知道”的话，中途制止了发言。
这位厂长还提出铁道部领导上常常过多地埋怨和责备下级，而对本身的缺点和错误检查的很少。

张奚若欢宴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
据新华社16日讯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今晚设宴欢迎以纳·马·佩雷拉为首的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
张奚若在会上讲话说，近年来，中锡两国不但恢复了具有悠久历史的友好关系，而且有了增进，这次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就是这种友谊有了增进的新的标志。
纳·马·佩雷拉说：
锡中两国不仅在宗教、文化方面有共同的地方，而且还有其他关系将使两国更加密切，这就是由于锡兰将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他说，他相信，中国和印度一起，将为保卫亚洲国家不受帝国主义的控制和不为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服务而奋斗。
锡兰驻中国大使佩雷拉也在会上讲话。
他希望中国将来能给予锡兰更大的帮助。
他说，我们有很强的信心，因为有你们六亿人民，我们不会再回到帝国主义的手中去。
贺龙副总理，李济深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各副会长和各界著名人士出席了今晚的宴会。

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大会发言
着重谈到处理青年内部矛盾和参加农业生产等问题
据新华社16日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16日下午继续举行全体会议。
大会在今天开始进行大会发言。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刘西元向大会作了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个报告。
大会热烈欢迎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上将向大会致祝词。
在休息以后，苏联、越南、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四个国家的青年代表在会上分别致了祝词，并向大会献旗献礼。
他们的讲话受到了全体代表的热烈欢迎。
今天在会上发言的有七位代表，他们着重谈到如何处理有关青年的内部矛盾问题和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等问题。
青年团上海市委第1书记李琦涛说，由于青年大多处在被领导的地位，年轻、缺乏经验，看问题容易片面和缺乏阶级斗争锻炼等特点，人民内部矛盾在青年中就暴露得比较突出。
他又说，由于青年敏锐、爽直、富于理想、敢于接受真理、对党无限信任、拥护社会主义前途，他们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中仍然是一支积极力量。
青年团河北省委员会书记李兴就河北省的情况向大会报告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
他说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许多矛盾。
他根据青年团河北省委的工作经验，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教育在校中、小学生做好升学和就业两套准备。
青年团中央青农部部长张曙光在发言中说，青年团应当进一步教育农村青年树立“爱社如家”的思想，这样才能把社办好。
来自云南省怒江边上的云南省国营新城青年农场的刘小三代表向大会报告了他们那支青年垦荒队战胜各种困难，勤俭创业的生动事例。
青年团贵州省委员会副书记王占先和青年团青海省委员会秘书长古德·项谦的发言，分别谈到青年团应当对各族青年加强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和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
青年团太原矿山机器厂委员会书记王隆义的发言着重谈了他们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根据青年的特点进行工作，如何解决青年工人和老工人的矛盾等问题。
大会进行中，北京工业学校象征性长跑代表队二十四人进入会场，向大会致贺。

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重大意义
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要求县区乡的干部，县级以上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员，在政府和人民团体中工作的党的主要干部，包括党的中央委员在内，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都应该每年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
并且要求在基层组织中尽可能地减少脱离生产的人员。
这是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和整顿党的思想作风的一个重要的办法。
能否彻底执行党中央的这个指示，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能否为党的总任务而奋斗的一种重大的考验。
谁都知道，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走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我们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是人类历史上翻天复地的大事。
我们已经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
我们不能容许任何剥削阶级的复辟，也不能容许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侵蚀我们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队伍和它的成员。
从来的一切剥削阶级，都是把劳动看成下贱的事情，把劳动者看成下等人。
我们共产党人同一切剥削者根本相反，我们把劳动看成最高尚最光荣的事情，把劳动者看成人类社会中功劳最大和最值得尊敬的人。
恩格斯曾经写道：
“劳动确实跟自然界一起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自然界提供劳动以材料，而劳动把材料变成财富：
但是劳动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
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1个基本条件，并且是重要到如此地步，以至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这就是共产党人对劳动的根本估价。
广大的人民现在都确切地了解，只有劳动才创造了人类，才创造了人类的历史和文化。
整个人类的历史主要是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的历史。
我国人民在革命胜利以后的几年来，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很快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并且在各种建设事业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但是，剥削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剥削阶级的意识还残留在许多人的头脑里，所以旧社会轻视体力劳动的恶劣风气，也还没有扫除干净。
有不少人总以为体力劳动不如脑力劳动，并且把这两种劳动对立起来看待，以为学了文化就不应该再做体力劳动，做体力劳动的就不必学文化。
有些青年男女多少学了一点文化，就觉得自己比一般劳动者高出一头，应当享受比劳动者高出很多的待遇。
许多青年学生还很少受到劳动的教育、劳动的锻炼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的熏陶。
有一些学生一听说毕了业要参加体力劳动，就非常不高兴，甚至认为参加劳动就没有了“前途”。
他们的家长，也有许多对待体力劳动抱着同样的态度和看法。
在我们革命的队伍中，也有一部分同志，如中央的指示所指出的，受了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忘记了过去密切联系群众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滋长了一种贪图名利地位的坏思想。
他们过去在革命战争时期经常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并且帮助群众耕地、锄苗、收割、挑水和砍柴，现在却很少这样作了。
他们经常生活在大堆文牍之中，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有些同志不在工作上力求进步，力求接近群众，却对于工资评级斤斤计较，并且在吃、穿、住、用等方面极力讲究“高级”，和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越离越远。
有的同志甚至也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参加生产劳动。
中央的指示指出，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高低，资格新老，从原则上说，都应当把自己放在同普通劳动者一样的、同等的地位。
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旧社会剥削阶级鄙视体力劳动的腐朽观点没有任何可以调和之处。
一切共产党员，都必须同那种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完全决裂。
否则，我们就不能算作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共产党人。
而从前面的许多现象看来，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剥削阶级的思想观点还在侵蚀着、毒害着我们。
这种情形必须坚决改变。
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将有助于从根本上扭转人们对体力劳动的错误态度和错误看法，有助于发展劳动人民的阶级自觉和“劳动光荣”感、自豪感，将有助于社会风尚的改变。
我们的下一代人将由新的社会风尚陶冶成完全新型的人。
而只要凡是能够从事体力劳动的领导人员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形成一种新的社会风气，那末，目前大批人员不必要地脱离生产的现象，也将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在全国的基层生产单位、建设单位和党委、政府、人民团体的基层组织中，完全有可能减少脱离生产的人员，有许多单位和组织也有可能做到没有脱离生产的人员。
在这些单位中的一切不必要脱离生产而已经脱离生产的人员应当争取回到生产中去。
这样不但可以减轻人民负担，更可以增强生产战线上的力量，对我们的整个事业是大有好处的。
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以后，经常同劳动人民保持接触，他们自然容易同劳动人民息息相通。
劳动人民中所存在的问题，因此就能够比较容易经常地反映到领导机关中来，求得及时的解决。
这就可以使我们大大减少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效地改善领导。
广大群众对领导人员将更加信任，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将有可能得到较迅速的和正确的处理。
“土改干部又来了”的欢呼，就是群众的这种心情的集中表现。
最近许多地方党、政、军的领导人员开始参加体力劳动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样做的好处。
河北省委的几位书记和其他党、政领导人员在保定市郊参加农业社的种菜劳动，社员们很快就把菜价偏低、种菜亏本的苦闷告诉了他们。
山西省的党、政领导人员在太原市的工地上参加劳动，马上就听到了建筑公司职工对工资改革的意见。
河南省的领导干部在郑州市郊参加农业社劳动，马上也就听到了社员们对于社内经济不公开和干部作风不民主的“知心话”。
其他各省、市的党、政领导人员和部队的高级军官参加体力劳动都收到了类似的效果。
所有这些，都说明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并不像某些同志所想的那样是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的小事，而是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将发生积极作用的大事，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的。
当然，这种活动必须有实事求是和持久的安排和计划。
必须随时总结经验，使劳动的组织逐步合理化。
一切形式主义和“只是一阵风”的做法，都是不对的，都是必须避免的。
我们相信全党同志一定能够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的忠诚。

各民主党派七次座谈三十六人发言
对全国整风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座谈会将休会几天，把大家所谈问题排队以后继续开会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16日下午继续举行。
在会上发言的有：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黄绍竑，无党派民主人士陈叔通，中国致公党中央副秘书长严希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叶笃义，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金芝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
在此以前，座谈会已举行了六次。
七次座谈会上发言的共有三十六人。
黄绍竑希望在整风中检查党政关系他认为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
黄绍竑首先就党政关系问题也就是领导的方法问题发言，他说：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需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的坚强的领导，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有人怀疑党的领导权问题，那就与宪法的规定违背了。
但是，领导方法是可以研究的。
黄绍竑说：
我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
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如党和政府共同发布决定而没有把党对各级党委的指示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导致人们或某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他希望在整风中对党政的关系检查一下，并且明确地把它规定下来。
“整风好比洗澡、法制好比洗脸”“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可否专职专业？”
第2个问题，黄绍竑谈整风与法律制度问题，他说：
我把整风好比洗澡，法律制度好比洗脸，洗澡可以几天洗一次，或个把、几个月洗一次，但洗脸必须每天洗一次或者两次。
整风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样是需要的，光是整风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的效果。
黄绍竑还谈到：
在制度上要注意那些问题，他首先谈了兼职问题，他说：
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除法律规定者外），希望把这个问题检查一下，比如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是否可以成为专业专职呢？
是值得研究的。
我以为如果成为专业专职，工作可能做得好些，有人说：
党派的领导人不能不兼，如果这样说法的话，毛主席要兼多少职务呢？
我以为在两个常委内，各党都有一定的员额就得了，何必限于那几个领导人呢？
其次，他说：
重视已有制度，就我经常参加的人大常委和法委会来说，到会人数往往仅到达法定人数的边缘，其中，我估计了一下，共产党员缺额的比较多，尽管是因为兼职多、工作忙，但是，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来看，是会令人引起不重视的感觉的，是不是有人觉得问题已经在党内决定了，常委会不过是形式的通过而已。
在立法上究竟要制定那些法律呢？
黄绍竑认为：
我们的立法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的，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有人说：
苏联某些法律也制定得很迟，我们何必着急？
我以为苏联好多先进经验，我们一定要学，但是，这样也算做先进经验吗？
也值得学吗？
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为什么不快做呢？
这样说法无非是为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做辩护。
黄绍竑认为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办事规则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前几天，好多人提出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问题，如果这些法规完备了，不但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问题可以解决，党政的关系也可以分得清楚，搞得更好。
此外，应该注意那些过去因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而致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重大损失的负责人，如果不及时处理，并向人民作交代，就无异给整风运动来一个极大的讽刺。
“‘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成公式，我认为这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
关于以往成绩的宣传问题，黄绍竑认为：
“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经成为工作报告中的一种公式，任何工作报告都套上这个公式，我认为这样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造成更多错误的危险，个别错误即仅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绩来掩护它，忽视它，就司法方面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就国家经济建设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不知要造成多少亿元国家的财政损失，而人民间接的损失也是可观的，我觉得宣扬成绩、夸耀成绩、掩护错误、忽视错误都是官僚主义的作风，也是铺张浪费的来源，成绩说得保守一些，错误、偏差放在成绩的前面，并不等于掩没了成绩，而是成绩更加可靠，更加巩固，是有后备力量的成绩，人民对于政府的成绩是心中有数的，不强调的说，他们也会知道，说得有一点漏洞，一点不确实，他们也会知道的，强调的说，并不增加他们的信仰，稍微有一、两点不确实，就会减少他们好几分的信仰。
最后，黄绍竑谈了两个具体问题。
他认为？
受劳动教养的据说有两万人，大多数是机关干部，知识分子，他们既够不上刑事犯罪，已经劳动教养了一年多，应该定出一个整个的解决办法，不宜拖下去。
？
解放时期，有些国民党人倾向革命为奔走和平或参加工作多少出了一些力，但因历史的关系被怀疑判了重罪，希望彻底检查无辜，平反，历史上有罪的也应酌情处理。
严希纯批评有些党员不懂装懂把领导科学机关看成带军队一样
他说，不管党员称职不称职就把他放在什么“长”的位置上，并不等于实现了党的领导
严希纯主要就党与非党合作共事，民主党派人士有职有权问题作了发言。
他说，合作共事关系搞得好不好，党与非党两方面都有责任，但是，今天本着“春秋责备贤者”的精神，党员应该负主要责任。
为什么合作共事方面会发生许多问题呢？
我以为：
第1，许多党员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在内，不懂得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和作用，不了解统一战线是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如我们国家计量局有四个正副局长，我是一个副局长，每次人大、政协送来给局里的文件，负责办公室的高级党员干部总是批给我和另一非党局长看，而不批党员副局长看。
由此可见，他们不懂得党在延安时的三三制以及政协、人大等都是党的很重要的工作，也可见他们不懂得统战工作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是什么意义。
第2，许多党员不了解解放前在白区工作的艰苦，不了解当时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一同斗争的血肉关系，仅仅把今天对民主人士工作的安排当做照顾，当做点缀；
至于工作，则于这些人无关。
第3，许多党员把今天机关中的党组的作用与过去对敌斗争时的“党团”的作用看得差不多，不了解那时党还在地下，“党团”的作用主要是保证对敌斗争的胜利，而今天则党已是执政党，党组在国家机关中的作用是保证国家政策的执行。
而国家政策的执行不能只依靠共产党员，还要依靠广大的党外人士。
这些党外人士，都是一家人。
党组的负责人不能什么问题都去干预。
这种事事干预的情况，在科学部门尤严重。
接着严希纯谈到有职有权问题，他批评了有些机关只是在形式上尊重了党外人士的职权，让民主人士参加了党组会议，但实际上还是不尊重人家的职权。
他说：
如我在国家计量局工作两年多了，虽然也参加了党组会议，但我所提出的一些重要建议和争取科学技术人才的问题，始终未被重视。
未经仔细讨论。
又如我在科学出版社当副社长时，该社的工作主要是出版自然科学的书刊，但也有极少一点历史考古方面的社会科学出版工作。
当时，自然科学部分非常缺人，但组织上却派了一个学自然科学的年青党员去负责这个社会科学部分。
但这个年青党员不懂古典的东西，有时竟把书刊上应写古体字的改成了现在的字体。
他还自作主张不买我批准要买的古书，又在我不批准一个青年团员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译文时，在别人面前说我何必如此认真。
这是把党员看成万能而对党外的负责人的职权却很轻视。
有些党员自高自大，瞧不起民主人士，我还见过很多男女双方因为一个是党员一个不是党员而造成不能结婚，结婚了而离婚的悲惨事。
对在机关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问题，他也提出了意见。
他说，党的领导并不等于不管党员称职不称职，就把他放在什么“长”的位置上，就体现了党的领导。
一个图书馆内有一个图书馆专家，做了十几年工作，但领导上却派一个文化不高的党员作他的科长。
这样作，是不能使非党人士心服的。
他说，机关中的党组是应该继续存在的，现在的问题是运用得不好。
他批评有的在科学机关作领导工作的党员，自己不懂科学，又不虚心学习，尤其不好的是不懂还要装懂。
有些党员还把领导科学技术机关看成带军队一样，把科学家、教授、工程师，一律当成自己的下级，不尊重他们的意见，也不给以应有的礼貌。
他说，依照经验，工厂或工程工作上，除了领导人之外，应有一个总工程师室，总工程师的地位很高，在技术上可以有决定权。
现在也应这样做。
他还说，科学技术工作，在研究过程中是应该允许失败的，但现在则一遇失败，就要追查科学技术人员的责任，甚至怀疑他们有政治问题，加以逮捕。
这样如何使专家们敢于负责呢？
这对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不利的。
严希纯还对随便推广先进经验的盲目性提出了批评。
他说，推广竹筋混凝土代替钢筋，我很耽心，听说有些地方已用竹筋造三四层楼的房子，幸而最近国务院否定了这种所谓先进经验。
又，北京市因为需要，筑了很多质量不好的马路，今年全都翻浆，据说原来认为以少数的钱造很多的路是先进经验，其实这是常识都通不过的事，根本不应认为是先进经验。
最后，他说人事部门管得太多，党外领导人对人事工作是无权过问的。
人事部门往往只重政治不重学术，例如选派出国留学生，不管能否完成学习任务，只要政治条件好就选派出国，以前选派一个留学生，就挑了一个考试成绩最坏的学生，就因为他是党员。
但是这种做法，直到现在还没有改变。
最近选派八个人，还是政治第1。
这是很大的浪费。
他还谈了一件事，说明我们干部误会了主席提出的“一边倒”的精神。
某机关有一党外干部出国路经苏联，回来后说红场没有天安门广场大，竟被领导上发现，竟叫他当众检讨。
对于有些尚未制定的法律如民法、刑法、国家计量条例等，他也希望能够尽快制定公布，以便干部在处理问题时能有所遵循。
严希纯希望中共中央统战部要注意国家机关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尤其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并要多注意北京以外的机关学校中的统一战线工作。
他还希望统战部注意请有关部门早日解决那些在国民党时期因为失掉革命的关系自己去创造条件进行革命工作，今天因肃反、审干中的偏差而抬不起头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的问题。
叶笃义发言
批评一种不合理的国家制度
只要当了人大常委会委员，立刻提到五级以上，并坐起吉姆牌汽车来，政治地位超过一切，造成知识分子既怕社会活动过多又怕少的不正常的想法
叶笃义就民主党派的机关干部问题、民主党派怎样发挥作用以及国家制度和民主生活问题等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叶笃义认为各民主党派机关干部不安心工作，是一个事实。
为解决这个问题，虽则已经确定建立各党派事务座谈会的制度，但是，这个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各民主党派机关干部不安心问题，不是通过座谈会和晚会所能解决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才能使他们从工作上同共产党的工作挂上钩。
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希望能够使党了解他们的工作，能解决入党问题，这种愿望，是对党的向心力，不可厚非。
可是，他们一直处在党的领导的外面。
应该把民主党派机关工作纳入国家机关的系统，比如关于人事的调配和升迁、级别，就同国家人事部门挂钩，统一起来。
否则，民主党派要自己拟一套干部制度，不仅很困难，并且不必要。
关于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问题，叶笃义认为，过去几年，民主党派起了一定的带头、号召作用。
但是，在对于制定国家政策方针上，作用不大。
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在三反五反、调整院系、肃清反革命等工作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运动一过的平常时候，就起不了什么作用。
目前，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全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因之，对于民主党派的作用和组织形式，都需要作新的考虑。
他认为今后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和省一级组织，在制定国家的政策方针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各党派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工作。
至于基层组织，却可以减少活动，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
他认为在机关、学校、企业中，全体工作人员，都是同事关系，他们的任务就是共同贯彻执行国家政策和任务。
这样，就会减少机关中的矛盾，党群关系之间的墙，不拆自拆。
此外，在国际方面，民主党派今后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过去在这一方面，多是被动做的，今后应该主动地展开国际活动。
比如以政协名义同兄弟国家的祖国阵线、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党派，建立友好往来的联系，介绍我国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合作共事的经验。
至于在组织形式上，叶笃义认为，适应“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民主党派的组织不是要学习共产党，把组织搞得更加严密。
由于民主党派成员的成分不同，组织松懈一些，反而有利于党派的长存。
而目前民盟、民建、农工民主党和九三学社，都是团结不同方面的知识分子的党派，工作对象互相交叉，因之，发生“争人”的现象。
他认为，从团结五百万知识分子着眼，他建议把四个党派解散，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
关于国家制度和民主生活问题，叶笃义认为今天知识分子有既怕参加社会活动过多，又怕少的想法。
这种矛盾现象的产生，是从国家制度来的。
目前国家的制度，造成政治地位超过一切，并且代替了社会地位。
过去是行行出状元，现在是行行出代表（人民大会代表），行行出委员（政协委员）。
最显著的例子，是一当选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立刻可以从现在的级别提到五级以上，就可以坐吉姆牌汽车。
因之，造成了人们都是从政治地位来衡量一个人在各行各业地位的高低。
如果两个同等的名演员，一个当了人大代表，另一个没有当上，他就会闹情绪，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降低了。
可是当了人民代表、政协代表，要参加许多活动，一年开一次会，视察两次，就要三个月时间，因之，对于许多专家来说是很大的负担，妨碍他们的研究工作。
有的人虽则参加了政治活动，但是实际上对政治是没有兴趣的。
甚至开会的时候，虽则戴上了耳机，却拔掉了插头，在埋头考虑自己所研究的问题。
劳动模范王崇伦就说过，当了人大代表，经常脱离生产，技术逐渐落后，就不能继续在生产上保持模范作用了，并且很快脱离了群众。
因之，叶笃义建议要改变目前不合理的制度，不能把政治地位作为筹码来衡量各行各业的状元。
政治地位不应超过和代替本行本业的地位。
他建议今后人大和政协代表要进一步专业专职，这样，这些代表，可以多开会，多视察，发挥监督作用，更加充实民主生活的内容。
这些代表，最好选举各行各业的“退役”的代表人物，他们过去有成就，是有名望的，也同本行本业的群众有联系，但是，目前已不是站在本行本业工作的第1线上。
可以使目前在各行各业第1线上的人物，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做到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分工合作。
金芝轩发言
批评党在“分配”问题上的宗派主义
由于有些大官僚喜欢听好话　使得有些小官僚欺骗大官僚
金芝轩首先谈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他说：
许多人民内部矛盾都突出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
党与民主党派、党与群众、民主党派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之间等等许多问题，也都是属于对不上口径，排不好位置，分不好前后等等分配问题。
分配是合理的按比例统筹安排，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在这个问题上，金芝轩谈了司、局长以下一些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的意见。
第1，加强党的领导问题。
他说：
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没有组织能力，在政策方针上要依靠党员同志。
有人说党不能领导科学，我和我所接触的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都没有这样的主张和意见。
关于党员领导一个组、科、处、司、局等等，也没有原则性的意见，问题是什么样的党员和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领导，以及怎样使得领导与被领导，党与非党各得其所，合作共事，因此这也是分配问题。
在分配问题上，觉得有宗派主义。
以企业为例：
厂长是党员，谁也没意见，由于目前有以党代政的习惯和必要，非党人士谁也不愿当厂长，问题在于这个厂长能不能为搞好企业来作统战工作。
现在许多地方有第1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为了在政策方针上帮助总工程师，可以加设一个副厂长，这个问题不大。
但是有这样的情形，有党外人士任第1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工厂，往往一定要提拔一个比他水平低的党员来任副厂长，也有一个党员不必兼总工程师的而一定要兼任，而让总工程师担任副总工程师，像这样做法，开明的厂长也不同意。
问题多的是科长一级，许多科长都不如科员，如让党员处长任科长，问题就少些。
这种情况，要不是党员提拔得太快，就是非党同志提拔得太慢。
第2，使用与信任问题。
他说：
适当安排职位是次要的问题，首先是要信任党外人士。
因为党外人士都知道党员是代表党来领导的，要是以用人不疑的态度而且诚恳地帮助他们，知识分子就认为是知己者，问题就可以少一些。
要是以“主人”自居的态度抱纯粹使用观点，来对待非党人士，那么，非党人士就自然会有雇佣观点。
更严重的是：
有些党员专谈他们的缺点，说他们落后，那问题就多了。
像这样的党员往往喜欢听好话，有这样一批歌功颂德鼻子抹白粉的“积极分子”来灌迷魂汤。
而自己社会经验又不足，他还以为有群众基础，渐渐地就投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迷宫。
上级当然应负主要责任，现在的确有小官僚欺骗大官僚的，因为大官僚也喜欢这一套。
第3，培养与提拔问题。
他说：
对党员来说，培养上有些要求多，布置多，具体帮助检查少的情况，在提拔上也没有充分研究。
有些党员不该提拔的提拔了，就会脱离群众，没有研究他能否胜任。
应该选择一些年青人长期培养。
对党外人士的培养教育是不够的，并不是当作自己子弟来培养教育。
有人说养牛吃牛奶，也要给他吃草。
这草不光指的物质上的东西，对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说来，重要的还是提高业务知识的草。
有的知识分子反映，他工作得愉快，业务有提高，他对唯物辩证的课是学习的，而且还能常常联系实际。
有人举一例子，据说广州有一民主党派与科联联合举行自然辩证法和长江大桥的讲演会，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
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对这些行动是重视的。
能在学术活动中进行一些思想改造的工作，收效很大。
在敌我矛盾比较突出的时候，要提拔知识分子或者有困难，以前干部工作作得不能令人满意，希望以后对具体人物多作些具体分析、研究工作。
以前不是不能作，而是没有作，所以这方面意见比较突出。
在评级评薪上特别是去年工资调整中，好事作得没有好结果，有些人认为主管这个工作的部门不是有“三大主义”，就是在三大主义中钻不出来。
金芝轩还认为：
青年干部的教育问题很多，他们随身带来的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供给制思想，到了机关闹情绪，谁也没管。
党外人士也不敢管他们，这样就培养了他们的官僚主义。
这个问题不解决，是贻误国家子弟的。
金芝轩特别提到：
过去银行、外汇、外贸部门有许多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很好用起来，我们的银行有许多方法大家觉得不方便，是要人人为他们服务，而不是为人人服务。
外汇、外贸都是对外工作，有特别知识，这些人是有有用的知识的。
第4、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问题。
他说：
这次整风，希望党外人士也要真正从团结愿望出发，要和风细雨，细水长流，随整随改。
不要光打“春香”，也不要先查小姐，而应该从中央各部的老夫人——共产党员的正部长开始。
因为这些同志资格老，水平高，有一套，是当家作主的同志，中央指示他们有时可以具体补充布置得更好，但是有时也能打些折扣，有的也想四平八稳，皆大欢喜，中央很少检查他们，下级也不敢提批评。
正部长要是民主人士，也应该帮助党员副部长进行检查，也是从团结愿望出发。
他说，部长同志是国家栋梁，国家的大柱子，关系重大。
马寅初对北京大学的看法有他的道理，但是他要能彻底些，最好能帮助高教部部长也包括我们民进几位中央部的副部长同志在内。
司局长以下的党外人士有这样想法：
不要在下面刮上八级风，到了部长就风平浪静，而是希望和风细雨渐渐往底下吹去，慢下结论，来一个春风吹得百花开。
第5，“统必须通”的问题。
他说，通就是对上了口径。
对上口径要安排，在安排之前先要统盘筹划一下，初步确定可能性与现实性。
统筹安排，在我们这一行叫作出总平面图。
要作出最粗糙的总平面图，首先要对统筹的各部口径有个大致的数。
我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实践多于理论的人，这些人要求思想改造，更重视的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学术性活动，所以如我上面所提广州事例，通过学术活动进行思想改造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
知识分子的学术性团体，各专门学会，一向没有被重视，统战部要找这一类知识分子的口径，在这种团体就能找到，而且这些团体也能提出部分意见。
陈铭枢说：
只提缺点不提优点才符合整风精神
他批评了某些高等学校的行政领导曾玩弄国务院关于评级的指示
陈铭枢在今天的发言中，首先申明说：
昨天我说“民革没有‘墙’可拆”那句话不完整，我要求撤回它。
因为我是就民革在学校中的成员很少，没有形成墙而说的，不是说民革本身没有墙可拆。
接着，他就昨天沈雁冰和刘清扬的发言，作了书面发言。
他说，昨天听到沈雁冰同志发言中有：
一些干部由于成了教条主义者，也就成为进步分子了。
这句话使我想到了我们国家对于使用干部的标准——德才资。
去年冬天我访问了北京若干高等学校的教授，他们说：
今年某些高等学校的行政领导，在评级时玩弄国务院关于评级的指示，对老教授们说：
“评级以德为主（进步），才次之，资是参考。”
对青年教师说：
“评级德不必论，才为主，资次之。”
同一个指示，会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真是大笑话。
德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若单就抽象的政治进步而定为德，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因为一个人的政治思想是否真正进步必须结合他的思想品质和生活作风来考查，也需看他是否真正完成了任务。
抽象的进步是没有的。
为此，我认为德才资三者不仅应从联系来看，而且应从统一来看。
他又说，昨天又听到刘清扬同志发言中有：
整风不应单提干部的缺点，而不提干部的优点。
她并认为，这样做会使党员干部在群众中丧失威信。
我认为这与党中央的整风精神不符，而且不符合事实。
谁都知道，党对人民的贡献，是没有什么可比拟的。
纵使党员干部犯了任何严重的错误，也不会抵消党的功绩，但是，党员干部中有了歪风，将会影响和危害党的事业的发展，故歪风必正是有绝对意义的。
歪风有如人身的毒菌，不及早预防，必至蔓延，必须除去而后安，如果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有毒菌，你反而对他说：
你的身体健康，毒菌莫碍你何。
或说：
你可以抵消他，这不是“虽曰爱之，其实害之”吗？
从延安整风以来，以至这次整风，党与非党人士所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到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
我认为这是好现象。
至于说：
单提缺点，怕影响干部的威信一点，恰巧与延安整风以来的事实相反，人愈能揭发缺点，并认真修正错误，愈能在群众中提高威信，反之，则降低威信。
这已是共产党员久已行之有效的一个真理，一个公式，用不着怀疑。
党之所以伟大，也就在此。
×××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最后说，到今天为止，座谈会已经开了七次，有三十六人发了言，对全国整风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从明天起，这个座谈会将休会几天，成立一个小组，把大家所谈的问题加以排队，准备以后继续开会。
座谈会接受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邢西萍的建议，推定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把这个座谈会的情况在政协常委会上作报告。

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
本报评论员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有些单位采取了一些不大恰当的办法去动员非党同志参加整风运动。
比如，有些单位让非党员逐个签名表示是否参加整风；
有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再三去当面征求非党同志的意见，问他们是否愿意参加整风，甚至动员他们参加；
有些党员干部在非党同志面前，谈论什么要求进步的一定会参加整风，不参加整就是落后等等。
虽然，这些单位并没有硬性规定要非党同志一律参加整风，但是，用这种方式，说这样的话，就会使非党同志感受到一种压力，虽然自己还有不少顾虑，或者根本不愿意参加整风，也不得不勉强报名参加。
这，当然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
对于这些同志，在整风运动中，我们所要求于非党同志的是什么，看来还不十分明确。
整风运动是要整顿党的思想作风。
在整风运动期间，我们所要求于非党同志的，是大胆尖锐毫无保留地揭发我们各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帮助党员进行整风。
非党同志参加整风运动，可以帮助我们整风；
不参加整风运动，也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整风。
目前，许多中央机关以及一部分地方党组织，都正在邀请各方面的非党同志举行各种座谈会，倾听他们对党的批评。
实际上，这就是吸收非党同志参加整风运动的一种很好的形式。
党组织可以更广泛地运用这种形式。
部可以召开座谈会，局、司、处、科也可以召开座谈会；
可以邀请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高级知识分子、担任领导工作的非党同志进行座谈，也可以邀请机关中一般的非党干部进行座谈；
座谈会的规模可大可小，不用会议形式而用个别的访问谈心也可以听到很多对党的意见……。
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强迫或变相强迫非党同志参加整风。
对于自愿参加整风运动的非党同志，我们也是首先要求他帮助党员进行整风，而不是首先去整他们。
弄清楚了这一点，就既不会去强迫非党同志参加整风运动，又可以及时地解除某些非党同志对是否参加整风的顾虑，动员他们帮助我们整风。

陈叔通希望党在整风中检查一下
保守和冒进造成损失那方面大
他认为“矫枉必须过正”不能永远是金科玉律
在党群关系之间，为什么会有墙有沟？
陈叔通认为，从党员方面来说，由于对非党员有气不过、看不起和惹不得的情绪。
陈叔通说：
尽管党对党员一再进行了教育，说明党员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不能以功臣自居，但是有些党员总以为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非党人士在革命胜利以后，吃现成饭，享现成福，而且高高在上，当然气不过。
党员还认为非党人士不懂政治，即使有其他长处，不懂政治，也没有用处，并且在这些长处之中，都含有毒素。
因之，看不起非党人士。
怎么叫惹不得呢？
有些党员认为工人阶级同工商界、小资产阶级是阶级问题，搞在一起，就会受侵蚀，他们怕受传染，因此惹不得，还是同他们生疏些好。
这样，不知不觉地就在党群之间有了墙和沟。
因之，为了推翻墙，填平沟，要请党员先伸出手来，那样，非党员就比较容易伸出手来。
陈叔通提出希望党在整风中能检查两个问题。
一个是检查一下，八年以来的工作中，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究竟那一方面大。
另一个是检查一下全面和个别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有忽视个别问题的情况。
他认为，一般说，非党员多是比较保守，党员多是比较激进；
非党员往往扩大个别问题，抹煞全面，而党员却容易忽视个别问题，强调全面看问题。
他认为，对于个别问题，如果还有类似的个别问题，就不是个别的了；
并且有的个别问题，可能发展成全面的问题。
就是以个别问题而论，要是性质严重的，也不应忽视。
何况这些个别的问题，落在一个人、一个村、一个乡上，就受不了。
诚然，非党员不应该扩大个别问题抹煞全面，另一方面，党员也不应该忽视个别问题。
陈叔通认为非党员要多了解些新东西，党员也要多了解些旧东西，就可以晓得旧的历史时期的事物和社会情况。
现在的党员对旧社会太生疏了，不能理解那时确实存在的一些事实。
陈叔通又说，解放几年来有些格言，成了金科玉律。
有些东西我看值得怀疑。
比如“矫枉必须过正”，在解放初期这样提是正确的，因为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大运动不如此是搞不起来的。
但是是不是永远都是金科玉律，有没有毛病？
领导上能不能加以考虑。
还有“克服困难”，当然，应该克服困难。
如果不克服困难，我们的国家不会有今天，今后也仍然要克服困难。
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个拥有六亿人口的落后的大国，无论从人民需要或国际情况来看，都还有很多困难，不克服如何办？
但是不能任何问题都抬出这四个字，都叫人克服困难。
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这个困难可以克服；
如果三个人的饭要十个人吃这个困难就很难克服了。
讲大道理不能当饭吃，吃了饭讲大道理可以，但饿着肚子讲大道理就不行。
不能把“克服困难”当成口头禅，什么问题都叫人：
你去克服困难吧！
陈叔通最后提到党和行政的关系问题。
他说，我开始看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我不懂为什么要这样作。
当然，国家是由党领导的，党可以抉择方针政策问题。
但国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我以为，有关行政方面的问题应由国务院发指示。
因为联合发指示容易在人民中造成一种印象：
党和政府一道发的指示就是重要的，国务院单独发就不重要，这样，就无异削弱了国务院的权力。

天津工商联常委董少臣建议
撤出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
新华社天津16日电
天津市工商界人士董少臣建议把公私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撤出去，把企业管理权交给私方，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董少臣说：
目前公私共事关系搞不好，这与公方代表以改造者自居，私方普遍有职无权有关。
实际上公私关系有两句话就可以概括：
“公方对私方信不信任？
私方愿不愿意干”？
这两句话虽然简单，但内容很多。
目前公司经理、副经理虽然有分工，但开会总是公方去；
开会回来后，科长党员干部都已知道，这时再向私方谈谈，其实要说是布置工作已经用不着了，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董少臣说：
公方代表光有政治资本没有技术经验，是搞不好生产的。
私方人员自己觉得并不是饭桶，过去他们也曾管理好自己的企业；
况且合营已经一年多了，国营企业的管理方法也学到了不少。
因此他主张：
在一个企业里，只要有党支部的，在党支部领导和支持下，把生产管理权交给私方执行一年，试试看行不行？
他说：
“五年睡觉二年改造”的资本家确乎有，但一般工商业者还是愿意积极干，如不然先进工作者就不会涌现出那么多了。
他认为：
如果把职权交给私方，把私方这笔“财富”挖出来，把公方代表调到真正需要的岗位上，这也是增产节约。
董少臣是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天津市造纸工业公司副经理。
他的这个意见是前几天对大公报驻天津记者说的。
这个意见已经引起天津市许多工商业人士探讨的兴趣。

工商界代表继续批评党的缺点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16日）继续举行，会上发言的共有十三人。
李伯平批评某些工商界上层人物有意见不敢反映，报喜不报忧
四川省工商联秘书长李伯平继续前天的发言。
他说，四川工商界反映：
有些上层代表人物有意见不敢大胆反映，报喜不报忧。
其原因，有的人是从个人利害出发，有的人是不深入下层。
所以不能深入下层，主要是兼职太多，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花在开会上。
他希望有些人不要兼职太多。
有的人当了副市长、副县长就脱离了群众，这些人应该多搞些工商联工作。
他说，有些兼职虽然多，但是真去掉他一些职务他也有意见。
他认为对于这些人，可以保存他的兼职，但要确定他的主要任务。
最后，他说，统战部的工作的缺点是统上不统下，应有一定的时间比较深入些。
毕鸣岐不赞成李康年的意见
不愿意再吃二十年剥削饭有些干部还强调阶级仇恨，党应该教育他们
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毕鸣岐说：
关于工商业者的阶级关系，去年大公报曾经鸣过，参加争鸣的文章中多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
当时我认为是非对抗性的，写了一篇文章送给大公报，大公报给我退了回来。
既然是争鸣，为什么不让人鸣？
大公报说，他们也不敢说是非对抗性的，于是我就只好戴上了“对抗性”的帽子。
工商界人士就怕扣住帽子。
扣住帽子，有意见就不敢提了，就不能发挥积极性。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私方实职人员的思想情况，总的是进步的。
但不能说公私、私私之间就没有问题了。
去年提出定息七年以后，工商业的中小户对这个问题并不感觉重要。
大户的定息虽多，但也有许多人认为拿这么多定息有些难为情。
有人提出：
政府为什么不采取自愿的办法？
人的思想不是一齐改变的，难道到了某一天，可以一起摘帽子吗？
毛主席说：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们的瓜不仅熟了，而且快要烂了，为什么还要等？
上海李康年提出定息要拿二十年，我认为这与我们的思想发展情况不相符，这是争鸣的问题。
从我们的思想和子女来讲，我们再也不愿再吃二十年的剥削饭。
有的公方干部作风生硬；
有的问题，党、团、工会已经讨论过了，再拿来和私方商量，这是形式。
改变对资本家的观感，不是一件容易事，不是单靠私方可以做到的。
要求党大力宣传私方已经改变的情况，向职工说明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对立反抗，不要以为反抗就是进步。
目前，有些干部强调阶级仇恨还存在。
天津南开区有一个干部在听赎买政策报告时说：
“不要看资本家合营时表面积极，他们的内心是男盗女娼”。
还有个民建会的会员去开会向公方代表请假，公方很不耐烦的说“你去吧，反正是信教自由”。
有的干部不尊重私方的职权，公方代表不在的时候，把文件给秘书批办，而不交给私方人员。
有的厂保密过严，人事调配不同私方商量。
目前工商界中生活困难的人虽然不多，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资本家一般的资金不多，尤其是经营商业的资金更少。
在福利问题上，在二千元上下划一道线是必要的。
但有了这条线，一切待遇都不同了。
如天津规定，二千元以上的资方，所得的定息要拿出50％买公债、拿出10％交互助金，七折八扣，剩下的还能解决什么问题？
私私之间不团结的现象，在企业中仍然相当严重的存在着。
这个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私私之间互有成见，同时公方和党支部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
有的公方对私方之间的问题，不闻不问。
我们要求公方对私方人员要多进行思想教育。
过去工商联、民建会这两个组织，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使得工商界不满。
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党员同志虽然参加了我们的学习，但他们采取了旁听的态度，冷若冰霜。
我们要求党员同志提出自己的看法，对我们也有帮助。
中央提出要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性后，统战部对民建会就不过问或过问不多。
民建开二中全会时，听说统战部要撤回党员干部。
我当时坚决要求党员干部留下来工作。
我们要求统战部帮助我们，问题不在撤回党员干部。
他认为目前有少数党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发展了严重的骄傲自满、宗派主义情绪。
有的目空一切，眼里没有群众，站在人民头上压制民主；
有的喜欢别人吹捧，好听阿谀之词；
有的感情用事，看问题不实事求是；
有的好像他一个人就是党，他的话就是党的指示，加上领导干部存在官僚主义，只听下面党员的汇报，这些党员可以对别人打击报复，他们最有威力。
在这种人下面生活的人，也学会了善于体会这样的干部的意图，顺着他跑。
乐松生说：
有些私方人员“愿为知己者死”，可是公方不信任
乐松生说，为什么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个别公方还不能放手使用私方人员呢？
这是因为有些公方存在宗派主义，只相信党员、团员、工人，不相信私方人员。
小徒弟是团员，说句话就能听。
当然徒弟的话也有对的，但很好考虑私方人员的话也是必要的。
我相信，如果能大胆使用私方人员，每一个私方都会高高兴兴地把工作做得更好。
私方交出企业后，剩下的就是工作，如果大胆使用，对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呢？
我亲身体会到，资本家交出企业不是容易的事，这是脱胎换骨。
有些私方人员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想法，可以为党牺牲性命，跟着党走。
目前的问题就在于是否信任。
共产党员上下不一样，上面还好，下面差。
有的公方很小的事情都使私方不愉快。
我希望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填平这个鸿沟。
希望多采用个别谈心的方式，不要怕被资产阶级玷污了。
我想，如果公方伸出温暖的手，私方不会不去拉的。
提意见是“骄傲自满”不提意见是“唯唯诺诺”
王贤镇说工商界左右为难
福建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王贤镇说，现在有些人拿定息不安心。
原因是：
一、工商界学习时说：
“拿定息就是剥削，剥削是可耻的”。
民建开会也说拿定息是剥削。
所以，有人对拿定息有顾虑。
二、有人认为就是因为私方人员拿定息，企业里才有阶级关系。
他们感到这是一种压力。
而且在企业拿定息，要通过公方领取，职工也看到，拿定息好像做了亏心事一样，理不直，气不壮。
三、大、中、小户定息多少不同。
大户拿一年定息，够维持几年生活。
有些小户定息少，不愿拿，但非拿不可，认为是被大户拖住了。
中等户也有不愿拿的。
四、工商联说：
“定息和工资不同，拿了定息就应该买公债。”
这也是一种压力。
他说，工商界代表人物，如正副主委、正副秘书长，严重地存在着脱离群众的作风，有宁“左”毋右的思想。
原因是各级工商联都是块块领导，即由当地党政领导，而没有很好地进行垂直领导。
工商联要受同级人民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有人就认为工商联应受当地政府的具体领导，因而有人说工商联成了政府的“派出所”。
组织不独立，工作就不能主动。
他说，对工商界，应该有鼓励、有批评，以鼓励为主。
但现在是以批评为主，而且批评得太尖锐。
如工商界拿了定息，就批评说满足于 “三定”，安于现状。
有些人提意见，就批评他骄傲自满；
没有意见，又批评他自卑，唯唯诺诺；
使工商业者觉得左也不对，右也不对，以致形成工商界对工商联也不说真心话，工商联也“衙门化”了。
福州市工商联党员秘书长，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有包办代替的现象。
市工商联什么问题都由党组织决定。
我们不敢在工商联面前说话，说对了他们（指党员）说不对，说不对的他们又说对了，于是，我们只好宁“左”毋右吧。
他说，工商界来参加省人代会、省政协工作，大家认为不起作用，我也有这个感觉，因为第1，会期不定，一再延期，很长时间才开一次。
原因是准备不够，被更重要的会议挤掉了。
我认为被挤掉是主要原因。
去年12月27日开省人代会，为什么这时才开呢？
因为年终要交账，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开。
市人代会也有问题，县人代会更有问题，说增产节约，开会要花钱，就少开会。
我认为不能为节约就少开会。
每次会议都是讨论过去工作和总结今后的任务，其实事件已过去了一两个月，已经具体化了，还讨论什么？
再加上准备不足，所以讨论不出什么。
福州市人代会问题更多。
一个学生代表在会上发言说：
“灯不亮，米不够吃，课程繁重”。
发言以后就受到了批评。
我们工商界发言，更容易受批评，因此大家说话都有顾虑。
我参加福州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每年开两三次会议，讨论工作报告（包括兵役报告、财务报告）和中心任务、人事任免等等。
人事任免在三个月前就发表了，还讨论什么？
有一次讨论分配公债问题，有一位民主党派代表刚说机关人员少些，农民多些，接着列席的有关局长就进行解释和批评。
我们委员有权发表意见，反被列席的局长批评了一顿。
他说，这是个法制问题。
胡庆照说：
一放一收谁敢再提意见党对上层民主人士照顾太多，办公室里不能摆古董
安徽省工商联秘书长胡庆照说：
一、工商界为什么不敢放，不敢鸣？
一个原因是几年来舆论的压力。
资产阶级是被改造的阶级， “是非只因多开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另一个原因是工商界对方针政策不明确，得不到各方面的支持。
他讲到这里，举了两个例子：
安徽省安庆市国药总店在公私合营时，公方让私方提意见，私方提了意见，公方代表说：
“我是政府派来的，我们对你们客气，你们却把它当成福气（意思是神气起来了）。”
这种一放一收的做法，害得私方人员不敢再提意见。
后来，这件事反映上去，市工商局召集国药总店全体职工开大会对证，私方人员在这种场合下哪敢再说话。
这说明，要“放”应该给放的条件。
再如合肥市一个搪瓷厂的私方人员（民建会员），为了研究一件产品，不慎把仪器弄坏了，有个团员，不分青红皂白，说他是破坏分子，并把这事登在黑板报上，他气得跑到民建会去哭了一场。
另外，我们工商联的某些领导人也学了些教条主义。
不管什么问题，动不动给下边戴帽子。
这也增加了下边的顾虑。
二、国家法制问题。
共产党是一个政党，它的政策方针是通过国家来实现的，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党给我们作了很多工作，波匈事件后，我们都觉得党正确，引以为骄傲。
但是，政府的法制，任何人也要遵守。
我几年来接触到的和看到的，有些共产党员是不注意遵守法制的。
有些会不一定非要党员才能出席，有些会，不问党与非党，需要参加就参加。
我是秘书长，在我领导下的党员科长就比我知道的多。
他回来是汇报好还是不汇报？
我是问好还是不问好呢？
三、党对上层民主人士照顾太多，有时工作安排得不适当，也容易使他们产生骄傲情绪。
有些人是有代表性，但他不作实际工作，我说把这些人安在政府部门，这是古董。
办公厅里是不能摆古董的，古董应当摆在古董店里。
如果是旗帜，要有旗杆，挂在外面，让人看见，不要挂在室内。
郑允命批评某些党员公方代表居功自傲　态度粗暴　方法简单令人生畏
内蒙古工商联秘书长郑允命说，两面性是资产阶级的本质，但是，积极面是主要的，消极面是次要的，不能一概而论，混为一个统称。
有些党员一提工商界就是两面性。
这种片面看法，对工商界不是帮助，而是打击。
他说，合营企业内部缺乏民主管理。
民主管理委员会没有建立起来，工商业者有职无权。
公私共事关系在内蒙古自治区基本是好的，原因是有些公方代表的水平高。
但也有不好的，主要表现在分工不明，职责不清，造成私方人员遇事推、拖、拉。
企业党支部包办代替，集体领导不够，个别党员独断独行，有些会议应该找私方人员参加研究的，也不找他们参加，使他们产生顾虑。
个别党员态度粗暴，遇事不耐心教育，加重私方人员的顾虑，对工作不利，也不符合毛主席说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做法。
郑允命说，党员干部有斗争经验，为国家出过汗，是人民功臣，得到人民的尊敬。
但是有的党员过分炫耀自己，工作方法简单。
对非党群众，从个人主观主义出发，不敢大胆使用，使私方人员遇事唯唯诺诺。
他说，私方人员拥护社会主义，跟共产党走，私方人员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党员干部只有团结他们的义务，没有排除他们的权利，不信任他们是没有根据的，应该让他们有职有责。
工商业者有话也应该大胆的放，大放而特放。
只有大胆放，才能得到更好的果实。
郑允命说，工商界大小之间有矛盾。
合营后，又是公私关系，又是阶级关系，当两面人不好当。
内蒙古自治区大工商业者少，中、小户多，特别是工业，五百元以下占80％。
大户定息七年不变，他们不愿放弃，个别人认为定息二十年也不算多。
中等户认为拿定息不符合爱国精神，要，怕摘不了帽子；
不要，又怕得不到劳动保护。
小户急于要求摘帽子，愿意要“工人阶级”，不愿意要“小资产阶级”。
这些中小工商业者觉悟比较高，50％以上要求放弃定息，但是没有被采纳。
因此，他们说政府把他们的真心当成了假意。
他认为这样拖下去是不好的。
他说，我们中国国家大，各地气候不同，瓜熟蒂落有早晚，应该熟一个摘一个，熟一批收一批。
这样，既满足工商业者的希望，又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
田玉璞说：
我们那里人委会是形式主义
天津工商联副秘书长田玉璞说：
从1953年普选起我就担任副区长，感觉有些苦闷，感觉是在作客，感觉得不到信任。
我担任政府工作之后，有人告诉我，今后工作应该知道的知道，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就别问。
政府是不是有这个规定，我不知道，但是，这在机关里是普遍的。
因此，我工作上就听之任之了。
我认为，需要有个规定，谁应该知道什么事，应该按职位来确定。
但现在不是按职位，而是按人。
在工作接触中，有些党员对党外人士的看法，使人难堪。
例如今年03月份，区里布置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视察的事情，有个秘书给下边起草了个通知，里边有一条“接见代表时要客气一番，茶烟招待、面带笑容”，第2条是“讲究策略”。
这种对党外人士的看法，不是个别的。
从我们那里的实际情况看来，我认为开人民委员会，是形式主义，只是为了完成法律程序，很少对政策方针进行细致研究，要讨论的事情党内都先讨论了，党员再参加会的兴趣不大，使委员们感到只是政治照顾，其他问题很少考虑。
会议成了形式。
一般说来，党外人士对党员是很尊重的，党员也应尊重党外人士的意见，应认识我们是六万万人之一，而不是六百万人之一，有些人总以为自己是六百万人之一。
应当克服这种优越感。
定息七年的问题，大户满意，中户随意，小户不同意。
投资不多的都希望摘帽子。
小户说：
为什么我们要陪大户过七年呢？
陈云副总理说：
“小户投资不多，少数放弃定息，我们不反对，工会也可以吸收”，但至今一个也没有这样作的。
同时，公私合营了，资方代理人的基础消失了，为什么资方代理人这个帽子还非戴不可呢？
戴这个帽子工作上有困难，在企业里工作只是强调阶级关系，压力很大。
人事部门一找，就有些怕，不知又犯了什么错误，原因就是强调阶级关系。
此外，部分工商界的人士对参加手工业合作社意见很多，苦闷很大。
从经济上看，合作社是劳动者的组织，但收入比过去减少了。
有人说：
“什么是工作？
参加手工业合作社是对我们进行劳动改造。”
郑砚耕说：
有的公方代表竟说工商联没有资格同他谈话
吉林省工商联秘书长郑砚耕说，吉林省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关系，表面上看来相安无事，实际上是貌合神离。
原因是公方人员有阶级优越感，例如：
有一个大车店，私方人员对工作提意见，公方人员就说他不服从领导；
私方要想找公方人员当面谈谈，公方人员就说他没有资格。
工商联发现这一问题，想找公方人员交换意见，帮助解决，那位公方人员也说工商联没有资格跟他讲话。
类似这种现象很多，这反映某些公方人员对工商联的看法，也影响私方人员的改造。
他认为在合营企业里应多强调共事关系，过分强调阶级关系，就会造成隔阂。
他说，吉林省合营企业的工资改革最近要公布了。
过去私方人员对这件事很关心，抱着很大希望，后来听说调整幅度不大，就不大高兴。
高潮以后，国务院曾指示，工资高者不降，低者不提，这原则上说是对的，但不能以理服人。
在合作商店里，一般工资都降低了，不调整，大家有意见，这个问题应该及早解决。
我在县里工作的时候，经常得到党员的帮助，工作很顺利。
但是，到省以后二年多，连统战部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
统战部长从未找我们谈过话。
有一次，省八办有个处长到工商联联系工作，临走时告诉我有事常常联系，也可以到他们那里去，也可在电话上联系，可是他们的电话号码印在专门的小本上，我们根本没法知道。
童泉如揭发某些干部歧视工商联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要不得
浙江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童泉如说：
现在在公私共事当中过分强调阶级关系，把私方人员的职权否定了。
去年下半年开公私座谈会时，有人反映：
一个私方副厂长，因为厂里的事给办事处写了一封信，信的后边挂了几句说：
“某某同志（工人），要结婚，请从上海带些礼物。”
这封信被公方代表秘书看见了，就批评他不该把私人的事情写在公事信里，还说：
这是腐蚀工人阶级，一定要他检讨。
他检讨了，但是想不通。
有许多工商业者，过去要好的朋友，现在也很少来往，原因是怕戴三顶帽子：
小的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不大不小的是“搞小集团”；
大的是“阴谋诡计”。
这三顶帽子，不得不使大家明哲保身。
现在一般工商业者的生活，只有上班办公，下班抱孩子。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淡薄。
对工商联工作人员的态度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如某县搞文娱活动时，要工商联帮助搭戏台，戏台搭好了，工商联的干部也帮助装了扩音器，这时主持会议的人宣布“工商联的人退出会场”。
这种歧视工商联工作的事情并不是少数。
在绍兴县，有人说工商联合会的会费是中间剥削，提出要废除。
这样下去，工商联的工作如何开展？
劳元熙提出对某些工商业者安排不合理
经营药材的老手却去卖咸鱼
广州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劳元熙说：
党发挥我们的主动性是对的，高潮后，把党员秘书长调走了。
可是，在调走以前，统战部没有考虑一下我们非党的秘书长会有什么困难。
其实我们工作上有很多困难。
过去许多工作多是市委布置，文件都是党内发出，原来的党员秘书长能看到，他走了以后，方针政策我们就没办法知道了。
我们提出可否用政府名义把文件发给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解决，做工作只好完全靠自己摸。
广州市安排了一千多人，在试用期间工资是一百三十分，以后长期没增加，我们提过许多次意见，过了相当一个时期以后才给增加了五分。
安排的时候并没有按照各人的特长合理安排。
过去的经验无从发挥。
一位大学毕业经营药材很有经验的人，安排去卖咸鱼、开发票；
一个经营蔬菜的老行家，安排去卖油。
我们提出以后，才把卖油的调回来，可是两三个月都没给安排工作。
最近又碰到精简机构、冻结干部，看来问题更不好办。
有人说：
早合营不如晚合营，早改造不如晚改造。
这虽是牢骚，但是党政部门也应该考虑，应该先解决早接受改造的人的工作问题。
张国英说：
私方人员并非天生自卑
广西工商联秘书长张国英说，有些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信任不够。
比如有关改进业务和改进产品质量方面的文件，私方负责人很少看到。
我去年到南宁开会，了解到有一种柴煤两用的玻璃炉，我将建炉的图形画好寄回厂，但公方厂长一直没有给负责生产的私方副厂长看。
到我回厂时，问私方副厂长对这个炉的构造有什么意见，他说：
“只看到你寄回来的信，没有看过这个炉的图形。”
你说怎不叫私方人员产生自卑感？
连文件都不给看，还谈什么有职有权呢？
有些公方代表摆出架子。
是不是摆架子就使人对你尊敬？
我认为这只有使私方人员不敢接近。
南宁和行腊味店的公方，是个转业军人，用军队的方法来管理企业，七点钟上班，私方人员迟到一些马上批评；
私方人员第2天六点半到店，他叫职工不要开门。
职工问为什么不准私方人员提早进店，他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没有改造好，他们还会偷钱的。
他整天站在柜台看着。
私方人员为了避免嫌疑，就高声报告每笔营业收入。
在工场里，私方人员听见公方代表的皮鞋声，工作已做完的还得东摸西摸，表示还有工作做。
这样，哪里谈得上与公方谈谈生活和学习情况？
如果私方人员不敢接近公方，公方怎样对私方人员教育和帮助？
这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损失吗？
有些公方代表，对于企业生产的事情，每每只找党支书、党团员和工会负责同志商量，不同私方负责人一起研究，把私方负责人当成企业外的客人。
这就难怪私方人员有作客的思想。
梧州市兴华电池厂，私方人员是技术副厂长，厂里改变电池配方时，私方人员同意改变，但提出在没有试验成功时不要大量生产。
公方代表当时对他说：
“你是保守思想，是不是想破坏生产？
不准你发言。”
结果，因质量不好，损失四十多万元。
这样怎叫私方人员发挥积极作用？
因此，他认为私方人员的自卑感并不是一生出来就有的。
他说，资产阶级既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又以资产阶级为朋友，那么，对工商业者就要采取帮助的态度，而不应该采取歧视的态度。
为什么有些公方用歧视的态度来对待朋友？
希望在这次整风中加以检查。
柯尧放说：
合营企业里的党团员自以为高人一等
重庆市工商联秘书长柯尧放说，大部分专业公司只管经济、不管政治，大部分手工业管理机关和合作社，只抓生产不抓教育。
合营企业的党团员和工会工作人员，在职工群众中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某陶瓷厂公方厂长和私方副厂长一道工作回来，公方厂长买一包花生米和面包，自己吃，对私方副厂长连理都不理。
有一个机器厂的工会主席说：
工人就是不相信私方人员是国家的工作人员。
某单位公方代表召集职工开会，工会组长竟不让私方人员参加。
这些情况，使私方人员产生消极情绪。

来函照登
你报16日发表的“工商界代表揭发合营企业内部公私矛盾”关于我的发言“怕一旦有运动来时会把他们说成阶级异己分子”这句话，与我原来讲的有出入。
我是这样说的：
“他们怕与阶级本质联系起来，怕以后另一个运动来时，作为批判的典型，批判的根据。”
这种思想顾虑我说明是“有些工商界”而不是全体工商界。
因此小标题“江苏工商界怕‘鸣’以后，被说是阶级异己分子”这是不恰当的。
请更正。
　谢惟安

上海工商界热烈讨论李康年的建议
“赎买二十年”的办法好不好？
上海工商界热烈讨论李康年的建议
据新华社上海15日电
上海市公私合营萃众织造厂总经理、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李康年提出“实行赎买二十年”的建议，在上海市工商界人士中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民建会上海市委委员和上海市工商联常务委员都先后举行了座谈会。
现在这个建议正在民建会上海市基层组织中展开广泛的讨论。
李康年的建议是在今年01月08日向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第2届第1次会议提出的。
建议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取消定息办法，发行一种“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
存单像公债券一样，采取无记名方式。
发行金额按全国私营企业清产核资总值计算，共二十二亿元。
赎买存单一次发给资本家、资方代理人和需要照顾的资产阶级分子，并从1958年起开始逐季兑现，到1975年为止，分二十年兑讫。
李康年在建议书中例举十九条理由。
他认为目前国家采取的定息办法，每年按股金5％发付定息，资本家的股金“应该是二十年可以得到全部代价”，如果仅仅算到1962年为止，“似觉赎买还未完成”。
他还认为定息有许多害处。
定息存在，就会被认为私方人员在合营企业中还占有股份，“尚留着剥削的残余”，由此造成公私之间、工人与私方之间、私方与私方之间的种种矛盾。
因此他主张把全部资本归还资本家以“赎买到底”。
这样做，他认为“剥削的尾巴”就完全断了，各种矛盾也不存在了。
他还表示如果采用他的建议，将二十二亿赎买存单在1958年全部发给资本家，那末，实际上改造已经完成。
公私合营企业就可以改为国营；
而“此时，资产阶级手中只多了一些赎买存单，其性质与国家公债大同小异”，因而资产阶级的改造也“基本完成”了。
到目前为止的讨论中，工商界人士对“赎买存单”兴趣颇大。
私方人员林炳辉举出“赎买存单”有十一条优点。
他说：
定息七年，赎买已有35％，如果拖个巴尾，又要加百分之几，再把定息以前的利润分配加上，与二十二亿元相差无几，不如发行存单，一次赎清。
他同意采用赎买存单，所有制就可以立刻转变，因此有利于工人和私方人员的团结，有利于公私共事关系，许多中小合营企业私方因对合营企业性质变化认识不清而发生挪用公款的事也可不再发生。
有的人认为赎买存单作为简化目前定息领取的手续方法，确有一定可取之处。
在讨论中，大多数人不同意李康年的看法。
他们认为，李的建议是对赎买政策认识不清，把赎买当做“买卖”和“还本”。
有人说，如果照这种资本主义的买卖关系来理解“赎买到底”，那么资本家把工厂卖掉就得卷铺盖跑路，可是现在资本家的职位并未卖掉，仍旧当经理。
因此他们认为国家把私方人员包下来，安排工作，照顾生活，使其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才是对“赎买到底”的正确理解。
有人认为，“赎买存单发行完成后，改造已经完成了”这种说法是形式主义的，只能对思想改造起麻痹作用。
因为改造应使资产阶级分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
有人认为，还本的“本”，是剥削得来的“本”，因此实行“还本”，也并没有改变剥削的实质。
如果把赎买延长到二十年，那就是等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后私方人员还在享受劳动人民的血汗。
因而对各阶层人民的团结是不利的。
也有人认为，用赎买存单一次赎清的办法，并不能解决大、中、小户间的矛盾，甚至要加深这种矛盾。
在讨论中，大家认为李康年的意见，在工商界人士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这个建议值得进一步展开讨论。

丁贵堂发言：
共产党是伟大英明正确的可是并非每个党员都如此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是伟大的，方针、政策都英明。
凡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可断定都全心全意、心悦诚服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当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是英明正确的。
也不是每个党员都能代表共产党那样英明正确。
我本人对伟大英明的共产党和毛主席和人民政府完全相信；
党和政府对我的照顾我也很感激。
我一直是相信党的。
党和党员工作中不可能没有偏差错误；
但我也相信这些偏差错误早晚一定会纠正的。
现在要整风，就是明显的事实。
过去有些共产党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这是不对的，但是我早就相信，这些错误早晚会纠正的。
今天果然如此。
我今天发表的意见，很可能是片面的。
近几年来，我虽然是副署长之一，但是对总署的业务不是全面掌握，不可能全面了解党的政策和方针，所以意见可能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
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精神，为了爱护党和党员起见，我大胆地提出个人的意见。
这些意见并不代表我的组织。
如果有偏差错误，仅供党委参考、指教。
海关总署有党和非党的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
我现在要说的主要是党员领导干部和一般党员。
解放后，人民海关事业一切都是草创。
一切行政业务都有了规章制度，这应归功于党员干部，当然也有非党干部的贡献。
提拔、培养、使用干部为何先考虑是否党团员
海关总署共产党员的宗派主义相当严重。
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1，在提拔干部上，有党员与非党员之分。
海关总署成立七年多，原来由旧海关转过来的人员，绝对没有一次升两三级的。
而党团员，却有连升三级的。
去年提拔七八个副处长，都是党员，没一个是非党员。
各关关长、副关长，除了刚解放的时候任命过一两位非党员以外，没有提升过一个非党员。
现在海关总署的非党员占50％。
除老弱残兵外，是不是没有一个非党员可提升的呢？
一个干部升级，先考虑他是不是党团员。
如果是，即使才学缺一点，也可以。
过去统计、税政、查私处有四位副处长，都是相当有本事的非党干部。
两年前，不知道为什么把他们调为专员。
专员的职权是没有一定的规定的，所以一般认为专员低于副处长。
大家也认为他们是由副处长降成了专员。
第2，在培养干部上，无论是在职干部训练班或外文训练班的学员，多半是党员，非党员为数极少。
数目之小，一看就知。
现在干部训练班四十六人中，只有八个非党团员。
当然，党团员前途远大，国家信任他们是应该的。
但是，海关总署内的一千多非党干部中，就只有这几个有前途的？
为什么不培养他们？
第3，在使用干部上，海关总署召开各种专门、专业会议时，参加的人都是党团员。
中央各机关开会时，我们没有机会参加，也是派党员去。
非党处长，甚至连我这个副署长，从1953年以后连一次中央召开的业务会都没参加过。
旧海关的同事们，多懂外文，尤其是英文，他们的这些学识和能力没有被好好利用。
近年来署里派人到各地视察情况，大多数由党员领导干部领着下去。
我除1951年年初去过外，就没再去过。
我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每次以代表资格出去视察的时候，领导上也从来没有要我去视察海关。
我倒是在去大连的时候，主动地了解了一些大连关的情况；
把这些向领导汇报，也置之不理。
大连关事多人少，这问题直到党员干部去视察后才解决。
我是有职少权而要负责党员处长对我声色俱厉
第4，非党领导干部是有职无权。
四位署长和副署长中，只有我不是共产党员。
在解放初期（1949年——1953年），我是有职有权的，很多事情由我管，甚至不该我管的也管了。
从海关总署成为外贸部的一部分以后，我的权与职就不相称，甚至削弱了。
1953年开全国联合查私会议，是由我领导的。
可是这个会议的总结，事先并没有同我商量，草稿也不给我看。
直到半年以后，全文都打印好了才给我一份。
1953年，开海关关务会，我是主席团之一，天天领导开会。
会议的总结报告，是由雷副部长领导作的，根本不准我参加总结工作。
总结报告都打好后，才叫我表示意见。
我表示了意见，也不知道采纳了没有。
我是有职了，但是“权”很成问题，责任还是有我的。
别人作的事，好了没问题；
错了却由我负责。
比如孔部长到印度尼西亚谈判关税互惠问题向家里征求意见的电报，我根本没有看见。
海关总署回的电报，我也不知道。
孔部长回来后，周总理认为这件事没作对，孔部长就把责任扣在我头上，我辩驳也没用。
好在没给我处分。
这就是有职无权而有责。
谁叫我不知道呢！
我领导三个处，也常批改一些公文。
可是，我改的公文，处长马福元（共产党员）常常跑来责问我为什么要这么改。
处里有问题也从不向我请示。
我给马福元说过多少次“有问题大家商量商量，可是他也不来，我的意见交下去，他们不是说我不懂政策，就是说我不懂业务。
我在海关呆了四十一年，多少也懂一些业务。
可是，总署副处长陈铁保（共产党员）甚至有时对我说话声色俱厉。
党员处长常常不请示报告，甚至有时候他们出差去了我也不知道。
党员和非党干部之间墙高而厚，沟深而宽
第5，领导者之间、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党群关系，基本上是彼此没有来往，仅仅是公事公办。
没有谈过心，沟通过思想。
总署的墙高而厚；
沟深而宽。
虽然公事上没有磨擦，暗中心里却不相通。
在私人往来上，不但谈不到密切，根本没有交往。
只有个别党员同志在春节时同我们彼此拜拜年，说声“恭喜恭喜，发财”而已。
海关总署的行政方面和共产党组织对民主党派都不重视，只是觉得它可有可无。
民主党派争取一下就领导一下，不争取就完。
黑板报上给民革登一个通知，也遭到共产党员反对。
七年来，我是前三年半有权，后三年半是有职半有权而有责。
我自己年岁大了（虚岁六十八岁，实岁六十五岁半），进步慢，落后，脑筋都是老一套，把旧东西马上挖出去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主观上也有问题。
不调查研究就主观臆断对旧事旧人一概不相信
主观主义在海关总署中的表现是：
第1，不调查，不研究，主观臆断。
旧海关的本质是恶劣的（它是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它所起的作用也相当坏。
但是，不应该否定它所有的一切办法。
现在有些人一听说是旧的，就“呃”的一声摆手说不行。
毛主席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我们也应该学，甚至他们的好的文学也要学嘛。
难道他们在海关中的办法，就不能批判地接受？
第2，对旧海关转过来的干部不相信。
尤其是对过去担任过高级职务的。
说我们既不是国民党员，而能爬上这样高的职位，如果不勾结外国人，是不可能的。
其实，旧海关的情况是除在海关总署的机要部门工作的以外，其他的人并不了解海关内的情况。
现在退休条例规定，凡是作过海关税务司的人员，都是旧官吏，虽然当时作了一百年，也不能算劳动年限，这完全是主观主义。
其实，当时外国人对我们不过是“使由之，不使知之”的利用我们。
外国人根本用不着与中国人勾结，因为他可以为所欲为。
即使个别中国人去亲近他们，也不过是拍马屁而已。
当时总税务司的美国人用红铅笔签署公文，而我就被禁止用红铅笔签公文。
因为在他们看来红铅笔是主官用的。
我连用红铅笔都办不到，有何职权可言？
但是去年肃反，仍然怀疑我们同外国人有勾结。
我参加人民海关工作后，曾经写了一份自传，其中写了我过去同外人斗争和抗战期间我捐款给十九路军、东北义勇军、新四军的情况，有人就说我夸大其词。
其实，这些都是真实的。
旧海关，按例，各关各口，每年每季每月，都送书面报告给海关总署。
报告中都是关于地方风土人情、军事、旱灾、水灾等情况。
总署就把这些情况编印成册公开发行，也发行到外国。
解放后，就被认为这个工作是给外国人送情报。
平常我们给外国人写英文信，一般都称呼Dearmr·，下款署名是Your faithfully这几个字译成中文是“亲爱的先生”，和“你的忠实的”。
因此，就以此为证说我们同外国人的关系很亲昵，有勾结。
其实，这是一般的国际交际用语，周总理在外交往来上不是也常称外国人“亲爱的”吗？
主观主义还表现在机械地搬用别国的经验，比如新近草拟的海关法草案就是如此。
海关总署的党员领导干部在官僚主义上的表现：
领导上对非党群众很不接近。
仅在署务会议上，对少数人作一些报告。
对民革工作根本不过问。
李副部长曾对我说：
“丁老！
老丁！
你看了很多书啊！”
当时我没好意思说：
为什么不给我工作做呢！
党员自认为是特别材料把非党干部看得太低了
有些党员，正如斯大林所说，觉得自己是用“特别材料”作成的。
我觉得他们与别人是不一样。
但也应该研究研究是什么“特别材料”。
他们总觉得“老子天下第1”，“天下是老子打的”。
他们骄傲自满，这就是他们与别人不同的地方。
党员对非党人士，不从发展看问题。
常常背后骂我们“落后分子”，把我们估计得太低了。
当然，决不能说我们比党员高。
但是，我可以自傲地说，我的觉悟是有所提高的。
不然，我今天就不敢说这些话，就会害怕说了这些话明天挨斗。
这也是我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半年的结果吧。
我希望党员要把我们看成是同他们一样地爱国的中国人。
如果我们不爱党、爱国，我就不讲这些话了。
我们完全是志同道合的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
我们的“志”都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应该都是同志。
严格地说，党员和党员是同志；
广义地说，大家都是同志。
我的第2点希望，就是不要把非党人士估计太低。
他们是有进步的，有用处的。
以上两点，我相信党一定能作到。
只要作到这两点，深沟也能填平，下雨也不会渗进去，墙再高也会拆掉。
不声不响，偷梁换柱把总署降成了局一级
我不是来争权夺利；
可是，我对外贸部的领导关于海关总署的机构人事问题是有意见的。
过去海关总署直属政务院，对我也是副部长待遇。
海关总署归并到外贸部时，周总理曾说，海关总署的政治待遇不动。
后来叶老来署，在署务会议上也亲自说，海关总署人员待遇不变。
可是，合并以后，部里的人事处无形中把署降为局一级的了。
工资虽然没变，政治待遇却低了。
这简直是不声不响、偷梁换柱的作法。
其实，变也可以，应该交代一下，叫我作科长也可以。
到底海关总署人事归谁管？
各关干部待遇和升级由谁管？
各关关长，甚至随便被地方调走了我也不知道。
有时一个关的领导干部都调走了，我也不晓得。
部里对民革等民主党派的工作也不重视。
很少征求民主人士意见。
署长太多，人浮于事三反、肃反应早结案
我觉得海关总署的署长太多，人浮于事。
原来说只要两个署长，现在是四个。
是不是因为部内人多了无法安插？
如果是这样，可以把我调走。
我是农家出身，愿意到乡下去。
我很少参加部务会议，希望今后能参加。
有些业务电报我也看不到。
我也是重要领导人，如不了解方针政策，就不称职。
我感到部、局的领导同志对免税问题很感兴趣，常常随便批准免税。
事关国税，无论对私人免税和公家免税，都不应太宽。
此外，三反、肃反的时候被斗的对象，还有个别未结案的，这些人心绪很不安。
三反时有一个人被认为贪污送到法院，法院判无罪。
但海关总署既不上诉，也不执行判决。
肃反时有些人被怀疑而实际上没问题的，也有些未作交代。
这些人也对党不满。
为了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努力，对这些问题应作交代。

加强蔬菜采购　增设售菜摊　调整营业时间
北京市场蔬菜供应量增多排队现象减少
北京市自从对蔬菜实行统一收购以后，接着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市场供应量有了增加，排队现象亦有所减少。
这个市在5月06日实行蔬菜统一收购后，虽然蔬菜价格下落、市场趋向稳定，但也发生了一些问题。
如售菜的人数不足，使群众排队等候时间过长；
韭菜、小葱等供应不上，其他蔬菜在调拨上也不够平衡（对主要街道及自由市场基本能供应的上，但对新建区及某些小胡同则照顾不够）。
因此，有的市民反映买菜有些不方便。
北京市场管理委员会发现以上问题后，曾经采取了如下几项措施：
一，加强收购，掌握货源。
除了和本市郊区各农业社取得密切联系并及时收购蔬菜外，还增派干部多人到各地进行采购。
从12日到14日的三天中，已由上海、河南等地运到黄瓜、蒜苗、白萝卜等四十二万斤；
06日到15日，朝阳门菜站采购到各种蔬菜三十万斤；
东单菜站昨由河北省的通县、顺义购到小葱一万多斤。
全市每天平均较管理前外埠进货增加10％左右。
二，对自由市场增加供应量、由零售管理处增设售菜摊的同时，菜蔬公司还对一般的街道和小胡同增加了一百多辆流动售菜车（内有一部派到市场去了），并准备抽调一部分有关行业人员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业务。
三，为解决蔬菜品种不足的问题，目前正在外地采购小葱、韭菜等不足品种，同时增加了豆芽菜、芽豆、豆腐等豆制食品的供应量。
四，为了减少商品周转环节，东单区蔬菜联营组于前几天与郊区农业社直接挂勾，现在农业社已直接给联营组送菜，增加了蔬菜的新鲜程度；
有的单位还调整了营业时间，提前开门，减少了群众等待购菜的时间。
采取以上措施后，北京市的市场蔬菜供应量已经有了增加，排队买菜的现象亦有减少。
·刘世成·

北京部分合营商店仍擅自提高商品价格
北京市前门区的商业部门，于本月10日至16日的七天中，对一部分百货商店、糖果糕点店、油盐等公私合营和连家铺店进行了抽查，发现许多商品被擅自提高价格。
在抽查煤市街内七户百货商店的商品价格时，就发现三户擅自提价。
如庆祥原百货店的牙刷，由每只一角钱提高到一角五分，一角八分的提高到二角五分，一角三分的提高到二角。
瑞昌和百货店卖的白线，本来是一元一角一码，但这个商店却分成五股零售，每股竟卖三角二分。
有的商店在出售衣服的时候，不仅擅自提高了价格，还多收了布票。
许多糖业糕点铺，借口节约砂糖、粮食，改用代用品制糖和糕点，成本降低了，价格却不降低。
比如制做蛋糕时，将砂糖改用小糖、鸡蛋数量减少、一斤蛋糕夹进半斤馅（用柿饼或黑枣做馅），每斤售价仍然是八角八分。
如天兴斋糕点铺自产的蜂糕，每一百三十斤，成本为三十二元一角二分。
零售时每斤却卖五角六分，获得的利润超过成本45％以上。
以上情况表明：
北京市检查物价的工作还须深入一步。
·王令·

姚日成发言：
被提拔的党员不称职升级后就更脱离群众
很不行的党员也被提拔
在人事部门的提得更快
很多公司提拔的处长，绝大部分是党员。
在我们公司去年提升的几个处长中，没有一个非党员。
去学习的，也都是党团员。
有一个党员，1955年由办事员提成科员，1956年又提升为主任科员。
由于不称职，群众有意见，就把他送去学习。
提拔、培养的对象，也要看他是否具备了条件。
我们这里是：
明明很不行的，却非要提。
出国干部中，除技术人员外，几乎没有一个非党员。
甚至派司机出国也要是党员。
去年准备到苏联检查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原来决定由一个非党员随处长去，可是人事局不同意。
在人事部门工作的，提升得快。
人事局的都是一等科员，没有普通科员。
所以大家说他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在使用干部上也有问题。
会外文的，被分配去搞行政工作。
外贸学院要举办外文班；
我们这里原有有外文基础的人为什么却不用？
为救当前之急，为什么不适当调整他们的工作？
行政处一个懂外文的学工的人，却被分配去管服务员（公务员）。
在干部登记表上要填自己的专长，他们也都填上了；
但是，就不调他们的工作。
是不是党不信任他们呢？
领导干部生活特殊处长吃饭设有“专席”
在部里，上下级间、领导与群众间有矛盾。
领导干部生活特殊，脱离群众。
司局长干部住的是高级宿舍，吃饭上小灶食堂，回家小汽车一坐，上班接触的是处长、科长，根本没有同群众接近的机会。
公司里基本上也是如此。
进口大楼的北屋，竟规定留给处长以上的干部住。
有些北屋明明空着，非处长一级的干部要结婚没有房，想暂借几天也不行。
粮油出口公司的食堂，单有一间小屋给处长吃饭。
后来小屋被移作他用，又在群众吃饭的地方辟出一桌为“处长专席”。
群众对此很不满，要求取消这个“专席”，还被批评是“平均主义”。
使用家具上，也规定什么级的干部用什么。
处长不要衣橱也得给。
一等科员以下的人，虽然有书也不给书架，另一些人却拿书架摆碗。
在生活福利上，想花样照顾领导。
据说是领导干部过去苦，家底薄。
我认为现在并不是这样。
真正困难的同志，去年过年的时候，要求补助六元，结果只答应给五元，使这位同志得了补助还不高兴。
据说现在一些小学生在学校里也说“我爸爸是处长，你爸爸是科长”，以此互相炫耀。
有人说，共产党员是“吃苦在先，得利在后”。
因为过去吃了苦，现在该得利了。
在工资问题上，部里与公司之间的待遇也不公平。
部里十七、八级的科员很普遍。
公司里，十九级的科员都很少。
很多公司的一般干部，从1952年定级后，四年来没提过级。
但是，当时是科长的，到去年最少提了两级。
是不是科长就进步快，非科长就进步慢呢？
科长升级是轮班，今年是这几位，明年是那几位，后年又是这几位；
因此，一个科长四年最少提两级。
意见老提，可就老不改，这是软性的抗拒批评。
有时候领导不让人畅所欲言就作结论或扣帽子。
外贸部交际处的人说，他们的工资待遇是高的，其他待遇却很低。
他们要求政治上多帮助是合理的，一律给他们扣上“平均主义”的帽子就不合适。
我们常说，给经理提意见还可以，因为人多，是谁提的意见他记不清。
但是，给处长提意见就不行，处长知道是你提的，以后讨论提薪提级问题的时候，他说你调皮，你就不能提级。
党员当处长什么都不会办事员倒是“无职有权”
提拔的党员，是不称职的（不但业务不懂，甚至“原则领导”也不行），只是经理怎么说，他就怎么说。
反正大事找局长，小事找科长、科员。
所以有人说：
处长最好作。
但是有些党员处长并不因为自己不行而感到苦恼，反而觉得无所谓。
他们对钻研业务也不感觉兴趣。
有些处长即使参加学习，考试成绩也不好，因为他们吊儿郎当。
在我们这里，非党干部是有职有权的，这是由于处长什么都不会。
有一个办事员说：
我是“无职有权”，有些问题我决定了交给处长，处长说：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我就签字。”
只要我说声没有问题就行。
这不是“无职有权”吗？
最后，我希望以后公司里召开党政工团联席会的时候，也让民主党派的人参加。
因为这些会，一般都是要动员群众作什么，吸收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去开会，对发动群众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帮助共产党除“三害”
对外贸易部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座谈
本报讯
中共对外贸易部党组和党委会于昨天下午邀请部内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座谈，要求他们对党员的工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会上，民革中央委员、海关总署副署长丁贵堂，民建外贸部支部副主任委员毛宗尧，民革外贸部支部主任委员姚日澄都发了言（本版发表的就是他们三人发言的记录）。
在他们发言以后，中共对外贸易部党委第1书记、外贸部副部长解学恭宣布：
外贸部整风现在开始了；
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联系的群众很多，希望他们能够帮助共产党来发动群众提意见，以便更好、更快地除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三害”。
在这次座谈会上，为时间所限，其他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未能发言，座谈会到下星期四还要继续举行。

广西活猴出口
今年第1季度，广西运销苏联的金丝猴有一千多头，这些猴主要是作为医疗试验品出口（在苏联利用金丝猴试验医治小儿麻痹症很有成效）；
此外，广西活猴还有一部分运销香港、澳门，但多供食用。
我国南方广大山区和森林地带都盛产猴子。
其中多属弥猴科，如金丝猴（又名恒河猴），熊猴（或黑猴、阿萨密猴），红面猴和短尾猴分布较广。
产量则以金丝猴最多。
猴子在某些地区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害兽，农民恨之入骨。
过去，猴价很低，捕猴误工，以致农民捕捉的兴趣不大。
现在，政府打开了猴子销路（出口），不仅解决了农业上的“猴灾”，而且出口活猴还可为国家换回外汇。
例如：
出口十四只金丝猴，可换六吨肥田粉；
出口一百六十五只猴可换一部载重六吨的汽车。
目前已有许多国家要求我国供应活猴。
据了解，我国活猴可能出口的数量和品种有很大的潜力。
譬如，目前活猴出口几乎集中广西一省，品种也仅限于金丝猴和熊猴两种。
而福建、四川、云南、湖北山区等地都产猴子。
希望这些地区的农民大力捕猴，争取换回更多的工业建设器材。
　·于舵夫·

毛宗尧发言：
共产党员不能干也提拔非党干部干了也不算数
机械进口公司的党员领导干部，三个主义都有，宗派主义特别突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是由宗派主义而来。
时间会给党员带来升级非党干部几年不提一级
在干部的使用、培养和提拔上，有宗派主义。
对非党干部使用多、培养少，提拔更少。
对共产党员干部是培养和提拔多。
机械进口公司十五个处级干部，没有一个非党干部。
其实，商情处、行政处、计划处经常无处长，处长的工作常由一等科员作。
这些一等科员有的作处长工作还作得很好。
但是因为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不提拔。
商情处一直没有处长，后来从东北调来一个学理论的人来作副处长，他本人闹情绪，下面也不满意。
后来调走了，又调了一个共产党员来。
好像共产党员可以做一切工作，非党员即使做了处长的工作也不能当处长。
这些非党员，被归为“思想问题”类。
说他们有“思想问题”，不能作处长；
因为不能作处长就闹思想问题，如此循环……。
有一个党员，1951年还是副科长，1955年就成了正处长。
但非党员呢，有六年没提过一级的。
这样下去，党员与非党员的积极性都要受到影响。
党员认为只要时光过去，自己就可以升级。
因此他们不注意学外文、学业务，也缺乏督促和鞭策的力量。
没法像主人翁一样做事空谈“培养态度”有何用
经过几次社会运动，群众也都有了进步。
非党干部在工作中也都兢兢业业，对党员也很尊敬。
可是，几年来的事实是：
重的工作由非党同志作；
作了工作，却不被提拔。
当然，提拔不等于是给名誉地位，而是肯定他的成绩，他的忠诚。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只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在“运动”中不上台就行了。
以我为例，作了四年经理秘书，从草拟第1个合同条文开始，直到去外贸学院讲课，都是我的工作。
数年来我也得过几次奖。
可是，六年来才提了一级，我就是不服气。
我作经理秘书，党是相信我的。
但是，经理碰头会我不能参加，而是由党、团员秘书和机要员去作记录。
最近他们都请了假，记录工作还是由帮忙的人来作。
这种情况，表现了对我似信不信。
当然，绝大部分是对我信任的。
既然处的党员干部业务能力薄弱，只有“培养非党人士的主人翁态度”。
其实，这不是培养态度的问题，而是要让人真正能够像主人翁一样地去干。
比如我们在自己家里，是家里的主人，可是如果我们不能躺在自己的床上，不能同家里的人说话，不能叫自己的小孩去作什么事，那还叫什么主人呢？
处长不行，就巧立名目，叫什么处秘书呀、处工程师呀，去做实际工作。
其实，他们做的工作都是处长的工作，而没有处长职位。
这样，他们也就不能说服人。
人事制度没有一定标准凭印象决定干部的命运
克服宗派主义，不仅是思想问题，还牵涉到制度问题。
如人事制度，没有一个标准。
我们常说“德才兼备”，德是什么德？
才要达到什么标准？
如处长、科长，要有什么条件？
都没有一定标准。
一般由人事单位提名，在行政会议上讨论。
大家凭印象随便说说“这人不坏”，就提；
“这人骄傲”，就不提。
参加行政会议的，都是清一色的党员。
只要他们说一说，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当然，党员对党员是了解的。
至于非党员的缺点，应该明确指出，帮助他们共同提高。
拆墙要两面拆。
非党干部中也有些人由于党员对他们尊重和相信不够，所以他们对党员也尊重不够。
非党干部说：
“你也不过如此！”
“政治你领导我，业务我比你行。”
如果宗派主义不克服，非党干部看问题也不能冷静。
这次选举业务委员会的十五位委员，除经理和管人事的以外，其余十三位都是非党干部。
可见非党干部业务水平不低。
但是，不少历年得奖的同志，七年未动一级，党员则连升三级、四级。
这样，党员当然就不需要苦学、苦钻研了。
经理的保姆一人一间房一般干部住得拥挤不堪
生活上，干部的待遇也很不一样。
黑板报上就曾揭发经理和一般干部所住宿舍的面积是八比一。
经理的保姆一人一间房，而一般干部是三代同堂。
我是十口之家，只住了三十三平方公尺的屋子，白天把衣服放在床上，晚上放在桌子上。
房子又潮湿，爱人生了两年风湿病。
与我同级的党员干部住的房子，是我们院里最好的；
也有的是住在西郊大楼里。
我提了两三年的意见，也不给我解决。
对面的空房空了几个月也不让我住进去。
党员家里柜满为患，我一个柜也没有。
一等科员的党员干部坐转椅，非党干部坐硬板凳。
一样的科员，但是屁股不一样。
这些都是主管人规定的，不是党作的，但是党没注意。
常言说：
“菩萨庙里的菩萨怎么坏的，就是被捧坏的。”
这很值得警惕。
光重政治做不好工作政治和业务应该并重
在出国问题上，党员与非党员的待遇不一样，也表现得非常突出。
出国成为政治待遇了，有些人什么都不懂甚至还没进公司，就算作公司的人出国。
因为有个党员干部没到公司就闹情绪，领导上就以派出国去安慰他。
可是他出国后还是不干，最后调走了事。
他们出国，我们就在家里“擦屁股”。
政治是重要的，但是应该同业务结合起来看。
过去批判重业务、轻政治。
我说，重政治、轻业务也不对，应该并重。
否则，政治是抽象的、悬空的。
政治水平高的，工作应该作得更好。
外贸业务是新的，但是，几年来改进不多。
订货没有制度，在价格问题上也年年吃亏。
经营管理的方法，一直是以量胜质。
机械进口公司有三百多个工作人员，实在太多。
我们这个公司的业务主要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交易，交易最简单，为什么要这么多人？
民建信件收发室不送党的通知一天送几回
近一两年来，党对民建支持不少，但是总的来说，还是重视不够。
民建一个会员在肃反中有问题，后来得了神经病送进了病院，我们也不知道。
后来碰巧知道了，我去问党委是什么问题，党委只说已送精神病院。
此人问题究竟如何，我也不得而知。
有些会，机关里的工会都可以列席，而我是机关里的民建负责人却不能参加。
民建往来信件，公司收发室一概不送。
而共产党的通知，收发室一天送几回。
民建发通知，我只好贴邮票寄。
有时要发展新会员的材料，不便邮寄，只好自己送。
几年来意见提了不少都是昙花一现不结果
最后要谈谈“开花结果”的问题。
几年来，意见提了不少，但只是昙花一现，不结果。
我编黑板报，过去是退稿困难，因为稿子多；
现在是要稿困难，群众说，提了意见没有下文，不写了。
不然开花以后结的果，并不是答复群众的意见，而是群众自食其果——被整。

万能的玩偶医院
澳大利亚的悉尼有一家不平常的医院，在这里专门救治那些断头断手的玩偶，不论是古老至一二百年或是新式的会叫会走路的玩偶，这家医院都可以使它们起死回生。
这家医院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主持人是查普曼。
据他说，他的医院有各种玩偶的肢体一万二千件。
送进这家医院治疗的“病人”，有不见了头的，有不见了手和脚的，有的坏了眼睛，有的现在已经瘫痪不能动弹的，有的头发脱掉秃了头的，但是不论是那一种疑难杂症，这家商店都能使小顾客们抱着他们已经复元的玩偶欢天喜地地回家。

不容破坏朝鲜停战的稳定
本报评论员
紧接着在台湾派驻导弹部队以后，美国现在又宣布要破坏朝鲜停战协定，把新式武器运往南朝鲜。
这是美国在亚洲制造紧张局势的又一个步骤。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5月1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正在考虑把所谓“更加新式、更加有效的武器”运入南朝鲜。
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又说，美国打算把原子武器运往南朝鲜。
他并且透露，美国将把它驻在南朝鲜的美军部队改编为原子部队。
美国的这种打算，是公然企图破坏朝鲜停战协定，危害朝鲜停战的稳定。
朝鲜停战协定第2条第13款卯项规定，“停止自朝鲜境外进入增援的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
停战期间毁损的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只能“在同样性能同样类型的一件换一件的基础上进行替换”。
朝鲜停战协定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规定，是为了防止双方在停战期间增强兵力和武器装备，以免导致冲突的再起。
自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以后，朝中方面一直严格地遵守停战协定的各项规定，并且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作了坚决的努力。
但是美国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它一方面竭力阻挠停战协定规定的政治会议的实现，后来又在日内瓦会议上阻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使停战状态至今不能结束，一方面又破坏停战协定，向南朝鲜运入大批武器装备，加强和扩充李承晚集团的军队。
为了使它能够肆无忌惮地破坏停战协定，美国在李承晚集团的配合下，又迫使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停止了它在南朝鲜的活动。
现在，美国为了在东亚地区加剧紧张局势，竟然企图公开破坏停战协定，把原子武器运进南朝鲜，把南朝鲜变成美国进行侵略战争的原子武器基地。
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为了证明这种破坏行为的必要性，首先说，在朝鲜的美国军队的武器已经陈旧，“因此，完全在相同的基础上替换武器是不实际的”。
然后，他诬蔑朝中方面在违反朝鲜停战协定，并且把这种诬蔑作为美国可以破坏停战协定的“条件”之一。
可见，这种诬蔑完全是为了掩饰美国破坏停战协定的行径而捏造出来的无耻借口。
必须警告美国，原子武器是吓不倒中朝两国人民的。
美国公然企图向南朝鲜运入原子武器，是一种破坏朝鲜停战稳定的行为。
这是决不能容许的事情。
如果美国竟然胆敢这样做，那末对于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美国必须担负全部责任。

不顾全世界人民的强烈抗议
英国在太平洋试验氢弹
据新华社16日讯
伦敦消息：
英国政府不顾英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抗议，15日在中太平洋进行了一次核武器试验。
英国军需供应部15日晚发表声明宣布了这件事，声明说，现在要进行的一系列试验中的第1次核装置爆炸已经在中太平洋的高空进行。
据消息灵通人士说，声明中提到的“核装置”是一枚氢弹。
（附图片）
英国反对氢弹试验运动的领袖敲唐宁街十号（首相府）的大门，表达千百万英国人民的愿望。
她们的衣服上配带着“反对氢弹试验”的标志。

九千万人民义愤填膺
日本举国一致抗议英国试验氢弹
外务省决定正告英国要对一切后果负责
据新华社15日讯
东京消息：
英国不顾世界舆论的反对而强行试验氢弹的行为，激起了日本举国一致的愤怒和强烈的抗议。
日本外务省今天下午已经决定向英国提出抗议，并且要求英国停止氢弹试验，今后也不再进行这种试验。
外务省还决定告诉英国，日本国民由于英国试验氢弹而遭受的一切损害和损失都由英国负责，日本政府保留向英国要求赔偿权利。
日本执政党的干事长三木武夫今天也发表谈话，对英国的行动表示遗憾，并且表示日本应当加强努力促使英、美、苏三国停止进行核武器的试验。
日本社会党今天发表了抗议声明，并且表示要继续要求英国中止试验，同时要尽最大努力把日本公众正在高涨的反对试验核武器的舆论发展为世界性的舆论。
拥有二十多万会员的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今天向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发出了抗议电报，并且决定把5月17日定为“反对准备原子战争总奋起日”，指令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展开抗议斗争。
在东京，许多大学生今天到英国驻日本大使馆举行了抗议示威。
到今天中午为止，已经有十五个大学的学生召开了紧急的抗议大会。
同时，有八个大学的学生已经决定要举行联合抗议罢课。
总联合会估计，到今天晚上全国会有三分之二的大学的学生决定参加联合罢课。
共同社报道说，英国试验氢弹的消息，使受到原子弹轰炸的广岛和长崎市以及神奈川、静冈、高知等县的远洋渔业基地“都受到很大的震动”，“市民和渔民都表现出愤怒和不安”。
长崎市的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协议会今天中午已经向麦克米伦拍发了电报，表示强烈抗议。
日本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发表谈话说：
“英国违抗了世界舆论。
它增强了世界人民，特别是日本人民的愤怒。”
他表示要争取印度等亚洲国家和联合国的合作，促使英国、美国和苏联缔结禁止核爆炸和制造核武器的协定。
日本各界许多著名人士，也都发表谈话谴责英国的氢弹试验。

匈波签订换货协定
新华社16日讯
据波兰通讯社布达佩斯讯：
匈牙利和波兰两国代表团15日在布达佩斯签订了1957年换货和支付协定。
根据协定，波兰向匈牙利的出口价值将比去年增加一倍。
在波兰的出口货物中包括煤、焦炭、锌、化学品、纺织品、摩托车、纺织机器、挖土机等。
协定还规定增加波兰向匈牙利输出的资本货。
匈牙利向波兰出口的货物有：
氧化铝、铁矾土、石油产品、硬脂、精密仪器、公共汽车、涡轮联动机和机器。
波兰还在匈牙利购买了电视机、无线电、机器脚踏车、自行车等日用消费品。

摩勒抱怨英国向埃及低头
宣布法国继续抵制运河
船主协会要求政府不要死撑自讨苦吃
本报综合报道　法国总理摩勒15日在内阁会议上说：
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法国被它最亲密的盟友抛弃了，因而在世界舞台上陷于孤立。
摩勒在内阁会议后宣布，法国政府决定把苏伊士运河问题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他说，法国认为埃及目前关于通行运河的条件是“不能接受的”，在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以前，法国将“继续抵制运河”。
同一天，法国就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决定停止抵制运河的作法在纽约向联合国正式提出“抗议”。
法国船主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发言人15日说，法国船主们已经要求政府为他们举行一次紧急的意见听取会，以便让政府明白由于它继续抵制苏伊士运河而给法国经济利益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
这个决定是委员会在14日晚上的一次紧急会议上作出的。
船主协会发言人还说，委员会并不是第1次警告政府由于单独使用更长的和费用更大的好望角航线而使法国经济受到损害。
他说，“每过一天就给（法国）外汇带来新的巨大的消耗”。

杜勒斯怂恿以色列派船闯过运河
埃报指责美国惟恐中东不乱
新华社开罗16日电
开罗报纸5月15日严词指责杜勒斯在中东制造新的麻烦。
“金字塔报”说：
杜勒斯宣称他将不反对以色列派“试验船”通过苏伊士运河是鼓励以色列混水摸鱼。
这家报纸说，杜勒斯作为一个“和平人物”，只应该宣布把被冻结在美国的埃及资金解冻而不该煽动以色列。
“人民报”说，杜勒斯的谈话是“公开的煽动”，企图在中东制造新的麻烦。
这家报纸说，杜勒斯“似乎反对使中东达到稳定这个念头并且反对埃及采取发展和建设政策的趋势”。
“开罗报”14日责问说，美国为什么对埃及保持着敌对态度。
这家报纸说，“美国的这种做法证实了欧洲报纸的那种指责，就是说美国企图”在中东“代替欧洲的西方国家的影响”。

法中友协代表团发表声明说
在中国到处感到法中友谊
新华社16日讯
法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在离开中国以前曾发表声明。
声明说，在这短短的逗留期间，代表团为受到各方面自发的和热情的接待、到处感受到的友好情谊而深深感动。
它看到了中国人民深厚的和平愿望以及他们要求与各国人民互相了解和谅解的愿望，中国人民希望与各国人民保持正常的文化和经济的联系。
声明说，代表团钦佩中国劳动人民的巨大努力，同样也钦佩中国劳动人民在文化方面和生活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这些成就显示了中国繁荣、幸福的未来，似乎，社会主义才能给予中国这样的未来。
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公正而均衡地照顾到社会组织的需要和对人类本身价值的尊重，在正式的宣言中，如在和我们的交谈中，这一点都被强调着。
声明又说，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国政府还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希望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能尽早得到改善。
在这个声明上签字的有芒佩利埃大学教授、法中友协访华代表团团长埃·卡纳和巴黎广播电台国际台台长、法中友协访华代表团团员阿麦拉等十人。

波兰党举行九中全会
哥穆尔卡报告党的政策中的关键问题
新华社华沙16日电
据波兰通讯社15日讯：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5月15日上午在华沙开幕。
全体会议通过议程如下：
（一）“党的政策中的关键问题”——报告人：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哥穆尔卡。
（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任命的委员会提出的报告——报告人：
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诺瓦克。
（三）关于筹备召开波兰统一工人党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
（四）组织问题。
接着，哥穆尔卡就第1项议程作了报告。

“皮罗戈夫事件”泄了底
伊利切夫揭露美国反苏阴谋
据新华社莫斯科16日电
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伊利切夫在5月15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所谓“皮罗戈夫事件”发表了声明。
伊利切夫说，由于人为造成的“皮罗戈夫事件”，美国当局在4月17日要求苏联大使馆领事处工作人员马什勘切夫立刻离开美国，硬说他从事了同他的官职身份不相称的活动。
伊利切夫用很多事实证明，美国当局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谈到事件本身时，伊利切夫说，皮罗戈夫原是苏联空军人员，他在1948年同另一个驾驶员鲍尔佐夫叛变了祖国，乘飞机逃往奥地利的美军占领区，后来被送到了美国。
鲍尔佐夫因为不能忍受“美国生活方式”，在1949年返回了祖国。
皮罗戈夫继续留在美国。
最近，美国报纸围绕所谓“皮罗戈夫事件”发动了反苏宣传，说马什勘切夫对皮罗戈夫施加了压力，并且造谣说鲍尔佐夫返回苏联后已经被枪决等等。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今年03月，苏联驻美国大使馆收到一封鲍尔佐夫给皮罗戈夫的信。
皮罗戈夫害怕访问苏联大使馆后会受到迫害，因此请求使馆把信件送到他家里。
马什勘切夫在这种情况下，访问了他的住所，转交了给他的信件，并且回答了关于重返祖国的问题。
在这以后，根据皮罗戈夫的请求马什勘切夫同他又进行过一次会见。
伊利切夫说，马什勘切夫的活动没有超出领事事务的工作范围。
美国当局要求马什勘切夫立刻出境只能看作是不友好的行动，其目的在于损害苏联外交人员的威信。

美国防部长宣布
将运原子武器往南朝鲜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
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14日晚上宣布，美国打算把能够发射原子弹头的武器运往南朝鲜。
这些武器包括“诚实约翰式”火箭、“下士式”导弹和“斗牛士式”导弹。
威尔逊还说，美国正在考虑把驻在南朝鲜的两个美国陆军师改为原子部队，并且不久就会作出决定。
李承晚的国防部长官金用雨和联合参谋总长丁一权，15日都对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准备把原子武器运进南朝鲜的谈话表示欢迎。
金用雨要求美国“尽快”把现代武器运到南朝鲜，他并且把威尔逊透露的美国这一违反停战协定的战争措施说成是“最伟大的道义力量”。
丁一权也迫不及待地想把南朝鲜变成原子战争基地，他说，原子武器的运达再要“拖延”就要“危及”在南朝鲜的“联合国军”。

苏日两国正式恢复邦交以来友好往来频繁文化交流活跃
本报讯
据日本报纸消息：
苏日正式恢复邦交以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正在积极展开。
由苏联商会主席米·涅斯捷罗夫担任团长的苏联经济、科学、文化界的友好访日代表团，应日本亚洲团结委员会的邀请，即将在最近到达日本。
参加代表团的成员有苏联科学院院士、工业和农业教授、经济学者、诗人等。
日本各界著名人士已经在本月08日成立了以前首相鸠山一郎为主席的欢迎委员会，积极准备欢迎。
苏联政府本月04日宣布，苏联大剧院的巴蕾舞蹈团已经接受了日本的邀请，将从8月28日起在东京和大阪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演出。
剧团约五十人，其中包括苏联人民演员列别辛斯卡娅等巴蕾舞专家，预定在日本演出天鹅湖、巴赫切莎拉伊宫的水泉等等剧目。
苏联名作家爱伦堡已经结束了他在日本的友好访问，于5月04日返国。
他在近一个月期间，先后在日本好几个城市进行了访问，和当地的日本作家举行了座谈，在大学和文学团体等处发表了讲演。
应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邀请于4月07日到达东京的苏联工会代表团，在日本进行了为时约三周的友好访问。
他们参观了北海道的工业区、访问了大阪、神户、新澙和其他许多城市的工厂和矿山。
他们受到了日本各地劳动人民非常热情和亲切的欢迎。
04月27日，苏联工会代表团和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代表在东京签署了联合公报。
公报强调了发展工会代表团的互相访问、扩大书籍和影片的交换的必要，双方一致认为必须全面促进两国贸易关系和经济合作的发展，决心为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和完全禁止原子武器、氢武器而共同斗争。
苏联木偶剧团预定在10月间到日本公演。
苏联作曲家萧斯塔柯维奇、钢琴家基列尔斯也将先后访问日本。
日本“歌舞伎座”应邀在9月前后去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作访问演出。
日本舞蹈团、日本傀儡剧团也预定在今年秋天到苏联演出。
日本美术工艺展览会、日本书籍展览会将于7月间在莫斯科等大城市展出。
此外，3月间在日本上映的苏联影片“伊凡·苏萨宁”和巴蕾舞影片“光明”，受到了日本观众热烈欢迎。
不久前在日本上映的苏联影片还有“攻克柏林”、“罗密欧与幽丽叶”、“宝石花”、“奥赛罗”、“天鹅湖”等等，日本观众给予这些影片极高的评价。
随着要求了解苏联意愿的增长，日本人民学习俄语的兴趣日趋浓厚。
日本国立东京外语大学俄语科去年只招收四十名新生，而报名投考的竟有六百多人。
现在在各大学和高等学校学习俄语的人数在二千二百人以上。
各城市还设有短期的俄语学习班，在日苏亲善协会所办的这种学习班中学习的每年有一千多人。
许多苏联新出版的书籍被迅速译成了日文介绍到日本。
同时，苏联也正在翻译日本的源氏物语、西鹤全集、近松门左卫门选集、啄木诗集、芥川龙之介和宫本百合子的短篇集、伊藤整的“不死鸟”、石川达三的“随风飘荡的芦苇”等古今文学名作。
东京和莫斯科之间在上月22日开始直通电话后，更为今后苏日两国的友好联系创造了新的优越条件。

苏蒙两国政府和党签订会谈声明
新华社莫斯科16日电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革命党代表团同苏联政府和共产党代表团5月15日在克里姆林宫签定了苏蒙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和两党会谈声明。
新华社莫斯科16日电
以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为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苏联进行了五天的友好访问后，已在今天乘飞机离开莫斯科回国。
在机场欢送代表团的有布尔加宁、米高扬、莫洛托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等。
泽登巴尔在登机前发表了告别演说。
他说，苏蒙谈判和所签订的文件具有巨大的意义。
他对苏联人民给予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

莱比锡体育学院代表团到京
据新华社16日讯
以莱比锡体育学院院长厄尔巴赫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莱比锡体育学院代表团全体人员六人，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莱比锡体育学院驰名于欧洲。
这次代表团是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的邀请来中国友好访问的。
他们将同中国的体育学院教学工作者交流教学工作经验。

要求退出军事集团
巴基斯坦绝食者坚持斗争
据新华社卡拉奇16日电
卡拉奇公民自由委员会的八个工作人员5月15日继续在总统府外面绝食，要求巴基斯坦退出巴格达条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并且取消巴格达条约理事会会议。
其中五人已经绝食九天。

赫鲁晓夫接见波兰记者代表团
新华社16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赫鲁晓夫15日接见了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波兰新闻记者代表团，以及“人民论坛报”和波兰通讯社驻莫斯科的记者。
赫鲁晓夫在谈话中回答了波兰记者提出的有关苏联的内外政策、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国际工人运动和进一步巩固苏波友谊的问题。

进一步发展恢复中日邦交运动
日本各地开始举行“日中友好月”
据新华社16日讯
东京消息：
日中友好协会在全国各地举行的“日中友好月”活动已从15日开始。
这次将举行到6月底的“日中友好月”的中心目标是：
通过扩大日中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来进一步发展日本人民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
在东京，15日开幕的墨田区产业展览会上，特地展出了中国的手工艺品、书籍、图片等，引起了观众很大的兴趣。
从14日起，东京著名的百货店“高岛屋”还举行了题为“我所看到的中国”的图片展览会。
这些图片是著名摄影家滨谷浩在访问中国时拍摄的。
在友好月里将在东京举行的活动还有，日本妇女访华代表团的报告会、中国问题讲演会、日中友好文化节和日中友好协会东京都联合会第6届大会等。
其他各地也将举行中国问题讲演会和介绍中国情况的各种展览会。
据新华社16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输出入协会的领导人5月15日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在6月01日前后派遣三团体的代表访问北京，同中国就缔结第4次日中贸易协定问题进行商谈。
同一天，日本各阶层团体在东京举行第4次日中贸易协定对策会议，通过了向日本政府和同日中贸易有关的三团体提出要求书，要求在缔结第4次日中贸易协定以前，必须解决互设通商代表和支付协定等问题，并且缔结比上次更进一步的协定；
协定的内容一定要以人民的要求为基础，并且在协定里实现同中国的第2个五年计划相结合的长期、安定的日中经济合作，并且希望政府也派代表参加谈判。

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战斗中
阿尔及利亚总工会书记　乌治娜·德里斯
法帝国主义者向阿尔及利亚的工人阶级与人民发动了一个毁灭性的战争。
但是，尽管他们在阿尔及利亚有六十万名兵士和十万名警察，尽管他们屠杀、抢劫，并且纵火焚烧我们的村庄，尽管他们有最新式的配备和闻名的“心理局”，他们并不能迫使阿尔及利亚人民屈膝。
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致团结在民族解放阵线与民族解放军的周围，决心继续战斗直到获得最后的胜利。
鉴于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坚强团结，法帝国主义者为了维持它的殖民统治，不仅从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取得军火，而且呼吁美帝国主义者来染指阿尔及利亚的富源。
在社会党人领导下的法国政府，还企图通过建立共同市场，重温希特勒的欧非大陆的旧梦，把德帝国主义者引入非洲，借以加强法国的殖民统治、剥削与镇压。
美国势力伸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正与把德帝国主义势力引进来一样，决不是对北非人民解放有益的事。
冷酷的事实证明，法国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奉行的战争政策，不但违反担负这场“肮脏战争”全部费用的法国人民的利益，也对光景不十分美妙的法国经济带来了重大的损害。
而且，阿尔及利亚人民与法国之间的鸿沟愈来愈深了。
军事行动、扫荡、酷刑、降落伞兵士在阿尔及利亚城乡的“战绩”、集中营、对那些在缺乏辩护的情况下草率地被判死刑的人的处决，这一切都加深了这道血与仇恨的鸿沟。
在法国与北非的政界以及各种社会阶层里，都有一些认识很清楚的法国人，他们维护法国民族的荣誉，主张说实话、坚持真理。
以法国共产党为首的勇敢的法国人民，不顾殖民者把他们当作攻击的对象，不顾摩勒政府的迫害，勇敢地继续进行斗争。
这对阿尔及利亚的工人阶级与人民说来，是一种鼓舞。
阿尔及利亚工人阶级与人民为摧毁封建制度在进行着斗争。
在封建制度下，居于少数地位的欧洲籍人控制了权力，他们对回教居民胡作非为。
这一小撮幻想着把北非变成另一个南非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巨大的特权，已经把法国拖入了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战争。
无法无天的殖民者为了保护他们从阿尔及利亚人民那里夺过来的数百万公顷耕地与矿产资源，不惜牺牲法国兵士的生命。
那些最激烈的殖民分子，把他们的资金存在美国或比利时的银行里，保证了自己的退路，而把法国推进深渊。
可是，阿尔及利亚工人阶级与人民一致团结在民族解放阵线与民族解放军的周围，他们希望打破枷锁，希望过着自由与尊严的生活，他们的勇气不是任何军队可以挫折的。
继越南、突尼斯、摩洛哥之后，现在，阿尔及利亚在悲惨的境况下发动了争取解放的革命。
法国殖民者使用的镇压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野蛮方法和为了欺骗舆论而宣布的零星的改革都不合时了，都不能与四周的瞩目于未来的道义力量相抗衡。
他们能看清这一点吗？
还应该估计到：
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并不是在早已成熟了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但是，它的发生也不是偶然的。
在1954年11月民族解放阵线采取勇敢的主动性发动武装起义以前，就有过继续不断的战斗与思想斗争，多年以来的经验起伏不停地随着时代的嬗变而适应着。
这种斗争是起伏不停的。
它曾经一度在周围造成了一种神话的倾向，以某些人的威望来作为号召力量，削弱了从一切人吸取力量的斗争的集体精神。
在阿尔及利亚的现代史里，人们从来没有低估过民族解放阵线挽救阿尔及利亚爱国主义巨大危机的功绩。
阿尔及利亚的爱国主义曾经陷入与最积极的人民群众脱节、从而失去人民信仰的严重危机。
1954年11月的武装起义不啻让人民进行了一种公民投票，至少可以这样说，这个划时代的事件表达了人们的愿望，它是一个真正的民族起义的序幕。
凭借孤立的计划，依赖个别的政治团体或政党，不与其他党派及群众联系，是不能对法国殖民者进行有效的斗争的。
因为法国殖民者凭借着庞大的军队、警察、无数的特权、强而有力的院外集团、吸引无数人的煽动与虚伪的宣传，构成一个政治、经济、社会的整体。
由于民族解放阵线的贡献，在数量上占绝大优势的人民力量，终于踊跃地响应了民族的战斗号召，更好地组织起来了。
从此以后，全体人民团结一致保卫着自己的事业。
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国家以及国际工人阶级生动的团结，也大有助于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解放事业与世界的和平。
（本报特约稿乐山译）

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对学校领导提出批评建议
好大喜功和教条主义的毛病要赶快治好
本报讯
昨天下午，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邀请了全校一百多位教授、副教授、讲师等举行座谈。
教师们对学校党的组织和行政领导上提出了许多批评和意见，帮助党组织开展整风运动。
座谈会上，聂真副校长首先代表学校党组织要求教师们开怀畅谈，毫无顾虑地给党组织和领导上提出尖锐的批评和意见，揭露学校中存在的各种矛盾。
侯大乾讲师说，党员和群众见面只能谈“今天天气不错啊！”
侯大乾讲师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民主同盟支部委员向学校党组织提了许多批评和意见。
他说：
我们拥护党这次的整风。
目前人民大学内部存在的矛盾是不少的。
首先在党群关系上，还存在着一道墙、一条沟和一个关起来的门。
群众和党的关系是若即若离、不即不离。
大家见面好像就只能谈“今天天气不错啊！”
等话，很难再深谈下去了。
有些党员领导同志不尊重老教师，甚至有的党员在下面公开地对老教师讲：
我们革命打游击时，你们还不过是个资产阶级的学者罢了。
言下颇有轻视之意。
同时学校的领导上在处理一些问题时，一般多是强调政治条件，忽视才学，什么选拔培养干部啊！
都是先党员后群众。
甚至为了照顾党员，硬把一些只有高中水平的党员塞进教研室去做教员，给教学工作造成很多困难。
侯大乾还说，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外的中国教授、专家经常得不到党的支持和信任。
而一旦中国专家讲错了话，就大受批评。
有个别党员在入党前和群众相处很好，一入了党，就有了优越感而脱离了群众。
还有些党员经常随便给人乱扣帽子，就连群众把“爱人”叫做“太太”也要扣你一顶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
学校党的组织在解决教师入党问题上更是关起门来，党员多是站在群众头上看群众，宗派主义情绪很大，居功自傲。
在谈到民主党派在人民大学的作用时，他认为党没事是不会找民主党派来的，党的统战工作最多也只是统统上层的一些老教师，中下层根本就不统了。
王衍臻说，不如把人民大学叫做“北京四大政治理论课大学”。
王衍臻教授说：
我在这要说心里话，我对人民大学没有亲切之感。
我来人民大学工作四年了，但从1953年院系调整时我从山西大学财经系被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时，就有意见，因当时我听说人民大学只要山西大学的学生不要山西大学的教师。
这使我觉得很不亲切。
其次在教学业务上，我在山西大学教课很受重视，但到人民大学来了以后，二、三年也不让我开课。
我感到领导上很不接近群众，校长很少下来。
譬如我们对历史教研室真是深恶痛绝，他们的宗派主义严重，使我们的工作也受到影响，但领导上却很少过问。
另外，我觉得人民大学只把四大政治理论课看得很重，别的课都得不到重视。
四大政治理论课以外的教师，也不被重视。
我说，干脆还不如把人民大学叫做“北京四大政治理论课大学”好了。
今天要检查人民大学的领导作风，我说是宗派主义第1，官僚主义第2，教条主义第3，全有。
许孟雄说，人民大学像个失业收容所，又像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
许孟雄教授说：
一、我觉得人民大学这样的学校只要有几十个人就可以了，目前却发展到几千人，真有点像失业收容所。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人民大学有些人整天辛辛苦苦，忙得很，但也有不少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整天没事干。
忙的人拿工资，吃那些饭，闲的人也照样拿工资，吃那些饭，这不是像个救济性质的收容所吗？
二、人民大学不像个学府倒像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
培养出来的蜂不是去采蜜，却是去散布毒的，并且散布得很广。
我虽不懂得马列主义，但是在教外文时还懂得注意联系实际。
但是，我看目前一些学生在学习马列主义，却不懂得联系实际，这种学习真是教条主义。
我认为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派到各处去，不但没好处，反而有坏处。
三、教研室有游击作风。
系办公室研究问题不是通过电话商量，而是传命令，这种游击作风带到教研室不合适。
学校办事难，层层领导太多，影响了工作效率。
打个比方，我们的办公室是好比父亲，系主任是祖父，校部领导同志是曾祖父，而高教部则像太上皇。
学校到高教部请示什么问题，真是三跪九叩，唯命是从。
其实，我认为高教部对我们学校的问题不一定全部了解，处理问题时有时可能是教条主义的，我建议学校领导在处理有些问题时态度应硬一点。
四、学校的四门政治课好似学校的长子，受到特别的宠爱，学校的兴败似乎都在这四门课上。
由于是长子，拿的是双俸，我觉得这种思想是封建主义的。
其实在人民大学，长子固然好，次子、三子、四子也很好，不应有偏心，对别的系科也应同样重视。
郑昌淦说，人民大学有上下苟且因循的校风。
郑昌淦讲师说，过去党曾经审查过我，以后证明我没有问题，但是并没有在一定的群众场合说明，一直到现在，还有些人对我的情况不了解。
为什么这样做？
为的是维护领导威信。
我觉得这样做是不恰当的。
人民大学有上下苟且因循的校风。
拿填表一事来说，我到人民大学工作了几年，不知填了多少张表，有些表填了就归档，也没人很好看。
这种作风，浪费国家物资不说，而且浪费很多人的时间，填一张表有时要花费半天时间。
多年以来教师养成不谈校事的习惯，连党员、系主任也都是如此，据说是怕违反劳动纪律，我觉得这样下去是个危机。
学校对学系相互关系的问题没很好研究。
例如，我们设立了档案系，这个系和中国通史是有关系的，但却没有设立历史、通史专业。
又如，我们设立了新闻系，这个系原是和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等系有关联的，而我们也没有这些系。
据说我们成立新闻系是和北大分工，我觉得这不合理。
我们自以为人民大学是第一流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其实究竟新型在什么地方，比之资产阶级的大学究竟有什么优越性，大家的思想还是比较模糊的。
余肇池说：
人民大学的病源在哪里？
余肇池教授说，人民大学有病，要治好病，先得找病源。
人民大学的病源在哪里。
一、好高骛远，学校当局只想到大，把人民大学办得怎么大怎么大，结果是大的没有搞成，连小的也丢掉了。
人民大学校址的悬而未决就是这个道理。
二、方针不定，前途不明，发展畸形。
人民大学究竟往什么方向发展？
大家都不清楚。
学校办有本科，又有夜大学，又有函授，函授四处伸展，甚至连上海那个有几百个可以教财经学科人才的地方，人民大学的财经函授也伸了去，为什么要这样伸展呢？
这样做，必然影响了学校的教学业务。
三、教学人员待遇差别悬殊。
为什么住房也要分等，有的能住大红楼，有的只能住灰房呢？
吃饭也分什么大、中、小灶，还有什么特灶，为什么要这样呢？
据说连发字纸篓也还分等级哩！
四、党员对人的态度很不诚恳。
五、领导不信任老教师，认为老教师老迈龙钟，无武可用。
六、学校摆着一副衙门派头。
办一点事层层节制，事事行政命令。
一些条规只是到群众中去，而不是从群众中来。
再加上作风生硬，因此许多不尽人情的事情也就发生了。
教学质量的好坏，教师、学生都有责任。
没有好的原料就不会有好的成品，没有好的技师或者技师对这一工作不感兴趣也不会有好的成品。
要教师提高而又把大家圈在一个框子里，这是弄不出名堂来的，多少要照顾到教师的兴趣。
教学质量不是变戏法而来的，它要一步一步慢慢地来，急躁不得。
另外，学校应以教学为主体，行政事务等等应当为教学服务，但人民大学却没有做到这一步，常常由于行政方面计划不周而影响教学。
赵承信说：
人民大学发展方针摇摆不定。
赵承信教授说：
人民大学发展方针摇摆不定造成许多损失。
为什么摇摆不定，造成了多大损失，学校当局应当研究、计算一下。
一位同志说：
由于方针不定，校舍不能集中，每年每人在汽车上就要浪费许多时间。
从周总理报告后，人民大学才开始注意老教授，但是李景汉老先生并不是人民大学发现的，而是人民日报发现的。
他们打听到三十年前李老先生在一个帝国主义办的燕京大学曾带了一批学生作过社会调查，于是请李老先生作一次北京近郊农村调查，并且将调查报告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了。
可是谁知道李老先生在养病的时候，觉得前途毫无希望，曾把精神寄托在文艺小说上呢。
现在，李老先生为人们重视了。
但是我要提出，对于老教授们，党要不断地鼓励他们，但不要过分，过分会使他们累垮的。
对老教授的工作要做得特别细致。
人民大学不能说没有民主，但发扬民主是不够的。
这个座谈会将在18日继续举行。

北京航空学院教授在座谈中
批评学校官僚化
林士谔、常荣福说：
院长不务正业，不学习业务，只是忙于搭架子。
本报讯
16日下午，中共北京航空学院委员会召开全院教授座谈会。
参加座谈的有教授、副教授五十五人。
大家为了帮助院党委整风，改进领导，办好航空学院，对院党委在过去领导上所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认真地展开批评。
许多教授在发言中认为，几年来由于院党委不发扬民主，大家不敢畅所欲言。
教授崔济亚说：
近来言路虽开，我发言的顾虑未完全消除。
这次什么话都说了，是否永远无罪呢？
如果再把我算作自发的反革命分子怎么办呢？
三系党总支书记说能作保证，不会这样。
可是院长却说，你假如有顾虑实在不谈，就留以后再谈。
我觉得好像仍有问题。
是否可以保证一个公民在没有证明他有罪以前，就不能进行任何群众性审判和群众性斗争呢？
上次肃反有个‘自发的反革命分子’罪名，这个定义应弄清楚。
如果凡是与美蒋没有联系的打击领导，反对领导，多属这个罪名，我们对领导上的批评是不是会被安上这个罪名？
就打不到底了。
过去党组织曾对我说信任我，可是肃反一来就问我为什么不到台湾去？
与国民党有没有组织关系？
我的顾虑是没消除的。
但我也找到一些保证，如党的政治威信就是顶大的保证，现在谈‘放’，将来不会再‘收’，肃反虽然没有反出我什么问题，但是肃反以后，落后的帽子像鬼一样的钉住你，你积极也没用，越是积极，领导上就说你是为了个人，落后。
在这情况下，我们就不敢说话，噤若寒蝉。
我现在‘放’虽有顾虑，但问题不提不行，已压得难受，已顾不到那么许多，先放了将来再说。
宁榥教授说：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顾虑，就是怕抓小辫子，怕扣大帽子。
人是有感性知识的，过去谈话怕墙角有人听，会上说话有记录，时间长了自己讲过的忘记了，而人家听在心里，怕算总账。
我们旧知识分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明哲保身。
这次因为是整风整党，估计没有办法照顾到这头了。
有些教授在发言中揭发院党委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要表现在院领导同志不懂也不积极钻研教学业务，不尊重和依靠高级知识分子办好学校，只热衷于扩大行政机构，学校官僚化，高高在上，等级森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林士谔教授说：
对老干部领导我们的学院，我们拥护。
但是老干部不能仅是领导思想，应该学业务。
院长曾写信给我们替他们上业务课，我们按时到了，他们却迟到早退。
在这里我严肃地对院长提出批评，不学习业务是不能办好航空学院的。
毛主席要求老干部在十年至十五年内学会掌握科学技术，不学是不对的。
常荣福副教授说：
我感到院长不务正业。
我们院长不懂业务，办一个规模宏大的大学不懂教学业务，是没有办法办好的。
既不懂业务，又不下来了解情况，只是忙于搭架子，只是向下面要东西，而不能帮助下面解决问题。
宋懿昌教授说，我们学院的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人员调动频繁，错误百出。
如成立科学研究小组，调动组员要经过很多层次才能批准。
因为工作调动多，使干部不安心工作，不熟悉业务。
我们想请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回国的苏联专家，就是因文牍在院内周转而耽误了。
院内填造的表册多，但内容填错的地方也很多。
常荣福副教授说，院长很忙，忙于搭架子。
四系和三系的架子又搭起来了，但没有肉。
现在院内的政治空气也很稀薄，做起报告来没有几个人记笔记的，因为讲来讲去没有什么新内容。
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是因为院里官多，把人分等，偏听偏信，大家把意见都咽到肚子里去了。
崔济亚教授说，“学校重视的就是处长、科长，对教员和科员一样待遇，四、五个人挤在一室。
什么时候要上课，才用得着教授。
学校是学术机关，学术水平是以教授的讲学与科学研究的水平来衡量的，而学校对教授却不尊重，不发挥我们的作用。”
史超礼副教授说，我是一个普通教师。
我感到我们的教研室主任有职无权，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有些事都只让党员青年讲师、助教们知道，我觉得不能很好发挥主任的作用是一种损失。
曹金涛教授说，对高级知识分子如何使用，在我们院里是很有问题的。
裴烈君副教授留学德国八年，会六国语言。
在周总理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后，还把他调到图书馆工作，开始没有名义，以后才叫他做组长。
而我们图书馆的组长一般都是中学生做的。
我曾几次提议要他担任副馆长，都未得到解决。
历声林副教授说，几年来，学院对老教授很不尊重，大家都想离开。
武院长来后有改进，但是也没有很好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院里认为有两位先生不好，把他们调去长春工作。
他们到了那里以后，一个人却能做两个人的事。
对知识分子帮助有许多方面，主要的还是政治上的照顾与信任，这是知识分子的特性和规律，院方对这些研究就不够。
要办好学校，主要靠教师。
我希望院党委注意做好这工作。”
对于学校领导方面的宗派主义，教授们也提了很多意见。
如看资料、下工厂实习、毕业生的分配，只照顾到党员或是高级干部的子弟，而对一般学生则不够注意。
教授崔济亚在揭发某些党员的老爷作风的时候，还念了几句打油诗。
对于在学习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偏向，教授们在发言中也进行了批评。
有些教授批评在院系调整中有盲目扩大的缺点。
教授宁榥说，对于院系调整，我认为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毛病，希望当时负责这方面工作的钱俊瑞同志能作检查。

改进高等学校领导工作的关键何在
——记九三学社讨论教授治校和党委制的两次座谈会
近来，随着高等学校中各类矛盾的被揭露，怎样改进高等学校的领导工作，已经成为各方面关心的问题。
为了求得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邀请在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等机关工作的部分社员，在5月10日和15日举行了两次座谈会。
到会的许多学者专家，围绕着是在高等学校中实行党委制好，还是实行教授治校好这个问题，发表了许多积极的有益的意见。
对教授治校的不同看法
据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和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等同志谈，解放以前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都实行教授治校。
当时的清华大学，是由副教授以上的人组成教授会，再由教授会推选九人组成评议会。
凡是有关学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例如聘请或辞退教授、选派出国留学生、增添或减少系科以及经费的支配等，都由评议会讨论并作出决定；
只有它不能解决的问题，才提交教授会讨论和决定。
黄子卿教授认为，这种作法有许多好处，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够对教授在学术上的成就有个公平的估价，保证教授有一个安定的工作，减少人事上的互相倾轧和排挤。
因此，他建议在继续保持党委制的情况下，在高等学校中采取教授治校的办法。
今后凡是有关教学和学术上的重大问题，都应当由教授会来管，党委则主要负责政治思想工作。
前南京大学校长、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潘菽，基本上同意黄子卿教授的意见。
他认为，有关教学和学术上的重大问题，都应当让教授知道并且听取他们的意见。
但是过去有许多事情，教授们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今后如能实行教授治校，就可以改变这种情况，并且有助于克服学校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进一步在高等学校中发扬民主，对党委的工作起一种监督作用。
楼邦彦副局长和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主任孟昭英等，认为对教授治校应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不应机械地搬用过去的作法。
楼邦彦认为：
清华的教授治校实质上是元老治校和寡头政治；
所谓安定也只是安定了这一部分人。
他说：
当时清华在教授治校下的宗派主义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一个人如果不是留美学生，要想进清华是很困难的。
1939年他从国外留学归来，当时他的老师张奚若任清华政治系主任，要他到清华任教；
而他的另一位老师钱端升在北大当政治系主任，要他到北大任教。
虽然当时北大给他的月薪是三百二十元，而清华只有二百八十元；
但是他还是选择了清华而没有到北大，就是因为受了“清华精神”的影响。
他认为，这种宗派主义决不应当在今天的高等学校中复活。
同时他也不主张搬用北大的教授治校，因为当时（指1946年以后）北大的教授治校，主要是为了同胡适作斗争，为了进行教授的民主运动；
而在今天的高等学校中，共产党并不是大家的斗争对象。
因此他认为，教授治校虽然有好的地方，但也不应否认它有不好的地方；
今天是否要提教授治校以及它的内容如何，都需要慎重地加以考虑。
对于楼邦彦的上述意见，好几位教授在发言中都表示赞同。
孟昭英说：
清华的教授治校和美国的国会差不多，形式很民主，实际是少数人把持校政。
北大教授周炳琳（民革中央委员，特邀参加会议）反映说：
一提起教授治校，年青人的反感很大，认为是封建把头的统治。
清华机械制造系教授金希武，除同意过去的教授治校是资产阶级民主外，还认为它是脱离实际的学院教育的必然产物。
是制度不好还是思想作风问题
在对高等学校领导工作中的缺点进行分析批判上，几乎可以说，座谈会上的意见是一致的。
这就是当前高等学校领导工作中所以存在着许多缺点，主要不是党委制这个制度不好，而是党员的思想作风有许多问题，它们的集中表现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许多位教授在会上分析了党员的情况。
他们认为，在高等学校工作的党员一般是品质优良的，工作是积极努力的；
但是也存在着许多比较严重的缺点。
这主要是：
第1，他们一般都还比较年轻，缺乏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和办学经验，因而对人对事的方法比较简单，考虑问题不够周密和全面，难免不发生缺点和错误。
第2，也正是由于他们一般都还比较年轻，因而在学术上的造就就比较浅薄，甚至在教学和学术方面完全是门外汉。
这样，他们就不可能把党的政策方针和教学学术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拿出比较好的主意和办法。
第3，几乎可以说，过去几年对老教师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认为他们学的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已经过时了。
其实，老教师在学术上是有造就的，在办学上许多人是有丰富经验的。
许多教授认为，过去几年，高等学校中重政治轻业务的现象很严重；
重政治当然是应该的，但是轻业务就不对了。
因为高等学校是教学和学术研究机关，轻业务就不可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材，就不可能提高我国的学术水平。
而且所谓重政治，又认为只有党团员和青年人才可靠，老教师似乎都是思想落后、历史复杂的人，不能在政治上加以信任。
这样久而久之，就不仅在党员与高级知识分子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而且老教师在学校中的威望降低了。
这不能不影响老教师的积极性。
好几位教授都提到，过去学校党委管的事情多了一些，有党政不分的现象。
他们认为，把企业党委制的一套搬到高等学校中来，由党委来领导和监督学校工作是不适当的，在有关教学和学术问题上，应当多听听老教师的意见。
怎样改进领导工作
既然今天高等学校中许多缺点的发生，主要不是因为党委制不好，而是党组织和党员的思想作风有问题，其中又主要是民主作风不够，因此多数人不主张教授治校。
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第1，北大中文系教授魏建功等认为，今天高等学校的情况同过去有很大不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单纯依靠教授治校，不可能把学校办好。
第2，北大副校长周培源认为，今天高等学校的任务是为国家培养人材，必须服从国家的需要。
因此有关学校工作的方针任务问题，固然应当征求教授的意见，但最后还是要由国家来决定。
回到过去的教授治校有很大困难。
第3，北大教授周炳琳等认为，在高等学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上，教授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但从教学工作的数量方面看，年青的讲师助教占的比重更大。
因此，不论从搞好当前的教学工作，或者培养干部的角度出发，都不应当忽视他们的意见。
第4，在今天的情况下，六分之五的问题已经没有保证，如果再实行教授治校，就更没有保证；
而且有许多老教师只喜欢教书，不喜欢过问行政工作。
基于上述几方面的理由，多数人认为提民主办校比较好，而在具体的作法上又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主张把现在的校务委员会加以扩大，主要成员是教授、副教授，同时也吸收讲师、助教和职工参加。
凡是有关校务的重大问题，都由它讨论并作出决定，再建议学校行政当局采纳执行。
另一种意见基本同意上述的作法，但是主张校务委员会应成为最高决策机关，它通过的决定，校长必须执行。
在校务委员的产生上，有人认为，由于学校不是政权机关，只应由校长聘请有威望有群众基础的人担任。
有人则认为，不仅校务委员，就是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都可用选举办法产生。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长之认为，也可以同时建立教授会。
因为扩大校务委员会，固然是发扬民主的方法之一；
但是由于参加校务委员会的教授只是少数，教授的意见就不会得到充分的反映。
同时学校既可以有学生会，当然也可以有教授会。
有了教授会，不但可以充分反映教授对办学的意见，而且教授的地位提高了，教授被尊重的问题也解决了。
他说：
他建议这样作的目的，不是用教授治校来代替党委制，而是为了帮助党委更好地贯彻执行政策，发扬民主，克服官僚主义。

陕西地区九位工程师
批评党员作风和基本建设工作
本报西安15日电
13日下午，本报驻陕西记者站和陕西日报编辑部，邀请西安地区建筑和设计单位的九位工程师座谈。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西北电力设计分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徐国璋、副总工程师徐嘉元，西北工业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洪青、方山寿，西安煤矿基本建设局副总工程师王清道，西安煤矿设计院总工程师蔡德五，建筑工程部西北工程管理局工程师张志平、董其良，西北纺织管理局工程师洪稚明。
工程师们着重对党与非党人士的关系和基本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意见。
王清道说：
技术人员有职无权
王清道说：
煤矿系统各企业的行政领导和技术领导是分开的，实际上，行政领导和技术领导很难划分清楚。
例如各施工现场的技术人员负责审查图纸等工作，这些工作如果得不到行政的支持，就很难贯彻。
不少单位因此形成行政领导是“实线领导”，下命令就可以实行；
技术领导是“虚线领导”，下面可实行也可以不实行。
长时间如此，就使技术人员的积极性衰退。
他说：
领导上对技术人员的使用和调动，事先很少同负责技术领导工作的人商量。
使技术人员感到是“领导决定一切”，慢慢就形成作客思想。
张志平说：
西北工程管理总局有一个科，共有三个人，科长是个工程师，作科长工作已经多年，很有经验；
副科长是个共产党员。
科长的决定副科长不尊重，副科长自己布置工作又很少同科长商量，结果形成各干各的。
许多人都谈到党内有宗派主义情绪，有些重大问题不同技术人员商量，有些资料、文件不必要地对技术人员“保密”，有些可以让非党同志参加的会议没有让他们参加。
这给工作带来不少损失。
方山寿说：
党只注意培养青年疏忽了高级知识分子
方山寿还谈到，几年来西北工业建筑设计院发展党员，吸收的都是些年青的技术人员和一些唯唯诺诺的人；
对青年人培养了，对高级知识分子疏忽了。
他说：
党员领导同志平时很少征求高级知识分子的意见，往往在一个运动来了，问上几句，运动结束了，提出的问题也就没有下文了。
有人说党和非党人士的关系是双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在高级知识分子讲了话没有下文的情况下，党与非党关系搞不好，就是单方面的问题了。
蔡德五说：
党在干部政策上也有宗派主义情绪。
不少人说，你如果不是党员就甭想作领导工作，实际上也是如此。
这倒不是说反对党员作领导工作，只是太偏了些。
蔡德五说：
有些老党员还不如党外人员艰苦
许多工程师认为，党员对待党外人士的宗派主义也表现在生活上。
蔡德五说：
西安煤矿设计院的党员和非党人士不能打成一片，就是吃饭，看电影，打扑克，也都是党员和党员在一起，非党人士和非党人士在一起，党组织平常对非党人士从政治上如何提高关怀不够。
因此，不少技术人员反映感不到党的温暖。
蔡德五还说：
老干部对革命有功劳，很多人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把身体搞得有了病甚至残废，政治上可靠，理论水平比较高，工作中能起带头作用。
可是近两年来，有些老干部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穿的吃的，比一般人还要好些。
有些领导人员在号召买公债时叫得很响，但是自己收入不少，银行里存着很多钱，买的公债却很少。
方山寿说：
这几年，有些党员的政治水平没有多大提高。
如西北工业建筑设计院要调整房子，大家都同意“统一分配”的原则，但是有些党员竟抢房子，自己在房子外边贴上条子，还有人从窗子跳进去占房子。
也有的党员一边去申请补助，一边去登记购买脚踏车。
有些人指出，由于一些党员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脱离了群众，因而降低了党的威信。
方山寿说：
我受党的培养和帮助不少。
关于入党问题我考虑了很久。
现在我还可以和一些技术人员在一起谈谈心，入党以后，同技术人员说话是否还能说得进去？
工作还好不好作？
因此，申请不申请入党，我还很犹豫。
徐国璋说：
西北电力设计院有些党员领导干部不懂业务也不积极学习。
有些人刚转业来时强调自己外行，现在已经五、六年了，还是强调外行。
我们机关曾经组织过技术课，由我来讲授。
开始有三十多个干部来听，有的人听一两次就不来听了，后来只剩下四、五个人，慢慢就垮了。
这些同志不愿意学技术，似乎以为搞政治工作，讲讲大道理照样吃的开。
但是，实际上有些人政治工作也没有作好。
如有一个设计室的主任平常不同生产人员接近，有时候用点名的办法把人叫去谈上半个钟头话，就以为解决思想问题了。
但是思想问题主要表现在生产上，如果脱离生产怎么能搞好思想工作呢？
洪青等人说：
国家建设方针和技术政策多变
技术人员捉摸不定，不能不多看看风头
蔡德五说：
重大的技术政策，领导上经常摇摆不定，让下边无法捉摸。
如增产节约问题，1955年只是一般地提了一下，领导部门没有明确提出哪些应该节约，哪些不应该节约，结果把不该节约的也节约了。
1956年在煤炭工业部开会研究技术方向，实际上就是把苏联的技术方向翻译了一下发下来。
上边教条主义地搬，下边就教条主义地执行。
今年又提出增产节约，这三年里每年一变。
目前有些技术人员就说，现在先不要动，看看风头再说。
洪青说：
设计中很多问题是国家的方针多变造成的。
1954年建筑学会开会强调民族形式，1955年李富春同志提出降低建筑标准问题，那时候许多人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明确，把降低标准搞成降低质量。
今年才提出，过去建设标准高了，我们国家经济条件不允许，要简陋一点。
这样就清楚了。
徐国璋总工程师说某些领导人员存在着迷信外国的思想。
他说：
过去不管我们国家能否生产，机器设备都成套进口，这便造成许多浪费，对于我国机械工业的发展也不利。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
从主观方面看，是没有充分发挥广大技术人员的智慧，成套进口的设备，多是部长助理、局长带少数几个技术人员到国外去签定的合同。
某些同志愿意用全套的国外设备，是因为图省事，将来出了问题就往国外一推；
另外就是认为外国的都是好的。

学术研究不能关起门来进行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朱契
自从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在文艺和学术研究方面，已经初步打开了过去沉闷的局面，产生了一种活跃的新气象。
但是，现在虽已到了5月时节，然而春寒犹重。
应该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了，但是百花犹未盛开。
学术界还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出版界还存在着霜冻的现象。
究竟是什么东西障碍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
我认为，在学术研究方面，所以还不能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主要是由于宗派主义在障碍着百家争鸣；
它的危害性，有时还要超过教条主义。
不错，在学术研究方面，最近一些时候也出现一些论争的场面，例如我国历史上奴隶社会时代和封建社会时代的分期问题，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问题；
文学上旧诗和新诗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问题，对于红楼梦人物思想的研究分析问题，对于李后主词的评价问题；
经济学上关于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规律问题；
哲学上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问题，……但是，整个说起来，我们的学术争鸣还是很不够的。
有的争论展开了，但是过早地下了结论；
有的报纸组织了争论，但是过早地收了兵，由权威人士出来讲了话，便草草了事。
在历史科学方面，宗派主义的作风尤为严重。
下面举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3所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本来学术的研究，是不能关起门来进行的；
而史料的搜集，尤其必须走群众路线，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但是历史研究所第3所这几年来，却一直是在关起大门来进行研究的。
不但对于全国研究历史的人们，不肯去主动团结，对于全国散在各处的珍贵史料，不肯去主动地积极地搜集，相反地对于主动前来投稿、前来联系的人们，还要拒人于千里之外。
在1951年冬天，我到安徽的涡阳县参加两次土改，并到涡河的北岸，访问了捻军领袖张乐行的故乡——张老家，深入地调查研究了张乐行、张宗禹的一些事迹，搜集了张家后代保存的家藏文献，访问了张乐行的从曾孙张羹材，并且调查了张氏的两处祖墓和张慰祖墓及张琢的衣冠冢。
回来以后，我根据实地调查所得，写了一篇“捻军领袖张乐行事迹调查记”。
当时罗尔纲先生正在南京编纂太平天国史料，因为捻军起义和太平天国革命有关，我拿去向他请教。
他看了以后，认为调查得很深入详细，有许多材料，是从来不见记载的，值得加以发表，并建议向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历史研究”投稿。
我当时犹疑了一下，认为和“历史研究”向无联系，投去以后未必登载。
罗先生十分热心，又建议由历史研究所第3所派驻南京整理档案的王可风同志介绍投稿。
当由王同志看了一遍，认为应该可以刊载，便代为寄投“历史研究”。
过了四、五个月以后，原稿退回来了，没有加以任何批评，但轻轻写了几个字：
“来稿与本刊体例不合，原稿退还。”
我再投“历史教学”；
“历史教学”回信说：
“尊稿对捻军领袖张乐行和张琢的意见已收到，我刊拟稍加删节，如你同意，即拟设法刊出”。
我只好同意了。
该篇被缩去了一部分，在“历史教学”发表。
事后我接到了该刊转来好几个读者的来信，对这篇文章表示很大的兴趣，并要求更多地介绍张乐行、张琢的事迹。
最后我在光明日报史学副刊上，又补充了一些材料，发表了另一篇关于捻军的文字。
但是“调查记”全文，至今还没有能够完全发表。
与此成一个有趣的对照：
最近却接到了历史研究所第3所的一封信，里面写道：
“我们为了供研究者参考，计划选印同盟会系统的各杂志，现已决定将民报全份影印，正在摄制中。
惟其中二十五、二十六两期缺底封面及广告各页，各处访问迄未借到。
闻你处藏有民报全份，不知所缺各页，在你处能否补全。
又民报附有天讨增刊一册，及三号外一张，现已觅齐，此外不知尚有其他增刊及号外否？”
这一封信，有力地证明搜集资料是非走群众路线不可的。
但是该所过去关门的作风，却不能不使人情绪上有些不平。
我愿意在这里表示：
学术资料应该尽量贡献给学术机关，我准备把全份民报贡献出来，但是也要求学术机关虚心一些，开放大门，走群众路线，才可以把历史研究工作做得更好。
实际上有许多近代史资料，第3所还根本没有看到，也根本没有调查到，必须要联系更广泛的群众，才可以担负起这个重大的任务。
一句话，必须要反对宗派主义，扫除学术研究上的一切障碍，才可以真正做到百家争鸣。

拆墙和留线
——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访问记——
　“党群关系，能像今天我们谈话这样自由，这样没有拘束就好了。”
这是记者就整风问题访问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的时候，陈先生最后说的一句话。
陈先生过去是新月派的诗人，后来虽然改业考古，但诗人的豪迈热情的气质并没有改变。
虽然记者今天访问的题目——“作为一个学者，对这次党内整风有什么要求？”
容易谈得枯燥，陈先生还是生动亲切地讲出了自己的意见。
我们的谈话是在一种同志间谈心的气氛中进行的，说话之间，好像谁都忘了这是一次采访呢！
谈话是先从党群关系的一些问题上开始的。
科学院和考古研究所的党群关系隔膜，这是可以从陈先生的谈话中感觉出来的。
他说：
“我们和院、所的党委或党支部可以说没有什么联系。
机关的党委或党组到底和行政有什么关系，考古所的党组织是一个党支部还是党小组，负责人是谁，我们都不知道。
几年来，除了参加过一次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大会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来往了。”
非党同志可以体现党的领导
陈先生说：
“我们很希望弄清党的领导和个别党员的领导区别在那里。
党应该领导科学，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这恐怕和行政负责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没有关系。
非党员担任行政领导，贯彻党的政策，也可以说是体现了党的领导。
目前好像要体现党的领导，必须是党员，如果一个党员领导同志工作得不好，我们反对他，有人认为这就是反对党的领导。
这样就把个别党员当成了党的代表。
他错了，人家也不能批评他。
事实上像考古所这样技术性较强的部门，如果没有党员专家，让非党员专家来领导也是可以的。
经过这几年的学习，这些非党同志也能掌握党的方针政策。
他举考古通讯为例，这个刊物由非党同志主编。
过去刊物上每发表评论，主编自己不敢决定，必须请党员负责同志看过，恐怕出错误。
其实这位党员负责同志的业务水平不一定比非党同志的主编高多少，这样做是否必要呢？
同时希望经过这次整风，能够对党员领导同志作一次调整。
有些人人地不相宜，有些人兼职过多，有些人是挂名的，都可以考虑调整。
在学术文化部门，党群关系搞不好，有些时候是和这些领导同志安排得不合适有关系。”
保密制度范围太宽
陈先生说：
“党为了保持自身的纯洁，要有一定的保密制度，这是必要的。
我们也不想知道党内的秘密，但过去保密范围似乎太宽了一点，有些业务上的问题，也不大允许非党同志过问。
例如像考古所选派留苏研究生、夏鼐副所长出国参加巴黎汉学家会议这样的事情，也不让我们这些高级研究人员知道，这未免奇怪，当时我曾将这两件事情问过一个党员负责同志，他还嫌我多事。
我说这两件事和我们业务有关，我不能不问。
研究生的程度怎样，我知道；
当时所内选定的三个同志（都是党、团员）程度太低，我提了意见，他们没有采纳，结果还是没有考上。
夏副所长出国，我有工作要交代，为什么不应该知道？
而且这件事所外的同志已经知道了，为什么所内的同志反而不应该知道呢？”
“目前似乎有一种人事汇报制度，你在某个地方讲了一句话，做了一件事，不久首长就会知道，有时首长讲话时就会引用起来。
非党同志的重大活动向上汇报是可以的，但往往连一些琐屑小事也汇报了。
一次我招待外宾，穿了西装没有带领结，也给党团员汇报给机关首长知道了，不久就当面批评。
这样做往往容易听信党团员一面之辞，而且也没有必要。”
人事工作神秘性很大
“机关的人事工作，也弄得神秘性很大。
现在人事工作好像就是党的工作，作人事干部的都是党员，非党同志对人事问题很难过问，这也造成工作中的一些困难。
有时对非党同志不大信任。
一次一个党员负责干部突来找我。
由进门的神气看来，今天来了当然有事。
我问他来意如何，他始终不肯说。
坐了半天，才问我美国有一个‘威尔逊’你了解不了解。
像这样的事，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直接了当的问我呢？
而且这位同志还不懂英文，不给原文名字给我看。
美国的‘威尔逊’等于中国的姓张的一样，何止千万，我知道是谁呢？
其实我们都是爱国的，你直接了当地问我，我一定会尽自己知道的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神秘呢？”
整风的结果要有交代
陈先生说：
“过去搞三反、肃反，对犯错误的同志往往没有个交代，将人家批评了一顿，最后被批评者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下文了。
这样对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是一个疑问。
这次党内整风，希望要有个交代。
大家对某个党员同志提了不少意见，事实怎样应该告诉大家，这可使群众知道自己的意见那些对、那些不对，也可使犯错误的同志知道错误何在。
前几天我在文联开会，遇到一个党员同志，他说目前对放不放的问题自己还有顾虑。
原因是有些领导人，过去说不放是他们，今天说放也是他们。
他们不检查自己，光批评别人。
今天放了，明天他又会批评你不该放呢！
这些领导同志应该自己检查检查，向大家说说自己的体会，不要光批评别人。”
科学院是个衙门
说起官僚主义，陈先生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和考古所的领导都有意见。
陈先生说：
“科学院实际上是一个衙门，层层的领导都是些大大小小的官。
这些人很少和研究人员接触。
举例说：
科学院有一个党员副院长专管社会科学，原来是张稼夫，后来是张劲夫，但不论是张稼夫还是张劲夫；
我们都只在台上见到他们，除此以外别无关系。”
他提醒记者说：
“这次百家争鸣，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鸣得最不好。
别的方面都开会，搞得热热闹闹，就是社会科学方面冷冷清清，社会科学学部也曾经开过一次会讨论，当时会上只有徐炳昶老先生和我并少数二三人发了言，别人都不讲话，会议草草收场。
负责学部的一个党员同志来学部已二年了，连我们这些高级研究人员都不认识，会上我就曾给予批评。
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委员大部分是党员，真正有时间作科学研究的人很少，他们都不是我们选举出来的。
有人说，这里有宗派主义，值得检查。”
“考古所内官僚主义也是不少的。
有些党员领导干部，不大了解下情，也不大到办公室来。
他们喜欢听小报告，有时请你去谈，不是批评，就是训话。
他经常要我们老科学家之间不要闹不团结，但他很少努力于他和我们之间的团结。
某些党员领导同志对一些年老的研究员，不大尊重。
他们年纪大了，很想到各地去看看，总是考虑这考虑那，不让出去。”
把领导人的话当作金科玉律
最后，我们谈到了教条主义的问题。
陈先生说：
“现在似乎出现了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某些人把领导的话当作金科玉律，只是去揣摩和体会领导的意图，不管实际情况。
例如有个领导同志，随便讲了一句话，说李后主的词人民性如何，某些人就据此大做文章。
领导说文字改革要走拼音化方向，就不问具体条件怎样，盲目进行文字改革。
过去戏曲改革时也发生过类似情况。
有个领导同志看了“三岔口”说刘利华应该是好人，第2天的戏台上刘利华变成好汉了。
这样做只会产生不好的结果。”
“有人说党群关系应该拆墙留线，我觉得线也不必留，和踢足球一样，两边的人串来串去多好呢？
不留线，也能分出共产党和群众。”
这就是陈先生的最后要求。
曹孔瑞

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
“我是老清华了，但是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
记者要求钱伟长教授谈谈清华大学内部矛盾的问题，钱先生在电话中说：
“我说的话够多了，人家对我很有意见，还是找旁的教授吧！”
经过记者的一番解释和请求，他同意了。
11日上午，当我踏进照澜院的一间会客室时，钱先生出人意料地这么讲：
“你能有多长时间啊！”
我说：
“不限时间吧。”
话匣子就揭开了。
“高等学校应该主要依靠老教授”
“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是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
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指党的工作）总是比你走得快。”
钱伟长以前是学校的教务长，现在是副校长。
记者就问：
“这是否牵涉到有职、有权、有责的问题呢！”
“当然完全无权也不符事实”他分析了这种值得令人深思的情况。
钱伟长说，党的力量大，一个意图贯彻起来很容易，我们作事就完全不一样。
我只参加了两头工作：
事情还未作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保证执行，姑且称它谓“进口”和“出口”。
究竟其间是怎样讨论的、布置的和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无知了。
他还举校务委员会的例子说，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得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
党内有好多资料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些作教授的掌握情况少，有的看法很可能是片面的，所以有些场合就很难发言。
他说，校务委员会实际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并没有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
“在高等学校究竟依靠谁呢？
应该主要依靠老教授。”
钱伟长以肯定的语气说。
他认为，不仅清华如此，目前全国高等学校对老教授的作用和积极性的估计不足是个普遍、严重的问题。
他说，现在的情况是首先把人分成了两类，对一类人总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先看他的缺点，这样老用“先入为主”的眼光看人，一堵墙就造成了。
清华对老教授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铸工教研组有位青年人订了个学习计划，三年内要解决十二个科学上的重大问题。
计划送给苏联专家看了，结果给专家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因为每个问题如果解决都能够得上博士论文的水平。
我们没有理由去埋怨青年人好高骛远，但是教研组主任是了解情况的，为什么不予过问呢？
唯恐一加干涉就会被人们扣上压制新生力量的帽子。
钱伟长说，在这样的气氛下，如何叫他们能作好领导工作呢？
根据他的说法，清华大多数系和教研组主任没有真正地当家作主，最多也是陷在事务工作里。
他还说，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来就是挂个空名，从未过问系的教学。
而且像这样一位有声望、有才学的教授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是令人悲哀的。
钱伟长猛抽了一口烟问道：
不向有经验、专长的老教授学习，向谁学习呢，再不扭转过来，危机就到了。
“我不赞成蒋校长的说法”
“蒋南翔校长在光明日报上谈到学校领导体制问题时说大概有五种提法，钱先生的意见呢？”
开始，他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提问，却率直地说，我不赞成蒋校长的说法：
“要注意使大家各得其所，要注意发挥老教授的作用，也要注意培养年青教师”。
钱伟长认为这话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全面，实质上这个全面是为片面而服务的。
如果把老教授同青年教授搁在同等地位上，即是不尊重老教授的“老把戏”！
接着，他离开沙发踱来踱去，反转身来问道：
“为什么许多老教授不愿呆在具有悠久历史的学校，而要到科学院去呢？
是单纯地为了研究工作么？
不，近年来学校里一种寂静穆肃的空气实在使人难受极了”。
他举了许多实例说，老教授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一些人，偏让他进教研室当助教，选拔学生出国、教师提级等重大问题也都没有征求过教授们的一点意见，走的尽是党和行政路线。
他说，在苏联，一个教授、教研组主任是受学校和人们莫大的尊敬的。
在苏联作教授的可以任意挑选助教作为他的助手，如果教授认为他的助手不够称职，也可立即除名辞掉，学校当局是十分尊重的。
由此，钱伟长的看法是党的工作要继续加强是不容怀疑的。
在全面依靠老教授的前提下，党主要是加强对教授的教育和领导工作。
而学术、教学上的重要问题应该由老教授来领导，老教授在某门专业上应该站在权威的地位，助教升讲师、讲师升教授也给老教授以绝对的决定性权力。
“空气紧张人情薄”
钱先生越谈越有劲，他对清华大学的内部矛盾问题作了这样的估计：
清华的问题是不少，但与其他学校比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
首先一个客观原因是党的领导较强。
另外还有个原因，他意味深长地说，清华也可说是“子弟学校”，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多，有时候工作搞不通，还可摆出老师的资格来，或者是同学的资格来，这样也稍能解决一些问题。
往事，似乎是值得人们留恋的，钱先生说，过去我们这些教授家里总是有川流不息的人来来往往，所以有些问题不用开会就在无形中解决了。
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绷起脸孔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间的关系不融洽。
他激动地说：
“你要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着怀疑、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试问这样如何教？
又如何学呢？”
他又以“三反”和“肃反”为例说，知识分子改造思想是重要的，但是有些青年人光抓人的缺点，甚至一些私生活中的问题也揭开了，这就使老年人损伤了自尊心。
以后就谨小慎微，一到开会空气就十分紧张，还把自己和人家的发言统统纪录下来，以便有案可查，防备抓小辫子。
钱伟长说，一个有专长的教师总是希望把徒弟培育成才的，犹之乎古人所云“望子成龙”。
过去他向吴有训（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老师学习过。
近年来，自己也培养出一些很有作为的人才。
他说，胡海昌、叶开沅（曾得科学院奖金）的成长不过是四、五年的事，他们学习虚心、积极，我也乐于指导，师生间团结友爱有什么不好呢？
听说有人在批判什么“胡海昌路线”，真不知从何说起。
他还谈起，校外有七、八个青年人没有通过什么组织关系，“走私”来向他学习，成为他的私淑，他也欣然地接受了。
　他还谈到，整个教育思想中要求过高是造成学校空气紧张、师生精神负担沉重的原因。
目前学校里出现了一种令人惊奇的现象，不止一次发生过学生考试得个“四分”竟然会哭闹的事情。
钱伟长说，我们老清华学生功课也不比现在轻松，但学习情绪则是轻松愉快的，有时偶而考试不及格拿个“手枪”也就算了，再从头学起。
他认为工作、学习应该是紧张的，但决不可人为地促成精神上的负担。
“目前学术空气太少了”
作为一个有几十年教学、科学研究经验的老教授，不可能在一些重大的教学问题上没有他自己的看法，对钱教授来说更其如此。
钱伟长说：
“目前学术空气太少了。”
他对“先教学后科研”的提法是有意见的。
过去教学质量不高，老是强调教学法、备课等技术性问题，也是不对的。
他说，质量的关键问题在于教师通过科学研究在学术水平上的不断提高。
说到这里，他去拿了一本剪报给记者看，上面是他在人民日报上几次发表过的意见，但是并未获得领导重视。
钱伟长还与记者谈到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几个月前他先后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有关培养目标的文章。
不久就听到领导上说他的文章在学生中引起了不良的影响，动摇了大家的学习情绪，说是要组织大伙讨论讨论。
他笑着说，名曰“讨论”，其实是要“批判”。
领导上认为，他的文章引起了：
一、否定了向苏联学习，二、怀疑社会主义教学成果，三、使学生思想混乱等等不良后果。
因之，把原来的问题性质转化了。
钱伟长说，我还是要谈我的看法。
我反对大学毕业生就是工程师的提法，大学学习不过是打下个基础，真正的学习是从生产实际中开始的。
有些专业知识可以通过生产实践获得的就该精简，以充实基本训练。
他说，我的看法也不可能百分之一百是对的，但也可以展开讨论或实验。
十多年前，原子能同位素——铀的分离方法共有七种之多，谁也不服谁，结果各走各的道路，大家都获得成功了。
所以自然科学不争鸣，是不会发展的。
他还说，在苏联一个高等学校也有两个名词相同的专业，由两派学者用各自认为最有效的不同方法来培养。
所以，他说我们也不必强求机械统一，在专业设置上，甚至各个学校的管理上都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尝试，也可能都行得通，也可能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这样就可以去芜存精、吸取经验了。
谈话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最后钱伟长向记者表示，中央整风的指示是及时的，过去意见憋得太久太多了，所以不得不用运动方式大规模地搞一下，他希望从这次轰轰烈烈的运动以后，能够转入经常化。
具体以清华而言，他认为领导上对放的政策是肯定的，但是现在的状况还不是放得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基本上还没有放出来！
新华社记者　朱继功

高级研究人员张达钧等人提出批评
“科学院不像个学术研究机关”
本报讯
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在16日下午三时，邀请社会科学各研究所高级研究人员，座谈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在会上发言的有研究员张达钧、陈梦家、余元盦、张遵骝、徐炳昶、黄文弼等人。
他们分别就科学院和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等问题提出批评。
不少发言者认为，科学院不像一个学术研究机关，而像一个衙门。
科学院行政机构臃肿，行政人员超过研究人员一倍，这是领导工作中官僚主义的根源。
余元盦先生说，科学院有六个局，汽车很多。
但领导工作的重点不在学术领导，而在安排干部。
科学院作工作总结时，不是总结每年研究的成果，而是说今年又添了多少人，设了多少所。
实际上好多所还是空架子，研究人员不多。
由于行政人员过多，就减少了科学研究经费的开支，使宿舍分配、图书购置等都受到影响。
因此他建议大力削减行政机构。
发言者对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工作提出批评。
张达钧先生说，学部成立两年来，很少派人深入各研究所了解情况。
黄文弼先生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只有六十多人，这和全国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情况不相适应。
而且这六十多人中好多人是兼职，专心作研究的不多。
学部委员的名额的分配，也没有照顾全国各个地区，有的地区如西北、东北人数太少。
这一切使学部不能很好的担负领导工作。
张遵骝先生说，科学院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重视不够，在人力配备上也不如其他大学。
例如历史一、二所补充研究人员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因此有些国外的学术活动，科学院参加不了，反而要组织大学的力量去参加。
在提到党群关系时，陈梦家先生说科学院的党群关系比较隔膜，有些党员负责干部只强调非党研究人员的团结，而不注意党群间的团结，目前党群关系间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
他还批评了考古所领导对老的研究人员信任不够的现象。
黄文弼先生也认为应该多尊重老研究人员，只有彼此信赖，才会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此外，余元盦先生还提到他认为目前历史研究所分为一、二、三所的作法不太合适。
这样对调配研究人员，分配图书经费都有困难，同时这三个所研究的都是中国历史，有共同的性质，需要相互联系。
他建议，将三个所统一调度。
他又批评目前科学院有重理轻文的现象，这表现在图书经费的分配上文科方面的经费太少，这几年来只依靠旧有的藏书，新买的书不多。
他希望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设立社会科学图书馆。
张遵骝先生提到清华大学改为工科大学以后，该校所有旧清华所藏文科书籍，不肯交给其他研究机关，反而还大量采购文科书籍，他认为这是本位主义的现象。
有些同志还批评了科学院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行动迟缓的现象。
会议在六时结束，以后还将继续举行。

去看“三毛学生意”李健吾
万一你去上海的话，领略沪地风光，听我的建议，公余之暇，不妨去看一回大众滑稽剧团的“三毛学生意”。
怕的是一连排几次队也买不到票。
不过像你这样一位官僚主义者，多排几次队，再像中了头彩似地，走进“虹口戏院”那样一个社会角落，和“低级”趣味的观众坐在硬凳子上开怀大笑，你会觉得要比请假休养有作用多了。
布幕拉开了，浅浅的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小码头，旅客们下船又上岸，上岸又各奔前程，便见旧时代的两个黄包车夫抢生意，抢到赌气做赔钱生意，而你就从这时候起，一直笑到出场。
可是有些地方，你要哭好半天哩。
哭又哭不出来，那股子劲头儿可难受啦。
顶要命的时候，是你正要哭，偏又要笑，两下里一“矛盾”，于是一边流眼泪，一边嘴张开了笑不合拢，舌头上咸咸的（不是盐水，是眼泪水），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幸而观众不看自己，否则真会错以为文彬彬同志演三毛的面部造型演到自己的脸上了呢。
文彬彬同志什么都好，就是几只金牙镶坏了。
早知今日演苦人儿三毛，你后悔当初不该把假牙镶成金的。
你和演理发师的刘侠声同志，还有演理发师老板娘的夏静同志那场长戏，我说什么也忘记不了。
有谁见过理发师打学徒吗？
去欣赏欣赏三毛把自己的屁股歪斜放在转椅上等打的“绝”戏罢。
那可真是就连喜剧大师莫里哀也没有想到。
有时候演员把戏演俗气了，那也太是意料之中的事。
“高雅”社会原来就没有他们的份。
他们在戏里夹上一些地方小调唱唱，也不足为怪。
契诃夫爱看的“渥德维耳”（一种野生野长的法国滑稽戏），就是这样的。
何况这种滑稽戏是在上海市民圈子里长大的。
据说滑稽戏的前身就是文明戏，文明戏的前身就是早期话剧。
我不太清楚这个传统。
只是据闻（所以概不负责）这些滑稽戏前不久在上海举行过一次会演，一位苏联戏剧专家看过以后，像我平日一样天真，大声嚷嚷，“原来你们的话剧好演员都在这儿呀！”
一个事实却是，还有一个滑稽剧团把莫里哀的“达尔杜弗”改成沪地风光的“活菩萨”，在上海连演了两三年，如今还要连演下去。
我把这话告诉了法国著名的舞台演员费利浦，他又喜又惊，直怪洛瓦（一位来过中国的法国作家）写了一本大书介绍新中国，怎么就不提起这叫法国人听了兴奋的“大”事。
我扯远了。
你不可能看上海所有的滑稽戏（个别演员还停留在自我表现和媚俗阶段，戏有时候也欠健康），就挑一出“三毛学生意”看，寻寻乐儿也好。
你不会抱怨白排队的，除非你这人太难伺候。

——你看我导演的京剧有点像“芭蕾舞”了吗？
——像，像极了，像得竟不像京剧了。
李滨声

春夜梅阡
05月的夜风，飘着道边槐花的清芬，轻轻地吹拂着路人的面颊与发鬓，吹拂着人们的胸襟，温柔的慰抚，有如慈母的双手。
时间是12日的午夜，一点钟。
周恩来总理招待泰国艺术团的晚会结束了。
周总理送走了晚会的客人们，又回来，和几个青年演员们围在一起，谈得很热烈。
忽然，他望了望酒阑人散的会场，转身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刘华和狄辛说：
“你们住在哪里？”
“剧院的宿舍，在史家胡同。”
“远吗？”
“不太远。
我们每天排戏都是走来走去。
只要十五分钟。”
“走吧，到你们的宿舍去。”
周总理含笑地说：
“去看看。”
演员们一下子都楞住了。
不知怎么来接待这位尊贵的客人，不知怎样来表示内心的激动和欢迎的心情，又考虑，时间很晚了，总理的身体不太累吗？
正在踌躇，周总理却迈步领先走下了楼梯。
在首都剧场的大门口，汽车开过来了。
总理却摆了摆手，问演员们：
“你们怎么走？”
“我们走着回去，您上车吧！”
有个演员抢着说。
“不，我陪你们一道走吧！”
“不，我们每天走惯了，好像是锻炼身体。”
“我也锻炼锻炼，散散步。
走吧！”
这样，在午夜里，静悄悄的马路上出现了一群人，年青的演员们簇拥着一个心地更加年青的人。
他们像一家人，父亲和儿女们。
一边走，一边亲切地说笑，谈工作，谈演戏，谈生活，也谈到怎样开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习问题。
大家压低着声音，怕惊吵了夜归的行人。
——在这一群人的后面，远远地尾随着一辆空空的汽车。
05月的夜风，飘着路边槐花的清芬，温煦地吹拂着每个青年人的心。
在宿舍里，演员们并没有完全入睡。
有的在灯下阅读剧本，准备着明天要排的戏：
是“北京人”里的愫芳，是“布谷鸟又叫了”里的萧甲，或是“名优之死”里的云仙……有的刚刚散戏归来，丢开方才扮演的四凤或是繁漪，点一支烟，坐下来闭目凝神，想把激动的心情宁静下来，准备入睡。
当周总理轻轻地敲开他们的房门，有的从床上跳起，有的从灯下抬起头来，但，差不多都是同样惊诧的神情，嗫嚅地说：
“没想到……是您！”
最有趣的是林连琨，坐在床上，睁大了蒙矓的睡眼，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引得大家发笑。
他事后向人说：
“我实在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以为是在作梦呢！”
在谈话中，周总理非常关心剧院企业化的问题。
说：
“你们要好好考虑一下：
为什么你们常常客满，还不能企业化，而有些民营剧团，虽然上座率差些，却能自给自足呢？”
没有人马上回答。
但每个人心里都在盘算着一笔账。
终于还是周总理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你们全体二百四十多人，八十个演员，七十多个舞台工作人员，剩下的大概就是所谓行政人员了吧，是不是行政人员的比例太大了呢？
剧院不要机关化。
希望你们把编制名单送一份给我看一看。”
周总理走进了剧院新盖的排练所，它像个可容四、五百人的小型剧场一样，空阔的舞台，油漆的地板，暖气的装备……周总理连连赞叹地说：
“太好了，太好了！”
有位剧场经理，站在旁边得意地说：
“在剧院后面，我们还在盖着两个更大的排演场呢。”
“是啊，怪不得魏喜奎她们有意见了！
他们很艰苦，连排戏的地方也没有，你们的排演场比她们演出的剧场还要讲究些。”
总理继续说：
“你们是否很好地利用了呢？
你们空闲的时候，应该借给她们用，帮助她们，她们会感激的，你们要作一些团结的工作。”
有人也提到了国家剧团和民营剧团的演员收入不平衡的问题，在戏曲界里，差别更大，这是不公平的。
周总理表示应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国家还很穷，都往上提，没有那个力量，是不是高的应该向低的看齐一些呢？
演员的生活，也不要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太悬殊了。
当周总理知道1953年从师大戏剧系毕业的青年演员王洪韬，每月工资七十多块钱的时候，就笑了笑，说：
“是不是太多一些了？”
　“你们年青人，今天的条件太好了，什么都给你们准备下了，比起你们的前一代人来，你们很幸福，他们吃了很多苦。
你大学毕业，可我还只是中学毕业呢。
你们也应该多吃些苦，受一些艰苦的锻炼。”
周总理说着，顺手指指室内的一盆花：
“温室里的花草是经不起风雨的！
你们将来还要建设共产主义，为着你们的下一代，你们要经受一些艰苦的锻炼！……”
这些话，他讲时是十分亲切而严肃的。
大家都静了下来，深深体味着。
在这些话里包涵着多大的期望与多大的鞭策呀！
深夜两点了，周总理悄悄地离开了剧院，但他的声音和笑貌却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心里。
是的，有的人久久地凝视着地上放的那一盆花，那是一盆秋海棠，花开的挺鲜艳，但显得多么娇嫩柔弱呀。
有的人推开了窗子，窗外吹来的是温煦的春风，但也带有一些沁人的凉意，使人更清醒地思考着一些问题。
许多人经历了一个并不宁静的春夜。

编辑忆旧
——关于世界短篇小说大系赵家璧
关于俄国与苏联两集，当时对书名意见既有不同，合出、分出也莫衷一是。
耿济之先生来信提出可用俄国短篇小说集总称而分甲集旧俄之部、乙集新俄之部；
当时的文化界确有称苏联为新俄的，但有人反对这样做。
这个争论还是茅盾先生帮助我们解决了。
他在1937年06月07日的信上说：
“兹先答尊询新俄旧俄之争。
鄙
意革命前作品为一册，可称旧俄；
或径名“俄国”亦无不可。
至于革
命后作品，以用苏联为妥，盖苏联
为正式国名之缩写，就是USSR
也。
新俄二字决不宜用为书名。
鄙
意书可分二册，一、俄国，二、苏
联。……俄国二字代表以前，苏联
二字代表以后，俄上无须加形容字。”
那时耿济之先生正在苏联使馆工作，我们认为他在国外搜集新资料比较方便，原议约他编选“苏联集”，而约曹靖华先生编“俄国集”。
但是曹靖华先生1936年11月29日来信说：
“最好是我与耿先生对换。
我看耿先生很爱旧俄东西，而我则酷爱新俄东西，我对旧东西实在感觉不到兴趣，不然是吃力不讨好。”
结果两人就相互对调了。
1939年济之从国外回来，蛰居上海，在无意中他告诉我他早在苏联时已把“俄国集”全部编成了。
他说现在显然已成了无用之物。
那时我除了向他抱歉外，又有什么话可说呢？
1947年晨光出版公司成立后，最先出版了他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全译本，也作为对他的一种赎罪，因为1942年“良友”只替他出了上半部，可是也没有给他自己所看见。
郑振铎先生在这本书的序文中说：
“第1部方才印出，太平洋战争便爆发了，良友公司被迫停业，印好的书也全部失散了。
他最后一次离开上海而到东北去时，还念念不忘于这部书的运命，现在赵家璧先生竟毅然的把她全部一次出版，而他自己已经不及见了。”
耿济之先生死于1946年，虽不及见“卡拉马助夫兄弟们”的出版，但书毕竟送到了万千读者的手中。
真正使我抱憾的倒是他那部已编好的“俄国集”，我连看都不敢向他要来看，不知道他的遗族是否还为他保存着。
我因而想到望舒和鲁彦的作品，尤其是当时新译的十几篇东西，虽已在生前交给了我，却在我书橱中被埋没了二十年。
其他几位编选人，又哪个不曾为它多多少少付出了无代价的劳动呢？
今天广大读者急需资料性的读物。
“中国新文学大系”之类的书旧书店索价奇昂；
“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的编辑计划，有关出版社如加以适当地修改重订，也许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题。
（续完）

踏平“出息”关
谢逸
这几年，中小学生从学校毕业出来，总得颇为费劲地去闯“出息”关，前年如此，去年如此，今年还是如此。
在学校里，课堂中，老师们讲社会主义建设，说徐建春劳动生产的故事，许多孩子朝气勃勃，磨拳擦掌，早就为祖国许下了光辉的宏愿。
但回到家中，一跨进门槛，便碰到父母兄嫂的冷冰冰的脸孔：
“扛锄头，挑大粪，真没出息！”
而亲友邻里，也从旁泼来一瓢冷水：
“喏，人家×××，没读过什么书，倒当了干部哩，真有本领。”
这关虽不是“一夫当关，万夫难破”，但因为把关的都是家长亲友和邻里，确也增加了孩子们闯关的困难。
直到现在为止，认为“干部高人一等”，比工人农民有 “出息”，有“本领”，仍成为一种顽强的舆论。
如果详细想一想，干部既不种田，又不会盖屋子，怎么说是有“出息”有“本领”呢？
姑且来这么一个假设，比如：
农民一年不种田，工人三年不纺纱织布，我看，干部就都要饿死冻死，如此这般，又怎能说是“高人一等”，究竟“出息”在哪里？
“本领”在哪厢？
道理并不深奥，任何人都可以想得出来，可就是不去想。
说干部不怎么有“出息”和有“本领”，乍看起来好像是偏了一些，其实并不很偏。
工人农民是直接参加生产的人，干部只不过是组织者，是间接参加生产的，假如不要间接，什么都来个直接，有些事，确是也直接不了的，干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起着不小的作用，这不容否认。
将干部和工人农民对立起来看待也不见得很恰当。
但工人农民和干部，究竟谁个为主呢？
这也是浅明得很的事。
但偏有人爱头朝地下脚朝天地去看，凡事一倒调来看，主次不分，轻重不明，就很难看得清楚。
结果，将最有出息最有本领的工人和农民，看成了没有“出息”没有“本领”。
有两种假象，常常蒙住了人们的眼睛：
假象一：
好似干部有权有势，可以命令工人农民：
“你们要这么做，那么搞。”
其实，这命令，只不过是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传达下去而已。
说穿来，干部不过做群众的传声筒、服务员而已，何来的权？
哪来的势？
这又怎能算得是“高人一等”？
自然，也有个别干部真地认为自己有权有势滥用职权，胡作非为，但这总是“好”景不常，终会给大家摔下台去的。
假象二：
有个别干部孩子上学上街，有漂亮的小轿车，父母兄嫂也都沾了光，住洋房，坐汽车，大有“一子得道，全家升天”之概。
但新社会是不容许这类现象存在的，大家不容许，它就无法长存，过去一度存在的这种事实，慷人民之慨，博一己之舒适，这不是有“出息”，却是最没有“出息”的。
“出息”这一词儿，是从哪儿来的？
我没有考据过。
顾名思义，所谓“息”，大概指的就是“利息”吧。
付一笔钱出去，又收一笔更多的钱回来，似乎就叫做“出息”，否则就是没有“出息”。
有些父母，付一笔钱供给子女读书，仍是想子女将来升官发财，又能荣宗耀祖，又能捞回更大的一笔钱；
否则就骂他没有“出息”。
这里，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钱和钱的关系，这是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念头，这念头是可怕的，也是可耻的。
“出息”关，历经风吹雨打，该已是崩毁的时候了，只要青年们勇猛地去闯，只要家长邻里们不当关把守，而老幼合力，是可以将它踏为平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