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福建省委大力开展整风运动
分批集中县委第1书记进行学习
据新华社福州14日电
中共福建省委采用分批集中县委第1书记学习的办法，来大力贯彻中央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
到11日止，全省各县（市）第1书记和宣传部长等负责干部两百多人，已先后受过一个星期的集中学习训练。
第1批集中学习的晋江、龙溪和龙岩等地区的县委第1书记、宣传部长等一百四十多人已经回到各地，由县委第1书记亲自动手，订出各县整风运动规划，并且向人民群众大力进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宣传教育。
中共福建省委从3月下旬起到4月中旬止，曾先后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和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传达和讨论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
但是各县负责干部忙于当前生产，对于这个报告的学习讨论和传达工作，大都迟迟未能开展或开展不够有力。
中共福建省委发现了这种现象以后，就采取这种集中学习的方式，由省委第1书记叶飞等向他们作学习报告和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中央国家机关四十七个单位订出整风计划
深入学习文件　广泛揭露矛盾
新华社15日讯
新华社记者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获悉：
到昨天为止，中央国家机关六十三个单位中，已有四十七个单位制定出了整风运动的规划，三十九个单位的党组负责同志已经向全体党员和党外干部作了整风动员报告。
目前许多单位一面深入学习整风文件，一面正召开党内外各种座谈会，放手发扬民主，鼓励批评，以摸清情况，揭发矛盾。
已经制定出来的四十七个单位的整风规划表明：
能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结合本单位具体情况，在规划中比较具体地提出了要着重解决的主要矛盾的单位，占少数；
由于对本单位存在的主要矛盾摸得还不够清楚，规划中关于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提得比较一般的单位，占多数；
虽经多次研究，但对情况了解还很不深不透，因而把整风规划订得过分笼统的单位，也占少数。
许多单位都准备在今后进一步摸清情况，找矛盾，使得整风重点逐渐明确。
在制定整风规划中，不少单位碰到这样的问题：
整风运动先解决本部门工作中有关全国性的大政方针问题呢，还是先解决领导机关内部的思想作风方面的主要矛盾呢？
有人认为必须首先解决前一个问题，因为这是中央国家机关整风运动的关键性问题。
但是更多的人认为不能这样机械规定，虽然前一个问题是带有关键性的，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思想作风上的缺点不克服，也是不可能解决全国性的大政方针问题的。
因此，整风首先解决那个问题，应由各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决定，那个问题急需解决，就从那个问题入手。
许多单位都认为：
整风运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因此在运动中，特别是运动开始时，深入学习整风文件，以消除顾虑，增强信心，是必要的。
但学习整风文件不能机械地孤立地进行。
在学习文件的同时，必须注意联系实际，特别是必须放手发扬民主，鼓励批评，让广大党内外干部大胆地“鸣”、“放”揭发各种矛盾。
最近期间，科学院、邮电部、电力部、城市服务部等许多单位，都在学习文件的同时，有计划地召开了有科学家、民主人士和工程技术人员等参加的党内外各种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
凡是党员负责干部能放手鼓励批评的单位，广大党外人士大都能畅所欲言，积极而又热诚的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
电力部二十多个工程技术人员，在座谈会上畅谈党、群关系，提出了许多值得共产党重视和深思的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的党外人士向党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使许多党员大吃一惊，感到问题严重，对整风运动很有帮助。
目前还有个别单位的领导同志，不敢放手发扬民主、鼓励批评，不从实际出发，不走群众路线，只由少数领导人关起门来摸索主要矛盾，要群众孤立地学习文件，不让联系实际、揭露矛盾，结果，群众意见很多，主要矛盾也没有找出来。
有些同志认为，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座谈会，批评党的缺点，是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的重要方法。
这种会议，不仅部一级可以召开，司局一级和司局以下各单位都可召开。
另外，还可以用同党外朋友三五交谈、个别谈心和访问的办法来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

印度尼西亚人民青年团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15日讯
应邀参加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印度尼西亚人民青年团代表团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代表团团长是印度尼西亚人民青年团第1副总书记库哈默德·华特汉。

在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
新华社15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全文如下：
亲爱的代表同志们：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从1949年成立以来，到这次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已经八年了。
这八年当中，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我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积极参加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青年团在自己的工作中，表现得不愧为祖国的优秀儿女的旗帜，不愧为党在各个战线上的有力的助手。
现在，我们的祖国，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青年运动也将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作为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的一项标志，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将要在现在召开的第3次代表大会上，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你们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用共产主义青年团来作为我们这支青年先进队伍的名称，不只是给全体青年团员带来了巨大的光荣，而且，也在中国青年的肩上放上了更为繁重的任务。
这个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团结全体青年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以便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长时期的任务。
这个任务绝不比过去的革命任务来得容易和轻松一些。
必须了解，我们国家原来的经济落后，广大人民的生活还是贫苦的，而帝国主义还在包围着我们，我们的困难还是很多的。
我们如果不能把全国人民都团结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最充分地发挥起来，克勤克俭，艰苦奋斗，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在这个艰巨的任务面前，我们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一定要以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忱，同党一起站在这个伟大斗争的最前列，密切联系全体人民群众和青年群众，在不同的岗位上进行长时期的艰苦的奋斗。
同志们，为了创造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没有极艰苦的劳动，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参加劳动，特别要积极参加工农业生产的体力劳动，因为体力劳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最大多数人民都要担负的光荣义务。
轻视体力劳动的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是我们的新社会前进的障碍物。
我们的青年团员要不愧成为共产主义的先进战士，就一定要向轻视劳动、特别是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作斗争，而且要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带动广大青年群众投身到体力劳动的战线上去。
我们要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战线上一支值得人民信任的突击力量。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里向工农业生产战线上的全体青年男女表示敬意。
他们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急先锋、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创造者。
我们希望他们用更大的努力增产节约，希望他们更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我们希望全国的青年学生努力学习，积极准备参加建设祖国的生产劳动，首先是体力劳动。
从事脑力劳动的青年，也应该经过一段时间的体力劳动，这对于他们的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发展是必要的。
青年团的干部如果没有必要脱离生产，就应该不脱离生产；
如果是必须脱离生产的，也应该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体力劳动，这对于联系群众和锻炼自己，都有很大的利益。
为了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全体团员，就需要不断地努力学习。
我们要结合建设祖国的实践，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克服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其他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
我们要努力学习各种劳动的本领，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
青年团员必须带动广大青年，尊敬年长的一代，从他们那里学会各种有用的本领。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助手，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还必须学会怎样把最广大青年群众团结起来一道前进。
我们不只是要善于团结先进的青年，而且，还要善于把一切爱国的青年、包括还不赞成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爱国青年，都团结起来，共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
共产主义青年团应该克服自己队伍中任何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的倾向，努力使自己成为中国全体爱国青年的知心朋友和核心力量。
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特别提倡谦虚，反对骄傲自大，就要要求每一个青年团员努力去帮助别人，而不要怕自己吃亏。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同志们，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虽然是十分艰巨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深信，青年团员和中国全体青年必然能够克服自己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光荣任务。
这是因为，中国青年不仅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爱国人士的关怀，而且有自己的光荣的革命传统。
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斗争和近年来的建设工作中，中国青年已经有了良好的表现。
他们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吃苦，热爱劳动，遵守纪律。
我们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不仅要把这个光荣传统继承下来，而且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它大大地加以发扬。
应该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的顺利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一代，是朝气勃勃的，但是也有弱点。
这就是他们中间不少人往往把事情看得很容易，往往害怕困难，不愿吃苦耐劳，或者在改善物质条件方面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
但是，这不能责备青年，而在于党和团对他们的工作还做得不充分。
只要我们在今后进一步改善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把国家的真实情况和达到美好的将来的必由之路清楚地告诉他们，在全体青年中间发扬艰苦奋斗的正气，反对自私自利的歪风，并且努力纠正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帮助广大的青年自觉地克服自己的弱点，勇敢地、愉快地迎接自己的战斗任务。
同志们，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在这个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中，青年团员的模范行动和创造精神将起重大的作用。
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史上写下青年们的光辉的一页，我们就一定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戒骄戒躁，克勤克俭，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用艰苦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
我们要学习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经验，我们要学习世界各国人民的长处。
我们要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我们要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团结在一起。
用艰苦的劳动建设我们的祖国！
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科学和文化！
全中国的青年大团结万岁！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青年大团结万岁！

维约普拉诺托大使在京举行宴会
欢迎印度尼西亚军事代表团
新华社15日讯
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今晚八时设宴欢迎以加托特苏布罗托少将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访华代表团全体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陈赓大将、李克农上将、李达上将、萧华上将、甘泗淇上将、洪学智上将、杨成武上将、陈士榘上将、傅秋涛上将、萧向荣中将等人出席了宴会。
维约普拉诺托大使在宴会上首先讲话，他说印度尼西亚派出这样大的军事代表团到友好国家访问在历史上还是第1次。
他希望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访华代表团的访问能够进一步加强去年苏加诺总统访问中国时架起来的友谊桥梁。
彭德怀元帅在宴会上致词祝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繁荣强盛。
并建议为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难以忘记的苏加诺总统的健康干杯。

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到达北京
据新华社15日讯
由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主席、众议院反对派领袖纳·马·佩雷拉率领的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代表团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来中国访问的。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和副会长、秘书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外交部负责人和代表。
锡兰驻中国大使佩雷拉也到机场欢迎。
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名单团长　纳那亚卡腊·马尔廷·佩雷拉　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主席、议员团员　罗伯特·古涅瓦德尼　议员（正在苏联访问，将于最近前来中国）
伯纳德·梭沙　议员德·格·威廉　锡兰劳工
联合会总书记
赫·德·亚历山大　锡兰
港口工人工会书记

阿议会代表团访武汉后去广州
据新华社武汉15日电
以马尔科主席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代表团今天上午九时由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程子华陪同下乘专机离开武汉前往广州。
代表团是昨天中午来到这个新兴的工业城市——武汉的。
在武汉期间，马尔科主席和代表团的成员在湖北省、武汉市党和政府领导人的陪同下，在合龙不久的武汉长江大桥上漫步参观，受到了正在紧张建桥的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贵宾们对大桥桥墩施工方法很感兴趣，并盛赞工程的进展速度。
贵宾们还为长江大桥工程题了词。
贵宾们还驱车游览了武汉市市容，参观了中山公园。
昨天晚上，湖北省副省长陈一新举行宴会，欢迎贵宾。

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本报15日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15日下午在北京政协礼堂隆重开幕。
这次大会标志着我国青年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一千四百九十四人，他们代表着全国二千三百万青年团员。
今天，他们在大会开幕前一小时就兴高采烈地来到了政协礼堂。
会场内洋溢着一片青春的气氛，来自全国各个战线的优秀青年代表见面欢叙，到处是笑声，到处是满面春风的笑容。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政治局委员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康生，书记处书记王稼祥、李雪峰，候补书记杨尚昆以及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
当他们走上大会主席台的时候，全体代表起立，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响遍全场。
下午三时正，大会主席团首先走上了主席台；
接着，应邀列席这次大会的苏联、越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意大利、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法国、南斯拉夫、蒙古、英国、日本等十五个国家的兄弟青年组织的代表走上了主席台。
这时，热烈的掌声把台上和台下连成了一片。
大会在国歌声中开幕。
大会主席廖承志宣读了开幕词。
廖承志指出这次大会的任务是：
团结全国青年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
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劳动、学习、团结”就是我国青年的战斗口号。
廖承志号召青年团员和青年们摒弃轻视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的旧观念，立志作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要学习共产主义思想，继承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前辈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
号召青年团把全国青年不分信仰、不分出身、不分民族，紧密地团结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前进。
廖承志在讲话中，代表全国青年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为中国青年指引了正确的方向，感谢党和毛主席始终关怀着青年们的成长。
他说，让我们热烈地向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向毛主席，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这时，代表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呼 “毛主席万岁”。
廖承志又对参加这次大会的我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领导人以及来自各个国家的兄弟青年组织代表团，表示热烈的欢迎。
全场再一次起立，热烈鼓掌。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祝词。
他在祝词中指出：
“现在，我们的祖国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青年运动也将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作为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的一项标志，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将要在现在召开的第3次代表大会上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你们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在邓小平同志致词结束后，全体起立鼓掌。
廖承志激动地说：
“我们感激中共中央的祝贺，我们代表二千三百万青年团员向党和毛主席保证，中国青年将按照党所指出的方向，永远前进。”
全体代表用有力的掌声表示了这个意愿。
接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蔡廷锴、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相继致祝词。
蔡廷锴在祝词中希望青年团员进一步加强学习，努力工作，锻炼体魄，做到毛主席所指示的三个“好”，准备着做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青年战士。
章伯钧对青年团员提出三个希望：
一是 “学”。
很好地学习，向前辈学习，向共产党学习，向社会上的一切长处学习，向苏联、向国际上的一切先进的于人民有利的经验学习。
尤其重要的是：
好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政治思想水平。
二是“做”。
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发扬青年们朝气蓬勃的积极性，发扬优良的革命历史传统，努力工作。
三是帮助别人。
青年团员要积极大胆揭发一切不良现象，批评缺点。
他欢迎青年团对民主党派的工作进行批评和监督。
胡子昂在祝词中指出，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子弟大约有二百万左右。
在他们当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参加了青年团。
他们在团的教育和培养之下，政治觉悟大大提高，终于毅然决然地背叛了资产阶级，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今天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好儿女。
他又指出，几年以来，涌现出很多子劝其父，弟劝其兄的生动事例，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无论如何想像不到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青年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伟大的贡献。
这些发言都得到了热烈的反应，发言时为掌声所打断。
开幕式后，胡耀邦代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2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团结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报告（见第2、三版）。
在大会开始前和休息时间，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会见了大会主席团，作了亲切的交谈。
在开幕式结束时，毛主席和各国青年组织的代表们一一握手致意。
大会将于16日下午继续举行。
（附图片）
在大会主席台上，前排自右至左：
邓小平、陈云、董必武、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毛泽东、廖承志、胡耀邦。
本报记者　高粮摄

团结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2届中央委员会向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胡耀邦同志们：
这次大会是在我国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之下召开的。
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将要总结几年来的工作，确定今后的任务，并且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现在，我代表青年团第2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提出报告。
一、祖国历史的新阶段和青年团发展的新阶段
从1953年召开团的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已经四年了。
在四年以前，放在我国人民面前的曾经有两个任务，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
现在，第1个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现在我国的情况是，在一亿二千万农户中，已经有一亿一千六百七十四万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占农户总数的96.1％以上；
参加各种不同形式生产合作组织的个体手工业者，已经达到个体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0％以上；
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基本上结束了我国历史上人剥削人的制度，基本上结束了我国历史上大规模阶级斗争的整个时代。
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从1953年开始的第1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现在距离计划完成的期间还有七个多月，但是除了个别项目外，绝大部分的任务已经提前超额完成了。
拿1956年的年产量同1949年相比，在工业方面，钢从十五万八千吨增加到四百四十六万吨，煤从三千一百万吨增加到一亿零六百万吨，原油从十二万二千吨增加到一百一十六万吨，电力从三十四亿度增加到一百六十六亿度；
在农业方面，粮食从二千一百六十二亿斤增加到三千六百六十亿斤，棉花从八百八十九万担增加到二千八百八十万担。
我们祖国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激起了我国青年的高涨的爱国热情。
他们以能够亲身参加这个伟大的变革而感到自豪。
在过去几年中，我国青年积极地参加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青年农民和青年手工业工人走在合作化运动的前列。
私营工商业者家庭中的青年，在推动自己的家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也做了不少的工作。
为着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我国青年已经掀起了巨大的劳动热潮和学习热潮。
他们在国家建设的各个岗位上，成为一支积极的突击力量。
我们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豪言壮语：
“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去”。
为着找寻祖国的地下资源和建设祖国边疆，许多青年勇敢地经历着千辛万苦。
为着把劳动生产率提得更高，许多青年不断地摸索着革新技术的途径。
为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农村青年积极地参加了爱国丰产运动；
许多青年从城市回到了乡村，立志献身于农业劳动。
广大的青年学生形成了刻苦学习，服从国家分配的好风气。
在光荣的人民解放军中的青年指战员们，日夜警惕地守卫着祖国的边防和海防，保卫着我国人民的和平劳动，保卫着我们祖国的领土的完整。
我国青年的这种进步，当然不是偶然的。
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和教育，如果没有党所艰苦缔造的社会条件，我国青年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地健康成长。
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像我们这样能够享受着全社会的关怀和爱抚。
我们热烈地感谢我们的党，感谢我们最敬爱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给了全国的青年一代以巨大的鼓舞。
在党的关怀和支持下，我们青年团的工作也得到了成绩。
根据党中央指示的既要服从党的中心任务、又要根据青年特点建立独立工作的方针，几年来，我们全国团的组织在广大青年中展开了多方面的活动。
适应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在广大的青年中间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
1953年，我们根据当时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向青年广泛地进行了划清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教育，批判了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批判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坚定了我国青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1954年，我们又在广大青年中，首先是在知识青年中，广泛地进行了劳动教育，批判了轻视农业劳动和其他体力劳动、忽视劳动纪律的错误思想。
1955年，我们着重在城市青年中进行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批判了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抵制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1956年底，我们在全国青年中进行了继承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的教育，这种教育帮助了青年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当前国家的困难，帮助了他们正确地理解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关系。
为了发挥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各地团委用了很大的力量通过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去教育青年，通过积极分子会议来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和传播他们的先进思想。
在团的支持下，各地青年群众在劳动竞赛当中，创造了许多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组织形式，像青年突击队、青年监督岗，农业方面的青年生产队，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中的先进班、组等。
为了解决增产关键和突破生产上的薄弱环节，许多地方团的组织还按照青年的特点去选择青年的 “突击方向”，开展了“节约钢材、木材、水泥三大材料”活动，回收废钢废铁运动，绿化祖国的植树造林运动，千车万担的积肥运动，以及人工玉米授粉活动等等，这些活动也都有助于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发挥。
提高文化科学和技术水平，是青年的迫切愿望，也是国家对于青年的要求。
几年来，各地团的组织在协助党和政府扫除文盲的工作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单是去年一年，就在农村扫除了五百三十万青年文盲。
随着经济建设事业的开展，广大青年工人、青年农民学习技术的要求更高了。
各地团的组织协同有关部门建立了各种技术夜校、技术训练班、技术传授站和推行了技术教学合同等教学的组织形式，引导青年先从某一项具体劳动的基本操作方法学起，然后逐步地去掌握先进的生产技能。
对于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技术经验的青年，我们鼓励他们向文化科学进军，同时提醒他们不要好高骛远，而要实事求是，从现有的水平出发，从作好当前的工作作起。
同时，在开展青年体育活动、增进青年健康方面，团也作了许多工作。
而且今后还应该更好地注意这方面的工作。
在过去四年中，团的组织进一步巩固和壮大了。
我们发展了一千四百万团员，比上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增加了一倍多。
现在我们已经有二千三百万团员，九十二万个基层组织。
总的说来，绝大部分团员是好的，他们在各种斗争中经受了锻炼，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在群众中起了模范作用。
因此，青年团得到了广大青年的信任和社会的赞扬。
从建团以来，已经有二百多万团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我国的绝大部分地区，新民主主义革命早已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也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再把我们的团叫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已经不能反映团的政治任务，不能反映广大团员的意志了。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1955年09月所举行的团的二届三中全会，根据广大团员的愿望，通过了建议更改团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议。
这个决议得到了党的充分支持。
在党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经根据这个决议，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称写入了新的党章。
我现在代表团的第2届中央委员会正式向第3次代表大会建议，把我们的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二、我们当前的总任务
同志们，在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以后，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新的历史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已经指出：
“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亲密的助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总任务，就是团结和教育全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面，为完成党所提出的这个历史任务而奋斗。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我国青年的任务可以用三个口号来概括：
积极劳动，努力学习，加强团结。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也就是要在这三个方面对全国青年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帮助青年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社会主义的工业国，是一个极其艰巨和繁重的任务。
虽然七年以来我国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经济上、文化上很落后的国家。
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
我们的国家用于经济文教基本建设的费用，现在每年只有一百多亿元，如果以人口平均，每人不到二十元。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人每年多消费二十元，我们的国家就不能有任何的积累。
由此可见，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艰苦劳动。
把我国人民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这是老一辈的人们的事情。
老一辈的人经过了牺牲奋斗，已经光荣地完成了这件工作，把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建立起来了。
老一辈的革命志士，我们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现在又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这代青年，应该下定决心，用艰苦奋斗的精神，来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事业。
摆在我们这一代青年面前的一项极其光荣又极其艰巨的基本任务，就是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用认真的劳动达到建成社会主义的目的。
轻视劳动，特别是轻视体力劳动，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是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
没有艰苦的劳动，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由贫穷变成富裕。
新的形势已经向我们提出了新的劳动任务。
为着胜利地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和迎接第2个五年计划，我们应该在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掀起新的劳动高潮，在国家建设的各个岗位上，创造出新的劳动业绩。
为着使我国青年在祖国建设中贡献更多的力量，我们应该帮助青年进行坚韧的学习。
应该帮助他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继承我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他们的共产主义的高尚品德，并且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技能和文化科学知识水平。
我国青年应该善于学习，善于从书本中学习，从实践中学习，向老一辈人学习。
我们应该有决心把前人的一切劳动经验继承下来，把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吸取过来，并且有勇气担当起继往开来的伟大任务。
为了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党指示我们，必须“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
这就是说，我们在建设工作中，必须把全国所有的青年都团结起来。
现在，我们虽然已经有二千三百万团员，但是这在全国青年的中间还只是少数。
我们对于团外的广大青年，只许采取团结的办法，不许采取宗派主义的办法。
对于思想上工作上表现进步的青年，当然应该团结他们；
对于落后的青年，不管他们思想、工作、家庭出身如何，也都应该采取积极的团结的态度。
剥削阶级在我国已经基本消灭了，反革命分子也由于肃反斗争的伟大胜利而基本上肃清了，这是和以前大不相同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之下，团结全国所有的青年来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就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了。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之下，把全国青年，不分民族，不分信仰，不分家庭出身，一齐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而奋斗。
毛主席在1956年“纪念孙中山先生”这篇文章里这么鼓舞我们，他说：
“1911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
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
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中国应当这样。
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我国青年，一定会按照毛主席这个期望，更好地劳动，更好地学习，更好地团结，同全体人民一道，竭尽全力地进行我们前人所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以下，我们就对劳动、学习、团结这三方面的问题，分别地加以讨论。
三、教育青年热爱劳动
上面说过，要把我国从一个贫穷的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主要地要依靠我国人民辛勤的劳动。
而在劳动战线上，青年是占着一个重要的光荣的位置。
苏联革命成功后的第4年，即1920年，伟大的列宁对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和苏联青年说过这样的话，他说：
“我们要把俄国从穷困贫瘠的国家变为一个富裕的国家。
所以必须使共产主义青年团把自己的训练，自己的学习，自己的教育和工农的劳动结合起来。”
他特别强调地说：
“只有在劳动中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的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列宁的这一段话，对于今天的我们也完全适用。
现在，我们有近一万万青年在农业战线上劳动着，有近一千万青年在工业、交通运输业、基本建设和地质勘探战线上劳动着，有三百多万青年在商业、金融贸易战线上劳动着，有一百八十多万青年在文化、教育、卫生战线上劳动着，有一百五十多万青年在国家机关中劳动着，此外，还有六百多万青年和少年正在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中积极地掌握知识，准备为建设祖国而劳动。
由于党的教育，几年来，我国最广大的青年表现了高度的劳动热情和劳动纪律性。
1955年全国各地所召开的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集中地检阅了我国青年为建设祖国而劳动的成就。
这次大检阅表明，在各个劳动战线上，已经涌现了四百多万青年积极分子。
劳动光荣的风气，已经在我国青年中广泛地树立了起来。
但是，由于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所造成的卑视劳动的影响，由于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还不满两年，由于我国青年还有不少是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因而，轻视劳动，特别是轻视体力劳动的心理，在我国许多青年中仍然存在着。
我们必须进一步对青年加强劳动教育，必须继续努力消除剥削阶级的思想遗毒，并且要把这个工作当作我们的一个长期任务。
我们首先要鼓励我国从事生产劳动的青年安心于体力劳
动，热爱体力劳动。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相当的分工，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
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人，而体力劳动却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大量的最基本的劳动。
当然，体力劳动决不是不用脑力的劳动。
我国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和农民，其中包括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在改进生产技术方面作了很多重要的贡献。
劳动者的文化程度愈高，他们所能作出的这种贡献就会愈多。
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没有体力劳动，我们就不可能进行任何生产，就不可能创造任何物质财富。
正是因为我国广大的劳动青年，同老一辈劳动者一起并且同脑力劳动者密切协作，进行着坚韧顽强的体力劳动，不断地提高产量，不断地增加产品的种类，不断地改进产品的质量，才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以至社会主义文化的蓬勃发展。
因此，我们必须动员全体团员和全体青年反对那种轻视体力劳动的错误思想。
我们必须努力鼓舞广大的劳动青年长期地从事体力劳动，表扬他们在生产劳动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所创造的卓越成就。
对于青年学生进行重视体力劳动的思想教育，尤其具有迫切的意义。
解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很快。
现在，我国学生的数目同1949年相比，小学生从二千四百九十万人增加到了六千三百多万人，中学生从一百二十六万人增加到了五百九十七万人，大学生从十一万多人增加到了四十万八千人。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教育事业还要有相应的发展，这是毫无问题的。
但是，发展我国教育的目的，现在是、将来也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的国家一方面需要有一小部分毕了业的学生继续升学，以便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各种专门技能的脑力劳动者，去补充和扩大我国知识界的队伍；
而另一方面，就要输送大部分的毕了业的学生到工业和农业生产战线上去从事体力劳动，以便使他们成为我国体力劳动者中间有文化、有知识的新的一代。
毛主席在1939年05月04日向延安的知识青年讲话的时候，曾经号召他们实行同工农相结合，号召他们既要学习革命理论，又要实行生产劳动。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我国现在这一代学生，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学校中的青年团员，应该带头开展适当的课余劳动，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并且在毕业以后如果没有升学，就带头参加生产劳动。
只要我国广大的知识青年积极参加劳动，那么，就不仅可以使我国的生产战线获得一批有文化有知识的生力军，而且剥削阶级的那种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错误观点，也将被我们彻底打破。
在我国目前时期，特别需要组织大批青年投到农业生产战线上去，为尽快地提高我国农业的生产水平而斗争。
工业和农业是两个主要的生产部门，但是在我国，在很长时期内，从事工业生产的人数只能是少量的，而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是大量的。
一部分青年现在不愿意从事农业劳动，以为农业劳动不重要，没有前途。
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在我国，工业生产的原料很大部分要来自农业，国家建设资金的很大部分也要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农业。
如果我们的农业发展慢了，就会延缓我国的工业化速度。
党所提出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已经为我国农业发展的宏伟远景画了一个初步的轮廓。
在不太远的将来，农民的收入就有可能达到工人的水平。
那些认为农业劳动没有前途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我们应该向我国广大青年指明，所谓参加生产劳动，当前的主要方向就是参加农业劳动。
当然，指出体力劳动的重要，决不是说脑力劳动不重要。
从事脑力劳动的青年也应该热爱自己的工作，做好自己的工作。
他们的工作也是光荣的，也是社会所必需的。
但是我们希望他们不要轻视体力劳动，而且希望他们按照可能的条件去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
在我们各级团委的干部中，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的同志比例很大，这是我们组织上的一个弱点。
党中央在最近讨论青年团工作时，希望我们能够逐步地改变这种情况，希望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的团的干部都能有计划地经过一个时期的体力劳动锻炼，真正地同工人农民生活在一起，学习生产，熟悉生产。
这样，我们团内知识分子干部才能够真正懂得工农劳动者的思想感情，才能够更好地担负起领导青年进行社会主义劳动的任务，才能够更有效地克服自己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
我们相信，团的干部一定会积极地执行党的这个指示。
凡需要回到生产岗位上去的，就应该尽量回到生产岗位上去；
凡是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的，就应该争取参加一个时期的体力劳动；
凡是不能离开工作岗位的，就必须在工作中经常抽出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在一起劳动。
我们建议下届中央委员会在这方面采取适当的步骤，来实现党中央对我们青年团这个十分重要的指示。
四、学习政治和业务，继承革命传统，掌握建设知识
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事业。
为了参加这个事业，必须认真地学习，顽强地学习。
学习有政治和业务两个方面。
这两个方面对于建设社会主义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没有一定的业务的知识，就不能建设；
没有一定的政治的认识，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
我国青年运动的历史，就是一部光荣的革命斗争史。
解放以来，我国青年在历次革命的群众斗争中和抗美援朝的斗争中，都活跃在最前线。
这种情形，同我国青年积极学习政治、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是分不开的。
但是应该指出，在最近一个时期，在一部分青年中间，开始发展一种片面地强调业务学习而忽视政治学习的倾向。
毛主席在最近的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曾经批评了这种倾向。
这种倾向的产生是同我们青年团工作中的缺点有关系的。
我们现在正在克服这个严重的缺点。
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对青年的政治教育问题稍微多说几句。
加强青年的政治教育，提高青年的政治觉悟，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在这里，首先重要的是要在青年中间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传播共产主义的人生观。
由于我国地主阶级推翻还不久，对资产阶级的改造工作还没有完成，小资产阶级原来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旧社会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思想在我国社会上还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要我国广大青年迅速地摆脱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成见，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
点，接受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决不是在短时间内所能奏效的。
用简单的、生硬的、急躁的、粗暴的方法去要求青年的思想革命化，是一种幻想。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个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这样，我们才会认真研究实现这个任务的正确的方法。
我
们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即共产主义的教育同我国青年
的当前的实际生活最密切地最活泼地联系起来，并且要允许有
各种不同意见的青年自由辩论。
毫无疑问，我们要在青年中间
批判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克服各种对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的偏见，但是在这一切活动中，我们必须依靠说理的方
法。
要在长时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中，逐步引导广大青年自觉
地脱离谬误，走向真理。
只有这样去进行政治教育，才能真正
达到使青年接受共产主义的目的。
为了提高青年的政治觉悟，在青年中间进行革命传统的教
育，目前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们所以强调这个问题，除了因为
上面说的各种旧思想在青年中间还有重要影响以外，还因为现在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还是十多岁的少年，他们没有经历多少旧社会的黑暗生活，没有参加过严酷的阶级斗争。
生活在这样一个由前人开辟好了的天地的新青年，受着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受着新社会的爱护，诚然是一种幸福。
但是他们也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已经得到的一切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应得的享受，还没有得到的一切也该有别人给他们安排。
这样，他们就会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想像得过于简单和容易，因而缺乏英勇劳动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准备。
有些青年现在对名誉、地位、物质待遇和消费生活很有兴趣。
他们认为生活改善得太慢、太少，认为国家对他们不起。
有少数青年为了满足生活上的享受，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损害公共利益。
这虽然是一种少数人的现象，但是如果让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会成为社会前进的障碍。
应该指出，我们青年团在宣传工作中的某些片面性曾经助长了这种错误倾向的发展。
我们往往对社会主义幸福的远景讲得多，对当前艰苦奋斗的必要讲得少；
对国家建设的成就讲得多，对建设中的困难讲得少；
国家对青年的关怀和帮助讲得多，青年对社会应尽的责任讲得少。
我们必须竭力纠正宣传中的这种片面性。
我们要号召青年学习我们革命前辈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品质。
我们的革命前辈，不但为我们青年一代开辟了一个幸福的天地，而且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这就是他们那种热爱人民、为人类进步事业所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
就是同人民同甘共苦、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遵守革命纪律的集体主义精神；
就是艰苦朴素、不怕任何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他们为了实现建设新中国的理想，把灾难深重的几万万人民解放出来，甘愿忍受一切痛苦。
那时大家尽管没有饱饭吃，有时甚至只能吃点树皮草根，也还是充满沸腾的革命热情，把一切困难都看作不在话下。
现在，我们的革命已经胜利了。
然而革命胜利，并不等于建设成功。
我们的国家还很贫穷、很落后。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使国家脱离贫穷落后的状态，还需要我们拿出革命斗争的精神来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我国青年应该以革命前辈当作自己光辉的榜样，应该像他们那样下定决心同劳动人民一道，克服一切困难，以便在十几年之内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几十年之内使我国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每个青年都要有崇高的理想，这个理想首先就是建成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
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有明确的意义，在复杂的环境中就不会迷失方向，就会使自己脱离自私自利的低级趣味，脱离任何因追求个人名誉、地位、待遇而来的烦恼，就会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豪迈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受到什么挫折，也能经常保持战斗者的快乐和勇敢。
毫无疑问，我国青年是愿意继承和发扬我国青年运动和党所领导的整个人民斗争的革命传统的。
我们已经说过，今天的大部分青年在各个岗位上都表现了艰苦奋斗的顽强精神，其中还有许多特别突出的优秀人物。
就是一部分比较热中于享受而害怕困难的青年，在受到真正打中要害的政治教育以后，也是容易进步的。
有的青年还这样批评青年团：
“你们以前什么时候给我们讲过这些道理？
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讲？”
这种批评确是值得我们深刻地反省。
我们青年要学习政治，同时要学习业务。
许多青年目前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各种科目的知识，在进行着刻苦的钻研，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现象。
我们需要在高等学校和科学机关中钻研科学知识，这是一个重大的任务。
但是这不是说，只有进高等学校和科学机关，才能掌握建设的知识。
事实上能够进高等学校和科学机关的，当然只是青年中的极少数。
绝大多数青年都需要在现有的劳动岗位上学习各种劳动的知识和本领。
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劳动，需要各种各样劳动的知识和本领。
只要我们下决心钻研，那么，在任何工作岗位上，我们都能够学习，都能够以我们学来的知识和本领贡献于伟大的祖国的建设事业。
在这里，我们想谈一谈向老一辈的人好好地学习知识和本领的问题。
我们要创造新的文化，但是必须首先把我们的前辈所积累起来的一切有用的知识技能和文化财富都继承下来。
老农民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不向他们好好请教，我们在农业生产上就常常会走弯路。
老工人、老师傅有丰富的工业生产的经验，一个人会做很多样的工作，值得我们青年工人和学徒努力地、长期地向他们好好学习。
老教师、老专家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青年学生、青年教师和青年技术人员必须在他们的指导下刻苦用功，以便成为他们的接班人。
现在老一辈的人当中，有许多人想把自己的专长传给后代，作为对新社会的贡献，许多青年也正在努力向他们学习。
但是有些青年片面地只看到他们的缺点，或者片面地强调自己的创造性，因而不肯勤勤恳恳地向他们学习，或者只学了一点就以为已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种错误的态度必须纠正。
我们应该在所有青年中间，在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时，也要提倡尊敬父母，尊敬师长，重视老一辈的一切有用的知识和经验。
每一个青年团员都应该在这一方面起模范作用。
五、巩固和扩大全国青年的大团结
为了建设我们的祖国，我们必须坚定地执行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把各种不同信仰、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青年团结起来。
自从建团以来，我们一直在注意同广大青年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注意加强青年统一战线的工作。
在目前的新的形势下，巩固和扩大全国青年的团结，就有了更广泛的基础。
青年团现在虽然已经显示出了它在广大青年中的核心作用，但是还远不能够因此就说，青年团组织同广大青年群众的联系已经很亲密，已经没有问题了。
相反，我们有不少的团的组织和团员，还有一种宗派主义的情绪。
有些青年虽然承认我们的同志在政治上是先进的，是热心公共事业的，但是他们同我们并不亲近，不大愿意把真心话讲给我们听，他们同我们的某些干部和团员之间还有隔阂。
我们全团都必须正视并且积极克服这个严重缺点。
我们青年团和团外的广大青年，应该建立起怎样的关系呢？
青年团应该是青年群众的兄弟和朋友。
团的干部和团员决不能对团外青年采取傲慢的态度。
我们有些同志，常常自以为高人一等，以先进分子自居，看不起团外青年。
他们轻易地伤害别人的自尊心，喜欢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现象。
骄傲自大，这就是一个人落后的开始。
一个青年团员虽然在政治认识上可能比别的青年稍高一些，但决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比团外青年高明。
团外青年有很多长处，我们必须虚心地向他们学习。
青年团要善于同团外青年合作共事，不要有包办代替、排斥别人的作风。
我们在工作中应该主动地征求团外青年的意见，邀请他们参加团内的会议，听取他们的批评和建议。
青年团员在全国青年当中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如果不同广大青年合作办事，就不可能有任何像样的成就。
我们还要知道，仅仅是团内同志的意见，总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有同团外同志一起商量办事，才容易把事情作得更好一些。
我们有些同志，只能同思想相投的人相处共事，对有反对意见的人就不能容忍，这就容易犯错误。
我们要学会从反对的意见中吸取合理的和有益的东西，来改进自己的工作。
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来说，听不到反对的和批评的意见并不是什么好事，却是一个极大的危险。
在一般青年中间，目前还有些人对社会主义有抵触情绪，他们有时发表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议论，甚至作出一些错误的事情。
对待这样的青年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不应该对他们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更不能够把他们的错误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行为混淆起来。
对于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保持足够的警惕，要进行坚决的斗争。
但是对于一般青年的错误的议论和行为，却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有些议论在一方面是错误的，在另一方面却还有某些正确的因素。
至于本来是正确的、但是同某些流行的说法不大一样的议论，就更不应该当作错误的东西来反对了。
对于一些青年的错误言论，还要仔细分析它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研究怎样才能最合理地、最有效地说服他们。
我们知道，任何人都可能犯错误，何况是知识和经验比较少的青年呢？
而且青年的错误往往同我们各方面工作中的缺点、同我们对青年思想教育工作做得不够是分不开的。
因此，我们不应该歧视他们，不应该简单地责备他们，而应该耐心地帮助他们。
我们一定要让青年敢于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应该让他们充分地讲出来，不要害怕。
把客观存在的矛盾暴露出来，只会帮助矛盾的解决。
对待错误意见，青年团员自然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提出自己的意见。
但是，这也必须采取民主讨论、充分说理的方法，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来解决矛盾，求得团结。
对于有错误行动的群众也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在这些群众中虽然也有可能夹杂个别的坏分子，但这种情况只是极少数。
这个方针也适用于所谓“闹事”的青年。
某些青年群众之所以“闹事”，常常是由于领导上的缺点和错误和思想政治工作做得不够所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协助党和政府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使“闹事”的青年从中受到教育，以达到提高觉悟、增强团结的目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加强各民族青年的友谊和团结，对于增进我国各民族大家庭的和睦友爱，有重要的意义。
几年来，由于党的民族政策的逐步实施，过去历史上所遗留的那种互不信任、互相猜忌的情况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各民族青年的团结也有了很大的增进。
今后青年团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巩固和扩大各民族青年间和各民族青年内部的团结。
青年团要在广大青年中广泛地进行民族团结的教育，继续组织各民族青年的互相参观、访问和联欢活动；
要教育青年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树立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兄弟关系，特别要教育汉族青年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倾向。
青年团要耐心地帮助和培养少数民族青年干部，使他们逐渐在发展本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青年团要加强和有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的青年的团结。
尽管我们青年团员和信仰宗教的青年有不同的世界观，但是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并且同他们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青年团还要加强和归国华侨青年的团结。
华侨青年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千里迢迢从国外回到国内，这种爱国精神是值得赞扬的。
几年来，他们在学习和工作中是积极的。
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由于回国不久，对于社会主义的新事物还不很熟悉，生活作风同国内青年也有些不同。
这原是很自然的现象。
我们应该用对待远方归来的亲人的态度，去关怀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进步，使他们从青年团员身上感受到兄弟姊妹般的温暖，从而巩固地树立起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的志向。
在青年中，还有一部分资产阶级青年和出身于其他剥削阶级的青年。
青年团也应该以热情的态度去团结他们，鼓励他们进步，而不应该加以歧视。
为着增强各界各民族青年的团结，青年团组织一定要努力同其他的青年团体建立经常的密切的联系。
在我国，除了青年团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全国性或地方性的青年团体，如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西藏青年爱国联谊会等。
团组织要帮助这些团体开展工作，支持他们，同他们合作为增强彼此间的亲密团结而努力。
六、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青年团为了团结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不仅要根据新的形势确定当前青年工作的具体任务，而且一定要有正确的工作方法。
青年团应该采用的工作方法，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所经常教导我们的群众路线。
青年团要善于代表和维护广大青年的利益。
大家知道，青年是人民的一部分，人民的整体利益就是青年的最大利益和根本利益；
离开了人民的整体利益，就谈不上什么青年的特殊利益。
但是，青年又是整个人民当中的一个特殊的部分，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特殊要求。
合理地照顾青年的特殊利益，适当地满足青年的特殊要求，使青年更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也完全符合于人民的整体利益。
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国家里，青年利益和国家利益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
当然这不是说，青年的特殊利益和人民的整体利益之间不会发生某些矛盾。
这是由于：
一方面人们容易只看到了局部情况和自己切身的利益，有时就不免提出一些过高的、不符合整体情况和长远利益的要求；
另一方面，有些地方也还存在着忽视青年的正当利益和切身要求的错误现象。
青年团要名副其实地当好党的助手，要真正成为团结青年群众的核心，就既要教育青年服从人民的整体利益。
又要在服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努力代表青年的合理要求和正当利益。
对于凡是在目前条件下应该办到和可能办到的，青年团就要积极地加以争取；
凡是能够用青年自己的力量解决的，青年团就要积极地组织青年自己动手解决；
有些要求虽然合理，但是在目前条件下有困难，暂时无法办到的，就应该把国家的真实情况告诉青年，解释这些要求为什么不能满足。
有时候青年也会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青年团当然不能代表这种要求。
但是即使是这样，也应该向青年作恳切的解释，或者组织青年进行讨论，用群众自我教育的办法分清是非，而决不应该采取不闻不问甚至加以压制的态度。
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要求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都要贯彻说服教育、积极引导的原则。
这就是说，在引导青年去完成一个任务之前，必须向他们详细说明这个任务的意义，说明完成这个任务的可能性和困难，说明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具体方法。
特别是要运用典型示范的办法，宣传先进的事例和先进经验，来鼓舞青年的勇气和信心，帮助他们找到前进的正确道路。
为了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必须纠正两种错误的作法。
一种错误的作法是用强迫命令的办法来“完成任务”。
当青年们由于各种原因，包括我们没有向他们说清楚道理这一原因在内，不愿意接受某一项任务的时候，我们有些同志往往不是去耐心地进行思想工作，却是粗暴地责备青年“不积极”、“落后”，用几顶大帽子去吓唬人。
用这种强迫命令的方法，有时即使也勉强地“完成了任务”，却损害了青年的积极性，也损害了团和群众的正常关系。
我们要坚决反对这种作法。
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我们所要完成的各项任务是国家利益所需要的，也是符合青年的利益的。
只要我们善于讲清道理，青年们就会乐于接受。
青年团不应该对青年实行任何强迫命令的办法。
还有一种错误的作法是向青年说假话。
有一些同志因为耽心青年不肯去完成困难的任务，于是就把事情的困难的一面隐瞒起来，常常无中生有地夸大好的一面。
比方说，他们可以这样地动员青年到西北去：
“同志们，到西北去吧！
在那里喝牛奶比在上海喝自来水还容易。”
说这种话的人，自己也知道这是办不到的，只是因为要完成动员的任务，就找了这条“抵抗力最小”的道路。
这怎么能鼓舞青年向困难作斗争呢？
又怎么能怪青年在发现了真相以后表示不满呢？
对青年进行的任何教育，都必须用真实情况作基础，而不允许欺骗。
不久以前，毛主席在同全国学联的代表的谈话中曾经说过，困难永远都是会有的，新的情况就会有新的困难，将来的困难决不会比现在少，只是性质不同罢了。
我们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青年，既不讳言困难，造成盲目的乐观，也不夸大困难，造成没有根据的悲观。
有觉悟的青年是不会被困难吓倒的，他们是会同我们一道来克服困难的。
青年团对青年群众只能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因为我们的一切工作，只有依靠青年群众的自觉自愿。
我们不但要使得群众了解为什么要做某一件工作，而且还要同群众一起研究怎样去做好这件工作，还要依靠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的示范作用去克服人们的怀疑和动摇。
群众有丰富的智慧和经验，他们清楚地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因此有事不同群众商量，就不能因地制宜地去工作。
青年团工作的群众路线，还表现在必须根据青年的特点，适应青年的兴趣爱好和性格特征，来开展各种有益于青年身心的活动。
现在我们工作的缺点之一，是团的活动范围太窄，内容过分单调。
有的同志常常只注意了生产，而忽略了业余生活，只注意了正课的学习，而忽略了课余的活动。
在业余和课余的活动当中，也往往只根据少数积极分子的情绪办事，对于多数人的爱好和兴趣就很不注意。
丰富青年的生活，开展适合青年兴趣和爱好的各种活动，这正是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不违反集体利益的原则下，我们应该承认和重视青年的不同的爱好和兴趣，应该想办法加以满足。
青年正处在一个成长发育的时期，他们的兴趣和爱好是多方面的，他们的性格也比较活泼热情。
他们要学习，我们就要开展各种学习文化科学和技术的活动；
他们要长身体，我们就要开展各种体育活动；
他们希望得到文化休息，我们就要举办丰富多采的文化娱乐活动。
总之，我们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采取自愿结合的办法去倡导多种多样的活动，而不要事事集体化，事事求一律。
只要有健康的内容，那么活动的形式越多，越有选择的自由，就越能够适应广大青年的要求。
七、加强团的建设
我们前面所讲的一切工作，归根结底，都要通过团的组织和广大团员去实现。
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团的建设。
从建团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到要不断地提高团员的质量。
在提交给这次大会审议的团章草案上，又着重提出了这个要求。
为什么要强调团员的质量呢？
这是因为，我们青年团要团结教育青年一代，就必须首先把先进青年组织起来，经过他们去影响青年群众中的中间和落后部分。
如果把青年团降低到一般青年团体的水平，那么，它就不能站到青年群众的前头，就不能担负起团结和教育青年一代的巨大任务。
要保证团员的质量，就要不断地提高团员的共产主义觉悟。
我们每一个团员都应当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伟大志向。
青年团员应当是社会公共生活中的热心分子，他能在各种工作中起模范作用。
青年团员生活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名利，而应该是为了整个劳动人民的幸福。
虽然我们青年团员当中有很多人在技术上业务知识上并不比团外青年高明，但是只要他们是力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愿意除掉自私自利之心，只要他们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力求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地提高自己，那么青年团员就可以起模范作用。
所以我们青年团员应该吃苦在前，得利在后，遇难挺身而出，遇利克己让人，虚心地向别人学习，诚恳地帮助别人。
提高团员的思想觉悟，从团的组织工作上来说，重要的一环是健全组织生活，加强团内的教育和监督。
从团的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团的组织生活一般说来是更活跃更健全了，然而也还有一部分组织是涣散的。
组织生活过不起来，或者是过得很枯燥乏味。
有些团组织把组织生活当作例行公事，不接触团员当中的实际问题，不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把组织生活简单地了解为满足团员文化娱乐的要求，误以为这就是“青年特点”，这就是“生动活泼”。
还有些团组织恰恰相反，组织生活中只有批评、检讨，没有别的活动。
而这种批评、检讨，往往又是不管问题的大小，都提到所谓“思想高度”上来，以为批评得越凶就越好，帽子戴得越多就越有“原则”。
这两种做法当然都不能真正得到教育团员的效果。
我们的组织生活内容主要应该是些什么呢？
第1是认真学习和讨论党的重大政策，讨论国内外的大事，讨论本单位的工作，提出各种有益的建议和批评。
这样就会提高团员的思想水平，就会增强团员对国家的主人翁感和共产主义的自觉性。
第2是认真地讨论青年群众的要求和意见。
加强团员的群众观点，密切团组织同团外青年的联系。
第3是要讨论团员的思想上、工作上和学习上的问题，加强团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批评应该力求恰如其分，做到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在今后团的发展工作上，必须贯彻执行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
在已经有了相当大量的团员的情况下，应该特别注意防止发展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青年团是一个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青年团员在青年中必须有一定的数量。
但是，仅仅有庞大的数量，而没有一定的质量，是不能够在青年中发挥先进作用的。
我们必须依据团章规定，吸收那些在实际斗争中表现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积极工作，联系群众的青年入团。
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团员在全体青年中所占的比例虽然还可以稍微提高一些，但是不应该再有激剧的上升了。
当然，机关、学校、工厂、农村的情况不同，团的发展比例不应该到处拉平。
我们青年团还担负领导着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工作。
少年先锋队现在已有三千多万队员。
少先队的许多活动，开扩了少年儿童的眼界，激发了他们的上进心和积极性，丰富了他们的课余生活。
少先队工作获得的成绩，是和辅导员同志们同一切热心少年儿童教育事业的人的努力分不开的。
在这里，我代表全团向他们表示感谢。
少先队的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
少先队应该培养少年儿童成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健壮、活泼、勇敢、诚实和具有创造精神的新一代。
领导少先队是党交给我们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我们应该加强对少先队工作的指导，在教育比我们更年轻的一代的工作中尽更多的责任。
几年来，我们团的干部在工作上是努力的，并且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但是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干部在思想上和工作上也存在着不少的毛病。
这些毛病，有许多是同团中央领导的缺点分不开的。
首先，在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着脱离群众的现象。
这表现在我们很少同群众接近，很少去找各种各样的青年谈心，而常常是在少数积极分子中打圈子；
很少认真地去进行细致深入的工作，而往往满足于发号召和制定文件；
很少去积极地研究和代表青年的正当要求，而往往只注意自上而下地贯彻行政要求。
其次，在我们的思想方法上存在着主观的片面的毛病。
这表现在工作中稍有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对党的政策、上级的指示不认真研究，对下级干部和青年的意见又缺乏虚心听取和民主商量的态度。
这就使得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常常会带有片面性不完全真实可靠，使得我们的工作，常常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党中央已经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经过整风运动，使全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新的形势获得自觉，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伟大的整风运动，将大大地减少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毛病，大大地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从而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青年团的全体干部，首先是各级团委的领导干部，必须以高度的自觉性来参加整风运动。
现在我们有些团的组织提出拿出大量的时间和人员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学校去，到街道去，到青年的家庭里，到运动场上、俱乐部里去，了解青年们在怎样工作，怎样生活，怎样休息，了解他们的痛痒，同青年们建立密切的联系。
这是很好的。
还有一些基层组织的干部，现在已经在那里实行所谓“五同”，就是同青年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娱乐”。
这对于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有很大的好处。
我们应该在所有干部中大力地加以提倡。
减少我们领导工作中的片面性和主观主义的有效办法之一，就是要主动地取得同级党委的密切领导。
经验证明，团的下级组织不应该什么事情都等待上级组织决定、布置，而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也不应该事事强求一律，对工作作过分硬性的规定。
如果各地团的组织都能够及时地把自己工作的情况和问题报告同级党委，取得党的指示和支持，那么，就更便于因地制宜地进行工作，更便于发挥工作中的主动性、创造性，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切实更活跃些。
作为党的助手，青年团所担负的是一件非常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青年是占着我们全体人民中间很大比例的一支队伍，青年时期是人的一生中很重要的时期，一个人全部生活旅程中间的奠基时期。
他们的问题很多，兴趣很广。
而青年又生活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我们工作的战线很长，方面很多。
为了不辜负党和青年对我们的委托和期望，我们青年团的工作人员就必须不断地努力学习，不断地加强集体领导，不断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总结经验，修正错误。
一个像我们这样年纪轻、政治上还不成熟的青年，要想在工作中完全不犯错误是困难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学习，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向党学习，向群众学习，时刻记住毛主席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告诫，我们就可以少犯错误，即使有了错误，也会比较容易得到纠正。
这样，我们就能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
八、加强同各国青年的友谊和团结
党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指出：
“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但要团结国内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而且要争取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按照党的这个指示，我们必须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青年，首先是同社会主义各国青年，加强团结，发展友谊。
从团的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我们曾经同全国青联一起派遣了青年代表一千九百七十三人，访问了二十八个国家的青年，同时邀请了八十三个国家的二千一百七十位青年朋友来我国访问。
我国青年在同各国青年朋友的交往中，不但增强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而且扩大了自己的眼界，增加了很多新的知识。
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也应该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新中国的青年不仅热爱本国的劳动人民，而且热爱全世界的劳动人民；
不仅热爱本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且支持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和一切进步事业。
美国帝国主义者还在占领着我国的领土台湾，并且在国际活动中一贯地敌视我国。
美国帝国主义者正在千方百计破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
美国帝国主义者正肆无忌惮地在亚非各国，首先是在阿拉伯各国之间，进行离间和阴谋活动，制造紧张局势，以破坏亚非各国的团结和镇压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国青年应该进一步同全世界青年紧密团结起来，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战争计划、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斗争。
我们必须全力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团结。
中苏八亿人民的伟大团结，是世界和平的可靠保证。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已经同各兄弟国家建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亲密关系。
我们前辈建立起来的这种伟大的友谊，在我们这一代青年手中一定会更加发扬光大。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了亚非各国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才从帝国主义锁链下解放出来的中国青年，深深体会被奴役的痛苦和民族独立的可贵。
我们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支持还生活在帝国主义铁蹄下的民族的解放斗争。
这是我们已经解放了的人民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还要继续加强和扩大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各国青年的友好和合作，进一步增强全世界各国青年对我国的了解和同情。
在同各国青年的交往中，我们应该抱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对一切国家的抱有各种不同政治见解的青年，都伸出友谊的手。
我们永远都不应该有大国主义的傲慢态度，永远要保持向一切民族学习的谦虚精神。
同志们，这次大会，我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就要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了。
把青年团冠上为一切进步人类所向往的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四个字，并不是为了把它当作一块好看的招牌去向别人炫耀，而是表明，我们一定要努力在自己这一生当中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
从马克思、恩格斯领导成立第一国际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不到一百年；
从列宁所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取得10月革命胜利以来，才四十年；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才仅仅八年。
就在这个短暂的时刻里，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最伟大、最深刻的变化，共产主义的红旗已经插遍了拥有全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土地。
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并且正在迈着大步向着共产主义前进。
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正在摆脱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贫穷和落后，争取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的伟大祖国和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如此光辉灿烂，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真是再幸福也没有了。
我国的革命前辈在当时那样困难的条件下面尚且能够冲破重重的黑暗，取得了今天的胜利，那么，现在我们有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理想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我们应该不辜负我国青年和人民的期望，应该用我们的全部力量和智慧，排除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为我们的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我们亲爱的祖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万岁！

最亲切的会见高粮　郑启民
在阳光的照耀下，政协礼堂是那样的庄严，朴素，它与往日不同的只是楼顶上飘起了一面红光四射的国旗。
欢呼声、掌声和笑声，从圆柱大门里不断传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了。
1949年开第1次团代会时全国只有十九万团员；
1953年开第2次团代会时发展为九百九十万团员；
今天在坐的却已是二千三百万团员的代表了。
毛主席和党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同各民主党派的领袖来参加会议了，会场顿时沸腾起来。
坐在中排的一位代表对他身旁的一位苗族姑娘说：
“你看毛主席，他老人家多慈祥呀！
他身后面的人就是朱副主席吧，听说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时他还当过咱们青年人的队长呢！”
廖承志宣读开幕词后，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大会上致祝词。
祝词紧紧地扣住了全体代表的心弦。
廖承志被激动得说话了，他用十分响亮的声音说：
“我们感激邓小平同志的祝贺，我们代表二千三百万青年团员向党和毛主席保证，中国青年将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永远前进。”
是的，这是会场上所有代表的感情，也是全国广大青年团员要说的话。
从这次会议回溯到三十三年以前，正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法国总支部在巴黎举行第3次代表大会的时候。
今天，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的邓小平同志是当时的代表，今天来这里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总理也是当时的代表。
大会开幕前，记者访问了三十多年前的老共青团员聂荣臻元帅。
当时他笑容可掬地拿出一张照片给记者看，并说：
你能认出这里有谁吗？
现在把这张照片摆在这里，这就是1924年07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法国总支部第3次代表大会在巴黎开会时的合影，左起前排第1人就是聂荣臻元帅自己，第4人是周恩来同志，第6人是李富春同志，而最后一排右起第3人就是邓小平同志。
时间和人的年龄随着时代的变化进展的多快呀！
现在他们已经是国家的领袖。
三十多年前他们还是一群以寻找知识和生路为目的的勤工俭学的学生啊！
大会休息的时候，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负责同志走进了第一休息室。
这时藏、苗、蒙、彝、维、
汉等民族的几十位代表把毛主席围
了起来。
毛主席同他们一一地握手之后，代表们像见到自己最慈爱的父亲一样，无拘无束地就地蹲在毛主席的身旁。
蹲在主席最前面的是全国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高小毕业生徐建春，她眼眶里含着热情的泪珠，紧紧地握住毛主席的右手，小声地叫着“毛主席！
毛主席！”
看她那表情，好像有许多话要向毛主席说，但是她那过于激动着的心却使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她顺手划了一根火柴，说了声：
“毛主席，请你抽烟吧！”
毛主席双手捧着徐建春的拿着火柴的手，一面笑着一面把烟点着，正要开口问徐建春什么，蹲在毛主席身后面的藏族代表雪康·土登尼玛，苗族代表吴老芬和四川代表任杰等用汉话齐声说：
“我们希望同毛主席一块照个像”，“像”字好像还没有说出来，整个休息室里就响起了一片掌声，接着代表们和摄影师都围过来，水银灯光像夏天的闪电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地亮起来了。
在休息室的东面，一群代表正在和刘少奇同志热烈地谈着青年团的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问题。
少奇同志向蹲在他右前方的一个代表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地方的代表？”
这个代表说：
“我叫梁绍文，是苗族人，现在担任团湘西苗族自治州委书记。”
少奇同志问：
“你过去参加过体力劳动没有？”
梁绍文同志说：
“没有”。
少奇同志接着说：
“你们不参加体力劳动，就做不好青年工作啊！”
梁绍文同志坚决地说：
“少奇同志，我向你保证，这次开会回去之后，一定要经常深入到劳动青年中去，带头参加体力劳动，彻底改变我们州里团干部的工作作风。”
少奇同志一面点头一面笑着说：
“好，这样你们就既能文又能武了。”
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时，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同志从休息室的前门走了进来，大声地喊了一声：
“大家都来同老共青团员们照相啊！”
于是代表们像潮水一般地向中国最老的共青团员周恩来、邓小平、萧华等同志的身边拥来。
掌声、欢笑声又响成了一片。
（附图片）
上图和下图：
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分别同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欢谈。
本报记者　高粮　王志渊摄
右下图：
这是一张1924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法国总支部第3次代表大会在巴黎开幕时的合影。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统战部继续召开的座谈会上
提出尖锐批评和改进工作的积极建议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15日下午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继续座谈。
在座谈会上先后发言的有无党派民主人士马寅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妇委主任刘清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
马寅初说：
民主党派也要拆“墙”学校党委制不能退出学校
马寅初在发言中说：
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
他认为：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能光讲坏处，好处一点不说，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也不好共事。
伏罗希洛夫这次来参观就一直称赞北京大学，如果这些好处都不谈，就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也不是和风细雨。
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马寅初认为学校党委制有他的好处，他还以北京大学为例，他说：
北大有八千个正规生，这八千个正规生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
如果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作了，山也不能爬了，身体也不能锻炼了。
他还说：
照我想，北京大学的教授是靠近共产党的，因为他们都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好处，只要共产党接近他们，他们一定愿与党合作。
谈到这里，他说：
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
“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
马寅初还回顾了解放前北京大学的情况，他说：
我在那里教了十六年书，那时先生讲课没有大纲，没有计划，一年的功课不讲完，也无人过问，考试出几个题目，也不来监考，学生考试等于是抄书。
现在不同了，教学改革已基本完成，有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
这都是党委制的好处。
有人说：
从前“肃反”、“三反”时，共产党员骂非党人士，非党人士受了一肚子气，现在只讲坏处，不讲好处，可以出气了。
马寅初认为：
共产党员受了一肚子气，也要出气呀！
这个气到什么时候出呢？
而且一旦消极起来，又怎样办呢？
叫我们积极吗？
我就积极不起来，那样，问题更大了。
现在有人说恢复校务委员会好，这个校务委员会过去也有，但是，弄得不好，院长和院长为争预算要闹意见，甚至不说话，也曾有人认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搞得好，可是曾经在清华大学而现在在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就说：
“过去清华大学的校务委员会是把头委员会，我们吃过苦，怎么还说好呢？”
比比过去，看看现在，马寅初得出结论说：
学校中的党委制无论如何不能退出学校。
但是，马寅初同时认为：
现在的情况也要改变，只要党与行政合作，开诚布公，互通声气，他相信一定可以办得好。
马寅初还谈到：
过去学校里的老教授上不了台，现在，一批评就翻过来了，说青年助教是教条主义，不相信他们，甚至连苏联专家也不相信；
老教授事情又多得很，要进行科学研究、带研究生，有些人还要脱产编书，那里有功夫去上课，将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就大了。
不但在北京大学如此，在上海更成问题，过去说向工人阶级学习，现在说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
甚至还有人说：
工商界定息要定二十年，这种倾向不好。
谈到这里，马寅初再次说到：
所以墙要从两方面拆，单拆一面是不行的。
共产党整风就是拆“墙”，虽然现在新党员增加了，这些新党员整风恐怕不及经过斗争的老党员来得容易，但是，他们有英明的领导，还是可以整的。
各民主党派，如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学社整风，虽然没有共产党容易，但是，他们有组织机构，也还容易整，我们无党派民主人士连个机构也没有，像汪洋大海一样，谁去整呢？
被整的是谁呢？
谁说话最有威信，可以使被整的人信服呢？
怎么整法呢？
也就是怎么拆墙呢？
都是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会后，记者在访问他的时候，他要记者加上这样一段：
所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个党派我在二年前就主张取消，但是，兄弟党不同意，现在我希望青年别加进去，这班老头儿死光，无党派这个党派也没有了，否则要“长期共存”，就更糟糕了。
陈铭枢说：
民革没有“墙”可拆
陈铭枢在马寅初发言后补充说，我是同意实行校务委员会，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
今后学校中的党委制如果取消的话，就要加强统战工作，就更有必要在有领导下的民主这个原则下组织校务委员会。
至于互相拆墙的问题，他说民革方面是没有什么墙可拆的。
他还说，机关中党组与学校中的党委会性质不同，因此，他不赞成取消机关中的党组。
沈雁冰说：
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是互为因果互相关联的
沈雁冰就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做了发言，他认为：
这三者实在是互相关联、互为因果的。
因为你既包办一切，任何事都不跟他商量，或只教他画诺，那他就被造成为官僚主义。
又如：
由于宗派主义者，常常又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者，结果就必然使他自己成为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而且要强迫别人不得不成为这样的官僚主义者。
所有这一切，其根源又是由于缺乏民主，开展民主是消除这三个坏东西的对症药。
沈雁冰还说：
统战工作和宗派主义是不相容的，统战部做了不少工作，然而并没有减少各方面的宗派主义。
其原因何在呢？
就人事安排来说，事实证明：
党外人士得到安排以后，宗派主义并不减少，甚至有了新的滋长，并且，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滋长了、培养了一批官僚主义者。
例如：
不少专家就因为安排给他们的兼职太多了，以至于忙于“三会”
（冗长的会议、宴会、晚会），不务正业，不得不做个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者。
他举了他自己的例子，他说：
我个人不是专家，不过从前也还有个专业；
现在呢？
又是人民团体的挂名负责人，又是官，有时人家又仍然把我看作一个自由职业者（作家），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算什么。
在作家协会看来，我是挂名的，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写作）；
在文化部看来，我也只挂挂名，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
如果我是个壮丁，还可以力求“上进”，左手执笔，右手掌印，无奈我又不是，而且底子又差，三、四小时连续的会议，到后来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
像我这样不务正业的人大概不少，统战部最好再安排一下。
沈雁冰还说：
宗派主义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方说：
一个非党专家，在业务上提了个建议，可是主管的领导党员却不置可否，于是非党专家觉得这位党员领导者有宗派主义。
可是，在我看来，这是冤枉了那位党员了。
事实上，这位党员不精于业务，对于那位非党专家的建议不辨好歹，而又不肯老实承认自己不懂（因为若自认不懂，便有伤威信），只好不置可否，这里确实并无宗派主义。
可是，隔了一个时期，上级党员也提出同样的主张来了，这时候，曾经不置可否的党员，就双手高举，大力宣扬，称颂上级党员英明领导，但是，压根儿不提某非党专家曾经提过基本上相同的建议，是不是他忘记了呢？
我看不是，仍然是因为若要保住威信，不提为妙。
在这里，就有了宗派主义，如果那位非党专家不识相，自己来说明他也有过那样的建议，但未被重视，于是乎百分之九十很可能，那位党员会强词夺理，说那位专家的建议基本上和这次上级的指示不同，或甚至给他一个帽子：
诽谤领导，诽谤党。
这里，宗派主义就发展到极严重的地步。
从这样的例子，是不是可以说：
不懂装懂，念念不忘于什么威信，就是促成了像上面所说的宗派主义，但是，通常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官僚主义，可见两者有点亲戚关系。
接着，沈雁冰谈到官僚主义，他说：
官僚主义的表现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据我所见，中央几个部的官僚主义是属于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
这种官僚主义的特征是：
？
只抓小事，事必躬亲，而昧于全局形势；
？
只顾到眼前的，没有考虑到将来，这是昧于全局的必然结果；
？
忙于油、盐、酱、醋的安排，忽略了思想领导，这在文教部门尤为显著。
这种官僚主义最可怕，这个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而滋长这种官僚主义的土壤却是对于业务的生疏乃至于外行。
拿文学艺术来说，究竟是专门学问，没有这门学问的基础，专靠几本“干部必读”不能解决业务上的具体问题，不能解决，可又等着你作主张，怎么办呢？
捷径是：
教条主义、行政命令。
有一个时期，没有学问而靠教条主义办事的领导者，用各种帽子来压服提意见的人，使得本来沾染教条主义比较少的人也加紧学习教条主义，而结果反被称为“进步”。
沈雁冰认为：
这个时期是不是一去不复返了，还不敢这样说。
沈雁冰最后说：
总而言之，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主要是个思想问题，要从思想上解决，然而也同知识水平低、业务不通有关系。
而官僚主义，如就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而言，则主要是或大部是业务不通之故。
光了解情况还不够，你尽管了解某一业务的情况，知道专家们的意见分歧，但你没有这门学问，拿不出自己的主张，于是就会举棋不定，今天听甲的话，明天听乙的话，主观上要把事办好，客观上却是官僚主义。
因此，沈雁冰期望在整风中，切实检查一下所有的各种方式的学习制度，包括政治思想的和业务的，彻底改变那些徒然耗费时间的形式主义的学习方法。
沈雁冰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刘清扬说：
不只是揭露，也要提出积极性的建议。
希望统战工作不要只统男不统女
刘清扬在发言中说马寅初说不能光讲共产党的缺点，不讲优点，学校中的党委制不能取消。
我觉得这个意见各民主党派应该很好考虑，应设法让在各方面担任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不光是揭露矛盾，也要提出解决矛盾的建设性意见。
我觉得不能使党员消极，不能使党员受委屈，因为揭露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是为了更加团结。
大家前几天提到的有职无权问题，在我所接触过的人中，都反映普遍地是存在着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并不存在。
因为，我向来是有意见就提的，当然这也是从斗争中得来的。
但是，我能不能认真行使自己的职权呢？
这倒成了问题，因为兼职太多了。
我自己身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河北省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职，每年光开会、视察就要花去好几个月时间，我本身所担负的红十字会工作就没法作，造成了严重的官僚主义。
我觉得兼职过多对个人是个消耗，对工作也不利。
因此，我希望在人事的安排上，并不必要安排太多的职位，才能使人满足，主要的还是要叫他集中精力做好一两件工作，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发挥他的力量。
有些人并不自愿成为官僚主义者，但环境竟逼得他在各方面都造成了官僚主义。
如我到红十字会工作两年半了，虽然我们会中的干部对红十字会的工作都想作好，但是由于工作上得不到党政的支持，如工作计划方案问题，已有三、四年之久不得解决，先提到卫生部，后提到国务院至今还未批下来，这就影响了大家的情绪。
因此，我们会里党和非党干部对自己工作不被重视的情况都很有意见。
我们认为领导不重视群众团体，因此使我们好像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有积极性也无从发挥，工作不能开展，这能算是官僚主义吗？
刘清扬接着说，我要站在妇女立场代表大家反映些意见。
有些妇女干部向我说，各方面的问题都有人提意见，就是对妇女工作重视不够。
对统战政策来说，有人说统上不统下，统少数人，不关心中下层，在妇女来说，是统男不统女，这就显得不够全面和周密。
如我们妇女联谊会从解放前后，地下和地上都做了不少工作，全国妇联和市妇联的负责同志都是知道的。
但在领导上，既未给以关怀和鼓励，至今我们极少数的脱产干部，始终是黑干部，并无正式的人员编制和福利待遇。
干部们有时说，我们不也是为国家工作么？
我们既无人关心工作的成绩，反而有时还被有组织领导的街道妇联看不起，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的妇女团体。
刘清扬还严肃地批评了在婚姻问题上一些不良的现象。
她说，在河北省有的农业社设法培养了一些女拖拉机手，但是她们同驻在当地部队军官结婚后，就不当拖拉机手，脱离了生产，住到部队里去。
她们穿上皮鞋和丝绸衣服，坐汽车回家。
这在农村干部和农民中间起了很不好的影响。
刘清扬说，这不是妇女解放的道路，这是一种思想倒退的现象。
河北有些民盟同志向我反映了些情况和意见。
如有人说，统战部工作，统上不统下，只重视少数上层人物，不关心中下层。
因此，基层党委负责人，不了解民主党派的作用。
如唐山某一学校党员副校长说：
“我懂了民主党派的情况，今后来竞赛吧，你们干好了，我们就让你们搞了。”
他这样一讲，该校教员就不好再加入民盟了。
又如唐山铁道学院本是统战工作的试验重点，但实际党和非党还是貌合神离。
如七个党委同志，对教学改革、拟订教学大纲等，由于他们不懂，就不免常说外行话，他们又不向知识分子虚心学习，于是造成矛盾，党群关系就搞不好。
比如有的党员同志搞满载超轴五百公里是内行，但叫他搞大学教育，他和高级知识分子无共同语言，当然很困难，知识分子也无法和他们谈心，于是就形成鸿沟，格格不入。
民主党派要想帮助作出点事来，也需要一步步试验，不敢说出来和做出来。
党的方面对民主党派也不敢多管，怕侵犯他们的独立，因此，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很微妙。
在双方不能开诚相见时，也就不能避免隔阂和矛盾。
梅龚彬说：
在人事安排上要使民主党派有名有实
梅龚彬在会上谈了民革中央领导人和民革各级干部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
首先，关于合作共事关系问题，他说，现在民主人士还没有做到从“彩排”到“演出”、从“设计”到“施工”都能参加。
他认为共产党中央同国务院发布联合指示、县以下“以党代政”，这些做法都是不尽妥当的。
关于就业安排问题，梅龚彬说，有人分析有三种情况：
第1、有职无权；
第2、有名无实；
第3、无名无实。
他说，在他看来，有职无权现象目前在机关学校中极为普遍；
但是在民革方面严重的还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以及“名”“实”都无的问题。
梅龚彬还提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不必兼任，应该分开，使安排的面较广一些。
他认为今后各级人事安排应不限于资历老的人，应照顾资历虽浅而工作有成绩的人。
梅龚彬还批评了一些报纸对民主党派活动的宣传报道不够重视的缺点。
如报道民革二中全会会议的稿件，人民日报只登在第4版上。
关于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与中共基层党委的关系问题，梅龚彬说，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任务是代表成员利益和发挥监督作用，但是由于对地方的许多工作不能与闻其事，这样就无法实现它的任务。
梅龚彬认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与中共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接受领导是接受政治领导，如果在基层双方意见不一致时，可以分别报告上级，协商处理。
梅龚彬还谈到民革中级干部和下级干部对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
他说，民革的干部要求统战部今后更多地给他们以帮助。
中央的中层人员还希望有参加各项会议和视察的机会。
梅龚彬还要求改变过去民主党派中央副部长在政治待遇上“低人一等”的情况。
最后，梅龚彬提出了四点建议，其中关于改进党与非党关系方面，他希望通过这次整风，克服各级党员干部的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以正确解决基层组织的相互关系和机关、学校、企业单位中民主人士的有职有权问题。
张奚若讲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的四种偏差
张奚若说，他上次讲三大主义，今天讲四种偏差。
这四种偏差是：
第1，好大喜功；
第2，急功近利；
第3，鄙视既往；
第4，迷信将来。
他说，好大喜功分两方面。
第1是大：
一种是形体之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
形体之大最突出，很多人认为，近代的东西必须是大的，大了才合乎近代的标准。
拿北京的一些新的建筑物来说，北京饭店新楼礼堂，景山后街的军委宿舍大楼，西郊的“四部一会”办公大楼，王府井百货大楼，这些从外表看来，似乎是很堂皇，而实际上并不太合用。
很多人对“伟大”的概念不大清楚。
伟大是一个道德的概念，是一个质量的概念，不是一个数量的概念。
体积上尺寸上的大，并不等于精神上的伟大。
大是大，伟大是伟大，这两个东西并不相等。
可是，他们把形体之大误会为质量之大，把尺寸之大误会为伟大。
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就是庞大。
很多人把庞大叫做伟大。
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等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等于集中，集中等于大，大等于不要小的。
由于有这个基本思想，所以工商业组织要大，文化艺术组织要大，生活娱乐组织形式也要大。
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
本来这些工商业和社会组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现在这个办法不管人民的实际需要，好像人民为他们服务。
为什么这些人喜大呢？
除刚才说的把尺寸上的大和精神上的大未分开而外，还有一种是幼稚的表现，也是思想笼统、脑筋简单的表现。
第2，急功近利。
这个态度与好大喜功似乎是不一致的，实际上一面是好大喜功，另一面又是急功近利。
急功近利的一种表现就是强调速成。
在某种情况下速成是需要的，但要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作，结果是不会好的，事情应该分长远与一时的，百年大计与十年小计自有不同。
急功近利，不但对有形的东西如此，对无形的东西，尤其对高深的学问，也是如此。
现在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办法，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以为大学毕业，作了副博士、博士就差不多了，其实除个别人以外，一般的还差得很远。
旧学问如此，新学问也如此。
第3，鄙视既往。
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人类智慧是长期积累起来的。
但许多人却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
他们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
他们认为，新的来了，旧的不能不打倒。
其实，我们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新社会都很少了解。
第4，迷信将来。
当然，将来要比现在好。
但不能说将来任何事情都是发展的。
将来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
而发展也有不平衡的，不是机械地等速度的发展。
总之，将来的事情，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事无巨细都是发展的。
因此，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都是不对的。
张奚若在讲了这四种偏差之后说，当然，不是说大的都不好，过去的都好，将来的都不好，问题在于要有区别，要有适当的比例，要有配合，生活才不单调，不要脑筋简单。
他说，这是文化高的人很不幸的事情，也是脑力劳动者的很大的负担。
但这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情。
只要虚心一点，就能够办到。
座谈会将于16日继续举行。

工商界代表揭发合营企业内部公私矛盾
本报讯
昨天上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8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
出席的有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秘书长会议的各省市代表，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的主要负责人陈叔通、章乃器、胡子昂、吴雪之、乐松生、毕鸣岐等。
以及北京、天津两个市工商联的主要负责人。
会议由李维汉部长主持。
在会上先后有韩志明、马春霖、李贻赞、谢惟安、彭六安、李仲平等六人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韩志明说：
对私方人员也应该有奖励有批评
上海工商联副秘书长韩志明说：
第1，全面合营以后，对私方人员的安排工作做得很不好。
上海原来是打算一个月安排完毕的，后来到年底也没安排完，原因是摆不平。
有人说过去工商界图利，合营后利得不到了，对名很有兴趣。
那些出头露面的人都安排上了，下边就问：
各专业公司的负责人为什么都是工商联的委员？
“名”他们是争到了，但不能作实际工作，只挂了个空名，而原来许愿要安排的，至今还没有安排，因此下边有些人就说：
我们抬轿子把他们抬上去了，就不管我们了。
安排人不按工作需要，而是论功行赏。
这样作对工商业者本身的改造也没有好处。
现在政府提出工商业者改造以企业为基地，这是正确的。
但那些骨干分子则不然，他们整天在外面活动，有很多人甚至身兼十几职，开会开个头就走了，这就使他们脱离群众。
第2，有人主张在合营企业里不派公方代表，就可以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了。
我认为这样作不但对私方人员的改造没有好处，对工作也没有好处。
拿我个人来说，我就没有把握在没有公方代表帮助下把工作做好。
在企业里，不论他是公方人员，还是私方人员，只要是他担负了职务，那些经过民主集中以后的决议，就可以交给他执行。
执行的好就表扬，执行的不好就教育。
而现在有些企业领导人员是私方，犯了错误可以谅解，这是不对的。
也有些人一见私方人员工作上犯了错误，就狠狠的批评，一棍子打死。
这也是不对的。
在公私合营企业里，现在是五厘定息，我认为工作人员之间只有工作关系，不应有阶级关系。
提阶级关系，不容易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
他认为对私方人员也应有奖励有批评，有升级有降级，才能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
第3，董事也应给予安排，资方代理人的酬劳问题也应解决。
近年来他们中很多人都希望向劳动人民过渡，应该使他们看到前途。
他说，有些省市到上海动员迁厂的时候讲的天花乱坠，吃的好，住的好，但迁到目的地以后，实际却不是那么回事。
例如有个从上海迁到北京的西服店，在上海时他们父子两人每月拿二百多元薪水，就不愿去，北京有关部门说生活有问题可以暂借款，但给他评了个每月七十八元工资，也不准借支了。
他们就感到很困难。
他认为原来怎么讲的就该怎么做，政府对这个问题应加以处理，否则影响政府威信。
马春霖说：
合营企业滋长了好排场作风
沈阳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马春霖说：
我们私方人员对有职有权的政策是人人感激的，对党和政府是满意的，但对具体执行的人员有意见。
过去，三、四十人的小工厂，私方人员在管理上有余力，现在合并成三、四百人的大工厂，私方人员大有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觉。
公方又不能大胆使用我们，再加上公方来点主观，党和行政来点教条，工会和团来点宗派，于是有话欲说无地，有言欲发无处的境况就出现了。
工作上唯唯诺诺的现象在私方人员中不是个别的。
在提合理化建议方面也有有劲使不出的现象。
沈阳被帝国主义统治时间较长，受的压迫较深，私方人员一向有精打细算的习惯和经验，在试制新产品、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措施计划上，一般都能做到少花钱多办事。
现在企业扩大了，好排场作风在企业中逐渐滋长。
一般工厂都设有八大科，每个车间又在科的系统下设有八大员，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严重。
私方人员提过意见，但得到的不是尊重，而是讽刺，说小家子气，作坊作风，不懂社会主义建设。
在公私共事方面，他认为应在党的领导下，从工作出发，开小型的，甚至两个人的、或者公私双方在一起的会议，会议要有争论，有些问题要有结论。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
计划会议和党支部召开的有关生产会议等，也应该找私方人员参加。
在具体执行工作任务时，要做到具体领导，分工负责，职责分明。
李贻赞说：
目前工商界上层闹名誉地位，中下层愁生活困难
北京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李贻赞说：
第1，在北京，公私共事关系问题主要是公方对私方信任不够，所以私方人员很难发挥积极性。
公私双方每天在一起，他们除了工作以外互不往来，正如俗话所说：
“麻杆儿打狼两头怕”，公私互存戒心，这样，他们就不能通过互相谈心，来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第2，公方业务水平低，使用干部只重政治不重业务。
第3，企业内部产、供、销人员扯皮，局与局之间也扯皮，弄得私方人员很难工作。
因为他们有自卑感，看到这些情况就更不敢表示态度了。
目前，北京工商界的情况是上层闹名誉地位，中小工商业者愁生活困难。
过去工商界有句俗话：
“有买卖饿不死掌柜的”，现在不同了，生产资料入股了，亲友借贷停止了，去年还可以借支，今年借支紧了，有的部门甚至根本不借。
他认为对中小工商业者来说，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是发挥他们积极的关键。
谢惟安说：
江苏工商界怕“鸣”以后，被说是阶级异己分子
江苏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谢惟安说：
目前私方人员在“百花齐放”声中还不敢大胆“放”。
他们顾虑：
“放”有没有条件？
哪些可以“放”？
哪些不可以“放”？
放到哪一级？
是否只在上层代表人物中“放”，中、下层不“放”？
在什么地方“放”？
放到什么时候？
是一阵风，还是经常的？
私方人员有不少话要讲，有些话不是上层代表人物所能理解的。
他们有些话所以不敢公开讲，是怕给戴落后分子的帽子，怕“鸣”了以后在工作中遭到歧视，怕一旦有运动来时会把他们说成阶级异己分子。
这种种顾虑主要是由于党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同党员的个人作风也有关系。
有些工商界的人反映，公方人员对私方人员尊重有余，信任不足，和党员接触感到冷冰冰的。
好多年来，各方面对工商联的支持是不够的，从中央一直到直属上级都是如此。
例如江苏省工商联的电话费，就不是按人民团体的收费办法收费，而是按私营企业的收费办法收，据说这是邮电部的规定。
我认为这件事就反映了对工商联的看法。
有些地方的领导部门的干部可以到工商联去发号施令，对工商联的干部可以随便使用，有些是可以按他们的意见决定。
这种情况需要加以改变。
工商联的干部，本来是与国家机关干部一样，但实际待遇却不同。
例如无锡市工商联有四十多个脱产干部，至今没人领导他们的学习，有些福利问题也没有人管，这对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很有影响。
彭六安说：
私方人员有两顶帽子、两个包袱、一个苦闷
湖南工商联秘书长彭六安说：
湖南省的公私关系，表面上客客气气，就是不能以诚相见。
现在私方人员感到有两顶帽子、两个包袱、一个苦闷。
两顶帽子就是怕人家说不服从领导的帽子、怕别人说不接受改造的帽子。
两个包袱，一个是怕犯错误。
原因有三，一，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界限不清，搞不好就犯错误；
二，现在企业大了，自己没有本领，怕工作做不好；
三，我们是被改造的，错了没有人支持，没有人同情，工作中出了错担当不起。
第2个包袱是怕挨整。
在解放以后五反以前，凡是敢于提意见的都挨了整，现在凡是在公方面前表现唯唯诺诺的人安排的都好；
凡是爱提意见就是不服从领导，安排的时候也两样。
一个苦闷是：
工商业者目前的情况是上班在企业，下班就回家，过去旧的生活习惯取消了，但新生活习惯没养成，党团员接近不了，工会也不能接近。
甚至有人到工人家去看看亲友，公方代表不让去。
有人说公私合营以后亲友间的关系都冷淡了。
他说，造成上述情况，是有客观原因的。
第1，对私方人员尊重不够，有些会议都是党员参加，私方人员有的担任科长副科长，但有很多会都不能参加。
有的人担任学习小组长，但从来没有听过报告，如何去领导学习呢？
这就影响了私方人员积极性。
第2，私方人员得不到企业和党以及社会舆论的支持。
例如有个私方人员有了一件发明创造，但报纸发表时却说是工人的。
有个民建会员提了一件合理化建议，已经试验成功，并达到国际水平，但轻工业部对这件事评价很低。
第3，待遇不平等，例如福利方面，私方家属生病就不能同公方人员、工人家属一样到医院去治疗。
春节时，公方、工人加班都有加班费，但私方人员加班却拿不到。
公方人员以改造者自居。
相处时总强调阶级关系。
第4，在人事的安排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都安排了，一般私方人员有的也有技术，但未得到安排。
一提安排就是政治条件，出身，这说明有关领导上是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的。
现在公私合营企业里有几个关系。
一个是公私关系，一个是阶级关系，一个是党群关系。
阶级关系，搞学习时可以提，在生产，合理化建议等方面就不应讲阶级关系。
在公私合营企业里，公方人员应该听取私方人员的意见，当然，过去有些会议上公方人员也听了，但听了以后完全采取否定的态度。
有的甚至听都不愿听。
有些私方人员说：
不是我们不积极，我们作不了主。
我们是小媳妇，“小媳妇难为有米炊”。
他又说，对私方人员不要乱扣帽子，要明辨是非，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
有些报纸提到，工商界就是五年睡觉，二年改造，定息后工商界对这种说法很有意见。
前年我们来北京开会听了毛主席一次报告，从思想上给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使我们感激得流泪，听了后我们有什么话都愿意说出来，这证明讲道理比扣帽子好，扣帽子就不解决问题。
他希望公方人员伸出手来团结私方，在生活上也打成一片，要谈心，要什么都谈，才能使人感到温暖，对工作才有好处。
李仲平说：
统一安排、统筹兼顾的工作没有做好
四川工商联秘书长李仲平说：
现在私方人员认为：
合营不如合作，合作不如单干；
这山望着那山高。
为什么这样呢？
除了思想没解决外，主要是统一安排、统筹兼顾的工作没有做好。
在一个地区同一类型企业中，有些人工资高，有些人工资低。
四川省工资改革前私方人员知道加13％，有的就预支了钱，但后来没达到此数，负债的人很不满意。
虽然经过思想教育，有的人知道生活福利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但仍有很多人想不通，认为政府开了空头支票。
当然，工资是根据国家政策制定的，但是生活有困难的应该帮助解决，维持他们的最低生活。
成都市一个机电厂厂长（私方人员），有技术，每月收入四十元左右，家里九口人，平均每人七元，去年有长支，困难不太大；
今年没长支了，生活很困难。
他找工商联解决，工商联推给专业公司解决，互相推，才借给二十元。
以后又发生困难，找专业公司，专业公司要他自己想办法。
他说：
“我的资本都交了出来，我人在工厂，叫我到哪去想办法呢？”
这个座谈会还将继续进行。

中印友谊之花盛开中印友好协会会长丁西林
用不着去翻阅那些记载在纸张已经发黄的古老史书中的事实，也用不着请历史学家作介绍，只要回顾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和印度来往的事情，听听越来越加响亮的“印地秦尼巴依巴依”的口号，人们就能深深地体会到中印友谊的花朵已盛开在十亿人民的心坎上。
这种花朵不但有光辉的过去，而且有更加灿烂的未来。
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高达两万多英尺的喜马拉雅山没有阻隔我们祖先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今天世界上更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我们的友谊。
从难以确定的年代起，我们两国就进行着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
近百年来，两国人民又因受到了殖民主义的侵略，同样进行着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这种共同的经历，使我们更加互相同情和关怀。
而在我们两国先后赢得独立后，两国政府和人民为了实现自己国家的完全独立和经济、文化繁荣，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所作的共同努力，使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更为加深，特别是两国总理确定了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使这种传统的友好关系又在新的基础上发展和巩固。
我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关系大大地加强了，我们之间的互相访问更加频繁了。
最使我们感到欢欣鼓舞的是：
两国总理倡导的五项原则，不仅得到了万隆会议和亚非人民的广泛支持，同时也得到了其他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拥护。
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五项原则的精神已成为我们时代不可抗拒的潮流。
中印友好协会是在五年前的今天，由我国文学和艺术界人士发起在北京成立的。
协会的目的是发展中印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促进两国间的文化友好活动。
工作的内容包括：
接待和协助有关团体接待来我国访问的印度代表团和个人，派遣和协助有关单位派遣代表团或个人到印度访问，举办报告会、展览会、电影晚会，组织翻译印度文学作品，出版有关小册子等介绍印度的文化艺术以及参与中印友好有关的各项工作和活动。
五年来，我们接待和协助有关单位招待的印度文化友好性的访华代表团和个人有四十起左右，其中包括以乌玛·尼赫鲁夫人和巴帕特教授先后率领的两个印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和文化、艺术、医药卫生、教师学生、法律、体育等各方面的代表团和个人。
这些印度朋友都曾受到我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
有许多专家还和我国的同行专家广泛的结交了朋友。
这几年中，我们协会曾三次派遣了中印友好协会代表团去印度参加印中友协的会议或作友好访问，并曾协助中国文艺、科学等各界人士派遣代表团去印访问、交流经验、观摩学习等。
所有从访问印度回来的人士告诉我，他们在印度期间不仅被那个伟大国家壮丽奇异的景色所陶醉，尤其是印度人民盛情的款待和热烈的欢迎，实在无法用言语形容。
在这点上，我也有过不止一次的亲身体会。
1951年我第1次到印度访问，到现在已经过去五年有余，但我还不得不经常想起我在印度的那些难忘的日子。
现在，在我眼前仿佛又呈现出一幅动人的景象：
千千万万印度人民热情的眼睛望着我们，无数友谊的手伸向我们，一片欢呼的海洋包围着我们，“印地秦尼巴依巴依”的口号没有离开过耳边。
1953年第2次访印时，与我同行的一共是六位，在五个星期内，我们所收到的花环在三千个以上，重量约达三千公斤。
1956年吴晗同志率领的那个中印友协代表团比我们受到的热烈欢迎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周总理、宋副委员长、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所经历的欢迎场面，又千万倍于我们。
这样热情友好的印度人民，怎能不令人思念呢！
有这样亲近的邻邦，怎能不令人感到骄傲呢！
中印友好协会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除组织访印人士作报告、写文章来介绍伟大印度的文化、艺术和建设中的成就外，还不时组织印度工艺美术品展览、图片展览。
1955年是全世界人类所共同珍爱的宝库——阿旃陀壁画一千五百周年纪念，中印友好协会与其他团体一起举办了纪念会，并在北京、上海展览了阿旃陀壁画。
1956年又举办了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印度伟大诗人迦梨陀娑的活动，介绍了他的生平和作品，现在并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他的诗剧“沙恭达罗”。
上述活动，在广大观众和文艺界人士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使更多的中国人民对印度民族艺术的辉煌传统和中印两国文化艺术的密切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曾经是人类许多智慧渊源的印度，在文化艺术方面有不少新的和老的成就。
中国人民一向钦佩印度人民的文化传统和创造天才，目前已经翻译成中文的印度著作，一天比一天更多的出现在书店里。
尼赫鲁总理的“印度的发现”、“尼赫鲁自传”，迦梨陀娑的“天使”、“沙恭达罗”，泰戈尔的“新月集”、“飞鸟集”和安纳德、查克拉瓦蒂的作品，都为我们广大读者喜爱。
印度的歌舞和电影尤其引人入胜。
印度曾有三起艺术表演团来我国演出，人们特别喜欢婉转悠扬的古典歌唱和“锡达尔”的美好音弦，丰富多采的婆罗多、卡达卡尼舞姿。
1955年文化部在我国二十四个大、中城市举办了印度电影周，七天的时间内吸引了三百万观众。
观众们对伟大邻邦的美丽山河、富饶的土地和聪明、勤劳、勇敢的人民，有了进一步的熟悉和好感，从而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情。
我国人民特别注意保存我国民族文化特点，同时也尊重别国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
最近，周总理在访问印度时，一再提出要我们像我们先人玄奘那样真诚、谦虚地向印度学习，从他们的成就和先进经验中来吸收养料，丰富自己，这样，中印友好就能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的发展。
五年来，中印友好协会虽然在介绍印度悠久文化、促进中印友好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但缺点不少，尤其是某些工作跟不上客观形势的发展，不能多方面满足广大人民因对印度文化热爱而提出的种种要求，今后应该继续努力，使中印友好协会和印中友好协会能真正的成为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链条。
中印十亿人民之间友好关系更进一步的巩固和增进，将对中印两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和世界和平作出更多更珍贵的贡献。

中美大使级会谈继续举行
新华社日内瓦15日电
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今天上午十点钟在这里国联大厦举行第67次会议。
会议在十一点三十五分休会。
下次会议将在7月11日举行。

侯赛因决定不去巴格达会谈
里法伊表示约旦不脱离阿拉伯民族方向
据新华社15日讯
安曼消息：
约旦王宫5月14日宣布，约旦国王侯赛因已经决定不去巴格达同伊拉克国王和沙特阿拉伯国王会谈。
约旦王宫发表的一项声明说，侯赛因国王已经接到“伊拉克国王和沙特阿拉伯国王在沙特国王目前在巴格达访问期间举行会谈的邀请”。
它说：
“但是，目前的条件使国王无法在此时进行这种访问。”
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里法伊5月1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约旦政府现在致力于改善国内总的局势。
他作这样的表示：
约旦的“阿拉伯民族政策决不改变，也决不脱离阿拉伯民族的方向”。
里法伊说，约旦准备接受任何外国援助，只要这种援助没有附带条件并且不影响它的主权和独立。
里法伊还说，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和约旦四国的阿拉伯团结协定还没有生效，因此，埃、叙、沙三国对约旦的财政援助在法律上说还不到付款的时候。
他说，但是沙特阿拉伯政府同安曼的阿拉伯银行进行了特别安排，根据这种安排，在阿拉伯团结协定生效以前，约旦能够支取沙特阿拉伯分担的五百万英镑。
他说，约旦要求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赶快批准这项协定。
约旦内阁在5月13日晚间决定把约旦警察同军队合并。
同一天，又有二十六个爱国人士被逮捕，其中大部分是教师。

印日原子科学家向同行呼吁
不为制造原子武器效劳
据新华社新德里15日电
班加罗尔消息：
1930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印度物理学家克·维·拉曼博士，在5月13日吁请全世界的科学家们不要参与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拉曼博士支持西德科学家最近发表的拒绝帮助制造原子核武器的声明。
他说，科学家们应当即使挨饿也不帮助制造原子核武器。
拉曼博士5月13日在班加罗尔的摩诃菩提会举行的释迦牟尼涅槃纪念仪式上说了这些话。
据新华社15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的汤川秀树和朝永振一郎等二十五位原子物理学家昨天发表联合宣言，呼吁禁止原子武器。
日本物理学家们的这个宣言是为了响应西德原子物理学家在上个月发表的“戈丁根宣言”而发表的。
“戈丁根宣言”声明这些西德的原子物理学家们对于制造、试验和研究原子弹和氢弹完全不实行合作。
日本原子物理学家们表示要采取同样态度。

反对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的暴行
法国人民群起抗议
据新华社15日讯
巴黎消息：
据“人道报”报道，格累诺布尔居民响应了该市二百多个著名社会和政治活动家提出的反对法国当局在阿尔及利亚的暴行的呼吁，在5月10日晚间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在法国吉隆德省人民救济会的号召下，波尔多居民在5月11日也举行了群众集会，反对在阿尔及利亚采用镇压手段。
法国当局正在压制人民的这种运动。
巴黎法院在5月12日判决“人道报”社长基尔曼·贝利西埃和该报漫画家利索·米帖耳柏格每人交纳鄂金十万法郎，因为“人道报”曾经在1955年06月刊登了米帖耳柏格的一幅描写一个法国伞兵凝视着他脚下的一个死了的阿尔及利亚人的漫画。
法国当局并且还对一批散发过要求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传单的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进行迫害。
当局对巴黎市郊奈伊和伊弗里区四名共产党员提起公诉。
新华社15日讯
巴黎消息：
法国社会党代理总书记戈曼承认，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实行的“绥靖”政策，已经引起了法国广大人士的抗议。
戈曼是在12日举行的法国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会议上作报告时承认这点的。
全国委员会由议员和地方组织的代表组成，这次会议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一些代表对阿尔及利亚政策的批评上。

吴庭艳当局采取毒辣手段
南越二十万华侨受害
新华社河内15日电
西贡报纸报道，在吴庭艳当局强迫华侨停止经营七种行业以后南越华侨的生活已受到严重的威胁。
在4月底以前，西贡、堤岸华侨经营的近千家大小杂货店、二百五十家布匹店、三百家旧铜铁店、一百五十家柴炭店和五十家液体燃料店先后被勒令关门。
全市的六百家肉店和五百五十个鱼摊也全部被迫停止营业。
受影响的华侨不下十万人。
连同其他各地受禁止营业令影响的数千家华侨商店在内，全南越受害的华侨将达二十万人。
南越在经济上排斥华侨，也是它强迫华侨入南越籍的一种手段。

国际简讯
美国恢复对南斯拉夫的军援
美国国务院14日宣布，美国决定撤销实行了将近一年的不准对南斯拉夫供应重武器的禁令，并且恢复对南斯拉夫的全面军事援助。
国务院的声明以挑拨的语气说，支持南斯拉夫“不受外国控制的决心”，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摩洛哥苏丹同意访美
华盛顿消息：
美国政府15日宣布，摩洛哥苏丹优素福已经接受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邀请，在今年11月下旬到美国作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
(新华社）

埃及准许英国等船只用英镑付运河通行费
据新华社开罗15日电
埃及已经准许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所属船只以英镑缴付苏伊士运河通行费。
这些国家的船只在通过运河时在埃及各港口购买粮食等供应物资的费用也可以用英镑支付。
埃及货币管理局14日向各银行发出了关于这个决定的通知。
同一天，埃及财政部下令准许埃及银行同英国银行恢复业务往来。
据开罗电台广播，一个埃及代表团将去意大利同英国代表讨论有关全部解冻埃及在英国的英镑存款问题。
这个代表团将由埃及财政部副部长、埃及国家银行行长以及埃及货币管理局局长组成。
英国船“白杨山号”已经在14日进入苏伊士运河。
这是在英国政府13日宣布不再禁止英国船使用运河以后这样做的第一艘英国船。

泗水百万群众夹道迎嘉宾
伏老重申支持印度尼西亚收回西伊里安
新华社雅加达15日电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苏加诺总统陪同下，今天早上十点钟从巴厘到达东爪哇省省会泗水，受到当地一百万群众夹道欢迎。
两位元首接着出席了在东爪哇省省长公署前面广场上有四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
伏罗希洛夫在讲话中表示希望印度尼西亚人民为继续消灭外国势力和收复西伊里安而团结起来。
他再一次表示苏联支持印度尼西亚收复西伊里安的要求。
他说，我们在访问印度尼西亚之前访问了中国。
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这个亚洲最大的国家已经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取得完全的独立。
在人民民主国家以及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已经获得辉煌成就，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
这证明了殖民国家所说的亚洲国家没有帝国主义的参加是不能建设国家的论调是一个谎话。
伏罗希洛夫还说，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有共同态度。
他又说，苏联愿意同世界各民族在发展经济、文化、科学方面合作。
苏联主张各民族和平共处，尊重各自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苏加诺总统在会上说，全世界人民都热爱和平。
他们欢迎和平和人道主义的思想，但是另外还有人在制造仇视和敌对。
大会结束以后，苏加诺总统陪同贵宾参观了斗牛表演。
两位元首定在今天下午回到雅加达。
新华社雅加达15日电
伏罗希洛夫主席和苏加诺总统已经在今天下午从泗水乘飞机回到雅加达。
伏罗希洛夫和他的随行人员明天早上将去北苏门答腊棉兰。
经历了漫长访问行程的伏罗希洛夫今天显得精神十分好。
他在5月10日离开吉帕纳斯以后，曾经访问了万隆、日惹、梭罗、巴塘和泗水等地。

犀牛的哨兵
印度的独角犀牛是稀有的巨兽，体重约达二吨，仅次于巨象。
但眼睛近视，看不清楚远处，经常停歇在它背上的白鹭就作了它的“哨兵”。
白鹭以犀牛身上的扁虱作为食物。
当白鹭发现可疑情况时，就迅速起飞，大犀牛接到白鹭的警告，就能够及时逃避。

约翰牛不甘屈服
英国驻美大使卡西亚日前在美国杰姆斯城三百五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时强调“不要不把英国放在眼里”，并嚷道：
英国“决心决不承认失败，决不，决不，决不！”
不久前，前英国首相、八十二岁的保守党元老丘吉尔也打破近年来的沉默，鼓吹英国要“继续担负起世界的领导责任”。
丘吉尔呼号说：
英国“必须在落后的地方迎头赶上，必须在领先的地方继续跑在前面”。
是什么东西推动着这位下台了的英国首相、也从退居的庄园中跑出来，这样大声竭呼的呢？
一句话，这就是需要给那个被一连串挫折镇得灰溜溜的倒霉的英国统治集团打气。
保守党的重要喉舌“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可以说明这一点。
这家报纸在一篇题为“争取恢复领导地位”的社论中，以一种卧薪尝胆的精神说：
丘吉尔的话“不光是一种令人怀念祖国的事情，他号召要坚持下去，坚决从最近时期所受到的敌友双方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它继续说：
“这些打击是严重的，特别是在中东，并且继这些打击之后，又出现了一段充当次要角色的时期”。
痛定思痛，英国绅士特别对他的美国“盟友”满腹怨气。
这也的确难怪。
自从“苏伊士问题”发生，接着又是侵埃战争失败，美国“盟友”趁机夺取了中东地区殖民主义阵营的支配地位，并且抬出“艾森豪威尔主义”，节节深入原先英国的殖民阵地。
美国报刊还纷纷发表议论，奚落英国：
“约翰牛必须紧紧地扯住山姆大叔的衣服下摆”，“现在，英国必须依靠美国才能维持自己的世界地位”。
这一切对于曾经横行一世的英国爵士们说来，当然是极不称心的。
近来，又传出关于建立“美国—西德轴心”的消息，更使得他们坐卧不安。
卡西亚以大使身份所作的那样露骨的警告，显然是对华盛顿而发的。
今日的约翰牛固然已经失尽了当年的威风，毕竟还不那么轻易就在山姆大叔面前甘拜下风。
最近，英国军费已决定削减，海外驻军也要收缩。
这是为了加强经济实力，并集中力量使英国也能“有一份可观的核威慑力量”。
关于欧洲，英国还提出了一个所谓“宏大的计划”，以同美国—西德轴心计划相抗衡。
英国外交部人士曾说：
“实现这个计划，现在已经是英国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经常反映英国政府意见的伦敦“泰晤士报”，在4月30日的社论中，鼓吹英国应该密切注意南美洲，把它列入扩张的版图。
看来约翰牛甚至还想把它的头角，伸进山姆大叔的后院哩。
（淮文）

苏伊签订边界条约
新华社15日讯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政府和伊朗王国政府代表团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苏伊边界和解决边界冲突及事件的条约。
这项目的在于防止发生边界事件的条约，规定了苏伊国境防卫组织条例，并且对边界当局的权限和它们驻在的地址以及边界全权代表的活动地区等问题都作了规定。

英国人民游行反对试验氢弹
05月05日，英国共产党和工党分别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了两个群众大会纪念国际劳动节。
参加大会的群众高举着彩色旗帜、标语以及巨幅漫画，唱着歌，喊着口号进入海德公园。
游行队伍里最引人注目的是戴着象征氢弹的头罩的游行者。

莫斯科举行苏蒙人民友好大会
泽登巴尔说蒙苏会谈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事业
布尔加宁赞扬蒙古在加强远东和平方面作出的贡献
据新华社15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5日讯：
今天在大克里姆林宫举行了苏蒙人民友好大会。
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会上讲了话。
泽登巴尔的讲话指出，蒙古人民把自己所获得的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成果，以及在巩固国家独立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事业中所获得的一切成就，归功于苏联人民的慷慨无私的兄弟援助。
泽登巴尔强调指出，任何力量都不能使蒙古人民脱离列宁所指出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泽登巴尔接着谈到了经常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团结一致的必要性。
他说，这在目前国际局势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现时代——资本主义毁灭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时代——的规律。
泽登巴尔最后指出，这次访问和会谈对于进一步加强苏蒙两国人民的友谊，对于进一步迅速发展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有着巨大的意义，并且有助于加强伟大社会主义阵营的事业。
布尔加宁在讲话中说，苏蒙两国政府代表团在会谈中讨论了当前国际局势中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双方对当前局势的估计是完全一致的。
布尔加宁谈到了苏联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所作的努力。
他指出，苏联最近曾经写信给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府，他接着说，虽然我们所接到的某些西欧国家的答复不是对苏联所提问题的应有的反应，这些答复在许多方面不符合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然而我们认为，生活本身将推动西欧各国政府走上现实政策的道路。
在谈到中近东局势的时候，布尔加宁说，杜勒斯—艾森豪威尔主义现在是这一地区的局势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
苏联在中近东和世界其他一切地区所唯一关心的是维护和加强和平，使各国人民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布尔加宁在谈到裁军和禁止原子武器、氢武器的问题时说，不断进行核武器试验自然地引起各国人民越来越大的不安和忧虑。
各国议会，首先是美英两国议会，可以在解决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方面作出巨大贡献。
布尔加宁指出，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接触有着巨大的意义，这种接触过去曾经带来了好处。
现在国际紧张局势又出现了某些缓和的征象，这为恢复这种接触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东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是有事情可以谈的，当然，这种会见必须是经过适当准备的。
布尔加宁表示，苏联一向支持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享有合法地位的权利。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奉行着各国人民友好合作的独立外交政策，在加强远东和世界和平方面不断地作出自己的贡献。
布尔加宁说，蒙古政府代表团对于苏联和日本恢复正常关系作了肯定的评价，并且也希望蒙日关系正常化。
苏联完全支持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种愿望，认为这将大大有助于在远东建立互相信任的气氛。

蛀虫　江帆

越南外交部发表声明
斥责美国企图长期分裂越南
新华社河内15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艾森豪威尔和吴庭艳5月11日在华盛顿签订的联合公报“再一次证明美帝国主义和南方政权企图长期分裂越南，变越南南方为美国军事基地，准备挑起新战争的阴谋”。
河内报纸今天显著刊登的这个声明指出，为了掩饰这种阴谋和转移舆论的视线，美国和吴庭艳在联合公报中反而诬蔑越南北方在增加军事力量。
声明认为，联合公报中的所谓越南南方必须对付颠复活动的论调，只不过是为了掩盖他们对前抗战人员，对赞成和平和统一，赞成日内瓦协议的爱国者所实行的法西斯恐怖政策的借口而已。
声明说，“为了要欺骗舆论，缓和越南人民的愤怒，所以联合公报被迫谈到以和平的方法来统一越南问题”。
越南外交部在声明中强调，美国和吴庭艳的阴谋和行动，违反日内瓦协议和联合国宪章，违反越南人民和平统一的愿望，威胁东南亚和世界人民巩固和平的事业。
声明重申必须使日内瓦协议得到尊重和严正实施，以巩固和平和实现越南的统一。
新华社河内15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讯：
越南中央联合停战委员会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代表团首席代表潘重慧少将5月10日写信给越南国际委员会主席高尔大使，要求南越当局尊重和执行日内瓦协定，特别是第14条丙款的规定，停止恐怖和报复的行动。
保证参加抗战和赞成和平统一的个人或团体的民主自由。
潘重慧少将指出，南越当局现在正在阴谋取消规定禁止迫害前抗战人员的日内瓦协定第14条丙款的法律作用，以便放手继续对前抗战人员进行镇压和恐怖的活动和报复。
潘重慧少将要求把越南人民军的意见报告给日内瓦会议两位主席。

重要补正
赫鲁晓夫答“纽约时报”总编辑问一稿第9段，“但是，如果我说联合国目前”之后应为“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是一个重要的工具，那我就违背了自己的良心。
他说，如果在联合国这个组织里由美国支配一切，由美国对那些获得美国施舍的国家发号施令的局面继续存在下去的话，这个组织实质上就不成其为国际组织，而是美国的一个分部了。
赫鲁晓夫还补充说，苏联准备随时同其他国家就裁减军备、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禁止试验核武器等问题交换意见。
我们随时准备就这些问题进行谈判，准备达成合理的协议。
卡特勒奇还问赫鲁晓夫，他是否真的认为美国和它的盟国正在打算侵略苏联？
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是鼓励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各界人士自由地互相往来，这样理解对吗？
他是否认为苏联对外国记者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是不正确的？
赫鲁晓夫回答说，在我看来，美国和它的盟国正在打算侵略苏联，这倒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如果一个国家不打算发动战争，那么它就不会去扩充军备，而是去寻求同别人的和解。
当然，美国人民的确不希望战争，他们要求和平和各国人民友好。
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对于美国政策几乎毫无影响。
赫鲁晓夫认为卡特勒奇对苏联鼓励各国人民之间自由交往的政策理解得很正确。
他说，苏联希望这样做。
至于对外国记者实行新闻检查制度的问题，他说，苏联只有在对待诽谤性的消息的时候才实行新闻检查，苏联的主管人员压住不正确的假消息，不发表它们，这对社会是有益的。”

出版界老前辈们座谈出版工作
本报新华社特约稿　文化部14、15两日邀请出版、印刷、发行方面的老前辈们座谈，他们对文化部和各出版社的领导工作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
丁晓先：
编辑在出版工作地位没有得到重视
出版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是发言中接触较多的问题。
中华书局古籍编辑室的丁晓先说，编辑在出版工作的地位，没有得到行政领导上应有的重视。
比如，现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章锡琛，曾用五个月时间完成了六百多万字的资治通鉴的校对工作，他每天工作很长时间，对资治通鉴的出版工作起了不小的作用。
但是他竟没有被选入文化部先进工作者的行列。
丁晓先说：
是不是领导上因为照顾他高龄，而不必同年轻的党团员凑在一起呢。
丁晓先说，许多年纪大些的编辑人员如果稍稍讲些有意见的话，就会被党团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们奚落或训斥一番，直到整风开始以后情况仍然没有改变。
如最近古籍编辑室的编辑人员为了工作方便，不同意管理科把从编辑室到资料室的必由之路遮断。
但是13日书局里的黑板报上竟刊出了一千六、七百字的长文批评这些提意见的人。
长文中写道：
“老先生们不要倚老卖老，抱着特殊思想。
请看共产党人为争取人类解放而英勇牺牲，他们的功劳比老先生们大得多呢……”。
章锡琛说：
现在教员批评高教部领导上的三大主义（即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中央机关部门中不数第一也算第2。
我看文化部领导上的三大主义不是第二也数第1。
他在谈到宗派主义时说，他的老朋友孙伏园担任出版总署图书馆长时，受到一位党员副馆长的歧视。
孙伏园的身体不好，但经常被要求作检讨，而且检讨愈多，受到的批评也愈多。
章锡琛为了孙伏园的事情向领导上提过意见，但却因此被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从此不仅党员不接近他，连民主同盟盟员也不接近他。
戴孝候：
为什么谈到商务印书馆的优良传统、就要被扣上“反对社会主义”的帽子。
商务印书馆的戴孝候说，在商务合营的时候，原商务印书馆的职员曾谈到这个印书馆的优良传统。
但是表示这种意见的人在思想改造时竟被扣上“反对社会主义”的大帽子。
他说，这是以对敌人的办法来对待同事。
去年以来情况虽有好转，但领导上对原商务印书馆的良好经验（如综合经营等）仍然不予重视。
戴孝候指出，目前在商务印书馆中，有经验的编辑人员所余无几。
印刷人才也逐日减少，后继无人。
他建议招收初中、高小毕业生成立印刷技术传习班。
他还指出，应该重视民族形式的印刷装帧方法。
章锡琛也认为，不应轻视木版书的印刷工作。
许多人还对出版局规定的选题计划制度提出批评。
章锡琛批评制定选题计划时只是主观地规定书名，制定计划时凭主观规定每年出版数增加百分之多少。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卢文迪认为，应由出版社在了解作家创作情况的基础上来定选题计划。
未列入选题计划但确有学术水平的著作也应准予出版。
金擎宇：
不适当地强调保密、使很多地图不能出版。
地图出版社的金擎宇批评了因机械地强调保密而限制地图出版的情况。
他指出，由于有些部门不合理地强调保密，目前各界迫切需要的省、市地图不能出版。
地图出版社想要出版北京市地图，但国家测绘总局却要求把门头沟从这个地图上删掉，理由是：
门头沟是工业区应当保密。
金擎宇说：
门头沟是北京市人所共知的公共汽车的一个起点，连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的北京游览图中都画得清清楚楚，不知道为什么非让我们删去不可。
关于出版事业的体制，也引起了讨论。
中华书局的张静庐主张，出版、印刷、发行三个环节应紧紧结合而不应各自脱节，其中出版是主要的。
他说，中国从唐、宋到解放前一千多年以来，一直是出版、印刷、发行一体。
张静庐还说，当然这三者也可以分开，但必须具有分的条件，现在的问题是客观条件不够就冒然强调分工分业，因而造成不少混乱。
青年出版社的贾祖璋认为，由于现在把发行工作全部统到新华书店，新华书店又不可能全面地掌握供需情况，工作中势必产生盲目性，因而又缺又滥已经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形成为一个“法则”了。
卢文迪等认为目前出版社按专业分工是有好处的，但问题在于分得太细、太死。
应该有的没有，不应有的又太多。
卢文迪：
现在领导出版的人不懂业务，只好教条主义地发号施令
许多人在发言中，要求加强对出版业务的领导，提高出版质量，加强科学研究。
他们批评文化部和出版社的行政领导人没有能够把出版业务切实地领导起来。
地图出版社副总编辑曾世英说，出版工作是个既需科学又需文化的工作。
但是目前的情况是“科学工作没有科学，文化工作没有文化”。
卢文迪建议文化部研究出版社的性质。
他认为出版社作为一个文化企业部门，不能同衙门或一般的企业单位以及科学研究机关相混同，出版社应当由谁来办值得研究。
他说，现在领导出版的人不懂业务，只好教条主义地发号施令。
他主张出版社内的出版业务应由编辑领导。
青年出版社的顾均正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员完全可以领导出版工作。
问题在于是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领导。
党员党性强不应表现在摆老资格和居功自傲，而应表现在他有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钻研业务的精神。

北京农业大学教授
继续揭发宗派主义官僚主义
本报讯
14日夜，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副教授们在该校中共党委会召集的座谈会上，继续揭发该校党组织和行政领导方面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
数学教研组女教授齐植朵面对着施平副校长说：
“我们之间的墙是双方搭起来的。
我已经想了又想，我要先动手来拆。
但是我又想，如果我已经拆了一段而对方还没有拆，我要把拆下的砖再堆上去。”
她说，我到北京农业大学已经好几年，施平副校长也已经来了好几年，可是施副校长同教授见面竟如路人，连 “点头关系”都没有。
农业经济系教授王毓瑚说，吴亭教授曾形容农大党群之间的这堵墙像复兴门的城墙那样厚，我还要再补充一句，在这堵城墙的后面还有着“护城河”。
要拆掉这堵墙党员应该先动手。
兽医系副教授罗仲愚说，年轻同年老教师间的团结问题，实质上也是党群关系问题。
他说，如果年轻和年老教师都是党员或都是群众，就没有问题。
如果助教是党员，老教授是群众，那就要出问题。
助教就会看不起教授，这样谈领导是不可能的；
年轻同年老教师之间不存在团结、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而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
罗仲愚说，要解决这个矛盾，首先就得使老教师受到尊敬，给老教师一点“权”，如选择助教之权，分配毕业生时提意见之权，等等。
刘海蓬副教授列举事实，批评了北京农业大学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他说，去年评工资时，领导方面是“捧着一部分人，压制着一部分人”。
我自己就是被压制的一个。
这当中就有宗派主义问题。
李静涵教授认为，北京农业大学的宗派主义主要是“爱恶不分”，他同意评工资中有人受到压制的看法。
他还举出学校学报刊登文章的宗派主义的事实。
他说，学报对某些人的文章是拒绝刊登的，什么原因，很难理解。
“北京农业大学的官僚主义是同高等教育部分不开的。”
这是畜牧系副教授张仲葛的看法。
他说，北京农业大学因为工作复杂，给配备了三位校长，但是有的校长“不务正业”，而忙于去参加一些外交性的活动。
他说：
“高等教育部为什么不考虑精简一下他们的活动，而规定一些他们必需做的实际工作”。
给领导提了一大堆意见到底会不会得到结果？
这是到会的人们关心的问题。
翻译室主任傅子祯说，过去给领导提意见一次又一次，得到的反应是“大家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以后就完事了。
座谈会结束时，主持会议的党委书记施平副校长说：
“这次整风绝不关起门来整，两天的会议，就是我们整风的一部分。
以后也还要请大家帮助整。
我们要一直整到北京农业大学今后的工作有了明确方向为止，整到大家满意为止。”

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中的问题
——医学界六十多位教授、专家发表意见
本报讯
05月13日和15日的上午，卫生部邀请了北京医学院、中国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科学委员会等单位的六十几位教授、专家们座谈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
教授和专家们说：
卫生部召开这样的会，次数已经不少了，希望这次不再像过去一样，开会时开会，开完了会是开完了会。
北京医学院张昌颖教授说：
但愿这次风能刮得长一点，虽不能像大旋风一样把树连根都拔起来，至少也应当把树吹弯过来。
医学教育中存在严重的质和量的矛盾的原因，在于卫生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
教授们认为医学教育当前的严重问题是质和量的矛盾。
根本原因：
第1、入学学生基础差、质量低。
这是卫生部重量不重质的思想造成的。
医学院每年的招生数字卫生部订得很大，而几年来学生来源不足，为了凑数，把不合标准的也收进来。
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白备伍说：
1954年医学院录取的新生，有的平均只有二十分。
第2、学生增多了，师资、设备、教学基地等等又都跟不上来，卫生部又很少考虑解决这些问题。
北京医学院刘思职教授说：
按北京医学院现有的人力、物力，学生要减去一半。
第3、学制短，而课程多，以致许多课程无法讲得深，讲得透。
第4、学生接触实际的机会少，实验和临床实习也少，学生课堂所学缺乏实践的印证。
协和医学院张鋆教授说：
过去学生学解剖必须要解剖半个身体，而现在学生只能解剖一点点，生理实习也都是由助教做好了，让学生看一看，至于临床实习，学生也少有机会接触病人。
教授们认为学生对“琐碎”的实验操作、临床化验不感兴趣，只想搞理论、跑图书馆，这也是影响质量的原因。
第5、领导不重视科学研究工作，不注意提高教师质量，北京医学院教授王志钧说，我过去搞一点科学研究工作好像“办私货”。
他说大学不搞科学研究就只能算是个中学。
第6、专业设置过细、专业化过早，也影响质量。
教授认为这些都是由于卫生部过去很少听中国专家的意见，工作中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造成的。
徐诵明说卫生部没有很好地抓业务，又不走群众路线。
许多人有同感。
教授呼吁延长学制、精简课程，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让医学教育后继有人。
教授们认为提高质量除了提高入学学生录取标准，充实设备，增加教学基地，减少专业设置，加强科学研究以外，首先应当考虑延长学制。
张鋆、刘思职和教授们在会上呼吁，要求医学教育赶快恢复六年制，他们说：
我国过去医学院的学制就是六年、七年，苏联也是六年，而现在，我们为什么只规定医疗系五年，口腔系四年呢？
北京医学院教授王志钧说：
学制短、课程多，各科讲义精简得像浓缩的鱼肝油精一样，只有几点几条，以致学生认识问题很局限，思考能力低。
协和医学院林巧稚教授说：
培养人才首先要打基础，毕业后的专科进修那只是盖楼房而不是打基础，基础不好，楼就盖不成。
许多教授认为中医课开得太早，未经整理的中医经验，学生难分精华糟粕，费了时间，效果并不好。
张鋆教授认为把祖国医学作为历史知识教给学生是必需的，但中医内经等著作不一定要学生去学。
至于总结出来的有效经验可以摆在不同科目里讲。
教授们认为延长学制，如果目前不能全国一起改，可以先在少数学校先改，先培养一批研究人才和师资，否则会如澳大利亚医学代表团团员说的，将来中国医学教育会后继无人。
教授们说延长学制主要是增加基础科学，基础医学，实习、实验的时间。
最好先学一两年预科，再入本科。
预科最好设在理学院。
把优秀的毕业生分配去当助教，给教师以进修的机会。
其次应当大力进行提高师资质量的工作。
北京医学院刘思职教授说，近几年来教学法有了改进，但教学内容没有提高，这是因为年轻的教师没有足够的本钱。
应当选一些优秀的、有培养前途的毕业生在学校工作，现在是把好的学生分到各地，中等水平的或者是为了照顾身体或爱人关系的留了下来，同时留校的也只重政治不重业务，这样做，教师质量怎能好呢。
张鋆教授也认为应当重视培养助教的工作。
这是新的师资的来源。
北京医学院方亮教授说，过去卫生部很少考虑讲师以上干部的进修问题，这些人没有时间进修，教学质量也成问题。
卫生部筹建和调并学校很不慎重
教授们批评过去筹建和调并学校不慎重。
徐诵明说：
去年办了四个中医学院，别的三个我不清楚，北京的校舍设备都是借用的，教师又是东拼西凑，一个大学为什么这样匆忙地办起来呢？
试问办中医学院的目的是什么？
假若说为了传授中医经验，由中医带徒就可以了，假若说为了总结、研究、整理中医经验，高中学生未必能行。
他的发言得到许多人的同意。
他又说：
过去整顿归并了一些院校，这显然是考虑不周的，如浙江医学院牙科，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牙科，师资设备较齐全，历史悠久，不知为什么把这些师资分在东北、四川各地，上海第1医学院的牙科，历史比浙医短，条件远不如浙医却不去动它。
又如山西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只有一个教师，江苏医学院有几个，不知为什么把江苏的并入山西。
北京医学院朱希涛说，卫生部不要过早地到处下蛋，四处下蛋不一定会孵出鸡来，还是让现在的鸡长得更健康一些。
只管杂务是无法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的
教授们认为卫生部非常不重视科学研究工作。
北京医学院的教授们说，北京医学院全年的科学研究经费只有七万元，据说还为第2位。
医学科学委员会副秘书长张查理说：
卫生部安排科学研究经费既患寡又患不均。
拿1956年来说，全国三十多个院校全年研究四十多个中心问题，先给一百万元，几经争取才有了一点增加，而生物制品所只研究一项中心问题，却拨给七十万元（据说后来有了减少），张查理还说，卫生部业务司开专业会从来就很少通知科学研究委员会。
劳动卫生研究所汪德晋说：
卫生部在建立劳动卫生研究所时说如何如何重要，可是又常常调研究人员去突击别的工作。
中国医学科学院刘培楠说：
卫生部和医学科学院党组织应当了解科学研究工作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只管杂务是领导不好科学研究工作的。
中国医学科学院杨恩孚说：
过去卫生部是怎样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的呢？
要研究什么就先挂招牌，接着盖房子，可是常常是一切就绪了，却没有研究人员。
应当是有了人再考虑盖房子等问题。
他还说：
卫生部对高级人员的信任是不够的，对具体工作干涉过多。
杨恩孚认为应当让科学家把所有时间用于工作。
领导不爱惜研究人员的时间，不重视研究工作的连续性，工作是无法进行的。
他说，我一个小时没有人找，或是不接一个电话那是罕有的事。
关于科学研究人员，教授们说，要把好的送到研究单位，现在却是一些成绩中等，有病的分配来了，一来就请假。
杨恩孚说：
在研究单位应有新陈代谢，医疗和教学做得好的人不一定适宜做研究工作。
统一分配固然不好，自己要来的，也得经过一、二年的考验是否合适。
教授们都认为应当重视高等医学院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因为许多有研究工作经验的专家都在学校而不在研究机构，高等医学院校的研究工作做得不好，不会教出好的学生，研究机关也不可能补充好的研究工作人员，研究工作自然做不好。
吴朝仁说：
现在是加强医学院校的研究工作，而不是忙于建立许多研究所，母鸡不健康，不会下蛋，下的蛋孵的鸡也养不大的。
中国医学科学院刘培楠说：
卫生部应当重新认识一下什么叫科学研究工作，在什么条件下工作，这工作有什么意义，认识不清，还是领导不好科学研究工作的。
许多教授、专家认为资料保密妨碍了科学研究工作，劳动卫生研究所汪德晋说：
在总工会等单位去找材料，别人双手欢迎，要什么给什么，可是来卫生部找资料，东也保密，西也保密。
为抄资料一次抄几个钟头。

学校整风声中的黑板报
北京航空学院的黑板报，也在整风运动中贡献它们的力量了。
它们无论是“一系”的“飞机报”， “二系”的“闪电报”，还是“三系”的“动力报”和“四系”的“火焰报”，都充满了群众的声音，反映了群众的心意，对行政领导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宝贵的意见。
在“飞机报”上一篇文章里，写道：
“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大家都知道这不是党的私事，而是千万人民共同的事业），让我们把我们几年来的话都讲出来吧，不要怕群众
‘满城风雨’，而把它看成人所不可缺少的阳光吧！
“要整风，要发动群众，就得放手让大家讲话！”
“飞机报”上还刊登了一篇稿子，揭露航空学院党组织整风运动所以迟迟不能开展的原因说：
“同志们批评我院动作太慢。……为什么前进不了呢？
问题就在于院领导干部放不下脚，下不来楼，改不了作风，接近不了群众。
这次整风，能不能在开始就整一下领导的工作作风？
检查一下民主发扬的怎么样？”
“动力报”刊登晓钟写的一篇稿子“不，我们不能沉默！”
文中写道：
“……好！
一系‘鸣’起来了……亲爱的同志们，我们马上就要成为共青团员了……她要求我们热爱生活，为人类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实现而献出毕生的努力，她要求我们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党的利益。
为此就要求我们对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对前进中的一切暗礁，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闪电报”的编辑同志们，昨天晚上正在紧张地编辑着今天和大家见面的一期黑板报。
在这期内容中，有一篇题为“大家都来拆墙填沟”的报道，记载了“二系”在本月14日举行的一次老教师的座谈会上，林士谔教授、余德星副教授、王振均讲师等，对学校党委和院系领导上的作风以及各方面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林士谔教授说：
拆墙填沟问题，在航院党与非党员的墙虽然不比报上登的“比复兴门还高”，但如果发展下去，可能更坏些。
他说：
我们一定要通过这次整风运动，把墙拆掉，把沟填平。
余德星副教授说：
航院的党员对有些工作不争论，不提意见，可是他们实际上是有意见的，如过去航院的保密规定很不合理，让教师和学生下厂实习，要到工厂了，实习的人还不知道到那个工厂去。
这事情，党员也有意见，可是就未提。
王振均讲师说：
本来这次运动中，不想谈，觉得少说为妙，但话在喉头，不说不好。
我也认为航院的领导上官架子太大，似乎没有一官半职就不行。
在黑板报上，还可以看到群众批评武光院长的整风动员报告作得不联系实际，不联系思想，不解决问题。
黑板报的一个启事上写着，因投稿人非常踊跃，稿件还不可能一一刊登出来。
我们高兴地看到，黑板报在开展整风运动当中也起了它的作用！

改进党群关系　办好师范大学
教授们积极提出意见帮助党组织整风
本报讯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于10、13、14、1504日内，分别邀请中文、教育、俄语、历史等系的教授、副教授座谈。
教授们对于学校党的领导工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胡明说，党员有特殊的优越感，个别党员采取粗暴方式维持“威信”。
北京师范大学的党和群众的关系怎样呢？
许多教授对这个问题很关心。
俄语系主任胡明教授说：
现在我校的主要矛盾是党和群众的关系不好，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党员和党的组织。
有的党员有特殊的优越感，看不起一般群众，因而脱离群众。
有人总说群众自卑，其实群众并不自卑，是因为党员有特殊的优越感，夸大自己的作用、功劳，使群众相对的自卑了。
更严重的是个别党员采取粗暴的方式维持“威信”，在群众中影响极坏。
中文系李长之教授说：
“师大的党组织和群众之间的墙是很厚的，像钢骨水泥一样坚固，这个墙如果不拆，有愈来愈厚的危险。”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本来群众很愿意和党员作知心朋友，可是党员没有这种表示。
党员的作风确实影响党群关系，但群众往往通过个别党员与党建立感情，师大很多青年共产党员没有经过同群众共甘苦的锻炼，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后反而脱离群众，成了当权派，不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喜欢摆出教育人的姿态，容易使人产生反感。
政教专业何廷杰教授说：
现在都说党群间有墙，这种提法有问题，不是党与群众间有墙，而是一些基层党组织、党员和群众间有墙。
个别人留在墙外不要紧，墙外人多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
这墙是谁造成？
有人说是双方面：
一方面是自卑感，这个墙一碰就破，另一方面是优越感，这是三合土加上电网，还通上电流的墙，好在现在是没连成一片，否则就太危险了。
朱智贤教授说：
党群关系问题主要是党和老教师的关系问题，行政负责人看起来比教学人员重要。
在学校里，教学要依靠教学人员，特别是依靠老教师的思想是不明确的。
解放后形成一种风气，太看重新教师，党对老教师支持不够，青年同志中有一股歪风，有些对领导、对党员很服从，这当然很好，但对老教师、对群众都不够尊敬重视。
有些年青同志入党前很谦虚，入党后就不同了，“养不教，父之过”，党应给他们以教育。
邵鹤亭教授说：
希望党组织慎重考虑各种联系群众的新方式。
他建议党除掉通过民主党派联系群众外，应当充分通过工会组织，把一切问题向群众开门，把群众当作自己人看待，填平党与群众间的鸿沟，使每个人都有主人翁的态度。
邰爽秋说，教授是处在四层楼板下面和四道围墙外面。
学校如何广泛吸收教授的意见？
怎样扩大教授同各方面的联系？
邰爽秋教授说：
教授在学校里，是处在四层楼板下面和四道围墙外面，这四层楼的最顶层是校长，其次是教务长、研究部主任等，再下一层是系主任，还有一层是教研组主任，四层楼下才是教授，而教授又分六级，实际上有十层之多；
四道围墙：
第1道是党委会，第2道是校委会，第3道是系务会议，第4道是教研组的核心会，这四道城墙层层保密，水泄不通。
作为一个教授除非兼任行政职务，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这叫人怎么能提出意见，怎么能对学校热爱呢？
采取这样保密制度和这样的工作方法，实际上却是影响了团结。
必须拆掉这些墙，打通这些楼板。
张怀说，领导高高在上，中层干部忙于事务，我们有话无处说。
张怀教授说：
我们教授的意见没有发表的机会，领导高高在上，中层干部忙于事务，我们有话无处说。
去年学校在北校举行过茶话会，这很好，倒不是为了吃茶点，而是有机会谈出自己的意见。
校长出布告规定接见教授时间，用心固然好，但仍然是形式，还没有了解到高级知识分子的心理，高级知识分子大多数都难免有些旧的书生脾气，找朋友谈天可以，找领导就不愿意。
老实说我就不愿意排队等接见。
希望领导通过各种方式接近群众。
何副校长只在到师大来时找我谈过一次话。
我对学校不是不关心，不是没有意见，是有意见无从上达。
俄语系胡明主任说：
学校领导的官僚主义相当严重。
学校、党委各部门职责分工不明确，自解放至今学校还是混乱状态。
一个问题来了推前、推后、推左、推右无人真正负责，问题不能解决。
许多问题校领导都是以耳代目，凭听汇报办事，办不通就命令主义。
学校宗派主义相当严重，在使用、提拔干部、评级评薪等问题上都表现出来。
中文系副教授俞敏说：
师大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矛盾有二：
一、不信任群众。
二、领导对被领导管的太多。
我研究古汉语二十年，我愿意教这门课，即使不能教我也愿意研究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但领导上硬说我擅长语音，要我在这方面进行研究。
语音是研究古汉语的工具，正如数学是研究物理的工具一样，对一个学物理的人说他数学很好，他会感到受了侮辱。
廖泰初说，非党教授有四个难处：
会见领导难，谈心难，对党员了解难，办事难。
教育系教授廖泰初谈到非党教授在处理日常工作中有四个难处：
（一）会见领导难。
向领导请示一件事往往要花费很多时间，有一次他想和丁浩川教务长商量一个问题，约了三次都没见到，直到第4次才见到，但见面谈话却不到十分钟。
这件事使他很寒心。
他说，直到现在，他连和何校长、黄教务长谈一次话的机会都没找到。
他认为，需要和领导同志谈谈。
领导上的所谓“忙”，值得打个大问号。
（二）谈心难。
过去自己有些甜酸苦辣的心事总喜欢找老朋友们扯扯。
但是，现在大家都提高了，怕自己谈出的东西不好，人家会不会扣帽子，有了这种顾虑，就不敢找人谈。
有时找到党员同志谈心，但在谈的过程中，自己倒是诚心谈自己的问题，而对方只是帮助你分析分析问题，从不谈他的问题。
自己谈十句话，对方谈不了一句话。
（三）对党员了解难。
党员中春风满面的比较好接近的固然有，但冷若冰霜，不好接近的也不少，这样的同志摸不着他的脾气，和他谈话就有顾虑。
例如，党员中有个别同志好下命令、坚持己见，不大愿意和人商量问题。
看来这些党员认为他们就是教育人、改造人的；
而非党人士则是被教育、被改造的。
他觉得这是党员的一种宗派主义情绪，因为党并没有教育党员去脱离群众。
（四）办事难。
办个事情要花费很多时间用在请求、写报告上面，而且拖拖拉拉，长期之内得不到解决。
叶苍岑说，领导上在评级问题中对待党员和群众有两种态度
教授们在发言中，对评级评薪问题提出了很多意见。
为什么把教授分成六个级？
级别的高低到底根据什么？
对这些问题，不少教授有意见，并且认为分成这么多的级没有好处，反而影响了教授之间的团结，甚至连好朋友也为了级别问题，伤了感情。
由于教授中分成很多等级，意见很多。
中文系教授叶苍岑认为在评级问题上，领导上对待党员和群众有两种态度，如一个派去匈牙利学习的党员教授每次评级都提升，甚至还提升两级；
而对某些工作成绩很好的教授却评得很低，不注意提拔。
他就曾经为一个姓高的教授的级别评得太低而提过几次意见，但都未被采纳。
有些教授认为评级就应公开地评，不应对某些人保密。
如有些一、二级的教授据说是教育部指定的，既然已经指定，何必再评。
殷祖英说，群众伸出手来党员不接
党员应该在思想、工作、生活各个方面和群众打成一片，许多教授都有这样意见。
物理系主任方嗣？
教授说，一般从表面上看还好，但确实有一堵无形的墙，有许多事情不是事先征求教师的意见，而是先在党内作决定，而后再拿出来。
党员助教和老教师谈话很严肃。
有的人说“我得沉默一个时期，才能转变过来。”
有的人见面不是说“今天天气好”就是“这两篇社论如何如何”。
数学系主任张禾瑞说：
我感觉青年党员越来越严肃了，原来活泼的也变严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党员党龄的增长，会使他们越来越严肃。
生物系陈昭熙副教授说：
党员的态度过于谨慎，党员说话对一些问题不加可否，就会使群众怀疑其中有什么问题。
本来无矛盾，也就形成了矛盾。
董渭川教授说：
党和领导只抓些具体事情，结果使党政不分，领导忙于事务，成了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
在学校听到有“校首长”的称呼，还要盖什么“首长住宅区”、“高级干部宿舍”等，听了叫人多刺耳，住到那里群众会怎么看呢？
毛礼锐教授说，搞好党群关系，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地理系殷祖英教授说：
搞好团结不容易，现在趋向团结了。
党员主动伸出手来，群众不接是没有的，往往是群众伸出手来党员不接。
赵擎寰说，教育部办事令人啼笑皆非
有些教授在发言中对教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批评。
制图专业教授赵擎寰说，学校今天有问题，教育部不能不负一定责任。
教育部办的许多事，真令人啼笑皆非。
例如对制图课，可说是灵机一动，调集了许多人，有的坐飞机赶到北京学了一个月，但大家刚回去，却又接到教育部的通知说不开制图课了。
而司长曾在会上对大家说过 “制图课目前是需要的，前途是大有可为的”，这样变化多端，可不令人啼笑皆非！
教育系教授左学礼还揭发了另一件事情。
过去教育部曾经要她翻译一本有关心理学的英文著作。
当时教育部限定她三个月译完，本来需要半年时间才能译出，她加班加点如期完成了。
但这本译著送到教育部之后，长期没有音讯。
后来知道教育部将这本译著丢失了。
她在发言中表示，教育部一定要将译稿找到退给她。
陈景盘说，官僚气浓，学术气薄
有的教授认为师范大学有官僚气压倒学术气的倾向，校内官僚气氛浓厚，而学术气氛淡薄。
教育系陈景盘教授说：
师大是个学术机关，应该有研究学术的空气，但相反，从教授发表的文章来看，使人感到学气少，官气大。
负责行政领导的同志就是把行政放在第1位，替他们计算一下工作时间，就可看到他们在教学方面花费时间很少。
拿科学研究来说，似乎科学研究是为行政服务，而不是行政为科学研究服务。
教育部注重的是填表，教授进行科学研究也是为了赶任务、填表，我自己也是这种情况，对于科学研究方面的分歧意见却没有抓紧进行研究。
中文系启功教授也认为师大的学术空气不浓，他建议加强对这方面的领导。
他说图书馆的书应打开箱子，不要搁在那里不利用，否则影响科学进军。

为党群关系创造新经验
——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先生谈整风——
最近记者走访了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先生，请他谈谈对整风运动的感想。
一喜一惧
“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是钱先生对他的感想的总结语。
透过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钱先生瞻望到了更好的新的党与非党关系的出现。
他说：
“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十六个字的口号，反映了我国当前社会的一种局面，一种实际需要；
特别是后面八个字，有可能使我们由自发变为更自觉地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党与非党的关系，创造出一种新的我们自己的经验。
从这方面讲，整风是十分需要的”。
这是钱先生感到喜欢的一面。
惧的是，“从总路线的提出到目前的整风为止，愈来愈感到大家的责任重了，负担重了，尤其是经过整风，可以预期到党员的活动会更有组织些，非党的民主人士在国家机关和社会上的活动也将有增加而更丰富了，因而耽心自己跟不上必然增加的任务”。
所以，钱先生认为，“除严格要求共产党之外，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也应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多花一些力量，多想一些办法，加强自己”。
过去对老教授和老司法人员尊重不够
话题接着转到了钱先生的本行政法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他认为：
“立法是当前的一件紧要工作，法院和检察部门都需要有法可依，目前也有条件来搞，可是现在搞的嫌慢些，不够大胆和放手。”
在司法工作方面——他说，办案质量是一个关键性问题，1954年办案质量有较快的提高，但同社会进步相比还是不相称的。
而要提高办案质量，首先要提高有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知识和业务水平，但目前由于教育力量太小，高等政法院系还不够多，所以目前应注意培养合乎规格的教师，增设院系和函授班。
他认为：
“目前应把与教学不大相关的研究工作放在次要地位，不要为研究而研究，轻重倒置”。
此外“应采取快而有效的方法把法律教科书编写出来，使广大教师有更多时间来教课”。
政法部门党与非党关系上存在的缺点，钱先生认为：
一是有些党员干部遇事同党外人士商量不够，一是对于老的司法人员和老教授缺乏必要的信任和尊重。
他举出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关于商量不够的，譬如，上面提到的立法工作——钱先生说，如果能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就可能搞的快些。
我兼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因不是专职就过问的较少，党员负责同志的确辛辛苦苦地作了许多具体工作，但在工作方法和原则等问题上也没有很好商量，连刑法总则草案最近是否提出一事，我还是从另外一个干部口中知道的。
再一个是关于对老教师不大信任的，楼邦彦教授在北京政法学院时，钱先生曾提出让他担任一个教研室的副主任，但前后说了三次才得到解决。
“所以对老的政法干部和老教授信任和尊重不够，”他说：
“则是由于过去强调法律的阶级性斗争性强，对于政法干部特别注重政治条件，这当然是对的，但也往往因此而把参加党团与否，作为衡量一个人政治上是否进步的界限。
这样一条线，容易使政法部门的人变成清一色。
1954年北京政法学院的毕业生，有些不是党团员的就没有分配到政法部门工作，或本来可以考虑当审判员的让他们当了书记员。
1955年以后比较好些，司法部门中的非党人员增多了，并由一些非党人士担任司法厅局长的职务”。
但法院和检察院的高级干部中还很少有非党人士，因此应适当地增加一些。
他说，“这样做是有好处的，一则不参加党的人总是有的，既然有，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的估计，不然就会限制他们的积极性；
一则也可巩固学习政法专业的青年人的情绪，免得他们有前途无望之感”。
只依靠党员，不依靠教师
钱先生接着谈到了高等教育工作。
他说：
“这几年来，我们学习苏联有很大的成就，但也产生了和中国实际结合不够，和老教师商量不够的缺点。
在学校中只是依靠党员，而依靠教师不够。
高教部在某些问题上，如院系调整、教学改革、专业设置、教学工作量等，都是自己先拿出一套东西，从上往下贯，即使交下边讨论，也只能有小小的修改，所以，自上而下，不依靠广大教师，不结合实际，是高等教育工作中的一个基本的毛病。
这样一来，非党的教师也容易对领导有意见”。
钱先生认为学校中实行党委制，易使学校的领导搞两套：
一边是党委会，一边是校务委员会一类机构，势必使几个党员负责同志多做许多重复的工作，浪费很多时间。
因此他认为：
“学校可以不要党委领导，而由校务委员会领导，这样省事得多。
学校党的领导同志总得对党员和非党人士担负起政治思想领导，所以不要党委制并不是说党不领导了”。
采取灵活方式保证整风和教育工作两不误
钱先生还认为，在学校中有中心工作的提法不好，可能妨碍经常工作。
他说：
“学校的中心工作就是教育工作，这是经常在进行的，只能拿别的中心工作来加强教育工作，不能拿别的中心工作来把教育工作放在次要地位。
要是教育工作被旁的工作挤了，学校就不成其为学校了”。
在学校中如何保证整风和教育工作两不误，钱先生认为是一个应该解决的问题。
他说：
“机关可以保证两不误，而在学校拿出普通的提法就不行，学校的经常工作不能打乱，当然整风也得搞，因此可考虑采取一些更灵活的方式来保证两不误。”
记者想探询一下北京政法学院的党群关系如何，大概是出于爱人以德之故吧，钱先生没有多谈。
但是，记者也曾听人说过，过去北京政法学院老教授们住的一座楼，被称为“孤岛”。
在最近政法学院的座谈会上，一个教授幽默地说：
“我到政法学院来后，觉得不像一个学校，有人说像一个政权机关，我看也不像，倒更像一个军事机关。
最近有人说北大像一个衙门，我看我们学校能像北大那样一个衙门也不错。”
这就说明北京政法学院并不是平静无事的。
在这个学校里，风毕竟是刮起来了，但不知能否吹皱一池春水，这就要看学校的党如何行动了。
　叶迈

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
——访问李景汉先生——
在一个春风拂面的日子里，我访问了人民大学教授、著名的社会调查学专家李景汉先生，他以这几年来个人生活的变化来说明他对“鸣”和“放”问题的看法。
征得李先生的同意，记者把他的谈话整理出来发表在这里。
我们的谈话还是从他的调查研究开始的。
他说，由于本行的锻炼，长期以来，他只相信事实，相信“千闻不如一见”等古语中所存在的真理。
他常常用这个标准来检验理论或宣传的真实性。
从前是这样，这一次对于我们党的百家争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方针问题的看法，也还是这样。
他说：
“共产党今天是个执政党，他们把自己看成为特权者，这是当然的事。
同时，他们一向又是整人的、改造别人的人，这无论从三反、五反和肃反运动看，都是这样。
但是现在，忽然要来一个运动，要从前的改造者、执政者来接受被整人的意见，接受批评，这实在是反常的事，从中外古今看，哪一个执政者会这样做呢？”
正是由于事实上的党的伟大的光辉的照耀，使他能在长期的沉默之后，重新唤起科学家特有的坚定的毅力来夜以继日的辛勤地劳动着。
记者给他打了一个比喻，叫做“枯树开花”，他说，如果这真是枯树开花的话，那末，这“开花”的过程就是一段很痛苦的回忆了。
二年半的时间，工作换了五次
北京解放时，李景汉先生在辅仁大学社会学系当主任。
思想改造运动过后不久，随着院系调整，社会学系被取消了，原来搞社会学的这些教授学者们，一古脑儿收集在中央财经学院的劳动专修科。
后来中央财经学院取消，他们一部分人就随着劳动专修科拨给人民大学。
在中央财经学院时期，最初，李景汉先生被分配在一位教机械学的兼职教员手下勉强当一名助手。
课程是机械学，李先生专长的却是社会调查，既然是助手，学生就得找你辅导，没法子，只好借来机械学的书，用看图识字的方法去学习。
经过一段时间的强记，居然也能背诵出许多名堂，什么多刀多刃啦，高速切削啦，牛头刨床啦……都能背得出来，而且，因为只背这一门，所以比学生的成绩还好。
经过一学期，这一套新玩艺儿刚背熟，但到了下学期，他又被分配为纺织教员的助手，他又从头了解棉花如何变成线，粗线又如何变成细线，变成布，梭是如何飞动，等等。
因为助手有辅导责任，所以他还得主动找学生去辅导，学生高兴躺在寝室里听辅导，助手也得去登门拜访。
教员是专业部门的工程师，到学期终了复习功课时，他是来不了的，这样，学生又一齐来找助手，而助手又不敢不想办法，只好费尽心血替他们找窍门。
李先生苦笑了一下说：
“经过一番努力，我居然也能编出一套复习大纲之类的东西哩！”
过了一年，调到人民大学来了，又把他分配给一位教“劳动保险”的教员当助手，帮助搞点讲义，可能有教课的希望。
他想，这倒和他从前研究的东西有些相近了，努力学习新理论吧。
但是待他刚能编出一点讲义的时候，领导上说，劳动保险工作从劳动部移转到全国总工会去了，学校里不开这门课，又完了。
又把他分配从事准备“劳动力调配”这门课的教材工作，但等到开学时，领导上又认为这门课程只讲二、三个星期就够了，不值得开专课，又不要了。
后来，又分配他搞“劳动保护”，可是这门课程又谈何容易，不同的工种就有不同的劳动保护，门类多，要求的学问要广。
最后又听说他从前搞过工人调查，于是又要他去调查女工的保护。
搞了八个月，很有兴趣。
但是，把调查报告送给领导之后，连下文都没有了。
就为了“配上这副眼镜”
学校领导上所以把他随便地抛来掷去，原来是有一个固定看法的。
李先生谈到这里，很激动，他说，当他刚分配去中央财经学院时，一个党员干部教训他说，如果你发觉某一个具体的新事物、政策或问题同自己的看法有不同的时候，那一定是你自己思想上有毛病。
他乍一听这话，颇有道理，但渐渐明白了，其实，这是当面告诉他，认为他们不懂马列主义，不懂马列主义，根本就没有资格教书。
不但党员干部这样来“教育”他，就连学生也来帮助“改造”他。
在辅仁大学思想改造的时候，有一个学生问他，还有把握教好课吗？
当他正在“过关”中，一个学生直截了当地教训他说：
“你下乡搜集材料时，应当无成见地、如白纸一样地、客观地、不存任何成见地去接受事实。”
他说，“换句话说，不要带有色眼镜就是了。”
这本来是平心静气的一句话，但是没想到那个学生立刻大声教训他说：
“不带有色眼镜！
再有机会做调查的话，请李先生记着一定要戴上马列主义的眼镜！”
他暗自向自己下决心说：
“对，我必须配上这副眼镜。”
这些沉痛的刺激，使他一方面虚心，另方面心虚，怕自己真的教不了书。
这样的刺激使他急切地鞭策自己学了理论课程，还学了俄文。
他回忆说，那时学习劲头真大，刮风下雪，从不缺课；
为了坐前排好座位，每次上课都早去五分钟；
笔记从来不缺，如果有几个字没有记清楚，下课后一定向别人问清楚，补上。
有一次，晚间骑车出门，摔了一跤，半边身子完全摔伤了，但是一看表，才想起今天是课堂讨论，地点又临时改在海运仓。
时间只差刻把钟了，狠心忍着痛蹬车，赶到之后，还没有开始，很高兴。
李景汉先生的理论课，考试成绩都很好，但是，他并不满意。
他说：
“考试前死背强记，并没有用独立思考去消化它，我想，这也不是鼓励独立思考的学习方法吧？”
说着，他哈哈大笑了。
他说：
“但是，不管怎样，我已经配这副眼镜了！”
“你在咱们学校呆了好几年，都没有发现你！”
李先生说，前几年他在冷淡的现实面前，心情不免沉寂，不写文章，也不多发表意见。
到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那个时期，身体突然衰弱下来，有过退休的念头。
他不愿做人民的累赘，不愿领导上为他的工作分配为难。
他觉得自己做了一辈子学问，今天看人脸色吃闲饭，真所谓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地步了。
自己想想，六十岁的人了，也该退休了，让那些青年人去干吧。
但是，谁又想到后来还有个百家争鸣的方针出来呢？
百家争鸣之后，统计教研室主任开始要求把他调到统计教研室，因为这位主任从前还知道他。
去后，这位主任处处替他着想，处处关心他，他觉得他也开始受到党的关心了，心里感到非常温暖。
这种温暖，渐渐地把他的人生观也改变了。
正在这时，人民日报向他约稿，要他再一次调查京郊乡村的变化。
得到学校的同意后，他就下乡了。
这一次一共调查了三个多月，由于学校的帮助，他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那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和注意。
人民中国杂志向他约稿，英文版的中国妇女杂志也要求他写“中国妇女的今昔”，有些地方如广播电台、苏联专家也请他去作“今昔”讲演，今年五一劳动节前后，有几位外宾如古巴议员等也来访问他。
人民大学的领导同志看到这种情况，觉得还有点意思。
有位领导同志就很惊讶地对他说，“李先生，人民日报发现了你，可是你在咱们学校里呆了好几年，我们都没发现你！”
最近一个时期，学校的领导上倒是在逐渐地关心他了。
邹鲁风副校长亲自登门造访有好几次，问长问短。
有一次还陪他到农民家庭去调查访问，一直谈到晚上十点多钟。
最近在研究部成立社会调查研究室，决定由他来负责主持。
李先生说到这里，眼睛里充满了一种愉快而满意的光芒。
他说：
“研究室，由我负责，还有十几个干部，这是我从来不敢想像的事啊！
你想，过去好几年，我一直是被人漠视，现在突然让我比较负责了，我哪里敢想过这一天。
这一转，真该是下联‘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啊呀，原来我的面前还有一片美景呢！”
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今昔对比的文章之后，也引起了国家统计局对他过去许多大规模调查的兴趣。
前几个星期，薛暮桥同志和他商量，请他去参加一个筹备会议，由国家统计局、科学院和人民大学合组一个社会调查团，先在无锡和保定二地作重点调查，取得经验后，再往别处去推行调查。
这个团体，也准备让他带领人民大学社会调查研究室的干部去参加。
他说：
“你想，我哪能不全心全意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呢。”
“墙”和“沟”在哪里
记者问他，究竟问题在哪里呢？
他稍稍一想，然后又反问记者：
“你说呢？”
但是，还是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从前，有些党员同志对待党外人士或高级知识分子时，先对他们来一个假定，至少假定他们是不可靠或者可能是不可靠的，然后，以对待贼的心理来处处提防。
但是，这种提防不能不让对方感觉到，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求对方还对你真诚，可能吗？
可以想像得到，当他们的人格受到损伤时，他还能容易发挥出什么积极性呢？
“至于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的当时，有些事情更是难于理解的，当时简直就不让我说话，每次挨整都只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谈到这里，李先生回忆到领导要他第1次检讨时，他因为辩白，曾招来很大的打击。
从此，他就意识到，只要接受，就能过关。
赶到第2次遇到这样的场合时，他就接受了上次的经验，在会上首先一一包下来承认了。
他说，这个单方，果然生效，他不但没有继续被整，反而被选为节约委员会委员来整人了。
到这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末一回事啊！”
其实，照李先生推想，中国的学者经过翻天复地的变革，经过不少的运动，经过思想改造，他们的立场、观点都已经改变了，都已是有新的立场、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爱国者了。
他们没有不愿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如果党员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能够把大家假定成一家人，哪里还会有什么“墙”和“沟”呢？
但是党内还有些人并不能这样来看问题，只是觉得自己是执政者，摆起执政者的架子，事情当然就不好了。
李先生认为，执政党享有特权和地位，也是应该的，中外古今都是这样，原不稀奇。
但是，执政党对待小兄弟也应该拿出对小兄弟的正确态度来。
他相信，如果在新的认识基础上，有了新的团结，那就更好了。
要放就要放成天足
对于知识分子的遭遇，李先生打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在争鸣前，一切压力对他们来说，好比是缠了足、封了口，如果开口，就要人云亦云。
现在的“放”是放足，刚一放足，走路当然是不很自然的，所以，在争鸣中有一点偏差是不可避免的。
有人认为现在还看不见争鸣的成绩，那是太性急了。
但也有一些党员同志像陈其通等很害怕放，他们认为一放，好像党的威信就没有了。
但在李先生看来恰恰相反。
他认为，如果放足，就彻底把它放成天足，这样才可以把我国的科学推进到世界水平，也正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
他认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关键，是要希望所有的党内同志都能像毛主席说的做的一样，那才能使得大家大鸣特鸣，推陈出新，使学术界开花。
因为这些老学者们有旧的学问，且至少也领会了马列主义的轮廓吧，那末新旧学问合起来，新旧的人合起来，一定能做出一番成绩来。
他非常自信地说，他正在兴奋地计划他要做的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调查，将来让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们看一看，到底哪一种是更优越的。
李先生特别强调说，那将是马列主义结合实际的、崭新的社会调查。
袁右铭

我们要什么样的学风
——记北京大学周辅成教授的谈话——
在上个星期六的薄暮时分，落
日的霞光正开始从淡靛色的西山后面收敛进去的时候，我走在沉静下来的北大的西门林间小路，去访周辅成先生。
在略一寒暄之后，我们便攀谈起来，他说：
“党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又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作了整风的决定，给我们的鼓励很大。
这对我们说来是思想的大解放。
‘百家争鸣’提出后，解除了我们怕犯错误的顾虑。
马列主义是正确的，我是拥护的，但为什么又会害怕犯错误呢？”
他自己回答道：
“这是因为我们旧知识分子很害怕自己的学术上的错误被人误认为政治上的错误，像处理胡风分子一样地来处理。
所以长期在学术上不想钻研。
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
比如对于唯心主义的人物就不敢研究，如对王阳明，虽然明知人家对他的批评是不公正的，可是不敢为他说一句话，深怕说了会被人扣上帽子。
觉得还是宁‘左’勿右好。
这样，做学问当然就不能深入，不敢有创见了。”
“过虑修正主义，只是限制了思想解放”
“可是，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出后，跟着又来了反对修正主义。
我们就又产生了一种害怕心理，有些问题还是不敢谈。
比如，马列主义明明承认绝对真理的存在，自由和必然是统一的；
但我们宁肯多谈相对真理，不敢多讲绝对真理，宁肯多讲必然，不敢多说自由。
在个性和阶级性问题上也一样，宁肯多讲阶级性不敢多讲个性。
想这样可以避免误会。
修正主义和创造性的见解，二者之间的区别好像又没有一个客观标准。
同意你看法的人说，这是创造性的见解，但反对你的人又可说这是修正主义。”
话声还没有落下，周先生就大笑起来。
接着周先生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说：
“其实，当时并没有出现什么修正主义，中国没有这种传统，过虑修正主义只是限制了思想解放。
有了修正主义之后，再提反对修正主义也还不迟。”
“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不被社会承认”
谈话转入了整风的题目。
周先生说：
“目前阻碍学术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树立老老实实的学风。
现在很多旧知识分子觉得，一些浮浮泛泛的不认真做学术研究的人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得到了党的重视，而一些经年老老实实埋头做学问的人反而不被社会承认，不被党所重视。
社会上有许多人把学术和政治相混淆了。
我认为学者搞政治活动也是应该的，受到承认和重视也是应该的，但决不能因为他们在政治活动上起了作用，就以为他们在学术上也是有了成绩。
许多年青人因此不安于‘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境遇，不愿老老实实去搞学问了，其原因之一，未尝不是由于此。
此外，一些持中间态度的还是愿意老老实实搞学问的学者也动摇起来，因为他的劳动得不到社会承认和重视，也想去走那条路。
而那些从一般运动中升起来的学者，也并不更积极起来，去老老实实做学问。
真正踏实的学问没有人搞了，这是学术界的危机。”
说到这里，周先生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
“在吸收旧知识分子入党的时候，应该说明，谁人是因为政治活动上有成绩才入党的，谁人是因为学术研究上有成绩才入党的。
而今后学术界应该特别重视学术上有成就的人入党，这样才能转变学风。
学术和政治是不能混同的，学术上的地位，必须以真正的学术研究成就来建立。
如果老老实实的学风不能建立，不要说十二年赶不上世界先进科学的水平，就是一百二十年恐怕也赶不上的。
党要想树立老老实实的学风，首先应该重视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给他们以信任，给他们以政治上的帮助。”
“北京有一种很坏的京派作风”
接着他谈到了学术界存在的北京和地方之间的矛盾。
他说，北京是得天独厚的，有好的人才，好的条件，好的照顾。
但中国是个大国，应该让学术在地区上平衡发展起来。
“现在北京有一种很坏的所谓京派作风，实在简直是学阀作风，看不起地方上的学者，对他们寄来的稿件往往不持同情态度，而是百般挑剔毛病，好像不这样不足以显出北京的高明似的；
完全忘记了人家是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
如给他们以同样的条件，我想他们的成绩不一定比北京差。
这种情况的形成，党和国家是有责任的，就是偏爱了北京。
我要为此呼吁：
给地方上学术工作者以特别的照顾，至少要给以同等的条件，要给他们送寒衣。
这样才能团结他们，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他说，特别是有些地区如华东，这是过去人材辈出的地方，这样的历史基础，文化传统我们不应该毁掉。
谈到这里他很感慨地说，“和在外地艰苦工作的同志们相比，我们在这里得到的做学问的条件有这样好，我也有点过意不去啊！”
“领导者被宗派主义者包围了”
周先生认为学术界的宗派主义和学校党的领导作风也有关。
他说，“学校的领导者应该善于发现自己范围内人才而且应该向社会推荐人才，而现在是社会向学校推荐了之后，学校才来重视。”
“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插问了一句。
“这就是有些领导者接近的只是一个小圈子中的人物，自然偏听偏信。
领导者被宗派主义者包围了，同时又反过来助长了宗派主义。
党不自觉地被宗派所利用之后，其结果，被打击者很可能变为消极，甚至影响工作和学术研究，得势的人又自持被宠信，也没有觉得需要老老实实地搞学问。
要想发展学术，党应该防止听一面而不听多面，党应该善于识别人而防止被人利用来搞宗派。”
随后，周先生提出了一个具体建议，他说：
“这几年来党决定马列主义哲学原则上由党员搞，有个毛病，就是接不起头来。
有基础的老党员人数有限，新党员多半年青，一般哲学知识的基础差，没有足够的外语能力，这样就很难做研究，很难深入。
而旧知识分子在这些方面都有老底子，几年来他们的认识也提高了，如果能使党与非党的旧知识分子混合起来搞马列主义哲学，我想对双方都有好处，对马列主义哲学的研究工作开展也有好处。”
周先生白天已开了一天会，我怕他过度劳累，趁着语声落下去的间隙就起身向他告辞。
李怀霜

我对学校领导同志提几点意见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　陈友松
整风运动已经在北京师大开始了。
为了搞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认为不论是党与非党都应当整风。
党能以身作则，先自整风，这是英明而勇敢的措施，凡有血气，谁不闻风而起，“中心悦而诚服”？
我是一个多年受了党的教育的知识分子，由于“放”和“鸣”的方针、“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的鼓励，我愿在肯定党在高师教育方面已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前提之下，来提出一些要改进的缺点。
忽视高师教育事业
以北京师大为例，党的领导方面，始终没有正确贯彻列宁关于提高教师水平和地位的伟大遗教。
这个遗教的实质，在于把高师教育作为人民教育事业中的“重工业”来看待。
意味着不应在地位上低于综合大学或工科大学。
而他们机械地教条地应用了文化高潮是随着经济高潮来到的规律，没有看到高师教育这一矛盾的特殊性。
我不同意地质学院钢铁学院等的基本建设可以咄嗟立办而师大则拖延七八年，弄得七零八落。
天天叫我们联系实际，却把附中附小送交别人。
这就等于说农业大学没有农场，清华大学没有实验馆一样。
我不理解，什么石油大楼、煤业大厦是不是为了直接生产所必需，这些财力是否可以分出一点来建立师大所迫切需要的图书馆、附中、附小等等。
师大的党领导方面在这方面做了应声虫，没有从内部向国务院、二办、国家计划委员会或财政部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斗争。
无礼对待本国专家
师大在名义上是全国五十几所兄弟师范院校所仰望的，但实际上则外强中干（当然有例外）。
例如在经验交流会议中曾令人有些失望。
这是由于一开始只重视苏联专家，躺在苏联专家的怀里，没有重视发挥中国专家的潜力，也从来没有一种灵活的访问制度，在不拆他人的墙的情况下使北京师大成为教育科学的一种“稷下”。
在一个长时期里，党和中国专家中有一道铜墙铁壁，互不了解。
党群关系中最弱的一环是党员、团员、青年教师和老教授或所谓旧知识分子中间的关系。
在院系调整中没有远大眼光，把不少博学之士，或有志青壮年硬逼走了。
当然有的人因为某种原因而掉队的没有注意使之归队。
（华东在这一方面则是好的，例如他们在心理学方面留有五虎大将）。
说到宗派主义的表现，以教育系为例，在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以前，老教授们曾有“五服”之感。
也就是说在王畿（中共党委）之外，还有侯，甸，绥，要，荒五服（五个区划），而老教授们则处在荒服。
至于所谓“要”服则指民主党派人士，当时我们把民主党派也错误地当了我们和党中间的一道墙。
年青教师和助教们至今和老教授们还是貌合神离，教而不助的（也有例外）。
例如有一位青年教师（团员），在儿童时代曾至少受到了某老教授的一些照拂，可是到师大后竟“六亲不认”。
现在听说她入了党
（要转正），我才理解她为什么碰着了我，不加理睬了。
我们对助教的分配和提升以及留学等等一切都不能过问，当然他们只有把我们当希腊时代的“教仆”看待了。
我认为向科学进军不能只带一些子弟兵，还要多有一些识途的老马。
师大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很小气和短视的。
党对国内著名学者尤其是对师大学术空气的展开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和人才，没有足够的礼貌。
人事处对新聘来的老教授，在待遇和名义上有严重的歧视，使得积学之士望而生畏。
师大也严重地缺乏中坚力量，即是最近将来的接班人。
青黄不接是高师教育师资的一个严重问题。
师大党委的民主作风不够，集中多于民主。
特别表现在教授们的下情不能上达。
教授们不能参加学校政策方针的决定，他们表示被隔在四层楼板之下（指党委会，校务会议，系行政会议，教研组核心组会议）。
他们都有工作不愉快之感。
因此在高师系统中也要求迅速地实现在党委会领导之下的教授治校制度。
学术活动受到抑压
师大党员同志们对师大学术空气不浓厚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
领导同志们未能抓住发展教育科学这一中心环节，他们把“专与红”对立起来了。
最突出的一点，是忽视教育科学的特殊性，领导同志们在口头上强调了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的区别性，但在内心里则徘徊着毫无主意。
不论是北京师大或华东师大也好，一见大门，你会感觉得这好像是数理大学。
究竟数理在师范大学是为着什么而存在的？
教育楼的简陋和隘小甚至地基不稳，象征着领导对教育科学的看法。
但人是教育的对象，人是物质运动的一切形式的具体的统一体，是由人脑反映活动所累积的整个人类历史物质经验的具体统一体，也是一定的人的机体及其一定的具体生活条件的具体的统一体。
因此教育科学就必须以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为基础，但不可停止在基础上，还必须发展对人——尤其是对正在成长中的年青一代进行教育这一进程的特殊规律性的科学。
党领导高师教育时没有明确认识这一点，以至多年来阻碍了教育科学的发展。
师大学报编辑负责人也忽视了这一点。
他们最初有严重的主观主义，没有发挥广大教师群众的积极作用，只由少数人在那里“运筹帷幄”，请兵调将，却未认清敌人是谁。
他们犯过“一棍子打死”的辛辛苦苦的主观主义（最近已有好转）。
例如把外语的
“直接教学法”这一鸡刀当着牛刀来小题大做，硬说它是帝国主义的思想体系。
师大有些同志在党的鼓舞之下顽强地不虚心地拒绝资本主义国家科学与技术的任何有用的东西。
可是最近几天来在骂了食利者的美学之后，也请了朱光潜教授来争鸣一下，这确是一个好的转机。
制度重叠，限制过多
师大似乎过度地搬运了一般的党和行政的领导和检查制度，过度地陷入了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忽视了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特点。
冗长的共同的大报告似乎太多一点。
党、行政、工会和团以及民主党派活动，似太重床叠架没有个统一中心——集中为教学与科学研究服务。
教师们的时间被割裂得零零碎碎，没有足够的时间用以保证对任何工作有深入的考虑——一句话，不能“宁静致远”。
党员同志们过度地谨慎了，什么东西都借口不成熟，不愿意往外拿，从而吸取别人的改进意见。
各兄弟师范院校对此点怨声载道。
对校内的论文或其他译作，长期积压不许出版，也不许登载在“教育研究”上。
朱启贤教授的一篇关于宪法与教育的论文遭退回，十几个老教授们辛辛苦苦所摘录或摘译的杜威著作被置之高阁，是两个典型例子。
丘椿教授等人的论文也长期被摈于科学讨论会之外。
这样曾打击了许多人的科学研究的积极性。
我们尤其不愉快的是领导方面压制教育科学学报的独立出版这一件事实。
我们眼看着各兄弟院校的教育科学著作似乎有如雨后春笋，而师大则经常落在教育现实要求之后，仔细分析原因，最后还是在师大党的领导方面。
不过师大党及行政方面所处的某些客观条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这要求我们揭露支配着教育的行政机关的那些中央政府机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可惜由于保密关系，我们是不能掌握这些事实的！

我的奶妈
金受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话剧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戏剧学院，都在排演或分析研究曹禺同志的“北京人”剧本。
大概因为我是北京人的缘故，所以就都邀我去开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广泛地对剧本里的人物，都谈了一下，当时我说：
“不知道曹禺同志怎么体验生活的，就是一个陈奶妈也塑造的那么像！”
剧本里的陈奶妈，确实引起了我几十年前的童年回忆，我和扮演这个角色的同志说：
“这个角色，可不好演啊！
必须把陈奶妈爱曾文清、爱曾家，演成是真挚地、无条件地爱才行。
她是正面人物！”
我也谈了谈我的奶妈、我家请过的保姆的故事，帮助演员同志更理解这个人物。
奶妈、看（念堪）妈虽然都算保姆，可是有区别的，前者是给孩子奶吃，后者是只管保育，但她们对于所奶的孩子，所看的孩子，都是同样的钟爱，都是从雇佣关系出发，经过一段不算短的过程，最后转到亲属关系的！
我在六岁以前，是有奶妈的，我当时只叫她“妈妈”两个字，那时，我虽然年岁很小，可是我还记得她姓黄，还记得她家住在东直门外红桥，她给我的印象很深。
我在七岁那年，父亲死了，没钱用奶妈了，黄妈妈也就在痛哭之下离开了我们家，到一个姓宋的人家做看妈去了。
这个宋家离我家很近，所以她也就常来看我们，月头拿了工钱，还要给我和弟弟买一些点心、玩具来，母亲说：
“妈妈就别花钱啦。”
她总是叹息着说：
“咳！
您可别拦我了。
没爹是苦孩子呀！”
说着就流下眼泪来。
黄妈妈来我家的时候，总是带着宋家那个小孩子，因此，我们很快就成了小朋友。
四十多年了，现在遇见这位在剧团演京剧的“小”朋友，还彼此谈起黄妈妈来呢。
曹禺同志的剧本里，写的是曾家所有的人都叫陈奶妈做“陈奶妈”，这是适合做京官、寄居北京的官宦家庭的。
但老北京一般人家，不是这样称呼的，如按“北京人”这个剧本里人物来说，只有曾皓一个人可以叫她陈奶妈或陈姐，曾文清一辈的人，应该叫她妈妈或陈妈妈，像曾霆、瑞贞，还应该叫她陈奶奶呢。
过去，北京人家对保姆是很亲热的，保姆对所服务的人家也像自己家里一样，有时还能替主人做一些主意，管一些家务。
所以一个保姆在一个人家服务一辈子，不算什么稀奇的事。
两个月一换保姆，一个月保姆不干了，以前是少见的，也可以说没有的。
陈奶妈对于曾家就是一个例子，她都退休回家养老去了，还带着孙子给她奶过的孩子——并且这个孩子还是有了儿媳妇的公公——送来心爱的鸽子，这是何等真心的爱！
1933年，在我的第2个小孩出生之前，我家请了一个保姆，她在我家整整十七个年头，解放后才回乡生产的。
我的小孩子都按北京人称呼伯母的称法叫她“大大”，这位大大也真疼爱我这几个孩子，她常常自豪地说：
“他们家四个孩子，我瞧着生了三个。”
我的小孩子也很尊敬她，管她老伴儿叫大爷，管她姐姐叫大姨，管她儿子叫哥哥，不知道的，看不出是两家人来。
她在我家的时候，如果孩子的妈妈打了孩子，她先急了，总是把孩子急忙引了走。
有一次，孩子的妈妈要打孩子，吓得孩子藏到饭桌底下去了，她觉得孩子太可怜了，就拉着孩子哭起来。
我的孩子，小时候是淘气的，是不免和邻居小孩子们打架的，邻居常常用这句话告诫自己的孩子：
“别跟金家孩子打架，他妈倒好办，他们老张妈咱们惹不起！”
老张妈是真心爱我的孩子，尤其爱我的第2个孩子，这个孩子大学都毕业了，她总还是要进城来看看他，总还是像照顾小孩似地絮叨：
“天时不正，少穿不如多穿，多穿还能脱下来呀！
穿上那毛背心！
热也热不了多少，冷了可受不了！”
“别凉水洗脸呀！
我给你温水去。”
她瞧着孩子们笑，孩子们也瞧着她笑。
她来了，孩子们总想法留她多住些日子。
她的孙子，管我的孩子叫叔叔，她如果好久不能进城的话，就磨烦她孙子，说：
“你进城的时候，可千万瞧瞧你小叔叔去。”
像老张妈这样的人，还有没有？
有，有不少呢！
我知道的，就有这么一个。
有一位同志的爱人生了第2个小孩子，没有更多的钱请保姆，夫妇正在发愁的时候，他小时候的奶妈听说了，赶忙跑来说：
“你们别着急，我闲着也没事，我帮你们些日子就行了。”
这位老妈妈看着她奶大了的孩子也生了两个孩子，是非常高兴的。
她不愿意让她奶大了的孩子增加负担，就悄悄地回家找她儿子去了，她对儿子说：
“我在家不也得吃饭吗？
你把我在家吃的粮食给我，我给人家帮些日子忙去。”
就这样，自带粮食，做了两个月的义务保姆，直到产妇健康了，孩子利手了，才走。
这位老妈妈这一行动，把那位同志宿舍里其他家的保姆，都深深地感动了。

泰国舞蹈长甲舞速写阿老

第3种人的体会弗先
我已经说过有一种怕民主的人，有一种怕不民主的人，但实际上，还有第3种人，他既怕民主、又怕不民主；
两面怕。
我自己就是两面怕的过来人，深知其中的底细的。
我是共产党员，而且做过“八品文官”，在小小的范围里当过权。
那时候，我主要的是怕民主，常常大喊“民主有余，集中不足”。
这怕的原因：
第1，也是为党为国；
第2，也有点图简单怕麻烦；
第3，则是自己知道基础薄弱而大架子是要维持的，怕群众的民主来挤。
统治者的骄横和小私有者的怯懦结合起来，色厉而内荏，就利用在手的权力对民主实行压。
然而，终于是自己的垮台。
但就在那时和以后，我也吃过某些人的不民主的苦头，有时也很有点怕他们，但到底也觉得没有什么可怕，道理就是如“不要怕不民主”一文中所说的。
像我这样怕民主和怕不民主的矛盾集于一身的人，我想不会是独一无二的。
某些教条主义者，以自己的教条吓唬别人，而又为别人的教条所吓唬；
某些宗派主义者，自己排这排那，而又为别的宗派主义者所排；
某些官僚主义者自己盛气凌人，而又为别的官僚主义者的盛气所凌；
在党员同非党员的关系中，党员有不是，但又有苦衷；
群众受委屈，但似乎也有些不谅人的地方……
矛盾就是这样错综复杂的。
正因为这样错综复杂，所以在绝大多数的场合，尽管有重轻主次之分，但另有几分是非在里面，所以，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所以，只要大家摊开来，总可以分清是非，达到团结，用不到怕的。
然而，现在还有很多人讲怕，怕这怕那。
这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我初步作了一些调查研究，情况似乎很复杂，但总的说来是摸底不摸底的问题。
那些怕民主的，是还没有摸底，没有摸到毛主席的讲话的实质，没有摸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
那些怕不民主的，却有种种情形：
有的，也还是没有摸到毛主席的讲话的底；
有的摸到这底了，却还没有摸到自己的底，不知道自己到底是香花或毒草，恐怕自己确实是毒草，所以还是不放的好，这倒不是怕，乃是他们的良心，他们的缺点，只是没有采取让人家帮助摸一摸的办法；
有的人，是已经摸了底的，他们公开谈出“怕”来，就说明他们已经不怕；
也有的人，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底是摸清的了，但是，对有些理论几经反复而一直摆出正确面孔的人的底还没有摸到，所以他们只是怕对这些人讲话，但也只是怕惹这些人的麻烦，倒不是其他的怕。
我看，这些情况并不奇怪，是一个合规律的过程。
一个涉水的人，开初总是一步一步小心谨慎地探脚，确定地摸到了水底的深浅，然后才会完全放心大胆下水的。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在那些怕民主的人的方面，他们倘若逐渐地不但以言语而且以行动使人觉得他们真正不怕民主了，那么，怕不民主的人的怕，自然会很快消失了。
一个多月以前听几位朋友说，有一个负责人，仓卒召集他们座谈，要他们对官僚主义大胆提意见，但他们说是要准备准备，一时都没有话讲。
于是，那负责人作结论说：
“讲这些意见是用不到准备的，准备出来的一定是假话。
你们还是怕，而怕是错误的。”
到会的人散了以后都不高兴，因为座谈的结果，又挨了“假”和“错误”的批评。
我看，不高兴者未免有点儿量窄，但那作结论者也未免有点儿性急。
这是在解决矛盾中发生的又一个矛盾。

编辑忆旧
——关于世界短篇小说大系赵家璧
郭沫若在1936年12月02日来信说：
“‘世界短篇小说大系’承邀担任
德国部分，似可勉强为之。
但译文
材料手中毫无搜集，望尽量提供，
用后退还。”
这五卷中，当八·一三战争爆发时，“英国集”已选出了大部材料；
“日本集”不但选目已确定，连清样都排了五十四面了。
此外的五卷是南欧、北欧、俄国、苏联和新兴国。
除俄、英、法、德外，欧洲其他部分分成南北两集。
“北欧集”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瑞典、挪威和芬兰、丹麦等国，约定郁达夫先生编选。
那时他已从杭州迁居福州，他在1937年03月26日来信说：
“中文译本已出材料，请尽量供给，
因此地无书可买也。
北欧国少，作
家也不多，而经中文译出者，恐亦
不易集成三十万字耳。
并且我的参
考书都在杭州，总想于05月或06月
中回浙一次，将这些书运来，才能
动手。”
我们把材料寄去后，7月20日他又来信说：
“前两月匆匆去沪杭一转，将关于
北欧之藏书，全部带来福州，过沪
时，因时迫未曾面晤。……因久不
见广告刊出，疑此举已作罢论，究
竟你们预约卖了多少？
出书定有把
握否？
尚祈示知。
国事如此，心绪
极恶，不多书矣。”
他鉴于“国事如此”，当时已在担心“此举”是否会“作罢论”，二十三天后，战事爆发，不幸他的杞忧竟成了事实。
郁达夫先生在抗战期间自福州辗转流离，以后卜居南洋。
1945年良友迁在重庆时，郁飞和郁风两人还打算交良友再印达夫的著作；
郁飞的委托书上说：
“家父远在国外，音讯不通。”
谁知抗战胜利之日，达夫先生却枉死在敌人的枪下。
“南欧集”以意大利和西班牙作品为主要内容，我们约懂得这两国文字的戴望舒先生编选，是大家认为非常合适的。
那年他住在上海，全力以赴，进展很快。
除了导言及附录部分外已全部打了四百四十面纸型，内选意大利作家十八人共二十二篇，西班牙作家十五人共十九篇，其中望舒新译的有十篇。
这一集原定在三个月后第1本出版，不料这份清样被战争夺去了上印刷机的命运。
望舒在抗战时期在敌人的土牢中受过伤，1949年回到解放后的北京时，患着严重的气喘症。
那年冬天我到北京见到他时，他的健康已大不如前，但还问起了这部文稿的下落。
当我告诉他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时，他笑着说：
“等将来有机会出版时再去找你吧。”
不料1950年02月他就离开了我们。
按原订计划准备第2本出版的“新兴国”集，是鲁彦先生编选的。
当时所谓“新兴国”主要包括第1次大战后巴尔干半岛上的许多新兴国家，也就是今天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地区以及其他一些新国家。
这个集子原约茅盾先生编选，他推荐巴金先生、鲁彦先生或孙用先生担任，后来就约前二位担任编选，但实际工作是鲁彦一个人做的。
这本集子，战争爆发前作品部分都已交来，计选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共十七人二十篇，其中新译的有三篇。
可惜鲁彦在1944年湘桂战争撤退时因病死在桂林。
（续昨，未完）

街谈巷议
向党提“条件”的人
我们青岛市有个公私合营的工厂，这厂有个姓张的副厂长，最近向党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本人由十八级提到十六级；
二、如果只提到十七级，就得从1954年起补发工资；
三、一定要替他爱人找个职业。
他威胁组织，并对别人说：
在“条件”未答复前，决不吃饭。
我们听了这件事，真是有点不相信。
向党提起条件来了，这还像什么话！
对这号人，党赶快救救他吧！
（青岛市工人郝德路）
泥菩萨
不说什么；
不学什么；
不明白什么；
不表示什么；
横竖——
缺不了我一份供果！
（北京白鸽飞）
奇怪的传统
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同志结婚都特别讲究，一定要让参加婚礼的人大吃大喝一顿才行，不这样人们是不会满意的。
据说这是长影的传统。
前些日子，长影的一位导演于彦夫举行婚礼，在长春一家最大的饭店大摆筵席，狂吃痛饮，这次估计起码要花六、七百元。
不久前我又在那里看到了五对结婚的，照例也按老传统来办事。
在那天晚上几乎参加婚礼的大部分人都喝得酩酊大醉，东倒西歪，吐得满地都是，臭气难闻。
任何一个外人到了这种场合都会感到头痛和痛心。
（李兴文）
“特价书”及其他
大家都感到纸张“荒”，但是，许多地方又在浪费纸张；
大家都希望节约，但是，许多地方还是在浪费。
别的且不说。
最近，我在天津，走了几家“特价”书店。
回到北京后，也常常到“特价”书店去走走。
我发现，我们的“特价”书店是越来越多了；
而且特价书店的书架上摆的书也越多了，有的书，每种就放了一两百本，还有成捆的没有上架，大约是直接从堆栈里就到“特价部”来了。
还有一种现象。
我最近看到有些作家的诗和小说选集，今天这个书店出一本，明天那个书店又选编一次出版。
其中增减的篇数出入并不大。
更奇怪的是，这些书在书店并没有脱销，就是说读者并不一定还需要再出版。
这就不解为什么许多出版社要抢着重编呢？
何不省些精力、物力，再去出版一些新的作品呢？
（也卉）

读者·作者
文天祥就义处人民日报编辑部：
05月06日你处转来王九一和闻舟两先生的信，今日下午收到。
他们信中指出文天祥就义处应在今安定门内交道口以南府学胡同地方，不在今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
他们这一指正是对的。
除专函向他们致谢外，并请你处将此信登更正栏。
陈　毅
05月09日
“出老”的解释
04月18日你报第8版上刊登陈毅同志的游玉泉山纪实一首诗，内中第5节有“主席毫不出老”句。
这 “出老”二字我不解其意，曾写信问陈毅同志，很快就得到他的复信。
复信如下：
“××同志：
川语“出老”即显出之意。
比如说显老，显得出老，或说出老，不出老等。
陈毅4月20日”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陈毅同志在百忙中很快地答复来信，使我很为感佩，这表现了领导人与群众的密切关系，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
　朱芙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