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友好协会庆祝成立五周年
据新华社13日讯
中缅友好协会今晚在北京剧场举行庆祝协会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中缅友好协会副会长钱伟长在会上讲话。
他首先向远道而来参加庆祝会的缅中友协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并历述几年来中缅友好合作事业的成就。
钱伟长说，我们欢迎今后有更多的缅甸朋友到中国来走亲戚；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去缅甸看望我们的好朋友。
缅甸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吴巴茂在会上讲话，他赞扬中缅友好协会在发展中缅两国友谊的工作上所作的努力和已取得的成绩。
缅中友协代表团团长达拉博士在会上宣读缅中友好协会的祝词。
祝词说，缅中友好事业不仅对于我们两国，而且对于亚洲的团结和世界和平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庆祝会上，让我们表示要更进一步加强缅中友好的工作的决心。
达拉博士并代表缅中友好协会向中缅友好协会赠礼。
北京大学缅甸语专业学生在会上朗诵了他们自己创作的诗“中缅友谊颂”。
不久前赴缅甸访问演出的中国艺术团演出了中、缅两国的歌舞。
纪念会最后由京剧演员表演了“狮子楼”一剧。
出席纪念会的有一千多人。

今年夏秋气象变化比较复杂
各地要及早预防新灾
新华社13日讯
内务部在今天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及早预防可能发生的新灾。
通知说：
据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预报：
今年5至9月间，气象变化比较复杂，有些地区雨量可能超过历年同期雨量；
7至9月间，并可能有台风登陆。
洪水到来的时间也有可能提早。
另有一些地区雨量却达不到历年同期雨量，有发生干旱的可能。
这些预测虽然不一定十分准确，但不可忽视。
因此，各地必须做好新灾的防御和抢救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
首先要教育干部和群众克服麻痹思想。
特别是去年已遭灾害的地区，群众元气有所亏损，尤应注意防御新灾。
那种认为：
“去年是个重灾年，今年就不会再有特大灾害”的盲目乐观思想，是没有根据的，必须加以纠正。
同时，也要防止气象预报以后在干部和群众中可能产生的某些恐慌情绪，影响到争取农业丰收的信心。
其次，去年有灾地区，依靠农业生产合作社预防灾害和进行抢救工作，成绩很好，证明合作化以后防灾和抢救的能力都大大增强了。
但也有一些地区，灾前准备过迟，抢救工作组织得也不够好，吃了不少亏。
应当对去年的经验和教训加以总结，以作今年工作的借鉴。
对今年防灾的准备工作，要及早进行全面的检查。
需要增添的防灾工程，要及早修建；
已成的工程不够坚实的，要尽早修补。
防灾和抢救的器材、物资以及补种种籽等，也要早点准备；
特别要检查各地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和对人力的组织情况，在灾情紧张时，必须督促干部深入下层，划片包干，分工负责，和群众一起，同灾害作斗争，争取今年大丰收。
通知还指出：
在防灾和抢救工作中，必须加强对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防止发生只顾自己的财产，不顾公共财产的现象，以便迅速的战胜自然灾害。
另外，还要加强对群众的节约教育。
尤其在夏收以后，要广泛提倡节约储蓄，增强预防新灾和度荒的力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
请罗马尼亚贵宾看京剧
据新华社13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今天晚上举行京剧晚会，招待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布加勒斯特市人民会议代表团和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代表团。
贵宾们欣赏了由袁世海、厉慧良、杜近芳演出的“野猪林”。

农业社要主动公布账目
现在有许多合作社的领导干部能够做到遇事同群众商量了，也注意参加生产了，可就是财政收支不能按时公开，因此社员群众也就无法对社内财务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
在民主办社的三个主要事项中，按时公开财政收支这一点，目前在许多合作社中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
难道广大社员对于按时公开财政收支的要求不迫切吗？
不是，恰恰相反，他们的要求是十分迫切的。
应该看到，在许多合作社里，目前在财务问题上，表现出的合作社内部矛盾是相当尖锐的。
江苏省松江县就有这样的例子：
县领导机关派到基层单位的工作人员刚到乡里的时候，社员们向他们提出的第1个要求就是：
快帮助我们社把账目搞清楚吧！
事实完全证明，凡是不按时公布账目或者财务工作混乱的合作社，许多社员就满腹疑虑，埋怨干部，不安心生产；
而且因为大家都怕将来吃亏，就不管是否真正需要，争先恐后地向社干部要求预支、借支。
而在那些财务制度较健全、账目也能及时公布的合作社里，则是另一种情况：
社员信任干部，安心生产，要求预支、借支的人也很少。
正如有些社员们所说的：
只要让我们知道社里的账目是清清楚楚的，我们也不愿意把社里的钱要出来零花掉，钱留在社里将来整批分到手里好派大用场。
社员们这样关心社里的财政收支，这样迫切地要求在财务上充分行使自己的决定权和监督权，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
因为他们知道，社里的各项账目是否清楚明白，钱用得是否得当，其中有没有贪污舞弊的现象——这些都同每个社员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
可是，现在有许多合作社的领导干部以及县区领导同志，对于在这个重大经济问题上存在着的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没有用积极、主动的态度改进合作社的财务管理，保证按时公开财政收支，让广大社员真正行使监督权。
目前是否所有的合作社都能够普遍做到按时公布财政开支呢？
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同志是信心不足的。
例如，有些同志认为，现在一般合作社的会计人员的工作能力很低，要按时公布账目就很难办到。
当然，会计人员的工作能力低这确是一个困难；
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不按时公布账目的主要理由。
事实上，那些已经做到按时公布账目的合作社，它们的会计人员的工作能力也并不是很强的，它们所以能够做到这点，是因为合作社的领导干部十分尊重社员在监督财务上的民主权利，是因为他们积极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来提高会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要提高会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首先需要设法减轻会计人员的负担。
目前许多合作社的财务管理过分集中，庞杂的账目和大量的原始统计，都压在合作社的一两个会计人员身上。
这就妨碍他们及时完成记账和定期结算的任务。
最近有些合作社已经开始注意改变这种情况，把包括财务工作在内的部分管理权划给生产队。
财务管理上的某些具体事项可以由生产队决定和直接处理。
这样，各个生产队内各种统计、记账、出纳工作，也可以由生产队的记工员担负起来，减少社里的会计人员在这方面的工作量。
浙江省桐庐县星华农业社，是由四个小社合并起来的、拥有七百五十三户社员的大社。
过去，社主任、会计、出纳天天要应付预支、借支的事，忙于批条子、付钞票。
从今年01月起，这个社把批准社员预支、借支的权力交给各个生产队。
社里只控制各队预支、借支的总的比例。
生产队内社员的预支、借支都要经过社员们民主讨论决定。
这个措施再加上其他方面的改进，使得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财务工作上的被动、忙乱状态，几个月来已能按月向社员们公布各项账目，社员们感到满意。
有些合作社没有合理地使用会计人员的力量，经常吩咐他们去做很多杂事，使得他们不能集中精力做会计工作，更快地提高业务。
比如有些合作社，写总结，写报告，开证明，送通知等等，都要找会计人员去做。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应该想办法使会计人员从这些事务中摆脱出来，全力搞好会计工作。
这是保证按时公布账目的条件之一。
当然，从会计工作本身来说，也要尽可能地加以改进。
据了解，在不少地方，在一两年前组织起来的农业社会计辅导组织，已经好久停止活动或很少活动了。
一方面，来自上面的业务辅导削弱了，另方面，一般合作社的领导干部又多不注意对于财务工作进行经常、具体的领导，这是许多合作社财务制度不健全、账目不清楚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是不应该的。
最近许多地方的农村工作同志都感觉到合作社的会计手续太繁多，账目太复杂（如有的社一年要用一百多本账），妨碍会计工作效率的提高。
因此，他们正在进行简化账目和会计手续的尝试。
这项工作需要有关方面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耐心的辅导。
还有相当多的合作社的财政收支不能按时公开，是因为人们总记住老账没清理完，就不要建立新账。
结果时间一久，新账不加清理，积压起来也变成了旧账。
将来旧账新账混在一起，要彻底处理就更加困难。
虽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该抓紧把旧账清理好，把去年和今年的财产关系，把社、队、个人之间过去发生的债权和债务关系都明确而合理地确定下来，在这个基础上今后按时公布账目，这是再好不过的事。
但是，如果因为生产工作繁忙和其他种种原因，在短期内不可能这样做的话，那也不应该消极等待，放任自流，而应该向社员讲清楚实际情况，首先把今年的财政收支按时公开出来，保证社员能够对今后的财政收支进行有效的监督。
这才是积极、主动的态度。
目前，夏收预分就要进行了，各地领导机关和农村工作同志有责任帮助合作社做到按时公布财政收支。
只要依靠社员群众的有效监督，一定可以把合作社的财务管理得更好，从而加强合作社内领导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团结，一致努力争取今年的农业大丰收。

匈新任大使拜会周外长
新华社13日讯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诺格拉第·山道尔今天下午拜会我外交部长周恩来，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拜会时在座的，有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倬如和苏联东欧司代司长刘靖宇。

印度尼西亚大使举行酒会
欢迎印度尼西亚军事代表团
新华社13日讯
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今晚举行酒会，欢迎以加托特·苏布罗托少将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访华代表团全体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陈赓大将、李克农上将、李达上将、萧华上将、甘泗淇上将等人应邀出席了酒会。
出席酒会的还有印度、南斯拉夫、瑞典大使和各国驻中国的武官。
酒会结束后，印度尼西亚驻华武官瓦罗伍上校设宴欢迎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访华代表团全体团员。

周总理接见日本物理学家代表团
新华社13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在北京接见以朝永振一郎为首的日本物理学家访华代表团。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周培源，以及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等人。

国际铁路联运代表会在京举行
新华社13日讯
由十二个国家组成的国际旅客联运协定和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
这十二个国家是：
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参加联运协定的各个国家的代表，都出席了今天的大会；
参加大会开幕式的还有应邀参加这次大会的南斯拉夫铁路代表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滕代远致开幕词，着重说明了这次大会的任务。
他说：
这次大会将本着团结友好和互相帮助的精神，照顾各个国家的共同需要和具体情况，进一步补充和修改国际铁路联运协定和附属规则，并达成协议。
国际旅客联运协定、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事务局局长德郎日结维奇（波兰）说：
这次大会除解决一系列的客货联运协定和车辆使用规则问题外，同时还要解决国际铁路联运组织问题，以进一步提高国际联运工作水平。
应邀参加大会的南斯拉夫铁路代表团团长约西夫维奇也发了言，他表示希望国际铁路联运工作能进一步改善和加强。
开幕式结束以后，各个专门会议就开始讨论研究各项具体问题。

彭真市长设宴欢送罗议会代表团
中罗双方介绍两国议会工作的情况
新华社13日讯
北京市市长彭真今天下午举行宴会，欢送以康·帕伏列斯库为首的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布加勒斯特市人民会议代表团全体人员。
代表团在我国各地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友好访问，即将于明天早晨离开北京回国。
彭真市长在宴会上致词，他代表北京市各界人民和全中国人民对代表团这次来中国访问表示感谢。
他说，罗马尼亚人民的使者来到我国访问，给我们带来了罗马尼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兄弟友谊。
他又说，罗马尼亚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兄弟国家，罗马尼亚人民的伟大成就不仅增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并且也是对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
彭真市长还提到他在罗马尼亚访问期间，看到有一个九千人的工厂中脱产的党的工作者只有六个，脱产的工会干部只有八个。
他说罗马尼亚同志们的这种办企业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他并且为罗马尼亚对我国的建设事业所提供的技术装备方面的援助向罗马尼亚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谢。
帕伏列斯库主席在宴会上说：
明天早晨我们代表团就要离开中国，但是我们在此地的见闻和经历，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脑海中。
回国以后，我们将向我国人民介绍新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成就，中国人民为争取自己事业获得胜利和和平的胜利所怀有的决心和热情。
帕伏列斯库主席说，我要再一次强调，我们两国的议会代表团的相互访问，充分证明了这是增进两国相互了解的非常好的机会。
通过这种访问，可以交流和平建设的经验，可以加强和平与社会主义阵营之中的中罗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他又说，同所有国家，不论其社会和国家制度如何，这种议会代表团的相互访问是应该提倡的。
出席宴会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京委员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等。
新华社13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今天下午同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主席康·帕伏列斯库、主席团秘书阿·希纳丘座谈了中罗两国议会工作问题。
康·帕伏列斯库主席介绍了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过去的工作情况，大国民议会主席团的工作情况，大国民议会最近关于改进议会工作的新的决定，以及议员和选民的联系的情况等。
彭真副委员长介绍了中国的国家体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情况。
在谈到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情况时，彭真着重介绍了会前、会中和会外的协商工作。
他说，这样可以更加充分地发扬民主，使所有的人都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
因此在大会讨论时也就容易取得一致意见。
彭真还谈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决定某些重大措施时，都事先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
他说，在那里，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在党内和政府内不容易听到的一些有益的批评和建议。
彭真向客人介绍说，最近我们准备研究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打算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比如成立监督政府工作的机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置监督机构等，用以反对官僚主义。
客人对中国议会的一些措施表示感到兴趣。
阿·布纳丘又问到了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视察制度问题。
彭真说，这是我们所采取的监督政府、反对官僚主义和加强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一个有效措施。
在谈话时，宾主双方都认为，中罗两国议会代表团最近的相互访问，对彼此的议会工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且有助于互相学习和交流经验。
参加座谈的，还有张苏、武新宇、张友渔。

毛主席批准中捷条约和协定
新华社13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68次会议的决定，在1957年05月12日批准了1957年03月27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保健合作协定。

毛主席贺普拉沙德连任总统
新华社13日讯
毛泽东主席12日电贺印度共和国总统普拉沙德连任总统。
电文如下：
印度共和国总统拉金德拉·普拉沙德阁下：
欣悉阁下连任印度共和国总统，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印度人民致热烈的祝贺。
我相信，随着阁下再度荣任总统，中印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祝阁下和印度人民在建设印度共和国和维护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　1957年05月12日于北京

蒙新任大使拜会周外长
新华社13日讯
蒙古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苏诺姆·鲁布桑今天下午拜会我外交部长周恩来，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拜会时在座的，有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司长王倬如。

北京市公私合营工商业私方实职人员争论定息问题
赎买要延长到二十年吗？
北京市公私合营工商业私方实职人员争论定息问题
新华社13日讯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北京市委员会今天联合召集北京市部分民建会员座谈赎买政策问题。
这个座谈会是由上海市公私合营萃众织造厂总经理李康年向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建议定息时间延至二十年这一问题引起的。
到会的有倪家玺、张焕尧、陆麟勋、王宏亮、樊勤农、迟学五、刘玉梁、宋学仁、孟昭生、常梦渠、阎少青、张国强、武步元、顾扶青、姜宏林、卢炳光、曲耀庭、杨承志、韩子铮、雷绍瑜、吴金萃、程仲鸣、张立宏、张？
石二十四人。
他们都是北京市公私合营工厂和商店的私方实职人员，发言极为踊跃。
对赎买政策的含义有三种看法
会上大家首先分析了赎买政策的含义，有的说赎买是国家对资产阶级的照顾；
有的说应把它作为资产阶级应得的合法利益或合理利润来解释；
有的说应把赎买看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笔措施费，他们认为国家花了钱使资产阶级的企业很完整交给国家，这是值得的。
对于李康年提出赎买二十年的建议，到会的人都认为他大胆地提出自己意见的精神是很好的。
但是对这个建议本身，会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主张既然赎买就该赎买到底
有的人认为既然政府实行赎买政策，就应该赎买到底，按每年定息五厘计算，那就要二十年才能赎完。
否则，把赎买百分之几十也叫做赎买，不能使人心平气和。
如果规定定息二十年，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拿二十年，在思想改造的基础上，许多人会自动放弃定息。
因此采纳这个建议可以更好地鼓励私方人员的积极性，在国际上也会有更好的影响。
还有人主张假使不能实现全部赎买，倒不如宣布资产阶级的财产是“剥夺者应被剥夺”，那么定息不论多少都是政府对资产阶级的照顾，这样大家也不会有意见。
很多人说定息二十年有三大不利
但是很多人发言中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们认为把赎买政策单纯看做五厘定息就太狭窄了，政府对私方实职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安排了工作，这也是赎买政策的一部分。
同时资本家的接受改造即和平改造政策有经济意义也有政治意义，只从经济上来考虑是片面的。
许多人认为根本不需要定息二十年。
他们说在国家确定定息七年，到时有困难再拖个尾巴，工商界的生活基本上是可以过得去了。
七年后，第2个五年计划完成，社会福利事业可能增多，绝大多数资本家可以自食其力，子女又能独立生活，到那时根本不需要定息。
他们还认为现在提出定息二十年有几大不利：
一，增加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
在国家确定定息七年的政策时，还对工人群众进行了许多说服教育工作，再要提出定息二十年必然引起工人阶级的反感，而且全国人民对资产阶级也会产生不良的印象，认为资产阶级贪多无厌，从爱国主义的立场上看也是不妥当的。
二，那些只有几千元股金的小工商业者，定息收入很少，迫切希望摘掉帽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如果一直拖到二十年，他们是绝对不会愿意的。
三，对资产阶级的改造不利。
有人说：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是愿意接受工人阶级领导，愿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必须认真改造自己争取早日放弃剥削，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样延长定息年限，对资产阶级的改造是不利的。
赎买从那一年算起也有两种意见
会上对于赎买应从那一年算起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应从1949年算起。
这样，加上定息七年，再拖个尾巴，加起来大体上也就是二十年左右。
这也符合了赎买到底的原则 。
但是更多的人认为赎买应从1956年算起，因为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并没有宣布赎买政策，而是保护生产资料私有制，鼓励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有些工商业者还投资来扩大生产。
这段时期私营企业的情况也很复杂，有赚钱的也有赔钱的，很难计算。
所以那时不能认为是实行了赎买政策。
建议指定专业银行发放定息
对领取定息的方法，会上也作了讨论。
大多数人认为现在定息发放的手续过于麻烦，建议不由本企业，而由政府指定交通银行或其他银行为发放定息的机构。
他们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有二：
一、可使资本家完全脱离与企业的财产关系。
二、可大大简化领取股息时的麻烦手续。
据会上反映，目前各地合营企业发放定息都是资本家凭股票向企业领取。
但在甲地股东，往往执有乙地、丙地以及多处地区股票，海外华侨往往执有国内多种股票。
如果本地股东，要领取异地定息，必须在异地托人具正式委证书，报明居住户籍，寄带原股票印章，才能在异地领取，手续非常麻烦。
如果改为当地银行凭股票发放，就方便多了。
当前工商界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在讨论赎买政策的这些问题时，会上也有人认为当前工商界主要矛盾不是在定息问题上，讨论这个问题意义不大，应该更多地讨论一些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公私关系，大、中、小工商业者的矛盾等等。
建议改公私合营牌子为地方国营
会上不少人建议政府把公私合营牌子改为地方国营。
他们提出了几条理由：
（1）自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与企业的生产资料已没有关系，所以“私”已不存在，称为公私合营，是名不符实。
如果说，因有资本家在企业工作才称为公私合营，那么，不少机关、国营企业吸收了资本家工作，也并没有称为公私合营企业。
（2）改为国营企业后，可缓和劳资矛盾。
（3）取消合营牌子，并不妨碍资本家的改造。
（4）资本家可以完全成为公家人，情绪愉快，工作起来更方便，也可以更好地发挥积极性。
现在私方一面是资本家，一面又是国家工作人员，地位很困难。
（5）目前合营企业内部矛盾很多，关系复杂，特别是公私矛盾，如改为国营，矛盾可基本得到解决。
会上大家对资本家什么时候摘帽子、劳保福利待遇、工龄计算、生活问题等问题都发表了很多意见。

阿议会代表团参观北京大学
据新华社13日讯
以马尔科主席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代表团，今天上午参观了北京大学。
在这个大学里，目前有七个阿尔巴尼亚的留学生在学习中文。
马寅初校长告诉马尔科主席说，这七位留学生学习得很好。
客人们参观了北京大学生物系、体育馆、校史展览室和图书馆，还参观了阿尔巴尼亚留学生的宿舍。

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　章乃器
一、“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是什么？
已经有不少人说过，党与非党之间有“一道墙”、“一条沟”。
我现在想来谈一谈“墙”和“沟”的思想基础究竟是什么。
我想，首先，这个思想基础，如同党的文件和其他各位所说的，当然是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但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而且也受到了全世界公正人士的赞扬。
这是很好的事情，但发生了副作用：
不少非党人士对党员有自卑感；
某些党员则有骄傲自满情绪。
其次，我又要说到教条主义了。
“联共党史”记载了斯大林在哀悼列宁时候的誓词，一开头就说：
“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
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
由于这一句话的影响，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
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
我还没有找寻出来斯大林当时说这句话有什么客观的需要；
单从文字看来，这句话是不科学的，是带着神秘主义的色彩的。
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说法马上就会被理解为：
共产党员一生出来就是做共产党员的材料。
我也听到过另一种解释：
“特殊材料制成”指的是革命理论的教育和组织的锻炼。
但有人不同意，认为这些都只是对材料的加工而不是材料的本身。
我想，尽管说两种解释都可以成立，作为一种带政治口号性质的句子，也是不应该有可此可彼的两种解释的；
它是必须明确到足以使群众单凭直觉就可以正确理解的。
必须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党员的教育同上述的句子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毛主席对党员的教导是谦虚谨慎，反对骄傲自满。
旧党章是反对党员自高自大，要求党员决心向人民群众学习。
“共产党员的八个条件”更明白规定“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人民的‘老爷’”。
“八大”文件对党员的要求更严格了，说明得也更为详尽而具体。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党员，绝大多数是朴素的、谦虚的。
尽管进行整风运动以来已经揭发了许许多多的党员和党组织所犯的错误和缺点，而且今后还会揭发更多的错误和缺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除了每个人都难免有错误和缺点，以至领导和群众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这一些理由以外，还有很值得注意的一点：
一千二百多万党员。
只要有1％的党员犯严重的错误，绝对数字就是十二万多人。
这么多人在领导地位上犯错误，对国家和人民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害；
而这许多事实的揭发，当然可以在全国报纸上热闹得很长一个时期。
但是，尽管中共对党员的教育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套，也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种说法就不在我国起作用。
因为， “联共党史”曾经在全国展开学习，而教条主义是在党内党外都很流行的。
说这种说法不会起到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的作用，是难以设想的。
事实也已经很明白。
例如，党和政府的既定方针、政策，不但不是秘密，而且应该是大肆宣传，做到家喻户晓的。
像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八年来参加了无数次的重要会议，参加了方针、政策的制定；
党所期望于我们的，正是掌握方针、政策，帮助党和政府向广大人民群众展开宣传。
但是，竟还有些非党同志，认为自己不可能掌握方针、政策，只有党员领导同志才能掌握方针、政策。
八年了，仍然是这一套，这不能不说是自卑感的明证吧？
同时，也有不少党员领导同志，以为只有党员才能掌握方针、政策，非党人士是不行的。
这是否骄傲自满，以特殊自居呢？
这是不是宗派主义的一种形式呢？
当然，体会方针、政策不够，掌握不准，是完全可能的。
但，只要非党人士不自卑，党员不以特殊自居，通过同志式的帮助，不够、不准的缺点是完全可以弥补的。
其次，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掌握，也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意味。
毫无疑义，党是革命理论的权威，这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
但这绝不等于党对革命理论的“垄断”；
绝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那样，只有党员可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非党人士就不可能在革命理论学习中取得成绩。
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之下，就使得党所推动的理论学习在许多场合变成了教条主义的推广。
非党人士带着自卑感学习革命理论，当然就不可能有什么创造性；
不是创造性地学习理论，当然，就只能是教条主义地学习了。
某些党员以“理论大师”的地位出场，旁若无人，当然也容易变成教条主义者。
因此，我觉得，在“拆墙”、“填沟”的工作中，除了要做好其他许许多多的工作以外，批判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条教条是必要的。
如果党在检查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之外也检查一下大党主义，情况可能是很严重的。
当然，在这同时，民主党派也应该检查自己的不接受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党思想。
二、党组织与行政系统之间
“以党代政”的情况，的确是存在的；
中央较少，愈到下层愈多。
我有这样的想法：
不少党员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充分认识到国家机构是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
因此，不但国家行政机构没有被足够地运用，国家权力机构也没有被足够地重视——县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不正常和不充实的情况是严重存在着的。
我同意郭沫若副主席在二届三次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发言：
党的领导有如神经系统，科学研究领导、文艺领导、行政领导有如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等等；
党的领导贯彻到各个系统，但不能代替各个系统的作用（记忆如此，可能有出入）。
我还有另一种比喻：
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这样，党组织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领导更加全面，而且更加主动。
以人民闹事为例，如果先让行政负责处理，党组织加以指导和支持，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出来作解释和说明，事情就可以处理得更好一些。
如果一开始就亲自出马，处理得好固然没有什么，处理不好就闹僵了。
比喻总不可能完全确切的。
但，无论如何，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加强党的政治和政策思想领导，充分发挥各个系统的积极性，显然是有利于把国家工作做得更好的。
三、对统战部的批评
统战部工作当然有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严重的缺点。
缺点的形成，是同不承认人民内部有矛盾的错误看法分不开的。
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之间，是非本来是很多的，宗派本来也是存在的。
这一点，统战部应该是知道的。
统战部处理的方法，是强调集中的一面，放松了民主的一面；
扶植某一个派别，压服其他意见不同的分子或派别，而没有坚持讲清道理、明辨是非。
因而曾经助长了一些独裁作风和家长作风。
自然也就助长了宗派活动。
更由于某些党员的官僚主义和某些非党人士以“上司”对待党员，看起来有时似乎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
实际上，今天在民主党派中进行宗派活动，如果不是若隐若显地拿起统战部的幌子，是不大可能的。
统战部对人的鉴别往往采取简单化的方式，没有深刻认识到非党人士性格的十分复杂，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旧社会遗留的虚伪作风和名位思想仍然在某些人物中严重地存在着。
加上划圈子而圈子不大，多少不免偏听偏信；
奔走殷勤的便算是靠拢党，否则即使忠心耿耿，埋头苦干，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而努力，也难免被置于异己分子之列。
有人说，民主党派存在着政治工作也适用“按劳取酬”的庸俗作风和“论亲行赏”的宗派主义。
这种批评即使不完全符合实际，也值得统战部的检查。
大概，统战部的工作太忙了，太忙也会发生官僚主义。
唯唯诺诺，随声附和，容易对待的，以至善于帮同压服不同意见的，便算积极，便算忠实；
欢喜提意见，而又坚持自己的主张的，总不免感到麻烦，便作为“闹独立性”。
这就是为什么党一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提出不要有无原则的捧场，而个人崇拜和无原则的捧场仍然存在；
党再三要求听到不同的意见，而不同的意见总难充分发挥。
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团和气，但一旦爆发起来也往往变成舌剑唇枪，难以收拾。
统战部今后如能放大圈子，深入民主党派的机关和下层，（那里面有不少阴暗的角落）对分清真假、明辨是非上多多注意，我想对于改进民主党派的工作是有很大帮助的。
由过去直接管得太多而改变为少管一些、多查一些，这是好的；
少管而又不查，那就不大恰当了。
非党人士批评党的工作，总难免是片面的、表面的，只供参考。

北京农业大学揭发党的工作的缺点
党员很少自我批评又脱离群众
本报讯
北京农业大学六十七位教授、副教授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昨晚中共北京农业大学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就该校党群关系和行政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提出许多尖锐的批评意见。
座谈会开始，党委书记副校长施平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帮助该校党组织作好整风工作。
他说：
整风工作的关键在于对缺点和错误的揭发，揭露越深刻，风就能整得更好。
接着由大家发言。
土化系教授吴亭说：
“批评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等经典口号，在这个学校变成了教条。
她说：
我很少看到农业大学党员在群众中作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党员很少和我谈过话，就是谈话每次也很少超过二十个字。
而谈过话后对我的回答却常常是四个字，如“对党不满”、“个人出发”……等等，这种扣帽子的做法很难说服人。
扣帽子之后就是向党组织汇报，我怀疑党员向组织汇报可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且是知少言多。
我们党威信很高，有些党员也因此而骄傲了，他们瞧不起群众，如何能做到密切联系群众？
她说：
我们农业大学隔离党群关系之间的墙有复兴门那么厚，党员要能在群众中公开作批评自我批评，这堵墙就能拆掉。
吴亭教授谈到主人翁思想时说，我在解放前不可能有主人翁思想，解放后因为有职无权，我的主人翁思想也很少。
我指示助教教学工作的意见，助教执行我的意见时，必须经过党员同意，我有反感。
谈到有职无权，俞大绂教授也感慨系之的说，我走了很多地方，看见很多人都是不用脑筋办事。
别人要他怎么办他就怎么办，根本不动脑筋。
有职无权的现象使人产生了作客思想，这对工作是很大的损失。
我们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如果大家都把国家利益放在第1位，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就能克服掉。
植病系副教授王焕如说：
我们农大不仅有党群之间的墙，也有群众和群众之间的墙，党群关系要搞好，群众应向党靠拢，党员也向群众伸出手来。
我在农大七年，只有一个党员同我谈过话，党的群众工作不普遍不深入于此可见。
教授们对农业大学领导方面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作风意见也很大。
畜牧系吴仲贤教授指出：
农大领导方面脱离群众的倾向相当严重。
他说，办好学校必须依靠群众，特别是一部分老教授，他们对怎样办好学校有很多的意见，他们也有力量来完成任务，可是学校领导方面从来没有开一次座谈会来征求他们的意见。
土化系薛培元老教授说，我因为上了年纪，领导上就把我看作废物，长期不给我教学任务；
我提出科学研究的题目也没人支持。
发展农田水利是华北地区增加农业生产的关键，我建议农大建立农田水利系也没有着落。
会上，民主同盟负责人张进仁校长助理，批评了农大党组织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不够。
曹锡光教授列举了许多事实来说明农业经济系主任（农工民主党负责人）应廉耕在处理问题上有宗派主义情绪。
吴仲贤教授批评了农大衙门作风多学术风气少。
教授们对个别领导人好大作风也提出了尖锐批评。
昨天在会上发言的有九人，会议将在今日继续进行。

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民主党派负责人继续提出意见
批评统战部对各民主党派帮助不够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13日下午继续举行。
在会上发言的有：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王之相，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袁翰青。
另外，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吴研因作了书面发言。
严信民说
大多数党员歧视民主党派谈不到同共产党真正平等
严信民首先发言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就是解决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平等的问题。
因为“共存”和“互相”就有平等的意思，只有居于平等地位，才有当家作主的感觉，才有责任感，才能发挥积极性，好面子的知识分子尤其如此。
看起来，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
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
尽管民主党派内部有进步也有落后，但在社会上，在机关、学校，甚至大多数共产党员（更不要说青年团员），都认为民主党派落后，都瞧不起，处处歧视。
比如我吧，我是农工民主党的负责人之一，但几年来我从未介绍过一个党员，也从未在机关里提过农工民主党，苦楚可见。
当然，民主党派本身有政治思想性不强、组织不健全、干部条件差等弱点，可是它代表性大，高级知识分子多，做这些人的工作很重要。
总的说来，共产党是强大进步的，民主党派是弱小落后的，在这种情况下谈平等是很困难的。
当然，并不要求一切和共产党平等，也不应该这样要求。
但现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来了，民主党派要担负一部分政治任务，总得像个样子。
否则，不但任务完不成，而且共存也共存不下去。
过去统战部对民主党派帮助不少，但在事务上的帮助多，对民主人士上层人物照顾多，对思想上政治上关心少。
而且统战工作的面很窄，只听少数人的话，多数人的话很少听。
如我自己思想就不够开展，有问题也有意见，但统战部从未单独和我谈过，只有一次李部长和我谈过一下民委的工作，其他个别交谈思想情况就没有了。
我个人曾向徐冰、于刚、汪锋等同志要求过个别谈谈，当时他们都答应了，但以后就没有下文。
对于民主党派的工作，希望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战部门都多关心一些，及时帮助解决问题，不要怕“干涉内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由、平等”，而要多帮助。
我觉得今天多帮助，就可以为以后大放手、少帮助创造条件。
当然接受帮助是自愿的，谁不愿意也无强制之理。
应该尽可能地多给民主党派一些本钱，有关理论、政策、时事的文件、党内学习参考资料，也给民主党派一些。
还要多给些机会参加些报告会等，以帮助民主党派人士提高政治思想水平。
过去有些活动民主党派也参加了，但人数总是限制得很少，如前不久共产党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农工民主党中央就没有一个人参加，而我们有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倒参加了。
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和它工作对象的单位建立经常性联系（如农工民主党就可以和文教、卫生部门），多参加一些有关的会议，得到一些有关业务部门的政策、思想问题的有关资料，以便利各民主党派的工作。
这个问题希望有关部门也能当做政治任务看。
王之相说
统战部要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联系
王之相在发言中，首先提出了加强联系问题，他认为过去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相互之间的联系都很不够。
譬如，拿最近比较大的问题——整风来说，自从党中央颁布了有关整风的指示以后，我们九三学社的干部问我：
我们是否要整风？
我说：
这个问题要看领导上的指示。
他认为像这样比较重大的问题，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事先应该有联系。
如何联系呢？
王之相认为：
这次会上决定恢复双周座谈会，很好，今后类似这一类的问题可以通过双周座谈会联系。
王之相还表示赞成建立经常性的党派工作座谈会等制度，他并且希望各省市如有条件也可以这样做。
王之相还说：
现在很希望领导党要从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多加帮助。
王之相还提出了九三学社中央机关干部非常困难，编制不足，尤其是组织发展了两倍，干部还是照旧，希望统战部和国务院人事局联系，帮助我们解决。
李伯球说
党员有特权思想政协忽视党派工作
李伯球在谈到有职无权问题时，认为：
非党干部在负责岗位上为什么会有职无权呢？
往往是因为党的领导和行政领导有矛盾。
为什么会发生党的领导和行政领导矛盾的问题呢？
一般说来，是因为党员中存在宗派主义思想，如果说宗派主义产生在阶级感情上，不同的阶级出身带来不同的阶级感情，共产党员长期向敌人作斗争，因而有这种宗派主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这种情绪经过长期合作共事、互相了解增加了，是可以克服的。
但是，李伯球认为：
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
有些共产党员的特权思想。
这种特权思想是过去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
党中央教育党员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共产党员要解放全人类，没有特殊权利，只有更多的义务”，可是，许多党员忘记了党这种教育，机械的用阶级斗争的原则，来掩护他的特权思想；
靠着党和党中央、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崇高的威信来行使自己的特权。
这样问题就严重了。
他还举了这样的例子：
天津有一个医院副院长是共产党员，院长是非党员，副院长常常自己决定问题，非党院长批评他，未经大家讨论，他还说：
有什么事，我负责任好了。
非党院长说：
“这样要我干什么”。
李伯球认为：
这主要因为这位党员不尊重集体领导，特权思想在作怪，这正是宗派主义的最具体的表现。
因此，他说：
要能做到非党人士有职有权，除建立一些制度保证具体领导以外，还必须在这次整风中整掉这些特权思想。
李伯球认为今后要进一步宣传统一战线政策，过去对这一政策宣传不够，许多人不了解民主党派的工作。
如有一次已故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彭泽民到广东乡下去看望一位烈属，事后，当地乡干部还问这位烈属，你为什么同农工民主党的人往来？
我在1954年往四川劳军，有人介绍了我是民主党派，当地的人差一点不把我当慰问团的团员看待，后来，我只得请以后介绍我时，不要介绍我是民主党派，介绍我的政府职务好了。
李伯球还希望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地方的卫生机关加强和农工民主党的联系。
他说：
农工民主党很重要的一项任务是：
帮助中西医的团结，帮助中西医提高水平。
我们同卫生部、中华医学会合作得很好，但是，同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医药卫生组取不上联系。
李伯球认为，政协最不重视党派活动，没有发挥统一战线的最高作用了。
关于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李伯球认为：
过去统战部的工作应该肯定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今天情况不同了，统战内部关系变了，应该改变过去的工作方法，代之以新的工作方法，对民主党派多从政治思想上和工作方法上多进行帮助。
现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完全平等、独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人强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进行思想改造；
有人说：
过去的作法都错了，现在应该强调独立、自由、平等，不愿接受领导。
李伯球认为：
这两种意见虽然形成矛盾，但可以通过讨论加以解决。
要在扩大民主生活中，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体现自己的政治意见，继续进行思想改造，更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
李伯球最后希望统战部关心和培养他们的一般干部。
张奚若说
居功自大、知识水平低、经验不足，任务又多又紧是三大毛病的根源
张奚若说，我要讲的是一个特殊问题，就是关于整风要整的三大毛病，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来源。
首先谈谈主观主义。
党员的理论学习比党外好，接触实际也多，为什么主观主义还这样多？
我的分析是：
？
有不少党员知识水平太低，不够他现在所担负的工作所需要的水平，这当然不是指的一切都不够水平，而是跟自然界作斗争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水平。
而不少共产党员在这方面的知识水平确是太低；
？
经验不够。
经验是有的，不幸的是情况变化快，工作条件变了，旧的经验常常用不上；
？
情况太复杂，矛盾太多，根据他们那样低的水平，不够用的经验，要应付这样的环境，就增加了更多的困难，主观主义就更难免；
？
任务太多、太紧。
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样办？
有些干部就凭自己的经验、认识、天才去琢磨，这一琢磨就琢磨出个主观主义来了。
接着，张奚若谈到他对官僚主义的分析。
他说，既有上边所说产生主观主义的背景，干部要完成任务，而且要超额、提前完成，怎么办？
在实践中他发现行政命令是个“好”办法。
官僚主义有好几种：
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是事务主义，不抓方针政策。
这种官僚主义当然不好，但我以为“其志可嘉”，比不辛辛苦苦的好。
另一种是马马虎虎的官僚主义，这当中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没有办法，只好马马虎虎；
一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马马虎虎，更要不得。
宗派主义，一方面是对党外人士，一方面是对群众。
对党外人士，八年以来有其历史背景，有些党员认为“天下是咱家打的”，于是老子天下第1，以革命功臣自居。
他们认为：
给你一碗饭吃，给你官做就够了，一切不过是为了团结，并不是你真正有什么本事。”
因此，他有事情就照他的办法办，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些党员对群众，当非请教、合作不可时才请教、合作，不然，就拿出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哲学来用一下。
这样久而久之就脱离群众。
张奚若说，除了上面那三个主义外，还有一个教条主义。
有些人知识水平低，经验不足，为了解决问题，想不出办法，就搬教条，搬苏联经验，依靠教条解决问题。
对某些党员来说，教条成了他办事的唯一蓝本。
教育部许多工作没做好，教条主义之害实在是“大矣哉，大矣哉”。
对于这几个主义的来源，我总结起来是由于：
许多党员居功而自大；
知识水平低，经验不够，旧经验不能用；
任务又多又紧，没有办法。
结果，就只好靠三大主义办事了。
先拿教条主义武装起来，再拿行政命令执行教条，拿宗派主义保护教条。
张奚若又说，党外的帮助也是很重要的，可以起些作用，但是，如果要帮助得好，共存得好，各民主党派还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
不然，跟都跟不上，老掉队还能监督、帮助吗？
古人说“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未之有也”。
袁翰青说
统战部不能根据不同特点具体帮助各民主党派
袁翰青说，刘少奇在共产党 “八大”的报告中曾谈到民主党派对他的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应该起三方面的作用，即：
代表、联系、帮助改造。
九三学社在这三方面都做得不够，但联系和帮助改造还做了一些，如何代表成员的利益和要求就做得很少了。
作为一个党派而不能代表它的成员的合理要求，所起的作用就大大不够。
这点九三学社本身要负责，但统战部的提醒也不够。
今天国家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和知识分子本身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知识分子主要是要求能够发挥自己的力量。
在这方面有些要求是合理的，但民主党派不能代表和支持这些要求，最近医药卫生界有这样的反映：
“做医生的一只脚在医院，一只脚在法院”“只有不是的医生，没有不是的病人”。
民主党派在处理这类是非问题的时候，也常常把责任放在自己的成员身上。
这就不能使民主党派成员感到组织没有给他撑腰。
还有，一般人对“代表”的看法，仅仅理解为是要考虑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地位，实际上知识分子要求的是合理的工作条件和制度，而不是地位。
统战部对各民主党派的看法有些一般化，对各民主党派的特点了解不深，因此，不能根据不同的特点和要求进行深入具体的帮助。
近来，民主党派成员反映兼职过多的颇不少，九三学社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兼职过多。
民主党派是否可以有权帮助它的成员减少兼职工作？
除了以上问题以外，袁翰青对这几天大家反映民主党派的干部不安心工作的问题，和认为民主党派是“带病延年”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说，在民主党派机关中做工作，九三学社有些同志就认为很有意思，很有兴趣，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不安心工作。
这个问题，一方面要靠各民主党派自己进行教育，一方面要造成社会舆论，人民日报能不能写点社论，说做民主党派工作、做人的工作很重要。
也可以写写“民主党派应当代表他的成员反映合理要求”的问题。
他又说，对于“带病延年”的问题，我的体味不是如此，各民主党派正是青壮有为的时期。
比如九三学社社员去年就增加了五倍，怎么能说是“带病延年”？
尤其到下面看看，各省的分支机构劲头大得很。
因此，我说，这四个字不符合全面情况。
吴研因说
对知识分子统上也要统下发掘中小学教师中的状元
吴研因在书面发言中谈到有职、有权、有责的问题时提出：
这里面也有称职和不称职的问题存在。
如果称职，自然应该有权，如果不称职，那就只好无权无责了。
不过，我认为不称职就不应该让他有职，如果不称职又让他有职，又不把权交给他，或者把权交给他，他也掌握不了，这都是不好的。
另一种情况，有些本来还称职的人，如果无权无责成了习惯，一旦把权交给他，要他负责，怕也好像缠久了的小脚，一旦开放，也不能像天足一样大踏步前进。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
吴研因认为最好把职调整一下，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
如果说，有些民主人士，对国内和国际有些作用，不能不特别照顾，我认为这在解放初期是说得通的。
但是，现在解放已久，有许多向来无名的人才，已经在台上显露头角，为国内或者国际所知名了，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
总而言之，原则上民主人士和党员应该平等待遇，不论是谁，称职的就让他有权有责，不称职或者不能掌权负责的，就让他无职。
否则民主人士被优待，总不免令人不安心，甚至有不平等的感觉。
关于统上和统下的问题，吴研因认为：
统上，统代表性人物，当然是对的，五百万知识分子，怎么能个个去统呢？
作战要“擒贼先擒王”，统战要“统下先统上”，这是一定的道理。
但是，要注意行行有状元，把各行的状元统起来，不要把别行的状元当这行的状元来统。
例如中小学教师和一般知识分子，他们也有状元，如果把大学教授和高级知识分子当他们的状元，就是张冠李戴，他们是会有意见的。
因此，我主张对中小学教师和一般知识分子，要发掘他们的状元，把他们的状元统起来，过去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是统了一些的，但是，统得太少了。
尤其是在农村的，不但没有去统，甚至由于区、乡干部没有文化，不了解知识分子的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还在走相反的路，歧视、打击他们。
因此，今后必须对区、乡干部做宣传教育工作，把情况改变过来。
关于人事安排问题，吴研因批评了人事部门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他认为许多问题都是由于人事部门存在这些毛病而引起的。
人事工作很难做，不能粗枝大叶，但是有些人事部门却做得很不好，例如把英文文学专家，分配去做普通图书馆员，把学航空工程的，分配去当汽车公司售票员……有人称它为“乱点鸳鸯”，真是十足的官僚主义，他们还强调服从分配，不顾风土人情，夫妻关系；
强调干部要在岗位上培养，不知道有些太不成话的干部，培养了好多年也难成材，并且，还耽误了机关工作，这就是教条主义。
因为人事部门存在这些主义，所以往往由于人事安排不当，严重妨碍了统战工作。
今后要做好统战工作，首先要做好人事工作。
要做好人事工作，对人事部门整一下风是必要的。

筱翠花说：
“我要唱戏！”
北京市文化局竟置之不理
本报讯
筱翠花（于连泉）昨天对本报记者说：
“我要唱戏！”
昨天晚上，筱翠花打电话到本报编辑部，约记者到他家里去。
他对我说：
“这几天，家里人给我念报，我心里全明白了。
党号召‘百家争鸣’，就是要我们艺人把心里话全说出来，帮助党整好风。
请你把我的心里话也在报上登一登吧：
我要唱戏！
我知道这几年观众很想念我；
我更想念他们，渴望在舞台上同观众见面；
我更想的是，要把自己的艺术传授给第2代！”
筱翠花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与四大名旦齐名，在艺术上独树一帜。
他是花旦。
解放不久，废止跷工，他的一部分戏随之不能演出；
以后，文化部的禁戏和戏曲改革工作中的清规戒律，逼得他离开了舞台。
他说：
“一个演员，不让他演戏，比死还痛苦。
从九岁登台起，在舞台上生活了四十多年；
这五年闭门在家，心情实在是苦痛之至。”
筱翠花说：
“我早就想唱戏了。
去年12月，一个大冷天，我自个儿跑到文化局去求见局长。
没见着局长，连科长也没有见着。
一位袁同志接见我，说科长在开会，她一定把我的请求转达给领导上。
等了几天，没信息，就叫世文（他的儿子）再去。
到文化局办事，跟‘十五贯’里‘见都’一样的难啊！
世文去了二次，跑白趟。
第3次，见了一位刘同志，回说：
‘造册子来！
’这不明明是堵我的嘴么？
现在人都入了组织，我那去造册子。
再说，我正为这困难，才要请求文化局帮助。”
“我可没死心。
我相信，毛主席号召‘百花齐放’，一定会办到。
我把希望放在袁同志身上。
她要真往上反映了，局长会掌握党的政策，会帮助我。
前不久，遇见了张梦庚副局长。
他见了我，说，他早就要来看我，一直没空。
我想，他要往下说了。
可是，说完客气话就没词儿了，压根儿没提那事。
“快半年了，文化局对我的请求置之不理。”
筱翠花认为，如果文化局能帮助他组班，或帮他搭入一个艺术水平相当的剧团合作演出，他立即可以演出的戏，有“马思远”“坐楼杀惜”“活捉三郎”“雁门关”“战宛城”“红梅阁”“翠屏山”“挑帘裁衣”“梅玉配”“花田错”“得意缘”“穆桂英”“胭脂判”“一匹布”“打钢刀”“打樱桃”等大小有五六十出。
他认为“蝴蝶梦”也可以演出。
他说这出戏，是敌伪统治时期，被几个旦角演员和“纺棉花”一起唱，加入了色情成分，唱毁了的。
那时人称“劈纺”。
他说：
“我愿意将这出戏，在台上与首长、观众见面。
请大家评评，是卖弄色情呢，还是艺术。”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第3天
在遗产继承等问题上尖锐交锋
本报讯
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13日已进行到第3天，会上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并展开了活泼的争论。
关于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李曰华和杨宪邦都不同意冯友兰关于抽象意义可以继承的论点，李曰华强调了不能用形式逻辑的方法而应该用具体分析的方法来处理哲学遗产；
杨宪邦并同时批评了胡绳文章中关于同一的东西才能继承，而辩证法只是思想资料的说法。
他认为辩证法是哲学的根本观点，至于继承的东西，并不是同一的思想资料；
继承是一个生动的扬弃和发展，不是同一的抽象。
吕振羽认为继承哲学遗产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了解哲学发展的规律性，主要的在于发展和丰富科学的哲学，提高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水平，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我们更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杨正典认为哲学史的研究和教学要结合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要论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理论渊源，还要贯彻无神论的宣传教育。
贺麟针对杨正典的观点，认为注意历史上的无神论传统是对的，但是对过去哲学家所讲的“神”、“上帝”等，要具体分析；
结合中国情况，还要注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相结合；
他认为许多哲学家的“天”“神”等概念，与一般宗教和迷信不同，有的讲“天”，是为了用来压倒封建帝王的权威，有的用“天”来代表人民。
在谈到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斗争的绝对性问题时，贺麟认为这是一个“不见经传的教条”，因为列宁所说的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只是指运动、矛盾是普遍存在，毛主席的解释，也是如此，并没有说过阶级斗争和哲学斗争是绝对的。
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是普遍的，但并不能说是绝对的，只是不断斗争、不断统一，无所谓绝对与相对。
他认为有人坚持斗争是绝对的，是想强调二者的对抗性，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并不是对抗性的，它是学者对学者的学术争论。
过去反动派迫害唯物论者，乃是把学术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因此把非对抗性转变为对抗性，我们今天则认为学术争论是非对抗性的，所以提倡百家争鸣。
他认为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的斗争，在师生朋友间进行，才真正尖锐，如没有友谊作基础，则会一笑置之。
何思敬举出列宁的“绝对与相对的对立，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名言，来支持贺麟的论点，但他认为不能就此认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没有一定的界限，哲学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鲜明的。
潘梓年不同意贺麟的意见，他认为所谓斗争的绝对性，乃指事物在量变和质变阶段都贯穿着矛盾的斗争，同一性只是量变阶段的相对稳定，团结经过斗争而达到的乃是新的基础上的团结；
绝对性是对相对性而言，所以说绝对与相对的对立也是相对的。
他并指出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的绝对性和二者是否对抗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关于判定历史上哲学家思想的本质问题，容肇祖认为应该对每一个哲学家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他批评了杨献珍在其著作中对李贽的评价，只是引了一些李贽的片断文句从而推论出李贽是主观唯心主义，他认为李贽不一定是唯心主义者。
在会上，还提出了今后如何开展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许多建议。
杨正典建议下次会议讨论中国哲学史教学法的问题。
何思敬建议应该翻译一些欧洲学者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著作，以作我们的借鉴。
容肇祖建议应该成立中国哲学史研究会的组织，拟出专题研究分工负责的计划，林涧青支持容肇祖的建议，并建议哲学史专家们能配合社会科学十二年规划拟定自己的研究题目，并由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加以集中，以便使总的规划在执行中逐步具体化起来。
他还建议成立一个中国哲学史资料整理委员会来具体推动整理出版资料的工作。
潘梓年最后发言认为过去哲学史教学和研究中所产生的问题，根源在于吃了教条主义的亏，百家争鸣就是要破教条主义。
方法论的初步讨论，开拓了思想，但解决问题，还在于实践。
实事求是的方法，是必须掌握大量材料，进行深入踏实的研究，因此，不应该轻视资料工作。

北京市蔬菜自由市场取消后
排队排得长　群众有怨言
北京市从5月06日取消蔬菜自由市场以后，由于菜蔬公司零售业务不敷需要，消费者排队买菜的现象更加普遍了。
前门区西草厂市场，5月08日仅有联营组的两个菜车，品种、数量都嫌不足，早晨七点多钟，菜就快卖完了，但还排有二三十人的队伍等着买；
东四牌楼、西四牌楼的菜店和菜摊也都有长长的队伍，群众感到不方便，颇有怨言。
西四区的一个市民说：
“国家统一经营蔬菜，价钱确实降低了一些，但是吃不到小葱了。”
有一位市民到宣武区人民委员会质问：
“你们管的叫我一天买不到菜，怎么办？”
蔬菜统一由菜蔬公司经营以后，已显著不如原来自由市场上的新鲜。
有人反映，菜蔬公司的菜价钱虽然低些，但质量不好，相对地说，并不便宜。
由于蔬菜货源不足，小葱、韭菜等特别缺乏，已发现有些农民和小贩从外地私运小葱等潜入市内出售，价格较原来的自由市场还高；
朝阳门外一个联营蔬菜小组由于国营公司供应数量太少，卖菜所得不足维持生活，因此直接向通县购进小葱四千斤。
　·王令·

商业部门不敢放手收购
四川许多地方肥猪卖不出去
据四川省食品公司估算，今年第2季度全省出槽肥猪将有一百九十多万头，比去年同期增加35％以上。
四川农民历来习惯在青黄不接的时期出售一些肥猪，买回小猪来接槽，以便挪出一部分钱投入春耕生产或买回一些口粮。
因此，目前肥猪上市量增加，猪肉供应紧张的情况有所好转，达县、南充、遂宁、江津、内江等专区的部分城乡，已经出现肥猪售不出去的现象。
如潼南县目前农村中就有二百斤以上的肥猪一万一千多只急待出售。
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曾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商业部门，认真解决农民出售肥猪的要求。
但是，有些地区对收购农民要求出售的肥猪还不够积极负责。
商业部门不敢放手收购肥猪的原因，有些是库存肥猪较多，外调活猪运输有困难，怕猪收多了不好保管；
有些乡村干部认为目前正是春耕期间，需要肥料，也限制农民卖猪；
还有些干部顾虑现在收多了，今后猪肉的供应会发生困难。
我们应该看到，今年四川省生猪生产量虽然比去年有所增加，但是全国的生猪供应是紧张的；
在本省来说，供应量在季节上也不平衡。
所以我认为商业部门还是应该大力收购，一方面可以增加外调数量，另方面在省内也不妨在猪多的季节，多供应一些猪肉。
·沈毅·

在东南沿海的福建省东山岛上的渔民们已经投入紧张的春汛生产，岛上各渔区不断传出丰收喜讯。
　林梦星摄（新华社稿）

在一个老农的怒气后面
本报记者　吕建中
李时铎在东北做过多半辈子苦力，两个孩子都不满五岁就死了。
贫困和焦心的日子，给他留下来的是倔强、暴躁的性格，和一颗对恶势力深恶痛绝的心。
1935年，他和妻子回到山东海阳故乡重新安了家，又生了最后一个儿子，不料刚刚抚养到会喊“爸爸”，突然又生麻疹死了。
从此，夫妻俩长叹一声，开始了他们孤独的、惨淡的晚年生活。
这次我回到故乡，去看李时铎的时候，他一个人躺在床上，已经是鬓发斑白的人了。
我们谈了些别后的经历；
后来，谈到村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他的情绪有些不一样了。
他用一种试探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我一番，然后用轻而有力的、像是老师考问学生的口气问道：
“听说人民日报是中央的报纸，那上面的材料都是从哪儿来的？”
我一时摸不清他突然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何在，就只好给他一个笼统的回答：
“人民日报也是群众的报纸，材料是从群众中来的。”
“是直接从群众口里听来的？
嗯？”
他又把眼光逼向我了。
李时铎在土地改革的时候，曾做过村农会主席，他对阶级敌人斗争非常坚决，站在群众前头，指着村上那个大脑袋壳恶霸地主的鼻子顿足大骂，骂得那恶霸地主低头瘫痪在他的脚下；
后来村里组织互助组、合作社，他都参加了，妻子也做了村里的妇女干部。
社会主义的火花在他们的寂寞的暮年生活中闪出了光亮，他们不再觉得自己是孤苦无依的人了。
可是我不明白，此刻他和我久别重逢，这怒意是缘何而来？
于是我便平心静气地说道：
“时铎，您是爽直人，您心里有什么话就直接了当地说好了。”
他冷笑几声，说：
“我们几个老年人冬天没事常蹲在墙根下晒太阳，看报纸。
今天打开报一看，这里大丰收；
明天打开报纸一看，那里工作大开展。
记得只有一回，批评过一个县长不下乡。
大伙儿就说，真怪，连十个指头还有长有短，怎么报纸上净是喜事？
这材料都是从哪儿来的？
报社就没一个人到咱村来看看？”
接着，他就说了一大串刺耳的话，什么“合作化不像话”啦，“下边胡闹，上边官僚”啦，等等。
我默默地听着，心里暗笑道：
您这家伙，老毛病还没改掉呀！
于是我便拿事实向他讲道理：
“时铎，您这人脾气暴躁，看问题光往一边偏。
去年高级合作化第1年，全国就增产了二百亿斤粮食；
咱胶东十几个县去年也增产了八亿斤粮食和一亿斤花生。
这都是事实，您能说合作化不像话吗？
您这村受了水灾，减了产，这也是事实。
可是这在全国和全县来说，也只不过是个小黑点。
再说……”
“好了，您不用说了，横竖咱俩说不到一块儿。”
他打断了我的话，眼睛里闪着怒光。
“您是记者，跑的地方多。
我吃在这里，穿在这里，我只能看见我这个村。
毛主席从来也没教您只看全国不管一村，看见成绩就忘了缺点。……
“唔，您等一会，我还没说完呢！
去年受水灾，这不假，社干部会跑到上级面前说，啊呀，减产，这没法子，天灾嘛！
事情就过去了。
难道这是真实的吗？
难道能把减产的原因都推在水灾身上吗？
您想想看，去年发大水，我们社里劳动力不算少，有些社员闲得手心发痒，社干部不抓紧时间组织他们排水；
水退了，又不赶快好好安排劳力锄地，地里草忽的长起来了，这才手忙脚乱。
地也没锄好，那些年轻
人干活呼呼隆隆，像一窝蜂子，锄一亩地瓜就要割掉十来棵苗，而我，看见苗儿根下有一棵小草也小心用手指头把它拔掉。
年轻人锄十垅，老年人锄八垅。
可是，晚上记工分，年轻人记十分，老年人记六分。
别人不敢提意见我偏提，我批评年轻人干活不顾质量，不讲技术，年轻人却反过来说老年人思想发死。
您看，难道这记的是思想分，不是工分？
唉！
难怪老年人赶集碰到一块就摇头叹气，说如今老年人一钱不值，老本事算吃不开了！”
此刻，我开始明白了，我觉察出他那恼怒的眼光后面藏着的是什么东西。
便说：
“您这些意见向上级反映过没有呢？”
“向上级反映？
去年一年我没看见过上级什么样儿。
唔！
不错，去年收罢秋，上面一个什么干部来住过几天，姓刘，名子记不清了，眼角上有块黑斑。
开会先讲分红，接着就动员社员投资。
我又把上面那些意见给提出来，我想，这是上级的干部，兴许差不多。
咳！
您妄想，一点用也没有。
他翻翻眼皮，冷言冷语地说：
老头，您放心好了，饿不着您，合作社有五保，怕什么？
您听听，这像上级干部说的话吗？
合作社办不好，不收粮食，您拿西北风保我？
算了，提意见没人理，想靠合作社又靠不住，要我投资？
哼！
休想，我把钱扔在凉水里还有个响儿听听！”
他的妻子回来了，他像是不甚在意地问：
“开的什么会？
这晚才回来。
还不赶快做晚饭！”
“扩大干部会呗！
修改增产计划，动员社员投资。”
妻子一边说，一边洗手，准备切菜。
“我早就知道又是这一套！”
时铎还是不大耐烦。
“我也早就知道您又是这一套；
可是这回您错了。”
妻子截住他的话，理直气壮地说：
“不论什么事情总会有个转变，可您的思想老是不拐弯。
前些日子社干部到县上开了会，总结去年的工作，讨论民主办社，社干部在县上都对社里的事情做过检查。
今天会上还决定要开社员大会，让大家提意见，接受去年的教训，实行包工包产，把劳动组织和记工分都弄得合理。
听刘同志说，县上还要组织老百姓挖河呢！”
“刘同志？
哪个刘同志？”
时铎的语气有些软了。
“就是去年秋天来的那个刘同志，人家也在上面开过会，学习了上级的指示，说第1年办高级社没经验，今年要把去年的缺点纠正过来。
刘同志说过几天要组织老农座谈会，研究生产技术，请您也参加。
过一会刘同志还要来看您呢！”
时铎楞了一阵，没有再说什么。
不过他显然轻松多了。
他站起来，把玻璃窗里面那层纸窗扇打开，屋子里豁然亮起来了。
然后，他走下地，背着手看一会妻子切菜，到院子里转个圈儿，又走进来，轻声问妻子：
“您，做什么饭？”
“熬豆腐白菜呗！”
妻子抬眼望望他，又低头切着菜。
“那，那橱子里不是还有点鱼吗，一会刘同志来了留下他吃晚饭吧，嗯？”
妻子笑了。
她趁时铎高兴的时候，便又问道：
“社里动员投资，您想，没资金咋生产，柜抽屉那钱，我看，时下还是别买棺材板啦，您说呢？”
“嗯，棺材板，实对您说，我心里压根就没打谱今年买。
不过投资嘛，唔！
别忙，等等再说吧，我还得看看他们做的是不是真像那么回事哩！”

“怪话”不一定都“怪”
有许多像李时铎这样的农民，他们满腹牢骚，常说一些“怪话”。
他们说“怪话”，一部分是由于对社会大变革以后的新的生活还不习惯，一部分是由于新生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各项工作中确实有些缺点。
不管他们说“怪话”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之中绝大部分人并无意反对新的制度；
恰恰相反，有些人说“怪话”的出发点正是迫切要求把农业社办好。
他们不知道有意见该向谁提。
他们还不会过民主生活，有意见不知道“敢不敢”提。
他们也确实曾经在提意见的时候碰过钉子——因为社干部也还不会过民主生活，也缺乏民主精神。
还有的人确实因为“意见多”被扣上了“落后分子”的帽子。
于是，正当的意见在背地里以“怪话”的形式流行起来了。
不要一听见“怪话”就厌恶，平心静气地分析一下它吧。
即使是“怪话”，也能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呢，何况有些话其实并不“怪”。

水产部指示沿海渔区
加强渔航安全　防止风灾事故
据新华社13日讯
水产部最近发出指示，要求沿海各渔区切实防止风灾事故，做好安全生产。
指示说，入春以来，河北、广东、福建、山东等省的沿海渔区都连续发生了严重的风灾事故。
造成事故的原因，主要是一些地区对渔民渔航安全教育不够，某些干部责任心不强，以及部分渔民存有严重的麻痹思想。
为此，各地应当认真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继续深入进行安全生产的教育，认真贯彻安全第1的原则。
二、加强对暴风警报站的领导及其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
三、出海前做好安全准备工作。
船只出海，必须进行安全检查，在可能的条件下增添和携带必要的救生和防风设备。
出海船只应有专人注意收听气象预报，收到大风消息时应及时传达，组织回港，不得擅自决定继续生产。
船只在海上一旦遇难，当地应及时设法抢救。
四、妥善处理风灾事故的善后工作：
向受灾的家属和渔业社进行慰问，并且予以适当的救济，对每一次事故都应该认真检查，分析发生的原因，提出今后防止的有效措施。
对事故的责任者，应根据事故大小、情节轻重，给予适当处理。

渔业喜讯
著名的湖北鱼苗初报丰收
这几天，湖北省长江、汉水两岸不断传出鱼苗丰收的喜讯。
从4月25日到现在，已经捞捕到五亿一千多万尾鱼苗。
一向只认为不产鱼苗的汉水，从今年下网的情况来看，原来是个丰盛的鱼苗场。
这一段打捞的鱼苗俗名“菜花籽”，就是指油菜扬花时期孵化的鱼苗。
据水产专家说，这种鱼苗和“立夏”后的鱼苗比较，质量一样好。
（新华社）
杭嘉湖地区淡水鱼发展
素称“鱼米之乡”的浙江杭嘉湖地区，今年淡水鱼有了很大的发展。
全区放养的鱼秧计有五千九百多万尾，比去年增加了70.3％。
据当地水产部门负责人谈，如没有特殊灾害，今年杭嘉湖地区增产十万担淡水鱼是完全可能的。
（傅刚实）
洞头县渔业社社员收入增多
浙江洞头县的春夏汛渔业生产，自3月下旬开始以来，已获得空前丰收。
据统计，自3月下旬到4月23日止，已捕鱼十六万五千担，完成春夏汛生产指标的68％，比去年同期增产三倍多；
每担平均价值是十二元，共计一百九十八万元，比去年春夏汛四个月生产的总值还高出五成。
随着渔业社的丰收，社员们的收入也大大增加了。
全县每个社员的收入，平均达一百五十元之多。
南塘乡第一渔业社社员梁东和父子，去年春夏汛四个月分到八十多元，今年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分到四百多元。
（吕玉珊）

统一调整　抽肥补瘦
湘潭市解决机关企业“房荒”问题
新华社长沙12日电
湖南省湘潭市采取统一调整、抽肥补瘦的办法，解决由于分配不当而产生的“房荒”问题。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解放初期湘潭市民房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住房面积，一共有九十九万二千多平方公尺；
到1956年，全市又新建住房七十七万二千平方公尺。
但是在分配方面存在这样不合理的现象：
有的单位平均每人不足二平方公尺，有些单位平均每人高达二○点六一五平方公尺；
其中交通运输公司每人住房平均在三十六平方公尺以上。
有些单位还有占据很多房屋而不用或者使用不当的现象。
根据以上情况，湘潭市决定今年全市基本上停止民用基建。
对于某些机关、企业所感到的房荒问题，决定采取统一调剂、抽肥补瘦的办法解决。
具体做法是：
集中房屋管理权，公房和私赁民房，统一由房屋管理部门管理调配；
根据业务性质和机构改组的情况，使一些单位合并居住、合并办公；
把使用不当、居住不合理的住房重新合理调整。
现在，有许多机关、企业单位，已经开始自动交出了多余的房间；
不少人自愿从单人房间搬进集体宿舍；
原来一些准备新建住房的单位也不建了。
据4月上旬统计，全市调整了十三栋住房，解决了服务局等十一个单位一千三百人的住房问题。
现在房屋调整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高等学校党委领导方式要改进
民盟和九三学社南京市组织座谈内部矛盾
新华社南京13日电
中国民主同盟南京市委员会、九三学社南京分社委员会，12日上午召集在南京市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担任行政领导工作的盟员、社员二十多人，座谈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关中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关于党的领导问题，南京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认为，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党的领导是肯定的，问题是如何来领导，要多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
他谈到自己在解放以后认为党领导一切，所以一切只有服从党；
自己是主任委员，但不要动脑筋，一切由党员副主任负全责。
1954年提院长负责制，但学校中的政策，我无法全面掌握；
总是党委讨论后，再提交校务会讨论执行。
外行讨论内行的事，要人家执行，我只能照唱。
我认为领导有三种：
第1种是单枪匹马，第2种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
第3种是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
他说：
第1种是离开了群众的领导方式，事情自然搞不好；
第2种是外行硬干内行事，结果往往怨天尤人；
第3种领导方式最好。
学校党委掌握方针政策，但讨论学校事务时，可邀请非党教授参加，尊重他们的意见，这样，内行和外行打成一片，既体现了党的领导，也发挥了教授治校的积极性。
他认为这种运筹帷幄式的领导，比较最切合实际，能够发挥各方面的力量。
南京工学院副院长钱钟韩说：
问题是党委书记不能解决问题。
过去党委有些事是硬灌，不要人家动脑筋。
院长经常在外开会，今日学校领导实质是“科员政治”，说院长一意孤行，根本没有什么“意”，主要是瘫痪状态。
钱钟韩认为，所谓党委治校，不论在苏联或在其他地方，都没有这样说法。
我们国家也没有这样的规定。
有些高等学校的党委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不征求与不尊重非党人士的意见，实际是党委决定一切。
他认为党委决定学校一切，是不对的。
在高等学校执行了国家政策，也就是体现了党的领导。
民盟南京市委会主委陈敏之认为，高等学校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很严重。
宗派主义表现为人事制度神秘化，政策不使党外人士了解。
他认为党外人士的进步，有些共产党员看不到。
党委是核心，但必须：
（1）要让党的政策和大家见面；
（2）民主党派要有职、有权，领导作风必须改变；
（3）必须依靠老教师，使他们发挥更多的光和热；
（4）大家要斗争，争取使党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南京大学副校长李方训认为，学校党委和工厂党委不同，目前高等学校的党的领导方式应改进，那就是学校党委多听听非党专家的话。
过去，这方面是做得不够的。
选派留学生，好像只要政治纯洁，就保证他学术上成功，也不征求教师和系主任的意见，结果往往带来损失。
这样做法，实际上是“运筹帷幄，拒人意见于千里之外”。
李方训认为产生上述情形的根源，是认为旧知识分子一无可取，有的党员同志对科学的艰巨性认识不足。
党在科学文化的基础上太差了，如何补救在科学上的缺陷，主要是要依靠群众。
南大教授范存忠说：
学校里对知识分子的估价是简单化；
说他有用时便提的很高，说他无用时即否定一切。
南京师范学院副院长高觉敷认为，人事部门掌握了科学工作者的命脉，但人事部门究竟知道多少学术界的情况。
现在，学校里人数也可以说是也多也少，因为要的不留，留的不需要。

鹿回头
这是海南岛最南端椰子林中的一个村庄……程竞明
到过热带地方的人，永远也忘不了那美丽的椰林。
在民间，有一个动人的传说：
椰子是太阳的女儿所化，飞来生在岛上，每年生十二片叶，落十二片叶。
这传说流露了海岛居民对于椰子的深厚的感情。
我多么想有个机会，仔细看一看椰子林。
崖县党委的黄同志，让我满足了心愿。
03月底，他带我们去访问一个海边椰林中的黎族村庄——鹿回头。
这里是靠山的海峡。
一眼望不到边的椰子林，沿着海岸伸展到远方。
绿色的树冠上，挂满了累累果实，金黄色的，古铜色的，青色的，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看了真叫人喜爱。
村舍稀疏地散落在椰林深处。
我们顺着林中的小道走去，遍地是盛开的天星花。
我们几个人边说边走。
这时，老黄跑进一幢瓦房，把青年团乡支部书记找来了。
歇了一会，团支部书记便引我们去登门拜访椰林里年纪最大的一位老人——九十岁的黎六子。
老汉一见面就给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的是这村子名称的来历。
他说，他们的祖先，是住在五指山里的黎人。
有次他们出外打猎，遇见了一头鹿，大家跟着紧追呀，追的那鹿一直朝南跑，跑到这块没有人烟的地方，面前是一片大海，鹿只好回转了头，就这时被一枪打中。
先人们发现了这个地方背山临水，很不错，就从深山迁了过来，给这个地方取名“鹿回头”，往后又种起椰子树。
推算起来，到他这辈子已是第5代的人了。
“老人家，你这么大年纪，是见过好几个朝代的人啦……”，同来的王同志还没有说完，黎六子便感叹地说道：
“可不是，我看的多啦，这个村谁家卖过孩子，我全记得。
荒年，一个孩子卖不到七升米呀！”
他叹了一声，又接着说：
“男人留辫子的时代（指清朝），四个铜钱一个椰子，一升米要拿六个椰子去换；
现在一升米换不去我们两个椰子。
你看这差了多少？
‘民国’的时候，这山岭都被汉族地主霸占了去，种的椰子要和地主三七分，大家缺吃少穿的，没有做饭的米，只能吃番薯过日子。
后来，日本鬼子来了更遭罪。
那年鬼子进村要吃椰子，硬逼我上树去摘，我年纪太大爬不上去，身上被打肿了。”
老汉一面说一面比划着，往年的屈辱激动了他，那布满青筋的手似乎还有些发颤。
停了一停，我问：
“老爷爷，你现在生活好不好？”
他听了翻译以后，张开没有牙的嘴笑起来，大声说道：
“好，好，吃过一餐又是一餐，村里头没有挨饿的，我怎么会饿得着呢？”
大家被他这一说，也都笑了起来。
正说着话儿，外边传来轻快的歌声，门口走过了一大群背着书包的孩子，许多系着红领巾的。
在这僻静的椰林里，突然出现这样多的小学生，令人好生奇怪。
原来是“鹿回头乡初级小学校”的孩子放学回家。
这个一百多户人家的乡，已经有一百三十多个初小学生，四十多个高小学生，还有十九个青年入了中学，一个到北京进了中央民族学院。
黎六子得意地对我们说，他最小的孙女也在学校里读书。
海南广播电台记者，准备给黎六子拍张照片。
老汉提起拐杖就出了门，他要到村子北头去和自己心爱的老树合照。
他说，他出生的时候，北边的树已经采果，到现在都有一百多年的高寿了；
这边的林子却是近六十多年来种的。
黎六子站在百年老椰树的跟前，左手插着腰，摆出了一副精神抖擞的神态。
照好了相，他高高兴兴地同我们告别，走向一座白色的小瓦房，找另一个老汉下棋去了。
村里的青壮年，都在山上干活。
我们在林子里朝前走了很远，看到的尽是活泼泼的孩子，和一些挑着整担椰子匆匆走过的姑娘。
我们没有办法多和人交谈，但是，孩子们的歌声、笑脸，那些姑娘的穿戴，还有那十多幅挂在俱乐部的“排球冠军”、“篮球冠军”的奖旗……，所有这些，全都告诉我们：
这里的人，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黎六子曾经说过，全村没有一个人挨饿。
在乡政府，黎族乡长又用一串数字来证实了他的话。
乡长说：
这里有一万二千株椰子树，今年又新种了四千株。
除了每家自留五株树吃椰子以外，全都入了社。
1950年刚解放的时候，有三十多户靠政府救济，现在，全乡只有六户“五保户”由农业社包下来了。
我们向乡长告辞后，又到椰林里去游逛。
从乡政府走出不远，眼前就是一片碧绿的海水。
水鸟在海面上飞掠，碧波荡漾，白帆点点。
我们靠着椰子树，欣赏着这绮丽的风光。
崖县是海南岛最南端的一个县，鹿回头又是崖县最南边的村庄，真是“天涯海角”。
眼前的动人景色，勾起了我无尽的思绪。
当年五指山上的黎族猎手呵，你们跑到这边远的海峡，还是逃不出饥饿和贫困，只有到了今天，你们的后代才能把“天涯海角”建设成幸福的家园。

东鳞西爪
风和日丽晒盐忙
本报讯
据天津日报载在风和日丽的5月，盐花开遍了渤海滩。
长芦塘大盐务局各盐场的日产量不断提高，5月01日到10日，已经产盐十万多吨，接近月计划的一半。
今年春晒的紧张情况是历年没有的。
广大盐工的劳动热情非常高涨，扒盐的效率日益提高，6日起，平均每个池子每天产一吨多盐；
全区一天产盐一万多吨，10日产盐纪录最高——一万五千多吨。
盐扒得多，就忙坏了运盐工人。
他们每人每天平均运盐达十三到十六吨（定额九吨）。
紧张的时候，辅助工人也参加运盐。
但是，他们刚把池边扒出不久的盐运走，扒盐工人把更多的新盐又从池子里扒出来了，运也运不完。
盐工们说：
“咱们已经有三年没完成产盐计划了，这一回可得大大增产。”
生产黄金万两
本报讯
据黑龙江日报载黑龙江省工业厅今年将扩建爱辉县罕达气、嘉荫县乌拉嘎、呼玛县呼玛等三个金矿，恢复和新建林口、穆棱、桦川、汤原、宝清、集贤、萝北等县的七个金矿。
计划生产黄金八百三十二公斤。

怎样对待不合理的奖金？
企业里哪些奖金不合理？
怎样对待不合理的奖金？
不合理奖金种种
讨论企业领导干部应不应该得奖，固然十分重要；
但更值得探讨的问题，却是企业领导干部怎样执行奖励政策。
“偷　懒　奖”
去年，山西省地方国营东山煤矿在部分回采工作面实行新采煤法。
由于工人不熟练，一直完不成生产任务。
这时，问题的关键在于帮助工人提高技术，组织好三班之间的配合。
可是领导干部不从这里下手，而是急急忙忙地建立循环奖。
循环奖无效，又改成只要完成任务就得奖。
结果偶尔一个班完成了任务，发了奖金，但是把三个班的产量加起来，还是达不到计划要求。
这种本来应该采取具体措施才能解决的问题，企业领导干部却不肯花费心思，而动不动就建立这样那样的奖励，结果用了奖金仍然无效。
许多工厂里名目繁多的奖励中，有一部分正是这样产生的。
“情　绪　奖”
解放初期，太原市晋生纺织厂清花车间由于原棉里有杂质，送到机器里，常常引起火灾，曾建立了一种无事故奖，规定如果半年无事故，工人可得占全车间工人工资总额15％的奖金。
这种奖金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到了前年和去年，由于工人的责任心提高了，农民交售的原棉也很少有杂质了，事故已基本消灭。
这时，工厂领导人员仍然不取消这种奖励，理由是取消了会影响工人的积极性。
于是，这种为了照顾工人情绪的无事故奖金，一直还保存到现在。
“片面奖”
这种奖也诞生在晋生纺织厂。
这个厂的织袜工段有一种节约用针奖励。
大家积极地节约用针，针坏了也不肯换新的，结果织出一些有窟窿的破袜子，奖金还是照领。
在漂染工段也有类似情形。
染料和漂白粉用量比国家规定用量减少了，产品质量却下降了，可是节约奖金照发。
“节约奖”
山西省新绛纺织厂有一条规定：
凡是节约了皮辊花，即按照工人工资的2％发给节约奖金。
一次，细纱皮辊花用量比定额降低了三点七五磅，按当时的价格，这三磅多皮辊花只值二元八角。
可是，奖金一共发了六十四元六角九分，比节约价值大了数十倍！
去年08月，太原酒厂四十名酒工节约了价值一千零四十二元的粮食，却得了一千零四十元奖金。
原来工人的技术水平提高了，国家规定的粮食消耗量已经修改了，奖金却仍然按旧定额计算，结果把节约的钱几乎都发了奖。
重复奖
在某些厂矿里，劳动竞赛奖、班组经济核算奖、节约原材料奖等三种奖励，包含一个共同的要求：
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
如果某个生产单位降低了成本，为国家节约的钱虽然只有一个数字，却可以领到三种奖金。
东山煤矿掘进二队在去年12月得了这种重复的奖金四百多元，占这个队计件工资总额的61％以上。
有一个工厂的试验室，因为工作人员有时试验错了或是纪录错了，试验室主任就决定建立一种奖金来刺激大家防止错误。
这位领导人员毫不害羞地说：
我们厂无论什么工种都有奖励办法，惟独我们没有，大家肯积极工作吗？
问题在哪里？
产生这些不合理奖金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
不少企业领导干部以为有了奖金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虽然费了大量金钱，但结果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反而惹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有的职工没有奖金便不肯积极劳动的情形发生了，不良倾向也发展了。
帮助企业领导干部认识奖励的目的，然后根据这个目的来取舍以往的奖励办法，制订新的奖励制度，并且结合奖励进行深入的思想工作，这就是解决奖金问题的出路。
顾页
要防止两种偏向
最近，有些企业不加分析地盲目否定一切，把一些必要的奖励制度也取消了。
例如，有一个煤矿把节约坑木奖取消了，北京有一个厂把全厂十一种奖励制度全部停止了。
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
我认为，在整顿奖励工资制度的时候，既要反对盲目建立名目繁多的奖励制度，也要防止盲目取消必不可少的一些奖励。
既不能过分强调物质鼓励的作用，因而放松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也不能认为有了政治思想工作，就可以不要物质鼓励了。
我认为，任何奖励制度的建立或取消，只要离开了增产节约，提高质量的要求，离开了生产需要，都是不对的。
目前企业的奖励工资制度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必须全面地分析研究，有些对增产节约有实际效果的，必须保存和坚持；
有些对增产节约虽然有作用，但制度本身存在缺点，如奖励指标落后或奖励指标与得奖条件互不联系，奖励率规定得不合理等，应该积极地改进；
对于增产节约没有实际意义的，应该逐步取消；
同时，在很少有和根本没有奖励制度的企业中，还可以考虑根据增产节约的要求，在国家批准的工资计划范围内，建立符合生产需要而且有经济效果的奖励制度。
无论建立和改进任何一种奖励制度，都必须反复地向职工交代清楚。
特别是取消一种奖励制度更要慎重，要在群众中充分酝酿，取得群众的支持。
　陈正明

关心群众疾苦永不过时本报记者　金雨困
据辽宁地区工会反映，最近有一些单位，在增产节约的借口下，随便斧削职工群众必要的福利事业。
仅从一些零星的材料，也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已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本溪煤矿根据上级指示，要全部取消原来由行政费开支的食堂和托儿所工作人员的工资，改由福利补助金中开支。
这一取消，对维持和举办必要的福利事业造成了极大困难。
因为今年全矿的福利补助金仅有四十万元，而上述人员的工资就需四十六万，全部作工资开支也还不够。
有的单位把削减职工福利作为增产节约的主要手段。
据某单位工会主席汇报：
这个单位的行政领导在“工会犯了严重的经济主义错误”和去年赔钱是由于“生活改善过多”的帽子下，计划用提高定额的办法降低工资5％，同时降低医药和劳保费用。
这个单位计划增产节约九十四万元，其中很大部分是削减职工福利所得。
当然，如果去年职工福利确有过高之处，也可以和群众商量修正，但是绝不能以此为增产节约的主要方面，否则必然会引起混乱。
有的地方把应该办又必需办的福利也随便停办和收缩了。
瓦房店纺织厂原有两个食堂，一个是布厂的，最多时有七八百人吃饭；
一个是纱厂的，有千余人吃饭。
为了精简人员，这个厂将布厂的食堂取消了，布厂职工要吃的饭菜，就由一里多地外的纱厂食堂用推车送去，结果布厂的职工只能天天吃凉饭凉菜，同时又增加了拥挤程度，职工极为不满。
有万余职工的大伙房水库工地，为了节约，把主要住宅区工人村原有的五个大水壶减至三个，弄得单身工人喝不上开水。
有的单位过多地削减安全劳保设施，弄得起码的劳动条件都不能保障。
某钢厂烧结车间打算削减二十一大项安全设施，这个车间每天跑大量粉尘，可是这次竟要把解决粉尘的除尘器和通风设备都削去。
目前，在某些地方，上述的情况正在形成一股风，而且这股风又有许多是从北京吹来的。
前边所举的例子有些就与北京的领导机关有直接关系。
从这里也反映了某些企业的领导人员往往只是看风办事，去年看到上边强调关心职工生活，于是就奉命“改善职工生活”，有的地方甚至把好事做成了傻事。
今年认为风向已“变”，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增产节约”“艰苦朴素”又成了他们忽视群众生活的挡箭牌。
所谓“生活改善太多”啦“好事办得太集中”啦，“经济主义倾向”啦，“要求过高”“影响工农联盟”啦等等说法又流行起来了。
对于这种种说法，应该加以实事求是的分析。
职工生活的改善只能是渐进的，特别是限于国家的财力物力，不可能把好事一下子都办起来。
去年这里的好事确实办得集中了一些，如工资增长、公用事业和房租收费及日用品价格的调整、对部分生活困难的职工进行救济和帮助还债等等。
但是，不集中办并不等于不办。
完全不办就会严重地脱离群众。
如果因为去年好事办得太集中，今年就一律不办了，那就要犯另一方面的错误。
部分职工对生活福利要求过高也是有的。
但是，只要很好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就我所知，沈阳一些工厂将生活福利问题交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时，大家都能本着节约精神来合理的处理。
而实际上，目前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是能够办到而没有办到的。
因此我认为目前值得注意防止的问题，主要倒不是群众的经济主义倾向和过高的要求（当然，这方面的教育仍然是需要的）；
而是某些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又有了滋长。
但是，目前宣传教育工作的锋芒往往都是针对前者而很少是后者。
不久前从抚顺回来的辽宁省工会的同志谈，据他们调查，目前许多没有办到的有关生活福利的事情，绝大部分并不是由于客观条件不容许。
譬如，有的企业的厕所无人管理，冬天冻得一层又一层，要拉屎只能站着不能蹲着，甚至还要排队。
有的地方男女合用一个厕所，女同志上厕所要有人放哨。
这些问题长期不能解决，现在工人要求解决，难道能认为要求过高吗？
职工要求喝点开水，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吧，特别是在高温作业的地方。
但是，有的企业偏偏长期拖着不给解决。
辽宁省工会的同志在抚顺钢厂炼钢车间时，工人拉着要他们尝尝车间里的开水，他们一尝，才知道水里都是灰尘、油腻和一股铁腥味。
这样的脏水怎么能叫工人喝得下去呢？
要喝点干净开水，难道也是由于国家投资问题而不能解决吗？
再说吃饭，人人要吃饭，天天要吃饭，但是有很多企业的职工却吃不好饭。
有的食堂在这个窗口卖饭，在那个窗口卖菜，在另一个窗口卖汤，工人吃顿饭得排三次队。
至于工人吃冷饭冷菜那就更为普遍了。
难道排队、吃冷饭也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吗？
也必须让大家长期忍受以服从长远利益吗？
为什么这些起码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不能解决？
这是由于有些领导人员很少深入到群众中去，对群众的疾苦知道得很少，而他们自己吃的不是冷饭，拉屎不仅不用排队，而且有设备良好的厕所；
喝的不仅不是脏水，而是干净的自来水还要加点茶叶。
所以，他们虽然也听到了工人的呼声，看到存在的问题，但仍然熟视无睹，得过且过，这个月推到下个月，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到了麻木的程度。
作为共产党员的领导人员，还有什么比这种思想上脱离群众的倾向更危险和更可怕的呢？
我们经常教育职工群众要以厂为家，但是工厂的领导人员自己首先没有把职工群众当成自家人，不关心他们的衣食住行、油米酱醋。
既然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为什么群众一定要把你看成一家人呢？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样的工厂当作自己的家呢？
当然，由于我们的职工群众具有很高的觉悟，并没有因为某些领导人员的官僚主义而消极起来，他们仍然积极地工作和生产着。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那么，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就一定能够更充分地把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创造出更多的成绩。
这自然不是说应该不顾条件去举办需要大量投资的福利事业，而是应该把可能而必须办好的事情办好。
这样使增产节约运动同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便会使运动开展得更深入更持久。
最后，希望我们的一些领导机关，特别是北京的领导机关的人，能够多下来看看，了解了解群众的生活状况，对群众的苦乐有更深的体验。
如果能够这样，那么在考虑解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时就可能更积极些，那些漠视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也许就会更快地在企业中消除。

戈壁滩上的骆驼队
冬末春初，新疆焉耆垦区草原上，景物仍然呈现着单一的色调，到处是枯草，大地好像被一块粗黄的巨大的帆布复盖着似的。
天空上好像被遮盖着一层薄薄的乌纱，显得那样昏暗，连鸟雀也很少飞翔。
我来到这荒漠了的草原上，是为了访问朱根牛领导的骆驼队。
我弯着腰，在一人多深的芨芨草丛中艰难地朝前走着，隐隐约约地看见了蠕动着的骆驼的峰顶，峰顶上驼毛的长须在迎风摆动。
我想：
快到了。
果然，不多时，前面就露出了毡房的圆顶。
朱根牛身高体阔，皮肤因经年风吹日晒变得深紫黝黑，宽大的脸膛上浮起一道道淡色的波纹。
他刚完成了一趟运输任务回到毡房，我们就坐在卷起的铺盖上谈开了。
这个骆驼队是旧国营焉耆种马场唯一的运输力量。
运输任务最忙的季节是每年开春的时候。
那时，要往山里为一百五十来人运粮食、油盐等生活日用品和毡房等用物，为种马、种羊运饲料。
戈壁滩的春天气候变幻无常。
当焉耆盆地树枝已经吐出了淡绿色的枝芽的时候，北部天山的尤鲁都斯草原遍地雪层还没有化完。
有一次，骆驼队走到天山山麓，天气阴沉，风雪封锁道路，骆驼必须绕过雪窝行走；
如果一时不慎，骆驼陷进雪里去，就有冻死的危险。
在途中，骆驼绕不过雪窝的时候，他们就得用手把雪窝扒开用脚踩平，他们终于战胜了风雪，平安地翻过天山进入了草原。
进入草原离目的地还有七十多里路，需要在途中宿夜。
遍地一尺来厚的雪，怎么睡呢？
他们卸下驮子，给骆驼放在沟道避风的地方，自己吃些干粮，打开铺盖，钻进被窝，蒙起头来就睡。
天亮了，雪把人都埋上了。
朱根牛从雪窝爬起来，头有些昏沉，四肢也显得很乏困，但是，他仍支持着跟着骆驼队直走到目的地把东西卸完。
一年四季，他们总是这样不停地运输。
去年，他们徒步走了两万里路以上，运输了二十万公斤的物资，上缴给国家的纯利润一万三千多元。
我望着毡房内简陋的铺盖卷，铺在草地上的薄毡片，用铁架支起的架锅，问他们：
“你们结婚没有？”
他们回答说：
“还没有，种马场刚建立工作忙呵！
在停几年工作松缓些，再说吧！”
（徐坦）（附图片）
骆驼运输队（铜版画）　陈晓南

摆开问题大家谈
新老工人消除隔阂
本报讯
据河南日报报道，新乡印刷厂的工人们，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的时候，讨论了新、老工人之间的不团结问题。
在新乡印刷厂，新工人的产量几乎普遍比老工人的高。
因此，有些新工人就看不起老工人；
老工人则认为新工人自满，彼此闹得不大团结。
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新工人的产量高是因为比较复杂的活都交给了老工人，没让新工人做；
新工人在事先准备工具、材料方面做得较好；
新工人操作紧张一些，思想较集中；
但是对质量不够重视。
老工人产量低是因为作活时特别注意质量，每作一件活，总是翻来复去地检查，恐怕质量不好；
接受新事物较慢，习惯于老一套的操作方法；
思想包袱较多。
工人们批评领导上只看见新工人的优点，如认为新工人开会发言热烈，生产情绪高，而看不见新工人忽视质量的缺点，不注意加强这方面的教育，造成新工人的自满情绪。
对于老工人，则认为他们开会不积极，提意见不注意方式，生产情绪不高，而对他们注意质量，有啥说啥这种高贵的品质却看不见，造成了老工人的不满。
经过讨论分析，大家的认识提高了一步。
新工人正视了自己的缺点，老工人认识了自己的不足，领导上检查了官僚主义和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
新、老工人端正了态度后，用“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办法，互相学习了对方的优点。

木材制成纺织品郝洁
当你走进全国农业展览会林业馆的时候，一定会被那个大圆柱子上悬挂着的许多耀眼的绸缎呢纱吸引住。
在没有听到解说员讲解以前，你也许认为它们是多好的丝或毛织成的。
其实，它们都是用木材做成的。
木材怎么能织成纺织品呢？
我们知道，木材是由木质素和木纤维构成的，如果把木质素去掉，就会剩下像丝一样的木纤维。
一立方公尺木材可以制成二百公斤的木纤维，等于七亩半棉田一年所收获的棉花，或者是三十二万条蚕吐出来的丝，或者是四百四十头羊身上一年内剪下来的毛。
木纤维里经过化学处理以后，就变成了人造丝。
有一种人造丝，还不到蜘蛛丝的三分之一粗，棉花纤维比它粗七倍，天然丝比它粗五倍。
用它织出来的纺织品，看起来像是透明的。
一立方公尺的木材可以制成一百六十公斤这样细的人造丝，够织四千双长统丝袜。
木材经过不同的化学处理，还可以制成比羊毛还细还白还柔软的人造毛，和比天然棉还白还柔软的人造棉。
用人造毛人造棉做成衣服，既美观，又耐用。
人造丝、毛、棉的原料虽然都是木材，但并不是什么木材都可以。
其中以鱼鳞松最好，因为鱼鳞松纤维素含量高，纤维也长。
其次是山毛撵。
我国是个木材资源较缺乏的国家，今后要发展人造纤维，除了大力节约适于制人造丝的木材外，还必须积极扩大这种木材的栽培面积。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发展人造纤维。
我国在解放前，只有两个人造纤维厂——安东化学纤维厂和上海安乐人造丝厂。
安东化学纤维厂在解放前，被国民党严重破坏，曾经长期停产；
上海安乐人造丝厂设在上海市西郊住宅区附近，制造人造丝时产生的废气——硫化氢和二硫化碳，对人民健康有些危害，因此一直没有投入生产。
现在这两个厂都在恢复或改建。
安东化学纤维厂预计今年“七一”可以开工生产，本年最高日产量是五吨。
上海安乐人造丝厂今年内也可改建完成，预计暂时日产量是五百公斤。
另外，国家又计划今年在河北省保定市兴建一座人造纤维厂，预计在1959或1960年建成，日产量将达十五吨。

来也高兴　去也高兴
武钢一万多临时工回乡生产
本报武汉11日电
今年来武钢工地供排水公司工作的一万多临时工人，已经愉快地回乡生产了。
有的人临走时说：
“今后工地什么时候需要我们，我们马上就来，什么时候不需要了，我们就回乡生产。”
这个公司的临时工人都是来自邻近各县的农民。
这大量的临时工人往往根据工程需要，时而进场，时而退场，流动性很大。
这个公司的领导人员根据这个特点，非常注意作好政治工作。
每次临时工进场以前，公司就派专人向他们说明到工地后做的是挖沟、挖槽、挑土，住的是工棚，睡的是通铺，伙食比农村花钱多但还不见得好，收入要靠多劳动等等，使每个临时工有思想准备。
进入现场后，公司又组织专人同他们研究和解释合同内容，说明工地的劳动、生活和工资制度，使大家了解这些制度和纪律都是为了保证国家建设的质量和进度，从而自觉遵守。
在施工中，公司领导人深入工地，倾听临时工的意见，帮助他们安排工作和生活。
不久前，新洲县来的临时工反映，同一个地方的农业社向他们收的工分高低不一样，社和农民都有意见。
公司便主动派人和新洲县人民委员会研究，定出了比较合理的统一办法，使双方都满意。
合同限期满了，没有新任务，公司就事先通知临时工准备退场，把退场的原因向大家讲清楚，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然后，公司又负责地给他们结清账目，帮助他们组织起来，购买回乡的车船票。
对一些工作好的集体和个人，还发给奖旗和奖励。
这个公司在进行这个工作时，很注意和当地政府密切配合。
双方都派专人负责这个工作。
临时工将退场前，公司就通知当地政府，请他们事先准备安排，使每个临时工回乡后马上就有工作。
同时，双方还经常研究临时工中的一些问题。
今年年初，有的临时工反映工地文娱生活太少，有的农业社对他们照顾不够。
公司又和有关的当地政府邀请一些临时工开座谈会，共同研究办法，使工作有了改进，临时工的意见得到消除。
（陈牧）

“节约”　韦启美

限制规模　控制用地　降低标准
西安市着手纠正城市建设中的浪费现象
本报西安12日电
西安市城市建设部门，最近在国家建设委员会、城市建设部工作组的帮助之下，根据勤俭建国的方针，对几年来的城市建设工作进行了检查总结，提出了改进城市建设工作的初步方案。
这个方案，是以“面向实际，面向群众，因陋就简，勤俭建设”作为指导原则的。
方案中首先要求对城市规模和城市用地加以控制。
建议中央有关部门不再在西安增建企业和学校，对开始建设的工厂、学校的发展规模加以适当限制，建议西安各有关部门也设法控制人口发展规模，此外，决定在城市用地方面要严加控制。
五年到十年内，将把市区控制在已经形成的范围以内，不再继续向外扩展。
目前，一般地停止向外拨地，并要立即对浪费的土地分别加以处理。
现在已经决定并着手退交农民耕种的土地，共有一万多亩。
建筑密度过低的街坊，将适当地填空补实，增建一些住宅或公共福利设施。
原规划的公共绿化等将适当缩小。
建筑用地的管理工作也将加强。
建设标准将适当降低。
居住面积定额不再按照每人九平方公尺进行规划。
根据不同地区的建筑量和土地情况，有的地区将适当增加平房和低标准二层建筑的建筑比例。
广场面积等将适当缩小。
住宅和公共服务设施，将充分利用地方建筑材料，因陋就简，进一步降低建筑造价，并提倡多盖简易建筑。
民政建筑将不采取防震、防空措施。
学校用地定额、卫生标准、人防标准等偏高偏大的部分，建议中央有关部门研究修改。
公用事业工程，将分别轻重缓急，重新安排。
据初步计算，西安市的供水问题可以完全由地下水源解决，不再修建辋川水库，这便可能为国家节约资金四千万元。
污水处理厂，根据实际需要情况，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可以不再扩建。
近期内基本上不再增辟新的道路，已经开辟的道路，除部分重要交通干道外，一律暂缓铺装高级路面。
方案中还决定根据勤俭建国的方针，重新审查和修改城市规划。
原则上，离旧城很远的洪庆区、纺织区、渭滨区分别按单独的工人镇进行规划，并按低标准进行修建；
东郊、西郊、南郊，近期内也要分区规划，分区建设住宅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急于连成一片。
旧城区，五年到十年内基本上不再进行改建。
旧城区原有的房屋、道路和其他公用设施，要充分利用并加强维护管理。
另外，方案中提出了修改规划时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切实注意结合地形，避免增加土方工程量；
根据分区规划的原则，均匀分布公共服务设施，防止过分集中，为居民造成不便；
加强近期修建规划，注意成片建设。
目前，西安市城市建设部门正在根据这一方案，具体检查城市规划，研究改进城市建设工作的各项具体措施。

伏老在梭罗群众大会上说
西伊里安应归还印度尼西亚
据新华社雅加达13日电
伏罗希洛夫主席今天上午在梭罗群众大会上说：
“把西伊里安交还给印度尼西亚是理所应当的”。
他又说，西伊里安是不能从印度尼西亚分割开的。
这些话引起了数十万听众热烈的鼓掌欢呼。
苏加诺总统站起来同伏罗希洛夫握手，表示感谢这位苏联领导人的支持。
伏罗希洛夫说：
“苏联人民不要战争，而希望持久和平。”
他说，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和苏联在内，是赞成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它们相互关系的基础的。
伏罗希洛夫又说，如果所有国家都同意这些原则的话，和平是可能保持的。
伏罗希洛夫在谈到两国外交政策的共同点时指出，印度尼西亚和苏联都谴责了对埃及的侵略。
他又说，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件事不能再拖延了。
苏加诺总统把今天上午在中爪哇梭罗举行的群众大会称为“友好群众大会”。
苏加诺说，全世界所有的普通老百姓都要和平。
他又说，那些说苏联和中国要战争的人们是在撒谎。
据新华社雅加达13日电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苏加诺总统陪同下，12日下午从日惹到梭罗访问。
伏老精神一直很健旺，昨天上午他参观日惹附近的“婆罗浮屠”佛塔的时候，拒绝乘坐给他准备的肩轿，健步走上几十公尺高的佛塔顶层。
伏老对这个一千多年的古迹赞不绝口。
他说，这么早印度尼西亚人民就能够建造这样伟大的工程，现在应当能够创造更大的、同人民生活有关的工程。
伏老同苏加诺总统一道到梭罗去，在路上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马吉冷，伏老按照当地习俗，赤脚走进民族英雄迪波内果罗的故居参观。
迪波内果罗是1825年反对荷兰帝国主义起义的领导者。
在沙拉笛加，苏加诺总统和伏老向欢迎他们的两万人民发表了简短演说。
苏加诺再次指出，因为印度尼西亚和苏联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的理想，所以印度尼西亚人民热爱伏罗希洛夫主席。
他说，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都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只要人民团结一致就能够打败它们。
伏老向热烈欢迎他的群众表示感谢。
他说，他同意苏加诺总统所说的话。
只要人民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够改变世界，达到人类幸福的将来和消灭罪恶的战争。

在兄弟之邦
从5月份起，在捷克斯洛伐克开始通用一种异常优美的新金币来代替原用的纸币。
为了能选择最好的图案，曾悬赏征求图案。
在评奖委员会上，艺术家和雕刻家们曾提出了107种不同的草图。
经过严格的和全面的选择，最后女青年建筑家玛利亚·乌赫基洛瓦·库佐瓦所作的图案当选。
照片上图系作家的图案，下图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徽。
波兰的“布什柴恩斯基”种子公司是波兰全国最大的一个种子公司，它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
这家种子公司供应的种子，在波兰和国外举行的许多次博览会和展览会上都曾获奖。
现在它专门供应甜菜种子。
“布什柴恩斯基”种子公司的产量差不多满足了全国对种子的需要量的三分之二。
此外，这个公司的种子还向意大利、奥地利、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等国家出口。
养羊业在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中占着重要地位。
羊是阿尔巴尼亚畜牧业的主要部分，它除供给国家所需的全部羊毛之外，羊奶的产量占全部奶产量的36％左右，羊肉则占全部肉类消费量的40％。
阿尔巴尼亚的羊的头数按人口计算超过了很多国家，1955年平均每一千人有一千二百二十四只羊。
今年02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全会拟订了发展和改进养羊业的计划，规定到1960年良种羊将有五十五万只，占羊的总头数的30％。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已经并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今年将建立五百个人工配种站，目前有一千八百名干部在受专门训练。
今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新建商业网方面投资了三亿二千二百多万元（朝鲜币）。
这些资金，将用来在各城市、工人区和广大的农村建立许多国营商店和农村供销合作社商店，新建商店总面积为十四万八千七百多平方公尺。
在平壤市，今年新建国营商店的面积是二万二千多平方公尺，为去年所建面积的八倍。
04月27日，保加利亚的第1座炼铁高炉（见左图）投入了生产，它是“列宁”冶金工厂修建的两座高炉中的一座，每年约可熔炼十二万吨生铁。
到第2座高炉建成时，保加利亚生铁的年产量将达到二十五万五千吨。

愿友谊的花朵长久开放
为中缅友好协会成立五周年纪念而作中缅友好协会会长　郑振铎
我抱着十分歉意在写这篇文章。
在中缅友好协会成立五周年的纪念会上，我是应该出席的，但我却远在敦煌千佛洞，任怎么也赶不回来，只好以笔代舌，来庆祝这个有重要意义的纪念日了。
中国和缅甸两国人民之间是有着悠久而亲密的友好历史的。
这个友谊，有一个时期，曾为帝国主义者所间断过。
我们曾同受过帝国主义者的侵略。
帝国主义者最怕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因之，便千方百计地阻挠着中缅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特别是经济、文化、艺术方面，我们两国人民之间，近百年来，差不多彼此不相接触，成为很陌生、很不了解的了。
但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相继成立之后，帝国主义者的阻碍除去了。
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便像长江大河，像伊洛瓦底江的向大海奔流似的，不仅重新恢复，而且更加发展、更加巩固了。
中缅两国的总理，曾几次互相访问过，中缅两国的文化艺术的、宗教的、科学的以至军事的代表团，彼此也往来得甚为频繁。
我们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像花朵似的，长久地在开放着。
中缅两国是很亲近的邻邦。
中缅两国疆界相接，人民往来有若亲戚。
缅甸人尝称中国人为“胞波”，即“兄弟”之意，并不当作普通的外侨看待。
缅甸的文化艺术代表团到中国各地来表演，我们并不感到陌生；
他们的美妙的舞姿和婉转的歌声，我们是能够充分地欣赏的。
中国的文化艺术代表团到了缅甸各地去表演，同样地也能为缅甸人民所了解、所喜爱，所同声赞叹地观赏着。
这表示着：
中缅两国人民是具有彼此了解其文化、艺术的共同基础的。
自从中缅两国总理共同发表五项原则的声明以来，不仅中缅两国之间的友谊更加亲密，而且，也堵塞了帝国主义者的造谣、中伤的门路。
中缅两国政府为了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是做了不少工作的。
那紧紧地坚握着的中缅两国人民的巨手，是任何帝国主义者所拉劈不开的。
中缅友好协会是在五年前缅甸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时候成立的。
现在已经成立整整地五年了。
和缅甸各地成立的缅中友好协会一样，它曾为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艺术的交流，以及其他的友好事业，做了些工作。
但我们自己觉得，中缅友好协会的工作，还远远地赶不上现实的需要。
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做好这个对于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有重要意义，对于促进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有迫切的需要的中缅友好协会的工作。
我们相信：
中缅友好协会的工作将会和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同样地一天天地更加增长，更加发展起来。
愿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花朵长久地开放着。

我皮影剧团去法国
据新华社讯
由全国著名的福建布袋木偶及湖南皮影所组成的中国皮影木偶剧团一行二十一人，在团长陈虹率领下，已在5日、9日分两批乘飞机赴法国巴黎作访问演出。

挑战！
　江帆

捷两作家到我国访问
本报讯
根据中捷文化合作协定1957年执行计划来中国访问的捷克斯洛伐克著名作家扬·德尔达和捷共中央委员、国民议会代表、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著名剧作家、诗人亚雷希5月03日抵北京。
在北京的一个星期中，他们曾和我国作家茅盾、老舍、萧三、陈白尘、邢野等见过面，又和周扬同志交谈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如何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等问题。
亲自参加了长征的何长工同志向他们介绍了他参加长征的经历。
他们还参观了四季青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全国农业展览会；
参加了北影影片洗印厂工人们举行的纪念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二周年的庆祝晚会。
05月09日在捷驻华大使举行的招待酒会上，周总理曾和他们接触交谈。
05月11日启程赴汉口、广州、杭州、上海和革命老根据地南昌、瑞金、井岗山一带访问，搜集写作材料。

波兰党中央指示各级组织
同民族主义现象作斗争
据波兰通讯社11日报道：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最近在华沙举行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会议，讨论了党中央书记处关于对民族主义和排犹主义应该采取的措施的建议和书记处关于波兰国内的乌克兰少数民族的一个决议。
会议一致同意，必须把书记处指示中所表明的党对少数民族问题的态度更清楚地告知社会，委员会号召所有党组织向民族主义和排犹主义的现象以及对波兰少数民族任何形式的歧视进行斗争。
委员会还表示支持党员和公众舆论所提出的意见，要求民警、检察厅和法院更加积极地根据刑法的规定对损害民族尊严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排犹主义的罪行进行制裁。

离开学堂　走向农场
苏联一班中学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
本报讯
苏联赤塔市第24中学十年级学生，最近决定在毕业后全体到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去工作。
共青团的组织支持了他们这个爱国的倡议，并帮助他们选择了未来的工作地点。
现在，学生们已经接受了贝加尔湖以东一个名叫“普列阿尔贡”国营农场的邀请，决定在接到毕业证书后就到这个农场去工作。
这是三年前在荒原上新建立起来的一个农场，非常需要青年们的知识和力量，农场场长曾亲自到学校来向学生们介绍了这个农场的情况。

美共全国委员会讨论党的政策
号召人民展开斗争维护民权
纽约消息：
据5月06日的纽约“工人日报”报道，美国共产党总部宣布，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在4月27日和28日举行了全体会议，讨论了一系列政策问题，并且成立了一个二十人的执行委员会以便在全国委员会休会期间执行任务。
全国委员会这次会议讨论了丹尼斯关于委员会的工作以及怎样组织委员会的工作的报告。
报告号召加强党的团结，立即结束派系和宗派主义。
全国委员会委员们所讨论的主要政策问题是民权斗争和国内马克思主义报纸的情况。
委员会通过了本杰明·戴维斯所提出的关于民权斗争的报告。
戴维斯着重指出了民权所面临的危险局面，并且指出美国人民正在进行日益壮大的、多方面的群众运动，来反对种族主义者对民权的进攻。
全国委员会宣读了一个小组委员会所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报纸的情况、特别是关于“工人日报”的一份集体报告。
委员会通过了这个报告，并且一致地、坚决地认为，必须维持这些马克思主义报纸，并且保证全力支持这些报纸的主编和工作人员目前发动的扩大销售量和筹募经费的运动。
全国委员会选举了威廉·泽·福斯特为名誉主席。
当选的全体执行委员会委员是：
乔治·布莱克·查尼、本杰明·戴维斯、尤金·丹尼斯、厄尔·达拉姆、弗雷德·法因、伊丽沙白·葛莱·弗林、威廉·泽·福斯特、约翰·盖茨、詹姆斯·杰克逊、悉尼·斯坦因、戴维·戴维斯、克劳德·莱特富特、路默、乔治·迈尔斯、卡尔·罗斯、迈克尔·鲁索、马尔萨·斯通、吉尔·温特、道乐赛·希利和迈克尔·利马。

苏德签订领事条约
新华社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和民主德国5月10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两国的领事条约。
代表苏联方面在条约上签字的是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方面签字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博尔茨博士。

苏联许多集体农庄改变劳动组织
拖拉机站同生产队合并
本报莫斯科13日电
在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北高加索、乌拉尔、西伯利亚各地集体农庄，出现了拖拉机工作兼田间生产队。
这种农业劳动组织的形式，以往只出现在个别集体农庄，现在流行起来。
在许多较大的集体农庄，原先每一个田间生产队配有拖拉机站的一个拖拉机工作队，现在代替以拖拉机工作兼田间生产队。
最近，在那些由一个拖拉机工作队为几个田间生产队服务的集体农庄，也采用了这种劳动组织形式。
拖拉机工作兼田间生产队的长处在于：
把原先由拖拉机站与集体农庄分管的两个生产单位合并起来，统一领导，解除拖拉机手和庄员之间的矛盾，因而有利于生产。
这种生产队不单关心机器的效能，而且关心所耕作的田地上作物的收成。
在斯大林格勒州新安连区有个卡冈诺维奇集体农庄，那里由古巴诺夫带领的这种生产队，是在去年春前建立的。
由于拖拉机手和庄员工作非常合拍，耕作的质量和机器的效能都提高了，结果谷物收成增加三分之一。

英共选出领导机构
波立特连任主席高兰连任总书记
据塔斯社伦敦12日讯：
英国共产党第25次全国特别代表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会举行了会议。
会后发表的公报说，威廉·加拉赫当选为党的名誉主席，执行委员会主席是哈里·波立特，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是帕姆·杜德，约翰·高兰和乔治·马修斯分别担任总书记和副总书记。
会上还选出了由十四人组成的政治委员会。

要求停止氢弹试验　制止原子战争威胁
世界各国舆论继续发出正义呼声
原子科学家发表公开信　英国妇女冒雨游行示威
原子科学家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
世界各国舆论继续发出正义的呼声，反对试验核武器，要求停止试验氢弹。
莫斯科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十二位苏联、波兰、中国、捷克斯洛伐克、蒙古和罗马尼亚科学家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号召制止原子战争的威胁。
这些科学家们说，我们热烈地支持苏联、中国、波兰、罗马尼亚和其他国家的政府过去和现在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种组织中所采取的以禁止使用和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为目的的一切步骤。
遗憾的是，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建议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些国家的支持。
我们坚决主张禁止原子武器，主张各国迅速达成关于立即停止试验原子弹和氢弹的协议，因为我们考虑到，在任何地方爆发任何原子战争，都必然会变成世界性的原子战争，而这种战争给现代人类带来的后果将是惨重的。
这些科学家对反对原子武器军备竞赛的西德科学家表示支持。
他们说，我们的西德同人非常及时地揭穿了一种企图麻痹人民警惕性的神话：
似乎所谓战术原子武器不属于大规模杀人武器之列，而只是一种常规武器。
公开信认为，如果在军事行动的过程中即使只使用战术上的原子武器，被卷入战争的那些国家的公民的受灾范围也将是非常大的，其后果并不会比广岛和长崎居民所已经遭受到的灾难来得小。
缅甸和平领袖
缅甸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德钦哥都迈和这个组织的其他领导人呼吁缅甸人民抗议原子核武器试验。
他们说，原子武器势必会毁灭全人类，而不会保障人类的福利。
英国妇女
将近一千名穿着黑衫的英国妇女在12日下午冒着倾盆大雨举行游行，抗议政府预定的氢弹试验。
她们拿着抗议氢弹试验的标语牌，从海德公园穿过市中心区走到特拉法加广场。
有些母亲们还带着孩子、推着儿童车参加游行。
游行是由不久前成立的争取禁止核武器全国委员会组织的。
一些参加游行的妇女，近日来每天到议会去，会见议员，要求禁止核武器试验。
妇女游行行列的后面是退伍军人队伍，他们也拿着表示反对氢弹试验的标语牌。
在特拉法加广场上，工党女议员萨末斯基尔和焦伊斯·巴特勒夫人对游行者发表演说。
巴特勒夫人指出，妇女从前惯于把政治事务让给男人，现在已经起来为反对威胁和平的氢武器而斗争了。
意大利总工会
据塔斯社罗马12日讯：
意大利总工会书记处要求国际工会组织以及意大利各个工会组织向各国政府呼吁，以便达到立刻停止核武器试验，并且举行关于立即销毁一切现存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签订裁军的普遍协定的会谈。
它在致世界工会联合会、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基督教工会联合会、意大利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以及意大利劳工联盟的信件中提出这个要求。

访毛泽东工厂　本报记者　丁曼　曼丽
凡是到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布加勒斯特来的中国客人，都想看一看以自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命名的毛泽东工厂。
我们已经去过了两次，第1次是在去年12月，那时，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来到这个工厂和职工们见了面，上千的职工同志们热烈地欢迎了“伟大中国人民的使者”。
技术厂长保·亚历山大列斯库在欢迎大会上讲话说，他们经常地关心着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获得的成就，这些成就鼓舞着他们。
先进工人欧·伊里艾思库讲话说：
“我们将通过我们每一天每一小时的劳动，来加强罗中两国人民的友谊。”
彭真同志在讲话时转达了中国人民对全体职工的问候，他说：
“中国人民永远和你们站在一起。”
四个月后，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我们又一次访问了毛泽东工厂。
还没到工厂大门，我们很远就看见了用罗马尼亚文写的“毛泽东”几个鲜红的大字。
我们的国旗和党旗在工厂建筑物上飘扬着。
大门里面的走廊上，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
工厂厂长阿·戈莫尤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们。
戈莫尤厂长今年四十六岁了，在旧政权时代他是一位旋工。
他在1940年参加了共产党。
在谈话时我们看到，一个雕着毛主席头像的纪念章，在他胸前闪着金光。
毛泽东工厂是一个机器制造厂，它现在主要是生产发电用的蒸汽锅炉。
厂长带我们参观了各个生产车间。
在很多车间里，我们看到了工人们正在为中国生产蒸汽锅炉。
有的锅炉已经装箱，准备起运；
有的正在包装。
厂长说，最近两年来，他们的工厂已为中国生产了二十套锅炉设备。
在今年，他们要每个月给中国生产一套锅炉。
这个工厂有较久的生产锅炉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很多工人已有三、四十年工龄。
他们制造的锅炉经久耐用，一般可用五十年左右。
厂长告诉我们，职工同志因他们的工厂命名为毛泽东工厂而感到光荣。
他说：
“我们要把工厂建设得更好，无愧于毛泽东这个光辉的名字。”
生产方面，他们一向是不肯落后的。
1955年，他们提前两个多月完成了第1个五年计划。
去年，又提前一个月零十天完成了年度生产计划，节约了一千三百万列依（罗币名）。
今年第1季度，他们完成了生产任务的103％，节约了十一万五千列依。
现在，全厂有一千六百多个工人参加了社会主义劳动生产竞赛。
这个有三千名职工的工厂，设有铸铁、铸钢、锻压、热处理、机械、装配、锅炉、金属结构等车间。
过去，他们除了生产锅炉以外，还生产汽车。
现在为了扩大锅炉的生产，已停止生产汽车。
厂长说，党和政府都非常关心他们工厂的发展。
今年，他们工厂获得了一千四百万列依的投资。
在车间里，我们看到不少刚刚安装起来的新机器，其中有的是罗马尼亚自己生产的，有的来自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
在1956年到1960年的第2个五年计划中，这个工厂的产量将大大增加。
到1960年，年产量预计将提高60％。
在产品的比重方面，蒸汽锅炉的生产将占总产值的50％以上，其余部分将生产炼油、采矿、化学、冶金等工业方面的设备。
这个工厂目前以及将要生产的六十种产品中，包括四万五千种零件。
工厂的面积达四十公顷，有一部分已经绿化，现在百花盛开，绿草如茵。
在另一部分土地上，正在建设面积达六千平方公尺的新车间和修筑一千四百公尺长的工厂铁路。
他们说，他们将把自己的工厂建设得像一个公园。
我们参观了工厂的技工学校。
这个学校有四百八十个学生，他们半日学习，半日工作。
近几年来，这个学校培养出了许多有技术的工人，其中有五百人留在毛泽东工厂工作。
他们在学校里不仅要学习技术，还要学习政治，在政治教材中我们看到有毛主席的著作。
我们还在职工食堂逗留了几分钟。
这个像大餐厅一样的食堂，整齐清洁，每天有一千五百多人在这里吃午饭。
在藏书一万五千册的图书馆里，我们看到了一些被译成罗文的中国书，“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一书，已被读得破烂了。
卫生所的医生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工作的情况。
这里有八个临时病床。
新的汽车房将要建设起来，旧的汽车房要改建成工人俱乐部。
这个工厂是在1905年建立起来的，过去叫“火山”工厂，那时主要是生产蒸汽锅炉。
它有悠久的革命传统，解放前这里的工人参加过反对资产阶级地主政府的斗争。
以前这个工厂的规模很小，到1948年国有化以后才有了大的发展。
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厂的生产率提高了88％。
为了庆祝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六十寿辰，在1953年12月的时候，“火山”工厂的工人们把自己的工厂命名为毛泽东工厂。
我们在这个工厂里，又一次感到了并且看到了兄弟般的罗马尼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的友谊。
（附图片）
毛泽东工厂的一个车间

进一步发展蒙苏两国人民的友谊
蒙古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应苏联政府的邀请，在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的率领下，于10日上午乘“图—104”喷气式客机离乌兰巴托前往莫斯科进行友好访问。
10日下午抵达莫斯科。
泽登巴尔在机场上发表了简短演说。
他说，蒙苏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
蒙古人民一向把苏联看成是忠实的朋友和战友。
我们认为，发展蒙苏友谊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神圣的责任。
11日苏联政府代表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开始举行会谈。
同一天，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赫鲁晓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科罗特钦科分别接见了以泽登巴尔为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也在这天接见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阿吉尔毕希。
11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乘专车离莫斯科到列宁格勒访问，并于13日回到了莫斯科。

丹麦大选前的经济状况
普凡
丹麦将在5月14日进行大选。
丹麦社会民主党自1953年10月组阁后，三年来，由于外汇危机曾连续发生过两次阁潮。
丹麦第2大党农民党和保守党等，曾纷纷攻击社会民主党没有实现增加生产、改善经济、改革税制和稳定外汇的诺言。
丹麦是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农工业国家，但是在经济上对美、英，特别是英国的依附性很大。
这是由于英国在丹麦有巨额投资，它又是丹麦农畜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
丹麦的农业相当发达，素以高产量著称，尤其是畜产品最为丰富，其中如牛油、腌肉、鸡蛋等，大部分供出口。
工业也主要是食品加工业、罐头工业，其次是化学、建筑、造船、农业机械等工业。
由于工业中所需要的钢铁、非金属原料及燃料都依赖国外输入，而且主要是依靠输出农畜产品赚取外汇，购买工业设备和原料，所以丹麦的工业基础很不稳固。
对外贸易进出口值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二，因此，对外贸易的平衡与否对丹麦经济影响很大。
在1956年，特别是下半年，由于工农业生产下降，出口减少，全年贸易逆差达到十四亿克朗以上。
今年1、2月份情况继续恶化，逆差额达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万克朗，超过1956年同期的两倍多。
外汇赤字迅速增加，4月中的赤字已由年初的二万三千二百万克朗增为三万六千五百万克朗。
因此，各政党纷纷攻击社会民主党政府无法应付丹麦的经济困难。
根据1953年统计，对外贸易按人口平均值，丹麦为四百三十美元，和美、英、西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比较，丹麦居第1位。
目前丹麦对外贸易入超剧增，主要的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农畜产品的出口市场缩小，出口量下降。
农畜产品的出口占丹麦总出口的60％。
从1956年初以来，出口遇到了市场缩小的严重困难。
过去丹麦农畜产品的54％供出口，其中输往英国的，占农畜产品总出口值的50％。
但从1954年起，英国进口丹麦的农畜产品开始下降，原因是英国国内的农畜产品生产增加了，而且采取了限制进口的政策。
同时，由于帝国特惠制，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农畜产品优先输入英国，使得丹麦的农畜产品在英国市场上受到排挤。
丹麦的第2大主顾是西德，近年来西德国内的消费是增加了，但由于美国在西德倾销农产品，荷兰的鸡蛋和乳酪也在西德和丹麦竞争，西德政府又采取了鼓励本国农业生产的办法，使农产有了增加。
因此，丹麦农畜产品在西德的市场也受到威胁。
二、不平等的“自由化”范围和关税壁垒。
丹麦是欧洲支付同盟的成员国，进口实行所谓“自由化”。
按1956年的统计，丹麦从该联盟地区进口各项物资的“自由化”百分比为八十五。
以前丹麦为保护其纺织业，对纺织品进口实行一定限制制度，从1957年03月开始，纺织品的进口也被迫“自由化”了。
美元区物资进口“自由化”的百分比也达55％。
由于“自由化”和低关税，结果外国的工农业品大量入口，而丹麦的农畜产品出口却处处遭到关税壁垒的障碍。
三、进出口的价格不平衡。
进出口的价格指数以1935年为一百计，出口价格从1955年11月到1956年下落了四十一，而同时期的进口价格则上升了十二。
尤以去年苏伊士运河阻塞后，丹麦进口的固体和液体燃料上涨30％—40％。
丹麦输入的燃料在1956年占总进口值的20％。
从1956年对外贸易入超十四亿克朗中，有三亿克朗是由于进口货价格的上涨所致，其中燃料涨价占二亿五千万克朗。
而丹麦主要农畜产品的出口价格则因西方市场对丹麦产品的容量缩小而惨跌。
目前，鸡蛋价格在3月初下落到战后最低水平，较1956年下跌25％，猪肉下跌23％，牛油下跌28％。
由于畜产品跌价引起了谷物也跌价。
据估计如维持目前价格水平，1957年丹麦农产品的收入将减少七亿克朗，约合农产总值的10％以上，为农民收入的25％以上。
以上这些因素，使丹麦对外贸易的情况恶化。
1956年由于饲料丰收，活猪数目增加，1957年的猪肉产量估计可增10％。
又因去冬气候温暖，鸡蛋也将增产10％。
因此，丹麦各界人士深惧三十年代的农业危机会又要到来。
由于大选在即，大农业资本家大肆渲染目前的农业危机，以打击社会民主党政府，同时纷纷要求：
压低工资，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产品质量，增强竞争能力；
紧缩农业生产，杀掉15％—20％的母猪；
实行克朗贬值等等。
社会民主党政府由于恐怕失去选票，尚未正式接受农业资本家的要求，而强调近年来丹麦工业出口的上升，主张吸收外国资本，大力发展丹麦的出口工业。
丹麦在战后一直在发展出口工业，工业品在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但是由于在丹麦竞争力较强的工业品，只有船只、五金用具，要扩大市场仍有不小困难。

丹麦议会选举
丹麦定于5月14日举行议会选举。
届时将有二百万选民投票选举一百七十九名议员。
丹麦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
国王是国家元首。
国王根据选举结果任命议会中的多数党领袖为首相，组织内阁。
国王通过内阁行使行政权。
议会通过的法律必须经国王签字后才生效。
丹麦的议会原来有两院，即上院和下院。
1953年修改宪法后，上院被取消，仅保留下院。
原来上院有七十六名议员，下院有一百五十一名议员，合并后仅为一百七十九名议员（包括法俄尔群岛和格陵兰各两名在内）。
议员任期四年。
选举按地区比例代表制以秘密直接的投票方式进行。
选民必须是二十三岁以上的公民。
上次选举是在1953年09月举行的。
当时执政的农民党和保守党在选举中遭到了很大的失败，一共只得到七十二席，丧失了多数的地位；
而以反对政府政策的姿态出现的社会民主党获得七十四席。
因此，由社会民主党组成了直到现在的政府。
（拔）

南越军政人员和美国军官
非法侵入非军事区
美吴发表联合公报蔑视日内瓦协议
新华社河内13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
05月09日，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代表团已经写信给越南国际委员会，要求他们注意南越军政人员破坏协议，非法侵入非军事区的事件。
据不完全的统计，今年04月内，有六百三十七名南越军政人员乘坐一百三十五辆各式车辆非法侵入非军事区的南部，他们沿边海河视察了越南北方的情况。
仅在4月11日和27日两天内，即有三百二十七名南越军政人员和美国军官，乘坐七十辆左右的车辆，非法进入非军事区的南部，一直走到贤良桥。
据新华社12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南越“总统”吴庭艳5月11日，发表联合公报说，艾森豪威尔已经向吴庭艳保证，美国愿意继续向南越“提供有效的援助”。
公报故意忽视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没有提出和平统一越南的具体办法。
联合公报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滥肆诽谤，硬说中国“不断威胁”“亚洲所有自由国家的安全”。
艾森豪威尔和吴庭艳不顾日内瓦协议的规定，在联合公报中重申东南亚条约关于采取军事行动的第4条适用于南越。
据合众社透露，美国虽然答应继续援助吴庭艳，“但是没有答应增加援助”。

印度总统副总统就职
新华社新德里13日电
新当选的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和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已经在今天上午宣誓就职。
印度首席法官主持了普拉沙德的宣誓。
接着，普拉沙德主持了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的宣誓。
普拉沙德总统接着就在印度国会人民院和联邦院的就职典礼上发表了就职演说。
他强调指出必须提高印度的生产率；
并且强调了实行印度第2个五年计划对改善印度经济状况的重要性。
谈到外交问题的时候，普拉沙德说，政府欢迎埃及政府在苏伊士运河重新通航以前发表的宣言，宣言重新肯定了1888年公约，并且重申埃及决心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国际法。
它将会在缓和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方面起很大的作用。
普拉沙德说，印度将继续坚持禁止原子核爆炸试验。
他提到尼赫鲁总理1954年提出的停止这种试验的建议，并说这个建议已经获得了全世界很多人的支持。
总统最后谈到1857年的印度反英起义的民族运动，他说这个运动标志着印度要摆脱外国统治的愿望。

在美国媒婆的撮合下
沙特阿拉伯国王访伊拉克
约旦国王希望同沙伊两国挂钩
据新华社讯
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5月11日乘飞机从利雅得到巴格达，对伊拉克进行正式访问。
沙特将同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举行会谈。
沙特王室同伊拉克的哈希姆王室原有宿仇，两国之间的关系一向很疏远。
最近以来，美国企图孤立埃及，推销“艾森豪威尔主义”，竭力从中撮合，使这两个国家接近。
有消息说，黎巴嫩总统夏蒙也从中进行疏通。
结果才安排了这次“改进关系”的访问和会谈。
同时，据说约旦国王侯赛因也迫切希望使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约旦这三个同是君主制的国家在“共同防御阵线”中结成联盟。
他在约旦事件后匆匆访问利雅得的时候，就曾经同沙特阿拉伯国王交换了这方面的意见。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侯赛因很可能在最近两天内到巴格达参加沙特同费萨尔的会谈。
还有消息说，黎巴嫩总统夏蒙也将率领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谈。
但是，据印度报业托辣斯自贝鲁特报道，黎巴嫩目前正在紧张地筹备6月初就要举行的大选，夏蒙不大可能会在现在访问巴格达。
人们认为在黎巴嫩选举后这四个国家的首脑大概会马上开会。

澳工党领袖伊瓦特
主张承认中国
据新华社13日讯
墨尔本消息：
澳大利亚工党领袖伊瓦特12日在墨尔本举行的工党集会上说，澳大利亚应当承认中国。
他说，“我们不能排斥六亿人而不同他们磋商世界事务”。
这位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并且建议苏联、美国和英国达成三边协议，禁止原子核试验。

破坏日内瓦协议的又一个步骤本报评论员
美国同吴庭艳之间的会谈已经结束。
这次会谈的特点，就是他们都绝口不提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
日内瓦协议中关于通过普选实现越南统一的规定，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实现。
这是吴庭艳集团在美国支持之下蓄意阻挠的结果。
吴庭艳在这次会谈中对于美国给他的支持表示感激涕零，而美国则对于吴庭艳阻挠统一的行为大加恭维，活画出了一幅狼狈为奸的神气。
但是，美国并不以目前的情况为满足，它要求吴庭艳集团成为美国在亚洲制造紧张局势的棋盘上的一着更活跃的棋子。
吴庭艳集团的代表最近参加东南亚条约集团的“海上联系行动”演习，说明美国正在使它从东南亚集团的被“保护”者，上升为这个集团的参加者。
吴庭艳集团也在被利用来作为美国对柬埔寨施加压力的工具。
而吴庭艳集团深知美国对它的“倚重”，也想趁机从美国得到更多的“援助”，来维持它的不稳的统治。
美国和吴庭艳之间的会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吴庭艳在华盛顿不仅同艾森豪威尔、而且同国务院和军事当局都进行了会谈。
从会谈以后所发表的公报看来，吴庭艳并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数目的美元。
据美联社说，在过去三年之中，美国已经给了吴庭艳集团七亿五千万美元。
美国统治集团中有人正在反对增加给吴庭艳集团的“援助”。
因此，吴庭艳在这方面所得到的，只是“在美国宪法的程序范围内继续提供有效援助”这样一句空洞的诺言。
吴庭艳真正得到的是一条把他更紧地套在美国战车上的绳索。
公报重申了越南南部在东南亚集团的“保护”范围之内。
据合众社解释说，对吴庭艳的这种“保护”，这实际上具有和一个“共同安全条约”相同的效力。
公报虽然也说他们期望结束越南的分裂局面，可是他们却根本不提和平解决越南统一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却说要“谋求合适的手段”来“促进”统一。
很明显，这次会谈只是美国和吴庭艳集团破坏日内瓦协议的又一个步骤。
美国企图把越南南部通过吴庭艳集团紧紧控制在自己手里，加深越南的分裂，以便在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制造紧张局势。
美国是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参加者，虽然它没有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可是它保证过不破坏日内瓦协议的实施。
越南南部则继承了法国在日内瓦协议上所承担的义务。
现在它们公然蔑视日内瓦协议，企图永久分裂越南，这将对印度支那和亚洲和平形成严重的威胁。
可是，美国和吴庭艳的公报却企图把这种对和平的威胁说成是来自中国，诬蔑中国“拒绝放弃使用武力”。
正当美国在亚洲竭力制造紧张局势、用导弹部队占领中国领土台湾的时候，美国重复这种诬蔑中国人民的陈腔滥调，除了贻笑天下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呢？

约旦民族主义团体大规模散发传单
号召人民加强团结挫败帝国主义阴谋
美国继续进行罪恶活动　恐怖分子加紧迫害公民
据新华社开罗12日电
05月10日到达大马士革的中东通讯社驻安曼记者报道，虽然在约旦所有的主要城市里都集结着保皇的贝都印部队，但是，约旦的民族主义团体仍然在那里大规模散发传单。
这些传单攻击约旦目前的政策，并且揭露了对约旦人民的阴谋的详情。
不满十岁的儿童也参加了散发传单的工作。
其中有些人遭到伊拉克首相的镇压“专家”的逮捕和毒打。
这位记者说，在最近约旦事件的高潮期间，约旦各民族主义党派发表了一项声明，呼吁人民加强抵抗，以便挫败阴谋，建立真正的民族主义政权。
声明说，“在我们这一边的有埃及、叙利亚、亚非国家、社会主义阵营以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
以色列罪恶分子的恐吓和美帝国主义的威胁都吓不倒我们。”
这位记者说，在约旦城市、乡村和贝都印人聚居地区，反动分子正强迫公民们在保证支持目前的政权的文件上签字。
公民们如果拒绝这样做，贝都印部队就把他们居住的地区包围起来，逮捕他们的领袖人物，并且实行恐怖统治。
一度是英国军官格拉布的助手的梅耶上校就是这一行动的负责人。
约旦军事调查委员会仍在捏造攻击爱国军官的罪状。
近来逮捕了大批公务员。
许多人由于政治信仰的关系被解除了工作。
被解除工作的公务员已经有七百多人，被解职的教师至少有四百人。
约旦学校里的大批高年级学生给加上“政治活动”的罪名被开除了。
约旦的学校仍然没有复课。
同时，据中东通讯社记者报道，美国继续在约旦进行阴谋活动。
在开斋节期间，美国驻约旦大使馆曾邀请贝都印部族的酋长们参加宴会，并且把约旦内政副大臣写的激烈攻击纳布西政府和民族主义政党的一本书分发给他们。
美国大使馆后来还大量地散发这本书。
据新华社13日讯
约旦警察5月12日又继续逮捕了八名爱国人士，罪名是“煽动别人示威”。
在安曼已经部分地取消了宵禁令。
但是，如果任何居民在晚上十点到早晨五点钟之间出门的话，就有被巡逻队枪毙的危险，至少也会被捕和坐牢。
耶路撒冷也已经取消宵禁。
（附图片）
约旦警察向举行爱国集会的安曼居民进攻。

苏伊士运河通行费问题
英国要求埃及允许缴付英镑
两国并在非正式谈判恢复商务关系
本报讯
开罗消息：
据“人民报”报道，英国也已经通过瑞士政府同埃及接触，要求允许以英镑而不用美元来缴付苏伊士运河的通行费。
迄今为止，由于埃及在英国的全部英镑存款都被冻结着，因此埃及苏伊士运河当局拒收英镑，通过运河的英国船只必须用美元或瑞士法郎支付。
“人民报”指出，允许用英镑缴付运河通行费，就会进一步使埃及解除英、法、美三国对它所实行的经济“抵制”。
另据路透社引中东通讯社消息，英国和埃及两国目前正在进行非正式谈判，以便恢复两国之间的商务关系。
这种谈判在过去十天中一直在瑞士的伯尔尼进行着。
本报综合报道　许多英国报纸认为，英国现在除了按照埃及的条件使用苏伊士运河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伦敦“泰晤士报”以“苦药”为题发表社论说：
抵制这条水道是行不通的。
“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已经不愉快的承认了它的失败”。
“使用国协会”虽然已就埃及的声明正式地提出了抗议，“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掩饰这样一个事实：
苦药是要吞下去的”。
“金融时报”的社论说，“英国不能根据虚幻的自尊心来制订政策。
必须正视局势的实际情况，目前没有，而且今后也没有组织对运河的永久性国际抵制的任何可能。
对英国来说，只有在由少数国家进行抵制和接受目前管理运河的条件两者之间作一选择”。
“每日镜报”和“每日电讯报”都承认埃及已经打赢了苏伊士运河这场战斗。
新华社13日讯
伦敦消息：
英国政府在准备宣布允许英国船只重新使用苏伊士运河的同时，还在研究着不受苏伊士运河“牵制”的长远的石油运输办法。
据说这项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建造足以运载十万吨石油的大型油船，这些油船可以绕道好望角航行。
英国政府为此打算对一些造船厂提供财政补贴。
英国政府还考虑修建一条从伊拉克经土耳其到地中海的油管，并且在研究“开发”玻利维亚石油和英属西非石油计划。

苏发努冯斥阻挠老挝统一的势力
表示愿同副国王共同努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中立政策
老挝国民议会将讨论国内统一问题
新华社河内13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13日讯：
寮国战斗部队领袖苏发努冯亲王在最近发表的一项声明中，对于副国王佩差拉在万象向报界发表的关于老挝统一问题的谈话表示欢迎。
苏发努冯亲王援引佩差拉的话说：
“为了国家的利益，老挝必须采取一项明确的政策，倡导真正的中立和执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佩差拉又说，“我们是一个民族”，“既没有疆界也没有禁令，因为我们在一个国家里面”。
苏发努冯说，佩差拉的这些话完全符合全体老挝人民的正当愿望。
寮国战斗部队领袖的声明是在最近一期“新老挝报”上发表的。
这项声明说，寮国战斗部队愿意和佩差拉共同努力，来“巩固王室、宗教和人民内部的团结以便保障王室与宗教和支持王国政府执行和平中立政策和双方所签订的一切协议”。
苏发努冯亲王在他的声明中还指责阻挠寮国战斗部队和王国政府签订协议而没有得逞的某些势力现在顽固地阻挠实现规定要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政府的协议。
因此，他们使老挝的局势更加困难和复杂。
苏发努冯强调指出，老挝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这个国家渴望着领土统一和完全的独立。
因此老挝人民团结一致，同任何方面的任何干涉进行坚决的斗争。
新华社河内13日电
万象消息，老挝王储萨旺·瓦达纳11日在国民议会开幕的时候以王室名义说，老挝决不接受使国家分裂的办法。
从11日正式复会的老挝国民议会将在本星期内开始关于寮国战斗部队问题的辩论。
富马首相在11日说，他的政府已经尽一切力量与寮国战斗部队达成协议。
他说，现在这个问题要由议会来作出决定了。
富马在回答某些批评和要求的时候说，我遵奉的原则是：
绝不使国家的真实利益从属于细小问题的解决，决不仓促从事，并且要寻求缓和和信任。
他认为，为了结束同胞自相残杀，为了所有老挝人的和好和祖国重新统一，这种代价是不算高的。
富马最后说，不管怎样，应该在宪法范围内寻求解决方法。

贝鲁特五万人集会示威
要求维护黎巴嫩独立和主权
据新华社13日讯
由黎巴嫩反对党组成的“民族阵线”5月12日在贝鲁特举行了一个有五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会上通过决议要求维护黎巴嫩的独立和主权；
重新奉行同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紧密合作的政策；
宣布执行积极中立政策；
拒绝让外国在黎巴嫩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
拒绝参加巴格达条约和其他军事集团并且拒绝接受有损黎巴嫩自由、独立和主权的任何外援；
建立一个有代表性的新政府以便进行议会选举。
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群众高喊着下面的口号：
“打倒艾森豪威尔主义！”
“打倒巴格达条约！”
“一切阿拉伯国家紧密合作万岁！”
“统一民族阵线万岁！”

铜臭掺香味
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下，美国的资本家为了招徕顾客，不惜呕尽心血，想出种种千奇百怪的“生财之道”。
最近在美国开始流行一种“香气买卖”。
它可以使汽车轮胎有一种“像新擦油的皮鞋”的味道。
人们只要花上几块钱就可以使一辆脚踏车发出一股新车所具有的气味。
打开一瓶特制的墨水，就会有一股新鲜水果的气味。
肥田粉洒在田地上时会带有薄荷的味道，特制的出纳员的橡皮手指套，可以使点过的钞票发出鲜花般的香味。
据说这种“气味科学”的买卖已发展到一年二亿五千万美元的水平。

雅加达破获武装政变案件
陆军参谋长接管过来亲自处理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
雅加达卫戍司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军方破获了一桩企图在印度尼西亚发动武装政变的非法活动案件。
发言人在公报里说，已经逮捕了一些平民和军人，其中包括有“雄牛师委员会”驻雅加达的专员伊兹哈尔和军法学院学员队长夏姆苏丁。
从搜获的文件和书面材料里证明这些人正在进行目的在于“改变国家结构的非法活动”，企图发动武装政变，并且有一批平民拥有一批陆军所遗失的武器。
搜获的文件中还有一个“以非宪法方式改变国家结构的方案”。
这些文件证明这些人同叛乱的“伊斯兰教军”集团和其它地区建立联系和合作。
印度尼西亚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已经从雅加达军事当局手中接管了最近破获的颠覆活动案件。
陆军总部发言人12日说，纳苏蒂安已经向政府报告了这个案件的情况。
据新华社雅加达13日电
印度尼西亚总理朱安达今天动身去印度尼西亚东部的望加锡和万雅老等地，着手寻求解决那里的地方问题的办法。
随行的有第3副总理、陆军参谋长、内政部长、司法部长和地方关系部长。

骗不了日本人
据美联社5月08日报道，美国“太平洋星条报”载文，要驻在日本的美国军人尊重日本人，不要把日本人当作劣等民族。
这家报纸向美国军队提出几项办法来讨好日本人：
第1，对日本人要有礼貌，要以“平等”相待；
第2，避免把“美国制”的东西说成比日本货好；
第3，对日本和对日本货要少批评，多赞扬。
战后，美国驻军侮辱日本人的事层出不穷，引起了日本人民不可遏止的愤怒。
美国第1任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就说过，“日本人的智慧只有十二岁小孩的程度”，美国现任驻日大使麦克阿瑟第二说，“日美关系如夫妇”，更有些美国人说“日本是集体卖淫的国家”。
至于驻日美军的残暴淫乱行为，连到日本考察的美国教师联合会总书记库恩兹利都承认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然而，更为日本人民所痛恨的是，美国把日本当作侵略基地和殖民地，还要把日本人当作炮灰。
这是连日本小孩子都看得很清楚的。
今年03月03日出版的日本“读卖周刊”上有一篇“听听孩子们的声音”的文章，报道了砂川町中学生对美国侵略政策的看法，请看下表：
“太平洋星条报”是根据美国陆军新闻计划而出版的美国武装部队报纸，销行在日本、南朝鲜和冲绳岛等地。
它要美军执行上面那些规定，以笑脸讨好日本人，正好证明了驻日本的美军是胡作非为的，已经引起了日本人的反美情绪的高涨。
但是，“太平洋星条报”所提出的那些办法，是欺骗不了日本人的，因为它完全没有接触到日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从而也就不能缓和日本人民对美军的反对态度。
日本人民要的是独立自主，要的是和平，而不要美国的黄鼠狼哭鸡似的假仁假义。
驻日美军当局若是真正尊重日本人民，早就应当发现他们所应该作的事情，用日本人的话来说，那就是“美国佬滚回去”！
（裴）

为全面发展中国科学而努力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　赵九章
根据三方面的事实，深信党能领导中国科学。
解放后八年以来，中国科学事业有了飞跃的发展。
作为一个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在旧社会里为了推进科学事业，曾经度过艰苦的岁月，根据亲身的经历，对比在新旧社会里中国自然科学发展的情况，我深切体会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科学才会全面地发展，并能于较短时期内，在科学的主要方面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
现在来谈谈我对于中国共产党能否领导科学这一问题的认识：
第1，在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强大的科学研究力量，就很难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中国自然科学除了极少的科门以外，大部都处于落后的状态。
要脱离这种状态，全面发展中国的科学，一方面要统筹全局，分别轻重缓急制定发展科学计划；
同时，还必须打破成规，采取特殊的措施，才能在较短的时期内，使中国科学跻于世界先进之列。
但是，要制定这样一个全面科学规划，仅靠科学专家来作是很难以完成的。
因为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研究已一天天地趋向于高度的专业化。
科学家长年累月钻研他自己专业，往往只习知他所研究的这一门学科，不大了解到其他学科，更难以把自己所认为重要的科学问题与其他学科的中心问题，在权衡轻重缓急统筹全局的方针下，把它放在适当的地位。
去年在制定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的初期，中国科学院曾请各科专家就他们所习知的专业来拟今后的科学中心问题。
个别学部所提出的问题竟达数百个之多，头绪这样繁复，重点就不突出，更难以统筹全局。
后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制定计划时，首先提出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并结合了国家重大任务及基础学科的发展，提出了五十七项任务。
这就全面地清理出发展我国自然科学的脉络。
依据这些重要任务再提出中心问题和必要的措施，就有条不紊地完成了我国科学远景规划的任务。
这件事，充分证明了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科学才能在正确方针政策引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发展起来。
第2，中国科学工作者，在解放后八年内，响应了党的号召，参加了各种社会改造运动，在实践中进行了自我改造。
大部分科学工作者体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科学的指导思想，只有结合了专业的特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自然科学才会更有把握地向前发展，个人研究工作才会有远大的前途。
目前科学工作者能够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研究工作的虽然还不多，但大部分科学工作者，认识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它运用到工作中去。
这样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科学工作者逐渐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方法的武器，必然在科学研究的创造性劳动中会产生巨大的效果。
第3，为了提高科学水平，辩明科学上的真理，树立辩证唯物的世界观，党在发展科学方面又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政策。
不能否认，在我们科学工作者中间，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还具有深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在我们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中，必然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妨碍科学的前进。
因此，鼓励学术上的争论，及时揭露和批判唯心主义的影响，是保障科学健康发展，促进新生力量的重要方针。
另一方面，在短时间内完成规模巨大的科学事业，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工作中很难免除各种错误。
如何正确地执行中央的方针，避免弯路和损失，必须在具体工作中，从制定计划检查工作直到最后总结，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及时纠正错误，从而减少重大损失。
总结以上各点，我深信党是能够领导中国科学的。

保护历史建筑物
潘絜兹
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四个月中，参观了许多城市，观感中印象最深的是这两个国家对古代建筑物的爱护。
华沙的旧城和新城，是在战后一片瓦砾堆上按照原样恢复起来的。
波兰北方革但斯克旧城、一条可以称得起金碧辉煌的大街，也是在废墟上重建的。
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的许多纪念性建筑物如密茨凯维支和哥白尼的雕像等，都经艺术家细心修复，恢复旧观。
在捷克斯洛伐克，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城市有三十多个，这些城市完全保存了中世纪的风貌；
新的建设只能在指定的地区进行，旧城中一木一石的变动都要得到文物保管机关的许可。
在布拉格，尽管有许多人叫嚷交通条件不好，但全城狭窄的中世纪的街道、胡同，仍被小心地保存着，甚至路灯都还用煤气。
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也是如此。
至于全国数以万计的古代宫堡、教堂等等，更是修整一新；
连战前就已湮灭无存的纪念性建筑物，如布拉格的维弗列耶蒙斯基教堂（十五世纪杨·胡司曾在此传播革命思想），也根据文献和地下发掘材料恢复起来了。
波、捷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大力保护和修复各种古代建筑物，乃至整座整座的城市，是十分令人感动的。
这决不能意味是保守或复古思想，乃是尊重自己民族历史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
这些古代建筑物唤起了人们的历史感情，使人们缅怀过去时代和外国侵略者的艰苦斗争，了解先代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在文化艺术各方面的成就。
而且波、捷人民在保存古代建筑物的同时，还出色地解决了它和今日人民生活不相适应的矛盾。
如开辟室内通廊，解决交通问题；
改装内部，使古城居民仍能得到充分的现代化享受等等；
总之是表现了尊重历史遗产和关心人民生活的一致性，不对任何一方采取粗暴的措施。
由此我想到我们的城市建设者，大刀阔斧地将古代建筑物一座座地拆除的情形，感到十分难过。
其实有许多是可以避免的，如穿越地下、绕行两旁等等，总可以想出一些办法。
北京的东安门、西安门、地安门、三座门都消失了，街道上的牌楼也没有留下一座。
至于那些古老美丽的商店建筑，被拆除而代替以毫无风格的房子，更是触目皆是。
这一切都促使北京这座到处闪发着古代文化光辉的历史名城为之减色。
这种情形在全国还是相当普遍的，因此我不能不向我们的城市建设者发出呼吁，请他们珍惜建筑遗产，要十分慎重地处理。
我们不能做一个任意挥霍遗产的败家子。
我还想到我国有一些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如苏州、绍兴等等，也应该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了。
新的建设可以划在旧城范围以外。
当然更可以有计划地在某些地区，保存一个村镇、一条街巷。
这样做我想是有必要的。
希望大家把这个工作重视起来。

目前科学领导工作中急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施履吉
目前领导工作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科学研究的正规化
关于党对科学的领导，我和一些刚回国不久的科学工作者的看法是大同小异的。
我们认为党必须是科学的领导者，领导科学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
因为党是领导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指导者。
在我们回国后的一二年中，党在科学政策、规划和组织工作上的许多措施，如百家争鸣、十二年规划等，都证明了党已能负起科学领导者的责任，而且是有力的领导者。
我们相信党可以而且一定能把科学领导得很好。
我们认为在科学领导者与科学工作者之间应该有个分工。
领导者的工作照我们的理解应该是全面性的，如科学研究的政策、规划，和其他各部门间的配合和比重，科学工作者的组织，以及为发展科学创造条件，帮助科学工作者树立正确的马列主义思想等；
而不应该是对许多工作上细节的领导，如研究的方法、技术、和日常研究经费的开支等。
在自然科学中若干学说和理论的争论，我们认为领导者不必表明态度。
对同一现象的解释，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真能称为学派存在时，这正足以说明目前的资料或事实还不足，还不能确定是非。
这种争论应该让科学工作者自己去求得解决，而不应用政治方法做出决定。
否则，是有害于科学的进展的。
在这方面，党应该严格执行百家争鸣的政策。
就目前而论，我们认为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科学研究的正规化。
目前存在着以下的几个问题：
（一）时间还不能合理的保证。
这有种种原因。
例如计划工作多而实行计划的时间少，兼职兼差的事情还很多，开会和社会活动等的时间还不能严格限制在六分之一以内等。
（二）党和业务人员配合得不够好，往往造成人力、物力和时间上的极大损失。
例如某些科学工作是有连续性的，在有些单位内，领导学习的同志常常不同业务人员商量，就把人员调去听报告，以致将某些正在进行的实验中途停顿，致使有些实验前功尽弃，造成极大的损失。
就这件具体事情而论，我们认为思想教育是重要的，思想教育之所以重要是为了它能使大家把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而不是不顾一切地“为了思想教育而思想教育”。
不应拿了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来妨碍了达到这个目的。
某些报告为什么不能多用些录音带分给各单位分期播送，例如在星期一、三、五、六这些时间里，都有同一报告的播送，可让工作人员选择适宜时间去听。
还有，在高等学校和研究机关内，一到假期为了安全将所有的仪器和实验室加上封条，停电停水，甚至禁止出入。
这样做安全是保证了，可是许多不能中断的研究工作只得停止，以后再从头做起。
有些教授因平时忙而只能在假期内做些研究工作的，也只好不做了。
这种做法对国家也是一种损失。
我们认为，安全是重要的，安全是为了保证工作能顺利进行。
但对安全工作不能采取消极态度，而应该采取积极态度，用加强保安组织等来保证安全，而不是封门大吉。
（三）正规的研究行政制度还没有建立，各级行政职权没有好好划分。
因此，事无大小层层向上反映，等待领导解决，而延误了时刻。
结果使有些工作中途停止等待解决，以致工作效率低，计划不能按期完成。
这种做法，也迫使领导者日夜埋于琐碎事情之中，没有充分时间来考虑重大问题，造成上层计划的摇摆不定，复又增加了下层干部的具体工作，周而复始地又令领导者更深一层地埋于琐碎事情之中。
行政人员与业务人员的关系也不明确。
在有些单位内，科学工作者除知所长或系主任终日忙于开会以外，不知所长或系主任所作何事。
常造成科学工作者对全所或全系情况的不了解，有在这一所内（或系内）而又不像在这一所内（或系内）一分子的感觉，不能安心工作。
没有好的正规的行政制度，也造成各级干部对事情的不负责的态度。
（四）研究机构内的“铁饭碗”还需要改良。
社会主义是应该保证每个愿意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工作的人有个“铁饭碗”的。
我们的党现在就是这样做。
但有些不合于拿这一种“铁饭碗”而合于拿另一种“铁饭碗”的人，应该怎样办？
还有，青年人极大部分都很努力上进的，但是也有极少数的“社会主义的大少爷和大小姐”，嫌这种事不屑做，那样工作无意义，然而他们真能做的事又不多。
初次劝解无效，再次劝解闹情绪，第3次劝解他就请求调工作。
现在的问题仅仅是思想教育就能解决这类的事情呢？
是否还需要有一点“思想教育的物质基础”？
关于这类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安排。
因为这类事情不得解决，常引起某些单位的混乱和不安。
（五）党和高级研究人员之间互通声息还不够。
我们听了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党中央有关政策的报告透彻心腑，可是我们之中的大部分人认为在他们的单位中仍有上不能通，下不能达之感。
（六）研究的物资供应制度尚没有合理，影响到科学工作的进展和物资的积压。
如许多器材的供应，不管是国外或国内的，常不能按期到货。
许多小件东西无处可买；
许多国内出品的也向国外去定；
许多国内能生产的，因为无厂可以承担制造被迫向国外定购；
许多国外来的精密仪器在国内运输中常受损坏或遗失零件等等。
还有有些生产单位定的规章太刻板，如定购的单位数量过大，因而有些研究单位被迫购买远远超过所需的数量，造成积压和本单位的资金冻结。
在严重的情况下，有的为了购买一、二公斤的东西，被迫购买一吨到两吨。
除以上所说的以外，还有一些问题也不必多举了。
总之，我们希望领导者能广泛地了解情况，早日解决这些问题，以利科学工作的进行。
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上，还存在一些隔阂。
我们相信这是由于：
（1）科学工作者与党员还没有能互相像普通朋友一样的相处。
目前党员和科学工作者，互相敬而远之的现象还相当普遍。
我们急切地希望大家能努力打破这种隔阂，这样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水平才能真正得到提高，党员的科学水平也才能得到改进。
（2）有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就是在科学研究的实际工作中必须由党员来领导。
我们认为这是不必要的。
相反的，党通过科学家（党员或非党员）来直接领导实际科学工作，在今天有限的人力物力境况下，更能有效地完成党所交给的科学研究任务。

科学研究机关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田夫
科学研究机关的基本任务是进行科学研究，以科学研究成果服务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
科学研究机关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鼓励科学研究人员从事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保证科学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
科学研究机关的主要群众是科学研究人员，党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主要依靠力量是科学家。
党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群众路线，主要是遇事同科学家商量，虚心地听取科学家的意见。
我国的科学家，绝大多数是爱祖国、爱科学的，特别是当全国解放以后，在党的政策和祖国建设伟大成就的鼓舞下，他们更加有了巨大进步。
在政治上，他们积极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在工作上，都是勤勤恳恳地劳动着，愿尽快地研究出成果，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他们几乎都是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长期受资本主义的教育，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旧社会习气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
耐心细致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乃是科学研究机关党组织的重要政治任务。
在科学研究机关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在日常科学活动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在日常的科学活动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党组织要认真研究科学研究工作的方针，了解科学研究工作的内容；
根据总的方针任务和本门科学的具体情况，协助科学家制订科学研究工作计划。
在制订计划时，发动科学家进行充分讨论。
这样做的结果，不仅集中了群众的经验和智慧，使计划订得更切合实际；
同时，制定计划的过程，也是对科学家进行思想教育的过程。
通过这一工作，会使科学家扩大眼界，树立全局观点，了解本门学科同其它学科的联系，了解科学研究工作如何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中国科学院开始制定研究计划的时候，有的科学家认为科学研究工作不能定计划，因而不赞成定；
或者虽然勉强定了但思想上并不重视。
党组织针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
设法了解科学家研究题目的价值，对其中最有价值的研究题目，从各方面给予支持，使他们自觉地把自己的小计划纳入本门学科的大计划之内。
对于青年科学工作者，主要应教育他们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不要有急躁情绪。
使他们认识到科学研究成果不是可以轻易得到的；
必须经过长期艰苦创造性的劳动才能取得。
要求他们一开始工作就要养成循序渐进的习惯。
为了巩固科学机关行政人员和辅助人员的专业思想，党组织请他们参观了实验室，请科学家作报告，使他们了解科学行政工作是科学研究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一项科学研究成果都包含着自己的劳动在内。
从而克服了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侍候人”、“没出息”、“没前途”等错误思想。
如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的辅助人员说：
“每天洗石头打化石，这样工作很无味道。”
但当该室杨钟健主任作了关于古生物学如何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报告以后，他们懂得了研究古脊椎动物，就会使人们根据化石来判断地层中有无矿产，矿产的蕴藏量有多少。
这种工作对社会主义建设确实是有很大意义的，因而克服了不安心工作的思想。
党组织还应当善于通过学术委员会进行工作。
党对学术委员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党员来实现的。
党要求参加学术委员会的党员，不仅自己积极工作，而更重要的是动员与鼓励非党科学家积极工作。
对学术问题，要求党员采取明朗态度，自由思想，自由辩论，本着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去讨论问题；
反对在学术问题上采取模棱两可、折衷调和或不敢暴露自己见解的自由主义态度；
也反对在学术问题争论中的粗暴态度。
只有这样，才能使学术委员会成为领导科学研究，贯彻科学政策，开展学术批评的强有力的领导机构。
宣传与贯彻党对科学工作的各项政策
宣传与贯彻党对科学工作的各项政策，特别是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以及“百家争鸣”的方针。
只有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贯彻，才能鼓舞科学家满怀信心地工作，才能发挥他们在科学研究工作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只有“百家争鸣”方针被科学家所接受，才能使他们大胆创造，自由地开展争论和批评。
党组织在贯彻政策过程中，首先是教育党、团员成为自觉宣传和执行政策的模范。
党、团员的模范行动，就是动员群众去执行党的政策的最有力的工具。
党、团员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也是一个从盲目到自觉的学习过程。
中国科学院在贯彻党的团结科学家政策的初期，党、团员都承认党团结科学家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有些党、团员一接触到具体问题时就搞不通了。
甚至有的党、团员说：
“团结科学家是党对科学家的迁就”。
后来经过党组织的反复教育，使大家了解了党的团结科学家政策的重要性和实现这个政策的可能性，大家才较为自觉地执行党的这个政策。
其次，党组织还必须经常监督和检查党、团员执行政策的情况，对好的予以表扬，对坏的给予适当的教育和批评。
因为经过党组织的教育，党、团员对党的政策虽然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但在实际工作中，还会发生许多问题。
如中国科学院在开始执行团结科学家政策时，就碰到了一种“左”的情绪。
有些党、团员对科学家的帮助态度生硬，甚至个别研究所还有粗暴现象。
但在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又出现了一种右的情绪，对科学家生活上的照顾多于工作上、思想上的帮助。
个别党、团员对科学家抱“敬而远之”的态度。
科学家批评我们是“照顾有余，帮助不足”。
最后，党的政策能否正确贯彻，还必须依靠群众的自觉性。
例如对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只有当知识分子对自己有了全面正确的认识，既看到了自己积极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消极的一面，他们才能自觉地要求进行自我改造。
组织科学家参加实际斗争
科学机关的党组织应该帮助科学研究人员直接接触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斗争。
中国科学院党组织，在历次社会改革运动中，都吸引和鼓励科学研究人员参加。
在肃反运动中，我们针对一般科学家都热爱科学事业的特点，用反革命分子如何破坏科学研究工作的具体事例，来启发科学家的爱国心和对反革命分子的仇恨心，争取他们自觉地参加了肃反斗争；
并吸收了一部分科学家参加肃反的领导工作。
这样做不但提高了科学家的政治觉悟，划清了敌我界限，批判了自己非政治倾向，而且对辨别暗藏在科学研究机关中的反革命分子和推动运动的顺利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为使科学家经常接触社会实际生活，科学院党组织和工会，还组织科学家参观工厂、合作社和新建筑物；
请政府干部、劳动模范作关于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合作化等报告。
科学家反映收益很大。
我们经常鼓励科学家深入群众、联系群众，特别是帮助负有领导责任的科学家树立起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依靠群众做好领导工作。
一方面帮助他们在群众中建立起领导威信，另一方面使他们在群众中也得到教育。
指导科学研究人员学习马列主义
组织与指导科学研究人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是科学机关党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
科学研究人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应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因为哲学是各门科学的理论基础，是指导和推动各门科学不断前进的思想武器。
学习的内容，除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外，还应选读一些关于阐明科学的性质、作用等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著。
如“科学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科学与生活”、“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物理学”等等。
学习这些东西，可以帮助科学研究人员从理论上认识科学的对象、任务，以及研究科学的基本方法；
了解科学和哲学，科学和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的关系。
科学家也只有对科学的总面目和地位有了概括的了解，才有可能恰当地认识本门学科在整个科学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才有可能进一步掌握本门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并进一步明确本门科学研究的当前方针和任务。
这些，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的科学活动是有很大指导意义的。
在学习方法上，应以自学为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启发他们联系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并注意总结与交流这方面的经验。
中国科学院科学研究人员学完辩证唯物主义后，有些人就有意识地开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检查与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
如昆虫研究所棉虫研究室，在科学家朱弘复先生领导下进行棉蚜在棉田中消长的研究，想通过这个研究找出棉蚜消长的原因，以达到预测预报和防治的目的。
在过去几年的研究中，他们仅总结出气候是棉蚜消长的主要原因，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但当他们学过辩证唯物主义以后，就把气候跟雨量、益虫、棉花生长阶段以及棉蚜生活特点等因素和棉蚜消长的关系联系起来全面研究，找出了棉蚜消长的规律，写出了“棉蚜预测预报办法”。
这办法现已推广，对防治棉蚜起了很大作用。
在联系思想实际方面，不少科学家在学习理论提高认识以后，曾尝试批判自己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和学术上的唯心主义思想，并注意在实际工作中改正。
这样，科学家就逐渐对党、对共产主义有了正确的理解，并能有成效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党组织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时，还应当善于发挥青年团、工会和各民主党派的作用，使党、团、工会和民主党派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齐一步调分工协作，以便使科学研究人员从各方面受到教育。
中国科学院，通过以上一系列的思想政治工作，科学研究人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体验到党对科学事业的关怀和对自己的器重，看到科学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作用，从而在全院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但是，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还远远地落后于客观实际。
这一工作，还没有引起全体党、团员足够的重视。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思想政治工作，是各项工作的灵魂。
我们应当积极加强科学机关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科学研究事业的顺利发展。

人民语法
长年
我们缺少一册中国“人民语法”，给我们写文章的人做指导。
语法书呢，说起来实在已经不少了，可是不客气地说一句，除了“马氏文通”可以给读古文的人一点帮助之外，没有一部真正的语法多少有些用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有一半是加工的外国文法，以纳斯菲尔的英文法为经典的译著，一半是书房里的知识阶级文法，是几个文人依据他自己或同行人的惯例，制定出来的。
这不能说一定没有用处，但至少在我这样人，自己觉得国语表现力不够，想要查考一下民间说话的例子，给我一个指导的，却实在不得用，因为那些书房里的说话我也约略懂得，欧化句法本有一定的用途，却决不是万能的。
我多年以来有这么一个心愿，想对中国学术机关呼吁一下，设法给我们编一册“人民语法”出来。
这办法是首先大规模地来一个调查，把各地方的方言分区仔细研究一下，再用多少工夫整理出一部语法大纲，尽可能广泛地编成，将各种句子从实例归结出规则来，使我们知道这样的话在人民中间是怎么地说的，尽管它不完不备，或者有点不合“逻辑”，只要它在民间是实际这么地说，就得记下来，给我们当参考，即使不是指导。
有了这样的一部“语法”做底子，我们才有自信，我们所说的话有哪些是合于人民的标准，有哪些差得多远，需要加以改善，同时也可以知道欧化句法有哪些是必需的，或者应该怎样地改变。
这说的是句法结构，是一件事；
还有一件是辞汇，我们平常也感觉不够，希望从方言中来大量的补充一下子。
我们大抵只懂得故乡的一种方言，了解的程度比普通国语要深一点，写文章的时候觉得国语知识不够，只好从方言中取用，一时也难得恰好的字。
几年前我翻译一篇小说，说西伯利亚的土人在雪地里装“弶”捕狐狸，这个弶字是我们的方言，但查字典从唐朝便已有了，解作“施罟于道”，可是出版社便提过意见，以为不通俗。
在我们家乡是口头俗语，字典上也有，可是北京话里似乎没有，难怪有人看了不懂。
如果调查整理之后来规定一下，使得有些地方的方言得到法定的承认，补充普通话里的空缺，我想也是大有好处的吧。
一国的语法必须根据人民的习惯，这大概是无疑的了。
我希望我的呼吁前提没有错误，虽然细节可能有些说得不对的地方。

悼盛家伦
亲爱的家伦！
我们没有能够留住你，再也听不见你雄辩的声音。
长久以来，你用微笑遮盖着疾病，用沉默回答别人的不了解，用书籍淹没了孤独；
你尽力使寻求知识的朋友得到满足，因为那也是你最大的欢乐。
但是你能死无遗憾吗？
当你那一点一滴的耕耘开始收获的时候，当你正准备献出花朵，而你却又带着花朵去了！
戴浩　郁风　邬析零　唐瑜　葛一虹（张正宇速写）（附图片）

悼音乐家盛家伦同志田汉
当我执笔的时候，盛家伦兄已经离开我们两天了。
他是一位卓越精勤的音乐工作者，他懂西洋音乐，而对传统戏曲的声腔有很深的研究，他曾为许多戏剧电影作品配曲，从他所唱的“夜半歌声”，可知他还是一位情感丰富的优秀的声乐家，但超乎这一切，家伦是一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痛恨侵略者和卖国贼的爱国者！
他从十七岁起就参加收回英租界的反帝斗争，后来在上海，在重庆，在香港，在桂林各地为反日本帝国主义反蒋介石封建法西斯而歌唱。
家伦又是极爱朋友，热心帮助朋友的人。
但由于他爱憎分明，对好朋友们解衣高歌，促膝深谈，直到午夜不倦，而对那些不太合适的人便报以白眼，终席不发一言。
这一态度在解放以前最为尖锐。
因此曾有人称他为“钟楼怪人”，其实他是极可理解的人。
家伦的研究趣味非常广博，常常为彻底追寻一个问题的解答，由此及彼，锲而不舍。
他正想对创造民族音乐问题发表意见。
他的遗著已有所发现。
他是一个有富赡的才能的人，可惜他的才能还没有充分发挥就被突然的疾病摧毁了他的宏愿。
在初发病的时候，他十分后悔平日不注意营养和正常的生活秩序。
他想在病愈之后改正这些缺点，以便能把他的力量长期报效人民。
但是迟了！
这很值得我们警惕。
写了几首诗哭家伦。
一
热情冷面识家伦，
未必钟楼尽怪人？
白眼不曾饶竖子，
赤心常是对人民；
英年怒吼惊江汉，？
壮岁高歌动鬼神。
犹忆一舟风雨里，
狂涛骇浪入天津。
？
？
家伦十七岁时在汉口读书就曾参加1927年收回英租界运动。
？
1948年冬家伦送我由上海乘船到天津转入解放区，一路风雨不止，颠簸颇苦，抵天津住金刚桥边一旅馆，国民党统治者正举行大检查，我们没有身份证，只得雇一汽车深夜找亲友处安身。
二
天安门下鼓声欢，
更为和平呕肺肝。
？
直似周郎知曲误，？
每因聂耳惜才难。
广搜图史充楼栋，
精究宫商到夜阑；
骨纵成灰心未死，
病危犹愿再加餐。
？
？
家伦曾与光未然合作“抗日游击队”歌，又为“保卫我们的土地”、 “为自由和平而战”、“塞上风云”、“民族万岁”、“小人物狂想曲”、“吃耳光的人”、“戏剧春秋”、“复活”等电影和戏剧作品配曲。
最近又为“荒山泪”配曲。
？
家伦虽是新音乐家，却对传统戏曲声腔极有研究。
？
家伦平时不甚注意生活，饥一顿，饱一顿。
医生发现皮下脂肪甚少。
家伦表示病好后一定雇一保姆，增加营养。
三
静子远游之的死，？
良朋况味最堪怜。
佳斗差能添幻想，？
好书真足伴高眠。
歌声正奏当时曲，？
乐论犹存未竟篇；
？
拼着一生称“处老”，？
不教红泪落君前。
？
家伦与虞静子宋之的同志同住观音寺栖凤楼。
？
家伦爱吸烟，蓄有佳斗。
？
旧作“夜半歌声”系家伦所唱，最近各地重映此片。
？
家伦遗物中发现“漫谈古琴”（约二万一千字）与“印度音乐的初步研究与印度最古乐书”（约二万二千字）二稿。
？
家伦四七未娶，人们称他为“处老”，他微笑应之。
05月11日

江南水乡（水墨画）　捷克斯洛伐克贝雅杰

“洞箫横吹”和赵青拜师
杨双
在5月01日的人民日报上登载了一篇“中国戏剧家协会召开的第1次座谈会”的报道，上面有这样一段：
吴雪在会上为话剧的新创作剧目受到冷淡而呼吁。
他说：
口头上，大家都在说要扶持和重视新创作剧目，实际上，这朵幼嫩花朵的成长，遇到很大的阻力，困难很多。
他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最近彩排“洞箫横吹”，招待文艺界，恰好那天有一位著名京剧演员收一位电影演员的女儿做徒弟，那里很热闹，剧场里可空了不少座位。
吴雪说：
最可怕的是冷淡……。
吴雪同志呼吁大家应该扶持和重视新创作剧目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他所举出的事例却与实际情况不符。
我是参加了他所说的“一位著名京剧演员收一位电影演员的女儿做徒弟”的“热闹”的。
所谓“著名京剧演员”就是艺名小翠花的于连泉先生，所谓“电影演员”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赵丹同志，他的“女儿”是中央实验歌剧院舞蹈团演员赵青同志。
参加了那次收徒典礼的一共四十几个人。
据我所知，有将近半数的客人是来北京参加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成立大会和优秀影片授奖大会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工作同志，这些上海来客是没有得到“洞箫横吹”的戏票的；
另外半数来客是京剧演员和他们的家属，他们也是不可能得到“洞箫横吹”的戏票的。
自然有人得到“洞箫横吹”的戏票而却到这里来了那也是可能的，但却是极少数的一两个人。
我想即使是四十个人全是得到戏票而没有去看戏，也不会使得“剧场里可空了不少座位”；
这样的说法完全不是事实。
再说赵青是年青一辈的舞蹈家。
她们这些年青演员为了探索创造民族舞蹈的途径，决定了向传统的戏曲舞蹈学习作为创造民族舞蹈的第1步，并且“千里投师”，（注）向著名的京剧花旦艺术的表演大师于连泉先生学习传统的京剧舞蹈表演艺术。
她尊重先辈的传统，按照老师留下来的习惯举行了庄严的拜师礼。
那天的拜师礼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于连泉先生先向他自己的老师萧长华先生行礼，然后赵青再向于连泉先生行礼。
那天于先生兴奋致词，对他的学生寄予深切的期望；
讲话的还有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主席田汉同志和赵青的父亲赵丹同志，他们都特别着重说明了新文艺工作者向传统的民族艺术学习的重要。
作为向传统学习，赵青的拜师正是身体力行的生动事例。
从我们民族舞蹈的发展说来，它值得我们欢迎和表扬，但在这里却被吴雪同志认为是“新创作剧目”的“阻力”了。
社会上为什么对“新剧目”冷淡，值得研究。
但是认为对“一位著名的京剧演员收一位电影演员的女儿做徒弟”应该冷淡些才是对“新剧目”表示了“扶持和重视”，那却是不公平的。
（注：
这里的“千里”，指的是过去新和旧的精神距离而言。）

看泰国艺术团的表演
梅兰芳
远在六七百年以前，当我们元朝时代，中国和泰国就有了往来，到了明清两朝，更是使节频繁，互通有无。
大家最熟悉的暹罗米，在那时已经运来中国，我们也运送过大量的铜到暹罗去，这说明两国间在经济方面早就发生了密切关系。
最近泰国艺术团来到中国作访问演出，这对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是一个新的开端。
我兴奋地看到了他们许多的综合性的表演，下面我把他们的舞蹈、歌唱、音乐、哑剧、舞剧五种内容，简单地介绍一下：
舞蹈里面，“祝福”、“长甲舞”都是动作纡徐，节奏鲜明，摇漾地好像一条游丝似的。
有时候她们的脚落一下地，脚跟、脚趾、脚掌要分成几个节奏才完成这一动作，使人看了有人在水中央的感觉。
“长甲舞”的手势也很美妙。
歌唱里面，有支中国曲子“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当表演者素贴唱到“这里的人们爱和平，也热爱家乡”时，蕴藏着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所以我们觉得格外亲热。
最后听完了一支大合唱“中泰一家亲”，全场观众掀起了如雷般的掌声，来表示欢迎邻国客人在表演节目中还充满了爱好和平的精神和浓厚的友谊。
“月光下唱着爱情的咒歌”，是写一个神女正在纺织一件神圣袈裟时，被一个邪神所迷惑的故事。
像我这样一个不懂泰国语言的观众，只从这两位演员翩西、素贴的歌声里，一样能了解这个故事的始末是：
神女在月夜中，本来是一尘不染的心情，渐渐动了凡心，终于毁灭了神圣的袈裟。
音乐里面，“安卡伦”是一种竹制的乐器，由五个人拿着进行演奏，每人手拿两支“安卡伦”，每支“安卡伦”摇动起来，就会发出一个音，换句话说就是每人的手上掌握着两个音，五个人连合一起，可以演奏任何的乐曲，而且奏出来的曲子都协调悦耳。
像这样新鲜、别致的乐器，我们还是第1次见着。
我尤其欣赏汶荣表演的“竹琴独奏”，曲调流利动听，像是树上的莺语，又像是涧底的鸣泉。
他手腕上有惊人的功夫，这种乐器的演奏，和击鼓的手法差不多，我们京剧界的音乐家老前辈们常对我说：
“打堂鼓最见功夫的打法是手背朝上。”
他就是这样的打法。
哑剧：
“苏克里浦拔树”，据说是泰国郑王时代宫廷中的戏剧，这是印度最古的史诗“罗摩衍那”里的一段。
“罗摩衍那”和希腊的荷马史诗有同等的价值，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占着重要的地位。
这故事是描写罗摩的猴将苏克里浦和魔王的弟弟作战，敌人打他不过，骗他去拔树，刚拔完树的猴将精力疲乏，自然就打不过敌人，后经神猴诃努曼营救，才得脱身。
在表演方面，猴将并没有当场拔树，但当他扛着一棵树出场以后，由于舞蹈动作的逼真，表现出疲劳过度的神气，使人一望而知这棵树是他刚刚拔出来的。
舞剧“洛坤”是一个公主选婿的故事。
这出戏的舞蹈，只是两个角色在台上慢慢地走动，双方的内心情感，全靠在脚步和面部上表达出来。
扮演公主的素攀，她那种庄严而美丽的步伐，配上含情脉脉的妙相，非常适合剧中人的身份。
看完以后，我感到有不少的好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更感谢泰国艺术团这次远道来华为我们作出许多的精彩表演！

街谈巷议
欢迎首长下来
这些日子，各位首长都和我们一起参加体力劳动，我们实在是万分钦佩。
好多人都说，共产党说啥算啥。
这回大家可有了跟首长见面说话的机会了！
希望这一回不要只是刮一阵风，热闹一阵子以后就不再干了。
我觉着各位首长的工作很重要也很忙，倒不一定都得来跟我们一块儿干活，只要常常下来和我们见见面，能让我们反映反映下情就够满足了！
（北京东单区一个三轮车工人）
并不“太平”
甲：
喂！
“整风”进行了吗？
乙：
嗯！
看来是扭不过去；
但，我们那儿没事，“太平”极啦。
甲：
可是“太平”这两个字并不象征着“没事儿”。
“太平水缸”，“太平门”，“太平龙头”、甚至医院里的“太平间”……，都会教人联想到不那么“太 平”哩！
（郭楷）
救救大人
我亲耳听见两个六、七岁的小孩子吵架。
一个指手划脚说：
“哼！
你能跟我比？
我爸爸是处长，你爸爸是狗屁；
我爸爸是坐汽车的，你爸爸是开汽车的！……”
“救救孩子”呢，还是救救大人？
（禾　时）
公私分明
自己的书无价宝：
包了再包，订了再订；
打开时要放平；
翻阅时要轻轻。
公家的书真万能：
潮湿的地能当座；
暴雨来时顶伞用；
一时忘了带手纸，
刺拉！
两页无影踪。
为啥会这样？
公私两分明。
（河南新乡云非）
需要坐就坐
今天看到报上批评一些乘小汽车的人，我是很有同感的。
现在，小汽车真好像一天比一天多了。
要是为了工作坐小汽车，我们并不反对。
有些首长工作繁忙，时间宝贵，乘小汽车上下班、开会什么的，也应该。
让他们节省点时间和精力，多做点事，不是很好吗？
所以，不能一概反对乘小汽车，要反对那些乘公家汽车办私事的人。
（北京西单区一居民）
〔编者的话〕　昨天本栏发表了“为什么非坐小汽车不可？”
当天接到几位读者的电话，都建议把停在公园、百货大楼门前的小汽车牌号记下来，查出姓名、单位，登在报上。
我们觉得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如果能够引起那些常常乘公家小汽车办私事的同志们的注意，就很好了。
至于汽车牌号，倒是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