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体育运动最高委员会主席到京
据新华社11日讯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体育运动最高委员会主席弗拉吉米尔·斯托伊切夫及其夫人今天上午坐飞机到达北京。
他们在机场上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蔡树藩的亲切欢迎。
弗拉吉米尔·斯托伊切夫主席及其夫人是应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的邀请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做到官兵一致军民团结
谭政大将谈部队整风重点
新华社12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今天上午接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五一”节观礼代表团全体代表，并且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军队整风问题的报告。
谭政大将说，全军就要普遍展开整风运动了。
整风主要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采用和风细雨的办法，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军队内部矛盾。
谭政大将指出，军队内部矛盾基本是两个方面：
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的问题。
关于官兵之间的问题，从去冬今春民主检查的情况来看，从根本上说，多数部队保持了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关系是好的。
少数部队官兵关系不好，部分单位不好不坏。
那些不好的单位所发生的一些问题，许多是由于领导上的缺点造成的。
在领导工作中，我们有些干部还不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办法管理部队，对待思想问题，常常采取了简单、生硬的办法。
一部分干部还沾染了国民党作风，变相地体罚战士和侮辱战士的人格。
有些连队对落后的战士采取歧视、打击的态度，用解决敌我矛盾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这都是不对的。
谭政大将说，军队和人民的关系，总的方面是好的。
但是也有些矛盾。
如军事训练中，有些部队只强调军事需要，不照顾农民的生产，演习时随意踏青苗；
有些部队长期住民房，对房屋爱护不够，对房东的困难照顾不够；
还有些部队军官们在一个地方找对象过多，也引起人民不满。
建议军官在谈恋爱时，应注意遵守以下三点，即不在学校找对象；
不用金钱、物质作为进行恋爱的手段；
不破坏别人的婚约。
结了婚的军官，要教育自己的妻子参加劳动，并在生活上保持俭朴作风。
谭政大将说，我们部队内部矛盾，当然其它还有很多，如上下级之间，工农分子和知识分子之间，党和非党，个人和集体之间等等。
他希望大家回到部队后，在整风中多多对领导上提意见，把一切消极因素变为积极的，积极的变为更加积极。

加纳总理恩克鲁玛函谢周总理
期望中国和加纳的友谊日益增进
新华社12日讯
周恩来总理最近收到了加纳总理克瓦米·恩克鲁玛4月27日的一封信。
恩克鲁玛总理在信中说：
“我非常高兴代表加纳政府和人民给你写信，向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感谢你接受了加纳政府的邀请并派遣了这样重要的一个代表团来参加我们的独立典礼。
你的代表们的出席和他们在我们庆祝独立时所表现的热情和欢乐，使我们感到莫大的荣幸。
在加纳开始独立的新生活的时候，它大大地受到了全世界的国家都和它站在一起这种思想的鼓舞。
因此，加纳政府和人民收到你的贺电时感到非常满意。
我国政府的政策是和所有的国家和平相处；
在我现在感谢你的关心的时候，我愿向你保证，我国期望着日益增进和贵国的友谊和谅解。
顺祝贵国人民安宁和不断进步。

友谊越深厚　团结越坚强
罗驻华大使为议会代表团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12日讯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乔洛尤今晚举行招待会，欢迎以康·帕伏列斯库为首的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布加勒斯特市人民会议代表团全体人员。
刘少奇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出席了招待会。
帕伏列斯库主席在招待会上讲话（见第3版）。
他说，罗马尼亚人民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健壮的、是日益繁荣的，因为人类的春天——社会主义——在我们两国肥沃的土地上是根深蒂固的，并把我们团结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指导我们遵守“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原则。
帕伏列斯库说，罗马尼亚人民认为，用一切力量为了以苏联为首的伟大社会主义阵营的不断巩固作出贡献是他们的最高任务。
刘少奇委员长讲话（见第3版）。
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十分珍视同罗马尼亚人民的亲密友谊和团结。
这种友谊和团结是符合中、罗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
我们的友谊越深厚，我们的团结越坚强，就越有利于推进我们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越会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事业。
刘少奇委员长祝贺罗马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周恩来总理在招待会上提议，为罗马尼亚的和平外交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为中罗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世界和平，为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基伏·斯托伊卡同志和夫人的健康，干杯。
代表团员安·弗勒多尤和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会上先后提议为布加勒斯特市和北京市的友谊而干杯。
乔洛尤大使在招待会开始时致词。
他说，中罗两国议会代表团的相互访问，对加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对了解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对在各民族平等的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发展我们两国的关系作出了贡献。
大使提议为这次聚会的出席者的健康，为两国人民之间伟大的友谊，为两国友谊的继续加强，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而干杯。
出席今晚招待会的，还有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副总理聂荣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府各部门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等。

周总理在招待泰国艺术团酒会上说
欢迎泰国朋友来中国走亲戚
新华社12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晚上在北京举行酒会，欢迎泰国艺术团。
出席酒会的有副总理贺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以及首都文艺界著名人士老舍、梅兰芳等。
周恩来总理在酒会开始时讲话，他说：
团长，总监督以及艺术团的朋友们：
我们非常高兴能在北京接待泰国艺术团，并且看到你们珍贵的演出。
确实像你们在“中泰一家亲”的歌中所唱的那样，中泰两国人民是亲戚。
所以我们特别欢迎你们到中国来走亲戚。
你们优美的演出在情调和风格上同我们的很相近，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的艺术家们学习。
我相信，你们这次访问演出，将会使中泰两国的亲戚关系一天天地发展起来。
希望泰国的艺术团体常常到中国来走亲戚，希望有一天中国的艺术团也能到泰国去走亲戚，我个人和我的同事也希望有一天能在曼谷见到你们。
为中泰两国亲戚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发展，
为你们演出的成功，为各位艺术家们身体健康干杯！
艺术团团长？
素瓦·沃拉里洛在酒会上也讲了话，他并以艺术团名义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赠送了礼品——用全部虎头骨精制的烟具，由周总理代表受礼。
周总理在酒会上同泰国艺术家们亲切交谈，并介绍中国著名艺术家同他们见面。
中、泰艺术家们在酒会上还表演了精彩的节目助兴。
在酒会以前，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以及郭沫若副委员长等观看了泰国艺术团的演出，周恩来总理并且在演出休息时，接见了艺术团团长？
素瓦·沃拉里洛，总监督？
陆·陆速君猜，司理？
山·山地那拉，泰国电影皇后素攀·武拉纳屏女士以及艺术团的主要演员。
演出结束以后，周总理等上台同泰国艺术家们一一握手，并且在一起照了像。

国务院批准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任务和负责人选
新华社10日讯
国务院全体会议第48次会议，在10日上午举行。
会议听了范长江的说明后，通过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工作情况的报告和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新的名单。
会议还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设置广东省那大县的决定。
那大县的行政区域为原属儋县的那大区十个乡、镇，大成区十一个乡，原属临高县的和庆区十九个乡和原属屯昌县的南坤区一个乡，共有八万多人口，县人民委员会驻那大镇。
会议最后通过了任命名单。
新华社11日讯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任务和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的人选已经国务院第48次全体会议批准。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任务有七项：
（一）负责监督远景规划的实施，特别是重点研究任务的实施；
（二）负责编制科学研究的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成为整个国家计划的组成部分；
（三）解决各个系统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重大协调问题；
（四）负责研究和解决科学研究工作中重要的工作条件问题（如图书、仪器等）；
（五）负责统一安排科学研究工作的国际合作问题；
（六）管理全国重点科学研究工作的基金；
（七）统筹安排高级专家的培养、分配和使用的计划，以及争取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的工作和回国后的工作问题。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是聂荣臻，副主任是郭沫若、林枫、李四光、黄敬，秘书长是范长江。

朝鲜任命李永镐为驻中国大使
新华社平壤11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讯：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5月09日宣布，任命李永镐为朝鲜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同时免去崔一驻中国大使的职务。

毛主席接见罗马尼亚议会代表团
罗议会代表团拜会了周总理
新华社12日讯
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接见了以康·帕伏列斯库主席为首的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布加勒斯特市人民会议代表团。
宾主就目前国际局势和中国人民当前的任务等问题作了亲切而热诚的交谈。
接见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彭真副委员长和屈武、余心清也在座。
接见的时候，在座的还有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乔洛尤。
新华社12日讯
以康·帕伏列斯库主席为首的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布加勒斯特市人民会议代表团，在今天下午拜会了周恩来总理。
拜会的时候，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乔洛尤也在座。
（附图片）
左：
毛主席同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布加勒斯特市人民会议代表团合影。
新华社记者　邹健东摄

毛主席接见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
新华社12日讯
毛泽东主席今天晚上接见了以马尔科主席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代表团。
毛主席同贵宾们在友好的气氛中，畅谈了世界大势。
接见的时候，在座的有周恩来总理，彭真副委员长和张苏、余心清。
接见的时候，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巴利里和夫人也在座。
上：
毛主席接见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代表团。
（附图片）
左起第2人是里塔·马尔科。
新华社记者　侯波摄

湖南省委要求全省抓紧当前农村最突出的矛盾
搞好秋前生产　坚持民主办社　争取大丰收
本报长沙12日电
本报记者黄驭白报道：
中共湖南省委在5月10日召开的地市委书记电话会议上，指示各地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农村人民内部最迫切最突出的矛盾问题，继续搞好秋前生产，进一步贯彻民主办社，争取农业大丰收。
目前，湖南全省各县正在召开有党内外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的大会，学习讨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省委指出，这将是促进全省农村工作伟大的转变和取得新的成就的开始。
因此，如何正确认识毛主席报告中所指出的新形势、新问题，从而学会用新的观点、新的工作方法来处理问题，特别是在认识到当前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大量地集中表现出来以后，究竟如何抓住其中最突出最迫切而具体的矛盾，予以正确的处理，是各县会议上必须着重解决的问题。
省委指出：
现在全省插秧工作已经或即将结束，许多农业社的多种经营比去年开展得好，今年的春耕生产运动已经取得不小成绩。
但是必须看到，目前在稻谷生产上仅仅打下基础，要争取稻谷丰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多种经营开展较好的社，也只是有个好的开端，大部分农业社对多种经营仍然注意得不够。
一切在这个季节里应当播种的作物和应当动手的副业生产，都必须抓紧季节播种和进行。
否则，便将造成损失。
另外，全省各地农业社在总结前段生产和安排今后工作上还有不少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社与社员、社员与社员之间的矛盾。
因此，搞好当前生产，进一步贯彻民主办社，争取今年大丰收，便是当前农村广大人民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也是农村人民内部最突出的矛盾。
忽视这方面，便会脱离最大多数的农民群众，使农村人民内部矛盾加深起来。
省委认为，在目前各县正在召开的大会上，农村工作干部必须着重研究和讨论这个问题。
要求会议结束后，所有农业社都必须用十天至半个月的时间，认真讨论和修订今年生产计划，结清和公布今年春耕生产以来的账目，合理地确定社干部的劳动补贴，切实做好春收夏收作物的预分工作，表扬和鼓励社干部、社员在前段生产中的优点，克服工作中的缺点。
同时，要求各地农业社积极扩大社内民主生活，建立按时公开财政收支的制度，养成干部经常和群众商量办事和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习惯。
做好以上工作的中心环节，就是要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开好社员代表大会。
省委最后指出，这次开展民主办社、争取丰收，就是适应目前情况的一次整社，就是贯彻和执行中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改进社的领导，抓好秋前生产的重要步骤。
因此县委和乡总支，必须在实践中研究改进领导方法，所有和农村工作有关的部门，应当在党委领导下，继续大力支援农民争取丰收。

谈职工闹事
最近一个时期，在某些企业里，发生了一些职工群众请愿以至罢工之类的事件。
这些事件虽然发生得极少，范围也很小，但是我们却应该加以重视，应该从中学习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
在我们的国家里，职工是国家的主人翁，企业的领导人员则是代表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来管理企业的，因而领导者同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他们之间没有对抗性的矛盾。
当然，在他们之间，有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但是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应该用、也完全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
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罢工请愿之类的事情发生呢？
分析这类闹事的起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凡是闹事的地方，大都是官僚主义比较严重的地方；
职工群众不能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法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才被迫走闹事这条路。
职工闹事，大都是为了一些切身利益的问题，例如工资问题、工作安排问题、生活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本来是不难解决的。
对于职工的要求，合理的、办得到的，就办；
不合理的、办不到的，就说清楚。
这样，就不至于闹事。
可是，由于有些同志沾染了官僚主义的习气，就把问题搞复杂了。
合理的、办得到的要求，由于官僚主义，对群众的疾苦没有如同身受的感情，不去办；
不合理的、办不到的要求，也由于官僚主义，不同群众推心置腹地说清楚，甚至对群众打官腔，说假话；
在与群众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问题上，领导者言行不一，处理不公；
所有这类情形，都会引起群众的严重不满。
这样那样的官僚主义错误，都是直接同群众的利益相冲突的。
但是群众不满意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并不是一下子就闹起来，通常也还是先提意见，出墙报，写信上告，总之也还是希望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的。
这时候，领导者要是头脑清醒一点，真正把群众的意见听了进去，对自己的工作认真检查一番，错了的就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不错的就对群众恳切地加以解释，那么问题也还是可以云消雾散的。
但是遇到了官僚主义者，事情就不好办了。
他们一听到反对自己的意见，就有一种“条件反射”，总觉得提这种反对意见的人“思想落后”，甚至存心不良，而从不愿意反躬自省。
他们对于提意见的人不但不尊重，不感谢，而且采取种种方法加以打击。
这样，就把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问题的大门堵死了，群众就只好起来闹事了。
群众闹了事，应该怎样解决呢？
是不是要加以禁止呢？
很明显，禁止的办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禁止闹事并不能解决所以闹事的矛盾，反而会加剧这种矛盾。
我们不主张闹事，因为在人民自己的国家里闹事，对于人民总是有损害的；
但是既然闹了事，就应该利用闹事来解决矛盾，来克服官僚主义，来教育领导者，来教育群众。
对于群众在闹事的时候提出来的要求，应该同没有闹事的时候采取一样的原则，就是：
凡是合理的、办得到的，就办；
不合理的，或者虽然合理而现在办不到的，就说清楚。
既不要因为闹了事而拒绝不该拒绝的要求，也不要因为闹了事而答应不该答应的要求。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向群众分清领导者的是非。
如上所说，既然群众闹了事，首先领导者总有错误。
领导者除非故意要错误到底，否则必须勇敢地坦白地向群众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提出认真改正错误、认真克服官僚主义的具体办法，这是解决问题的主要关键。
当然，群众有错误，也应该指出来。
事实证明，群众是讲道理的，对群众的错误，只要说得对，群众是愿意承认的。
如果群众中有个别的坏分子故意要兴风作浪，群众也是会认出他们的本来面目的。
闹事可以解决矛盾，可以克服官僚主义，可以教育领导者和群众。
由此可见，闹事虽然是坏事，也有它的好的一面。
但是话说回来，在人民自己的国家里，在人民自己的企业里，在正常的情况下，问题本来是可以不经过闹事来解决，而且不应该经过闹事来解决的。
一切企业的领导者，都应该从一些罢工请愿的事件中取得教训，改善自己的工作，避免同类事件的发生。
为了避免同类事件的发生，首先是要克服官僚主义。
克服官僚主义需要扩大企业中的民主管理，加强群众的监督。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打算在另外的机会讨论。
有了好的制度，也还需要好的工作作风。
在企业领导者的工作作风方面，我们在这里贡献几点初步的意见：
第1，要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同群众共甘苦。
走上领导岗位，做了领导工作，同群众处在不同的地位，最忌的就是脱离群众，不了解群众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
只要领导人员时时刻刻地注意联系群众，不是在群众之上去领导群众，而是到群众之中去领导群众，不但关心群众疾苦，而且同群众共甘苦，那么，群众对于这样的领导者就会感觉满意，群众的意见也就会随时告诉领导者，而不至发生许多隔阂。
第2，要把工人群众看作自己人。
有许多领导同志是有“苦衷”的。
看！
明明事情很困难，办不到，可是不敢说。
明明办不到的事情，偏偏去许愿；
明明有困难，偏偏说一切都很好。
结果，事情反而搞坏了，群众会说你骗了他们。
事实上也是你骗了他们。
为什么不敢把困难告诉群众呢？
有困难，尽可以讲；
办不到的事情，就说办不到。
职工群众都是自己人，你把他们当自己人看待，有什么事都一五一十地端出来，群众是讲理的，是可以想通的。
不是有许多职工原来申请要房子，后来听说国家有困难，就撤消了自己的申请吗？
不是有许多技工因为工作减少，而去干粗工的活吗？
第3，要谦虚谨慎，乐于听取反面意见。
旧社会有句话，叫做“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现在有些同志在群众面前的表现，似乎是“天下无不是的领导者”。
但是事实是相反的：
天下无不犯任何错误的领导者。
聪明的领导者可以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错误，这就需要常常听取反面的意见，发现自己做出的决定中的错误，及时纠正。
反面的意见，不管是在会议上公开提出来的，还是在背后发牢骚透露出来的，都是宝贵的。
反面的意见是对的，正好帮助领导修正了错误；
反面的意见错了，也反映了群众一些真实的思想情况，正好去对症下药，有什么不好的呢？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消灭了阶级，把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底下解放出来，赋于我们的企业最蓬勃的生命力。
几年来，我们国家的生产和建设能够有很快的发展，正表明了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优越的，也表现了在我们的企业里，领导人员同工人群众的关系一般也是正常的。
我们相信，只要发扬民主，加强领导者与群众的联系，就可以克服官僚主义，有效地解决社会主义企业内部的矛盾。
这样，职工群众的意见就能够随时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得到正确的解决，而不至由积压而爆发为闹事，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就能够充分发挥，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一定能够更迅速地发展。

四川民主人士帮助党内整风
提出党和国家体制有矛盾
本报成都讯
在10日四川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四川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畅所欲言，对党提出许多批评和意见，以帮助四川整风运动开展。
民盟四川省委主任委员潘大逵首先指出，党与非党之间，仍有一道墙。
这是某些共产党员优越感造成的。
有些人入党以后，就和党外朋友生疏起来，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再和以前一样，就缺乏共产党员气魄。
民建四川省委副主任委员黄宪章说，共产党员宗派主义不消除，很影响团结和党外人士积极性。
对公私共事问题，他说在合营企业中，一方面公私共事是平等关系，另方面是阶级关系，必须服从公方领导，这是矛盾。
如何正确处理这两种关系的矛盾，使阶级关系不妨碍私方人员积极性的发挥，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农工民主党四川省委主任委员刘星垣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后，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确实有了改进，但也存在距离。
他认为这种距离不能完全归咎于共产党员的作风，国家的体制也有些值得研究的问题。
他说，在行政部门共产党员因有党的具体指示，掌握政策准确一些，而党外人士那怕是负责人，也不能阅读。
党内外负责人在一起开会研究工作的时候，就常因此出现分歧意见。
这就不仅容易造成隔阂，而且造成党外人士有职无权，这是党和国家体制之间的矛盾。
民革四川省委副主任委员李紫翔、钟体乾等还就如何创造条件，消除党外人士顾虑，使他们大胆提意见，以利于整风运动的进行等问题，作了发言。

国务院任免名单
新华社11日讯
国务院在4月29日任免一批国家机关、驻外使馆和高等学校工作人员。
名单如下：
任命万枚子、包惠僧、吴藻溪、陈钧、周一志、郭秉毅、杨玉清、谌小岭、骆介子（以上按姓名笔划为序）为国务院参事；
杨克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莫燕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甘春雷、费孝通、谢鹤筹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张国藩为天津大学校长；
杨石先为南开大学校长；
李冷斋为北安农学院副院长；
涂峰为上海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郑镇为华东水利学院副院长；
杨德斋为山东农学院副院长；
冯焕文为苏北农学院院长，郭守纯、成克坚、夏永生为副院长。
免去张效曾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康润民的国务院出国工人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安若定、张志和的国务院参事职务；
彭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联邦大使馆参赞职务；
韦国清的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杨石先的南开大学副校长职务；
吴德的天津大学校长职务，张国藩的副校长职务。

对出版事务“统的过多”“管的过死”
各出版社负责人座谈出版工作中的问题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文化部和出版事业管理局结合整风，邀请北京的几个出版社的负责人座谈目前出版工作中的问题，他们在会上对文化部领导出版工作的一些缺点提出了批评。
目前社会上都指责出版物又缺又滥，认为出版物的数量、质量都不能满足读者需要。
这些出版社负责人指出，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也就是印刷、出版、发行“大一统”的办法已经不适合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新形势的需要。
这种“统一”，一方面对出版事务统的过多、管的过死，另一方面在关系协调上又不能真正 “统”起来，因而不断滋生着官僚主义，造成许多混乱现象。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说，目前的出版领导工作，就是在这种典型环境中造成了典型的官僚主义。
冯雪峰说：
出版社好像是衙门
冯雪峰认为，必须研究当前出版界问题的实质，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研究出版工作的方针任务，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出版工作的制度和机构。
他说，按着正常的道理，印刷和发行都应当为出版服务。
但目前印刷、出版、发行各成系统地统一起来，事实上形成了“发行领导出版，印刷控制出版”的局面，“出版社既不像出版社，又不像企业单位，好像似衙门”。
曾彦修说：
文化部有的领导人“文化太少武化太多”
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曾彦修在发言中，也主张积极、彻底地改变出版的体制和机构。
他批评几年来文化部对出版工作缺少切实的方针性的领导。
中宣部也很少对出版工作表示系统的意见，没看到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过关于出版方针的社论。
他说：
“出版事业管理局忙于分配纸张，围着数字、指标打圈圈，但对发展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和主要业务却很少管”。
文化部有的领导人“文化”太少、“武化”太多，对下边领导不够，却总要下级检讨，用“武化”办法来领导出版工作。
曾彦修还批评人民日报不久以前发表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稿件时，只登了他提的一些次要意见，没有把他对中宣部及文化部的意见登出来。
冯雪峰也指出，人民日报刊登的出版座谈会的稿件，并没有揭露出出版工作问题的实质。
王任叔说：
出版社经常变动合不久就分分不久又合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王任叔、财经出版社副社长常紫钟都强调发展出版事业必须重视我国出版界传统的有益经验。
王任叔指出，目前出版界“大一统”的体制实际上是在改造旧的出版社过程中忽视了过去的优秀传统。
常紫钟指出，文化部在改组原中华书局时，方针不够明确，举棋不定。
如先把中华书局改成财经出版社，后因中央指出应重视中华书局传统，又把中华书局单独分出。
现在又同古籍出版社合并，结果一个单位挂了三个招牌，中华书局原有的优点被忽视了，许多有经验的老出版工作者没有能充分发挥作用，工作中呈现出不少混乱现象。
常紫钟说：
“古语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有一个‘久’字。
我们的出版社则是合不久就分，分不久又合。”
蓝钰说：
不在于变而不乱
而在于乱而不变
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蓝钰认为现在的情况，一方面是文化部对出版工作统的太死；
一方面又是“统而不统”。
文化部只能统几个直属出版社，对于全国的出版社，实际上“统”不起来。
由于统一印刷，出版社没有自己的印刷厂，以致通俗读物出版社在北京印一个封面要两三个月，而山东省没有被 “统”的一个地方出版社印一本通俗小册子却只要二十多天。
他还指出，目前出版社按专业分工的做法也值得研究，这样做，稿子踢来踢去，作家被拉来拉去，刊物的质量降低了。
蓝钰还不同意有些领导人在讨论改进出版工作时提出应该“变而不乱”的说法。
蓝钰说，目前出版界的实际情况就是混乱的，问题不在于“变而不乱”，而是“乱而不变”。
当然，在改变中应掌握“大胆探讨，慎重从事”的精神。
蓝钰还提出了改进出版工作的建议。
他建议彻底整顿和加强国营出版社，开放一些私营出版社，彻底改变现在的出版事业管理机构，使它更有效率，真能掌握出版工作的方针政策，调整出版社间的关系。
应按文化工作的特点来确定出版社内部的体制。
此外，还应建立一个由各出版社联合组成的协会之类的组织，管理出版工作中的具体事务。
到会的出版社负责人还批评了文化部对出版社的人事工作管的过严，重资历而轻德才，以致不能人尽其用。
新华书店的负责人也批评了文化部在制定出书计划上的主观主义。
由于盲目计划，去年新华书店积存的书刊共值一亿七千万元，估计积压的书刊的价值占其中的三分之一。
文化部去年具体规定新华书店对宣传农业合作化的小册子等五种书籍印五千多万册。
但是现在有半数左右积压在仓库里。
这次座谈会是9日到11日在北京举行的，文化部还将分别邀请作家以及有经验的老出版工作者座谈出版界的问题，征求意见。

摆官架子高高在上生活特殊
江苏省一些高级干部应改变这种不良作风
新华社南京11日电
中共江苏省一级党群机关党委副书记钱育莲在最近举行的一次中共江苏省委扩大会议上，批评了江苏省一级机关一些负责干部缺乏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作风。
钱育莲说：
关于高级干部要与群众同甘共苦的要求，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时就提出来了。
可是至今一些高级干部还是高高在上，生活特殊。
南京市西康路三十三号俱乐部只有高级干部能去玩，里面还专修了一个电影院。
群众问：
高级干部为什么不能与群众在一道看电影呢？
又如十三级以上干部看病有特约医疗证，可以优先看病，而当医生照顾不周时，有的干部还耍态度。
群众对某些高级干部带着爱人、小孩坐小汽车去买东西、看戏、办私事也有意见。
钱育莲说：
现在机关中一般干部是不容易见到部首长的，有时直接与部长通电话请示问题，部长口气很不耐烦，好像不应该直接找他来解决问题。
有些干部说：
高级干部要联系群众，首先把机关干部联系好了就算不错了。
有些干部反映有位部长的爱人一年半载地请假休养，不工作，但可以看戏到深夜。
钱育莲说：
群众还反映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本来干部提升越高，说明担子越重，责任更大，但有些新提升的高级干部新工作还没开始做，马上在生活上特殊起来，架子也摆起来。
如有些干部提升后，原来住的房子好像不能再住了，而要住更好的房子。
因此，为了将较好的房子让出来给高级干部住，有不少干部只好搬家。
并且，这些让出来的房子，在部长住进去之前，总要大小整修一番。
为什么这些房子过去一般干部住得很好，而当高级干部去住时就必须修整呢？
钱育莲最后说：
江苏省某些高级干部高高在上、生活特殊的现象，近年来虽有改进，但很不彻底，因此党群机关干部希望这些高级干部通过这次整风，与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

来北京的民族工作干部座谈
反对大汉族主义倾向
编者按　最近，本报编辑部邀请来京开会的各地民族工作干部，以“如何克服大汉族主义倾向”为题，举行了一次座谈会。
现在，我们把座谈会的纪录按问题整理出来，发表在这里。
会上提出的问题，都不是定论，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继续讨论。
当前国内民族关系上的主要问题
当前国内民族关系上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到会同志的认识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有人认为，当前民族关系中的主要问题，是各民族间，特别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间存在着的事实上的不平等。
理由是：
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作为民族压迫的阶级基础，已经基本上消除了，并且90％左右的聚居少数民族已经实行了区域自治；
但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却仍然存在，并且不是短时期可以完全消除的。
如果汉族不大力帮助各少数民族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利于民族团结。
因此，今后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到首要地位。
也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没有能够充分实现，这正是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关系问题的焦点。
要想增强民族团结，就必须充分实现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
有人认为这种提法不够确切，事实上，这只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政治上的不平等未能完全消除的一个主要表现。
再一种意见，认为当前民族关系上的主要问题，是各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隔阂，而大汉族主义思想又是当前民族关系中的主要危险。
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倾向。
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虽然也存在，也应当注意防止和克服；
但是，这必须在着重克服大汉族主义的基础上去进行。
对于这一点，大家是没有异议的。
大汉族主义在目前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没有充分实现，有些自治机关名多实少，甚至有名无实。
其中最突出的是民族自治州的自治权利问题。
有些上级国家机关一直没有把自治州同一般的专署严格地区分开来，他们下达通知时，常常不经过自治州，而直接下达到县。
自治州的财权、军权、少数民族干部的职权等等问题，都长期没有得到解决。
广西省桂西僮族自治州和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过去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个问题。
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信仰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
比如，一个勘查队，去年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钻探煤藏量的时候，事先没有征询当地土族人民的意见，毁坏了一个“脑包”，而这个“脑包”，是被当地的土族人民认为“神山”的。
海南岛山区的少数民族，一般都是“靠山吃山”的，但是有些地方在封山育林的时候，却没有事先为他们寻找新的生活出路，使他们的生活一度遭受困难。
在某些有少数民族散居的地方，由于少数民族人数很少，他们的风俗、习惯不被尊重的现象，也就更加严重。
比如内地的汉民，对散居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就有不够尊重的现象。
这些情况，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民族团结，影响了工作。
大汉族主义思想是不是滋长了
座谈中大家反映，近两年来，大汉族主义的表现是增多了。
但是，这是否表明大汉族主义思想有所滋长呢？
却有着不完全相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思想和表现，是不能割裂开来看的，大汉族主义的表现的增多，就是大汉族主义思想有所滋长的直接暴露。
也有的同志认为，大汉族主义的表现，可以说是增多了，但是不同意毫无分析地说大汉族主义的思想也有滋长。
理由是：
社会主义改造使内地的汉族和散居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了。
比如，山东省的回族农民，已经有96％参加了农业社，其中，90％以上的人参加的是民族联合社。
在少数民族区进行的大规模的建设，也使得某些聚居的少数民族空前地增多了同汉族之间的接触。
如青海省的柴达木盆地，现在约有七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内地调去从事建设的汉族人。
他们多半不懂得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熟悉民族政策，也就难免发生一些民族间的纠纷和误会。
其次，近两年来，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倾向在很多地方、很多汉族干部中，一直是在逐步地克服着。
这首先表现在民族工作的成绩上。
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为例，解放初期，全国各少数民族干部共约一万多人，现在已经增加到二十二万多人，如果加上中小学校和乡级等机关中的工作人员，总数已近三十四万人。
另一方面，有些工作中的缺点，只要一被发现，就立刻着手纠正。
比如，贵州省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有些汉族干部由于不懂得苗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事先又没有很好地听取少数民族的意见，而让一些苗族人民把“马郎坡”、“养老牛”等都入了农业社。
去年，他们在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中发现这个问题后，现在很多地方已经采取了补救措施。
显然，这些事例都不表明大汉族主义的思想有了新的滋长。
因此，这些同志认为：
事实上，只是在某些地区的某些汉族干部当中大汉族主义思想有了新的滋长。
这些汉族干部，往往只是看到了过去工作中的成绩，以为这全是汉族帮助少数民族的结果，产生了骄傲情绪和优越感，在工作中便生搬硬套汉族地区的经验，不认真听取少数民族的意见。
过去在民族工作上的缺点，虽然不是全部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产生的，但这却是缺点和错误的一个重要来源。
因此，今后要想克服民族工作中的缺点，还必须从反对大汉族主义思想入手。
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来源
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来源是什么？
有些同志说，大汉族主义思想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不过，应该区分那些是自觉的，那些是不自觉的。
不然，随便扣帽子，就会伤害很多汉族干部的积极性。
因为事实上，自觉的大汉族主义，例如对少数民族公开地歧视、压迫，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思想，当前是极少极少的；
绝大部分都是犯了错误还不自知。
但是，不自觉地犯了严重错误，同样应该被看作是大汉族主义的倾向。
汉族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就应该随时随地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的特点；
考虑不周，本身就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表现。
有些同志，认为这种提法会给人一种印象：
所有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的表现，都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起不到保护汉族干部积极性的作用。
他们认为，不如把大汉族主义思想归结为两个来源：
一是历史的阶级根源——地主、资产阶级思想；
一是认识的根源——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这样既能分清错误的性质和根源，又能保护大多数汉族干部的积极性。
如何克服大汉族主义倾向
谈到如何克服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大家几乎没有任何分歧，只是彼此作了一些补充。
他们的第1个意见是：
今后应该经常进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
1953年和1956年04月份开始的全国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都曾经对纠正民族工作中的缺点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中间隔的时间太长了，有些问题没有更早地发现，更及时地予以纠正。
第2个意见，今后必须加强民族工作的宣传，大家一个总的感觉是，过去对民族工作的宣传太少了；
尤其是各民族在历史上，在祖国的各项建设中所起的作用，宣传得就更少了。
这对于克服大民族的优越感和少数民族的自卑感，加强各民族间的了解，是很不利的。
比如，过去很多报刊杂志，对于我国的游泳健将穆祥雄，就很少提到他是回族。
而注意了这方面的宣传的，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例如北京回民学院的一部分学生，在1953年以前，由于民族自卑感，走到街上连校徽都不愿意带；
后来，这个学校在体育运动方面取得了很多成绩，报纸上做了宣传，学生们就很自然地把校徽带出来了。

让人民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
范华农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和中央关于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在是新时期的指路明灯。
两个月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显得活跃起来，生气勃勃，春意可爱，盛况空前。
我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不觉心花怒放；
也有一些骨鲠在喉的感想，大有一吐为快的感觉。
“广开言路，畅所欲言”，看来已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关键之一。
但是实行起来，也着实不容易。
近来细细翻读报纸，有一总的感觉，便是“顾虑很多敞不开，墙要推倒沟要平”。
因此，我觉得“要让人民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还得加一条：
“百无禁忌”，是当前唯一的任务。
为什么人们的顾虑那末多？
为什么使人们感到有道墙有条沟？
为什么讲的不都是心里话？
就我几年来的体会说一些，请读者鉴定鉴定是不是心里话？
一、怕扣帽子，这是最普通的一种顾虑。
近年来社会上确有一种风气：
帽子太多。
这几天报纸上揭露得很多了。
我只举一件这种风气深入农村的例子：
我有一个为人十分老实的亲戚（小职员）回到家乡和一个富农分子（现早已摘掉帽子，成为老实社员）喝了一次酒，这个乡村的党组织居然写了信反映给他的机关说他“落后”，吓得他不敢回家乡。
后来经过调查，证明反映的并不确实。
二、怕不全面。
说话、写文章、提意见，要求有全面观点是对的。
但似乎有一种“求全责备”的社会风气，渐渐养成了说话、写文章、提意见有一套模子：
“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存在的……”，不合模子便是不够全面，说的话不愿听，写的文章无处发表，提的意见不受重视。
前几年我在北京写了一个意见书，大声疾呼建议取消供给制实行工资制，送给几个高级干部看，回答我的态度似乎嫌不全面，我感觉有些凉意，便也不敢往上拿了。
后来中央决定全面实行了工资制，我一面高兴，一面惭愧自己勇气不够，但同时也感到社会风气的可怕。
还在去年07月，我为了响应“百家争鸣”的号召，写了一篇“百家争鸣与改善风气”一千字的短文，宗旨是反对“权威思想”与“八股作风”，数处投稿，自然首先是投人民日报，结果大概是不对模子，都退了回来。
在这里不能不回想当年民主运动配合解放战争的时代，我也忝为一个积极的撰稿人，不免有些伤感，是不是自己思想落伍了呢？
实有不敢动笔之感。
我很同意这样的说法：
“只谈一面未必片面，面面罗列也未必全面”。
三、怕不识时务。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被人理解为“看风使舵”，我认为实在害人不浅。
马寅老慨乎言之：
最使人生气的有那么一种人，他们见风使舵，看着共产党员的脸色行事（大意）。
我们不能不承认社会上有那么一种人，也不能不承认有一些共产党员确实也喜欢那么一种人。
中国古语“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我以为固然诺诺谔谔应该兼收并蓄，才显得国家网罗天下英才之广，但八年以来，个别场合过分重用诺诺之人，冷落谔谔之士的现象，我看到的也不在少数。
四、怕相应不理。
我们不反对尊重知名之士、代表人物，不反对重视他们的意见和文章。
但是反对对无名之士的意见和文章相应不理的态度。
我们曾看到报刊上有一些文章实在空洞无物，因为知名，有稿必登。
新作家之出现还不够多，恐与此风也有关系。
我们也曾看到人民政府有些领导人员对群众意见有相应不理的作风。
我自己就碰到过不止一次，例如我曾根据几年来工作经验，花了一年工夫，写了一个“关于提高政府机关工作效率”的报告送给前政务院秘书长，按照我的想法，得到一封这样的回信：
“你的意见精神很好，已留作参考”，大概是情理之中的事。
事实是相应不理。
怎么不令人有些不舒服。
五、怕对共产党说有些党员不好。
我认为这是群众同党员之间的一道墙和一条沟。
大家公认，绝大多数的党员是好的。
大家也知道，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党员八项条件何等严格。
我们要争取入党又是何等艰巨。
怎么敢说党员不好？
虽然亲眼看到个别党员和少数党员确实作风不好，有的甚至品质也不够好，有时领导上也承认这些情况，但是在领导面前，在群众面前，无论如何也不敢说这个党员不好，那个党员不好，只好含含糊糊，嘀咕一番而已，有的连嘀咕也不敢。
只有在党员领导干部批评这些党员的时候，内心作鼓掌称快的活动。
这种心理，从非党一般干部到非党领导干部，我想都有。
譬如，你看到有的党员“蹬了毛厕不拉屎”（太不称职之意），有的党员确实脑子生了锈，有的党员外行偏要充内行，照你的意思最好要发作一番，但是一想你还不够一个党员呢，还是明哲保身为妙。
论我自己，还算胆子大的一类，有时也敢批评批评党员干部（自然对非党干部批评的胆子更要大些），但是反映传来，说我为什么专与党员为难？
轻轻一语，好不令人毛骨悚然。
幸而我还经得起考验，没有吓倒。
但是终究还有些墙沟之感。
自然，要推倒墙、填平沟，是党员和群众双方的责任。
但我的意见希望党员更要主动些。

邮电部干部揭发党内宗派主义
非党干部有职无权　党员干部自视特殊
批评有些党员不懂技术业务，不学习，只凭老资格进行领导工作
本报讯
为吸取党外意见，顺利地开展整风运动，中共邮电部党组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指示，从上月下旬开始，采取小型座谈、个别谈心等方式，检查揭发了邮电部合作共事关系上存在的问题。
在检查中，许多非党干部情绪十分高涨，有些人从他们的切身体验出发，提出：
“自己还是有职有权的”，“有些地方党群关系基本上是正常的”。
同时，更多的人坦率地、尖锐地批评了邮电部门党组织及某些党员的宗派主义思想作风。
部长领导处长？
还是处长领导部长？
非党干部在负责岗位上不能积极、认真负责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关键问题是有职有责而无权。
有人认为：
邮电部非党部长权不够的具体表现是许多部务会议流于形式，党政不分，党组代替行政的工作，有些不需要在党组会议上讨论的问题，也在党组会议上讨论。
有许多可以事先让党外部长知道的事情，非党部长不知道，而党员司、局长都知道了。
因此，有些部务会议，党员司、局长都没有兴趣参加，只派秘书参加。
有人说：
党员负责干部对朱学范部长尊重不够，有些问题，非党部长说了不算，党员处长说了算，如关于成立教育科的问题，朱部长已经批准了，但是，劳动工资处共产党员的副处长不同意，结果就没有成立；
再如“三反”时，邮电部决定开除一个干部，朱部长不同意，而监察室共产党员副主任坚持要开除，结果还是开除了。
究竟是谁的职权大呢？
谁领导谁呢？
有人说：
有些问题是先经过党员副部长签字，然后再交给朱部长；
有人说：
有一次，朱部长在局长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是念的稿子，念完以后，又补充了他个人的意见，为什么大会总结报告没有包括他的意见呢？
有人说：
非党局长不敢大胆处理问题，要看党员局长的态度，党员局长点头了才敢去作。
有人说：
邮政总局有一位非党第1副局长批了公文，甚至已经打印了，党员第2副局长要抽回来，有些又不和他讨论，就重新审批。
还有人说：
党员一般干部对非党领导干部也不够尊重，认为他们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很少向他们请示报告。
更多的人概括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党员与非党员的意见有不同时，不管谁的对，要以党员的为主，有些意见虽然是一致的，但是，说出来以后，效果却不一样。
还有一位主任工程师认为：
非党干部的作客思想是党员招来的，他批评党员领导干部对他的使用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他举例说：
要我随同出去开会，事先都不知道往那里去，去了干什么，也不知道。
有时去了不让我们发言，这叫我们怎么树立主人翁思想呢？
非党领导干部这种有职有责而无权的情况，已使工作受到了损失。
有人举了这样的例子：
杭州电信局合理化建议试制小交换机，当时长途电信总局二位非党副局长和一位非党副处长决定要把杭州的合理化建议提高、改进以后，在北京电信局试用，但是有一位党员处长不同意，并粗暴地说这是“标新立异”。
后来这一位党员处长自己带了工作组出去搞了一套，回部后又花了三十多万元设置了十个交换机发到各局使用，结果有的不能用，有的即使能用，效果也不好。
和党的政策接触是温暖的
和党员接触是冷淡的
有人认为：
邮电部党与非党合作共事中，普遍的情况是：
客客气气的关系，不是诚诚恳恳的关系，和平共处，相敬如宾，不是面对面，心对心。
使许多党外人士感到：
“和党的政策接触是温暖的，和党员接触是冷淡的。”
有人举出这样的例子：
在工作中非党员与非党员有不同意见，可以争得面红耳赤。
但是，和党员研究工作时，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没有争论；
党与非党干部只有工作上的关系，一走出办公室，党员与党员一道，非党员与非党员一道；
非党干部与党员干部同住在一个院子里五、六年，不相往来；
有些非党同志在路上碰到党员同志，拐弯就走了。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呢？
有人做了分析，他们说：
非党员和党员交朋友有顾虑，他们怕说错了，提到政治上来，将来被收拾。
还有人举了肃反中的例子：
有一个非党同志平日爱说怪话，并没有其他问题，但在肃反中被斗争，说他说怪话就是对党不满，对党不满就是站在反革命方面，站在反革命方面，就是希望蒋介石回来，就是反革命，这样还有谁敢和党员来往呢？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许多人还批评了有些党员“骄气十足”“盛气迫人”的思想作风，因此他们认为这也是非党干部不敢接近党员的原因。
有人说：
党员的脸上虽然没有写上“共产党员”的字样，但是，有的党员你一看就知道他是党员，因为他既不是处长，也不是科长，他可以随便训斥人；
有人说：
谁不理人了，谁就成了党员了。
有一个工友盛气凌人，脾气很大，人家都说他是党员。
另外，还有人批评了有些党员的老资格思想，他们认为这些人一不懂技术，二不懂业务，三文化不高，四不钻研，五政治学习差，将来他们只好靠历史、资格来领导。
待遇不公，党员特殊
在评级评薪、安排使用、生活福利等等问题上，非党员与党员不能享受同等待遇，党员处处特殊。
这也是大家揭发的中心问题之一。
有人说：
调整工资党员调整得多，非党干部五、六年也不调整一次；
党员与非党员作同样的工作，党员的工资就高些；
有人说：
党员提拔起来快，非党员就不然，几次整编，党员处、科长调到下面去就是副局长，而非党处、科长调下去就是副科长，一般干部调下去，是党员就当副科长，不是党员就仍然是个一般干部。
还有人说：
甚至住房问题也有区别，非党员的房子不管如何挤，如何小，总是不得解决，党员的房子很容易解决；
再有人说：
一个党员的爱人要求调动工作，不到一个星期就调来了，可是一个民革成员要求解决他爱人的工作问题，不知提过多少次意见，也不得解决。
事实上，并不是不能解决，主要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员。
群众认为：
这些虽然是小问题，但也表现了某些党的领导上的宗派主义情绪。

中罗人民情深谊厚如兄弟
在罗大使的招待会上
帕伏列斯库主席的讲话亲爱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志，亲爱的彭真同志，亲爱的同志们：
请允许我代表罗马尼亚国民议会和布加勒斯特市人民会议代表团的全体同志对你们盛情的邀请和热情的接待表示深深的谢意，我们把它看作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对我国人民兄弟友谊的表现。
我们这次是带着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全体劳动人民的友好和兄弟般的情意，为了了解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并学习你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的宝贵经验而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罗马尼亚人民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健壮的、是日益繁荣的，因为人类的春天——社会主义——在我们两国肥沃的土地上是根深蒂固的，并把我们团结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指导我们遵守“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原则。
在我们的访问期间，使我们有机会了解中国人民的伟大成就。
你们在工业、农业、文化和提高生活水平方面的进步是很显著的。
你们在和平的建设事业中所获得的胜利，像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的胜利一样，更鼓舞了我国人民为建设新生活而进行斗争。
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参观了北京、沈阳、鞍山、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城市的重要建设项目和机关，如庞大的钢铁联合厂，纺织工厂、造船厂、武汉的长江大桥、农业生产合作社、展览馆、大学、名胜古迹、革命斗争的遗迹，同时我们也欣赏了贵国的优美风景，我们体会到全体中国人民对人民民主政权的真诚拥护，他们越来越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执行过程中，你们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办法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在这个时期里，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
我们特别牢记着你们在解决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以及与民主党派的合作问题方面的创造性。
同时，我们也牢记着你们在为了把全体中国人民的团结一致提到更高的水平所进行的斗争中，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特有的办法。
这些都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条件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的强国，享有高度的国际威信，它所奉行的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坚定政策是保障亚洲和全世界的稳定形势和安全的有力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苏联一道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创议来保证全世界和平与和平合作的巩固。
对人民中国执行敌视政策的帝国主义集团是绝不会给本国与和平事业带来任何好处的，因为没有像中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参加，任何重要的国际问题的认真解决是不可想像的。
我国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力量一道，过去和现在都一直支持中国恢复它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和解放中国的领土台湾。
社会主义——全世界劳动人民把自己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理想之上，在苏联获得了胜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在欧洲和亚洲的人民民主国家中正在沿着这条道路胜利地前进。
帝国主义反动集团妄想分裂这个每日每时都在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世界的企图是枉然的。
尽管帝国主义这样打算，但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一致是在不断地增进和巩固着。
罗马尼亚人民沿着胜利的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前进，在较短的时期内，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变为具有不断发展着的社会主义工业、农业，以及繁荣的科学和文化的国家。
我国人民以忘我的劳动来消除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困难，这些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
目前，我国人民欢欣鼓舞地为实现罗马尼亚工人党第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劳动着。
在国际上，我国政府执行和平和国际合作的积极政策。
我国人民认为用一切力量为了以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首的伟大社会主义阵营的不断巩固作出贡献是他们的最高任务。
请允许我举杯
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繁荣，
为了勤劳而天才的中国人民，
为了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兄弟般的、永恒的友谊和富有成果的合作，
为了英勇的中国共产党，
为了人民中国的英明领袖，
为了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领袖毛泽东主席，
为了我们敬爱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志，以及你们全体同志的健康而干杯！
刘少奇委员长的讲话亲爱的大使同志，亲爱的康·帕伏列斯库同志，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又有机会和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布加勒斯特市人民会议代表团的全体同志欢聚一堂，感到特别亲切。
代表团同志们在短短的时间里，参观访问了我们的一些城市、农村、工厂、学校，同我国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亲切的交谈，我们感谢你们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伟大的罗马尼亚人民的兄弟友谊，同时我们相信，在代表团同志们访问的过程中也会亲身看到中国人民对罗马尼亚人民所怀的兄弟的深情厚谊。
我们中国人民十分珍视同罗马尼亚人民的亲密友谊和团结。
这种友谊和团结是符合中、罗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
我们的友谊越深厚，我们的团结越坚强，就越有利于推进我们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越会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事业。
亲爱的同志们，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全中国人民衷心地祝贺罗马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更光辉的成就。
同志们、朋友们，
让我们举杯：
为中、罗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和团结，
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伟大团结，
为世界和平，
为康·帕伏列斯库同志和代表团的全体同志们的健康，
为以乔治乌—德治同志为首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的领导同志们的健康，
为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彼·格罗查同志的健康干杯！
（新华社讯）

乌布利希在选民大会上说
原子武装把西德变成火山
阿登纳政府害怕德国的和平统一
据新华社柏林12日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1副总理乌布利希5月10日晚上在来比锡一个有五千人参加的选民大会上发表了有关当前的德国局势问题的讲话。
他还在大会上回答了选民所提出的问题。
他指出：
把西德变成原子战争基地的做法并不会构成有效的威胁，实际上倒是把西德自己变成了一座火山。
乌布利希说：
西德政府之所以实行原子武装政策是因为“它害怕自己国内的劳动人民”。
他又说：
“阿登纳政府最害怕的是通过两个德国之间达成谅解的道路实现德国的和平统一。
这样的统一意味着军国主义的被压服”。
在谈到西德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反对进行原子武装的声明时，乌布利希说：
“这是完全正确的”。
他接着指出遗憾的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目前只关心怎样进入联合政府，而还没有准备支持一个有组织的人民运动。
乌布利希在选民大会上还谈到了民主德国6月23日的选举、提高工农业生产和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问题。
选民大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拥护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将提出各党派联合候选人名单的决议。

伏老将访越南
新华社河内12日电“人民报”今天发表主席府的通告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应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主席的邀请，将在最近期间访问越南。
越南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孙德胜在“人民报”上发表文章欢迎伏罗希洛夫。
他说，这位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杰出领导人访问越南，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这不仅将加强越苏友谊，而且将使社会主义阵营更加坚强。
孙德胜说，越南人民对苏联在日内瓦会议上所起的作用和在越南恢复经济工作中给予越南人民无私的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孙德胜最后说：
“亲爱的伏罗希洛夫同志，越南人民将以最热烈的友情来欢迎你！”

匈牙利国民议会会议闭幕
代表一致赞成工农革命政府工作通过新的国徽及红白绿三色国旗
新华社布达佩斯12日电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会议已经在11日闭幕。
去年10月事件后第1次举行的这次国民议会会议进行的情况表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受到了议会代表们普遍的拥护和信任。
会议从5月10日起开始讨论卡达尔总理在5月09日开幕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工农革命政府的工作总结报告。
讨论时发言的十多位代表都表示拥护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并且对工农革命政府成立后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示满意。
此外，绝大多数代表还指出了去年10月事件的反革命性质，并且对从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威胁下拯救了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表示感谢。
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基什和工农革命政府财政部长安托什在发言中还分别谈到了党和政府的文化艺术政策和目前国家的经济情况。
基什在谈到党和政府的文化艺术政策时说，匈牙利也将实行中国那样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必须保证人民敌人没有任何可能利用这个政策来影响匈牙利文化的发展。
在讨论结束的时候，卡达尔总理发了言。
他说，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在主要问题上都取得了一致的认识。
代表们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是一种健康的现象，不同的意见经过讨论后达到一致，这必须成为匈牙利国内政策的基础。
卡达尔总理指出，发言的代表们对政府的措施的一致拥护表明，匈牙利国家是在健康的基础上发展着。
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是对政府的最高奖赏。
他要求代表们努力帮助政府实现国家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并且号召他们和全体匈牙利劳动人民继续对国内外敌人提高革命警惕性。
卡达尔总理还谈到了活跃爱国人民阵线的工作的问题以及对待10月反革命事件的参加者所应采取的态度和关于某些商品涨价等问题。
会议一致通过了卡达尔的报告，赞成工农革命政府成立以来的工作。
最后，会议经过简短的讨论以后，一致通过了修改共和国宪法的个别章节的法案。
根据法案，国家最高行政机构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
会议通过了新的国徽及红白绿三色国旗，并且决议把本届国民议会代表任期延长两年。

印巴两国纪念反英起义一百周年
尼赫鲁重申反对外国统治和使用核武器巴基斯坦公众谴责美国和军事侵略集团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人民从10日开始纪念反英大起义一百周年。
1857年05月10日，反对英国统治者的起义在德里附近的一个市镇密拉特爆发，然后蔓延到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陆的其他地方。
在这次起义中，穆斯林同印度教徒一起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进行了斗争，许多人献出了生命。
印度主要政党国大党、共产党和人民社会党在德里举行了大会、示威游行和其他纪念活动。
尼赫鲁总理在国大党举行的一次大会上发表了演说。
他说，印度决不接受外国的统治，也决不在优势的军事力量下屈服，即使必须用棍子、石块和拳头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也在所不惜。
尼赫鲁又说，只要印度在经济上不能独立，它就永远不能独立，因此，印度得建立重工业。
尼赫鲁又一次表示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
他说，世界今天将在氢弹和和平共处之间作一选择。
尼赫鲁还谴责英国人“分而治之”的政策。
他说，英国人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分开，使他们互相敌对。
这是英国人能够征服印度的秘诀。
印度共产党在甘地广场组织了另一个盛大集会。
人们歌唱了赞扬普通印度人反抗英国军队的光荣事迹的歌曲，并且朗诵了爱国诗。
带红帽的人民社会党党员们另外在红堡前面举行集会。
他们要求把当时的英帝国主义者的雕像从德里拆掉。
印度所有重要的暴动中心和地点也都举行了群众游行和群众大会。
在燃起第1个暴动火花的密拉特，举行了示威游行和公众大会，晚间还燃放了焰火。
巴基斯坦各重要城市在10日举行游行，人们还在清真寺里为殉难烈士祈祷。
巴基斯坦国民党领袖米安·伊夫蒂卡鲁丁在卡拉奇的一个群众集会上说，正当巴基斯坦全国纪念1857年起义一百周年的时候，巴格达条约理事会会议在巴基斯坦举行，这简直是对历史的嘲笑。
伊夫蒂卡鲁丁说，今天反对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是巴基斯坦人民的责任，美国力图通过经济和军事援助统治弱国。
另一个国民党领袖吴·穆·赛义德鼓励人们在这一天立誓对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05月09日在卡拉奇开幕的巴基斯坦国民党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巴基斯坦政府放弃它目前的“屈从外交”、奉行一种不参加集团的独立政策。
决议反对巴基斯坦参加军事联盟和“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集团”。
卡拉奇公民自由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为了支持公众提出的巴基斯坦应该退出巴格达条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要求，从7日起在总统府门前实行绝食。
参加绝食的已经有八个人。
他们要求取消将自6月03日到5日在卡拉奇举行的巴格达条约理事会会议。
他们在一篇声明中说，“我们发誓，即将在巴基斯坦举行的巴格达条约会议只能在我们的尸体上召开，我们以参加绝食来纪念1857年反英大起义一百周年”。

吴努访问泰国
据新华社12日讯
缅甸总理吴努为参加泰国的庆祝佛教纪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已经在5月11日应泰国总理銮披汶的邀请到达曼谷。

我国足球队
在雅加达初赛失利
新华社雅加达12日电
中国足球队同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5月12日在雅加达举行了世界足球锦标赛的预赛。
印度尼西亚队以二比零胜。
上半场结束时，双方打成平局。
但是，在下半场中，印度尼西亚队中锋拉曼连续踢进两球因而获胜。
两国足球队还将在中国举行一次比赛。
印度尼西亚队是否在预赛中确取胜利，将要看下次比赛的结果而定。
如果是中国队获胜，将考虑进行第3场比赛。

波捷德三国议会主席团联合声明
必须加强华沙条约组织防卫力量
要求欧洲各国反对用核武器装备西德
新华社柏林12日电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三国议会主席团会议已经在5月11日结束。
三国议会主席团联合声明也在这一天在波茨坦的齐齐林宫（1945年苏、英、美三国政府首脑波茨坦会议的集会地）签了字。
三国议会主席团在联合声明中谴责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在原则上决定了以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装备西德，并且说，“我们欢迎和支持一切抗议在西德领土上驻扎原子武装部队的言论，并且要求所有欧洲各国的人民、议会和政府坚决反对这种政策”。
三国议会主席团也谴责西德对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疆界以及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安全、对苏联和其他国家所作的复仇主义的恫吓，它们“坚决地重申：
波兰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现有疆界是最后划定的和不可侵犯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安全和不可侵犯性是维护欧洲和平的不可动摇的条件。”
“鉴于北大西洋集团的扩张和进行原子武装的危险，会议的参加者一致认为：
华沙条约是欧洲人民和平生活的保证，必须尽一切力量进一步加强华沙条约组织的防卫力量”。
联合声明表示，三国的议会将在今后“尽一切力量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团结，促进它们相互间更紧密地合作。”
声明认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实行裁军、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
作为走向禁止核武器的第1步，是停止试验这种武器。”
会议的参加者反对欧洲“原子能联营”和“共同市场”之类的条约，反对人为地分裂欧洲大陆。
他们支持建立一个有效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认为这一体系将有利于欧洲基本问题、特别是德国统一问题的解决。

白费劲　方成

苏军战士见义勇为
乌苏里江上营救我同胞
新华社哈尔滨12日电
09日上午，在距离黑龙江省饶河县城不远中苏两国共有的乌苏里江江面上，两只坐有我国勘测队员运送物资的小船和一只饶河县农民运土豆的小船，突然遇到了大风。
一只小船在江心下沉，另外两只小船漂到苏联境内的岸滩上，船里也灌进了水。
苏联边防军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出动汽船前往江心营救，在沉船上救出一名勘测队员。
当天晚间八时，五个遇险被救的我国勘探队员和农民已被平安地送到饶河县城，落水的物资和仪器也差不多全部被捞出。
只有一名落水的勘测队的民工，经过苏联边防军战士在水中打捞了八、九小时，还没有找到。
10日上午，苏联边防军继续派出船只帮助寻找那名民工。

苏联建议日苏联合向美英呼吁缔结关于立即禁止核武器协定
新华社12日讯
据塔斯社11日讯：
苏联驻日本大使捷沃西安5月09日向日本首相岸信介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苏联政府在备忘录中建议以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的名义，联合向美英两国政府呼吁缔结关于立即禁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协定，或者那怕是缔结关于在规定的期限内停止这种试验的协定。
苏联政府还表示准备研究任何其他目的在于有效地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共同步骤。
这项备忘录叙述了苏日两国政府最近就禁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问题交换意见的情况。
备忘录说，3月09日，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曾经交给苏联外交部一份日本政府的照会。
照会指出，苏联试验核武器没有经过预先通知，日本政府在照会中要求苏联政府以后停止试验任何种类的核武器。
苏联政府在3月29日复照日本，声明苏联一贯主张完全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主张在各国军备中取缔这些武器，并且准备在其他大国一担当起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这种义务的时候，就立即放弃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
为了最快地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苏联政府还向联合国提出把这个问题与总的裁军计划分开来加以单独解决的建议。
由于拥有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西方国家，不表示准备接受上述的苏联建议，苏联政府提出缔结关于在规定的期限内停止试验这类武器的协定作为完全禁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第1步。
但是苏联政府的这个建议直到现在还没有获得西方国家的支持。
西方国家对苏联建议的这种态度，使得苏联为了巩固自己的安全，不得不对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给予必要的注意。
04月20日，日本驻苏联大使门胁季光在同赫鲁晓夫的谈话中又提到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在谈话中主张苏联和日本向美英两国共同提出关于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以及停止这种武器试验的问题。
门胁季光声言苏联和日本在争取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以及停止这种武器的试验的斗争中目的是一致的。
备忘录说，苏联政府考虑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对日本政府的立场予以公正的评价，提出了上述建议。

英国母亲的声音
敦促麦克米伦访苏求和平
本报讯
同苏联进行认真的协商、迅速达成禁止核武器的协议，已成为英国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
这里转载的是一封发表在5月04日的英国“工人日报”上的一位普通英国妇女的信。
它表达了母亲们的共同的感情。
信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麦克米伦先生：
请允许我以三个孩子的母亲的身份请求你立即与苏联谈判，达成停止氢弹试验的协议，免除战争威胁。
如果政治家们的行动意味着我们的孩子、孙子、曾孙将成为残废和遭受痛苦的疾病的话，我就不准备再沉默了。
我们有了这些武器并不能使我感到放心些。
氢弹的试验会给母亲们和将诞生的婴孩招致说不尽的痛苦的遭遇。
我生于第1次世界大战；
我的女儿生在第2次世界大战；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制止战争，否则人类似将无希望。
麦克米伦先生，请到苏联去，访问苏联人民，并且带着一项真正意味着“我们时代和平”的协议回来。
　梅·希尔夫人

道比揭发前纳吉政府背叛人民的罪行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12日电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9日在国民议会会议上进一步揭发了前纳吉·伊姆雷政府在去年10月事件中的背叛人民民主制度的行为。
道比在人民共和国主席团自去年08月议会休会以来的工作总结报告中说，在去年10月以前，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已经采取了重大步骤来纠正错误，加速社会主义的民主化。
在8月国民议会会议以后，主席团便根据党提出的好的建议进行工作，我们准备在10月29日召开国会会议，但是由于反革命事件而未能实现。
主席团根据宪法，于去年10月24日选举纳吉为部长会议主席，25日又选举了由二十四人组成的部长会议，后来补选了两个国务部长。
那时，已经可以看出政府领导人想在较小的圈子里处理国家事务，后来，他们又取消了各部部长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只剩下了主席和三个国务部长。
此外，又任命了六个新成立的党派的代表为国务部长，并任命马勒特为国防部长。
马勒特并不希望保持人民政府，这一点纳吉知道得很清楚。
与纳吉当选为部长会议主席的同时，国家还有军队、警察和保安队，如果纳吉当真有心要保卫人民政权的话，他也可以让大部分军警坚持下来，但是他采取了瓦解军警的措施。
道比说，卡达尔一再要求反对白色恐怖，而纳吉之流却根本不提这回事，当卡达尔看到根本不能指望纳吉政府打败反革命时，他采取了行动，他同几个忠实的政治朋友去访问苏军，请求援助。
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匈牙利人民，因此，现在匈牙利才有了人民政权。
在多党制下，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有先例可援的，但是必须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图，而纳吉之流并不要求有这个保证。
纳吉政府向右转是怎样出现的呢？
首先是排斥共产党的专业部长，进一步地进行反苏活动；
其次是筹划建立以马勒特为首的军事专政；
再次还表现在对各种党派的处理上，特别注意明曾蒂的党，想请他们参加政府。
纳吉想通过明曾蒂来与右派交朋友，最后他在广播演说里要求把土地权还给地主。
反苏的重要步骤是宣布中立，纳吉之流准备得很好，在会议上作了决定之后，立即就分发原先已经印刷好了的传单。
另一个重要步骤是，要求联合国保证匈牙利中立，退出华沙条约。
纳吉政府是以反革命为基础的，所以最后必然要走到失败地步。
我回到了办公室以后，再也没有请我去参加纳吉内阁会议，国会中出现了不认识的人，我一再听说，有人主张摆脱我。
在11月04日天亮以前，我被一个霍尔蒂军官带进了一间地下室。
还没有弄清究竟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苏军就出现了，纳吉已经走到南斯拉夫大使馆去了，反革命在国会大厦中结束了。
纳吉政府显然已经危害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家和社会制度，主席团于是在11月04日撤销了对纳吉政府的信任，解散了这个政府，并且根据宪法任命了卡达尔为总理、明尼赫为副总理。
道比说，根据我在去年11月04日以来和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一起工作的体会，我相信他们有决心从过去的成就和错误中吸取教训而订出政策。
工农革命政府的成立，在匈牙利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新的萌芽
——介绍一个全部民族交响乐音乐会李凌
好些日子我没有去看交响乐队排练了。
我知道，他们正兴致勃勃地为人们安排一次新的、美好的演出；
这也是北京前所未有的、采取卖座形式演出全部中国交响乐作品的音乐会。
年轻时候，常常幻想：
如果有一天我们能有一个交响乐队多好？
如果能有自己的交响乐作品呈献于人民和国际朋友面前又是多好呢！
这种愿望，一直占据了好些人的心头；
常常给人一种鼓舞力量。
路是如此崎岖，艰难。
解放前的上海工部局（后改为市政府）乐队最初是外国人的；
马思聪等人于1940年左右在中苏友协的赞助下成立了“中华交响乐团”（后改隶伪教育部），这些团体也曾在荒芜的土壤上播下了一些种子，开始了自己民族的交响曲创作。
然而，那是多么艰辛呢！
那些辗转于高压和贫困之下工作的朋友，是多么痛苦！
一个在乐队拉小提琴的青年，曾在墙上贴了几句诗句来描写当时的心境：
“在这里，就连石头也会哭泣的。……”
只是解放以后，我们才能自由地，壮阔地，勇敢地来思考这个问题。
于是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多到十六、七个。
人们听到了世界著名的歌剧选曲、交响乐曲，也听到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乐曲。
而今，要开始以介绍全部民族交响乐的形式出现了。
我不想评述这些新作品的得失，我只想向大家报道这样的一个喜讯，它一共有十多个作品。
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第1次和我们见面；
他们是如此年轻，如此众多，如此真诚地在民族艺术的园圃里垦植播种、发育、滋长，仅仅这一点就会使人欢笑了！
我曾描写过那交响乐的天地是音乐的海洋，也许我们这个新的海洋还不够宽阔、深远，然而每一个关心这些新苗的听众，也常是督促和鼓励这萌芽的事业向前的极大动力。

“沙恭达罗”排练场上的一段对话
世界文化名人、印度古代诗人迦梨陀娑的印度著名诗剧“沙恭达罗”，5月07日起在北京正式公演了。
04月27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曾邀请印度大使拉·库·尼赫鲁和夫人及使馆人员观看“沙恭达罗”的化装连排。
下面是看完戏后座谈中的一段对话：
拉·库·尼赫鲁大使问：
“这是中国第1次排演印度戏剧吗？”
扮演沙恭达罗的演员白珊说：
“是的。”
导演吴雪随即接着说：
“不。
据吴晓铃先生谈，1925年泰戈尔来北京，庆贺他的六十寿辰时，在协和医院的礼堂曾演过一次印度戏；
演的是泰戈尔的剧本‘齐德拉’，当时，参加演出的有丁西林、徐志摩、林徽音等人。
但那不是公演。
另外，女作家谢冰心在燕京大学时，也曾上演过泰戈尔的戏。”
大使夫人说：
“我们希望，以后在印度也能上演中国戏！”
拉·库·尼赫鲁大使又说：
“这个戏可以公演了，从技术上看没有什么问题，非常成功。
演员的表演和布景都很好。
在欧洲各国也演过这出戏，人们都很喜观沙恭达罗。
这次在中国的上演，不仅传达了‘沙恭达罗’原作的精神，而且富有东方的色彩。
这个戏毕竟是在中国演出，还有中国的特点；
这是合理的。
（张付吉）

·沙恭达罗速写·
叶浅予
向沙恭达罗求爱
沙恭达罗被遗弃

“相府门前七品官”
吴祖光
在今天我们任何一种工作岗位上，为了使工作做得更快更好，我们有必要随时随地去找一些“窍门”。
根据这些年的社会经历，在我们的生活里，不找“窍门”也不行。
先说说“打电话”吧。
做一个社会上的人，谁也不免得有些朋友，有些兄、弟、姊、妹或是其他的亲戚之类；
有了这些关系，也必然得有一些交往，于是也就不免要打打电话。
可是今天打个电话也不简单。
电话的发明和使用原该是图个快速方便，然而今天许多接电话的人都是用刁难和不必要的繁琐来使用这种交通语言、思想的利器的。
谁都有往机关或机关宿舍里打电话的经验，接电话的对方的好整以暇的态度简直是你难以想像的。
问你是哪里？
叫什么名字？
找谁？
有什么事？……几乎把祖孙三代都要问到，最后给传不传好像还得看他高兴。
自然，假如你是为了公事打电话，抬出机关的招牌就好说话些。
可是谁不有点私事呢？
谁能永远谈工作，谈任务呢？
所以为了无关公事而打电话的时候，碰到这样的盘问，就总觉得有点理屈；
理屈则气不壮，于是碰到的刁难就越大。
为打个电话而生一肚子的气是常事。
常言说得好：
“溺还能把人憋死？”
打电话还是有窍门的，这个窍门叫做“以大压小法”。
说来简单，电话打到科里你就说是所里；
打到所里，说是局里；
打到局里，说是部里；
打到部里，说是院里……以此类推，见风便长；
话到即传，万试不爽。
本来么，电话，电话，有声无形；
虚报一下字号，免得浪费时间，有什么不好。
妙在是这样说了之后，一般的是对方决不再多问什么了。
原因是：
接电话的人怕上级。
抓住这个关键，就能打通电话。
“媚上者必然欺下”，这就是为什么打不通电话的原因。
关于电话，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去年我到昆明，想打个电话给在云南省委机关工作的妹妹；
但是找不到电话号码，电话簿里没有中国共产党省委的电话。
打听住处的服务人员才知道省委的电话是“保密电话”。
自然后来还是找着了的，但是我实在不明白电话有什么“保密”之必要？
尤其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党，是和全国人民共呼吸的党，为什么连这一和人民通消息的电话都要“保密”起来？
可能某些部门，某些首长的电话要“保密”一下，但是就何以一个可以公开的电话都没有？
连电话都不许人民打进来，又如何谈得到联系群众？
相反地倒真有些“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味道。
后来有人告诉我这可能也是一种“制度”，全国都是一样，不仅云南一省。
我查了北京的电话号簿，果然是也查不到北京市委和各区区委的电话。
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电话就更不用说了。
由这里我又想到另一件事情。
也是去年到昆明去，为了工作的需要我去了几次云南大学，碰见了分别二十多年现在云南大学作教授的老同学们；
大家自然非常开心，有一位教授约我无论如何在离开昆明之前到她家里去坐坐。
和儿时游伴在一起坐坐是“人生难得几回再”的乐事，我在临行头一天早晨绝早起来，沿着翠湖散步到云南大学；
谁知走到门口便被看门的给挡住了。
我说明来意，得到的答复是三个字：
“不见客”。
看门人脸上的表情冷若冰霜，决无讨价还价之余地；
访友原为高兴之事，犯不上为这吵架生气，我只好默然而退。
自然这事情又给我一个不明白。
连监狱都能接见犯人，这个“不见客”又是一种什么制度呢？
好吧，就算是“关门制度”吧。
更不明白的是我去过几次云南大学，门口站的同是这位看门人；
就是他曾为我热情地指过路的，但是这回为什么一下子就变了脸呢？
在低头忧郁地走回翠湖的路上时，我忽然想明白了：
前几次我是坐了小汽车去的，最后这一次我是步行去的。
问题就在这儿了，看门人“认车不认人”。
他知道坐汽车的不是首长，必是贵宾；
那么走路的不是人民，便是群众；
在“最高学府”里受到这样的待遇真叫人感慨无穷。
事实上这也不是云南大学一个地方的事情，这些年来所到之处，十之八九，小汽车是兼有通行证的作用的。
这就不像打电话那样好找窍门，打电话只有声音，而小汽车则不简单也。
机关里的某些接电话的人，某些看门人的一些上述的面貌和形象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京剧“打严嵩”中的严侠来，这位“相府门前七品官，见他容易见我难”是旧社会里趋炎附势、谄上欺下的典型人物。
然而千百年来阴魂不散，到了解放后的今天还是根深叶茂的。
严重的是这种精神，这种意识偏偏不是首长们所能接触和体会得到的。

街谈巷议
“街谈巷议”，顾名思义是一些普通人的随便谈心。
这里没有长篇大论，也不是精心巨制，只是左邻右舍大家谈谈公益事，话个家常。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
我们很想学习古代“采风”的精神，将这一块篇幅贡献于读者之前。
　——编者
为什么非坐小汽车不可？
现在咱们的小汽车可真多。
您不信到街上瞧那么一会，包您数也数不过来。
星期天上王府井百货大楼或是中山公园。
嘿，就甭提了。
拖儿带女，老太太、大姨子、小舅子，赶情一大家全坐上汽车来啦。
蓝牌的，白牌的，一望一大串。
您说，这像话吗？
这不是蹧蹋国家汽油吗？
往年，小汽车只是大街上，现在小胡同里也整天有小汽车来来去去了。
小孩儿踢球玩儿什么的，净得留神。
前不久我就亲眼瞧见一个小小子差点给轧断腿，多悬！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同志非坐小汽车上班不可？
坐公家小汽车买东西、逛公园更是胡来。
当了干部就不兴搭电车了？
这些人莫非以前没吃过多大苦？
还是，舒服日子过惯了，就把往年日子全给忘了？
（北京本司胡同一居民）
整什么“风”？
共产党要整风了。
我看，有些党员真需要整一整。
我们都是些年迈的人，也愿意接近党员，可是有些党员硬是不愿接近我们，认为我们身上有屎。
我们被称为统一战线的对象，也愿意叫党员统一下，可是他们不来统。
老党员对我们应付应付，新党员对我们嘀嘀咕咕，这难道叫真诚相见吗？
在旧社会我们是混饭吃的人，今天，我们想做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可是插不上手。
党的好办法，党员不照办，我认为要整的“风”就在这里。
（呼和浩特一个非党团人士）
干部和保姆之间
现在有的干部和保姆关系很不好。
我工作的那家，夫妇两口子，还有三个小孩，我每天除了看管小孩、买菜、做三顿饭、打扫房间、洗四、五个人的衣服外，还有很多杂事。
早晨六点起身，一直要到晚上十一点才睡觉，简直没有什么休息。
但是干部同志还认为我工作不多，百般挑剔，对我要求参加文化学习也不支持。
如小孩生病了，说我照顾不好，要买煤买油买肥皂，就说是我不节省，真不平等！
他们在背后老扯这个保姆调皮，那个保姆不老实，还毫无根据地怀疑我们买菜扣钱，说什么“作保姆的还有不揩油！”
你说气人不气人？
（北京天桥王月英）
劳模
劳模劳模，
好事多磨，
县里省里，
劳碌奔波；
01月三十天，
二十九天不落座。
（湖北通城何中奇）
夫妻口角
男：
目前农活紧张，你回家参加生产吧！
女：
你说得倒好听，你怎么不回家参加生产？
男：
你回家参加生产，我每月寄给你钱，不是一样吗？
女：
我不回家去，在家要做饭，又要生产，家里人我也看不惯。
男：
我经常出发，你留机关各方面都不方便，同时在农业社不做一部分工，明年生活也会有困难。
女：
噢，现在你要我回家了，当初不是你说城里生活好才要我来的吗？
（江苏睢宁李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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