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怕被围剿　不要怕被打击
工商业者要大放大鸣
北京、天津、上海工商联负责人举行座谈
本报讯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于昨天邀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工商联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等，座谈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说明座谈会的议题和要求以后，在会上发言的有阎少青、陈祖瀛、刘瑞九、李景阳、宋鑫泉、荣毅仁、胡子昂、郭棣活、章乃器、孙孚凌等人。
他们一致认为，工商联应当努力消除工商业者的顾虑，鼓励他们大胆地放，大胆地鸣。
陈祖瀛说：
私方人员好比新媳妇，摸不透婆婆和丈夫的脾气，不敢放，不敢鸣。
发言的人认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在各地传达以后，工商业者都非常兴奋，许多人都想放一放，鸣一鸣；
但是也还有许多顾虑。
北京市工商联委员阎少青说：
过去工商界处在冰天雪地之下，有花也放不出来。
现在的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许多人还是战战兢兢的，抱着观望的态度，因为他们怕受到企业领导人的打击。
天津市工商界的陈祖瀛，把全行业合营后的私方人员比作刚嫁过门的新媳妇，因为摸不清、也摸不透婆婆和丈夫（指公方代表）的脾气，所以不敢放，不敢鸣。
北京市工商联委员刘瑞九认为，由于许多私方人员觉得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公方手中，害怕搞坏了关系对自己不利，甚至遭到打击报复，虽然明明对许多事情有意见也不敢提。
天津市工商联李景阳和北京市工商联委员宋鑫泉等都说：
工商界中的矛盾是很多的，而且早就有人在那里放，在那里鸣。
例如，对工商业小户的工资待遇问题、病假工资问题等，很多人都有意见，曾经三番五次地反映到工商联和行政领导机关；
可是不但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给提意见的人扣上思想落后、顽固等大帽子。
因此，为要使工商界真正鸣起来、放起来，一方面是民建会和工商联要大力解除工商业者的顾虑，不要像过去常常把敢于提意见和反映问题的人列入“有思想问题”的一栏，并且不要急于对错误的思想进行批判。
在这方面，民建会和工商联最好能够作出组织上的保证，使工商业者去掉怕被围剿、怕被打击报复的感觉。
另一方面，还应使工商业者感觉到，不是要他们为放而放，为鸣而鸣，只要揭发反映的问题是合理的、能够解决的，例如有关工资待遇和生活福利上的一些问题，就应该及时地加以解决；
否则，如果仍然是空口说白话，只讲大原则大道理，工商界也是鸣不起来、放不起来的。
胡子昂说：
应该提倡尽量放，不要急于批判；
否则就会打击积极性。
会上还有人提到，目前还有许多工商业者，对“放”和“鸣”的方针认识不清。
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荣毅仁说：
放应放到什么程度，放和收的关系怎样，还不是每个工商业者都很明确的，有人害怕放了将来挨整。
他认为，只有放，才有收；
而收的目的，也是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提高思想，统一认识，不是为了整谁。
所以应当大放特放，尤其是工商联应当首先放。
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昂和北京市工商联委员刘瑞九都提到，有些工商业者有置身于齐放和争鸣之外的思想，以为这只是文教科学界的事，没有工商界的份。
他们认为，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胡子昂主张，当前应该提倡尽量放，不要急于批判；
否则，就会打击了积极性。
荣毅仁和全国工商联常委郭棣活，都谈到资方代理人的酬劳金问题，认为这个问题政府不管，由私方人员自己协商解决，有许多困难。
荣毅仁说：
凡是有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政府都有责任协助解决。
阎少青说：
工商联没有很好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变成政府的“派出所”。
到会的许多工商界人士，批评了工商联（包括全国工商联）过去的领导工作。
北京市工商联常委阎少青认为：
工商联没有能够成为名实相符的工商界自己的组织，没有很好地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充分地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而是变成了政府的“派出所”。
许多工商界领导人的讲话，常常是四平八稳的，从首长的报告抄来的；
而且是讲大道理的时候多，从正面进行教育的时候多。
北京市工商联的宋鑫泉说：
有个工商联的领导人，有次向工商业者讲病假工资问题，谈了许多大道理，台下有人给他递了一个条子。
这个条子是一个每月只拿七十元工资的私方人员写的，他和他的妻子都患有严重的疾病，需要休息和治疗。
按规定，他只能拿到30％的病假工资，生活上的困难很大；
因为经济困难和为了侍候老人，他的在大学读书的女儿不得不中途退学。
这个私方人员问报告人说：
你的病假工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报告人无法回答，因为他和职工享受一样的待遇，根本不发生这样的问题。
刘瑞九说：
工商月刊里没有工商界的声音，多是公式化的说教。
刘瑞九说：
工商月刊虽然是工商界自己的刊物，但是许多工商业者都不爱看，因为里面没有工商界的声音，多是公式化的说教。
许多人在发言中都提到，由于这些缺点的存在，已经使工商联和它的许多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它们的工作大大地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
因此，为要使工商界敢于起来争鸣，工商界的领导人应当首先打破顾虑，代表工商界说出他们心里的话。
章乃器说：
工商业者应积极参加争鸣，决不要谎报“军情”和隐瞒“病情”。
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章乃器，在会上谈到工商界的思想改造。
他认为，工商业者为要把自己的思想改造好，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必须忠诚老实、实事求是，相信共产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积极地参加争鸣，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决不要谎报“军情”和隐瞒“病情”；
否则就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会延误时机，妨害改造。
他说：
据我了解，过去工商界有不少人谎报“军情”，把“军情”报得轻的人固然有，但多数是报重了。
这是没有认识到忠诚老实是工人阶级的重要本质之一。
他鼓励工商业者说：
鸣就要大胆地鸣，放就要彻底地放；
这样作，不但不会加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而且能够缓和这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
因此，提意见不要转弯抹角，不要客客气气；
不要怕戴“帽子”；
不要怕打击报复。
今后，民建会和工商联，要把工商界的情况不折不扣地反映上来，并且要给予敢放敢鸣的人不会受到打击报复的完全保证。
他还说：
要求一时就把是非弄清是过分的。
但是，我们有信心，在我们人民的国家里，是非一定会明的，而且愈往后会愈明。
许多人说：
公私双方之间有一道高墙，主要原因是公方人员不信任他们。
在会上发言的许多人，还一一地分析了工商界中间的各类矛盾，其中有公私之间矛盾，也有私私之间的矛盾，还有工商联内部的矛盾。
所有这些矛盾，都应当通过齐放和争鸣暴露出来，并且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尽可能求得合理的解决。
在谈到公私矛 盾时，他们认为公私双方人员之间所以有一道高墙，主要原因之一是许多公方代表和职工仍然用旧眼光来看私方人员，在政治上不信任他们，甚至在生活上也不敢和他们接近，还是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北京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孙孚凌说：
稻香春食品店是个老合营商店，该店经理许晋卿多年从事食品土产工作；
而且该店又有党支部和工会的组织，可是上级还是对他不够相信，派了一个对土产食品外行的同志去作公方代表，结果反而增加了许多麻烦。
他认为，类似这样的合营企业，就应该相信私方人员，大胆地使用他们。
天津市工商联的李景阳说：
许多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的职权不够尊重，应该看的文件看不到，应该征求意见的不征求意见。
私方人员提出的合理化建议，也很少得到支持和采纳。
这些，都影响了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他们怕多提了意见和多管了工作，给扣上个篡夺领导权的帽子，因而对公方人员也是敬而远之。
他还提到：
目前许多合营企业的职工对赎买政策的认识还不深刻，以为有定息存在，私方人员就是还在剥削他们；
过去是你们压在我们头上，今天还是你们吃得开，心里很不服气。
因此，一个决定，往往公方人员容易往下贯彻，私方人员出面就给碰了回来。

匈牙利新任大使到京
新华社11日讯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诺格拉第·山道尔今天上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倬如。
匈牙利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沙尔、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也前往迎接。

向学生家长讲清道理
今年有许多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将要参加劳动生产，首先是农业生产。
对于这个问题，本报4月08日“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中，已经作了详细的讨论。
目前，中小学应届毕业生在学校行政方面和党、团组织的关怀和教育下，大多数已经能够正确地认识读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生产，纷纷表示在不能升学的时候，就决心去参加各种生产劳动。
许多学生家长也热烈支持学生对待升学和就业的正确态度，为学生参加生产作了必要的安排。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还有不少家长对学生升学和就业的问题认识不清，思想上只是片面地希望子女升学。
他们仍然抱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错误思想。
有些学生的家长，从旧社会的苦难生活的道路上走过来，没有读书的机会，现在就把读书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
有些学生的家长认为子女考不上学校，去参加生产劳动，是有失面子的事情。
特别是有些干部，甚至负责的干部，也有这种不正确的思想。
他们向子女提出不恰当的要求，抱着不实际的希望，甚至对子女施加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生在家庭中常受刺激，自己虽然认识到参加生产劳动是光荣的，但是又害怕考不上学校会受到父母的严重责备。
有的学生这样说：
“现在我们的思想问题解决了，要解决的就是大人们的思想问题了”。
这是表达了应届中小学毕业生思想的一句真心话。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解决“大人们的思想问题”呢？
大家知道，家长是非常爱护自己的子女的，对子女有很多的希望。
主要的是希望子女求得更多的知识，以便将来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家长这个愿望是好的，是应当受到支持的，子女也应该满足家长殷勤的热望。
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怎样才能使子女求得更多的知识呢？
是不是只有在学校中才能求得呢？
还是在劳动生产中也能求得呢？
我们认为，在学校中固然能求得知识，而在劳动生产中，同样也可以求得知识，而且是活的知识。
这种知识，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对于知识青年来说，要求做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就更显得重要了。
即使子女升了学，求得书本上的知识，也是为了明天更好地参加生产劳动。
所以，子女能升学，固然很好；
子女不能升学，参加生产劳动，那也很好。
家长应该了解这个道理，正确对待子女的升学和就业问题。
深入农村和街道，分片召开家长座谈会，是学校同学生的家长取得密切联系，共同教育学生的有效办法。
农村学校和学生居住分散，路途遥远，请家长到学校开座谈会，很不方便，而且耽误生产。
城市学校的学生居住比较集中，可以邀请家长到学校座谈，也可以分片座谈。
座谈会应当生动活泼，使家长畅所欲言，说出心里的话，并且使家长们互相得到教育和启发。
河南省洛宁县第2中学，分别在十五个村镇，分片召开家长座谈会，在会上具体了解了学生和学生家长的真实思想情况，深入地进行了一次升学和就业问题的宣传教育。
家长们明确地认识到他们自己同学校对于孩子的教育都要负责。
学生段逢婵的家长说：
“学校教育了三尺门里，教育不了三尺门外。
学生毕业回来，就成为我们的事了。”
教师往往也是学生的家长，他们对待子女的态度，时时刻刻为周围学生所注意。
因此，教师更应当正确地处理自己子女的升学和就业问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应届的毕业生。
江苏省宜兴县四百五十多名教师，学习了本报“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以后，批判了过去认为升学是唯一道路，轻视农业生产的错误思想，教育自己的子女正确地对待升学和就业问题，并且开展了这项工作的宣传活动。
各地教师也需要向他们学习，以他们为榜样。
在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高级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子女升学和就业问题，更应该抱正确的态度。
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强调了体力劳动的重要性，指出党的领导工作人员应该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齐参加体力劳动。
这个指示不仅给党的领导工作人员以深刻的启示，同时对于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全体干部也有重大的教育意义。
在这个指示的启发下，我们的干部对于自己的子女参加劳动生产的认识应该有进一步的提高。
那种认为自己是个干部，子女就一定要升学，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的想法，是一种脱离群众的特权思想的表现，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干部，应该在人民群众中起模范作用，毫无例外地为子女作出正确的安排。
这样做，也可以进一步密切党和国家机关同广大人民的联系。
目前，距离暑假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了，应届毕业生都在迎接考试。
家长们在对待子女升学和就业的问题上有了正确的认识以后，还要做些什么工作呢？
我们希望，家长在这个时候，要同教师一道，一方面指导子女准备升学考试（但是学习不可过分紧张，不可损害健康），另一方面，家长们要加强对子女的教育，帮助他们克服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错误思想。
暑期以后，如果子女能够升学，当然很好；
如果不能升学，而参加生产，那同样很好。
家长绝对不要去歧视和责备不能升学的子女，而要加以体贴安慰，不使他们脆弱的心情感觉为难。
家庭在农村的，家长应该积极设法使他们参加农业生产，鼓励他们为建设新农村而努力。
家庭在城市的，家长也应当根据当地和自己家庭的条件，尽可能设法使他们从事农业劳动、或者其他各种劳动。
对于一时没有参加劳动和工作的条件的，家长要给子女安排自学的条件，使他们安心自学，并且帮助家庭做些适当的家务劳动，为将来从事生产或升学准备更好的条件。
为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子女的美好的将来，家长们应该认真地同学校工作人员同心协力，共同担负起教育子女的重要责任。

周总理参加留学生联欢晚会
他说：
政府对留学生回国，不管先后都一律欢迎，而且允许来去自由。
据新华社11日讯
北京市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10日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的联欢晚会。
一千多位归国留学生、留学生家属和周恩来总理欢度了这个春天的夜晚。
晚会还未开始，北京饭店的大厅里就是一片谈笑声，人们愉快地谈论着工作和生活。
大厅的一角，徐冠仁博士和化学专家周光宇紧紧地握着手。
徐冠仁是专门研究原子能在农业中应用的。
他从美国回国一年来，总想和老同学周光宇见见面。
周光宇的专长——色层分析法，对徐冠仁在北京农业大学讲的专业课有关系。
他约了周光宇到学校去讲课。
曾经向法国大物理学家郎之万学习过的法国留学生汪德昭博士同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会见了，二十多年前他们是同学，汪德昭开玩笑地说，那时你比我高得多，我要仰起头来才能见到你。
应邀参加这个晚会的聂荣臻副总理，郭沫若院长，卫生部长李德全，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等也和归国的学生们欢乐地交谈。
八点四十分，周恩来总理来了，全场立刻活跃起来，鼓掌声四起。
周恩来总理应邀在会上讲了话。
他说，今天参加这个晚会很高兴。
我们不但欢迎八年来归国的朋友们，而且欢迎还在国外的朋友们的亲属。
周总理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谈到整风运动。
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他详细地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对知识分子的长处和他们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作了很高的估价，同时也恳切地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所应该克服的弱点和努力方向。
周恩来总理再次表示欢迎归国的留学生。
他说，开国以来陆续回国的留学生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譬如回国后他所学到的东西不一定能够全部用上，设备也不见得全，帮手也可能不够。
不仅如此，这些工作上的矛盾也就会联系到学术上的矛盾，也许因此使自己的学术进步缓慢起来。
他鼓励归国留学生们克服困难，解决矛盾。
但是他指出：
旧的矛盾解决了，也还有新的矛盾产生。
周总理说：
中国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物质基础不发展，因而进行科学研究是有很多困难的。
中国人民现在翻了身，比过去有了很大改善，但要把破烂衣服换成全新的一套是不容易的。
生产力的大发展需要时间，没有时间不行。
他说目前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不少提高，但还是很低，而且也不可能一下子很快提高。
他勉励大家要吃苦耐劳，要艰苦奋斗地建设社会主义。
总理接着说：
我们欢迎仍在海外的未回国的留学生回国。
但是我们也要谅解他们的生活和处境的困难，我们更不应该去增加他们的困难。
周总理说：
政府对于留学生回国，不管先后我们都一律欢迎，一视同仁，而且允许来去自由。
现在国外的留学生想回来看看再出去，是可以的，已经回国的愿意出去，也可以。
他说，今天我们没有什么“铁幕”、“竹幕”。
“铁幕”是在帝国主义那一边，他们不敢放人出来。
我们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是巩固的，所以敢于这样做。
总理刚离开了讲台，就被人们包围起来。
1953年归国的法国留学生吴克祺现在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他见到总理后赶紧跑上去握手，并且对总理说：
我在法国时曾遇到过一些你过去的同学，他们都谈起了你求学时代的情况，并谈到了你参加革命的故事。
周总理同科学家吴仲华、李敏华夫妇握手后，旁边的人介绍说他们即是获得科学院奖金的一对夫妇，总理接着说：
你们都很年青啊！
外交学院教授姚永励告诉总理他现在担任教学任务，但对国际关系上的许多问题很感兴趣。
总理说：
国际方面的研究很需要，应该努力赶上去。
十二时了，总理还没有离开，他和大家一同看了舞蹈和杂技节目，并且一齐跳了舞。

彭德怀欢宴印度尼西亚军事代表团
据新华社11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今晚设宴欢迎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访华代表团。
印度尼西亚驻我国大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和各国驻中国武官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今天上午，彭德怀元帅接见了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访华代表团全体团员。

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
强烈抗议美在台湾驻导弹部队
新华社11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
1957年05月11日
1957年05月07日，美国宣布将在中国的领土台湾驻扎装备导弹的美国空军部队。
05月08日，美国侵台军事人员宣布，导弹部队的先头部队已经开到台湾。
这是美国政府一意推行侵略中国、加剧远东紧张局势的政策中的又一项严重的挑衅行为。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并且提出强烈的抗议。
全世界人民都要求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在国际关系中实现和平共处的原则。
长时期以来，美国侵占台湾，已经造成了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中国政府一直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并且为此作了多次的努力。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
在这一内政问题上，中国政府也一再提出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
但是，美国政府却不仅拒绝对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而且还百般加紧它对台湾的控制，蓄意阻挠和破坏中国人自己解决解放台湾的内政问题。
美国在台湾驻扎导弹部队的挑衅行为，不仅揭露了美国在世界各地设置导弹以便制造紧张局势的政策的侵略和好战的本质，而且也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把台湾完全变为美国属地和原子战争基地的阴谋。
中国政府庄严地宣告：
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美国必须对它的侵略行为担负完全的责任。

祝贺佛教纪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会
周总理致电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
喜饶嘉错致电柬埔寨佛教会
新华社11日讯
周恩来总理致电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祝贺正在金边举行的佛教纪元二千五百周年的纪念会。
电文如下：
敬爱的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亲王殿下：
当贵国举行庆祝佛教纪元二千五百周年的大会之际，谨通过殿下，祝大会成功。
祝柬埔寨人民幸福和康宁，祝中柬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7年05月09日
新华社11日讯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错9日打电报给柬埔寨王国佛教会，向柬埔寨的佛教徒表示敬意。
电报说：
“欣逢贵国举行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年纪念大典之际，我谨代表全中国佛教徒向贵国长老比丘和全体佛教徒致以虔诚的敬意。
中柬两国佛教徒有着悠久的历史友谊，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中柬两国的高僧就开始了往来，他们在弘传圣教、交流文化和增进中柬两国佛教徒之间的友谊的事业上的劳绩，是令人永远不能忘怀的。
愿我们有着悠久传统友谊的中柬两国佛教徒，在弘扬圣教和饶益有情的事业中，永远地相互友好，相互支持。
祝愿佛光普照，王宝常住，贵国佛教昌隆，国家繁荣，人民安乐。”

罗议会代表团返京
新华社11日讯
由康·帕伏列斯库主席率领的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布加勒斯特市人民会议代表团今天下午乘飞机从武汉返抵北京。
代表团这次先后在沈阳、鞍山、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进行参观访问。

蒙古新任大使到京
新华社11日讯
蒙古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苏诺姆·鲁布桑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倬如。
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策登依什和全体馆员，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外交官员也到机场欢迎。

郭沫若欢宴日本物理学家代表团
据新华社11日讯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今晚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欢迎日本物理学家访华代表团。
今日下午郭沫若在中国科学院接待了代表团人员。

阿议会代表团参观农业展览会
据新华社11日讯
以马尔科主席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代表团，今天参观了农业展览会。
参观以后，代表团全体人员题词留念。
贵宾们在题词中说，这个农业展览会确实是一座很好的人民的学校。
他们表示要把这次参观的收获转达给阿尔巴尼亚人民，以便更多地向中国学习。
贵宾们在这个展览会里共参观了四个多小时。
今天，贵宾们还游览了颐和园。

不能强迫非党同志参加整风编辑同志：
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规定：
“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
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
我们机关里——第1机械工业部销售局的非党员比党员多一半，他们看了中央指示后，都很高兴，并且积极参加了有关整风的文件学习。
经过学习，他们的热情更高了，纷纷表示要参加整风运动。
但是也有少数非党同志不愿参加整风，顾虑很大，怕整了领导后遭到报复。
我们这里的党组织准备让大家学好文件，解除顾虑以后，对非党同志坚决采取完全自愿原则，让他们用自动报名的方式参加整风。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机关有些党员对非党同志参加整风问题，采取了变相的强迫态度。
比如在一次有非党同志参加的学习会议上，有一个党员说：
“凡是要求进步的群众都会参加整风。”
他这一说，引起了许多非党同志的不满意。
有的同志公开说：
“这样说，还有谁愿意当落后分子？
没有不愿参加的！”
我觉得，这是一种对非党同志变相强迫的表现。
我认为非党员参加整风，一定要完全自愿，任何变相的强迫和讽刺，都违背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只会促使加深党与非党之间的矛盾。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这里的党组织已采取措施纠正。
　朱石船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继续发表意见
批评共产党以党代政　要求民主人士有职有权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11日继续举行座谈会。
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王一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熊克武，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千家驹，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黄鼎臣，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杨逸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蔡廷锴，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冯宾符，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黄药眠。
另外，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作了书面发言。
王一帆：
征求意见保证改进工作
事过境迁抛到九霄云外
王一帆首先发言说，自从党中央和毛主席进一步明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我认为不仅是民主党派加重了责任，而且统战部同样加重了责任。
但统战部的指导思想，过于强调了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自由、平等，以致应该管的未管，应该做的未做。
一年来，领导党和统战部都采取了不少措施来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但是还有不少问题。
我以为这是由于统战部的工作方法不对头，没有很好根据各民主党派的特点进行工作，在实际工作上还有很多不符合需要，工作不深入。
如长期共存方针，就未很好地和农工民主党负责人商量。
当然我们自己也未主动。
另外他还希望统战部帮助解决房屋和经费问题。
对于某些机关不重视统战工作的情况，王一帆也提出了批评。
他说，有些单位的兼职统战委员，对统战工作不重视、不热心，严重的简直形同虚设，没有起作用。
有些机关，当学习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的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关于统战工作的讲话的时候，对统战工作就比较重视，发动党外人士提意见，领导上也保证要改进工作，但事过境迁，又把那些意见和保证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些情况不知道统战部了解不了解？
最后他说，毛主席说党内有90％的人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思想不通。
以共产党员的思想水平，尚且如此，民主党派的成员和群众就会有更多的人思想不通。
他认为应该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扩大群众的民主生活和加强民主党派的工作，来提高大家的认识，搞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工作。
他希望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党员有更多的交叉关系，共产党员不但不应该从民主党派中逐步撤退，而且更要在民主党派成员中多多培养发展党的对象，以改变大家的看法。
熊克武：
让非党人士“在其位谋其政”
熊克武谈到有职有权有责的问题的时候说，这是职责划分和有关制度建立的问题。
应该确立合理地分工负责的制度。
应该看到那种以人为转移而有权责和无权责的现象，会使宗派主义滋长和发展。
他说，其实我们已经有最好的制度，这就是分工负责与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制度。
为什么没有严格执行制度呢？
这需要检查。
他谈到，职和权密切联系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
既然使他有职，有什么理由不使他有权、有责呢？
如果是由于政治信任的关系，那末不但有权有责需要考虑，就是使其有职也应慎重。
他还谈到，没有相当工作能力的人，就不应使他在其位，具有优越才能的，使其在其位，就不应使他“不谋其政”。
这是关系人事制度是否健全、人事安排是否妥当的问题，尤其关系国家机构能否正常地发挥积极作用的问题。
他说，搞好党与非党合作共事关系，解决上面这些问题是不容或缓的。
熊克武说，解决有职有权有责问题，也是“拆墙”、“填沟”的工作之一。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后，近来又通过对统战工作的检查，党与非党之间的隔阂已经大大消除，但还不是融洽无间，仍然要作进一步努力。
他还举出了重庆市党员与民主党派成员在工作中关系不协调的两个例子。
他认为隔阂是来自双方。
因为彼此间思想不对头，作风有问题，因此应端正思想，改进作风，加以纠正。
他说，这次整风也会引导党外人士加强自己的学习。
他还建议民主党派尽量鼓励成员在自愿原则下积极参加整风运动。
他还提出了关于健全法制的意见。
他说这不仅有关肃反工作，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有重要意义。
由于目前法制不完备，政策方针的宣传不够深入，不但人民群众对某些事务感到模糊，就是有些领导人有时也免不了表现出无所适从。
他举例说，有一个人在三反时被捕了，至今还没有明确宣示处理情况。
他说，这个案件使人民群众发生了模糊的认识。
假如法制完备，有了法律依据，不但不会使人发生这样模糊的认识，并且能教育他们辨明是非，分清敌我。
千家驹：
党委和党组代替了行政
千家驹谈了几个问题。
一是有职有权问题。
他说，各机关存在程度不同的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现象；
有职有权的也有，但是少数。
一般说，如果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水平高，有民主作风，非党人士权就多一些；
如果党员作风偏狭，宗派主义情绪严重，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就突出。
高教部和教育部住在一个院子里，据说情况就不同。
几年来，党中央和统战部一再强调民主人士有职有权有责，虽不能说没有改进，但为什么问题仍然存在？
他认为，除去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思想没有贯彻以外，还有制度问题，就是没有好的制度来保证民主人士有职有权，来制约党员的大权独揽。
共产党是领导党，党员要在工作中多负些责任，党组要保证机关工作任务的完成，这是应该肯定的，没有人反对。
但事实上，现在党委或党组代替行政，党组的决定有时不通过行政而下达，有些决定，担任科员、秘书工作的党员都知道了，而非党的领导干部还不知道。
党的系统应该是一条粗线，但是行政系统不应当是虚线。
党委或党组应该通过行政而不是直接布置工作。
他说他所在的机关情况比较好，因为他列席参加党组会。
另外，他谈到，在机关工作的许多非党人士，不能掌握全面情况，许多会不能参加，许多文件看不到，因而无从发挥力量。
党内文件、党内会议，非党员自不应阅读、参加，也没有人提出这种要求。
问题是有些行政系统的会议也常限制非党员参加，文件也是如此，总是“宁严毋宽”。
其实有些会议并非党内会议，但党员有机会参加，而非党员就没有机会。
这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
这也是制度问题。
第2是关于提拔干部的问题。
他说，现在存在的情况是，对非党知识分子进步性估计不足。
非党员工作能力强，水平高，很少能发挥所长，更少提升（高级民主人士受到照顾者例外）。
党员干部品质较高，政治可靠，这是肯定的，但过于着重这一条，不看工作能力，也不公平。
甚至有个别党员文化水平低，业务能力低。
靠政治好，不解决问题，会给工作造成损失。
这样用人不是用人唯能，或用人唯贤。
这种情况，机关里较严重，科学技术界较好。
接着他说，对政治情况复杂的人，自不应重用，但一般的都是政治进步，只因为不是党员而不受重用。
第3个问题是，他希望能够深入地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而不要专听党员的片面汇报。
他说，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有高度自尊心，服从真理而不慑于权威，“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优良传统，不应该打击。
解放后唯唯诺诺靠拢党，这是不好的。
第4，千家驹认为在“三反” “思想改造”或“肃反”中斗错了的人，应向他解释清楚，这不是算老账。
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是有自尊心的，伤了他的自尊心，积极性在长期内不能恢复。
千家驹举出具体的事例，说明这种情况。
最后，千家驹批评了经济学界中个别党员同志的严重的宗派主义作风，认为这种作风应加改变，以团结广大的中国经济学者。
黄鼎臣：
选派专家出国要把面放宽一些
黄鼎臣在发言中，首先要求统战部对致公党的工作作更多的帮助。
他说，致公党的工作对象是海外华侨，工作上有特殊困难，因为涉及到外交、侨务、财务、文教等方面的方针政策问题很多，没有统战部的帮助，工作很难做好。
他希望政府在派出国的贸易、文化代表团时，能考虑选派一些致公党中条件适合的人参加，以便他们在华侨中开展工作。
他还说，致公党是小党，参加国家机关领导工作的人数很少，不能及时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
很多华侨回国后都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很多海外华侨都以参加国家机关领导工作的人数多少来衡量致公党在民主党派中的地位。
有些参加了国家机关工作的致公党成员，现在也感到压力很大，没有时间参加致公党的活动和工作。
对于机关中的党和行政的关系问题，黄鼎臣也提出了意见。
他说，党组或党委对保证机关任务的完成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谁也不会否认的。
但是，过去党组常常直接代替行政布置工作，使非党领导人员感到有职无权。
现在情况虽然有些改变，民主党派成员也可以参加某些党组会议，共同研究决定问题。
但是，讨论以后仍由党组直接向下布置，这样仍然只有党员可以看到，下面的非党干部就不知道。
我以为今后行政方面的工作，还是由行政上下达命令较好，而不要由党组出面。
最后，黄鼎臣提到专家参加国际活动的问题。
他认为过去有关部门选派专家参加国际活动，老是限于少数几个人。
这样做影响很不好。
虽然有关领导上主观意图是从工作出发的，但客观上却形成了宗派主义，使许多不能参加国际活动的专家有意见。
他主张把面放宽一些。
杨逸棠：
一些机关党委负责人对民主党派认识不清
杨逸棠发言中谈到，对民主党派的作用，不仅一些一般党员认识不清，就是一些机关的党委负责人也认识不清。
他举了一件事实。
在湖南，有一个农工民主党党员，她的丈夫是共产党员。
她参加农工民主党以后，她丈夫就提出要离婚，并且说：
你为什么堕落到这种地步！
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政党，你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后来事情闹到机关的党委书记那里，谁知党委书记却说：
你们都是二、三十岁的人了，问题还是由你们自己去处理吧！
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民主党派成员在工作中有职有权问题，主要还是对民主党派的认识问题。
虽然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成员双方可能都有责任，但主要还是领导党的问题，“因为是领导党嘛！”
杨逸棠还谈到，各民主党派发展组织，对象多是知识分子。
这样就发生了互相争取对象的矛盾。
上海、重庆、长沙……等地都出现过这种现象。
他提出，统战部应该帮助考虑各民主党派发展对象的重点，以便解决这种矛盾。
蔡廷锴：
愿意提供材料帮助共产党整风
蔡廷锴说，他愿意提供材料，帮助共产党整风。
他说，在中央，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
但是，他下乡视察时，看到在县里和乡里同中央不一样。
有的乡干部没有文化，不知道统一战线政策，也不知道我国有多少民主党派。
有的地方宗派主义非常浓厚，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却被放在一边。
他还说，在县里，权力集中在中共县委，而县人民委员会的权却很小。
蔡廷锴还谈到了民革联系社会人士工作中的困难，以及关于民主党派内部矛盾的问题。
冯宾符：
上下探索知己
遇到冷冷冰冰
冯宾符说，民主促进会是一个以中学教师为重点的党派，从大多数成员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地位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但他们在精神上和内心里似乎还要求有所寄托，“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观念在许多成员的思想中还很深。
他们上下探索“知己”使自己的魂魄有所安。
他说，据我看来，这些人有很多愿意引共产党为“知己”的，因此，对于某些党员生硬的作风，冷冰冰的态度是特别敏感的。
他希望针对知识分子的这些特点来帮助他们会有更大的收获。
他还希望统战部帮助民进做好基层组织工作。
他说，近来有些会员感到加入民进组织以后，与入会前好像没有什么区别，没有得到更多的帮助；
个别会员反映，长此下去要退会了。
他希望统战部帮助民进解决这个问题。
黄药眠：
党员不对也对
非党员对也不对
黄药眠在谈到党与非党的关系时说，当前最重要的缺点是党与非党的关系搞得很不好。
他认为，有些事党员不对也认为是对的，非党员对的也认为是不对的。
党员可以一年提升三级，非党员尽管勤勤恳恳工作，三、五年也不能升一级。
党员犯错误关起门来在党内检讨，只要不受组织处分，依然有权在手。
非党员犯错误，党组织对他很少教育、帮助，一方面任其自流，另一方面就开始对这个人作组织处理。
他说，有些学校领导人怕和教师群众见面，专门坐在办公室听党、团员的汇报，造成部分群众怕和党、团员接触。
还有部分党员恃功骄傲，有特权思想，不甚读书，靠党吃饭，口谈马列主义，而不肯刻苦钻研。
他说这次整风实在是十分必要的。
黄药眠还对统战部的工作提出了批评。
他说，统战部接触面不广，过去大家对统战部批评过，统战部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但批评以后依然未改，颇有“诚恳接受，坚决不改”的神气。
其次，统战政策到了省级就很难推动。
有些党员对于统战政策根本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很庸俗。
第3、统战部对民主党派的专职干部缺少关心，缺乏教育、培养、提升的整套计划，没有给予他们一定的地位。
黄药眠建议：
（一）现在形势改变了，许多过去的做法都应该加以重新考虑；
（二）共产党内要加强对统战政策的宣传和学习，同时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应订出一套制度和办法加以保证；
（三）有些机关单位，如文化教育部门应把行政领导放在共产党的与非党的负责人组成的行政会议上；
（四）各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在各机关单位应有一定的地位；
（五）在党所指示的方针下，党与非党应站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竞赛，有功则赏，有过则罚。
有能力的应升迁，无能力的、不称职的应降级。
李纯青：
希望统战部不要看不起台盟
李纯青在书面发言中提出了几点希望。
他说，最近我们决定要发展组织。
打算在天津、南京、武汉、福建四个地方建立新机构。
希望得到有关地方统战部的帮助。
他又说，几年来，从日本回国的华侨有几千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台湾同胞。
他们的家庭、亲戚、朋友都在台湾，不回台湾而回大陆，这是热爱祖国的表现。
台盟准备在台湾籍华侨中发展组织，进行工作。
希望得到侨委会的帮助。
从去年开始，有些台湾青年逃回大陆来，今后可能会越来越多。
希望有关方面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特殊问题，安排他们的工作，给予温暖的照顾。
李纯青最后说，过去台盟提到统战部的问题，往往一拖再拖，排不上日程。
我不敢说统战部有官僚主义，因为台盟的事太小了。
不过，在统战部看是小事，在台盟可是大事。
希望统战部同志思想上不要看不起台盟。
座谈会将继续举行。

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　陈铭枢一
本月09日人民日报登载我8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恰好把我讲的“党员应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一段话漏掉了。
这很可惜。
难道这句话刺耳吗？
我想未必。
非党人士只要饮水思源，都应当不忘本。
人人都应记着，如果没有出生入死、打江山的人民解放军，哪里有我们今天的政权呢？
如果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正确领导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反——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改革运动，以及广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哪里有我们今天的最广泛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呢？
解放以来，党外人士都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教育，并虚心向党员同志学习，实际上也就是以党员为师。
如果不经过这一番锻炼，谁还能保证不犯严重的错误呢？
站稳立场，分清敌我界限，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课题。
党外人士过去的思想基础，很容易“引狼入室”、“与虎谋皮”而不自觉，这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危害性的、可怕的。
几年来，党对于我们的教育以及我们的自我改造，基本上已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都应当知所感激。
党员同志也大有助于我们，就我几年来的切身经历来说，他们的教益对我的帮助很大，不只高级领导同志，就是中下级的党员同志，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
真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由此，不难想到，我们之报答于党者是什么？
我们对于党员同志的帮助又是什么？
有施无报，何能心安理得！
我撰本文，就是本此一片赤忱，并由此出发，我想党中央所指示的，民主党派暂不搞本身的整风，就是要我们投身于党的整风运动中来帮助党员同志。
二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讲到：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
我对于这句话的印象极深。
实际上，自然，社会和思维是无时无刻不在发展中，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知识是永无止境的。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放诸四海而皆准，因为它是普遍真理，始终没有把客观事物当成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根据客观事物本身的运动发展，具体地、历史地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
共产党就是掌握了这个武器来制定斗争纲领，团结与领导了千百万人来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无坚不摧，百发百中，就在于它能正确地活用一切原理原则，决不墨守陈规，所以能始终保持其活泼泼的生命力量。
不如此，一切经典名言，都成为死的东西。
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反对教条主义，意义是重要的。
从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的指示，绝对正确。
历史的前进，总是依靠于人们过去、现在的经验和教训。
人们对于自然界的研究，随着太阳在空间的扩延而探究于无穷无际，对社会发展的研究，也总是根据时间、空间的一切发展来进行探究。
演进着人类历史的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发展的东西，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时刻必须吸取的养料。
我们虱处于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具有的知识确太渺小了。
一些党员同志们，狃于以往的汗马功勋和阶级的优越感，一经入党，便以为攀登了知识的顶峰，任意鄙夷一切，自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
其故步自封，增长了自己的骄气，当然会瞧不起党外人士。
这样，自然容易把党组织目为宗派小集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目前，时代演进急剧，大足惊人，负有解放全人类责任的共产党员，今后仍任重道远，必须开拓胸襟，高翥视域，岂能自封山头，囿于宗派，主观臆断，徙倚官僚？
以周恩来总理之才之美，在国际舞台上，樽俎折衷，虚己下人，即敌人亦不能抹煞其美德。
他在访问十一个大小国家中，同样抱着嘤鸣求友、求知识的诚挚。
全国人民均应学习这种美德。
一般党员怎能说不应在祖国大家庭中求师求友呢？
今天，敌我矛盾，日益缩小，人民内部矛盾，已显露出来，这是我们国家团结、兴盛的好景象！
彼唯武器论者，挟其氢武器、导弹来制造国际紧张，不知此种武器科学的发展，适足以消灭战争，这是武器本身辩证法的必然结果。
进步人类要求和平幸福与文化知识的发展，正如江河之赴大海，莫之能御。
以中国之大，历史之悠久，文物之丰富多采，卓越之士，各地有之。
解放来国家重视人材，优予延纳，礼遇有加，虽大半各得其所，但仍多未尽其用、用不得其当，至于流散在海内外而未被发现者，仍不在少数。
苟党员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能够虚心在党外求师求友，一则可破宗派主义的陋习，再则可以使党员同志开拓眼界，使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特殊的文化历史条件下，得到更大的发展、发扬。
我所以一往情深，殷殷以求师求友忠告于党员同志者在此，也是我对党的区区之忱。
三
以上所述，均在对党员同志建议，现要对非党人士略申一二。
我们应怎样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呢？
我认为除了站稳立场与明确党的整风方针外，必须首先解决一个思想问题——在以往各个运动中，大风暴来到的时候，确有一些好人受了委屈。
他们的遭遇，应予同情，党应该迅速做好善后工作。
到了今天，一切都成过眼云烟，大家都不应再有什么芥蒂了。
我有一个比喻：
过去所有运动，对全国六亿人民说来，都是一个“若大旱之望云霓”。
在风雨交加的时候，恰巧谁没有带雨具，或谁的房屋本身根本就不牢实，他们当然要淋着一身雨，或者由于房屋的倾倒，也可能伤害生命。
事理乃尔，没有理由值得怨天尤人。
只要大家从大处着想，个人的委屈，是微不足道的。
我相信，以党外人士今天的觉悟水平来看，都不会渗杂个人情绪来借端报复，也相信党员同志也能估计到党外人士的思想发展，虚心接受来自各方的意见，勇于承认错误，认真地检查工作，改进工作。
四
孔子说：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荀子说：
“是吾而当者，吾友也，非吾而当者，吾师也”。
这是我国古代哲学家留下的一分宝贵遗产，也反映了我国祖先的优良美德。
我们均应把它铭诸座右。
以我们的导师而论，如马克思之服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列宁曾告诫共产党员要学习资本家的文明经商。
这都是党向非党学习的范例。
凡是出于善意的批评，都应当欢迎，批评者都应被视为师与友，特别是能“面剌”其过者，如荀子所说的“非吾而当者”那简直是老师了。
如那天在座谈会上，章乃器同志批评人民日报社论的话，就事论事，是正确的。
假如有不完全正确之处，也决不是不出于善意，善意的批评，总是好的。
古人又说：
“良药苦口利于病”，这是至理名言。
谨以此贡献于人民日报的同志们，并以贡献于我最敬爱的领导党的全体同志们。

上海解放日报05月09日社论
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上海解放日报05月09日社论
近来，我们全党正在过着极其不平凡的日子。
在上海市委召集的各种座谈会上，在报纸、刊物上，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大家议论纷纷。
一些不明情理的同志，认为似乎是满城风雨了。
其实，哪里是什么风雨，正是我们需要的阳光。
大家议论些什么呢？
大家都在议论人民的内部矛盾；
大家对于我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提出意见。
有的对党群关系中的不正常现象表示不满，有的对于各级领导干部的那些官僚主义作风大有意见，有的对于共产党员的宗派主义现象提出抨击，有的对于教条主义的错误予以公开的指责。
人们的议论搅乱了我们许多同志的酣梦，感受到议论纷纷的压迫。
有些共产党员觉得这些议论好得很，但是也有些共产党员却说它糟得很。
有些共产党员在这种形势之下，感到又怕、又屈、又难、又急。
“怕”什么呢？
怕大家议论纷纷，不好领导了。
“屈”什么呢？
自以为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革命，到头来还只落得一个官僚主义，大不服气。
“难”什么呢？
四面八方的意见压来，以后工作不好干了，没有安定的日子了。
“急”什么呢？
认为大事不好了，自己又无能耐，如何才能想个主意赶快把纷纷的意见收拾了才好。
看来，党外有议论，党内有情绪。
我们认为党外的议论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
好在哪里呢？
好在这些议论，大多数是批评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党与非党之间的大团结，全市六百万人民的大团结，对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克服我们的错误和缺点极为有利。
党内有情绪，我们认为这类情绪是不健康的。
不健康在哪里呢？
我们且看“怕”的情绪有没有道理吧。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通常的情况下，领导者与人民是一体的，领导者是为人民服务的。
领导者与人民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因两方面所处的地位不同，一方面比较容易看全局，看长远，一方面比较容易看局部，看当前。
作为领导者往往容易忽视群众局部和当前的问题。
作为群众往往不容易看清全局和长远的情况，如果两者接近，很好的结合起来，矛盾就少；
两者距离日远，不能结合，矛盾就多。
如果我们身上的官僚主义少些，就能够使这方面结合得好些，如果我们身上的官僚主义气味重些，矛盾就要突出。
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怕”是丝毫也不能解决问题的。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勇敢地正视矛盾，努力克服官僚主义，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
有人觉得“委屈”。
不错，我们的许多同志终日辛劳不已，忙忙碌碌，为人民做了不少事情。
可是有些事情的效果并不能全如人意，所以人家东也指，西也责。
在纷纷的议论之中，自然也有某些意见是不正确的，或不完全正确的，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闻者足戒的精神，只看见有成绩的一面，不看见有缺点的一面，斤斤计较是否受了委屈，这就缺乏共产党人应有的风度。
究竟为什么听了人家的意见，就觉得委屈呢？
如若追一下根，溯一下源，原因无它，这是因为在某些同志的头脑里，还隐藏着一种站在人民之上的观点。
他们把群众，把他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学生、干部，把党外人士，看做是属于自己管的手下人。
我是管你们的，你们是归我管的，你们应该听我的，而我可以不听你们的。
我有权批评你，你没有权批评我。
我是天下第1，老子革命有功。
这些观点，当然是极端错误的。
有些同志还往往缺乏说服的本领，乞求于简单的行政命令，结果事情办不好，而且脱离了群众。
这种态度是什么态度呢？
说得好听些是骄傲自满的态度，说得不好听些，就是不自觉的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反人民的国民党的影响。
我们的同志只有当人民公仆的义务，没有当人民上司的权利，今天没有这个权利，一辈子也没有这个权利。
功劳小没有这个权利，功劳天大也没有这个权利。
不革除这种隐藏着的观点，就不能革除随着这种观点而来的严重的官僚习气。
由此看来到底是我们某些同志委屈了人家，还是人家委屈了我们？
这是值得我们共产党员深思的。
有人有“难”、有“急”的情绪。
是的，现在的许多事情是比从前的复杂得多了。
从前只要有阶级斗争的本领就行了，现在要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要有向自然界作斗争的本领，要有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本领。
我们缺乏这些本领是事实。
但是共产党人不能在“难”字的面前低头，不应该知难而退，而应该虚心学习，知难而进。
如果一反这种精神，把问题简单化，一旦发生问题就想压服一下，这自然是不行的。
有些同志遇到问题，碰到了矛盾，不先反求诸己，急于去分清群众的是非，却不急于分清自己的是非。
批评人家振振有词，要求人家服贴，被人批评就忸忸怩怩，不肯认错。
或者气急败坏，不是恨不得想把批评者一棍子打死，就是惊慌失措，觉得大事不好了。
中国是这样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上海是这样一个六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我们能够说我们所有的事都能办得很好吗？
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得妥善无缺吗？
我们共产党人能把所有的问题看得一清二楚吗？
不能。
既然不能，那么党外的朋友，广大的群众，他们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侧面看到许多情况，提出许多问题，他们把我们所不知道的，没有看到、没有想到的问题、错误和缺点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这岂不很好吗？
我们对待党外朋友的批评，应该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
党外的朋友勇于批评我们，监督我们，能够和我们真诚相见，推心置腹地说话，这是糟得很呢，还是好得很呢？
古人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党外朋友爱我们才批评我们。
我们说这好得很，这是中国从禹汤文武起，一直到民国历代所没有出现过的，也不可能出现的一种繁荣昌盛的景象。
我们有些同志嘴里天天说要联系群众，团结群众，要走群众路线，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这似乎是革命者的口头禅了。
群众提意见了，又害怕得要死。
我们常常以“叶公好龙”的故事讽刺一些口头上讲革命，实际上怕革命的人；
我们的某些党员同志，对待党外人士的意见，采取“怕”、“屈”、“难”、“急”的态度，这和“叶公好龙”相比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须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是不容易的，不是我们一党之力所能成功的。
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来协力以赴。
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正确地处理当前人民内部的矛盾。
这是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大变化，一个大关。
我们的同志要充分认识新情况的大变化，要有充分的准备来过这一关。
三国志上的关羽，过五关的办法是斩了六名大将，我们过关的办法不是斩将，而是放下架子，老老实实改造自己。
什么是我们的架子？
我们的架子就是站在人民之上的官派；
就是党员优于非党员高人一等的贵族观点；
就是老革命，老资格的臭气势、臭派头；
就是自命不凡，特殊自居，脱离群众的生硬僵死的官僚主义。
把架子放下，老老实实地向党外人士学习，向劳动群众学习，为了六亿人民的大利益，我们要下决心整掉我们自己的不良作风，填平我们与群众之间的鸿沟，消除与党外朋友的思想上的壁障。
总之，党外的纷纷议论好得很，应当继续展开，这对于改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是极为有益的。

本报和文化部昨天邀请一些京剧演员座谈叶盛兰等揭发中国京剧院宗派主义严重
京剧界有些什么矛盾？
本报和文化部昨天邀请一些京剧演员座谈
叶盛兰等揭发中国京剧院宗派主义严重
本报讯
京剧界现在有些什么矛盾？
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在京剧界造成了哪些严重恶果？
在本报和文化部昨天下午共同邀集的座谈会上，一部分京剧演员作了揭发。
梅兰芳院长有职无权
叶盛兰、叶盛章和杜近芳在座谈会上揭发了中国京剧院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叶盛兰说：
梅兰芳先生是院长，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
可是他有职无权。
我觉得梅先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没有拿出真正的本领来。
举个小例子，“三岔口”的刘利华，梅先生反对改成小白脸，结果还是照样改。
叶盛兰说：
院的艺委会等于虚设。
艺委会上没有研究过艺术问题。
就我所记得的，建院以来，只开过三次会。
我是艺委会的成员，很愿意把自己的见解、看法谈出来，但是没有机会。
清规戒律受到批判以后，马少波同志在一次艺委会上，说过去很多戏不唱，你们做团长的也有责任，你们有好戏为什么不提呢？
意思是要我们检讨。
叶盛兰也谈了他自己作为一个“团长”的苦恼：
有职、有责，就是没权，检讨倒有份。
艺术上的问题应该让团长来知道，可是，院的领导艺术的负责同志，不跟我们通气。
比如关于布景问题，到底用立体，还是用写意的，有争论。
“木兰从军”的第1场戏，花木兰家里的布景像是大观园，织布机太大，太真实。
按京剧传统表演方法，木兰织布用简单的道具，脸冲前台；
现在是用了一个很大的“真实的”织布机，木兰脸朝上场面，一面唱，一面还要侧过身子向观众作表情。
演员有困难。
开会研究的时候，我提出了意见。
结果收到了美术组长江里同志的一份“急件”，扣了好多帽子，还责问说：
这个戏演出处已有总结，给予表扬，你为什么不同意？
外面剧目大开放
京剧院里冷清清
叶盛章说：
从剧目开放以来，外面搞得轰轰烈烈，我们呢？
清规戒律很多。
挖也挖了，但很少。
因为有的干部说京剧院是国家剧院，要慎重。
所以“四郎探母”、“黄天霸”这些戏在京剧院就坐监狱了。
他曾经对于“三岔口”的处理提出不同的意见，写了文章，但院内没有反应；
他说：
“到底是新旧并存，还是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
杜近芳主张在整风期间，领导上要解除艺人的顾虑，让大家多多发掘传统剧目，现在大家还有点保留。
把艺术创作交给艺人
叶盛兰说：
中国京剧院领导上用行政命令代替艺术领导，使得京剧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它的恶果表现在：
戏曲改革不依靠老艺人，粗暴的改戏，剧目贫乏。
叶盛兰说在艺术创造上，自然主义作风愈来愈严重。
剧目会议以前，要求所谓“真实感”，喝茶，得有真茶；
打，得真打。
“艳阳楼”被取消了好多好看的艺术形象和画面，是领导艺术的干部领会错了的缘故。
硬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句很简单的问话：
“你从那里来？”
也要等半天回答，（叶盛兰作了一个小生思考问题的眼神，又念道：）
“刚从人民日报开会回来！”
这叫念“潜台词”。
音乐也改得令人不懂了。
“小放牛”的调儿原来多好听，改得像“刘海砍樵”。
有些舞蹈改得像芭蕾舞。
他主张，把艺术创作的事儿，下放给艺人。
机构庞大，演员窝工
叶盛兰说：
有了剧目，也无人演。
因为机构庞大，机构不灵！
三个团，共有四百五十二人。
演员一百七十八人，窝工的很多。
花脸一大堆，华东要，不给。
团与团之间却不相往来，我曾说过，好像一盘下成僵局的棋，看了挺热闹，车马炮将士相一个子儿也不能动。
“霸王别姬”让袁世海、杜近芳合演多好，不行，不在一个团；
我从前常唱的 “群英会”也不能唱了，我们团里有鲁肃，没有孔明。
有时候，这个团向那个团借把胡琴都困难。
民间职业剧团在合，我们却在分，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如果三个团拼成二个团，大家可以取长补短，生旦净丑可以调配得齐全，也可以有号召力。
不改变机构，更多更好的传统剧目是挖不出来的！
叶盛章也说：
我们京剧院的人有点多：
演员多，但也少，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吃草的演员少，溜弯的多。
他认为这种演员窝工的现状，应由文化部来统一解决。
演员为什么也要坐
八小时的办公室？
叶盛兰、叶盛章和杜近芳对剧院同其他机关一样地实行八小时上班制提出意见。
他们问：
这是否合乎领导艺术的规律？
每个演员，不管有戏排还是没有戏，每天都要顶在那里，没事就聊大天。
人杂事繁，根本不可能为艺术创造进行独立思考。
叶盛兰说：
青年演员爱早晨上班，我们这些四十左右的人就起不来。
从前，我们一唱四十天，马连良先生现在连唱个把月精神也很好，可是我们院里演员健康情况很不好，病号很多，应当考虑一下是不是同这种八小时的上班制有关。
（杜近芳插言说：
“我是最不听话的。
前些年，我向王瑶卿先生学习时，老不能按时上班，想去学戏。
在王先生临终前，我还赶去抄了三出戏。”
夏衍说：
“你抄对了！”
刘芝明说：
“我以为这个问题在1953年已经解决了，怎么到现在还是八小时上班制！”
）
国营民营之间待遇悬殊
希望文化部门统筹兼顾
座谈会上也谈到了民间职业剧团和国营剧团之间的矛盾。
奚啸伯和吴素秋都认为：
民间职业剧团有很多演员不能够安心工作，心里总是羡慕国营剧团。
因为国营剧团的工作人员有固定的收入，有固定的团址排戏、学习、研究业务；
有好剧院、好戏箱演戏；
演出的节目又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排练和专家的帮助，能够保证质量。
民间职业剧团呢？
这些条件都没有。
可是观众花钱买票，总希望看好戏，他不会因为我们不是国营，经济条件差就原谅我们。
因为没有固定的团址，民间职业剧团的政治、文化、业务学习都无法进行。
特别是劳动保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急待解决的问题。
奚啸伯说：
“在北京市的民间职业剧团中，我们四团还是情况比较好的；
一个演员病了，每天顶多才拿到一元的照顾费。
请大家想想，一个人生了病要看病吃药，家里的父母妻子儿女照样要吃饭，怎么过下去呢？
而国营剧团的演员生病照样拿薪，上医院公家出钱，我们同样是演员，为什么我们的待遇这样不同？”
他认为北京市京剧、评剧、曲艺等一共四十几个民间职业剧团，有的比他们的情况还要坏得多。
一个团几十个人，加上家属就是百多人，这个问题政府不能不管。
梁益鸣也希望文化主管部门对于民间职业剧团人力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能够统一安排、统筹兼顾。
京剧演员后继无人勤学苦练传统中断
谈到培养新演员的时候，演员们都担忧后继乏人，以痛惜的口吻谈到现在许多青年演员、学生不太尊重老艺人、老师，而又不太自爱。
徐兰沅和安舒元都认为：
从前老师傅教学生极严厉，所谓不打不成材，现在稍有名气的演员哪一个不是挨打才成长的。
打当然不好，但严格是好的，学生都知道勤学苦练，成长后没有不感激师傅的。
现在不兴打了，学生也不大听话了，不肯勤学苦练了。
孙盛文说：
有些青年演员眼里不大瞧得起师傅，各以梅派、马派、谭派等自居，学得三不像。
愿学哪派戏是可以的，但不能单纯模仿学皮相，必须自己下苦功夫打好基础，然后用心体会才行。
但他们总不体会老师们一片苦心地要把混身艺术传授下来。
演出时又不大愿意演配角，其实好配角比次主角还重要。
雷喜福沉痛而激昂地说：
“现在做老师要满脸陪笑地去教学生，有时恨不得到家长那里去哭一场，请求帮助，这，我们六十多岁的人了，从前没经历过！”
由于学生不尊重老师，有的老师也就不再认真地去教了。
有些青年演员、学生一知半解，只抓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认为老艺人的玩意“可以放到故宫博物院去了”。
大家都希望赶快培养出一些优秀的演员来，但演员的成长是有过程的，学生一毕业出来就是好角色的情形是个别的，一般总要经过长期的舞台锻炼才行。
现在青年演员特别是戏曲学校学生演戏的机会很少。
学生之间还有“不准拔尖”的口号，你演几场我也要演几场，有人多演了几场，大家都瞪眼珠，使演者人人自危。
叶盛兰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
从前科班学生都在白天演出，因为戏场子白天大都有空容易租到。
现在也可采用此法，使学生在学校时期就能多得些舞台实践经验，而且白天演出，也不妨害他们次日上课。
杜近芳还特别谈到青年女演员的结婚会影响舞台生涯。
演员的身材要求苗条些，一结婚生了孩子，身材粗了，上得台去也就不灵活了。
她认为现在提倡晚婚和节育很好，特别适合于女演员。
她觉得女演员最好晚结婚甚至不结婚，把全身心投进艺术里去，但这要热爱艺术超过热爱生命的艺人才能办到。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在会上也强调了演员应该热爱艺术。
他说：
“有艺术良心的人，为了艺术，就得付出代价，作很多个人的牺牲。
可是现在青年人都很缺乏这种热爱。”
实践少　课目多
教条主义影响戏曲教学
赵桐珊（芙蓉草）揭发了中国戏曲学校内部的教条主义。
他说：
大、小、高、矮四堵墙，阻碍了教学工作的开展。
过去京剧演员总是经常演出，经常和观众见面的。
这样不但使观众熟悉了演员，演员也增加了舞台经验。
中国戏曲学校却强调一切为了教学，限制了学员的演出活动。
他认为，一个学生如果学好了一出戏，长久不演，没有实践的机会，就不会得到巩固。
中国戏曲学校的课目的配合也常常脱节。
譬如京剧科有自己的科长和学生，音乐科也有自己的科长和学生；
但是各学各的，互不相干。
等到演出的时候，音乐科的人为京剧科的演员打锣鼓时，两边配不拢来。
叶盛章也认为学校的课目太繁多了，有些和戏曲不太接近的课程如代数等可以减去一些，因为这些课目太多，就会使业务课减少。
他说：
“我的孩子上戏曲学校上了四、五年，最近我试试他的腿，发觉他还很不行。”
叶盛章也主张学生应该有更多的演出的机会。
他说，现在有些学生四处找老师学戏，可是学得虽多很快也就忘了。
“千学不如一练”，光学不演还是不行的。
在“鸣”“放”方针鼓舞下
筱翠花即将重登舞台
于连泉（筱翠花）因病没有出席座谈会。
他的儿子于世文转述了他的意见。
筱翠花是花旦，前几年，清规戒律风行一时，他的戏愈来愈少。
他离开舞台生活已有五年。
最近受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的鼓舞，渴望能重新登台献艺，同观众见面。
日内他将要演出一部从前遭禁的戏“马思远”。

来自沂蒙山区农村的呼声
——爱国农业社社员们对整风运动的期望本报记者　肖彦向村
开展整风运动的消息传到了沂蒙山区的爱国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儿的干部和社员受到莫大的鼓舞。
这些日子，社员们总爱传述一些触动人心的新事：
县委书记带领县干部在乡下参加体力劳动；
区委书记、区长也背起了粪筐或者和社员一块挖猪圈、栽甘薯；
在前两天的报纸上，又看到省委书记们下地锄麦，更激起了社员们许多亲切之感。
社员们谈论的话题中，最突出的是要求民主。
对于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办社三项措施的通知，大家特别拥护；
这次整风运动主要是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正中下怀。
他们举两年来的水利建设为例，对比了领导作风，充分地道出了主观主义领导的危害。
前年，由于社的领导上用行政命令的办法盲目地把劳动力集中起来搞大型引水灌溉工程，用了全社两万八千多个工，占用了一百八十亩土地，挖了一条八、九里长的大沟，效益却很小，结果是劳民伤财，群众不满。
今年首先和社员商量，根据社员们的要求和意见，修直和疏宽了年年为害的柳清河，两岸栽种了树木，不仅免除了河岸的涝灾和水土流失，而且扩大了一百多亩肥沃良田。
提起这项工程，社员无不称道。
社员们深深感到：
上级有了正确的政策和决定，还得有正确的领导作风来贯彻执行。
农业合作化以来，中央、省委、地委有不少负责同志远道而来，具体帮助解决很多实际问题，社员们都以感激的心情念念不忘。
但是，他们还感觉到有许多领导干部这样做得还太少。
他们迫切希望各级领导干部，都能经常地深入下层，接近群众，调查研究，同群众商量。
我们在爱国农业社和社员、社干部接触中，了解到他们对省或中央还有两件具体的要求：
头一件是希望省或中央有关部门，根据国务院关于发展小煤窑的指示，帮助莒县竹园小煤窑克服当前技术等方面遇到的困难，早日出煤，供应农村。
这个小煤窑是1953年被废弃的，去年冬天才由临沂专署负责开始修复。
据说，现在修复和开采的资金和劳动力都不成问题，修好了，今年内就能产七、八千吨煤。
目前最大的困难是技术力量缺乏，没有人能掌握技术领导。
农村缺烧柴，许多农民仍然要靠从几百里路的外县的小煤窑去运煤烧。
第2件事是希望省或中央有关部门考虑，允许把运往外地加工的花生米，留适当数量在当地加工。
莒县去年曾把收购到的二千七百多万斤花生米，全部运往青岛等地加工。
花生饼在莒县只要五分钱一斤；
可是再由青岛等地运回，加上运费、包装，就得一角钱一斤了。
如果能够把往外运的花生米留下一部分就地加工，改成运部分花生油出去，就能节省大量运费和包装费，农民能得到较便宜的花生饼做精饲料。
莒县供销社原有一部榨油机在闲着，也有动力机，只要上级帮助添置一部螺旋机，就可以大量榨油。
社员利用土法，也还可以榨一部分油。
我们在同社员们交谈中了解，他们对中央提出的要求所有干部都和群众同甘共苦的指示，非常拥护。
社员们希望领导干部下乡来，除了找干部谈话、听汇报、作指示以外，也到社员家里坐坐，叙叙家常和心里话。
对个别负责干部，只能匆匆忙忙走马观花，转一圈就走，觉得有些遗憾。
另外，社员们还希望某些干部和军官也能以整风的精神，帮助自己在乡下的家属，让他们在农业社的大家庭里也能成为爱护农业社、团结群众、勤俭治家的带头人；
不要使他们自认为高人一等，脱离群众。
社员们对各级干部转变领导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是有很大期望的，也是有信心的。
吕鸿宾说：
“经过整风，人民内部一定会团结得更紧，干部和群众一定能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艰苦的年代里一样，打成一片，像铁绳扭在一起那样的结实。”

认真接待人民来访　缓和人民内部矛盾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召集有关机关干部研究这个问题
本报讯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于11日下午，召集中央级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以及北京市有关机关的干部，共同研究解决在接待人民来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会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先后就目前各中央级机关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状况、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等，作了报告。
会上还公布了“中央内务部等十九个部门关于接待人民来访的范围（草案）”和关于“处理人民来访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暂行办法”。
在这次会议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听到各中央级机关普遍反映，最近一个时期，在接待来访的工作中有许多问题急待解决，曾经分别向所属各单位，以及北京市级有关单位作了调查。
据调查，目前，有五十多个中央级机关有接待人民来访的工作。
作此项工作的干部约有三百多人，他们在工作中一般都是勤勤恳恳、负责认真的。
他们接谈的问题，至少有一半以上，得到比较完满而及时的解决。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
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来访的人数大大地增多了。
以内务部等二十一个单位为例，1956年接待的来访群众是四万二千人次，今年第1季度即增至二万二千四百人次。
其中包括了多起过去较为少见的集体来访。
而这些现象，估计在今后还要增多。
其次，从来访者提出的要求看，据中共中央办公厅统计，以要求帮助解决就业和生活中的困难的为最多，约占总数的55％至60％以上，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多半与职业和生活问题有关。
其中只有5％以下的人是属于无理取闹或系精神病患者。
再从来访群众提出的具体问题看，其中很大一部分，反映了党政机关和干部的作风、制度、机构，同人民群众的要求之间的矛盾。
这是国内阶级斗争减少和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起来的重要标志。
但是，很多机关的领导人和不少直接接待来访群众的同志，对这个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而在工作的方式方法、制度、受理问题的范围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多严重问题。
比如，有些机关的领导人，很少过问此项工作。
再比如，由于方式方法的失当，或是由于互相推诿，使得来访者增加了对党和政府的不满，也有的由于多方受理，而使少数坏分子钻了空子。
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当即与各有关部门联系，在3月间就各机关接待人民来访的范围、以及来访群众就业问题的归口、处理办法等交换了意见，草拟了暂行办法，于3月29日召集各有关机关的负责人，作了初步讨论，而在11日的会上正式公布试行。
杨尚昆同志在分析当前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状况时说，人民群众访问党和政府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要求，是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的正当手段。
这对领导机关来说，它是一个寒暑表。
通过它可以知道当前最尖锐的问题是什么，可以加强我们同群众的联系，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和纠正错误，可以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向群众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
作好这个工作，就可以缓和一部分人民内部矛盾。
而在当前，对于我们的整风运动，也是有帮助的。
最后，他向作来访工作的同志提出了如下几个要求：
一、要成为党和政府政策的宣传人；
二、要作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作风要认真、朴素、虚心、诚恳，要学会以理服人；
三、要经常向上级领导机关反映情况，提出问题；
四、要帮助改变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风。
习仲勋同志在发言中说，我们过去在来访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多半是由于不关心群众的疾苦造成的。
这正是解放后我们干部的生活、环境的变化，在思想上也引起了变化的反映。
因此，在这次整风中，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检查的重要内容之一。
并且要求司局（处）长以上的干部，今后在一个月内，至少拿出半天的时间，亲自与来访的群众接谈。
他说，这有助于改变我们的领导作风。
因此，他表示自己马上就要试一试、学一学。
他在发言中还特别提到了关心接待来访干部在学习、休息等方面的问题。
他说，为了保证实现这些条件，虽然是在精简机构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在这方面增加一些干部。
杨尚昆同志和习仲勋同志在发言中，都曾提到，各机关在今后归口处理来访的情况下，仍要从全面出发，要有负责到底的精神。
会上还确定，今后中央各单位，都要有一位副部长负责领导来访工作。
出席此次会议的，共五十多个单位，九百人。

跟着党走，真理总会见太阳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　庞熏琴
一个被忍心的父母所抛弃的婴儿，受到狂风暴雨的吹打，现在终于被捡回来了。
这个婴儿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这个忍心的父母是中央文化部，这狂风暴雨就是手工业管理局的粗暴干涉。
05月04日文化部召集了一个座谈会，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五位同志被邀请去座谈，我是五个人中间的一个，我出席文化部这次座谈会，有这样一种感触：
好像一个被忍心的父母所抛弃的婴孩，现在终于被捡回来了！
这忍心的父母就是文化部。
这婴孩就是新创办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这孩子在被弃时期，被狂风暴雨所吹打，这狂风暴雨就是手工业管理局的一些无理而粗暴的对艺术教育工作的干涉。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虽然是一个新创立的学校，但是工艺美术教育工作却也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在旧社会中间，一些工艺美术教育工作者，也曾经努力过多少次，想建立一个独立的高等工艺美术学校，但是始终没有如愿，而且受到不断的打击和压迫。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工艺美术，于是1950年就提出来要成立工艺美术学院，1952年开始筹备，并且在教育工作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工作，批判了过去教学工作上的脱离实际，结合了许多具体任务，例如1952年为国务院设计建国瓷，1953年筹备全国民间工艺美术品展览会，1954年筹备工艺美术出国展览，1955年展开花布设计的改进工作，1956年展开服装设计的改进工作等等，进行了千百次创作设计活动。
在理论上也逐步明确了工艺美术的方针方向。
工艺美术像一切文学艺术一样，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就是工艺美术的方向。
百花齐放是发展艺术的方法，是党对文艺工作的政策，工艺美术也并不例外。
同时也明确了在工艺美术的创作设计工作中，必须贯彻经济、实用、美观的原则。
在干部方面，老教授们和青年同志们，党员和党外同志们，也逐步的打消了隔阂，为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而在共同努力着，由于以上这些条件，同时再加上手工业管理局答应把阜成门外的一座房子让出来作为临时校舍，于是1956年夏天，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终于正式成立了，这是我国文化事业中一件破天荒的大事。
但是由于文化部的严重官僚主义，使这个初创的学校，受到了完全不必要的挫折。
文化部在决定成立这个学院的时候，事前完全没有和工艺美术工作者商量研究，同时也没有正确估计这些年来，在党的教育之下，工艺美术工作者的进步和努力，同时也没有尊重这些同志们的专长是什么，草草率率的只看到了手工业管理局可以让出一座房子来，于是就决定业务由文化部领导，行政由手工业管理局领导。
文化部就这样顺手把这个学校推出去不管了。
把业务领导和行政领导分家，于是业务领导在实际上变成为一句有名无实的空话，而行政领导又对业务完全外行，结果成为推进业务的阻碍，而手工业管理局的领导同志，又偏偏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致使这个初创的学校，从一开始就遭受到了种种不必要的损失和摧残。
手工业管理局的副局长邓洁同志兼任我院院长，他自建院以来，到校的时间，总加起来，大概不到二百小时，他派手工业管理局的推销局局长来作为他的“院长代表”。
并当一个副院长尚在国外、一个副院长卧病医院时期，院长突然宣称这个学校一塌糊涂，要停止招收学生；
一面提出要把学校改为手工艺作坊的方案。
并在青年党团员中间，对我个人进行诽谤，对一些教授们也抱着一种轻蔑态度。
例如对教授们说：
你们要自由主义，可以绝对自由主义。
你们要花钱，有三十万块钱……等等。
邓洁同志这种想法和作法，显然是错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党多年的教育下，已经完全不是他想像的那些人了。
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多数是全心全意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一些工作的，他们并不一定想做什么“长”，他们并不要求那种“自由主义”，他们也更不在乎三十万块钱。
在手工业管理局某些领导同志的眼睛中，这些教授们是吃洋面包的，是脱离实际的，是脱离传统的。
他把这些同志们多少年来的工作成绩一笔抹杀。
例如，染织系系主任柴扉教授说：
“我培养染织工艺设计人才已经有四代。”
他的学生几乎遍及全国各大印染工厂。
有的当了工程师，有的成为先进工作者，许多人得了奖。
又如陶瓷系的教授们，不单这些年来有很多创作，1956年以唐山的次等瓷土进行了试验，创制了一种漂亮的米黄色瓷器。
染织和陶瓷在我国的文化史上，是有着辉煌成就的，同时这些东西是人民生活中间必不可缺的东西。
但是手工业管理局的领导同志却把开设这些系科，说成是脱离实际、脱离传统。
似乎只有象牙雕刻等等特种手工艺才算是传统、才算是实际。
我们是非常尊重这些特种手工艺的，但是并不是要用所有的力量都去搞这些东西。
同志们的专长是染织工艺设计、陶瓷工艺设计、装璜设计、室内装饰设计、金属工艺设计等等。
根据人民的需要和同志们的专长，来设立系科。
不能硬说这是方针方向错了。
在这种专横态度下，老教授们表示要走。
例如：
染织系系主任柴扉教授，想回华东去。
陶瓷系系主任祝大年教授想去当工程师。
金工雕塑教研组组长郑可教授，想到广州去。
一群青年干部说：
这种情况，我们还不如到上海去搞设计公司。
我自己在思想上也是很矛盾的，这几年来看到同志们为了建立这个学院，怎样的不辞辛劳，使我很感动。
无论实验工厂中、资料室中、图书馆中很多东西我清楚他们的来历，知道每一件东西都是来处不易。
走开吗！
觉得这个学校可爱。
留在这里罢，这种领导作风，实在使人不能忍受。
在无可奈何的时候，不禁总会想起1949年毛主席在第1次文代大会上所说的话：
我们欢迎你们，因为人民需要你们。
我想着这句话，想着：
跟着党走，真理总会见太阳的，于是才忍着忍着，留着留着，我知道所有教学人员不论老老少少都是这样心情，全都是这般心肠！
一次不成，手工业管理局的领导同志并不觉悟，又主观的草拟了“创办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计划草案”。
在这草案中提出了这个学院要由手工业管理局统一领导。
管理局派来的驻院代表把我召到办公室去，对我说：
你知道不知道，只要党组决定，无论党员或非党员都得照它执行。
当时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既没有看到过什么决定，真不知他何所据而云然？
翻遍党章也找不到这一条，原来那时手工业管理局已经不声不响的拟好了这么一个草案。
而国务院所正式任命的副院长，对学院的草案反而无权知道，当然教授们更无权事前知道了。
我是在这个计划草案当众宣布的上午才收到这个计划的，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兼院长邓洁同志在宣布这个计划的同时，没有和几个副院长交换意见，就自行宣布了四个院长的分工，这使我真不胜惊讶了，这一位所谓行政副院长究竟是什么时候任命的呢？
同时院长分工，难道副院长连对所被分配到的工作是否同意，这样的发言权都没有吗？
这个计划宣布后，几位系主任要求就关于方针方向和学院的领导关系等总的问题，几个系一道来讨论。
手工业管理局不允许，采取了讲师以上的教学干部都召到手工业管理局去开会，这个会由该局副局长邓洁同志亲自主持，他一开始就这样说：
我是共产党党员，我代表党……我的官不算大，但是也不小。
会议结束的时候他声色俱厉的说：
我们党内有个姓什么的？……无组织无纪律违反党纪要处分。
他回过头来问当时出席的民盟市委同志：
你们盟内是不是也有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人。
向有关领导部门反映学校情况，算不算犯法？
翻遍了盟员手册也找不到这一条。
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在学校计划草案的讨论会上说那样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领导下，学校从正式成立以来，没有举行过集体办公会议，学校正式成立以后这个制度被取消了。
院务会议仅仅在学院成立的时候举行过一次。
院长很少来学校，每件事情业务副院长的决定是不算数的，一切大事小事都要拿到手工业管理局去批准。
行政人员可以随时来来去去，业务副院长无权过问。
教学人员在生活上有些问题提出来，行政人员说：
不要把他们像中央美术学院那样搞惯了。
也有人对教学人员说过：
你们在这里是客人不是主人。
把让借了这座空房子认为是手工业管理局对工艺美术工作者的极大恩赐。
于是在学校中长期的存在着这种情况：
行政工作是另外一摊，受手工业管理局指挥。
把学校的行政和业务分了家，不是行政为教学服务，而是要教学服从行政的要求。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学干部及多数行政工作干部，他们多年受党的教育，他们知道一方面要和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作不懈的斗争，但是一方面不能使教学工作停下来，研究工作虽然受到极大阻碍，也不能使它完全停下来，所以学校的教学工作始终在平静的气氛中教和学，同志们的创作工作和研究工作，也始终时断时续的进行着，但是毫无疑问，由于领导关系摆得不恰当，由于某些领导干部的作风，存在严重的问题。
使这个初创的学校蒙受到很大的损失。
我们要求立即改变这种情况，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应该由文化部来领导。
手工业管理局的某些领导干部，还在美术家和民间艺人之间挑拨是非，加深隔阂。
人民日报上刊载了美术家难请的文章，邓洁同志不加调查研究，在他所写的“加强党对工艺美术事业的领导”一文中，竟加油加醋的说：
有的生产单位多次邀请工艺美术家亲临指导，比三请诸葛亮还要困难。
身兼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给工艺美术工作者硬扣这样的帽子是什么意思呢？
这种说法，在美术家和艺人之间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美术家和民间艺人原来是亲密的，没有什么隔阂的，个别美术界的同志，对某些艺人同志的作品提出了一些意见，那是另外的问题，不同意见可以进行反批评。
不能把它看作为是美术家和艺人同志们的对立。
“经济、实用、美观”的原则，是不是适合于某些高贵的特种手工艺，这是可以展开讨论的一个问题，也不能因为如此，就对工艺美术设计工作中应该遵守的原则加以嘲笑。
工艺美术的范围是很广的！
高贵的特种手工艺也需要，但是毕竟工艺美术主要的是应该为人民的日常生活服务。
希望有关的领导同志能够冷静下来对待这些问题，不要把问题愈搞愈复杂。
工艺美术工作者的队伍是很小的，力量是很薄弱的，例如像郑可教授是我国研究现代金属工艺独一无二的人才。
许多课程都是要从头准备，教育工作原来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中国有句老话：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像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这样一个初创的学院，还是我国惟一的这样一个高等工艺美术学校，对它就需要倍加爱护。
最近多方面对这个学校给予热烈的同情和支持，使所有的同志们更相信：
跟着党走，真理总会见太阳的。

不要让孩子们惶惑　吴靖宇
当孩子们第1次背上书包上学的时候，父母总是要郑重地叮嘱一番：
好好地听老师的话。
由于这种习惯性的教导，孩子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观念：
听老师的话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家长也为孩子能听老师的话而喜悦。
因为这是孩子能听从父母的教导的一种具体表现。
然而，在目前有许多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的情况下，有些家长对待子女升学和就业问题抱着不正确的态度，他们不但不配合学校教师向子女进行劳动生产教育，培养子女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高尚品质，反而通过各种方式教育自己的子女来怀疑学校的教育。
我最近读到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写给他女儿的信，信中说：
“你应该尽一切力量争取今年考上初中。
不然，全家人也都会为你难过。
你说你们老师说过，不能升学也有前途，可以学习技术参加工业建设，或者回到农业社学习徐建春、冯健的榜样。
你应该知道，你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适合。
要知道全国有几个高小毕业生能像徐建春那样。”
这样的信，无疑地是在教育子女不要相信老师的话，这怎能不叫那些无邪的孩子们感到惶惑呢？
“望子成龙”本来是做父母的一大心愿；
“桃李满天下”又何尝不是每个教师感到最大的荣誉。
为了能够真正的教好孩子们，家长和教师必须是协同一致的来进行正面教育。
今天，党和政府一再号召我们应该正确地指导学生的升学和就业。
每个教师和家长都应该教育孩子们能够看清自己的前途，服从祖国的需要，从而满怀信心地走向新生活。
如果都像上面提到的那位家长一样，只片面的鼓励子女升学，就会破坏学校教育的效果，对子女的思想教育起着不好的影响。
这种情况是值得家长们共同注意并且加以纠正的。

公路运输部门增产节约的重大措施
国务院第6办公室负责人谈合理组织运用机关企业货运汽车的意义
新华社11日讯
国务院第6办公室负责人今天对新华社记者说，国务院今天发出的关于合理组织运用机关、企业货运汽车的指示具有十分重大的经济意义，这是国家在公路运输部门实行增产节约的一项重大措施。
他说，机关、企业的货运汽车是一支不小的运输力量。
但是这个力量目前在使用上还存在着很大的浪费。
国务院今天发出这个指示的目的，就是在不影响机关、企业自身运输需要的前提下，将这部分汽车的运输潜力通过适当的办法发挥出来，以满足国家公路运输不断增长的需要。
据初步统计，全国机关、企业的货运汽车共达三万五千多辆，接近全国公路运输部门的货运汽车的数量，而且大部分都是载重量大的新车。
许多机关、团体、学校买了一二辆或三五辆卡车，只是用来早晚接送上下班的人员或应付临时的运输任务（有的甚至拉几百斤的东西也用一个大卡车跑一趟），车子的经常任务很少，大部分的时间在闲着。
许多生产、建设企业和业务部门，运输的任务虽然比较大，车辆的数量也很多，但是由于业务的不均衡和季节性的影响，车子的运输效率也没有充分发挥。
机关、企业货运汽车的另一个特点是单程运输多，在回程或去程的时候绝大部分是空驶，加上一般管理条件差，因而使用效率就比较低。
根据沈阳市从二百六十八个单位、九百九十一辆货车的典型调查，机关、企业汽车的平均使用效率仅达国营运输部门的43％左右。
全国的情况估计同沈阳的情况也相差不多。
一方面是国家运输车辆不足，运输很紧张，一方面却有许多机关、企业的汽车闲着或效率没有充分发挥，这是很不合理的现象。
负责人说，国务院的指示，主要精神就是对机关、企业汽车加强管理，实行统一的有计划的运输。
这就是说，对机关、企业的自用货车要规定适当的生产指标。
各单位除用自备车辆优先运送本部门的货物外，多余的运力应由当地运输部门分配其他的运输任务。
这个办法去年天津、武汉、云南、辽宁等省市都在不同程度上试行了。
去年全国各地运输部门通过组织运用机关、企业货运汽车的多余运力，共约完成了货运量九百六十多万吨、五亿多吨公里。
各地试行的经验证明，把机关、企业的货运汽车组织起来，加以合理运用是可能的。
这样做不仅对国家有利，对有车单位也有利。
例如，北京航空学院有四辆货运汽车，原来使用效率很低，后来经北京市运输部门协商，在保证本单位的运输需要的前提下，将这四辆汽车的多余运力由运输部门统一调度使用，参加计划运输。
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这些车辆不仅给国家完成了一万六千多吨物资的运输任务，而且本单位还收入运费四万多元，除掉各项开支外，还赢余二万多元，相当于一辆解放牌新汽车的价钱。
但是，合理地组织运用机关、企业货运汽车是一项十分复杂而细致的工作。
因为这些车辆都是分散属于各个单位，关系到各个部门的生产、业务和利益。
因此，这项工作必须在适应有车单位运输需要的前提下，分别不同的情况和特点，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来进行，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考虑到在我国组织机关、企业的汽车参加计划运输的工作经验还不足，因此，国务院指示中指出，对机关、企业货运汽车的生产指标初期不宜规定过高。
管理也不宜过严过死，对工矿内部运输车辆、某些有特殊任务的车辆（如勘测队所需车辆）和特种车辆（如运油车、冷藏车等）可允许它们不参加统一计划运输。
同时对参加统一计划运输的机关、企业车辆，在计划方面也应有一定的伸缩性。
这些规定都是很必要的，它反映了国务院指示的做法是既符合实际情况又是灵活的。
负责人说，为了做好合理组织运用机关、企业汽车的工作，各个有车的机关、企业还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的整体观念，克服只图本单位使用方便，不顾整个国家需要和困难的本位主义思想。
同时，各地运输部门也要努力改进工作，在组织运用机关、企业汽车的时候，要尽量地简化手续，减少有车单位的麻烦。
在配载货物时，对机关、企业汽车要和对运输部门的汽车同等看待，并且注意在技术业务方面给予经常的指导和帮助。
总之，在推行这项工作中，交通运输部门和有车的机关、企业都应充分协作，互相支援。
鉴于机关、企业的货运汽车中，国营企业特别是中央各个工业部所属企业的汽车占的数量最大，因此中央各个主管部门要重视这项工作，要指示所属单位认真执行国务院这一指示。
拥有汽车比较多的企业还要把做好这项工作做为增产节约的内容之一。
各地有关部门还要注意研究解决机关、企业汽车参加统一计划运输以后，汽油、配件的供应和修理等问题，以利更好地贯彻国务院的指示。
负责人最后说，国务院的指示，虽然是总结了近两年来试行的经验，并且同各个部门、各个地方反复协商研究以后才制定的，大多数单位都赞成这个办法，但是这个办法还不是十全十美，各地在推行中还可能遇到一些困难。
因此，希望各单位不要因为碰到一些困难就发生抵触思想，因噎废食，而应该从积极方面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地多创造一些好的办法，并及时交流推广。

十九世纪波兰名画家 彼得绘画复制品展览
十九世纪波兰名画家彼得·米哈奥夫斯基绘画复制品，8日在中山公园水榭展出。
这次展出的作品有画家画的最得意的马，以及其他油画、肖像画、水彩画和速写等八十四幅。
这次展出的作品是波兰在去年赠送我国赴波兰文化代表团的。
展览由对外文化联络局举办，在北京展出后还将到其他城市展出。
（新华社）

国务院指示
合理组织和运用机关企业的货运汽车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公路运输量也增加很快，各地均感到汽车不足，尤其是西北、西南各省、市、区的公路运输更是紧张，有些地区已经影响到工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工程和人民的生活。
在目前国家不可能大量增添汽车的情况下，除了必须充分利用和适当发展民间运输工具以外，十分需要充分发挥机关、企业现有运输车辆的潜力，以缓和运输的紧张状况。
现有机关、企业的自用货运汽车的数量，几乎已经接近于全国公用营运汽车的数量，而且大多数是新车，其中蕴藏着很大的运输潜力。
过去各单位运用这些车辆完成了许多重大的运输任务，但限于机关、企业运输任务往往不能均衡和正常，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季节性，一般管理条件也差些，以致运输效率低，运力浪费大。
因此，各地应该对机关、企业的货运汽车加强管理，实行统一的计划运输，有计划地调剂部门间和淡旺季运量的不均衡，组织回程货载和循环运输，以充分发挥其运输潜力。
这是本着勤俭建国的精神，贯彻增产节约与缓和公路运输紧张状况的有效措施。
（一）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应该责成主管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全面地组织计划运输，并且对机关、企业（包括各级行政管理机关、事业机关、合作社、团体、学校及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工商企业等）的货运汽车规定合理的生产指标。
机关、企业应该定期报送本单位运力和运量的平衡计划，自备汽车除了优先运送本部门的货物以外，多余的运力应该由当地交通运输部门调剂安排任务。
为着适应车属单位的生产和业务需要，对机关、企业货运汽车的生产指标，初期不宜规定过高；
还可适当地规定允许变更计划的幅度；
对工厂、矿山内部运输车辆、部分担任特殊运输任务的车辆（如勘测队所需车辆等）和特种车辆（如油车、冷藏车等），以及其他一时不宜参加统一计划运输的车辆，可允许其不参加或在一定时期内不参加统一计划运输。
机关、企业货运汽车运送交通运输部门分配的货物，所得运费归车属机关、企业。
应办的各项业务手续由运输部门负责办理，运输部门可酌收合理的手续费。
参加计划运输的机关、企业货运汽车，如因本部门业务需要，可以自行调剂使用地区（如由甲地调拨乙地）。
但调动前应通知当地交通主管部门，以便调整运力计划。
有车的机关、企业运力不足的时候，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应该在当地统一安排下，尽量协助解决。
（二）在统一平衡计划运输的时候，应该注意贯彻充分地利用民间运输工具和合理地使用汽车的原则。
对有些机关、企业的自运货物，用汽车运输反不如用兽力车或人力车运输较为经济合理的（如运距过短时），应该通过协商，由交通运输部门调给必要的兽力车或人力车承运，将汽车抽出担任运距较长和必需汽车完成的运输任务。
（三）初期实行计划运输还不可能很周密，为了尽可能减少汽车空驶，所有空驶货运汽车都应该主动地向就近国营运输部门联系配载。
沿途公路运输部门根据运输需要也应积极组织回空汽车运货。
但是在配货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回空汽车的便利，并且力求手续简化。
（四）如有车的机关、企业管理车辆有困难，交通运输部门可以接受委托，签订合同，代为管理车辆，单独组织车队营运。
代管车辆除了优先担任原单位的运输任务以外，其多余运力由交通运输部门组织充分使用，车辆产权仍归原单位所有。
但是如有愿意将车权交出的，运输部门也可以接收。
（五）在建立和推行上述各项制度过程中，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和有车的机关、企业应该充分协作，互相支援。
既要防止管理得过严过死，又要防止过于强调本单位使用方便的偏向。
机关、企业对自用货运汽车应该逐步建立经济核算制度，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运输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交通运输部门应在技术、业务方面给予经常的指导和帮助。
（六）各地对机关、企业货运汽车的运用情况应该规定按期检查的制度。
对经常能够按期完成运输计划和各项生产指标的单位应该加以表扬。
（七）机关、企业自用货运汽车参加统一计划运输后，由于运送由运输部门分配的运输任务而多耗用的油料，首先应该在当地规定的节约用油的消耗定额下自行调剂解决，确实还有不足的时候，再由运输部门给予多耗油量的申请证明向石油公司价购。
（八）机关、企业的汽车修理能力有多余的时候，亦可以统一组织，调剂运用。
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应根据上述各项原则，因地制宜地制定具体实施办法，贯彻执行。

学会筑炉技术　照样抬土担砖
武钢工地四百名青年工人自愿去做壮工
本报武汉11日电
武钢工地筑炉公司培训的四百名青年工人，已经于4月下旬分别到大冶钢厂工地、铁山工地和武钢厂区工地，挑泥土，搬砖头。
到大冶钢厂工地的青工，头天就突破了定额，以后也平均超过定额20％左右。
去年招收这批青年的时候，领导上曾讲过：
“学习六个月后，就能考三级或四级技工。”
许多学员都一心想着结业后当三级工，每月能挣四十多元，有的人计划提高工资后，给爱人买衣服。
听到结业后没有工作任务，有的青工就要求继续学习，有的则表示当不上三级工就跳江自杀。
公司党委和培训班支委会结合学习毛主席的讲话，分析了学员的情况，认为绝大多数学员都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并且经过今年春季以来的勤俭建国的教育后，思想认识普遍提高，只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讲清真实困难情况，他们是会自觉地去作普通工的。
他们一开始就向这批青工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并结合本公司情况作了增产节约的报告，指出结业后没有筑炉任务，当普通工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对国家有利。
同时在工作中有一定的收入，对个人也有利。
接着，又以请老工人讲述旧社会当学徒的痛苦等办法对他们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
经过这样一段教育后，青工们普遍反映：
“过去学习六个月已用了国家很多钱，而自己对国家一点贡献都没有，就要求拿三级工的待遇，不应当。”
“国家有困难，自己去挑土也是好的，不要再留下学习花更多的钱。”
学员余行忠过去参加汉江分洪时，认为挑土很丢人，甩了扁担和铁钩，并将垫肩布撕下来做了短裤，发誓不再干挑土工作。
他进培训班后，还写信给爱人讲自己以后是筑炉工了，再不会挑土。
但经过这次教育后，特别是听说公司一些七八级的老师傅也在工地挑土。
开始感到自己思想不对头。
他爱人也回信批评他的想法，叫他不要忘了本。
因此他也自动批判自己说：
“我前几年还是个农民，怎么就说挑土不体面？”
整个培训班小组的青工都写了保证书，表示“个人的小困难服从国家的大困难，坚决服从国家需要。”
（廖冰、肖定）

对批评的反应
我们重视搞生产了
国营青岛农药厂来信说：
我们诚恳地接受人民日报3月13日“增产节约和生产计划”一文，对我厂的批评。
事实的教训与诚恳的批评，引起了我们对生产的重视和努力。
现在我厂产量与质量，已有显著的提高。
会议也不像过去那样频繁而漫长了。
非法招来的农民已动员回乡
地方国营绥化制砖砂石厂来信说：
人民日报3月29日第2版登载“乱招农民千顷荒芜”一文，对我厂的批评完全属实。
我们已报请当地劳动部门，将以前非法招来的农民，动员回乡，或补换手续。
并保证今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江苏省教育厅长说
如果孩子考不上学校就帮助他们参加生产
江苏省教育厅长吴天石的孩子吴允朴和吴允弘，现在是南京市第9中学初中部和南京师范学院附中高中的应届毕业生。
吴天石说：
“现在，我已为他们安排好出路，如果考不上学校，就帮助他们参加劳动生产，或者自学。”
吴允朴向他的爸爸说：
“人民日报‘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曾提到学‘傻子’还是学‘聪明人’的问题，我很乐意做‘傻子’，我已经把这个信念写在我的作文簿上。”

煞风景的事情
在浙江省江山县城南，矗立着一座老虎山。
它是江山县城唯一的风景优美、名胜古迹繁多的胜地。
根据目前当地人民政府的城镇建设规划，在老虎山一带将修建人民公园和体育场。
可是从1956年07月起，浙西农场却擅自在老虎山风景区开山采石，使优美的风景区遭到严重的破坏。
现在，蜷伏在老虎山西面的“雄狮”，头部已被斫掉一半，面目不见了，狮身满是鳞伤。
山上的 “飞来石”与“古烟箩洞”原是游人休憩和避暑的胜地，现在因爆破、开凿，使“飞来石”的基石破碎，有倾倒的危险；
在“古烟箩洞”内堆满了乱石，洞顶的大岩石可能会坍下。
当地人民群众对这情况深表不满，江山县人民代表大会也收到不少有关这一问题的意见。
江山县人民委员会于1956年08月了解以上情况后，曾派员前去现场检查，一再对浙西农场提出意见和批评。
而浙西农场场长黄海，虽是一再在口头上表示接受当地政府的意见，可是却一直继续进行开采工作。
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及其主管部门浙江省公安厅指示他们立即遵照江山县人民委员会的意见，停止对老虎山的开采，该农场仍不执行。
我们认为：
浙西农场为了增加农场经济收入，并满足市场需要，开展石灰生产，这是好事。
但在江山县可供开采的石灰岩很多，完全可以满足该场计划生产量的需要，他们为了贪图便利，不到别地去开采，竟不惜破坏这样好的名胜古迹，而且漠视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是一种错误的行为。
为此，我们对浙西农场及有关领导方面提出建议：
要求浙西农场必须立即停止在老虎山风景区的开采，对已遭破坏的风景，酌情加以修葺弥补。
袁利民、程北辰、曹　平

父与子　韦启美作
“这不是你的儿子，去年初中毕业的？”
“不，一位亲戚！”
“这不是你的一位亲戚，当了劳动模范？”
“啊，我的儿子！”

还是近文、法呢？
“理”近“工”呢？
还是近“文、法”呢？
华罗庚
请允许我提一个大胆的问题：
“数学、物理、化学”和“文学、历史、哲学等”接近呢？
还是和“机械、电机、土木、冶金、水利等”接近呢？
我想一个工学院似乎是离不开“数理化”的，而“文史哲……”确似乎和“数理化”离得远些。
但我们的综合大学却基本可以说是“文理法”综合的大学，而工学院却仅有数学物理的教研组。
这造成了或将造成：
工学院的数学物理教研组的工作同志进修困难，作客思想，或不安于位的思想，另一方面从事理论（或称基础）科学的工作同志缺少了实际问题的刺戟和鼓励，因而导致出轻视实际及为理论而理论的倾向。
我主观地以为：
高等教育应当有理工综合的大学，同时也应当有“文”、“法”、“农”、“医”、师范及其他专门性质的工学院等，“文”“理”综合似乎是没有什么多大道理。
也许有人说以上的看法太不“传统”了！
苏联和很多西方国家中都可以找出和我的看法不一致的制度。
是的！
但我只能看到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历史上的理由，而不是依科学性质势必如此的理由。
当然我也深知，我的知识是窄狭的，除我专长以外懂得极少。
因此以上的看法可能是一孔之见，请恕我大胆，但希望抛出砖去引得玉来，欢迎批评和指教。

祖国南端的城市——三亚
位于祖国南端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三亚市，越来越繁荣了。
一座座国营和地方国营的工厂、商业机构，正在兴建起来。
公路上川流不息的运货汽车，每天都从五指山区各县运来大批红藤、白藤、木棉、野山麻、椰油、槟榔和各种兽皮，然后从这里经海路运销到广州、上海、青岛、天津、北京、内蒙古等地，同时又把由祖国各地运来的日用工业品、新式农具、药械等运到自治州各县去。
傍晚，从南海滨和北部湾渔场捕鱼归来的渔船，成群结队地密集在三亚港。
鱼货在这里加工以后，运销到祖国各地。
三亚市面对着南洋群岛，背靠着气候温和四季如春的五指山区。
陆地上它能同海南各个城市直接联系，通过海运，它不仅可以同祖国沿海各大城市通航，还可以同太平洋上的东南亚国家来往。
它位处南海之滨，不但以出产鱼、盐著名，而且还出产大宗的椰子和珊瑚、贝壳等海产品。
可是，十多年前，当日寇占领海南岛的时候，这座城市竟成为日本法西斯强盗进攻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前进基地。
那时候，日本法西斯强盗赶跑了三亚市的居民，拆毁和烧掉了居民们的房屋，建立起各种军营、堡垒、火药库和特务间谍机关，并且开辟了水陆两栖的军用飞机场。
1945年日本法西斯投降以后，美帝国主义又想在这里建立基地，走日本法西斯的道路。
美帝国主义的太平洋舰队经常在这里巡视，帝国主义分子陈纳德的飞机也霸占了三亚地区的飞机场。
但是，这些伸到我们祖国花园来的帝国主义的猪嘴，终于被强大的人民力量斩断了。
解放以后，这座城市开始了和平建设。
人民政府领导这里的居民大规模地开辟和修整了晒盐场地。
盐的年产量，在刚解放的时候不到二十万担，现在已经增加到六十多万担。
人民政府采取贷款救济等办法，扶助渔民发展生产，帮助渔民建立渔业生产合作社。
解放初期，这里海鱼的年产量仅有二万多担，现在增加到十二万担以上。
渔船也由二百艘增加到六百多艘。
交通运输事业也发展起来了。
解放初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逃跑前的破坏，海运几乎闭塞，陆路在同三亚与海南大城市海口之间也不是经常有车辆来往。
现在，有了定期的货轮，每天有三、四次直达海口的班车，到各县的公路上也有班车来往。
市区里更经常行驶着公共汽车。
在反动派的军营、堡垒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榨油、肥皂、发电、砖瓦石灰、印刷等工厂，建立了各种商业机构、医院、银行、工人俱乐部、汽车运输站、工人疗养所、文化馆、电影院、剧院和中学……。
学生人数也由解放初期的二百多人，增加到一千多人。
根据三亚市的建设蓝图，这里将建成一个新型的商港，对东南亚国家开展贸易。
到那时候，三亚市将比现在更加热闹了。
延昭

绣列宁
“列宁在流放中”
革命导师的这段生活，
曾有多少诗人写成诗篇，
有多少画家画成画。
苏州的刺绣姑娘们，
也日思夜想，千针万针，
用绒线绣成了自己的画和诗。
看，陆巧云多么快乐，
她仿佛在说：
“亲爱的列宁同志，
请你再坐一会儿，
还有不多几针就绣好了。”
吴鸣文　新华社记者　许必华摄

莫等天寒抢运煤
我们是黑龙江铁路管理局的一个分局。
最近我们检查了去年一年配合矿山和煤建公司完成煤炭运输任务的情况，发现由于产、运、销各部门工作不协调，人为地加重了煤炭供不应求的困难。
第2、三季度各矿山的生产上涨，但用煤单位这个期间很少托运。
大部分的煤都等到第4季度抢着托运。
铁路的运输情况则恰恰相反，第2、三季度因粮谷甜菜等都没有收割上市，运输力有余，而托运的物资缺少，形成有车辆没有足够的货物可运。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矛盾呢？
第1、用煤的企业存在本位主义思想，不考虑矿山生产和铁路运输条件，强调夏季不贮煤，冬季现用现运，认为这样可以避免本单位积压资金。
去年我们曾同鸡西矿务局联合向黑龙江省煤建公司建议、趁第2、三季度煤矿的产量上涨，铁路又有多余的车辆，多运煤贮备起来。
并提出：
如受资金限制时，矿务局可暂时赊销。
但是，黑龙江省煤建公司根本不接受这个意见。
第2、矿山的生产不平衡，前松后紧。
如大恒山矿第1季度生产二十六万四千多吨，第4季度生产三十四万零一百吨。
特别是小恒山立井，第1季度生产三万八千多吨，第4季度则是十一万多吨，增加约二倍。
生产和运输脱节，也影响了销售方面的需要。
现在就从几个主要方面看一下它所造成的损失吧！
在矿山方面，由于第2、三季度煤的产量大，运不出，必须将煤从仓里捣出，落地贮存，使煤遭到约2％的自然耗损量，鸡西矿在两个季度内共落地三十五万多吨煤，损失九千元，到第4季度再装车，又拿出十七万八千八百元的翻装费。
在铁路方面，第2、三季度运量不足，就得将多余车辆贮备起来，有的站因备用车堵塞，造成车辆使用上和调整列车运行上的严重困难和浪费。
到了第4季度，运煤任务突然增加，铁路又不得不尽量少运其他物资。
因此，我建议，今后用煤单位要尽量在二、三季度多运煤，煤矿要尽量做到均衡生产，大家共同努力来缓和煤炭供不应求的困难。
林口铁路分局局长　孙锡禄

万隆群众热烈欢迎伏老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
伏罗希洛夫主席10日下午在苏加诺总统的陪同下到达万隆。
两位元首坐着敞篷汽车经过万隆市区到西爪哇省公署。
街道两旁有几十万人民向他们热烈欢呼。
人们不断高呼：
“印度尼西亚苏联友谊万岁！”
“和平万岁！”
许多人是从附近各地赶来的。
伏罗希洛夫主席临时在省公署前向聚集在那里的群众讲话。
他说，苏联人民早已熟知万隆这个地方了。
因为亚非各国的代表曾经在这里开会，对人类作了重大的贡献。
苏加诺也向群众说，万隆人民热爱伏罗希洛夫主席，因为伏罗希洛夫主席是苏联人民的代表，因为苏联是印度尼西亚国家和人民的好朋友。
11日中午，伏罗希洛夫主席来到战后印度尼西亚反抗荷兰帝国主义侵略时期的首都日惹。
伏罗希洛夫到烈士墓献了花，并且在印度尼西亚民族英雄苏基曼将军墓前默念致敬。

世界工联号召全世界工人展开斗争
据波兰通讯社报道，世界工会联合会书记处最近通过了一项呼吁书，号召全世界的工会会员展开争取停止核武器试验的斗争。
呼吁书指出，核军备竞赛和不断的氢弹试验危及人类并且引起人民的深切不安。
这种不安已经由于北大西洋集团军队要装备原子核武器的决定而加剧了。
世界工会联合会重申它1954年04月29日的反对试验和使用这些武器的宣言，并且认为这条道路上的第1步应当是大国之间缔结一项协定，结束核试验。
世界工会联合会最后庄严地呼请全体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工会组织采取主动并团结起来促使他们政府毫不迟延地达成关于制止氢弹试验和禁止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协议，如果这些政府现在还没有这样做的话。
敦劝各大国举行最高级会议讨论停止进行危及人类的致命武器的军备竞赛问题。
（新华社）

使领导接近生产、更加具体和切实有效
苏联工业管理改组07月以前完成
新华社11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最高苏维埃第7次会议在10日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改进管理工业和建设的组织工作的法律中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面的杰出成就十分令人信服地证实了党和政府所执行的政策的正确性，证明了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原则的伟大生命力。
另一方面，鉴于各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和许多州的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的建立和工业建设的空前规模，鉴于地方上有无数精通业务的专业干部和科学家，人们越来越感到迫切地需要进一步改进管理工业和建设的组织形式，使领导接近生产，使领导更加具体和切实有效。
现在，已经有必要更加扩大加盟共和国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权力，把对企业和建筑工程的实际领导的重心转移到地方上，转到经济行政区去。
新的管理形式可以消除阻碍进一步发展工业中的专业化和协作、阻碍更充分地利用现有潜力的本位主义壁垒。
按经济行政区组成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应当是管理工业和建设的基本组织形式。
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所拟定的、并且在全民讨论中获得一致支持的关于进一步改进管理工业和建设的组织工作的措施。
法律规定，工业和建设的管理应在经济行政区的基础上，根据地区的原则来实行。
经济行政区由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划定。
在每一个经济行政区内组成国民经济委员会来管理工业和建设。
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由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组成，并归它们领导。
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实行对各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领导。
国民经济委员会之下附设有技术经济委员会，起咨询机关的作用。
法律指出，由于工业和建设的管理工作的改变，一些全联盟的部应予撤销，其中包括：
汽车工业、机器制造、仪器制造和自动化工具、母机制造和工具工业、建筑机器和筑路机器制造、石油工业企业建设、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制造、运输机器、重型机器、电工器材工业等部。
苏联电站部和苏联电站建设部合并为苏联全联盟电站部。
苏联国防工业部和苏联普通机器制造部合并为苏联全联盟国防工业部。
法律还规定撤销一些联盟兼共和国的部，其中有：
造纸和木材加工工业部，城乡建设部、轻工业部、森林工业部、石油工业部、肉乳制品工业部、食品工业部、建筑材料工业部、渔业部、建造部、冶金和化学工业企业建造部，采煤工业企业建设部、采煤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部、钢铁工业部。
各加盟共和国的有关的部也相应撤销。
法律规定，被撤销的部所管理的企业和组织，移交给各有关的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直接管理。
移交给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直接管理的还有下列全联盟部的企业和组织：
航空工业部、国防工业部、无线电工业部、造船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和电站部。
但是，这些部拥有负责有关工业部门的计划工作的职权，并且要保证发展生产的高度技术水平。
它们应通过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实现这种职权。
苏联各非工业部所管理的企业移交给有关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直接管理。
法律规定，把苏联部长会议国民经济长期计划国家委员会改组为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计划委员会。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应当是国家科学的国民经济计划机关。
它将全面研究国民经济的需求和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当前计划和长期计划；
在发展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部门方面执行统一集中的政策，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保证正确安排国家的生产力和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各部门，以及制定供应国民经济的物资和技术设备的计划和保证实行在供应工业品方面严格遵守国家纪律的监督。
法律还规定，撤销苏联部长会议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国家经济委员会（它的职能将由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各加盟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执行），成立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它的任务是研究国内外科学技术成就以及先进生产经验，广泛宣传这些成就，出版科学技术书籍，监督国民经济中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撤销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新技术委员会。
法律认为，成立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科学技术委员会，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在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下设立科学技术委员会是适宜的。
法律规定，苏联部长会议增添下列成员：
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和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局长。
法律所规定的各项改组应在今年07月01日以前完成。

卡达尔总理向国民议会报告政府工作
匈牙利的主要困难已经克服
宪法秩序完全恢复　国家政权已经加强
新华社布达佩斯11日电
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卡达尔5月09日在国民议会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总结报告说，由于匈牙利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和劳动，由于国际工人运动、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的兄弟援助，可以认为，匈牙利的主要困难已经克服了。
卡达尔总结了最近六个月来政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他说，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党，我们完全恢复了我们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秩序，国家政权加强了，我们建立了有组织的武装部队，国家机关中的秩序也恢复了，而对我们最重要的是，人民大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一天比一天加强了。
卡达尔在谈到匈牙利的反革命叛乱的时候说：
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谈反革命谈得很多，责备我们谈论像纳吉这样的叛徒谈得很多。
他们责备我们为什么不谈谈像拉科西领导奉行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路线所造成的错误和破坏法制的情况。
我们应当清楚地说明，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
过去的领导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它是引导党和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的，它不希望削弱而是希望加强工农国家，它不希望削弱而是希望加强匈牙利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友好和同盟的相互关系。
而纳吉及其追随者却相反，他们是叛徒，他们放弃了社会主义立场，并且领导反革命分子进行反苏活动。
卡达尔谈到了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他特别强调地指出了采煤工业和轻工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他说，在这些方面，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首先是苏联，给予的兄弟援助，起了巨大的作用。
卡达尔接着说，去年10月间发生的事件对我们最重大的教训是：
只有当工人阶级政党和劳动人民维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保卫它不被歪曲和曲解，只有当工人阶级牢靠地掌握住政权，他们才能实现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任务。
人民民主国家的力量、工人阶级政权的巩固的首要和必需的条件是要有这样一个革命政党，这个党能够正确制定工人阶级的政策、能够在目前的情况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享有工人阶级广大群众、全体劳动人民的信任，倚靠广大群众，取得他们积极的支持。
卡达尔说，据我看，我们的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正朝着这个健康方向发展并且已经在起着这样的作用。
卡达尔谈到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
他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忽视去年10月间的不好的经验。
当时，新成立的各个政党无保留地提出资产阶级复辟的纲领。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提出成立联合政府是不适时的。
卡达尔说，国民议会到今年任期将满了。
如果情况正常，原该解散国民议会，宣布举行新的大选。
但是10月反革命叛乱破坏了国内秩序并且使国家遭受重大的创伤。
现在匈牙利劳动人民正在致力于治疗这些创伤。
因此，工农革命政府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把力量和时间花在议会选举上是不正确的，因此，建议利用宪法所许可的范围，延长国民议会的任期，并且推迟大选。
卡达尔说，我们深信，如果我们现在集中力量来实现最重要的任务，而不是把经济性质的任务放在最末位，我国人民将会同意我们这样做的。
卡达尔接着谈到匈牙利政府的外交政策。
他强调了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同苏联的友谊。
他还谈到了接受苏联和其他朋友——伟大的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
卡达尔在谈到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关系时说，我们两国之间除了良好的友谊联系之外，还有分歧之处，南斯拉夫的某些观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比方南斯拉夫同志把社会主义阵营看成是军事集团。
我们匈牙利人在去年10—11月间明确地看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意义。
因此，我们大概比别人更清楚地了解，社会主义阵营不仅是一个防御集体（而且主要的不是一个防御集体），而是一个渗透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新的世界。
这个世界的不可摧毁的力量正是在于它的团结一致，在于互相间的兄弟支持。
卡达尔说，在坦率地指出这些分歧的同时，匈牙利政府意识到，发展匈牙利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人民和政府的多方面的联系对匈牙利人民也是有利的。
随后，卡达尔谴责了美国统治集团干涉匈牙利内政的企图。
卡达尔还谈到匈牙利同联合国的关系。
他说，为了讨论在联合国大会上曾经提出的和研究过的问题，匈牙利政府曾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访问匈牙利。

当前国际局势的特点
顾思
美国统治集团力图阻挠国际局势走向缓和的困难已愈来愈大，这是当前国际局势的特点。
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埃及和在匈牙利制造反革命的叛乱失败之后，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曾不断地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改善国际关系而努力，同时各国人民，包括帝国主义国家的广泛阶层人士要求和平的愿望也日益增长。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动势力，却千方百计地制造紧张局势，以便继续推行其扩军备战和侵略扩张的政策。
目前，争取国际局势的进一步和缓和制造紧张局势这两种政策的斗争，正在激烈进行。
走向缓和的趋势
国际局势继续走向和缓的趋势，表现在许多方面。
首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在不断增强。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代表团的相互访问和会谈，已进一步加强了各国之间的兄弟友谊和互助合作关系。
苏联元首伏罗希洛夫对我国的访问，更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伟大团结的一个高潮。
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合作关系的巩固和发展，是世界和平的可靠保证。
在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团结的同时，苏联、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积极为改善国际关系和缓和国际局势而努力。
伏罗希洛夫主席已从我国到印度尼西亚访问；
布尔加宁主席于4月20日写信给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对解决裁军问题、欧洲安全问题和改善苏英关系，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的会议上，苏联代表最近又提出了一项包含西方国家所坚持的扩大空中视察范围的裁军新建议。
在这个期间，我国也为和平解放台湾继续采取了积极步骤，并接待了为促进中日关系而来我国访问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
苏中两国的这些行动，大大转变了国际气氛，使各国人民对国际局势的发展前途怀着良好的希望。
其次，由于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坚定地执行了保卫民族独立和加强阿拉伯国家团结的政策，一度成为国际风暴中心的中东局势，已逐渐缓和下来。
最近美国在约旦制造了紧张和不安，但是，苏伊士运河恢复航行了，帝国主义国家已不能不放弃对运河的无理抵制，接受埃及对这条水道的管理。
这是中东局势的一个重要的转折。
此外，当前国际局势中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就是各国人民要求停止氢弹爆炸试验和反对核子军备竞赛的呼声越来越普遍了。
世界和平理事会为此发出的呼吁，已得到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广泛响应。
现在，已不仅是一些亚洲国家的政府，并且许多西欧国家的政党、著名的公众领袖以及美国的一些政治领袖，都卷入了这个运动。
这是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它对帝国主义的扩张原子军备政策是一个强大的压力。
最后，还应该看到，许多西欧国家对沉重的军费已不堪忍受了。
英国和法国已相继削减了它们的军费开支；
英国并决定在今后五年内把武装部队人数裁减三十七万五千人。
同时，英国、日本、法国和西德等国家，对美国的禁运政策表现了越来越大的不满，并要求改变这种政策。
上述的情况，除了英国强调发展核武器的不良影响之外，还表现了这些国家希望改善它们的经济状况和发展东西方经济交流的愿望，这对于改善国际关系具有积极的作用。
美国制造新的紧张
各国人民要求和平和改善国际关系的愿望，是同美国统治集团侵略扩张的欲望相矛盾的。
因而，各国人民和爱好和平国家缓和国际局势的每一个努力，都会使美国统治集团感到不安，都遭受到美国的竭力抵抗。
当前各国人民最主要的愿望就是要避免核子战争的威胁。
但是，美国却在变本加厉地扩张原子军备，制造原子战争的威胁。
美国不仅最近在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上坚持要以原子武器装备西欧国家的军队，而且在那个会议之后，公然把美国的导弹部队派驻在我国的领土台湾。
从此，美国已把它扩张原子军备的政策扩展到亚洲和远东地区来了。
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制造紧张空气，使国际局势趋于复杂化。
美国在欧洲和远东制造紧张局势的同时，还在中东加紧推行其侵略阿拉伯国家和排挤英法的艾森豪威尔主义。
在这个期间，除了理查兹使团继续在中东和北非许多国家进行活动之外，美国还公然派遣了第6舰队对约旦局势进行武装干涉，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甚至在黎巴嫩登陆以“显示力量”。
这使中东局势曾一度剑拔弩张。
在此以后，美国又宣布给约旦一千万美元的援助。
美国以武力威胁和美元诱骗的手段在中东伸张势力的做法，清楚地暴露了艾森豪威尔主义比旧日帝国主义对付殖民地人民的炮舰政策还要恶毒。
为了阻挠国际关系的改善和国际局势的走向缓和，美国在北大西洋集团的波恩会议上，一方面同西德军国主义勾结一起，拼命散布反苏烟幕，驱使北大西洋集团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军备竞赛政策，另一方面，美国对英国的新的国防政策进行攻击，以便迫使英国改变它裁减武装部队人数的决定。
不仅如此，在波恩会议之后，美国并利用西德以及其他西欧国家同英国的矛盾，在麦克米伦与阿登纳的会谈中，以及在西欧联盟议会的会议上，继续对英国施加压力。
西欧联盟议会并通过决议，反对裁减在欧洲大陆上的所谓盟国地面部队，这显然是针对着英国的。
美国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表示愿意考虑苏联的裁军新建议，并声明愿意讨论各国要求放宽禁运的问题。
但是，在裁军谈判中，美国至今仍拒绝对禁止使用核子武器承担义务；
并且根据西方国家所透露的消息，美国所提出的所谓放宽禁运的新货单，实际上是加强了禁运管制。
因此，美国的扩张原子军备和继续制造紧张局势的政策是掩饰不住的。
不得人心的政策
美国推行的扩张原子军备和制造紧张局势的政策，已经引起了各国人民的日益坚决的反对，并使它和英法等国的矛盾继续加深。
各国人民要求停止原子军备竞赛和停止核子爆炸试验的运动，在继续发展中。
特别是西欧国家人民反对以原子武器装备西欧国家部队的运动，正在广泛地开展。
在西德，包括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两个主要反对党派在内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卷入了这个运动，从而使这个问题成为西德未来大选斗争的中心问题。
这种情况使得亟于想以原子武器装备西德军队的美国和西德政府，在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会议上不得不把它们的计划推迟到9月大选以后去实施。
美国在我国台湾设置导弹的行动，不但激起了我国人民的愤慨，而且引起了许多亚洲国家舆论的反对。
处在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高潮中的中东各国人民，是不会被美国对约旦局势的武装干涉所吓倒的。
埃及、叙利亚等国仍坚决拒绝艾森豪威尔主义。
约旦民族主义力量虽受到了挫折，但是它们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并没有中止。
叙利亚左翼党派在议员补缺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说明了中东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强大力量。
中东人民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斗争，必然将继续向前发展。
美国在中东横行无忌和排挤英法的做法，也受到英国统治集团的重要人物、前首相丘吉尔的公开抨击。
丘吉尔表示美国在中东应该“重新考虑”英国的“意见”了。
这说明，随着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推行，美国同英法之间的矛盾也在继续加深。
同时，美国在努力维持北大西洋集团国家扩军备战的计划上，也遇到了困难。
特别是英国裁减武装部队的决定，引起了北大西洋集团国家之间一连串的矛盾。
美国与西德在北大西洋集团中结成了一个新的轴心来对英国施加压力，但是英国在它的国防政策上一直不肯退让。
北大西洋集团国家这种利害冲突的矛盾，也表现在禁运问题的斗争上。
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美国企图借放宽禁运之名而继续加紧实施禁运政策的做法，有很大的反感。
美国合众社说，美国如果坚持这种做法，将会使巴黎的所谓对华贸易管制委员会“实际上等于解体”。
这种情况说明，美国制造紧张局势的政策是如何地不得人心了。
美国的政策遭到各国人民的反对，而苏联和所有其他爱好和平国家争取和平的努力，却受到了各国人民的广泛欢迎。
各国舆论迫切地希望通过各国的努力能使东西方的关系得到改善，使裁军谈判能够达成协议，使国际局势能继续走向缓和。
这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要实现这种愿望，还需要各国人民进行巨大的斗争，来克服美国横阻在这条道路上的障碍。

苏联工业和建设大改革的开端
本报记者　李何
苏联最高苏维埃第4届第7次会议通过了改进管理工业和建设的组织工作的法律，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这次会议紧接着一个月的全民讨论之后举行，它事实上是全民讨论的总结。
正因为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对于经济管理的改组问题作过较多的考虑，正因为有四千多万劳动者参加了这次全民讨论（二百多万人提出了意见），问题摆得很清楚，事情已经成熟，所以在这次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能够以四天时间顺利地决定了那么复杂的经济管理问题。
在这次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有三十二位代表发言。
正如参加全民讨论的成千成万人们，他们一致赞成建立经济区，在经济区里设置国民经济委员会，把工业和建设的管理重心移交给它们。
他们认为：
走这条道路，可以彻底地克服从专业部领导原则派生的本位主义，可以广泛地实现工业企业的专业化和协作，可以使领导深入下层接近生产和具体地帮助企业。
在发挥地方的独立性和积极性方面，人们是没有争论的。
不过报告人和发言人都强调：
在提高地方的作用的同时，要防止地方主义的产生，地方机构必须把具有全苏意义的问题放在第1位，必须首先注意发展关系全苏的工业部门，必须关心扩大和其他地方的经济联系。
莫斯科高速切削工人贝科夫在发言中批评了已经感觉到的地方主义的现象。
他的工厂所用的液压车床，是由哈尔科夫“液压传动机”工厂供应的。
这个专业化的工厂最近竟从地方的领导者得到指示，不管其他地区对液压机的需要，而去加紧供应自己的未来经济区。
对于全苏和共和国的某些工业部应该撤销或者保留，代表们争论比较多。
人们最后同意保留某些工业部而把它们所辖的企业都交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
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对于像国防工业等等重要的工业部门的集中监督；
另一方面可以不妨碍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作用。
从全民讨论和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不难看出：
正如某些工业部的保留，并不限制地方和群众的独立性和积极性一样，在全苏联设立九十二个经济区，并不是取消而是加强民主集中制。
因为在经济管理重心移到地方以后，全国计划、财政、统计等等仍然是集中的，到时势必出现一种新的气象，那就是，统一的、集中的、有计划的领导与地方和群众的广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很好地结合起来。
改进经济管理制度的法律通过了，苏联工业和建设的大改革开始了。
最近三年来苏联党和政府在进一步发展农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改进了农业的领导，使领导接近生产。
现在工业和建设方面也这样做。
苏联农业以往有很大缺点，而工业情况一直很好。
因此这次大改革，无疑地将为生产力的发展打开巨大的远景。
赫鲁晓夫同志日前接见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时候说：
这次改组就是要在原有的工业基础上大大提高生产，将会有一个以最新技术装备苏联工业企业的高潮出现。
一场紧张的改组工作将在5、6月中进行。
这是苏联工业和建设大改革的开端。
（5月10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呼吁美英议会采取措施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10日通过的致美英两国议会的呼吁书，请它们促成苏、美、英三国政府就立即停止原子弹和氢弹试验性爆炸问题达成协议，并且采取它们认为实现这一目的所必需的措施。
苏联最高苏维埃提请美、英议会讨论成立美、英、苏议会委员会，来研究导致停止试验和禁止原子武器与氢武器的可能方法问题。
呼吁书说，一切国家的各阶层人民都坚持要求结束核武器竞赛，防止威胁人类的灾难。
人民公允地对拥有原子弹和氢弹的国家美国、英国和苏联的负责人士寄予特别的希望。
现在，当原子时代刚开始，还只有三个国家生产核武器的时候，就防止原子战争的措施达成协议是比较容易的。
全世界人民期望联合国将在解决裁军问题上起作用。
苏联最高苏维埃认为，三国议会应当充分地了解到它们对世界和平和命运，以及在防止威胁人类的危险方面所负有的责任。
呼吁书还谈到，苏联最高苏维埃在去年07月间的呼吁书中已经提请各国议会注意裁军和禁止原子武器与核武器问题，同时苏联政府也曾声明，不管能否达成关于原子武器和氢武器问题的总协议，苏联愿意就立即停止试验原子弹和氢弹达成协议。
苏联最高苏维埃完全赞同苏联政府的这一步骤。
索非亚开群众大会
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10日举行了一个规模巨大的群众大会，支持争取禁止热核武器的斗争。
这个集会是由保加利亚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保卫和平全国委员会，以及妇女、工会和青年团体组织的。
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特莱科夫在大会上致开幕词，他强调指出，爱好和平的保加利亚人民热烈支持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停止试验热核武器的呼吁书，以及苏联最近提出的关于裁军、停止试验和完全禁止热核武器的建议。
大会一致通过了致世界和平理事会和伦敦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的电报，坚决要求立即停止试验和禁止热核武器。
印度农民谴责试验核武器
全印农民协会中央理事会强烈谴责原子核武器的试验，号召印度农民积极参加全国反对核武器试验的运动。
理事会会议已经在5月10日晚上结束，会议由全印农民协会主席阿·克·高普兰担任主席。
理事会的决议说，西方国家举行这些试验，实际上是想毁灭社会主义国家，扼杀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起义。
理事会还通过了关于重新分配土地、粮荒和抗议增加新税的三个决议。
美国一杂志撰文
反对原子黩武
纽约消息：
据“记者”杂志9日报道，在美国政府进行核武器试验的内华达州和犹他州，数以千计的人民受到有放射作用的微粒伤害的危险，因为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缺少足够的情报来对公众提供适当的保障或精确地预料试验的结果。
这家杂志在一篇文章中说，在犹他州的一个市镇上大约有五千名居民在二十四小时内所受到的空气沾污的程度比美国全国度量衡局对放射线工作者所规定的保险的浓度要多一千二百六十倍。
自从在1951年建立内华达州试验场以来，原子能委员会就一直不透露关于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居民所受到的放射作用感染的情报。
这家杂志还在社论里指出，进行核武器竞赛“不可避免地要达到不能控制的地步”，必须结束这件“疯狂的事情”。

莫斯科的“北京饭店”
在莫斯科的马雅科夫斯基广场上的“北京饭店”是一幢七层楼的大厦，它共有三百五十九个房间。
目前全部房间都住满了旅客，其中有些是从中国去的客人。
旅馆里的中国式的“北京餐厅”不久就要开幕。
客人们可以在这里吃到中国风味的饭菜。
大餐厅里有两列整整齐齐的朱红色的大圆柱，天花板是蓝色的。
装饰这个餐厅的材料，特别是各色油漆是从中国运去的，这些装饰也是由中国技工领导着进行的。
在大厦上部的拐角地方设有小吃部。
小吃部紧连着夏天乘凉用的凉台，从这里可以眺望莫斯科中心街道的美丽景色。
（黄）

会唱歌的狗
东京最近发现了一个两岁的“天才的狗歌唱家”，它能够唱“圣路易布鲁斯”一曲的好几小节的调子。
这位“歌唱家”的名字叫杰克，主人是东京闹区的沼田安雄，也就是他发现这只狗具有歌唱才能的。
沼田嗜好吹木箫，有好几次他发现当他吹起木箫的时候，杰克就随着箫声发出“有旋律”的长吼，因此从去年10月开始，教它唱歌。
据他说，虽然杰克表演的“歌唱节目”目前有限，它现在只在学“圣路易布鲁斯”和少数几首流行歌曲的调子，但是它在这方面是有天才的。
沼田说，他同杰克共同的目的是准备同在伦敦的另一只狗进行歌唱比赛。
据最近消息说，伦敦那只狗能唱圣诞歌“叮咚的铃响”和摇摆舞的调子，并且还要把它的歌声灌成唱片。
（新华社）

叙利亚外交部发言人
指责土耳其在叙边境寻衅
新华社11日讯
据大马士革“胜利报”10日报道：
叙利亚外交部发言人说，叙利亚政府认为，土耳其军队在叙土边境西段的结集“是对叙利亚的敌对行动，目的是想使两国的关系恶化”。
发言人说：
土耳其军队的结集是确实的实际情况。
叙利亚政府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并且已同土耳其当局进行交涉。

在意大利社会党中央全会上
南尼反对和意共决裂
据新华社11日讯
据塔斯社罗马讯：
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南尼5月09日在罗马举行的社会党中央全会上强调指出，尽管社会党认为“它同共产党人的团结形式和有机联系”已经过时，但是社会党“反对同共产党人决裂的一切建议，反对在意见一致的情况下仍然放弃同共产党人合作的一切建议”。
南尼代表社会党指导委员会在党中央全会上作报告，这次全会十分重视在社会党决定拒绝按社会民主党的条件同这个党合并后两党关系的问题。
据意大利进步报刊认为，社会民主党退出政府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引诱社会党拒绝同共产党人合作而同社会民主党合并。
南尼在报告中还指出，近来在社会党人合并这件事上所以发生严重的危机，不仅是因为双方没找到接近之点，而且，由于社会民主党人的过失，就是在涉及两党接触的、看来已经解决的问题上又发生了分歧。
在全会讨论南尼的报告的时候，许多发言的人都激烈地抨击了社会民主党企图分化工人阶级和支持资产阶级的立场。

埃及购自我国的纺织机安装完毕即将投入生产
本报开罗航讯
我国制造的二百台织布机和十台细纱机，已经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司巴海纺织工厂安装完毕，其中有一部分并已开始试工。
这一批机器是由上海“中国纺织机械厂”制造的。
司巴海工厂的规模在埃及棉纺织厂中占第4位，有六万个纱锭，全部职工四千人。
在这以前，在这个厂里开动着的都是来自欧美各国和日本的纺织机。
埃及的工厂使用中国的纺织机，这还是第1次。
这批中国机器的订购过程是这样的：
1955年万隆会议以后，这家工厂的总经理司巴海应邀到中国访问参观，在北京“中国国营第2棉纺织厂”看到那里的全部机器都是中国自制的，并且发现机器的效能都十分良好；
后来他又在上海“中国纺织机械厂”参观了机器的制造过程，实地观察了每一台机器和每个重要零件。
在他回国以后，经过他的推荐，司巴海工厂的董事会便决定向中国订购了这一批纺织机。
在两个月以前，应司巴海工厂的邀请，我国工程师陈人骐率领了二名技术员到埃及帮助埃及工人安装这些机器。
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他们和埃及的工人们合作得很好。
在陈工程师的指导之下，技术员王集恺和崔孝诚差不多每天都满手油泥，额上挂着汗珠，满怀热情地同埃及工人一起把机器安装起来。
虽然由于言语不通，他们和埃及工人不能直接交谈，但他们随时都感受到埃及工人对他们所表现的友好的感情。
现在，经过中国技术人员和埃及工人的共同努力，这一批中国制造的纺织机器即将全部投入生产，为埃及人民纺出细纱，织出细布。
据这家埃及工厂的总经理司巴海先生告诉中国记者说，不久，他将要再一次访问中国。
他说，这一次访问中国，一方面是为了推销他的工厂的产品，一方面则是准备再从中国订购一些纺织机。
（胡修亚、陈伯坚、李士玮）（附图片）
在司巴海工厂的中国纺织机，已经部分试工生产。
右边正在操作的是中国安装技工。

将阿登纳一军
席林生
近来阿登纳的日子不大好过。
前几天，社会民主党领袖奥伦豪尔正式表示，社会民主党在竞选宣传战中要提出原子军备问题。
正像外国通讯社所说的，目前这个西德军队装备原子武器的问题已经成了西德竞选运动中的“头号问题”，并且正在减少阿登纳当选的可能性。
因此，社会民主党拿出这一手，无疑是将阿登纳一军。
但是，阿登纳的美国“盟友”却要西德在它的以核子武器为基础的所谓“新新面貌”战略担任重要角色。
最近，杜勒斯到波恩开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时，和阿登纳进行会谈。
据法新社报道，杜勒斯在会谈中要阿登纳不管现时在西德对于选举的考虑如何重要，都不应该采取消极的态度，在原子军备问题上不能松劲。
这真使阿登纳颇为作难。
华盛顿的命令不能不听，何况英国已经在制造氢弹，西德怎能落后。
但是，在今年大选年头，西德选民反对原子军备的强烈愿望又怎能完全不顾？
因此，最近一个时期西德政府领导人物就在原子武器问题上发表了一连串自相矛盾的谈话，就像一个人不断自打嘴巴一样。
不信请看：
阿登纳曾说，西德不能不让它的部队配备战术原子武器。
但是一会儿他又做出一副悲天悯人的表情说：
“请相信我，世界上的原子军备使我深深地感到担忧，并且使我日夜都不能忘怀”，竭力表明他是主张一切国家进行原子裁军的。
在另一场合，阿登纳又说：
西德将同其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一起获得战术性的原子武器。
而一位西德政府的发言人却解释说，不存在西德军队获得战术原子武器的问题。
04月25日，外交部长勃伦塔诺说，西德必须保持原子军备计划。
但是隔了四天，同一个勃伦塔诺又说，西德打算用原子武器装备西德军队的说法是“虚构”的。
前几天，阿登纳在给苏联大使的信件中提出一预“保证”，表示西德从来没有要求原子核武器。
但是5月06日西德总理发言人却说：
阿登纳不可能按照苏联的照会里的建议“放弃原子武器”。
像前面说过的，这种自相矛盾的宣传是出于两方面的需要，是故意安排的。
阿登纳集团认为必须现在就把话讲出去，为开始原子军备准备舆论，但考虑到大选在即，不妨把话说得略为含糊一些，甚至打一下自己的嘴吧，反正要装备原子武器也不是马上就有的。
上个月底发表的西德政府的一个声明说得较为明白：
西德不拥有原子武器，是限于“现在”、“目前”。
勃伦塔诺关于这一点曾经有过一个解释：
因为配备这种武器在大约两年的时间内从技术上说是不可能的。
以后又怎样呢？
勃伦塔诺说，除非达成世界性裁军协议，否则西德就要用原子武器装备起来。
既然西方国家并无意达成世界性的全面裁军协议，西德当然要有原子装备啰。
这是波恩的逻辑的实质。
问题是在西德人民的反对原子武器方面的强烈情绪面前，不能不作些努力来把原子军备计划掩饰一下。
原来打算在最近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会议上讨论用原子武器武装西德的问题，已经推迟到西德大选后再去讨论。
这也是一种防变的作法。
可是，蒙骗终究是一种笨拙的手法。
事实上，目前西德内部反对原子军备政策的声呼不仅没有平息下去，而且声势越来越大。
阿登纳还得有一些更高明的棋子来应付社会民主党的“将”军。

就美军基地地位问题
摩洛哥同美国举行谈判
据新华社10日讯
摩洛哥外交大臣贝拉弗里杰和美国驻摩洛哥大使卡文迪希·坎农9日下午在拉巴特开始就美国在摩洛哥的海空军基地的地位问题举行谈判。
美国在摩洛哥拥有四个巨大的战略空军基地和一个海军基地。
这些基地是根据美国和法国在1951年签订的协定修建的。

日本工人反镇压斗争如火如荼
共产党号召人民团结反对政府迫害社会党要求立即撤销对工人的处分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日本工会和左翼政党强烈反对日本政府8日突然宣布处分参加要求增加工资的春季斗争的公共企业工会协议会所属各工会的许多负责干部。
截至8日晚上为止，日本政府的邮政、印刷、造纸、国营铁道、电信电话和专卖事业部门已经陆续宣布共要处分九百五十六个工人，处分包括解雇、停职、减薪、警告等。
另外，还将扣减三十四万个工人的工资。
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以及属于公共企业工会协议会的国营铁道工会、全国电气通信工会和全递信从业员工会等决定发表声明，谴责这种处分是非法镇压，同时决定立刻退还处分通知书，并且要按照预定计划进行反对处分的斗争。
拥有三百多万会员的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已经决定从10日起展开反对处分工人的斗争。
它已经指示它的会员工会在10日举行抗议大会，接着在11日和12日在工作场所再举行大会，来加强斗争。
日本公共企业工会协议会9日也作出了类似的决定。
广岛的国营铁道工人已经举行静坐斗争，他们和出动镇压的警察发生了冲突。
属于公共企业工会协议会的国营铁道工会和国营铁道机车工会等的工人，11日开始了为时两天的实力斗争。
国营铁道工会的工人从上午九点开始，在全国三百个工作场所举行了历时三小时的职工大会，参加的有一万六千五百多人，占当时上班总人数的75％以上。
受到国营铁道工会这次斗争的影响最严重的是货车的运行。
停开的货车共有一百八十二列，误点的有七十五列，误点时间共达三十七小时，比铁道工人今年春季斗争中的第3次波浪式斗争的影响还要大；
旅客列车也有十列停开，有一百十八列误点。
在九州的煤矿工会有七百人左右参加了国营铁道工会门司地方本部七个主要车站的职工大会。
筑丰煤田的许多工人还打着工会会旗，缠着头巾（日本人表示努力奋斗的时候往往缠上头巾）到小仓、折尾等车站举行了示威游行。
北海道煤矿工会派了二百人的纠察队到札幌、钏路等六个煤炭运输站去参加了铁道工人的职工大会。
九州福冈县教职员工会等工会也在各地集会抗议，反对政府处分国营铁道工会和镇压佐贺县教职员工会。
日本共产党10日就日本政府迫害参加春季斗争的工人的措施发表声明说，政府采取这种措施的目的是要蹂躏工人和他们的工会的合法权利以及阻碍国内民主运动的发展，打击日本工人阶级的先进队伍——国营铁道工人、政府机关和公共企业的工人和职员。
共产党号召日本工人阶级和全体日本人民团结自己的力量反对政府的迫害措施。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野坂参三、日共中央委员志贺义雄以及共产党的其他代表都访问了参加反对处分工人的斗争的工会领导并且声明日本共产党决定给以全力支持。
共产党国会党团领导人志贺义雄和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会晤时，拟订了支援各工会斗争的具体措施。
社会党议员浅沼稻次郎10日在日本众议院的全体会议上，要求政府立刻撤销对参加春季斗争的工人的处分。
浅沼并且说，社会党准备对劳动相松浦提出不信任案。
岸信介在答复时拒绝收回对工人的非法处分，并且表示不同意恢复公共企业工会的争议权。
同时，10日举行的内阁会议已经作出了对工人进行进一步镇压的决定，预备使用警察力量。

理查兹和他的推销品　游允常

美英之间　张铁生一
美英之间，并不是像它们的一些政客所说的只是一种“联盟”关系，实际上存在着尖锐而深刻的矛盾。
美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乃以全世界为对象，但首先针对着的却是英帝国。
当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英国已经削弱的经济地位更加削弱了。
它的经济在战争期间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大部分航运及海上霸权归于乌有，商品的输出急剧地减少，巨大的国外投资纷纷落入别人的掌握之中，因此它由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债权国一变而为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债务国。
而美国则利用英国削弱的机会，夺取了它的基地，侵入了它的势力范围，并且和英帝国的各单位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关系。
第2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美英矛盾在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里成了主要的矛盾。
它比第1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矛盾更加尖锐。
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各个角落上，差不多到处都可以看出美英矛盾，而且它遍及于经济的、政治的及军事的各方面，并不能用“联合政策”或“和平协商办法”来解决。
所谓协议只是临时性的，局部性的。
伴着协议而来的常常是新的矛盾、冲突和斗争。
尽管英国在战时和战后都是美国的主要盟国，尽管美英的国际掠夺政策有一致的方面，可是1945年美国对英国的借款以及此后“马歇尔计划”的实行，与其说是美国对英国的“援助”，毋宁说是美国对英国的奴役。
北大西洋联盟的成立，使英国进一步牺牲掉民族利益，丧失掉主权。
在事实上，战后英国已降为美国的“小伙计”了，尤其是在英法以侵埃战争失败以后。
不过，“小伙计”对“大伙计”愈依赖，则美英矛盾却愈尖锐。
二
先从经济方面来看，无论争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或投资范围，美英的斗争都是剧烈的。
显然，在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中，美国垄断资本首先要打击的就是它的主要竞争者英国。
英国为使其市场免受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的侵犯，建立了帝国优惠制来限制美国货物在英帝国市场上的竞争。
美国曾不断逼迫英国取消这种优惠制，但英国只作一些让步，不肯取消。
英国还组织了一个英镑区，管制其中国家的黄金和外汇，并限制美国商品的输入。
美国曾对英镑区展开了疯狂的进攻，英镑在1949年曾被迫贬值30％，这可使美元能以低价购买英镑区的原料，同时可加强美国资本输出的力量。
美国不但在世界各地的市场上排挤英国，甚至侵入到英帝国内部。
在争夺原料产地方面，美英的垄断企业公开进行斗争，争夺石油、橡胶、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硫磺和羊毛的产地。
当美国侵朝战争爆发以后，美英对军事原料的争夺更加剧烈。
美国曾在棉花和硫磺方面减少了对英国的供应，因而使英国的纺织和橡胶工业减产。
而设在华盛顿的所谓“国际原料会议”，却使美国更能支配英国及北大西洋侵略集团其它国家的原料资源。
又如在中东石油的争夺上，1945年，英国所掌握的中东石油年达一千九百四十万吨，占中东全年油产量的72％，而美国却只有五百万吨，占18％；
到了1954年，美国所掌握的中东石油年产量已达八千万吨，占中东全年产量的60％，而英国却只有四千五百万吨，占33％。
这就是说，在十年内，英国的油产量只增加了一倍多，而美国却增加了十五倍。
由于美国对英国的排挤，英国在中东石油方面所占有的领导地位，在苏伊士运河问题发生以前早已被美国取而代之。
同时美英又进行着争夺投资范围的剧烈斗争。
仅仅在从1945年到1950年的五年内，美国在澳大利亚及南非联邦的直接投资已从二亿五千七百万英镑增加到四亿六千三百万英镑。
美国向英联邦各成员国加强资本输出的结果，伦敦认为不是消灭这些国家的“美元赤字”，而是消灭英国在这些国家里的势力。
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曾经指出：
“如果各国（指不列颠帝国）在经济上的发展主要是依赖美国的拨款，它们的友谊合作就不会长久依旧是不列颠各国的友谊合作。”
再从政治方面或战略方面来看，英国从来没有一个敌人像它的美国朋友那样给它这么严重的打击，并且从它的手中把它的帝国一片片地蚕食了去。
加拿大在实际上已从英国自治领的地位变成美国自治领。
英国在太平洋上的自治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又被美国侵入了，在1951年签订的美、澳、新三国安全条约把英国干脆排斥在外。
美国还同巴基斯坦签订共同防御援助协定（1954年）而大踏步地侵入了英联邦的这一成员国。
而美国在东南亚，在太平洋的地盘的扩张，也意味着英国在远东的势力的缩小。
战前曾作为英国盟国而对抗美国的日本，战后却被美国单独地控制着。
当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英国在中东仍占优势，它在埃及、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伊朗、希腊及塞浦路斯岛本占有控制的地位，并且由于法国的剥弱而在叙利亚和黎巴嫩也占有这样的地位。
可是，从1947年美国的宣布杜鲁门主义开始，美英在中东的势力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美国在伸足于希腊及土耳其以后，接着又把以色列并入了它的势力范围。
在伊朗，美国以支持英国为借口，以双重压力逼迫萨希迪政府签订新的石油协定，结果英国放弃了独霸的局面，伊朗石油有40％落入美国的手中。
在伊拉克，英伊在1930年签订的同盟条约也不能保持英国独霸的局面。
1954年，伊拉克不仅同美国签订了秘密“军事援助”协定，而且接受了美国的“军事调查团”。
在英法侵略埃及失败以后，美国乘机抬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趁火打劫，企图取英法在中东的殖民地位而代之。
不是吗？
现在美国又对那刚赶走英国势力的约旦公开进行干涉了。
耐人玩味的是，美国政论家李普曼替英国唱了一支哀歌：
“英国正处在使自己适应它在世界上的新地位的初期，这是由于苏伊士不幸事件而成为必要的。……英国人过去住惯了大房子，现在要他们挤在一所相当小的房子里，这种前景是令人丧气的。
必须这样做，也要这样做，但这并不是开心的事。”
三
可是，英国对于这种“不开心”的进逼并不是无抵抗的。
它曾展开顽强的斗争来抵抗美国垄断资本家在国际贸易上的势力，而且倔强地力图保持并巩固它在英帝国市场上的地位。
英国制订“科伦坡计划”的目的，就在加强经济上的扩张并抵制“杜鲁门第4点计划”，抵制美国投在东南亚各国的资本。
同时，在英国和中国贸易的问题上，在英国保护帝国优惠制，保护英镑集团反对美元的问题上，都可以看出英国对美国进行的激烈斗争。
除经济外，英帝国主义在政治及军事上也不断抵制或打击美帝国主义的进攻而力图恢复英帝国的地位。
在西欧方面，英国曾拒绝参加“舒曼计划”，并曾拒绝参加“欧洲联邦”，又拒绝参加“欧洲军”。
英国一向有争取西欧领导权的企图。
它曾宣传过“统一欧洲”，但反对由美国来“统一欧洲”。
当 “欧洲防务集团”计划破产以后，英国也曾想利用这个时机来夺取关于欧洲事务的领导权。
就是在英国侵埃战争失败以后，英国还企图成立一个无所不包的欧洲议会以取得它在欧洲的领导地位。
在远东方面，英美曾在关于它们共同政策的官方文件上公开承认它们的意见“在中国问题上有分歧”。
就是关于美国建立它所控制的东南亚侵略集团军事机构的计划，英国也曾感觉到这对它是不利的。
东南亚侵略集团的出现，并没有遮掩住英美在东南亚争夺霸权的迹象。
在中东方面，自“中东司令部”计划破产后，为着对付美国逐步拼凑中东侵略集团，排挤英法的活动，在土巴军事协定，土伊军事条约先后成立以后，英国曾设法挤进这个体系，而成立英国、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的巴格达条约。
不过，美国却可通过对中东国家的广泛“援助”，而在背后操纵着这个条约。
最近，由于在侵埃战争中遭受了“严重”打击，英国不能不更依赖美国的力量来保护它的殖民利益，但另一方面它却设法抗拒美国的排挤或压迫而徐图恢复。
这就在百慕大会议上及会议后也可以看出。
据我们所知道的，百慕大会谈的结果，美英是取得一定妥协的，不过，这种夹杂着矛盾的妥协显然是临时性的，局部性的，有限性的，而美英矛盾却仍然是全面性的，长期性的，并且是尖锐的；
百慕大会议不仅没有解决掉美英在中东的问题，而且没有解决掉它们在西欧的问题。
英国在会议后坚决发表国防白皮书，宣布裁减常规军备，实行自己的军事计划，并在一定时期内撤退驻在西德的若干英军。
这已引起美国很大的不满。
现在英国发出了“恢复领导地位”的呼声，这是对美国表示的。
为了加强英法关系来对抗美国，英女王最近访问了法国。
在要求“放宽”对中国“禁运”的问题上，英国又联合法、日等国在同美国斗争。
同时英国在努力调整英联邦内部的关系，以抵抗美国对帝国阵地的进攻。
显而易见，今后美英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发展。

苏发努冯号召加强团结实现和平中立
反对美英法干涉内政
据新华社河内10日电
据万象电台9日广播，寮国战斗部队领袖苏发努冯亲王曾经在4月30日发表声明，抗议美、英、法三国4月16日给老挝王国政府的照会干涉老挝的内政和危害老挝的国家主权。
苏发努冯说，西方国家的照会是长时间以来特别是美国所进行的、目的在于维持紧张局势和阻挠老挝全国统一与和解的阴谋的一个新的明显证据。
苏发努冯亲王还说，寮国战斗部队始终严格执行日内瓦协定并且继续同王国政府举行谈判，以求具体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
苏发努冯号召老挝全体人民协同努力支持王国政府，同王国政府一起进行斗争，反对任何外国干涉，实现和平中立政策，执行所有已经达成的协议和保卫祖国、宗教和王室以及爱护自己的民族。
苏发努冯亲王最后表示希望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和政府将支持老挝人民的正义斗争，希望国际委员会将继续坚决地予以协助以使老挝双方的谈判得以继续进行而胜利完成，协议得以正确和充分执行。

西方抵制计划破产
美英被迫重新使用运河
法国能否硬撑下去也靠不住
本报综合报道“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9日的公报，实际上是为西方国家船只恢复使用苏伊士运河打开了方便之门，甚至英国也决定让它的船只向埃及缴纳通行费使用运河了。
据路透社10日报道，英国内阁已经作出了允许英国船只使用苏伊士运河的决定，虽然这个决定公布的日期还没有确定。
西方国家恢复使用苏伊士运河的原因，据华盛顿人士认为，是由于这些国家的航运公司之间的竞争，使抵制运河的计划无法执行。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0日说，美国船主必须自己决定是否使用运河。
如果通过，船主“应在提出抗议的情况下把通行费付在埃及”，因为“虽然在安全通过苏伊士运河方面的物质危险已经不存在，但是法律上的危险仍旧存在”。
法国暂时仍然保持它对法国船只抵制苏伊士运河的指示。
政府人士说，“埃及强行规定的条件，使他人在目前无法建议船只的主人使用这条运河”。
但是，华盛顿人士怀疑法国航运公司的船只是否能够长期绕道非洲，而让它的竞争者航行通过苏伊士运河的短航线。
埃及驻联合国发言人说，“使用国协会”决定全面使用运河的决定是“明智的”。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说
塞浦路斯坚持民族自决反对英国制造的伪宪法
本报讯
塞浦路斯人民领袖马卡里奥斯大主教5月08日在雅典向新闻界发表声明，强调塞浦路斯坚决要求实行民族自决原则，反对英国人所策划的地方自治制度。
马卡里奥斯的声明是针对英国殖民地大臣艾伦·伦诺克斯—波伊德最近提出的主张的。
伦诺克斯—波伊德认定英国为塞浦路斯制订的伪宪法“拉德克利夫宪法”是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唯一基础。
所谓“拉德克利夫宪法”，就是去年12月19日英国政府以白皮书形式发表的由英国人拉德克利夫起草的“关于塞浦路斯的宪法方面的建议”。
这个“宪法建议”规定，塞浦路斯将成立有三十六名议员的“立法议会”，议员中二十四人由希腊血统的塞浦路斯公民选出，六人由土耳其血统的塞浦路斯公民选出，另外六人由总督指定。
但是，这个立法议会只是一种点缀品。
英国政府任命的总督具有毫不受约束的最高权力。
总督可以随意解散“立法议会”，“立法议会通过的法案非经总督同意不得成为法律”，首席部长和其他部长以及首席法官、会计检查长和检察总长等都得由总督任命，而且“总督可以随时决定免去首席部长的职务”。
塞浦路斯的外交、国防和治安更完全由总督掌握。

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续昨）
马寅初
（甲）应划归地方行政职权内的各项事业
刘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
“不可能
设想：
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中，中央能够把国家的各种事务都包揽起来，而且样样办好。
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职权分给地方是完全必要的。
国家的很多工作，例如农业、小型和中型的工业、地方的运输事业、地方的商业、中小学教育、地方的卫生事业和地方的财政等等，中央只应当提出一般的方针政策和大体的规划，具体工作应当交由地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去部署办理，并且应当把中央机关的干部分一部分到地方去工作”。
例如1957年地方的基本建设，有许多是为供应中央各工业部门必需的物资而建设的。
比如小煤窑、土铁厂、小的肥料厂等等，都要依靠地方去兴建，特别是有一部分投资同增加农业生产有重大关系的（如水利建设等）更需要由地方兴办。
因此虽然地方投资已经大大超过第1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比例，1957年在这方面仍然将保持同去年差不多的投资额。
现在中央正在同地方共同研究和拟定具体方案，准备逐步加以实行。
在这个具体方案中，计划体制的分级管理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因为，为了保证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同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相结合的原则的贯彻执行，必须对国家当前的事业体制、计划体制和财政体制进一步研究和解决。
（乙）计划体制上的分级管理
在计划体制上依李富春同志的意见，就需要实行分级管理。
分级管理的原则是既要照顾到集中统一，又要照顾到因地制宜。
凡需要全国统一平衡的各项重要指标，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综合平衡，并报国务院批准后列入国家计划，由国务院统一下达。
地方性的局部性的属于地区平衡或者各部门自行平衡的各项指标，则由各省（市）、自治区或各部门因事因地制宜地自行平衡和安排，同时应报国务院备案，以便经过综合，纳入国家计划。
其他许多次要的，种类繁多而情况又不易掌握，因而无法一一纳入国家计划的指标，则由地方或者各基层单位自行安排，国家只从大的方面加以筹划，并从价格政策供销关系上加以调节。
凡纳入国家计划中的各项指标，可以分为三种，即指令性的指标，可以调整的指标和参考性的指标。
各地区和各部门如要修改指令性的指标，必须经国务院批准；
可以调整的指标，则可以在国务院规定的一定范围，一定幅度内自由调整。
适应上述办法，计划和统计工作的制度、程序和表格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当的规定，应该尽快地研究修改。
（七）大型和中小型工业的平衡
上节提及刘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把大型工业仍归中央办理，把小型和中型工业交由地方因地因时制宜地去部署办理，并且把中央机关的干部分一部分到地方去工作。
因此在这里有讨论大型和中小型工业的平衡问题之必要。
大型企业是我国工业体系的骨干，这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为了配合大型企业的建设和生产，为了加速工业的发展，加强工业的协作，增加产品的品种，为了便于充分利用资源，充分利用原有企业，特别是公私合营企业，必须在建设大型企业的同时有计划地新建改建和利用中小型企业。
因此我们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开工建设，和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将要开工建设的许多规模巨大的工业企业，这就是组成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骨干，同时辅以许许多多中小型企业，其好处是在于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增产更多的工业品，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我们现在来详细讨论一下：
（甲）关于企业规模大小的争论
关于大型和中小型工业有两种不同的相反的意见，有的认为建设大型工业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比较合理，因此主张多建大型企业，少建中小型企业。
又有的因为建设中小型企业需要的时间较短，发挥投资的效果较快，主张多建中小型企业，少建大型企业。
周恩来同志在他的第2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中，认为不能一概而论，他认为，某些工业部门和在某种条件下，建设大型企业是合理的，而另一些工业部门和在另一种条件下建设中小型企业就比较合理。
在每一类企业中，一般地说都应该有一些大型的企业作为骨干，又应该有许多中小型企业来配合。
在进行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建设的时候，为了达到既能于近期内迅速发挥投资效果，又能于远期内在经济上、技术上更为合理的配合，凡是有必要也有可能分期建设的大型企业，可以考虑分期进行建设；
凡是资源有余，并且有其他条件的中小型企业，可以进行全面规划，为以后的发展预做准备。
同时在规划中小型企业同大型企业相配合的时候，应该首先利用国营和公私合营的原有中小型企业和手工业，以发挥他们的生产潜力。
（乙）中小型工业有利的方面
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产品和商业的很大一部分必须分散生产分散经营。
公私合营工厂中有一部分是应该合并和集中生产的，但是就全国来说，大部分必须按照原来的状况或加以必要的调整后分散生产分散经营。
绝大多数公私合营工厂是制造日用消费品的工厂，人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要是多样的，经常变化的。
如果把许多小工厂合并成为大工厂，就它们适应市场需要来说，不会有小工厂分散生产的时候那样灵活。
以染色布为例，据陈云副总理的意见，在小的机器染厂里，一个品种可以只染五、六十匹布，因此随时可以改变花色品种，适应人民需要。
但是大型机器染厂改变生产程序的工程大，因此每个品种至少要染三百至五百匹布。
如果我国的小工厂统统并成大工厂，那就决不能适应人民消费方面的多种多样和经常变化的需要。
应该看到，解放以前，我国消费品的花色品种，不比现在少，但是制造这些消费品的工厂，绝大部分是小工厂。
有些同志认为，把小工厂合并成为大工厂，产量就会提高，因此他们一心一意地合并工厂。
我们需要一定数量的大工厂，因为许多最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必须大规模生产的。
然而许多日用消费品工厂，并厂以后产量所以提高，主要的原因是商品品种规格减少，产品单纯的结果。
这种“合理化”不能适应人民消费的需要，因此我们不应当鼓励这种错误的合并。
且合并后有些公私合营企业不适当地打乱了原有的产销关系。
有些修理业服务业，在改组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它们的特点和总结它们的丰富经验，不适当地加以集中、合并或者改为只制造，不修理，这样就使得市民的日用家具和许多机关学校的汽车、科学仪器、医疗器械等等，没有地方修理，缺少零件也没有地方配，一些临时的零星订货也找不到工厂承做。
现在的关键是要很好地保存和吸收它们中间一切有用的技术遗产来充分发挥它们的潜力。
我们绝不能以工厂的大小来衡量它们的重要与否。
例如长春华丰仪器制造厂，以制造滤过漏斗闻名。
1951年，这个厂还是私营的，1956年初改为公私合营。
以后这个厂注意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产品成本，滤过漏斗很快成为畅销的供不应求的好产品。
1956年的产量等于1955年的三倍半，但是仍然满足不了要求。
为什么“华丰牌”滤过漏斗受到这样的欢迎呢？
原因很简单，质量好，价钱便宜，吉林省有两个工厂的化验室指出，它们曾经把华丰牌和进口的同样产品比较，过滤的效果是一样的，在价钱上进口的滤过漏斗贵得多。
但生产这种驰名的“华丰牌”滤过漏斗的工厂，不是一个设备优良的现代化大工厂，它是一个规模很小的设备简陋的小工厂。
全厂只有二十三个人，直接生产的工人只有十七人，厂长有时还参加生产。
厂里没有勤务人员，所有清扫烧水等工作都是由工人自己分担的。
全厂最贵重的设备，就是一架两尺多高的小机器——一台震筛机，价值也不过七百元。
全部生产，几乎都是手工操作的，所以在这里看不到一架大机器，这个工厂的工人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做出了质量良好的滤过漏斗，为需用滤过漏斗的大工厂所欢迎。
另外一个例子是无锡公私合营华钟梭子厂。
虽然它是一个规模小，设备落后，只有五十八个职工的小厂，但是它对国家建设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它的产品——梭子却是织布厂必不可少的生产工具。
江苏省纺织厂用的梭子有70％以上都是靠这个厂供应的。
显然，这个厂的生产，直接关系着许多个纺织厂的生产，也直接关系着江苏省纺织工业生产计划的完成。
因此我们绝不能以大小来衡量工厂企业的重要与否。
俗语说：
“胡椒虽小辣人心，秤锤虽小坠千斤。”
在某些情况下，事物虽小，却有着它的特殊作用。
（八）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平衡
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存在着两种不平衡的现象：
（一）加工工业有余而原材料不足；
（二）原材料有余而加工工业不足。
现在来分别加以讨论。
（甲）加工工业有余而原料不足
第1个例子是玉门油矿，他的任务是努力为国家生产更多的石油，做好扩建工作，同时，要在各方面支持和配合克拉玛依和柴达木油田的建设。
目前全矿的工人、设备、技术和经验，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交通运输条件也比过去改善，特别是兰新铁路已经通到矿上。
所以只要我们充分利用这些好条件，加倍努力，一定能够给我国的石油工业做出更多的贡献来。
但是玉门石油矿上存在着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基本建设的材料，主要是钢材、水泥和一些设备供应不上，因此矿上已经发生了停工和窝工现象。
虽然，玉门想办法用代用料和找呆滞料，但是毕竟有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困难。
但材料不足是个全国性的问题，国家正在从各方面想法逐步解决。
第2个例子是一般的工厂。
它们的情形亦大致相同。
比如湖南的工人和全国所有的工人一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涌现出了大批的新人新事。
但是，在当前的生产中，普遍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原材料供应不上，特别是钢板和钢材缺乏，以致使有些工矿引起了严重的待料情况。
有些厂矿甚至因为没有材料，造成计划不能按时完成，质量提不高的恶果。
有时应该交货了，但是材料呢？
还不晓得来自那里。
有的工人甚至因为没有料子，继续几天不能开工。
有时厂里派人到全国各地去拨借，好容易等到材料搞来了，可是计划又快脱期了。
怎么办呢？
为了争取时间只有赶吧！
于是下面的干部，下面的辅助工都轰起来赶任务，日夜加班加点。
这样带来的后果是质量不高，工人疲劳过度，安全事故百出。
但这个问题不是个别单位的问题，而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第3个例子是生产钢材的工厂不够，所以钢材供应量跟不上社会的需要。
依黑色冶金专家孙德和先生的意见，我国在今后若干年内须建成不少个巨型钢铁基地来生产钢材，但由于我国过去的科学与工业基础的薄弱，存在着相当巨大的困难。
最关键的困难是大量的复杂与高度现代化的重型冶金设备的取得。
一个完整的一百五十万吨产量钢铁联合企业钢铁厂，本身便需要十多万吨的设备，另外还有相关的矿山、热电站、交通运输起卸的设备等等，数量也不少。
重大的复杂的设备大部分要依靠国外供应，次要的问题是许多原料资源的勘探与调查研究需要相当长久的时间。
此外厂址的选择，城市的规划，以及施工力量与物质的集结均需要相当长久的时间。
一般的说，大致需要一个半五年计划的时间。
这真是一个使人“望穿秋水”的时间。
依孙德和先生的意见，为了更多地更快地加速我国钢的产量，除建设巨型钢铁联合企业外，还可以在我国建设数目较多的中型钢铁联合企业。
这些企业将尽量利用典型设计，尽量使用我国机械工业可能生产的设备，广泛地更好地组织我国的机械工业来供应设备，将这些钢铁企业的基础放在国内供应的基础上来赢取时间，换取更多的钢材。
这里所指的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是指的年产约七十万吨左右的中型联合企业。
根据几年来的工作经验，这些钢铁联合企业的设备是有可能在国内生产与制造的（除去极端少数的设备或零件需个别向国外订货）。
在设计方面国内也是可以承担的，绝大部分利用重复设计与典型设计。
这样可以节约设计的时间与力量，使一个厂的设计的绝大部分在好多厂的建设中同时重复利用，也创造了设备制造简化的条件，可以使用机械制造厂成批生产的优点，提高设备制造的效率与速度，减低制造成本。
如果经过详细研究之后证明这是可行的，则在几年之内（大约三、四年），可以成批地多建设好多个类似的钢铁企业。
他想中国幅员这样大，分批在不同地区根据不同条件建上十个八个这样的厂是不算多的。
这些厂适宜于利用当地天然储藏量较小的资源，接近于使用户，可以减少国家长距离的运输负担，对于大厂来说，也可以进行生产品种和花色的分工。
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于我国是需要的，但中型联合企业，根据不同的资源情况和地区情况，想起来也是需要的，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情况。
因为这类厂的规模较小，设备供应上困难可能少一些，在资源调查研究方面简单一些，厂址选择也比较容易，同时大量使用典型及复用设计，进度上易于加快，可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加强国防的力量，因为这类企业已经达到相当可观的规模，有着本身的经济合理性。
整个的生产过程也是可以尽量使用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在钢材的质量上和巨型的钢铁联合企业的产品没有逊色的。
此外由于采用吹氧气风炼还可以利用氮气与节余焦炉煤气供化工肥料或其他合成产品的利用。
如果矿源的含磷高也可附产磷肥供农业增产之用。
在轻工业方面，我们也觉得原料供应不足，大家知道，轻工业的原料绝大部分取之于农业和农副业。
例如我们的纱布是原料极有限制的一种产品，我们的粮食供应也不能说十分富裕，所以在农业生产方面，必须尽可能地增产粮食、棉花、油料作物和生猪来满足人民生活和出口需要，1957年02月17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也说：
“棉纺织业、油脂工业、食品工业和其他日用品工业的生产，除少数行业以外，也因为原料供应不足而不能大量增产。”
足见农产品增产的重要性。
（乙）原材料有余而加工工业不足
上面几个例子说明加工工业有余而原料供应不足的问题。
亦有原材料供应有余而加工工业不足，不能尽量利用造成浪费的场合。
据一位专家林文彪先生的意见，很多工厂在生产过程中，除主要产品外所产生出来的物质虽然知道可以用来再生产其他产品，但是由于运输不方便，而本单位又无能力用以制造其他产品时，常常作为废物抛弃，而不加以利用。
如硫酸錏厂以焦炭为原料，排出大量二氧化碳气体，而这种气体正是制造化学药品的原料，因为没有连续使用，不得不丢弃。
又如许多冶炼厂将大量二氧化硫排出而没有利用。
纸厂的废料可再经过发酵制酒精，现在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使用。
化学工业用的苯，现在多是当作燃料用，而没有用以制造其他有机化合物。
类似这样的浪费情况是很多的，每个企业或多或少都有的。
另外，有许多东西常常是本企业的废物，甚至是有害物，然而对另外一个企业又是需要量大而不可缺少的主要原料。
例如煤矿中的沼气是一种在矿井中容易发生爆炸、影响工人安全的危险物质，然而它对制造国防橡胶工业上所大量需要的炭黑，却是一种宝贵不可少的原料。
因此在瓦斯量大的矿山附近即应建立炭黑制造厂，以达充分加工利用国家资源的目的。
（九）结论
在这篇论文中，我仍用团团转的方法，把工业中有代表性的八个环节，一个接着一个写出来，以重工业中的钢铁生产开始，最后仍以钢铁生产结束，首尾合在一起，指出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钢铁工业的重要性比较突出。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整体系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有缺点。
李富春同志说第1个五年计划中国民经济各个大的比例关系（即平衡关系）基本上是适当的。
第1个五年前四年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是很丰富的。
但这并不是说年度计划的安排没有缺点和错误，安排得更好些，年度间的波动可能小点，比如1956年在社会主义高潮的推动下，国民经济各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成绩很大。
但是基本建设规模偏大，人员招收多了一些，学生也招多了，工资基金和事业费用也就必须多增加，结果，国家财政多支了一些，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供应都紧张。
1957年的计划，在去年大发展的基础上，必须根据财力、物力的可能放慢一步，这不是冒退，而是转向正常的发展。
我写这两篇论文的目的，当然要帮助青年读者理解政治经济学中最主要的两个原则——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规律。
我们的计划经济就建筑在这两个原则之上的。
没有计划经济，要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的。
过去几年中，青年读者对这两个原则不甚了解，因而有的甚至不承认有这些原则的存在，这是由于讲的时候没有联系到中国的实际所致。
教本所引证的例子绝大部分是生搬硬套的外国例子，听起来似乎生疏而不亲切，所以觉得枯燥无味。
因为枯燥无味，有的甚至不听，不上课，因而得出一个结论，只要重业务学习，政治学习可以丢在一边，这是大错而特错了。
你将来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做事，在你的脑筋中如有这些原则性的东西存在，你就觉得你的工作是整个体系中的一部分，你本身是在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工程师，何等光荣，做起事来，一定更起劲，更有兴趣，更有意义。
这是关系你的一生，不可不好好地考虑考虑。
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辩证唯物论所说的宇宙中的事物都有内在的联系，我们不能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察去看世界，因此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各个地区，是一个有机地结合着的整体。
宇宙中的事物既有内在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用团团转的方法来写这篇文章，把首尾两个环节联系起来，不然的话，联系是不可能的。
这篇文章是本这个信心写出来的。
虽然毛病一定很多，有待国内学者的指教，但基本上是成功的。
经过这样的“实践”以后，我的信心更坚定。
因此我不同意朱羲的说法——“理在事外”，却同意王船山的说法——“理在事中”。
（完）

一个服务员的自述
我是北京前门饭店餐厅服务员。
去年，高小毕业前，我曾经读过“我们是接班人”的一课。
这课书的意思特别大，语句也很生动。
老师在讲这一课的时候，说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许多人，希望十六岁以上的同学，最好参加工作。
这一天，我就向学校提出要求：
把自己的名字，从保送名单中勾掉，决定不再升学。
当时，我是一心一意想做一个纺织工人，想做郝建秀的第2。
我认为纺织工人最光荣。
高小毕业以后，没有找到纺织厂的工作，就报名考前门饭店服务员，被录取了。
旧社会里，饭店服务员同浴室、理发馆等工作一样的受人看不起。
这种情形，到今天也还有影响。
可不是吗，当我决心来饭店工作的时候，大妈就反对（我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在东北的一个京剧团里教戏，所以我便住在大妈家里）。
她说了一大堆不好听的话。
说什么当女招待不光彩，专门伺候人，低三下四没出息等等。
后来街坊们劝她，我也将所懂的一点道理说给她听。
日子久了，大妈也就渐渐地转变过来了。
现在，她对我很好，常常鼓励我好好工作、努力学习。
她已经认识到招待工作和其它劳动是一样光荣的。
我在前门饭店工作快一年了。
这一年里，我们接待了多少宾客呢？
一下子算不清。
国内的不算，光国外的，前前后后就接待过六十多个国家的朋友。
我们招待中外宾客，都想了许多办法，使客人们感到舒服。
客人对我们的劳动是很尊重的。
有的客人同我们服务员交上了朋友，给我们工作上许多鼓励，增强了我们的工作信心。
最近随苏联哈萨克斯坦国立库尔曼喀则民间乐队来我国的苏联音乐家加里也娃同志，和我就成为很好的朋友了。
一年来，由于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自己进一步认识了服务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过去一心要当纺织工人，要当第2个郝建秀的想法，是不完全对的。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每个人做工作都要挑一挑，不合自己胃口的就不干，那是行不通的。
过去认为只有纺织工人才光荣的看法，是不对的。
社会主义的任何劳动，都是同样光荣的。
最近，从报纸上杂志上，看到许多青年人参加农业生产，这当然是很光荣的事。
我们人，是活宝。
人，每天都要吃饭，因此粮食就成了宝中宝。
谁还能说生产宝中宝的人不光荣呢？
生产宝中宝的人、纺织工人、服务员，都是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缺少的，都是光荣的劳动。
我虽然是一个普通的服务员，但是有自己的理想。
我决心争取做一个光荣的青年团员、共产党员，在自己岗位上，积极的工作一辈子，不断地向同志们学习，提高工作能力。
我决不因为受过几次奖励而自满，使光荣的服务员称号受到坏的影响。
（附图片）
北京前门饭店餐厅服务员
上图是我们饭店的第一餐厅。
本报记者苍　石　张光华摄
每次来一个外国团体，饭店工作人员都挤到大门口热烈欢迎。
在清洁工作中，谁都想多收拾一些碗碟。

我和加里也娃之间
我在工作岗位上认识了加里也娃①。
几天的相处，成了很要好的朋友②。
她为我签名留念③。
我们和女独唱家图里格也娃一同欣赏莫斯科风景画片④。
一个星期五，在颐和园游园时，她请功勋演员法纪玛给我们许多人照了照片⑤。
老服务员同志帮助新同志非常积极。
饭店的业余中学办得很好。
我每星期五休息。
在休息的这一天，回到大妈家里帮助大妈洗洗衣服，或者和大妈、妹妹一起听收音机。
有时候也去公园划划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