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党外意见　推进整风运动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编者按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在报刊上，很多党外人士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以及对党和政府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各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改进工作，有很大好处。
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党组织更应该继续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不只可以邀请他们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中的错误缺点提出批评，而且还可以采用各别谈心的办法，更充分地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和意见。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昨天开始邀集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对统战工作提出意见，这是请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顿作风的好办法。
本报讯
从党在去年提出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中到底还有那些问题？
在我们全党即将展开整风运动的时候，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希望我们通过整风解决那些思想上和工作中的问题？
这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在8日下午邀集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的中心议题。
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平杰三，先后就召集这次座谈会的目的、近年来检查党的统战工作的状况、当前党派关系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
李维汉部长说，召集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请大家帮助我们进行整风，帮助我们改正缺点和错误。
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来推动我们整风，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1次。
因此，希望大家多发表一些批评意见。
平杰三副部长说，从去年03月到目前检查的结果来看，各地执行统战政策比以前有了进步。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比从前有了很大改进；
各民主党派组织有了很大发展；
关于宣传民主党派的活动方面也比过去作得多一些，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很多方面都还存在不少问题。
比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要求加强联系和帮助的问题，基层组织的党派关系问题等，都须要加以研究。
在这次会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铭枢、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等。
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在章伯钧副主席发言后，作了简短的补充发言。
统战部多次征求意见
只是没有下文
章伯钧说，在这次座谈会召开以前，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会曾举行了扩大会议，就党与非党关系、民盟对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等等问题进行了座谈。
这次会上，有人说：
几年来，有些民主党派的成员在国家事务中确实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他们是有能力的，但是没有条件。
例如某机关的一个计划科长，因为是非党员，不能参加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的他本应参加的有关会议，很感苦恼。
过去选拔留学生、学校留助教，都是首先考察政治条件，有些有能力、有专长的人，常被认为历史复杂而不能入选，非党人士出国学习的机会不多。
非党干部要得到提拔很困难，党员提升得快，好像只有党员才有能力、有办法。
关于有职有权问题，章伯钧说：
有人说：
职、权、责三者不可分，要做到非党领导人员有职有权，必须同时要非党人士负责，但是现在，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都要党组负责。
既然要党组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
因此，有人提出国家机关中党组和行政领导的职权要弄清楚，各机关的工作应由法定实行集体领导的行政机构来决定。
在谈到对统战部意见的时候，章伯钧说：
有人认为：
统战部征求意见不止一次了，到今天还要人家提意见，有些人都不愿意提了，因为过去提的意见没有下文，没有交代。
如去年统战部无准备地制定各民主党派干部制度，开了几次会征求意见，毫无结果。
再如1950年统战部就曾强调有职有权问题，迄今七年，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
章伯钧还说：
民盟中有人认为：
党中央对统战工作从理论、政策到贯彻执行和宣传教育都重视得不够。
有人认为，民盟中央“带病延年”，对长期共存方针无独立见解，也无具体办法，这点也是统战部对我们的“病”帮助不够，即互相监督不够，统战部也应该检查。
还有人认为：
统战部单靠开会提意见不解决问题，希望能够多花一点时间深入访问一下，个别交谈。
深入访问时，不要只找正副主席、正副秘书长，还要找找下面的人。
“带病”能否“延年”
许德珩在谈到长期共存问题时说：
有人说，民主党派害了“带病延年”症，我们九三学社带病是带病了，是否能够延年，还是个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
许德珩提出两个具体问题，他说：
首先干部问题在九三学社总是很难解决，需要调来的人不能来，在职干部不安心工作。
从去年到现在统战部只介绍来了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到现在还在动摇。
三年前曾介绍来一个青年人，后来走了，他说他是学历史的，非走不可。
再有一个问题是：
去年以来，九三学社有二百多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进步。
但是，他们入党以后，就要退出九三学社。
南京九三学社的主任委员和杭州九三学社的主任委员入党后，都退出去了。
我们就想：
长期共存究竟怎样共存法？
既然是长期共存，无论如何要有人来搞工作，无论如何要有组织成员呀！
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不敢检查统战工作。
如何解决呢？
许德珩说：
现在我们呼吁统战部帮助，也就是带了病，请统战部给药吃。
他还建议恢复双周座谈会，解决“一道墙，一道沟”的问题。
应该量才用人
要树立交谈风气
陈铭枢在谈到高等学校中的各种组织的作用时说，当前学校的领导方面，多半是靠党、团、工会这“一条鞭”进行工作，这是值得研究的。
他认为今后应该更多地依靠教师和学生。
他还说，学校中的党委制，今后也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考虑。
但是，他认为机关中的党组同学校中的党委制有很大区别。
党组今后仍然应该存在。
只是党组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注意，对于一些有关方针、政策性的问题，要同党外的负责干部共同商量。
他在谈到党的干部政策时说，党员有明确的工人阶级立场，但是如果“用非所长”终究不能成为“俊才”。
因此，他希望党对学校中的领导人，能够做到“用其所长”。
最后，他谈了如何密切党的领导干部与非党人士的关系问题。
他说，他曾经参加某中学校的党员与非党人士的谈心会，感到很好。
他希望今后能够树立起党员与非党人士交谈的风气，消除彼此关系冷冰冰的现象。
同时，他希望全国政协能够恢复双周座谈会。
教条主义使人消极
遇事要作具体分析
章乃器发言时说：
共产党不干涉民主党派内政与互相监督如何结合？
这个问题要研究。
我认为民主党派可以检查统战部的工作，统战部也可以检查民主党派的工作，民建就欢迎统战部检查。
接着，章乃器批评了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作风。
他说：
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这样就首先要明辨是非，把明辨是非放在第1位，把利害关系、感情关系放在第2位。
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
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提的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
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
因此，他认为党要明辨是非，否则，就不能达到统一战线中的团结。
他说：
只有大公无私才是党性，对那种对党性的不正确的认识要批判。
谈到这里，章乃器声明说：
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
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思想政治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
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
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
章乃器还批评了民建内部的宗派主义活动，他说，这种宗派主义是有形无形存在着，有些人摆出党员的架子，好像代表共产党在执行领导。
在谈到对工商界的宣传教育工作问题时，章乃器认为这方面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很严重。
04月22日人民日报“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社论中的教条主义就不少。
这篇社论对于工商界积极的一面讲了，对于消极的一面讲了三点：
消极自卑，违法乱纪、盗窃资财，骄傲自满，这三条究竟那一条是主要的，很不鲜明。
有人对我说：
私方违法乱纪、盗窃资财的百分比绝不比合作社、国营工厂来得多。
说工商界消极自卑，也不能完全怪私方，还要看公方是否创造了条件。
其次，文章中片面强调要服从公方领导，这也有问题，如私方当正厂长，片面强调服从领导，就必然有职无权。
还有，文章中说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不只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宗教上的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
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
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
因此，他认为，应该进行具体分析，特别是对工商界消极的一面，要弄清哪些是主要的毛病？
哪些是次要的毛病？
这样才能对症下药。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五十多人。
座谈会将于9日继续举行。

包头的蔬菜为什么供应不足？
本报讯
在新兴钢铁基地包头市，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蔬菜的供应情况一年比一年紧张，特别是在春季。
今年第1季度市场供应量虽然比去年同期有了增加，但每人平均也只有十一点三斤，也就是说每人一天只能吃到二两菜（只合1956年第4季度的十六分之一）。
加之肉类、鱼、虾和豆制品等也供应不足，对群众生活影响很大。
包头市蔬菜供应不足，关键问题是蔬菜种植面积的扩大与人口的增长不相适应。
1950年全市人口只有十九万多，1956年已达六十多万。
人口增加了两倍多，而蔬菜种植面积却只增加了一点四倍。
菜地少，秋菜的生产储备不足，冬春两季的蔬菜供应又不均衡，就出现了春季蔬菜奇缺的局面。
过去当地也曾以向外地采购蔬菜的办法来供应本市，1956年就购进了三百多万斤。
但因外地货很难随时满足市场需要，在春季各地均感不足时更难进货；
而且长途运输也造成许多损失。
解决包头市蔬菜供应问题的根本办法，只有发展郊区及其邻近地区的生产。
包头地区虽然风沙大、气候较冷，种植蔬菜的条件较差，只要当地领导决心扩大菜田，大力扶植生产，特别是扩大秋冬菜的种植面积和储存量，今冬明春做到蔬菜就近生产、基本自给是完全可能的。

周总理接见各国来宾
新华社8日讯
周恩来总理在5月02日到5日期间，先后接见了来中国访问的七个国家的来宾。
受接见的外宾有：
比利时经济学者访华代表团，印度基督教青年会及教会联合访华代表团，柬埔寨王国足球队，马格里勃（摩洛哥）国民协商议会访华代表团，新加坡工会代表团，在京的全体苏联记者和随伏老来中国访问的全体苏联记者，泰国红黄篮球队。

哈尔滨市动手克服蔬菜供应的困难
采取就近生产就近供应的根本办法
本报讯
“就近生产，就近供应”，这是城市蔬菜供应的根本办法。
哈尔滨市蔬菜供应的历史情况和老农的经验，证明这个办法就在气候寒冷、农作物生长期短的北方地区也可以行得通。
过去，哈尔滨市在夏、秋两季可以生产三、四十种蔬菜，秋菜收获后，可以保存到来年的春末，接上新菜上市。
所以过去并没有发生蔬菜供应紧张的问题。
但是，近几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开展，蔬菜供应不足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这个城市的人口1953年为一百零五万，1956年增加到一百四十五万。
这期间，郊区蔬菜的种植面积和总产量虽有所增加，但与人口的增长及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比较是不相适应的。
特别是供作冬、春两季消费的秋菜种植面积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很多，仅大白菜和大萝卜两种即由1954年的七千一百公顷，减少为1956年的四千五百公顷。
因此冬春两季不得不从远地大量调来蔬菜。
去年从外地调进的蔬菜，占全市全年供应量的28％；
所花费用一百六十五万元，占当地蔬菜公司全部开支80％以上，并因此赔了三十多万元，占全部资金一半多。
而蔬菜供应并没有缓和下来，价格涨得很凶，严重地影响了市民的生活。
造成哈尔滨市蔬菜供应情况紧张的原因固然很多，如城市人口增长过多过快，市郊基本建设的扩大，占用菜地过多等，但主要是经营蔬菜的方针不明确。
这个城市的蔬菜的货源主要是依靠外地调进解决，而不是积极指导和扶助当地生产。
甚至所采取的某些措施还影响了当地的生产，如季节差价定的过小，甚或常年一个价。
结果，农民和消费者都不再贮藏蔬菜。
蔬菜在收获季节集中上市，造成“菜贱伤农”，挫伤了农业社和农民种菜的积极性。
为了彻底改善蔬菜供应的情况，中共哈尔滨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最近作出决定，把蔬菜生产放在郊区生产的首要地位，要求大路菜在今年内做到自产自足，冬、春季的黄瓜、西红柿等细菜争取大约在三年内自给。
根据市民的吃菜水平并加上40％—50％的预防灾害的安全系数，把今年的蔬菜种植面积扩大为二万六千公顷，比1956年增加了四千多公顷。
由于当地每年至少有六个多月不能生长蔬菜，还准备组织农业社、农民和有条件的集体伙食单位和市民尽量储存冬菜。
连蔬菜公司储存的在内，初步计划今冬明春的半年中，全市每人每天平均可以吃到0.613斤菜（去年春季每人只吃到0.343斤）。
今年全市蔬菜的种植面积扩大很多，市的有关部门决定从各方面大力扶助菜农，如给予技术指导，签订预购合同，帮助克服种子、肥料、木材、资金等困难。
经计算，所需贷款连同预购秋菜的订金，只相当去年由外地调运蔬菜所花费用和赔损款的二分之一。
同时，还同各方面协商制订合理的季节购销价格。

我国家领导人
电贺捷克斯洛伐克国庆
新华社8日讯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今天致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安·萨波托斯基、国民议会主席兹·费林格和总理威·西罗基，祝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庆。
贺电说，当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庆纪念的时候，请允许我们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高兴地看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为这些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不久以前，以西罗基总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来我国进行了友好访问，我们两国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文化合作协定和保健合作协定。
这不但对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中捷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也有利于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
贺电祝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日益繁荣和富强，祝中捷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湖北吉林新疆等地
决定分期分批进行整风
本报武汉电
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会议认为，全省分期分批进行整风，约需二年时间。
书记处要求省直属机关在6日以前将毛主席的两个报告传达到每个干部，开始进行整风学习。
目前农村正是农忙时节，接着又将防汛，整风运动决定在秋后开始，现在先学习文件。
领导干部在整风时，要召开机关代表会和专业代表会，听取基层和机关群众的意见。
对农村和工厂的基层干部，书记处还强调要教给他们学会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书记处还决定成立以第1书记王任重为首的领导小组，领导全省整风。
对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问题，书记处也作了研究。
现在全省已有90％以上的农村干部参加了生产。
对省委、地委机关尚未下乡的干部，书记处责成有关人员迅速加以组织，同固定的农业社和工厂取得联系，立即参加即将开始的麦收工作和工厂的工作。
据新华社吉林电
中共吉林省委4日组成了以第1书记吴德为组长的整风领导小组。
省委为讨论中央整风指示举行了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特别指出整风运动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在继续深入学习有关文件的基础上提高认识，主动地同群众取得联系。
为此，会议要求干部们立即深入基层，听取党内外群众意见，参加体力劳动，并且提倡采取各级领导机关的农村工作干部每人选择一个农业社，和这个农业社取得长期联系的方法。
会议对整风的步骤和方法也作了研究。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上而下开始整风。
05日，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常委会议，对整个自治区开展整风运动作了详细的讨论和部署。
为了给全区普遍开始整风打好基础，常委会议决定正在进行的党委扩大会议延期结束，各地负责干部继续深入学习，提高认识，批判思想，检查工作。
会议又指出：
自治区的民族关系是人民内部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整风期间应该结合检查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
整风中，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基本上在一起进行，以便互相帮助，增进团结。
另外，还组成了以第1书记王恩茂、书记赛福鼎为首的领导整风的小组。

积极发展城市和工矿区附近的副食品生产
副食品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是我国目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城市和工矿区，这个问题更为突出。
蔬菜、肉类、乳类、水果、蛋等副食品，都有不同程度的供不应求现象。
这些副食品，有许多是人民天天需要的。
根据若干地区调查，大、中城市和工矿区副食品的消费，占居民购买力的20％左右。
在伙食费中，一般约占40％到60％。
但是今年春天，许多城市和工矿区的蔬菜供应量仅及正常需要量的50％到60％，有个别的城市甚至还达不到50％。
猪肉供应尤其不足。
为解决这一问题，冬春二季不得不从外地调入大量蔬菜，这就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
今年01月到4月由山东、河北、河南、广东等地调到北京、上海、汉口及东北各城市的蔬菜达三亿一千万斤，损耗率按十分之一计算，国家就要损失三千一百万斤，值五十八万元。
运输约需一万多个车皮，并需大量的包装、防寒设备。
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关键，是大力发展城市和工矿区附近的副食品生产。
这是因为：
第1、副食品大都是活鲜商品，易腐易伤，不宜长途运输，而广大人民又天天需要，数量很大，品种很多，所以只有就近生产，就近供应，才最为经济，方便。
第2、广大农村的副食品生产一般带有很大的自给性，商品量不大。
加以农民的副食品消费水平也要逐渐提高，所以农村副食品的商品量就很难有迅速的增加。
第3、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城市、工矿区日益扩大和增加，发展的趋势是使我国所有各省（区）都逐渐成为拥有工业的区域，这就会使那些过去能够大量调出副食品的地区也因为要供给本地需要而不能调出，或者减少调出。
为了避免陷入越来越多的困难，城市和工矿区就必须在附近大力发展副食品生产、建立和培养副食品生产和供应基地，以便出产足够自给的蔬菜、牛奶和一定程度自给的肉类、禽类和蛋类。
发展城市和工矿区附近的副食品生产，不仅对于缓和城市和工矿区的副食品供应不足的形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于增加这些地区农民的收入，缓和农村副食品（如猪肉）供应，都有一定的作用。
这种道理也是很明显的。
因此党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2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
“城市附近和工矿区附近应该把增产蔬菜等各种副食品供应城市和工矿区的需要作为重要任务。”
希望各大、中城市和工矿区本此精神，根据当地的条件和需要，对城市和工矿区附近的副食品生产具体加以规划，并积极组织这些计划的实现。
发展城市和工矿区的副食品生产的重点，在于增加蔬菜和生猪生产。
因为这两项是城市、工矿区人民需要数量最大，而且也是供应不能满足需要比较突出的副食品。
当然，在发展蔬菜和生猪生产的同时，也要积极发展牛、羊、乳牛、家禽和水果等生产。
许多城市和工矿区的蔬菜供应不足，主要原因是在安排蔬菜种植面积时，没有适当地多种一些，作为后备力量。
有的城市人口增加较多，而蔬菜种植面积的增加较小，不相适应。
有的城市附近因基本建设占用熟菜地过多，虽然补充了一些新菜地，但产量远不如旧菜地高，而且需要的肥料、劳力和投资也比旧菜地多，所以生产者不愿积极开辟新菜地。
根据这种情况，在安排蔬菜种植面积时，就要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品种，结合当地可能发生旱、涝、霜、冻等自然灾害的程度，适当地多种一些，作为后备力量，保证万一受灾减产时仍能正常供应。
各地在制定城市建设规划时，注意不要过多占用熟菜地，并且有计划地发展新菜地，特别要注意保持一定面积的熟菜地。
已经划为基本建设用地但尚未施工的熟菜地，要尽量利用种植蔬菜。
有的地区蔬菜生产者缺肥料，缺农药，缺种籽，有的怕种多了市场价格下降，也有的怕开辟了新菜地影响粮食自给，因而不愿积极开辟新菜地。
这些问题，都需要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及有关部门紧密结合，互相协作，切实加以解决。
为了确保生产者的利益，并消除生产者怕种多了发生亏累的顾虑，各大、中城市和工矿区可以根据保证生产者不赔的原则，分别规定最低收购价格。
只要是生产者按照国家计划种植的蔬菜，而不是自己盲目种植的，当旺季超过市场需要、价格过低时，国营单位必须按现定最低收购价格进行收购处理。
凡是因按照国家计划要求开辟新菜地而致粮食不能自给的，粮食部门必须保证粮食供应。
只要这样切实地解决阻碍蔬菜生产的问题，只要切实解决各种副食品生产中的问题，副食品生产就可以迅速发展。

蒙古政府代表团离京回国
新华社8日讯
以齐·苏伦扎布为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作了两天访问后，已在今天清晨离北京回国。
前往机场欢送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李先念，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奎璧，以及章汉夫、李哲人、杨显东、张致祥、萧向荣、张友渔等人。
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策登依什也到机场欢送。

马格里勃议会代表团在京进行访问
据新华社8日讯
马格里勃（摩洛哥）国民协商议会访华代表团连日来在北京进行一系列友好访问活动。
今天上午，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并且同陈叔通、包尔汉副主席等座谈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工作等问题。
在座谈会上，哈吉·穆罕默德·布阿姆拉尼说，东方各国在历史上有传统的友谊，经过一度中断，现在又恢复了。
他说，亚非各国只要团结起来，终将会打败帝国主义。
他又说，马格里勃正在为实现完全的独立而奋斗。
07日下午，代表团同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交谈了中马贸易问题。
代表团还先后同中国各界人士举行了农业、经济建设、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问题的座谈会，参观了农业展览会、农业生产合作社、工厂和学校等。
在2日，客人们曾在北京同中国伊斯兰教界人士一起度过了开斋节。

中央各贸易部门：
检查解决本部门同群众的矛盾
据新华社8日讯
中央各贸易部门的党组织将以检查和解决本部门同广大人民群众——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作为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
据中共商业部党组分析，商业部与外部的矛盾，表现为四个方面：
商品供应与消费者需要的矛盾、物资分配中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商业与工业的矛盾、商业与运输等部门的矛盾。
这些矛盾的揭发和解决，将成为这次商业部党组织整风的主要内容。
城市服务部党组织将以检查本部门同广大人民——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矛盾为整风中心。
中共城市服务部党组制定的整风计划，着重检查下列几点：
在和群众的关系方面，不只是检查那些妨害生产发展的措施，还要检查是否主动采取积极措施，从各方面促进生产，培养货源，增加农民收入，支持和巩固农业合作化；
城市服务部工作是否贯彻群众路线，特别是在制定和执行各种采购、供应的价格政策中的问题；
制定的政策、制度，布置的任务，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发扬了民主；
在动员和组织一切积极因素时是否有宗派主义；
经营管理是否有片面强调本单位利益而损害人民和国家利益的现象等。
粮食部党组织初步提出的整风重点是：
检查各项粮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否正确，粮食管理工作中因体制问题而引起的矛盾；
粮食工作中是否贯彻群众路线；
粮食企业的经营管理是否符合勤俭办企业的方针等。
中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党组认为，目前供销社系统在收购数量、价格、方法等方面，与农民之间存在着很多矛盾，这些矛盾要求在这次整风中基本上得到解决。
对外贸易部党组织计划以内销和外销矛盾作为整风的重点。

劳动部：
加强劳动计划和劳动保护工作
新华社8日讯
从本月03日起，中共劳动部党组连续召开两次会议，确定了整风的重点。
党组认为，劳动部门所进行的劳动就业和劳动力的调配工作，工资工作，以及劳动保护工作，都直接涉及到国家经济建设同人民利益的关系问题。
因此，这些问题处理得好坏，对调整或加深人民内部矛盾都有很大影响。
同时，根据目前情况以及去年的几件人民闹事事件来看，这三方面的工作都存在着不少问题。
在劳动就业和劳动力调配问题上，去年因为劳动部门对劳动计划控制不严，有些单位盲目招收了许多人员，以致今年国家建设计划在适当削减以后，不少单位多余了很多人，难以处理；
这不但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为今年的劳动就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
在工资工作方面，去年的工资改革虽然成绩很大，但是由于一部分人员的工资标准过高，升级过多和计件工资推行过急等原因，使国家多开支了一部分工资基金，同时促使市场上某些物资的供求关系更加紧张。
在劳动保护方面，目前主要是增产节约运动中贯彻安全生产的方针上还有些问题。
有些单位往往强调增产节约而忽视劳动保护，第1季度的伤亡事故普遍比去年同期增加。
针对以上情况，党组确定劳动部这次整风的重点，应该以检查以上几个方面的工作为主，并结合检查机关内部生活。

将军们在农场上
　本报记者　高粮
西郊农场，这两天特别热闹。
以杨成武上将和朱良才上将为首的驻京部队一百六十多名高级军官，正在那里进行义务劳动。
07日的早晨天刚亮，将军们就穿上旧的军装踏着土布鞋，自带干粮，坐着运输卡车按时到达了西郊农场。
这时风沙滚滚，迷人眼脸，但他们仍然像作战一样按农场计划分成六个箭头同工人一起奔向作业区。
看吧！
这是一幅多么壮观的场面啊！
这些久战沙场的英雄们又回到年青时代故乡的本行了。
扎黄瓜架的第1行人是杨成武上将和朱良才上将，农场的工会主席王志光就在旁边同他们一起劳动。
在紧张的劳动中，杨成武上将的手上扎了两根竹刺，自己一时拔不出来，站在后面的一位同志叫着“杨司令员，我来帮你拔……”工会主席本来不认识杨成武上将，这时猛抬头注视起来，原来这就是杨司令员呀！
王志光主席是河北省易县岭西村人，那是抗战时期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的老根据地，那时他在家乡当雇工，而杨成武将军的部队就在他们村打了许多次胜仗，1944年部队搞生产运动，向分区首长献礼的最大的南瓜和八斤重的茄子就是在岭西村的南庄上种植出来的。
那时他就很想看看杨司令，后来在农场学习长征历史时，他又知道亲自指挥飞渡泸定桥和突破天险腊子口的也是杨成武司令员，他更想见他一面了，现在他的愿望达到了，他看到了杨成武，而且正和他在一起劳动。
由于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负伤残废而一直身体多病的朱良才政委现在给杨成武上将打下手，但是他的精神焕发，他随地不忘作他的政治鼓动工作。
你听，他喊起来了，“索李波同志，唱段戏吧！”
蒙古族军官索李波少将是一个京剧爱好者，但这时他累得满身大汗，那还顾得上唱黑头呢？
这边扒地和绑西红柿蔓的是刚出医院不久而自动赶来参加的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张南生中将，他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但拿出幼年干庄稼的本事来依然像个老农，在他前面的是正在疗养中的丘蔚军长，他也是自动赶来的，农场的一位干部问丘军长“累不累？
这个活干得来吗？”
他点点头说：
“干得来，如果总有机会干活我的身体会更好些”，他说这是我第2次下地生产了，1943年在延安搞生产时，一个人的任务是除自给自足外还要上交五斗小米和两万元的边币，那时我除了种地外还学会了纺线，一天能纺四两棉花。
旁边的一位处长插口说：
他不是第2次劳动，1950年全军挖潮白河时，丘军长是第1个破土开工的人，你看！
他这病号已经跑到我们前头去了。
改良阳畦拆顶的工作分给了装甲兵、炮兵部和军械、后勤部的军官们，装甲兵部的徐绍华少将打趣的说：
“攻坚任务交给我们了”。
炮兵军官们附和着说，“攻坚是咱们的拿手戏哩。”
他们干的非常起劲，为首的一个用大杠子撬棚顶的是军械部长张西凡，这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军官，他平时喜欢亲自种菜、养花，他说，党教育我们要参加劳动，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意识。
掉到最后的就是王志慧少校了，他现在是后勤学院的学员，利用假日专门赶来参加劳动的。
农业大学的一位实习生总想帮助他，教给他盖黄瓜幼苗浮土时应该两肘同时用力，他照做了，但总显得右手迟慢和笨些，当实习生拿着他的手再次教时，他才轻轻的说，“同志请原谅！
我的右手是残废。”
中午随着农场的铃声同志们休息了，走在芬芳四射菜花遍开的田野上，杨成武上将带头唱起“生产大合唱”，“02月里来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的歌声响遍了西郊农场。
（附图片）
杨成武上将和朱良才上将正在扎黄瓜架。
本报记者　高粮摄

整风检查从什么地方入手？
编者按：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跟着就是检查工作和检查思想作风。
检查究竟应从哪里着手呢？
这封来信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
希望同志们根据自己的感受，更多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使我们的整风运动更好地向前发展。
编辑同志：
党中央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说，在这次整风中要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
检查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
检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现象。
我们学习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太清楚也不太一致的。
中央提出来要检查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可是具体地作起来，就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是首先检查本部门执行政策方针中间的问题呢，还是先检查本部门中领导和群众之间、党和非党之间的关系问题？
当然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不能截然分开，可是，毕竟也不能完全混为一谈。
有的同志认为应该从检查政策方针的执行情况入手，并且以这个问题为重点。
有些同志则反对这种看法。
我是同意前一种意见的。
我觉得，作为领导机关来说，处理机关内部的矛盾虽然也是重要的，可是，比起解决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来说，它就成为次要的了。
而且，在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一般同志往往容易对自己所亲自接触到的身受其苦的机关内部矛盾问题更感兴趣，整风的锋芒很容易会集中到这方面来，而对本部门和全民之间的矛盾注意不够，因为大家对这方面的问题感受不一定会很具体。
因此，我觉得，领导方面应该有意识地把大家的注意力首先引导到检查方针政策问题上来，把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了，再来检查机关内部的矛盾。
反对这种看法的同志也有他们的道理。
他们觉得，如果先检查执行方针政策问题，容易使运动受到一定限制。
方针政策问题都是高级领导机关决定的，就说执行情况吧，重大问题一般也都是集体决定的。
即使能够发现了执行中的问题，也不一定能分清个人责任，更不一定能打中某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真正痛处，也就是说对这三种不良倾向的揭发和批判可能会不深刻不彻底。
而且，有些官僚主义比较严重的领导同志正是最愿意只一般地谈谈方针政策问题，而怕接触到他们的具体的官僚主义行为。
而且，如果机关干部对领导者的意见很大，而整风的时候一定不让他们先谈这些问题，也容易影响群众的积极性。
所以这些同志主张不应该一般地规定先从那方面入手，群众对那方面的意见最多，就可以先检查那方面的问题。
他们还认为，从机关内部关系问题入手，同样也可以接触到执行方针政策问题。
究竟那种办法更好，希望报纸上能多发表一些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和作法。
　郭芮

民族事务委员会：
联系民族工作检查领导作风
新华社7日讯
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织开始整风。
07日下午，刘春在中共民族事务委员会党员大会上作了动员整风的报告。
刘春说，近几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条件建立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已经有90％以上建立了自治地方；
85％以上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基本上解决了阶级矛盾；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
随着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国内的民族关系在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已经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也就是劳动人民内部的关系了。
但是，由于我们对这种新情况认识不足，思想作风上存在一些问题，我们的工作中出现了不少缺点，很多工作跟不上形势发展，因此整风是必需的。
刘春说，民族事务委员会系统的整风，主要是要联系全国民族工作来检查改进我们的工作和领导作风，提高思想。
他说，从全国来看，民族工作方面的主要问题是：
（1）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没有充分实现，杂居区和散居的民族成分的民族平等权利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
（2）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对民族特点照顾不够；
（3）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作得不够，对生活很困苦的少数民族帮助不够；
（4）大汉族主义思想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还存在，大汉族主义是民族关系中的主要危害；
（5）领导机关有脱离少数民族群众、脱离少数民族地区实际的情况；
（6）对民族政策、民族工作的宣传不够。
刘春说，这次整风应当采取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方法，着重对上述问题进行检查，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认识，改进工作。
另一方面，还需要检查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所属单位内部的民族关系；
党与非党人士的关系；
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等等。
刘春说，我们欢迎各民族的非党同志提出批评。

科学院第3次座谈内部矛盾
着重讨论体制问题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关于正确处理内部矛盾的座谈会，昨日下午结束。
会上的发言，主要针对着同科学院体制有关的问题。
“实验科学是国家科学水平的标志”
化学家柳大纲和袁翰青都指出科学院对实验科学的忽视是十分严重的。
袁翰青说：
“科学发展应以实验科学为重点，实验科学是国家科学水平的标志，不重视实验科学将会影响科学发展的方向”；
我们目前的实验科学十分可怜，它同其他科学的比例应该重新考虑。
科学院有些机构可以合并
对于科学院的组织机构问题大家提出的意见最多。
昆虫学家朱弘复说：
在体制问题上科学院摇摆得太厉害，不少组织机构变了再变。
有些机构成立了，但不知道该做什么，如有些学部委员，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领导上总以为人多好办事，实际上层次多了反而碍事，许多担任行政领导的科学家将时间花费在处理内部事务上去了。
柳大纲还说，机构的多变同机械搬用苏联办法的教条主义作风有关。
动物学家寿振黄认为，科学院不应该希望全面发展，而应该有重点。
科学院想集中全国科学界的人力物力既不可能也不必要。
他认为院内部也应该考虑各单位的配合。
不少人认为可以合并的机构应该加以合并，这样不但可以解决科学院同高等院校、产业部门之间的一些矛盾，内部的行政人员不足，图书、仪器、器材分配的矛盾也都可得以缓和。
地球物理学家傅承义认为，科学研究应该先有点，然后自然地发展到线，不应该一开始就要求点线全备。
自动学家陆元九也有同样看法。
他说，我们要领导全国科学研究，先要自己站稳脚跟；
去年新设立的自动学等四个研究所的筹备委员会，人力都很不足，而且他们相同的地方很多，不同的地方很少。
他主张合并起来。
朱弘复还提出了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即：
科学成果的推广这样的大问题没有人管。
如昆虫研究所制成的一种木材防腐剂，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但无人管它的推广问题。
单纯依靠外国仪器会使我国科学永远落后
目前，科学研究用的一切器材都通过对外贸易部去购买的办法，物理学家钱临昭认为不合适。
一般的器材，可以由对外贸易部供应；
但是许多特殊的、精密的器材，对外贸易部是无力量代买的，因为他们买得到的仅限于商品，如应用物理所要用的“氦”，就一直没有买到。
他建议科学院器材局考虑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器材局局长汪德昭和放射化学家萧伦都同意钱临昭的意见。
汪德昭并认为目前器材供应工作没做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上小看了这项工作，配备在器材工作方面的干部的文化水平太低。
陆元九说，自从提倡精简节约以后，发现用外汇去买的许多仪器，国内是可以制造的。
同时完全依靠去外国买仪器来用，只能使我们的科学永远落在人家的后头，应该考虑建立自己的为科学服务的仪器事业。
“应该使学术空气活跃起来”
物理学家张文裕说，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就是我们的学术空气不浓厚，主要的是大家见面不谈学术，这种情形甚至不及抗战时我们在昆明时的情况。
“谈学术问题应该成为科学家的生活的一部分”，谈论能引起争论，引起深刻的思索，对科学发展有很大好处。
他说，很少谈论恐怕和保密也有关系，但我总认为应该使学术空气活跃起来。
傅承义认为，我们现在有一种“官气”，好像研究员努力的目标是做所长，这使人很奇怪。
科学院也成了大衙门，谁领导我们也摸不清。
萧伦说，应该用对科学家的尊重来代替政治待遇。
彭琪瑞等对于一些科学工作者的铺张、浮夸的作风也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和科学工作的精神不一致的”。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罗常培、吴仲华、郭慕荪、黄文熙等科学家，另有张宗燧和秉志两位科学家书面提了意见。
郭沫若院长最后说，连续开的这三次座谈会很有收获，大家揭露了科学院工作中的许多矛盾，也提出了许多解决矛盾的办法。
他表示：
能解决的矛盾当尽快解决，不能立即解决的当努力创造条件。
科学工作的体制是大问题，科学院已成立专门小组研究。
他希望像这样亲切地给领导提意见的做法，今后用更多的方式使经常化、制度化。

贵州省委第1书记
谈贵州开展整风学习情况
本报贵阳7日电
本报记者肖明报道：
为了了解贵州省整风运动进展的情况，记者访问了中共贵州省委第1书记周林同志。
承答记者问如下：
问：
中共中央已发布了整风指示，省委准备怎么作法？
答：
省委已于5月03日常委扩大会议上认真研究了中央指示，拟定了一个初步计划，现在已经开始学习。
在整风中，要做到整风和工作两不误，必须要分期分批展开。
省委意见以省级机关和贵阳市为第1期。
地、县级准备推迟到插秧以后。
但要求地、县级结合学习毛主席报告，摸清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所存在的内部矛盾的问题，尤应注意民族问题，此外，对一些迫切问题应该立即着手解决。
县、区级干部参加农业生产，也要立即实行。
县、区党委对上述问题如能注意并适当解决，将有助于争取今年农业的大丰收。
至于区、乡的整风运动，将推迟到今冬明春。
这样，全省整风运动的全部过程将是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问：
在整风运动中，省委准备首先和重点解决那些问题？
答：
从省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以及会议以后，贵阳市的省、市各机关、学校、工厂近十万人讨论毛主席报告所反映的情况看来，在各方面工作中都存在很多实际问题；
有的单位可说是问题成了堆。
这些问题主要的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某些机关、学校、工厂党与群众关系极不正常，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去对待群众，特权思想也比较突出。
人们迫切要求党加强领导改进作风。
因此，省委认为在整风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
认真帮助领导干部切实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
这即是要求领导干部，在整风开始的同时，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下情，帮助干部，改进思想和工作作风，提倡边检查边改进。
其次，我们在整风中更要随时邀请党外人士和工人、农民、学生群众进行座谈，征求意见，欢迎帮助。
此外，与群众同甘共苦，与群众打成一片也是很重要的。
省委常委决定，省的党、政、军各部门领导同志每月要以一定时间，去参加工农业生产，使之形成制度。
过去领导干部在这些方面所存在的毛病，是造成党与群众、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关系不够正常的原因之一。
还有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也显得很紧张。
这主要是由于我们一些同志，存在一种有害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倾向，这也是我们必须作为重点而迅速加以解决的问题。

部队文艺工作者批评部队文化部门领导上的教条主义
部队中不能开展百家争鸣吗？
部队文艺工作者批评部队文化部门领导上的教条主义
本报讯
新华社记者周泽民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最近召集在北京的近四十位部队作家、音乐、美术、文艺工作者和文化工作领导人员等，举行座谈会，讨论在部队中如何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
全军还没有大“放”大“鸣”
到会的许多人都认为，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有人虽有满园春色之感，但总的情况是有形无形地还存在着种种束缚和障碍，全军还没有大“放”、大“鸣”起来。
有人认为部队文化工作领导上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态度，不够坚决，有些文化工作领导者的言行，甚至和中央的这一方针的精神相违背。
解放军文艺社编辑组长张文苑说，在这个方针提出的初期，我感到是门户未开，戒心十足。
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人提出了些和领导上不一致的意见，某些文化部门领导者就马上起来讲话，要大家不要随便争鸣，说争鸣是为了消除唯心主义，共产党员总不能宣传唯心主义啦等等。
后来，当各地已开始争鸣起来，某些文化部门领导者又特别注视那些偏向性的材料，并且在会议上动员大家说，现在外面右的东西很多，大家应该拿起笔来，投入战斗。
这种以“左”反右的行动，实际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片面的看法。
作家杜烽说，奇怪的是，在中央这一方针传达后，文化部门竟然有个别领导同志，在会议上公然宣称：
“部队里不准百家争鸣！”
也有人说，部队里“只准放香花、不准放毒草！”
理由何在？
没有下文。
我认为，不但应该准，而且应该坚决、迅速、彻底地把这方针贯彻下去。
只有经过“鸣”和“放”，才能鉴别香花和毒草。
教条主义在过去被当作香花的，只是在争鸣之后，才被看破，原来是一棵毒草。
作家魏巍认为，究竟谁在阻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
那就是党内一部分“左”倾思想情绪。
领导的教条主义和宗派情绪
把创作限制在狭小圈子里
作家们从创作的指导思想和编审出版等方面，揭露了创作领导上的教条主义和宗派情绪。
许多人认为，过去提出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一些方针、口号，尽管在一定时期，有过它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比较机械和绝对的缺点。
它的表现之一，是在指导创作上，要求描写重大题材，结合当前任务，创造英雄形象。
这些问题的提出，虽然在反对“落后到转变”等公式主义创作上，确曾起过一些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提法上的片面性和简单化，无形中把重大题材和题材的多样化、现代题材和历史题材，英雄人物和落后人物，摆在对立的地位，忽视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和文艺的特征，把创作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
这就束缚了作家的思想，使他们不敢面对生活的真实，不敢大胆揭露和抨击生活中的落后现象和落后人物，不敢写矛盾、冲突和缺点，甚至美化和粉饰生活，为公式化、概念化造成条件。
魏巍说，题材广泛论与工农兵方向，重大题材与儿女情、家务事，并没有什么矛盾。
事实上，历来的文艺作品，并不是光有重大题材，而不写儿女情、家务事的。
作家周洁夫说，过去文化部门领导上提出，必须像指挥打仗帮助搞清主攻方向一样，帮助作家明确主题思想，然后再去收集材料写作的作法，是违反创作规律的。
事实上，作品主题是在生活中孕育起来的。
先明确主题再去生活的作法，恰恰和公式化、概念化有一定的关系。
作家虞棘对凡写军队的作品必须经部队审查后才能发表的作法，对编辑部门某些同志不跟作家商量便粗暴地大删大改，甚至一改就是几万字，提出了批评。
也有人批评了某些审稿者往往不是以生活本身如何作依据，而是以生活应该如何作依据，责成作者不要那样写，应该这样写。
作家韩希梁还建议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不要把住关口，说凡是有关军队的书由我出。
应该竞争，打破垄断。
教条主义的文艺批评
阻碍了创作的繁荣
教条主义的文艺批评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
“解放军文艺”编辑部陈斐琴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批评。
他说，我们较为严重的是教条主义的批评，是脱离实际、简单地用书本上的理论来解释文艺问题的批评。
如白刃的“目标正前方”，因为反映了胜利后的居功骄傲情绪，批评家就给加上反无产阶级领导的帽子。
胡可在剧本中写了一个指挥员放弃家庭幸福去抗美援朝。
批评家就说，这是一个普通战士都有的崇高道德品质，作品这样描写指挥员，降低了我军指战员的优秀品质。
“解放军文艺”编辑鲁一认为，搞评论领导工作的同志，在写评论时，只是抽象地从政治工作角度出发，不从实际出发。
他们认为部队什么都是对的，好的，正确的，说写落后的人是因为作者本身的阴暗面。
有人说，如此说来，部队就只能是一个模型，只有排头排尾之分，而无先进落后区别了。
鲁一说，批评工作中的主观臆断，教条主义，是最伤害作者而阻碍创作的繁荣的。
领导方法简单生硬压服式的命令干涉过多
会上，许多人的发言还认为，部队各级领导对文艺工作尽管是关怀的，但是，领导方法比较简单、生硬，我说你听压服式的命令干涉过多，不能按照文艺特点进行领导。
作曲家晓河说，文艺工作是复杂的，如果不按其特性进行领导，那就会妨碍它“放”。
比如关于文工团的乐队，强调民族风格很好。
但也不应该不吸取外国的东西，过分强调民族风格，使一些拉了七、八年小提琴的人，放下小提琴，这就太简单化了。
又如文工团年年整编，人少事繁。
海军文工团去年演出了三百多场，希望休整一下，下去生活一下，领导也不同意。
没有组织保证，也得不到学习提高，是放不出好花来的。
他希望领导上能吸收文工团同志一起，研究整编问题。
要爱花种花不要拔花
美术工作的不被重视，是画家艾炎和刘仑共同的感觉。
1949年以来，部队整编掉了四百多个美术工作者，目前部队里没有美工人员的编制，有人只好挂个军事法院助理员的名，从事美术工作。
刘仑说，我是一个大学讲师，抱着改造自己的目的来到部队。
我五、六年来多少摸索到点兵的感情，很不容易。
领导上应该很好地珍惜我们，要爱花、种花，不要拔掉花。
要解决画家的编制、组织画家作品的出版，保证军事美术创作的繁荣。
必须按文艺特点进行领导
陈沂认为在部队文化工作上，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军队各级领导必须把文艺工作作为形象思维的工作对待；
一是必须按文艺特点进行领导。
陈沂说，我认为，这些年来，部队创作是繁荣的。
领导对创作是扶植、支持的。
但在我们工作中是有缺点的，如在创作指导思想上，提倡写新英雄人物，忽略了文艺作品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冲突；
在文工团建设上，有些顾此失彼，即顾了歌舞，失了话剧，特别是歌剧。
这个会议已经断续开了三天半，还将分组进行专题讨论。
会上人们发言比较踊跃。

高等教育部：
解决领导学校工作中的问题
据新华社8日讯
中共高等教育部党组7日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整风问题。
党组扩大会议上很多人表示，高教部不能关门整风，要面向全国，充分利用这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的对整风的有利条件。
高等教育工作中到底存在一些什么问题？
高教部整风整什么？
会议以前，有人认为高教部的矛盾有的是高等教育工作中长远存在的矛盾，有的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也有的是机关内部的矛盾。
长远的矛盾，例如数量和质量的矛盾，对于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领导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认识问题，这两方面虽然不能和当前矛盾绝然分开，但都是不能一下子解决透彻的。
这次整风，结合着总结几年来高等教育工作，主要是解决高等教育部过去对学校工作的领导上，学习苏联经验结合中国实际不够，有生搬硬套的缺点，对中国原有的传统和高等教育遗产否定过多；
依靠学校、依靠教师不够，统一过多，管得过死；
对学校中非党教授团结得不够。
这都和高教部领导思想、作风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没有深刻了解中国高等教育特点有关。
这次整风的目的，是要从提高思想，改正缺点和解决上述矛盾中，总结一些党如何领导高等教育，以及党如何来领导高级知识分子的经验。
有人提出，关于党如何领导高等教育的问题，目前主要的有两个具体内容：
一是创造条件，如何有效地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一是如何改变过去管得过多、过死的做法，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充分发挥学校和教师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也有人说：
关于总结党如何领导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主要在于了解掌握中国高等教育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正确发挥他们的作用。

八千里“走马观花”记
　新华社记者　李峰
全国总工会办公室副主任李修仁不久前曾随同中央一位负责同志到一些地区检查工作，历时五十七天，行程八千多里，视察了京汉和粤汉铁路沿线十个城市。
李修仁说，这只是“走马观花”。
记者请他谈谈沿途有关工矿企业群众工作的见闻和观感。
他谈到了一些很值得人们深思再深思的问题。
工会工作的“危机”
李修仁开始从北往南谈，从他们到达的第1个城市保定说到最后一个城市广州。
他说，他们到达邯郸市峰峰矿区时，正碰上四十多户工人及其家属到峰峰矿务局请愿。
原因是那里每户职工住的房子面积虽然相差不多，但是房租相差很大。
住公家的房子，每月是一元多；
租民房住是四元多，由公家补贴一半；
而工会号召工人自建公助的房子，每月要扣八元到十元。
因此，那些自己出钱盖房子的工人意见纷纷。
工会面对这种情况，不但不帮助工人合理地解决，却去努力说服工人，解释这种不公的“正确性”。
因此，那里的工人说工会和行政上是“一个鼻孔出气”，而把工会撇到一边，自己组织起来去请愿解决。
工会成了一个工人组织的虚名。
李修仁说，他沿途见到或听到的工人闹事事件，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把工会撇在一边。
因为这些工会组织不关心或不支持群众的正当要求，甚至为行政方面的官僚主义辩解，为一些不合理的决议和规定等辩护。
所以广州、长沙、武汉、新乡、石家庄等地的一些工人，把本来是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叫作行政领导下的“工人管理科”，“官僚主义的舌头”，“行政的尾巴”等等。
而当工人和行政领导方面的矛盾尖锐化以致用偏激的方法解决时，工人就把工会撇到一边去。
工会失去了群众。
工会脱离群众到这种程度，不是工会工作的“危机”吗？
苦恼的矛盾
李修仁谈到了他和十一个城市的工会干部交谈的情况。
他说，多数工会干部对工人的正当要求并不都是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的，他们想支持工人的正当要求，但有时划不清是非界限。
他们说，他们的工作，在工人群众同党政领导方面意见一致时，党满意，行政支持，工人高兴，工会也光彩，大家皆大欢喜；
在工人同党政领导方面的意见发生矛盾时，工会干部就不知如何正确地处理这种矛盾。
他们说，他们是党员，党内有党纪，应该服从党组织的决议，否则就可能给顶“工团主义”、“对党闹独立”或“尾巴主义”之类的帽子戴戴，甚至可能被开除党籍。
另一方面，他们是工人选举的，是工人利益的代表者，应该服从多数工人的意志，否则就又被工人说是“行政的尾巴”等等，就被工人抛开。
在这种矛盾面前，这类干部就产生了两个面孔：
在党内，他们说官僚主义种种规定是“不正确的”，应纠正；
工人的这种或那种正当要求应解决。
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时，为了保持党的行动一致，他们在党外又对群众说，那些官僚主义的种种规定是“正确的”，应该执行；
工人的这种或那种正当要求不能解决；
他们或者在群众面前缄默不语。
结果是非不分，两头不讨好。
很多工矿企业的干部都苦恼在这种矛盾之中。
李修仁向记者透露了沿途他自己一件很不顺心的事。
他本想沿途搜集一些工会干部为工人正当的利益四处奔走而碰得“头破血流”的事例，以便取得中央负责同志的支持。
结果他很失望，一无所获。
走“国家路线”和走群众路线
李修仁说，就他沿途所见所闻，工会干部对工人群众的住宿等方面的问题倒还很关切。
于是他把话题转到了他在郑州召开的六个厂的工会主席座谈会。
会上，这个说工人家属宿舍不够住，那个也说这是当前最大的困难，还有的说，工厂在郊区，到市区看电影太远，应该在近处为本厂工人修建电影院。
在石家庄、邯郸、汉口、长沙和广州等地，也可听到要求修建宿舍、托儿所、幼儿园、子弟学校、澡堂、理发室、马路等等的呼声。
群众这些方面的要求，应该关心，应该尽量设法解决，但大家走的都是“国家路线”，都伸手向国家要钱，思想上有一种恩赐观点。
他说他有这样一种印象，许多人好像是从工作到衣食住行，甚至生老病死，缺什么就想向国家要。
谈到这里，记者当作笑话插问道：
“照你说的情形，有些人不是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了吗？
‘各取所需’。”
李修仁半认真地说：
“真有那么点劲头！”
李修仁说，他在石家庄、郑州等地参观了一些工厂，厂外都可以看到新建的大片大片的红楼瓦舍，长沙和郑州等地，有些工厂建设宿舍的投资占建厂投资的比重已很大，还有很多工人要求家属宿舍，要求把家属接到城市来。
如果都满足这些要求，城市公用事业和服务性行业又要增加大量投资，又要增加大量的职工。
这些职工又要家属宿舍……，结果建房子和缺房子的情况势必成为滚雪球式的发展起来，愈建愈多，愈建愈缺。
关于这个问题，他这次听到一个新的正确的解决办法，就是工人生活和工人养育子女的种种要求，应该主要是走群众路线，组织职工自己解决。
这是可能的。
他说，郑州郊区那个要求在本厂附近修建电影院的工厂的工人，因为看电影路远，每次伴同自己的爱人或孩子看一次电影要花一两块钱。
这个厂有六千左右的工人，附近还有几个工厂，如果工会组织几个厂的职工集资和用义务劳动的办法修建一个简单的电影院，是可以办到的。
理发室、澡堂、托儿所、子弟学校等，也同样可以应用这种办法解决。
刘少奇同志过去在安源煤矿组织工人自办的学校至今还不是很好吗？
当哪一等干部
在广州，李修仁听市工会联合会主席和一些厂矿的工会干部说，广东省有的工会干部认为工会干部是四等干部。
他们的分法是：
党第1，政第2，工程师第3，第四才是工会。
这种自我菲薄的现象在其它城市里也时有传闻。
有的工会干部更懊丧，认为自己连四等也够不上，连车间主任也不如。
工段长是一段之长，也很神气；
管理人员也可以呼呼喝喝的，分房子大权在手，怎么分人们就得怎么住。
而工会干部就吃不开，说话不顶事，开大会不让上台作报告。
住好房子或坐汽车，也往往只是前三等干部有份。
李修仁说，他听到的这些议论，实际上都是向上面比权利、比生活待遇。
相反地，他没有听到人们同别人比工作，没有听到人们同工人群众比工作、比生活。
在广州谈到这个问题时，有人提出了一种精辟的见解。
有人说，工会干部最好和工人群众一“等”，或当个没“等”的干部，代表那些“等”外人。
工会干部最好也来个“四同”或几同，如同吃、同住、同玩、同劳动等。
这样，群众工作才能作活，才不致脱离群众。
李修仁说，广州内港去年冬季实行所谓“机动换班”，即集中工作集中休息的变相加班制，每个工人干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再干八小时，一天干十六小时，两天以后休息一天。
搬运工搬的都是一百多公斤重的东西，干八小时已很疲劳，八小时的休息时间中，除去来回走路和吃饭，剩的时间很少，闭上眼不久又到了上班时间。
因此，很多人累病了，未累病的工人，因手脚无力，搬得很少，所以拿到的工资（计件）还没有请病假拿到的多（基本工资的75％）。
这样，那些不病的人也装病、怠工、请病假，60％的人不上班了。
工会干部对行政方面这种错误的决定，不仅不反对，而且还帮助行政方面想办法，使医生不给工人开病假证明，迫使工人上工。
这个港工会的两个副主席原来就是本港搬运工人，他们成了“等”内干部，就忘掉了工人的疾苦。
李修仁说，如果这两个工会干部不脱产，他们一定会发现自己的身体不是铁打的，一定会和工人一起，挺身反对行政方面这种错误的决定。
“说服万能”及其它
李修仁说，沿途所见，工会对于建设俱乐部、图书馆、电影队和业余剧团很注意，有很大成绩。
而对于工人的政治思想动态研究很少。
这次发现有些工人滋长一种功利主义，作工挑肥拣瘦，什么工资高干什么。
有的技工没活干，让他担担土拿把扫帚扫扫地就感到丢脸。
他还谈到了工人中其它的一些思想状况。
他说，这些情况并没有引起所有工会及有关方面的注意；
有的注意了，但解决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
郑州一个工厂的同志谈到解决工人当前的思想问题时说，他们正在加强教育。
加强教育的方法是编教材，讲“猴子变人”、劳动光荣、共产主义远景、中国工人运动史。
这些教育，一般说是需要的，但只适用工厂内的少数人，如果想用这些教材解决所有职工当前的一切具体思想问题，那就有点无的放矢了。
工人的政治教育，应当针对当前的思想状况，解决当前的思想问题。
提到思想教育，郑州等地的工厂对混进工人队伍的流氓很头痛。
这些人偷盗、怠工、扰乱生活秩序，屡教不改，于是有人主张开除，有人认为还是应该说服。
李修仁说，他很赞成这种意见，即屡教不改者坚决开除，说服并不是万能的。
可以等这些人回心转意时，再帮助他们就业。
李修仁在结束他的两个半小时的谈话时说，他认为基层工会工作的缺点同整个工会的领导有关。
记者向他告辞时，他说，“走马观花”式的所“见”，就难免不深；
既是所“闻”，就可能有误听错传。

国务院发出通知
延长学徒学习期限
本报讯
国务院最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和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等发出了一项延长学徒的学习期限的通知。
通知中说，1956年各部门、各地区都招收了大量的学徒（练习生），据工业、交通、建筑、农垦、水产等二十个部的统计，约共招收了五十一万人，其中一部分已经转为正式工人。
到去年年底，还在学徒期间的约有三十七万人，其中在企业、事业单位中培训的约十九万人，在技工学校培训的约十一万人，在训练班培训的约七万人。
按原计划，这些学徒大都应在今年转为正式工人。
但是由于今年的建设规模和速度有了调整，有些新建企业的开工时间推迟，因而各部门今年实际需要补充的新工人，比原计划数大大减少，有的部门原有的工人还有多余，根本不需要补充。
通知中说，基于上述情况，今年，各企业、事业单位的学徒（包括商业企业的练习生），在学习期满时，如果生产上不需要补充正式工人，应当延长学习期限，说服他们在原单位继续学习。
延长学习的期间由主管部门或省、自治区、市人民委员会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决定。
如因生产上确需补充正式工人需要学徒转正时，应当提出实际需要的人数报经主管部或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批准后，经过考试合格，方可转为正式工人。
延长学习的学徒，在延长期限满期后，即行转正，不再延长。
学徒转为正式工人时，实行等级工资制的，定级一般不得超过二级工；
实行岗位工资制的，由主管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参照上述定级的控制精神自行规定。
原定在今年毕业的工人技术学校学生和技工训练班学员，应该根据生产的需要，进行严格的考试，毕业一部分；
成绩较差的应当留校继续学习。
有的部门，如果生产上不需要补充工人，对于这些应届毕业的学生可以延长学习期间，今年不毕业。
通知说，对于延长学习期限继续学习的学徒、学生、学员，各单位应当采取各种方式向他们进行充分的解释说服工作，打通思想，并且改进和充实学习的内容，使他们能够自觉地、安心地继续学习。
对于延长学徒的学习期限，还要向师傅进行充分的解释工作。
通知最后说，在按照前述规定进行转正的时候，学徒中的复员建设军人在同等技术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优先转正。

在沙漠中行进
包兰铁路全长约一千公里，是沟通我国华北和西北的大动脉。
这条铁路的南段在1955年秋季开始施工，1958年06月南北两段可全线接轨。
现在包兰铁路的中卫段沙漠路基已开始施工。
数万名筑路大军不顾冷热无常的气候和飞沙走石的巨风，在茫茫的沙漠中艰苦工作。
左图是群众组织的骆驼队正在往工地上运送石子。
　（新华社记者　张杰摄）　右图是筑路工人在施工线上设置的用芨芨草制成的防沙栅栏。
（田力摄）

在领导和群众之间起充分的调节作用支持群众的合理意见说服不正确的意见
工会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矛盾？
在领导和群众之间起充分的调节作用
支持群众的合理意见说服不正确的意见
据工人日报讯
各级工会组织最近在讨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时候，提出了一些有关认识上的问题。
工人日报记者于7日访问了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同志，他就记者提出的几个问题发表意见如下：
工会组织和工人群众之间有没有矛盾？
问：
在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有人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既然主要是群众与领导之间的矛盾，工会是群众组织，因此只存在工会与企业领导之间的矛盾，工会组织和工人群众之间不存在矛盾，你认为这种看法对吗？
赖若愚同志说，工会组织是群众自己的组织，这是不错的。
但是工会是处在这样的地位，一方面它是群众组织，应该代表群众的意见，另一方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个人，它有全国统一的组织，作为这样一个组织，它又应该了解全局，了解国家当前的状况，代表群众的长远利益，对群众某些不正确的意见，进行耐心的说服。
赖若愚同志说，工会的这种地位是有些不好处的。
处在这样的地位，工会应该了解领导和群众两方面的情况，发挥工会组织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调节作用。
但是，工会组织所处的这个位置，对领导和对群众两方面都可能发生矛盾。
工会反映群众意见，遇到企业领导上有官僚主义，要发生矛盾；
遇到群众有某些不正确意见，工会进行说服工作，也可能发生矛盾。
赖若愚同志说，问题并不在于工会组织和工人群众之间会不会发生矛盾，重要的是如何对待可能产生的矛盾。
赖若愚同志强调工会要站在群众这一方面进行活动的工作方法，他说，工会应该首先站在群众方面，支持群众的正确意见，群众有不正确的意见，也应站在群众当中来说服群众。
只有这样，群众才愿意听工会的意见。
工会怎样对待群众闹事？
问：
在工矿企业中，群众和领导之间的矛盾有时发展成群众的闹事，有的甚至引起罢工，碰到这种情形，工会应该如何对待？
有人认为，工会既然是代表群众的，就应该替群众说话，即令群众的意见是错误的，工会也应代表群众利益；
有人则持相反的见解，他们认为，工会不应参加群众闹事，对群众的不正确意见，工会只有进行说服。
这两种说法究竟那一种对？
赖若愚同志说，群众的意见当然并不一定经常正确，或者全部正确。
对于群众的不正确意见，工会应该说服。
但是，问题的中心，是工会不能脱离群众。
如果工会脱离了群众，就是碰到群众有不正确的意见，工会要说服时，群众也不会听；
如果不脱离群众，群众才愿意听工会的话，说服也才能起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工会如果脱离群众，群众闹事时，就会把工会撇开，自己另外成立一个组织，其结果是工会反而不起作用。
赖若愚同志说，所以，工会首要的任务是在于支持群众的合理意见，只有当工会首先尽到这一方面的责任以后，才有可能说服群众的不正确意见。
赖若愚同志接着就群众的意见做了详细的分析。
他说，当我们说群众中可能有不正确的意见的时候，绝不能认为，群众意见全部都不正确，或者经常都不正确。
相反，必须看到，群众的很多意见都是正确的合理的。
根据过去许多厂矿的统计，群众意见中，往往60％以上是关于工作方面的，如对劳动组织，原材料使用、供应，生产设备以及组织制度等方面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应该受到尊重和支持的。
在政治方面，群众也常常有一些意见和要求。
这些意见和要求，往往涉及群众的民主权利。
如群众批评官僚主义遭到打击报复，这是侵犯群众的民主权利，群众要求避免打击报复，工会也应该支持。
在工资、福利、文娱、体育方面，群众的要求往往也不是过高的，这方面的许多意见甚至并不牵涉到增加工资福利的问题，如对食堂不卫生，托儿所、医务所办的不好，工资不合理等意见，也需要工会的支持。
在文化、技术学习方面的要求也一样。
这些意见大都是合理的、正确的。
工会应该支持，这是主要之点。
只有支持了群众的正确意见，工会才算是代表了群众的利益，在工人群众中才有信仰，遇到事情，群众才会听你的。
赖若愚同志又谈到如何对待群众的不正确的意见。
他说，至于群众的不正确意见，是不是也要工会无条件地替群众说话呢？
当然，不是的。
碰到这种情形，工会应该说服。
他说，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说服，重要的是如何说服。
工会应该站在群众之中来说服群众。
他说，应该看到，即令是不正确的意见和过高的要求，也有它的原因，也就是说，也有合理的因素。
这种合理的因素即令是只有一点点，工会也应该首先肯定它，并且要满怀同情。
然后，工会对不正确部分的说服才可能为群众接受。
对于不正确的意见应该如何说服呢？
赖若愚同志说，耐心说服，不是压服，方式应该是启发群众自己讨论，自己解决。
如果经过讨论，仍然不能解决，群众仍然坚持原来的意见怎么办？
赖若愚同志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会也不应该离开群众。
工会有责任，一方面把群众意见向有关方面提出，另一方面，如果工会还认为群众意见是不正确的，就应该继续向群众表明自己的态度，继续向群众进行说服。
从工会组织方面来说，群众中的多数意见当然有时也不一定都正确，但是工会有民主的原则，少数应该服从多数，工会干部只能保留自己的意见，在工作过程中慢慢说服。
只有这样，工会才能既坚持正确意见，又不致脱离群众。
当然，要作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但是，也并不是做不到。
这方面的经验虽然少，也还是有的。
工会工作也可以“争鸣”
问：
工会工作中能不能提“百家争鸣”？
赖若愚同志说，无论那一个组织，都有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作。
一是执行性的工作，一是研究性的工作。
执行性的工作，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研究性的工作提倡自由思想，提倡自由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叫“争鸣”。
但是，这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有区别，因为这不能自成一个学派。
工会组织内部也有矛盾。
问：
工会组织内部有无矛盾？
应该如何认识这些矛盾？
赖若愚同志说，工会组织当前的问题主要是要弄清工会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所处的地位。
至于工会组织内部，和其他任何组织一样，当然也是有矛盾的。
工会内部也有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问题，有条条块块的问题等等，但这是工会组织内部的问题，是日常工作上的问题，可以不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纠缠在一起来研究。
最后，赖若愚同志谈到，工会要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发挥应有作用，最重要的是工会的民主问题。
当前根本问题是发扬民主
他说，对工会来说，当前的根本问题之一是民主。
有了民主，才能体现出工会是群众自己的组织。
他又说，工会要适应当前的形势，应该很好地解决两大问题：
和行政的关系问题以及和党的关系问题。
他说，在和行政的关系方面，过去强调了一致的一面，看不见差别的一面，因此，遇事总是和领导站在一头，不能代表群众意见。
对人民内部的问题的这种简单化看法，常常使工会工作方法生硬和僵化，不能在群众和领导之间起充分的调节作用。
这是应该改变的。
在和党的关系方面，赖若愚同志说，过去解决了工会必须接受党的领导的问题，这是正确的，但是，却没有充分注意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工会在党的政策思想领导下还必须开展它自己的独立活动。
只有开展自己的独立活动才能显出它自己的作用。
赖若愚同志说，过去我们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没有解决好，工会组织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因此，便发生了所谓“工会可有可无”的问题。
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工会组织就应该更好地发挥它的应有作用。

把多占的土地退出来！
新华社沈阳8日电沈阳土地主管部门根据农民的意见，从4月初起，先后检查了各基本建设单位使用土地的浪费现象，并且动员有多余土地的单位，根据今春不用、今年不用、今后完全不用等不同情况，主动地退出或定期让出多余土地，给农民耕种。
沈阳土地主管部门在这次检查中，发现不少单位在使用土地上，有宽打窄用或征而不用的浪费现象。
目前虽已收回了两千多亩耕地，但还有些单位借口“重点工程”、“特殊需要”，不愿交出多占的土地。
例如：
有一个工厂多余三千四百余亩土地。
但他们借口改善职工生活，把其中最好的四百多亩耕地，圈定给职工家属搞副业；
另外三千亩耕地，便借口工厂需要，任其荒芜。
如果按每亩年产粗粮四百斤计算，这些土地每年可以产粮一百二十万斤。
东北工学院、沈阳水利学校、沈阳体育学校等单位，强调现代标准、美化校园，都过多地占用了耕地。
沈阳市立第2中学由于建筑物配置得不合理，用地面积达十万平方公尺，足够建设三个规模相等的中学。

改建睦南关城楼
祖国南大门的睦南关城门和城楼正在改建。
来自上海、桂林等地的建筑工人正在冒着炎热赶工，预计7月底可以全部完工。
新的城门比旧城门更加雄伟。
城楼有三层，每层都可以举行联欢舞会或容纳数十人的宴会。
城楼两边有雕花栏杆的石梯，可供游人上下。
睦南关位于广西省桂西僮族自治州凭祥市西南部，形势险要，风景优美，湘桂铁路和越南河内—睦南关铁路在这里接轨。
（据新华社讯）

讲真话　说实情　徒工自愿继续学习
太原重型机器厂等单位对这个问题处理得好
本报讯
太原重型机器厂、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制造厂和北京第1机床厂，最近妥善解决了学徒工暂缓考工升级的问题，稳定了学徒工的学习情绪。
这三个厂去年都招收了很多学徒工，当时各厂的领导人员曾按照第1机械工业部的规定，向学徒工宣布：
要在一年之内把他们培养成三级技术工人。
四方机车车辆制造厂还宣布：
成绩优良经考工合格的，还可以提前出徒。
因此，学徒工积极争取如期或提前出徒，有不少都人甚至连出徒后的生活开支计划也想好了。
但是，今年03月，正当学徒工焦急地等待考工升级的时候，第1机械工业部又来指示说，由于今年国家的建设规模和速度有了调整，原有的工人已经有长余，学徒工今年暂时不出徒了。
接到指示以后，有的厂不知道怎样向学徒工进行解释，怕解释不好会引起学徒工一致反对。
于是，当学徒工询问为什么不按期考工升级的时候，就以“生产任务忙，没时间”等理由来推托应付。
有的厂则把上级的指示简单地转抄在黑板报上，引起学徒工很大的不满。
各厂的领导人员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以后，认识到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
于是，便对徒工们说明：
国家培养技术工人是根据生产需要，今年生产任务实际上用不了那么多的技术工人，如果硬把所有徒工都转为正式工人，国家就要多支出很多差额工资，学徒工应该以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
各厂还向学徒工说明：
在一年内要把一个根本不懂技术的人培养成为三级技术工人，事实上也不可能，去年上级作这个规定是比较主观的；
同时，一个青年在学徒时期，应该集中精力掌握知识和技术，不应该斤斤计较待遇和级别。
在进行说服教育的同时，各厂对学徒工提出的合理要求和困难，也作了妥善的处理。
例如四方机车车辆制造厂同已转为运杂工的徒工签订协议书，将来需要增加生产工人时，优先吸收他们；
对家庭生活确有困难的人，工会将给以适当救济。
经过了这一番工作，绝大部分徒工对暂不升级考试都表示满意。
他们说，既然国家有困难，为什么不早把真情实况告诉我们呢？
如果早说了，我们也就早想通了。
太原重型机器厂一个叫王耀堂的徒工说：
“我开始考虑的是钱，没考虑能不能干。
我的师傅还是三级工，他的技术可比我高得多了！”

安徽省委召开会议作了初步研究
人民内部矛盾在财贸系统有哪些表现？
安徽省委召开会议作了初步研究
据新华社合肥6日电
人民内部矛盾在财经贸易系统有哪些表现？
怎样解决？
中共安徽省委在4月25日到5月02日召开的地市委财贸部长会议上，作了初步的研究。
根据安徽的情况，会议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在财贸系统表现为：
物资的可能供应数量、花色、品种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
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关系不很协调，利润分配不够恰当；
有些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以及省与省之间的接壤地区商品作价、自由市场价格与国家牌价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现象；
商业部门内部的货源分配和计划衔接以及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也都存在一些问题。
这些矛盾的产生，除了客观原因以外，主要是财贸部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比如，在物资供应方面，有些商品供不应求，根本原因是生产的增长速度赶不上消费的需要，如果把实际情况具体地讲清楚，是能够取得人民群众的谅解的，矛盾是可以缩小的。
在农产品采购方面，坐在机关收购和压级压价的现象还比较严重，以致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
会议认为，应该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自由争辩的方法，正确地处理这些矛盾。
具体的作法：
首先加强宣传解释工作，向人民群众说清楚部分商品为什么供不应求，要求大家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帮助国家克服物资供应上的困难；
其次，改进供应工作，改变商业部门机关化的作风，在营业时间和劳动力组织方面，必须进行合理的调整，以便利群众；
第3，采取交流情况，公开成本等办法，密切商业和工业部门的关系；
第4，对大宗农产品的收购，要实行深入农业社收购的办法，并且邀请农业社代表参加评级评价，纠正收购中给价偏高偏低的现象；
第5，密切与邻省的联系，要遇事协商，互通声气，解决毗邻地区物价悬殊的问题；
第6，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发扬民主。
另外，会议还要求各贸易单位负责人必须以一定时间亲自上柜台收货、卖货，从而密切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

从根本上解决市场供求矛盾
湖南商业部门改进购销工作促进农副业生产
据新华社长沙8日电
新华社记者罗厚仁报道：
湖南省商业部门正通过农村购销工作大力组织农民发展农副业生产，以便从根本上解决市场供求的矛盾。
湖南省许多商业工作人员在学习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以后，深刻地体会到要解决市场供求矛盾，最根本的办法是要改进农村购销工作，纠正只顾市场需要、不管生产的偏向。
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后，干部和农民都缺乏组织集体生产的经验，商业部门是直接和生产、消费者见面的，熟悉市场供求规律，有条件协助生产部门搞好农副业生产。
但是，过去有些商业部门由于对商业工作应为生产服务这一点认识不足，因而在购销工作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只顾市场需要、不管生产的单纯业务观点。
例如去年宁乡、望城、长沙等县供销合作部门见市场棕棚销路好、利润大，就高价大量收购，结果使得有些农业社员放弃农业生产专门做棕棚去了，有的甚至把蓑衣拆掉来做棕棚，许多棕树也被剥死了。
有的为了超额完成茶叶收购任务，盲目发动农民大量采摘秋茶，以致茶树采摘过度，影响到今年茶叶有减产的危险。
有些土特产如五棓子、白菊等中药材和其他产品，因收购价格太低或压级压价，结果减产减收。
为了贯彻商业工作为生产服务的精神，目前湖南省商业部门正在进一步通过购销活动，大力扶植农民发展生产。
省服务厅已经作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规划，决定在大城市附近和交通沿线建立养猪基地，并且增拨五百万元预购生猪、柑橘、土糖，以帮助农民解决副食品生产的资金困难。
省供销合作系统也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帮助各地农业社开展多种经营。
此外，各地供销合作社还适当调整了一些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并根据合同在春耕农忙时期组织了二万一千八百五十四副货郎担下乡，把农民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送上门去，受到农民热烈欢迎。
各地农业社在供销合作部门的具体帮助下，各项农副业生产已经活跃起来。
在长沙、望城、醴陵等丘陵地区，就通过合同扩种了国家最需要的黄麻、苧麻、白术二千六百多亩，栽植棕树十万株，还发展了桑树、土纸等生产。
在武冈、邵阳、邵东等山区，也根据当地生产特点种植了漆树、棕树十四万多株，以及油桐、梧桐、山药等品种。
湘潭、黔阳专区还在各地普遍建立孵房。
湘潭专区供销社计划孵育小鸭、小鹅二百五十万只供应农民，预计这批鸭鹅长大后，可以为农民增加收入二百多万元。

副食品价格上涨幅度太大
据了解，哈尔滨市四十种副食品中没有一种不上涨的，低的上涨20％，高的上涨100％，这对人民的生活影响较大。
高级消费品的提价虽然不影响大多数人的生活；
但是，其中呢绒价格上涨就牵涉到鞋、帽、服装等八百多种商品价格的上涨，这对广大人民是有影响的。
希望领导机关对市场物价加强管理，不允许某些厂商自由提价，提价过高的应该降下来，应该提价的也要向群众讲解清楚。
　华之

川行杂记
方白天
（续昨）
山区人民的要求
四川有五十多个县是山区，人口近一千万。
解放以来，药材、畜产和其它土特产品畅销、价格上涨，而工业品价格逐年下降，这对改善山区人民生活、促进山区生产发展有着不小的作用。
但是，山区人民还有一个重大的困难迫切需要解决，这就是交通运输问题。
山区的交通运输情况不进一步改进，山区人民就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生活也难继续提高。
拿达县专区来说，这个专区的北部，多是崇山峻岭，交通异常不便，当地人以“蛇倒退，鬼见愁”来形容那里道路的难走。
尤其是冬天，有些路冻了，就像涂了一层油蜡一样，不小心就会跌死崖下。
当地的运输，完全靠人背，许多农作物和土特产品运不出来。
现在通江县就有一亿多斤粮食难以调出，靠人背，要六年的时间才能运完。
由于积压物资而影响生产的例子很多。
如筠连县1954年因生猪运不出，价格下降，1955年养猪头数就减少了13％。
至于价值较低的土特产如木材、竹子、栗子、核桃、白果、松香……及一些药材等，货弃于地的现象更是普遍。
因此，有些山区干部说，宁愿国家把对山区某些产品提价的钱用来改善交通运输情况；
有些山区人民也说，如果政府要修筑道路，他们宁愿出义务工。
但是山区地广人稀，修路所需投资特别大，要解决山区的交通运输问题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实现的，因此在尽力修筑道路的同时，还应该不放松解决一些现时能够解决的问题，尽可能快地帮助山区人民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
这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例如：
目前山区有许多物资流转路线不符合当地人民的经济利益。
像川北山区，原来许多土特产品是流往陕南或经汉水输出湖北的，而现在则要往成都或重庆调运。
这样，就减少了当地人民的收入，并增加许多运输力的负担。
省内、专区内、县内的运输路线，也同样有这种情况，都需要加以研究调整。
达县专区粮食部门曾在去年开辟了一百一十四条跨界运输路线，仅渠县三百三十六个村子实行破界运粮入库的结果，就节省了国家运费三万五千多元，并减少了许多运输劳力的负担。
这个经验很值得其它部门和其它地区仿行。
由于山区运输困难、人口稀少以及气候等条件和平原不同，对山区生产的规划应注意它们的特点。
而且，山区有许多土特产如药材、畜产品及桐籽、茶叶等等，国内国外都迫切需要，如果注意加以发展，既有利于国家，又能比较快地增加山区人民的收入。
我们在四川省农业展览会上看到一个材料：
宝兴县先锋农业社（高山地区）在转为高级社后，利用了优越的条件，除努力增产粮食（1956年粮食增产23％）外，并注意开展多种经营，种了五千株花椒树、两千株蓖麻，养羊一百多只，养蜂二十五桶，造林三万株，又积极组织了养猪、挖药及烧石灰等副业生产，1956年农副业总产值比上年增加了47％。
这个典型，似乎应该成为今后山区生产发展的方向。
饮食和服务业面临的新情况
在四川的一个多月中，我们从成都、重庆到各个县城和集镇，看到饮食业和服务业的盛况是空前的。
而且，看来当前饮食、服务业的现状，已经和城乡人民生活改善、工矿交通事业迅速发展的新形势有些不相适应了。
从饮食业来讲，无论公营、公私合营、合作食堂或分散经营的合作小组，几乎到处是席无虚座，而且有些食堂往往很早就把饭食卖完了。
在顾客拥挤、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不少饮食业户就偷工减料获取暴利，据沪州市调查，饮食业二十七户中有十八户降质降量；
甜食业三十五户中有二十户降质降量；
大部分比定量降低30％到40％，少数的竟降低60％到70％。
连有些家庭小铺每月也能获纯利二百余元。
旅店更是行人的畏途。
我们有几个同志于夜间十二时到达内江县城，他们同一起下火车的几十个人一块去找旅馆，结果跑遍全城也没有找到住处。
旅店是家家客满，较大旅馆的饭堂、浴室和门洞里都躺满或坐满人。
另据成都市统计，全市共有旅店四百五十三家，床位七千九百一十二张。
但1月10日调查，全市旅店却容纳了一万八千二百八十三人，拥挤不堪。
澡塘、理发馆、照像馆等，许多地方也是非常拥挤的，而且服务质量也下降了。
要改进饮食业和服务业的状况，当然就会牵涉到国家的投资、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农民盲目进城以及城市人口增长过快等等困难而复杂的问题。
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些地方创造出一些办法，对解决这个问题是有利的。
例如，大竹县人民委员会组织转业军人和军烈属拿出退役金和优抚费，建立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烈军属餐旅社”，既便利了往来行人的食宿，又妥善安排了转业军人和烈军属的生活和工作问题。
在重庆和宜宾，我们也看到有两个很大的旅馆（带浴室、餐厅），据说是组织批发商转业投资建立的。
像这样组织社会零散资金来解决饮食、服务业的投资问题，我想各地是可以仿行的。
我们了解到，不少机关团体长期占用旅馆。
如成都市机关团体占用了二十一个大旅馆作为招待所及家属宿舍，其床位约等于现在营业床位的五分之一；
各单位的招待所利用率极低。
应该把机关团体所占用的旅馆退回作为营业之用。
在饭食供应方面，有许多地方在米饭里掺20％到30％的红苕，延长了饭食的供应时间。
宜宾柏镇在面条、馍馍、抄手皮里掺40％到60％的红苕和用红苕做粉条，很受农民欢迎。
有的地方，在当天定量的饭食卖完以后，对有粮票的旅客照常供应，保证往来行人的需要。
这些经验和情况，虽然还很零星，但对我们改进饮食业和服务业的现状，却给了不少的启发和信心。
现在，国务院已经成立了城市服务部，各地也应迅速建立饮食、服务业的专管机构或进一步责成有关部门兼管，以有系统地来加强对这方面工作的领导。
　（完）

我是骑兵（木刻）　蒲国昌

把不该提高的物价压下来
北京压回九十多种手工业品价格
最近，北京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对基层社的手工业产品价格变动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某些手工业品价格上涨的幅度不够合理。
为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总社先后压回了九十多种产品的价格，并对自行提价的九个基层社的负责人进行了处分。
去年下半年以来，手工业产品价格有了某些上涨，这主要是由于自由市场上的废料和农副产品等手工业原料涨价而引起的。
手工业品涨价的情况大体上可分为三种：
（一）经过批准涨价的。
如毛掸、笤帚、木梳、草提篮、草根刷等日用杂品。
（二）因工商业间调整利润而涨价的。
这一类的品种是商业部门提高对生产社的收购价，商业本身销售牌价不动，因此对消费者无影响。
（三）自发涨价。
品种相当多，上涨的幅度也较高，对群众的生活影响比较大。
去年四季度开始，北京市的手工业品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成了畅销货，加上有些社在经营上有“宁多勿少，宁涨勿落”、片面追求利润的思想，因此盲目地提高产品销售价格。
如北京剪刀生产社的二井藤把电光剪刀原售价每把六角八分，在去年11月上涨为九角二分；
原料涨价部分只有四分九厘，其余一角九分一厘则为增加了工资费用和利润（过去确实赔钱，但这次增加的幅度过大）。
这些产品的涨价并没有经过上级部门批准，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为了加强对手工业品物价管理，总社已责成所属各专业联社对自发涨价问题进行严格审查和处理。
并规定，在最近期间，由于原料涨价产品无利，或个别品种赔钱总的有利的产品，不要急于调整价格，等情况弄清后再作决定；
对由于原料涨价确实赔钱，社内不能综合利润的产品，必须逐级上报，经过批准才能涨价；
对因增加工资、福利等费用，而要求涨价的，一般不予批准。
福利问题应从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来解决。
目前北京市手工业产品和原料的紧张情况已趋缓和，价格也稳定下来。
最近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对自由市场的废料采取了压回原价的措施。
今后手工业产品的价格是可以稳定的。
·吴金章·

编者按：
04月30日本报发表了国务院发言人对当前市场物价问题的谈话以后，许多读者来信表示拥护，认为这个谈话帮助大家了解了许多实际情况。
同时，有些读者对当前某些商品价格的上涨，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现在我们选择一部分来信发表在下面。
提价不宜太集中
国家适当提高某些商品的销售价格，以便平衡国家的财政收支，平衡市场供求和促进生产，这是正确的。
不过，对这次物价变动，我还有以下的意见：
一、物价升降，是商品经济中的经常现象。
部分物价上升一些，并不等于物价波动。
但是，如果提价的商品种类太多，提价的时间太集中，容易使人产生物价波动的错觉。
因此我建议今后在调整物价工作中，应当把提价商品的种类、提价的时间和幅度分散一些。
二、人民对这些年来物价的稳定是满意的，但对国营商业的购销差价偏大则有很大意见。
猪肉、红糖、烟叶、麻的购销差价都在45％以上，有的甚至高到300％。
据了解，商业部所属各专业公司平均购销差价率，1955年为40％多，其中税金和利润仅占50％，商业费用占到一半左右。
人民对商业费用大意见很多，国营商业应把历年来的费用构成加以研究改进。
　赵清心

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正确对待升学就业问题
陶铸在广东中等学校学生代表会上讲话
本报讯
广东省于4月22日至27日在广州举行中等学校学生代表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如何提高全省学生社会主义觉悟和如何正确对待毕业生升学、就业问题。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有六百多人。
会议由中共省委第1书记陶铸同志亲自掌握，中共省委文教部、青年团广东省委、广东省教育厅的领导同志也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他们同学生代表一起学习人民日报“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共同讨论党的教育方针。
省委第1书记陶铸同志和书记区梦觉同志还分别同城市、农村、女学生的代表举行座谈，根据代表们提出的疑问、困难和意见，耐心地作了解释、答复，基本上解除了代表对升学、就业问题存在的许多思想疑虑。
会议最后由陶铸同志根据代表讨论的意见作了总结。
他首先对教育方针做了说明。
他说，解放以后，广东省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1953年中等学校招生七万人，今年准备招生十五万，根据广东省财力，中等学校平均每年发展二万人左右，是正常的现象，不能再多了。
中等教育是普通教育，主要目的是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因此中等学校教育不是专为升学，而是培养更多的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学生参加生产，这是正确的方向。
青年人要有远见，不能升学的毕业学生就准备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当农民或工人。
陶铸同志说，有的同学说中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是大材小用，这是不对的。
现在我们国家机关干部，很多是初中、高中毕业生，他们最大的缺点就是从学校出来就当干部，缺乏实际锻炼，因此，很容易脱离群众。
为了补救这个缺点，今后补充机关干部，要从工人、农民中提拔。
毕业生参加生产，把生产搞好了，群众拥护你们，就会把你们选做他们的代表，你们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关于华侨学生，陶铸同志说，华侨是热爱祖国的，许多华侨学生都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回到祖国，学校应当很好地帮助他们搞好功课，争取更多的人考取学校。
但是如果考不上，家里有钱可以进补习学校或自修，没有这些条件的，希望也到农村去。
有家在海外的，不能升学，又不愿参加生产而想出国的，当然我们没有理由不让他们出国，但是要向他们说清楚：
国外不比国内好，还是希望他们和国内青年一样参加生产，国内青年可以吃苦，华侨有劳动传统，也一样可以吃苦。
关于怎样去农村的问题，陶铸同志说，各地要成立专门机构，做好调查，统一安排，一般的是本县的毕业生回到本县本乡的农村去，有多的可以到毕业生少的地方去。
城市不能升学的毕业生，又不能自学，本市容纳不下的，就分配到毕业生少的县去。
各地农业社需要多少人，要做好计划，并且准备欢迎。
陶铸同志特别强调要做好宣传工作，要在全党、全体干部、全省人民中展开宣传，造成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的社会舆论。
他说：
现在社会舆论不好，给毕业生的压力很大，特别是对女学生。
目前有许多女学生急于找对象，想找个落脚的地方，不愿回乡生产受人冷言冷语，有的只有十五六岁就开始谈恋爱，这是不好的。
女青年要有革命的英雄主义，在学校努力学习；
毕业后不能升学，就和男青年一起参加生产，搞番事业，不要马上结婚，男子三十岁，女子二十五岁结婚都不迟。
陶铸同志说，青年人应当有理想，一个时代青年不能仅仅为个人设想，要做对大多数人有好处的事情，怕吃苦，贪便宜，想舒服不是理想，是没有前途的。
（尔祥）

武汉市制订安排中小学毕业生方案
本报讯
中共武汉市委和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对于今年暑期中小学毕业生的安排问题，已研究出初步方案，各有关单位正在积极进行具体的准备。
武汉市目前正从三个方面着手进行这个工作：
一，调查农业生产合作社需要学生参加农业生产的数量，以便帮助大批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
同时有关单位正在和农业社研究这些学生参加生产初期的住宿问题和生活问题，力求妥善安排。
二，市内中医、中药业缺少接班人，理发、饮食、照像等生活服务行业也缺少一部分人，市卫生局和劳动局也正在进一步调查和准备，以帮助一部分毕业生参加这些行业。
他们同时还号召一些毕业生学习父兄从事的手工业。
三，对一些年龄小、不能参加生产的毕业生，提倡各机关、企业、学校和街道，自办自学小组或补习班，帮助这些学生学习文化和技术，由市区自学指导委员会予以指导和帮助。
目前，武汉市对中小学生的安排问题已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
全市中小学教师都学习了人民日报“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
武汉市教育局还在4月份的春假期间组织各校学生去郊区农业社参观，了解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情况。
目前值得注意的是：
有些家长想尽各种办法逼着学生“擂功课”，影响学生身心健康，也有的学生认为“反正考不上学”，而荒废学业。
这都需要加以说服教育。
（张碨）

沈阳市商业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
解决工商矛盾搞好市场供应
据新华社沈阳6日电
怎样解决工商矛盾、互相支援、共同搞好市场商品供应？
沈阳市百货公司和地方工业、手工业建立互助合作关系的经过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几年来，沈阳市百货公司和地方工业、手工业部门的关系一直很不正常。
市百货公司在组织地方工业、手工业加工工作中，由于片面的经济核算思想，加工费订得过低；
加工产品时又只顾当季需要，不做常年安排，旺季要的多，淡季要的少，使加工部门不能常年均衡生产。
在拨付原料和验收工作中，也存在手续繁多和制度不合理的现象。
这样就严重地影响了工业部门生产积极性，许多生产单位都不愿为市百货公司加工，许多手工业品流往外地。
如去年第2季度从沈阳流往外地的皮鞋占总产量的16％，三季度便增加到22％。
商业部门组织货源遇到不少困难，旺季市场也往往发生脱销的现象。
去年下半年，市场上的商品销售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商品销售量增加。
市百货公司和基层商店的领导深刻认识到必须认真解决工商矛盾，共同努力保证市场物资供应。
他们经过具体研究后认为，提前安排一些常年生产的商品以保持工业均衡生产，是搞好工商关系的首要关键。
于是从去年第4季度开始，市百货公司便采取了提前安排加工任务、调整加工费、简化拨付原料和成品验收制度、帮助工业解决原材料困难等一系列调整工商关系的措施。
同时，市百货公司从工商合理分配利润的原则出发，调整了某些产品的加工费。
这样就使工商所得利润趋于合理。
在改进工商关系的工作中，市百货公司所属的十七个商店还经常通过召开“产销座谈会”的形式，同加工部门互相交换意见。
根据加工部门提的意见，现在各商店已做到一次一地拨付原料，一次一地验收成品。
手续已由原来的二十六道改为五道。
联营公司、北市和第二商店等还和工业部门签订联系合同，实行“成品包装签收制”，产品由工业部门负责验收后，包装好送往商店，商店不再验收，如有毛病工业部门保修保换。

深入宣传学生参加生产的道理
参观工厂农村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为了妥善解决中、小学毕业生升学、自学、就业和学龄儿童入学问题，专门组织了一个工作委员会，领导这一工作。
该市市长担任工作委员会的主任。
牡丹江市今年有许多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
这种情况，曾在许多家长和学生的思想上引起波动。
有的要求国家增办学校；
有些家长对子弟施加压力，应届毕业生也很紧张。
针对这一情况，各学校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法进行教育，如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参观、访问；
请长征干部讲革命故事；
举办杨靖宇将军、刘胡兰、赵一曼等烈士英雄事迹报告会、座谈会；
教员和学生谈心，进行家庭访问；
召开家长座谈会等。
经过这些工作，学生家长和学生的思想认识已有提高。
（本报黑龙江记者站）
深入村镇开座谈会
河南省洛宁县第2初中利用假日深入农村进行家长访问，并分片召开家长座谈会，说明中学教育是为了培养有文化的新的一代和今年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全部升学的道理，希望家长们爱护参加农业劳动的学生。
据会后许多家长反映：
老师都这样关心孩子，咱为啥不让孩子安心生产。
洛宁县第2初中这样深入农村，举行家长座谈会，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这样可以使一些应届毕业生消除参加农业生产的顾虑。
“生活道路是广阔的”
成都市许多中学应届毕业生最近以“生活道路是广阔的”等为题举行各种座谈会，学生们都谈到读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参加生产，表示不能升学时，要参加各种生产劳动。
第1中学毕业班的学生最近还集体给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写信，愿意去作一个普通社员，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第2中学应届毕业生王正忠不但自己决定响应祖国号召，他还劝导其他同学在考不取学校时也欢欢喜喜地回到农村去。
学生家长也开始为子女作各种安排，当孩子不能升学的时候，就让他们参加生产，或者在家中自修。

营业员应当宣传物价政策
在上海，呢绒、猪肉等部分商品涨价以后，有些人认为党的稳定物价的方针变了，把原来存在银行里的款取出来，到市场上去抢购自己所不需要的或不急需的商品。
据上海市黄浦区五个绒线商店的统计，在呢绒调价后的几天内，营业额均普遍上升一倍左右。
群众为什么产生这种疑虑呢？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宣传不够。
消费者对物价问题的反映，首先在商业工作人员面前提出来。
商业工作人员应该积极宣传党的政策，要做到既是营业员，又是宣传员。
　马羽

要防止轮番涨价的现象
九江市的有些物价上涨，是不合理的。
例如去年4、5月份，每担松柴价八角，现在涨到一元八角；
木炭原来每担二元左右，现在是四元八角；
青菜原来是三、四分钱一斤，现在一般青菜都是一角左右一斤。
理发，过去一次是二角，现在是三角。
洗澡盆浴，由原来的三角涨到四角；
池浴由一角五分涨到二角。
这么多东西都涨了价，似乎粮食也应该涨价，否则将会造成谷贱伤农。
这样势必造成轮番涨价，这就是大问题了。
希望有关部门加强对市场物价的管理。
　王伯平

讲明真相　说清道理
南京商品销售趋向正常
本报讯
南京市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宣传运动，把当前人民最关心的物价、物资供应等方面的真相，向人民群众说清楚。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南京市场上的供不应求的商品，比过去显著增加，使群众感到了某些生活上的不方便。
调整食盐、呢绒、高档香烟价格后，加以自由市场上商品价格有较多的上涨，不少群众对政府稳定物价政策发生了怀疑。
特别是4月20日国家对第2期布票决定对折使用的新措施颁布后，群众中也产生了一些不满情绪。
这正是群众个人眼前利益和国家集体长远利益的矛盾。
为了正确解决这一矛盾，市委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大规模地向群众进行经济宣传。
在已经举行过报告会的单位和地区，群众的不满已在逐渐消除。
他们说：
把道理说清楚，我们就不会有什么意见了。
贡院街居民在讨论后表示，今后不去争购了。
目前南京市场商品销售已趋正常。
一度发生的争购汗衫和白糖的现象已经消失。

十二年后
捷克斯洛伐克普罗哈兹卡
这是十二年前的一个美丽而又恐怖的春天，这个春天在我们的记忆里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这个春天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在我们的国土上，处处都是繁花盛开的苹果树，处处都是芬芳馥郁的丁香花；
是因为我们重新开始了蓬勃的生活，孩子们又可以无忧无虑地在沙地上嬉戏了，大自然给人们带来的幸福，就像一位我们长久地急切等待的客人一样，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这是一个美丽的春天，因为在长期的黑暗和压迫、流血和恐怖的岁月以后，真正的春天，自由的春天又降临了。
同时，当我们从科息斯（这是靠近苏联的一个城市，1945年04月在这里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的联合政府——译注）向西行，向布拉格去的道路上，我们看到了恐怖的景象：
被焚烧的村庄，被破坏的铁路，被炸毁的桥梁，被堵塞的隧道。
没有屋顶的房屋，失去了父母的孩子，已经不会哭的眼睛和忘记了笑的嘴唇。
黑黝黝的、被蹂躏的、遍体鳞伤的大地，还有人们内心深处的创伤。
这是十二年前的一个美丽而又恐怖的春天。
当时，全世界的人民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想法：
“当我们打败了法西斯匪徒以后，我们要向所有的人宣称——决不许再有战争！”
仇恨的果实是令人恐怖和战栗的，但是，那些站在废墟上赤手空拳的人们的幻想和勇气却是无穷无尽的。
他们心中充满着青年的奋激和热情，他们开始为新的建筑搭起手脚架。
敌人烧毁了撤退地区的桥梁，实际上，所有的桥梁当时都被烧毁了，为了使我们不能回来。
巴拉日和利迪斯村（希特勒法西斯曾把这个村子的房屋和居民整个毁灭，战后已重建起来。
在这里栽种了从各国送来的玫瑰花——译注）都被焚毁了，敌人企图永久把它们从地图上抹掉。
可是新的、更美丽的巴拉日和利迪斯又成长起来了。
现在，被全人类的爱和善良的心栽培起来的、更加艳丽的玫瑰花，又在这里盛开了。
十二年前，大火烧毁了布拉格斯塔罗米斯广场的钟楼，当听到了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都用手蒙住脸，为了不让任何人看见我们的眼泪。
可是现在，美丽而古老的钟楼又在原来的地方耸立起来了。
这个弗尔塔瓦河上的城市——捷克斯洛伐克的心脏，又成为我们全国骄傲的、不可征服的心脏了。
布拉格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和平的土地又有了自己的温柔美丽的面貌，历史和经验使之变得更加聪慧的面貌。
就像十二年前一样，我们的祖国勇敢地预先发出了同样的话，同样的誓言：
“决不许再有战争！”
如果说美丽和快乐又回到了我们的故乡，那是不够的。
说这十二年中我们的生活是更美丽更快乐了，说我们人民得到了历史的赠礼，说胜利自天而降，——这都说得太轻易了。
应当看到全部真相。
必须指出，我们人民从来没有从任何人那里毫不费力地得到任何东西。
是的，这些年是热情和建设的年代，但同时也是艰难的、而且往往是非常痛苦的年代。
必须保卫用巨大代价从外国占领者手中争到的自由，并且不让那些在自己队伍中散布不和和仇恨的人侵犯它。
我国人民在1948年胜利地通过了这种历史考验，既没有流血，也没有退让。
那时和以后，人民没有在障碍面前退却，没有向缺点妥协。
他们拥有的一切，都是他们的劳动果实和战利品。
美丽和欢乐，新的堤坝和工厂，孩子们头上的屋顶，伴着孩子们安睡的那种“静静的夜”的和平安宁的愿望——这一切都是人民自己争来的。
我们的国家更富裕和更美丽了。
“一眼看来，这就是地上的乐园……”捷克诗人约瑟夫·卡耶当·代尔曾这样歌颂自己的祖国。
当斯麦塔纳看见弗尔塔瓦河的澄碧明澈的河水的时候，他会怎样写呢，他会给“我的祖国”加添些什么呢？
你知道那个地方吗，那个斯瓦托扬河喧闹的地方？
当然，你是知道的。
它是最优美的曲调之一，犹如敲着来自捷克大地的灵魂、它历史的最深处、它纯洁的心灵的音键。
正是在那里，在斯瓦托扬流域，在弗尔塔瓦河上，耸立着由捷克人建设起来的宏伟的建筑。
这是斯拉普水闸。
这不是唯一的。
在弗尔塔瓦河上，正在兴起一连串的新的宏伟的建筑物。
是散文呢还是诗？
不，是诗，而且只是诗。
诗人和歌手颂赞的古老的河流，今天的诗篇，对这个国家所有的人说来，都是美丽和幸福的。
而这样的例子、这样的诗材，我们在没有河流的俄斯特拉发也能找到很多，那里山峰一样耸立着钢铁的孔奇查（哥特瓦尔德钢铁工厂的所在地——译注）；
在奥得河以及随便什么地方也是这样，那里都是“地上的乐园……”。
在斯洛伐克的地图上发生了更加广泛的变化。
贩卖铁丝的商人和亡命徒的国家的幻想，触目皆是矮小的茅屋（在这里饥饿使生活变得更加可怕）的国家的幻想，满布监房、警察和鞭子的国家的幻想，已经成了现实。
工业化使我们国家有了面包和诗歌。
假如船夫们现在沿着波浪汹涌的发格河驶船而下的话，而且和他们一起的有诗人——扬科·科拉里，那么他的歌声又会多么地响亮啊！
今天的发格河的溪谷，这是水电站的边区。
今天，在发格河上的哪个小城市没有工厂呢？
就是在发格河附近的村庄也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
饥饿的人们已用不着到处寻找面包，人们已走进许许多多的新工厂里去做工了。
从前伟大的诗人格维兹多斯拉夫曾在巴比城流浪。
现在他的美丽的诗篇“奥拉瓦—奥拉文基”并没有失去它的美和魔力，它失去的只是它的贫穷。
奥拉瓦堤坝、奥拉瓦水库的水，淹没了奥拉瓦穷人的许多世纪的贫困和屈辱。
这是新的斯洛伐克伟大而美丽的地图上的诗篇。
还有伊斯特布纳的新钢铁厂，下奥拉瓦的新工厂，它每年出产十万架电视机——所有这一切也都是诗……。
而什么又是我国繁荣发展中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呢？
这就是，我们一切努力的中心都是为了人。
我国人民已经成为真正新的、自豪的人。
他们过去曾经是被压迫者，弯腰曲背的贫民和屈辱的人们。
现在他们已经挺起胸膛，扬眉吐气了。
没有人能从他们的手中夺走这些成果。
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文化需要正在提高，这也就是我们祖国发展的标志之一。
要知道，在过去一年里，我国平均每一个公民都看过一次戏和十五次电影。
在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平均每四个人就有一架收音机。
我国平均每一天要出版十五本新书，每一个公民每年平均可以分到三本书和七十五份报纸。
有人说，数字是枯燥的语言。
但是，这些事实并不是枯燥的数字，这是生动的惊人的现实，这是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为伟大目标而努力所获得的成果，这是新的生活——社会主义生活的现实。
只要同过去作一番比较就够了：
去年捷克斯洛伐克工业生产的增长额，等于战前全国生产总额的四分之一。
再例如，电力生产比战前增加了三倍。
全国工业年产量约等于战前的二点七倍，而斯洛伐克地区的工业生产则等于战前的六倍。
用不着强调指出，我国已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已经没有失业者，而相反地感到劳动力不足，因为我们每年都要建设越来越多的工厂。
所有这些也都反映在国内市场上，反映在日益提高的生活需要的满足上，反映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居民购买力的提高上。
同时，这也主要表现在我国居民的满意上，表现在人民对于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的信心上，对于未来的信心上。
十二年过去了。
这是些艰难而美好的年份，有过许多陷井，障碍，错误；
但也有很多的胜利，许多的温暖和工作的成果。
美丽的国家，斯麦塔纳和考门斯基的国家，格维兹多斯拉夫和扬科·科拉里的国家重新面对着自己的春天。
苹果树在花叶繁茂地生长着，太阳在天空高高地照耀着，孩子们天真烂漫地在沙地上嬉戏，霭霭的云在我们国土的上空缓缓飘浮。
自从在柏林的国会大厦上竖起了胜利的红旗以来，当残余的敌人不得不在我国扯起白色的降旗以后，和平重又降临到我们的国土上。
我们进行日常劳动的第1句口号就是：
“再也不要战争！”
但是，如果晴空里再度出现阴云，如果侵略者再要冲进我们的森林和原野，如果他们再想来蹂躏我们的“地上的乐园”，那么，同样的那些脸会严肃地竖起双眉，同样的那些眼睛里可以看到坚定的决心，同样的那些手会紧握起自己的拳头！
（本报特约稿）

这是布拉格一座苏军纪念碑。
　（别特尔·左拉摄）

捷工农业生产显著发展
半天生产的载重汽车相当于战前一年产量
社会主义农业机械化程度已提高到92％
本报讯
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二年来，工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在稳步前进。
捷克斯洛伐克工业生产量1956年已经达到了战前水平的二点七倍，主要重工业产品的年产量达到了这样的规模：
煤——二千三百四十万吨，发电量——一百六十六亿度，生铁——三百三十万吨，钢——四百九十万吨，钢材——三百三十万吨。
如果同战前1937年比较，1937年全年的总发电量在1956年只要九十天就达到了，褐煤只要一百二十二天，煤只要二百十九天，钢材只要一百七十二天，水泥只要一百四十八天。
1957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机器制造厂在不到四天的时间内就生产了1937年全年生产的拖拉机；
在六小时内生产了1937年全年的载重汽车；
在三十九天内生产了1937年全年的摩托车；
在七十五天内生产了1937年全年的运货车厢；
在半年内生产了1937年全年的小汽车。
假如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更可以清楚地看出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发展的迅速。
从1937—1955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发电量增加了三倍多，而法国和意大利只增加了一倍多一点。
从1948年到1956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机器制造业产量按人口计算增加了320％，而从1948年到1955年，比利时的机器制造业产量只增加22％，美国也只增加59％。
雄厚的工业基础，日新月异的工业技术，和这样快的发展速度，使捷克斯洛伐克今天有可能提出新的经济任务，即争取在最短期间内，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主要工业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方面，过去两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目几乎增加了四分之一，今年头四个月，新成立的农业社就有四百四十个。
据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报道，到目前为止，捷克斯洛伐克全国的统一农业合作社已增加到八千四百五十多个，它们拥有的耕地约占全国耕地的三分之一左右，连同国营农场在内共占48％。
过去三年来，社会主义农业的耕作机械化程度已从88％提高到92％。
农业社使用的拖拉机增加了41％。

捷波两国兄弟合作顺利发展
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强调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新华社布拉格8日电
西罗基和西伦凯维兹7日在这里签署的捷波两国政府联合声明指出，两国兄弟人民的合作正在顺利发展，并且为两国带来日益巨大的利益。
声明说，双方就对于当前国际局势基本问题的估计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声明指出，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印度和许多其他国家，都在坚持不懈地致力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致力于实现各国人民的和平合作。
但是，某些帝国主义集团仍然没有放弃使国际局势尖锐化的企图。
西德的局势引起了捷、波两国的特别的不安，它的领土正在变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洲中部的主要原子基地。
捷克斯洛伐克完全支持波兰奥得—尼斯边界的不可侵犯性。
双方完全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反对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斗争和争取按照民主和和平的原则重新统一德国的努力。
两国一致认为，在西德不断加紧进行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情况下，华沙条约仍然是保卫社会主义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最有效的工具。
然而，两国政府继续一贯地支持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主张。
两国政府支持一切旨在中止军备竞赛的创议，完全支持苏联在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上的创议。
双方支持旨在停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试验的建议。
两国政府重申，它们完全支持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支持匈牙利人民在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下，为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加强人民统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纲领所作的努力。
声明强调指出了亚非国家人民在维护和平和安全的斗争中的越来越大的作用。
双方重申，应当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应有的地位。
两国极其关心加强平等和自主的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以及根据互助和兄弟合作的原则，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双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最近举行的历次会谈是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合作的重要因素。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所有国家都是共同的，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应当以创造性的方式和充分考虑到本身的具体条件，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
必须同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斗争，同时抗击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各种表现。
双方认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是：
在解决本国建设中的问题时，它们有可能根据本国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吸取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及中国和其他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国家的经验。
声明宣布，两国政府决定成立捷波经济合作委员会，并且要求这个委员会研究两国在燃料、铁矿开采、冶金、机器制造、化学等工业和农业以及其他生产方面进行合作的具体可能性。
两国政府一致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应该参加波兰硫矿的开采工作。
捷克斯洛伐克还将参加扩展波兰采煤工业的工作。
双方决心为两国缔结长期经济合作协定逐步创造条件。
两国将努力进一步发展交流科学、技术和生产经验的合作形式。

苏加诺总统设宴招待伏老
宾主一致认为两国有着共同的愿望
新华社雅加达8日电
苏加诺总统7日晚上举行宴会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
两位国家元首在宴会上先后讲了话。
苏加诺提到他在访问苏联时所受到的热情欢迎。
他说：
“我深信我到苏联的访问已经成功地加强了苏联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之间的友谊”。
他说，全印度尼西亚人民都希望伏罗希洛夫，作为苏联人民的代表，亲自看看印度尼西亚人民对苏联人民及伏罗希洛夫本人的友谊和兄弟情谊是如何深厚。
他说，他相信，伏罗希洛夫的来临虽然才01日一夜，但是，“已经相信印度尼西亚人民是真正对苏联人民友好”并且是热爱伏罗希洛夫本人的。
苏加诺说，印度尼西亚和苏联人民之间有许多共同的愿望，他相信基于这些共同点，两国人民的友谊将更加紧密和持久。
伏罗希洛夫说，苏联人民密切关怀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生活和命运，苏联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之间有良好的谅解，并且希望巩固和发展我们之间已有的友谊。
他说，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真正同情印度尼西亚人民为完全摆脱殖民主义残余而作的斗争。
苏联一直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正义要求——把印度尼西亚的领土西伊里安收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版图。
伏罗希洛夫说，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同其他热爱和平的国家，一样在为和平而积极奋斗。
我们两国反对侵略性集团，拥护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要求普遍裁军。
我们高兴地看到：
建立在有名的国际合作原则上的印度尼西亚—苏联关系正在不断加强，并且相信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之间的友谊，两国之间的关系将更加发展和巩固。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印度尼西亚政府总理、第1副总理、第3副总理、国会议长、制宪议会议长、内阁部长以及外国驻印度尼西亚的外交使节。
宴会后，苏加诺陪同伏罗希洛夫在国家宫观看精采的印度尼西亚艺术表演。

苏联全民讨论给予政府大力支持
赫鲁晓夫建议马上着手改组工业管理
将从中央各部管理国民经济过渡到分区管理
新华社8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赫鲁晓夫7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联席会议上作了关于进一步改进管理工业和建设的组织工作的报告。
赫鲁晓夫说，在这次会议筹备期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真正具有全民性质的。
从3月30日到5月04日，全国各地组织了有四千零八十二万名劳动者参加的五十一万四千次会议，其中有二百三十多万人对改进工业和建设的领导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广泛地报道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有六万八千多人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建议、意见和补充。
苏联人民一致热烈支持关于进一步改进管理工业和建设的组织工作的措施
赫鲁晓夫说，这次讨论是苏维埃民主的又一次鲜明的表现。
它令人信服地证实了：
苏联不是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保证千百万劳动群众最广泛地参加决定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
对如此重要的问题进行全民讨论，是实现列宁集体领导原则和领导与人民紧密联系的具体范例，领导与人民的密切联系就是指党和政府在研究共产主义建设中的紧要任务时同人民商量，人民的集体智慧可以帮助找到最正确的解决办法。
赫鲁晓夫接着说，苏联人民一致热烈支持党和政府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改进管理工业和建设的组织工作的措施，他们认为，这些措施十分及时，符合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原则。
赫鲁晓夫指出，讨论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建议在考虑到各个经济地区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具体条件和特征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组织管理工业和建设的工作。
讨论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批评，揭露了各部和主管机关、计划机关、苏维埃、党和工会组织工作中的严重缺点。
提了这些建议和批评，就使我们能更完善地、更灵活地来领导经济建设工作，同时有助于把越来越多的成千上万的有才能的组织工作者和专门人材提拔到经济建设各部门的岗位上来。
赫鲁晓夫说，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里积累下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经验，证实了列宁主义的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有着伟大的生命力。
远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列宁就说过，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因为它能够使国家对经济的集中领导与高度发挥劳动群众的创造积极性正确结合起来。
真正民主意义的集中要有一个历史上首创的前提，即不仅要完全无限制地发展地方的特点，而且要完全无限制地发展地方的首创精神和主动性，要有达到共同目标的各种方式、方法和手段。
工业发展迅速，建设规模宏大，有必要进一步改进管理的形式和方法
赫鲁晓夫说，为什么要改组管理机构呢？
我们的工业很不错，有着很大的成就。
这是无可争辩的。
但是，正是因为工业发展极其迅速、建设规模空前宏大，才有必要进一步改进管理的形式和方法。
赫鲁晓夫接着指出，我们所计划实行的改组工业和建设管理机构的工作，有助于克服我们现在所发现的许多缺点，能使领导接近生产，能更有效地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
但是，改组工作本身并不能消灭官僚主义，因为官僚主义者不会从地面上消失。
因此不要松懈，而要加倍努力反对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现象。
广大的劳动群众和我们所有的社会组织越是投身到这一重大的工作中去，这个斗争就越顺利。
赫鲁晓夫说，发展到现阶段的国民经济要求得到进一步的高涨，就必须把有效领导工业和建设的重心移到地方上去，使其接近企业和建筑工地。
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从各部和主管机关管理国民经济的形式过渡到分区管理的形式。
改组管理的工作必须在今年五、06月里进行，并且应该在过渡时期避免造成混乱
赫鲁晓夫宣布，关于成立各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建议，关于撤消或改组全苏和加盟共和国现有各工业部、各建造部和主管机关的建议将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审查。
赫鲁晓夫说，对于各工业部和建造部，建议保留下列全联盟性的部：
航空工业部、造船工业部、无线电工业部、化学工业部、中型机器制造工业部和运输建设部。
并且建议国防工业部同普通机器制造部合并，电站部同电站建设部合并。
但是，这些部必须根本改组。
它们必须摆脱直接管理相应企业的工作，只保留对企业的计划和整个技术领导的职权。
采煤工业和石油工业以及钢铁工业和有色冶金工业这些部门，没有必要设立全联盟的部，因为它们的企业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共和国、哈萨克共和国和阿塞拜疆共和国。
建立共和国的部是适宜的，可以在俄罗斯联邦建立钢铁工业部、有色冶金工业部和采煤工业部，在乌克兰共和国建立钢铁工业部和采煤工业部，在俄罗斯联邦和阿塞拜疆共和国建立石油工业部。
共和国的部设立在靠近生产的地方更为适宜。
保留下来的各部的工业企业和建筑工地和被取消的各部的工业企业和建筑工地一样，将转交给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国民经济委员会将通过相应的地区管理机构来实现对这些企业的直接领导。
赫鲁晓夫认为，改组管理的工作不应当拖延，这项工作必须要在今年5、6月里进行。
赫鲁晓夫接着说，许多边疆区和州具有高度发达的工业，本身就构成相当庞大的经济区域，各加盟共和国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不一定要在每个州都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
在某些地方，似乎宜于几个州联合起来搞。
但是现在不应该热衷于这一点，以免在向新的管理形式过渡时期造成混乱。
赫鲁晓夫说，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份经济行政区域表册，供大家研究。
他说，打算成立九十二个国民经济委员会，其中俄罗斯联邦有六十八个，乌克兰共和国十一个，其他各加盟共和国各一个。
现在的工业划分为全联盟、加盟共和国、共和国和地方的工业，今后必须改为两种隶属形式：
归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的加盟共和国工业和直接属于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的地方工业。
在讨论提纲的时候，一些同志建议国民经济委员会应隶属于边疆区和州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赫鲁晓夫认为这一点在目前是不适宜的。
发展工业的专业化和协作、加强计划工作将有助于发挥国民经济中的雄厚潜力
赫鲁晓夫特别谈到了发展工业的专业化和协作的问题。
他指出，生产的协作化现在特别具有部门内部的性质，它还是远不完善的。
各部的企业之间按经济地区进行的生产协作实际上实行得很差，当然，这就阻碍了最充分地利用各企业的生产能力。
许多部的工作人员都害怕专业化和广泛的协作，因为这牵联到对已经确立了的生产组织形式进行某些变革。
他们企图原封不动地保持现有工厂里的一切，按照老一套的方式工作。
随着建立经济区和组织国民经济委员会，随着取消许多专业部和局，我们很快就会有可能在最广大的范围内实行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
通过国民经济委员会合理地组织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将有助于更充分地发挥国民经济中现有的雄厚潜力。
赫鲁晓夫接着谈到计划工作问题，他强调指出，党和政府特别重视进一步加强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基础。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应当成为苏联国民经济的、科学的经济计划机关。
它的任务是深入地和全面地研究国民经济的需求，整理科学和技术上的成就，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发展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建议（建议中必须缜密地考虑综合发展经济的可能性）和根据全国利益合理地利用资源。
在新的情况下，国民经济计划应当从加盟共和国和经济行政区着眼进行编制。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应当保证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正确的按比例的发展，并且以这种立场来检查各个加盟共和国和区的计划。
赫鲁晓夫强调指出必须大大改进远景计划工作。
除了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之外，国家计划委员会还应制定全国性的和各部门的为期更长的远景计划。
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必须尽量地考虑地方经验。
因此制定计划应从各企业开始，而后由经济联合企业、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依次进行，最后由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
改组管理形式有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这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
赫鲁晓夫说，改组工业和建设的管理形式，对于进一步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利和领导经济建设，都有巨大的意义。
除了巨大的经济意义外，所拟定的措施还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这些措施标志着在奉行列宁的民族政策中新的一大步，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准备好的新的一大步。
赫鲁晓夫强调指出，改组工业和建设的管理形式要求改组工会和根本上改进工会的工作。
赫鲁晓夫着重指出，在改组工业和建设的领导的时候，应该经常记住，为了国民经济的迅速高涨和人民福利的不断提高，必须贯彻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
只有在重工业全面和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才能给轻工业和农业各个部门的发展创造必需的条件。
没有重工业的进一步高涨，我们就不可能顺利解决党在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再一次特别强调的主要经济任务——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在按人口平均的工业产品的生产上赶上并超过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
赫鲁晓夫在谈到国外对苏联改进工业和建设管理工作计划的反应时指出，社会主义阵营的报纸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报纸认为，这种计划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优越性的标志。
资产阶级报刊上也出现了一些言论，企图把苏联所拟定的措施硬说成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发生了危机。
赫鲁晓夫就这点指出，苏联经济没有发生过危机，也不会发生危机，因为它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种经济没有像使资本主义经济走向崩溃的那种对抗性的矛盾。

赫鲁晓夫
接见我新闻记者代表团
本报莫斯科8日电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赫鲁晓夫同志今天下午4时接见了在苏联访问的中国新闻记者代表团，详尽地解答了代表团团长徐铸成所提的有关苏联国内情况和国际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和代表团作了一个多小时的亲切的谈话。
接见时，“真理报”总编辑萨丘科夫、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伊利切夫和副司长哈尔拉莫夫以及本报和新华社驻苏联的记者也在座。
谈话后，赫鲁晓夫同志和大家一起在他的办公室里拍了照。

代狗剪毛、替丧家保镖……
美国服务性行业花样多
本报讯
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美国经济中增长得最快的一个部门是服务性行业。
这个行业里从专替花草治病的植物医生到代剪狗毛的“美容师”，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而且新花样不断出现。
例如在芝加哥，有一家自称为“第一流的送葬护送服务社”的“明星侦探事务所”，它的业务是保护送葬人在坟场的安全。
在洛杉矶，有一个叫奥利佛的人，他经营交通罚款公司的生意，大赚其钱，办法却非常简单，仅仅是站在法院替违反交通条例的人代付罚款，每人取费一美元。
在好莱坞，有一家包办婚姻的“西埃斯特旅行社”，它登广告称：
“你要在墨西哥结婚或离婚吗？
让我们为你安排旅行。”
“新闻周刊”说，这各式各样的行业“使消费者活着，不坐监牢，为他出主意，使他美化，给他娱乐，给他分析问题，给他的东西生热、发光、油漆、修理、洗涤和烘熏，为他的事业提供工作人员，为它宣传、油印、整理，使他的生活轻松舒适。
同时由于使他不再干许许多多的零活，他花的钱要比较多。
而最后，它们为他埋葬。”
据这家杂志说：
自从去年12月以来，仅仅是消费者在服务方面所花的钱，达到年率一千亿美元，占消费者全部花费的将近五分之二。
（附图片）

剥夺地主的多余土地
意大利农民将举行争取土改斗争周
据新华社7日讯
据塔斯社罗马讯：
意大利雇农联合会总书记罗曼奥利5日宣布，意大利全国各地的农民将从5月12日到19日举行争取土地改革斗争周。
同时，全国马上就要展开一个签名运动，以便迫使议会按宪法规定审议要求实行土地改革的法案。
罗曼奥利在佛罗伦萨庆祝全国土地改革会议闭幕的群众大会上宣布了这个会议一致通过的上述决定。
他还申述了意大利农民的下列要求：
建立最大限度的稳固的土地所有权；
剥夺地主的多余土地，并且把它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把国有土地的一部分转让给农民生产合作社；
国家支持和资助小农业生产合作制。
参加大会的一万多名劳动者一致支持全国土地改革会议的决定。

印度人民要求
拆掉英国镇压起义纪念物
新华社新德里8日电
印度各地在热烈准备纪念1857年争取独立起义一百周年的时候，都要求拆除英国人为了颂扬镇压这次斗争而建立的纪念建筑物。
在德里有一些这样的纪念建筑物，其中包括“平乱纪念碑”、镇压这次起义的英国将军尼科耳森的纪念像等。

印度喀拉拉邦将推行新政
立法会议通过邦长政策演说
据新华社新德里8日电
印度喀拉拉邦立法会议5月07日以多数票通过邦长的政策演说，演说阐明了印度共产党领导下的邦政府的政策。
表决以前，喀拉拉邦首席部长南布迪里巴德在结束辩论的时候重申邦政府决心通过土地改革和发展重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办法来减少失业现象。
他说，邦政府将坚决恪守共产党在选举以前所发表的竞选宣言。
在辩论邦长演说过程中，所有的反对党——国大党、人民社会党和穆斯林联盟——都联合一致反对这篇演说。
它们说，共产党人执政已经在邦内造成不安的气氛。
它们还批评邦政府减刑、免刑和释放政治犯的决定。
南布迪里巴德在答复中驳斥了这种说法。
他说，感到不安的只是大地主们，他们认为共产党邦政府将实行土地改革，因此计划大规模收回佃户的土地。
正是为了消除贫苦佃农的这种“不安”，邦政府才颁布禁止收回土地的法令。
喀拉拉邦立法会议从4月27日开始举行。
它目前正在考虑关于阻止任何收回租地的法案和决定部长们薪金的法案。

可以放大的男童装
英国最近发明了一种可以放大的男童装，这种服装在孩子们正常发育的情况下两年内都可适用。
这种服装的好处是不需要作精巧的缝纫工作，它所需要的只是拆线和按所需要的新的长度放长和熨平。
衣服的制作办法是将袖口、裤边和裤脚折在里边，同时还备有一个双层后裆，一块修补用的布和一副额外的纽扣。
这样母亲们就可不再为经常添制男童装而操心了。

好证据
美国驻荷兰的大使馆准备在海牙城中心修建一所标准美国式的使馆房子。
这座大使馆的修建遭到了当地人民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所奇形怪状的建筑物仅仅是为了展览美国的“物质财富”，而破坏了四周优美的古典的气氛。
在美国大使馆新址附近，都是十八世纪风格的建筑。
在离新址几百码以外的地方，就有一个有铁拦杆的典型的十八世纪的王宫。
新址的对面是一个皇家剧院，它同王宫的式样完全一样。
在王宫和美国大使馆新址之间，都是三四层楼房的十八世纪式的建筑。
为了保持这一带的古色古香的民族风格，海牙市政当局曾经规定限制这一带的建筑的高度，并且规定新建筑的阳台只能用铁拦杆。
可是美国大使馆的设计违反了这些规定。
虽然如此，美国大使馆这种煞风景的“违章”建筑计划，竟被海牙市议会和城市计划当局通过了。
明年，这座所谓“最大的”，“最漂亮”的美国大使馆，就将像一个怪物似的闯进十八世纪的优美的建筑群里来了。
看来，海牙市民的抗议是没有用的了。
不过，让这所美国大使馆建筑起来，也有一个好处：
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荷兰人走过那里，就会想到：
这是美国践踏别的国家的民族文化的一个多么好的证据呵。
（厚）

巴基斯坦政府决定
纪念独立起义一百周年
新华社8日讯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今天发布消息说，巴基斯坦政府决定在全巴基斯坦纪念1857年争取独立起义一百周年。
纪念活动将从5月10日开始进行一个星期。
为了纪念这次在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陆上爆发的反英起义，巴基斯坦全国各地将举行群众大会，在会上将为独立斗争中的先烈祈祷。
各地并且将举行游行。
公共场所和私人住宅将在5月10日晚上悬灯结彩。
各大城市还将举行检阅。

朝鲜政府决定无偿提供十万石米
救济南朝鲜数百万断粮同胞
新华社平壤8日电
据朝鲜中央广播电台广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昨天通过决议要无偿地提供十万石大米救济南朝鲜的断粮农户。
决议说，最近南朝鲜的粮荒十分严重，数百万人陷于饥饿状态。
据最近的“东亚日报”报道，南朝鲜的二百二十五万户农户中有43.5％，即有九十八万户断了粮。
断粮的农民以草根、树皮充饥，饿死的人和自杀的人在逐日增加。
但是南朝鲜当局对于要求救济的断粮农户不采取任何措施。
决议指出，美国霸占南朝鲜后使南朝鲜的民族经济日益衰落，停战后由于美国的战争政策使南朝鲜人民担负起沉重的负担。
过去南朝鲜被称为谷仓，但是去年南朝鲜的夏粮产量只等于1936年到1940年间平均年产量的61％，秋粮等于60％。
决议说，共和国北部人民从同胞之爱出发，对南朝鲜同胞的悲惨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
新华社平壤8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农业相金一今天在给南朝鲜农林部长官郑云甲的一封信中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决定提供十万石大米救济南朝鲜断粮农民，请郑云甲提出交接救济米的地点和方法，并且希望毫不迟延地给予答复。
金一的信说，他受权向郑云甲转达这个决定，同时希望他给予应有的协助，以便实现这个充满同胞友爱的决定，迅速满足南朝鲜农民的要求。

浅沼稻次郎向中国人民发表广播演说
日社会党将展开恢复中日邦交运动
日本舆论欢迎社会党使节团访问中国的成果
本报讯
日本社会党准备从5月08日开始在全国各地举行报告大会，展开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运动。
这是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团长浅沼稻次郎在7日晚间通过日本电台向中国人民发表的广播演说中说的。
浅沼首先对中国各界人士给予他们的友好接待表示感谢。
他说：
日本国民的舆论非常支持社会党的访华亲善使节团的行动，更希望日中邦交的正常化早日实现；
只有保守党的一部分人认为，台湾的局势和联合国的现状不像社会党所说的那么简单。
浅沼接着谈到，访华亲善使节团回国后，全体团员在4月27日会见了日本首相岸信介，要求日本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早日开始恢复邦交的政府之间的谈判。
他说：
“我们还把中国政府提出的——如果日本政府愿意的话，可由两国政府签订气象协定、邮政业务协定、渔业协定、文化协定、贸易协定的提议，传达给了日本政府。
我们认为，虽然岸内阁对邦交正常化的问题现在还不能够表示态度，但是把能够解决的问题先来解决，对促进邦交正常化是有利的，同时岸内阁也已经表明，将尽量努力要求巴黎统筹委员会放宽对华禁运限制，以求增加贸易量。”
浅沼最后说：
“日本社会党委员长铃木茂三郎夸奖我们说：
首先，由于中国要人和我党使节团的会谈，对于促进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方针以及其他目前的各种问题获得了一致意见是很大的成绩。
其次，共同声明是根据了自主独立的立场，因此友好和平一定可以得到全亚洲人的支持。”
本报讯
据“日本新闻周报”报道：
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于4月26日回到日本。
27日使节团向社会党领导部门作了报告，并同日本政府、自由民主党等举行了会谈。
使节团访问中国所收到的成果，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
27日夜，官房长官石田博英和使节团团长浅沼稻次郎在日本广播电台举行广播时谈，石田说：
“没有谁对恢复日中邦交持有异议，但希望能顺序渐进，逐步加深两国的交往。
社会党所作的努力，在这一点上是值得赞同的。”
日本政府和自由民主党深恐社会党使节团访问中国一事会在日本各阶层人民中引起更大的影响，所以力图缩小社会党这次访问的意义。
日本政府方面表示，它也希望恢复日中邦交，只因有日蒋条约存在，并且联合国还没有承认中国，所以难于过早地同中国恢复邦交。
日本政府方面的这种态度，立即引起了日本舆论的不满。
04月22日“朝日新闻”评论日本政府的暧昧态度时说：
“所谓沿着联合国路线，作为在联合国握有一票的日本，这样说是毫无意义的。
真实的意图还不就是说要沿着美国路线走么？”
04月24日“北海道新闻”的社论说：
“共同声明说‘希望围绕着台湾的国际紧张局势得到和平解决’，这是符合日本人民的期望的。
‘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应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这点日本政府也许难于表示赞同吧，但日蒋条约是在吉田、杜勒斯信件之后，以取巧方式取得国会追认的，日本人民不能容忍毫无限期地被钉在这条约上。”
在自由民主党内部，要求“拿出更明确的对中国的政策，以便与社会党相抗衡”的声浪也在增高。

粮荒严重　饥民遍地
南朝鲜农村成悲惨世界
新华社平壤8日电
汉城消息：
据汉城“东亚日报”报道，现在南朝鲜断粮农户已经达到九十八万户，占南朝鲜农户总数二百二十五万户的43.5％。
另据汉城“京乡新闻”报道，庆尚南道和庆尚北道两个道有60％的农户断粮。
庆尚北道军威郡的九千二百十九户农户中有五千三百三十七户断粮。
农民们以草根、树皮和谷糠苟延性命。
断粮户大部分是在去年庄稼未熟时就被迫出卖了青苗的农户。
“东亚日报”说，江原道在平昌郡、旌善郡、洪川郡有一些面和里的农户全部断了粮。
南朝鲜的报刊说，饥荒已经使南朝鲜农村成了悲惨世界，到处都是面部浮肿的饥民。
各地都有出卖妻子和儿女的人。
据南朝鲜的合同通讯社报道，南朝鲜还有二十五万渔民断粮，每日以海草充饥。
南朝鲜的通讯社说，今年共缺粮六百万石（一石为一百五十公斤）。
去年秋收后不久，农村中就开始闹饥荒和出现断粮户。

约旦当局准备再向右倾
打算解散议会组织更亲西方内阁
本报综合报道　据中东通讯社6日援引许多最近从安曼到贝鲁特的著名人物的话说，约旦当局打算解散议会，并且要求副首相里法伊组织新内阁以代替现在的易卜拉欣·哈希姆内阁。
中东通讯社又说，这些人还说，大选将不举行，宪法将停止生效，而国家将根据戒严令来统治。
另外有一些人士认为，现任内阁将改组以吸收为宫廷和帝国主义分子所信任的成员参加。
同时，中东通讯社6日从大马士革报道，约旦的宵禁已经延长两小时，从晚上九点开始到第2天早上6点。
中东通讯社接着说，据安曼消息，约旦公安当局继续进行大规模逮捕民族主义者，到现在为止，已有三千左右的公民被捕，其中包括安曼的艾尔·侯赛因营的许多难民。
约旦国王侯赛因已经把宫廷中的工作人员除了四名以外全部调任他职。
消息说，把这些工作人员调职是因为国王认为他们都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党员。
在留任的人员中包括宫廷总管塔尔霍尼在内。
另据法新社贝鲁特7日消息说，侯赛因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剧烈措施，来限制约旦境内埃及侨民的活动。
这些措施中包括关闭安曼的哥普特学院，以及没收和烧毁从埃及送去的报纸、书籍和期刊等。
安曼的哥普特学院是直接受埃及教育部管辖的，约旦当局指责这个学院的教员怂恿学生们参加政治示威，这些教员将被驱逐到埃及去。
侯赛因这些行动，似乎还不能使西方国家安心，它们的报刊担心约旦亲西方势力能否长期控制住局势。
纽约的“每日镜报”5日指出，约旦国王侯赛因“似乎已经控制住了局势”，但是“在中东起作用的力量和仇恨的潜流过于强大，目前只不过是暂时没有抬头而已”。
美国已经给与约旦“一种不可限量的帮助”，然而侯赛因是否能够“成功地领导约旦向正确的道路前进，只有将来才能知道”。
美联社从贝鲁特发出的评论认为，侯赛因虽然获得“哄动一时的胜利”，但是并未因此获得“更高的声望”。
在许多阿拉伯人看来，侯赛因应该为“美国对约旦内政的干涉而受到谴责”。
另据大马士革消息说，约旦实际上已经接受了艾森豪威尔主义。
在目前因为害怕国内反对，约旦当局可能不会公开宣布这件事。
大马士革中立的外交人士说：
“一些逃至邻国的民族主义领袖已经获得了侯赛因和美国驻约旦大使以及宫庭总管塔尔霍尼之间关于约旦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秘密谈判的钢丝录音。
录音表明，美国准备在一旦约旦国内发生叛乱时支持侯赛因，并给约旦足够的财政援助”。

美军在南朝鲜胡作非为
白昼抢劫　杀人取乐
本报综合报道　4月16日，美国侵略军八十名宪兵袭击南朝鲜的三百多户居民，抢劫财物，绑架七十多个朝鲜人的事件，引起朝鲜人民的极大愤怒和国际舆论的谴责。
据南朝鲜报刊透露，美军在南朝鲜公开抢劫，任意屠杀和平居民的事件，这并不是第1次。
去年07月间，驻金浦飞机场美军一个士兵，说要卖给南朝鲜少年孙世云一些洋货，骗取了他五十六块美元。
过几天，孙世云去要钱，那个美国兵就连开三枪，当场把他打死。
去年秋天，有三个美国兵强迫永登浦“文化之音社”的店主收买他们的脏物——一架收音机，但他们从店主金铉尚手里拿到一百一十块美元之后，不但不给收音机，反将店主痛打一顿。
美国兵乘坐出租汽车抢劫司机钱财的事，也屡见不鲜。
美国兵时常拿南朝鲜人当靶子，杀人取乐。
今年02月间，美军列车通过仁川市万石洞六十七番地时，车上美军宪兵无故开枪，过路的女孩李芳培惨遭杀害。
去年09月，驻釜山市大灵洞的一个美国兵，用手枪杀死了朝鲜青年金钟逑，理由是金钟逑和他吵了嘴。
更残酷的是，去年07月27日，驻仁川的美国兵诬赖崇义洞张成权的妻子偷了汽油，就用汽油点燃了她的房子，全家六口活活被烧死。
（附图片）

美国国际合作署不打自招
“美援”其实是援美
本报讯
华盛顿消息：
在美国人民激烈反对政府的庞大预算和大量援外拨款的时候，美国负责执行援外计划的国际合作署发表了一本名为“援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的小册子。
它承认，战后以来美国政府在援外计划上用掉的六百二十多亿美元，“给美国纳税人加上了一个很重的负担”。
为了“说明”这种负担的必要，小册子经各方面论证这种开支对美国是最合算不过的。
例如这个小册子说“给予盟国的援助已使得它们能够维持将近十倍于美国陆军师数目的军队和差不多和美国空军机队数目同样多的空军机队”。
外援的好处还不仅是把其它国家这样缚在美国的战车上，而且事实上极大部分的钱并没有真正付给外国。
据这本小册子透露：
从1948年到1956年06月，援外款项中有78％是“直接在美国花费掉的”。
在同一时期中，援外货物中有70％是美国产品。
1955年美国出口的四分之一是援外物资。
这样，国际合作署无意中承认：
美国政府推行“援外”政策，既使其他国家为美国承担了军事义务，又为美国资本家找到一笔有利的出口生意，使他们大赚其钱。

英国国防白皮书发表以后
华严
在英国政府发表本年度的国防白皮书之后，一个多月以来西方国家报刊评论很多。
从各方面的反应看来，这个白皮书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美国“纽约时报”说，它给美国提出了战后以来“最棘手”的问题。
在最近举行的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阻止美国的西欧盟国不要追随英国的榜样。
为什么一年一度的这个照例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今年引起美国这样大的震动呢？
谋求减轻军费负担
英国今年这个国防白皮书，提出了一个包含着一些新方针的五年方案。
它的主要内容是：
五年内将部队兵员总额削减将近一半，逐步裁撤某些地区的海外驻军；
三军逐步核子化，在军火生产方面也将优先研究和制造核武器。
但是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中距离和远射程的导弹方面，将依靠美国供给。
英国在军事上采取这个收缩总兵力而集中力量从事核军备竞赛的新方针，有两方面的原因。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英国的经济力量很难继续支持过去那样沉重的军费负担了。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策动的扩军备战热潮中，英国是积极的。
五年以来，英国在扩军备战上共用去了七十多亿英镑。
在北大西洋集团各国中，除美国以外，英国军费负担超过所有其他成员国。
过去五年来国防费用平均耗费了国民总产值的10％和劳动力的7％，并且消耗了金属加工业生产能力的八分之一。
这样沉重的负担给英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它削弱了英国出口的竞争能力，使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的地位趋于不利；
它限制了英国为防止殖民帝国主义的瓦解所急需的海外投资的数额，使它对帝国的投资近年来危险地落后于美国；
它也增加了国际收支上的困难，使英镑地位更为不稳，威胁英镑作为主要国际支付手段之一的信用。
连英国的当权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巨大的军费是英国经济的一个致命伤。
同样，在扩军备战上，维持大量常规军队并保持其现代化，同时又全面发展核武器，这也是英国力所不能胜任的。
据英国国防大臣桑迪斯说，由于新武器费用昂贵，如果维持目前的军队规模，那末全年的军费就需要十七亿英镑。
因此，英国不能不在经济破产和军费有所收缩之间作出抉择。
白皮书表明，英国采取的是后一条路，逐步缩小常规军备，以集中力量进行三军核子化。
企图保持大国地位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英国曾经同美国积极勾结一起，在军事上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包围和准备新战争的政策。
同时，英国也调动了许多力量，竭力镇压殖民地中风起云涌的争取民族独立运动。
但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新的军事冒险特别对于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已经变得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
而侵略埃及战争的失败尖锐地表明了，即使在对付反殖民主义斗争方面，英国的军事地位也已经是如何脆弱。
同时，战后对英帝国和联邦利益节节进逼的不是别人，正是英国的头号“盟友”美国。
今天，美国在“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旗帜下，在英国殖民势力的主要阵地中东，建立起自己的优势地位。
这使得美英之间的这一斗争分外尖锐起来。
美国报刊还公开贬低英国的大国地位，宣传英国已经衰落，只有听命于美国。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既不愿意放弃它的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人民独立运动的立场，又力图保持英国的大国地位，保持在西方政策中的发言权，以及对英联邦和西欧国家的优势外交地位。
英国在不得不裁减常规军备的同时，又要集中力量发展核武器，坚持试验和制造氢弹，它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保持这种地位。
美国对于英国试图掌握原子武器乃至氢武器的作法，一向是不鼓励的。
二次大战期间，原子弹的试制工作原是有英国参加的。
但是就在那时，美国为了保持原子武器的垄断地位，就对英国封锁有关制造原子弹的秘密。
大战结束以来，虽经英国力争，而且英美还缔结了关于交换原子能情报的协定，美国仍然不肯将有关制造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知识透露给英国。
美国对英国的这种封锁，保留了一个挟制英国的手段。
英国历届政府不惜耗费巨大力量试制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目的之一也正是为了打破美国这种垄断。
一个独立的步子
当然，英国这个方案有着很大的弱点。
首先，这个新方案虽规定五年内缩减相当多的常规军队，但它又规定集中力量发展核武器，这就将使英国仍然在扩军备战方面消耗大量金钱、人力和物资。
这将使英国削减军费、腾出力量以加强贸易竞争能力的努力大打折扣。
其次，这个新方案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依靠美国的核子“威慑力量”，英国还将依赖美国供给中程导弹，并允许美国在英国建立导弹基地。
白皮书还声明英国将继续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格达条约和东南亚条约这些军事集团。
这就将使英国在缩减常规军队方面经常受到美国的牵制，并将大大限制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主权利。
不过，英国不顾美国的反对而裁减常规军备，究竟在北大西洋集团的队伍中，首先迈出了一个独立的步子。
这也就是使美国大为不安的主要地方。
早在这个方案尚未正式宣布时，美国报纸已经不惮其烦地报道美国官方反对英国“过急过多地”裁减常规军队了。
北大西洋集团军总司令美国将军诺斯塔德多次公开反对英国裁减军队和撤回一部分驻在西德的英军。
据报道，在百慕大会议上，英美曾经为这个问题发生激烈争吵，以至于延缓了会议公报的发表；
结果公报中对这个问题只字未提。
在最近这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上，又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争论，也没有结果。
美国的担心
据英美报刊报道，美国最担心的有两点。
首先，美国担心英国这一行动会增加欧洲“盟国”的离心倾向，助长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
几年来，美国一直是利用北大西洋公约的军事体制来加强它对欧洲国家的控制的。
近来，西欧国家舆论不时指出，这个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核武器的局面。
而美国人现在担心，英国的行动会更加削弱西欧国家对常规军备和这个体制的信心，因而更“安于中立主义”。
在军事部署方面，北大西洋集团有一种所谓“前沿战略”，就是在西德前沿布置大量地面部队，对社会主义阵营保持经常的军事威胁。
按照美国的战略，这些地面部队主要须由美国的北大西洋集团伙伴来提供，美国则主要提供海空军。
美国这个要别人出炮灰冲头阵的“战略”久已为西欧各国所不满。
西欧国家苦于军费沉重，过去一年多以来就积极要求减轻自己的负担。
去年05月的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上，美国以答应加强这一组织的政治性质的拖延战术得以渡过难关。
去年12月的理事会上，美国又利用埃及战争和匈牙利事件使时局一度紧张，敷衍了过去。
现在英国单独行动，裁减了常规军队，难免各国不效法英国榜样，纷纷裁减常规军队。
这就会使美国要别人出炮灰的打算落空。
这也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其次，美国担心英国白皮书在北大西洋集团各国引起的“连锁反应”，结果将使西德重新武装的步调也受到影响。
西德今年09月即将举行大选，英国裁减常规兵力的行动势必加强西德国内反对重新武装的力量，这将迫使阿登纳政府放慢扩军步骤。
在英国白皮书发表后，西德总理阿登纳和国防部长施特劳斯接连叫嚷西德军队也必须装备核武器。
美国报纸评论说，阿登纳要求得到核武器，一方面是要打破巴黎协定不准西德获得原子武器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想放慢常规部队的扩充工作。
重新武装西德是美国战后欧洲政策的重心，它用这个办法来加深欧洲的分裂并制造新的紧张局势。
它当然不愿意看到这个政策受到削弱。
斗争在继续中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极其复杂的斗争。
美国既没有能够打消英国的计划，就设法限制计划的规模和进程，并使英国在美国控制下进行核军备的竞赛。
英国为了它本身的利益，将坚持它的方案，但同时英国由于在许多地方受到美国的牵制，因而也可能在某些步骤上同美国取得妥协。
事实上英国已经因为美国的压力而放慢了裁减工作。
不过英国不可能不看到，在它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较为坚决的独立作法以后，美国在另一个过去一直坚持漠视英国利益的问题即禁运问题上，倒表现了较多考虑英国意见的迹象。

“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况
“人民文学”编辑部整理
本刊编者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文字上的，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
现在把牵涉到作品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人物之间的关系等比较重要的修改列举如下。
1．据作者现在说小说的原标题是“组织部来了一个年轻人”，稿件登记簿上第1次原稿题目是“组织部新来个年青人”，被编者最后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第1节
2．林震从刘世吾的办公室里走出来，听到一个房里有打字声，林震想：
“她也和我一样，是新调来的吧？”
这个“她”字在原稿中本来是“他”字。
下面的一句：
“林震不知凭什么理由，猜打字员一定是个女的”，也是编者给加上的。
第2节
3．赵慧文晚上在办公室里复写文件，林震站在她身旁，帮她把抄过的纸张叠整齐，她一边抄一边抬头看林震。
接着原稿中有一段描写：
“（赵慧文调皮地）说：
‘我说了你可别生气，我绝不是诚心奚落你……’林震催她讲，她说：
‘我的儿子长着和你相像的眼睛。
’忽然笑声吞没了她的话。
林震奇怪地看着她：
‘你结过婚了？
’赵慧文说：
‘当然，我的孩子并不是没有父亲。
’林震大笑了，赵慧文却没有笑。”
这段描写被编者删去了。
第5节
4．这一节开始，原稿中有这样几句叙述：
“初到区委会十天的生活，在林震头脑中积累起的印象与产生的问题，比他在小学呆了两年的还多。
许多错综的人和事他不能理解。”
这几句叙述被编者删去了。
5．稍后，原稿中有这样几句话：
“有时，一眼看去，又觉得区委会干部随意而松懈，他们在办公时间聊天，看报纸，大胆地拿林震在小学时认为最严肃的题目开玩笑……”被编者改为：
“有时，又觉得区委干部们的精神状态是随意而松懈的，他们在办公时间聊天，看报纸，大胆地拿林震认为最严肃的题目开玩笑……”
6．接着，编者在原稿上加进了这样一段话：
“奇怪得很，林震说不清他的这个新环境是好是坏。
他还是像在小学时一样，每天照样很早就起来玩哑铃，还是照常地给人以‘单纯’的甚至‘天真’的印象。
但是，他的内心活动却比在小学的时候多得多。
他必须学会判断一切事情和一切人。”
7．林震去到刘世吾的办公室里，碰到刘正在劝说赵慧文和她的丈夫和好。
赵慧文走后，刘世吾对林震说：
“赵慧文跟她爱人又闹翻了……”原稿中接着有两句话：
“林震不想问赵慧文的事。
他被烟气呛得咳了两声。”
这两句被编者删去了。
8．在刘世吾和林震的谈话过程中，原稿中对刘世吾有这样一些描写：
他吐着“由于吸入太深而变白了的烟”，他“说话的样子好像在咽什么东西”，他“把椅子拉近林震，椅子腿发出刺耳的嗓音”，关于王清泉，他“‘老兄’‘老兄’地说着，像数落一个不成器的孩子”……这些描写都被编者删去了。
9．刘世吾说到王清泉，原稿中这样写：
“王清泉被派到国民党军队里工作，他作过国民党军队的副团长……他到敌人当中是去瓦解敌人的，但是他自己也染上国民党军官的一些脾气，也染上了病，改不过来……”被编者改为：
“王清泉被派到国民党军队里去工作，他作过国民党军的副团长……他是去瓦解敌人的，但是他自己也染上国民党军官的一些习气，改不过来……”接着，刘世吾说：
“他的错误是应该批评、纠正的。”
被编者改为：
“他的错误是不可原谅的。”
第6节
10．在党的小组会上，刘世吾批评林震：
“一到新的工作岗位”，就想“充当娜斯嘉式的英雄”，这是“一种虚妄”。
原稿中接着写道：
“林震像被打中似地颤了一下，他的眼白上出现了血丝，紧咬住下嘴唇。”
编者改写成：
“林震像被打中了一拳似地颤了一下，他紧咬住下嘴唇，忍住了心里的气愤和痛苦。”
第7节
11．林震应邀去到赵慧文的家里。
原稿中写：
“她和林震到家以后，她的母亲休息了。
她领林震去看儿子。”
“赵慧文低声告诉林震：
‘他的眼睛……’（按：
前面赵慧文曾对林震说，他的眼睛像她儿子的眼睛。）
孩子闭着眼，林震看不出来。”
这些字句被编者删去了。
12．赵慧文和林震谈话时，原稿中对她的动作有这样一句描写：
她“一个一个地捏着自己的手指”。
被编者改成：
她“一个一个地捏着自己那白白的好看的手指”。
13．赵慧文对林震谈起了刘世吾。
原稿中写：
“他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编者在这句话之前加上：
“按他自己的说法”几个字。
又，原稿中在“他……欣赏成绩，仅仅是欣赏”这句话之后，还有这样一句：
“就像他处于生活的旋涡之外，公民之外”，编者删去了这句话。
此外，原稿中的“他看透了生活”，“他满有把握地应付生活”，其中的“生活”均被改作“一切”；
他“再也不需要虔诚地向生活学习什么”，被改作“再也不需要虔诚地学习什么”；
“他一把把生活抓在手里”，被改作“他一把把事情抓在手里”；
“俨然是生活的上司”，被改作“俨然是一切人的上司”。
14．林震问起区委书记周润祥同志，赵慧文回答：
“周润祥同志是一个非常叫人尊敬的领导同志，但是他的工作太多……”编者把前半句话删去了，改成：
“周润祥同志工作太多……”
15．随后，赵慧文对林震说：
“是的，见到你，我的青春好像又恢复了。
你来到区委会以后，一天也没冷漠过，你天不怕地不怕……”被编者改写成：
“是的，见到你，我好像又年轻了。
你常常把眼睛盯在一个地方不动，老是在想，像个爱幻想的孩子。
你又挺容易兴奋起来，动不动就红脸。
可是，你又天不怕地不怕……”
第8节
16．这一节开始，原稿中概略地叙述了韩常新的婚后生活，接着写到了刘世吾：
“刘世吾仍然那么忙，他抓紧那个临时任务，完成得很好，受到市委组织部表扬。
他在批评林震之后第3天找了王清泉来谈话，临时忽然区委副书记叫他代为参加一个会，于是他只与王清泉谈了十五分钟。
对了，刘世吾最近被任命为组织部部长，他对这件事没有反映。”
其中自“刘世吾仍然那么忙”以下全被编者删去了。
原稿中紧接着又写到了林震和赵慧文：
“林震常去赵慧文家，他们谈区委会，谈如何锻炼自己，谈唱歌，谈完了有时候吃点荸荠或者别的便宜的东西。
林震没问过关于赵慧文爱人的事，赵慧文也没说。
林震比刚来的时候稳重些了；
他不那么一点就着，而常常苦苦思索自己的环境和自己碰到的人。
但是他的不妥协的眼神却更加天真，更加坚定……”这些叙述也全被编者删去了。
17．晚饭后，刘世吾同林震谈起文学作品，原稿中写：
“（刘世吾）嘲笑地说：
‘党工作者不适合看小说。
小说里边，那是从正面，从下面来看生活，只知道生活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从背面，从侧面，从上面来看生活，我们知道生活的过程，或者叫作内幕。
’刘世吾又恢复了自负和满不在乎的神气。
‘怎么讲？
’林震注视着问。”
其中自“党工作者不适合看小说”以下全被编者删去了。
18．稍后，刘世吾谈到公安局长参加常委会批准党员时打瞌睡，原稿中写：
“林震大声说，他像本人受了侮辱一样……‘真奇怪！
我们的组织部部长看不见壮丽的事业，而只看见某某在打瞌睡！……也许您也瞌睡了吧？
您瞧不起我们的生活，生活也不会原谅您！
’林震怒冲冲地说完，跑出了办公室。”
其中自“真奇怪”以下也全被编者删去了。
第9节
19．林震读到了“北京日报”刊登的魏鹤鸣等写的信，原稿中这样写：
“他（林震）想：
‘好！
终于揭发出来了，还是党报有力量！
’他忍不住马上去找刘世吾。
走到刘世吾办公室门前他想了想：
‘为什么当党报揭发了我们的一项缺点时我却抱着有点幸灾乐祸的心情呢？
’他脸红了，羞愧起来，但他又告诉自己：
‘矛盾揭开了，这决不是什么“灾祸”！
’”编者把这段话改写成：
“他想：
‘好！
终于揭发出来了！
时机总算成熟了吧！
’”以下的字句全被删去了。
20．开完处理王清泉问题的大会以后，林震和刘世吾到小铺吃馄饨，刘对林谈起他过去是多么热情、多么年青，林震问他：
“现在就不年青、不热情了？
？”
原稿中接着写：
“林震用期待的眼光看着。”
编者改写成：
“林震试探着问。
他想了解一下这个人，想逗他多说几句。”
21．接着，刘世吾谈起了“炊事员的职业病是缺乏良好的食欲”，原稿中接着写：
“‘……我们，党工作者，作出的不是饭菜，我们缔造了新生活！
结果，生活倒不能激动我们。
同时，厨房的腥味也影响肠胃……，”编者删除了其中几句，改成：
“我们，党工作者，我们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动我们。……”
22．在后来的谈话中，刘世吾暗示林震，赵慧文对林震的感情有些不正常。
林震离开馄饨铺回到宿舍，关于他这时的心情，原稿中这样描写：
“林震坐在床上，摸着湿了的裤角，难道，难道，……”因原稿字迹不清，编辑同志和校对同志均将“难道”误认为“难过”。
下面的一句：
“说不清为什么要难过”是编者加上的。
稍后还接连有两个“难道”，也都被误认为“难过”。
又，在这一段的结尾，本来还有这样几句：
“他（林震）自言自语的说：
‘我吃过煮熟了的荸荠，但那个是酸的……’”这几句被编者删去了。
第10节
23．区委常委开会讨论麻袋厂问题。
林震发言后，刘世吾接着发言。
原稿中这样描写：
“刘世吾点点头：
‘小林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作为组织部的一位“新生力量”’……”其中“作为组织部的一位‘新生力量’”一句被编者删去了。
接着，刘世吾说到组织部干部少，无法抓紧巩固党的工作。
“上个月我写了报告，老李老周也不给解决”。
这两句也被编者删去了。
24．稍后，原稿中又写到林震的发言：
“林震小声说：
‘是的，我参加了那个会（指麻袋厂处理王清泉问题的大会），群众无限地信任我们的党委机关。
我们在党的英明的政策指导下面，在党报和群众的支持推动下面，是给群众解决了问题的，群众用欢呼、鼓掌和热泪对待我们的党工作者，因为他们把我们看作党的代表……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我们工作中的麻木，拖延，不负责任，是对群众的深深的犯罪。
’……”其中自“我参加了那个会”至“他们把我们看作党的代表”一段话被编者删去了。
又，“深深的犯罪”，被删去“深深的”三个字。
25．这一节的结尾，林震在常委会上受到区委书记等的批评，回到屋里，拿出那本写着“按娜斯嘉的方式生活”的小说，自言自语：
“真难啊！”
在这后面还单另有一句：
“他缺少了什么呢？”
被编者从原稿中删去了。
第11节
26．林震应邀去到赵慧文的家里，赵请林吃饺子，林震不吃，不安地坐在一旁。
接着有一段心理描写：
“那种说不出来的温暖和难过的感觉又一齐涌上了他的心头。
他的心在痛，好像失掉了什么。
他简直不敢看赵慧文那张被红衣裳映红了的美丽的脸儿。”
这段描写在原稿中本来没有，是编者给加上的。
27．稍后，林震对赵慧文谈了他在区委会上的遭遇，赵问林还有什么心事。
原稿上接着这样写：
“林震的心剧烈地跳动，抬起头，看见了赵慧文无瑕的好意的眼睛，他轻叫：
‘赵慧文同志……’”被编者改成：
“林震的心跳起来了。
他抬起头，看见了赵慧文那同情他和鼓励他的眼睛，他轻轻地叫：
‘赵慧文同志……’”再后，林震把刘世吾对他的暗示告诉了赵慧文，接着说：
“……没准儿那完全是瞎说……我很愿意和你一起说话或者听交响诗，你好极了，我觉得你亲近，那是自然而然的，就像春天过去了总是夏天一样自然……”编者删去了其中几句话，改成：
“……那完全是瞎说……我很愿意和你一起说话或者听交响乐，你好极了，那是自然而然的……。”
28．接着，赵慧文谈起了她和丈夫的关系。
原稿中这样写：
“……我们之间呢，好像也只剩下了星期六晚上回来和星期一走。
他的理论是：
爱情嘛，就那么回事。
我以为，或者是崇高的爱情，或者什么都没有，我们争吵了……”被编者改成了“……我们之间呢，好像也只剩下了星期六晚上回来和星期一走。
他的理论是：
或者是崇高的爱情，或者什么都没有，我们争吵了……”
29．这篇小说的结尾部分，是全部经编者改写过的。
小说原来的结尾是这样的：
……林震靠着组织部门前的大柱子，呆立着，他兴奋，心里好像空空的。
初夏的南风吹拂着他——他衣袋里装着“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到来的时候是残冬，现在已经是初夏了，他在区委会度过了第1个春天。
他作好的事情虽很少，简直就是没有，但是他学了很多，多懂了很多事：
他懂了生活的真正的美好和真正的分量，他懂了斗争的困难和斗争的价值。
他渐渐明白在这平凡而又伟大的、包罗万象的、充满严峻冲突的区委会，单凭个人的勇气是不会发生多大的效果。
从明天……
办公室的小刘走过，叫他：
“林震？
你上哪儿去了？
快去找周润祥同志，他刚才找了你三次。”
区委书记找林震了吗？
那么，不是从明天，而是从现在，他要尽一切力量去争取领导的指引，这正是目前最重要的。
他还不知道区委书记是赞成他，斥责他，还是例行公事地找他“征求征求”意见完事；
但是他相信，他的，赵慧文的，许多年青的共产党员的稚气的苦恼和忠诚的努力，总会最后得到领导英明和强力（？）
的了解，帮助，和支持，那时我们的区委会就会成为真正应该成为的那个样子。
隔着窗子，他看见绿色的台灯和夜间办公的区委书记的高大侧影，他坚决地、迫不及待地敲响领导同志办公室的门。

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
最近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北京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一部分发言记录的摘要已经登载在昨天本报，其余部分分别登在今天的第7版、第8版和明天的第7版上。
希望编辑同志处理稿子时，多几分社会主义的同志态度，少几分商人气，江湖气。
王蒙
“人民文学”编辑部对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除了文字细节上的一些更
动以外，我觉得主要是从这么一个考虑出发的：
使作品的意思更明确些。
譬如突出使编辑同志认为“不明确”的是林震与赵慧文的关系，我原来是想写作两个人交往过程中的感情的轻微的困惑与迅速的自制，经编者加上赵慧文的“同情和鼓励的眼睛”，“白白的好看的手指”，“映红了的脸儿”和结尾时的大段描写，就“明确”成为悲剧式的爱情了。
再如林震受了批评咬住下嘴唇，这本来也不明确，编者加上“气愤和苦恼”几个字，当然也比原意明确了些。
再如原稿说“一眼看去，区委会的干部是随意而松懈的”，编者去掉“一眼看去”四个字，加上“精神状态”四个字，就变成区委干部们的精神状态是随意而松懈的了……
原稿为什么有许多“不明确”呢？
一方面，是由于艺术表现方面的缺少经验，有一些含混、啰嗦的文字。
这些经编者删改以后，作品更精练、完整些。
一方面，却是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一些模糊、矛盾的。
这方面的修改，使作品的不健康情绪更加“明确”了，是有某些不恰当的地方的。
我为什么没有及时提出意见呢？
除了因为自己思想也不明确外，还有下面的原因：
一是“人民文学”对我的写作给了很大鼓励和帮助，小有不满，也就算了。
再有前年“人民文学”发表我的“小豆儿”时，删掉了三分之一以上，我当时曾经提出过意见，后来编辑同志和我谈了谈，只是分析我的意见的错误，却没有进行什么自我批评，于是作为一个初学写作者，我也就不大敢和一些有成就的编辑同志争了。
几年来，我痛切地感到对作品的处理问题上，编辑部握有最大的主动，而作者特别是一些“名声”不响的作者的权益是得不到保障的。
例子之一，有几个报刊联系要选登某青年作者的一个长篇的若干章节，这时某报纸负责人表现了最大的积极性，并提出了若干优惠条件（真是优惠极了！），
该青年作者轻信了编辑部的允诺，编辑部稿子一经到手，态度“焕然一新”，所有的条件一概推翻，先是捧、然后是推、拖、哄，实在叫作者寒心。
例子之二，某刊物收到了一个无名人氏写的文章，这文章是批评刊登在该刊物上的某篇作品的。
刊物不愿意发，但又不愿说不发，怕作者把文章转寄他处，登出来对刊物本身有损，于是也采取了拖延战术，当作者催问时声称立即刊出，甚至活灵活现地告诉作者“正在排印”，“正在画插图”，“等到下一期和×××的文章一齐发”……。
不说谎，是今天的公民道德，但是在我些许的和某些编辑打交道的经验中，就可以把编辑说的谎话辑成专集，以为青年作者处世立身之戒。
例子之三，有的刊物同时以一个题目约几个作者写文章，然后择优而用，这自然有利于提高质量，无可厚非；
但他们在约稿时并不说明这种情况，对每个人都是同样地热情、专一，连捧带泡，使得一些人不好意思不写。
结果浪费自己的劳动。
稿子一到了编者的手，编辑同志说话的语气也就变了。
我深深感到，对于某些报刊说来稿子给编辑部以前，你是主动的，稿子给了他，你就只有任人摆布的份儿，但是，哪个作者能为了保持主动地位而只写稿不投稿呢，所以总的来说，作者就没有什么主动了。
希望编辑同志处理稿子时多几分社会主义的同志态度，少几分商人气，江湖气。
希望编者对作者平等看待，尽力克服店大压客或客大压店的现象。
“文责自负”并不等于编辑部就不负责任。
现在的文学团体主办的刊物只能是一个百花齐放花园，而不能是一朵花。
郭小川
我没有做文学编辑工作，只能提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一、编辑部和作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关键问题之一。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文学工作上就是作家的作品通过编辑部的工作在刊物（报纸、书籍）上“放”和“鸣”。
现在编辑部和作家之间有一种不正常的关系，这主要就是编辑部还有一套过时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还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东西。
自然，编辑同志是很辛苦的，编辑部的工作也有不少困难，编辑同志也有意见，有牢骚；
这种困难也是应当让社会上、让作家们知道，以便谋求解决；
意见也是应当提的；
牢骚也是可以发的。
但是错误还是错误，缺点还是缺点，必须努力克服。
二、这次会议讨论到编辑部和作家之间的关系中的一般问题，也讨论了一个特殊问题——“人民文学”编辑部修改王蒙同志小说的问题。
对这篇小说的修改有三种情况：
一，有些地方修改好了；
二，大多数都是可改可不改的；
三，有些地方是改坏了，即突出了原作的缺点。
但，我认为，主要的方面，是改得使原来的缺点更突出了。
更严重的问题是：
一，未经作者的同意就做了一些重要的修改，其中，有些是重要的删节，更不应当的是作了一些重要的添加；
二，在王蒙同志小说受到批评的时候，而且有些批评正好批评到被修改了的地方，“人民文学”编辑部没有能够出来说明这个修改的情况，承担它的错误。
以上两点，特别后一点，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主要错误。
当然，“人民文学”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比如，它确实登了不少在社会上有影响的，得到好评的作品，它也帮助过不少的青年作家，“人民文学”的文风也是比较好的；
但是，“人民文学”编辑部也有错误。
修改王蒙同志小说的错误，只是其中的一端，与这个相联系，“人民文学”编辑部对于团结作家作得非常不够。
而这又是与作家协会的工作作风相联系的。
三，我还想谈到刊物的几个方针性的问题：
第1，我觉得，作家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当然是“文责自负”，但这也不是说刊物本身就不负责任。
不过，一篇文章只是刊物的一个局部，从刊登一篇文章的是否适当就断定刊物的方针如何如何，这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为了登载一篇文章就做检讨，这是不合适的。
批评者可以批评一个刊物的方针、文风等等，但最好还是多看看，看到整个刊物的态度，否则只抓住一点就批评全面，不能算是持之有据的。
而过去的这种批评，确曾使编辑部缩手缩脚，唯恐犯错误。
我看，修改文章之风之所以盛行，与这不能说没有关系。
第2，有的编辑部同志提出：
今天我们的刊物是一朵花呢？
还是一个花园？
意思是说今天的刊物可不可以只登一个流派的作品、而拒绝别种的作品？
我认为，现在文学团体主办的刊物只能是一个百花齐放花园，（也应当各有特色）而不能是一朵花；
考虑到现有刊物的传统、编辑的成分和由文学团体主办的这些情况，如果过分地强调各个刊物的独特风格和特色（以致当成是“一朵花”），就会限制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第3，我觉得，茅盾同志说得对，刊物又要为读者负责、又要为作家负责。
两者不可偏废，也不能对立起来，如果只说对读者负责，不去作团结作者的工作，那也会发生流弊的。
编辑工作人员是文化事业中的无名英雄。
理处稿件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粗暴武断。
萧乾
编辑工作是一种后台工作，也就是说，是辛苦的，而又必不可少的。
编辑人员是我们文化事业中的无名英雄。
他不但得任劳，更值得人们同情的是，他还得任怨。
关于编辑的甘苦，韦君宜同志谈得已经淋漓尽致了，如果我再谈下去，怕把这个变成为一个编辑的诉苦会。
我想谈谈另外一方面。
编辑客观上是在把着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那道关口，一部作品一旦送到编辑手里，他就掌握了那部作品的命运。
这当儿，即使饱有经验的编辑，也都面临严重的考验。
首先就发生了语言问题。
中国语法还没规范化，国家地方大，方言多，作者与编辑难得碰巧是小同乡。
地区不同，语言习惯就有差别。
比语言更脆嫩的，是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形象。
聊斋里的狐狸要苦修多少年才能成仙，一个人物在作家脑子里也得苦修多少日子才能成形。
可是它在编辑的脑子里最多也不过几天——常常是几个小时（停留在抽屉里的时间不能计算在内）。
我知道北京的照像馆里有一种修相的技术。
一张照片的背景不大好，或是画面太挤，他们可以把它“虚”掉。
这大概就相当于编辑工作中间的删节。
像片洗好了以后，照像馆还可以用一枝细毛笔描一描——一般是不大描五官的，怕走了相。
就文学作品来说，“五官”首先就是人物的精神面貌。
照相馆从来也不替顾客在相片上加点什么。
原因是很难配得恰当。
“人民文学”编辑部在修改王蒙同志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时候做了一些“虚”和“描”的工作，这种工作不论做得恰当不恰当，都是编辑部分内的工作，而且谁也不能保险做得都恰当。
从照相馆的行规来说，我觉得编辑部的修改也有超出一般范围的地方，编辑替作品人物描了五官，换了耳朵，或者说，添了个不算顶美的酒涡。
我不大同意克家同志说的，老作家的稿子不要改的意见，因为那样做对读者不利，对老作家也未必好。
如果他所谓的老作家包括那些久不动笔的老作家的话，我的体会是：
老作家固然不希望他的文章登出来面目全非，但是在发表以前，他比年青人更急于听到一些客观的意见，尤其是那些比他了解政策，接触现实，熟悉文艺界情况的人们的意见。
他并不希望一动笔就犯错误，就遭遇挫折。
因此，除非同时定下一条规矩，说老作家写错了可以免予批评（这当然不可能），否则，就等于增加老作家犯错误、受批评的机会。
要是那样，许多人以后写稿一定得声明，千万别把我错列入老作家，否则就太吃亏了。
因此，今后“人民文学”要用强调“文责自责”来纠偏，我担心这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打个商业的比方，作家是制造者，刊物是百货公司，大家要求货品多样化，但是如果从百货商店买回一个热水瓶，到家就爆炸了，伤了孩子，制造热水瓶的要挨批评，百货公司大约也不能说，你们既然要求多样化，我就不再负责。
以第1个读者——头脑清新、细心在行的读者身份，帮助作者提高作品质量是编辑的天职。
我想我们面对的问题绝对不是应不应该改，而是怎样去改：
是硬改呢，还是跟作者商量着改。
是编者动手改呢，还是启发作者去改。
只有朝这个方向讨论，才能对今后的编辑工作起积极的作用。
我认为“人民文学”有责任也有权利指出王蒙同志作品中的缺点，和他商量，帮助他修改。
为了认真地对作者负责，避免今后由于我们的疏忽而严重地影响有才能的青年作家的前途，我认为这里还包含着两个教训：
一，我们的编辑工作并不是以发表完作品为终结，正如百货公司不能以卖完了事。
刊物有责任重视它所登的文章在外间起的反应，尤其这个反应已经具有全国意义，甚至引起了党中央和国际上的注意。
第2，如果经过我们大举修改的文章受到了不止一方的批评，编辑部有必要及时地查对一下原稿，如果确实负有一部分责任，最好就主动地挺身而出，或者分担应分担的责任，或者根据修改的理由，进行辩护。
这样的“文责自负”会更科学、更切实一些。
关于修改，我想上策还是提出轮廓性的意见供作者参考，由本人去改。
中策是由编辑部用铅笔改（铅笔表示有商量的余地），送作者去斟酌，同意的，就请他用钢笔描上；
一个认真的作者很可能既不照描，也不固执于原作，而是吸收了修改人的意见，另起炉灶——事实上，那就是作者与编辑之间的思想交流。
不征得作者同意就改，反正是个下策。
最后，我非常同意茅盾同志在“开场白”里说的：
编辑既要对读者负责，又得对作者负责。
这就注定了：
他对稿件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粗暴武断。
只有广泛团结作家，才能改变刊物面貌，把刊物办好。
刘白羽
我们讨论编辑部与作家的关系，就是提出这个矛盾，检查我们的缺点，并加以恰当地解决，以达到改进刊物的目的。
即然是矛盾，问题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但今天我们主要从刊物编辑部方面来谈。
编辑与作家，与读者，是各有不同的要求的。
但编辑与作家，在为了读者这一点上是共同负责的，因此彼此关系应当是密切的。
当然，编辑工作是艰辛的，是有功绩的。
但现在有不少刊物与作家关系，不仅不正常，甚至发生隔阂，这就非常不好。
这次，以“人民文学”编辑部修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例，来研究有关稿件修改的问题，是有益处的。
但，我觉得这不能简单化、极端化地用一个“一定改”或“一定不改”来解决。
问题是怎样改。
既然编辑与作家对读者负有共同责任，那末，改，如果对读者有利，对作者也有利，为什么不能改呢？
我认为不是不改，但必须取得本人同意，最好请作家自己改，万一发稿过急，编辑部最好也只润色文字，修正显然的错误，而不要对作品的内容、风格进行修改。
对王蒙同志小说修改的严重毛病就在这里。
为什么作了这样修改呢？
忙，连夜工作，急于发稿，这些客观原因都是实情，但编辑者由于曾经受到被改稿人的感谢，因而主观上过分自信自满，滋长了主观主义，却不能说不是重要原因。
要真正总结出经验教训，我以为从主观思想上追索一下是必要的。
比方有人说：
修改稿子是为了保证刊物高的水平，好的质量，当然，一定的修改确实是有这种好作用的，这种用意应该说是好的，不过，我怀疑，我们不从中国目前创作实际水平出发，经过发表、鼓励、批评、帮助，逐步提高，而用大量删改的人为方法，能够稳固地保持我们文学的什么质量。
由这问题，我还联想到刊物广泛团结作家，发表各种不同风格、作家作品的问题。
关于这，也有人怕：
广泛团结就要降低质量。
认真思索一下，这恐也只能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
请问：
是使刊物的路子愈走愈窄，愈来愈多的人不愿供给稿件，就保持了刊物的质量呢？
还是广泛团结作家，鼓舞各种试验，随着整个创作水平的逐步发展，而逐步提高，才能保持了刊物的质量呢？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正是广阔地推动、发展文学竞赛前进，从竞赛前进中来把我们文学艺术水平质量推向高峰。
有的刊物对待作家时，把老作家与新作家对立，重此轻彼，或重彼轻此，实质上，这都是不利于广泛团结，百花齐放的。
我所以谈到这些，是为了从我们思想深处找一找我们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找着思想根源，加以纠正，才能真正改变我们工作。
我不是说可以不注意刊物的质量，而是不赞成以保证质量这话，来忽视一些作家，来不尊重作家劳动。
当然这些缺点不仅是刊物编辑部的缺点，也是作家协会工作中的问题。
我听说“人民文学”编辑部从修改王蒙同志作品事件中吸取教训，正准备在7月间来一个大改变，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为了这个目的，就应当纠正过去处理不当的事，应当主动向已发生隔阂的作家说清我们的缺点，并一定约请他们为刊物写稿。
我们必须认清只有广泛团结作家，才能改变刊物面貌，把刊物办好。
编辑部总希望刊物上马克思主义多一些，却又不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恐怕就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严文井
编辑部和作家是相依为命，但又互相矛盾的。
要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当要求编辑部，很多人不是说过吗，编辑们掌握了文章的生杀大权。
事实上，也是这样。
向编辑部要求一些什么呢？
一句话，要求尊重作家的劳动。
对作家劳动的不尊重表现在许多方面。
例如：
不恰当地退稿，粗暴地删改稿件，好文章没有被强调，生硬地命题作文，等等都是。
毛病产生的原因可能很多。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一些同志没有体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做编辑工作的人大概都有这样一种心理，总希望自己办的刊物上马克思主义多一些；
如果办的是文艺刊物，还希望发表的作品艺术水平高一些。
当然，希望做到刊物上马克思主义多一些，艺术水平高一些，这想法不能说是错的。
但是希望马克思主义多，而又不执行党的方针，刊物上不“放”不“鸣”，把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对立起来，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恐怕实际就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想提高刊物的水平，而又不展开自由竞赛，自由讨论，这实际是做不到的。
我觉得很可以怀疑一下我们心目中的“高水平”，到底是高还是低，是对还是错。
我们所说的“高水平”常常免不了主观。
我们常常把个人的爱好，个人在艺术上流派性同艺术的客观标准混淆起来了，因此常常只提倡一两种花，而排斥、抹杀了其他许多花。
来稿如果不合乎我们自己定的那个标准，不是我们心目中的花，于是就来动手术。
自己以为动机很好，效果却很糟。
嫩芽固然经不起动锄头的手术，粗壮的大树也受不了斧锯的一再加工。
任你如何加工，丁香还是不能放大成为牡丹，菊花还是不能变成睡莲。
为了增加茶叶的香气，鲜花倒可以烘焙成为干花，但是花的生命已经没有了。
当然，我这不是说从此不能改稿了。
但是这是一个应该非常慎重对待的工作。
编辑同志们还应该仔细研究一下，看今后对各种各样的来稿哪些方面该改，哪些方面不该改。
对错字别字和错标点符号的修改，我以为是应该的，对语法不通，逻辑成问题，我以为也可以改。
但是这个问题就复杂多了。
因为有些我们看来是语法或逻辑的问题实际是风格的问题。
对于作者的风格和文体，我以为无论如何是不应该去改的。
文章啰嗦重复，似乎是应该帮助整理一下，但这也要很慎重。
有一次会上，吴组缃同志说，陀斯妥也夫斯基文章看起来也很啰嗦，如果你要把他的文章改成像托尔斯太的文章一样简洁，他就不成其为陀斯妥也夫斯基了。
我是同意吴组缃同志的意见的。
对文章的思想内容，我以为不应该进行修改。
刊物的编辑应当极力体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更多的花放出来，但这决不是说编辑就不应该鉴别来稿，编辑部对来稿就没有取舍了。
任何刊物都不能做到来稿一律照登的。
编辑部对于某些稿子的思想内容实在不同意，我以为宁可退稿也比任意改变别人文章的思想内容好一些。
改变别人文章的思想内容实际是代人作文。
这种作法比任意退稿还粗暴，改稿人再辛苦一些也是不好的。
文章被一个刊物退错了，还有可能在别的刊物上刊登出来，从全国范围看来，这一朵花最后还是“放”了。
但是一篇文章被一个刊物改得面目全非，虽然在那刊物上登了出来，那一朵花实际上却被消灭了。
编辑部应对一定时期刊物的全貌负责，不一定对每篇作品都担负具体责任，应适当地提倡“文责自负”。
葛洛
“人民文学”同作家们的关系是不够好的。
我们听到一些作家对“人民文学”的反映，其中比较带普遍性的意见，是感到刊物的作风“老大”，有些“高不可攀”；
感到刊物编辑部对他们不热情、不亲切。
经过深入的检查，我们已经认识到：
今后要把团结作家的工作作好，主要关键在于克服我们思想上的主观性、狭隘性以及工作态度的简单生硬不够虚心等等，也就是改变我们的“老大”作风。
过去我们和作家们的接触很不够，组织稿件的工作很不活跃，特别是和老作家的接触不够多和不够普遍，没有经常地、积极地在老作家中间进行约稿的活动。
当然，这也是有些客观原因的，比如：
编辑部人手不多而工作繁重（每月都有千万字以上的来稿），经常感到人力不够支配；
担任编辑工作的多是年轻同志，不习惯和老作家接触，但是，最基本的原因，仍在于我们没有把这方面的工作重视起来。
我们对有些作家的来稿处理不当，又是使我们和某些作家发生隔阂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由于我们思想上有着主观性和狭隘性，有不少本来是可用的稿件，都被我们认为不可用。
有些作品在思想内容方面本来没有重大的毛病，却也被我们认为思想内容上有毛病。
还有一些作品仅仅是因为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不适合我们的欣赏趣味，因而也被退掉了。……我们这样做时，常常是出于一种“好心”，自以为是对读者负责，同时也是对作者负责。
在写给作家的退稿信中，我们有时就这样写：
“为着对你的爱护，我们觉得这篇作品还是不发表为好……”。
作家接到这样的信件，只能是啼笑皆非的。
对王蒙的小说作了错误的修改，这件事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也决不是秦兆阳同志一个人的错误，它反映出在我们的工作上存在着的一个严重问题。
本来，我们编辑部对于修改稿件曾经规定有这样的方针，即：
对于可以不修改的稿件尽可能不修改，必须修改时尽可能提意见请作者自己修改，除了文字上的修改以外，经我们修改的稿件尽可能在发表前给作者看过，或者在取得作者的同意后再修改。
这些办法虽不能说完全没有执行，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执行得很不认真和很不彻底。
特别当发稿急迫而稿件还很欠缺的情况下，往往就忘记了这个方针，因而就造成一些缺点和错误。
经修改后发表的作品有时也会得到作者的一些好的反映，这就更加助长了我们的自满情绪。
而在这种修改中所产生的缺点或错误，我们却不去正视，有时甚至已经受到作者的指责，却也没有引起我们的警惕。
久而久之，这种对待稿件的不慎重、轻率、有时甚至是粗暴的态度，逐渐形成我们编辑工作上的一种极不好的作风。
修改王蒙小说的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严重的教训。
最后，对今后的工作，提出几点我个人的意见：
一、文学刊物本来负有两重的任务，一方面是团结广大的专业作家，一方面是从来稿中发现有才能的新作者，给以必要的帮助，为文学队伍输送新生力量。
“人民文学”过去往往顾此失彼，使工作受到损失。
今后必须注意到两方面。
二、作家在刊物上发表了作品，作家和选用这篇作品的刊物对这篇作品当然都负有责任。
但是，照过去的情况，刊物所分担的责任似乎太重，因而有些不合理（如一篇作品发现内容有错误时，作者作检讨，刊物也要作检讨）。
我认为，编辑部应对一定时期的刊物面貌负责，不一定对每篇作品都担负具体责任。
为着有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贯彻，应该适当地提倡和宣传“文责自负”。
三、因为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字和思想内容、人物形象，以及艺术风格都是很难完全分开的，所以，我主张除了错别字和显然不通的句子以外，编辑对作品不要作所谓“文字上”的修改（如删节、压缩等等）。
要改，必须和作者商量。
“译文”今后应译载世界各国各种流派和风格的作品。
陈冰夷
“人民文学”编辑部修改王蒙小说原稿的问题，对于“译文”编辑部也有重大的教训意义，因为“译文”编辑部也帮助译作者修改稿子，在改稿工作中也存在着问题，也犯过错误。
为了尽量减少原稿中可能有的疏忽和差错，同时也为了防止编辑部把原稿改错或者改坏，我们建立了一套校订加工整理定稿的编辑工作制度，而且规定修改原稿必须采取向译作者提意见的方式，请译作者自己修改或者取得他们同意后由编辑部修改。
在帮助译作者校改原稿的工作上，编辑部花的力量是相当大的，但是在校改过程中还常常出偏差犯错误，有些译文本来是正确的，编辑部却把它改错了；
也有些译文，可以这样译，也可以那样译，本来不过是译者本人的翻译方法或者译文风格的问题，编辑部却一定要把它们修改成自己的译法和文体，这样即使没有把译文改错，但是强制译者接受编辑部自己的译法和文体，也是不正确的，更严重的是，有时候原来比较好的有风格的译文被改坏了。
在修改译者写的前言后记的时候，编辑部有时候强求译者在看法上，甚至在写法上同编辑部一致，不恰当地把译者的看法修改成编辑部所要求的那样。
为了尊重作者和避免改错稿子，会上有的同志主张用实行“文责自负”的办法。
我们编辑部也有同志提出这样的建议，从“译文”的工作来看，这样做恐怕也不是办法。
一般说来，“文责”基本上是应该由作者“自负”的，译稿好坏，主要靠译者，编辑部帮助校改，照理只能起锦上添花的作用。
但是也确实有些稿子，译得比较差，是由编辑部或者另外约请校订者作了较大的修改之后才发表的。
这种做法原是不足为训的，可是为了应付版面的需要，编辑部常常不得不勉为其难。
估计这种情况今后还是免不了会有。
就是有修养的老翻译家的译作，所谓智者千虑，挂一漏万，也难免有疏忽不到之处，而且他们自己也大多希望编辑部对他们的原稿提意见。
所以避免把稿子改错，还只是消极的一面，更重要的积极的一面是，在于编辑部如何同译作者亲密无间地友好合作，共同努力把稿子修改得更好。
近年来有一种千篇一律、枯燥乏味的翻译文体，仅仅在字面上追求“忠实”于原著和斤斤较量中文语法的“通顺”。
这种翻译文体之所以流行，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恐怕同编辑部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
今后编辑部应该大胆放手地容许、甚至有意识地支持各种各样富有创造性的文学翻译艺术的尝试，而且要更多地提倡真正能够传达原著精神的、有风格有个性的、优美的艺术翻译。
编辑工作有缺点，编辑人员也有苦恼，希望读者不要认为刊物上的文章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
韦君宜
当编辑的人这几年经常受人责备，经常都在检讨，停一下我还要检讨的。
但是我也想：
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会这样经常喜欢犯错误呢？
我们的错处，知道的人尽有。
我们的苦恼，似乎也可以要求旁人了解了解。
我想先把这些苦诉一诉，然后再作检讨。
第1个，文责究竟是自负还是由编辑部代负的问题。
应当是自负。
但过去社会观感却不然，刊物上登出什么文章出了毛病，就怪编辑部。
甚至在批评某篇有错误的文章时，根本不提作者名字，只提是在某某刊物上登出的。
在对于不大知名的作者写的文章作批评时，尤其是如此。
这样就不能不形成编辑在审稿时字斟句酌，遇到点不大对处就想改，好像对待自己的文章一样，因为要代他负责，出了岔子是编辑部的呀。
第2个，除去要正确，要水平高，还得符合读者要求。
群众性越大的刊物这一点越不能不管。
遇到回答在广大读者中有普遍性的问题时，这一点就更突出，编辑部就易对文章苛求，想把它弄得适合大家的需要。
第3个，不可能把一切来稿都发表。
收到退稿的同志总不大满意。
青年同志总批评编辑部是权威思想，老作家则批评为不团结老作家。
在选稿上，确难说有绝对把握。
编辑本人的文艺思想、艺术趣味、欣赏能力……对选稿都有影响，由于这许多原因我们确是犯错误不少。
但批评的人则总是把问题提到编辑的政治品质上去，仿佛当编辑的人人都是毫无持操，崇拜权威，势利眼……，更使编辑觉得委屈。
此外还有因刊物上发表了编辑自己的文章，也责骂编辑的。
而事实上一些新作品的评论文章极难约到，编辑常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承乏。
第4个，改稿的困难。
到底改不改，是个大问题，青年投稿者都要求修改刊用，这当然不可能办到。
编辑部就总想从中选一些有修改基础的，改一改来用。
退给本人改改不好，常常就代他改了。
这样一改，易出毛病，要不改，这些投稿能刊用的机会就会减少。
这也是为难的问题。
这些事情，是使我们常觉得苦恼的。
当然，不能因为这就消除了我们的错误。
我们错误不少，“文艺学习”在改稿上也犯过错误。
为慎重起见，编辑部把某些文章送交好多同志去传阅，如果大家对其中一个论点不同意，执行的编辑为了“尊重集体领导”，就一定要求作者修改。
这种做法，后来我们自己也知道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编辑部的看法并不见得就正确，编辑部也不见得对读者情况有完全准确的估计。
即使真是如此，登出一些口味不同意见不同的文章对读者也是只有好处的。
我们的年轻读者读同一口味同一意图的文章实在太多了，致使许多人简直不大知道世上还有别种文章，使他们目光狭窄，思想停滞，丧失了判别力。
在约稿上我们也有个流行的办法，即“命题而且命意”。
觉得最近有什么该谈的问题了，就去找作者。
方式好些的是供给材料，引导他往这面想，方式差的简直代他设计，要他达到编辑部的要求。
往往你觉得某一倾向应当反对，而作者并未感到如此，或者并无很深感触，一定要他写，焉能写好？
要克服以上缺点是有困难的，当编辑的人还会有些思想不能完全搞通，我们也要克服。
同时，我们也希望社会上一些看法能够改变。
读者常认为刊物上的文章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有些作者也习惯于这样写作，这是要逐渐改变的。
“包办代替”式的修改难免不把编者的主观意图强加于作者。
李岳南
“北京文艺”是地方性的刊物，广大读者要求它带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和北京味，要求多反映首都的生活。
为此我们应当广泛地团结好北京的作家和作者们，但是做得相当不够。
在开初阶段，由于我们比较硬性规定了：
每期刊登一定分量的反映北京的和北京工人作品，作为首要的任务，当稿源不充足时，便往往采取了“改”稿的办法来弥补。
有时，为了字数，也不得不改。
对于那些有丰富的生活基础而艺术性较差的稿件，就不忍割爱了，但是原封不动，又用不出去，于是我们便亲自动手改用了。
这样做，绝大多数是征求过作者同意的，对于培养和辅导群众作者，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由于我们在改稿方面，还存在着主观主义单纯任务观点和粗枝大叶的作风，我们也犯过错误和闹过笑话：
比如我们收到过一篇小说，是以松花江做背景的，为了要加上北京地方色彩，于是没征求作者同意，一开始把场景由东北改到北京了：
“在北京一个机械厂里，有个女检查员……”，可是改来改去，并没“坚持”到底，末尾一段，仍旧保留着：
“秋天的风，刮的真紧，吹着松花江的水……”，一直到付排、付型，我们都没检查出这一自相矛盾处，刊物印出来以后，读者纷纷来信提出质问。
又比如对于青年们的来稿，编辑部给以慎审适当的修改，也未尝不可。
但是有时，一篇稿子在初看时，就边看边改，甚至是信笔一挥。
有时，则采用了包办代替式的修改，给原作加上许多所没有的东西，弄得面目全非，虽然在事前征求过作者同意，作品刊出后，作者也来信申谢过（我们知道，有些“同意”和“申谢”都是出于勉强的心情），可是后来越想越觉得不对头。
因为这种包办代替式的修改难免不把编者主观的东西，强加给作者，对于青年作者，是会有不良的副作用的：
第1，是助长了青年作者的依赖心理；
另一种情况是：
某一篇作品，本来还只是个半成品，没达到在刊物发表的水平，只是经过编辑部人为的“加工”而发表了，等到别的刊物看到他发表了作品，也来向他拉稿，甚或把他当成作家看待。
除以上有待克服的缺点外，在处理某些有争论的稿件上，我们还存在着“缺乏独立思考”和缩手缩脚的毛病。
比如“傻子”这篇小说，是在1955年“北京文艺”创刊号刊登的，当初编辑部是肯定它的。
后来收到一篇署名星火的批评文章，我们认为批评有过火和不恰当的地方，久没发表，及至负责同志提出了对“傻子”的批评，指出了其中有自然主义的倾向，我们才慌手慌脚地把星火同志的文章发表出来，认为可以免得检讨了。
后来，有些读者来信，对星火同志的文章，提出意见：
认为这种批评是粗暴的，我们又赶忙组织了一篇文章批评星火同志。
这当中，就难看到编辑的主见是什么，编辑部的“底”在哪里？
所以使然，主要是编辑部怕挨批评，怕犯错误，实际上，这样缩手缩脚、摇摆不定的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是不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编辑部应该清除主观主义思想、宗派情绪和老爷作风。
戈阳
编辑部原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桥梁。
以我们编辑部说，这种桥梁作用已在逐渐消失。
原因是这几年来，我们滋长了一种自满情绪，作家给不给刊物写稿，读者喜爱不喜爱这份刊物，已经满不在乎，这样，编辑部既不了解作家，也不了解读者，选择稿件以至组织稿件，常常出于个人爱好。
“新观察”编辑部和作家的关系是很不密切的。
编辑部过去有片面的群众观点，强调登载一般业余写作者的来稿，这自然是需要的，但过分地强调了这一方面，无形中疏远了作家。
结果刊物的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为什么这样做呢？
这是由于编辑部对作家有过不正确的看法，觉得他们（特别是大作家）不易接近，不好说话，对他们的稿件难于处理。
业余写作者则相反，可以出题目写文章，可以随便退稿，可以任意删改他们的稿件。
其实这是一种权威思想。
实际上我们编辑部对作家、其他方面的专家以及画家等有时也很傲慢。
有的作家主动寄来的稿件和画，或是约请他们写的画的，不经过慎重的考虑退回了。
有的三四千字的文章，不得作者同意删成一千字发表。
有读者对某篇文章指出错误，不和原作者商量，刊登来信，等到原作者提出不同意见，却又不再刊登了。
有时对作家的稿件提出不合适的要求请他修改，有的作家的稿件，长时间积压，最后失去时效……。
这种严重的不负责的现象，对业余作者也时有发生，甚至有遗失作者原稿和照片底片的。
诸如此类的严重问题，急需改正，只有编辑部清除了主观主义思想、宗派情绪和老爷作风，才能把刊物办好。
自然，在另一方面编辑部也有困难和苦衷，如水平低，知识不丰富，来稿多，读者要求高，编辑工作不受重视等等，但这些都不能算作主要问题。
重要的是如何进一步和作家团结起来办好刊物，以利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