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指出当前整风重要步骤
认真学习　端正认识　明确目的
本报讯
中央国家机关党委6日举行常委会议，讨论中央国家机关的整风规划，对各部门开始整风中所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研究。
中央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出后，中央国家机关的六十多个单位都已召开了多次党组党委联席会议，大多已经初步制定了整风运动规划。
根据大多数单位的情况，常委委员们认为，整风运动一般应分为学习、检查、总结三个阶段。
当然，划分阶段不应机械，学习阶段同时就要发现问题揭露矛盾，在检查阶段也不能不学习文件。
不少常委委员根据一些部门前一阶段的学习和这两天党组讨论的情况，强调应该首先很好地学习文件，领会精神，作为武器，解除顾虑。
可是，有些党组在讨论整风规划的时候，却对学习文件不够重视。
有些人甚至说文件中的精神反正就是那些，既然已经学了一段时间，现在就可以着手检查工作解决问题，而不必再学文件。
很多常委委员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不少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由于对整风运动的目的以及作法认识不够明确，顾虑还是很多的。
有些司局长以上的干部，一听说整风，就有被动挨整的消极情绪，害怕发动群众后意见很多，下不了台；
一般干部的顾虑更多，他们说大政方针问题都是部的领导方面定的，可是整风能不能整到领导干部，会不会只摇树叶不动树根，对某些高级干部在这次整风中是否能认真检讨自己改变作风，表示没有信心。
还有一些同志觉得领导同志还缺乏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民主精神，害怕提了意见后会对自己不利。
对于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方针，有些党组在讨论中也遇到不少不明确的以至错误的看法。
有些人总觉得既搞运动就不能和风细雨，觉得和风细雨就会一团和气、是非不分。
在检查和揭发问题的时候，要不要大大放手，让大家把一切问题都摆出来？
有些同志也有顾虑，觉得放时容易收时难，怕意见提多了以后不可收拾。
因此，许多部门都认为认真地学习文件领会文件精神，以解除顾虑、端正认识，是保证整风运动顺利展开的一个重要步骤。
怎样发现各单位的主要矛盾，就各单位目前的情况看，可以有不同的作法。
有些部、委前一阶段学习得较好，领导方面已经对当前的主要矛盾作了研究，或者是矛盾已经暴露得比较尖锐明显，这些单位，在整风规划中已经确定了整风的主要内容。
这样做的单位有国家计划委员会、教育部、商业部等。
有些单位在前一阶段学习中对于本部门当前情况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对当前的主要矛盾还不够摸底。
在制定规划中就确定整风主要内容是有困难的。
中国科学院、轻工业部等单位采取的办法是：
一边学习，一边有计划地召开各种座谈会、专业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以便从中找出主要矛盾，使领导者早日心中有数。
常委会觉得这种作法还是较好的。
常委会讨论了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问题。
大家认为要保证两不误，最重要的是要把整风期间的工作进行合理的安排，要抓紧主要的工作，撇开一些次要的工作。
同时要认识，整风只是解决关键性的思想作风问题，不能把整风和工作完全当成一回事，企图把工作中的许多具体问题都放在整风中去解决的作法，这样做就会失掉整风的意义，使整风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常委会讨论了整风的领导问题，认为整风必须由各部委的党组领导，党组的负责同志应该亲自负责，不能把领导责任交给二三把手。
可是，至今仍然有一两个单位的党组负责同志不愿担负领导责任。
常委会将在整风规划中明确提出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
我们的党中央最近决定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这是我们党又一次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
通过这次整风运动，我们全党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以便能够适应当前我国巨大发展的形势，承当我们的党所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从而把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正是基于运动的这种性质和目的，所以党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中规定：
这次整风运动应当采取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方法，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
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并且要给以积极的、耐心的帮助，这样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针和方法来整风呢？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如果我们党对于在新的形势下产生的党内不良作风，也就是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作风熟视无睹，不及时地、严肃认真地加以整顿，这就不但不可能使沾染了这些作风的党员受到教育，不可能把他们从错误的泥坑中挽救出来；
而且会严重地损害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会使我们党不可能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有效地担负起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艰巨任务。
这对于一个以服务于人民为自己的天职的工人阶级政党来说，自然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党为要整顿自己的作风，就片面地强调给予所有犯错误的同志以纪律处分，甚至用纪律处分代替了思想教育，形成了惩办主义，这对于我们党也是极其危险的。
我们的党已经是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我们能不能正确地处理党内的错误，这不仅仅是党内的问题，而且是会影响国家生活的重大问题。
如果我们不是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用压服的方法来整顿党内的作风，来对待犯了错误的党员，那就会使工作遭受损失。
大家知道，在封建帝王统治的时期，经常是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是反动阶级内部利害不同的派别、集团互相倾轧和排斥所必然造成的结果。
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党内没有也不容许有利害不同的互相对立的派别和集团，当然不应该走反动阶级所走过的道路，而完全有可能按照正确的原则来处理党内的错误。
许多年来，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不论是在整风运动中或者在日常处理党内错误中，我们的党都坚决地排斥了上述的错误的做法，而坚持了正确的方针。
这就是在对待党内错误上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也就是区别党内错误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
对于凡属混进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在党内坚持进行分裂活动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其他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党都采取了坚决的态度把他们清除出党。
而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他所犯的错误属于党内错误的性质，只要他所犯的错误还可以留在党内改正，并且本人也愿意改正的话，那末，党都坚决地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着重思想的教育，而不轻易采取纪律处分。
为什么我们党对于党内错误要采取这样的处理原则呢？
这是因为党内的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在一般情况下属于通常所说的是非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
我们党处理党内错误的目的，是要尽可能使错误不至重犯。
为了教育犯错误的同志，也为了教育其他的同志，使大家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提高思想认识水平，不再重复已经犯过的错误。
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采取以教育为主的原则，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对于犯错误的原因进行具体的分析，并且找出改正错误的方法和途径。
否则，就会造成新的错误。
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说道：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给以严厉的处罚，以至把他们驱逐出党，这是很容易的。
但是如果没有解决为什么造成错误的思想问题，那末，严厉的处罚不但不能保证党不再重犯同样的错误，甚至还会造成更大的错误。”
我们在处理党内错误的时候，固然应该看到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的同志在思想上有消极的因素，但同时不能忽视这样的同志在思想上也还有积极的因素，绝不应当采取一概抹杀的态度。
指出这一点，对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处理党内错误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具有为人民服务的优良品质，为党和为人民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所以在工作中犯了错误，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思想认识上还有一部分错误的东西，特别是由于他们还不善于把客观世界的辩证法自觉地用来指导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
他们的动机往往是好的，只是由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不对头（所谓不对头，就是同客观世界的运动规律不符合，就是违反了唯物辩证法），才把事情办坏了，发生了错误。
因此，在受到党的适当的批评和教育以后，他们一般地是愿意改正、也能够改正错误的。
但是思想认识的提高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愿意改正错误不等于不再犯错误。
这就需要不断的再实践，再教育。
任何人也只能在正确和错误、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中逐步地接近真理，不犯任何错误的人是不可能有的。
正是从这样的情况出发，党对于犯了错误的党员，不仅要及时地指出和处理他们的错误，更重要的还是要分析错误的思想根源，使错误变为它的对立物——医治错误的药方，并且热情地、耐心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一般就不需要给予组织处分，尤其不应该给以过重的组织处分。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教育同志改正错误并且继续团结同志在一起工作的目的。
只有这样，才不会因为党处理了党员的错误而削弱了党的团结，反而会更加巩固党的团结。
反之，如果以为犯错误的同志一无可取，对他们的革命愿望和工作成就一笔抹杀，“一棍子打死”，这就不但不能教育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
而且会引起他们的不满，甚至严重地破坏党的团结，使党的组织处于死气沉沉、离心离德的状态。
事实证明，我们党对犯错误的同志着重思想的教育，而不轻易采取纪律处分的做法，是正确的。
历年来，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其中只有少数人受到纪律处分。
但是由于党对他们的处理是实事求是的，是从团结和教育同志的愿望出发的，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没有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反而促使他们迅速地改正错误，继续为党努力工作。
应当说明，由于我们党的性质和它所担负的任务，党内是需要有高度的集中，需要有必要的严格的纪律的。
但同样清楚的是，党内的集中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党的纪律必须建立在党员自觉的基础之上。
因此，不论在平时或者在整风运动中，有领导地发扬民主，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倡用和风细雨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的思想问题，这不但不会妨害而且会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不但不会削弱而且会加强党的纪律。
当然，对于极少数由于违法乱纪而犯了严重错误的党员，给他们以必要的纪律处分，这是完全应当的。
但是这样作的目的，也不是单纯地为了惩罚他们，而是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和改正错误。
只要对他们的处理是正确的，没有夸大了他们的错误，没有加重对他们的处分，他们也会愿意接受，并且会努力改正错误。
这就和惩办主义有原则上的不同。
党中央对于犯过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同志的处理，就为我们正确地对待党内错误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这是大家都熟悉的。
我们党从1935年01月遵义会议以后，就确立了对待党内错误的正确方针。
在这以后的二十多年间，又不断地用新的经验加以补充。
特别是党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最近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又对这个方针作了进一步的和更加完善的规定，强调地说明了处理党内错误以教育为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过去每个党的组织都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这个方针。
除了一些党的组织对于犯错误的党员、特别是对于担负领导职务的犯错误的党员有姑息迁就的自由主义情绪以外，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党的组织，往往对于犯错误的党员处分过多和过重。
这主要表现在：
第1，不严格区别错误的性质，把一般性的错误当成原则性的重大错误，把思想作风上的错误当成政治立场上的错误。
第2，夸大了犯错误的情节和程度，把不严重的错误说成严重的错误，把个别的和局部的错误说成系统的全面的错误，把偶然的错误说成一贯的错误。
这样，有些党组织就加重了对犯错误同志的处分，甚至不该处分的也处分了，不该开除党籍的也开除了。
这些现象的发生，有的是由于党组织对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缺乏深刻的了解，有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的情绪；
但也有许多是由于党组织不严格按照党章办事，不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弄错了党员所犯错误的事实而造成的。
整风运动是一个提高思想觉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尤其需要着重依靠教育说服的方法，尤其需要限制使用组织处分的方法。
因此，中央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规定只开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或者采取同志间个别谈心的方式。
每个人都应该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积极地向别人提意见，但是不得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所不同意的批评。
对于一些带原则性的争论，可能的时候应该作出必要的结论，但是必须容许保留不同的意见。
这一切，也就是所谓和风细雨的方法的内容。
只有采取这样的方式方法来整风，才能使同志们毫无顾虑地敞开思想，冷静地分析问题，进行充分的说理和细致的批判，真正作到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
反之，如果采取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的方式，如果许可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所不同意的批评，那末，即令批评者的目的和动机是好的，也常常不能把道理说得很充分、很清楚，并且非常容易产生过火的行动，以至违反提高觉悟、治病救人的原则。
对于在整风中检查出来犯了违法乱纪错误、需要给以组织处分的人，也应该按照党章慎重地加以处理。
这就是要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且同犯错误的本人进行核对，切实弄清发生错误的原因和具体情节；
要在小组会或者支部大会上听取犯错误的本人的意见，容许他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辩护；
要根据他所犯错误的事实，对他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和处分决定，并且报经一定的领导机关批准。
如果犯错误的本人对结论和处分有不同意见，应该容许他提出申诉，不应该把它当做不老实的表现，因而加重对他的处分。
给予犯错误的同志热情的关怀和诚恳的帮助，这是贯彻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会使犯错误的同志感到党的温暖，从而更加努力克服自己的错误，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工作。
过去，许多党的组织是这样作的，因而帮助了犯错误的同志迅速改正错误。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更应当这样作。
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不论他们是否受到组织上的处分，都应给以积极的、耐心的帮助，在政治上信任他们，在工作上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尽快地改正错误，作出成绩。
过去，有些党的组织对犯错误的同志冷眼相待，甚至加以歧视和打击，或者对他们采取消极旁观的态度，不积极地帮助他们解除疑虑。
所有这些都是错误的，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应当坚决避免。
在过去一个长时期中，我们党在整顿党内的作风、对待党内的错误上，已经确立了一条完全正确的方针，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们要十分珍视党在这方面的经验，充分地发扬它，并且用新的更好的经验来丰富它。
只要采取这种正确的态度，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地端正党的作风，不断地修正错误，经常保持和加强全党的团结，顺利地完成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新的任务——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伏罗希洛夫万里直飞印度尼西亚
北京热烈欢送　雅加达隆重欢迎
据新华社6日讯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和拉希多夫副主席、叶留金部长、费德林副部长及其他的随行人员，在6日清晨四时三十分乘图—104喷气式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访问。
伏罗希洛夫主席将在访问印度尼西亚以后，继续来中国访问。
到机场送行的，有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贺龙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包尔汉等人。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维约普拉诺托和缅甸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吴巴茂等也到机场送行。
今晨六时十三分，伏罗希洛夫主席和随行人员从北京乘专机赴雅加达途中，经停西安附近的机场，在机场上受到了陕西省和西安市各界两千多人的热烈欢迎。
贵宾们在机场休息约一个多小时后，于上午七时四十二分，继续乘专机由西安起飞。
新华社雅加达6日电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今天下午四时半乘喷气式飞机从北京到达雅加达。
雅加达以最隆重和热烈的礼节来欢迎苏联贵宾。
当伏罗希洛夫的座机在机场降落的时候，礼炮轰鸣二十一响，同时，几千和平鸽飞上了天空。
伏老挥着帽子满面春风地走下飞机。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立即迎上前去同他拥抱和亲吻。
伏老在总统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这时，一队印度尼西亚空军飞机飞过机场上空，向伏老致敬。
然后，伏老向在机场上同欢迎他的印度尼西亚内阁总理、国会议长、内阁阁员、国会议员、三军参谋长、各政党代表和各国驻印度尼西亚使节握手。
成千成万热情的群众在机场内外向伏老和随伏老来的拉希多夫付主席、苏联高等教育部部长叶留金、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等苏联贵宾欢呼鼓掌。
苏加诺在机场致词说，伏罗希洛夫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代表来印度尼西亚访问，他以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的名义表示感谢。
他说，伏罗希洛夫来到正在为国家的完全独立、社会繁荣和为世界和平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印度尼西亚人民中间，可以看到印度尼西亚在建设上尚未得到如所期望的成就，但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将努力工作。
苏加诺说，伏罗希洛夫将在印度尼西亚停留十三天。
伏罗希洛夫致词说，他向印度尼西亚转达苏联人民的良好祝愿，并且相信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两国经济、文化关系和其它方面的合作一定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
伏罗希洛夫指出，帝国主义正在制造紧张局势，扩军备战。
苏联人民主张禁止核武器试验，裁减军备，取消一切外国军事基地，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完全消灭殖民主义，给予各民族以自决权。
伏罗希洛夫讲话以后，雅加达市长把雅加达市的金钥匙赠给伏罗希洛夫。
伏老说，他将把它当作不断发展中的印度尼西亚和苏联人民之间友谊的象征。
随后，伏老由苏加诺陪同乘敞篷汽车往独立宫休息。
当汽车离开机场时，无数群众拥上前来向这两位国家元首欢呼，以致汽车不得不常常停下来。
机场外面挂着许多大幅标语，上面写着“印度尼西亚—苏联永恒的友谊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数不清的人民站在机场到独立宫的道路两旁，向苏联和印度尼西亚两国的元首欢呼。
新华社仰光6日电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5月06日上午九点四十分到达仰光，他是在前往印度尼西亚作国事访问途中路过此地的。
在机场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的有缅甸总理吴努、副总理吴觉迎、联邦首席法官吴登貌和各位部长们。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吴努总理陪同下，在机场候机室休息了一个半小时以后，继续飞往印度尼西亚。
（附图片）
上图：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北京机场登上飞机后挥帽向欢送者告别。
左为拉希多夫。
欢送者自左至右：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贺龙。
新华社记者　刘庆瑞、孟庆彪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
批准中捷友好条约和两个协定
新华社6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68次会议在今天下午举行。
会议在听取了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的说明后，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保健合作协定。
会议还通过了任命事项。

教育部和所属各单位
开党员大会动员整风
本报讯
05月06日，中共教育部党组召开教育部和所属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教师报、人民教育社等单位的全体党员大会，动员整风。
会上，党组副书记陈曾固作动员报告。
对教育部整风，他提出三点要求：
第1，要求正确理解人民内部矛盾和认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
第2，在弄懂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高了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来总结教育部的工作，分析和研究人民内部矛盾在教育事业中反映出来的主要问题，并找出正确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步骤。
第3，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对这次整风的领导，他提出五点措施：
第1，保证整风与工作两不误，防止关门整风，也要防止因日常工作把整风挤掉。
各单位根据具体情况，分别缓急轻重，妥善安排行政工作，凡是可以缓办的工作，即留待以后再办。
要保证整风时间（每周三个半天）不被占用。
机关党委工作，则应以整风为中心。
第2，领导干部整风学习的好坏是决定全部整风好坏的关键，必须保证领导干部学好。
第3，建立整风领导小组。
部的领导小组已经建立，各单位都必须建立以负责同志为首的领导小组。
部内并建立整风办公室，搜集整风中党员的思想情况，编出整风简报，以推动运动的开展。
第4，要充分发扬民主，除在部内展开自由辩论以外，在部外并请教师等有关方面人士给我们提批评意见，我们也应该主动地召开一些征求意见的座谈会。
第5，在整风期间，支部要做领导小组的助手，监督党员（特别是监督领导干部）很好地参加整风，监督整风和工作两不误，了解和研究党员的思想情况。

毛主席深夜送别伏老
李越然
夜深了，天空中的星辰露出了一些倦意，世界上有多少人在甜睡着。……
清晨三点二十五分，伏老就来到了寓所的前厅里。
他身着灰色西服，银丝般的白发梳得整整齐齐的。
老人家先向两旁的几位同志问了早安，随即把手放在衣兜里，站了一会儿，向前走了两步，他没有说什么，只是微笑着。
两分钟过去了……前厅里十分静寂，大家都听到了外面传来的脚步声。
先进来的一位同志对伏老说：
“来了！”
老人家好像在等待最亲近的人，又向前走了两步，右手还摸了摸领带。
毛主席很快就进来了。
我们最敬爱的两位主席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
毛主席知道伏老今晨动身去印度尼西亚访问，特来看看他。
毛主席问伏老觉睡得怎么样，休息好了没有。
伏老说：
“很好，这么晚了还打搅你，真有些过意不去，你早应该休息了。”
毛主席说：
“我应该来看看你。”
从这儿走到会客室只要半分钟，就在这半分钟内，伏老又想同毛主席拉着手走，又想挽着臂走，他们亲近的心情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达的。
走到会客室门前，两位主席互相谦让。
伏老说：
“你到我这里来是客人，请你先走。”
毛主席笑着对伏老说：
“咱俩一块儿进去吧！”
屋里陈设着紫红色沙发，中间有三张小茶桌，靠右墙的书柜里摆着毛主席曾看过的书籍，屋内四个角上摆着大盆梅花。
屋内的一切使人感到朴素别致。
毛主席和伏老坐下来。
伏老知道毛主席是吸烟的人，他起来从茶桌上把烟碟拿给毛主席，放在沙发的靠手上，对毛主席说：
“这样你就方便了，不用再起来去搕烟灰，茶桌离你远了一些。”
老人家自己要去把茶桌往近处搬一搬，毛主席连说：
“不用，不用，我能够得着。”
伏老好像有些怀疑，问道：
“真的吗？
你不要客气呵！”
毛主席没有顾得吸烟，对伏老说：
“二十天来你累了吧？
节目可能紧了一些，你是不是没有休息好。”
说话时，毛主席握着伏老的手，他的声音亲切诚挚，像在自己家里同兄弟谈话一样。
伏老轻轻地拍着毛主席的手兴奋地说：
“我最亲近的朋友，毛泽东同志，我一点也没累，一切都好极了。
偶尔由于太阳晒有些头昏，在广州吃了点蛇肉，也许肚子里展开了龙虎斗，刚回北京稍稍感到不舒适，很快就过去了。
每当我想到热情好客的中国人民对我们的动人的欢迎和款待，就是有点疲劳也都忘了。”
毛主席又问伏老的健康，并且说，还要作长途飞行，如果休息得不好会增加疲劳。
伏老没有就这个题目谈下去。
他把毛主席的手握得更紧了，很关心地说：
“我听说你每天熬夜，我真心痛啊！
你无论如何也别熬夜了。
过去我也曾通宵地工作，结果身体受了不少损失。
希望你这样做：
太阳一出来你就向它问好，太阳一落你就向它告别，去休息。”
毛主席笑着说：
“好，要按太阳的规律办事。”
又说：
“不要紧，我已经习惯了夜里工作……。”
伏老摇摇头说：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做！”
两位主席谁也没有说服谁，话题转到吸烟问题上去了。
伏老问毛主席每天吸几支烟，毛主席说：
“不多，有时把烟拿在手里不抽，或者是燃着了不吸，看着它冒烟，在精神上也好像是吸了。”
伏老又是摇头，显然是不完全赞同，可是一时又找不出更好的理由来说服。
这时两位老人家的目光连成了一条直线，不由地都笑起来了。
伏老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情，先把一杯龙井茶拿给毛主席，随即说：
“我亲爱的毛泽东同志，你如果想休息，随时都可以到我们那儿去，你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如像南俄的索奇和黑海岸上的克里米亚等地……。”
老人家把这些自然环境描述得那样动人，真好像他已站在黑海边上和置身于索奇的休养所里，那银浪滚滚的海水，那悠然歌唱的鸟儿，那森林，那泉水，那劳动着和休息着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生活的幸福和愉快的情景，都一一地呈现在你的眼前。
毛主席对伏老说：
“我深深地感谢你，你这是很好的意思……”正要再说下去，少奇同志和恩来同志进来了。
动身的时刻快到了。
图—104客机的银翼早已准备好了威力去冲破一万公尺的高空，把这位七十六高龄的卓越的和平战士送到印度尼西亚去，同等候已久的印度尼西亚人民见面。
毛主席陪同伏老走出来，两位主席的步伐一致，好像一个人走路。
汽车门打开了，伏老一向喜欢坐的腰座也拉起来了，可是两只伟大的手还是紧紧地握在一起。
在这两只手上显示出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们的力量，在这两只手上闪耀出全人类幸福的光芒。
在汽车就要开往机场的时候，毛主席对伏老说：
“我不同你告别，我只暂时同你说再见。
祝你一路平安！”

沈阳高压开关厂将通过整风学习
检查领导制度和政治思想工作
本报沈阳6日电
沈阳高压开关厂主要党员领导干部开始学习整风文件。
04日下午，党委书记、党员厂长、工会主席、团委书记和其他党委委员等十九人组成了两个学习小组，开始学习毛主席的两个报告和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在整风学习会上，党委书记宣布了整风计划。
这个工厂将通过这次整风学习来检查两个问题：
一是检查工厂的领导制度，即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的执行情况和存在问题，其中将着重联系检查贯彻群众路线的问题；
另一个是政治思想工作的检查，其中将着重检查领导作风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党员领导干部和非党技术人员的关系问题。
工厂的整风计划并要求一面整风，一面及时正确处理企业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
例如为其他单位培养训练的人员因延长训练时间而引起的问题，对高级知识分子使用不当、信任不够的问题，劳动工资中存在的许多问题，生产工作中一些主要矛盾等等，都不应等到整风结束后再行处理，而应把这些矛盾作为整风的内容之一加以检查处理。
关于工厂主要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问题，计划规定全体党委委员每周以一定时间下车间参加生产，每个委员都将固定在一个单位，以便更好地联系群众。

蒙古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
新华社6日讯
以齐·苏伦扎布为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由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奎璧等陪同，今天上午乘专机到达北京。
在悬挂着蒙、中两国国旗和彩旗的西郊机场上，贵宾们受到了邓小平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张友渔、章汉夫、李哲人、杨显东、张致祥、萧向荣等人的热情欢迎。
一群蒙古族女青年向贵宾们献了鲜花。
蒙古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策登依什也到机场欢迎。

严肃对待作家的创作劳动
“人民文学”编者修改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有错误
本报讯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最近召开了座谈会，讨论改进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加强编辑部门同作家之间联系的问题，并着重讨论了“人民文学”编者修改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错误。
最近发现，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发表以前，是经过“人民文学”编辑部修改过的。
除了文字润色以外，修改还涉及到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人物形象。
小说的结尾部分，全部经过编者改写。
有些修改是修改得好的；
但也有些修改使原作的缺点部分更加突出。
编辑部在修改前并没有同作者商量过，小说发表后引起了讨论，编辑部也没有及时表示态度。
座谈会的发言者都认为这是“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中的一个错误，并值得作为各编辑部改进工作的一个教训。
茅盾说，要办好刊物，主要依靠作家。
编辑部要为作家服务，要虚心，要尊重作家的劳动。
同时，编辑部也要对读者负责；
而作家也应该尊重编辑。
关于修改稿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有人说，“一定不能改动一字一句”；
有人说，“可以改”。
依我看来，编辑可以改的，只能是别字和显然不通的文句，而不可以轻率修改原作的内容。
他说，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牵动到原作的人物形象，而没有征求作者的同意，是不对的。
臧克家说：
作家对编辑部不满意，首先在编辑对作家的创作劳动不够尊重。
他举了许多实例。
他说，有些年轻同志改老作家的文章，去一个“的”字，加一个“了”字，自以为合乎文法，实际上破坏了作家的风格。
严文井说，对作家劳动的不尊重，表现在许多方面。
例如，不恰当地退稿，粗暴地删改稿件，好文章没有被强调，生硬地出题作文等等。
他说，编辑部和作家是相依为命，而又互相矛盾。
问题虽然涉及两方面，要妥善解决，首先应当要求编辑部。
因为编辑部掌握着文章的生杀大权。
王蒙在发言中向人民文学编辑部对于他的写作所给予的鼓励和帮助，表示感谢。
但是他不同意编辑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篇小说的某一些修改。
他还批评有些编辑人员在组织稿件和处理稿件中，缺乏同志式的态度，有商人气，江湖气。
约稿时，好话说尽；
稿子一到手，态度就变了。
秦兆阳说明了小说修改的经过。
他承认，经过修改以后，作者的原意，以及林震、区委书记的形象，受到了损害，加重了作品的缺点。
他说，“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这个错误说明了自己“在长期的改稿工作中，不知不觉地养成了一种严重的不尊重作家的作风，和骄傲自满情绪。”
秦兆阳建议今后对稿件实行“文责自负”。
除请作者自己修改外，编者一律不作改动。
他说，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尊重作者的劳动，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萧乾说，编辑工作是一种后台工作，编辑人员是文化事业中的无名英雄。
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作了修改，这种工作不论做的确当与否，都是编辑分内的工作。
但是编辑的修改也有超出范围的地方。
郭小川说，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它发表了很多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作品，培养了不少青年作者，不能以一篇文章的处理，来衡量整个刊物。
但目前整个说来，文艺刊物同作家之间的关系还不够正常，需要调整。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改得好的地方不少，可改可不改的地方很多，但整个说来，他突出了原来作品的缺点。
当社会上对小说的缺点提出批评的时候，“人民文学”编辑部没有挺身而出，公开说明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是一种错误。
刘白羽说，编辑部修改作品，用意是好的，为了提高刊物的质量和水平。
但他以为，应当从目前创作实际水平出发。
经过发表、鼓励、批评帮助逐步提高。
而不是靠刊物编辑大量删改的人为方法能够稳固地保持质量提高水平。
还有当我们说到刊物要广泛团结作家，发表各种不同风格作家作品时，也常常逢到有人怕：
一广泛团结就会降低质量，如果这样，尽管用心再好，实际却是很危险的。
因为这是不利于广泛团结，百花齐放的。
他认为提高刊物水平的正当途径应当是，广泛团结新老作家。
他认为在新的伟大变革面前，应坚决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不怕暴露缺点，而一定纠正缺点，把刊物办好。
在座谈会上，北京各文艺刊物编辑部的代表葛洛（“人民文学”）、韦君宜（“文艺学习”）、戈扬（“新观察”）陈斐琴（“解放军文艺”）、陈冰夷（“译文”）、和李岳南（“北京文艺”）分别介绍了编辑工作中的甘苦和缺点以及他们所在的编辑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检查同作家的关系的情况和问题。
座谈会结束时，茅盾再一次强调说，编辑部修改稿件，一定要细心、慎重，而作家也要设身处地的多体谅编辑工作的困难。
总之，要加强编辑部同作家之间的团结，需要作到“互相尊重，彼此了解”。

云南少数民族领袖人物分析边疆内部矛盾
批评少数党员尊重和支持上层人士不够
据新华社昆明5日电
云南省四个边疆民族自治州（区）的一百多名各民族公众领袖人物齐集昆明，结合当地具体情况热烈讨论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
在讨论中，大家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人民内部矛盾作了分析，并为解决这些矛盾问题准备了一些提案。
有人指出，边疆地区在完成和平协商土地改革以后，绝大部分民族上层人士已经得到适当的安排，有些已参加自治机关或协商机关的工作，其中多数人赞成党的政策，愿意为各族人民服务。
但是，目前存在的另一情况是，部分上层人士在工作岗位上感到无事可做或事情很少，有的甚至感到有职无权，难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各自治州（区）都有一些参加工作的上层人士除参加会议外，多数时间住在自己家里。
大家认为在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当地党委对他们的帮助不够，以致这些上层人士缺乏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的能力，在工作中不知如何着手。
另一种情况是，某些党员干部对一些担任领导职务的上层人士尊重和支持不够，遇事商量不够，形成一些人有职无权。
还有人认为，由于某些上层人士自己的主观努力不够，缺乏深入群众的艰苦精神，因而得不到广大群众的充分支持，也是造成工作困难的原因之一。
大家认为，今后应该一面积极同那些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作斗争，一面在党的帮助下努力进行思想改造，提高办事能力，才能消除自己工作中的苦闷情绪，在今后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大家还根据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对各自治州（区）工作中的一些缺点提出批评。
怒江傈僳族自治区的宗教界人士希望加强对青年干部宗教政策的教育，以消除那些有意无意地干涉了信仰自由的现象。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一些代表们认为，边疆地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
这表现在绝大部分农业社增加了生产。
但是，办社中注意民族特点不够，是当前的主要缺点之一。
有少数农业社社员在显著增加收入的情况下要求退社，这一情况应该引起特别注意。

抢救曲艺遗产，培养新的演员
夏衍深入北京曲艺团听取大家的意见
本报讯
“文化部门的领导同志亲身到我们团里来，这还是解放以来的头一次”。
这是5月06日下午，文化部夏衍副部长到北京曲艺团时，该团主要演员魏喜奎首先说的话。
北京曲艺团的主要成员从1949年以来，一直为新曲艺事业艰苦地工作，他们深入工厂，深入农村，深入部队，赴朝鲜，赴康藏，坚持为工农兵服务，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
可是他们却没有受到文化部门应有的关心和培植。
魏长林说：
“最初，我们因为宣传、播音，演唱各种新节目，每个人五天只能分到两、三毛钱，我们不怕困难，一直坚持下来，为的是求进步，让曲艺也站起来为人民服务。”
关学曾说：
“曲艺演出原是十样杂耍，说、唱、变、练，样样都有，本来是很完整的；
可是近年来，我们中间搞杂耍的一个个的被国营剧团‘抽签’抽走了，现在落得个半身不遂，不像过去那样丰富了。”
这几年来，反映现代生活的曲剧渐渐拥有自己的大批观众，吴长宝认为他们需要新剧本没有人写，音乐上想求得一些必需的发展没有专家帮助。
他们自己心里有的东西没有人帮助挖掘整理。
魏喜奎更激动地说：
“我们的新曲剧已经搞了七、八年，而现在文化部门还有人怀疑能不能存在下去。
我不懂，就拿‘杨乃武与小白菜’来说，演了一百多场，有十几万观众，难道还不能说明群众的喜爱？
如果这样的剧种不需要，怎样才是走群众路线呢？”
她接着又说：
“我们知道应该自力更生，但是也需要政府的扶植。
群众现在喜爱我们，也要求我们在艺术上不断的提高；
这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如果政府把某些国营剧团所浪费的钱拿来帮助我们，就够好了。
现在，国营剧团尽学习不实践，我们却是尽实践不能学习。
甚至生了病，连个公费医疗也没有。”
如何抢救曲艺遗产和培养后一代是目前曲艺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曹宝禄说：
“我的师傅七十九岁了，如今靠在马路边上摆小摊过活。
他满身本领值得我们学。”
他又说：
“我们北京曲艺界原有十老，现在只剩下八老，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再不从他们身上摘下些东西就完了。
另外，有的老艺人因为生活没有保障，还有顾虑，不敢把自己的本领教给别人。
这些都需要政府赶快设法安排。”
顾荣甫也说，在曲艺方面要培养一个徒弟，没有六年立不起来。
现在他们自己的生活还顾不了，怎么能养活徒弟？
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夏衍说，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文化部门的领导和干部或多或少都还存在着：
重公轻私、重大轻小的思想；
对最为劳动人民所喜爱的曲艺工作重视不够。
今后还要继续听取大家的意见，实事求是地来解决他们的当前困难，并对保存曲艺传统、培养后一代和改善艺人生活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泰国艺术团在北京首次演出
楚图南沈雁冰接见艺术团领导人和主要演员
据新华社6日讯
泰国艺术团今晚在北京天桥剧场举行来中国以后的首次演出，受到一千多观众的鼓掌和欢呼。
艺术团团长？
素瓦·沃拉里洛说，中泰两国人民虽然有着悠久的文化联系，但是派这样阵容强大的艺术团到中国访问，在两国历史上还是第1次。
在演出以前，隆重举行了开幕式。
阳翰笙和？
素瓦·沃拉里洛在开幕式上都讲了话。
阳翰笙认为，泰国艺术团来中国访问是中泰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在演出休息时，接见了艺术团领导人以及主要演员。
泰国艺术家们今晚综合地向北京观众介绍了多样的泰国艺术——古典舞、民族音乐、哑剧、歌唱、武术等。
泰国传统乐器——竹琴和安卡伦的演奏获得很大成功。
歌后苹西·贡初西所唱的泰国歌曲以及歌王乃素贴用中文唱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听众要求下他们都重唱了一次。
泰国电影皇后素攀·武拉纳屏女士和舞蹈家苹克女士表演了古典宫廷舞“洛乍娜选婿”。
粗？
、惊险的泰国舞剑的主要表演者、年轻的武术家乃蒙空·占他那武帕已经有十五年练武的经历。
最后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个节目是合唱“中泰一家亲”。
歌声刚起，两位泰国艺术家高举泰、中两国国旗走上舞台，这时，台上台下歌声同掌声争鸣，越来越响亮。
歌声结束，观众全体起立，楚图南，沈雁冰，梅兰芳等登台同泰国艺术家们握手，中国文艺工作者们向全体泰国艺术家们献花。
接着泰国艺术家用泰文和中文欢呼“友好”和“万岁”的声音响成一片。
（附图片）
“蒙拉侬张”。
歌后苹西·贡初西女士饰仙子，歌王乃素贴·旺甘恒饰月郎。
　新华社记者　吴化学摄

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和省政协联席会议
通过建立回族自治区的方案
新华社兰州5日电
甘肃省人民委员会、政协甘肃省委员会2日到3日举行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甘肃省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的倡议提出的在甘肃省东北部地区建立回族自治区的方案。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委员和其他有关人士一百四十二人。
会议由邓宝珊省长主持。
会议在听了中共甘肃省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蒙定军代表省委提出的以银川专区、吴忠、固原两个回族自治州和泾源回族自治县、隆德县建立回族自治区的方案以后，进行了讨论。
所有发言的人都同意中共中央的倡议和甘肃省委提出的方案，最后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方案，并将迅速呈报国务院。
这个方案是经过反复协商研究，从各方面提出的几个方案中选择得出的。
按照这个方案，自治区将包括十九个县、市；
人口约有一百六十多万，其中回族占三分之一以上；
自治区的面积约为七万五千多平方公里。
会议认为，这个方案虽然有缺点，但比较现实易行。
这个方案所包括的地区互相毗连，回族人口比较集中并在全区人口中占有相当比例，这在自治区成立后在行使自治权利方面比较便利。
同时，自治区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条件也是很好的。
这次会议是在甘肃省党内外回、汉族人士就建立回族自治区问题进行了多次充分的协商酝酿以后召开的。
在这以前，甘肃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倡议，先后邀请一千七百多位回、汉族人士进行座谈讨论，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省委并进行过多次专门研究。
04月29日，政协甘肃省委员会也开会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且就建立回族自治区和甘肃省解放前后的民族关系问题作了发言。
他在发言中还分别解答了回、汉族人士提出的一些有关问题。
中共甘肃省委员会第1书记张仲良在会上发言说，全国回族人口三百五十多万，甘肃有一百一十多万，约占三分之一。
甘肃省回族人口居住特点虽然和全国一样，是大分散、小集中，但银川专区、吴忠、固原两回族自治州回族人口比较集中，选择这一地区成立自治区是适宜的。
他说，这一地区经过社会改革以后，民族关系已经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
在农村中出现了数以千计的民族联合社和单一民族社。
建立了一些工业企业，银川、吴忠、固原都有了一批小型厂矿。
回族干部也成长起来了。
这说明建立回族自治区的条件成熟了。
有人提到既然社会改革已经基本完成，民族间已经建立了团结友爱关系，就不必再成立自治区。
张仲良说，建立回族自治区不仅是体现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且有利于调动甘肃省回族人民和全国回族人民的积极性；
而且有利于调动全国所有少数民族的积极性。
这一措施将在国内造成很深刻的政治影响。
张仲良提出在自治区成立前要加强宣传工作，在宣传时要把回、汉族人民之间的民族仇杀这一笔账划到反动统治者的身上，指明民族仇杀是反动统治挑拨离间的结果。
同时要阐明我国各民族人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各族人民在发展祖国的经济、文化方面在历次的革命斗争中都作了有益的贡献；
指明各民族间取长补短，共同繁荣的好处。
此外，应在宣传时承认民族之间有差别性，民族间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就业方式等是有差别的。
承认这些差别，就能照顾这些差别，使民族团结做得更好。
邓宝珊省长最后发言，表示完全同意省委提出的方案。
他要求对回、汉族人民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要求所有到会的人士广泛地、积极地进行这一宣传。
（附图片）

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士座谈会上提出
对少数民族干部要一视同仁
新华社贵阳4日电
中共贵州省委日前召开民族工作问题座谈会，商讨如何正确处理民族工作中的矛盾问题。
参加座谈的有苗、布依、水、彝、侗、回等少数民族人士二十人，其中有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自治州长、文教工作者、民族语文工作者等。
会上，大家认为解放以来贵州省汉族和少数民族间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团结现象，少数民族人民内部关系也很正常，但是在民族工作中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他们对发展农业生产，培养干部以及文教卫生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布依族民主人士覃杰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现象还没有完全消灭。
他希望政府能进一步有计划地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外地和当地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有许多人提出民族杂居区办合作社不宜过大，不如先办几十户的小社，然后逐渐扩大。
目前民族地区农业社里普遍发生记账的人少、账目不清的情况，许多人建议有关部门大力训练会计人才。
不少人在发言中谈到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关系，感到汉族干部对他们要求不够严格。
有人说：
少数民族干部希望汉族干部批评帮助他们，但汉族干部很客气，因此彼此思想不能完全见面。
有的提出，对少数民族干部要一视同仁，该批评就批评，不要一味迁就；
少数民族也应照顾和尊重汉族干部，这才能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
会上提出了加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妇女干部的问题。
惠水县副县长杨靖洲（苗）谈到，惠水县是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多数的县，但是少数民族干部比例却很少，全县卫生干部中只有一个少数民族，中学只有两个少数民族教师。
毕节专署教育科长张承业反映，他们那里提拔的少数民族干部数量不算少，但是培养和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跟不上，以致发生职位与能力不相称的情况，这些情况需要努力设法改变。
对于文教卫生工作，有的提出学校教育的发展应适当照顾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
同时希望为少数民族地区多配备一些卫生干部。
另外，有人建议今后除了组织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到各地参观外，也可以组织汉族代表到少数民族地区参观，以加强了解和团结。
最后，中共贵州省委负责人对大家提出的这些意见和建议表示欢迎，并将加以研究和处理。

下车间才知工人疾苦
据新华社天津6日电
国营天津大沽化工厂的领导干部放下架子，到车间去体会工人的困难和要求，帮助工人解决问题，使工人长期被抑压的积极性重新激发起来，生产面貌为之一新。
这个厂的主要产品“六六六”农药占全厂产值70％，但“六六六”车间是全厂最薄弱的环节。
今年02月份，工厂领导干部学习了“八大”文件以后，决心改变领导作风。
党总支书记李复元、副厂长严福英和工会主席朱惠民三人穿起工作服走进车间，亲身体会实际情况，寻找问题所在。
他们刚到车间的时候，就看到车间到处弥漫着有毒性的氯气和盐酸味，工人都戴着防毒面具干活。
工人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很不舒服。
他们比喻：
进了厂有十分劲，到车间剩下五分，戴上面具连一分劲也没有了。
因此，许多工人上了班就盼下班。
这种情况虽然过去工人曾经提过不少意见，但是领导上一直强调设备不好，不积极设法加以解决。
工人们看到自己所提的意见领导上置之不理，很不满意。
很多工人不愿意再提意见，只在背地里发牢骚；
有的人抱着上班八小时，干完就走，少管闲事的态度。
当这些领导干部在和工人相处中发现了上述情况以后，就诚恳地向工人检查了不关心工人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
工人也检查了单纯埋怨领导、不关心生产、不爱惜国家财产的缺点。
找出原因以后，三个领导干部又分工昼夜在车间值班，参加工人的生产会议，和工人一起研究解决生产设备和劳动条件等问题。
总支书记李复元首先提出“摘掉面具、愉快工作”的口号，带动了全体工人只用一天的时间就把车间里漏气冒气的漏洞都堵塞了。
随后领导上又采取了四项措施，提出十三个课题，发动工人抢课题找关键，很多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都及时得到了解决。
领导干部这种深入群众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工人们。
工人们一度被压抑的积极性又重新出现了，劳动热情空前高涨。
有些过去抱着上班来、下班走的态度工作的工人，现在已经成了车间的先进生产者。
从2月份以来，这个车间连续三个月都超额完成了产量计划，主要原料苯的消耗逐月下降，1月份每吨“六六六”粉需苯三百五十四公斤，4月份降到三百○七公斤多；
液氯从七百六十公斤降到七百四十四公斤多。

鞍山职工住宅情况调查
宿舍不够能不能很快解决？
——鞍山职工住宅情况调查
新华社驻鞍山记者集体采写
钢都鞍山在大规模建设初期，职工们就感受到住宅的缺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几年来国家付出了巨量的人力和物力，几万职工得到了新住宅。
然而，现在住宅供不应求的情况，却使更多的家庭和更多对情人苦恼着。
这是什么原因呢？
有没有办法在短期内使每一个希望和家人团聚的人得到满足呢？
记者为此作了如下的调查：
住宅的今昔
到过鞍山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
在鞍山，新建的职工宿舍不是一幢幢的，而是一大片一大片的。
沿着十余里路长的胜利路，两旁密密地矗立着簇新的三层和四层的楼房；
市区附近的庄稼地上，现在建成了太平村、长甸铺等六、七万人口的工人住宅区。
据鞍山市统计局统计，从解放后到1956年，国家已为鞍山的职工建筑了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尺的宿舍。
居住家属宿舍的职工仅鞍钢和鞍山冶金建筑总公司两个单位，就由1949年的八千一百四十六户增加到现在的五万五千多户。
这是现在的鞍山。
日伪统治时期的鞍山情况可就大不相同了。
人们不会忘记，那时供给十三万中国工人住的只有十万平方公尺左右的宿舍面积。
那个时候，分配家属宿舍的条件很严格，其中有一条是必须工作三年以上。
事实上由于劳动条件恶劣，工作三年以上的工人很少，因而平均每个中国工人还合不到零点八平方公尺；
而现在只是解放以后新建的宿舍平均每个职工就合到八平方公尺左右。
宿舍的质量也有很大差别，那时的宿舍绝大部分是阴暗、潮湿的简易住宅；
而现在一般都是砖木结构的楼房。
矛盾是怎样产生的？
解放以来，鞍山的住宅面积虽然年年增加，但是，在住宅问题上，职工和国家企业之间的矛盾并未缓和下来，相反地，是越来越激化了。
1954年初，鞍山钢铁公司生产和基本建设部门，有一万五千多人要求分配家属住宅。
从那以后到1956年底的三年中，国家共建筑了六十多万平方公尺住宅，按一般标准，足够容纳两万多户职工，但是现在申请家属住宅的人，并未因此减少，反而增加为二万五千多人。
住宅越盖越不够。
在房屋管理部门，在经理、厂长、党委书记的办公室里，常常聚集着申请家属住宅的人。
有的职工带着妻子来到领导干部面前拍案大叫。
有些复员军人说，我为了革命，为了国家，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现在开始和平建设啦，共产党不让我当和尚兵，你们还能叫我当和尚工人吗？
给我家属住宅！
有些有过创造发明或突破定额较多的职工，也摆出自己的功绩向领导人员要房子。
没有特出表现的职工在向领导上申请房子的时候，也急不可待。
他们说，共产党是关心工人疾苦的，你们却不关心我，真是官僚主义！
家属住宅供不应求的情况是这样的严重，它成了企业内部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之一。
这个矛盾的实质，是部分职工的眼前利益和国家的长远利益的矛盾。
关于这个矛盾形成的原因，从记者调查的材料中来看是这样的：
（一）在过去几年中，各生产建设部门都不同程度地过多地增加了职工人数，仅在最近两年中，即大约新增加了三万人左右。
去年生产和建设部门共建筑了二十多万平方公尺住宅，按说可以满足新吸收的职工居住。
但是，因为他们大部要求家属宿舍，所以仍然很难解决问题。
要求家属宿舍的人越来越多，是住宅供应紧张的最主要的原因。
据鞍钢有关部门调查，1950年分配到家属住宅的职工占全体职工23％。
从那时开始到1956年，增加的职工大部分是新工人或没有结婚的青年工人，但是住家属宿舍的职工比例不但未因此相对下降，而且还逐渐增加到34％；
相反的，住单身宿舍的职工在这个时期内却由占职工总数22.8％，下降到18％左右。
按目前的居住标准，独身宿舍每人一般占三点五居住平方公尺，而家属宿舍每户平均是十四点九居住平方公尺，也就是说，后者比前者要多住三倍多的住宅。
记者经过多方面调查研究，认为已经分配到或正在申请家属住宅的人许多是合理的，有些是迫切需要的，在有条件的部门，应该尽可能帮助解决。
例如年龄较大的转业军人，结婚后长期分居原籍又在远方的夫妇等。
但是也有很多数量的职工对家属住宅的客观必要性并不迫切，其中如：
有不少年龄刚刚超过二十岁的青年人，就急于结婚，申请家属住宅。
例如，正在建设的鞍钢第2中板厂，共有六百多工人。
到现在已解决家属住宅的有二百户，大部分是从兄弟厂调来的老工人。
目前还在申请家属住宅的有复员军人一百二十四个；
老工人三十六个；
去年才入厂的新工人七十个。
据该厂负责人估计，这二百三十个申请人中，至少有一半可能克服困难自行解决：
新工人尚未开始工作，同时入厂时已讲清不能给家属住宅，所以现在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复员军人大部分年龄较大，在可能的条件下，应尽快的帮助他们解决家属住宅问题，但在目前国家资金和建筑材料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当中有五十三名原住在鞍山近郊铁路沿线，从厂到家比较方便，不住公家房，也可以常常和家人团聚，另外，还有二十一人现在住在亲戚朋友家中，住宅困难也可以暂时克服。
据有关部门估计，目前大约有十分之一左右的职工刚刚参加工作，就要把家属接来或建立新家庭，向国家要求分配家属住宅并且条件很高。
这就是说，这部分同志还未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贡献力量，就伸手向国家要价值近千元的家属住宅。
在鞍钢第2中板厂目前就有二百多人要求家属住宅，其中七十个是新招收的工人。
他们在入厂以前要求条件很低，好像只要被吸收入厂就行，但是成了固定工人以后，对家属住宅的要求立即提出来了。
新工人刘忠雨本来在鞍山附近有自己的房子，进厂以后就卖掉了，千方百计的向厂方申请家属住宅。
领导干部以为他真的困难，就发动许多工人到处给他租房子，结果在海城租到了一间，还附有菜园、家具，每年租金只二十元。
但是，他无论如何不要，原因是嫌太远，回家一趟要坐一个钟头的火车，同时他听说今年厂里要盖新房，还是住新房好。
以后，这个厂又把这间房子分配给十多个申请户，他们与刘忠雨的想法一样，谁也不要。
到现在，这间房子还空着。
鞍山大约有一半上下的职工是辽阳、海城、盖平等地铁路沿线农村的人，农村姑娘和他们结婚后，就大量迁往城市，有人还未分配到房子，就强行挤入集体宿舍、俱乐部、办公室……表示迫切需要房子，以便逼着领导上尽快给解决。
鞍钢二十一宿舍原来是住单身职工的，现在已有五十多个工人将自己的爱人带来住在里边，有的还带来父母兄弟。
跟丈夫来鞍山的这些妇女大半是新结婚的农村姑娘。
他们原来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有的还是妇女会主任、生产队长、团支部书记等干部。
这些人来到鞍山后就成了闲人。
第2炼钢厂工人司永安在去年结婚后，不仅带来了二十岁的妻子郭宏俊，还将刚从高小毕业的弟弟司树才也带来鞍山找工作。
郭宏俊原来是农业社的优秀社员，又是个中共党员。
司树才是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子，父母都是农民，但他总认为在城市工作比参加农业生产好、挣钱多，半年多来，一直与哥嫂一起住在集体宿舍中，茫无目的地找工作。
（二）鞍山是一个发展迅速的工业城市。
1952年全市人口为三十五万八千人，现在已有七十万人。
新增的人口绝大多数是职工及其家属，同时，这些人大都是青壮年，因此鞍山市人口增殖率比全国平均增殖率（2.2％）高出一倍以上。
去年，全市出生的婴儿共三万九千个，按七十万人口计算，增殖率为5.57％，据卫生行政部门说：
这样高的增殖率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
随着人口的增加，为他们服务的人——商业工作者、褓姆、职工亲属也随之增加。
这些人也需要大量新住宅；
同时，许多原来有家属住宅的人，也感到拥挤不够居住了。
（三）鞍山市内和郊区有很多出租的房屋，现在生产和建设职工大约有两万多户是住在自有房或租入的私人房子里。
但是，近几年来他们越来越不甘心住这种房子了，原因是国家新建的住宅，里边生活设备好，离工厂区近，同时经过几次降低房租，现在住公房的职工付出的租金，一般只占他工资收入的2％，有的每户每月只要几角钱就够了。
但是住私人房子，付出的租金要高两、三倍，即使住自有房，在付出检修费后，还不如住公家房子便宜。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职工把自有房出卖了，有的甚至要求把产权交给国家，有些租私人房子的职工，则找出很多借口退租，另外再申请公家的住宅。
他们中间有人故意把屋门锁上，把自己的被褥家具扔在门外，然后向领导干部说：
“你们看，人家房主把我撵出来了，另给找间房子吧！”
此外，去年提出对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因为政策宣传不够充分及时等原因，许多小房屋出租者产生了顾虑，认为自己也要被改造，房租要降低了，所以就赶把房户（职工）赶走，自己住得宽绰些或者用来养鸡等。
这也造成了住宅紧张。
为城市带来沉重的负担
大量职工带着家属拥入城市，使她们由劳动者变成单纯消费者，农村失去了劳动力，城市公用事业、食品供应、学校、医院……则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现在，鞍山市郊生产的粮食，仅够市内人口食用二十天，其余都得由关里河北、江苏、湖南、四川等地运来。
据粮食部门统计，每吨粮食经过长途搬运和储存过程，要损耗十多斤，国家和消费者都要付出很大费用。
家庭用煤量也大大增加了。
据鞍山市商业局统计，平均每人一年需要七百三十五公斤煤，在去年，国家即动用了七千多个火车皮为1952年后新增的人口运入燃料。
尽管鞍山市学校数量现在已比解放前发展了十倍左右，但是许多人还不能升学。
中等学校解放前只有一所，现在是二十所；
小学生1956年比1952年增加了三万二千人，其中大部分是职工子弟。
在医疗卫生方面，生产和建设部门的职工本来平均一千人有七点九个床位、二点一个医生。
但是，由于家属的增加，现在一千个人平均只有两个病床，零点五个医生，医院和门诊部都十分拥挤。
职工带家属来城市以后，个人生活虽然比较方便了，有的还可以节约开支，但是也有许多人费用增多了，造成经济上拮据。
据商业局调查，一个收入较低、生活相当清苦的职工家庭，每人每月主副食费平均得六点二元，其中副食品即占三元，如果在乡下，副食就有可能由她们自己解决。
化工总厂木工邹广义，一家十一口人，去年家属都在农村，儿子和妻子参加农业劳动，一年做了二千八百个工分，秋后除分得全家食粮外，还收入了八十多元现金，另外，全家还种着菜园，邹广义每天坐通勤车回家，挣的七十四元工资交给父亲支配，供给兄弟、子女和侄儿上学，生活过得还充裕。
今春，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迁来鞍山，妻子只能作些家务事，大儿子闲呆了二个多月，最近才当了临时工，家庭经济生活有些吃紧了。
他的妻子最近分析住在城市和农村的利弊时说，在城市的好处是不下大力，但动不动就得花钱，吃菜只能买些便宜的；
在乡下自己种着菜园，吃菜方便实惠，同时还可以参加劳动挣工分。
怎么办？
过去几年中，国家已经支付了一亿四千万元资金为鞍山职工建筑宿舍。
如果将这些钱投入经济建设，可以建设两个半像鞍钢无缝钢管厂那样机械化、自动化的重工业工厂，或是四个十万纱锭的纺织厂。
但是按照目前的情况，假如要满足全体职工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需要，那末国家还要付出更多的建设资金，事实上就一定要影响经济建设的速度。
怎样才能既不增加国家过重的负担，又能使迫切需要房子的职工解决困难，让两地分居的亲人常有见面的机会，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鞍钢、鞍山冶金建筑总公司、地质局鞍山分局等都已经开始采取了一些深受职工欢迎的措施。
（一）将实际困难在群众面前公布，发挥群众来共同解决。
去年化工总厂共有五百八十四个职工登记要家属宿舍，但是工厂准备建设的只有六十户，远远不能满足工人需要。
怎样解决呢？
工厂先从各车间抽调了十一个干部，用十八天的时间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确定迫切需要解决或是短时期内要帮助解决房子的共有二百多户。
根据这个调查结果，工厂领导上就向全体职工号召，用大家的力量来为这些同志解决困难。
当时就有人提出化工总厂的潜力很大，人材也很多，可以将过去改建厂房、焦炉时拆除的废料收集起来，自己动手盖房子。
接着，全体职工都开始在业余时间收集废材料，二十天内就拣回了七十万块砖和很多旧木料，工厂又抽出一部分技术和运输力量来支援，各车间也调出部分会木工和瓦工技术的工人来参加建筑，每逢星期天，还有许多职工自动到工地上参加义务劳动。
结果，总共只花了三万五千多元钱，就建成了二百零四户房子，使大部分迫切需要房子的工人得到了住宅。
无缝钢管厂去年也用同样的方法，建筑了三十多户职工住宅。
（二）在有条件的厂矿企业用自建公助的方式建筑住宅。
鞍钢弓长岭铁矿在去年和前年已有一百二十多户工人建设了自建公助的住宅。
这些房子是由矿山附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建设的，选用材料时充分利用了当地的有利条件。
如地基和墙是山上不用花钱的石料建成的；
支屋架用的是一部分不能做矿井支柱的木料或是做支柱锯下的板坯；
洋灰瓦是职工在业余时间自
己加工的。
这样，每建成面积有二十多平方公尺的一户房子，只要花二百六十到三百多元钱。
建筑费由公家代付，盖房子的职工只要每月付六、七元钱，三年就能还清全部建筑费；
六、七元钱只相当于井下工人平均工资的十四、五分之一。
这些房子一般可以居住十五年，而且离矿山只有十分钟路程，矿工们上下班，家属要到矿山上看戏、求医都很方便。
周围还有空地，可以种菜、养鸡，所以很受矿工欢迎。
（三）鞍钢等单位去年都设立了家属招待所，专门接待来鞍山探望亲人的职工家属。
鞍钢的有九十二个房间的招待所里，自去年03月下旬成立到8月的五个月中，接待了七百多个来探望亲人的家属，其中有远从上海、天津等地来看丈夫的纺织女工；
也有与爱人共度假期的女教师、女学生和机关干部；
还有乘农闲时从山东、河北等地的农村来探望亲人的农村妇女。
鞍山冶金建筑总公司的招待所一共只有三十五个房间，但去年就接待了一万三千多个家属。
远在荒山僻壤的地质勘探队里，这种招待所也成立了。
但是，目前这些招待所几乎已全部被占为家属宿舍，不能再招待远道来的家属了。
如果能将家属招待所的制度健全起来，坚持下去，工厂不要将招待所作为家属宿舍来利用，一些职工能克服个人困难，将原来从农村来的爱人动员回农村去，家属招待所将是很多两地分居的夫妻很好的团聚之处。
（四）地质局鞍山分局从今年开始，将对长期不能回家的野外工作人员，实行每年半个月的休假期制（回家路上的日程按事假计算，不算在假期内）。
如果能将这种休假制在不影响生产、建设的条件下，推广到有些工厂和基本建设部门，就能使长年不能回家的职工每年都有回家的机会。
（五）占鞍钢职工绝大多数的、家住在鞍山附近的辽阳、海城、盖平等地的职工，因为交通方便，往往每周或每隔一个时期都能回家一次，还有很多人在农村是有家有业的。
如果这些人不把家搬到城市里来，不仅有助于解决家属宿舍不足和城市过分拥挤的矛盾，而且家属在农村还能参加农业生产、增加家庭的收入。
如十九岁的高小毕业生王秀玉是盖平人，原是农业社里的团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
去年她在农村参加生产，除了分到够个人吃、烧的粮食柴草外，还剩余一百多元钱，但结婚后就离开了农村。
如果她能仍旧住在农村，将是农业生产中的一分重要力量，而且因为交通方便，从鞍山坐火车三个小时可以到盖平，夫妻之间也可以每隔一个时候见面一次。
宿舍不够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是只能逐步地解决。
　（本报专稿）

怎样解决？
北京市社员代表大会展开讨论
手工业社有哪些矛盾？
怎样解决？
北京市社员代表大会展开讨论
本报讯
目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存在着哪些主要矛盾？
如何解决？
这是4月23日到27日，北京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第2届第1次社员代表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
代表们认为当前北京市手工业中主要的矛盾，是生产和原料之间、生产和消费之间、社员和领导之间，以及社员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
对于生产中原料不足的矛盾，代表们认为可以在增产节约中发挥手工业的特点，从多方利用废料碎料、以及采取积极扩展修理翻新业务等办法来解决。
例如：
东郊金属机械社如果利用车床、刨床旋下的铁屑生产，一年便可以节约七十吨好料，可以增产一万五千个工具锤头。
缝纫业今年如果积极开展拆修翻新业务，少制作四十万件棉衣，就能少用六万多匹新布和四十万斤棉花，并且可以解决一千人三个月的生产问题。
产品质量差、品种不多、服务质量不高，这是当前手工业合作社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主要矛盾。
这个矛盾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手工业的生产能力赶不上社会需要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由许多人为的缺点造成的。
不少社的产品质量制度不健全，又实行计件工资，在产品供不应求、修理业务繁忙的时候，就产生了粗制滥造、追求数量的现象。
例如缝纫业，百货公司加工的衬衣，规定一吋缝七针，结果只缝了四针或五针。
有些自行车和钟表修理社，不保证修理质量。
木楦社给人家做的一批鞋楦不合规格，人家拿回来也不给返修。
有些社把旧产品改头换面，名之曰“新产品”，以欺骗顾客。
因此，代表们认为，应该积极改进经营管理，迅速铲除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思想和作风。
领导和群众的矛盾，主要表现在领导人员的工作作风上面。
代表们在会上举出许多事例，说明各级组织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相当严重。
修建社代表说，去年写了一个请示，在总社内部旅行了一个多月，最后的回答是“你们自己解决吧”。
第一花丝社代表说，他们社转到前门区以后，好几个月都没有见到办事处的干部。
有个基层社的主任从来不下车间，有次偶然去了，社员讽刺他说：
“主任你走错门了吧。”
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造成了许多工作环节上的困难，使许多问题拖而不决，使许多矛盾更为加深。
代表们认为，今后必须健全民主生活，领导干部要树立依靠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的作风。
在研究处理社内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时，代表们提出必须纠正忽视积累和单纯依靠减少积累增加社员收入的偏向。
有一个代表以第7制帽社为例说，这个社最初以减少积累来增加收入，每人平均只增加收入2％，后来改善了劳动组织，提高了生产效率，社员的平均收入增加了23％，积累也不受影响。
代表们还提出，在解决社员收入问题上，一方面要纠正不顾社员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另一方面，对一些不顾现有条件、一味强调个人利益的社员，应该加强集体主义教育，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说，参加体力劳动有两大好处：
身体健康　思想健康
本报兰州6日电
05日下午，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率领省委部长和处长级的五十多名干部，同一○二一工地的几百名建筑工人在一块儿劳动。
张仲良同志同工地主任刘延年、魏利和，党支部书记钱玉义在抬土的时候，亲切地向他们询问工人们的生活情况，对领导有哪些意见和要求？
有没有讨论关于勤俭办企业的指示。
他还问工地的干部抓不抓思想工作？
他告诉钱玉义说：
“你们也应该同工人一起劳动，这有两个好处：
身体健康，思想健康。”
省委书记和各部领导同志参加体力劳动，使工人们更感到劳动的光荣。
从山东前来支援甘肃建设的苗富荣说：
“我做七年工了，头一回看到首长干这种活，咱们还能不卖劲？”
魏利和、钱玉义表示：
今后也一定深入工地同工人一起干活，同工人打成一片。
这是中共甘肃省委领导干部第1次参加体力劳动。
不久，省委将讨论把它作为一个经常的制度。
这次参加体力劳动实际上是整风的开始，也是又一次向全省干部发出参加体力劳动的号召。
据新华社讯
05月04日，长春铁路分局领导干部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的时候，决定从本周起，每周用半天时间参加体力劳动。
重庆钢铁公司工会领导干部也于5月04日决定：
每一位委员选择一个小组，每周以一天或半天的时间同这个小组工人一起干活，并同工人一道开生产会议和过小组生活。

生产建设缺材料　库里材料睡大觉
国家经济委员会等部门检查了十六个部十九个
省市的仓库，发现数十万吨漏报的钢铁木材
本报讯
国家经济委员会、监察部和国家统计局联合检查库存物资，查出了许多漏报的材料。
据中央工业、交通、基本建设方面的十六个部和辽宁、北京等十九个省市重点抽查统计，共发现少报钢材十一万二千六百多吨，木材二十四万四千多立方公尺，生铁二万二千九百多吨，水泥二万三千多吨。
在被抽查的单位中，绝大部分单位都有少报库存的现象。
根据一千二百十一个单位统计，平均少报的钢材占原报告数的12.86％；
据六百九十九个单位的统计，平均少报木材22.52％；
据四百四十四个单位统计，生铁平均比原报告数少报25.64％。
鞍山钢铁公司一个单位就少报了钢材商品库存八千多吨。
重庆钢铁公司实际上有生铁二万三千多吨，只上报了一万吨。
沈阳市动力机械厂当检查组去检查时，该厂负责人“保证”他们普查上报的数字没有问题。
但是，结果也查出来少报钢材三百多吨。
这种少报库存的情况，不仅在基层企业有，而且中央许多工业部和管理局也有。
发生这种差错、少报、家底不清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很多单位材料管理工作的水平低，领导人员只注意了保证供应的一面，对材料管理工作重视不够；
少数单位有本位主义思想，有意打埋伏。
这些缺点和错误是须要迅速纠正的。
检查的结果说明，1956年某些材料供不应求，人为紧张也是原因之一。
许多单位原材料超过储备定额的情况很严重。
全国钢材的材料库存逐季上升。
建筑工程部1956年年底的钢材库存比去年年初增加了一倍多，如果以该部1956年平均实际消费量计算，可以用七个多月，超过计划储备量两倍以上。
有的企业由于物资大量超过储备定额，不得不靠借贷度日。
许多单位多提申请量，少报库存物资，到处乱抓材料。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单位到今天仍然没有吸取这个教训。
太原工程局今年年初钢材、水泥等材料已经大量积压，可是今年第1季度又申请钢材一万一千多吨，相当于该局去年全年实际消费量的38％。
检查中还反映，目前在材料的储备上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如储备环节、层次过多，许多物资被到处分散储存，难于发挥应有的作用。
许多部门的储备定额不健全，缺乏统一的规定。
有的储备定额偏大，有的同类企业，同在相近地区，但原材料的储备定额相差三、四倍。
有些部门和企业领导人认为在材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必须增加企业储备才能保证供应，因此有盲目扩大储备定额、增加储备的倾向。
有些材料，尤其是钢材此多彼少、余缺不均，也是当前材料库存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这除了计划变动多，材料的平衡分配工作有缺点以外，钢材品种规格的生产、供应和实际需要还有矛盾。
许多单位一方面材料大量积压，用不上，另一方面需要用的却没有，以致不得不大材小用、优材劣用，或者加工改制，造成严重浪费。
由于原料、设备和技术水平等条件的限制，材料供需之间的矛盾，不是短期内能够完全解决的；
但是，有些用材单位心中无数，有些生产单位单纯追求产值，未能严格按照计划和适应需要去生产，就更加深了这个矛盾。
经过这次检查，有些部门和企业已进一步摸清了家底，有的单位已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挖掘多余库存物资的潜力。
可是，也有少数部门和企业仍然没有重视这个问题。

突破空中禁区
正在为青藏铁路选线的十几位苏联专家和中国的铁路勘测人员，已经在一向被划作“空中禁区”的青藏高原上空经历了四百个飞行小时；
并且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了几万平方公里线路地形的照片。
现在，勘测设计人员就可以坐在室内从已经摄得的地形照片上，选择一条既便捷、施工又比较简单的理想线路。
青藏高原气候变化无常。
在唐古拉山区的周围，峰峦嶙峭，拔海六千多公尺。
南北暖冷空气的对流，时常在这里激起一股股每秒速率高达二、三十公尺的高速风。
飞机被这种汹涌的急性气流冲击得摇摆不定，有时机身突然会下降三、四百公尺，接着又上升六、七百公尺。
不久前我国航空人员以无比的英勇和机智开辟了这条航线；
现在苏中两国的航测人员又在这里来回地穿出好几条航线，进行空中摄影和无线电测高。
　（据新华社讯）

通向明天的道路
——修筑拉萨日喀则公路的藏族妇女（木刻）
　艾炎

论农业合作社内部矛盾与民主办社
——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第3次乡党委书记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邓子恢
编者按　中共北京市委在4月16日到21日召开了乡党委书记扩大会议，检查和总结了郊区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第1年的巨大成绩和新出现的问题，并根据党中央关于民主办社三个事项的通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做好春耕工作争取1957年农业大丰收的指示等文件的精神，着重讨论了民主办社等重要问题。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曾到会讲话，着重分析了当前农村方面六种比较突出的矛盾，并指出大力贯彻执行民主办社方针是解决这些矛盾的最根本的方法。
这里发表的是邓子恢同志这次讲话的全文。
我完全同意市委关于京郊去年工作成绩的估计。
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以及随后发展起来的农业生产高潮当中，北京郊区对全国都起了带头作用。
去年农村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是主要的，这一点必须肯定，不能因为工作中有一些缺点便降低对成绩的估计。
但是，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在高潮当中我们的工作还有缺点，尽管这些缺点很多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也必须虚心地加以检查，并分析其原因，决心加以克服。
不能因为成绩是主要的，便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缺点，这样对我们今后工作并无好处，反而有害。
我们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估计成绩，批判缺点，改进工作。
这便是我对京郊去年工作的看法和建议，提供同志们参考。
现在我想乘此机会对同志们谈谈以下几个问题：
一、农业合作社的内部矛盾和解决办法
我国农村过去长期存在着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这个矛盾经过了解放战争胜利和土地改革完成，已经解决了。
土改之后，农村中又发生了新矛盾，这就是个体农民走向资本主义还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矛盾。
经过了几年来的斗争和艰苦工作，去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中国农民肯定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基本上解决了这个两条道路的矛盾。
那么现在还有没有矛盾呢？
矛盾是有的，现在的新矛盾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人民内部的矛盾。
根据各省整社的经验看来，这种矛盾表现在农业合作社方面的，可以综合为以下六种矛盾：
第1，是国家和合作社的矛盾。
在制订农业生产计划，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规定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布置农产品加工业，以及规定农、副业的税率和征收办法等方面，都可能接触到这种矛盾。
解决这些矛盾的方针，去年09月12日党中央与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已经就这方面的若干问题作了原则的规定。
一年来各地都在执行这些原则，并且创造许多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
但这些矛盾还未完全解决，我们还要进一步采取具体措施，贯彻执行中央指示，来缓和以至解决这些矛盾，从经济上进一步地巩固工农联盟。
第2，是合作社与社员的矛盾，也是社员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
这表现在产品分配问题上就是“少扣多分”、还是“多扣少分”。
去年夏收分配时，中央指示要各地坚持“少扣多分”的原则，并指示要将社的总收入的60％—70％给社员，争取90％的社员增加收入。
现在看来这是解决社与社员矛盾的正确方针，今后仍须贯彻执行这个方针。
当然去年也有些丰收社机械执行这个方针，甚至该留的没有留，该扣的没有扣，影响到今年的生产，这种机械作法应该避免。
社与社员矛盾在另一方面的表现，是副业生产由社完全集中经营还是由社员分散经营。
中央指示的方针是：
“必须集体经营的，可以由社统一经营外，一切利于分散经营的，应该尽可能鼓励和帮助社员家庭各自经营”。
这个指示纠正了把副业生产一律集中到社，限制社员搞副业的偏向，这是解决社与社员矛盾的重要措施。
但在执行中，某些地区曾一度产生把不应归个人经营的副业生产，也划归个人经营，因而就增加了这种矛盾。
这一偏向也必须纠正。
最近江苏省关于划分集体和个人经营副业的范围定了三条原则：
（一）规模大的归社经营，规模小的归队或社员经营；
（二）利特别大的归社经营，利较小的归队或社员经营；
（三）关键性的副业（如养公猪、母猪等）归社经营；
非关键性的归队或社员经营。
这些办法可供各地参考。
第3，是社与队的矛盾，这是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矛盾。
一般说来，去年各地合作社都把权力过分集中到社管理委员会手里，无论生产计划、技术措施、劳动定额、财务工作等都管得过细过死，生产队无权机动，因此不能因时因地制宜，从而也就不能发挥生产队和所有社员的积极性。
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管得过细过死的现象必须及时克服。
目前各地创造的“社、队适当分权”，实行“统一经营、分级管理”制度，就是解决这种矛盾的主要办法。
第4，是社员与社员之间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中农与贫农的矛盾。
譬如牲口、大车、林木、果树，入社作价偏低，价款不能按期归还等，这些问题引起上中农不满，但如果处理不当又会招致贫农不满。
上中农是劳动人民，是基本群众，是我们的团结对象，贫、中农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之一，目前处理这种问题，应该在巩固贫农优势的基础上，对双方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并在经济上对上中农作必要的、适当的让步，做到不侵犯上中农的利益。
譬如牲口、大车入社作价，如果按当时价格计算评得太低者应适当调整；
社员拉脚的牲口大车，入社后可交由原主负责运输，在工分上给以适当照顾。
所折价款应当按期归还，无力归还者应补付利息；
长期不可能还款者可采取“保本定息”办法。
果树林木入社因为作价很难准确，社又无法还款，以改为比例分红制最为适宜，这样，既减少许多麻烦，又可以避免乱砍林木的危险，广东有些地区的社对个别有特殊技术的果农，将果园交原主经营，由他自负盈亏，社只抽他年产值一定比例的公积金公益金，这种办法也可供各地参考。
在这些具体问题上，京郊的情况有自己的特点，解决办法可能与别地不同，不必苟同。
但应该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务求解决贫中农矛盾，达到贫中农团结的目的。
社员与社员之间矛盾的另一表现是劳力强和劳力弱，技术高和技术低，从事农业劳动和非农业劳动（如手工业、小商贩等），超支户和存款户之间的矛盾。
这主要要从全年工作安排中，对劳力弱非农业劳动的社员和超支户作适当安排，要用其所长，使之各得其所，都能增加收入。
技术高者在工分上应适当照顾。
对五保户及困难户则应从公益金中予以照顾。
这里有一个原则，就是合作社的分配原则基本上是按劳取酬，但对无劳力、劳力弱及困难户应根据互助互济原则，予以适当照顾。
第5，是队与队，主要是穷村与富村（也就是穷队与富队）之间的矛盾。
所谓富村富队是指土地比较好，产量比较高，或者果树林木比较多，这是由于自然条件较好及农民多年劳动的结果，而不是剥削所得。
有些社对富村没有适当照顾，全社拉平分配，结果使富村富队社员吃亏，引起他们不满，甚至引起村与村、队与队的对立，加剧了这种矛盾，这是不应该的。
处理这种矛盾的办法可在包产中适当予以照顾，使他们不吃亏，或者吃亏不大，来缓和这种矛盾，以利团结。
对穷村穷队则应从生产上予以帮助，使之逐渐提高产量，在一定期间赶上富村富队。
第6，是干部与群众的矛盾。
我们的基层干部绝大部分本质上是好的，他们与广大农民群众是有联系的，但是也有不少干部比较普遍地缺乏民主作风，遇事不与社员商量，不向老农请教，社员代表大会也没有按期召开。
社干部只片面地所谓对上级负责听上级的话，不知道对群众负责听群众的意见，往往把两者对立起来，不走群众路线。
有些社干部还有严重的强迫命令行为，自己不参加生产，补贴工分过多，账目不公开，甚至还有贪污舞弊情况。
这样当然就造成了社员群众对干部不满，减产的合作社问题就更严重，这种不满情绪积累起来，就造成社员与干部对立，甚至闹退社吵架等现象。
显然，这种矛盾如不很好解决，就会使已经建立起来的贫农优势为之涣散，造成合作社的不巩固，今年03月间中央发布的民主办社三个事项通知中所规定的办法，正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及时良剂。
近来干部下放，社干部参加生产，老农被尊重，账目公布，这就是最近时期农村出现新气象和干部与群众关系逐渐正常化的基本原因。
此外还有农业合作社与供销社、信用社的矛盾，特别是农业社与手工业合作社的矛盾，去年中央指示虽然提出了城乡兼顾、统筹安排的方针，并规定农业社与手工业社分工的原则，但这些矛盾还未很好解决，需要今后加以研究，进一步做好工作来解决这些矛盾。
二、关于民主办社
从上面所谈六种矛盾，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在阶级消灭之后，在旧的矛盾解决之后，又出现了新的矛盾。
人民内部存在着矛盾，这是符合客观事实和社会发展规律的。
这些矛盾如能够及时发现，加以合理解决，我们就能够团结住广大农民，就能够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能够巩固合作社，就能充分发挥合作制的优越性。
但是我们如果掩盖或者忽视这些矛盾，而空谈合作制的优越性，那么这些矛盾就仍然要存在而且发展下去，其结果就会使我们脱离群众，就会窒息群众的积极性，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倒退，就会影响合作社的巩固，最后就会使合作制的优越性不能发挥，甚至被抵消了，这也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及时发现这些矛盾，及时解决这些矛盾。
要分析这些矛盾产生的根源，研究解决办法。
要分析哪些矛盾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最突出，哪些矛盾已经解决，哪些正在解决，哪些尚未找到解决的办法；
然后再采取有效措施来逐步解决这些矛盾。
当然，某一个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我们必须不断地改进工作，解决矛盾。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展生产，巩固合作社，巩固与农民的团结，从而进一步发挥合作制的优越性。
我们怎样解决这些人民内部矛盾呢？
就是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所指示的方针，就是要发动群众，分清是非，是的对的坚持下去，非的不对的，则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教育，加以纠正，达到新的团结。
一句话，就是要认真贯彻民主办社的方针。
所谓民主办社，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以人民为主人，在农业合作社就是要以农民为主人，就是要贯彻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
合作社是领导农业生产的，搞好农业生产才能办好社、巩固社。
那么，靠谁搞好农业生产呢？
是不是可以只靠少数社干部，而不依靠广大社员呢？
是不是可以只靠上级指导，而不依靠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
在技术措施上是不是可以只靠技术员的指导，而不去总结和推广农民的实践经验呢？
当然这样是不行的。
要搞好农业生产需要两方面亲密合作，既要靠社员又要靠干部，既要有社员的积极性又要有上级的正确指导，既要靠农民的实践经验又要靠技术员的科学知识。
但是，这两方面究竟哪一方面是主要的？
显然，广大农民社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他们的实践经验是主要的。
那么是不是干部、技术员和上级指示，就无足轻重了呢？
不，不能这样对立地看问题，而是要把两者结合起来，这就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集中与民主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
大家知道，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领导各方面工作之所以取得成绩，其中有一条根本路线，就是群众路线。
中央早已指出，“领导者的任务在于出主意，用干部”。
主意靠谁出呢？
毛主席也早已明确指示：
“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
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这就是毛主席对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的最明确最具体的指示。
从此可见领导者的主意，并不是靠领导干部坐在家里凭自己的主观想像想出来的，而是要靠干部深入群众，与群众商量，听取群众的意见，把各方面各阶层群众的意见收集起来，加以分析、对比、去取、总结合成为比较全面的意见，以后通过代表大会成为群众的意见，再通过干部领导群众坚持下去。
这样的主意就不是个人的主意，而是群众集体的主意，不是光靠个人的智慧而是靠广大群众集体的智慧。
个人的力量个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而群众的力量和知识则是无穷无尽的。
一个领导者即使有什么了不起的才能也只是一个人，如果不与群众结合，那主意就一定出不好，事情也一定办不好，但是这个领导者如果能够与群众结合起来，依靠广大群众的集体力量和集体智慧，那主意就一定要比较符合于实际情况，事情就一定可以办得好一些，即使主意出了偏差，事情没有办好，群众也不会埋怨领导。
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走群众路线，这就是党领导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
农业合作社是领导农民搞好农业生产的，更应该依靠农民，走群众路线，无论生产计划、技术措施、分组分队、包工包产、劳动定额、吸收投资、产品分配等，社干部都应该与社员商量，向老农请教，而后通过管委会、代表会作出决定，并依靠社员去执行。
固然国家计划和上级指示是应该执行的，但在执行时也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和可能条件，因地制宜、机动调整，而不能盲目执行。
技术员懂得一般农业科学知识，这种知识是很宝贵的，但应该肯定技术员的实际知识没有农民多，技术员在课本上所学到的一般科学知识，不一定完全符合于每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因此技术员的责任并不是规定死板的规程去指导农民执行，而是要虚心向当地有经验的老农老圃学习，和当地农民商量，研究各地的原有经验，加以总结提高，而后就地推广，外来的先进经验，一般都应该经过重点试验或多点试验而后推广。
这就是说在技术措施上，也要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就叫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凡是这样做的技术员对农业生产就有帮助，就受到农民欢迎，技术员本身也容易提高，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总而言之，要解决合作社内部矛盾，办好合作社，搞好农业生产，就要实现民主办社、走群众路线。
群众是一切力量的源泉，干部是党与群众联系的桥梁，群众是主人，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干部要站在群众之中，不要站在群众之上，这几句话望所有同志深刻体会。
那么，如何才能贯彻民主办社，走群众路线呢？
我认为主要的环节是打通干部思想、放手发动群众。
要在总结去年工作中，根据中央4月间的通知，向广大干部进行民主办社和群众路线的教育。
另一方面，也应该在适当的时机，经过充分的准备，让群众展开实际的民主生活。
满足他们迫切的民主要求，使他们畅所欲言，毫无顾虑地提出各种意见；
然后引导他们懂得如何正确地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培养他们的民主习惯。
并通过民主的教育和实践，来培养社干部的群众观点，培养他们处处关心社员群众生活，遇事与群众商量、平等待人的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
特别要干部亲自下地参加生产，与群众一起劳动，同甘共苦，生活要群众化，不要特殊化。
培养干部的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满足群众迫切的民主要求，这是实现民主办社的先决条件。
但光这样够不够呢？
不够，还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合作社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多种多样的，但最主要的制度应该是下面几种：
第1，是开好社员代表大会。
社员大会是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关，应该按期召开。
但我们的农业合作社自从去年实现高级化以后，一般规模都比较大，小的百把几十户，大的几百户千把户。
就拿百把户的小社来说，平均每户两个社员，开起社员大会来就是一百多二百人，这样的社员群众大会，只能作为宣传教育和传布决议之用，而不能靠它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必须建立社员代表大会制度，以代表大会作为社的最高权力机关。
一切重大问题都要提交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管理委员会只是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能超越社章所规定的权限，这是合作社最基本的民主制度。
生产队是合作社的基本生产单位，如果队比较大，开队员会议人数过多，也应该建立代表会议制度。
为了便于代表们能够充分发表意见，讨论问题，代表人数也不宜过多，一般社的代表人数以二三十人至三四十人为适宜，队的代表人数以十人左右、不超过二十人较为适宜。
代表人数过多，就等于开群众会一样，难于发扬民主、充分发言。
代表的成份应该具有广泛性，既要有贫农下中农代表，也要有上中农代表，既要有青壮年和妇女代表，也要有老年人代表，使他们能够代表各阶层各方面的意见。
代表候选人的名单，如何提出，据各地经验，以先从各队社员中酝酿，由一定数量的社员联名提出为好，应力求避免支部提名的方式。
支部提名应通过党员以社员资格在群众中活动，按规定人数和手续提出。
代表会召开时间不能过长，因此讨论问题不宜太多，最好一次会议讨论一个问题。
开会时要让代表们充分发表意见，正面的反面的、赞成的反对的都要讲，讲一次讲几次都可以，不要机械规定议事程序。
第2，是定期召开老农座谈会、专业座谈会，聘请有经验的老农老圃当顾问，这应该作为代表大会的补充制度。
老农一辈子种地，经验丰富，充分发挥和利用老农老圃的经验是搞好农业生产的重要条件，也是加强社内团结、减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法。
第3，是实行“统一经营、分级管理”的制度，就是目前各地所实行的“权力下放、社队分权”的制度。
这是目前各地的新创造，是解决目前合作社内部最突出矛盾（社与队矛盾、队与队矛盾、社与社员矛盾）的最好办法，也可以说是合作社的新体制。
京郊有些社实行的“三包制”和“两个指标”“超产提奖”制，正是这种新体制的范例。
所谓“三包”就是包工、包产、包成本（这个成本不包括工分，只包括种子、肥料、农具修理、农药、耕畜治疗等，也可以叫做“包开支”）。
所谓“两个指标”就是计划指标高于常年实际产量，包产指标低于常年实际产量。
京郊有些社的包产指标相当于“三定指标”，即比常年实际产量低15％—20％，这种包产指标是适当的。
有些地方还规定包产指标三年不变。
所谓“超产提奖”，就是队的实际产量超过包产指标时，以一定成数归队分红，作为奖励，京郊是二八分成（二成归社八成归队），河南、江苏是三七分成（有的地方是按照超产的比例奖劳动日，实际上也是以超产部分的七成左右奖给队）。
这是很好的制度。
由于实行“三包制”，生产队就要有一定权限，例如生产计划、技术措施、劳动定额、开支限额等虽然由社统一规定，但队要有一定机动权，以便于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这也是很合理的。
没有这种机动权，队就不好实行“三包”了。
除管理权力适当下放外，在副业经营范围上，社队也应该适当划分。
当然，增加队的权力，不要把各队变成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
有的合作社规模过大，在社和队当中设有大队，允许大队建立自己的财政系统，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成为经济核算的单位，实际上变成分社，这就大社来说，这样做是必要和适当的。
但是就多数中小社来说，让各个队都自负盈亏，就是不必要和不适当的。
超产提成，最好是折成劳动日来奖励（示范章程有这个规定），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允许超产奖励分一部分粮食。
但要注意不要使同一个社内队与队之间，相同的劳动日得到不同的报酬，以致引起队与队的不团结。
总之，“权力下放，社队分权”是一种新创造，是合作社管理上的新体制，是民主办社中的一项关键性的制度。
根据各地初步经验，实行这种制度有以下几种好处：
（一）可以大大发挥全体社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为这种超产提成可以使队员得到分红，增加收入。
过去各地也有超产提成办法，但因为超产指标和计划指标是一个指标，定得又很高，社员看到本队超产困难，看到无成可分，当然积极性就要差得多。
虽然增产之后经过社统一分配，社员收入同样会增加，但有些社员这样想：
全社几百个社员，即使增产了，分到自己名下也不过几百分之一，哪能分多少呢？
这样一想，社员积极性就不会高起来，这是很自然的。
现在包产指标低于常年实产量，超产部分又提奖七八成归队分配，社员看到有产可超，有成可提，队又只有几十户，算一算分到自己名下数量不少，这样他的积极性当然就要大大提高，这也是很自然的。
最近各地凡是这样做的社就产生了新气象，社员生产劲头很大，就是明证。
有些同志怀疑降低包产指标，超产分成，是不是会影响社的公共积累。
实际上并无影响，因为农业合作社与工厂和国营农场不同，工厂、农场实行工资制，职工每月有一定工资。
如果实行包产，又把包产指标定低了，工人除了固定工资以外又得到分成，从工人方面说是增加了额外收入，从国家方面说就要减少利润收入。
所以工厂、农场的包产指标不能定得过低，这是很对的。
但合作社则与工厂、农场不同，合作社是实行劳动日制，而不是实行工资制。
过去生产队无产可超、无成可提，社员收入是全部取之于社的包产部分。
现在社队分成，社员就从两个地方得到收入：
一是取之于社的包产部分，一是取之于队的超产提成。
如果要让队里多得超产奖励，从包产部分所得的报酬就要相对减少。
包产部分的报酬并不是固定的，而且超产部分也不是全部归社员所得，因此社的公共积累仍然不会减少。
相反，由于社员劳动积极性提高，产量增加了，社从超产中还可分得二三成，这样社的公共积累有时还可以相对增加。
所以怕分成提奖会减少公共积累的疑虑是不必要的。
（二）可以在生产管理上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江苏有些社实行“产包到队，工包到组，田间零活包到户”的办法，河南则是“组分片，户分块，大活大家做，小活自己干”，这是一种明确的按级分工负责制，是使产量和劳动质量两个责任制统一起来的做法。
这样分级管理，大家有责有权，将使一切不利于生产的问题都容易被发现，也容易得到解决。
去年有些社把整片土地抛荒了还不知道，粮食收起来放在场里霉烂了也无人过问，这就是由于社的权力过分集中，下级无责无权所产生的恶果。
（三）可以减少社干部的事务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权力下放之后，社队职权明确划分，该由社管的事向社请示，由队管的事队敢于自行处理，不再向社干部找麻烦，这样社干部的事务就可以减少很多，问题处理也可以比较及时比较合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也就可以贯彻。
社干部也就可以多抽出时间到队里去视察，并可以抽出时间参加生产，从而避免天天坐在办公室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毛病。
同时这样也就可以减少社的脱产干部，减少工分补贴，从而增加社员收入，加强干部与群众的密切联系。
（四）可以解决穷村富村、穷队富队之间的矛盾。
对富村富队原来土地比较好，产量比较高，果树比较多的，可以在包产指标上适当加以照顾，使之不致吃亏太大。
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以说服教育，他们的抵触情绪，就容易消除下来。
有些人说这是过分迁就上中农的作法，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我上面说过，富村富队收入比较大并不是剥削所得，怎么能说所有富村富队的社员都是上中农呢？
又怎么能说这是过分迁就上中农呢？
第4，建立财务公开制度也是民主办社中一个重要制度。
在这方面江苏省最近有一个新创造：
一方面从下而上地查帐，即队员选代表查队的帐，队派代表查社的帐；
另一方面，是从上而下地查帐，即由各区乡会计辅导员分片召集所属各社的会计员将帐簿带来，互相审查。
把这两种查账制度结合起来，再加上出纳员和会计员彼此分开管钱管账，就可以减少以至消灭会计混乱和贪污舞弊的现象。
这些经验可供各地参考。
三、关于耕畜的饲养管理问题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牲畜仍然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同时又是肥料和畜产品的来源，因此发展畜牧业，特别是发展耕畜是我们农业生产上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农业和畜牧业是互相依存互相支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并重、不可偏废。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些省份牲口瘦弱死亡很严重，不少地方出现人拉犁现象。
北京郊区可能好一些，但据说牲口瘦弱也是相当普遍的。
这种现象如不改变，也可能是造成死亡的前奏，因此也应十分注意这个问题，并找到解决办法。
为什么牲口发生死亡瘦弱的现象？
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草料不足，管理不善，使役过度，灾情影响，牛皮、牛肉价格太低，废牛不能宰杀等等。
但据最近几个省份情况看来，牲口瘦弱死亡的主要原因还在于饲养管理过分集中。
如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多是集中管理、合槽喂养，牲口瘦弱死亡就较多，长江以南各省如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省多是由社员分散喂养，牲口就没有死亡或很少死，而且增殖了不少。
在河南省内洛阳和信阳等专区有二十八个县牲口多分散饲养，死亡就较少，其他专区集中饲养的死亡就较多。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集中饲养还是分散饲养，是对牲口瘦弱死亡与否起重大作用的因素。
为什么集中饲养会增加牲口的瘦弱死亡呢？
道理很简单，牲口个子有高低，体力有强弱，脾气有好坏，吃草有快慢，分散饲养彼此无关，集中饲养则容易强欺弱，大欺小，吃快的吃饱了，吃慢的饿肚子，加上有些圈栏太小，许多牲口挤在一起，彼此打架，休息不足，瘟疫传染，便造成牲口瘦弱死伤；
社员为了争工分，又拼命使用牲口，这样“食少事烦”，当然就要促成牲口的大批死亡。
为改变这种情况，中央已于最近发了紧急指示，要各地立即注意，改变集中饲养，将牲口交给社员分散饲养，最好分给原主饲养，并归他使用，建立饲养使用合一制，如湖北省的五定制度（定草料、定膘、定活、定工分、定繁殖），这是挽救牲口瘦弱死亡的最有效办法。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种分散饲养有什么好处呢？
我认为好处有六：
（一）可以避免牲口打架，便于不同习性的牲口吃得饱，睡得足。
（二）可以不用全劳力来当饲养员，而便于利用老人、小孩和半劳力看管牲口，并使他们得到一定收入。
（三）可以利用群众原有圈栏，减少合作社重盖大圈栏，增加基本建设开支。
（四）牲口分散到户后，饲养户可以分头设法收集一些草料，以减少合作社统筹草料的困难。
（五）如采用饲养使用合一制，饲养户为了长期使用牲口多得工分，必然更加爱护牲口，而减少牲口的瘦弱死亡。
（六）可以避免或者减少牲口瘟疫的传染，增加牲口的繁殖率。
从以上六大好处，可以看出分散饲养是目前避免牲口瘦弱死亡的根本办法，特别是耕牛应该如此。
骡马原则上也应该分散饲养，有些地方为了使用方便，可以按一套农具所需的马匹（如二三匹或五六匹）分到一户或两户负责饲养（河南叫做分犋喂养、养用合一制），而过分集中饲养，只从便于使用出发，而不从便于保护和繁殖牲口出发，这种想法和作法总是不对的。
有些同志认为牲口已经集中饲养，现在又重新分散，是不是一种倒退现象，是不是违反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社会主义制度主要表现为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而不是个体所有制，至于生产的经营管理是高度集中还是适当分散，就要根据各种生产对象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原则是要看如何有利于生产。
现在各地牲口管理的经验，是集中不利而分散有利，那为什么一定要集中而不能分散呢？
如果因集中饲养致使牲口大批死亡，我们还坚持集中不变，那么牲口大批死亡之后，用人拉犁来耕地，影响到农业生产，这种无条件集中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哪里也不会有的，即使有也显示不了什么优越性。
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确实有一种机械观点，只能集中不能分散，只能大不能小，只能高不能低，以为这样就是社会主义，其实这是一种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按实际情况办事的最有害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观点，这种有害的观点必须加以严厉批判，使之改变过来。
四、关于肥料问题
大家知道，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条件，第1是水，第2是肥，这两个条件又是互相联系着的，要有水，下肥才有用，如果没有水利设备，遇到旱灾或者水灾，再多肥料也不能希望增产。
北方农民缺乏积肥习惯，与水利条件太差是有关系的，所以合作社要争取农业增产，应该用大力来逐步解决水利问题。
但在水利问题解决的同时必须解决肥料问题。
今年京郊减少了二千万斤豆饼，这对增产是有影响的，但国家没有这么多豆饼供应。
由于我国工业落后，短时期内又不可能大量供应化肥。
那么解决肥料的出路何在呢？
我想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自力更生，就是要下决心，充分使用人畜粪尿，这是目前解决肥料来源最实际而又是最可靠的办法。
就全国来说，我们有六亿人口，近一亿头猪，八千多万头大牲畜。
此外还有几亿只鸡、鸭、鹅、兔、羊、狗等，这些粪肥如果能很好地收集起来，再加上绿肥、杂肥、化肥，该是多么大的肥源？
就北京来说，全市有四百万人，至少有三百万人的粪尿可以收集起来，养猪三十万头，还有其他大小牲畜，而全郊区只有地二百万亩，作为二年三熟，播种面积也不过三百万亩，有这么多的人畜粪肥，这不是可以解决很大问题吗？
我认为每个人的肚子就是一个小型化肥工厂，每一头牲口的肚子也是一个小型化肥工厂。
这些小型化肥工厂天天在制造肥料。
据科学家说人畜粪尿是有机肥，可以培养土壤，化学肥料是无机肥，它不能改良土壤，久了还可能破坏土壤。
因此收集人畜粪尿便成为我们解决肥料的主要出路，这是求诸己而不求诸人的最简便最可靠的出路。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我们重视不重视，下决心不下决心。
有人说南方农民有积肥习惯，北方农民无此习惯，因此要做到这点是几乎不可能。
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在个体经济时代要做到这点确是很难的，但在合作化以后，社会条件改变了，这个可能性也就随之提高。
张郭庄社用定价收购人尿，结果很快就收集到几万斤，这个事实证明在合作化条件下要收集人畜粪尿，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望各位同志好好与各社干部研究一下，定出收购人畜粪尿的办法（要按质论价，按斤计算），并按月给予一部分现款。
如能够每个社都这样做，肥料问题就很快可以解决。
为了收集粪肥，便要大量发展养猪。
目前毛猪收购价格已经提高，农民养猪有利可图，再加上提高猪粪收购价格则得利更大。
为了解决养猪饲料问题，中央已通知各社自留地可以超过每人平均土地数的5％，某些地区可以达到10％。
因此目前大量养猪的条件已比以前好得多了。
现在主要的问题除了解决猪源、防治猪瘟之外，还必须改变毛猪统购办法。
南方不少地方农村已由“包购包销”办法改为“只购不销”办法——城市服务部门只对城市工矿负供应肉食之责，而对农村则由农业社自养自宰，国家只收购其多余部分，采购任务商定后几年内增产不增购。
这个办法很受农民欢迎，你们可以找某些社试行一下，有效后再全面推广。
这对发展养猪在目前可以说是一个主要关键。

为了拥护和平和克服德国分裂
民主德国坚决不要原子武器
新华社柏林5日电
据德意志通讯社报道：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在4月29日接见了民主德国的八位著名科学家，同他们讨论了由于原子军备的危险而产生的科学方面的问题以及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
格罗提渥向科学家们分析了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原子军备政策和宣布在西德的土地上存放原子武器而产生的政治局势。
他指出，这种情况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和造成了德国和平统一的新障碍。
格罗提渥强调说，在民主德国的领土上不存放或生产原子武器，而且在将来，任何东西都改变不了这一方针。
他要求科学家们同政府合作，提供意见，以便促进它执行维护和平和和平利用他们的工作成果的政策。
在场的科学家们一致宣布他们对政府维护和平和克服德国分裂的政策具有充分的信心。

乌克兰的春天
“苏维埃乌克兰报”编委　弗朗楚克
春天，白桦树从冬眠中苏醒过来，枝干满藏着清新而香甜的液汁。
自古以来白桦树汁就是林木茂盛的乌克兰的居民热爱的饮料。
在春天，可以在白桦树林里看到几百个挂在树上的容器，清凉的液汁经过特制的管子流注到这些容器里。
“土地呼吸了”
采集白桦树汁的时期一向也正是在春季田间工作开始的时候。
土地在春天的阳光下升起蒸发着水气的灰蓝色烟雾。
“土地呼吸了”，有经验的集体农民都这样说，并且赶紧下地。
这时候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
错过耙松秋耕地的时机，就会失掉十分宝贵的水分，也就不得不把种子撒在干燥的土壤里。
乌克兰是一个自然条件和气候差异很大的共和国。
它的最南部地区是克里米亚半岛。
这里连许多亚热带的植物都能很适宜地生长。
稍微往北一点，沿着黑海海岸伸展着广阔的乌克兰南部草原，这是生产小麦、玉蜀黍、向日葵、蔬菜、南方大麻以及其他作物的主要基地。
再往北，是森林草原地带，种植甜菜的地区。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甜菜产量占全苏联产量的75％。
再往北直到波兰和白俄罗斯的边界，那是乌克兰森林地带一望无际的大森林。
这里亚麻、马铃薯、饲料羽扇豆、蔬菜等作物都生长得很好。
西部各州位于喀尔巴阡山的东南麓，气候温和，全年雨量丰富。
这里的农业是精耕细作的，甜菜和春种作物在集体农庄轮种制中占优势，而秋种作物产量不高。
这个边疆区有丰盛的果园。
每年从这里向全国各地运出好几千车皮鲜果和干果。
共和国的这种地理环境决定着它的农业生产的多样性。
苏维埃乌克兰在这方面有点像中国。
波多利耶的农民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山岗，但是他们也和中国东北的农民一样成功地栽种西红柿、黄瓜、玉蜀黍、白菜，饲养猪和鸡、鸭。
这里顺便提一下，著名的北京鸭在我们国内也很时兴。
去年乌克兰下雪不多，天气不太寒冷。
降下的雪很快就融化了，土壤没有吸收到充足的水分。
在南部地区，当2月初暖的时候，雪就完全消失了。
土壤开始迅速地干化。
敖德萨、赫尔松、克里米亚和其他南部各州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还在2月下半月就已经开始田间工作了。
对于克里米亚，这或多或少还是正常的现象，对于草原各州就有些为时过早了。
但是，考虑的时间是没有的。
有经验的农艺师们引证了好多年的资料，得出结论：
在2月提前播种并没有危险。
像燕麦、大麦、向日葵这样一些作物可以在2月播种，即使天气暂时转寒，它们也经受得起。
这样，乌克兰南方在2月里就已开始播种早春作物。
拖拉机手等待着信号
在春天这个季节里，不能不令人回想起准备战斗动作的情景。
在拖拉机队的野营里，播种机组正在“待命出动”。
重型拖拉机业已经过许多次仔细的检查，各种联挂农具——耘土机、播种机、耙、犁也都准备停当。
拖拉机都灌满了油，播种机装满了种子。
拖拉机手和播种机手正在等候信号。
请想像一下这样的图景。
一位骑自行车的或骑马的人沿着春天的尘土飞扬的道路向机械操使者营舍驰去。
营舍里所有的人在这些天内都是过着行军状态的生活，这时从房间里跑到院子中，急不可耐地等候着。
跑来的人通知他们哪一块地已经可以开始耕作。
所有的人立刻行动起来。
农艺师、田间农作队长和机械队长，按早已编制好的计划，调动播种机组。
拖拉机开始轰鸣，联挂农具轧轧作响，于是播种机组开到地里去了。
其他的机组留下等候轮班工作。
但是这时候等待的时间已经不是按昼夜而是按小时来计算了。
赶到次日清晨，拖拉机队营舍里就将仅仅剩下统计员、女厨师和运油车，其余的人上这里来不过是为了睡几个小时的觉而已。
从春季工作开始起，拖拉机就昼夜不停地进行工作。
白天它们播种，夜间准备播种的地，也就是耙松秋耕地，进行春耕。
克里米亚的集体农庄在2月16日开始播种早期作物，2月19日就全部完成。
从播种工作中解脱出来的拖拉机被全部调去翻耕休耕地。
自从工业给农村提供了强大的农业技术设备以来，早期作物的春播工作对于乌克兰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就不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
这项工作照例是在三、四天内就完成了。
但是春天也带来了其他许多复杂的劳神的问题，一年的成就还有赖于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
去年的干旱的秋季和变化无常的冬季，对于秋播作物的成长是不利的。
而乌克兰是苏联的冬小麦生产的最重要的基地。
诚然，乌克兰现在有了一个强大的对手——生荒地。
去年光是哈萨克斯坦的生荒地就给了国家十亿普特小麦，真了不起啊！
全苏联人都为这件事非常高兴。
乌克兰的集体农民和机械操使者也都为这样的成就而欢欣鼓舞。
但是他们非常清楚，乌克兰的小麦对于祖国的粮仓并不是多余的，他们已经提出保证，今年的小麦产量将不低于每公顷一百普特。
争取小麦丰收的斗争，不仅在秋天就已开始，而且这一斗争在整个冬天，特别是在春天仍在继续着。
还在2月份，数千架农业飞机就已出现在麦田的上空。
它们在尚未解冻的土壤上撒下矿物肥料。
玉蜀黍是有希望的作物
在乌克兰玉蜀黍仅次于小麦，占粮食作物的第2位。
乌克兰种植玉蜀黍虽已由来很久，但是共和国的劳动者确信它是大有希望的作物，无论如何还只是两三年前的事。
从前玉蜀黍的播种面积不大，并且是次要作物。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后来指出了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玉蜀黍是错误的。
赫鲁晓夫同志曾亲自来过乌克兰几次。
赫鲁晓夫同志好多年前曾在这里领导共和国的党组织。
他很熟悉我们著名的玉蜀黍种植能手，他们每公顷土地每年收获五百至六百普特玉蜀黍粒和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普特青茎。
赫鲁晓夫同志终于使乌克兰的同志们信服了玉蜀黍的好处。
两年来，玉蜀黍的播种面积几乎增加了九倍。
在今年，共和国将播种玉蜀黍五百七十万公顷。
现在已经无须再宣传种植玉蜀黍的好处了。
下列一些指标已经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1954年（玉蜀黍开始大规模生产的一年）共和国每头母牛每年挤奶量为一千二百一十八公斤；
第2年增加了二百一十七公斤，而在1956年，当时玉蜀黍已成为主要的饲料，又增加了七百四十九公斤。
两年来共和国牛奶的生产已提高了半倍多，而今年将会提高一倍。
提高农作物产量，这就是我们的生荒地，是共和国农业进一步高涨的最重要的潜力。
向10月革命节献礼
今年春天在乌克兰和往年大不相同。
这是一个纪念伟大10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春天。
为了庆祝10月革命四十周年，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竞赛。
乌克兰的农业劳动者正在为提高各种作物的收获量、为肉类生产扩大一倍和牛奶生产增加一倍半而进行着斗争。
每个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农业机器站都拟定了具体计划。
这些计划中主要的是利用现有的潜力。
这种潜力是非常之多的。
我们觉得，像玉蜀黍就是其中之一。
只要采用一种措施，即播种杂交种子，收获量就会提高25％—30％。
今年在全部面积上将播种一种特别培育的玉蜀黍的杂交种子。
为此还在去年共和国就建立了数以千计的专门改良种子的育种农场。
最近，全部玉蜀黍的土壤上都将种植这种杂交种子。
乌克兰正在变为全国杂交种子生产的基地。
我们的集体农庄庄员们常常说：
“我们需要又多、又好、又省的产品。”
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向乡村劳动者提出了重要的任务：
到第6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一倍。
这就意味着，每个劳动单位的产品必须比我们现在所生产的多一倍。
1957年的春天对于苏维埃乌克兰的劳动者来说，是一个大有前途的春天。
乌克兰的劳动者正在顺利地实现着宏伟的第6个五年计划，正在对加强自己的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经济实力，对巩固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
（本报特稿　薛练柔译）（附图片）
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在苏联许多地区都用飞机从田野上空撒下矿物肥料。
（塔斯社稿　舍斯塔科夫摄）

他带来了阿拉伯人的心声
本报记者冯之丹
“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到了中国。
中国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他们有着丰富和久远的文化传统。”
这是应中国工会的邀请前来我国参加“五一”观礼的阿拉伯国际工会联合会代表团团长穆罕默德·海尔米·伊布拉罕在接见记者时的第1句话。
海尔米先生来自尼罗河畔金字塔的国度，他带来了埃及和阿拉伯人民的心声。
现在尼罗河上春意正浓，两岸的人们正在从事着辛勤的和平劳动。
我们的谈话很快就转到目前中东的紧张局势。
海尔米先生说：
“帝国主义正在中东企图恢复它们对阿拉伯国家的统治，它们力图把阿拉伯各国绑到侵略集团的战车上去。
所谓‘共同防御’‘巴格达条约’‘艾森豪威尔主义’等等这些名词，都包含着帝国主义目的。
正如我们的纳赛尔总统曾经说过的：
它们是伪装得很好的帝国主义，但是不论它们戴着什么面具，它们仍然是同老牌的殖民主义一模一样的。”
“约旦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海尔米先生停顿了一下，“我们看得很清楚，约旦事件是帝国主义干涉的结果。
现在在埃及，差不多人人都已经学会用鼻子嗅出帝国主义的气味来了。
当纳布西内阁被解职的消息一传出，在我们的国家，无论是工人，农民，任何人都立刻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海尔米先生继续说：
“不论帝国主义的诡计是如何阴险，我们相信，约旦人民的独立愿望终究是要实现的。
这几天我还读到这样的消息，约旦国王和现政府都表示要遵行阿拉伯四国首脑会议所确立的方针，这说明约旦人民的意志是不能忽视的。”
“阿拉伯人民觉醒起来了，这是最最重要的问题。”
海尔米先生把他的话题从约旦事件很容易地转到了“艾森豪威尔主义”。
他说：
“阿拉伯人民不要‘艾森豪威尔主义’，阿拉伯各国的大量的书报和电台，每天都在发出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呼声。”
说到这里，海尔米先生举了一个例子。
阿拉伯国际工会联合会的总书记卡迈勒最近就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噢，不，艾森豪威尔！”
这本书表明了阿拉伯人民、阿拉伯的劳动者不要臭气横溢的“艾森豪威尔主义”。
海尔米先生说，他不记得这本书的详细内容了，但是从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的一张漫画便能够知道作者所要说明的一切。
画上有一辆载着破瓶、破罐、旧皮鞋、臭袜子、褪了色的衣衫……的旧货车。
推车的小贩把这些收罗来的旧货沿街叫卖，但很少有人问津。
这张漫画上的旧货贩子就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海尔米先生笑着说：
“这张漫画说明，人们早就把破烂的殖民主义给扔掉了，谁都不要艾森豪威尔贩卖的什么‘主义’！”
在谈到苏伊士运河的斗争时，海尔米先生说：
“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已经获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个胜利对于全世界反殖民主义的事业也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但是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还没有结束，埃及人民今天仍然保持着警惕，以随时击败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
的确，埃及人民保卫苏伊士运河的主权是一场伟大的斗争，他们的英勇的事迹将要构成后代的历史家们所要记述的光辉的一页。
同时，从这个伟大的斗争中，人们是可以吸取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的。
海尔米先生特别强调阿拉伯各国人民和阿拉伯各国工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的团结一致。
他说，在苏伊士运河的斗争中，阿拉伯各国工人表现了这种团结的高贵的精神。
叙利亚的工人、约旦的工人、科威特的工人都曾行动起来，阻止石油流向西方。
喀土穆机场上的工人禁止英法飞机的降落。
人们清楚地记得1956年08月16日所发生的事情，阿拉伯各国工人表现了伟大的团结。
这是美、英、法帝国主义发动夺取苏伊士运河国际阴谋的第1次伦敦会议开幕的日子。
就在这一天，阿拉伯各国首都爆发了声援埃及的示威游行，以显示阿拉伯人民的团结的威力。
在的黎波里，工人们在街头示威声援他们的埃及兄弟。
在安曼，人们举着大旗，高呼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
在大马士革，数以千计的叙利亚人举行示威，并作了五分钟的默念以悼念“伦敦会议所扼杀的自由”！
在阿尔及尔的周围，阿尔及利亚的英勇的游击健儿在8月16日前后的48小时内向法国殖民军发动了七次进攻……。
团结，在他们的共同敌人——殖民主义面前，阿拉伯各国人民今天需要百倍地加强和珍视他们的团结，这就是从海尔米先生谈话中所能得出的结论。
预定的时间已经到了。
临别时，海尔米先生说：
“我们祝福中国人民胜利地实现第1个和第2个五年计划。
我们已经从‘五一’节的庆典中看到了中国人民光辉的未来。”

保军事代表团去各地参观
据新华社讯
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在北京作了六天的访问后，4日上午在杨秀山中将的陪同下乘专机离开北京，去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参观访问。

华沙举行儿童影片赛
孩子们也将参加评奖工作
本报讯
“国际儿童中心”本年度将在华沙举行儿童影片比赛。
参加比赛的影片有纪录片、卡通片和木偶片等。
各类影片都设有专门的评奖委员会，参加评奖的委员中有些是不到十二周岁的儿童。
举办儿童影片比赛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使最有趣和最富于教育意义的影片得到推广，也就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儿童电影事业。

卡萨布兰卡国际博览会开幕
摩洛哥苏丹对中国馆很感兴趣
新华社布拉格6日电
卡萨布兰卡消息：
一年一度的卡萨布兰卡国际博览会在4日上午开幕，参加这个博览会的有二十五个国家。
摩洛哥苏丹优素福为博览会剪彩。
举行开幕仪式以后，摩洛哥苏丹、首相、大臣们和许多国家的外交使节在博览会主席陪同下，首先参观中国馆，受到中国展览团团长文士桢和全体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
苏丹等在中国馆首先参观了重工业馆，在那里注意地观看了机器操纵表演。
苏丹对中国精印的可兰经、茶叶、丝绸和手工艺品表现了很大的兴趣，并且在观看关于水利、交通工程和鞍钢的高炉模型时，提出一些问题。
在同一天下午，摩洛哥苏丹在皇宫接见了参加博览会的各国展览团的负责人。
接见时，中国展览团团长文士桢向苏丹赠送了中国出版的“可兰经”和“中国穆斯林生活”各一册以及手工艺品等礼品。

参加世界足球锦标赛预赛
我足球队到雅加达
新华社雅加达6日电
中国足球队在5日到达雅加达，他们将在5月12日同印度尼西亚国家队进行世界足球锦标赛的预赛。
05日下午球队到达的飞机场特别热闹，球迷们挤满了候机室和室外的广场，争看中国球员们的风采。
在欢迎的人群中还有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和华侨总会主席等。
在印度尼西亚足球总会副主席库萨希致欢迎词后，中国足球队领队黄中致词说，他相信中国队这次前来一定能向印度尼西亚足球队员们学到宝贵的经验和技术，他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能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
他说，印度尼西亚足球队在第16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同后来获得冠军的苏联队比赛中，曾经获得零比零的成绩，这件事已经震惊了世界。
两国足球队即将举行比赛的消息在这里已经成为街谈巷议的大事，许多报纸登载了中国队的介绍和队员照片。
一个可以容纳六万五千人的球场已经改建好。
各地许多人早就打电报和写信来订门票。

在改组国民经济管理中
善于依靠群众　防止本位主义
·苏联“党的生活”论经济工作人员的党性·
新华社莫斯科6日电
苏联新出版的“党的生活”第8期的社论说，在改组国民经济管理中，必须防止地方主义，同时必须建立依靠群众的领导方法。
这篇社论的题目是“经济工作人员的党性”。
它写道，没有许多部存在，本位主义的障碍就会消除，但是不应该忘记本位主义不只是起源于部里，而且在许多环节，特别是在各个企业里都有根源。
因此，必须估计到发生地方主义的可能性。
当工业和建设的领导不放到地方上的时候，在经济区内可能出现自给自足的倾向，就是企图在本区内建立孤立的经济。
这种倾向可能表现在企图发展本区的原料基地上（尽管这样做是不合算的）；
表现在企图在本区组织各种装备和辅助材料的生产上。
社论认为地方领导人员应该关心本区的发展，但是要把人民和国家的整个利益放在前面，应当从国家的总任务出发，随时按照统一的国家计划来管理国民经济。
社论说，党不仅改进经济的组织形式，并且也改进经济的领导方法。
党性在经济工作中的一种重要表现就是善于依靠群众。
不依靠党、工会和青年团组织，不吸引广大劳动群众来管理生产，就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
我们还有一些企图采用纯行政方式的经济领导者，他们用一长制来作借口。
但是一长制并不排斥、而是提倡在领导中必须要估计和反映集体的意见。
如果企业领导不依靠工厂公众的话，必然要产生官僚主义领导方法。
这家杂志指出，苏维埃经济领导人员不仅要对下属要求严格，而且要对自己要求严格；
不仅要求别人很好工作，而且要求自己成为爱劳动、关心别人和谦虚的模范；
不应忘记交托给他的不仅只有社会主义的生产，而且还有在生产中的人。
如果厂长仅要求工人有高度劳动纪律、紧张工作，却不关心劳动的条件、工人居住条件和福利情况，那末，他在工作中党性是不够的。
真正的苏维埃经济工作人员不应当把人和生产分开，他的要求是严格的，但是他对劳动群众的要求也是十分关心的。

波兰极地科学家将到北冰洋探险
本报讯
在1957年到1958年国际地球物理年中，波兰将派出一个极地探险队到北冰洋中的斯匹次培根岛（属挪威）去进行科学观测工作。
去年08月间，波兰科学家们曾经冒着极大的危险，战胜浮冰和海豹，在这里预先建立了一个科学观察基地。
斯匹次培根岛位于北纬八十度和东经十度的地方，这里是本届国际地球物理年中要进行精确观察的地区之一。
斯匹次培根岛是北冰洋中斯瓦尔巴特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
斯瓦尔巴特群岛的整个面积约为二万五千平方英里。
其中的斯匹次培根岛一向是航海家们猎取野狐、海豹和北极熊的地方。
从十七世纪起，就曾经有人在这里试图度过北极夜，但是他们的打算最后都失败了。
即使是现在，这里也绝不能说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居住在帐篷里的观测人员需要时刻警惕着，并且需要具有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极大坚韧力。
在这里进行科学考察工作，对于波兰来说还有着另外一种重要的意义。
因为波兰现在整个领土的四分之三，都是由前冰河时期的岩层所组成的。
为了对波兰本土的地质构成作出进一步的研究，就有必要相应地研究北极地区的情况。
波兰的地质学家们早在1932年至1938年，就曾数次组成探险队深入北极地区进行了地质研究工作。
（附图片）
斯匹次培根岛上冰河裂隙

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雅罗谢维奇说
波兰第1季度经济情况好
市场平衡　货币稳定　生产增长
新华社华沙6日电
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雅罗谢维奇最近对“华沙生活报”的记者说，波兰今年头四个月在经济方面获得的成绩是令人满意的。
他认为，在这一期间的波兰经济状况中，最重要的好现象是：
维持了市场的平衡和货币发行的完全稳定；
商品粮食和工业品的生产都有相当大量的增长；
通过发展国内生产和利用经济中的后备力量解决了市场上的困难。
这位部长会议副主席指出，第1季度的工业生产总的来说显著地超额完成了任务，虽然建筑材料、化学肥料和农业机器工业没有完成计划的任务。
在农村方面，一部分农民没有完成交售定额。
农产品的收购量和在城市中的销售量的增加，是同国家大量增加了购买食品的价格联系着的。
政府为工业中的超计划生产而付出的款项也增加了。
政府决心尽一切可能来保持基本消费品价格的稳定。
雅罗谢维奇在谈到第2季度的经济发展前景时说，第2季度头一个月的生产成绩是令人兴奋的。
但是这一季度的工资和农村收入还要比第1季度增加约二十亿兹罗提，政府必须注意保持市场的稳定。
雅罗谢维奇表示希望工人继续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和改善农民的定额交售，以防止物价上涨。
他说，我们也希望增加进口商品，但是必须强调：
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来繁荣经济。
关于物价的情况，雅罗谢维奇指出，基本消费品的价格没有变动。
政府决定提高某些进口货物的价格不仅是由于全面的经济考虑，也是为了防止投机。
关于外国在波兰投资的问题，雅罗谢维奇谈到了波兰同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合作。
他还谈到，波兰已经接受了英国、法国、瑞典所提出的关于对波兰铁路电气化和建设发电站给予贷款的建议。
铁路电气化的费用（包括利息在内），波兰能够在五年内用这样节省下来的煤来全部加以偿还。

罗马尼亚贵宾访问沈阳上海
本报综合报道　以康·帕伏列斯库主席为首的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布加勒斯特市人民会议代表团4日早晨乘飞机离开北京，去沈阳等地参观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屈武和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乔洛尤陪同代表团参观访问。
代表团在4日上午到达沈阳后，曾参观了沈阳第1机床厂、东北工业陈列馆，参观了市容和工人村。
代表团5日到鞍山参观。
代表团于6日离开沈阳去上海时，辽宁省省长杜者蘅，中共辽宁省委员会第1书记黄欧东，沈阳市市长刘宝田和省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天主教界人士以及在沈阳的罗马尼亚专家等多人，曾到机场欢送。

美国对华政策害人终害己
美国人大会上许多人主张重新估计
新华社6日讯
纽约消息：
由有美国企业界、政界和科学界重要人物参加的“美国人大会”最近举行半年一度的会议，有些人在会上主张重新估计美国对中国的政策问题。
据“纽约时报”记者索耳兹伯里报道，在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组织的大会上有些人认为，美国目前对中国的政策“最后可能害人害己”，“这个政策目前不但在对中国的问题上束缚了美国的手脚，而且在对整个远东方面说来也如此”。
他们说，“如果继续力求维持现状的话，最后很可能遭到失败，其影响从美国目标的观点来看将是非常不幸的。”
这些人认为，为了最后同中国达成解决，美国的亚洲政策可能需要作“全盘的重新估计”。
“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查普曼也报道，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些人坚持，美国应该同中国政府取得“至少是部分的解决，以减少在朝鲜或者台湾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据报道，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七十五个企业界、政府和科学界的重要人物，其中包括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教授罗斯托、前马歇尔计划执行人霍夫曼、洛克菲勒基金保管委员会主席鲁斯克和前美国驻中东特使约翰斯顿。

讨论进一步改进工业管理的问题
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今天开幕
本报莫斯科6日电
苏联最高苏维埃第4届第7次会议将于7日在克里姆林宫开始举行。
这次会议受到人们的特别重视，因为它将听取赫鲁晓夫“关于进一步改进管理工业和建设的组织工作”的报告，将讨论和决定这个关系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的重大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在苏联各地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全民大讨论。
人们空前热烈地参加了讨论。
仅鞑靼自治共和国（它的人口约三百万人）就有二十万劳动者参加了讨论，其中一万多人提出了建设性的具体建议。
现在全民讨论结束了，人民的意见集中到苏维埃会议上去。
预计在这次会议上将进行热烈的讨论，然后作出决定。

郭沫若接见印数学家高善必
新华社6日讯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今晚在他的家中接见了印度数学家高善必教授。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等人。

今年第1季度美国经济的停滞
张振亚
去年年底美国经济界就担心今年年中美国的经济会发生衰退。
但是今年第1季度美国的经济现象表明，经济停滞迹象出现得比他们预期的为早。
纽约股票市场的警钟
对美国经济活动最敏感的纽约股票市场首先响起了警钟。
根据“纽约时报”所编的五十种最具有代表性的股票的每月价格平均指数计算，今年第1季度股票价格的下落幅度打破了1926年以来股票在第1季度下落的纪录。
在今年02月05日和11日的大跌价以后，纽约股票市场的交易额在3月份一直停留于1954年02月以来的最低数字，每日的交易额从未超过二百万股。
关于这种情况，“纽约时报”的金融专栏作者曾经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
“春天按照日历的时刻来到了。
但是在华尔街却太不明显……（股票）市场在最近几周中越来越像一辆有好的刹车可是没有引擎的汽车。
它虽没有从山坡上滑下来，但也爬不上山去”。
纽约股票市场上各种工业股票的下跌情况反映了一个经济事实：
美国消费品工业的不景气已经开始影响到美国生产资料工业部门。
原来纽约股票市场的跌风从1956年04月起就已开始。
工业股票去年能够下跌幅度不大，是因为电气设备、钢铁和重型机器制造这些部门的股票价格在去年企业投资景气下有所上升。
但是到今年01月，这类工业企业股票价格也开始下跌，于是引起了整个股票市场2月份的大跌价。
因此今年第1季度股票价格的下跌不是什么偶发因素的结果，而是反映了美国经济的不稳定。
生产过剩的压力
今年第1季度，美国出现了企业售货困难、批发和零售商竭力减少存货、许多工业部门缩减生产、公司倒闭数字急剧上升等现象。
所以发生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是社会消费远赶不上生产力的扩大。
1956年美国企业对新工厂和设备的大量投资，造成了去年的景气。
但结果却盲目地扩大了生产；
再加上急剧的通货膨胀，就使得美国经济中早就存在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形成了新的生产过剩的压力。
目前不仅耐用消费品企业生产过剩，而且一些非耐用消费品和同消费者不直接发生关系的工业原料部门也感受到这方面的压力。
据“纽约时报”报道，批发商和零售商因销售困难而减少进货，迫使制造商也不得不削减他们的生产。
02月份美国许多日用品工业的重要部门因此开工不足。
像纺织品和衣服、橡胶和皮革制品、收音机和电视机、以及各种家庭用品的生产指数都比去年02月为低。
很多纺织厂因存货过多不得不从3月起改为每周五天工作制，其他一些纺织厂也在裁减工人或减少每天工作时间。
电视机和家庭用具制造商早已放慢生产，以便撤清存货。
汽车商虽然想尽办法推销新产品，但是2月底积压存货仍然达到七十二万九千辆（去年06月以来的最高积压数字）。
根据最近汽车业发表的数字，今年第1季的汽车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少二万五千辆。
因此汽车业原订在第2季减产4.6％的计划，已不得不进一步改为减产1.11％。
去年就已经开始下降的住房建筑，情况更加疲塌。
02月份新住房建筑的动工年率数字跌到九十一万所，即降到1949年05月以来的最低点。
同1955年01月的一百五十万所相比，下跌近40％。
比1956年的一百一十万所也下跌了18％。
03月份更下跌到八十八万所。
这不是因为房屋需求已少，而是因为购买者买不起。
据“纽约时报”估计，目前至少有十万到三十万个需要房屋的家庭因房屋造价昂贵而被排出市场之外。
汽车业和建筑业是钢铁工业的最大主顾。
它们的减产不能不影响到钢铁业。
美国钢铁工业在去年刚刚开始了一个三年扩充计划，准备把钢铁生产设备能力的年产量增加一千五百万吨，可是实际上，今年03月却比去年同期减产三十多万吨钢。
美国最大的钢铁企业——美国钢铁公司在03月份已宣布关掉了它的一个高炉和三个平炉。
一些小钢铁公司也关掉它们的一部分平炉。
据官方发表的材料，尽管石油、化学、非电力机器制造和造纸等工业在第1季度的生产有所增加，今年第1季美国工业生产总指数仍然比去年12月下降了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倒闭数字的增加就迅速加剧起来。
据“纽约时报”透露，3月份美国公司倒闭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约20％。
由于经济状况不佳，资本家对今年企业投资已有了戒心。
1956年美国的企业投资比1955年增加了22％。
“商业周刊”曾预测今年将再提高11％。
但是最近商务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已把这个估计数字修改为6.5％。
资本家对于企业前景信心不足，是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迹象。
两个维持经济活动的因素
当然，仅是上述这些症候还不能够肯定美国的经济就会开始一次新的危机，或者说在今年以内不会再恢复上升。
这里有两个需要估计的重要因素：
一，美国整个社会的消费仍然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而且续有增加。
第1季度消费者支出的年率比去年第4季增加了四十一亿美元。
由于3月份总的就业人数又有增加，这方面的支出也还会进一步增大。
而且，目前市场的收缩，部分也同美国政府实行的紧缩银根政策有关。
在经济进一步波动的情况下，美国财政当局还可以用放松银根的办法，刺激市场购买力。
二，巨额的政府开支仍然是维持美国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
美国政府在这方面仍然有一定的回旋余地。
鉴于今年企业资本投资、房屋建筑和耐用消费品工业的不振，美国政府正在准备运用政府开支来为美国经济打强心针。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已经宣传说，如果今年各企业在工厂设备和购进原料上少花一百二十亿美元，也不会出现危机。
因为联邦政府今年将增加四十六亿美元的支出，州和地方政府也照例要增加二十五到三十亿美元的支出。
这就可以弥补上述缺口的三分之二。
此外，在经济衰退出现以后，政府还会使它的花费急剧增加。
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终究是决定性的。
几年来的企业投资热，已经使得生产力大为扩充。
社会消费虽有增长，但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远赶不上生产的增加。
一些基本工业已出现生产过剩，而且生产发展的间歇愈来愈频繁。
这些都反映了生产和消费两者之间的矛盾的日趋尖锐。
政府的政策不外是刺激资本投资的活动和为市场造成某种虚假的购买力。
它只能暂时影响矛盾的发展，其作用是有限度的，超过限度，反而会促进危机。
美国财政部长汉弗来就说过：
“在经济走下坡的时候，政府当然可以增加它的某些开支，但是这种应急性的支出必须保持于合理限度之内，并使其不致动摇人们对政府责任的信任。”
问题在于，既要以不断增加政府支出来维持市场需求，又要使这种支出保持在合理限度之内，这从过去几年的情况看来，却是一件愈来愈不容易的事情。

北大西洋集团形成“美德轴心”
英法有如哑巴吃黄连
西德舆论认为波恩会议失败
本报讯
前几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在西德波恩举行了两天的会议。
会后路透社从波恩发出的一条消息透露出英国人对于美国在西方集团中日益独断专行的情形感到不安。
路透社的消息引“观察家”的意见指出，在会议期间，毫无迹象表示美、英、法三国将恢复苏伊士事件以前的那种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举行前三国先进行会商的做法。
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和法国外交部长比诺这次都处在次要的地位。
消息还说：
法国和英国官员在被问到以后是否将恢复这种三国会商的做法时都默然无言。
北大西洋集团在苏伊士危机以前所有的那种非正式的三国领导实际上已是明日黄花了。
这个联盟已从英美法三国领导转变为“德—美轴心”。
西柏林的亲美报纸“每日镜报”3日也说，波恩会议从一开始就表现了“一种西德—美国联合阵线来对付英国”。
本报讯
据西方通讯社说，波恩方面把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公报上提到德国统一的一点看作是杜勒斯及阿登纳的外交胜利。
但是西德公众舆论却认为会议是个失败。
05月03日，社会民主党发言人抨击理事会会议并未解决“对德国人民有重大关系的任何问题”，也没有考虑到西德舆论由于核武器试验和原子军备计划而引起的不安。
西德几家重要报纸也在4日指责理事会没有提出关于恢复德国统一的任何建议。
“新莱茵报”说：
“没有任何一个代表提出关于使德国恢复统一的新努力的具体建议。
会上也没有讨论过任何计划”。
“午报”也说：
代表们“没有拟订甚至没有讨论”任何有关德国统一的计划，而“仅仅空谈德国统一的事业如何严重和如何宝贵”。
新华社6日讯
波恩消息：
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会议结束后，这个集团十五个成员国的代表在4日再度集会，讨论了关于原子核武器和导弹的新的秘密计划。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新计划规定：
在和平时期由北大西洋集团的“盟军”最高统帅（现在是美国军官诺斯塔德）掌握这类武器，而各成员国则在必要时马上就能得到核武器和导弹。
据报道，这个计划有两个目的：
一方面使美国的北大西洋集团盟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不必配备真的核武器，因为关于装备核武器的问题已经在这些国家里引起了激烈的反对；
另一方面，也能避免同关于禁止把核武器和核武器秘密交给外国的美国法律相抵触。

南朝鲜的悲剧
一家七口服毒自杀
新华社平壤6日电
汉城消息：
南朝鲜的警察今天说，在釜山有一个四十六岁的失业者用毒药杀死了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并且自杀。
在这个服毒自杀的家庭中，只剩下了这个失业者的六十九岁的老母。
这个失业者在留给他母亲的一个纸条上写道：
“我想要你和我们一起离开人间，但是我不忍下手。”

叙利亚议员补缺选举揭晓
爱国力量得胜　亲西方派挫败
本报讯
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议员补缺选举已经揭晓，支持现政府政策的候选人，击败了西方国家所支持的右派对手，从而使爱国力量在国会中增加了三席。
在大马士革选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党员、爱国的“民族阵线”候选人里阿德·马尔基击败了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右翼联合阵线的候选人西巴伊而当选为叙利亚国会议员。
马尔基获得了二万零九百二十九票；
西巴伊获得了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七票。
在霍姆斯和苏韦达两个选区，左翼候选人卡拉利布和阿萨利也都获得胜利。
德鲁士山区的选举也已结束，据说由于这里的选举是部落内部的竞争，同党派斗争关系不大。
据报道，“民族阵线”候选人马尔基的竞选纲领是全力支持埃及，全力谴责“艾森豪威尔主义”，而右派候选人西巴伊在竞选中则集中攻击共产主义，虽然他为了讨好选民也不得不表示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
里阿德·马尔基是叙利亚的一位青年律师，现年三十二岁。
他是叙利亚前陆军副参谋长阿德南·马尔基的弟弟。
阿德南·马尔基是叙利亚军队中坚决反对参加外国军事条约的爱国军官们的领袖，在军队和人民中享有很大的威望，1955年04月被帝国主义者主使的国家社会党分子刺死。
马尔基所隶属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一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反对巴格达条约，主张实行积极中立、阿拉伯团结和同埃及联盟的政策。
美联社在5月05日的电讯中承认，叙利亚议员补缺选举的结果，是“右派的一个惨痛的失败”。
实际上，也是西方国家在叙利亚的又一次挫折。
新华社开罗6日电
据贝鲁特电台广播，叙利亚外交部长比塔尔5月04日在大马士革说，叙利亚政府正在调查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边境集结的目的何在。
比塔尔告诉驻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报纸记者说：
“从有资格的人士那里得到的情报表明，陆上和海上的演习正在进行。”
他说：
叙利亚政府已经通过它驻在安卡拉的全权公使探询土耳其军队集结的目的。

埃及国家指导部长说
美国外交是谋财害命
新华社开罗6日电
埃及国家指导部长法西·拉德温在“广播”周刊发表的一篇谈话中说，“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原动力在于控制着美国人民社会生活的那种杀人和非法图财的风气。”
拉德温是在评论美国所发表的一份年度报告时这样说的。
他说，据这份报告估计，美国每天发生谋杀案三十四起，非法图财案四千起，其他罪案四千起。
拉德温说，这种杀人和非法图财的“风气”，也反映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反映在“美国的扩张军备运动上，反映在制造原子弹和氢弹这种行动上”。
拉德温说，除非找到解决西方社会生活中的这种“犯罪风气”的办法，否则人类就没有希望。
他认为，寻找这种解决办法的工作应当成为“联合国的首要责任”。

埃及选举活动开始
据新华社开罗6日电
预定在今年07月03日举行的埃及第1届国民议会选举的活动已经开始。
埃及将要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是根据1956年06月颁布的新宪法进行的。
宪法规定，一院制的国民议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五年改选一次，议员候选人由各阶层和群众团体组成的“民族联盟”提名，经全国普选产生。
议会的席位有三百五十个。
每个候选人都是以无党派的个人名义参加竞选。

奥地利社会党主席
谢尔夫当选总统
新华社6日讯
维也纳消息：
奥地利社会党人阿道夫·谢尔夫5日当选为奥地利的新总统。
谢尔夫是由社会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他并且得到共产党的支持。
在选举中，他以二百二十五万九千九百多票对二百一十六万零五百多票，击败了由右翼的人民党（奥地利联合政府中的领导党）和自由党（前译“解放党”）联合提名的所谓无党派人士登克。
谢尔夫是目前奥地利联合政府的副总理。
他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从事反法西斯的活动，战后以来一直担任社会党的主席。
谢尔夫的当选总统，使得社会党人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第3次连任总统。

师徒之间
美国第6舰队的海军陆战队杀气腾腾地在黎巴嫩登陆的第2天，英国保守党的“每日电讯报”发表评论说：
“认为热核时代已经排除了炮舰外交的人，今天上午需要再想一想。……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单是向帕默斯通侯爵模仿了一点，他把他整个儿地学了过来。”
炮舰外交本是英国的传家宝。
“每日电讯报”提到的帕默斯通（他从1809年起历任英国的陆军大臣、外交大臣和首相，直到1865年），就以执行“冒失的”和“专横的”炮舰外交而闻名。
这种外交具体表现在干涉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革命、武装侵略巴尔干和中近东国家、发动鸦片战争、血腥地镇压印度人民……。
今天，英国的炮舰外交不灵了，而插着星条旗的军舰却代替它在中东来推销“艾森豪威尔主义”了。
缅怀往事，“每日电讯报”不禁感慨系之地写道：
美国今天的做法，在英国历史上也很难找到能够与之相比的“有意用海军来达到外交目的的例子”。
但是，英国保守党人倒不是因为英国的这位青出于蓝的弟子继承了它的炮舰外交衣钵而有所惋惜。
他们公开称赞美国在中东这样做是“正确的”。
问题是徒弟挖过老师的墙角，所以有些英国人非常不平。
保守党的“每日简报”质问说：
“现在华盛顿同意不同意，艾登（进攻埃及）是对的？……在选举年中你们不能做的事情，你们在另外一年一开始就做。……这是怎么样一种奉行外交政策的方法呀！”
可是，一些比“每日简报”老练的保守党人，却不愿意提出这种大惊小怪的问题，而主张要老老实实地向自己的徒弟去再学习。
丘吉尔爵士在5月03日就打破沉默发言说：
“在我们面临的尖锐的国际竞赛中，胜利将属于拥有最灵巧的手脑的国家。
我们必须在我们落后的地方迎头赶上；
我们必须在我们领先的地方继续跑在前面。”
看来，师父和徒弟之间，斗法还会越来越尖锐。
　（平）

意大利十万邮电工人罢工
新华社6日讯
罗马消息：
意大利全国十万邮电工人从5日午夜起举行七十二小时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这是今年以来邮政工人举行的第3次罢工。
这次罢工是在意大利总工会、基督教民主党的“意大利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的“意大利劳工联盟”三个工会组织联合号召之下举行的。

日本警察逮捕教职员工会干部
全国展开抗议运动
本报综合报道　日本警察逮捕佐贺县教职员工会干部的事件，引起了全国性的抗议运动。
04月24日，日本警察对佐贺县教职员工会本部、支部、分会和工会执行委员的住宅等四十二处进行搜查，逮捕了书记长等十名工会干部。
警察方面的借口是：
佐贺县教职员工会在2月中旬为反对解雇而进行的“请假斗争”，违反了“地方公务员法”。
今年春天，日本各地职工为改善生活、保卫民主权利，进行了大规模的统一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采取了暴力镇压的手段，它先向国营铁道工会挑战，要处分铁道工会干部，但碰到了坚强的抵抗，迟到今天未能得手。
于是改变计划，先向一个县的教职员工会开刀。
这一暴行发生的当天，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就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号召全体工人对反动势力，予以反击。
第2天，反对日本政府镇压春季斗争的对策委员会，决定立即展开抗议运动，并派遣调查团前往佐贺县支持他们的斗争。
日本教职员工会已经采取紧急措施，决定于5月05日在佐贺县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掀起抗议运动。
九州各地的教职员工会五十四万会员，已经行动起来，组成了支援体制。
目前，全国性的抗议运动正在展开。

治疗子宫颈癌有新法
据新华社6日讯
圣路易消息：
美国癌症协会最近宣布一种试验结果良好的治疗子宫颈癌的办法。
子宫颈癌是妇女患的癌症中最常见而且死亡率极高的一种。
治疗的办法是把胶体悬液的放射性金注射到子宫周围松软的组织，把镭丸子放进阴道和子宫颈里，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两个月之后再把子宫和连接着的淋巴结节用外科手术割除。
对割掉的组织进行检查的结果表明，放射性金已经播散到淋巴腺里去，追上从癌里逃出去的癌细胞并且把它们消灭掉了。
研究人员的报告说，比较初期的子宫颈癌的患者在接受这种疗法之后有75％的人在三年到六年之内没有复发过。

约旦当局继续排除异己
本报讯
安曼消息：
约旦当局5月05日宣布对公务人员实行清洗。
约旦首相哈希姆在给政府各部门发出的通知中说要解除那些“不到职”的公务人员的职务。
据法新社说，免职的对象显然是那些在约旦政治危机期间离职和“被扣押的公务人员”。
另据约旦政府的一项公报说，内阁已决定使自己有权免去任何高级公务人员的职务，各部大臣们也被授权可以“清除参加政党的人员”。
约旦内阁还下令取消国家社会党、共产党、阿拉伯复兴党和全国阵线等爱国政党机关的执照，解散了阿拉伯学生大会，并决定封闭被解散的各政党所办的五家周刊。
与此同时，约旦陆军代理参谋长、支持侯赛因国王的贝都印人马贾利被任命为参谋长。
约旦首都安曼的警察奉令镇压示威的爱国人民，受到群众的反击。

美国第6舰队部分舰只离东地中海
新华社6日讯
驶入东地中海干涉约旦局势的美国第6舰队的一部分舰只已经在5月04日开往西地中海。
这支舰队的两栖部队和一些护航舰仍然留在东地中海。
包括“福莱斯特尔号”航空母舰在内的二十多艘西调的军舰是去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绿轴”演习。
据合众社记者柯林斯从“福莱斯特尔号”的报道说：
“无论如何，如果爆发另外一次危机的话，它（第6舰队）离开中东不过一天多一点的路程。”

老当益壮
英国契斯特郡有一个由老年人组成的足球队，全队十一人年龄合计为七百岁。
队员都是儿孙绕膝的人。
不久以前，这个足球队曾邀青年足球队举行友谊赛，他们照章坚持进行了九十分钟的比赛。
最近三个月以来，他们不断地利用周末以及每周两三个下午进行练习。

英国人民举行“五一”节示威
禁止氢弹呼声响彻云霄
意挪两国和平拥护者反对试验核武器
新华社伦敦6日电数以千计的伦敦居民昨天在5月的第1个星期天举行“五一”节示威，要求停止氢弹试验和取消美国在英国的原子弹基地。
游行者高举着彩色旗帜、标语以及巨幅漫画经过伦敦中部的街道，进入海德公园，在那里，共产党和工党分别举行两个群众大会。
游行的人们唱着歌并且高呼口号：
“禁止氢弹”、“保守党必须滚蛋”、“让各个殖民地的人民独立”、“同各国人民和平友好”。
成千上万的人向他们鼓掌欢呼。
英共总书记高兰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他主张麦克米伦到莫斯科去同布尔加宁会谈，他说，如果苏英两国联合向美国提出结束各种试验的建议，那就会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公众压力，使美国无法拒绝。
这将是消除原子核威胁的开端。
大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讲话的人一再为掌声和欢呼声所打断。
另一个群众大会也吸引了大量人群。
工党议员卡拉汉在会上说，“为了人类的前途，世界上的政治家不应当再在控制氢弹和裁军问题上拖延了”。
英国工业中心格拉斯哥在4日举行了六年来第1次的“五一”节联合示威。
在那里，工会会员、工党和共产党党员并肩游行。
运输与不熟练工人工会总书记弗兰克·卡曾斯在联合群众大会上讲话，谴责制造和试验氢弹。
他重新提出了英国职工大会最近提出的把造船业和机器工业收归国有的要求。
在其他许多地方举行的“五一”节示威，最引人注意的口号也是要求停止试验氢弹和禁止氢弹的口号。
工党议员安奈林·比万5日晚上在里丁的“五一”节大会上讲话，表示反对氢弹试验。
他说：
“无论什么武器，只要是同时又是自杀武器，就不可能成为外交武器。”
英国和平委员会5日发出呼吁，要求全国人民在反对试验氢弹的请愿书上签名。
新华社6日讯
据塔斯社罗马5日讯：
“团结报”报道：
意大利的和平拥护者正在开展一个反对原子军备，争取立即停止试验热核武器的宣传运动。
在米兰、热那亚和都灵等地，都举行了地区性会议，会上讨论了反对原子军备竞赛的许多问题。
热那亚市和热那亚省的和平拥护者还在居民中散发了一本小册子，里面有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宣言和科学家反对原子武器的声明。
在波伦亚、弗利和拉温那，抗议制造和使用原子武器的传单也正在居民当中传播。
新华社6日讯
奥斯陆消息：
挪威已经开始了一个反对原子武器试验的签名运动。
这个签名运动是自由党的“日报”在2日发起的，目的在响应施维泽尔博士不久前在奥斯陆广播电台发出的号召。
仅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在3日就有六千人在反对原子武器请愿书上签了名，在4日和5日又有几千人签名。
这个运动还要在全国各地进行。

英雄的人，光辉的旗帜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战士，在光辉的旗帜下英勇地斗争着。
这旗帜象征着阿尔及利亚人民坚决反抗法国殖民主义压迫的伟大传统。

不要害怕唯心主义
洪谦
作者认为不需要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领导，因为这样会使非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一种思想上的顾虑”。
自从党和政府提出“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之后，许多人都害怕唯心主义的“逆流”行将在学术思想界重新掀波作浪，因而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中的领导地位。
这种论调在这个学术方针开始实行的时候，最为普遍，一直到今天也还有听到它的机会。
我们还记得主张这种看法的同志们过去和现在还是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
“百家争鸣”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与西欧文艺复兴时代的自由学风根本不同，这个争鸣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之下进行的。
这种对于“百家争鸣”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不过是不是有需要在这个提倡“百家争鸣”的过程中那样过分强调地提出来呢？
因为这样过分地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根本不需要；
他们不了解这一点还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者么？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者则会产生一种思想上的顾虑，就是说：
党领导上一方面要我们争鸣，一方面又害怕我们毫无顾虑地争鸣；
因此原想大鸣的，则变为小鸣，原想小鸣的，则变为不鸣了。
唯心主义思想虽然是一种“逆流”，但并不如人所想像的那样可怕。
世界上凡是可怕的东西就是形影不明的东西，鬼怪之所以令人害怕乃是因为它无形无影，因而我们可以将一切最可怕的形象加在它的身上，所以令人愈想愈怕，如果鬼怪的原形能够毕露出来，我们大家都能见怪不怪，对于唯心主义思想的害怕也是如此（何况唯心主义并不是鬼怪），如果将某种唯心主义思想加以揭露，我们也会不那样杞人忧天了。
在北京大学这一年来开设了若干关于唯心主义方面的课程。
金岳霖先生主讲的罗素哲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金先生这门课初开讲的时候，课堂都挤得满满的。
旁听的人超过选课的人，听说还有来自远地的。
唯心主义哲学的吸引力实在是有点逼人了。
有一天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领导同志和我谈到这门课的教学情况，我说唯心主义课程这样繁荣的情况是不会久的。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一套“细致的理论”对于一般没有这一方面的哲学基础的人，是不会一下就深入进去的。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一些论点从它的整个体系来说，自有它的理论上的意义（例如在罗素哲学中所谓“法国皇帝是个胖子”这个论点），但是孤立地来看则是荒唐可笑的。
然而这种荒唐可笑的论点正是某个理论主要之点，因此对于初听这种课程的人如果没有高度的忍耐性是会生厌而不能坚持下去。
事实果不出我所料；
这门罗素哲学课程的繁荣状态不久就成为过去了，有些人以前对于罗素哲学所抱的幻想并没有得到实现，相反的，我听到个别人说：
罗素费了那些大的力量，用了那么多的数理逻辑的理论来证明法国皇帝是不是一个胖子这个命题，这是什么哲学呢？
这种哲学不是“玩物丧志”又是什么呢？
我在数周前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和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讲了二次关于马赫的哲学思想。
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哲学研究所的领导同志们很久以前就要我作关于马赫的报告。
我总是再三地推辞。
我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对于马赫过去没有好好地研究过，恐怕讲不出什么东西来，但主要的原因，还是我思想上有些顾虑，我认为这样公开地讲马赫的哲学思想，宣传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对于当前思想界没有什么好处。
但是以我事后所了解的情况来说，并没有人认为马赫的哲学思想有比唯物主义优越的地方，马赫的哲学才是“科学的哲学”。
多数的人都认为，通过对马赫的更多了解，对于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批判马赫主义哲学之点就会感到愈加正确而有力。
就以我个人来说：
自过去受了佛兰克教授（即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批评过的佛兰克教授）的影响，对于列宁这本书的估价不是那样正确的，现在我通过准备讲演稿的过程，对于马赫的哲学思想比较了解多了一些，因而愈觉得列宁在该书内对于马赫的要素学说、思维经济原则以及唯意志论诸点，都是深中了马赫哲学的要害；
愈觉得列宁这部书不仅是具有政治斗争的著作，而且是富于高度学术性的著作。
我认为我们对于唯心主义的“逆流”似乎用不着害怕；
因为事实告诉我们：
“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提出后这半年多时间以来，唯心主义这个“逆流”并没有动摇学术思想的唯物主义基础，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中的领导地位更没有半点成为问题，这是事实。
事实胜于任何的雄辩。
我也认为非马克思主义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的。
经过“百家争鸣”可以将非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渐渐地接近，使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渐渐地增多。
但是这要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开诚相见，绝不是任何政治力量或行政命令可以达到目的。
我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会害怕唯心主义的，正如我们社会主义和平阵营之不害怕帝国主义国家的原子弹导弹一样。
畏惧就是表示心虚胆怯；
唯物主义是无任何理由害怕唯心主义的。
总而言之：
继续放手，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将过去几年来为教条主义，主观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所窒息的学术空气挽救过来，才能为未来的灿烂光辉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开辟道路和奠定基础。
我们应该真诚地拥护党和政府所提出的这个“百家争鸣”的政策，坚决地响应毛主席所指出的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伟大号召。

对4月22日本报“编者注”的意见
南开大学教授杨志玖先生来信，对本报编者4月22日在雷海宗先生发言后面所加的注表示不同意。
我们现在把他的意见发表出来供大家讨论。
　——编者
编辑同志：
读了4月22日人民日报第3版雷海宗先生的发言和编者注，我不禁有许多话要说。
虽然我的理论和业务水平都很浅薄，我仍要鼓起勇气来写出我的感想，向贵报请教。
在4月21日第7版的编者按下，你们已提出对雷先生的看法不能同意，这就给我一个印象：
雷先生一定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了。
但看了22日雷先生的发言和编者注，觉得贵报对雷先生的批评和雷先生的原意并不相同。
雷先生说：
“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
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说，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
这几句话我们要平心静气的想一下，它所指的显然不是说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发展。
在关于革命问题上，列宁、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都发展了很多，“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我们能想到雷先生不知道吗？
既然雷先生知道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而仍说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1895年，我们应该想到：
雷先生一定是另有所指。
事实上，在简短的发言里，雷先生已说出是关于世界史方面的问题。
雷先生是学历史的，在历史科学方面（特别是古代史方面）说1895年以后没有什么发展并不是过甚其辞。
雷先生提出这点来，正是要我们注意掌握资料，用丰富的资料来补充发展马恩所创始的历史科学，而不要以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把历史科学研究透了，用他们的原理和结论就可以代替历史科学的研究。
这对于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独立思考和刻苦钻研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比起硬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原理和结论来套在中国历史上的作法（这种例证是很多的）无疑是更有益的诤言。
28日雷先生的来信中对这点说的更清楚些，但我们从22日的发言里也可以看出。
当然，雷先生的发言，也许使人觉得1895年后历史科学的停止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停止发展，有
“以一概全”的毛病。
这当然不是雷先生的本意，我们不应“以辞害意”。
假定真是以一概全，那当然应该讨论和批评。
但那决不是雷先生谈话的重点。
我们应该肯定他的主要的地方。
也许我对于“编者注”的精神实质体会不够，所以我对于编者的话不能同意。
应该承认，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年来的学习，一般人对马克思主义已有初步认识，不会因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发展而受到什么坏的影响；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情况，理解虽不深刻，但一般常识还是有的。
这一来，我更不能体会编者注的意思了。
所以我这些话可能全是误解，希望得到指正。
杨志玖

座谈“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北京医学家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
本报讯
05日，在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北京的二十多位各科医学专家结合医学会的实际工作讨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有几位专家提出北京医学界学术研究工作不如上海、天津等地活跃，是因为有些专家担负其他工作过多。
北京医学院院长胡传揆说，有些工作要发挥青年人的力量，或采取分工、轮流等办法解决时间问题。
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也提出应多给专家时间从事学术工作。
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主任金宝善说，医学科学工作者应结合工人、农民的需要开展工作。
过去组织过关于高血压病、糖尿病的学术座谈，他认为这些病并不是我国当前最重要的疾病。
金宝善在谈到中医问题的时候说，祖国医学遗产中肯定地有许多精华，今天我们应把它作为文化遗产来研究、学习，不能作为现代医学科学来接受，不能讲有疗效就是科学。
他说，卫生部提出过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疗效在90％以上，这个定论太早了些。
金宝善和中医研究院中医师黄竹斋都提出中西医应互相学习。
有几位专家都提到了卫生部的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
胡传揆说，医学院临床教学基地——附属医院的床位少，不够用。
他曾多次找卫生部要求解决，卫生部一直拖延，这就影响了学生学习质量。
北京中苏友谊医院分院放射科主任汪绍训说，关于放射人员的保健问题也曾提出多次意见。
由中华医学会转给卫生部，卫生部却置之不理。
金宝善提出医学科学专家应参加卫生部工作，这样解决问题才能细致、深入，不要只是有问题才找专家开开会。
专家们还提出中华医学会的方针任务不够明确，没有把主要力量放在学术工作上，今后应以学术活动作为中心工作，推动全国医学科学研究工作。
中国协和医学院内科学系主任张孝骞说，目前全国医疗工作质量很低，没有统一的医疗制度。
中华医学会应设医院管理学会，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这个会是由中华医学会会长傅连暲主持的，他在讨论会结束时说，还要继续召开这类讨论会。
（安仲皇）

我国农业科学家的荣誉
俞大绂等当选苏联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
本报讯
我国优秀的植物病理学家俞大绂、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和小麦选种学家金善宝，在苏联列宁农业科学院5月04日的会议上，被选为该院的通讯院士。
该院的院士和通讯院士共计一百五十名。
俞大绂几年来进行了植物病理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也结合生产进行了许多防治农作物病害的研究工作。
目前他正在进行关于谷子的红叶病的研究，同时是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的教授。
罗宗洛几年来一直进行关于植物水文生理的理论研究。
这项研究对于植物的抗旱、抗涝有重要意义。
他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
金善宝的小麦选种研究工作一直是结合实际进行的。
他选出的“南大2419号”小麦优良品种，在长江流域一带已经被三千多万亩农田采用，并且普遍得到增产。
目前他正在进行“中国小麦的分类”和“小麦生态类型的研究”两项工作，他还担任南京农学院院长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的工作。
在这以前，我国水稻学家丁颖和真菌学家戴芳澜已经当选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农业科学院的通讯院士。
丁颖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
戴芳澜是中国科学院真菌研究所所长。
他们五位都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的学部委员。

破浪前进
锺敬文
作者指出：
陈沂、陈其通文章中的错误思想，是有代表性的；
文艺家科学家要鼓起勇气，除去路上的障碍物。
去年夏天，党中央一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全国文艺界、科学界的广大人士马上就回报以雷响的鼓掌声——真正从各人心坎发出的声音。
可是，这个明智的、适时的文化方针，并不是什么人都高举双手欢迎的。
对于某些领导同志，它就不怎样适合胃口。
他们心里怀疑，或者干脆不赞成，当然他们不会在公开的地方直率地说出来。
他们的想头是，这种方针实行起来，对于那些文艺家、科学家是会有好处的，可是对于党有啥好处呢？
（他们是这样把党和广大知识劳动者的利益截然分开的！）
在工作上，还要给他们带来许多麻烦。
简单命令的作法不行了，唯我独尊的想法要改变了。
在许多地方，要商量，要讲道理，要自由竞赛。
这不但麻烦，简直是太困难了！
老一套有什么不好？
何必自讨麻烦！
何必自寻苦吃！
有的领导同志忧虑更大。
他们想，这样一来，就像决了黄河的堤防，那混浊奔腾的河水即刻会泛滥成灾！
多年来辛苦得到的革命成果，就要这样被摧毁了！
多可伤心！……
由于这类思想的存在，他们自然不会尽力去推行党中央促使文艺、科学繁荣的有效方针。
他们对它采取冷淡或抹煞态度。
即使群众提出诚恳的要求，他们也不妨用“不理”了之。
这种情形，不一定很普遍，可是，也不会只是个别的。
我们知道，有些高等学校，在陆定一部长的报告发表后半年中，就没有作过比较认真的宣传工作，没有努力采取有效的措施去促进这个方针的及时实现。
反之，在某些方面，有的负责同志倒表现了跟这个方针的精神相背的态度，不愿意群众表示意见，对于那些广大群众有不同意见的问题，作了专断的决定。
我们又知道，有些报刊的编辑人，仍然随意排斥那些不合自己成见的稿件。
他们对于文章的内容和体裁等，有许多非常狭窄的框子。
你的作品如果镶不进去，就算你活该倒霉了！
事例不能尽举。
总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虽然由党中央提出了，广大的知识界也表示了衷心的拥护，可是，在实行上并不是那样一帆风顺的。
至少，在某些部门，它好像水里的月亮，看得见，捞不上。
陈沂、陈其通诸同志文章中的那些错误思想，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那决不只是他们几位同志所专有的私产。
他们的背后是有着广大“群众”的。
这些“群众”里有些人的意见，比他们几位的还要激烈得多，不过没有在“人民日报”或“学习”杂志上公刊出来罢了。
正因为这样，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于这个关系着整个国家文化生活的方针，不能不反复加以阐明，去唤起全体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进一步的注意。
毛主席在几个重要的会议上都讲到这个问题。
他思深虑远，语重心长。
他不但精确地说明了这个方针的深远意义，也中肯地批评了那些“左”或右的错误意见。
千千万万的文艺家、科学家，在直接或间接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之后，都更一次深刻地感到我们国家有着一个怎样智慧高迈的首脑部！
感到这个首脑部怎样在每一个时刻里注视着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动静！
怎样在每一个时刻里关心着广大知识分子的心情和命运！
他们都决心要进一步改造自己，以便更好地为祖国服务。
其中有不少人在下决心的同时，眼里还噙着感激的、欣喜的眼泪。
一两个月以来，我们也看到某些机关的领导工作有了明显的变化。
在那些机关里的领导同志，平常忽视群众的意见，甚至于忽视了群众的存在。
但是，在最高国务会议以后，特别是在党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后，这种情形有了急遽的改变。
他们倾听群众的批评和建议。
即使是很细小的问题，也加以注意和处理。
自然，这还不过是一个开始，是一朵将要盛开的花的蓓蕾。
可是，它显示了那些领导同志对于党中央政策的重视，同时也就表明了他们对于人民事业健旺的责任感。
这种勇于迁善的态度是值得表扬的。
可是，遗憾的，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些情形。
有些机关里的领导同志，对于毛主席一再苦口婆心的讲话，没有什么积极反应。
他们自造的恐惧心理还相当坚固。
据说，有的负责同志，竟承认目前“齐放、争鸣”已经达到应有程度了，今后的问题只在于怎样善后。
这种对现状的估计，是跟毛主席的估计，跟我们大多数人的估计不同的。
因此，当然他们在实际上决不会作出符合毛主席指示的事情来。
目前，在有些地方，我们还分明可以看到那种以个人或少数人并不可靠的意见去代替广大群众意见的作法。
近日学术界、文化界的情形，如果借一句唐人诗句来形容它，也许可以说是“东边日出西边雨”。
这使我想起不久之前，在讨论毛主席讲话的一次会上，某些富有见识的同志的发言。
他们说，关于“齐放、争鸣”的道理，毛主席说得再好没有了。
问题在于往后下面负责同志在实际工作上的贯彻！
说话的时候，他们的脸色虽然是愉快的，可是多少带着一点忧郁的表情。
当然，从我们国家的整个形势看来，这个方针迟早是必然要贯彻的！
我们不用怀疑这点。
可是，也不能够无条件地乐观。
因为像前面所提到的，不是直到今天，还有人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主张不感觉兴趣么？
而这些同志又往往是坐在领导的交椅上的。
这就难怪有些人在明朗的希望中要夹着一丝阴影了。
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坚持这个方针的。
他们也将用一切力量为文艺界、科学界创造“齐放、争鸣”的条件。
而党内外无数明智的负责同志也必然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这是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的，也是最足依赖的。
但是，要贯彻这个党的文化方针，还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尽力。
当事人的文艺家、科学家自然有他们应尽的责任。
而坚持为真理而斗争，就是他们所负责任中很重要的一点。
大地虽然已经回春，有时还不免来一阵阴寒或小雪。
要彻底执行党中央的方针，在某些地方是还会遇到阻力的。
碰到这种情况，文艺家、科学家们就必须根据党的指示，鼓起道德的勇气，不屈不挠地争取它的实现！
一定要除去那些横在路上的障碍物，使真正的文艺、科学能够顺利地前进！
毛主席在党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谆谆勉励大家，要有仁人志士之心，为了搞好国家的事情，不应该害怕什么。
他还举出了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学者章太炎的英雄榜样。
像毛主席别的许多发言一样，这段话也是非常富于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
没有大勇，就不容易产生伟大、真实的艺术和科学——这是历史所教导我们的真理。
从创作和研究本身上说是这样，从争取有利于创作、研究的条件上说，也是这样。
在我们的新社会里，尽管暂时还存在着某些跟真理敌对的力量，但是那些使真理的坚持者成为悲剧主人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时代的章太炎，无疑将是幸福的。
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智慧的灯塔，永远照耀着我们乘风破浪前进！

“科学普及工作”创刊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已经决定创办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
这个刊物定名为“科学普及工作”，它的创刊号5月05日在北京出版。
这个协会的会员已经发展到二十一万多人。
他们都在不同的科学技术岗位上，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这个刊物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协会的各项方针和任务，动员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积极从事科学技术普及工作。
这个刊物除了经常报道有关协会工作方面的理论性文章以外，还经常报道群众对协会的要求、示范性的讲稿、形象资料、通俗科学读物等宣传资料的评介，以及国内外科学普及工作的动态等。
（新华社）

要做好先生必须先做好学生
清华大学副教授　李欧
作者在这里谈到了高等学校教师接触工农和自我教育的问题
毛主席最近的两次讲话，对知识分子，再一次明确了方向和任务。
我的体会是：
要求知识分子做一个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的小学生，要继续培养工人阶级感情，要和工农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彻底改造知识分子的非工人阶级思想。
同时又要求知识分子，做一个人民的勤勤恳恳的好先生，通过所从事的文学、教育、科学、艺术等工作来教育人民，向人民宣传马克思主义。
事实证明，知识分子和工农直接接触，得益最多。
过去有不少参加过土地改革的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的认为那是自己思想改造的第一堂生动的大课。
前些日子，几位新回国的教授参观东北鞍钢等地，看到工人的忘我劳动以后，也谈到它增强了自己的思想动力。
因此今后根据情况，组织知识分子下乡下厂，有些到农村工厂安家立户一个时期都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高等学校的教师有一定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任务，因此不可能大批的长期的下乡下厂。
我认为提高教师的思想水平，就要尽量利用现有环境，结合经常工作来进行。
以高等工业学校的教师为例，就可以利用生产实习和科学研究工作，多和工人接触，向工人学习。
每年高等工业学校教师，都有两三个月的时间，领导学生到厂矿进行实习。
过去有许多教授、讲师实习回来，思想觉悟有所提高。
许多同志都以和工人共甘苦为荣。
但是据我了解，也有的同志不主动和工人接近，或时间匆促，不可能和工人深谈。
在这方面，我建议生产实习中教师要主动接近工人，另外给教师一两个星期时间参观和深入工人生活，并且建议将参加生产实习的范围扩大，根据条件吸收一些基础课教师及政治课教师参加。
高等工业学校有些科学研究题目是和厂矿合作的。
这些研究工作，如果有条件，也可以拿到厂矿去作，和工人多商量，和工人熟悉亲密起来，彼此就可以交流感情，巩固知识分子为工农服务的观点。
高等学校的教师要做人民的先生，首先要全面关心和教育在校的学生。
过去有些教师只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指导学生的业务学习，而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理解为是党、团组织和政治课教师的事。
这样了解，是不够全面的；
它也应该是全体教师的共同责任，因为教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
尤其是目前，在部分学生中有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譬如有些学生愿意做专家但不关心政治；
过分强调理论而轻视生产实践等。
教师在这些方面就要“以身作则”的来影响学生。
清华大学刘仙洲副校长和张光斗教授，结合学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部分学生进行过座谈，对学生帮助就很大。
更重要的是教师从教育学生工作中，也提高了自己。
在高等学校里，教师之间，还可以互为先生。
通过集体活动，互受教育。
譬如教师适当的参加一些校内校外的社会工作仍是必要的。
目前有些教师对参加社会工作有不正确的看法。
尤其是向科学进军口号提出来以后，片面理解这口号的精神，对全面工作关心不够。
认为做社会工作没有出息，浪费时间，其实在今天社会大变动时期，各个阶级对待这一变动都有不同的反映，而通过作一些社会工作，研究分析并解决某些思想问题，不但教育了别人，而且教育了自己。
当然，也不能因为做社会工作而严重影响教学或科学研究工作。
依我看来，今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更要主动，加紧。
知识分子不但要投入目前建设的高潮中，同时也要十分警惕不要回到以前知识分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老路上去。
要做人民的好先生，必须先做人民的好学生，也就必须多面向工农群众，面向实际。
知识分子的春暖花开时节，很大程度上是靠自己的虚心热情所孕育出来的。

九十九家争鸣记
穆旦百家争鸣固然很好，九十九家难道不行？
我这一家虽然也有话说，现在可患着虚心的病。
我们的会议室济济一堂，恰好是一百零一个人，为什么偏多了一个？
他呀，是主席，单等作结论。
因此，我就有点心虚，盘算好了要见机行事；
首先是小赵发了言，句句都表示毫无见识。
但主席却给了一番奖励；
钱、孙两人接着讲话，虽然条理分明，我知道那内容可是半真半假。
老李去年作过检讨，这次他又开起大炮，虽然火气没有以前旺盛，可是句句都不满领导。
“怎么？
这岂非人身攻击？
争鸣是为了学术问题！
应该好好研究文件，最好不要有宗派情绪！”
周同志一向发言正确，一向得到领导的支持；
因此，他这一说开呀，看，有谁敢说半个不是？
问题转到了原则性上，最恼人的有三个名词：
这样一来，空气可热闹了，发言的足有五十位同志。
其中一位绰号“应声虫”，还有一位是“假前进”，他们两人展开了舌战，真是一刀一枪，难解难分。
有谁不幸提到一个事实，和权威意见显然不同，没发言的赶紧抓住机会，在这一点上“左”了一通：
“这一点是人所共知！”
“某同志立场很有问题！”
主席说过不要扣帽子，因此，后一句话说得很弯曲。
就这样，挨到了散会时间，我一直都没有发言，主席非要我说两句话，我就站起来讲了三点：
第1，今天的会我很兴奋，第2，争鸣争得相当成功，第3，希望这样的会多开几次，大家更可以开诚布公……
附记读者，可别把我这篇记载来比作文学上的典型，因为，事实是，时过境迁，这已不是今日的情形。
那么，又何必拿出来发表？
我想编者看得很清楚：
在九十九家争鸣之外，也该登一家不鸣的小卒。

“应该让别人说完”
弗先
我从早年就自以为很聪明，而且喜欢卖弄卖弄。
卖弄的表现之一，就是听别人发言时，往往听了三五句，就猜测他的下文，打断他的说话：
“你不要说下去了，我知道你的全部意思了”，并且立刻表示赞同或反对。
这习惯，直到1941年底，才开始有意识地改变。
1941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表演说，其中有这样几句话：
“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
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
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
不知怎的，当我在报纸上读到这几句话的时候，立刻发生了一种真正是“恍然大悟”的醒悟，对自己的那个坏习惯进行了检讨。
我系统地回忆、总结了一下，发觉自己的不给别人说完话的机会的习惯，有几种后果：
第1，我猜测别人说话的下文，当然也有对的，但也有猜错的，这双方的百分比虽然无法算出，重要的是确实往往猜错；
第2，即使猜对了，也只是一个大体，没法知道对方下文的细节和对方思想情绪的深处；
第3，即使完全猜对了，但人总是喜欢把自己的话说完的；
我自己就是这样，要是别人打断我的说话，心里就不高兴；
所以，我想到，我的打断别人的说话，一定伤害了许多人的感情。
因此，我又发觉，过去我对于有些人的对我的反感，找不到原因，就是没有从不让人说完话这个方面去找的缘故。
毛主席的那几句话之所以在那时候照亮了我的心，在我自己方面，也是有“内因”的：
第1，我已经在较复杂事情上由于卖弄这种聪明而吃过许多苦头；
第2，在自己与好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他们的耐心倾听的态度，已经受到一些启发；
特别是1938年陈云同志同我的一次谈话的态度，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简直闭目凝神，听我说话，有不清楚的地方，还不断地问；
第3，那时我对辩证唯物主义，已经有某些领会，知道辩证法使人聪明，“举一反三”，“闻一知十”，但必须以唯物主义的老实态度为基础；
毛主席说的“应该让别人说完”，也就是自己听完，听清楚，听完全，听确实，这就是唯物主义的精神。
大凡真正知道了自己的病症的人，一定肯吃药，对药也有信心，病也容易好，所以，我在1942年以后，这个坏习惯，是根本改过来了，同无论什么人谈话，能做到先让他说，听他说完，在会议上，虽然不一定做记录，但无论什么人的发言，总认真倾听，一字不漏。
所以，凡是别人说过的话，后来也一直记得，忘不了，别人因而错认我的记性特别好。
在我的修养中，这要算是有长进的一条，但可惜，这样的长进并不多，所以，整个说来，我还是落后的。
例如，自从我改变了自己的习惯以后，对于别人，特别对于那些领导人，大干部，不倾听别人的话，在别人讲话的中间乱插自己的不相干的闲话，而且，在别人讲了三五句话以后就作结论，这种作风，我感到不能容忍的厌恶。
这不能容忍的厌恶也是我的落后之处：
窄狭和偏激。
因为毛主席的“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曾与自己发生这样一点（虽然只有一点）密切的联系，所以，我常常翻阅这文章。
最近又读了一次，发现了更多的意义，我以为，这一篇演说，已经是毛主席系统地阐述“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言论，今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讲的许多问题的基本思想，在十五年前的那次演说里，已经是提出了的。
那里面就说到“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
那里面就反对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强调民主合作：
“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
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
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
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
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
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
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我以为，百家争鸣（和其他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政策，已经渊源于此；
而百家争鸣的态度，在这演说里也已经规定，最重要的是：
“应该让别人说完。”

桥梁的王冠
吴视朱红的桥身在夜色中消隐把灯光当作镶边的银线它就变成了画面似的长廊那便是长江大桥的晚装横空的灯光宛似双条彩带万吨船舶的桅杆摸不到它的边缘而那映在水波中的灯影也好像要和天上的繁星争明如果不是自己手上的江山谁肯这么殷勤地打扮晚安！
在星空操作的人们那都是你们从浪涛中捞取的星星看哪，朵朵灯光是从岩层生根的奇葩第1次开放在亚洲的江天云上看哪，朵朵灯光结成了茂密的花环装点着绝世无双的桥梁的王冠祝福你桥灯——这么多含笑的眼睛好似排队欢迎祖国的列车从这里平安过渡而大桥的笑容将吸引天外的友人将吸引后代子孙以奇幻的目光致敬

记忆里的李守常先生
刘静君
我第1次见到李守常先生（过去我们都这样来称呼李大钊同志）是在1920年的中秋节的后几天。
那时我由上海初到北京，带我去见他的是后来叛党投敌的张国焘和当汉奸的宋惟民。
守常先生那时住在西城石驸马大街后闸三十五号，是北房五间，我们由他的看大门兼作饭的老贾领进去。
才走进院里，李先生就迎出来，让我们到西屋他的书房里去坐，屋里非常简陋，除几张随便的木板椅子以外，就是一些书。
李先生对人非常亲切诚恳，才说不多话，他就要介绍我认识认识吴弱男女士。
吴当时颇负盛名，是章行严的妻子，系李先生第2个女儿的干妈妈。
我那时土包子劲挺大，不愿见这些名人。
过一会李先生要我和他的夫人见见面，让我们暂时坐等。
这时候，宋惟民告我：
“你看，李先生给李太太换衣服呢。”
一会儿又说：
“你看，李先生替李太太扣扣子呢。”
因为我们在西屋，李太太在北屋东间，隔玻璃窗正是个斜对面，所以看得很清楚。
经他一说，我看见了守常先生果然替李太太扣扣子，还替她把衣服抻抻扯扯使之平正，这样打扮好了，他才陪着他那一位大他七、八岁的乡下老婆婆慢慢地走来。
那时的李先生才三十二岁，按旧社会的俗谚：
“男子三十一枝花，女子三十老人家”，李先生虽不是“一枝花”那一类型的男子，但他那种纯真朴厚、岸然长者的样子，使人一望而知其学养之深、道德之高。
但是他感情朴厚，忠于两性道德，没有嫌弃他那位不够漂亮、年龄又大他七、八岁的老爱人。
李先生让我和吴弱男女士见面，我说我们差得太远，不必了。
李先生说：
“她赶不上你的思想，她还是不放弃她的贤妻良母主义，贤妻良母不是女子的人生观的究竟。”
我受了旧社会的种种刺激，很早以前，就背叛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拚命争得读书的权利，看不起贤妻良母的人生观，经李先生这两句话的教导，更是坚定了我这主张。
我第2次去李先生家是一个人去的。
我见过李先生以后，就觉着他可亲，愿意常常接近他。
这次是在白天，看见了李先生的次女炎华，那时她只五、六岁，穿红粗布小棉袄，外套蓝粗布小褂，前大襟嘴巴下边和两只袖子，全是黑灰和鼻涕巴，看她那服装和神气，完全像个乡下孩子，但她却明明是北京大学名教授李守常先生的女儿。
李先生有着令人钦佩的朴素作风，虽是对他至爱的幼女，也保持淳朴生活。
那时快吃午饭了，李先生一回家，走进屋门，连眼镜都来不及摘，就抱起孩子。
他这意思，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爱孩子，一方面也是为了安慰李师母，一个人照顾家务及孩子的辛劳，分担一些麻烦的工作。
这次以后，我还去了几次，李先生总是留我吃饭的，添一个菜，也总是炒鸡子，我也从未客气过，好像异乡的亲人。
如果李先生不以真诚待我，我也不会这样没个分寸。
只是回想起来，自己对革命贡献太少，太对不住李先生了。
李守常先生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的言论和行动，在那时是非常惹人注意的。
当时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说过：
“共产党，我们真不能不反对，但是守常信共产主义，我们又不能反对。”
由此可见先生的人格道德的感人之深。

路遇
　杨友
姑娘刚从姥姥家回来。
姥姥曾经问她：
“姑娘有了婆婆家啦？”
她一扭头说：
“还没有哇！”
姥姥说：
“你们那村人还少了？
要不行，姥姥这村有的是年青小伙子，姥姥给你找！”
姑娘小嘴一翘，说：
“我不找村里的！”
姑娘坐上了火车，从眼角打量着身旁坐着的小伙子。
小伙子粗眉大眼，歪戴着一顶黑帽子，上身是蓝布制服，敞开领口，露出里面的红绒衣，下面穿着一条蓝灯芯绒裤子，脚上踩着两只半旧的黄皮鞋。
姑娘正打量着，恰巧小伙子一转头，四只眼正碰上。
小伙子可就搭讪了：
“回家啊？”
“是啊！
你打天津来？
到哪儿去呀？”
姑娘问得很大方。
“……到东北去。”
小伙子含糊地回答。
“那好啊！
你一定是工厂的人吧！
我们村里也有人到那儿去。”
就这么交谈上了。
姑娘说到村里这样、那样的事，小伙子听得入了迷，说：
“瞧你说得那么好，我都想去看看了呢！
“那行啊！
你跟我回去，我们家有空房。
你们工人该到我们农村看看。”
姑娘笑着说。
“那好吗？
你娘又不知道。
哪里行呢？”
对方已经愿意了。
到了小站，两个人都下了火车。
姑娘在前面走得轻飘飘的，小伙子在后面背着她的小包袱。
路上她说：
“没啥关系，这年头谁也不兴封建。”
瞧着女儿脸上红扑扑的，嘴角透着笑，身后边还带着一个人回来，为娘的心里就明白了一半，赶快让炕上坐。
娘刚要盘问，见姑娘一个劲儿使眼色，连忙住了嘴，转身到锅沿上去捏饺子去了。
吃完了饭，姑娘带着小伙子大摇大摆地到村里去了，碰上人就说：
“这是老刘，东北工厂的。”
一阵风似地，村里人传遍了：
“这姑娘带了女婿回来了。”
晚上，姑娘和娘说：
“娘，你问个啥？
你瞧瞧人家穿的、戴的，哪点不比咱村里的强。
跟个庄稼人有啥出息？”
“我们闺女有眼色。”
娘瞧着女儿黑黑的大眼睛说。
一住三天，老刘说：
“我到秦皇岛我姑家去瞧瞧，你也去看看吗？”
姑娘一听，说：
“行啊！
这会儿又没啥活作，我也逛逛去。”
姑娘一作主，娘也没敢说什么，匆忙把秋后做的几件新衣服都包去了。
过了些天，姑娘回来了，把小包往柜上一放，就上了炕。
娘瞧着女儿高兴，问：
“到他姑家啦？”
“没有，他姑搬家啦！
没找着。
住在小客店里了。”
“我儿，他叫个啥名字呢？
到底在那儿工厂作工？”
“娘倒问住我了，我还忘了问他呢！
不碍事，他过一个月发了薪就来接我去呢！”
娘儿俩都笑了。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那位老刘还没影儿呢！
姑娘天天到村头上去望着。
娘急了，说：
“这人不行啊，咱们找政府去吧！”
姑娘哭啦，抽抽咽咽地说：
“可我去告谁呀？”

高卓人吸饮马黛茶（麻胶版）巴西　罗·格劳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