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最近，紧接着最高国务会议和政协第2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之后，各个民主党派的中央机构先后召开了会议。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召开了三届二中全会，中国民主同盟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了宣传教育工作座谈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也召开了座谈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中国致公党召开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九三学社召开了四届二中全会。
这些会议都讨论了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的决议。
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尤其成为各民主党派中央召开的这些会议讨论的中心。
这些会议，由于各民主党派领导上采取了更加民主更加放手的方针，因而开得比较活跃，比较热烈。
不少参加会议的人已经作到畅所欲言，坦率地进行批评，并且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展开了争论。
比如，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届二中全会上，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问题的争论，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的争论；
在中国民主同盟全国工作会议上，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的争论，关于知识分子继续进行思想改造问题的争论；
在民主建国会宣传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关于资产阶级有没有两面性问题的争论，关于资产阶级分子继续进行改造问题的争论；
等等。
这许多问题的认真讨论，使大家的认识有所提高，思想更加一致。
同时，在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会议上，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有些地方组织对各民主党派的独立平等的地位不够尊重，有些共产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以致不少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也都提出了批评。
我们认为这些批评从基本上看是正确的，中肯的。
我们欢迎这种批评，这种批评是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的重要方法。
可以断定，经过这些会议，各民主党派在协助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方面，在对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方面，都将更为积极，而各民主党派本身的组织也将更见活跃。
我们为这些会议开得成功而感到高兴。
我们预祝各民主党派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调节人民内部矛盾作出更多的贡献。
我们的党从来就重视各民主党派的作用，并且在很长期间认真地保持了和发展了同这些党派的统一战线。
各民主党派都曾对人民革命事业有所贡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无论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土地改革运动中，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三反”和“五反”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各民主党派都积极地参加了，都起一定的作用。
去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改变了我们国家的整个面貌，也加速了各民主党派的进步。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面，我们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这个方针对于各民主党派给了莫大的鼓舞，因而它们的工作更加积极起来，作用也更加显著起来。
从去年以来，各民主党派不仅在组织上有了发展，同它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群众的联系也大大地加强了。
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例，在去年一年中联系了社会人士两万多名，其中大部分是解放以前国民党的上层军政人员。
经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他们参观、座谈、学习以后，他们在思想认识上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
此外，很多参加国家机关领导工作的、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和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的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工作中、在视察中所表现的那种深入了解情况、努力研究问题、积极提出批评建议的认真负责的态度，也说明各民主党派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正在不断增强。
当然，各民主党派是不会满足于这些进步和成就的。
在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人士的过程中，在逐步完成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它们还会不断求得更多的进步。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既然已经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推动了各民主党派的进步，并且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积极影响，那么，这个方针毫无疑问地应该长期贯彻执行下去。
为了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各党派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我们共产党就有重大的责任。
现在我们党的各地组织正在对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状况进行检查。
从初步检查的情况来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的提出，对改善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对克服党内的宗派主义倾向，已经发生了作用。
但是还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个方针，或者在实际上不同意这个方针。
他们想：
“民主党派有什么必要和我们长期共存呢？”
“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对我们进行监督呢？”
因此，关于这个方针，我们还需要在党内作许多宣传解释的工作，让所有的共产党员，首先是那些负责的共产党员，都懂得这个方针，都去积极地坚决地执行这个方针。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样，是我们党在新的形势下提出的长期的根本的方针，而不是什么权宜的手段。
如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我国的文化科学更繁荣起来的话，那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就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团结和帮助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发展。
这样，也就更便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实现，更便于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的实现。
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
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些社会成分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将来都要变成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各民主党派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将来也要变成这部分劳动人民的政党。
但是各民主党派并不是消极地反映这些阶级和阶层的变化，它们力求站在这些阶级和阶层的前面，依照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方向积极地促进它们的变化。
这些社会成分就在完全变成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之后，还会有一个很长时间保存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他们和原来的工农劳动群众之间，无论在习惯上、作风上、心理上的区别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
因而同这部分人相联系的各民主党派，也需要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继续联系和代表他们，继续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
我们党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就是正确地反映了这种客观形势的结果。
那些怀疑各民主党派有必要同我们党长期共存的人，如果不是对于中国民主党派在中国历史上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所发生的变化根本无知，就是对于各民主党派抱有狭隘的宗派主义的情绪。
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都应该对这些同志加以教育，对他们的错误认识加以纠正。
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这是没有人怀疑的。
但是我们的党在工作中还有缺点和错误，这也是不容掩饰的。
为了及时地发现和克服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就不能不要求人们对我们党进行监督。
当然，我们首先需要党内广大党员群众的监督，需要来自广大劳动群众的监督；
但是在同时，我们也需要来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上一个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并且他们有一定的政治经验和业务专长，往往能够提出中肯的意见和批评。
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通过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以及通过其他方式对我们党进行的批评和监督，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好处。
这对于调节人民内部的矛盾和调节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矛盾，也大有帮助。
这种监督的必要性，远在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的参议会上的演说中已经指出来了。
他说：
“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
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
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我们的党是彻底的战斗的唯物主义的党，我们是无所畏惧的。
我们欢迎各方面的批评和监督，因为这只能使我们减少缺点和错误，只能使我们得到更大的成就。
那种自以为别人没有资格批评和监督自己的共产党员，只是一些目光短浅的宗派主义者，是与我们党的性格不相容的。
为了真正作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们更要充分尊重各民主党派的独立、自由和平等。
凡是各民主党派内部的事务，应该由各民主党派独立的自由的去处理，我们党不应该加以任何干涉。
当然，不应该把对各民主党派独立平等地位的尊重，同我们党在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对立起来。
我们党的许多重大的方针政策，从制定到执行都同民主党派进行了协商。
几年来的事实表明，通过我们党的宣传解释，通过政治协商，各民主党派是能够接受我们党的方针政策的。
至于各民主党派根据这些方针政策如何进行工作，那是各民主党派自己的事情。
这样，就可以作到既不妨碍工人阶级的领导，又能发挥各民主党派的积极性。
我们愿意同各民主党派共勉，进一步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

伏罗希洛夫主席访问杭州
周总理和杭州近二十万群众欢迎贵宾
新华社杭州25日电
伏罗希洛夫主席和随来的苏联客人们，今天上午从上海乘专机到达杭州。
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和夫人陪同前来。
今天杭州雨过天晴，春光明媚。
上午十时，伏罗希洛夫主席乘坐的专机在一万二千多欢迎群众的欢呼声中徐徐降落，在杭州迎候贵宾的周恩来总理第1个上前欢迎。
周恩来总理紧紧地握着伏罗希洛夫主席的手说：
“春天的杭州在欢迎你！”
接着，他介绍浙江省省长沙文汉，中共浙江省委第1书记江华，中共杭州市委第1书记、杭州市市长吴宪和浙江军区司令员林维先中将等人和贵宾相见。
当伏罗希洛夫主席由周恩来总理和沙文汉省长陪同，从欢迎群众的行列前走过时，无数花瓣像阵雨一样地撒到贵宾身上，乐队奏起“莫斯科—北京”的曲子，全场高呼：
“伏罗希洛夫主席万岁！”
伏罗希洛夫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沙文汉省长登上敞篷汽车前往宾馆。
沿途人山人海，从清早便守候在马路两旁的近二十万群众挥动着中苏两国国旗，打着腰鼓，舞着龙灯和狮灯向伏罗希洛夫主席不断地欢呼。
伏罗希洛夫主席的身上沾满了欢迎群众投的花瓣和彩色纸屑。
伏罗希洛夫主席到达宾馆下车时，附近一万八千多欢迎群众不断地向贵宾欢呼致敬。
伏罗希洛夫主席站在宾馆阳台上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
据新华社上海25日电
伏罗希洛夫主席和随来的苏联客人，今天上午由上海乘专机飞往杭州访问。
九时，伏罗希洛夫主席由刘少奇委员长、贺龙副总理、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等陪同来到龙华机场。
两万多群众在机场上欢送贵宾。
伏罗希洛夫主席走下汽车后，和在机场上欢送他的宋庆龄副委员长，副总理林彪元帅，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员会第1书记柯庆施以及上海市的副市长们、各界知名人士一一握手告别。
临行前，伏罗希洛夫主席又走到宋庆龄副委员长面前，紧握着她的手，对她的热情招待表示感谢。
伏罗希洛夫主席对曹荻秋副市长说，我代表我们的国家向你，并通过你向上海市人民致衷心的谢意和敬礼，希望你们在工作中取得更多的成就，更好地造福于这个大城市的人民。

保加利亚大使拜会章汉夫副外长
新华社25日讯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安东·？
加尔科夫在今天中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前往机场迎接的有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李汇川，礼宾司副司长张世杰。
保加利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埃特罗波尔斯基及使馆人员，各国驻华使节及外交官也前往迎接。
新华社25日讯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安东·？
加尔科夫今天下午拜会我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拜会时在座的有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李汇川，礼宾司副司长张世杰。

保新任大使向毛主席递国书
新华社25日讯
保加利亚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安东·？
加尔科夫偕一等秘书埃特罗波尔斯基等外交官，在25日晚十一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递交国书。
在场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李汇川和礼宾司副司长张世杰。
？
加尔科夫大使颂词
在递交国书的时候，？
加尔科夫大使致颂词说：
我借此机会向您个人、并且向友好的中国人民，转达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和政府的衷心的敬意和保加利亚人民对您的伟大的祖国所怀有的最热烈的兄弟感情。
保加利亚人民过去一直以热诚的同情注视着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长期的英勇的革命斗争，这个斗争以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者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告终。
今天，我国人民以真诚的喜悦心情欢迎中国劳动人民在极其短暂的时期内，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国的迅速而强大的高涨和伟大的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在仅仅几年中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并且胜利地实现着变中国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光荣任务的热情，使人们感到欢欣鼓舞。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坚决地执行着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各国人民和平合作的政策，并且是远东和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全的重要因素。
人民中国是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支柱之一，并且在巩固这个阵营的团结一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荣幸地强调指出，属于这个强大阵营的我们两国，在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正在并肩前进。
我愿意特别愉快地指出，以双方共同的利益、一致的目标和理想为基础的保加利亚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正在日益巩固和发展。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不久以前对中国的访问和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对保加利亚的访问，对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现有的友好和全面合作的真诚关系，起了良好的作用。
主席同志，在我递交国书的时候，我愿意向您保证：
作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我将为进一步巩固保加利亚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和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全面合作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我希望，在这方面，我将得到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宝贵的帮助和支持。
毛泽东主席答词
毛泽东主席在接受了大使的国书以后致答词说：
我很高兴地接受您所递交的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任命您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并且对您的祝贺表示衷心的感谢。
保加利亚人民是勤劳勇敢、热爱和平和自由并且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人民，保加利亚人民是经过长期的反对外国压迫的英勇斗争而获得解放的。
在人民政权建立后的十二年中，保加利亚人民在光荣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将保加利亚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拥有现代化工业和合作化农业的工业—农业国。
保加利亚在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人民对兄弟般的保加利亚人民的这些成就和贡献深为钦佩，并且感到欢欣鼓舞。
近年来，中保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互助合作，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我深信，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上，这种友谊和合作必将日益巩固和发展。
这不仅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的繁荣和幸福，而且也有利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加强。
大使同志，我热烈地欢迎您出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
在您为巩固和加强中保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毛泽东主席并且祝大使在工作中获得完全的成功。

加强中日邮政工人友好关系
我邮电工会和日全递信从业员工会代表签订协议
据新华社24日讯
中国邮电工会全国委员会和日本全递信从业员工会访华使节团，今天下午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签订了加强两国邮政工人友好合作关系的协议。
协议规定双方将共同为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和通邮正常化而努力，反对制造、试验和使用原子弹、氢弹，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两国邮政工人的联系和友好关系。
中国邮电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刘东岑代表这个委员会主席李景韩在协议上签字，日本方面由日本全递信从业员工会访华使节团团长针谷荣次郎在协议上签字。

周总理和苏联贵宾在笕桥机场
畅谈人民内部矛盾
本报杭州25日电
记者刘时平报道：
周恩来总理今天在杭州笕桥机场上迎接伏罗希洛夫主席。
在伏罗希洛夫主席座机抵达之前，周恩来总理曾和先行到达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拉希多夫、苏联高等教育部长叶留金和苏联驻我国大使尤金交谈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和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
话题是从周恩来总理向贵宾们介绍西湖风景开始的。
周总理拿着杭州全图含笑对客人说：
“今年我已来过杭州两次，所以我可以向你们介绍两句”。
拉希多夫同志接着说：
“领导同志总是很难抽出时间到各处走走的。”
周总理说：
“是的，应该多到各处去走走。
老是呆在北京是会产生官僚主义的。
北京的城墙高，容易把领导同群众隔开来。”
拉希多夫开玩笑地说：
“城墙高也有个好处，使官僚主义不会播散开来。”
周总理笑着说：
“另有一个好处，要是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城墙还可以挡一阵。
不过，这还是不保险的。
城墙是可以被冲破的。
近四十年前，我们北京学生就曾冲进过北京古城，反对过当时的官僚和军阀。”
他指着两个向拉希多夫同志和尤金大使献花的小朋友说，“假如我们的官僚主义不改，他们将来就会冲进城墙的。”
拉希多夫同志说：
“听说中国现在正在大力反对官僚主义。”
周总理说，“是的，昨天我还在这里向二千多个党内外干部作过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新的整风报告。
我们现在整风是反对三个主义，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作风上的官僚主义。
在1942年到1944年间，我们就曾整过风，那时主要是反对思想上的主观主义，首先是教条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特别是党内的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作风，以求得全党的团结。
现在我们掌握了全国政权，并且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我们要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要整风，整风是应该经常进行的。
不整风，过了几年思想就会生锈，整风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它会使我们不断地前进。
这个办法要一直传下去。
人总是这样，稍有成绩，就会骄傲。
共产党人也不例外，特别是在胜利的时候。
以为我们有了缺点，人民也会原谅我们的。”
尤金大使说，“是啊，人们总是以为，既有人民的拥护，他们就不会有官僚主义。”
拉希多夫插上说，“悲剧也就在这里。
人们往往有了官僚主义，而自己还不能觉察到。
现在中国进行这个工作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这时，周总理指着两个小朋友说，“你们再过十年，如果领导还有官僚主义，你们就要反对。”
接着，总理又说，“这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
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就突出地显示出来。
在我们社会中，仍然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而在各种社会关系中，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方面也会突出。”
尤金大使说，“是的，我们也有这种矛盾。”
周总理接着说，“我们承认矛盾，检查缺点，区别处理方法，就可以不断地解决这些矛盾。”

毛主席接见柬埔寨经济代表
新华社25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今天晚上接见了柬埔寨王国驻我国经济代表团团长扬安和副团长乃瓦朗丹。
接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和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章文晋。

浙江省长设欢迎宴会
新华社杭州25日电
浙江省省长沙文汉今晚举行宴会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和中共浙江省委员会第1书记江华，中共杭州市委员会第1书记、杭州市市长吴宪等。

苏联贵宾泛舟游西湖
据新华社杭州25日电
伏罗希洛夫主席今天下午在西湖和欢乐的杭州市民交朋友。
下午两点四十五分，伏罗希洛夫主席在西泠桥畔乘上游艇。
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和浙江省、杭州市的党政负责人和他一同泛舟游览。
贵宾们在三潭印月、湖心亭等地上岸时，遇见了许多游客。
一群浙江医学院的学生把一个大红信封给周总理，原来里面是一幅送给伏罗希洛夫主席的丝织的毛泽东主席像。
伏罗希洛夫主席十分高兴地说：
“这是我所得到的礼物中最好的礼物”。
伏罗希洛夫主席乘坐的船只绕着苏堤缓缓地划过，近千个青年在堤上雀跃欢笑，一直跟着船的行进方向奔跑。
伏罗希洛夫主席轻声地唱着歌，不时向堤上的人群招手。
贵宾们在湖上泛舟以后，参观了都锦生丝织厂。
这个以丝织人像、风景著名的工厂的工人，把在最近几天赶织起来的伏罗希洛夫主席的肖像送给了他本人。

萧恢塔议长访南京后去天津
新华社南京24日电
缅甸联邦民族院议长、前总统萧恢塔等在南京参观游览后，今晚乘火车离开南京去天津。
萧恢塔议长和他的夫人等在昨天晚上由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刘贯一陪同，从上海乘火车来到南京。
江苏省副省长管文蔚和南京市市长彭冲今天中午为萧恢塔议长等举行了欢迎宴会。
萧恢塔议长曾晋谒中山陵并献花圈。
他和他的家属、随员们还游览了灵谷公园、明孝陵、玄武湖等名胜古迹。

越南新任驻华大使阮康及夫人到京
新华社25日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阮康及夫人在今天晚上到达北京。
前往车站欢迎的有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王雨田和亚洲司副司长谢爽秋。
到车站欢迎的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范平和使馆人员，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

不应该登载爬树的照片编辑同志：
我们看到4月16日人民日报第4版的图片中有一张“很想看到”，照的是有好多人爬到树上去看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的情况。
大家都感到报上这样宣传不妥。
爬树是一种不好的行为。
首先这很容易损坏树木，对绿化工作不利，而政府是号召保护树木的；
同时，对爬树者本身说，也是不安全的。
北京日报不久前曾经发表过批评有的人爬树看马戏表演的照片，那是批评得对的。
现在人民日报刊登这样的照片，无形中有鼓励爬树之意，影响不好。
希望你们对爬树的人也在报上批评一下吧。
王东

中共福建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
研究解决全省人民内部存在的矛盾
本报福州24日电
中共福建省委最近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
会议在传达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和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与会者一致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
大家认为以往工作中的某些错误和缺点，是由于未能正确划清敌我矛盾与内部矛盾的界限，专政和民主的界限而造成的。
但福建地处海防前线，面对金门、台湾，还有残余的反革命，不应忽视敌我矛盾，不能放松对敌人的警惕。
会议对当前本省人民内部矛盾作了初步分析。
要求各级党委应坚决贯彻以粮食为主、全面发展生产的方针，在目前应大力领导农民搞好春耕生产，争取今年粮食大丰收。
在农业生产计划方面，坚决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给农业社机动权的原则，以利农业社因地制宜地安排生产，从而保证全面发展生产方针的实现。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全面加强经济工作的领导，改善产销情况，协调工商关系，解决农村副业生产和城镇手工业生产之间的矛盾。
与此同时，要正确执行收购农产品的价格政策，在收购中贯彻群众路线，纠正压级压价现象。
会议要求大力加强思想工作，各级党委第1书记要亲自抓思想工作。
在干部中要继续进行整风、整党、整社，以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树立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的作风。
对人民群众要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教育。
通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来充分发扬民主作风，提高群众政治觉悟，从而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改善党群关系与干群关系。
会议要求各部门在学习毛主席指示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分析各该方面的内部矛盾，提出解决方案。
会议检查了本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情况。
会议认为虽然在高等学校初步展开了学术讨论，各剧种都演出了不少传统剧目，报纸刊物上开始出现了争鸣文章。
但就总的情况来看，“放”的仍然很不够。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教育干部，认识这一方针的重要意义，端正思想，消除顾虑，坚决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以求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
会议最后对如何做好传达和组织干部学习毛主席的指示作了研究布置。

九三学社通知所属组织学习毛主席讲话
本报讯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25日向所属各级组织发出通知，要求认真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通知要求通过这一学习，使每位社员同志了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学习中，应结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大方针进行讨论，从而了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践意义，使社员同志基本上掌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并贯彻到工作实际和生活实际中去。

勤俭建国
本报记者　陈浚
编者按　几年来，我国的工业建设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已得的成就。
因之，回头看看走过的道路，想想今后该怎么办，是会有很大益处的。
这篇通讯，从几个城市发展的现状中，提出了规划、设计、工业布局、城市建设等多方面的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缺乏建设的经验而来的。
过去由于不懂，多花了钱，是难免的。
只要我们善于总结这些花了大钱所得来的经验教训，继续努力学习，那么，就会使我们在今后的建设事业中，学会少花钱，多办事，用有限的资金，办更多的工业，认真贯彻执行勤俭建国方针。
谁要想看到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到西北走一趟，就会得到极其深刻的印象。
1955年春，记者曾访问过西安、兰州、玉门，最近，重访了这些城市，并到了四川的成都。
所见所闻，都是一片兴旺气象。
西安从原来是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一跃而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和文化中心。
西安市区的面积，发展到1949年的五点四倍。
东郊、北郊和西郊，分布着的二十多座大工厂，遥遥相望。
滻河畔出现的“纺织城”，只是两个已经投入生产和一座正在试车的纺织厂，就有二十三万纱锭和七千多台织布机。
全市工业的总产值，已比七年以前提高了七十六点八倍。
南郊是文化区，集中着十多所高等学校。
学校的规模都很大。
兰州市区，东西已扩展到六十公里，两年以前规划建设的工业区，西固和七里河，已经有了成片的高层建筑。
这里的人口，只在过去一年里（1956年02月到今年03月），就增加了近二十二万人。
两年以前，从兰州到河西走廊，主要只能依靠横贯戈壁滩的兰新公路。
记得当时玉门的原油东运，是一件异常艰巨的工作。
运油的汽车，整天整夜来回奔驶，川流不息。
一队汽车迎面驶过，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对面不能见人。
护路工人，长年累月在风沙里修补这条被压得坎坷不平的运油道路。
当时，玉门矿务局最大的任务之一，是要由西向东进行“洒油灭尘”的工程，从玉门到张掖改建几百公里的柏油路面，准备接上从东向西修建的兰新路。
那里会想到，兰新铁路修得这么快，没有等到“洒油灭尘”工程全面展开，铁路已经修到了门口。
现在，兰新路玉门到武威一段，已经变得宁静了，再也看不到戈壁滩上，在漫漫的长途中，抛了锚的，翻了的，或者陷在泛浆路面挣扎的油车。
一路上，永登的水泥厂行将完工，山丹煤矿已开工兴建，又有几座城市被选定为新的工业区。
工业建设进展的情景，是令人兴奋的。
但是，工业建设发展得又多、又快、又猛，带来了一连串的问题，到处可以看到和听到各种各样的“紧张”：
资金紧张，建筑材料紧张，物资供应紧张，公共汽车紧张，看电影看戏紧张，公园紧张，洗澡理发紧张……。
这些紧张，是不是由于我们工业建设得太快太猛而来的呢？
让我们从几个城市里所存在的一些共同的情况来探讨一下。
从女儿国说起
当你访问西安“纺织城”的时候，厂里的领导同志都会告诉你一个他们碰到的新问题：
女工找不到结婚的对象。
原来，这个“纺织城”，集中了全市新建的纺织和印染厂，只是西北第3、第4、第5等三个棉纺织厂，就有女工八千多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年。
这个纺织区选在这里，由六、七个同类工厂组成一个工业区，从靠近电源、便于管理来看，是有道理的。
可是，这里距离市中心区有二、三十里，距离别的工厂区也很远，自然而然，使“纺织城”成为一个孤立的“女儿国”，同市区，同别的工厂，来往不便，为工厂的领导人和大部没有结婚的女工们，招来了意外的烦恼。
像“纺织城”这样，远离市区，而在许多方面又必须依靠市区，就增加了城市建设中的许多困难。
西安市新建的工厂，绝大多数都是分散在四郊的。
这个布局的形成，是由于在工业选厂的时候，没有注意紧凑发展的原则，也没有干脆按照建立工人镇的办法进行布置；
在厂址确定之后，城市规划部门又由于存在着大城市思想，不从实际出发，按照城市的发展远景进行规划，硬要把各个分散的工业区联在一起，组成完整的城市。
可是远景规划上所设想的工厂和其他建筑，并不是近期所都能同时进行的。
因之，出现了目前各个工厂，散在市区周围二、三十里的范围之内，东也有，西也有，不能联成一气。
而这些遍地开花的工厂区都要依靠新开辟的道路、上下水道、电线等等，把它们同市中心区联结起来。
往往为了一个工厂，要修建独家使用的几十里长的道路。
修好了，有的道路，除了一个工厂的职工以外，就再也没有人走了。
几年来，西安市投入公用事业的资金近四千八百万元，新辟道路一百七十多公里，敷设排水管道七十多公里，自来水配水管一百三十多公里；
需要多少材料和人工啊！
但是，即使如此，还有不少建设单位喊没有路走，路面不好。
整个南郊的文化区，有二十平方公里，只有六公里的排水管道。
以致这里的高等学校，虽有抽水马桶，苦于无管道排出粪便污水，不能利用。
而新建市区，各在一方，既利用不上市中心区的条件，又不可能在建厂的同时搞起全套的商店、电影院、剧院。
这样，职工们要买东西，要理发、洗澡，要看戏，一到假日，都得往城里涌，于是，公共汽车供不应求，商店挤得水泄不通，电影票戏票更难买上。
兰州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比西安还要困难。
市区狭长达六十公里，单是供水排水系统，等到全部安设好，预计需要投资两亿元左右。
四川有一个工厂，孤单单地建在离城十公里处。
银行、邮局、书店、缝纫店、餐厅、饮食业、理发馆、洗澡堂等二十二个单位在厂区设了分支机构。
这些单位的房屋绝大部分由工厂投资兴建，增加了非生产性的开支。
这些机构的服务人员达到五百七十七人（间接服务的人员还不在内），加上工厂本身服务性的人员，共有九百零八人，为全厂职工总数的26％。
因之，怎样确定工业布局，不致使城市过分扩大和分散，使新建工厂区能够充分依靠原有城市，节省公用事业的投资，便利群众，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水向高处流
新建和扩建的城市，必须要有个规划。
但是，任何规划，都应当考虑到经济和节约的原则，考虑到城市原有的基础，考虑到对群众的方便。
西安市向东南扩展的一片新市区，需要修筑排洪工程。
这个工程已经开始动工了。
如果你到工地去参观，就会看到这里的排洪工程，不是根据地形条件和洪水的自然流向，进行建设，以尽可能地节省国家投资，而是为了保持规划图上道路系统的对称、平直，绿化地带的形成，不顾地形，大量挖掘土方，硬要把低处的水排向高处。
西安市文化局提出要在一个职工宿舍比较集中的韩森寨，修建一座剧院。
这里有的是空地，可是由于城市规划图上没有在这里设置剧院，此地现在虽然空着，也不能在此修建。
于是，这座剧院被指定修建在离韩森寨几里远的长乐区。
这座剧院盖好了，花了三十七万元。
可是附近只有一个动力学院，别无居民，卖不了票；
而住在韩森寨的职工还是看不到戏。
给城市建设增加了困难的，还有城市市区和工厂建筑现行的某些标准定额不合理，规划和设计的思想脱离实际。
由于人民防空、卫生标准太高，厂与厂之间的距离一般是六百公尺，工厂和住宅区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由数百公尺到一公里不等。
西安城市规划采用的定额，居住面积每人平均九平方公尺，用地面积每人七十六平方公尺，其中绿化用地为十五平方公尺，这是在这个世纪之内都难以达到的标准。
工厂的设计，厂区内的建筑系数太低，建筑物用地占全厂区用地面积一般只在20％左右，个别的甚至有低到4.6％的；
厂区内的绿化面积太大，一般为20％左右，个别有高达50％以上的；
而且还保留了很大一部分供第2期以至“第3”期发展的用地，以致一个工厂占地动辄数百亩甚至数千亩。
有的工厂，还在厂区周围圈出五十公尺的所谓“警戒地带”，一百五十公尺的“防护地带”。
据太原、西安中央一个部所属六个工厂的统计，多用土地约一千四百三十亩，按每亩年产量六百斤计算，每年少生产的粮食就达八十五万斤之多；
这六个工厂还都有单独的行政区，又多占用土地约八百亩，每年又少产粮食四十八万斤。
由于上述各项原因，就使得工厂厂区内部和住宅区的内部、工厂和工厂之间以及工厂和住宅区之间，留下了大量不好利用的空地，在管道和道路的投资上，造成了重大的浪费。
这种作法，对居民的生活，不用说也造成了很多不方便。
据初步估算，如果工厂和工厂之间的距离能够紧缩一些，大约可以节约厂外工程投资的20％左右，占全部工厂投资的1％到1.5％，一个工业区就可能节约数千万元，厂区内的建筑系数提高一些，发展用地少留一些，还可以节约更多的投资。
可见，绿化、防空、卫生等各方面的要求，虽是百年大计所应当考虑的问题，但是，这些要求一旦脱离了实际，就会给建设带来很多的麻烦和浪费。
“违章”建筑
在城市建筑里，有一个常用的名词——“违章”建筑。
这是指的一切不合乎城市建设要求，而进行的建筑。
在这一个问题上，为了保证城市建设得合理，需要有一定的机关，一定的法令和规章，来审核各个部门提出的建筑计划。
这些年来，各个城市，确实也曾经发生过有些单位，不顾整体利益，只图自己方便，胡乱修建，造成不少浪费的现象。
据四川省的检查，十四个建筑单位擅自占用的土地就达到一千五百三十九亩以上。
但是，同时，在现有的规章法令之中，确也有一部分值得重新考虑的。
比如建筑物的层数不够，不准施工。
比如修建简易建筑的剧院或住宅，以不合防火要求，也不得施工。
有一个机关，只有五、六十个工作人员，准备修建一幢办公室，但是那个地段，将来是高层建筑区，所以现在必须修建五层以上的楼房。
可是，五、六十个人的小机关，怎么修得起这样的大楼呢？
有两个新建的学校，建成以后，校舍不够用，就在学校范围里的空地上，加盖了一部分平房。
这件事被城市规划与建筑事务管理局发觉了，就批评这两个学校说，这种作法是错误的，是违反政府建筑管理法令的，给国家造成了很大损失。
到1956年底，陕西省城市建设局的材料，西安全市有二十六万平方公尺的“违章”建筑。
据城市建设局负责人说：
“由于1956年强调了职工福利事业，许多单位由于没有建筑材料，要修建平房，因为不符城市规划的要求，这些单位竟偷着盖了。
结果，有些单位违章建筑的房子，占了规划上永久性建筑的位置，破坏了城市的合理布局。”
当然，有些单位“偷着”盖房子是不对的，可是，另一方面的问题，也是有研究的余地的。
就是当着职工宿舍不够的情况十分严重、国家资金困难的时候，难道宁可让职工露宿街头，而不许“违章”修建低层建筑吗？
难道宁使地皮等待几十年以后的绿化，而不许在那个靠近工厂的空地上，修建简易建筑的宿舍或者娱乐场所吗？
因之，现行的建筑的规章和法令，可能有不合实际的情况，如果能够根据勤俭建国和群众需要的原则，加以研究和修改，是会有好处的。
锦上添花还是雪里送炭
许多城市的职工对于文化生活的要求是迫切的。
这个问题是不是没有办法加以适当解决呢？
是不是能少花些钱，更多办一些事呢？
西安全市现有影剧院三十二座。
由于历史的原因，除了在东郊新建的一个影剧院以外，其他全部在市中心区，其中又有十七个集中在钟楼附近。
这样，在平常的日子里，这些影院剧院并没有那么多的观众，可是到了假日，又容纳不了那么多来自四郊的观众。
旧社会遗留下来不合理的现象，就无法去说它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如果把1954年以后，在钟楼附近修建的人民、民主、小剧场和春光四座剧场，分散到离钟楼较远和新市区去，就可能适当减少市中心区的拥挤现象，减轻公共汽车的负担。
而根据1958、1959两年的原来计划，西安准备修建的四个电影院和剧院来看，也还有两个是要修建在市中心区的，一个是计划投资六十八万元的儿童电影院，一个是计划投资一百零五万元的宽银幕电影院。
这就值得研究了。
至于新建的剧院和影院的造价，一般也是比较高的。
比如民主剧院的建筑费是二十三万元，五四剧院二十四万元，长安剧院三十三万元，人民剧院一百多万元。
这四座剧院就用了近二百万元。
如果降低剧院的造价标准，修建几万元一座的简易建筑，就能够用同样的钱，建筑二十多座，再加以合理分布，就可能基本上满足新建区职工文化娱乐的需要。
什么思想妨碍着简易建筑的剧院的发展呢？
据市文化局的一位同志说：
“修建一座剧院，至少应该投资六十到七十万元，才够个起码的标准。”
这种思想，从西安市原来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准备新建的九个电影院和剧院每座的投资额，少的是六十八万元，多的到一百九十万元，也可以看出。
在商业和别的服务性行业中，也有类似情况。
以西安为例，目前这些行业，绝大部分集中在市中心区。
现在西安各个新建市区已有四十五万人，占全部城市人口的43％，可是从事商业和服务性行业的人员只有一千六百九十一人，只占全市商业和服务性行业工作人员总数的3.7％。
这就难怪在新市区里，很少商业供应点了。
对于办公楼、福利设施的标准高，“工厂现代化，福利设施也要相称”的思想，也同样在各个新建城市可以找到。
而这种思想，却妨碍了面向群众解决问题。
有许多新厂设计得像一座花园，还有漂亮的办公大楼。
许多工厂的宿舍，是水（自来水）暖（气）电（灯）卫（卫生设备）俱全。
西北国营第4棉纺织厂职工宿舍每平方公尺造价九十九元一角。
四川水泥厂工人村的造价每平方公尺平均六十元，虽是比较低了，可是这个工人村包括修建宿舍、俱乐部、食堂、合作社、理发室、小学、医院、托儿所、自来水、电灯、电话、绿化地带的用费，共计二百一十七万多元。
预计这个村里可容职工三千人，平均为每人投资七百多元。
如果同当地类似的建筑比较一下：
当地土墙、瓦顶的平房，每平方公尺造价只需十五元；
一所三百二十平方公尺的小学，每平方公尺造价只十二元，而这个工厂的小学，每平方公尺造价却要五十三元。
上面这些情况，不又是说明了在国家投资有限的今天，尤其是需要把国家的财力和物力集中到最急需的发展工业生产中去的时候，生活福利设施如果能力求简单朴素，面向广大群众的需要，雪里送炭，而不是为少数人锦上添花，那么，就是用同样多的钱，也是能够为群众办更多的事情的。
大搬家所带来的
城市人口的增加，十分迅速。
太原、西安、兰州、成都，都同样感到了人口增加所发生的困难。
这种情况能不能适当加以控制呢？
据成都市的统计，城市人口的1956年比1955年增加了十三万二千五百多人，除了自然增加的两万多人以外，从外地迁来的占十一万二千多人。
其中大部分是职工和他们的家属。
据两个工厂的调查，一个工厂现有职工一千五百零六人，其中由外省调来的有八百零八人中，只有三十二个技术工人是必须从老厂调的，其他七百七十六人都是普通工和学徒，完全可以在本地招收。
另一个工厂，现有职工一千四百零九人，除了在本市招的五十二人、外地调入的技工二百四十九人以外，其余一千一百零八人，也是可以从本地招雇的。
至于在基本建设单位中，成批工人的调进调出，更是普遍的现象。
负责修建四川水泥厂的建筑公司，从东北和河北调来工人一千一百多人，连同搬来的家属达到五千人。
每个职工的调动，国家平均要花一千元。
另一项增加较多的人口，是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师生和员工。
成都市一年里增加了两万三千人。
西安市，原来计划到1959年，才有五座高等学校，一万四千多学生，可是现在已有十六所高等学校，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已经达到五万多人。
记者参加了一次动力学院学生的座谈会，在座的十四个学生就来自九省一市。
全国学生南来北往，不仅增加了新建城市的负担，并且由于学生生活习惯的不同，也发生了许多可以避免的麻烦和问题，增加了工作中的困难。
最后一项增加的人口，就是“盲目”入城的农民了。
其中，细分起来，有不小一部分是职工带来的。
为什么“盲目”的人那么多呢？
原来，有许多制度是鼓励农民进城的。
以兰州和西安属于中央建筑工程部的两个建筑单位所属各公司为例，去年遵照中央有关部门的通知，凡是职工家属搬来的，都发路费和安家费。
只是安家费一项，发的标准是职工本人按工资60％（在兰州竟有达到百分之百的），家属每人按职工工资的25％。
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补助费、水电补贴，租私人房屋房租超过一定数量，全由公家补助，这些补助，不带家属的职工，自然享受不到。
这样，职工们何乐而不把家属搬进城来呢！
据西北第2工程公司一个工段的调查，八十四户职工家属中，完全可以不搬来的就有三十九户。
在搬来的家属里，不但有职工的直系亲属，并且有不少人带来了舅舅、姑母、表兄、表弟和小姨子。
这种情况，造成了职工家庭人口多，生活困难，增加了城市房屋的紧张程度，也使许多在农村的生产者，进了城找不到工作，反而成了吃闲饭的。
目前，属于中央建筑工程部所有单位，已经取消了这种不合理安家费的制度并准备采取每年定期放假的制度，给予家在农村的职工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假期。
可是，像这种鼓励农民进城的制度，在别的地区和厂矿，也不是没有的。
问题的关键何在
从上面的情况里，读者不难看出，由于我们对勤俭建国的意义了解不够，缺乏建设的经验，过去几年里，我们有许多钱是多花了的，并且由于多花了钱，增加了许多原来可以不发生的困难。
如果能从这里面吸取经验，我们一定能够进一步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把国家资金的每一元钱，都用得更加恰当，用同样多的钱，把工业建设得更多，更好。

实行知心的领导　采用灵活方式
中共甘肃省委召开文教工作会议
新华社兰州25日电
中共甘肃省委13日到22日召开全省文教工作会议，和全省各界知识分子一道讨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会议由中共甘肃省委第1书记张仲良主持。
出席会议的有甘肃省、专两级文教系统、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四百四十五人。
会议指出：
甘肃知识分子几年来进步很快，和党的关系密切，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如有些地区和单位，党员对知识分子不尊重，知识分子有职无权。
知识分子也是天天见面，不知心。
产生以上情况主要原因是有些党员的特权思想和宗派主义作风。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对知识分子应采取“知心的领导，亲切的语言，协商的态度，灵活的方式”，并号召党员和知识分子共同改造，共同进步。
会议还指出甘肃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来的情况，批判了怕乱和怕挨整的思想，认为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经得起辩论反驳，不怕乱。
大家更不必有怕整的顾虑，可以大胆的鸣。

工商业者要加强自我改造
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分会常务委员　陈清琤
听了毛主席最近几次讲话的传达以后，使我进一步体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
毛主席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是有矛盾的。
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处理。
这就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
因为只有承认“有其事”，然后才能“求其是”。
人民内部的矛盾，既是客观的存在，那就既不应该把它夸大，也不应该把它掩蔽，而是应该把对矛盾的看法和处理矛盾的方法，尽可能地求其“是”，尽可能地去其“非”。
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不断地、正确地解决矛盾。
我是民主建国会的会员，一个工商业者。
联系到我的工作，有如下几点体会：
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高潮以后，去年11月，民主建国会召开二中全会，提出了目前工商业者还存在两面性的问题。
不少工商业者听了，起初不服气。
经过讨论，虽然承认还有两面性，但在思想上仍有不服气的地方。
认为工商业者有两面性，其他阶级分子，何尝没有两面性？
要改造，大家改造；
不改造，大家不改造。
在毛主席这次讲话中，对于这一问题，也给我们实事求是地进一步解决了。
毛主席告诉我们，工人也要改造。
他说：
恩格斯就说过，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间，改造整个社会，也改造了工人阶级自己。
试问，目前我们工商业者要改造的是什么呢？
主要是改造不利于逐步消灭剥削和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行为。
目前工商业者中间，有没有这种思想行为呢？
有。
举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
有人认为定息七年，只购买了35％，还不是完全购买。
我们可以再问一问，这种思想，工人当中会不会产生，要不要改造？
当然没有，也不需要改造。
因此，工人虽然也要改造，但由于阶级不同，改造的要求与内容当然也就不同了。
这是客观的事实，不是那一个人主观的想像。
我想，我们工商业者，应该正视现实，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才不辜负毛主席对我们的教育。
从两面性问题，使我联想到目前工商业者在企业工作中，既是共事合作关系，又存在阶级关系的这一双重关系问题。
有些工商业者朋友怕听“阶级关系”四个字，最好不提“阶级关系还存在”这句话。
他们认为今天工商业者在企业工作当中之所以有些缩手缩脚，其原因之一，就是由于阶级关系的存在，由于公私关系的存在，由于职工与私方之间关系的存在，在彼此之间划成一条鸿沟。
如果没有这条鸿沟，则私方人员的积极性，可能有更大的发挥。
这种说法，是一方面。
可是，同时也听到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在某些地方，觉得阶级关系的存在，也还有其可贵的地方。
例如有些朋友，年龄大了一些，对企业工作，也不太熟悉，而人事安排的结果，有的则当上了经理或厂长。
于是他们老老实实说：
“这完全是政府的照顾。
如果我不是一个工商业者，就恐怕当不上经理或厂长的”。
因此，我认为这又是一个应该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对待的问题。
虽然今天阶级已经基本消灭，虽然这种双重关系，今后将逐渐转变成为单一的共事合作关系，但在当前，这种双重关系的存在，无疑又是客观现实所决定的。
问题不在于怕听不怕听，要提不要提，而是我们应该如何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积极正确的态度，来对待目前这种双重关系，以至如何通过不断努力，创造条件，争取把这种双重关系，在今后逐渐转变成为单一的共事合作关系。
我们不能想像，今天工商业者既要政府在生活上、工作上给予不同于职工的待遇和照顾，同时却又否定双重关系的存在。
这种无视现实纯主观的想法，对自己的改造，没有好处。
要想以这种方法，来消除公私之间的“鸿沟”，缩短公私之间的距离，恐怕更是缘木而求鱼。
所以我认为老老实实，正视现实，是我们工商业者接受改造的重要提前之一。
合营以后，我们工商业者朋友，在相互促膝谈心的时候，常常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工作之中，既要大胆提出意见，又要防止被目为骄傲自满；
既要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又要防止被目为缩手缩脚。
二者之间的分寸，很难掌握，常常感觉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我也曾经为这个问题苦闷过一个时期。
对于这一问题，我又在毛主席最近讲话的精神中得到明确启示。
我们所以既怕大胆，又怕虚心，无非是怕意见提得不对、怕犯错误，怕被批评。
作为一个国家公职人员，应该力求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这是对的。
问题在于我们提出意见的目的，是否为了社会主义？
如果我们所提的意见，有利于社会主义，就应该大胆提出去。
如果别人认为意见不对，提出更好的意见，我就应该虚心接受。
反之，我对别人的意见，也应抱同样的态度。
而且在对的意见之中，可能有不对的部分。
不对的意见之中，也可能有对的部分。
提总比不提好。
我们应该力求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但决不应该怕提意见，更不应该怕被批评。
特别不应该为了考虑个人得失，而怕提意见和怕被批评。
这一问题，虽然是一个态度和方法问题，但实质上就是一个立场问题，也就是一个“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具体考验问题。
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我们如何能够建立起更多的主人翁思想，真正做到知无不言，同时又能够做到有错必改，不怕批评。
但是，在这一问题上，除了我们工商业者自己首先应该努力打破顾虑，建立起主人翁思想以外，我们还希望合营企业中的公方，加强对私方的领导，给以应有的支持和帮助，经常肯定他们意见中的“是”的部分，同时指出其中“非”的部分，使其不断提高思想水平，明确努力方向，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多贡献。

无题　苗地

湖南高等学校负责人在座谈会上
批评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据新华社长沙25日电
中共湖南省委员会召集全省六所高等学校的负责人和一部分教授，座谈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中共湖南省委第1书记周小舟，省委书记处书记周礼等分别参加了小组讨论会。
座谈会进行了十一天，到22日结束。
参加座谈会的三十八位党外人士都开诚布公，倾心畅谈了自己的意见，比较集中地批评了湖南省党政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湖南医学院院长凌敏猷，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邓一韪等人士对目前高等学校领导多、职责不明形成“老子多、妈妈少、管的多、关心少”等现象提出批评。
参加会的人认为这几年来在学院里，由于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存在宗派主义情绪和个别党员工作方法生硬、粗暴，以致同某些非党人士合作时还有些误会和隔阂。
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教授李吟秋恳切地提出，希望共产党员不要光像吸铁石，只能吸住钢铁，要像士敏土（水泥）一样，把灰尘土屑也通通凝结在一起。
中共湖南省委第1书记周小舟在听取教授们意见时，随时对个别党员和非党人士合作共事中的简单粗暴行为进行了严格批评，并要求非党人士多提意见，帮助党内整顿工作作风。
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副院长魏东明（共产党员）检查了过去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表示今后努力改进。

看护瘫痪婆婆十二年
新华社记者　杨礼门
鞍山市友好街初轧厂职工家属金素珍，是在街坊邻居里被人们称赞的孝顺婆婆的好媳妇。
金素珍是初轧厂工人苏庭香的爱人，今年已经四十四岁了。
在她结婚后的第10个年头里，她的婆婆突然得了半身不遂的病，一直躺在床上。
从那时候起，金素珍除了照顾四个孩子外还要侍候婆婆，到现在已经十二年零三个月了。
婆婆病倒十二年多，全是在炕上拉屎撒尿，但是当你到他们屋子里的时候，一点臭味也闻不到。
这都是金素珍侍候得好，婆婆每次拉屎撒尿，都由她擦得干干净净。
去年夏天，老太太得了个拉肚子病，大小便的次数更多了，有时还不一定能立刻大小便，金素珍也守候在旁边，一直等到便完收拾干净为止。
她还准备三块尿布随时给洗换。
夏天天气热，婆婆身上经常出汗，金素珍就经常用水给擦洗。
人在病里总是很烦闷的，特别是动也不能动的瘫痪病。
金素珍为了给婆婆解闷，经常把小人书里的故事讲给婆婆听，把看过的戏里的有趣情节学给婆婆看，逗得婆婆高高兴兴的。
一天，外面在扭秧歌、打腰鼓，婆婆听到了也要看看。
但是窗台高，挡住了视线。
金素珍就用桌子垫起来，使婆婆躺得高一些，从窗户里就可以看到外面的热闹。
金素珍就是这样日日夜夜地耐心地侍候着婆婆十二年多。
她的事迹被邻居和亲属们普遍地赞扬着、传颂着，成为人们的榜样。

编后随笔
金素珍十二年如01日地侍候一个瘫痪的老人，这是多么崇高的品德，这是多么值得尊敬的行为。
一个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以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来赡养老人抚养子女，这是多么义不容辞的责任。
可是，竟有像娄建华、李晓……这样的干部，用非常无情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父母。
在我们的社会上，受到尊敬的应当是金素珍这样的人，而不是娄建华和李晓这样的人。
愿那些在家庭生活中缺乏责任感的人改变自己的态度吧！

认真处理人民来信　正确解决内部矛盾
监察部加强对各单位的监督检查
新华社24日讯
各级监察机关把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当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法之一。
它们在最近加强了对国家机关和企业单位的这一工作的监督检查。
监察部和国务院秘书厅最近重点地检查了高等教育部和劳动部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情况。
另有许多省市监察机关也进行了检查，并向监察部作了检查情况的报告。
从检查中可以看出，有些机关对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重视的。
劳动部部长马文瑞经常亲自了解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情况，并督促各司局认真研究处理人民来信来访中提出的意见和问题。
据高等教育部所属四个单位最近的统计，在一年内收到的人民来信中有90％已经处理。
其余的来信，有的已作了交代，有的正在研究处理。
山东省在检查昌邑、长清、聊城、章丘等县的情况时，了解到这些县在一年当中受理的人民来信和来访提出的问题，有80％已经结案，没有结案的也都有了交代。
章丘县高寨区区长经常检查并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几年来高寨区从没有积案。
有些单位很重视人民来信来访中提出的意见和问题。
本溪市工业局接到批评五金厂锯条质量不好的人民来信后，局的领导方面很快地同厂方共同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研究，最后他们吸取外地经验，提高了锯条的质量。
本溪市粮食局根据人民来信提出的购粮手续繁杂的意见，改进了工作中的缺点，结果群众很满意，他们写信表扬粮站干部。
但是，检查的情况证明，有不少机关和企业对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表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例如高等教育部工业教育司曾收到一个大学生要求转学的信有一百多封，可是工业教育司对这些信不但没有认真研究，甚至于有十三封信还没有拆开过，他们认为答复这样的信是“麻烦”的事情。
更多的情况是有些单位在处理人民来信时表现了不负责任的态度，他们互相推诿，延误了处理时间。
本溪市工业局秘书科收到批评本溪造酒厂领导方面不重视推广先进经验的来信后，将信转给干部科，干部科又把信转给轻工业科，最后这封信被转了三个多月又回到了秘书科。
监察部和各地监察机关在检查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报告中指出，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中产生这些缺点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单位的领导人不重视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他们用官僚主义态度去对待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
高等教育部个别司的领导人员认为人民来信是一些“小事”，他们不仅自己不管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还要别人少管，以致在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上存在着严重的拖延、积压等现象。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做具体工作的人对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政治意义认识不足，领导方面忽视了对他们进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这样就使有些人对这项工作有厌烦情绪。

负起赡养父母抚养子女的责任
山东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新华社济南25日电
山东省级领导机关最近发现少数共产党员干部有不赡养父母、不抚养子女和虐待老人等不良行为。
这种情况给党在群众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处的干部娄建华，因为很少寄钱回家赡养年老的父母，老人们不能归还农业社的口粮欠款，结果影响了社里的资金周转。
中共山东省委监察委员会的王均益，是个老干部，家中有老有小，但他十余年来故意不和家中通信，以推卸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的责任。
直到最近经过群众的批评，他才同家中取得联系。
省工会的女干部李晓，她的母亲已经六十多岁了，平日替女儿、女婿洗衣服、做饭、看孩子，有时候还得替女儿洗头。
有一次李晓要老人家炒辣椒给她吃，老人被烟熏昏倒了，李晓却睡在床上一动也不动。
女干部张继玉是个党员，她的公公已经七十九岁，因无力劳动才从乡下来到儿子这里，张继玉为了这事整天和丈夫吵闹。
有一天因为一件小事，张继玉借此无理取闹，摔了好多家具，还辱骂和殴打老人，引起附近群众不满。
目前，党员干部的这些不良行为已经引起省级领导机关的重视。
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委员会最近曾为此发出通报，号召所属各级党组织克服“清官难断家务事”的不正确看法，要求经常加强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的道德教育，严格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处理家庭生活上树立“尊老爱幼”的新风气。

中东来的棉花
在今年的头四个多月中，上海市棉花公司已经进口了二十五万多担棉花。
这些棉花是向埃及、叙利亚和巴基斯坦购买的，有一部分已经送进了上海的纺织工厂。
这一时期里，上海还从南斯拉夫进口了二十九万六千多公尺棉布，这些布是白色的，适宜人们缝制春秋季的内衣。
（新华社）

“五一”牌手表出厂
天津市手表厂筹备处生产的第1批手表已于4月23日开始出厂。
这是这个工厂今年计划生产的八百只手表的一部分。
已经出厂的二十只手表，经过技术人员的鉴定，二十四小时内的快慢误差都不超过一分钟。
表机内部所有齿轮及轴瓣零件，质量合乎要求，并且能互换。
这批十七钻手表定名为“五一”牌，分大小型二种，表壳镀铬。
这批手表的零件中，除卡子、卡轮、摆轮、油丝、钻石眼等是进口货以外，都是国内制造。
　（新华社）

从莫斯科带来了最新式的汽车图样
本报长春25日电
长春第1汽车厂和莫斯科李哈乔夫汽车厂建立起的亲密的友好关系是中苏两国伟大友谊的动人范例。
负责设计长春第1汽车厂的总设计师——莫斯科李哈乔夫汽车厂副总工程师兹维特科夫，最近从莫斯科来到长春，带来李哈乔夫汽车厂已经设计成功的和还没有设计成功的新的汽车产品的全部资料，供给第1汽车厂。
他说，李哈乔夫汽车厂厂长希望第1汽车厂今后每年都能派代表到李哈乔夫汽车厂去，研究各种新的经验和新的技术。
第1汽车厂厂长饶斌表示衷心感谢这种热情的帮助和鼓励。

你知道不知道？
△截至1956年底，全国共有手工业合作社（组）十万零四千三百二十二个。
△现在全国共有手工业合作社
（组）员四百七十多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59.4％。
△1956年手工业生产总值共七十六亿元，超过第1个五年计划1957年指标的60％以上。
△在农村市场上，手工业供应的商品占80％。
△1957年全国手工业的计划产值比1956年增加13.7％。

共产党员不是为奖金而工作
读了人民日报最近几期关于企业奖金问题的讨论以后，我的思想上不由地涌现出两个问题：
工厂企业实行奖励制度是为了什么？
共产党员为什么而工作？
谁都知道，一个工厂如果没有行政管理和组织工作，要进行生产活动是不可设想的。
同时，没有党、团组织的政治工作，要发展生产也是不可设想的。
但是，生产任务的完成和超额完成，归根结底劳动者的生产劳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工厂企业的奖励重点应该是生产的直接参加者，其次是行政、党、团、工会工作人员。
对于生产的直接参加者应当实行物质奖励，而对于非直接参加生产的人员则可以采取国家机关一般实行的奖励办法，不必实行物质奖励。
唐山钢厂党、团、工会脱产干部所得奖金大大超过工人，是极不合理和极不公平的。
那种认为“领导人出力不小，比一般职工多拿些奖金也是合情合理”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谁能说工厂生产任务的完成同领导机关没有关系呢？
但是，谁能说有了一定的工作关系就有必要发给奖金呢？
奖金的目的是为了刺激劳动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奖励标准上必须严格控制，受奖人和单位必须是真正有重大创造发明或完成国家计划有显著成绩的。
如果控制不严，所有在工厂工作的人都拿到奖金，实在说，这种奖励不但不能刺激生产，反会助长一些人发展不正确的思想。
我想任何人在加入党的时候，决不会说他为奖金而来的，否则，他就沾污了党员的光荣称号。
韩宝瑞同志以他个人为例，企图说明如果工厂行政、党、团、工会干部不拿奖金就没人当干部了。
这种看法也是没根据的。
事实上我所知道有一些工厂行政工作干部是不拿奖金的，有些从工人提为管理人员以后，工资是比过去减少了，但是他们还是兢兢业业地工作，因为他们知道为什么而工作。
他们觉得，受党和国家委托而工作，吃苦在先，享乐在后，是极大的光荣。
不管怎么说，奖金不能成为共产党员的工作要求和标准。
共产党是改造世界的，我们已经看到：
有阶级社会以来由于私有制而产生的自私自利思想正在被改造，在很多人身上已经被改造掉。
他们不顾个人利益而忠诚地为党工作，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当董存瑞挺身炸碉堡的时候，罗盛教舍身救崔莹的时候，王孝和、刘胡兰、丁佑君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为党牺牲的时候，他（她）们有着一个崇高的思想：
为了人类；
而不是为了奖金。
我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工厂企业脱产干部在内）都有他的定额工资。
他们应当在这个职务范围内尽量发挥自己的能力，如果任务完成了或者超额完成了，只是反映了他们尽了自己的职责，没有什么理由去拿什么奖金！
　
戈夫

我主张根本取消干部得奖制度
企业领导人员在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时候应该不应该得奖？
天工同志认为“问题不在于企业的党和群众组织的专职人员应不应拿奖金，而是有些企业对于落后的劳动定额有没有及时修改。”
我认为落后的定额固然对奖金的支出多少有一定的影响，但我们主要应该从这种奖励制度对生产所起作用来分析它好坏。
据我了解，这种奖励制度对于企业生产和职工团结并没有起好的作用，相反拉了干部的后腿，影响干部与干部之间、干部与工人之间的团结。
沈阳铸造厂1956年第2季度发奖情况就是这样，厂长最高奖金达一百二十元零八分，最低九十二元一角六分；
科长最高奖金六十四元九角二分，最低二十四元五角；
科员和办事员最高二十九元零六分，最低九元一角三分；
工人各种奖励最高十九元八角，最低仅五元二角。
领导干部得奖超过一般干部和工人，引起了许多问题。
工人们反映：
“工人干活在前头，奖金拿零头，领导拿大头”。
有些领导干部因奖金过多，不敢要。
还有些企业为了得奖，不愿制订先进的生产计划，单纯追求数量，忽视质量。
有的企业甚至为了获得奖金虚报成绩。
从这种奖励制度本身来看也是不合理的。
首先，完成生产任务本来就是一切工作人员的起码职责，如果规定只要完成任务就给奖，那就等于承认完不成任务也是合法的了。
难道我们社会主义企业的干部仅仅就是为了获得奖金才完成生产任务吗？
其次，我认为企业党组织、工会、青年团组织的干部如果也和行政干部同样得奖，就会减弱他们对生产的监督作用。
哈尔滨第1工具厂1956年第1季度曾由总工程师签字把两万件次品当成“合格品”。
于是，第1季度商品产值便完成很多，“创造”了得奖条件。
市产业工会了解这情况后，责成该厂工会进行检查，但因这个厂基层工会干部同样领取了技职人员奖金，所以一直没有提出检查报告。
再次，这种奖励制度在企业中执行起来，往往使得奖面越来越大。
本来这种奖励制度最初是在生产、计划、劳动工资等几个主要科室中执行；
后来保卫、人事、总务科人员认为完成任务同样有他们一份作用，于是他们也得到奖励。
这些科室得奖以后，炊事员又提出：
“我们不煮饭给你们吃，你们再努力也完不成任务”，警卫消防人员提出：
“我们不保卫工厂的安全，你们要完成任务也是有问题”。
这样一来，只要企业完成生产任务，上自厂长，下至勤杂人员都有了奖。
这种不分勤奋怠惰一律得奖的平均主义作法，根本不能起什么鼓励先进的作用。
此外，这种奖励制度一般仅在工业企业干部中实行，而国家机关、文教、卫生等单位都没有实行。
照上边的道理推论，是否就是说这些单位没有任务需要完成呢？
是否与生产建设根本无关呢？
如果他们也有任务需要完成，他们的任务与各种生产建设分不开的话，那么他们也有理由向国家要奖金了。
总之，我认为企业技职人员现行的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奖励制度，不论从制度本身或生产效果上看，都是害多利少。
为了有利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增进职工之间的团结，密切企业领导干部和一般职工之间的关系，我建议取消这种奖励制度。
朴生

旧机器返老还童
本报旅大25日电
大连工矿车辆厂最近采用的一种苏联先进经验，可以使老机器、老零件返老还童，甚至死而复生。
这种先进经验，叫金属喷镀法。
在因磨损而失去了精密度的机器部件上，镀上一层很薄的金属，可以使某些报废了的部件能够继续使用，并恢复了原有的性能和规格。
采用这种技术的必然结果，是每年因报废而需要更换的机器设备或各种部件将大大减少，因此它是节约金属材料的一个重要方法。
大连工矿车辆厂最近试用金属喷镀法，复活了一根已经废了的剪片机主轴，费用不过十元，而制造一根新轴则需要七十元。
另外修理时间也由五天缩短为一天半。
接着这个厂在修理另外两台机器时，也使用了这种方法，并获得了同样的效果。
在较大的工厂和运输企业中，每年都有大量的橙器和运输设备需要检修，因此如果能够都广泛地采用这一新技术，经济效果将是很显著的。

沉排护岸
南京市对岸正在进行一项大型的水利工程——修筑五华里长的护岸坡、筑一道防洪堤、建十三座闸门。
这项工程完成后，可消除大汛期间洪水对这一带工厂、居民的危害。
　曲超宏摄（南京日报社稿）

淮南矿工向伏老报喜
本报合肥25日电
当各地正热烈欢迎伏老访问参观的时候，在淮南煤矿的矿井里，也爆发出矿工们热烈的欢笑声，因为他们学习苏联高效率采煤法成功。
矿工们要向伏老报告：
苏联又一项先进经验在中国矿井里开花结果了。
高效率采煤法也叫掩护支架采煤法。
矿工们试行的结果证明：
原来占矿井事故第1位的顶板事故，自用了掩护支架再也没有发生了。
原来占采煤工作量一半以上的支柱与回柱工作，也全部省掉了。
过去需要二十一个人的采煤工作，现在五个人就够了。
因为没有了笨重的体力劳动，矿工把掩护支架采煤法说成是“轻巧工作法”。
04月上旬，矿工们虽然在自然条件极坏的煤层里工作，但是仍然把掩护支架的93％的钢材和74％的木材回收出来。
采用掩护支架方法，在同样自然条件下，工作面生产能力可提高一倍多，工人劳动效率可提高一到二倍。
煤炭科学研究院的工程师和生产现场的工程师们，一致认为苏联这项高效率掩护支架采煤法是我国急倾斜煤层采煤的发展方向。
　（吴荣江）

自己动手种菜
青藏公路管理局全体干部和家属，利用业余时间开荒种菜。
每人决定开荒地一分，全体人员可开出荒地五十亩，生产蔬菜二十五万斤。
这样一年就可少从内地运送去九万斤蔬菜。
也可腾出十五辆汽车去运其它急需的物资。
现在，在新开出来的荒地上已经开始播种，06月间他们就可以吃上自己种的蔬菜了。
（赵敬之　马悦）

要机动灵活　要面向农村　要勤俭办社
全国手工业座谈会讨论手工业改造问题
本报讯
从3月21日开始的全国手工业改造座谈会，已于昨日结束。
座谈会就手工业合作社（组）的组织形式问题、供产销和增产节约问题、社员的工资福利问题和民主办社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1956年是我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90％以上的个体手工业劳动者参加了合作组织。
合作社（组）的生产有很大的发展，90％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
但是，由于去年忙于组织改造，缺乏领导和管理生产的经验，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手工业合作社是大点好呢，还是小点好？
大家认为手工业的特点是分散、复杂、多样、地方性大，主要为当地人民生产和生活需要服务。
手工业产品品种多、变化大，随着人民需要和市场的变化而变化。
它是补助大工业的不足的。
如果手工业的组织过大，就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
因此，手工业合作组织，一般应该小而灵活，特别是在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目前，绝大多数合作社的人数是在三十至四十人之间，个别的也有三、四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大社。
会议认为对于现有的大社，有问题的应该坚决分开；
没有问题或问题不大的则要加强领导；
对现在问题还看不清楚的，要深入了解、研究，摸清情况以后，分别处理。
目前需要调整的手工业社，主要是多种行业统一核算的综合社；
产品复杂、人数过多、分布面过广的制造性合作社；
撤点过多、集中过大或服务点过多难以管理的修理服务性合作社；
全县或全区范围内一竿子插到底的大行业社。
要求在今年年底以前，采取分社、增设服务点、改变核算关系等不同方法，基本上调整完毕。
在调整组织的时候，要从总结检查生产入手，充分发动群众，因时、因地、因合作社制宜，不能一律对待。
提倡增产节约勤俭办社
大家认为手工业系统的增产节约运动，应该以提高产品质量、节约原材料为中心，各社（组）要注意充分发挥手工业生产机动灵活的特点，面向农村，适当改变生产品种和服务方法，扩大利用废品代用品，克服供产销方面的某些困难。
对于生产原料的行业，如土铁、小窑煤等，以及供应出口需要的许多手工艺品，应该大力增产。
手工业增产节约的潜力是很大的，目前有些社由于财务管理和原材料、产品的收发保管制度不健全，浪费很大，有些联社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的情况也比较严重，各地合作组织应当注意一切从勤俭出发，过去的制度、规章、组织机构凡是不符合勤俭办社的精神的，都要重新修订调整。
全国基层社脱产干部的比例，要求从1956年的平均7.2％减少到6％左右。
工资福利的提高不能过高过早
大家认为手工业合作化的时间还很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困难问题，只能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逐步解决。
手工业合作社应当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不同生产设备和不同管理水平，来确定不同的工资水平、工资制度和福利措施。
不顾合作社的经济力量，过早地要求解决一切问题，或过早地开支票，都是不妥当的。
手工业社的工资福利，在城市，全年平均一般不应超过同行业、同等技术设备的地方国营工厂；
在小集镇和农村，不应过多地超过当地一般农民的收入。
手工业合作社的积累是社员长远利益的保证。
没有积累，合作社就不能巩固；
社员以社为家的思想就不能树立。
大家认为只要社员生活、福利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社，就应该把积累当做主要问题。
有些个体手工业可以长期保留
座谈会认为个体手工业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需要，一方面也是由于合作社的工作有缺点。
我国人口多，社会需要不可能很快得到全部满足，个体户的存在和发展，是比较长期的。
今后个体户可能年年有发展，也年年有改造。
对待产品零星复杂，又不甚重要的行业，可以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他们个体经营的方式，不必急于组织起来。
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今天，有意识地保留一些个体户，对活跃市场会更有利些。
要加强对手工业者的思想教育
手工业者是小生产者，对他们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时期的问题。
鉴于目前新社多的情况，应该采取回忆、对比和算细账的办法，联系实际，加强对干部和社员的社会主义教育和社章教育，使他们懂得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国家利益、合作社利益和社员个人利益之间的正确关系，懂得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的意义，树立以社为家的思想，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轮船将航行在红河上
云南省内出现了第1条浅水拖轮航道。
这条航道在红河下游的河口县到曼耗渡口之间，长约一百一十公里。
从今年01月初开始，一千多名来自红河两岸的各族农民，在红河下游炸掉了苦竹邑等十二座险滩中阻碍轮船通航的部分，清除了河中礁石，又修筑了八座顺坝和丁坝。
现在正在进行结尾工程施工。
目前，筹备通航的工作正在积极进行。
一支浅水拖轮已经由天津运到河口，三只木驳船已经制好，只等红河枯水季节一过，水位上升以后就要试航。
过去，红河下游只能通行小木船。
木船过滩的时候，舟中货物需要搬在滩上，船过滩以后再搬上船去，十分不便。
红河下游两岸盛产稻米和亚热带水果。
以前这些东西很难外运。
浅水轮船航道通航以后，这些状况都将得到改变。
　（新华社）

从多方面支援农民争取大丰收
根据农民需要，适时给予帮助
阳江县机关、工厂和农业社建立了联系制度
本报讯
广东阳江县机关、团体工作人员、工人、学生、工商业者和城镇居民掀起了支援农民争取大丰收的热潮。
白沙供销社的职工们，都决定对在乡家属积极进行教育，并帮助家属清还在农业社的超支款项。
县城工业交通等单位的职工，还决定动员流入城市来闲居的家属回乡参加生产。
上洋镇的财经机关干部在认识了干部应发扬艰苦朴素作风，与全体人民同甘共苦建设祖国的重要意义后，都纷纷计划省吃俭用，逐月把节余的钱投入乡村信用社，以便转借给生产资金发生困难的农业社。
阳江县城的机关团体和工厂，还采取了跟农业社“挂钩”的方式，建立了一些长期联系的制度。
他们规定：
（1）机关、团体必须联系一个农业社。
每月派人去访问一次或数次，根据农民需要给予适时的帮助；
（2）在农忙、劳力不足的时候，派人前往支援；
（3）机关、团体积集的肥料，无代价的供给所联系的农业社；
（4）农业社资金困难的时候，机关、团体干部投入信用社的余款，要首先转借给农业社。
到现在为止，阳江县已有九十多个单位同六十多个农业社建立了这种联系。
城镇居民和工商业者，也纷纷降低原来出售粪肥的价格，甚至无代价的送给农民。

内蒙古自治区建成一条防沙林带
阻挡了流沙扩大了耕地
新华社呼和浩特24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阿拉善旗腾格里大沙漠同磴口县交界处，已建成一条长三百零八里的防沙林带。
林带南由磴口县的南粮台起，北到这个县同杭锦后旗接壤的下西闸子，平均宽七十公尺。
这条林带是磴口县各族人民经过七年多的努力营造成的。
造林面积共四万三千多亩，现已成活杨、柳、沙枣、榆等树一千二百多万株。
在靠近农田的沙漠地区，人们用筑柴坝，引水灌沙，封沙育苗和种植适宜于沙漠中生长的草和灌木，已把一部分流沙固定或半固定下来。
磴口县东临黄河，西面是一望无际的腾格里大沙漠，全县又正当贺兰山和狼山的缺口处，每年春天风季，流沙平均要向前移动二十公尺，侵占了许多良田，填平了渠道，埋没了农民的房舍，甚至整个村庄。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这问题就很重视，从1950年开始，就有计划地领导全县各族人民向风沙展开斗争。
连年造林的结果，不仅流沙再无法侵占农田，而且耕地面积也扩大了。
全县从1950年到现在扩大耕地面积七万亩，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靠近沙漠过去不好种的荒地。
（附图片）
这是内蒙古自治区新建成的防沙林带的一角。
新华社记者　艾丁摄
三十多年前风沙的危害十分严重，磴口县新民村的农民徐良焕的房子就被淹没在这一片沙堆中。
　新华社记者　艾丁摄

农谚（续九）
苏克勤搜集
收割收藏应注意的问题：
“抢秋夺麦”。
“七成熟，八成得”。
“棉花要摘好，不能满地跑”（摘棉花时如满地跑不但摘不好，还容易碰伤棉花枝叶和棉铃）。
“冷装豆子热装麦”（指打场时，豆子应放凉再装起。
麦子可趁热装起，这样不容易生虫子）。
六、关于副业的
关于植树的：
“有闲院墙没有闲树”。
“栽树不栽花，种豆不种瓜”。
“七九八九，种花养柳”（养柳是栽柳的意思）。
“麦子上场，胡桃半瓤”。
“07月进边，枣儿红圈”。
“07月十五红圈，08月十五落竿”（指枣子成长和收获的时期）。
“07月枣儿08月梨，09月柿子黄肚皮”（指枣、梨、柿成熟的时期）。
“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当年就还钱”（指桃树、杏树、枣树从栽种到结果经历的时间）。
“杨树三年不算活，枣树三年不算死”（指杨树和枣树栽种后成熟的规律）。
“旱枣涝梨”（指旱年枣长的好，涝年梨长的好）。

半月农情
清明——谷雨
从“清明”（4月05日）到“谷雨”（20日）这半月，农村里一天忙似一天。
这个期间，长江以南各省的农民正在插秧、下种；
黄河和淮河两岸以及华北平原上正在忙着给冬小麦追肥、浇水；
东北和西北地区正在种春小麦；
几个主要棉产区正在种棉花。
农民们的紧张劳动，已经使得祖国辽阔的田野在冬天过去不久，就染满了新绿。

南方插秧工作进行得怎样？
广东省的季节在全国是最早的了。
但还在广东其他地方在准备春耕的时候，海南岛和雷州半岛上的农民即在“清明”前插完了秧。
现在，广东全省也进入插秧大忙阶段。
广西省东南部西江右岸容县专区各县，和西南部接近睦南关地区，在3月下旬即开始插秧，4月中旬即陆续插完。
西部的百色和东北部的桂林、平乐等地，正在插秧。
湖南全省从湘江沿岸和滨湖地区开始，已普遍在插秧。
嘉禾和江华瑶族自治县等一些种植三季稻的农业社，“清明”刚过，即插下了早稻秧。
今春福建天寒雨多，闽南闽西的早稻秧都生长得慢，只有厦门附近的龙溪、海澄等县插秧较早。
江苏、湖北的早稻播种工作大体结束。
四川、云南有少数地方已在插秧。
根据去年的经验，在有条件的地区适当扩大双季稻的种植面积，是争取大丰收的一个好办法。
据统计，今年双季稻种植面积共有一亿一千多万亩，已比去年增加九百多万亩。
如四川省就计划种植一千二百万亩，比去年种植面积增大了267％。
但是，也有一些地区，今年适当地缩小了双季稻的种植面积。
今年各地注意了争取季节、培育壮秧、合理密植、合理施肥等先进技术。
如广东、浙江、湖南等省都在继续推广水稻合理密植。
不过，就目前的情况看来，许多地方都有一些困难：
有小部地区已经发生了春旱现象。
湖南省常德专区受旱面积已占总田亩的20％左右；
湘潭专区八个县脱水的田约占总面积的15％。
广西省今春气温低，早稻播种一般比往年推迟，因此，育秧时间不够，秧苗生长不良。
加上原来种植计划偏低，播种量不足，经修改扩大种植面积计划后，秧苗更不够用。
所以，这些地区对于加强秧田管理，培育壮秧或进行补播，还是必须注意的。
冬小麦拔节孕穗了
今年各地冬小麦的生长情况，一般比往年延迟十天到半月，这是因为春寒较长。
现在，许多地区的冬小麦正在拔节孕穗。
以小麦为主要粮食作物的河南省，到6日，60％的麦田都增施了追肥，浇过水。
许昌专区是这省重要小麦产地。
由于肥料、雨水充足和管理得好，全专区麦苗已长成一眼看不到边的绿海。
陕西长安麦田，经过两遍追肥，麦苗分蘖增多。
有些地区的小麦已开始抽穗。
在黄土高原上，如高陵县等地，小麦已经施了二次肥，现正在进行二次春灌。
但是，陕西省南部和关中地区，已经在很多麦田里发现麦蜘蛛和吸浆虫。
当地已通知各农业社积极消灭。
春小麦正在播种
季节一过“清明”，我国北部和西北部也逐渐暖和。
因此，这一大片地区上便陆续开始了春播。
现在，在新疆，南起昆仑山，北至阿尔泰山之间的田野上，春播很紧张。
和阗、阿克苏等地春麦播种已经结束。
内蒙古黄河河套一带早在月初即结束了春麦播种。
东北地区黑龙江省下种较早。
这省最北方的黑河专区冰雪还未全部融化，农民便开始下种。
这省因为去年秋雨封地，今春雪大，土地泥泞，以致播种时间比往年推迟了十天左右。
吉林、辽宁等省正在抓紧作春耕准备；
只有极少数县开始下种。
甘肃省、青海省去冬和今春雨雪特别稀少，有些地区已经出现严重旱象。
现在甘肃省约有一百万亩耕地无法下种，有三百万亩虽然抢墒种下，但是出苗困难。
许多地方正发动群众查苗补种，浇水泡苗。
银川专区的春小麦已出土一寸多高，现在正加强田间管理。
趁墒抢种棉花
04月9、10两日，各地普下雨雪。
这个时候，正该播种棉花。
河北省的主要棉区趁墒抢种，进度很快。
邢台专区9—15日，使十五万亩易跑墒地种上了棉花。
沙河、内丘、临城、柏乡、邢台等县都基本上完成了播种任务。
11、12日，邯郸县全县出动三万多人，抢种了六万多亩。
这些地方下种之后，又组织力量互相检查播种的质量。
山东的聊城专区今年下种较早，截至14日，全专区已播种二十多万亩。
播种质量也比往年好。
河南、湖北也正在播种棉花，不少县在谷雨节前已经基本上播种完毕。
今年湖北将有七百万亩棉田采用良种岱字棉，比去年增加了二百万亩。
陕西关中大部分地区，到16日止，80％的棉田已经下种。
山西晋南专区截至14日，已有二百万亩棉田下种。
新疆玛纳斯河流域垦区，植棉工作已作好准备，等到地温再上升一些即行下种。
新疆西部喀什、阿克苏和库尔勒等地，在刚结束春麦播种之后，已开始种棉花。
今年，有些地方由于畜力不足和其他一些原因，有缩减棉田和推迟下种的现象。
山东大众日报和河南日报都曾在这个期间发表评论，要求各地按照国家计划及时下种。
（本报综合报道）

大力恢复和发展药材生产
逐步缩小药材供应中的脱销现象
新华社24日讯
今天结束的全国中药材会议确定今年全国中药材系统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首要任务，是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恢复和发展药材生产，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大力开展收购工作，改进经营管理，逐步缩小药材供应的脱销现象。
为了增加产量，满足市场需要，会议要求各级药材公司，积极主动的配合农业、林业等有关部门，做好药材生产的领导工作。
药材生产中所需土地、籽种、肥料、资金等困难问题，要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尽可能求得解决。
此外，也要注意将野生的植物和动物药材，逐步转为人工培植和人工饲养，以增产药材和扩大药源。
会议认为必须加强对中药材自由市场的领导，合理掌握收购价格，根据药材生产季节组织力量及时收购。
除直接收购和委托供销社收购外，应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
在收购工作中，要注意开展宣传工作，把要采购的药品，规格、价格告诉群众，指导群众有计划地进行采挖。
会议指出，在药材货源不足，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药材供应要根据药材的不同用途和疾病的急缓，做到以有限的药品用于急需和必须的方面。
以饮片配方和加工成药为主的药，应首先供应；
治疗对人民危害最大的疾病的药也要尽先供应。
会议还要求所属单位，贯彻“勤俭办企业”的方针依靠和发动群众改善经营管理，节约商品流转费用。
并及时总结推广仓储保管工作经验，防止商品虫、霉、变质等损失。
这个会议上还宣布了国务院关于“中药材业务划归卫生部管理”的决定，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作好接管工作。
这次会议是在3月15日开始的。

小商贩投资五万多元
据新华社南京25日电一向靠推销洞庭山水果和鲜鱼的上海商贩李蒙雨和沈阿五等人，知道震泽县有些农业社因为资金不足，不能下足鱼秧的消息，就动员了上海的三百多户小商贩，以及苏州、嘉兴等地的小商贩共同筹集资金五万多元，并派出八个代表把款子送到东、西洞庭山各农业社，以无利投资的方式，借给农业社，秋后归还。
农业社在借到资金后，保证今年鱼秧比去年多下58％。

岷山采药
孔繁祚
在四川岷山上的平武县，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跑了一千多里路，到过十四个乡、镇和许多村、寨。
这里的人们告诉我的许多故事，和我亲眼看到的许多情况，使我改变了过去对山区地瘠民贫的印象。
现在，我可以告诉朋友们：
这里是富饶的山区。
在平武县的藏族区，区主席蔡子修对我说：
“别看这里山高、路陡、野兽多，这山上的野草、树皮还有獐子的麝、猴子的骨都是宝贝，一运到外面就值钱啦！”
他指着区政府背后的山说：
“这山上有独活、党参……。
中药铺里卖的，这儿大部分都有，缺不了几味药。”
我忙把听来的事情问他们：
听说这里有一户农民，1956年拴住了二十多头獐子，卖麝香就得了八百多元，是真的吗？
在这里领导藏区农民进行民主改革的一位县委委员用主人似的口气回答我：
“当然是真的。
你以为这算稀奇事吗！
还有使你感到稀奇的事哩！”
接着，他告诉我：
就是这个藏区所属的泗耳部落，总共才一百多户人。
他们不多天就挖了一千多斤贝母，每斤以中等价格十元计算，共值一万元。
他们还挖了二万斤当归，每斤以七角计算，共值一万四千元。
两项合起来是二万四千元。
平均每户收入都在二百元左右。
在山里挖药材，不像在田里割庄稼，很容易就可以收回家。
这里，每一个挖药的人，都经过无数的艰苦。
让我谈谈他们是怎样把药材挖出来的。
汉族地区水晶农业社社员谢国弟和他的伙伴们，每人背了三、四十斤玉米面，动身到山上去挖药。
一出门便爬山，一连爬了三天，才到了黄草坪。
这山顶上长满了荒草，一望无涯；
天空的太阳像火似的烘烤着行路人的背，四处找不上一口水喝。
忽然，天变了，来了一阵像冰雹似的白雨，又使这些无处藏身的人挨了冻。
这是挖药的人必须熬过的气候关。
在山上，有路的地方没有药材，有药材的地方没有路。
谢国弟他们在荒林杂草中迷失了方向。
怎么办？
忽然看见了野猪的脚迹。
野猪是吃药材的，他们便跟着野猪路走去。
但他们了解野猪的性格。
七、八百斤重的大野猪，带着群猪奔来，人遇上它们是很危险的。
一边走，一边提心吊胆。
即使是风吹树枝响，也要瞧个明白，怕的是野猪来了。
走到野猪路的尽头，发现了豹子屎；
再看，那边就是豹子窝。
幸好，豹子不在家，谢国弟和伙伴们回头便跑。
他们还没跑到安全地方，迎面是一座陡直的岩石挡住了去路。
多焦人啊！
人急智生，谢国弟瞧见峭壁上有无数的小洞，像过去修栈道遗留下的痕迹。
他们便用石板塞一半进小洞内，一边塞，一边抓住石板往上爬。
稍有不慎，就有掉下去的危险。
不经历艰险是挖不着药的。
谢国弟他们终于找到了贝母挖了十几斤回来。
野生的药材，不需要人工经营，但是挖药材的经历比种药材苦多啦！
光靠野生的药材，也是靠不住的。
改变这种情况的办法是改野生为家种。
这里有着许多刺甲林、荒草坡和出粮食很少的地，都可以种药材，而且收成很好。
去年春天，当地党委与农民研究改野生为家种，并总结个别农民过去种药材的经验，组织农业社因地制宜的试种药材。
全县一共种了三百亩当归、党参、大黄、吴于等药材，全长的挺好。
挖药者看见这情景，都称赞不绝。
平武县委准备在今年大力发展家种药材。
一、两年后，这山区里不出粮食的地方，将要生产多少值价的药材啊！
这里不再被人们称为贫瘠穷困之地，而是富饶的山区啦！

当前农业生产上应注意的事情
想办法减轻耕畜的负担
在紧张的春耕生产中，牲畜的瘦弱和非正常死亡现象很容易发生。
在耕畜缺乏的地区，每头耕畜的负担过多，情况就更加严重。
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有些人认为，农活紧张了，牲畜的健康恢复的慢是必然的，牲畜非正常死亡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陕西省高陵县在春耕生产中，注意了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耕畜健康情况不但没有变坏，反而好转了，不正常死亡现象也基本上杜绝了。
是不是高陵县的牲畜情况原来就比较好呢？
不是的。
去年这个县共死亡一千一百多条牲畜，约占全县牲畜总数的10.85％，牲畜瘦弱是普遍现象。
这个县和关中各县一样，在去冬展开了爱畜保畜运动。
领导人员和干部一起深入农村，逐社逐槽进行检查，并且还举办了评比大会，交流了饲养管理的经验，奖励了饲养管理工作好的农业社。
这些工作都有很大成绩。
但是，牲畜瘦弱现象仍然存在，死亡现象也仍不断地发生。
根据这种情况，高陵县领导人员又深入农村进行调查。
据了解，牲畜继续瘦弱和继续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农业生产的活路一天比一天加重了，畜力紧张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瘦弱的牲畜担负了过重的工作，使体力不能很好恢复。
有些饲养员这样反映：
牲畜刚喂养的上膘了，农活一紧张就又瘦了。
有些社干部反映：
牲畜虽然实行了“三包”，并根据牲畜强弱，合理的安排了活路，但是，由于农活重，畜力少，这些规定实行起来有很多困难。
今年高陵县的耕地已全部实行了灌溉，农活更加细致，所需牲畜也比往年更多。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在农忙的季节中，牲畜死亡瘦弱的现象可能发展的更严重。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再买一些牲畜是一个办法，但是有困难。
在目前各地都缺乏牲畜的情况下，大批的牲畜不易购买得到，即使能够买到，缺乏资金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高陵县发动群众想办法，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县的“七一”农业社去年修建了一座水磨，这是利用水渠的“跌水”修建的。
这座水磨一天可以磨一万斤粮食，基本上解决了社员吃面的问题。
按每条牲畜一天磨八十斤粮食来计算（有的牲畜一天还磨不了八十斤粮食），有了这座水磨，可以腾出一百多条牲畜来投到农业生产上去。
“七一”社的牲畜情况较好的原因就在这里。
县领导上认为，这是解决畜力紧张问题的一个好办法。
他们并对全县有“跌水”的地方都进行了调查，初步计划修建五十二座水磨（其中有些是小型的水磨，一天可磨七百到八百斤粮食），这样全县就可以腾出几百头牲畜，专门用来从事农业生产，而且比买牲畜的投资要少很多。
这个县的崇皇寺乡崇皇农业社是全县牲畜最紧张的一个农业社，全社共有六百多亩地，而耕畜只有九十头。
经过合理安排活路之后，全社还缺牲畜四十头。
该社群众都为牲畜问题发愁。
特别是饲养人员，他们确实在饲养工作上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牲畜瘦弱的情况却还是改变得很慢。
有经验的农民反映：
现在还不算忙，等到夏收时更会忙得不得了。
经过同社员群众商量之后，发现这里的群众有用铁锨翻棉花地的习惯，并且还是棉花增产的一个好办法；
于是，就发动群众用铁锨翻棉田，用人力送粪、推土，来代替一部分畜力，并计划修建一座每天能磨一千斤粮食的水磨。
采用这些办法，这个社的畜力负担减轻了，饲养员对饲养好牲畜也有了信心。
目前，这个社牲畜瘦弱的情况已有很大的改变。
高陵县就是用这些办法解决了畜力紧张的问题，使全县的牲畜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
不久以前，对全县的牲畜情况普遍地进行了一次调查。
全县共有九千七百多头牲畜。
头等膘的牲畜有二千九百九十二头，约占牲畜总数的30％以上；
二等膘的牲畜共有四千八百五十九头，约占总数的50％以上；
三等膘的牲畜（包括老弱牲畜在内）共有一千八百五十头，还不到牲畜总数的20％，牲畜的死亡现象已基本停止了。
有些地方可能没有修水磨的条件；
但是，可能有另外的节省畜力的办法。
要使耕畜不继续瘦弱和非正常死亡，就一定要想办法减轻畜力负担。
不然，就会使畜力越来越少，越来越紧张，造成更大的困难。
（朱波）

把杂肥送给农民
本报讯
浙江余杭县城关镇的机关工作人员、工人、居民、教师和学生，积极送肥下乡，支援农民争取农业大丰收。
03月上旬，余杭县城关镇开展了大规模的积肥运动。
截至3月23日止，共积了垃圾、畜肥、灰肥、阴沟泥等各种肥料七万多斤，并利用24日这个星期天，组织六百多人用手推车送给城郊永福、和平两个农业社。
　（山青、叶振等）

正确解决国家、农业社和社员之间的矛盾
泰来县对分配工作加强领导
新华社泰来25日电
黑龙江省泰来县的领导机关从春天起就注意加强对农业社分配工作的领导。
现在这个县的农业社，已经通过民主讨论把今年夏、秋两季的分配制度和方法确定下来，并向社员公布，让社员对分配工作进行常年监督。
及早地注意分配工作，从分配这个环节上调整国家、合作社和社员三者之间的利益矛盾，是泰来县接受往年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
去年，这个县的农业社建立两个月以后才开始建账，财务管理步步跟不上；
加上许多社劳动定额制度不健全，秋收分配中在报酬方面出现了社和社员之间、生产队之间、社员之间以及社员和干部之间许多不合理的现象和不易解决的矛盾，至今还有十几个社没有结束决算。
不少社采取了先社员、次合作社、最后给国家的错误分配办法，使得决算时许多社员超支，全县至今也没有完成征购粮任务，多数社没有还清该还的国家贷款。
今年，全县在最近刚结束的整社工作中，普遍地进行了国家、社和社员三者利益一致的教育。
为了在社内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所有的社都推行了包工包产制度，制定了分季分级劳动定额标准。
有些社还建立了保证搞好定额管理的劳动质量验收制度。
多数社都改进了劳动日的计算工作，做到每天记录、分小段结算、按月公布。
最近，县人民委员会又召开了合作社会计工作会议，研究搞好今年的财务管理和账务工作，为分配工作打好基础。
为了解决社员年中缺少零用钱的困难，绝大多数社都建立了预支制度，一般都不少于三次，多数社都规定在社员换季用钱时发放预支款。
为了避免在预支中超支，给分配决算造成困难，中共县委决定，一般的社每个社员全年预支的累计，不应超过全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药材
四川发现降真香
本报讯
去年在四川省南江县城关、大河、赶场等大山谷里发现的降真香（俗名降机藤脑壳），经有关方面鉴定，质量比在海南岛发现的降真香还要好。
降真香，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材。
它可以治疗金疮（被铁质类的器具打伤的疮伤，就叫金疮），也可以止血生肌，还可以顺气。
然而这种名贵的药材，在我国历来大多是依靠国外进口的。
1956年，这个县的供销合作社中药材经理部正式建立后，通过深入深山老林调查、访问，并从农民出卖的药材中鉴别，终于又大批的发现了这种名贵的药材。
据当地药农和老中医谈，在南江境内，降真香的蕴藏量很大。
这个县的供销社中药材经理部，在今年第1季度就收购了一万一千多斤。
现在，降真香已远销到四川省内的南充、江油、营山、邻水、大竹、合川等县和大西北地区的汉中等地。
　（罗建桂）
吉林黄芪产量大
本报讯
据吉林日报报道：
在距吉林省长白县县城三十多华里的大德水、小德水一带，发现一片约有七、八十亩的珍贵药材——黄芪（即黄耆）。
估计每年可产七、八万斤，价值五、六万元。
这种药材是强壮剂，用它可以补气。
据当地药材商店介绍，这种药材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是产不足销的。
这个县已经决定派专人经营，培育种籽，以利于今后大力发展。

赠送战马数百匹
本报讯
甘肃平凉专区和固原回族自治州的许多农业社，最近都像办喜事一样，接受了当地驻军赠送的三百八十七匹战马。
当战士们将膘肥毛光的马送到农业社时，社员们都走出村庄迎接，并纷纷表示：
一定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千方百计地争取农业大丰收。

中苏学生书信往还友情重
互相鼓励　共同学习　一起前进
本报莫斯科25日电
记者李何报道：
“伏罗希洛夫同志这次访问中国，又把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路程缩短很多。”
这是塔吉柏娜·塞尔盖夫娜·齐巴洛娃对记者说的。
齐巴洛娃是莫斯科一一○学校的教员。
她去年访问过我国，带回了我国教师和学生对苏联的亲密的友谊。
通过她，北京第4中学的教师和学生同莫斯科一一○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发生了密切的通讯关系。
她告诉我说，她在中国所得的印象是：
“中国教师为祖国谋利益的热烈愿望，使我们非常钦佩。
中国教师任何时候也不自满。
他们十分了解自己负担着多么巨大的任务。”
齐巴洛娃谈到书信的来往是增进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一个重要方法。
她说，现在整个学校，整个班和个别学生之间的通讯，很有好处。
她在中国的时候，同北京第4中学的教师们建立了联系。
回国以后，用通讯的方法，两个学校一起研究共同的问题：
“怎样培养学生独立学习和独立思考的习惯”。
她说：
“这种友谊比什么都宝贵。
在中国有许多能干的教师。
如果一起研究共同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更加迅速地前进。”
这位有经验的女教师敏锐地看到通讯对于学生的影响。
她说：
“要是学生的兴趣仅仅限于学校的知识，那是不够的。
通讯使学生从伟大的中国交到新朋友。”
她拿出一叠来往的信。
我读着这些信，觉得中苏两国青年真是心连着心。
这里摘下这些信中的两段：
莫斯科一一○学校十年级乙班全体学生的信中说：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大家都很喜欢，希望中国同学能看到保尔·柯察金的影片。
我们时常羡慕保尔所过的那种时代、那种生活和浪漫主义，而浪漫主义和斗争永远也不会没有。
我们的生活也是美丽的，我们的父祖辈为它斗争过，使得我们能够在宽敞和明亮的学校的课堂里学习。
而我们和你们也应当为光明的未来斗争，使得我们的后代感谢我们。”
北京第4中学高二二班全体学生的回信中说：
“我们的学习很紧张，我们都知道我们肩上任务的重大，我们祖国的工业和科学还很落后，各个艰难的工作岗位在迫切地期待我们。
在寒假里，我们九百多个青年团员在一起纪念了女英雄刘胡兰。
你们一定也很熟悉她，我们热爱她，正像你们热爱卓娅一样”。

为了罗法劳动人民和两国友谊
罗工人党和法国共产党决定加强合作
罗马尼亚报纸4月23日登载了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同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会谈宣言。
宣言说，两党代表团研究了罗马尼亚工人党和法国共产党之间的兄弟关系的发展和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的前途，并且对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交换了意见。
两党看法完全一致。
在谈到欧洲局势时，宣言说，两党认为法罗两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义务是反对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团结一切力量反对新的战争灾害再来。
两党代表斥责了帝国主义在匈牙利事件中的反革命阴谋。
两党代表团赞同苏联给匈牙利劳动人民的军事帮助，认为苏联的行动是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认为它在保卫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方面作出了新的重大的贡献。
宣言在谈到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时说，必须加强党的纪律，维护党的统一，加强党同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联系。
宣言说，苏联是最先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它有最丰富的经验，罗法两国的党将继续学习苏联。
两党将继续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为反对任何的修正主义的企图而坚决斗争。
宣言最后说，两党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将在有利于两国劳动人民、有利于巩固罗法友谊、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平的情况下加强合作。

乌日采纪游
本报记者　纪坚博
春光明媚访山城
04月07日是个星期天，记者随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权及使馆其他同志们访问了乌日采。
这个城市座落在贝尔格莱德西南约二百公里的群山中间，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县城之一。
它既不是风景区也不是什么大工业基地。
我们访问这个地方的唯一原因是出于对这个地方的景仰。
因为乌日采是第2次世界大战中南斯拉夫人民武装起义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英雄城市之一，它的名字早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就为中国同志们所熟知了。
因受海洋气候的影响，南斯拉夫的天气经常是阴霾多变的，晴和明朗的日子并不太多。
但是这一天却是稀有的好天气，真是风和日丽，春光明媚。
我们在早晨八点钟乘车由贝尔格莱德出发，在平坦的公路上，以每小时六十至八十公里的速度一直向西南驶去。
开始时，汽车傍着有名的萨瓦河左岸行驶，河水静静地流着，不时有鸟儿轻轻地在它上空飞过。
岸边的绿树倒映在河中，路旁的丁香花和海棠花开得那样鲜艳，好像在向过路的客人们含笑欢迎。
这里的春天是十分诱人的。
汽车大概行驶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即进入了三回九转的山道，在两边的山坡上不时看到盛开的果树，疏疏落落的红色屋顶的农舍和灰色的羊群。
后来知道这一带人民主要靠畜牧业和果园业为生，谷物产量是不高的。
爬过了三座八百多公尺的山头以后，我们才驶进了群山环抱的乌日采城，这时已经是正午了。
英雄的乌日采
我们进入市中心以后，刚一下汽车就遇到了前来迎接的市区主席米兰·叶夫托维奇、共产主义者联盟乌日采县委书记米尔科·波波维奇和区委书记奥尔加·热夫科维奇等几位当地的负责同志。
在我们握手互相问候的时候，周围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虽然言语不通，但是可以看出来，他们也是来欢迎中国客人的。
主人们热情而亲切地把我们引入县人民委员会的办公楼，在会议室里主人们向我们介绍了乌日采的英雄历史和现状。
乌日采由于它的有利地势，在民族解放战争初期成了游击队打击敌人的重要基地。
南斯拉夫游击队在1941年09月24日第1次由伪军手中解放了乌日采，当时南共中央、团中央、南斯拉夫游击队总部和塞尔维亚游击队总部都设在这里。
现在县人民委员会的办公楼就是当年塞尔维亚游击队总部所在地，墙上弹痕斑斑，仍然触目。
在城东面山脚下有个大石洞，这个石洞据说在战前曾是银行储藏黄金的地方，但游击队却把它变成了军火工厂，利用战前猎枪工厂的机器，为游击队制造了二万五千支步枪和二百多万发子弹和手榴弹。
这些武器弹药大大加强了当时人民武装的力量。
当时南共中央机关报“战斗报”就在塞尔维亚游击队总部斜对过的大楼里。
现在这里是一座商店。
游击队在敌人不断进攻中，在这里坚持了三个月。
后来因德寇大举进攻，才在11月29日撤退。
当时的战斗是很激烈的，在保卫中央和游击队总部的战斗中，在城西十二公里的一个山头上曾经有三百个武装工人献出了生命。
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个城市的男女老幼几乎都参加了斗争，全县90％的人参加了战争，有一千二百人为解放事业流了最后一滴血。
当第一游击支队由乌日采撤退时，其中有一个营就是由乌日采人组成的。
县委员会书记告诉我们乌日采曾有十五个人荣获人民英雄称号，但现在还活着的只有三个人了。
其中有一个是女同志，她十五岁就参加革命，刚好今天举行结婚典礼，我们听到这里当即请他转达中国同志对她的祝贺。
区主席米兰·叶夫托维奇也是这三个人中的一个。
他和县委书记波波维奇和区委书记热夫科维奇都是本地人，都是在1941年参加革命的。
主人们领着我们参观了市区和座落在东山脚下的1941年人民起义博物馆。
构成博物馆重要部分的南斯拉夫游击队总部大楼和武器陈列馆，因当时正在修理，我们只在外边看了一下。
在总部大楼的墙角下摆着一辆缴获的德国坦克。
在参观了游击队军火工厂后，我们便爬上了城东面的小山头。
游击队员墓就在这里。
在这个山头上，不仅对全城可以一览无余，而且对周围的形势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主人这时指给我们哪里是当年工人们进行保卫战的山头，哪里是当年德寇大批屠杀爱国者的山坡，并告诉我们离城二十公里远当年有一伤兵医院，因为来不及撤退有四五百伤员被敌人杀害。
乌日采的今天
乌日采（解放后命名为铁托乌日采）全县人口有十八万（四万五千户），分为二十三个区，城区人口战前为八千人，现为一万七千人。
全县有五千名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员，市区有盟员一千六百五十人。
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盟员占全县选民的70％。
城区有三个工厂，工人有六千名，城区专职行政干部有六十五人。
城区有高级中学、师范学校、技术学校、学徒学校、工人夜校各一所。
另外八年制学校六所，共有学生三千六百人。
乌日采有二百二十个座位的剧院一所，准备再增建七百个座位的剧院一所，现有电影院三所，共有一千三百个座位。
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区人民委员会和工厂今年从房屋基金中拨出三亿狄纳尔准备为职工修建二百套住宅。
主人告诉我们：
乌日采是个比较贫瘠的山区，粮食产量是不高的，如小麦平均每公顷只产八百公斤，玉米平均每公顷只产一千到一千二百公斤。
果木和畜牧业比较发达。
就畜牧业来说，羊平均每户有十头，猪平均每户有二至三头，牛比较少些，平均每户不到一头。
带着友谊回来
在乌日采，像在南斯拉夫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同志总是受到南斯拉夫同志们兄弟般的接待，使你感到不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度中，而好像是来到自己的家里一样，彼此可以毫不拘束地进行谈话。
南斯拉夫的同志很喜欢把他们过去的经历和今天的情况告诉给来访问的外国朋友，这无疑可以增进外国朋友对南斯拉夫的了解和加深彼此间的友谊。
在我们参观1941年人民起义博物馆的时候，博物馆的馆长日夫科维奇同志曾把当年游击队军火工厂制造的步枪一支送给了我们作纪念。
这确是一个很好的纪念品，他不仅会使我们永远记起过去我们两国人民艰苦的革命斗争和友谊，也会时时提醒我们两国人民一刻都不要放松对社会主义和和平事业的敌人的斗争。
回到贝尔格莱德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
大家虽然感到很疲倦，但大家却因为带回来乌日采的南斯拉夫同志们的友谊而觉得这一天过得很愉快。
04月17日寄自贝尔格莱德（附图片）
乌日采鸟瞰　（南斯拉夫“战斗报”摄）

发展中的蒙古现代文学
九年来文艺作品出版达七十多万册
许多地方有作家指导文艺小组创作
新华社乌兰巴托25日电
年青的蒙古现代文学从1948年第1届蒙古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以来有了迅速的发展。
在这九年期间，蒙古共出版了蒙古作家创作的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一百多种，共七十七万多册，超过了人民革命胜利以前二十多年中出版的数字。
在这九年里，蒙古还出版了“文学报”、“曙光”杂志等文艺刊物。
蒙古作家协会主席僧格在召开第2届蒙古作家协会代表大会的前夕告诉记者说，现在蒙古作家协会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名会员和候补会员、而在1948年只有三十一名会员。
作家协会最近还在城乡把爱好文艺的人们分别组成了二十四个文艺小组，作家们经常辅导他们进行创作。
这些小组变成了作家协会的基层组织。
最近几年，蒙古作家们创作较多的是诗篇。
他们也写小说和剧本。
以前剧作家们多半是写历史方面的题材，近来描写现代情况的剧本逐渐多起来了。
诗人们的作品也更加接近生活。
僧格指出，蒙古的电影剧本创作不多，儿童文学发展较慢，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人较少。
僧格谈到蒙古作品被介绍到外国的情况说，外国翻译出版蒙古文学作品最多的是中国。
“阿尤士”、“在阿尔泰山上”等小说都已经被译成中文。
僧格说，蒙古人民爱好文艺的人多起来了，读者和作家们的联系也更加密切。
作家常和读者见面，听取他们对作品的意见。
蒙古作家正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前进，但是作家们对深入生活还存在一些困难问题，作品还落在现实生活的后面，不能完全满足读者的要求。
这次大会将要着重讨论这个问题。

向伟大的10月革命四十周年献礼
苏联人民掀起社会主义竞赛热潮
本报讯
迎接伟大10月革命四十周年的社会主义竞赛在苏联各地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站在各个不同劳动岗位上的苏联人民都在积极努力，准备以自己的劳动成果作为对这个伟大节日的献礼。
工业企业保证提前完成全年计划
莫斯科各工业企业在竞赛中纷纷提出了具体的保证。
根据这些保证，整个莫斯科工业将在12月20日前完成全年计划，并且要在节日前超额生产价值九亿四千二百万卢布的产品，还要通过降低成本和采纳合理化建议的办法节约五亿卢布和七千八百余吨金属；
此外，各企业将利用自己的力量建设二十四万八千平方公尺的住宅。
全苏各地也不甘向首都示弱。
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除了决定提前完成全年计划以外，还要设计和制成二十种新型机器。
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厂在年初每昼夜能生产九十多台收割机，自从竞赛开展以来，每昼夜的产量已提高到一百二十六台。
伊尔库次克水电站的建筑工人们保证在节日前使四批联动机开始供应工业用电。
农业劳动者要争取今年大丰收
农业劳动者也在以作好春耕、争取大丰收的实际行动迎接节日。
1956年取得农业空前大丰收的哈萨克共和国的农民热情更高，他们提出今年要收获十五亿普特谷物的口号，这个春天他们准备扩大一百万公顷荒地的播种面积。
前几天，在新西伯利亚召开了西伯利亚农业先进生产者会议。
会议通过了告西伯利亚全体农业工作者书，号召大家以新的胜利迎接节日。
哈萨克共和国党中央和部长会议向大会致电并代表本共和国的农业劳动者向西伯利亚的农民兄弟们挑战。
西伯利亚的农业工作者已积极应战。
准备出版党史的重要文献
在文化战线上，迎接10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中。
苏共中央附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正在编著一系列关于党准备和进行10月革命的重要文献。
正在编著的文献中有“1917年到191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备忘录”，其中有很多没有发表过的材料。
两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期间的党的决议汇编和两部这个期间党中央书记处同地方党组织通讯集即将出版。
编辑五十五卷列宁全集的工作也已经开始了，头几卷预计在今年年底即可问世。
反映四十年来苏联经济、文化成就的重要书籍已在陆续出版，其中有：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四十年”、“从数字中看苏联国民经济”、“四十年来的苏维埃文化”等。
正在拍摄许多革命史文艺影片
在节日以前，一系列根据著名文艺作品编制的影片将拍摄完毕，这些影片中有：
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考？
楚克的“真理”、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所诞生的”。
莫斯科高尔基制片厂现在已经着手拍摄一部关于列宁在10月革命日子里的影片“斯莫尔尼宫的哨兵”。
一部描写苏联和朝鲜人民友谊的电影“东方的曙光”也在拍制中。
在优秀电影剧本悬赏中获得一等奖的“我住的那幢房子”，不久也将在银幕上同观众见面。
为了纪念10月革命四十周年，苏共中央建议苏联文化部组织拍制一系列反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纪录片。
现在苏联各制片厂正在进行这项工作，同时还在准备拍摄题为“伟大的10月”、“历史文件”、“列宁的故乡”、“革命的摇篮——列宁格勒”等历史文献纪录片。
戏剧音乐界比赛迎接节日的节目
在苏联戏剧界和音乐界，迎接节日的社会主义竞赛也是热火朝天。
苏联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加盟共和国将首次共同举行音乐演奏比赛会，演奏的作品都是最近两年这三个共和国的作曲家作的。
全苏各剧院间展开了竞赛，比赛谁为节日准备的节目更好。
苏联文化部大力支持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并决定节日时在首都举行全苏戏剧、歌舞比赛演出。
在这之前，各加盟共和国首先举行本共和国的戏剧、歌舞比赛演出。
现在苏联各地的文艺团体都在努力争取参加本共和国和全苏的比赛会的权利。

国际简讯
保军事代表团启程来我国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邀请到中国作友好访问的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24日早晨乘飞机从索非亚启程来我国。
平壤苏联红十字医院移交朝鲜
平壤苏联红十字医院已经根据苏联政府的决定把所有的医疗设备和药品无偿地转让给朝鲜红十字会中央医院。
朝鲜和苏联的有关方面24日在平壤签订了移交的议定书。
比利时成立比中友协
由比利时各界人士组成的比中友好协会最近在布鲁塞尔正式成立。
比利时众议院议长胡斯曼被选为协会的名誉主席，副议长布兰福也被选为四位名誉委员之一。
被选为友协执行局主席的是比利时社会学院名誉院长斯梅兹。
（新华社）

04月11日，苏联作家爱伦堡和他的夫人访问了东京西南五十公里的日本古都谦仓，同日本作家里见弴、升曙梦、间宫义辅、大佛次郎、高见顺等举行了座谈。

法共支持突共争取国家完全独立斗争
两党在巴黎会谈后发表联合宣言
以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雅克·杜克洛为首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和以突尼斯共产党书记穆罕默德·恩纳法为首的突尼斯共产党代表团在巴黎举行了会谈。
两党代表团在会谈后发表联合宣言说，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支持突尼斯共产党为争取国家的完全独立以及克服法国殖民者和美国帝国主义者所制造的障碍而进行的斗争。
法国共产党支持突尼斯共产党和人民要求把一切法国军队撤出突尼斯的立场。
两党代表团坚决谴责在阿尔及利亚策动的殖民战争，并且要求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独立权。
两党代表团对法突两国进行合作，特别是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合作，表示满意。
同时，宣言指出，这种合作是否能够巩固和收得成果，要看法国政府是否放弃在北非的殖民政策而定。
两党代表团指出，帝国主义侵略埃及行为的破产，首先是由于各国和平力量的威力不断增长，由于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所有承认万隆精神的国家坚决地支持埃及人民。
宣言要求各国人民提高警惕，因为近东依然存在着新冲突的威胁。
两党代表团最后强调了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的必要性，并且指出了苏联在争取和平和争取殖民地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皮克总统身体不适
新华社柏林25日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办公厅今天发表公报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由于血液的正常循环受到破坏，需要休息。
因此在一定期间内他将不接见人。

苏联再一次降低物价
本报莫斯科25日电
苏联贸易部今天宣布减低钟表、食品等一些日用品的国家零售价格。
这是今年第2次减价。
在第1季曾经减低了收音机、电唱机、印像纸、猎枪、电刮脸刀等的价格。
今天在商店里，人们买到了比昨天便宜得多的日用品。
这些日用品减价的幅度从10％到30％。
例如：
女用曙光牌金壳手表从一千卢布减到八百五十卢布；
小闹钟从一百一十卢布减到七十五卢布，星火牌收音机从三百卢布减到二百三十卢布；
吸尘器从四百九十五卢布减到四百二十五卢布；
电幻灯从二百四十五卢布减到一百八十卢布。
其他如蔬菜罐头、鱼类罐头、浓缩食品、代乳粉和一些化妆品等的价格也都减了10％或15％以上。
例如四百公分重的代乳粉，每罐由四卢布零五戈比减到三卢布四十戈比。

蓬勃发展的苏联消费品工业
从4月25日起，苏联许多消费品又降低了价格，这是今年的第2次减价。
其中高级消费品，如钟表、吸尘器、收音机等都减价较多。
这说明苏联消费品工业的蓬勃发展，也表明人民生活福利的进一步增长。
苏联劳动人民近两年来得到的消费品已大大增加了，今年又将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多。
就以纺织品为例吧，苏联人民今年将比去年多得到三千五百万公尺丝织品，九百万公尺毛织品，三千八百五十万公尺亚麻织品和大量棉布成衣等。
此外，食品、肉乳制品也比从前丰盛多了。
城市居民不分冬夏都可以得到足够的鲜牛奶了。
这是苏联国民经济日益繁荣、人民生活更加富裕的标志。
苏联自从10月革命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后，消费品的生产迅速增加着。
到苏联第2个五年计划末期，消费品的生产就已比1913年增加了五倍半。
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发展重工业所获得的成就，为进一步发展消费品的生产建立了巩固的基础。
因而，消费品的生产也就更迅速地发展了起来。
如果以1940年消费品的产量做为一百，则1950年为一百二十三，1955年为二百一十六，到1960年预计为三百五十（见上表）。
根据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关于第6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来看，苏联消费品工业的生产到1960年将比1955年增加60％，而生产资料的生产将增加70％。
生产资料的生产同消费品生产增加数相比仅多10％，这个数字比过去几个五年计划都小。
这说明苏联消费品生产在工业生产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了。
说明苏联在大大发展了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已逐渐有可能为消费品的生产拨出更多的资金，更多地注意消费品的生产了。
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也为消费品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尤其是苏联大力开垦荒地以后，农产品的收获量激增，消费品工业得到充足的原料，更获得迅速发展的可能。
苏联消费品的生产在第6个五年计划中要增加60％。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规定要投资五百九十亿卢布，要新建一千六百多个工厂，改建许多现有企业，并特别注意采用新的技术和设备。
同时，许多新企业要建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一带，这可以改善轻工业的地理配置，减少原料和成品的远程运输。
就拿纺织工业来说吧，五年计划期间将要建筑许多新的纺织厂，要有三百多万纺锭和九万五千部织机投入生产。
到1960年，棉织品要比1955年增加23％，毛织品增加45％，丝织品增加最多，为一倍以上。
目前苏联每两星期生产的丝织品就等于沙俄时代的全年产量。
人造纤维近年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1940年苏联只有两个工厂生产人造纤维，年产量只有一万吨。
但现在已有十几个工厂，年产量在十万吨以上了。
到1960年，它的产量将再增加两倍，达三十三万吨。
贵重的消费品在第6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得最多。
例如，收音机和电视机将增加一倍半以上，家用冰箱增加三点二倍，家具增加一倍多，家用洗衣机增加五倍以上等。
在这个五年计划中，苏联主要的食品工业产品要增加65％到200％。
新建的食品工厂将有六百八十多个。
这就是说，平均不到五天就有两个食品工厂开工。
食品中砂糖和肉类乳类都要增加一倍左右。
由于苏联生产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已使苏联社会财富大大增加，从而有条件来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福利。
君强

领导加拿大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义和民主而斗争
加劳工进步党代表大会通过政治决议
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劳工进步党第6次代表大会已经在22日闭幕。
在闭幕会议上通过了政治决议，还通过了新党章，批准了党的竞选纲领，选出了党的全国委员会。
政治决议指出：
劳工进步党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深信劳工进步党能够领导加拿大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民主和和平的斗争。
它全心全意致力于保卫加拿大和加拿大人民的利益。
它的目的是：
用和平的议会方式在加拿大建成社会主义，建成一个由工人阶级起决定性领导作用的国家和社会制度。
争取加拿大军队和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欧洲国家的领土以及积极支持禁止核武器和其他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建议，应当成为加拿大外交政策的基础。
党支持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华沙条约参加国在全欧安全体系的范围内缔结互不侵犯公约的建议。
决议还说，加拿大应当主张逐步裁减军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争取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权利，并且主张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和平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决议对加拿大的经济作了分析，它指出，目前的经济“繁荣”首先是垄断资本家的“繁荣”。
工人的实际工资和农民的收入落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水平和消费品价格上涨的速度。
　（据新华社讯）

他们有审讯的“自由”
刘仲平
04月08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了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传讯在美讲学的日本一桥大学教授都留重人的详细记录。
这个记录，有力地暴露了在所谓“自由世界”的“王国”的美国，究竟什么是“自由”！
摩里斯（小组委员会顾问）：
“罗”是你作为共产党员的化名吗？
都留：
我从来没有作过共产党员。
摩里斯：
你在到美国来之前，没有参加过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团吗？
都留：
没有，我从来没有作过共青团团员。
如果有必要，日本当局会给我证明的。
摩里斯：
反帝同盟是什么？
不是日本共产党的组织之一吗？
都留：
随便您怎么解释都可以，但我不认为是那样。
我参加反帝同盟是在1929、1930年，当时日本正准备开始侵略满洲。
我们青年学生为了反对这一侵略，才组织了反帝同盟。
摩里斯：
你是因为参与这些活动被逮捕的吗？
都留：
是因为参与这些活动，于1930年12月被捕，三个半月之后，未经起诉即被释放的。
摩里斯：
你参加过苏联救济机关之一的国际主义救济团体吗？
都留：
我想是没有参加过。
摩里斯：
你同日共的全国性组织“战旗”是不是有过某种形式的关系？
都留：
“战旗”是一个杂志。
我读过几本，但同这个杂志没有发生过一次关系。
摩里斯：
没向这个杂志投过稿吗？
都留：
论文、评论以及其它文章，什么都没有写过。
摩里斯：
你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没有加入过共产党吗？
都留：
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加入过党。
摩里斯：
你在信（注：
给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巴里的信）里使用过“我们”这一个词，这指的是谁？
都留：
我除了劳伦斯大学、哈佛大学之外，还上过麦迪逊大学、芝加哥大学。
当时日本正在讨论对中国的战争。
我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是抱批判态度的。
当时同我抱有同样见解的人很多。
所以，我在麦迪逊、芝加哥、哈佛大学时代认识的人们里面，也有一般所说的左翼分子。
因此在这封非公开的私人通信里所说的“我们”，并不是“属于某一组织的我们”的意思，只不过是“我们”而已。
真纳（共和党参议员、前小组委员会主席）：
你说的“我们”里，都有谁是共产主义分子，举出名字来！
都留：
我说的“我们”，指的不是共产主义者。
真纳：
是说左翼吗？
都留：
我是说我所认识的人们。
真纳：
我想知道“我们”都是谁。
都留：
我尽量想一想看。
真纳：
在威斯康星、芝加哥、哈佛，一个人都想不出来吗？
都留：
因为交往不那么密切，忘记了。
把我的信全部读一遍，也许会想得起来。
摩里斯：
你说你是非常泛泛地使用了“我们”这个词，可是你在信里写道：
“我们已经为了教育的目的，有了各种形式的组织，例如劳动学校”，而且在“组织”之下还划了横线。
这样，你说的“我们”都是谁，还想不起来吗？
你是个有教养的人，请不要开本委员会的玩笑。
都留：
我不是逃避质问。
我是想整理一下写信当时的情况。
我曾把信件留在公寓里，这也证明这些信对我并没有什么于心不安的地方。
摩里斯：
你不是托过什么人想把这些信弄回去吗？
都留：
没有过这样的事。
摩里斯：
你常常使用“我们”，这种表现法就是说对于“我们”特定的组织是必要的。
真纳：
这就是党！
有组织党的必要！
都留：
如果您想确认我是共产党或共青团的党员或团员，我敢发誓说，我从来没有当过真正的党员或团员。
如果您想确认的事实是：
我曾经同共产党员以至相当靠近共产党的人们有过交往，那末我可以说，我的确同这样的人有过交往。
在1930年那种形势下，我也许越过了我认为是适当的行为的界限。
年纪轻，追求所谓冒险，我可以想像出来干那种错事的自己。
但是，我决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我对于共产党的政策固不用说，对于马克思主义也逐渐采取了批判态度。
我的这种批判态度，在日本是周知的事实。
摩里斯：
你在1954年01月写过一篇论文“美国的无声的脚步”，是什么意思？
在关于联合国通过的有关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决议的执行问题上，你反对美国的立场，指摘说美、英两国歪曲了1953年11月苏联的正确的答复。
都留：
对于这个问题，我以为有两个方面。
第1是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第2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1954年11月苏联的备忘录拒不作答的问题。
关于第1个问题，有人怀疑日本军队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曾企图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我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但我认为日本军队至少是企图这样作过的。
在战后的日本，人们认为我是一个反美主义者。
这大约是因为对于许多同美国有密切关系的问题，我公开地发表了我的见解的缘故。
首先是对于核武器试验问题，其次是对于加给日本对中国大陆的贸易的政治限制问题。
此外还有对于美国的整个外交政策问题以及美国的援助“带有套索”问题等等。
约翰斯顿（民主党参议员）：
“对外援助带有套索”是什么意思？
都留：
关于这一点，我是从日美共同安全计划的关系上加以批判的。
我们根据共同安全计划从美国得到了小麦援助，其后，小麦援助又变成了处理剩余农产品的形式。
我最反对的是在处理美元对等资金问题上美国所主张的控制程度。
再有，现在我仍然认为日本不应以过快的速度重整军备。
美国政府施加压力逼迫日本重新武装，超过了我认为适当的限度。
我以为对于美元对等资金的这种控制就是一种“套索”。
真纳：
美元对等资金是美国的钱。
用我们的钱，你有什么怪话可说！
都留：
我认为美元对等资金是美国政府借给日本政府的贷款。
上面是第1天的证辞，即3月26日在公开意见听取会上对都留的传讯的记录。
09日的“朝日新闻”还载有第2天的证辞。
全抄下来所占篇幅过多，好在要了解美国的“自由”，有这一天的证辞也就足够了。
都留重人突然受到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的传讯，据说是同这个小组委员会追查加拿大驻埃及大使诺曼的事件有关。
诺曼的名字，出现在第2天传讯的记录上。
但那些反共探子们的志向，决不在于追究区区诺曼一人。
他们追问到更多的名字，其中也包括日本的某些知名之士；
他们还要求都留提供一张他能够记得起来的共产主义者或有共产主义嫌疑的人的“一览表”，也就是黑名单。
在这些自命为“自由世界”救世主的英雄好汉们看来，也许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是他们无权插手的，因为他们就是“自由世界”的“自由”的化身，在他们的“自由”面前，什么人权和尊严、民主和正义，以至他国的主权等等，都应该“肃静”“回避”。
都留重人原是作为日美文化交流的“使者”，应聘去哈佛大学讲学的。
他说他“想以美国客人的身份前去作证”，但“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美国议员们的“待客之礼”竟是这样，这也许是他始所未曾料及的吧。
日本的一位文化人士愤慨地问道：
“对于这种流氓式的讯问，为什么必须回答不可呢？”
自然，回答，也是一种“自由”；
在这位深悔年轻时作了“错事”，深以“少年孟浪”、“追求所谓冒险”为耻的日本教授来说，“批判”马克思主义，有他的“自由”；
对委员会表示“忠诚”和“协力”，也有他的“自由”，不过他为这些“自由”付出的代价，却是莫大的屈辱，不仅是他个人的屈辱，而且是一个民族的屈辱。
这就难怪众多的具有强烈民族自尊感的日本人大为“都留事件”感到义愤，并为他的回答觉得“遗憾”了。
应该说，像都留这样听话的“有教养的”人，正是美国那些以麦卡锡主义为其灵魂的各式各样的委员会的好对象。
他们正是要从这类人物身上“掏”出东西来，施展其威严，兴风作浪的。
但他们也并不能经常碰到这样好的猎获物。
受他们审讯过的人们中间，就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行使过“沉默权”，即采取“徐庶进曹营”的办法，一言不发。
前几天还看到法新社的一条消息：
“美国记者威廉·普赖斯为了拒绝回答参议院一个调查委员会问他是否共产党人的问题，被判三个月监禁并科以五百美元罚金。”
在美国统治者的字典里，“自由”就是这样解释的：
许他们有审讯的“自由”，不许你有拒不回答的自由。
他们的审讯“自由”，同普通人们按照自己所信正直地生活下去的自由是不两立的。
那些宁肯以坐监和受罚的代价来蔑视审讯的“自由”的人们，值得我们深深敬重，不仅由于他们的不屈和气节，而且也由于他们代表着一种希望：
这样的人多了起来，麦卡锡主义的审讯“自由”，就将不可能那样猖狂肆虐，为所欲为了。
（附图片）
——他也要到这里来？
——这有什么好奇怪！
江有生

日本的少年在想什么？
本报讯
最近日本很流行战争影片，日本少年男女看了以后是怎样想的？
他们对砂川町居民反对军事基地的事，又有什么看法呢？
在1月号日本“教育评论”杂志的一篇中学生座谈会的文章里，有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出席座谈会的有中学三年级学生三人（男生二，女生一）、中学二年级学生三人（男生二、女生一）。
对于第1个问题，他们是这样说的：
“父亲是由于战争而死去的，因此，虽然不能说看了战争影片就想起了父亲，但是在内心里到底有这样的感觉。”
“回到母亲住的乡下，看见挂着战死的家人的照片，就感到思想沉重。”
“当我问起朋友的父亲，回答说是战死了的时候，就感到可怜，心里说不应该问呀。”
对于最近战争影片很流行的问题，一个少女看穿了这是为要“使人们产生这样一种心理：
再打起仗来，打胜了才好”，她采取了批判的态度。
一个三年级的男生说：
“如果发生战争就是人类的末日。
如果美国是有进步的思想的，那么它自己就应该自动的开展禁止制造原子弹和氢弹的运动。”
这些少年男女是在战争时期出生的，他们对于战争没有直接的体验，但是他们可能是听了父母讲的话和老师讲的话，或者是自己失去了亲人，因而懂得了战争的危害。
日本人民的独立运动已经发展壮大，少年男女们对于这个问题有直接的见闻。
下边是他们对于砂川町居民反对扩充军事基地问题的发言：
“反对美国修建军事基地。”
“日本警察和保卫自己土地的日本人搏斗，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
“太不讲理了。……（日本）必须早日真正的独立，和亚洲人携起手来。”
“从电视机里看见，美国人得意的微笑着观看（日本）警察和当地人搏斗，我难过极了。”
“政府只顾逢迎美国，没有自主的精神。”
（附图片）
日本孩子们怒目凝视美军基地

曼谷举行群众大会
要求退出东南亚集团
乃贴抨击美国把泰国当作侵略工具
新华社25日讯
据塔斯社曼谷24日讯：
曼谷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抗议泰国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所举行的军事演习和抗议英国在圣诞岛试验核武器。
这个群众大会是由参加社会主义联合阵线的各党派倡议举行的。
经济人党领袖、议员乃贴·触的努七在群众大会上严厉地抨击美国勾引泰国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并且把泰国当作它在东南亚地区达到它的目的的工具。
乃贴说，美国的所谓“反对共产主义”的政策是强使其他国家政府接受它的意志的借口，他说，如果美国不改变它对泰国的政策，那么，泰国人民就不得不建议“美国客人离开泰国”。
其他许多议员，参加社会主义联合阵线的各党的领袖们也都在群众大会上讲了话。
他们要求泰国退出东南亚条约组织，要求禁止大国继续试验原子武器。
群众大会的口号和标语是：
“我们泰国人热爱和平，憎恶战争。
泰国人民希望执行中立政策和退出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集团”，“爱国者，联合起来争取和平、独立和民主！”
据新华社25日讯
新加坡消息：
有六个马尼拉条约组织成员国参加的、在暹罗湾举行的海空演习昨天已经开始。
英、法、美、澳四个国家的十九艘军舰昨天从新加坡开出，其中包括澳大利亚的航空母舰“墨尔本号”。
这些军舰正向北开往暹罗湾，新西兰和泰国的军舰将在海上参加进去。

殖民主义不消灭就无和平
缅甸政府决心维护万隆会议原则
新华社仰光25日电
缅甸政府4月24日重申，它“庄严地致力于万隆会议宣布的目的和原则”。
缅甸政府在万隆会议两周年的时候发表的公报说，过去两年中发生的许多事情证明参加会议的人的希望是正当的。
摩洛哥、突尼斯、苏丹和加纳已经获得自由。
其它附属国家正在朝着独立前进。
公报指出，“一种想用违背万隆精神的方法来解决直接影响万隆会议的参加者之一埃及的问题的尝试，已经以失败而告终。”
公报说，缅甸政府认为，“‘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被消灭以前，这个世界是不能有真正的和平和幸福的。”

约旦局势发生剧变
哈利迪内阁辞职　亲西方政府上台
全国宣布戒严令　所有政党被解散
本报讯
据西方通讯社消息，约旦哈利迪内阁已经于24日辞职，并且已经为侯赛因国王所接受。
侯赛因任命哈希姆为首相，组成“亲西方”的新内阁，前首相里法伊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兼副首相。
约旦全国宣布戒严，所有的政党都被解散；
全国警察和保安部队都由陆军接管。
安曼、耶路撒冷和其他一些城市实行了宵禁。
据美联社报道，约旦政府当局已从25日上午一时以来就切断同国外的一切联系。
约旦局势的这一变化，是在约旦全国各地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和全国总罢工以后发生的。
24日约旦全国爆发了群众示威运动和总罢工，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对约旦内政的干涉，抗议美国企图把“艾森豪威尔主义”强加于约旦的阴谋计划。
24日，成千成万的约旦人激愤地涌在安曼的各条街道上，示威群众高呼“打倒艾森豪威尔主义”，“约旦没有真空，只是在艾森豪威尔的头脑中有真空”，要求释放被捕的军官，要求哈利迪内阁辞职等口号。
据中东通讯社报道，约旦警察和政府官员们也参加了示威游行和罢工。
起初示威群众曾和警察发生冲突，但几分钟以后，一部分警察就同人民站在一起，和群众同声高呼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口号。
政府机关由于官员们的罢工也停止了办公。
安曼的大多数商店都关了门。
同日，耶路撒冷、纳布鲁斯、拉马拉和杰里科等约旦的城市，也发生了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
据悉，约旦政府已经命令武装军警“开进阵地”，以“对付”示威群众。
中东通讯社的记者报道说：
现场的观察家们认为，“局势已经严重到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爆炸的地步”。
合众社24日电讯说，约旦陆军封锁了叙利亚和约旦边境，并且伊拉克部队已逼近叙利亚和约旦边境，“打算以（约旦）国王侯赛因名义接管对边境的全面控制。”
据说，伊拉克和约旦当局都否认了这个消息，但另一消息透露，某些伊拉克装甲部队已经以“志愿军”身份进入约旦。
而有消息说，约旦国王已要求叙利亚立即撤出它驻扎在约旦的所有军队。
据合众社引以色列人士24日的话说，伊拉克已经把一份最后通牒交给埃及和叙利亚政府，最后通牒威胁着要对约旦进行干涉。
它说，如果侯赛因国王的政权被推翻，伊拉克将使用武力。
这些人士说，伊拉克的这个“警告”是23日晚间由伊拉克驻埃及和叙利亚大使馆发出的。
以色列人士说，由于反对侯赛因国王和哈利迪政府的压力不断增强，伊拉克已经决定对约旦的政局危机施用它的影响。
合众社还引以色列人士24日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目前对约旦的政策是竭力避免采取会使侯赛因国王或哈利迪首相的工作更加复杂的任何行动。
这些人士说，以色列政府政策的目的是使“约旦亲西方分子能够挽救他们的领导权”。
又讯
正在中东推销“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美国总统特使理查兹，现在呆在埃塞俄比亚等待约旦局势的发展。
美国官员们24日承认，他们原来希望上周末约旦情况会得到“澄清”，从而使他们能够决定理查兹到约旦去“是否适宜”，而现在，他们已经“失望”了。
美国官员们说，理查兹的下一个行动，将不得不根据约旦每天局势的发展而定，目前华盛顿所担心的是，理查兹“访问”约旦将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可能导致约旦人民的“反美”运动。

美国记者造谣生事
埃及政府下逐客令
据新华社24日讯
开罗消息：
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巴雷特·麦根在4月23日被埃及政府驱逐出境，乘飞机溜往罗马。
据美联社报道，埃及官方人士说，麦根被驱逐出境，是因为他所发出的据说是得自“负责人士”的消息完全出于捏造，并且肯定地对埃及有害。

美杂志透露
美国逼死诺曼内幕
本报讯美国为什么要逼死加拿大驻埃及大使诺曼？
美国报刊陆续透露了一些内幕。
“新共和”杂志在4月22日报道说，美国“决心消灭”诺曼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诺曼曾被加拿大政府内定为将来的“驻共产党中国的首任大使”。
美国“现在来破坏诺曼的名誉也就是预先破坏加拿大改变对中国的政策的可能性”。
据美国“斯通周刊”在4月15日说，诺曼被逼死可能是因为他“批评了美国在苏伊士事件中的政策”。
这个刊物说，去年10月，诺曼曾在贝鲁特会见美国驻黎巴嫩代办爱姆逊，谈及苏伊士事件。
不久，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就召见爱姆逊，详细查问在这次谈话中诺曼对美、英、法的态度。
随后，这个小组委员会马上又传讯了一些指控诺曼“不忠诚”的证人，并且发表了证词。

解决运河问题的合理方案
本报评论员
04月24日，埃及政府发表了苏伊士运河未来经营问题的宣言。
这个宣言给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提出了合理的方案。
埃及政府的这个宣言，充分表现了埃及政府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遵守国际义务、保证运河自由通航的坚定意志。
埃及政府在宣言中重申它决心尊重1888年君士坦丁堡公约的条款和精神，遵守联合国宪章，并且保证向所有国家提供并维持自由无阻的航行。
宣言并且对经营管理、财政安排、解决争端等问题，提出了符合于埃及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原则和精神的公平合理的主张。
如果西方国家能够采取现实的态度，不再利用苏伊士运河问题在中东制造紧张局势，那末，它们就没有理由不接受埃及的宣言，而使苏伊士运河恢复它在沟通欧亚交通中的枢纽作用。
根据许多事实看来，殖民主义者们还没有从苏伊士运河问题发生以来的一连串事件中接受足够的教训。
在去年埃及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以后，西方国家就大肆叫嚷要抵制运河，并且采取种种恶劣手段破坏运河的交通。
虽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去年10月13日通过了解决运河问题的六项原则，埃及也准备根据这六项原则同英、法进行谈判，可是英、法却完全抛开安全理事会的这个决议，串同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了侵略战争，企图重新占领运河。
结果，它们的侵略可耻地失败了。
而它们对运河所进行的破坏，却给它们自己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在战争结束之后，埃及迅速清理了运河，使运河恢复了它的功能，而美、英、法却一面企图继续抵制运河，一面对埃及从各方面施加压力，仍然企图侵犯埃及主权，重新实现对运河的所谓“国际管制”。
可是，它们抵制运河的阴谋又失败了。
越来越多的船只通过了运河。
就是英国和美国的船只，也不顾英、美政府的警告和恫吓，已经按照埃及的条件通过或者正在想通过运河。
然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们并没有死心。
它们现在重新搬出早被它们抛弃了的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六项原则，特别强调其中所谓“运河的经营将同任何国家的政治不发生关系”这一条，企图根据它们自己对这一条的解释，来实现所谓“国际管制”。
它们还企图硬要埃及政府承认西方国家政府所组织的所谓“使用国协会”，以便通过这个“协会”来控制苏伊士运河公司。
为了继续对埃及施加压力，美国已经在4月24日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开会，讨论苏伊士运河问题。
埃及外交部长法齐在把埃及政府的宣言的副本送交联合国秘书长时所附的信中就指出，这一要求联合国登记的行动，“表示了他们对于安全理事会在1956年10月13日所通过的决议，并且根据他们在安全理事会上所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声明而得出的了解”。
因此，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没有任何理由再利用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来节外生枝。
西方国家应当正视这个事实：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领土的一部分。
任何侵犯埃及主权的打算都是行不通的。
埃及在解决苏伊士运
河问题上已经表示了极大的善意和谅解。
苏伊士运河问题能否解决，现在完全要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了。

重申尊重君士坦丁堡公约
埃及宣布经管运河保证自由通航
新华社开罗25日电
埃及政府在24日发表了关于苏伊士运河的未来经营问题的宣言。
宣言重申尊重1888年君士坦丁堡公约的条款和精神，宣布运河要由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经营和管理，并且说，关于1888年公约和这个宣言产生的争论如果不能用其他办法解决，将提交国际法院。
宣言说，埃及政府发表这个宣言是为了表示它要使苏伊士运河成为把世界各国联系起来并且为和平和繁荣的事业服务的有效的和适当的水道这种希望和决心。
它宣布，这个宣言以及它所包含的义务构成一个国际文件。
这个宣言已经在当天由埃及驻联合国代表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
埃及外交部长法齐在给哈马舍尔德的信中，要求他把这个宣言作为国际文件向联合国秘书处登记。
法齐的信说，这个宣言是埃及在1957年03月18日的备忘录中所提出的关于苏伊士运河的原则和它的管理上的安排的进一步的详细声明。
埃及政府的宣言包括十点：
一、重申公约，二、遵守公约和联合国宪章，三、运河的航行自由、通行税和发展，四、经营和管理，五、财政安排，六、运河法，七、有关运河法的歧视和申诉，八、赔偿和要求，九、关于公约和宣言产生的争端、意见分歧或争论，十、宣言的地位。
宣言说，埃及政府决心在1888年君士坦丁堡公约的范围内，向所有国家提供并维持运河的自由无阻的航行。
宣言说，通行税应继续按照埃及政府和苏伊士运河海运公司在1936年04月28日缔结的最后协定征收，而如果在任何十二个月内通行税的现行税率有任何提高，这种提高应限为1％；
任何超过这个水平的提高将通过谈判来决定，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将通过仲裁来解决；
通行税应当预先向苏伊士运河管理局授权的任何银行里的它的账户名下交付。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将向埃及政府交付总收入的5％，作为使用费。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将设立一个苏伊士运河资本和发展基金，应将总收入的25％交付这一基金。
这一基金将保证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可以得到足够的资源来满足发展和资本支出的需要，以便完成他们已经承担的并且充分决心完成的责任。
宣言说，运河将由埃及的苏伊士运河管理局来经营和管理。
同时埃及政府将欢迎和鼓励苏伊士运河当局同航运和贸易界的代表们进行合作。
宣言的有关运河法的歧视和申诉的部分说，有关歧视或违犯运河法的申诉应设法由申诉一方提请苏伊士运河管理局解决。
如果提交后还不能解决，可以由申诉一方或管理局作出决定而将这一案件提交一仲裁法庭；
这一法庭由申诉一方所任命的代表一人、管理局所任命的代表一人以及由双方所共同挑选的第3人所组成。
如有意见分歧，得经任何一方的申请而由国际法院院长挑选第3人。
仲裁法庭的决定一经作出，对各方就有约束力。
宣言说，同苏伊士运河海运公司国有化有关的赔偿和要求的问题，除非在有关各方之间达成协议，应按照既有国际惯例提交仲裁。

鲸鱼也患牙痛
“鲸鱼也会有牙痛吗？”
英国科学家布鲁斯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答复。
他在23日把他最近从南极带到英国的一枚大头鲸的牙齿送给了设菲尔德的博物馆。
在这枚牙齿上长了一个肿瘤，大小和一个网球一样。
这说明鲸鱼有时也患牙痛。

加强团结，改进电影工作
夏衍
去年秋天以来，北京和上海的报刊上展开了关于我国电影问题的热烈的讨论。
除去文学艺术工作者、电影工作者之外，广大的电影爱好者也参加了讨论，并发表了许多正确的和有益的意见。
这种讨论表明了人民群众对电影事业的真挚的关怀，也表明了我们电影工作中的确还存在着不少错误和缺点。
几年来，我们的许多影片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喜爱与欢迎，但是人民群众对一些质量不高、枯燥无味的影片也表示了不满。
他们希望能有机会发表意见，提出批评。
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来，电影工作的组织者和创作人员之间，正在探讨改进领导方法和改变艺术创作的组织形式，因此这一讨论就提供了一个集思广益、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以便纠正错误和缺点的机会。
在这一讨论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批评、有益的意见，但同时不可避免地也有一些片面的、不正确的看法。
有些人看不到解放后我国电影事业的根本的变化和发展，而用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否定一切，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发生动摇；
另外一些人则只看见工作的成绩，不愿意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采取了不欢迎的、乃至拒绝的态度。
显然，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对的。
我们的态度是肯定成绩，坚持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同时，坚决地克服缺点，改正错误。
这次讨论涉及的范围很广，问题很多。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打算着重地研究一下下面的几个问题：
这就是：
一、对八年来我国电影的评价；
二、对解放以前的我国电影的评价；
三、加强电影工作者的团结和改进电影工作的领导。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明确地解决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这就是电影工作的性质和电影工作在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
对于这个问题，早在1907年列宁就曾指出：
“当电影掌握在庸俗的投机者手中的时候，它常常以恶劣的剧本将群众引入堕落之途，它带来的害处多于益处。
但是，当群众掌握了电影的时候，并且当它掌握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手中的时候，它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
电影是通过艺术的形象时时刻刻同千百万群众直接接触的、最富于大众性的艺术，它具有从精神上影响群众的无可比拟的巨大力量。
因此，革命的电影工作者的任务，首先就是力图掌握这一犀利的武器，来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使之服务于革命的政治斗争。
毛泽东同志也曾指示过我们：
“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
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艺术必须服从政治，艺术必须为革命斗争服务，为劳动群众服务。
因此，中国电影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的革命中是否服从于所规定的革命的任务，是否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我们在检查电影工作的时候，必须首先答复的问题。
电影为什么人服务，这是一个原则性方针性的问题。
我们要坚持和贯彻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
可是，在按着这个方针进行工作的时候，接着的还有一个如何去服务和怎样才能服务得更好的问题。
由于这样，在这次讨论中我们首先要明确的问题应该是：
我国电影的基本道路是否正确，是否服从了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否执行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
其次，我们还要在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过程中，检查领导工作和艺术创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不从工人阶级的立场来坚持文艺服从政治、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我们的工作就会迷失方向；
另一方面，不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不改正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那么，正确的方针就不能有效地贯彻，就不能产生出对群众有益而又为群众所欢迎的作品。
从这个基本态度出发，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接触到这次讨论中首先被提到的八年来我国电影的成就和缺点的问题，和对解放前的我国电影的估价问题。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电影事业获得了划时代的发展和进步。
我们不仅在短时期内彻底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反动电影，观众由1949年每年不足五千万人次（主要是城市观众，其中80％以上是美国电影的观众）扩大到1956年的每年十三亿九千万人次（其中城市观众占总数的39％）。
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六千多个电影放映队，组成了全国规模的放映网，更重要的是摄制了许多真实地反映了中国革命和人民生活的、质量较高的故事片，其中如“白毛女”、“钢铁战士”、“董存瑞”等获得了大家一致的好评。
此外，还摄制了数以千计的及时反映新中国面貌的新闻片、纪录片，译制了大量具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的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影片。
这样，中国电影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这就是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挤掉了霸占中国电影市场达三十年之久的美国电影，用新型的、健康而富有教育意义的影片，来满足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上的要求。
在这里应该特别着重指出，解放以后摄制的各种影片，由于坚决执行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由于绝大多数电影工作者通过学习和自我改造，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因此，这些影片和解放以前的电影已经有了根本的区别。
且不谈解放以前的那些单纯以赢利为目的的、黄色的、低级趣味的电影，就是进步电影，也往往是从革命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用迂回曲折、隐蔽讽喻的手法来表达对被压迫人民群众的同情；
而今天的人民电影，则明确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用鲜明的阶级观点，来真实地描写劳动人民的生活、斗争和愿望。
中国电影经历了二、三十年的艰困的路程，从此才走上了康庄大道。
中国电影工作者经过了长期的斗争和探索，从此才得到了可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中国电影呈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
中国银幕上出现了新的人、新的事、新的思想感情、新的道德标准。
中国电影通过银幕告诉人民：
人民革命的胜利从何而来，中国革命经过了怎样的道路，经历了多少的困难，以及要怎样才能保障胜利和争取更好的将来。
十三亿人次并不是一个小的数字，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亿万群众通过银幕所受到的感染和教育。
新的电影不但给了人们以强烈的革命的思想教育，并且改变了过去许多电影观众的不健康的趣味。
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尽管八年来的电影工作还有许多缺点——甚至很严重的缺点，但是它已经踏上了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坚实道路，使电影成为教育和鼓舞人民的工具，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必须予以足够的估计，决不应该抹煞的。
如果对于这一基本性质的成就不作充分的估计，把中国电影工作的正确的方向和领导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混淆起来，因而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发生怀疑和动摇，这种看法和想法无疑是片面而有害的。
“文艺报”评论员在“文艺报”1956年第23期所写的“电影的锣鼓”一文以及同一作者以朱煮竹的笔名在1月04日“文汇报”上发表的“为了前进”一文，就表现了片面性的错误。
这位作者用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否定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电影工作的成就，片面地把少数大城市电影院的票房价值当作唯一的“检验问题的标准”，认为解放以来的电影完全糟糕，其原因则是由于“在题材的比重上尽量地描写工农兵”。
他不了解解放以前的进步电影和解放以后的人民电影的基本性质上的区别，而要求我们的电影事业“倒退”回去。
他甚至怀疑党和政府对电影事业的领导的必要性，认为党和政府对电影事业领导力量愈强大，就愈产生不出好影片。
他否定整个电影生产中必要的“选题计划”，把电影艺术人员的思想、业务学习叫做“一年一度的传道”。
他以片面性去反对片面性，以宗派主义情绪去反对宗派主义，其结果，不是促进电影工作者的团结，而是加深他们之间的隔阂，不是鼓舞大家起来克服缺点，改进工作，而是散布悲观失望情绪，使人们丧失信心。
按照这位评论者的意见，那就只有取消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取消党对于电影工作的领导，让电影倒退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这显然是十分错误而有害的。
在这次讨论中，许多电影工作者批评了艺术领导的方式方法，如领导过分集中，审查层次过多，在制片思想上狭隘地理解工农兵方向，机械地规定题材比例，制片计划不切实际，对影片内容要求不适当，以及用许多清规戒律来干涉艺术创作中的细节等等。
这些现象是确实存在的。
解放以后，我们接收了国民党政府经营的残破不堪的电影厂，后来又对私营电影厂实行了国有化，电影从业人员来自各方，经历不同，思想不同，缺乏互相了解和共同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统一集中的领导和对影片的较高一级审查制度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领导过分集中和审查层次过多的状况，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没有能相应地及时地加以改变，就妨碍和束缚了电影创作人员和各厂领导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
强调电影应为工农劳动人民服务，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正确的。
但是电影为工农兵服务不等于电影不应该反映工农兵以外的题材。
相反的，党和艺术家团体不止一次号召作家们以更广泛的题材、更丰富的样式，来反映中国人民过去和今天的斗争和生活。
群众需要各种题材的影片，需要从今天的斗争和过去的斗争中来认识现实和增长知识。
因此，把为工农兵服务狭隘地理解为只能反映工农兵的生活，无疑是错误的。
我们的电影有一个时期题材范围特别窄狭，是与某些同志的这种狭隘的看法有关。
但是，那种认为电影工作的缺点和电影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就是由于“在题材的比重上尽量地描写了工农兵”的看法，却是不正确的。
事实表明，近几年来摄制的故事片中，以工农兵为题材的并不是太多而还是太少。
工农兵的生活是无限丰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也决不是因为写了工农兵的生活。
问题在哪里？
从领导方面说，这是由于在一个时期内，电影领导上曾经不从现有的艺术、技术人员的实际情况出发，主观地计划和号召要摄制所谓“史诗”式的、“纪念碑”式的、概括整个历史面貌的作品，同时又过急地要求电影反映当前的政治运动，机械地要求电影宣传当前的政策法令；
加上在一个时期颇占上风的粗暴的文艺批评的影响之下，艺术领导人员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常常用生硬的公式教条来衡量艺术作品；
这样就一方面助长了电影片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与此同时，又轻率地否定了一些本来可用的剧本。
当然，从电影艺术工作者方面来说，由于在工农兵中缺少知心朋友，因而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斗争、思想、情感缺乏深刻的了解和体会，缺乏足够的艺术表现能力，也是造成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本原因。
这次讨论中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不是不要领导，而是要求有更好的领导，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事情。
艺术家们要求的不单是通过或者否定的决定，不单是好或者不好的评语，而是希望得到对他们的作品的细致的分析，和亲切的、同志式的建议与批评。
上面所说的那种主观主义的做法和对艺术创作的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曾在一个时期之内束缚和阻碍了艺术家们的自由创造，因此，改进艺术领导的方式，尊重艺术家们的创造性的劳动，建立起领导和艺术家们之间的有利于艺术创造的亲密友谊，是改进电影工作的重要环节。
造成上述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对于管理电影这样一项包含艺术、科学、技术和经济组织的复杂而重大的国家事业还缺乏经验；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于领导上存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
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我们在制定发展电影事业的规划和电影工作的各种制度规章的时候，在规定影片选题计划和审查每个具体作品的时候，常常没有充分考虑电影艺术的特点；
没有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具体条件，而教条主义又总是和宗派主义相结合的。
我们的电影事业拥有一支庞大的、从各方面汇合起来的队伍，从这次讨论不难看出，这支队伍中的党与非党之间、新干部与老干部之间、行政工作者与艺术人员之间，都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隔阂。
造成这种隔阂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一部分领导干部的宗派主义情绪。
他们对解放以前的进步电影缺乏认识，对有经验的电影艺术家的作用和几年来他们在思想上的进步估计不足，因此没有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力量，有些人被长期闲置，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感到极大的苦闷。
加上，在电影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工作中缺乏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愿望，惯于用“左”的词句或者粗暴的指责来代替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对历史上和工作中犯过错误的同志，不善于从思想上分析错误的历史原因，本治病救人的精神来使更多的人从错误中得到教训。
这种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作风，大大地妨碍了电影工作者的团结和合作，造成了工作中的损失。
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之所以产生，除了思想方法上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解放初期，我们的电影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因而在某些电影领导工作者的头脑中就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
他们对一些有经验的非党的电影工作者采取了傲漫的、排斥的态度。
这样，领导与群众，党和非党之间的关系就出现了不正常的状态。
近两三年来，这种状态虽已有所改善，但是由于一部分电影领导干部墨守成规，对于过去承袭下来而在今天已经不合适了的一些领导方法和制度，还没有能够及时地加以改变，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还没有能够系统地、彻底地从思想上加以清算。
因此，坚决克服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在电影工作中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就成为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二 在这次讨论中，还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我国电影的传统问题。
由于对过去的电影看法不明确，不但影响我们去正确地接受过去的有用的经验，而且影响到对于过去的电影工作人员的团结。
因此，对于中国电影的传统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中国人自己摄制故事影片，还不足四十年的历史。
在初期，它受到的主要是“文明新戏”（即现在的通俗话剧）和武侠、言情小说的影响。
联华公司成立之后，中国电影开始受到“五四”新文艺思潮的影响。
共产主义者参加电影活动，开始于1932年的“一二八”战争之后。
到1933年，才组成了一支包括主要的电影导演、演员、美术家、音乐家、影评家在内的电影界的进步力量，才鲜明地树立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
在三十年代初期，以上海为基地的中国进步电影有了飞跃的发展，它根据民主革命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务，摄制了许多具有爱国主义精神、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片，并和封建思想、买办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我们不能也不会忘记，早在二十几年之前，中国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之下，已经摄成了像“大路”、“渔光曲”、“桃李劫”这样的优秀影片。
这些影片服务于当时的革命任务，对人民群众起了巨大的教育、鼓舞作用。
应该承认，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中国进步电影是站在先进的行列中的。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指出的中国进步电影在这一历史阶段所受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的限制。
电影这种新的艺术形式，一方面是包括艺术和技术的集体性的劳动，同时又是一种需要有大量经济力量来经营的企业。
中国电影在旧中国的上海这一特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历史和社会条件的限制。
在这时期，中国电影事业绝大部分掌握在官僚买办资本家、影片商和投机商人的手中。
大家也都能够记得，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上海是国民党白色恐怖肆虐的中心，1930年之后，进步电影又成了内外反动派联合“围剿”的对象，摄制和发行一部影片必须经过三重四重的检查和删剪，电影艺术家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斗争和生活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加上，除了这些外在的压力和限制之外，在电影艺术家们自己的思想、生活、创作方法上也还不可避免地受着历史条件的限制。
他们是中国知识界的先进分子，他们或多或少地都受到过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影响。
但是，由于他们长期处身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和受着反动统治的种种限制，他们没有和劳动人民接近的机会，他们的灵魂深处也不可免地带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鲜明烙印。
他们忧时愤世，他们为苦难的人民鸣不平，他们力求用他们的艺术来吐露他们对国家对社会的理想。
可是，他们的思想感情究竟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还有一定的距离。
他们是凭热情、凭“正义感”、凭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来参加革命的文艺事业的。
在当时，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所有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都能从工人阶级的立场来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斗争和生活。
他们一方面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和年轻的苏联电影的影响（中国电影在1930年以后，苏联电影大师普多夫金、爱森斯坦、罗姆等人的理论和作品介绍到中国来之后，才开始有了正规的电影剧本和摄影台本），另一方面也受到有毒素的美国电影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特别是庸俗的小市民趣味的影响，以致在解放以后还产生了像“武训传”这样的影片。
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说明，“武训传”的错误不是孙瑜先生一个人的，当时的一些担任电影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对于这部影片的摄制和发行应负主要的责任。
由这件事可以说明，不但一些非党的进步的电影艺术家，就是有些党员电影工作者，在思想上也还是保留了若干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观点。
因此，在政治方面来说，上海的进步电影是反帝反封建的。
但是从思想方面来说，上海的进步电影事业的内部却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分。
一些好的影片，在思想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坏的影片，像“武训传”，在思想上是资产阶级的，即反马克思主义的。
但是，尽管如此，中国进步电影有如在严寒的气候下突破层层的瓦石重压而生长出来的新苗，经过进步的电影工作者的钻研摸索，在运用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和在制片工作的实践中，也确曾积累了不少值得我们继承的适合于中国情况的经验。
我们应该正确地恰如其分地估价过去，我们要很好地接受有经验的电影工作者们在艺术实践中积累下来的经验，继承他们的战斗传统，学习他们艰苦朴质的作风。
因此，如何对待中国电影的传统问题，我们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
首先必须区别：
在解放以前有进步的、革命的电影，也有更大量的落后的，反动的电影，在进步电影中，又有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之分。
我们必须继承我国电影中一切优良的、进步的传统，同时要正确地恰如其分地批评它的缺点和错误。
否认或轻视这种传统，无疑是错误的。
但是，要顾后更要瞻前，我们接受过去的经验和遗产应该用新的观点来分析和抉择，应该有批判地加以取舍。
因此，认为过去的一切都好，要求现在的电影再回到过去的老路，这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
三 加强团结，改善领导方法，是改进电影工作的关键。
如前面所说，在一部分电影工作干部，特别是某些领导干部中，还存在着宗派主义情绪。
这种宗派主义，妨碍了电影工作者之间的团结，限制了许多电影工作者的艺术实践，压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这种现象，给电影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并且直到今天还没有彻底改变。
就在这次讨论中，也还看到一些狭隘的带宗派情绪的意见，这就是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理解不深，对近年以来广大知识分子、艺术工作者的进步估计不足，对监督和引导我们艺术事业的社会力量缺乏信心，因而对文艺工作的自由竞赛、自由辩论心存顾虑，深怕在改变了电影艺术创作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式之后，会出现“毒草”，会产生出不好的以至有害的影片，他们疑虑重重，束手束脚，不敢大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
同时，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认识不深，因此，不能虚心接受各种批评意见。
也有一部分人对讨论中出现的某些片面的看法，显得有些急躁，缺乏耐心说服的态度。
显然这也是不利于电影工作者的进一步团结的。
必须认识，我国电影工作者经过了学习和思想改造，经历了各种社会改革运动，绝大多数已经基本上树立了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因此，电影工作者的团结已经有了可靠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应该让电影工作者根据他们自己的条件，采用他们所熟悉和喜欢的创作方法，大胆地发挥他们的艺术才能，创造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电影工作的领导者应该对他们的艺术才能有充分的估计和信任，并且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和可能的帮助。
新的和老的电影工作干部也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
过去对于一些老的电影艺术家不够信任和尊重的宗派主义作风必须彻底纠正。
应该看到，这些老的电影艺术家不但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并且他们具有许多宝贵的艺术经验，电影工作的领导人员和年青的电影工作者都应当虚心地向他们学习，而决不应该排斥他们。
同时，老的电影艺术家也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艺术水平，热心帮助和培养年青的电影工作者。
只有这样，才能搞好团结，才能把我们的电影事业向前推进。
要改进领导方法，最根本的就是必须克服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按照电影艺术生产的特点去领导电影工作，充分发挥电影艺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靠他们去进行工作。
这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在电影事业中得到贯彻。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剥削阶级消灭了。
从剥削阶级出身的人，正在被改造成为劳动者。
电影艺术如果要反映现实，势必要多写劳动人民的题材。
因为现代的题材，除了劳动人民的生活以外，其他就越来越少了。
我们的电影必须始终不渝地为劳动人民服务，因此就必然的要写劳动人民的题材，但是，这决不能被了解为电影只能表现工农兵的题材。
电影的题材应该十分广泛，应该从各方面来反映我们的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以满足观众的多方面的要求。
我们应该帮助电影工作者去熟悉和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同时又应该允许并鼓励他们自由地选择他们所愿意描写的创作题材，发挥一切电影工作者的才能和积极性。
我们的电影生产，应努力增加出品数量，在保证一定数量的基础上逐步提高质量。
在生产管理方面，应该实行集中领导和分散经营相结合、自愿结合和统筹安排相结合的办法。
应该改变过去的对电影事业过分集中的领导和艺术创作上的行政干涉的作法，将艺术创作的责任交给制片厂和创作干部自己去担负，以发挥电影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同时，在方针政策、电影事业发展规划、全国制片计划和题材比例等方面，必须有国家的集中领导，以保证电影事业的发展能够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和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的利益。
在经营管理方面，要在保证影片具有一定质量的条件下，逐步地实行经济核算，增产节约，降低成本。
“票房价值”有两种，思想上进步的影片可以有很高的票房价值，思想上极其恶劣的影片也可以有很高的票房价值。
那种忽视影片的思想内容和它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只根据单纯的“票房价值”去评价电影事业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但是把影片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与成本核算对立起来，好像为工农兵服务的电影可以浪费人力物力，而不努力改善经营，降低成本，这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
应该承认，我们有些电影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还是不高，特别是许多新走上电影工作岗位的青年干部，还缺乏电影创作的经验，这不能不是有些影片质量不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没有一批优秀的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又有丰富的创作经验的电影艺术干部，是不可能产生出具有高度的艺术质量的影片的。
因此，在我们面前就摆着一个培养和提高电影干部的严重任务。
除了帮助他们进行学习，给他们解决学习上所需要的各种条件以外，最重要的是使他们经常和劳动人民接触，经常获得艺术实践的机会，通过艺术实践来锻炼和提高他们的艺术才能，使他们很快地掌握电影艺术的特性。
我们不应该使许多人闲置起来，除了要拍摄更多的影片以外，还要加强电影演员剧团或者剧院的工作，使电影艺术工作者不仅在银幕上，并且在舞台上能够经常与观众见面。
我们有一个不算太小的电影艺术队伍，其中许许多多电影艺术工作者都是有才能的，只要能给他们以适当的有效的帮助，他们的作品一定能够很快地赶上世界先进的艺术水平和技术水平。
我们的电影工作者必须知道，电影是教育人民的工具，不管你愿意或者不愿意，事情总是这样的。
电影工作者必须为一定的阶级服务，不管你愿意或者不愿意，事情总是这样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电影工作除了为工农兵服务以外，难道还能为别的什么阶级服务么？
因此，我们的电影工作者，必须自己奋勉，努力改造自己，使自己能够很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政治上赞成社会主义，并不等于思想上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光光读些书本是不够的。
更重要的，是必须到劳动人民中去，使自己有工农兵的知心朋友。
影片中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出来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电影工作者还缺少工农兵的知心朋友，同工农兵格格不入，或者若即若离，因而工农兵也不肯把真心话告诉我们的电影工作者。
要在工农兵中结交知心朋友，这需要长期的努力，不是一蹴而致的。
我们要在长时期内，使电影工作者能有比较更多的人做到这一点。
这是把我们的电影事业在思想上提高一步的根本关键，也是电影界实现进一步的团结的根本关键。
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我们电影艺术工作者面前已经展开了无限宽广的天地。
我们的新生活丰富多采，我们有充分的自由，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描写各种不同的题材，来创造真实地反映出这个伟大时代的、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的作品。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电影艺术家们能够加强团结，虚心学习，不断地提高思想艺术水平，深入人民生活，努力艺术实践，并从实践中总结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使这些经验教训成为今后工作的借镜；
同时改进我们对电影工作的领导，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那么在我们电影艺术的园地中一定能开放出争奇竞艳的鲜花，一定能创造出真实地反映出社会主义现实、而又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欢迎的作品。
对于我们的事业的前进和发展，我们是充满了希望和信心的！

一身毛哔叽
周因
我一家八口人过活，生活比较清苦。
但是，我竟然在全家节衣缩食之中，自己穿上了一身笔挺的毛哔叽。
擦亮了皮鞋，戴上了皮帽，在北京街道上那寒冷的北风里，裹着入时的大衣，昂昂然，是一副阔绰的派头。
家里人，对我有各种各样的鼓励。
母亲说：
“你常在公事场里，应该穿好点。”
爱人也帮我打扮，为了使我能够仪表堂堂的立于大庭广众之间，常常在购置衣物时，牺牲了自己的利益。
我自己更觉得，衣着不好，在人前就有很敏感的自卑感，心里也经常翻搅着不安和苦恼。
因为，这衣着竟是代表人的社会地位的。
一次，我去参加政协的一个会议。
会议厅门口有两位接收大衣的同志。
我去时，他们刚接过一位同志的水獭领黑呢大衣，一扭头，看见我拿着长毛绒小翻领灰布棉上衣，怀疑地看了一眼，轻蔑地问道：
“你是不是送信的？”
这个会议的入场券在前门就收了，我坐的汽车明明停在会议厅前，送信怎么会送到这里呢？
那时，我竟自惭愧起来，连忙说声“是来开会的”，就赶快夹着小棉袄，去坐在一个角落里。
受过几次冷蔑的逼人的眼光后，我决心节衣缩食，为一身毛哔叽而积蓄，想痛快地出一口闷气。
隔了半年，我终于穿上一身毛哔叽了。
庄严的藏青色，平整的双肩，曲直有致的线条，使人浑然自得。
我虽然并未因此而觉得高人一等，但遇到投来的羡慕眼光，确也领受着高雅的风趣。
我爱人向我开玩笑说：
“你看你，穿身毛哔叽就不知该怎么着了，手脚都没处放了。”
我回到河南来了。
满眼都是朴素的景象。
我认识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同志，是1944年的冬天，在豫西解放区，那时他是地委组织部长，是最初给我革命教育的领导同志之一。
我记得，冬天，他穿一身灰而发白的棉布衣，戴一顶有耳遮沿的棉帽，踏一双农民的鞋子。
十二年以后的今天，他还是老样子，只是棉布换成了细布的，颜色稍深了一些，好像有了一顶呢质帽，农民的鞋子换成了百货公司卖的那种布鞋子。
这身衣着，像十二年前我第1次听他讲党课一样，对我有着生动的教育意义，替我回答了冷白的眼光，使我感到自己为一身毛哔叽而奋斗的那种丑恶思想的要不得。
回想起游击战争的岁月，心中很难过。
同时，好像有一阵清水冲去了心里的浮华，也生长了志气。
星期天，史向生同志来到我的家里。
因为屋里缺少椅子，两个人蹲在地下，围着一盆炭火，谈起来了。
这种形式和这种情绪，都和打游击时，冒着烟雾，烤树疙瘩是一样的。
不知怎的，我在这种场合下，有一种老想向老上级倾诉自己的缺点和思想问题的愿望。
我的孩子在他跟前闹来闹去，无论如何赶不走，耽误了我这个愿望。
他告辞时，我爱人不认识史向生同志（我也忘记了介绍），送到门口，她说：
“没有事，就来玩吧！”
史向生同志高兴地说：
“好，闲了就来。”
我为这个邀请有些吃惊，但当时也不好说话。
送走了客人，我告诉爱人说：
“他就是省委书记史向生同志”。
她说：
“我把他当成了一般同志了。”
我心里说，是的，他就是“一般同志”。
（附图片）
苗地插图

不要歧视受批评的人
李蔷云
看起来，就在我们这好社会里，也还有不公平。
我深感，一种带普遍性的不公平，就是歧视受到批评的人。
“嘿，他受了批评啦！”
“呀，呀，他受了批评啦！”
“嘻，嘻，嘻，他受了批评啦！”
……这“嘿”、“呀”、“嘻”之类的声音里，涂满了惊奇、鄙薄、厌烦甚至“幸灾乐祸”的颜色。
避而远之，掩鼻而过之，鸣鼓而攻之，……这就是受到批评的人受到的比批评厉害得多的“批评”。
一个作者的作品受到了批评，竟会累及他的新作品找不到发表之处。
上海的一个出版社出了几个坏人，甚至使它出版的好书也销路大减。
东北的一位作者，遭到了一首诗的不公正的讽刺，他的某位亲友竟也不愿再跟他往来，下去体验生活时，原来对他很好的负责人也翻了脸。……
请原谅，我这里举的是一些比较突出的事例，当然不能概括全部受到批评的人（和单位）的遭遇，而且，我也知道，情况是愈来愈好了，这一两年内已大有改善，但是，多多少少的不公平，还是相当普遍存在的。
然而，在我们的好社会里，还有一个普遍的存在，那就是：
每一个活人，工作着的人，都不免受到批评。
如果说，在封建社会中的那些帝王将相们，人民不敢批评他们；
资本主义世界的达官显贵、阔老大亨，人民没有机会批评他们；
那么，我们的社会里可就不同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集体中，为一个伟大的共同的事业奋斗着，共同的目标促使我们互相关切，共同的利益又促使我们相互督促，这关切和督促就经常化为批评。
请想想，一个人如果不受批评，这是多么寂寞的人生啊！
而且，每个人的生长又总是跟这种批评分不开的，孩子时候的贪吃、爱打架，总要经批评才能改正。
批评，进步，又批评，又进步，也正是一个人的生长的规律。
正因为这样，我们的人中，常常是越工作多的人受到的批评越多；
进步越快的人，常常有不少快乐而又多少带点苦味的受批评时的回忆；
善于思考的人，往往比那些不用脑筋的人挨到更多的批评。
奇怪！
奇怪的是，人们有时愚蠢到这种程度，自己也受批评，自己又歧视受批评的人，到底是谁歧视谁呢？
这是一。
其次，批评一个人是出于关切、出于督促、出于爱，等到批评之后，就又只剩下不关切、不督促、不爱的“歧视”了。
再次，受批评之后，紧跟着的常常是进步，而批评那“受批评的人”的人，却又如此地倒退了。
又次，一个人受到的批评，并不一定完全是正确的，有的就很不正确，如果谁受了不正确的批评，而又受到了歧视，那更是加倍的不公平。
这也许又是人民内部的一个暂时的矛盾。
我在这里尝试着揭开这一矛盾。
因为，我越来越感到，歧视受批评的人的这种风气，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风气是不共戴天的，要好好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造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条件，就得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打破这种风气。
让大家又敢批评，又不怕受批评；
又批评人家，又受人家批评。

映山红
蔡庆生
这座山，我们曾经见过面，
八年前，曾在这里作过战，
我扛着被弹片撕碎的红旗，
插上了这座山峰的制高点。
现在，我成了个测量队员，
又来了，要把这座山峰“攻占”，
满山盛开着的映山红啊！
你们是不是当年红旗的碎片？

漫话我国古代足球
左坚　南宫望
有这样一个故事：
唐代有一个书生，特地等到宰相看足球赛的时候去“晋谒”，想借此一显身手，以博重用。
当宰相阅读他的自荐信时，他有意截获一球，“用肩妆”、“倒膝”、“顶头”、“盘拐”等花样，浑身舞弄了一番，直到宰相看完信还没有停止。
宰相大为赏识。
看来，古代足球的踢法和毽子的踢法有相近的地方。
但现在玩毽子远不及古代玩足球来得丰富。
古代踢足球，人数能从一人、二人、三人到十人；
球的数目从一个到两个（最初是熟皮里塞软东西，后来是用牛膀胱等做胆囊）；
球门可以在两丈左右的高处，也可以在平地上挖窟窿，球门的数目可以多到十二个；
球场有的是高台，有的是院落；
踢法可以作射门竞赛，也可以作技术表演。
二千多年间，它受到了上自皇帝，下至黎民百姓的热爱，以及诗人、史家、画工、稗官等的赞颂和描述。
爱踢足球的皇帝，见于正史或野史的就有一大批：
汉刘邦的亲老子因为没有足球踢要辞掉“太上皇”不干；
汉成帝因为没有足球踢而闹情绪，臣子们赶紧献上棋类游戏；
唐太宗、唐玄宗是足球名手，唐玄宗在“国际竞赛”中还出过风头；
宋太祖、宋太宗和他们的四个臣子可称为球场六友，有六人“蹴鞠”的图像；
明宣宗朱瞻基把看球作为“行乐”，至少算得上个“球迷”。
皇帝如此积极，王公大臣自然不会落后：
汉霍去病远征时还修筑球场；
马援的第3个儿子修的球场比街道还长（但不知街道有多长）；
和唐太宗是郎舅关系的驸马公柴绍的球艺曾博得彩礼；
宋代的赵普相爷和“打瓜招亲”的郑恩就是上述六友中的二友。
诗人杜甫的“十年蹴鞠将维远”，大概是指自己练了十年，并不是“有空时也喜欢踢几脚”。
因为唐代的进士们必须能参加足球赛，非平日痛下工夫不行。
写水浒的施耐庵、写隋唐演义的褚人获，关于足球的描述都很细致动人（见水浒第2回、隋唐演义第17回），足见都是内行。
至于广大黎民百姓，虽然没有记述，但从战国策（齐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蹹鞠者”；
裴松之注三国志，“年兴金革，上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
以及宋代陶枕上有少女踢足球的风俗画来看，可以断言他们是足球的爱好者。
假使再从词人、墨客的著述的字里行间去寻味，那些在四周喝采，在暗角里挦毛、缝球的无一不是黎民百姓。
我国二千多年前就有了足球是不容置疑的，史书的记载确凿可证。
由于这些记载，使我们知道了祖先在体育运动方面的辉煌成就。
然而对古代足球的探索还只是开始。
究竟它是怎样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还缺乏系统的了解。
其他如具体规则、场地设施、各种活动的关系（如马球、毽子），也都没有弄清楚。
写到这里，不能不提到汉初的“蹴鞠新书”。
这部二千年前出版的、世界上最早的足球丛书，本身的文化价值和它的二十五篇论著的史料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但不幸失传了。
据说，“五四”运动前后，还有人在湖北宜昌一带看见农民用小竹管吹灌“牛膀胱足球”。
“五四”运动距现在不过三十几年，也许古代足球到今天还没有完全绝迹，也许在七、八十岁的老杂技家、老武术师、老踢毽手的嘴里还能讨来一些活资料。
如果我们留心访察民间艺人，多少会有好处。
（附图片）
古代人踢足球图（选自明朝王思义著“三才图会”）

谈副作用
　铁航
我想谈谈关于小品文的副作用的问题。
实际上哪有什么事绝对一点副作用也没有？
提倡精简节约、艰苦朴素，无疑是好事，可是也还有些官僚主义者用它作挡箭牌，拒不解决应该解决的问题。
“你说我不关心群众生活么？
我这是增产节约啊！”
事物总是有两面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抓住它的主要一面即主流。
一篇文章只要其主流是治病救人，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就要得；
即使有某种轻微的副作用，也无关紧要，无须乎大惊小怪。
当然，如果一篇文章其主流就是“副作用”，是要不得的。
这正好像一种药如果治好了肠病，又得上胃病，当然要不得；
但是如果能治好一种病而对某一“经”稍有轻微损伤，却在所难免，所谓“治一经、损一经”。
无论什么事，要求百分之百的全面，要求一点副作用没有，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锋利，正是为了治病救人
雁序
读了“小品文的新危机”，平时积累下的一些骨鲠在喉的意见，实在有一吐为快的感觉。
一个月前我参加上海一个报纸的座谈会，这个报纸的负责同志说，“杂文在争鸣时往往容易抓人家的‘小辫子’，专事挑剔别人的错误，所以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因此我们考虑争鸣时是不是不用杂文，即使用杂文，也得从求同出发，先大量的肯定别人的正确之处，然后再在不同意见处作一些补充。
这样做既全面，也不伤人。”
这些话引起了我的很多想法。
我想，不伤人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一定要先替别人来个“成绩是基本的”再来个“缺点是存在的”，大家都响应号召，以为只有这样才叫“不伤人”，那末，这倒真有点破题、承题、起承转合的八股味道了。
回春同志说“药之为药”，“必须和平中正”，这固然是问题的一方面，但我则更同意另一先生的一个譬喻，他说，杂文应该像针灸医生手中的针，他看中“穴道”一刺，使人有点儿酸、有点儿痛，针的效果反映到大脑皮层，病就好了。
其实，药毕竟不比糖茶，吃下去时总有些苦的，俗谚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我们似乎也不必一闻到苦味就像三岁小孩子那样大哭大叫，大喊“要不得”。
杂文是不是也可能产生一些副作用呢？
有时自然也有，那就是某些作者思想上的片面性，而不是杂文本身的过错。
如果因此而把一切杂文都废掉，或者把锋芒一律磨光，大家来个四平八稳，我看这只会助长官僚主义。
有人一听到“锋利”、“尖锐”等字眼，立刻吓出一身冷汗来，立刻便把大帽子满天飞、恶毒的挖苦人等等与之联系起来。
其实，我觉得尖锐、锋利只应该是深刻的思想内容的孪生兄弟，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形式和外壳。
真正的锋利和尖锐只意味着一针见血，把问题的症结一语道破，分析到它的骨子里。
它绝对不同于大帽子满天飞和“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鲁迅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意义也正在这里。
一提起战斗，某些稳重有余的同志便又慌了手脚：
“人民内部还讲战斗吗？”
不，我们讲的是向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渣滓作战斗，而不是针对某一个或某一群人民，请放心好了。
至于对待那些思想渣滓，我想倒不必那么和平中正，也不必那么温良恭俭让的。
文学工作是思想工作，它必然是对事不对人的。
即使有人抬出文学是“人学”的牌子来，但我也只认为它是活人灵魂的人学，而不是“揭人之短看哈哈笑”的人学（至少对人民内部是如此）。
所以杂文即使有时举出一些实际事例，也只服务于更好的阐明一种思想，引人深思，而不是使他无所立足于天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