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
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来，全国私营工商业者在工作和学习上，都出现了新气象。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年里，全国的工商业者已经有一百二十多万人参加了短期讲习班和业余政治理论学习，受到了“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启蒙教育。
这对他们的思想改造和工作，都起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
在这一年里，工商业者中积极完成工作任务的有所增加，企业中的公私共事关系，也有显著的改进。
根据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八大城市和河北等二十个省的不完全统计，去年第3季度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的工商业者约有六十五万人，其中被评选为先进工作者或者得到物质奖励的达九万七千人。
这说明一年来，工商业者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影响下，又已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党对于工商业者采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是完全正确和有效的。
但是，我们在看到工商业者积极的、进步的一面的时候，也要看到他们还有消极的、保守的一面。
不少的人对资本主义还有留恋。
有些人说：
“定息五厘七年，少不了什么；
人事安排停当，变不了什么。
现在是河水望到底了，大局就是如此这般。”
于是，产生了“定了”、“算了”的思想。
“定了”就是心思笃定，不再想改造。
“算了”就是得过且过，不积极工作，不像合营以前那样关心企业了。
有的人甚至认为对企业“毫无牵挂”了。
有一位私方厂长在家吃饭的时候，工人跑来告诉他说，工厂发生火警，叫他赶快去。
但他却毫不在意，仍慢吞吞地吃完饭才去。
有些人说自己在企业里是“老二”，该自己负责解决的事也不解决，事无论大小，都推给“老大”（公方代表）。
有些人则以“财富”自居，认为搞生产，非我不可，于是就瞧不起公方代表，瞧不起职工群众。
在不少企业里，私方人员之间彼此猜忌，勾心斗角。
能力强的看不起能力弱的，进步的瞧不起落后的，职位低的对职位高的不服气，大有三国演义上周瑜对诸葛亮所抱的“既生瑜，何生亮”的偏狭忌妒思想。
尤其严重的是有些私方人员，企图离间工人同公方代表的关系。
私方人员利用职权打击工人，涂改账册发票，私收账款，挪用公款，弄虚作假等等事情，在各省市里都发生过。
上述这些情况，都是跟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相矛盾的，有些甚至是国家法律所不能容许的。
这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两面性中消极性的具体表现。
它反映了在合营企业里，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仍然有阶级矛盾。
这种阶级矛盾的存在是完全不奇怪的，合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问题并不在于这种矛盾的存在，而在于对这种矛盾必须有正确的态度。
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种阶级矛盾虽然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绝不能因为它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就忽视它。
应该以推动工商业者继续改造的办法来克服这种矛盾。
现在，有某些工商业者不承认有两面性。
他们一听到“阶级关系”、“接受改造”就不高兴，说是给他们的积极性泼冷水。
有些人说：
“论技术，论文化，公方代表和职工的没我高，今天企业里存在着的已经不是谁领导谁的问题，不是谁接受改造的问题，而只是师傅带徒弟的问题。”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资本家放弃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在企业里担负一定职务，从这一点上说，他们已经是企业的公职人员。
他们之中，不少的人具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公方代表和职工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还没有最后被废除，资本家还拿定息（仍是一种剥削），所以在他们和工人之间仍然存在着阶级关系。
在实际行动中，资产阶级分子一方面有进步的表现，一方面又确实还有比较严重的落后的表现，所以就必须继续改造。
这是不能模糊的。
我们指出阶级关系的存在，指出工商业者改造的必要性，绝不是给工商业者的积极性泼冷水，恰恰相反，正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认识继续前进的方向，更好地发挥积极性。
况且在我们国家里，思想改造对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的。
因为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空前未有的伟大变革的时代，新事物天天在成长着，旧事物天天在衰亡着；
旧的矛盾克服了，新的矛盾又出现。
在这样的时代里，每一个真诚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又不甘落后的人，包括工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都要时时进行自我改造，才能使自己的思想认识、作风，适合于社会发展的要求。
现在还拿着定息、思想作风跟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还有很大距离的工商业者，为什么就不要进行改造了呢？
工商业者必须明确认识：
以企业为基地、通过工作的实践，是改造自己的主要方法。
工商业者应该守职尽责，努力工作，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把自己的一切才能贡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并且使自己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逐步地树立劳动的观点和习惯，培养和提高劳动的技能，把自己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
在企业里工作的私方人员，对于企业的工作，应该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大胆地提出意见，勇敢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便在共事关系中实现公私双方相互的监督。
但是，在另一方面，私方人员又必须服从公方代表的领导，积极靠拢职工群众，从进一步改善公私共事关系中来改造自己。
有些工商业者，特别是在短期讲习班结业的人，不知道在哪里继续学习才好。
在短期讲习班结业的私方人员，最好以企业为基地，同职工和公方代表一起学习。
这样可以通过学习讨论，互相帮助，把政治理论学习和工作实践结合起来，把学习和改善公私共事关系、私私共事关系结合起来，这更有利于私方人员的改造。
不过，目前有些私方人员对于同职工和公方代表在一起学习还有顾虑，担心不易敞开思想；
有些私方人员的水平还跟不上，中小企业中领导学习的力量一般还比较薄弱。
因此，私方人员同职工、公方代表在一起学习，必须采取逐步开展、分批扩大的办法。
在实行的时候，必须根据私方人员自愿的原则。
从一个资本家变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不像孙悟空要变就变那样轻而易举，而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中学习，尤其需要向职工群众学习。
这里有困难，而且是艰巨的，骄傲不得，急躁不得。
毛主席说：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这对每一个工商业者来说，也都是需要好好领会的。

江苏省经过学习的干部提高了认识
人民内部有矛盾并不可怕
省委认为：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贯彻“思想解放，民主开放，财权下放”的“三放”精神。
目前党内还有不少同志怕“放”，党外也有认为“争鸣”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等混乱思想，需要进一步加以澄清。
本报南京21日电
中共江苏省委和各级党组织，采取边学习、边改进工作的办法，积极贯彻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精神。
毛主席的指示，在江苏省成千上万的干部和党外人士中，已进行了普遍的传达和学习。
省委书记江渭清、刘顺元、惠浴宇、许家屯等同志在4月中旬，先后分别同各部、委的负责同志、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高级知识分子、中级党校各班代表、新闻出版界的党内外工作人员进行了座谈。
有些市、县党委组织了区委书记、科长以上干部进行集中学习。
省政协和各市政协也分别向所有成员进行了传达。
在学习和讨论过程中，干部普遍感到思想水平提高了，工作办法增多了，党外人士增强了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信心。
在学习讨论中，也澄清了一些干部的糊涂思想。
起初有人对人民内部有矛盾的提法是害怕，认为它是不祥之物，不敢正视和承认，后来在探讨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根源和表现形式时，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
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不仅现在存在，在国内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也存在，不过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内阶级斗争已基本上结束，人民内部矛盾已上升到主要矛盾的地位。
大家又分析了两种矛盾的不同性质和不同的处理方法，因而肯定人民内部存在矛盾并不可怕，并不需要隐讳，只要正确处理，矛盾是会解决的。
省委对动员党内外力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
03月中旬召开的全省组织工作会议认为：
进一步贯彻整编机构、干部下放和稳定提高干部等措施，是改进领导、解决矛盾的有效方法。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城乡经济工作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党委已不可能以抓工农业生产为满足。
为了加强城乡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中共江苏省委4月上旬召开的第3次全体委员会议（扩大）上，着重讨论了这一个问题。
会议根据“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的方针，对全省人民经济生活中存在的迫切问题——大力发展副业生产，手工业为农业生产服务，物价、负担、多余劳力和困难户的安排，加强统一领导等，作了具体的研究和分析，并找到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04月15日，省委召开了各部、委负责同志会议，会上检查了各单位的学习情况。
省委书记江渭清、刘顺元等同志在会上的发言，都强调要采取各项措施，认真搞好这次学习和宣传，首先要求各部、委负责同志亲自领导好这次学习；
同时，省委准备派出数十名负责干部到某些市、县，帮助各单位学习；
并通过协助成立各种群众性的科学学会，开辟争鸣园地，组织知识界学术界人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知识界广开言路创造条件。
省委认为：
解决全省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必须贯彻“思想解放、民主开放、财权下放”等“三放”的精神。
目前党内尚有不少同志怕“放”，党外也有争鸣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等类的混乱思想。
04月20日省政协召开的一届三次全体会议和省委即将召开的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宣传、文教工作会议，将着重研究解决这些问题。

第1书记紧紧抓着思想工作
上海市委同知识界代表倾心畅谈
柯庆施向上海知识界表示：
党的既定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
有些党员思想上还有抵触是由于对新形势认识不足，希望大家帮助他们学会一套新的办法来处理新的任务。
本报上海21日电
中共上海市委采取同知识界代表面对面倾谈的方式，自16日至19日，先后举行了工程技术、新闻、卫生、高等教育、科学等五个座谈会，听取这几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各种意见。
这些座谈会是在上海市委直接掌握下进行的，会议由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上海市委第1书记柯庆施主持，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全体成员都出席了会议。
在讨论到有关问题的时候，还邀集市委有关部长参加。
几天来的座谈，都是围绕着毛主席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而进行的。
大家围桌而坐，各抒所见，直率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几天来的会议一直开得很活跃，很亲切。
人们在座谈会中，反映了许多问题，勇敢地揭发了各项工作的缺点和错误。
有的人说，毛主席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使他们有了敢说敢言的勇气，好些话在他们心头已积了多年，现在全吐出来了。
如科学家朱洗、上海财经学院副院长李炳焕批评了书店、出版界过去对著作物“一棒子打死”的粗暴作风。
著作遭到批评后，书店不分青红皂白就停止出售，甚至退回未售出的旧书，向作者索回稿费。
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汪猷批评了过去在挑选到国外去培养的青年科学工作者的时候，过分偏重政治条件，忽略业务条件。
一些技术人员批评了企业中不重视技术人员等缺点。
在座谈会上，上海市委负责人对人们提出的各种意见，都采取了虚心倾听的态度，有些可能解决的问题和有益的建议，当场即明白表示接受，在会后立即督促有关部门去解决。
如有位高级知识分子对如何解决过去思想改造和“三反”时的一些悬案，提出了一项正确建议，柯庆施同志当场即表示同意，并责成有关部门立即拟出书面通知，建议有关机关去处理。
现在，上海市委正将座谈会上的意见加以逐条整理，有些是在上海本市可能解决的，将逐条加以解决；
有些是需要中央有关部门处理的，将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去处理。
这种可能解决的问题迅速加以解决的做法，鼓励了人们在座谈会上发言的热忱和勇气，解除了人们的一些疑虑。
柯庆施同志对各界知识分子在座谈会上的发言，都表示欢迎和支持。
在工程技术人员参加的一次座谈会上，柯庆施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及中央所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其他方针，上海市委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
现在，这些方针的执行在某些基层组织的党员中还有思想上的抵触，这主要是这些同志对新形势认识不足，他们习惯了过去面对面的与敌人进行阶级斗争，还没有学会在今天的新情况下用新的工作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们学会这些新方法还需要一个过程。
但是，既定的方针一定要贯彻，也一定能贯彻。
希望大家也来帮助基层组织的领导同志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学会一套新的办法来处理新的任务。
上海市委召开的各界知识分子座谈会，是为迎接即将召开的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而举行的，这类座谈会预定将召开十四个，不久将继续举行文学艺术、电影戏剧、出版等等座谈会。

解放军军官热烈讨论毛主席的讲话
进一步分清敌我问题和是非问题
有些军官批判了过去在处理人民内部问题时所采取的粗暴办法
本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军官，正在热烈的讨论和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
在讨论中，军官们一致认为毛主席的讲话十分及时，意义重大。
有些军官反映，过去对敌我问题和是非问题混淆不清，有时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采取了粗暴的简单化的办法，结果不仅没有做好工作，还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
如有时对待思想落后的人采取敌视态度，企图压服，但总是压而不服。
他们表示今后一定要坚持耐心说服教育的方法。
很多军官表示要进一步克服官僚主义作风，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做好工作。
在讨论和学习毛主席讲话的同时，许多部队还着手改进实际工作。
有的单位正在积极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如改善伙食、调整住房等，同时也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
总后勤部等单位为了妥善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根据“百家争鸣”的精神组织了辩论会，让大家把各种思想都摆出来，通过争论来分清是非，提高觉悟。
总政治部为着在部队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3月29日和4月02日召集各军事学术杂志和部队报刊领导人进行了讨论。
会上反映，学术杂志和报刊编辑人员对进一步开展争鸣和讨论还有一些顾虑。
有的怕展开争鸣后，一时作不出结论，不好收场。
有的怕影响部队的命令和纪律的维护等等。
经过研究，各军事学术杂志和报刊负责人一致认识到：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在部队坚决贯彻。
这样，将会更加发展军事学术，发扬广大官兵的政治积极性和智慧，这对军队的建设有重大意义。
大家还明确了开展争鸣和执行命令是不同性质的两件事，不能混淆。
在学术讨论上，应该只问正确与否，不问职位高低。
学术讨论上的正确态度是以理服人，不能扣大帽子，一棍打死。
能作出结论的就作，不能作的也不能勉强作结论。
即使作了结论，也应该允许在军事学术思想上保留不同意见。
现在，空军、海军政治部门正在召集宣传工作会议和通讯工作会议，专门研究贯彻这一方针的具体问题。

针对讨论中所提出的问题和各种顾虑
彭真在北京市宣传工作会议上作报告
本报讯
中共北京市委第1书记彭真在20日召开的、有两千八百多人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扩大会上，就全市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所提出的问题作了报告。
市委宣传部部长杨述在19日作了这次会议的总结。
截至目前为止，除中央直属机关外，全市已有党内外干部、高等学校教职员和中小学教职员、高等学校学生、各民主党派人士和工商界约三十五万多人学习讨论了毛主席的讲话，引起了十分广泛的反响和热烈的讨论。
许多人认识到两种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必须采取不同的方针和办法，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有不少干部检查了过去与中央方针抵触的思想情绪、生硬的工作作风和片面的思想方法。
许多老教授、文学家、艺术家们表示要积极参加争鸣，发挥自己的力量。
但是，在讨论中也提出了许多问题，暴露出不少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想。
主要的错误思想是害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会放出许多毒草，造成群众思想混乱，使工作不好作，对群众不好领导等等。
针对着这些问题和顾虑，彭真在大会上着重地讲了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关键在于分清两种矛盾的性质
为什么现在要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彭真说，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我国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反革命残余已经基本肃清，人民内部矛盾就显露出来了。
但是我们很多同志，在认识上却赶不上客观事物的发展。
因此，不少同志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有许多错误的认识和胡涂想法，不但不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且有时采取了完全错误的处理方针和办法。
关于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彭真说，关键是在于分清两种矛盾的性质，采取根本不同的方针和方法来处理。
对待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打倒、压服、强制改造、消灭敌人；
而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家务，怎么能像对待敌人那样处理呢？
除了对违法犯罪的分子应该依法处理外，对于一切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能用同志式的态度，民主的方法，讨论说服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请愿不是违法，闹事不应害怕
彭真指出，有些群众推派代表向上级领导去请愿，要求解决问题，他们所采取的是一种正当的手段，并不是违法的行为，领导干部不应当害怕，更不应当阻挠、压制。
至于有些单位领导上官僚主义很严重，不讲民主，连小小民主都没有，或者在群众中缺乏应有的思想政治工作，群众起来“闹事”，也不应当害怕。
应该和群众很好地商议，正确地解决。
对于群众提出的要求，凡是应该办和可能办的，必须迅速地解决；
对于群众所提的现在还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和错误的意见，应该实事求是地耐心地向群众解释清楚。
怕放、怕鸣的人是怯懦的人
彭真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使我们认识不断提高、工作不断前进的推动力，既然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来处理，只能说服，不能压服，我们对于人民内部客观存在的不同思想，就只能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要认识到，事物是在矛盾的斗争中发展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
哪些是香花，哪些是毒草，哪些是真理，哪些是错误，只有在放出来以后，只有在争鸣中，才能有比较，才能明辨是非。
只准你鸣、不准我鸣或者只准我鸣、不准你鸣都是不对的。
怕放、怕鸣的人是怯懦的人，是没本事的人。
我们要欢迎齐放，欢迎争鸣。
彭真说，党与非党的关系现在基本上是好的，但是问题也不少。
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放得不够，鸣得不够，要放手放，放手鸣；
党员与非党人士要亲密地合作，遇事很好地商量，不要“敬鬼神而远之”；
要相信群众，虚心听群众的意见，耐心共同讨论。
第1书记要亲自抓思想工作
彭真提到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问题。
他说，思想工作是一项复杂的、艰苦的工作。
他指出各级党委都要作思想工作，党委第1书记要亲自抓思想工作。
政府各部门、群众团体都要作思想工作。
怎样做思想工作？
彭真说：
就要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要密切联系群众，及时地把群众中的意见搜集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加以研究分析，并且和群众很好地商量，然后再贯彻到群众中去。
有些同志不接近群众，不搜集群众意见，或是听到了意见也不研究，就是喜欢乱戴帽子瞎扣名词，这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
全党要重新学习，改造思想
最后，彭真提出，在新阶段、新形势、新问题面前，全党要重新学习，改造思想，按照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的精神，总结工作，检查思想，进行整风，以便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尽快地学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
杨述针对会议期间大家提出的有关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密切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关系、中小学教育、以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作了总结发言。
党员要主动和非党知识分子接触
杨述在谈到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时说，本市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基本上是好的，但是目前党和非党知识分子间的关系还不够密切，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也作得不够。
在今后各项工作中，党员和党外同志要建立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共同讨论和解决本单位的重大问题；
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主动地和非党知识分子进行直接的同志式的接触。

各省市转业建设委员会主任会议讨论安置复员军人问题
军队做好教育工作　地方做好准备工作
据新华社20日讯
在今天结束的各省、市转业建设委员会主任会议认为，作好今年复员军人安置工作的重要问题是在于军队方面对复员军人要做好教育工作，地方方面要做好准备工作。
这次会议是在15日开始举行的。
会议除总结了几年来的复员工作以外，着重地讨论了今年对复员军人的安置工作。
会议认为，今年的复员军人回到原籍县、市以后，当地党、政领导方面要向他们介绍当地情况。
各地在安置工作中要动员当地群众具体帮助复员军人解决住房等问题和提高他们的生产技术，使他们安于农业生产。
还要经常注意教育复员军人同乡村基层干部团结好，使他们具有谦虚、互学、互助、互相尊重的正确态度。
另外，对于安置在厂矿、企业等单位的复员军人，也要及时分配他们工作，帮助他们学习生产技术，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今天到会讲话，他着重地讲到了对复员工作的认识问题。
他说，复员工作是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一部分，复员军人是国家一批宝贵的积极力量。
做好复员工作，既利于国防建设，又利于经济建设。
他还说，以后每年将有一批义务兵由现役转入预备役。
这就说明复员、退伍将成为一项经常工作。
因此，要求各地经常地加强对复员安置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干部对复员工作的认识，使干部积极做好这项工作。
彭德怀最后说，军队方面对作好复员工作同样负有重大的责任。
今后在军队方面，必须坚决执行“教育不成熟不走”的规定，切实作好对复员军人的思想教育工作。
军区、军分区和各级兵役局要主动协助地方有关机关做好复员安置工作。

希望沈阳培养出更多的建设干部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沈阳各界欢迎大会上的讲话亲爱的同志们和兄弟们：
我们来到你们的古老城市——沈阳市，是为了和你们会见，是为了看看你们美好的工业城市。
我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是代表苏联人民、我国政府和我们的共产党，来转达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和崇高的敬意。
沈阳市的人民对我们极为热烈的欢迎，使我们——苏联人民的代表深深感动。
我们看到了你们城市数十万居民对我们的欢迎，看到了欢迎我们的那些愉快的面孔，看到了沈阳市人民在手中拿着红旗和花束，像海洋一样的一些花束和红旗，听到了在民族音乐的伴奏下对苏联人民的热情的欢呼，这使我更强烈地和更深刻地了解和感受到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真正牢不可破的、是真正的兄弟般的友谊，这种友谊鼓舞着我们两国人民，为了我们人民的幸福和人类的未来在建立伟大功勋。
苏联人民感到骄傲的是她有着像中国人民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人民这样的忠诚的朋友。
苏联过去和现在都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间的友谊，准备尽一切的力量来给予爱好和平和自由的各国人民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援助，只要这种援助能够促进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只要这种援助能够促进这些国家的威力的不断增涨，苏联都尽一切的力量给予这种援助，我们之间的这种友谊和威力的增涨，比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的力量还更强大。
前天，你们对我们的欢迎，是一件最重大最隆重的事件，它将永远地留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有机会在这里同沈阳的劳动者见面，感到十分高兴。
因为沈阳市的人民是站在实现国家工业化和提前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的斗争中的最前列。
我们看见中国人民，在革命胜利之后，在很短的时期内，取得了卓越的劳动的成果，这使我们感到十分钦佩。
你们获得的成就，再一次证明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人民，是拥有无穷无尽的创造的力量。
沈阳市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军事战线上和在劳动战线上进行斗争的光辉的生动的历史。
大家知道，沈阳市劳动者的战斗的传统，是在反对日本占领者和国内反动派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谈到这一点，不能够不使人回忆起在1932年03月29日沈阳兵工厂工人们为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举行了英勇的武装起义，以及沈阳的工人在日本统治时期，进行了游击战争的这个伟大的功绩。
在1948年11月02日结束的解放沈阳和全东北的辽沈战役中，有许多沈阳的儿女们洒下了自己的鲜血。
我们知道，沈阳的劳动者会神圣地继承这些战斗的传统，并且从事奋不顾身的劳动，使任何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都不敢再一次侵犯获得了自由的伟大的中国。
在人民取得政权以来的年代中，沈阳的工人作了许多工作，国民党遗留下的废墟和一些半手工业性质的工厂，现在都被现代化的工厂代替了，这些工厂的产品是闻名国外的。
苏联人民十分清楚地知道你们在劳动上取得的胜利。
不久以前，苏联人民和你们一起庆祝了沈阳重型机器厂和电缆厂以及其它一些企业的开工和投入生产。
昨天，我们非常满意地参观了机床厂、机器制造厂和电缆厂，这些工厂在各方面都是非常优越的，它们可以成为世界任何国家的榜样。
但是，比这些工厂更美好的东西还是那些优秀的有训练的工作干部，站在机床旁边的、站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的那些年青的、热爱生活的而且又严肃、智慧的男女工人们。
他们给我们的印象是，他们不仅是好的专家，而且也是这些巨大的工厂企业的真正的主人。
这样年青的技术工程师和工人，也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生产技术知识界迅速成长的鲜明例证。
我们对所有参观过的工厂的生产品，都很满意；
这些产品，无论在质量和外型上都是优良的。
同志们，有人告诉我们，说沈阳是一个培养干部的地方；
现在，在你们国家的每一个建设工地上，都可以遇见来自沈阳市的工人和专家。
这是你们城市的光荣，当然，这也就使你们在道义上负有更大的责任，让沈阳市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为你们城市带来更大光荣的好的干部。
亲爱的同志们，苏中两国及其人民之间的全面的深厚的友谊是日益发展的。
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今年01月访问苏联的时候，签署了苏中联合声明，再一次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我们两国的团结一致。
为苏中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作的无数大小事情，都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我们之间的伟大友谊。
比如说，在去年，苏联的各个州和市以及中国的各个省和市，开始互派代表团，如像伊尔库次克和沈阳市之间就互相派遣了青年代表团。
这无疑地会给我们两国人民带来很多的好处。
经常交换两国人民的一切的美好的东西，最明显地表现出中苏之间的兄弟友谊，表现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愿望，彼此吸取宝贵的经验，以便大家继续前进。
我们游览了你们的城市，参观了你们的工厂，同工人、工厂技术人员见了面，我们清楚地看见，中国工人阶级和所有的劳动者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满怀信心地沿着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而前进。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衷心祝贺你们在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新的卓越的成就。
我们感谢你们的热烈的兄弟般的欢迎。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中国工人阶级万岁！
苏中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以最亲爱的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万岁！

愈辩愈明
——记民革三届二中全会关于几个问题的争论
本报记者
03月25日到30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召开了第3届中央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
到会的委员学习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和周总理在政协的报告，对国内外许多大事的认识都更加明确，对一些问题不完全相同的看法，经过讨论，基本上趋于一致。
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今天显得突出？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讨论得很为热烈。
为什么现在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显得突出呢？
看法有多种。
有人认为：
过去，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这些斗争中有偏差，整错了人，他们以前不敢说话，现在敢说话了，内部矛盾因而紧张起来。
有人认为：
过去的工作成绩虽然是主要的，但缺点也是很多很严重的，特别是许多地方的某些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群众的问题得不到及时的、妥善的解决，所以内部矛盾紧张了。
大多数人认为：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制度基本消灭以后，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反映出来的人民内部的矛盾也就突出了。
譬如，过去的学校里多半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子弟，现在工农子弟都可以念书了。
制度使大家翻了身，可是经济事业、文教事业都还赶不上来，因此发生矛盾。
在思想方面，主观不能和客观适应。
在大变动时代，客观形势发展很快，一般人思想赶不上。
另一些出身于敌对阶级的人，经过土地改革、肃反斗争，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但是有些人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改变，旧的敌对阶级的思想还相当浓厚，常用旧眼光看问题，主观和客观距离很大。
人民内部矛盾也从这方面表现出来。
大家也谈到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不少人说，听了毛主席的讲话，知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性质不同。
人民内部有矛盾，很自然，并不可怕。
只要认识了它，也可以解决它。
解决的办法，有人提出：
人民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只要能够解决的，就应当解决；
应当解决而一时不能解决的，要向人民讲清道理；
如果有人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还应当作必要的解释。
有的人说：
解决内部矛盾，要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要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
必须厚责于己，薄责于人。
台湾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讨论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大家认为，台湾和平解放有可能，都表示愿意在和平解放台湾中贡献自己的力量，热情很高。
但对台湾问题的性质，最初也曾有过不同的看法。
这不同的看法是：
台湾问题是敌我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是少数人，他们的主要理由是：
既然对台湾提出“爱国一家”的号召，一家人，当然是人民内部问题。
所以应当“只有友情，毫无敌意”。
认为是敌我问题的是多数人，他们的理由是：
虽然台湾内部在动摇，相当一部分人倾向祖国，但台湾当局对我们到现在还处在战争状态。
蒋介石还投靠美帝国主义，他还打算复辟，特务还在经常派来。
所以台湾在解放以前，我们与台湾当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敌我矛盾。
李济深主席最后发言中也肯定地说：
台湾问题是敌我矛盾，但是，这个矛盾是可以转化的。
如果台湾当局接受和平解放，敌我矛盾就转化成人民内部问题了。
怎样对待肃反？
肃清反革命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肯定了过去肃反的成绩是主要的，并且拥护“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
在讨论中，曾有少数人认为：
要肃反，由公安部门“肃”，不要发动群众搞运动。
走群众路线，容易过火，造成偏差。
但大多数人认为：
肃反运动必须广泛发动群众来进行，这样既能分清敌我，又能教育群众。
只有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才能彻底肃清反革命，也才能防止或减少偏差。
有人在会上还举出了一些现实的生动事例，说明发动群众进行肃反所取得的巨大成绩。
民主党派能监督共产党么？
谈起“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也有所争论。
争论是对共产党能不能监督？
一种意见是说不能。
另一种意见是说能。
认为不能的人说：
对共产党批评，有顾虑。
为什么？
因为：
一、共产党水平高，政治强，自己水平低，政治弱，批评有困难。
二、共产党员接受意见，爱听的才听。
特别是下边的一些共产党员，水平低，不辨是非，提了意见白费。
认为能的人说：
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是领导我们国家的核心力量，政治水平自然是高的，因此，我们必须切实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向共产党学习。
但是，民主党派联系着一定的社会阶层，可以代表他们的正当利益，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这有利于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
至于对共产党能不能批评，肯定是能的，共产党也一向欢迎人家对它提出批评。
我们应当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尽量反映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谈到这个问题，有一位在政府机关担任局长职务的民革中央委员说，他所在单位的中共党支部制订职工学习计划，规定每周学习六次，他认为太多，后来还是照他的意见减少为四次。
但是，我们的意见不一定全部是正确的，有时由于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关系，难免有片面和不正确的地方，所以不能要求共产党全部照办。
当然，也有个别共产党员对民主人士还不够尊重，听取意见还不够虚心，应该善意地帮助他们。
互相监督，不能理解为互相对立。
在会上，也谈到了如何更好地实现互相监督。
许多人都说：
归根到底，应该把我们的思想改造放在第1位。
没有这一条，就无法作好工作。
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

文艺刊物如何贯彻“放”的方针？
本报讯
自从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以后，全国知识界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文艺刊物是实现这个方针的重要阵地，编辑部关于如何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许多问题。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在4月20日召开了北京文艺报刊编辑座谈会的第1次会议，出席的有茅盾、周扬、老舍、邵荃麟和“人民文学”、“文艺报”等刊物编辑部的主要人员等。
茅盾等在会上讲了话。
反“左”和反右，重点是什么？
根据党的方针，刊物编辑部认识到在思想战线上应该进行反对“左”的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但是他们希望进一步认识，批评的主要锋芒应该针对什么。
茅盾等同志在讲话中都表示，根据目前情况，主要是要克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因为目前对教条主义的批判，还存在着各种顾虑，例如：
教条主义常和某些“领导思想”有关系；
不少人对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还不能区别清楚；
很多人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批判不了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不克服，就批评不倒资产阶级思想。
周扬指出我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有些同志同中央方针的精神，在思想上有距离甚至抵触。
荃麟指出，现在全国文艺编辑正在注意北京文艺刊物的动向，这些刊物必须充分体现“放”和“鸣”的方针。
大放？
小放？
香花毒草齐放？
有些编辑部怕放毒草，怕放了毒草后“挨整”，写检讨；
有的怕放出毒草后难以批评，因为很难担保批评中没有教条主义。
而这种缩手缩脚、稿子发不出的情形：
毒草不敢放，教条主义不敢碰，香花不容易争取到，已经受到了人们的责问：
“你们编辑部解冻了没有？”
“编辑部是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
周扬说，不要怕毒草。
毒草是客观存在，避免不了，提出“避免毒草”的口号是主观主义的。
而且香花和毒草在一个时期内常常不容易辨别清楚，常常是香中有毒，毒中有香，或者似毒非毒，提出避免毒草，实际还是不肯大放，要求一律放香花，这是不可能的。
茅盾说，要求先鉴别了香花毒草之后才放，就是“半开门”，而不是“大开门”，“我看还是先大开了再说”。
周扬也说现在不是要小放，要大放，更不是要收。
要香花毒草齐放，让毒草放出来，有好处，一方面让大家认识一下毒草，另方面，好使香花和毒草竞赛，并对毒草进行有说服力的批评。
不批评，是右倾；
批评不等于收，也决不是“围剿”。
老舍也认为毒草可以放，但是诲淫诲盗的东西不能放，这是毒蛇。
在反对色情和低级趣味的文艺的同时，要注意把它们和描写爱情的文艺区别开来。
他说，现在有“清教徒式”的风气，如把芭蕾舞看成色情的就是。
不能把“美”和“黄色”混淆起来。
有的刊物提出“站得稳才能放得开”，荃麟说，只能在“放”和“鸣”的过程中才能站得稳，不能先等站稳了再放。
片面和全面的问题
老舍说，许多片面可以合成全面，立刻要求全面可能一时办不到，对事物的全面认识需要通过逐步实践才能得到。
我们应该养成民主生活。
民主的方法就是许多片面凑成全面。
目前关于小品文的讨论引起了他的兴趣。
他说，有人看了小品文批评到他那一行，就懊恼，说是小品文有片面性。
实则哪一行都不可能全部是好的，这种懊恼，表明了缺乏民主生活精神。
荃麟认为应该力求全面。
有片面性，犯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
不要把对错误的批评搞得很紧张，应该让矛盾充分暴露出来。
反对宗派主义
在有些党和非党的知识分子中间还存在着隔阂或者紧张状态，有人说好像有一道墙。
周扬认为这是某些党员知识分子身上的宗派主义作祟。
党和非党之间应该有区别，但不应该有墙。
党员应该工作得更多些，态度更谦逊些，而不应当有甚么党员优越感。
文艺界还存在着宗派主义，在有的文化艺术部门中比较厉害，应该坚决予以克服。
不尊重老艺人，老作家，老画家，老报人，老教授，老演员就是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
周扬强调指出，团结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决定作用。
编辑部改不改原稿？
不少作家不满意刊物编辑部不适当地修改稿件，这是合理的。
茅盾说编辑工作是任劳任怨的工作，编辑工作有缺点，但对原稿的修改还是需要的，修改要商得作者同意。
荃麟说，目前有些编辑部不尊重作家的劳动，不经作者同意，任意修改稿件，甚至改变了原作的思想内容，这是不好的。
编辑部的动机不能说不好，有些修改也是必要，如文字的润饰等，但是也有改坏了的。
编辑应严肃对待修改工作。
在这一次座谈会结束前，荃麟希望各文艺刊物编辑部继续进行讨论，大力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使北京和全国的文艺刊物在近期内有新的面貌出现。

文艺创作不要受教条主义的束缚
解放军文艺工作者座谈“鸣”“放”方针
新华社21日讯
解放军文艺社最近邀请在北京的部队作家和文艺工作者举行了两次座谈会，讨论如何在部队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
到会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首先就陈其通等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和陈沂的“文艺杂谈”两篇文章发表了意见。
大家认为，这两篇文章的论点是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相违背的。
作家周洁夫说：
“陈其通等同志开头承认百花齐放，但谈到具体问题时，仍然是主张一花独放。
‘鸣’、‘放’是和为工农兵服务相辅而成的，而陈其通等同志却把二者对立起来了。
他们好像认为只有党员才坚持为工农兵服务，把党员和群众分开，这就是宗派主义的情绪。
陈沂的文章在态度上就更粗暴，他把历史题材和现代题材也对立起来了。”
作家虞棘说：
“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思想，并且是由来已久的。
我同意这样的说法，这篇文章是‘认识错误，态度粗暴，不合事实，后果不好’。
但是对他们的批评，也不应当一棍子打死，而是要分清是非，实事求是。”
有些人还在会上检查自己曾经赞成过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深感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以致对新事物的认识模糊不清。
大家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繁荣的方针。
部队不但应该坚决贯彻这一方针，而且完全可以坚决执行这一方针，因为部队向来就有优良的民主传统。
作家虞棘说，部队要求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这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矛盾。
我们既承认部队的觉悟高，组织性强，“放”出来“鸣”出来又怕什么？
是香花大家欢迎，是毒草大家反对。
作家杜烽说：
“香花和毒草只有‘放’和‘鸣’了才能鉴别。
当然，提倡‘鸣’不是不要领导，而是如何去领导的问题。”
许多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在发言中，还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上用行政方式干涉文艺工作等许多问题和教条主义给部队文艺工作带来的损害，提出了意见。
大家认为，教条主义在文艺工作上的主要表现，是把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把创作上的写“重大题材”、“正面人物”等问题，作了机械的、简单的、片面的理解，有些问题的提法是和党的“百花齐放”方针相抵触的。
这样就给部队文艺创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害。
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努力学习，扭转思想，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部队里切实地得到贯彻。

毛主席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团
新华社21日讯
毛泽东主席在今天晚间接见了以浅沼稻次郎为首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
接见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和张奚若、叶季壮、许德珩、廖承志、雷任民、乔冠华也在座。
（附图片）
毛泽东主席4月21日接见了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
图为接见时情形。
左端是浅沼稻次郎。
　新华社记者　侯波摄

民盟通知各级组织深入学习毛主席的讲话
要求明辨是非加速改造协调各方关系
本报讯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宣传、学习委员会于4月20日发出联合通知，号召各地盟的组织积极推动盟员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
通知指出：
毛主席最近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提出了调整人民内部矛盾关系的极为重要的方针，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发展。
通知并说明盟的全国工作会议时，曾对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讨论，并以毛主席讲话的精神作为会议决议的总的指导思想。
通知最后说：
在学习讨论时，要求：
（一）明确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及其解决的办法，从而明确在目前新形势下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重要意义。
（二）明确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应该用讨论、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从而正确地领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盟员应在各单位内发挥独立思考的精神，敞开思想，自由辩论，明辨是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以期在这些讨论中逐步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进一步发挥知识分子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深刻体会毛主席说的教育者须先受教育的指示，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经常在实践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来作为检查自己行动的指针；
并应虚心向工农学习，争取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和工农接触以加速自我改造。
（四）明确盟作为一政治团体，必须协助党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
同时也必须遵循毛主席所指示的办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然后又在新的基础上取得更好的团结。

沈阳举行大会欢迎苏联贵宾
伏罗希洛夫主席慰问苏联专家并祭扫苏军烈士墓
本报沈阳21日专电
记者刘时平、文天申报道：
沈阳市今天下午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
今天是星期天，五万多沈阳市民，在这个春天的假日里，兴高彩烈地聚集在人民体育场，热烈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欢迎大会上的讲话不断为掌声和欢呼声打断。
全场高呼：
“万岁！”
“乌拉！”
朱德副主席也在大会上讲了话。
他说，伏罗希洛夫同志不远万里来到我们中国访问，给我国人民带来了伟大苏联人民的兄弟友情，并将进一步增进中苏两国人民坚如磐石的团结，这种日益加强的伟大的团结，是促进我国繁荣的重要条件，是加强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坚强核心，是保卫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
我们将永远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来爱护这种友谊，并迅速加强我们两国间友好合作。
朱德副主席讲完话后，伏罗希洛夫主席和朱德副主席紧紧地握手。
沈阳市市长刘宝田代表沈阳市全市人民把一面锦旗献给伏罗希洛夫主席，锦旗上绣着金字：
“您是伟大苏联人民的代表，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
伏罗希洛夫主席接受锦旗后，又热情地讲了话。
他说：
今天你们把这面锦旗用这样隆重的仪式送给我，我一定保证把锦旗代表的重大感谢之意转达给你们最亲密的朋友——苏联人民。
这时，群众又高呼“万岁”“乌拉”表示对伏罗希洛夫主席的敬意。
伏罗希洛夫主席和同行的苏联贵宾们在今天午前，到西塔苏军烈士墓祭扫。
伏罗希洛夫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敬献了一个花圈，上面用俄文写着：
“英雄的苏联军人永垂不朽”。
朱德副主席也献了一个花圈，上面写着“英雄的苏联红军烈士永垂不朽”。
然后大家在墓前默哀，并绕墓一周。
今天下午五时十分，伏罗希洛夫主席和朱德副主席等到沈阳苏联专家招待所慰问苏联专家。
今天上午，伏罗希洛夫主席等参观了北陵公园、游览了沈阳市区；
晚上，还观看了影片“上甘岭”。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王崇武在北京逝世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3所研究员王崇武同志因病于4月21日下午八时在北京逝世，已由陶孟和、范文澜等二十六人组成治丧委员会。

国际遗传学会议
“1956年国际遗传学会议”，于1956年09月06日到12日在日本东京和京都举行。
这次会议分两部分，第1部分讨论“关于染色体的物理性和化学性的研究”，包括“染色体的构造和有丝分裂”、“染色体化学”和“癌的细胞学的考察”三个题目；
第2部分讨论“应用遗传学的各种问题”，包括“人工引变”、“倍数性”、“杂种优势”、“抗性”、“数量遗传”“微生物和滤过性病毒”以及“血型”七个题目。
还有几次讲演，特别引起到会科学家的兴趣。
会议主要使用英语进行。
苏联、美国、英国、日本等二十一个国家的生物学家六百多人出席了这次会议。
中国没有代表参加。
会议于9月06日上午在东京帝国大学举行开幕式，日本国立遗传学研究所所长木原均博士致开幕辞。
开幕式以后，由美国比多尔博士作“遗传子的作用和构造”为题的讲演。
比多尔是加里佛尼亚大学遗传研究所所长，他曾经以研究面包的红霉开拓了关于遗传的生物化学的新领域。
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和其他人有关的研究，得出结论：
“遗传子是去氧核糖核酸的构成物之一”。
他证明遗传子不是假想的而是实际存在的。
06日下午是分组宣读论文并进行讨论。
从这当中看到，遗传问题已经由形态学的研究走向生理学的研究，研究材料也由高级、大型的生物移向低级、小型的生物——霉、细菌、病毒等。
07日上午，美国德麦列兹斯博士就他二十年来对细菌和病毒的研究结果作讲演。
他指出，以往人们认为染色体上的遗传子只是一种形态，而实际上可以分为二百种形态。
接着，苏联格鲁森科博士讲演“混合受精”问题。
他说，使两种以上植物的花粉混合在一起，再把它撒在其他植物的生殖器官上使受精以后，子代植物就表现了两种以上的父系植物的形状和性质。
他希望大家也进行这种实验。
为这个讲演担任英文翻译的是美国的拉纳教授。
12日下午的闭幕式上，西德闵斯特大学费尔修阿博士以“双胎子的结核和癌”为题作了讲演。
他说他研究证明，结核体质的遗传性是肯定的。
英国伦敦大学贺尔定博士接着作了“关于使用放射线照射鼠发生劣性变异致死的研究”的讲演。
这项研究将使放射线对人体遗传的影响问题的研究得到帮助。
他说，人们被放射线照射以后，并不是每个人立刻就产生了遗传性障害，但是将如同河水越向下流越混浊一样，这些人的后代越向下传，会越显出可怕的遗传性障害。
（金）

天津的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
（续昨日七版）
胡毅
批评和争论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互相尊重，别拿经典著作和大帽子压人。
不是要客观事实服从经典著作，而是要经典著作结合客观事实。
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的一个手段，最终目的在于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动员一切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
百家争鸣是执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的一种手段。
我相信今后大家对百家争鸣的顾虑会减少，但不见得会很快就全没有。
要消除顾虑，也应主要地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过去产生好多顾虑的原因，都是没有能完全从这个愿望出发。
争鸣起来了，彼此不交锋，怕互相受不了：
这种顾虑也是由于缺乏团结的愿望。
如果我们在争论中，先强调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和任何人争鸣，好像和好朋友吵架一样，吵是总得吵的，甚至吵得很凶，但吵完还是好朋友，那就好了。
好朋友是争鸣的一个基础。
现在有些人的批评，就不像是作为或想作为好朋友来争吵的，如果从好朋友的观点出发，就不会使人接受不了。
现在马列主义水平比较高的或自命为水平比较高的，同马列主义水平比较差的，或自命为水平比较差的，两方面都有顾虑，觉得争起来不好。
也有人怕理不能服人，怕批评了人家不服，就拿大帽子扣人，自高自大；
水平差的人则自卑，怕丢脸，不敢说话，其实这也是一种自高自大。
我们学校里有时在系内讨论科学论文时，也有这种情况。
一次一个年青的助教对老教师的科学论文批评得一钱不值，说这简直不是科学论文。
这就不是实事求是，也没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来进行批评。
具体表现团结的愿望就在互相尊重，互相平等。
文人相轻的作风要去掉是不大容易的，目前还是有互相瞧不起的情况。
年青的同志中还有人瞧不起老的，说他们的学问过时了，争鸣只是让他们提供材料给年青的利用。
也就是说，你拿材料，我来解释，来作结论。
年老的同志，有的自卑：
叫我拿材料，我就供给材料罢！
而不进一步进行研究。
我们不希望这样，希望他们也拿出自己的研究来。
也有一部分人却认为百家争鸣是旧的翻身了，过去的一套又可以讲了。
他讲旧的不是为了科学，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是想标新立异。
如果在百家争鸣中滋长了门户之见，这是不合适的。
当然大部分同志不是这样想。
目前好多人介绍唯心主义，目的是使大家认清楚唯心主义是怎么回事，并不是为了推广它。
有些人认为谁介绍旧的谁就代表唯心主义，就是来同唯物主义作斗争，这个看法是不妥当的。
因此，先要树立团结的愿望，大力提倡互相尊重的作风。
在教研组内，每个人都是不可被放弃的力量。
我们有时认为某些先生的思想不正确，要等很长时间才能改变，不重视他们的力量。
这是不对的。
要尊重每一个人，彼此加强团结。
这样百家争鸣就展开了。
在讨论问题时也还有人从事实上分析少，据理争辩少，而多是用经典著作和大帽子压服人。
这就有点像教条主义的做法。
因为并不是要客观事实服从经典著作的，而是要经典著作结合客观事实。
因此我们要根据事实，以理服人。
研究工作应该协调组织，同一题目或分别题目，大家分工去研究。
教育学和心理学有很多的联系，协调起来是很重要的；
但目前这样做得不够。
科学院不应关起门来研究，要对全国的科学研究起指导和联系的作用。
例如教育学和心理学中的年龄特征问题，现在都是根据外国材料来讲，对中国儿童的发展情况缺乏全面研究。
其实现在有好多幼儿园小学都在作记录，也有好多人愿意作这一调查研究工作，但是没有统一的领导。
比方对于儿童身长体重、语言、书画能力发展的调查，顶好有统一的计划，用同一步骤，同一记录方法、记录单位，同一整理方法，大家在各地区分途收集材料进行研究。
结果解释可以不同，但对广泛积累带全面性的资料上可起很大作用。
郑天挺
历史学家希望掌握更多的资料，希望报纸多介绍学术情况，希望科学院情报所扩大工作范围。
一年来，可以说历史科学界已经争鸣起来了。
好多文章和人民日报的社论都提到这一点。
但照我们的看法，鸣是鸣了，而比起哲学、文艺方面来说，鸣得还不够，差得很多。
可以说还有顾虑。
说有顾虑，倒不是不愿意接受马列主义，也不是怕受批评。
据我知道，在六、七十岁以上的可数的几位老先生，都愿意接受马列主义。
过去中国历史学界一些老先生的治学方法，多是接近马列主义的，接受起来比较容易。
目前的顾虑主要是与掌握资料不够有关。
由于历史科学的性质，争鸣就要有根据，即有史料。
好多专家对自己要求高，没有足够的证据，不愿意轻易发表意见；
历史科学工具书很少，靠自己掌握的史料又不够，不好说话。
历史工作者都认识到应“放”，也知道百家争鸣的方针是长期的，但事实上是不是完全放了呢？
还没有。
问题就在于收集和分析材料方面过于谨慎。
谨严是好的，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片面性，但如果长久是这样，对百家争鸣也有影响。
这两方面要并重，一方面要鼓励“放”，一方面要鼓励学习，学习理论和学习业务，掌握史料。
这样，对人民日报就有一个希望。
目前我们需要知道行情，知道各方面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知道各方面有什么成绩和收获。
可是要了解这些问题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因此希望人民日报担负起介绍情况的工作来。
人民日报过去在这方面也作过一些介绍，如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介绍，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大。
知道行情，我们就可以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发展。
另外，对于国外的情况，也须要知道，现在知道得太少。
去年我们想开唯心主义历史学的课，但开不起来，因为对资产阶级历史学目前的研究情况不了解。
我们希望人民日报和其他专业刊物多作些介绍工作。
人民日报七版登的文章，我们很愿意看，但因为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经常登在人民日报上，我们也就认为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都是总结性的文章。
这就产生两种情况：
一种是相信这些文章说的都没有错；
一种是不敢给人民日报写文章。
这种情况的产生，也由于讨论的文章登得少。
如果能将不同意见的文章尽快的先后分别发表出来，大家就会知道这些文章原来是可以讨论的了。
各个学校过去作了很多资料工作，最好能设法交流一下。
科学院情报所只搞自然科学，不搞社会科学，这对社会科学工作者是非常不便的。
希望他们能扩大工作范围，把每个学校所有的材料也掌握起来。
对年老的同志来说，因搞行政工作而耽误他们的研究时间，不仅是他个人的损失，也可以说是国家的损失。
现在社会上对专家的尊重有些过分：
许多事情都要找专家，专家就受不了。
现在各种会议都要专家们参加，往往同样问题的会要参加好几次，其实有些会议只要他们参加一个或对他们传达一下就可以了，不需要花很多天的工夫重复的参加讨论。
一个专家他能代表多少人的意见也值得考虑；
其实不参加他们也不会有意见。
目前要保证他们有六分之五的研究时间，确实困难。
行政上只管六分之一，六分之五就没有人保证了。
这个问题应该设法解决。
互相尊重也很重要。
在我们学校，不提年青的同志要尊重年老的同志，年老的同志也要尊重年青的同志，而提倡尊重劳动。
老先生劳动了多少年，当然值得尊重；
年青的同志虽然有的是老先生们的几代学生，但他们的劳动也是值得尊重的。
我认为课堂上也可以争鸣，但不应该只说自己的见解，不介绍各家的意见。
如果介绍了各家的意见，再说自己的见解，可使学生容易接受，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们最近搞了一个小型的讨论班，每次讨论时发言很热烈，但要他们写文章，就不肯了。
如何鼓励课堂以外的争鸣，也像在课堂上一样，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希望能够恢复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
希望大量翻译世界重要著作。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在国际上也有重要的意义。
帝国主义者常说我们没有学术自由，知识分子不能自由讲话、写文章，企图阻挠我国留学生回国，尤其研究社会科学的留学生更容易受他们欺骗。
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方面可以启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又可说明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作用才得到充分的发挥。
从我们政权的性质来说，采用这种方针也是必然的。
过去研究社会科学的人，解放后在情绪上受到了一定的打击，因为某些科系解放后都被废除，或不成为独立的学科。
政府对这些人作了一定的安排，尤其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人很多都转业了，有的改作行政工作。
过去好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都取消了。
这种做法是否妥当，今天值得重新考虑。
比如社会学这一门，范围就很广，科系取消后好多专业没有人管，如人口学、民族学、社会思想都没有人专门研究。
外国出版的政治学的书籍相当多，过去都用“反动”一句话来否定。
有些书是有关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也被认为是反动的。
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情况、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法等等本来都是政治学系的主要课程，但现在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思想的书也很多，一概否定也是不对的。
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研究，从继承性的观点来看，继承它们的有用的一面。
我们要把世界文化看作一个整体，应该把我们的知识领域大大的扩大，一概否定，只批评不介绍是不对的。
介绍和批评是分不开的。
今天整理资产阶级的旧东西，不是为了宣扬提倡。
一位朋友在大学里讲黑格尔哲学时，恐怕别人误会他是唯心主义者，所以预先声明演花脸的演员本身不一定是坏人。
只批评不介绍，只会使人在认识上愈搞愈乱。
只有把介绍和批评互相结合，才能对资产阶级思想作正确的估计。
总之，介绍工作以后还要放大胆，不要给介绍的人贴上什么“派别”什么“分子”的标籖。
我希望：
重新考虑恢复某些被废除的学科，单是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成果，也需要好一些人去做。
譬如在美国，凯恩斯学说快要过时了，如果今天我们只批评些已过时的学说，就跟不上历史的发展。
人民日报最好能就这些问题发表一篇社论，给社会科学工作者指出研究的方向，并予有力的启发。
科学院应该对研究旧的社会科学的人，按照科学规划给以更明确的任务，告诉他们究竟如何利用过去的材料，更好地发挥原有的专长。
现在多少还带有各搞各的情况。
要扩大翻译工作范围。
目前只注意翻译马列主义名著，对资产阶级的经典著作翻译显得太少，这个工作对推动百家争鸣有关系。
有些同志马列主义水平虽高，给人提意见时不看原著，只能从思想上提些问题。
比如有人批判庞德法学，他们根本没有细读原书，批评就不中肯，就缺少了说服力。
把世界重要著作大量介绍，使我们的知识领域扩大，给青年一代介绍丰富的文化遗产，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有好处。
最近苏联有些人否定美国有民族文化，这种看法在国内也有，这就是一笔抹杀，一概否定的态度。
雷海宗
社会科学需要不断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1895年的地方”。
资料不够，使许多人不能争鸣。
对百家争鸣，虽然可能有顾虑，但从天津史学界来说，因有顾虑而不敢争鸣的还不多，主要是资料太少无法鸣。
我们搞世界史的比其他部门材料更少。
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有一个根本问题：
社会科学是随资本主义产生而产生的，是到资本主义社会才成为一种严格的真正的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基础上用新方法和新观点为无产阶级建立了新的社会科学。
这里就产生几个问题。
一个是中国的社会科学没有资本主义的阶段，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资本主义，解放前虽向外国学了一点，很少，只是点缀性质，也没学透彻，在中国人的社会意识里没有这个东西。
即或有少数人比较透彻的接触到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也是从国外留学时接触的，回国后就落后了，接不上去。
过去只是为了点缀，今天要求我们继承过去人类的文化遗产，并在这个基础上来发展新的社会科学，不研究这些就不行。
从这一点来看，资料问题就更大了。
有些人认为我们只是在解放后才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隔绝，其实过去也并不透彻了解，而今天要求我们比解放前有更多更透彻的了解。
另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树立的新的社会科学的看法，大家在理论上是一致的，承认马列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
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
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说，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
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
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也是经常修改他们的学说，他们注意到当时每一个社会科学部门的发展情况，掌握科学研究的材料和成果。
可是以后人们就认为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
事实上并不如此。
1895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料有很多新的认识。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1895年到今天六十二年的课补上。
这不是那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工作艰巨得很。
解放以前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已经不是全面掌握，最近新订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刊物，好多问题就不了解，看不懂。
资本主义国家有些社会科学家是反动的，如凯恩斯，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但今天也有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家并不是有意为帝国主义服务的。
有的只是一个认识问题，不直接牵涉到立场，只是对材料的分析研究不同。
当然，分析到最后，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都是有立场的。
另外历史问题，如希腊史，六十二年来发现了好多材料。
1890年在埃及发现的雅典宪法，可以说明好多问题。
这本书恩格斯未看到，他如果看到，他在“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在有些问题的提法上就会不同。
社会科学是需要不断发展的：
在理论上大家都这样说，在实践上却认为社会科学是停留在1895年的了。
我和郑天挺先生不大写文章主要是材料不够。
过去学的好多东西，现在没有用，今天有用的东西，过去没有学，需要从头学起。
过去我们买了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书，但是有用的书没有买。
尤其是研究世界史书太缺乏了。
目前我们图书馆要买书，经费又受限制。
对年龄大一点的人来说，他们有他们几十年的习惯，在研究一个问题时，得掌握全面或比较全面的材料才能讲话。
今天有许多问题是值得谈的，可是不掌握材料就没法谈。
因此不大量地把过去没有买来的书买到，进行研究就很困难。
我们要体会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光揣摩他们的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是掌握六十二年前的材料做出的结论，如果他们掌握了今天的材料，就会另作结论。
如果拿六十二年前马恩研究希腊史时的结论来解决中国古代史问题，这当然解决不了问题，而只会把问题搞得越来越糊涂。
编者注：
雷先生认为社会科学需要不断发展，而为了发展社会科学，这就需要反对教条主义，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雷先生认为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这却是违反了事实。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这是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而不是说关于个别事实的个别论断。
列宁正是在社会科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方面，首先是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等基本理论方面，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没有这些发展，没有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就不会有10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
各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都有他们的贡献。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克服了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也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了新的发展，因而能够在中国实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
而雷先生所说的关于六十二年来古代史的发现，却只是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个别论断。
古代史的研究者当然应该根据新发现的事实，去补充以至修正那些个别论断，但是补充和修正这些个别论断，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这是我们的看法，希望大家讨论。
鲍觉民
不同的意见应在说服和讨论的基础上去解决，避免随便扣帽子。
过去这几年，特别是自1952年以后，大家写文章说话的确都有些顾虑。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是有部分同志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想用粗暴的简单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
我是学经济地理的，但我就提心吊胆地怕被扣上“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帽子。
又如解放后大家一致要求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经验，这是好的，但当时为一些教条所束缚，有某些问题虽然对自己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也只好勉强地全盘地加以接受。
例如苏联教材中有关于批评某些10月革命前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地理学者的材料，这是针对苏联情况而写的，和中国实际就不完全结合，但是自己又怕根据我国的情况多讲一些，就会走样子，犯错误。
这样在教学质量的提高上当然是受到一定的影响，更谈不到在学术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了。
这是一个方面。
同时，在业务上旧的东西不能讲，新的又搞不来，而且对于自从抗日战争以后将近二十年来的西方学术界的情况也不很了解，形成了青黄不接、空虚徬徨的境地。
这样要想争鸣当然也不可能。
可是最近一年多来，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
以我自己来说，去年夏天的中国地理学会学术讨论会上以及报刊经常报道的一些学术问题争鸣的情况，尤其是在经过最近天津市委的宣传工作会议中所受的生动教育以后，使我在思想认识上也跟着有了变化；
目前，顾虑是基本上消除了，只是在想如何积极创造条件参加到百家争鸣的行列中来。
在争鸣的过程中，我以为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意见不同的应该在说服和讨论的基础上解决，力求避免扣帽子。
当然，就全国范围来说，扣帽子的现象是很少有了，但是如果具体到一个小的单位如教研室、研究组里，还不能说是已经完全绝迹。
二、百家争鸣和学术工作的推进是长期性的，要防止急躁情绪。
三、争鸣的园地应该扩大，可以尽量利用学会等学术团体来开展争鸣。
四、希望能在一些具有全国性意义的报纸（如人民日报和光明、文汇等报）上，增加学术动态的报道，使大家能够即时地得到启发，并且还可以起一种鼓舞作用。
张恒寿
批评应该创造一种从团结愿望出发的新风格。
对百家争鸣，目前有一种新的顾虑，就是怕自己鸣得不好，达不到要求，因此慎重过度。
应该有意见就说出来。
其次，还有对百家争鸣有不积极鼓励的看法。
例如陈其通等对文艺问题的估计，就是只看见坏的方面，看不见好的方面。
在学校里也有这种情况。
有人说，号召向科学进军以后，好多教师不重视教学工作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从我们学校来看，大部分教师还是专心于教学工作。
这种说法也是受了不赞成百家争鸣的看法的影响。
正确的东西是在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中产生的。
马列主义要发展，必须要经过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
反面的东西有时会给人一定的启发，唯心主义在某些方面可以启发我们。
批评的态度一定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好多人写批评文章学习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笔法，但经典作家的批评多半是对敌人的。
我们似乎应该创造一种风格，使批评文章写得既有争鸣的风趣，又使人容易接受。
历史和哲学方面的教条主义，有一些不是掌握材料多少问题。
例如中国古代史的材料大家掌握得差不多，主要是在分析研究的方法上有问题。
老一辈的专家如果多学一些理论，多写一些理论结合实际的文章可以给年青的同志一个榜样，克服年青的同志的教条主义。
在哲学研究上如果要改变教条主义，应该提倡把深入分析和学习历史结合起来。
季陶达
研究经济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不要从概念出发。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我认为是一个思想解放，是一个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解放。
这个方针是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提出来的，并不是如同有些人所说的为着国际宣传。
其次，所谓争鸣，当然不是乱鸣。
既然不是乱鸣，就应该有一个中心的指导思想，这一个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说百家，到底是那些家呢？
我们说百家，若从学术系统来说，实际上不止百家。
但在哲学方面概括起来，只是二家，即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家。
可是唯物主义也有真有假，到底谁真谁假，要经过百家争鸣才知道。
所以我认为，目前不存在放和收的问题。
在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争鸣的文章是很多。
从经济学方面说，也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有些问题从前不曾提出来，现在都提出来了。
例如，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的提法，我们现在也讨论起来了。
但是，从前斯大林对商品的提法，是在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以后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而我们今天的条件则和苏联不同。
百家争鸣以后，文章固然是多起来了，这些文章我看过的并不多，但是从已经看过的文章来说，觉得有这样一个缺点：
许多文章都是从概念出发，不是从中国实际出发。
例如，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之价值规律及其作用的研究，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苏联有一位老教授С．Г．СТРУМИЛИН院士，今年八十岁了。
他在很久以前就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一直到今天，苏联对于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彻底解决。
我国学者在斯大林的最后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表以后，在1953年起曾讨论这个问题，而从“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提出后，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更为热闹，比起上一次讨论来是已较深入了。
但与现实的联系仍不够密切。
因为这些讨论只是根据别人已有的结论来讨论，而不是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和实际材料出发的。
所以说，现在的普遍的缺点是没有实际材料。
科学研究能结合实际最好，比如，现在对天津的自由市场作一番调查，那倒是有好处的，这不仅对天津市的自由市场之处理和研究有好处，就是对价值规律的研究也是有好处的。
其次，我觉得经济理论方面虽然也争鸣，但是其中的空白点也很多。
毛主席在十多年前，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就指出我们只知外国，不知道中国，但是那时号召我们研究的问题，有些到“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才开始。
例如中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都是空白。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着手得还比较早一点，已露出争鸣的序幕。
例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萌芽问题，已开始发表各种见解了。
而中国经济思想史则目前连影子也没有，图书资料的困难更大。
我们知道的书，有的就是找不到。
比如我现在研究魏沅的经济思想，关于魏沅的四、五部著作都找不着。
有些书，图书馆里有，但因管理不善，找不出来。
此外，人材如何使用也是一个问题，如中国经济思想史，从前很少有人搞过，现在搞起来，更需要有组织地进行。
人民日报有学术动态，这很好。
不过，有些动态最好能指出研究的方向，使研究这门科学的人节约时间，少走弯路，也可以在动态中指出研究中的缺点。
　（完）

苏联和平利用热核反应的研究
控制热核反应以服务于人类，1956年带来了比以往更大的希望。
苏联科学家进行利用存在于海水中的氘（重氢）使它转换为有用能量的实验，并将几百万度的高温加以严密控制的问题，在各国科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关于人工控制下的热核反应，已经有如下的情况：
一、产生热核能的设备将是极其安全的，因为在操作温度下，机器内的燃料少，而且不致像在用铀或钚作燃料时产生危险的裂变碎片。
二、氘的互相熔合，或同更重的元素的熔合，将是一种取之不尽的能源，因为氘大量地存在于海水中。
三、为了在控制下将氘加以熔合，将需要摄氏一亿度或更高的温度，相当于太阳和星体内部的高温。
四、主要问题是如何产生一种电场或磁场，以便将反应室的内壁和它中心的极度高温加以隔离。
在这样高的温度下，任何现有的物料一瞬间就会全部气化。
五、一种以氦-3为燃料的控制下的热核反应器，可能建立起来。
这种反应器将不产生任何中子，因而也不需要氢同位素熔合反应器所必需的中子屏蔽。
但氦熔合炉比氢熔合炉的建立为期更远，因为它所需要的温度比后者要高出很多。
通过熔合作用以取得能量，将可以彻底解决人类对能源的日益增长的需要。
在几种可用的轻元素中，仅以存在于全世界海洋中的氘来计算，就可提供四倍于现有能源的产量，并维持一亿年。
因此建立可控制的热核反应器是本世纪内伟大的科学任务之一。
应用由熔合而产生的能量，将有助于改善人类的健康和生活水平。
　（科）

列宁在莫斯科
本报记者　李何
到莫斯科的人都迫不及待地上红场去。
在红场中心，在克里姆林宫墙前，立着庄严的列宁—斯大林陵墓。
每天有成千累万的苏联劳动者和访问苏联的世界各国的人们来这里谒陵。
当你经过红场，看到长蛇阵一样的谒陵的人群的时候，当你看到苏联人辛勤地攻读列宁的著作和重温列宁的朴素、谦虚、深入群众、实事求是的作风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列宁一直活在人们的心里。
列宁在1918年03月11日同苏维埃政府一起从彼得堡迁到了莫斯科。
到莫斯科后两个星期，列宁指示克里姆林宫管理员马尔科夫，在苏维埃政权的首脑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房顶升起红旗。
按照列宁的意见，全国时间的标准——克里姆林宫的自鸣钟修理好了。
人们在清晨时钟敲打六下以后，和深夜时钟敲打十二下以后，听到的是激昂雄壮的国际歌而不是革命前的帝俄国歌了。
直到苏联卫国战争后期，自鸣钟里才以苏联国歌更换了国际歌。
列宁在莫斯科度过一生的最后几年。
在莫斯科，有许多列宁到过的地方，有许多列宁留下的事迹。
斯维尔德洛夫广场旁边的共青团剧院，是列宁在共青团第3次代表大会上演说的地方。
列宁在这里发出了“学习，学习，再学习”的著名号召。
学习再学习这个永戒骄傲、不断前进的精神，今天仍然鼓舞着全世界共产主义者。
在莫斯科，和在彼得堡一样，担任人民委员长的列宁工作非常多，但他总是做得精确、周密。
他不管睡得多么晏，每天上午十点一定开始工作，通常在这个时候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见面，商量事情。
他一直工作到下午四、五点钟才休息。
下午七点又工作到深夜二、三点。
列宁的老朋友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回忆说：
列宁的脑子从来没有休息过。
最后几年，他受了失眠的折磨。
在入睡之前散步几小时，还是睡不着。
别人提醒他不要过累了，他说：
“难道我们的事业不值得这样干么？”
列宁的住处和办公室都在克里姆林宫里。
这里和他住过的列宁格勒的斯莫尔尼宫一样简朴，除了装满书籍的书架以外没有什么摆设。
当时人民委员会全部只有六个房间，其中一间是列宁的办公室。
他不让在这些房间挂他的肖像。
他的住处和人民委员会的房间毗邻，是四个简单的小房间，住了他和他的夫人和一位妹妹。
在他的写字桌的左边放着三架电话机。
他常用电话工作。
据老党员斯塔索娃回忆，列宁很少收发公文。
他要求人家和自己不舞弄公文，尽量用电话直接处理问题。
有一回，在深夜散步的时候，他注意到了有些住房的灯熄得很晚。
他叫管理员在晚间检查一下，把他们的灯灭了。
他说：
“我们要说服他们不要浪费电力。
我们应当节约每一公斤燃料，而他们却灯光照耀，要制止这种不像样的事。”
10月革命后，粮食供给很困难。
列宁在斯莫尔尼宫时常常自己拿着饭盒到食堂盛汤盛粥。
在克里姆林宫，列宁吃的还是麦粥。
红军打下产粮食的罗斯托夫以后，指挥员布琼尼到了莫斯科，带来了红军战士们送给列宁的许多食物——面粉、罐头、糖等等，亲手交给列宁。
列宁谢谢他，第2天把全部礼物转送保育院的儿童们，自己还是吃麦粥。
1919年08月22日，莫斯科苏维埃的食品部从国营农场送来一些水果给列宁，列宁第2天回信说：
“我恳求以后不要这样做，水果等等不要送。
请把如下的材料通知我：
从国营农场送来的水果等等，一般是怎样分配的，分不分给医院、疗养院、儿童，分那几处，分多少？”
列宁只愿领取普通工人的口粮。
列宁非常关心同志。
当时干部吃苦精神也是令人感动的。
身为粮食人民委员的秋留普，有两次在会议上因为饥饿和劳累而昏倒了。
列宁起初写信温和地劝他疗养三个星期。
当劝说无效时，列宁只好下命令说：
“由于秋留普不爱惜国家财产（两次昏倒），给他第1次警告，令他立刻回家去”。
列宁的谦虚是始终如一的。
还在“彼得堡斗争协会”时期，有一回要印发传单，列宁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各准备一个草稿。
列宁请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先读。
听后，列宁说：
“你的草稿更好，用得。
你的稿子有真正的鼓动力。”
当过苏共中央监察委员的克里沃夫回忆说：
有一次，莫斯科组织的重要工作人员泄露了未经公布的政府决定。
克里沃夫找列宁商量，把事实经过谈完以后说：
“我们等候您的决定”。
列宁惊奇地抬起头来问：
“为什么我的决定？
难道我是中央监察委员会？
代表大会选举了您和您一道的同志们。
请您们决定吧。”
克里沃夫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的意见怎样？”
列宁说：
“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可以谈自己的意见。
我认为，干得不像样。
请您召开会议，可以把我这个意见当作一个党员的意见，不高于一个党员的意见。
至于处分的办法，我没有意见。
这完完全全是监察委员会的职权。”
繁忙的会议和工作，没有使列宁放松和群众的接触。
他经常到群众中去，一起生活，谈话，演说。
全国各地工人和农民也经常来克里姆林宫找他商量事情。
莫斯科许多工厂有他的足迹。
三山纺织厂老工人鲁米扬采夫回忆说：
“列宁随随便便来了，坐在木头上，和三山厂工人谈话，那么关心、朴素、慈蔼、亲近，使他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1918年08月30日，列宁到了米赫里逊工厂（现名伊里奇工厂）演说。
虽然事先已经得到反革命分子要行刺的消息，他还是如约按时去了，终于在演说后被刺受了重伤。
1920年05月01日，星期六，列宁和莫斯科的四十万劳动者（当时的几乎全部成年人）一起参加了义务劳动。
工人、职员、红军战士，在各处填坑平路，清除垃圾，砌砖抬木，修理学校、幼儿园、医院、房屋，列宁也在红场上抬木料。
义务星期六充满着自觉的劳动态度，后来发展成为生产中的社会主义竞赛。
留心倾听群众的声音，成为列宁的生活习惯。
他常常亲自阅读人民的来信，立即处理来信中的要求。
1918年底，他收到了女教员伊凡诺娃的一封申诉书，他命令进行调查，要求尽快把结果报告。
他写道：
“如果事情是真实的，应当公开地赶走这些黑帮分子，应当向府、县发布传单，因为必须使居民习惯于有根据的控诉，这种控诉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会取得重要的结果”。
列宁有一种收集癖，但他收的不是古董而是在各种会议上人们提交他的意见字条。
他曾经把大堆字条给秘书分类编目。
列宁也采用微行察访的调查方法。
在他的著作中有过这样的记载：
有一次，他不以几十封专电惊动地方的“大官”身份，而以无人晓得的人物的身份，沿着铁路走，他是乘验道车的无名氏，所以能够听到职员们坦白的、真实的（而不是谄媚和虚伪的）谈吐。
这使他发现了许多缺点，采取了有效的措施。
列宁甚至在重病时期还不断地关心工人、农民的思想和情绪。
我们读列宁的书，看关于列宁的书的时候，都不禁惊奇列宁的客观、正确和远见。
此中是有道理的。
列宁自己不只一次指出，联系群众大大帮助他正确地了解情况和决定政策。
在全俄苏维埃第8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特别指出了和普通人来往的作用，他说：
“我昨天快活地参加我们的代表大会的非党代表们——农民的不大的私人的会议，并且从他们关于农村生活的最头痛的问题的辩论中得到非常多的东西。”
他详细地记录了每个发言者的意见和要求，并且向代表们保证将关照有关的政府部门采纳办理。
列宁是伟大的。
他最感人的性格，他最突出的特点，正如高尔基所说的，是“朴素。
真理一样朴素。”
（附图片）
列宁来了！
　苏联　契勃里克作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兄弟团结万岁！
更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
苏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
新华社莫斯科21日电
莫斯科各报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庆祝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
总数达七十七条的口号首先欢呼劳动人民国际大团结日、全世界各国工人友爱的节日、“五一”节万岁！
苏共中央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
苏共中央接着向一切为和平、民主、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民致兄弟的敬礼，并且号召全世界劳动人民，为裁减军备和武装力量、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奋斗！
揭露战争煽动者和战争贩子！
要求停止试验和完全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
不许发动原子战争！
口号接着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牢不可破的思想一致和兄弟团结万岁！
更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
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一切进步力量在争取各国人民的和平、民主和独立斗争中加强合作！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大家庭万岁！
我们的力量就在于兄弟般的友谊和互助中！
口号接着向伟大的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建设者致兄弟的敬礼，并且欢呼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苏中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合作万岁！
口号也一一向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劳动人民致兄弟的敬礼！
苏共中央接着在口号中向为争取祖国的进步，争取亚洲及世界和平的伟大印度人民，向反对帝国主义者新殖民主义计划、为巩固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斗争的阿拉伯东方各国人民，向为和平、为巩固国家的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人民，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人民致敬礼。
口号提出，英国、美国、法国和苏联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是全世界持久和平的保证。
苏共中央还向反对军国主义、为国家的和平、民主和独立的发展而斗争的日本人民致敬。
苏共中央的口号有将近半数是关于国际方面的。
在结束这一部分的时候，苏共中央说：
苏联列宁主义外交政策——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和平共处的政策、保卫和巩固和平、同所有国家发展经济和文化联系的政策——万岁！
苏共中央接着号召苏联的劳动人民，动员一切力量来实现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为争取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的新的巨大高涨，为争取提前完成第6个五年计划的任务而斗争；
号召他们展开庆祝伟大10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全民社会主义竞赛，争取提前完成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进一步改善管理工业和建设的组织工作。

在波兰驻苏大使馆招待会上
西伦凯维兹说波苏条约符合两国的利益赫鲁晓夫警告西方别搞挑拨和挑衅勾当
据新华社21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波兰驻苏联大使盖德4月19日下午为波兰政府代表团访问亚洲各国回国途中到达苏联和纪念苏波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签订十二周年举行了招待会。
西伦凯维兹和赫鲁晓夫都在招待会上讲了话。
西伦凯维兹在讲话中表示他非常高兴有机会同苏联同志就对波苏两国人民关心的问题以及对有关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和国际合作的估价进行了充满相互谅解的诚恳交谈。
西伦凯维兹说，当我们来到莫斯科的时候，正遇上波苏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签订十二周年。
这个条约是用苏联和波兰士兵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流出的鲜血巩固下来的。
这个条约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它过去和现在都符合波兰和苏联的国家利益，也符合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
西伦凯维兹谈到去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的宣言和去年11月波苏联合声明对发展波苏友谊的重要意义。
他说，我们的友谊有着最广阔的前途。
赫鲁晓夫在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将尽一切努力加强彼此的友好关系。
他说，苏波两国间曾经有过某种的隔膜，共产主义的敌人曾经想利用这一点来破坏两国的关系，以达到它们自己的目的。
但是我们相反地要加强我们两国间真正社会主义的关系。
我们两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同的时期，其中也有过俄国同波兰互相侵略的事实。
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
我们现在生活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两国建立了兄弟友好关系。
现在你们的人民没有比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更好更亲密的朋友了。
赫鲁晓夫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平等关系时说，我们爱中国并不是因为它人口众多，而是因为它有伟大的思想和事业，在建设社会主义、在为和平和各国人民友谊的斗争中同我们有共同的观点。
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人口最多的国家，阿尔巴尼亚是人口最少的国家，可是这两个国家都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大家庭中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都是建立在互相帮助和合作的基础上。
如果我们奉行另外一种政策，我们就不是共产主义者。
赫鲁晓夫说，我们要警告我们的敌人：
不要同我们闹着玩，不要想用像在匈牙利所制造的挑衅性暴乱来考验我们。
目前有人在外国报纸上叫嚣着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策划这种暴乱。
请小心，不要打错算盘。
我们是有力量加以制止的。
赫鲁晓夫谈到，现在有些人像追求一位未婚妻那样在向波兰献殷勤。
他们企图在波兰找到能够用来反对波兰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用来反对苏联的力量。
赫鲁晓夫说，苏联过去和现在始终帮助波兰人民共和国，将来也不会拒绝帮助你们。
我们不仅帮助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自私目的，而且帮助那些正在为自由和民族独立而斗争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任何自私目的。
我们希望同其他国家加强友好是为了保卫世界和平。
我们愿意同一切国家友好，包括美国在内。

在艾森豪威尔主义推销员到达前夕
苏丹决定拒绝美“援”
新华社开罗21日电
据中东通讯社喀土穆消息，苏丹政府在美国总统特使理查兹来到喀土穆的前夕召开了特别会议。
会上通过了将交给理查兹的备忘录。
备忘录中强调指出，苏丹拒绝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或是任何可能损及苏丹的中立或是带有限制苏丹的独立的条件的经济援助。

希腊工会代表团到京
据新华社21日讯
应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来我国参加“五一”节观礼的希腊工会代表团21日乘飞机抵达北京。
这个由希腊工会民主阵线总书记西莫斯·哈吉狄米特里欧率领的由十二人组成的代表团，是第1个从希腊国内来我国访问的希腊工会代表团。
代表团中包括电气、铁路、搬运业等产业工会的代表。

美被迫同意放宽对华“禁运”
但美国仍单方面禁止对中国的一切贸易
据新华社21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务院4月20日发表声明，被迫表示同意把对中国的贸易“禁运”作某些放宽。
国务院的声明说，美国一直不愿意并且现在仍然不愿意同意把对中国的贸易管制作任何放松，但是，
“为了满足盟国的希望而同时又继续维持有效的多方面管制，美国已经通知和它一起参与多方面管制的十四个国家，美国准备讨论在现行制度中实行某些修改的问题。”
声明说，根据美国向上述十四国提出的建议，现在禁止运往中国的某些和平用途的项目将解除管制，并且将置于同苏联贸易的同样基础上。
但是声明强调，某些现在禁止输往中国的其他项目将继续禁运，并将转入对苏联的禁运清单中，但是加以较小程度的管制。
同时，美国还建议现在使用的“例外”程序要更加严格。
声明最后说，美国将继续单方面禁止对中国的一切贸易。

苏联印行列宁著作
四十年来达三亿册
据新华社21日讯
据全苏书库的统计，从1918年到1957年04月01日为止，苏联共出版了列宁的著作七千多版。
总发行额约达三亿册。
这些著作用八十四种文字出版。
在苏维埃政权时代，“列宁全集”已经出版了四次。
最近一次，即第4版是用苏联十七种民族文字出版的。

苏联要求美英法三国
共同谴责在中近东使用武力
据新华社莫斯科21日电
莫斯科报纸今天都登载了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4月19日交给英国、法国和美国驻苏联外交使节的照会。
苏联政府在这些照会中要求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四国应当谴责把使用武力作为解决中近东未决问题的手段，因为这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必须这样做，以作为使这个地区的局势健康化和正常化的第1步。
苏联政府的照会是针对3月11日美国、英国、法国对苏联在2月11日提出的四大国关于中近东的和平和安全的宣言的基本原则这一问题的复照而发表的。
西方国家在复照中表示，它们不准备接受苏联政府提出的宣言草案。
苏联政府在给美国的照会中指出，美国政府拒绝接受这些原则，而且也不提出任何建设性的建议，这实质上是拒绝为解决这个地区的争执问题找寻可以接受的基础。
苏联政府指出，目前，妨碍和平解决中近东争端和冲突的基本障碍，是外国对这个地区国家事务的干涉，这种干涉破坏了中近东国家的主权和独立。
照会说：
“艾森豪威尔主义”规定美国直接干涉中近东国家的事务，一直到派遣美国军队到这些国家。
美国的这种政策不能不促使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强。
苏联政府仍旧认为，通过大国——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共同努力可以在宣言草案所提出的规定不干涉中近东国家内政和尊重它们的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上，保证中近东的持久的和巩固的和平。
苏联政府在致英国的照会指出，不久以前，美国加紧在巴格达条约中进行活动，美国和英国在这方面串通一气，这再一次证明，在中近东建立军事集团和外国军事基地的目的同维护和平的利益毫无共同之点。
苏联政府在给法国的照会中指出，以色列公然威胁说，如果它的贪欲得不到满足，它就会不顾联合国的有关决定，重新侵略埃及。
在这方面，以色列并不掩饰它指望西方国家某些集团的支持。
同时，还不能忽视西方报纸这样的消息：
法国政府官方人士已经答应以色列，在它同埃及作战的时候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
在塞浦路斯岛集结空军一事显然也同这些计划有关。
苏联照会还谴责某些西方国家力图用限制同埃及贸易、冻结埃及资产、禁止本国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等等手段来实行对埃及施加粗暴经济压力的政策。
苏联政府在这些照会中表示，它准备以应有的注意来考虑美国、法国和英国政府对苏联照会提出的意见。

苏联颁发1957年列宁奖金
乌兰诺娃等五位文学艺术家获奖
本报莫斯科21日专电
明天，在列宁的诞辰纪念日，苏联将颁布1957年列宁奖金。
苏联部长会议的文学和艺术方面的列宁奖金委员会决定把1957年列宁奖金授予如下文学、音乐、造型艺术的最出色的作品和戏剧艺术家的最出色的成就：
一，苏联最老的雕刻家谢·特·柯年科夫的雕刻“自塑像”。
二，著名老作家里·马·列昂诺夫的长篇小说“俄罗斯森林”。
三，穆萨·嘉里尔的“莫阿比特狱中诗钞”，嘉里尔是鞑靼自治共和国的诗人，1944年被法西斯刽子手杀害于柏林莫阿比特监狱。
四，著名音乐家谢·谢·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七交响乐”，普罗科菲耶夫是苏联最著名的音乐家之一，于1953年逝世。
五，珈·谢·乌兰诺娃在巴蕾舞艺术方面的出色成就。
（附图片）
柯年科夫
列昂诺夫
嘉里尔
普罗科菲耶夫
乌兰诺娃

英共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政治决议
在争取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工人阶级国际主义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
英共第25届全国代表大会经过热烈的讨论以后，20日对高兰的政治报告中关于党的政策的所有主要之点都表示赞同，并且通过了政治决议。
讨论主要集中六个问题上。
这六个问题是：
一、关于就政府的国防政策通过紧急决议的问题；
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问题；
三、选举政策问题；
四、匈牙利问题；
五、对苏联的态度问题；
六、修正主义问题。
代表大会在讨论过程中表现出对上列各项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态度，但是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基本上是一致的。
关于英国政府的国防政策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代表大会一致反对以进行原子核战争为英国的战略目标的政策，并且在4月20日上午通过紧急决议谴责这种政策，认为这种政策“对英国说来是一种自杀”。
代表大会“号召展开最有力的运动，强迫政府放弃进行原子核战争的政策，取消圣诞岛的原子核武器试验，同苏联一起要求禁止一切原子核武器，并且在这种禁止实现以前要求通过国际协定立即停止一切原子核武器试验”。
紧急决议还要求把目前的两年征兵制减少到十二个月，并且只在国内服役。
在讨论第2个和第3个议题时，发言的人都强调指出共产党在劳工运动中的重要性。
政治决议草案中关于党和劳工运动问题的修正案强调指出，要使劳工运动和工党发生根本性改变，就必须建立和加强共产党。
共产党必须在工党的机构中取得它应有的地位。
修正案说：
“在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在培养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和战斗性的时候，在争取劳工运动支持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政策的斗争中，议会和地方议会中的共产党人能够和他们的工党同事一起，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共产党的这种代表权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和改变议会是极其重要的。”
匈牙利问题和对苏联的态度问题是争论最多的问题。
出席代表大会的某些党员还存在着怀疑和混乱思想。
有些人仍然认为苏联在匈牙利采取的行动是错误的。
有人说高兰关于匈牙利事件的话“并非持平之论”。
但是，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不赞成他们的看法。
在辩论中，代表们曾经一再提到中国共产党关于苏联和匈牙利事件的意见。
代表大会最后同意修正主义是党目前面临的“主要危险”。
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说，英国政府“靠着损害英国人民的利益并且靠着在殖民地执行更富侵略性的政策，不顾死活地力求挽救帝国主义。
执行这种政策的后果是：
出现工时不足的工作周和失业现象，物价和房租日益高涨。”
决议着重指出，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是在争取和平和社会进步政策的斗争中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
在外交政策方面，英国共产党认为它的首要任务是组织斗争，争取建立欧洲安全体系，争取在尊重阿拉伯国家主权和没有帝国主义干涉的情况下解决中东问题，争取达成裁军、禁止原子武器的协议，争取停止殖民战争并且从怯尼亚、马来亚、北爱尔兰和塞浦路斯撤出英国军队，争取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且争取使美国军队撤出英国。
决议最后说：
“争取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总斗争要求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工人阶级国际主义”。

莫斯科近郊
列宁纪念碑揭幕
新华社21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21日电：
莫斯科近郊卡什诺村今天举行隆重的群众大会，庆祝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奠基人列宁纪念碑揭幕。
1920年11月，列宁在这个村庄参加了一个农村发电站的开幕式。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赫鲁晓夫参加了今天的群众大会。

萧恢塔议长游杭州
据新华社杭州18日电
缅甸联邦民族院议长、前总统萧恢塔和他的夫人等今天中午由武汉乘专机到达杭州。
下午，萧恢塔和他的夫人等由杭州市副市长张世祥陪同游览了西湖。
傍晚，贵宾们出席了浙江省省长沙文汉的欢迎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