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82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1956年工作报告（1957年04月18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7年04月22日
第146号
机密
文本第4份
目录
前言
第1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和内政状况
一、国民经济
1.工业和基本建设
2.私有工业、贸易和手工业改造
3.农业
二、国家建设问题
三、中共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的措施
四、民族建设问题
五、与国内反革命活动作斗争
六、中共党内和意识形态工作
第2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
一、苏中关系
二、中国与亚洲、东欧和南斯拉夫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三、中国与东南亚各国
四、中国与近中东各国
五、中日关系
六、中美关系，台湾问题
七、中英关系，中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互相关系
第3部分　使馆内部工作及对在华苏联机构的领导
第4部分　结论
第5部分　建议
附件
1.表格一，1页
2.表格二，2页
3.表格三，1页
4.中国经济简要概述，88页
前言
在过去的1956年中，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遵循苏共二十大决议，从事本馆活动，致力于进一步扩大和巩固苏中关系。
二十大决议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各项活动打上了重要的烙印，各项基本原则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支持和赞成。
在二十大决议影响下，由于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所采取措施的结果，中国国内政治生活显得活跃起来，寻找到了进一步扩大国内民主制的途径，对以前所通过的有关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的部分决议进行了重新审理和明确解释，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得到了更广泛的开展，为巩固中国人民的统一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坚定地支持苏联政府的各项外交基本行动，以实际行动始终不渝地重申中苏友谊和合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威望、对加强社会主义国家整个阵营力量所具有的特殊作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56年，由于国际形势出现部分的复杂变化，我们的中国朋友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以展示中苏之间友谊的牢不可破，从而打消了我们敌人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可能出现某种分歧而抱的希望。
1956年，国际上充满了各种重大事件，它是对苏中之间所形成的那种相互关系形式的正确性和生命力进行考验的一年。
我们的友好相互关系完全经受住了这一考验。
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中苏友谊的意义得到更大提升。
中国朋友对国际社会中各种现象的认识是正确的，以批评的态度对自己的成绩和困难作出评价，并且及时采取了有助于降低国际紧张局势和进一步推动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各项措施。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现实中，坚定地同党内和政府机构中骄傲自满和故步自封分子作斗争，密切观察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如何解决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并且从不忽视向其他国家共产党和其他国家人民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
中国思想和政治生活中最为突出的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第8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大会是在争取党内进一步统一、巩固党与群众联系、忠实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对中国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标志下进行的。
大会决议对人民民主制度、对党和国家建设实践的认识上提出了许多新的东西，从而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成熟。
八大的召开首次是在这种条件下进行，当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国主要执政党执掌政权后，党应该运用自己的才能不仅要领导群众反对国内的封建主义和外国统治，而且要经历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曲折过程。
大会表明，中国共产党同样能够顺利解决比打碎旧社会关系的革命任务更加复杂的开创性的建设任务。
在认为党的八大具有特殊意义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和普通党员总是强调，大会的成功离不开苏共二十大所作出的历史决议和苏联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
中共八大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不仅对工人阶级、农民，而且对知识分子，甚至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出席大会并发言的有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代表，无论在其公开声明中，还是私下评论中，他们都公认大会具有杰出的意义，承认会上通过各项决议是正确的，有助于中国政治和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长，并提高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
出席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许多代表通过大会工作以及对中国各区的个人了解后坚信，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一批思想久经考验、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善于实际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人。
中国党的领导机关在大会的组织和进行、广大党员对会议决议的学习和宣传，以及贯彻落实这些决议方面，都有许多独特而新颖的做法。
所有这些都需要加以仔细研究，并在适当情况下供兄弟共产党所利用。
中共八大工作结束刚不久，便发生了许多令全世界人民关注的事件：匈牙利反革命政变，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对埃及的公开侵略，在其他国家先后发生了一系列反革命帝国主义暗中偷袭。
这些事件极大地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不仅对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都提出了一系列棘手问题。
在这一尖锐时期，由于一些身上披着拥有“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崇高称号外衣的头脑不清者就国际局势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问题发表了一些修正主义言论，使得局势愈发严重。
在这些头脑不清者人中，首先是南斯拉夫领导人，其自认为有资格担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共产主义运动战略和策略拥有新的发言权。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复杂的形势下表现出了忍耐和镇静，重申了完全支持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所采取的各项基本措施的坚定立场。
可以坚定地说，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层内对苏联与中国就国际问题相互协商和统一行动不存在丝毫犹豫动摇。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我国坚持的党和国家路线的立场表示了理解，坚决地支持苏联政府所采取的对外政策和积极行动，尤其是在发生匈牙利和埃及事件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年的经济、内政、外交状况的特点如下：
第1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和内政状况
……
第2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
一、苏中关系
在本报告年度，苏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友好合作得到了继续发展。
苏共二十大对扩大苏中关系、巩固苏中友谊具有巨大影响，中国对苏共二十大的决议进行了十分仔细的研究，并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影响。
苏共二十大之后，在外交领域，苏中与其他爱好和平的各国家一起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同心协力，为阻止帝国主义侵略，建立国家间信任、联合和平和民主力量而奋斗。
苏共二十大及其之后的中央决议对中国诸如中共八大、政协第3次会议和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产生了影响。
1956年，中共与苏共中央以及中国与苏联政府继续支持和发展密切联系，在实施各自内政外交措施上彼此给予各方面支持。
作为苏联与中国共同协调行动的一个鲜明例子便是对肃清匈牙利反革命暴乱所采取的措施。
中国朋友积极参加了苏联政府所制定的镇压匈牙利反革命和支持工农革命政府的相关措施。
毛泽东在1956年11月04日的谈话中，就苏军在匈牙利的行动予以声明：“我们完全支持和赞同这些措施。
如果这些措施没能实施的话，而我们（中共中央）又对此不予支持的话，那么我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者和工人阶级事业的叛徒。”
他向苏共中央对匈牙利事件进程的详细通报和在匈牙利问题上协调行动转达了热忱的感谢。
同时苏共中央与中共中央还就波兰事件问题表示了保持友好接触和经常的互相磋商。
在发生对埃及的侵略期间，苏联与中国政府在制定相应的战术措施上，表现出了紧密的互相协作。
苏联1956年所实施的外交基本措施在中国得到了很高评价，比如：苏南会谈、苏英会谈、苏法会谈、苏日关系正常化、苏联争取裁军的努力等等。
苏联对支持中国在其国际事务中，尤其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所采取的外交步骤博得了中国朋友的巨大满意和感激。
（参见大使馆有关中国对苏联重大外交步骤反应的现时通报。）
中国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对苏联政府为改善工业、农业，为提高苏联居民生活水平和完善党和国家机构工作所采取的内政基本措施给予了积极评价。
中国新闻报刊对苏共和苏联政府在内政外交上所从事的活动予以了相当广泛的阐述。
1956年，苏联与中国领导机构就各自国内状况以及与其他各国和兄弟党之间关系进行了广泛的情报交流。
苏共中央在一年内向中共中央转交了一系列不公开的材料（有关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有关苏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决议讨论结果和执行情况所作出的决议、有关南斯拉夫问题的情报、有关与朝鲜劳动党会谈情况），这一切都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欢迎。
同时中国的党和国家机构也向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通报了自己的措施，并向大使馆提供了相关情报。
在本报告年度，中国与苏联对发展中苏合作、巩固苏中人民友谊分别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措施。
在这方面发挥重要政治作用的是苏联各种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尤其是А·И·米高扬同志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代表团会谈的结果是双方签订了一系列相关协议。
1956年苏中之间共签署了旨在进一步巩固苏中友谊的11项重要协议。
苏共代表团出席中共八大使得中共与苏共代表能够就两党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广泛的意见交换，促进了相互之间的交往。
1956年12月，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对巩固和扩大苏中政治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中国第1个议会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了中国最广大的民众阶层。
苏联舰队对上海的访问，大批的社会、科学、文化及其他代表团之间的互访，同样也促进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扩大。
1956年，去苏联访问的中国代表团一共95个，代表团人数总计1242人。
到中国访问的苏联代表团一共77个，人数总计762人。
1956年下半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之后，中国与苏联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对苏中友谊具有特别意义。
在帝国主义势力掀起的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情况下，中共和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以巨大力量展示了自己对10月革命事业和苏中友谊的国际主义的忠诚以及与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在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正式声明中和新闻报刊上，用比以往更加大的力度宣传苏中目标统一的思想、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和紧密合作。
这尤其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10月革命39周年时候。
中共中央就大规模庆祝10月革命39周年举行隆重庆祝大会、党内大会等下达了专门指示。
按照中央指示，在各个大会上发言的分别是各党委第1书记或者各宣传部门的负责人。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声明说，虽然1956年不是10月革命的整数周年，但是“如今必须强调指出，中国与苏联一如既往地彼此统一，任何东西哪怕在最小程度上都不会对我们之间的关系造成一丝一毫的紧张。
对我们忠于苏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提出任何质疑。”
《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特别强调了10月革命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意义。
文中尤其说到，10月革命的道路“不仅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必须所走的共同大道”。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统一问题予以了认真关注，对涉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种政治问题表示了极大关切。
在匈牙利和波兰事件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积极和直接地参与了对这些事件相关问题的讨论。
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还与兄弟国家代表们一起认真开展对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工作。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接见社会主义各国驻京大使和访华的各国代表团成员时分别强调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统一的重要性。
中国领导人对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代表开展了积极的工作。
在周恩来出访亚洲国家的部分讲话中，在中国报刊大量的社论、编辑部文章和其他材料中，都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问题。
在本报告年度，对华关系上的主要特点表现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由于对一切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换，两国之间的信任和互相理解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中共中央领导和党的干部开始对各种问题的看法说得更直率了，直截了当地向我们提出了部分批评意见，而在过去这些是难得一见，并且始终是十分含蓄的。
如今，中国领导人对我们相互关系历史上和苏联对个别问题政策上的一些地方给予了批评性的评价。
比如，在1956年03月31日至5月02日与大使们的会谈中，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关于中国革命、印度和东方其他国家中民族解放运动的错误看法给予了严肃批评。
对此具有代表性的还有中国朋友对个人崇拜问题的立场。
中国领导人和广大党员基本上赞同苏共为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危害后果而所作的斗争。
同时，中共中央在评价斯大林作用问题上，起先并不完全赞同苏共中央的看法。
中共的专门看法在《人民日报》4月刊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首次得到了反映。
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通过的。
在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期间，中国领导人对此问题的言论开始更加明确了。
毛泽东在1956年11月与大使的一次会谈中说，列宁和斯大林是共产主义运动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两把刀子，其中之一，他指出，我们给了帝国主义分子，使他们拿来进攻我们自己。
在《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中共就斯大林评价问题进行了更多的讨论，并声明说：“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2位的地位。”
根据党内消息来源，中国一小部分共产党员和干部持有一种看法，认为苏联过分地监管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在对他们的关系中犯有大国沙文主义错误。
有关中国朋友中所存在类似的看法，在中国领导人的一系列讲话中都提到了。
在中国政府就苏联1956年10月30日宣言所发表的声明中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的统一及其奋斗的共同目标，一些工作者常常容易忽视国家在其互相关系中的平等原则。
这种错误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错误。
这种错误，尤其是大国沙文主义错误，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事业和团结造成严重的损害“。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所提到的大国沙文主义是直接指向苏联的。
其中说道：“……在处理某些具体问题的时候，他（斯大林）却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缺乏平等的精神，更谈不到教育广大干部采取谦虚的态度。”
应该注意到，个别苏联公民在中国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同志们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一部分苏联人染上了大国沙文主义和骄傲自满的情绪。
有些苏联机关工作人员、苏联代表团成员在与中国团体组织和个别人士交往中，没有表现出必要的谦虚，过于强调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而对我们的不足却完全避而不提。
他们通常把自己当成教训他人的人。
中国朋友以各种方式对苏方在重要政治问题表态时并非始终与他们商量表示了不满。
根据以上所示，中国领导人认为，比如，我们批评斯大林是错误的，因为没有事先与各兄弟党以内部方式仔细地讨论这一问题。
对于波兰事件，中共领导人在10月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对没能向他们充分通报波兰事件起始阶段的发展情况表示了部分不满。
（参见1956年10月21日大使与刘少奇的会谈。）
同时还引起中国批评意见的情况是，苏联新闻报刊就兄弟党互相关系原则问题所发表的部分言论，没有事先与其他兄弟党磋商。
为此提到《真理报》记者撰写的《论波兰反社会主义言论》一文，对铁托在普拉讲话的评论等。
在中国引起负面反应的还有，在许多场合，苏方往往事后才与中国领导人商量各种外交问题，事后去征求对苏联所采取步骤的看法。
曾有这种情况，一些苏联文件（有关裁军、埃及问题等）只剩最后1—2天时才转交中国朋友，有时离文件发表只剩几个小时。
引起朋友意见的还有迟发对中国代表团的邀请信，如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柏林经互会会议、邀请中国军事代表团出席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军庆祝节（参加经互会会议的邀请信在开幕前夕才通知，中方已来不及向柏林派遣自己的代表团）。
在中国不可能不引起注意的另外一个事实是，苏中之间有关经济和其他问题的谈判常常由于苏方的缘故而被拖得时间很长。
可列举的有，由于苏联组织方面对进行经济问题谈判准备不足，使得由中国副总理李富春带领的代表团在莫斯科滞留了好几个月。
鉴于中国反对在运用苏联经验时采用教条主义以及在科学与艺术发展中推行新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新闻报刊开始愈加经常地对苏联作者的个别论点提出批判，对苏联艺术作品提出批评。
比如，《光明日报》1月11日刊登的一篇文章，里面对日丹诺夫同志在哲学史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意见。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年来，中国新闻报刊第1次对举办的苏联电影节上放映的苏联影片予以了批评分析，在这些文章中指出了我们影片中的消极面。
应该注意到的是，在苏联举办中国电影节时，苏联新闻报刊同样对中国影片给予了批评的评价。
在中国分发给党员负责干部的内部材料中，开始越来越多地刊登在苏中国记者和留学生撰写的报道以及来自资产阶级渠道的有关苏联现实中的阴暗面。
尤其最近刊登比较多的有关苏联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对各种意识形态问题的学术辩论，有关我们在工资问题上存在的不足，有关苏联个别地区出现的骚乱，有关个别苏联人在境外的不雅行为等。
中国朋友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一些苏联公民在华的错误行为以及苏联有关组织领导人在财产上犯的个别过错沉默不语了。
必须指出的是，就各种问题对我们提出批评时，中国朋友的做法是讲究策略的和同志式的，毫无疑问，这是出于对消除有碍我们之间友谊的个别不正常现象的良好提醒。
周恩来12月19日在仰光就苏中关系问题发言时声明道：“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就像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一样，原则上允许相互善意的批评。
这种批评只会促进我们的共同进步。”
鉴于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苏联政府宣言，大使馆发专电向中央通报了中国朋友对苏联的主要意见，并加入了改正缺点和进一步改善苏中关系的相应建议。
至于说到这种情况，即最近中国开始对积极发展中的苏中友好关系中所出现的许多现象和事实进行更为仔细而深入研究和分析，更为经常地对个别苏联代表团和个人提出批评意见，那么在我们看来，其中的原因在于：首先，如以上所述，这是由于历史性的苏共二十大以及苏联政府为执行会议决议而随后所采取的内政措施。
这些措施，尤其是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宣言，有利于在苏联与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包括与中国之间，营造一种更加频繁而开诚布公交流意见的友好氛围。
与此同时，决定的因素显然是由于中国政府工作水平的整体提高以及解放后国家所取得的巨大经验。
近七年半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党和国家机构，他们在领导国民经济中取得巨大经验，目前已有能力熟练而独立地去解决管理一个经济复杂的大国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
毫无疑问，这些都离不开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对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所给予的巨大帮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年轻而强大的国家机构中，成长起一批干事认真的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国家干部，他们在与苏联各种组织、部门、专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广泛和密切交往过程中，取得了在解决个别问题以及领导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方面的实际知识和经验。
考虑到苏联的经验，如今中国建立了必要的各种国家机关、设计和科研机构，能够独立解决和批评对待整个国家在企业设计、建设和经营中，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经济和文化发展规划中的复杂问题。
近年来，中国干部所取得的经验逐渐丰富了与人民民主各国的专家与国家机关之间，首先是与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的合作。
所有这些合起来为中方去研究苏中合作中个别实际问题创造了新的局面，对此苏联相关组织和机构应该给予充分考虑。
应该指出，在中国现实中也存在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互相关系造成一定损害的个别不健康的现象。
为此必须指出的是，基于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显著成就及其国际威望的提高，在中国一部分群众中，其中包括党员干部，出现了骄傲自满情绪，无论是对待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还是对其他国家的人民（朝鲜、越南、蒙古），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
有关类似情绪在中共内部资料和中国西文新闻报刊上都提到过。
在苏中经济合作领域，过去的1956年中的特点如下：
苏中贸易。
1956年是苏中贸易进一步发展的一年。
据资料初步统计，1956年苏联与中国的外贸总额比1955年增长了24.3％，为59.97亿卢布（包括通过对外经济总局渠道的供货），1956年苏联在中国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为51.5％，1955年为52％。
根据1955年12月27日签订的商品流通备忘录及补充协议，1956年商品流通总额苏中互相承担的义务为62.216亿卢布（不包括根据双方互相协商过账1957年的供货量），1955年为49.158亿卢布，其中苏联向中国的供货数量预计为27.472亿卢布，中国向苏联的供货数量为34.744亿卢布。
苏联完成了1956年合同额中对华所承担义务的供货数量的97.2％（26.706亿卢布），而中国则完成了95.8％（33.264亿卢布）。
苏联完成的出口计划达到了将近98.9％，中国为99.6％。
与过去几年不同，1956年中，由于苏联供货进展比较顺利，极大地缩小了苏联与中国之间供货数量上的差距。
截至本报告年底，双方供货和结算收支平衡中，苏方顺差为27.86亿卢布。
本报告年度，苏联继续成为中国商品的主要购买方：在中国出口总额中苏联进口比重占61.7％。
中国向苏联供应的农业产品总额为17.873亿卢布，占中国商品总额的51.7％。
中国向苏联供应的商品种类超过233种。
这些商品诸如乙醇、干果、葡萄糖、蔬菜和蔬菜罐头、甘油、琼脂、101产品、镉等，中国还是第1次提供。
苏联1956年在中国采购的商品价格基本维持前几年价格的水平，除了1956年在中国第1次采购的那些商品。
这些商品的价格是由我们各家联合企业和中国各家公司根据国际平均价格水平而确立的。
1956年，保证中国商品资源出口出现了紧张局面。
与过去几年情况不同，中国向苏联供货进行得十分困难，对此，中方的解释如下：1956年下半年，在中国一系列地区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因劳动人民购买力提高以及工人与职员工资的增加，国内对商品的需求上升；国内对工业产品需求的上升，尤其是中国农业合作化和投资生产步伐加快对生铁、黑色金属轧材、铝、水泥、烧碱、钙碱等的需求；1956年中国出口规模比1955年（22％）有了很大增长，尤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
鉴于目前形成的局面，贸易办事处无法保证合同中所规定的这些商品的供货数量，如猪肉、大米、生铁、钢材等。
为此必须指出的是，中方到1956年11月底还声称，向苏联供货的义务将会完全履行，直到12月03日，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哲人才正式提出请求把1956年的供货数量5139.9万卢布过账到1957年，其中包括生铁、水泥、生丝、橡胶、轧钢、猪皮等商品。
此外，中方请求用其他商品取代数额约3863.7万卢布的部分商品以及取消1956年中国对苏联供货数量计约3933.5万卢布的供货合同。
苏方考虑到中国朋友的请求，对用其他商品取代部分商品表示了同意，并同意将1956年供货数量5139.9卢布过账到1957年。
中方有关取消1956年供货数量计4318.5卢布的供货合同的请求则被列入了备案。
1956年中方按季度出货进行得并不平衡，其原因解释为，1956年第1、二季度季节性农业产品出货大幅增加。
中国供应的商品质量基本上符合合同的技术要求。
全苏联合企业提出的个别补偿要求主要涉及商品短缺、尤其是日常用品（包袋、鞋子、针织品、手工艺品）以及商品运输途中的破损。
补偿要求通常都及时得到了中国公司的满足。
由于外贸工作开展条件发生变化（很大一部分外贸业务集中在公司、部委的中央机构中，拥有一批更有经验和专业的外贸干部等）以及出于减少在华苏联专家人数的必要，对贸易办事处机构进行了一些改革，减少了全苏联合企业在华雇员人数。
关闭了设在沈阳、天津、哈尔滨和广东的贸易办事处的分部，并将雇员人数从85名减少到42名（截至1957年01月01日）。
1956年苏联供货数量比1955年增长了12.1％。
这一增幅是在大宗商品供应量的增长下降到10.5％的同时，靠总体供货增加而取得的。
据资料初步统计，1956年苏联大宗商品供应计划只完成94.8％，数额达到10.638亿卢布。
未完成设备交货的全苏联合企业，主要有机械出口公司（18.4％）、机床进口公司（13.8％）、船舶进口公司（6.1％）、汽车出口公司（3.6％）以及全苏联合企业工业原料进口公司（金属轧材）等。
换言之，除了全苏联合企业机械进口公司和全苏联合企业木材出口公司之外，其他的所有联合企业都未完成1956年的各自义务。
尽管苏联出口中国的货物供应商对供货文件的手续作了一些改进，但发货仍然出现违反规定程序的情况。
违反供货文件程序大部分是因发货厂家的过错造成的。
一部分供货文件甚至在铁路运输中遗失了。
自开通经蒙古的铁路直达列车后发现，出口商品供应商并不是都能正确标明货物应该经过的边境车站的名称。
因此，中国收货人常常为货物在中国境内多余运输而承担额外的铁路运输费用。
此外，根据中国主管领导人的声明，这种局面导致收货人无法及时收到货物，从而又影响了生产计划。
还出现了这种情况，发给苏联境内收货人的货物却发到了中国的集宁车站。
全苏联合企业和发货厂家应该认真注意以上所说的情况，并采取措施，杜绝类似情况在以后重复发生。
1956年，贸易办事处基本上圆满完成了交给他们的任务。
但是，在贸易办事处工作中依然存在严重不足。
贸易办事处未能达到合同所规定的供货数量，也未能保证发往苏联的同等数量的中国商品，这类商品是：生铁、水泥、黑色金属轧材、猪肉、淀粉、大米、猪皮、生丝、花生，从而影响了一系列苏联企业的工作。
未能保证1956年修理中的“食品工业”船和“二号冷冻船”完工下水。
同时贸易办事处也未能完成对合同规定的苏联商品交货数量和期限所承担的义务。
对华技术援助。
1956年苏中经济合作明显扩大，尤其是苏联对华技术援助的规模扩大了。
中国同志对1956年04月签订的苏中协议给予了高度评价。
根据该协议，苏联必须对中国55个工业企业建设提供额外援助。
苏中经济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阶段是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苏联政府就中国第2个五年计划，其中包括就第2个五年计划对华技术援助问题所举行的谈判。
众所周知，中国同志起先对苏联援助中国建设成套企业提出了过高的请求，苏联对此并未给予完全满足。
拟定对中国第2个五年计划中109个新建企业建设的技术援助（中方请求的是200个项目以上）至1960—1961年方可开始提供设备。
对中国同志的解释是，无法做到更早开始提供设备，因为在我们第6个五年计划中按签订的协议对向中国提供大量设备已定了下来。
在对完成苏共二十大制定的有关苏联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指示不构成严重损害的前提下，增加第6个五年计划中的设备供应同样也是不可能的。
至于1957—1958年对中国提供设备问题，由于苏联实行工业技术改造任务以及这些年内对中国供应设备的大量增加，有必要把1957和1958年的部分设备交货期推后至1959和1960年，因为所制定的这些年内供应大批设备数量是不现实的。
尤其是过高提出了向中国提供结构复杂、独特的专业设备的请求（锻造和冲压设备、金属切割机床等）。
中国朋友正确理解了苏联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没有表示任何的不满。
况且中共八大期间，在与А·И·米高扬同志和苏共代表团其他成员会谈中，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承认，中国对苏联援助建设中国第2个五年计划中大量新建工业项目的要求是不符合中国国民经济现实的，中方本身对其也是无法实施的。
这一情况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随后所采取的措施中，尤其是中共八大对中国第2个五年计划提出的建议中得到了反映。
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第2次全会上，中国同志采取了放慢1957年基础建设步伐的方针。
同时，这一路线实施也是针对苏联援助建设的成套企业。
众所周知，1957年“156”项目中一系列企业的基本建设资金被取消了。
为此，中国同志打算减少1957年向苏联采购的设备数量。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于该年01月17日与经济合作顾问的一次会谈中提出，1957年中国出口的能力无法保证支付从苏联进口的供货和计划所规定的其他货款，缺口将近3亿卢布。
为此，中方确定1957年苏联总体供货和技术援助的规模为9.8亿—9.9亿卢布，以取代之前商定的12亿卢布，其中设备项目为6.623亿卢布，取代苏联所提出的10亿卢布。
缩减供货主要涉及机械制造厂家、国防工业企业、部分冶金工业项目。
从苏联提议供应设备的117家企业中，中方完全接受的为其中66家企业的供货，部分接受的为其中33个项目，拒绝接受的为其中18个项目。
这一问题现正处在苏中双方协商阶段。
缩减苏联对华供货是在1957年设备供应计划已经被通过、对联盟各部总供应商已下达了订单——供货通知单，并且设备已经开始装运的条件下发生的，这将对我们工业工作产生不利影响，并且对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将造成无效的浪费和亏损。
同时，这种情况还会影响到中国设备供货订单项目的完成。
在北京的经济合作顾问机构和苏联部门专家组领导必须仔细研究中方的建议，提醒中国朋友采取顾全中苏双方利益的更为合理的决定。
在过去的一年中，苏联对华技术援助所做的主要方面有，完成项目，提供设备以及向由苏联援建成套设备的企业派遣专家。
1956年苏联对“211”项目中各企业提供了各种技术援助，除了1956年01月01日之间已经投入运行的项目之外，14家企业和2个单独车间完全投入了使用（长春汽车制造厂、沈阳电缆制造厂、北京无线电子管厂等），22家企业中单独车间和项目开工。
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苏联在研究核物理和民用核能方面所给予的援助。
1956年提供的技术援助规模比1955年大大提高了。
共向99家企业提供了数额8.396亿卢布的设备（完成计划101％），即比1955年增加了1.5倍。
然而，按供货计划单却并未完成任务。
对项目、派遣苏联专家、接受中国专家赴苏联生产实践以及其他技术援助的支出达1.927亿卢布，或占计划的约96％。
计划未完成，是由于未能履行提供足够的设计资料。
苏联援助建设的中国企业大多数得到了其所提供的项目文件和必要设备。
设备质量和项目技术文件总体上都很不错，并且满足了中方的要求。
截至1957年01月01日，在华工作的苏联技术专家共有1904名，其中822名是成套企业方面的。
向企业提供技术援助的专家们总体上都能胜任各自所承担的责任，因而促进了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巩固。
但是，在对华技术援助的巨大而重要的工作中，至今仍存在着直接影响中苏关系的严重不足。
尽管经济合作顾问机构为保证苏方实质性履行义务做了一定的工作，但许多联盟部委开展对华技术援助工作依然还是无法令人满意的。
大使馆曾多次向中央反映了该工作中所存在的一系列实质性的问题。
但是1956年苏方履行对华技术援助义务的情况依然还是紧张。
至今对苏联提供技术援助的所有各家企业在设备交货期、项目技术文件转交和派遣专家上几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违约。
对中国履行各自义务无法完全令人满意的部委有：苏联通用机械制造部、苏联电子技术工业部、苏联化学工业部及一系列其他部门。
一年内，化学工业部违反项目技术文件转交所涉及的企业有：吉林炭化氰生产厂（炭化物分类和包装车间、压缩车间、毒气吸收装备车间）、太原化工厂（供水和下水表面布局工作图纸、工厂总图纸等）、兰州化工厂。
该部对一些工厂没有很好地供应设备。
对吉林氮矿肥生产厂的个别设备交货拖期达到2年以上，对吉林氨基染料生产厂的设备拖延交货达到半年以上。
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曾多次提请经济合作顾问机构注意苏联对该厂、太原工厂和其他设施的设备交货中不满意的情况。
中国同志向苏联通用机械制造部就其违反各项目的项目文件转交期提出了许多意见。
该部拖延转交245工厂工作图纸，结果造成将近4000名建筑工人严重停工。
由于未及时转交804工厂工作图纸，使得该厂建设全年计划搁浅。
在该总供应商和其他部分供应商工作中还出现了对建筑文件转交的不道德做法，具体是：地下排灌图纸（供水和下水等）在大楼工作图纸之后才转交。
这种技术文件提供程序严重地违反了建筑技术并因此导致了无效浪费。
作为六大项目的总供应商，苏联电子技术工业部在履行其对中方义务上态度极其玩忽职守。
在对待所有这些企业上，该部系统地违反了项目文件转交期。
尤其是严重耽误了工厂内地面上的排灌和道路的技术文件，没有这些就无法开始生产大楼的建设。
违反设备交货和技术文件转交期的还有一系列其他联盟各部（苏联电站部、苏联黑色金属部、苏联国防工业部等）。
各部总供应商尚未达到高质量地完成对华项目工作。
苏联项目组织对适合中国地方条件的项目结合上注意不够，通常所设计的构造和设备都是过时的种类。
例如，苏联电子技术工业部完成的工作图纸常常质量不行，其中存在许多错误，设计方法陈旧，在推荐使用金属构架的那些地方，中国设计者早已使用上了混凝土。
各总供应商并非总是保证其所供应的设备令人满意，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我们工业在中国工作人员心中的威信。
质量低下的设备分别供给了长春汽车制造厂（锻造冲床）、吉林的氮化氰生产厂（冷却桶）和氮矿肥生产厂（空气分离机组）、哈尔滨锅炉厂（弯曲设备）及其他设施。
有些情况，由于包装不好，设备在途中损坏了。
在向中国派遣专家方面，联盟各部依然违反自己的义务（苏联化学工业部、苏联石油工业部、苏联药品工业部等）。
来自中央和地方的中国同志对违反向中国派遣专家期限的苏联各部曾多次提出了意见。
过去一年的苏联技术援助专家的工作实践再次表明，在派遣专家去中国工作上，务必要仔细注意人员的业务和道德素质。
鉴于中国国家干部人数的极大增加以及所取得的一定工作经验，要求联盟各部派遣去华专家务必具备广泛的专业知识面、充分的工作经验和技术教育专业知识，能够向中国工程技术工作者提供专业技术帮助。
然而，至今苏联各部显然没有认真注意这一问题。
苏联技术援助专家的专业水平还有待做得更好。
中国同志愈加频繁地对苏联专家提出批评意见。
他们的做法有直接的或间接的（比如，通过内部文件上发表的批评资料）。
中国第2机械工业部六局副局长史可壮（ШиКэчжуан）在出访苏联前夕与苏联专家Я·И·帕胡奇的一次会谈中，请求其向苏联交通机械制造部领导转达说，该部近期来的技术援助专家的技术专业比1—2年前来的专家水平要低许多。
并非所有的专家对其承担的事业都充满义务和责任感，他们中一些人并非竭力让自己“辛勤承担”与中国干部一起频繁而辛劳的工作。
武汉在建冶金联合企业厂长直接向经济合作顾问机构中的一位工作人员声称，苏联专家组组长萨维茨基对中国建筑联合企业工作人员援助不够。
在使馆人员到中国一些城市出差时，中国地方负责人员也向他们提到了苏联专家工作中的不足。
使馆认为有必要指出，苏联各部来华解决技术援助问题的一些专家和负责同志实际上根本就无所事事。
苏联通用机械制造部外事处主任А·Е·霍赫洛夫同志领导的该部工作组对中方采取了显然错误的立场。
他们对西安市和中国第2机械工业部负责人向其所提出的问题不予任何答复，借口说，他们不想去“检查”苏联部长会议有关向中方设备交货和技术文件转交期限的决议。
换言之，А·Е·霍赫洛夫同志不敢向中国同志通报，苏联通用机械制造部无法保证按协议规定的期限如期完成一系列设备交货和技术文件转交。
在霍赫洛夫同志向北京大使馆和外经总局办事处领导作了解释后，情况才得到了扭转。
我们苏联各部和机关显然没有完全考虑到无可争议的这一事实，即中国已经培养起一批自己的专业工程技术干部，他们在苏联企业经过了认真学习，从参加建设中国企业的苏联专家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
此外，不能不注意到，现在中国工作的有一大批来自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专家，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都有中国专家在学习和工作。
这一切致使具有很多知识的中国专家可用更加批评的眼光去看待我们专家的工作，去评估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设备，去评价技术文件以及与技术援助相关的其他问题。
鉴于所有这些，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中央和地方机构的同志对待苏方对华技术援助工作中不足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
他们开始更加直率地指出这些不足，随即向联盟各部、外经总局和在京经济合作顾问机构提出意见，尤其是在苏联使馆人员出差去中国一系列城市的时候（西安、太原、哈尔滨、汉口等）。
中国同志对设备供应工作，对提供给中国设施的设计，对苏联专家在华项目组织和企业工作中所出现的不足，都给予了直接的指摘。
毫无疑问，这一切应该成为一种信号，即坚决消除所有不正常的现象，其中包括那些在联盟各部、对外经济联系总局以及与中国有关各部、各机关的专家和个别企业领导人看来，似乎是无关紧要的现象。
更为重要的是，苏联政府刚刚在完全平等和互利基础上为巩固苏联与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关系采取了最新措施。
说到中方与苏联共同对“211”项企业中的一系列设施承担义务的履行情况，应该指出，中国同志在选择建筑场地、准备原始数据和设计任务、进行勘测工作中犯了严重差错。
比如，中方至今迟迟未能按“55”项企业协议提供发电站设计的原始数据（延迟了近半年）。
中国有时拖延提供苏方设计所必需的补充原始数据，从而造成苏联设计机构设计工作完成期爽约。
在一系列情况下，出现拖延提供苏中项目部分互相结合所需要的数据。
在设计过程中，中方有时改变工厂规划，从而对设计结果（化工厂、国防设施等）也就产生了负面影响。
中国同志并非总是及时为本厂在建企业订购设备，这有时导致企业投产期限无法履约，因为临时去订购很难得到满足（如平安煤矿5号矿区、新丘煤矿）。
在京经济合作顾问机构呼吁保证履行苏方对中国技术援助的义务。
该机构的工作人员在这方面进行了一定工作，在很多情况下，对违反设备供应协议和合同、提供设计技术书、派遣专家等的联盟总部供应商、个别部委和机构及时地发出了信息。
但是经济合作顾问机构未能达到及时而优质履行苏方对华技术援助的所有义务。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解释为本机构在工作上所出现的不足。
机构中对苏联设备交货以及对技术援助设施的项目书从不进行系统登记。
机构工作人员所了解的有关履行设备供应义务的情况，并非来自外经总局和苏联外贸机构，而是来自苏联设备专家组领导人从中国朋友和中国机械进口总公司工作人员那里得到反馈，也就是来自中方的两条渠道，而这些情况未必都是准确的。
机构转交苏方技术书情报的程序十分复杂而紊乱，其结果是实际上无法建立起及时对履行这部分义务的有效监督。
机构的工作人员常常对使馆消除技术援助工作中的缺点所具有的作用和影响评价不够。
尽管实践已经证明，使馆的干预有助于解决涉及对华技术援助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在京外经总局办事处领导显然对1956年08月03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对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系事务总局办事处”决议的实际意义评价不够。
经济合作顾问机构工作中所存在的严重不足还有技术专家与苏联顾问组之间缺少密切联系，从而阻碍消除中国同志在苏联技术援助企业建设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缺点（企业建设规划问题、投入使用期、原材料供应等）。
科学技术合作。
过去的一年中，苏中之间的科学技术合作得到了极大发展。
1956年06月和12月在北京与莫斯科分别举行的苏中科技合作委员会第4和第5次会议对此予以了极大的促进。
使馆在上半年工作报告中对第4次会议的工作结果进行了通报。
第5次会议上倾听了有关委员会前几次会议决议完成过程的通报，审议了在工业和农业领域开展先进生产经验和科技成果交流的迫切问题。
会议工作中的积极方面是，不仅中方，而且委员会中的苏方代表对如何使用所取得的经验都分别进行了介绍，从而纠正了过去只有中方介绍如何使用所掌握科技资料的那种显然不正常的情况。
第5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方所提出的有关获得苏联各种科学文件和派遣专家的近500项申请以及苏方所提出的近100项申请。
应该指出的是，从整体上说，外经总局科技合作管理处和苏方对第5次会议的筹备比以前的委员会第4次会议要成功得多。
就筹备中方提交会议审理的申请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半年之内准备了1000多个项目）。
苏联有关部委对中方的申请开展了比较有组织的工作。
向第5次会议提交了2000多个项目的中国同志当然期望其一大部分申请能得到苏方的满足。
但审议通过的只有近500个项目，并且其中一半还是在会议间隙协商通过的。
由于一些不明原因，将近900个已经准备好的中方申请在会上以其“未准备好”为由而没有进行审议。
这样一来，科技合作处和委员会苏联方面领导人使自己处在了明显被动的地步，因为中国同志通过联盟各部早就得到确定，事实上是对上述项目，各部早就准备好了，并且还在科技合作管理处放置了3个月之久。
使馆认为，必须对这种不正常情况予以重视，并建议科技合作管理处领导采取措施，在科技合作委员会下次会议召开之前将这些项目转交给中方。
会上就委员会前几次会议决议完成情况进行了审理。
尽管对科技合作管理处和联盟各部履行苏方对华科技合作义务的监督予以了改善，但占已协商通过的所有中方申请数量10％的一系列项目却未能如期提交，并转放到1957年。
中方基本上是完成了自己的义务。
去年苏中科技合作委员会工作中的积极方面是，巩固了委员会苏中双方之间的交往。
双方关系开始具有更加开诚布公的特征。
中国同志积极地将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转用于国民经济中，就可能会引起苏联兴趣的那些科技资料提出了自己的推荐意见。
他们创造一切机会，以便使在华苏联专家能够了解中国在国民经济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同时，中国朋友开始对委员会中的苏方工作表现出十分严格的要求和批评态度，经常对苏方因未能完成某种义务而提出公正的意见（苏联专家来华拖期、团队零散、延误文件转交等诸如此类）。
他们对进一步扩大中苏科技关系表现得比苏方更为积极。
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他们对建立苏中相关部委之间直接联系问题上所持的立场。
在几乎一年时间内，中国同志已经努力设法取得苏方同意给予各部在交换各种科技资料上的自主权利。
中国政府自己已经通过了相关决议。
委员会第5次会议有关扩大苏中相关各部和部门直接交往的决议未能完全满足中方在该领域的期望。
1956年，中苏之间的科技合作采取了一些新的工作方式。
其标志在于这一年开展了一系列苏中联合科学考察（有关掌握黑龙江河的能源资源、勘查中国地下矿产的一系列地质考察、防止中国土壤侵蚀的研究等）。
联合研究给苏中科学家带来了很大益处，巩固了双方之间的工作友好联系。
但在很多情况下，个别苏联中央机构组织对筹备和进行苏中联合科学考察所抱的形式主义态度使苏联威信以及加强苏中友谊造成了一定损失。
苏方在筹备黑龙江野外工作综合考察中暴露的不足说明了这一点。
赤塔州、阿穆尔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的州、边疆区和地区组织都未事先得到中央有关今年中国大批科学家、专家和年轻学者将抵达边境地区开展联合工作的预告。
结果是，中方境内地方当局预先做好了接受考察团的准备，而我方的地方当局则在交通运输安排、解决与中国朋友抵达后相关的琐碎日常问题上进行得十分吃力。
考察团中的苏方在设备、水上交通运输和食品供应上比中方要差许多。
设法克服苏中联合科学考察组织中的其他不足，尤其是苏联科学院与外经总局科技合作管理处活动中的闭关自守，毫无疑问，这势必能使开展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
同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苏联，开展中苏科技合作方面专家和学者之间的联合工作同样是十分适宜的。
首先，这符合互助原则，其次，能给苏联国民经济带来更大益处。
1956年，中苏之间以及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之间建立了多边科技关系（举行学术会、工作会议、联合研究个别科学问题等）。
1956年11月在列宁格勒举行的船舶制造会议上，苏联、中国、波兰、东德都出席参加。
中国学者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报告。
中国同志十分乐意接受邀请参加各种国际科技合作会议，派遣专业、权威代表团参加。
去年的另一特点是，苏中科研机构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科学研究所、项目研究所、实验室等），尽管这一合作形式尚未得到广泛发展。
互相邀请专家了解科研成果和交换工业和农业各领域中的经验是过去一年中科研合作的重要形式。
通过科技合作路线，苏联有100多名专家访问了中国（其中包括代表团成员），也就是说，比1995年多出了将近一倍；中国有200多名专家莅临苏联。
中国同志十分乐意邀请苏联在各科技领域的著名专家来华，帮助解决中国的个别科学问题。
文化合作。
1956年07月05日苏中文化合作协议的签订促进了过去一年里苏中文化联系一定程度的扩大和巩固。
根据协议制定的1956年文化合作计划要求开展文化、艺术、科学、教育、新闻和体育代表团互相交流以及出版物、电影影片等的交换。
根据1956年文化合作计划，中国向苏联派遣了3家艺术团体和11个各类代表团以及1343名本科留学生、520名留学研究生以及97名进修生。
苏联向中国派遣了2家艺术团体和9个代表团。
文化合作计划是主要的，但并非是发展两国文化联系的唯一渠道。
科学与文化领域的合作也得到了发展，这些都是直接通过苏联与中国科学院之间、全苏对外文协和中苏友协之间、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中国总工会之间以及通过国际旅行社、国际图书协会、影片出口公司等途径实现的。
1956年访问中国的苏联代表团中，中共和中国政府领导人特别称赞了苏联科学院代表团的活动。
毛泽东在与大使的交谈中对伟大的苏联科学专家组的工作表示了满意，并对他们在制定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前景规划中所给予的帮助表示了感谢。
苏联在原子能运用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苏联生产先进工作者代表团的活动也得到了中国高度评价。
本报告年度，总共有26个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其中成员人数达到254名。
回国后，代表团成员为巩固苏中友谊以及广泛宣传他们在苏联所取得的经验和知识开展了卓越的工作。
比如，中苏友协代表团成员回国后两个月内在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先后作了200多场介绍有关苏联情况的报告和演讲，出席人次达到约30万人。
1956年苏方在实施文化合作计划时出现了一系列不足：苏联代表团经常晚到或者分成好几批往返中国；苏联文化部在向中方通报有关苏联代表团的出发日期上做得很差。
未能及时通报代表团和艺术团体成员的基本资料。
苏中文化合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互派艺术团体。
苏联艺术团体在中国的演出取得很大成功。
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国家舞蹈团在中国表演很成功，演出观看人次达到22.5万人。
具有积极意义的是，与前几年赴中国的其他苏联艺术团体不同，乌克兰艺术团不仅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巨大中心城市表演，而且还到无锡、郑州、西安、杭州等地。
苏联马戏团长时间的巡回演出同样也很成功，并引起了中国民众极大的兴趣。
基辅歌剧与芭蕾舞团女独唱演员Г·奥列依尼琴科在中国做了很好的自我展示。
遗憾的是，苏联人民演员Б·戈梅拉的表现却无法让人恭维。
戈梅拉所表现出的有些高傲的举止以及对巡回演出提出的物质利益方面的要求，给中国朋友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展以及和平利用原子能展览会对中国人民了解苏联在文化、科学和技术以及对华转授苏联技术经验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
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1956年05月05日至8月05日在杭州举办了展览。
共有34.66万人次观看了展览会。
两个月内共有20.2万人次参观了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展览会。
根据中方的愿望，在北京举行的展览会上，安排9000名中国专家对展览会资料进行了深度介绍。
过去一年中，苏联影片在中国放映得到了扩大。
1956年在中国银幕上共上映了103部长片，其中45部苏联片、37部中国片、21部其他国家产影片。
此外，还上映了约100部苏联纪录和科普短片。
反映苏共二十大工作的新闻影片特刊发行量十分巨大。
1956年观看苏联影片的中国观众总人数达到3.5亿人，1955年为3.35亿人。
11月7—13日，为庆祝10月革命39周年，在中国20个最大城市举办了苏联电影节。
列入电影节片单的有影片《母亲》、《未结束的故事》、《士兵伊万·勃罗夫金》、《外来亲家》。
电影节期间，共有427.5万人观看了苏联影片。
苏联电影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了在中国举办的苏联电影节。
应该指出，中国举办的苏联电影节组织工作做得很好，但对苏联所举办的中国电影节则无法恭维（中国内部新闻报刊上刊登了中国作者撰写的资料，证实莫斯科举办的电影节组织工作很糟糕）。
1956年，与往年一样，苏联书籍依然是中国人民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科技先进成果的重要来源。
与1955年相比，1956年中国出版的苏联图书从5184种增加到6210种，增长了19.7％，而发行数量则从4500万册增加到6400万册，增长了42.7％。
几乎中国出版的每三本图书中就有一本苏联图书。
几乎中国出版的高中等技术院校的所有教科书都是翻译苏联作者的书籍。
中国同志对中国出版列宁和斯大林著作赋予了重大的意义。
根据中国出版总局资料显示，从1956年01月至10月，中国出版了列宁著作28种，发行量为72.25万册，斯大林著作19种，发行量为132.8万册。
1956年对华几乎没有供应任何中文版的苏联图书，因为中国组织方安排在中国翻译出版苏联书籍。
1956年苏联出口到中国的俄文及其他文种图书（没有维吾尔语）共计327.2165万册，1955年为321.0257万册。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图书在中国传播和出版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虽然1956年出版的苏联中文图书的总发行量以及科技和政治类书籍的发行量增加了，但由于中国作者的政治类书籍出版大大增加，苏联政治类书籍的数量则因此减少了17％。
在中国出版的苏联书籍数量增长绝对可观的情况下，1956年，按种类数量，其在外文书籍再版中的比重从94％下降到89.3％，按发行数量，从92％下降到88.9％。
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人民民主国家的书籍出版的增幅（主要是科技类书籍）比苏联书籍出版增幅要高许多。
比如，按发行数量，苏联书籍出版增幅为42.7％，人民民主国家的书籍出版则增长了一倍，而资本主义国家的书籍出版几乎也达到一倍。
按书籍种类，增幅数字则更有特点：苏联方面为19.8％，人民民主国家方面为60.8％，资本主义国家方面则接近了1.5倍。
1957年中国在订购苏联文艺和社会政治杂志上（《苏联》、《苏联妇女》）预计要减少苏联这类书籍的进口。
其原因是，中国企业和机构减少了对不具备学术性质的外文出版物的订购经费。
同时1957年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物的进口（主要是科技书籍）则比1956年增长了85％，而按整套数量计算则增长3倍。
从人民民主国家进口的书籍预计也增加了。
但是从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外文书籍的比重不大，苏联书籍依然在这方面占据主要位置。
使馆注意到苏联进口的中国出版的俄文和中文书籍及期刊出现明显增长（达到1倍多）。
中国朋友十分满意地接受了有关从1957年01月01日起在莫斯科开版印刷《友好报》6.1万份的决议。
同时必须注意到，根据订户数量，《友好报》的发行量明显很少（为总印数的20％）。
总体上应该承认，1956年苏中图书交换扩大并非是由于国际图书公司工作成功的原因，而是由于中国出版社的高度积极性和中国国际书店公司的良好工作。
在国际图书公司和图书贸易总局积极活动下，按满足中方订购的情况看，1956年苏联图书在中国所占比重还可高出许多。
使馆认为情况尤其不正常的是，由于国际图书公司未能完成国际书店的订购，特别是科技书籍，1956年，不算完全拒绝发货的话，共有43.9万册苏联图书未能完成发货。
使馆注意到在苏联出版的俄文中国图书发行量相当少。
甚至中共最重要的政治文件——《中共八大文件资料》汇编，苏联只出版发行了7.5万册，无论怎样都不能满足苏联读者对其的实际需求。
中国则大量出版了苏共二十大文件资料。
这些文件，如《苏共中央二十大总结报告》和《苏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总结报告的决议》，其单行本发行量达到318万册；《苏共二十大对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第6个五年计划决议报告》和《苏共二十大对苏联1956—1960年国民经济发展第6个五年计划决议》发行总量为80万册。
使馆注意到苏联文化部和出版总局对苏联出版社出版中国书籍和中国出版社出版苏联书籍工作的合作和协商显得十分薄弱。
这种协商差的原因之一是，在使馆看来，在京国际图书公司分部只从事机械的图书邮寄和统计，没有起到它所应该起到的作为苏中出版社和图书贸易组织联系环节的那种作用。
1956年01月17日，苏中国际旅行社之间签订了游客互换协定，根据该协定，从5月18日至12月31日，在苏中关系历史上，苏联有44个旅游团，共计1344人第1次访问了中国。
使馆认为不妥的是，1956年去中国的所有旅游团都没有进行身体检查。
其结果是，团组中出现了病人，造成团组行动不便，并且给中国国际旅行社带来许多麻烦。
严重不足的还有，旅游团组中没有自始至终的陪同人员。
1956年12月31日，第1个，也是1956年唯一的一个中国旅游团，一行23人到达了莫斯科。
苏中旅游人数出现的这种比例，在使馆看来，其原因是，去苏联的旅游按其成本，中国职工还负担不起。
在职工月平均工资为60—70元的情况下，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为期一个月旅游的二等火车票价格为1000元，飞机票价格为1500元。
造成中国游客去苏联旅游更多实质性障碍的还有中国缺少休假制度。
因此，1956年唯一的中国旅游团的旅游还是工会支付的或者是分配给大资产阶级中的代表。
由于旅游的昂贵成本以及中国朋友去莫斯科的愿望，中国国际旅行社只能设法给那些过境莫斯科的中国公民发放旅游通行证。
因而，使馆认为不妥的做法是，尽管中国国际旅行社再三请求，苏联国际旅行社理事会7月份仍然拒绝向中国演出团一行78人发放旅游通行证，8月份则拒绝接受过境莫斯科赴人民民主国家留学的300名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旅游申请。
从1956年12月14日至1957年01月24日，莫斯科举行了苏中国际旅行社代表会谈，结果签订了1957年游客互换议定书及为过境旅客提供互相服务的议定书。
1957年游客互换议定书中规定，1957年苏联将派遣1000名游客，赴苏联的中国游客人数将晚些时候确定。
鉴于中国国际旅行社宾馆总量有限以及中国国际旅行社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签订游客交换协定的愿望，根据中方请求，将苏联赴中国游客人数缩减到了1000名。
在对1956年苏中文化合作进行总结时，应该指出，7月05日协定为扩大和加深两国人民文化合作开辟了新的机遇。
1956年文化合作方面特点在于，由影片、文学作品的一般交换开始过渡到科技领域，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与中国各区之间、苏中边境地区、大城市、院校和企业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工作联系；开始过渡到联合创造影片、学术和文学作品等。
苏联文化部与中国文化部代表团在北京举行的会谈对进一步发展苏中文化联系具有重要意义，谈判中对1956年的文化合作实施进行了总结，制定和签署了1957年文化合作计划，预先讨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关于有必要增补为期3—5年文化合作前景全年计划的问题。
二、中国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关系
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1956年，与过去好多年来一样，朝鲜问题在中朝关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鉴于1956年美国和李承晚集团企图加紧取消中立国委员会和朝鲜停战协议，对中朝政府而言，特别是该年上半年保持朝鲜停战和维持和平具有绝对的重要意义。
考虑到美国与李承晚集团之间频繁破坏停战协议而造成的朝鲜实际局势以及对方企图直接摆脱中立国委员会监督，中国政府奋勇承担起制定一系列整套措施的倡议，在中国同志看来，这些措施的实施便能粉碎美国的阴谋。
在1955年12月28日的备忘录中，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说明，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在于，在精简中立国委员会机构和人数问题上作一些不重要的让步，但决不允许完全推翻该机构的活动，以保持委员会继续执行对双方履行停战协议监督的权利。
1956年中国政府继续探索调解朝鲜问题的途径，1956年04月对美国、英国以及与联合国军队具有关系的其他国家政府发出了正式呼吁，建议召开相关国家会议，讨论朝鲜和平统一、从朝鲜撤出各外国军队及其他问题。
但是，考虑到目前朝鲜和平统一尚不具备必要的条件，而过去多次提出召开这种会议的建议必然会遭到美国强烈的否定，所以中国朋友认为这一建议缺乏真正的实际意义。
这一建议的目的，正如先前所考虑的，主要是为了能够减轻来自坚决要求精简会员机构的瑞典和瑞士方面的压力以及在世界舆论面前揭露在调解朝鲜问题上的真正反对者。
中朝之间经过磋商之后，中国朋友同意了这种意见，鉴于召开朝鲜问题会议缺乏良好的局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其与南朝鲜建立联系和逐渐接近开展了积极的活动。
在中国朋友看来，中朝政府之间在一系列外交关系问题以及对朝鲜国内状况的评价上缺乏完全足够一致的观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1956年11月，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了备忘录，文中以征求意见的方式提出研究有关让联合国出面协助解决朝鲜问题的适宜性。
因为朝鲜政府这一建议完全背离了以往原则，依据这些原则，朝鲜问题应该取得公正解决。
还在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苏联、中国和朝鲜就已共同表示要坚持这些原则，中国政府在其回电中对这一步骤的正确和现有条件下是否妥当提出了质疑。
在之后对该问题予以解释时，朝鲜同志声明道，显而易见，朝鲜与中国政府在对联合国本身概念的解释上存在分歧；在他们看来，不能把作为朝鲜战争中的作战方的“联合国军”与整个联合国对等起来，除了朝鲜战争参与国之外，许多反对联合国军事干预朝鲜冲突的国家，其中包括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都加入了联合国。
因此，朝鲜认为，把整个联合国看成为参战方是不利于共同利益的。
在仔细研究了朝鲜政府的建议和论据以及就这一问题征求了苏联政府的意见之后，1956年12月08日，中国政府向朝鲜政府发出了第二份备忘录，文中指出：
1.美国经常利用联合国来干涉朝鲜事务。
朝鲜、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决地反对联合国干涉。
2.联合国无论在事实上，还是法律上都是朝鲜战争的作战方。
3.直到目前为止，联合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在奉行其几次通过的有关朝鲜问题的非法决议。
联合国始终只承认南朝鲜并允许其代表参加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时的各种会议。
4.目前，对全体朝鲜人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利益而言，解决整个朝鲜统一问题条件尚不成熟。
为了取得朝鲜统一目的，需要经历长期的斗争。
鉴于上述情况，中国政府未接受朝鲜政府提出的有关联合国参与朝鲜问题调解的建议，接受该建议，正如中国同志所正确指出的那样，等于承认联合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决议是正确的。
据今年中国对使馆内部通报，得知在朝中国人民志愿军存在行为不端，个别中国军人，主要是指挥部成员出现严重违反朝鲜现有法律和风俗的情况，出现干涉朝鲜当局内政的个别事实，傲慢地对待朝鲜老百姓。
从新华社内部简讯某期刊登的资料中可以看出，个别中国军人的这种行为引起了朝鲜老百姓极端的不满。
刊登在这份简讯上的一些朝鲜公民的言论证明，目前朝鲜中许多人把一部分中国志愿军看成是占领军，认为其在朝鲜进一步存在是不受欢迎的，侵犯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主权。
从中国朋友的通报中可以得知，这类看法是朝鲜的一些领导干部提出的。
1956年中朝贸易关系是建立在按全年贸易协议互相供货以及1953年11月23日有关向朝鲜提供无偿援助协议基础上的，而且与过去几年一样，中国供货数量按价值要超出朝鲜供货数量的几乎11倍。
根据9个月的中朝贸易的资料初步显示，证明中方对1956年贸易议定书中规定的义务履行情况是满意的。
9个月来中国向朝鲜提供了价值人民币2.197亿元的商品，完成全年计划的90％以上。
同时，朝方在同期内却只完成了全年供货计划的58.4％。
1957年01月，中朝之间签订了1957年商品贸易额议定书和根据1953年11月23日协议对朝援助议定书，该协议有效期到1957年。
从1958年起，两国贸易关系将建立在普通商品交换基础上。
在进行有关1957年中朝之间商品交换问题的会谈进程中，中方无法完全满足朝方所提出的提供某些粮食品种的申请要求。
比如，朝鲜人坚持要中国1957年向朝鲜提供20万吨粮食；而中国人则推诿本国物质供应困难，只同意提供9万吨，并且经过长期谈判后才同意提供15万吨粮食。
1956年中朝之间代表团进行了大量交流，其目的是为了了解相互间国民经济不同领域中各自所取得的经验。
比如，朝鲜教育工作代表团10—11月期间到中国访问，熟悉考察了中国初高级教学安排情况。
差不多同时期，另一朝鲜代表团对中国金融和贸易进行了访问考察。
为了熟悉考察非灌溉水稻培植和朝鲜“人参”种植经验，中国农业代表团6—7月期间去了朝鲜。
1956年09月，中国林业部代表团访问朝鲜，熟悉考察朝鲜植树经验。
根据1956年中朝文化合作计划，双方进行了广泛的文化和体育代表团交流，举办展览会、电影节，并举行了印刷出版物的交换。
1956年02月，中国人民代表团一行125人访问了朝鲜。
随同代表团出访的有13个演出团组，成员总数达到755人。
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1956年中国在发展和巩固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关系方面取得了进一步成就。
1956年中蒙政府在两国关系和国际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上一直保持着经常和密切的工作联系。
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政府代表团三次访问了蒙古，其中3月份，中国出访代表团是由朱德同志率领的；7月份，为庆祝蒙古人民革命35周年，中国出访代表团则是由副总理李先念同志率领的；本年初，中国代表团出访是由中国铁道部长滕代远率领的。
1956年，蒙古方面，以达姆巴同志率领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党中央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并出席了中共八大。
1956年08月，中蒙之间签订了中国向蒙古提供总值1.6亿卢布无偿援助协议。
这项协议签订，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声称的，只是“偿清了陈年老账”（延安时期，为援助解放区），对发展蒙古经济以及巩固两国经济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根据这项协议，中国将在4年期间援助蒙古建设一系列大型企业（如精纺毛厂、玻璃器皿生产厂、造纸厂、标准房工厂和其他部分厂）以及援助对蒙古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系列产业的组织和配备（蔬菜种植产业、伐木业、渔业等）。
协议中规定，这些企业的建设和设计将根据蒙古工人和技术专家力量条件予以实施。
但是为建设这些企业，除了按照1955年04月所签协议规定目前已在蒙古的1.2万人之外，中国同志拟定另外再派遣1.5万—2万工人和技术人员。
过去的一年中，无论是中国政府一方，还是蒙古政府一方，对派往蒙古的中国劳动力予以了很大关注。
1956年中国向蒙古继续派遣了1955年未能成行的中国工人和专家队，计1.2万人，同时还有他们的家属。
由于蒙古当局对前来的中国工人的物质供应以及日常设施问题安排解决不够及时，使得中国工人中间出现了不满，甚至与蒙古当地居民发生了冲突。
此外，还引起中国同志许多意见的是，常常出现蒙古当局不加区别随意使用中国技术人员和高级技术工人的情况，并且在非工作时间内让他们去挖井和植树。
使馆了解到，中国同志具有向蒙古迁移很大一批中国公民的计划，但由于蒙古人采取的含糊立场，他们原则上不反对，但又不准备与中国同志就该问题讨论具体建议，因此这一问题至今依然悬而未决。
1956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国家中与中国贸易额取得很大增长的唯一国家。
1956年02月07日在乌兰巴托签署的中蒙1956年双方货物供应议定书中规定，今年商品贸易总额将比1955年增长1倍、比1951年增长8倍。
根据议定书要求，中国向蒙古提供了：大米、生丝、烟草、干果以及其他商品。
蒙古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依然还是蒙古马、毛皮和其他一部分畜产品。
1956年蒙古向中国出口了总值约1400万卢布的4万匹马。
1956年对中蒙贸易发展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是，按照两国贸易组织之间达成的相互协议，取消了过去所存在的价格不正常情况，比如，蒙古在苏联和中国采购的一系列同名商品存在着不同价格。
根据该协议，1956年所有相互供应的货物及其结算均按照中国和蒙古与苏联之间贸易结算时现有的等价价格。
1956年中蒙贸易的增长还促使开通了集宁至二连浩特的铁路运输直达列车。
1956年12月22日，中蒙之间签订了1957年双方商品供应议定书，根据该议定书，蒙古1957年将向中国另外再供应4万匹马、22.7万张皮革以及毛皮、马鬃、鹿茸及其他商品。
中国将向蒙古供应：机器、工具、建筑材料、丝绸、布匹及各种日常用品。
两国在文化领域合作发展顺利。
该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是，过去一年里，中国同志对发展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直接文化联系给予了特别大的关注。
比如，1956年访问蒙古的大多数中国文化代表团均来自内蒙古。
在赴中国的部分蒙古文化代表团同样也只限于参观内蒙古自治区。
1956年05月，内蒙古作家和演员代表团访问了蒙古，6月，内蒙古文化活动家代表团和民族剧团则对蒙古进行了访问。
鉴于庆祝蒙古人民革命35周年，旅顺和大连港演出团赴蒙古举行了音乐会。
蒙古方面，1956年蒙古文化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该团将近一个月对内蒙古文化教育机构进行了考察。
10月，访问内蒙古的还有蒙古铁路工作者青年代表团。
目前中蒙相关机构之间正在解决在呼和浩特——内蒙古行政中心开设蒙古总领事馆问题。
蒙古同志认为开设该领事馆对关注中蒙有关相互提供牧场协议的执行情况以及在该地区存在相当数量的蒙古公民情况是必要的。
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
中国对越南的政策在于，努力巩固作为一个人民民主国家的越南的地位，况且它在中国南部边界占据着重要战略地位。
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利用日内瓦协议来加强保障越南和平发展。
依靠我方在越南问题上所拥有的那些优势，中国同志在正式声明和宣传中揭露美国和吴庭艳集团旨在撕毁日内瓦协定和加剧越南分裂的政策。
然而，在他们看来，越南同志不该非常热衷宣传越南统一，从而避免越南民主共和国民众产生多余的幻想。
为此，中国同志考虑到以共同选举方式实现其余所有分裂国家（越南、朝鲜、德国）统一问题的复杂性。
在河内与越南活动家领导人会谈中，周恩来强调指出有必要对人民进行解释工作，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北方的人民民主主义制度，意思是说，越南统一是未来的事情。
中国朋友对越南就改善其与老挝关系及改变对老挝立场发表了看法。
他们指出，为了促进老挝的和平调解，从丰沙里和桑怒省撤走少量越南人是适合的。
中国同志不止一次并且尤其在年底对越南处理个别内政问题表示了担忧。
周恩来在抵达河内期间对越南同志发表了不同看法，认为近年内他们所采取的部分措施带有一些极“左”性质。
说到越南国内状况，中国同志在承认有必要克服大量缺点和错误的同时，认为越南改变对一部分问题，尤其是农业改革方针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中国同志认为，对富农地主和资产阶级分子让步使得这些分子甚至对人民民主主义制度采取了攻击，毫无疑问，这一点马上被吴庭艳所利用了。
1956年底，当帝国主义者加紧反苏和反共宣传后，吴庭艳还十分积极地开展了颠覆活动，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采取了一系列政治进攻。
据中国同志提供的资料，吴庭艳集团对挑拨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十分关注。
有关周恩来与越南同志的会谈情况中国同志向使馆只是概括地进行了通报。
但是，使馆不清楚，河内方面究竟是怎样接受中国同志的批评以及其结果又是怎样的。
1956年中国继续给予越南经济援助。
虽然其规模比1955年要缩小了一些，但对加强越南经济依然还是产生了很大影响。
根据1955年07月07日发表的中越联合公报，双方1956年07月26日签订了两项议定书，对援助的具体性质做出了详细说明。
其中一项规定中国向越南提供对其国民经济发展所必要的成套设备、轧件、机床、汽车、列车厢、船舶及其他商品。
第二份议定书规定中国向越南派遣工业、农业和林业、水利和交通领域的专家。
此外还规定向中国有关企业派遣越南实习生。
与此同时，中越还签订了1956年双方供货和结算协议。
1956年04月开通了越中空中航线，12月则签订了海运协议。
10月30日的苏联政府宣言发表后，中国政府特别重视消除与越南关系中的各种不正常情况。
对此中国同志，按他们的话说，对中越互相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周恩来在与越南的讲话中指出，在越南的中国专家必须谦虚谨慎，向越南人民学习并对其予以忘我的帮助。
在1956年11月22日签订的中越联合公报中强调指出，两国政府在各自相互关系中以及与其他国家关系中将坚决克服沙文主义性质的错误。
在对上述公报进行评论时，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写道：“由于中国是世界大国之一，我国人民就更应该特别注意防止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
中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政策在于围绕苏联巩固社会主义各国的统一与团结，保障其相互安全，在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国家独立和互相不干涉内政基础上加强经济、科技和文化合作。
中国政府对这些国家的各项措施正是基于这些任务出发的。
1956年中国与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关系得到了继续巩固。
1956年1—2月，以朱德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先后访问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
中国代表团支持华沙条约组织国家有关建立这些国家武装力量联合司令部的措施，并于1956年01月派遣了自己的观察员——中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出席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
1956年09月，鉴于中共八大举行，欧洲人民民主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在其政党领导活动家的带领下全都访问了中国。
邀请这些政党领导人赴中国出席中共八大，极大地促进扩大了中共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兄弟党之间的交往。
中国朋友组织安排这些国家代表团成员在华行程，让他们一一了解中国国内状况、个别地区在社会主义建设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1956年12月，彭真率领的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并于次年01月访问了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旨在消除相互关系中个别误会的措施表示了欢迎。
鉴于1956年10月30日苏联宣言的发表，1956年11月01日发表的中国政府声明中强调指出，这一宣言对纠正社会主义国家互相关系中的错误、巩固其之间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朋友在公开讲话中总体上强调指出有必要彻底克服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始终一贯遵守完全平等、尊重国家独立和不干涉内政原则。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密切关注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内的局势，并对这些国家中及其与苏联和彼此之间的互相关系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作出相应的反应。
中国朋友认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应该成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有益教训，必须深入研究这些事件并从中作出正确结论。
在11月01日的声明中，中国政府指出，不久发生的波兰和匈牙利整个事件过程对加强民主、独立、平等以及在发展生产基础上提高人民物质福利提出了要求，并强调，这些要求是完全正确的。
如果在第一份声明中还未强调匈牙利事件反革命性质的话，那么在第二份声明中，尤其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对匈牙利事件所作出的这种评价则是十分明确的。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赞成苏联政府对匈牙利工农政府镇压法西斯分子嚣张气势所给予援助的行动，支持Я·卡达尔政府，谴责西方国家和联合国干涉匈牙利内政。
1956年11月05日的电报中，中国政府对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战胜法西斯分子表示了欢迎。
鉴于匈牙利出现的经济困难，中国政府决定无偿转给匈牙利工农政府价值3000万卢布的物质和资金供其支配，以作为对匈牙利人民的友好援助和支持。
11月，中国政府向匈牙利发送了1.2万吨大豆和花生，年底又发送了4.4万吨各种食品。
匈牙利法西斯叛乱期间，由于在匈牙利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匈牙利专家和在中国的匈牙利人民军队演出团成员中弥漫着不健康的反苏情绪，中国同志对他们进行了大量教育工作，阐明匈牙利事件的真实含义。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关注波兰局势的发展。
中国同志一开始就强调匈牙利与波兰事件之间的原则区别，指出，匈牙利И·纳吉政府实质上是向反动势力投降，其结果造成反革命分子在10月底和11月初期取得了力量上的优势，而波兰政府和劳动人民则是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拒绝华沙条约组织。
在中国期刊上没有刊登有关波兰局势或者针对波兰政府的任何批评文章。
《人民日报》将1957年01月苏波谈判及其成果评价为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正确关系的活生生的例子”。
波兰领导人更换之后不久，1956年10月，毛泽东同志接见了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并要求向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转达了一系列友好建议。
毛泽东同志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必须特别重视巩固波苏友谊，目前不提苏军从波兰撤离的问题，巩固党的统一，宽大对待犯了错误的党的老干部，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
鉴于波兰事件和苏波谈判，中国朋友仔细检查了中国与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关系中是否有违反平等原则的地方，特别重视与波兰贸易的条件和中波轮船公司的工作。
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社会各界激起了针对这些国家产生骚乱的原因、苏匈和苏波关系中的问题、匈牙利过去领导人所犯错误的广泛热烈讨论。
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文章和文献上刊登对这些事件的观点之前，党员、干部、大学生、知识分子等对匈牙利和波兰事件性质发表了各式各样以及时而混乱不清的观点。
个别知识分子代表和民主主义活动家提出的看法是，匈牙利出现骚乱责任在苏联、苏军帮助镇压匈牙利反革命叛乱是毫无依据的，是干涉匈牙利内政。
在中国政府就这些事件所阐述的立场的文献上发表之后，其立场马上得到了工人和职员阶层、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民主主义活动家的支持。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匈牙利和波兰事件成为工人、职员和知识分子部分人之间对工资增长水平缓慢、粮食商品供应和居住面积保障不足情况的不满情绪的逐渐而公开的流露。
1956年，中国和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继续保持积极的贸易交往。
年初，中国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举行了贸易代表团交流。
1956年01月，中国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签订了1956年商品贸易及支付协议和议定书，1956年03月则与阿尔巴尼亚签订了协议。
6月，在波兹南举行的国际交易会期间，中国与波兰组织之间签订了总价4100万卢布的商品交换协议。
此外，1956年07月04日，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签订了1958年至1962年间长期贸易协定。
与此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1956年中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出现了部分缓慢增长，甚至有部分缩小的明显趋势。
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对扩大与中国贸易很有兴趣。
但1956年期间，由于中国出现经济困难，中国经济机构不愿去满足扩大商品贸易规模的建议。
比如，1956年初，拉科西亲自写信给毛泽东同志，建议将中国和匈牙利之间的1956年商品贸易总额提高到3000万卢布，未来再提高到2亿卢布。
中国政府回复道，鉴于国内经济困难，中国无法同意扩大这种贸易。
由于这一原因，中方取消了与匈牙利签订长期贸易协议的决议。
1956年上半年，鉴于国内困难局势，阿尔巴尼亚政府向中国提出了向阿尔巴尼亚出售20000吨小麦和玉米的请求，其中6000吨，阿尔巴尼亚请求于1956年09月发货。
中国对外经济组织拒绝了阿尔巴尼亚这一请求，声明道，中国无法出售所请求的粮食数量，因为中国1956年同样遭遇了粮食供应困难。
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11月16日与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大使会谈中对中方组织的这些行动予以了解释与说明。
周恩来说，中国现在出现了经济困难，将影响到与兄弟国家经济合作的长期计划的制定。
在与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经济代表团会谈时，周恩来强调说，举行的将只是初步的谈判、协商和交换意见。
同时周恩来指出，处于经济严重状况的个别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将通过特别方式予以研究，因为这已经超出了对外贸易关系的领域。
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合作。
年初，中国政府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了对建设45个大型企业给予援助的请求。
其初步要求是，捷克斯洛伐克在华将建造一系列热力和水力发电站、合成汽油厂、化工厂、冶金厂、食糖厂等，并对这些企业提供成套设备。
然而后来，这些企业则被缩减到14家。
相关的总协议没有签订，只是对个别企业签订了合同。
1957年上半年，将期待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赴中国进行有关这一问题的谈判。
在中国与民主德国贸易关系中也同样出现了这种趋势。
1956年中方组织通知东德方面，他们提出要向东德订购价值几百亿卢布的设备。
其初步要求是，这些供货将包括几十家大型企业的成套设备。
但是在以后谈判过程中，中方并未确认自己之前的订购要求，只确定1957年东德对华提供价值1亿卢布的供货量。
在此期间，根据之前所签订的贸易协议，反而去重新审议削减供货数量。
与此同时，中方明显减少了对民主德国所供应的一系列粮食商品，尤其是肉类、脂肪、含油作物。
中方组织拒绝起先所订购的工业设备以及力求减少向民主德国出售粮食的做法引起了东德方面的不安。
根据1957年01月访问中国的民主德国贸易代表团负责人科贝尔的话说，这可能会导致民主德国生产能力供应不足并对给国内取消粮食供应卡带来困难。
为此，目前东德对外贸易组织正在设法了解有无可能向中国采购哪怕有时对东德并不需要的新商品品种，只是为了避免减少东德与中国之间的商品贸易规模。
科贝尔同时还因中国与民主德国商品贸易规模继续缩小对中国与民主德国的贸易发展表示出担心。
中国与1956年底来华的波兰贸易代表团之间举行的谈判未能扩大双方贸易供货。
1957年中国与波兰的商品贸易规模增幅极其有限。
中国朋友总体上对1956年经互会会议的结果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该措施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发展新阶段的开始，为其经济新的广泛而有力崛起创造了条件。
中国政府向经互会会议派遣了自己的观察员。
1956年，中国与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科技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扩大。
一年内先后举行了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科技合作委员会联合会议，并签订了相关议定书和协议。
同时还签订了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合作协议。
在11月16日与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大使就中共中央第2次全体会议决议所举行的会谈中，周恩来强调指出，中国与其他国家技术合作协议将得到执行。
但指出在早先科技合作工作中存在一系列不足。
比如，中方有时提出十分大量的订购申请，使得兄弟国家难以履行承诺。
周恩来说，必须给科技合作奠定更现实的基础，明确确定中国的需求和能力。
与1955年相比，1956年在华工作的来自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专家人数有了很大增长，并且保持了继续增长。
这从中国国务院外国专家工作管理局所提供的下列数据中可以看出：
来自其他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专家人数增加使苏联专家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尤其是产生了与其建立至今尚未有任何联系的必要性。
我国的专家直到目前依然还是单独工作和生活，与其他国家专家不相往来。
1956年01月，匈牙利政府像苏联一样向中国赠送了一套长途电信设备，并为组建该站工作派遣了自己的专家。
建于山东省的新长途电信站被授予了“中匈友谊长途电信”称号。
1956年06月，中国在捷克斯洛伐克赠送的一整套机器和设备基础上建立了“中捷友谊国家农场”，还有中阿友谊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6年，中国与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文化交往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1956年1—2月期间，中方与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波兰、民主德国分别签订了1956—1957年文化合作协议执行计划。
一年内，中国与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分别开展了社会、专业科学、文化和体育代表团以及艺术团体的广泛交流。
中国向这些国家派遣的代表团有：赴民主德国的中国律师代表团、赴罗马尼亚的卫生工作者代表团（3月份）、赴波兰的煤炭专家代表团（3月份）、赴波兰和民主德国的新闻记者代表团（3月份）、赴罗马尼亚的工会代表团（11月份）、赴民主德国（3月份）和阿尔巴尼亚（11月份）的青年代表团、赴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学生代表团（8月份）和妇女代表团（3月份）等。
此外，中国演员团组、文艺演出团和杂技团先后出访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保加利亚。
1956年，访问中国的有：捷克斯洛伐克农业工作者代表团（6月份）、德国研究农业和饲养家畜问题科学家代表团，他们分别访问了华北和华东（5月份），以及民主德国培植野生植物代表团、罗马尼亚科学家代表团（11月份）、民主德国教育和记者工作者代表团（12月份）、工会、青年代表团、文艺演出团等。
1956年，在中国先后举办了几个电影节的人民民主主义国家有：捷克斯洛伐克电影节（5月份）、保加利亚电影节（9月份）。
一年中，中方组织与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相互系统地举办了展览会。
1957年，为了节省经费，中方组织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与人民民主主义国家之间文化合作方面所需资金和活动次数。
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
1956年，中国政府继续奉行其过去所制定的与南斯拉夫保持建立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领域更加密切关系的方针。
中国对南斯拉夫的立场是以争取进一步接近南斯拉夫、吸引其靠近社会主义阵营的需要为基础的。
直到1956年底，中国同志对南斯拉夫人，甚至在那些与南斯拉夫之间存有严重分歧的问题上都未公开提出过任何批评意见。
通常在这些情况下，中国同志只是采取限制阐述对各种问题的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不发表与其不相符的自己的言论以及不去过于突出这些分歧。
中国同志的这种克制被南斯拉夫人错误地解释和理解为，如果不是间接支持的话，那么就是对南斯拉夫“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国家共产主义”思想的默认。
可见，由于这个原因，南斯拉夫领导人在自己的官方发言中始终赞扬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现实，中国“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尤其强调中国与南斯拉夫在建设社会主义方式和途径上的“共性”。
在这方面非常有代表性的是南共联盟代表团团长И·维塞林诺夫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
如同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无数次讲话中所说的那样，维塞林诺夫把自己讲话中的相当部分用来赞扬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原则”、“通过工人苏维埃取得社会自治”和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可见，是为了设法向中共证明“南斯拉夫道路”的优越性。
但是，自中国新闻报刊上刊登了兄弟党对1956年11月11日铁托在普拉讲话的反应之后，南斯拉夫人开始彻底明白了，中国同志对南共联盟领导人近几次讲话所持的立场对他们来说是远非有利的。
因此，南斯拉夫驻华外交官采取一系列步骤，打算对中国同志施加明显压力，促使中国人至少对南斯拉夫人自己提出辩论的问题不公开发表看法（参见大使与王稼祥就其1956年12月11日与波波维奇 之间谈话的记录）。
在有些情况下，南斯拉夫试图甚至采取类似威胁的手段，声明指出，如果中国同志对南共联盟持批评立场的话，那么这将是“退回到1948年了”，如果这种情况还继续发生的话，那么“南斯拉夫人将会坚持到底”。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本质上是对南共联盟领导试图修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党的领导作用、10月革命意义以及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经验等一系列基本原理给予了回击，如果不是下结论的话，那么事实上也就是说，南斯拉夫人设法从中国朋友那里寻找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道路支持的企图是徒劳的。
1956年，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国家关系发展朝着好转的方向向前大大推进了。
中国与南斯拉夫在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上，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行使主权问题、在涉及巩固和平与缓解国际紧张局势问题及其他一些问题上，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
尽管中国与南斯拉夫同志在处理解决这些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时存有一些分歧，但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南斯拉夫新闻报刊一年内多次发表声明支持中国的正义要求。
在过去的一年中，南斯拉夫人曾提出要求举行中美更高级别谈判，从本质上说也是支持中国政府对改善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立场。
由于1956年02月中国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份贸易协议得到了完成，中国与南斯拉夫贸易规模与过去一系列年相比有了很大扩展。
1956年12月，在北京举行了中国与南斯拉夫经济代表团谈判，其结果是，双方签署了关于延长1956年02月17日中南在贝尔格莱德签订的贸易协定有效期的公报。
协议规定，协议双方在进出口中应遵循最惠国待遇原则，并在1957年间，双方向各自对方提供价值700万英镑的商品，这几乎是超出了1956年水平的3倍。
在谈判期间，南斯拉夫人坚持要进一步地扩大中南贸易，并设法取得中国同意向南斯拉夫提供贷款。
但由于中国出口商品不够以及必须对其更为迫切需要的领域提供帮助，中方没有接受这些提议。
南斯拉夫人同时还提议建立类似中波公司那样的中南轮船合资公司。
但南斯拉夫人的该项建议也未被接受，因而引起了他们极大的不满。
南斯拉夫人试图把中方拒绝这些建议与铁托近期的讲话联系起来。
在扩大与南斯拉夫贸易关系上，中国表现出部分矜持态度，其中另一原因在于，1956年02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贸易谈判时，南斯拉夫人拒绝了向中国提供一系列战略性质的商品，因为这些商品是南斯拉夫出口到资本主义国家的。
在贸易谈判的同时，还举行了中南科技合作委员会会议，结果是签署了该委员会章程。
在过去一年内，中国与南斯拉夫之间互相交流的代表团有：青年代表团、妇女代表团、军事代表团和体育代表团。
此外，1956年去中国的代表团有：南斯拉夫经济代表团、南共中央委员维塞林诺夫（他还率领南共联盟代表团出席过中共中央八大）率领的南斯拉夫农业代表团、南斯拉夫电影工作者代表团和艺术活动家代表团。
中方访问南斯拉夫的代表团有：中国作家代表团、中国杂技演员代表团及其他一些代表团。
1956年在南斯拉夫举行的中国工艺品展览会取得了很大成功，继在贝尔格莱德展览后，在南斯拉夫其他城市又先后进行了展览，就像中国人民赠送礼物展览一样。
此外，1956年04月，在萨格勒布举行了中国集邮展览，而在贝尔格莱德则举行了中国古代书画和版画展览。
1957年01月，在北京举办的南斯拉夫图片和艺术展览会开幕了。
为庆祝南斯拉夫国庆节——共和国日，在中国20个城市先后举办了南斯拉夫电影周。
1956年，中国与南斯拉夫签订了两项协议：2月份签的邮政通讯协议和4月份签的关于影片租赁和纪录片相互交换的协议。
1957年01月，彭真同志率领的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了南斯拉夫。
在对待苏共与南共联盟之间所发生的涉及南斯拉夫的所有问题上，中共中央全都赞同苏共的路线，这一切在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同志与大使多次会谈以及一系列官方声明中都有所反映，证实了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中共赞同苏共中央的立场。
三、中国与东南亚国家
在对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上，中国依然主要将精力集中在对这一地区的民族国家解放进程给予积极支持，降低这些国家对帝国主义的依附，力争消灭侵略集团和扩大整个亚洲“和平区”。
如同以往那样，中国政府的策略是力求最大地利用亚洲国家与帝国主义强国之间的矛盾。
在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上，中国始终一贯地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把其视作为这些国家接近中国共同接受的基础，视作为争取巩固其独立的战斗武器。
作为一个从帝国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亚洲国家，中国坚定地提出团结亚洲各国的口号，号召他们用和平手段解决其所存在的争议问题，旨在不让帝国主义者有利用这些矛盾的机会。
在对待侵略集团成员国（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以及站在中立立场上的其他亚洲国家问题上，中国朋友自然采取了各种不同的策略手段。
根据目前亚洲的具体情况，中立是亚洲民族资产阶级国家民族解放意志的表现形式，是其争取摆脱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独立的斗争方式，是反抗美国和其他殖民主义列强的方式，中国朋友针对各国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目的是从自己一方来促进巩固和发展亚洲国家这种中立地位。
对那些参加美国所建立的军事集团的国家，中国朋友并不公开向他们施加压力，相反，对这些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因对帝国主义的依赖而遭受的困难还尽量表示了理解，并明确表明支持他们的愿望。
中国以此极力鼓励这些国家保持中立倾向，并不断强调他们参与这些集团是不得人心的。
中国朋友的出发点是，对瓦解集团需要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因此，作为眼前任务，应该设法哪怕甚至去降低亚洲国家在侵略集团中的作用和积极性。
1956年，中国政府极其重视发展与亚洲国家政府领导人、著名国家和社会活动家的个人交往。
在这些会面时，尤其是周恩来出访亚洲8国时，中国同志灵活而多方面地为执行上述任务而努力。
周恩来的出访毫无疑问是中国近期最大的外交活动。
这次出访使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得到了进一步接近，促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不仅在中国代表团所到达的国家，而且在邻近国家，赢得了广泛的拥护。
应该指出的是，周恩来向亚洲国家领导人阐述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许多内政外交问题，竭力强调指出，亚洲国家和我们阵营应该共同对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冒险和颠覆活动。
由于周恩来对亚洲国家的出访，大大抵消了因匈牙利事件而掀起的反苏和反共宣传的效果。
中国同志对周恩来出访亚洲国家所取得的政治成果表示了满意。
他们指出，各国政府分别为周恩来举行了十分友好的招待会，尤其是中国代表团所到之处几乎都受到了社会各界和民众的热烈欢迎。
出访期间，亚洲国家人民群众对中国明确地表现了巨大同情，视其为坚决地摆脱帝国主义桎梏和封建主义压迫并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的亚洲强国。
按照陪同周恩来出访同志的话说，与中国代表团的会晤常常超出了本地当局所拟订举行的框架。
1956年中国政府为巩固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和经济联系作出了许多努力。
中国政府鼓励进行各种代表团之间的交流。
积极采取措施以打破对中国贸易禁运和开展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
1956年11月，在广州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共展出了1300多种商品。
邀请了亚洲和非洲贸易界3000多名代表参加。
1956年中国与亚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贸易总额比1955年增长了39.4％，或增加了7.356亿卢布。
在中国与资本主义各国商品贸易规模中亚洲和非洲国家所占比重达到64％。
中国与亚洲国家进行贸易是为了赢得政治成果，在经济问题上经常予以让步。
（详情参见使馆1956年上半年工作报告。）
甚至现在，在中国被迫稍微缩小自己对外贸易总量的情况下，依然规定要扩大与亚洲许多国家的商品贸易规模。
印度。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政府继续巩固与印度的友好关系，支持其奉行的对外中立政策。
中国同志认真关切的是，印度人对中国外交和内政能形成更加正确的理解。
中国政府多次秘密地向印度通报自己对国际问题的立场。
周恩来在新德里访问期间，与尼赫鲁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充满信任的意见交换，尤其是他对尼赫鲁阐明了匈牙利事件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
印度驻华使馆十分愿意促进对中国社会改造和中国人民生活的其他方面的研究。
1956年，印度政府向中国派遣了为期不等的4个阵容十分庞大的代表团，他们专门对这些问题从事研究，如农业合作化与规划、铁路交通工作、中国的五年计划及规划机构。
在对印度表示真诚愿望的同时，中国同志向印度人讲述了其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和一些不足，这无疑使印度人对中国产生了好感。
1956年，中印之间各种官方、社会、体育、文化和宗教代表团交流开展得十分活跃。
印度议会和军事代表团对华进行了访问。
为了巩固与印度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解决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访问印度的问题。
美国人试图利用这一活动，通过其在印度的代理人在印度境内掀起宣告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不回西藏的运动。
一些印度反动组织和亲美的社会各界在纵容印度政府时参加了这一挑衅运动。
周恩来在新德里时提请尼赫鲁关注这些事实，并坚定地指出，如果达赖喇嘛滞留不归的话，一切责任将由印度政府承担。
为此，尼赫鲁再次让周恩来确信，印度始终一贯地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印度当局不允许在自己境内进行敌视中国的活动。
中国朋友考虑到，印度国内存在一定数量的政治势力，他们采取公然敌视中国，图谋公开对抗中国的西藏政策并一直在从事有关西藏应该成为独立国家的宣传。
中国竭力扩大与印度之间的贸易联系。
1956年中印贸易规模比1955年增长了35.6％，并且增长部分靠的是中方的出口。
中国从印度的进口规模缩减了33％。
在中国从印度进口中占最大比重的是生棉、黄麻和烟叶（按对印度烟草采购量比较，中国与印度烟草主要进口方——英国相差无几）。
中国对印度出口的商品为丝绸、纸张、化学品以及大米和工业产品。
中印之间所形成的友好关系巩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减轻了其许多外交任务的压力。
印度政府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给予中国积极的支持。
有关在第11届联大会议上讨论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就是由印度提出的，从而给美国制造了相当大的麻烦。
印度继续努力扮演中国与美国关系中的中间人角色。
印度政府公开表示，希望中国和美国大使尽快在日内瓦举行的谈判中达成协定。
为此，印度谴责了“不承认中国”的政策。
在访问美国期间，尼赫鲁在艾森豪威尔面前提出了改善美中关系问题。
而在自己的讲话中则表示反对“两个中国”原则并强调指出，没有中国的参与，无法解决亚洲的国际问题。
中国朋友欢迎和鼓励印度政府所做的类似行动，同时，在严肃的原则问题（比如匈牙利事件）上或者涉及事关其自身特殊利益的问题上的分歧则持足够的坚定立场，比如，他们不赞同印度提出的有关释放在华服刑的美国间谍的建议。
中国政府竭力设法利用印度的中立政策和国际威望，以扩大“和平区”。
在一系列情况下，中国政府在与柬埔寨、老挝和日本这些亚洲国家关系上采取让印度做中间人。
这不仅有助于中国解决各种外交任务，而且有利于建立与印度更密切的关系。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始终十分关注与印度的互相关系问题。
毫无疑问，印度在中国政策中比其他亚洲国家占据着更重要的地位。
中国完全考虑到印度不仅在亚洲，而且在西方所能起到的作用。
所以中国政府竭力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去巩固其与印度的关系，只要存在可能的话，在国际事务中去联合印度一起或者得到其在国际事务中的支持。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政府通常总能够与印度政府就中国感兴趣的问题达成协定和协议。
鉴于中国与尼泊尔关系的发展，中印关系具有某些特殊性。
1956年09月20日签订了“关于保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尼泊尔王国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通商和交通的协议”。
这一协议声明，中国与尼泊尔“将拥护和平和友谊”。
协议以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为出发点。
9—10月，尼泊尔首相阿恰里亚访问了中国。
访问期间，根据尼泊尔人的请求，签订了有关中国向尼泊尔提供价值6000万卢比无偿经济援助的协议。
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把尼泊尔视为几乎是印度一部分的印度政界的担心。
所以，为缓解印度人这一不可避免的反应，中方采取了各种措施。
比如，中国取消了尼泊尔起先提出与其签订条约的建议，拒绝了向尼泊尔派遣自己的专家以及在加德满都和北京互设中国和尼泊尔永久大使馆的建议。
在中国朋友看来，他们最终使得尼赫鲁能比较平静地去看待中国与尼泊尔之间所建立的关系。
缅甸。
考虑到缅甸复杂的内政局势和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对其的压力，中国政府1956年十分关注支持和加强与缅甸的友好关系。
中国朋友积极利用各种机会，以支持缅甸统治阶层中以拥护缅甸自主独立和外交中立的部分人。
为此，中方耐心地处理研究中国与缅甸之间所积累的一系列无法调解的问题（中缅边境、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在缅甸的华侨等，这些问题被反对中缅接近的敌人广泛利用，以便在两国关系中煽起纠纷和散播猜疑）。
1956年中国政府对中缅边境问题表示出不少善意并作出了妥协的准备。
（详情参见“关于中缅边境问题谈判”说明资料，发文号934，1956年12月04日。）
应该指出，在对边境问题的长期谈判中，吴巴瑞政府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中国施压。
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加剧与缅甸关系的紧张，毫无疑问，这样做只有对那些反对缅甸中立、独立政策以及缅中友谊的敌人是不利的。
中国政府甚至在边境问题上作出了实质性让步。
根据1956年11月初周恩来与吴努之间在北京达成的协议，双方至年底从互相有争议的领土撤走了军队，并举行了一系列活动，旨在向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解释边境协议的重要性。
然而，边境问题的调解尚未结束。
吴努率领的缅甸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1956年10—11月）以及周恩来出访缅甸（1956年12月）被中国政府又一次抓住利用，为了打消缅甸统治阶层对中国好像准备在某种程度上实施对缅甸内政干涉问题所存在的担心，两国政府领导人之间讨论了缅甸国内战争问题。
众所周知，反动分子竭力设法阻挠中国和缅甸之间逐年不断发展的合作，广泛利用反缅共宣传来攻击中国政府。
如同去年一样，在与吴努和缅甸其他活动家以友好委员会形式举行的会晤中，中国领导人对扩大缅甸民主主义战线和以政治方式解决内部分歧的益处发表了意见。
这样看来，中国朋友再一次清楚地让人明白，他们并非是在如何极力利用内部纠纷，相反，而是欢迎缅甸国内局势能保持稳定。
在会谈中，中国同志坚决打消掉了缅甸人的疑心，怀疑中国政府似乎在引导在缅华侨从事反政府活动。
在仰光华侨集会上，周恩来彻底打消了这种怀疑，中国政府与华侨反缅活动毫无关系，相反，周恩来呼吁中国公民尽量遵守缅甸的风俗和法律，支持缅甸政府的措施，为避免误会，他拒绝参加缅甸政党和组织的活动。
周恩来这一讲话不仅在缅甸，而且在亚洲拥有几百万华侨的其他国家（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都得到了极为良好的反响。
在离中国边境不远的缅甸境内存在着约3000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
缅甸政府声明说，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粉碎国民党分子，事实上是想逃避责任。
同时，根据可靠消息来源，缅甸当局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国民党并与这些国民党分子保持联系。
缅甸人倾向于利用自己境内存在的这些国民党部队来对中国实施一定的压力。
中方认为，最好暂时不要去提出这一尖锐问题，不要去揭露缅甸政府的不友好立场。
近一年中，两国积极开展各种代表团交往。
中国朋友对自己在这方面工作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不久前叶剑英元帅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对缅甸的回访。
1956年，双方（首先是中国朋友）为发展中缅经济关系采取了十分积极的努力。
1956年中国采购的缅甸商品比1955年多了一倍，实际上是对缅甸的积极援助。
1956年夏天，签订了有关中国向位于塔曼卡由中国专家援助在建的纺织厂提供设备和原料的合同。
12月31日，在仰光还签订了有关扩大中国援助该厂的两个合同。
按照这些合同，中国将向缅甸提供相应的设计资料并另外向缅甸派遣技术专家。
柬埔寨和老挝。
去年中国为接近柬埔寨和老挝采取了积极步骤。
1956年02月，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了中国。
访问结果是，两国政府之间建立了联系并达成了发展中柬经济和文化关系协定。
西哈努克在中国期间以及周恩来回访柬埔寨的时候，中国朋友对柬埔寨政府所声明的奉行中立政策的意向表示了理解和赞成。
中国强调了在众所周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柬埔寨建立关系的愿望。
正如中国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柬埔寨当局为周恩来举办了热情洋溢的招待会。
为了更大程度上接近柬埔寨，促进削弱其对美国的依赖并鼓励其政策中的中立倾向，中国政府决定向柬埔寨提供经济援助。
1956年06月，双方签订了协议，根据该协议，中国无偿提供柬埔寨的援助规模为800万英镑。
中国在柬埔寨将建立几个不大的工业企业、医院和水利灌溉设施，还向柬埔寨派遣了中国专家组。
中国政府对在京柬埔寨经济使团给予了事实上的外交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柬埔寨也派遣了经济使团。
应该指出的是，国民党领事馆在柬埔寨依然还在工作。
虽然柬埔寨当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声明说，他们不承认该领事馆，但同时他们又不赶走国民党代表并允许他们进行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努力根据日内瓦协定条例促进和平解决老挝问题。
中国朋友认为，看不到巴特寮具备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任何前景，王国政府与巴特寮势力之间斗争加剧只会导致美国的干涉。
在他们看来，在苏发努冯亲王和梭发那·富马亲王取得协议之后，老挝的进步力量应该自主、积极地争取国家民主。
至于我国对老挝问题的立场，他们应该设法让王国政府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协议，而不是竭力通过各种限制和消灭巴特寮势力方式来寻找巩固自己的阵地。
中国为富马亲王首相率领的老挝代表团来访举行了热情洋溢的招待会。
鉴于老挝政府正遭受着内外困难，如同与柬埔寨代表团的谈判一样，在与老挝代表团的谈判中未提出有关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中方表示准备给予老挝经济援助，并且向老挝人表明，向他们提供援助如同对柬埔寨提供援助一样，将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
再者，由于富马担心中老关系与解决老挝统一问题之间有某种联系，所以中国政府建议老挝自己来决定何地、何时和何种代表团进行有关对柬埔寨 提供经济援助的谈判。
富马对中国给予经济援助的建议当众表示了感谢。
谈判中，老挝人提出希望周恩来对老挝的访问安排在较晚时间。
中国朋友认为，在调解老挝内政之前，老挝政府不想接待中国代表团。
于是初步商定，今后两国政府将通过印度保持联系。
老挝代表团对中国的来访有助于老挝政府加深对中国立场正确的理解，也为进一步发展中老关系创造了前提。
两国之间所取得的某种接近给那些内外势力制造了障碍。
他们试图把王国政府推向拒绝履行富马与苏发努冯之间协议的道路上。
印度尼西亚。
在印度尼西亚选举以及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取代哈拉哈普内阁之后，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重新又顺利发展起来。
各种代表团的交流以及建立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著名国务活动家之间的个人交往呈现出一片活跃景象。
中国十分重视议会代表团以及一系列其他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来访。
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苏加诺总统对中国的来访。
中国政府为其举行了十分隆重而热情洋溢的招待会。
苏加诺对其中国之行感到十分满意。
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中国在经济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规模、中国人民的政治统一和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内的民主党派合作。
中国同志极为关注印度尼西亚的发展。
他们将印度尼西亚政治制度不稳定的原因解释为印度尼西亚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
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利用印度尼西亚民族资产阶级软弱以分裂其队伍，动摇政府稳定，破坏国家经济独立，阻挠中立和独立外交政策的推行。
中国朋友认为，对印度尼西亚政策的出发点应该是，有必要支持由苏加诺、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等人领导的为维护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的力量。
中国朋友正是遵循这点，以往在一系列问题上予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各种建议。
与1955年相比，中印贸易规模有了极大增长。
1956年11月，在北京签署了中印贸易协议并将1954年支付协议期间延长了一年。
根据贸易协定，每方的供货量应该是1200万英镑，超出了1953年第一份贸易议定书所确定的贸易总额的4倍。
双方谈判中还讨论了经济和技术合作问题。
这些问题讨论最终达成了协议，中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印度尼西亚提供部分种类的轻工设备，向印度尼西亚派遣自己的专家以及接受印度尼西亚实习生，以提高他们的技术专长。
从政治设想出发，中国向印度尼西亚出售了那些甚至连其本身都十分需要的商品（钢铁制品、棉纱线、铁矿石等），而向印度尼西亚所采购的商品则多半是印尼感到销售困难的商品（砂糖、可可油、椰子干籽、调味作料等）。
其结果是，1956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增长了3倍多，而从印度尼西亚的进口数量则几乎增长了一倍。
中国政府在结算问题上也迎合了印度尼西亚。
比如，如果说1965年之前根据贸易议定书和支付协议，印度尼西亚在一旦出现商品贸易债务情况下必须用外汇来进行支付的话，那么根据1956年的贸易协议，这一债务则可以用货物来予以偿还。
1956年，遵照自己国家利益，印度尼西亚政府声明道，印尼对橡胶贸易限制将不予遵守。
这对于对华禁运政策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中国政府始终极为担心200万印尼华侨对印尼国内事务的进程产生负面影响。
在新闻报刊和中国国务活动家的讲话中，不止一次地强调说，中国政府呼吁华侨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不要参与政治活动。
众所周知，1955年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有关双重国籍的条约”。
但反动党派（马姆米等人）因试图利用华侨问题达到国内政治目的并破坏中国与印尼的关系而坚持反对这样做，因此，印度尼西亚议会至今未能批准这一条约。
锡兰。
自从亲帝国主义的科特拉瓦拉政府选举失败以及班达拉奈克执掌政权后不久，锡兰政府就采取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步骤，向中国派遣了以锡兰驻英国最高特使克利斯为首的锡兰代表团。
1956年09月14日，在北京签署了有关建立外交关系和扩大贸易及文化联系的中锡联合公报。
至周恩来访问锡兰之后，双方已达成了互派大使的协定。
周恩来在锡兰访问期间，中国同志坚信，锡兰政府和社会各界是希望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的。
锡兰民众，包括农村，处处以极大的热情迎接周恩来及其陪同人员的到访。
1956年与锡兰的贸易得到了继续顺利发展。
1956年两国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1955年水平的236.7％。
1956年12月29日，在科隆坡达成了有关延长中锡贸易协定至1957年底的协议，并且签订了中国向锡兰提供27万吨大米以及锡兰向中国提供5万吨橡胶的合同。
中国政府对发展与锡兰的贸易赋予了重要意义。
按照政治考虑，中国朋友作出了一定的牺牲。
比如，从1952年起，中国按照比新加坡橡胶价格高出许多的固定价格支付锡兰所供橡胶。
这使得锡兰获得了2亿锡兰卢比的利润。
如今按对华进出口业务规模，锡兰在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对外贸易中占据了主要地位。
中国在锡兰对外贸易中同样也占据了首要地位。
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关系，在过去一年中得到了一些发展。
中国同志为扩大文化，尤其是与这一地区的贸易联系做了许多工作。
在这方面各种华侨组织起了很大作用。
中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的上升使得英国，尤其在相当大程度上引起了主要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当地反动活动家的担心。
按照他们的指令，有步骤地展开了反华运动，煽动华侨与马来西亚人进行冲突，追踪和逮捕进步活动家。
年底，香港骚乱之后，反动势力发动了特别强大的反华运动。
英国人及其代理人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破坏中国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民众中间上升的威信，使他们无法与中国接近。
中国同志积极利用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所出现的经济困难。
美国和英国减少了对自然橡胶的采购。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向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提出购买其橡胶的建议。
并声明说，今后还将采购橡胶。
这一提议显然对在该地区工商界留下良好印象是有利的。
在他们的压力下，1956年06月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声明说，他们对橡胶贸易禁运的限制将不予遵守，并将鼓励旨在扩大“法律框架内”的对华贸易的各种努力。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工商界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
作为该代表团顾问，前新加坡首席部长Д·马歇尔随团抵达。
该代表团82名成员中有些是著名的商业界代表。
在抵达中国之前，马歇尔在东京举行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声明道，敌视中国的政策不会带来任何益处。
相反，“孤立”中国对新加坡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将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朋友极为重视马歇尔和全体代表团。
与代表团的谈判是以签订一大笔交易而顺利告终，可更重要的是，此举是理顺中国与该地区的商业直接联系的一个重要步骤。
然而，谈判中也显露出许多阻碍与该地区商业往来的困难。
这些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华贸易所制定的限制以及英国人的反对所造成的。
中国同志极其重视与巴基斯坦进一步发展关系。
正如以上所述，中国对巴基斯坦（以及泰国和菲律宾）的主要努力方向是争取这些国家保持中立和脱离侵略集团。
去年，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来华访问，而周恩来又访问了巴基斯坦。
众所周知，为苏拉瓦底的来访中国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期间双方仔细研究了中巴关系各个方面。
鉴于巴基斯坦内政外交上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国内对巴基斯坦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存在着不满，巴基斯坦统治阶层对改善与中国关系抱着一定的期望。
两国总理的互访以及巴基斯坦与中国之间其他合作形式对巴基斯坦领导人来说十分有必要，这样能展示巴基斯坦外交联系的广泛，证明巴基斯坦外交政策不是只限于参加集团和完全服从美国统治。
并且，正如朋友们所指出的那样，苏拉瓦底想亲自去中国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和巩固自身在国内的地位。
中国同志对苏拉瓦底予以了某种礼仪接待，也就是说，表示了自己愿千方百计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
在与苏拉瓦底会谈时，中国领导人竭力阐明，面向美国将导致巴基斯坦孤立，并且将使其与亚洲其他国家所隔绝，如遵循这一方针的话，巴基斯坦将无法解决自己的内外政治问题，无法克服其目前所面临的困难；这些困难将不可避免地上升并由此引起国内民众的不满。
中国领导人还强调指出，巴基斯坦奉行的中立政策更为完全符合巴基斯坦人民的利益。
中国朋友认为，苏拉瓦底来华访问和周恩来对巴基斯坦的回访毫无疑问对巴基斯坦统治阶层和民众产生了有益影响。
巴基斯坦政府总是嫉妒地注视着中国与印度关系的发展。
巴基斯坦领导人始终特别密切关注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
虽然中国同志认为，最好的方案是保留克什米尔的地位，但认为还是最好不公开发表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在巴基斯坦出访期间，周恩来多次重申，中国人民相信，巴基斯坦和印度兄弟民族能够通过有利于双方利益的和平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这一立场总体上无论对巴基斯坦人，还是印度人都能愉快地接受。
由于知道中国与印度关系十分友好，巴基斯坦人对中国在他们之间有争议问题上不偏袒其中任何一方的做法十分赞赏。
由于中国的努力，1956年与巴基斯坦的文化联系得到了顺利发展。
建立了中巴友好协会。
加强了各类代表团、展览会等的交流。
中国与巴基斯坦的贸易关系得到了一些发展，但必须指出的是，从巴基斯坦的进口却大大减少了。
中国外贸组织1956年与巴基斯坦政府签订了购买棉花和黄麻的几个合同。
众所周知，棉花和黄麻约占巴基斯坦整个出口的80％。
中国同志考虑到，由于美国人对其出口实行反倾销，巴基斯坦棉花和黄麻销量减少对这个国家经济产生了痛苦的影响。
中国外贸组织与巴基斯坦还签订了提供42.5万吨煤炭、出售6万吨大米、赠送4000吨大米的合同。
大米和煤炭在中国对巴基斯坦出口额中所占比重为93.2％。
众所周知，中国并不拥有多余的大米和煤炭。
显然，中国同志借这些协议所特别追求的是政治目的。
应该指出，为了不想引起印度和缅甸的不满，中国拒绝低于国际价格向巴基斯坦销售大米，并建议赠送一定数量的大米，以避免其价格下降到巴基斯坦所期望的水平。
总体上说，在积极评价过去一年里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发展时，中国同志认为，巴基斯坦还将长期追随侵略集团，但是他们打算今后耐心地向巴基斯坦就其在国际事务中适宜奉行中立政策进行解释工作。
在泰国，1956年与中国接近的社会情绪在不断上升。
它与泰国国内经济困难状况以及民间对亲美外交愈加不满有着关联。
正如中国朋友所指出的，近几个月，泰国报刊上，在发表对中国攻击言论的同时，开始第1次出现了赞同的言论。
中国同志得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泰国人对中国的担心，并促使泰国统治阶层寻求与中国建立联系。
1956年泰国代表团对中国的一次秘密访问和一系列公开访问，证实了这一点。
这些代表团的成员请求中国购买泰国多余的大米和橡胶。
中国同志不仅同意购买泰国人的大米和橡胶，而且还向他们提供贷款。
泰国与中国不断接近的倾向使美国人感到担心。
他们对泰国政府实施了强大压力，一时影响了中国与泰国联系的发展。
不断加重的经济和政治困难反而迫使泰国人继续努力与中国建立联系。
无论是銮披汶总理，还是泰国许多著名活动家，数次发表公开讲话都证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与中国朋友建立联系的只是那些指望在对华贸易中发财的个别集团的代表。
中方设法让泰国政府本身参与贸易关系的建立，以便能使中泰贸易公开进行。
早在1956年06月底，泰国政府就予以声明，取消有关禁止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战略意义商品的贸易，并且泰国政府将支持扩大“在遵守法律框架内”与这些国家开展贸易的努力。
泰国新闻报刊对此表示疑惑不解，为什么泰国要反对对华通商，而一系列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却全都在对华进行贸易，并且作为中国与泰国之间的中间人身份大发横财。
鉴于1957年02月的选举，对华通商问题在各党派宣传竞选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这一切迫使泰国政府为了建立对华直接贸易关系而采取新的步骤。
1957年初，在泰国政府亲允下，泰国贸易代表团抵达了中国，与中国外贸机构进行了扩大两国贸易的谈判。
中国同志对菲律宾国内所发生的变化进行了详细研究。
他们多次指出，去年菲律宾反美情绪有了一定增强，尤其是针对美国基地的无数次集会具有重大意义。
菲律宾国内听到要求建立对华贸易关系的呼声愈加频繁了。
菲律宾商会董事会成员曼多查于1956年07月声明道，菲律宾商会正在研究发展对华贸易问题。
他还声称说，菲律宾议会一系列议员和工商界赞成对华发展贸易，在这方面“菲律宾拥有极其重要的利益”。
但菲律宾政府却依旧反对与中国建立联系。
所以，目前中国与菲律宾的联系尚不很多。
更何况，中国同志把建立对华联系的集会认定是一种积极的征兆，是菲律宾改变其对华立场可能性的一种迹象。
四、中国与近中东国家
去年，中国在对近中东国家关系上取得了十分显著的进步。
这种突破的出现首先是由于这一地区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中国政府主动而十分灵活地利用所开创的条件与阿拉伯国家接近，促进加强各民族奋起反抗殖民主义的团结，建立广泛的反殖民主义战线。
中国领导机构始终明白这一地区的特点。
考虑到这一地区一系列国家对西方列强的依赖还十分强烈，他们竭力设法与这些国家建立作为建立外交关系基础的广泛的文化和经济联系，以此来削弱这种依赖。
1956年埃及、叙利亚和也门先后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同时，在其他国家，尤其是一系列非洲国家中也都出现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能够建立对华贸易关系的倾向。
尤其在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以及对埃及侵略战争期间，中国在这一地区国家中的威望得到了上升。
中国发表的有关坚决要求停止侵略以及准备向埃及派遣志愿者的讲话对阿拉伯国家社会舆论产生了强烈的积极影响。
一年中，中国同志积极地从事发展与埃及的全面关系。
各种代表团交流活跃，建立了中埃友好协会，签订了中埃文化合作协定以及支付协定和中埃贸易协议次年供货执行议定书。
为了加强与埃及的关系，使其进一步脱离西方列强，中国人竭力为解决埃及经济困难给予了有力帮助。
中国向埃及提供了价值2000万瑞士法郎的贷款。
中国外贸机构与埃及300多家公司和企业建立了贸易联系。
1956年中国继续向埃及大量购买棉花。
从埃及的进口数量总体上保持了1955年的大致水平。
中国对埃及的出口增长了好几倍。
中国向埃及提供了钢铁轧材、织布机和精纺机等。
中国竭力利用自己与埃及不断增强的关系来建立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联系。
许多前往埃及的中国代表团也都到过其邻近国家。
中国政府为加深和扩大中国与近中东其他国家关系所作出的努力同样也取得了很大成功：与叙利亚签订了文化合作协议，与黎巴嫩签订了贸易协议（为此黎巴嫩专门成立了中国贸易办事处），与苏丹达成了互换贸易代表的协定。
中国还致力于与其他非洲国家——突尼斯、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等国建立联系，尽管这些国家对中国表示了很大兴趣，但由于其与美国的从属关系，他们迟迟不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过去的一年中，中国与阿富汗关系发展良好。
对两国合作关系发展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活动是，为纪念阿富汗独立日，中国出席了工业展览会，双方艺术家代表团进行了交流，以及喀布尔市长访华。
1956年底至1957年初，阿富汗代表团抵达北京，考察两国贸易发展条件以及准备政府间贸易和支付协议。
但是，为促进两国经济联系发展必须进一步谈判。
1957年01月周恩来对阿富汗的访问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阿富汗之间建立起更为密切的关系。
五、中日关系
1956年中国政府对开展对日关系一直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竭力促使其脱离美国并增强其中立国倾向。
这一政策既符合维护远东和平，巩固中国的国际地位，又符合国际社会孤立蒋介石集团的利益，因为对蒋介石而言与日本的关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中国朋友认为，他们在这方面所采取的努力最终会取得一定的显著结果。
中国政府所奉行的中日关系正常化方针在日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解。
其原因在于，首先，日本对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的兴趣上升首先与战后日本工业经济高速增长相关。
与过去年代情况不同，那时几乎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代表主张扩大与中国经济联系，如今对日中贸易开始产生部分兴趣的则是大财团。
其次，缺少对像中国那样亚洲大国的正常关系，对活跃日本亚洲外交来说是某种障碍。
其三，日本进一步认识到，发展日中关系能够大大加强其为减少对美国的依附所开展的斗争。
在中国同志看来，恢复苏日关系以及随后日本加入联合国，将是日本向推行更加自主外交道路过渡的重要阶段，并且将有助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
况且，根据中国人掌握的情报，日本统治阶层流传着一种看法，认为既然日本如今是联合国成员了，就没有必要去认真在意蒋介石集团了。
在实施对日外交任务中，中国政府一如既往以这种方式去构筑自己的战术，最大限度地利用日美矛盾和该国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
如同以往年代中那样，中国政府竭力设法吸引日本社会各阶层投向自己，并通过他们对日本政府予以施压。
两国社会政治、工会、体育和其他组织和活动家之间联系依然得到了各种发展。
按1956年去中国的代表团数量看，日本依然占据着首位。
据报刊报道，1956年期间，访问中国的日本各种团组有60个。
整个一年来，有2000多日本人到过中国。
其中不乏大量的日本大财团代表以及有时是极其反动的右翼集团活动家。
利用日本人对发展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兴趣，中国朋友十分巧妙地促进了日本资产阶级各阶层代表拥护改善对华关系，反对美国对日中贸易的限制政策。
1956年两国贸易规模增长了52.5％，达到5.08亿卢布。
美国实行的对华贸易禁运促使中国朋友为更加扩大与日本的贸易联系展开了广泛的宣传运动，而没有考虑中国实际的进出口能力。
1956年05月，正如使馆上半年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与日本相关组织延长了1955年“第3次”中日协定和捕鱼问题协议。
1956年底，在中国第1次举办了日本商品展览会。
在展览会上中国设法使一系列对中国禁止出口的商品得以展出。
中国同志尽量设法在展览会准备期间与日本尽可能多地讨论这个问题。
展览会使更多的日本资本家认识到发展日中贸易是适宜的，并使他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到中国的经济状况。
中国机构对日本进行了系统性的宣传。
在新闻报刊、广播中，如同在中国领导活动家声明中的那样，坚定地贯彻有必要改善中日关系的思想，并以各种方式指出，日本对美国的依附是中日实行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
在强调两国之间已经确立实际关系的意义以及对日本政府所遭受的困难表示理解的同时，中国人说，为了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本阶段双方，正如周恩来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所声明的那样，“应该采取过渡性质的措施”。
1956年对在华日本战俘问题进行了审理。
1062人中只有45人被送交了法庭。
他们中没有一人被判处最高惩罚。
其余1017名罪犯全都被释放并遣返回日本。
这一措施在日本引起了对中国良好的反响，打破了不久前日本所发表的一个主要提纲中的敌视宣传。
由于对日本人进行了教育工作，使得他们从中国返回日本后就再也没有从事任何反华运动。
况且，中国朋友还寄希望于其中一部分人在日本会从事有利于中国的活动。
所有这些措施促进了日本各界代表更加坚定地拥护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1956年春，周恩来通过印度政府向当时的日本首相鸠山一郎发出了访问中国的邀请。
事隔不久，中国同志又再次表达了类似姿态。
中国同志十分清楚，日本政府尚未准备好与中国开始直接谈判，因而经常设法利用这种手段向日本统治阶层施压。
中国朋友总体上对自民党领导的更替评价良好。
从这些变化来看，他们在期待日本人对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及首先发展两国经济关系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
比如，我们的朋友认为，1957年日本政府可能会同意“民间的”（非政府的）贸易办事处进行互换交流，并且签订中国与日本银行间的结算协定。
六、中美关系，台湾问题
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依然是公开敌视的。
美国一如既往千方百计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机构的权利，继续对台湾实施自己一整套侵略活动，对赞成缓解对华通商禁运政策的国家予以强大施压。
这种政策迫使美国统治阶层竭力对华继续实施“强权立场”政策，希冀阻挠中国国际威信的提高及其对亚洲国家的影响。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在竞选运动前以及1956年期间因匈牙利事件而大肆喧嚣时，美国不遗余力地进行了反共宣传，但在美国反对不承认和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绪逐渐也有了增强。
这首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威信提高，中国多方面的努力以及经济地位的加强是密切相关的。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扩大对外贸易关系在美国工商界引起了一定担心，为了不放弃有可能像其他国家一样利用中国市场的机会，他们开始考虑与中国建立商业联系的问题。
由于来自日本、英国、西德和其他国家对缓解对华贸易限制的要求不断增强，这种倾向开始变得愈加明显了。
在美国开始更加频繁地发出“承认”中国的阵阵声音，批评美国对华非现实主义政策，虽然这种批评声还是很克制的。
1956年底，美国一部分新闻报刊对中国的言论调子发生了一些变化。
其中对中国敌视的强烈言论开始少了。
美国政治与社会各界对中国的兴趣开始上升。
然而，中国同志并不期待近2—3年内美国对华政策会有实质性改变。
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在中国同志看来，只有台湾问题得到解决才有可能。
中国政府与以往一样对美国“不承认”政策不抱任何担心。
他们经常说，可以等待10年。
他们认为，甚至可从美国这一政策中为自己获取一定利益。
美国人目前的立场使得中国能更自由、更广泛地揭露美国在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的本质，更积极地主张团结这些国家民族去争取其民族独立。
另一方面，在中国同志看来，目前在中国没有美国代表（许多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没有派代表），将使中国有可能比较安静地去处理自己的问题，而美国一旦承认中国，其余国家的代表就会接踵而至。
为了对美国施压，中国政府继续有系统地、主动地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提出倡议，以此揭露美国统治阶层不想接受中国建议的愿望。
在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声明中以及中美大使在日内瓦的谈判过程中，中国不止一次地提议举行双方外长会议，希望能促进解决所存在的争议问题，其中包括缓解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取消禁运等问题。
中国政府允许大批美国记者代表团进入中国。
美国国会禁止美国记者以及美国文化活动家（“艾弗里曼歌剧”演出团等）受邀访华的做法甚至遭到了美国反动报界很大一部分人的谴责。
中国同志的这些成功手段给美国会造成了不小麻烦，使得其在对华问题上的政策愈加被动而不受欢迎。
根据战术设想，1956年中国政府没有正式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权利要求，认为在目前问题暂时还不能得到良好解决的情况下，这些行动甚至可能会给作为大国的中国威信带来损害。
中国朋友更倾向让其他国家出来支持尽快准许中国加入国际组织。
对印度所提出的有关把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处问题列入联大第11次会议日程议案进行讨论，并在联大全会对该议案予以表决，这一切证明，1956年大多数国家是公开表示反对美国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的。
无论美国如何粗暴施压，有24个代表团对美国取消印度提议在联大第11次会议讨论中国驻联合国办事处问题的决议投了反对票。
无论美国怎样不愿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恢复其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合法权利，1956年中国的对外联系得到了继续发展。
中国代表参与了50多个有关社会和科学问题的各种非政府国际大会、研讨会、会议的工作。
中国坚定地反对美国建立“两个中国”的企图，拒绝参加有邀请蒋介石代表出席的各种组织和研讨会（哪怕就是把他们称为台湾岛地方代表的情况下）。
1956年期间，中美在日内瓦的谈判进程表明，美国在设法拖延谈判，竭力设法利用其达到把台湾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及保留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的目的，从而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其合法占领台湾事实并以此继续加剧在亚洲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
为了这些目的，美国继续坚持首先解决“集体或者独立自卫权法”和在台湾地区“拒绝使用武力”的问题。
但是，在几乎10个月（从1955年09月至1956年07月）期间，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为了在谈判过程中尽量掌握主动和取得突破，在1956年下半年中方提议讨论取消禁运和发展中美人民交往和文化交流问题。
应该指出的是，当提出在谈判中讨论禁运问题时，中国竭力设法利用美国毫不妥协的立场，旨在进一步揭露美国对华政策，即美国不愿接受中国建议的做法以及四面八方发出的对华通商的要求。
与此同时，中国同志明白，如果取消禁运问题得到积极解决的话，中国将会处于困境，因为中国不具备进行广泛贸易所需的足够外汇储备，缺乏出口能力。
1956年期间，中国外交部多次发表有关开展谈判的声明，从中揭露了美国企图无期限地拖延谈判、继续保持台湾地区和两国关系的紧张局面。
在有系统地解释自己的立场时，中方多次警告美国，造成目前谈判局面的责任完全在美方。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人民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继续持鲜明的敌视态度，甚至整个地把美国作为侵略国家。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并未取消以往所奉行的反美方针。
使馆认为，中共和中国政府让中国人民始终保持在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政治动员状态中，为此不仅利用了美国人对中国的敌视行动，而且利用了凡是表现美国人奉行侵略政策的所有最重大的国际事件。
如同往年那样，台湾问题依然是中美关系中主要而关键的问题。
在继续实际占领台湾时，美国向蒋介石集团提供了财政、经济和军事援助。
1956年，美国向台湾提供了价值3370万美元的工业设备。
为军事工业和军队装备提供了价值6000万—7000万美元的设备。
除了这些所谓的“经济援助”之外，美国每年还向蒋介石分子提供总额约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1956年期间，在美国军事顾问领导和监督下，继续进行以喷气式飞机更新老式飞机，加强防空导弹体系，增加海军数量。
1956年在美国顾问的帮助下，台湾完成了各种军事设施的装备，其中包括在台湾、金门和马祖岛上的沿岸工事和“防御”设施建设。
1957年初，美国宣布在台湾建设新的“超现代”机场，其建设成本估计在2500万美元，并且还向蒋介石分子转让了遥控炸弹发射装置。
驻岛美国军事顾问团从1955年的约1700名增加到1965年底的2600—2800名。
他们的活动分散到了包括营连级单位。
1956年期间，来台湾访问的大量美国高级军事和文职官员几乎接连不断，其中包括尼克松、杜勒斯、雷德福、饶伯森等。
尽管有源源不断的美国援助以及在美国人压力下国民党分子所进行的大量“改革”，岛上的经济状况依然十分严重。
“中央政府”80％以上的预算经费花费在供养53万军队和准备“反攻大陆”上面。
台北报纸《征信新闻》1956年10月31日谈到台湾经济，尤其是财政所面临的困难时，这样写道：在长达7年期间，无法做到平衡预算，每年约有8000万美元的对外贸易赤字。
台湾商品昂贵的成本使其难以进入国际市场。
无论蒋介石分子如何努力防止通货膨胀，截至1956年底，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比1949年还是增加了58倍。
通货膨胀的威胁引起了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以及其他复杂情况。
众所周知，中国宣布在台湾问题上奉行和平解放方针。
很显然，从一方面来看，这一方针有利于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更长的和平喘息机会，从而是十分必要的，在这期间，国家能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强大的工业经济，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样可使中国朋友拥有广泛的政治手腕以及影响国民党分子、台湾所有民众和世界社会舆论的良好机会。
1956年中国政府不止一次向国民党分子发出赞同台湾与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呼吁。
在中国人大第3次会议讲话中，周恩来正式表明了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讨论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的愿望，并表示期望，“只要台湾当局一旦寻找到对自己合适和方便的时候，可派自己的代表前往北京或者其他合适地点”，以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行谈判。
中国政府向台湾的国民党活动家发出呼吁，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加深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分裂，激励为和平解放台湾事业的爱国力量的活动，另一方面则是引起国民党和美国人之间的猜疑和摩擦。
关于这一点，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还考虑到，美国人竭力想摆脱一部分有损于自己利益并令其不快的国民党活动家以及国民党集团不同派系之间在台湾无休无止的纷争。
这尤其鲜明地表现在周恩来1957年底至1957年初出访亚洲国家的时候。
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周恩来特别指出，北京考虑到蒋介石返回大陆以及向他提供在中国政府中显赫地位的机会。
中国同志当然明白，和平解放台湾的条件至今尚未成熟，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他们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步骤，无论是对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的情绪，还是对美国，都不可能不产生影响。
为了对国民党分子各阶层施加影响，中国同志在对台宣传广播中利用前国民党活动家（张治中、翁文灏等）发出和平统一呼吁。
尤其在庆祝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际，这项工作得到了广泛的开展。
比如，被邀请到大陆参加庆祝活动的邵力子就发表了广播讲话。
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说中国报刊界往年经常刊登激烈反对蒋介石的文章和漫画，那么1956年期间，这种文章和言论就已经相当少了。
宣传中主要关注美国人在台湾作威作福（其中包括其试图清除令美国不快的人）、经济困难和台湾民众沉重的生活条件。
在向国民党分子和台湾民众发表讲话时，中国朋友很少把台湾与全国人民分割开来，而更多的是强调所有华人都是爱国者的必要性。
中国同志指出，他们对台湾人士的宽容政策开始收到了良好效果，他们已经拥有了与这些人建立联系的某些经验。
在奉行和平解放台湾基本方针的同时，中国政府依然十分重视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卫。
尤其在1956年02月，完成了连接厦门与浙江、江苏的战略铁路建设，从而极大地改善了沿海战线与内地的联系。
七、中国与英国关系，中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互相关系
本报告年度，中国与许多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发展，主要是在贸易和文化联系方面。
但是西欧和美洲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在1956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政府在寻求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上态度并未表现得十分坚决。
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出这种意思，中国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无论哪个国家歧视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丝毫不会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而多半只会给这些国家本身造成损失。
但是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并非坚持等待和消极的立场。
中国意识到，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目前无力违背美国统治阶层的意志，立刻改变对中国的外交方针，所以中国政府摆出不少条件，旨在利用英国、法国、西德和西方其他国家工商界对华通商的利益关系来影响这些国家政府去重新审视贸易限制政策和扩大对华经济与文化联系。
1956年05月，根据东南亚各国总理倡议所举行的英联邦国家总理会议上，提出了有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取消对华贸易限制等问题。
在反映英国工商界因对华通商限制使其遭受巨大损失的情绪以及对如日本和西德其他竞争者在中国市场的突出表现的担忧时，英国政府向美国提出了重新审视被禁止对华贸易的商品名单以及更大限度地利用对华通商中的“例外程序”问题。
在英国和英联邦个别国家提出之后，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局部改变了其对“禁运政策”的处理态度。
西德工商界对发展对华经济联系表现出很大兴趣，并向中国派遣了不少本国代表，比如，国会议员施万（与克虏伯有联系）前来中国与中国外贸组织进行关于对华提供巨大数量设备的谈判。
可以期待，随着1957年西德代表团的到来，这些谈判将会继续下去。
至今与西德之间开展贸易还是通过非政府渠道进行的。
1957年02月26日，在西德外交部长冯·勃伦塔诺的声明中提到，西德不打算与中国签订政治或者贸易协议，或者与其进行谈判，直到“中国共产党不再固守不符合国际准则的行动”为止。
对此有充分理由可以初步认定，近期西德政府不可能去迎合西德商业界和政治活动家不断提出的有关与中国建立永久外交和贸易关系的要求。
法国商业界也出现了对华通商兴趣的增长。
尤其证明其事实的有，1956年初，由罗塞罗议员率领的法国贸易代表团一行28人抵达中国。
中国参加了1956年巴黎博览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展馆的参观人数超过了80万人。
中国对外贸易部代表在博览会期间签订了300万英镑的合同。
总体上，中法贸易规模与1955年相比有了很大增长。
在双方贸易合作顺利发展以及法国社会各界要求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形势下，法国政府领导人，其中包括比诺，应该会发表与中国建立永久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声明，并向北京派遣代表团，举行有关贸易和进一步改善中法关系的谈判。
1956年期间，访问中国的工商界代表团分别有来自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澳大利亚等，伴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组织代表对荷兰、丹麦、芬兰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出访，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分别签订了互惠合同。
与1955年相比，1956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外贸总额增长了29％。
对法贸易额取得了很大增长，达到56.7％，对西德贸易达到49.5％，对意大利贸易达到93.9％，对比利时贸易达到70.9％，对瑞士贸易达到44.1％。
与英国的贸易额只增长了6％。
在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中占据首位的依然还是香港（与澳门相加为7.7亿卢布，其中6.73亿卢布基本上是中国商品出口），1956年位居第2的是日本达到5.08亿卢布，英国退居至第3，为4.436亿卢布。
然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同志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工作成绩并非一直局限于商品贸易额指标上。
比方说，中国政府善于让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极其广泛的商业界感到对华通商前景的兴趣。
这一点并非不重要，他们因此取得了一定的政治胜利。
至于有关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具体前景，中国现在拥有的进出口条件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在今后将不得不稍微减少，或者无论如何暂时不会扩大与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欧之间的贸易规模。
1956年期间，中国组织对发展中国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贸易关系的条件进行十分仔细的研究。
但是目前中国同志却说，近期内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前景不会很大，因为他们向中国提出的主要都是农产品，向中国所能购买的东西也不多。
并且从大洋彼岸运输商品的附加开支将导致其成本巨大地上涨。
事实上，1956年期间，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没有取得多大的突破。
唯一能指出的是，与1955年相比，中国与阿根廷和巴西的贸易规模却是缩小了。
在建立和扩大文化和科技合作联系上以及与西欧、拉丁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非政府和社会代表团之间的交流上，中国取得了很大成绩。
1956年，访问中国的分别有：巴西、比利时和英国议会团，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和其他国家的文化活动家代表团。
中国文化代表团同样也长时间地去了西欧、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智利、乌拉圭、巴西和阿根廷受到了这些国家的热情接待。
但是，中国同志却没能让这个代表团实现访问墨西哥、加拿大和其他一些美洲国家的计划。
中国代表团领导人、中国对外文化协会主席楚图南在与使馆工作人员会谈时说，对中国代表团予以善意接待的不仅有上述南美洲四国民众，而且有其官方组织，但后者则常常避免出现官方仪式，担心由此引起美国人的不满。
中国代表团在南美国家成功地建立起许多有益的联系。
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报界广泛报道了代表团的出访及其成员对这些国家的印象。
有关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组织发展联系的报道，有以下方面：一年来，来自43个国家的590名工会代表团成员分别到过中国。
过去的一年中，中国76名学者分别出席了在13个国家，其中包括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法国等国所举办的15个国际会议。
同时来自19个国家（比1955年增加了一倍）约200名学者分别访问了中国，其中包括来自澳大利亚、西班牙、葡萄牙等国。
许多资产阶级活动家回国之后都表示支持与中国接近。
这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澳大利亚宗教代表团领导人莫埃尔在悉尼教堂讲台上的讲话，他对中国人民六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激动人心的评价，并揭露了有关中国迫害基督教徒的谎言；巴西议员维拉斯科发表的声明把议员代表团中国之行评价成中国与巴西之间“为实现关系所迈出的第1步”。
但是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却还是唯命是从地跟随美国，继续无视强烈改变对华关系的要求。
以休斯曼率领的比利时议会代表团成员对中国同志说，比利时过于依赖美国，所以很难估计什么时候比利时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说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前景时，中国外交部负责人在与我们的会谈中指出，近期很难期待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对希腊和奥地利方面来说，中国朋友认为，情况会有一些例外。
希腊和英国之间矛盾因塞浦路斯问题而变得尖锐起来，中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支持希腊，会促进中国与希腊建立关系。
奥地利所持的中立立场也为奥地利在相对不远的将来寄希望承认中国提供了依据。
所以，中国朋友十分细心地对待与希腊和奥地利建立联系的机会。
中国继续与西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其建立外交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和文化联系。
在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上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6—7月份，以芬兰议会主席苏克舍拉宁率领的议会代表团访问了中国。
当时在中国报刊发表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国赞成芬兰所奉行的和平与中立政策，逐年不断牢固的中芬友好关系可以成为中国与各种不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合作的典范。
1956年，中国与英国和荷兰的关系依旧还是具有“半外交”关系的性质。
造成与这些国家关系实现完全正常化的主要路障依然是英国和荷兰政府不愿放弃支持美国在制造“两个中国”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上所奉行的政策。
英国与中国关系在中国对外政策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中国朋友经常大量关注的是，如何利用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首先与英国之间的矛盾以及争取这些国家脱离美国。
对此，毛泽东在与大使会谈中曾多次讲到。
如往年那样，在对英关系上，中国政府力求取得能够接近和关系逐渐正常化，但基于一定的条件，那就是英国需重新审视自己对上述根本问题的观点，拒绝对华歧视和通商禁运的政策。
1956年上半年，英国政府主动提议采取了如以上所述的一部分步骤，旨在缓解对华通商禁运，扩大对华销售商品名单以及还采取了一些为改善中英关系的其他措施。
有关开通广州与九龙之间直达铁路的谈判已开始启动。
双方同时还就设立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使办公室问题进行了谈判。
但是对这些实际问题的谈判暂时尚未取得任何结果，总体上说，在中英互相关系的基本问题上英国并未表现出改变自己本质上反华立场的愿望。
从埃及政府宣布苏伊斯运河国有化，而中国坚决地表示支持埃及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之后，中国与英国的关系明显地恶化了。
英国重新压缩了向中国出口商品名单。
促使关系恶化的还有国民党特务机构所挑唆的1956年10月在香港发生的寻衅闹事。
香港事件开始时，周恩来和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在与英国临时代办会谈中向英国当局断然提出了警告，要求英国当局对拖延制止闹事和惩罚肇事者采取一切所需要的措施。
在中国的压力下，香港当局不得不逮捕几百个10月在香港闹事的参与者，同时还声明准备审理闹事期间受害者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
1957年01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了由香港英国当局当年01月01日所公布的有关香港闹事报告的声明。
在这份声明中，中国再次谴责了英国政府纵容国民党特务机构以及英国当局试图逃避对出现闹事所应承担的责任。
声明中还要求保障在港华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中国朋友认为，中英目前无法调解的关系将维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显然，英国在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以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权利问题上依旧继续支持美国，竭力在某些对其重要的问题上从美国那里得到所给予的经济援助和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同样也不接受与英国关系完全正常化，因为目前的正式关系形式在政治关系上赋予其一定优势，为对英国人施压、揭露英国政府政策提供了更多机会。
第3部分　使馆内务及对在华苏联机构的领导
1956年期间，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对各类在华苏联机构以及全体出差来华的工作人员经常提出任务，要求尽力扩大和加强苏中多方面合作友好关系。
特别在10月30日的苏联政府宣言发表之后，使馆多次研究了苏方对苏中协议及合同的义务履行情况，并就所规定的义务履行以及个别协议修改意见向中央提交了设想和建议。
同往年一样，使馆关注苏联各部门和机构对协议和合同义务的执行情况，并采取措施以消除这方面存在的不足。
特别是，使馆始终关注苏联专家的活动，注意提高其工作质量，削减那些今后不再需要来华的专家人数。
为消除各种对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苏中友好事业不利的障碍，使馆十分关注研究中国各界对苏态度，并向中央提交了一系列措施建议。
1956年，领导和监督在华苏联机构工作的问题占据了使馆工作很大位置。
在华苏联机构包括外经总局办事处及其各分部、贸易办事处及其各分部、科学和文化领域的专家组、各领事馆、学校等，总共有88家。
这一数字本身就已经让使馆警觉地感到，有必要对这些机构今后保存下去是否合适的问题进行仔细研究。
自苏联1956年10月30日的宣言发表之后，这一问题便显得更加尖锐了，根据宣言要求，使馆与党委一起对每个机构的工作进行了评析。
针对在华苏联机构数量过多以及人员编制太大的情况，使馆认为这既不符合政治观点，也没有实际必要。
使馆对缩减在华苏联机构数量提出了建议。
目前一部分领事馆已经关闭，取消了驻天津和广州的贸易办事处分部，精简了苏联新闻局分部、亚洲各国工会局办事处，将苏联红十字医院转给中国政府管理。
从1957年07月01日起，将精简电影出口公司分部。
有关取消驻大连海事处问题将稍晚些时候予以解决。
1956年全年，在华工作的有2300—2400名苏联专家，他们分别合并成由外经总局办事处领导的团体和由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直接领导的科学文化团体。
使馆对这个与成千上万中国人有着直接联系的庞大的苏联人团体的工作情况予以了时时关注。
与往年那样，苏联专家对中国经济和文化建设继续提供了重要的各方面援助，他们的工作始终得到了中国党政领导机构和普通员工的高度评价。
但是最近中国朋友在对待苏联专家的工作态度上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与过去不同，他们对个别专家的知识和经验水平开始提出批评意见，在很多情况下，抱怨专家表现不够积极，并对建议或讲座的质量提出意见。
公道地讲，中国朋友的不满在于，来华的专家常常是那些他们不需要的职业和专业。
有关这方面的具体事实情况，使馆与外经总局办事处曾不止一次向中央进行了汇报。
过去的一年里，使馆对经济小组专家工作做得更多一些。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956年08月03日通过的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决议明确了使馆与外经总局办事处之间相互关系的程序。
1956年，经济部门顾问的工作是在与中国经济联系进一步扩大的条件下展开的。
正如以上所述，积极援助建设的项目数量从145个增加到了211个，配套供货规模与去年相比几乎增长了1.5倍，部分申请及合同的技术援助规模也得到了显著扩大。
一年来，在华苏联专家的人员结构因顾问人数急剧裁减而发生了变化，以下数据对此予以了证明：
在每周的部门小组领导会议上以及针对各类问题举行的专门会议上，经常对专家活动和技术援助实施进程问题予以讨论，这类会议既由经济合作顾问机构召集，也由专家小组本身内部举行。
1956年组建的经济合作顾问机构及其部门下属的技术委员会成为了对专家活动进行领导的新的方式。
顾问机构在基本任务上为专家组指明了必须为之努力完成的正确方向。
但是机构工作人员尚未十分深入地投身于许多专家组的工作中去，尤其是在边区工作上，对其活动监管薄弱，在研究、总结和推广苏联专家对中国干部技术援助工作经验上做得不够。
去年，在研究各种跨部门问题上，经济合作顾问机构改善了对协调个别部门专家活动的工作，出色地完成了转交中国上级领导的极其重要的经济提议方案。
然而，仍然还存在着一些情况，专家的建议和意见对中国具体情况研究依然不够，或者说与其他领域专家之间缺少应有的合作。
另外出现了一种情况，在专家建议及其言论中，对朋友不该用不妥当的批评口气。
顾问机构向外经总局和部门系统地汇报了已被查明的有关设备制造质量不好的事实，包括设计文件中存在缺陷以及货物包装和运输中的缺点问题。
多次向中央汇报了有关苏方对华技术援助义务履行的情况，并对消除被查明缺点提出了建议。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经济合作顾问机构的人员对苏联组织履行合同和其他义务中的不足并未及时作出反应，缺乏应有的果断和敏锐。
在向中央提出这些问题时，未能表现出应有的主动性，甚至也不向使馆领导通报这些情况。
经济合作顾问机构的人员对部分专家处理问题中的狭隘集体立场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它与各部对华技术援助工作中所存在的不足有着密切联系。
在使馆讨论顾问专家报告以及与经济合作顾问机构和个别部门专家之间日常联系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到，必须建立我国专家与其工作所在的中国相关机构人员之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在执行所提出的建议方案时，决不允许干涉中国机构内政以及对中国工作人员施加压力。
自1956年10月30日的宣言发表后，使馆与党委对此作了大量解释工作。
在使馆业务会议上和各专家组的党员大会上，对宣言中所提出的任务进行了讨论。
使馆由一名参赞、三名一等秘书和一名二等秘书负责中国科学、文化和卫生专家组的工作。
截至1957年01月01日，这个专家组的成员人数总共是414名，他们分别在中国19个城市的100多家教学机关和组织中工作。
科学和文化组工作人员主要从事日常组织工作，维持与中国相关组织的联系，看望苏联专家所工作的教学机关单位，外出走访几个集中了我国更多教师人员的城市（上海、哈尔滨、沈阳、天津、武汉、西安、南京等）。
专家组每月举行两次高级顾问专家会议，会上主要讨论各个顾问组的活动情况以及专家们制定的最为重要的建议方案。
在了解掌握专家组工作的基本情况时，使馆领导人注意到，在高级顾问会议上，过分关注了来自中国科学、文化和学术机构的批评，而不是把重点放在讨论苏联专家本身在工作中出现的缺点及其工作的实际成果上。
在负责科学和文化组的外交人员身上，也曾有类似不正常的情况，如今这一缺点正在改正。
在高级顾问的工作会议中，使馆同样指出了经济合作顾问身上所存在的类似错误。
近2—3年内，科学和文化组专家及苏联教师在工作中主要关注的是：中国高等与中等学校的组织问题，中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改革，新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制定等。
在中国朋友对这些问题坚持不懈的关注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教学系统如今基本上已形成，高校内部组织工作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为此，目前，我们让全体苏联教师组主要去关注对教师本身素质的提高，开展高校科研工作，加强对高级顾问专家讲座质量的监督。
根据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苏联政府宣言，使馆在其提出的建议中指出，有必要大大削减苏联专家人数，尤其是在中国中央机构的顾问人数。
这些建议得到了中央支持，并提交给中国领导组织研究。
据使馆所知，中国朋友原则上同意削减在各部的苏联顾问人数，但不希望因此而搞成一种运动，近期内，将逐渐把顾问人数降到最低限度。
有关削减从事技术援助的专家人数问题，中国朋友认为，近期内，大量削减这部分人是不可能的。
因为中国还十分需要我们的专家。
同样技术学科的教师人数也不会大量削减。
至于社会经济学科、其他人文学科的教师和俄语教师，中国朋友则同意我们的立场。
在1957年度的申请计划中，几乎不再对这些领域的专家和教师提出任何需求了。
考虑到1957年度科学与文化组成员中技术学科教师的比例将占多数，使馆建议将科学与文化组与经济领域工作的专家组合并起来。
1957年03月报送中央的这些建议正在研究之中。
有关科学与文化组专家工作情况将在单独呈报中央的报告中予以更详细的阐述。
1956年，在北京的苏联红十字医院进行了大量工作。
医院实际上就是一家主要的医疗机构，除了治疗工作之外，还安排来自国内各地的医务工作者的专业进修。
在医院工作的苏联医生和其他医务工作者，每年平均达到45—50名。
我国医生在中国医生专业进修班上主要进行教学工作。
1956年医院门诊部共接待了约12万病人就医，在住院部进行治疗的共有2880名病人。
在我国专家的指导下，我国医生，还有中国医生，一共进行了4596例手术，大多数情况下手术做得是成功的。
医院还开展了大量的科研工作。
组织了两次学术会议，举办了约90场报告会。
两次会议的报告全都印刷出版了，并被列为中国和我国医生的教学资料。
由于医院在北京已经开业约5年时间，其今后的存在似乎已经不再必要，于是使馆便提议将其转交中国组织进行管理。
2月12日举行了隆重的医院转交仪式。
出席仪式的周恩来和彭真对五年来医院的工作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苏联大使馆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对赴华出差苏联人员进行了大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956年底，使馆党组织合并了35个基层党组织，其中党员人数共计2206名（包括57名预备党员）。
在各基层党组织中，共有42个车间党组织和100个党小组。
在过去的一年中，作为统一党组织的党委会和基层各党总支，其各自活动主要是执行苏共二十大和苏共中央7月中央全会（1955年）的决议，年底时，则关注实现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苏联政府宣言中的要求。
为了改善在华苏联机构的工作，使馆和领事馆基层党组织、贸易办事处及其分部、外经总局办事处以及在华各地生产部门的苏联专家组，其他苏联团体（科学与文化工作组、医院、学校等）展开了各自的活动，力求增强每个党员和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差的苏联工作人员对所肩负事业和巩固苏中友谊及合作的责任心。
加强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对苏联团体和部分专家组生产和工作活动的重视，有助于督促苏联团体遵守劳动纪律和国家法律，改善苏联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在所在国的行为举止。
在过去的一年中，基层党组织在各自会议上讨论了许多极为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苏共二十大总结报告、苏共中央“关于学年总结报告及新学期开展党员教育的任务”、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苏联政府宣言所提出的党组织的任务等。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改善和活跃党的工作，加强党对生产和政治各领域的群众工作的影响。
在党的组织中，开始更加认真地遵守党组织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党员们开始更加勇于揭露苏联机构、党的机构及其领导人工作中的不足，提高了党员的原则性。
可以列举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党总支对其领事克留奇科夫同志不良行为所作出的反应作为例子，该同志滥用职位，违反境外行为准则，粗暴对待领事馆工作人员和其他苏联出差公民。
根据普通党员们提出的建议，所有这些事实在大会上给予了揭露，党员大会还作出了将克留奇科夫同志开除出党总支委员会的决定。
在过去的一年中，苏联驻沈阳总领事馆基层党组织（党总支书记М·П·瓦西连科同志）在加强党组织以及解决苏联团体和苏联专家组日常活动出现的问题方面，开展了认真工作。
党总支在其会议上系统地讨论了党员在企业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组织了对苏联团体的先进经验和中国的先进经验的研究活动，在加强动员苏联团体帮助中国朋友培养自己国家干部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
党委听取了苏联驻沈阳总领事馆党总支有关党组织情况的工作报告，力求运用苏联驻沈阳总领事馆党组织的经验来改善基层党组织的工作。
党委会听取党总支工作的汇报，有助于发现和改进一些缺点，总结成功的经验。
比如，在党委会讨论长沙和武汉苏联专家组基层党总支工作报告时指出，武汉苏联团体基层党总支人事工作做得不够，很少讨论该团体工作和社会生活的重要问题，对车间党支部工作领导不力。
同时还指出，长沙苏联专家组基层党总支尚未形成集体领导机构，忽视党员工作中的实质性缺点，对党员自我政治教育的领导不能令人满意。
党委通过的关于这些党组织汇报的决议，帮助了党总支改进了工作，目前这些缺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改正。
自1956年10月30日发表苏联政府宣言之后，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组织和政治活动，旨在贯彻宣言所提出的要求。
1956年11月中旬，党委举行了苏联机构及团体领导人和在京的基层党组织书记会议，会上讨论了宣言中所提出的党组织任务。
之后，党委成员和党委机关工作者分头奔赴一些有苏联出差人员的中国城市，就地帮助安排实施宣言所要求的工作（召开党员大会，做解释工作等）。
在党组织和党委活动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是，对在华出差的苏联所有公民及其家庭成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思想工作。
在各苏联团体中，有系统地举办各类政治报告会、讲座、座谈会。
在北京，由党委领导的编外宣讲团与基层党组织一起来实施这项工作，宣讲团中拥有50多名演讲人员。
去年，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的演讲团成员共举办了约250场讲座，共有2万多苏联听众出席了讲座。
今年，所有党员和无党派专家及其家属成员深入学习了苏共二十大决议和中共八大会议资料，从而对提高在华出差苏联工作人员生产和政治积极性，对他们更充分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和国际主义义务产生了积极影响。
目前，在统一党委党员教育系统中学习的人数共有3634名，其中党员1689名，共青团员341名，无党派人员1604名。
这些数据中不包括乌鲁木齐和喀什两地的数据，因尚未得到那边所提供的必要数据。
党组织通过党员教育系统开设了23个苏共党史学习小组和讲习班，人员总数245名；政治经济学讲习班74个，人员总数733名；中国历史和经济讲习班26个，人员总数424名；苏联工农业具体经济讲习班12个，人员总数164名。
除了参加讲习班的学习，大部分党员和无党派人员都单独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793人）。
党组织举行的理论研讨会和座谈会成为党员积极进行政治学习、巩固和宣传学习资料的名副其实的形式之一。
比如，去年，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纪念1905年第1次俄国革命50周年理论研讨会。
党员对去年在大连、乌鲁木齐等城市所举办的理论研讨会给予了良好评价。
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工作中也确实存在着不足：在一些情况下，对党员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关心不够，车间党支部书记和党小组组长的工作存在缺陷，对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觉性缺乏监督，在一些团体中，对部分专家及其家属成员履行国家义务和工作职责方面要求不严等。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党委正在采取措施，以克服这些问题和进一步改进各级党的工作。
在苏联团体中有系统地开展党的组织、政治和教育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党员和无党派专家对所肩负职责的责任心，加强了劳动和国家纪律，对在华出差的所有苏联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成员遵循境外行为准则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为此，应该指出的是，在华的大多数苏联人员的行为是端正的，是着力于尽力巩固苏中之间友谊的。
但是，去年，在中国一些地区的苏联团体中分别出现了部分苏联人员违反行为准则的事情，现对他们已进行了适当的教育。
比如，在大连有几个苏联海员（帕夫洛夫、伊万尼、维列缅耶夫、克拉夫佐夫），上岸后喝醉了酒，在中国酒吧表现得有失行为准则，而水手帕夫洛夫和维列缅耶夫则在不省人事状态下被送到船上，其中一人还丢失了自己的证件。
在乌鲁木齐，苏联国家空军的空中摄影考察组专家索科洛夫喝得酩酊大醉，在宾馆里大闹，殴打自己的同事。
在哈尔滨，苏联专家扎伊采夫道德生活腐化，与当地一名苏联女公民同居，经常与其约会和吃喝，向其赠送相片，其中包括苏联专家集体合影照。
在上海，苏联专家罗斯拉维兹（上海俄语专科学校教师）非法从学院领导那里获取莫斯科至上海的旅费2093元，欺骗苏联同事，并对他们声称说，他与中方完全结清账了，这一骗局直到几个月之后才被揭穿。
因这一严重违背行为准则的事情，罗斯拉维兹被责令提前回国。
他所欠的全部金额被如数没收并归还给了中国朋友。
在出现所有类似情况下，使馆、党委、领事馆和基层党组织都立即采取了相应措施。
比如，当从吉林方面得知，苏联专家波波夫、沙马耶夫、科尼亚泽夫及其他一些人违反医院内部秩序准则，滥用公车，并对中国朋友说话语气不恭，党员大会立即对以上党员行为中的错误分别予以了谴责，并给予他们党内处分。
在武汉，在钢铁联合企业建设场地工作的苏联专家马多尔斯基将自己与整个苏联专家组对立起来，在中国朋友面前歧视他们，试图对中国同志提出违背之前集体所作出的建议方案。
为此，他还放肆地声称道，这样做是符合“百花齐放”方针的，中国朋友自己会分辨他们更喜欢哪一种建议。
同样还是这位专家违反了劳动纪律（擅自行程1000多公里去北京，由中方提供费用）。
在审理这一问题时，党组织对马多尔斯基给予了警告。
使馆、党委、领事馆和基层党组织努力利用上述情况提高党员对不能容忍各种违反行为准则这一问题的认识，提高每个专家及其家属成员对无条件履行自己工作和社会职责的责任心，使每个在华苏联人都成为守纪律、勤劳、谦虚以及具有崇高道德素质的楷模。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减薪原因，1956年底和1957年初，我们工作人员（大多数情况下是专家）中出现了个别不良情绪和言论。
专家指出，两个月之内薪水减少一半导致的结果是，许多专家在苏联（以前工资的60％）和中国所得到的工资总额还是比其去苏联出差之前所得到的要少。
其他人，这里指的是家庭成员较多者（4—5人），则抱怨物质困难。
使馆机关和党组织针对这些事实做了相应的解释工作。
使馆内部本身与党组织经常开展思想教育工作和提高业务专业工作。
从使馆外交成员党组上所讨论的最有意义的问题当中，可以指出这样一些，如“关于1956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宣言的党员任务”，“关于改进中国外交关系研究的措施”，“关于使馆全体人员思想工作的现状”及其他等。
在这些会议上，党员表现出了必要的政治上的成熟，对使馆领导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发表了许多涉及改善全体人员工作的宝贵建议。
去年，外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有了极大提高。
很多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有了明显提高，这主要表现在，文件准备更加深思熟虑，对当代国际局势复杂问题的判断更加慎重，对改善中苏关系提出了更有价值的新建议等。
属于该队列的工作人员是，切卡诺夫、罗满宁、扎尔科夫、莫丘尔斯基、杜布罗夫斯基、什利亚普尼科夫、诺维科夫、勃列日涅夫、拉扎列夫、库达舍夫等。
集体团队中政治道德状况基本上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
过去一年以来，对党方面没有出现任何经不起考验的言论，这可足以证明对党和政府决议与措施的理解上都是正确的。
在进行外交礼仪活动时，我们的外交工作人员自我表现得很有自尊，表现出克制，善于使会谈进行得饶有兴趣、内容丰富。
使馆信息工作。
有必要对自己的本职工作采取批评的态度，还应该指出的是，1956年使馆信息工作与之前相比有了一些改进。
使馆尽可能广泛利用中央有关中国内政现状、中国政府外交措施、发展苏中关系的所有各类信息，其中包括有关更为重要和迫切问题的详细电文、情报简讯、概述、对重大问题的客观资料。
使馆人员与中国不同机构的工作人员、外交使团成员的许多会谈记录等，同样对中央信息来说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年来，使馆向中央发送了几百封电文，500多份会谈记录，30份资料及其他情报，其中基本反映了中国的生活方面。
在使馆情报资料内容本身上得到了一些改进，中央对收到的资料所给予的评语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逐渐克服了以往情报资料中所存在的缺点，其中纯描述方面、个别事实和数字占据大量篇幅，对之评价则往往出自中国资料。
时常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看待中国的现实情况和现象批评不够尖锐，只是在文献中消极地转述中国党与国家机构发表的官方论断和概括结论。
在使馆1956年所准备的情报材料中，我们力求更多地展现独立性以及对中国内政外交生活的批评看法。
当然，这不意味着，在自己的结论和总结中，我们没有去考虑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一些重大决议。
除了与中国同志和外国人会谈之外，其他的重要信息来源于中国各部门提供给苏联专家的各种材料。
其中有些带有公务性质，有些则有时带有机密性质。
中国相关组织向我们顾问团提供了国民经济和文化各领域的汇总统计资料、党的内部文献以及报刊上未公开发表的法规。
专家们有机会阅读到党的内部杂志《组织工作》、《监督与检查》、《统一战线》等。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材料内容十分精彩，在给中央写各种文件时，使馆通过专家途径采用了这些资料。
与以往相比，使馆如今对准备发送中央的资料和情报经常进行集体讨论，从而极大地扩大了工作人员的视野，促进了其业务专业的提高，改进了情报材料本身的质量。
与此同时，应该指出的是，使馆工作中也存在着不足。
1956年中所提供的一些情报资料质量并非都很高，其原因还在于，使馆外交人员很少到现场，深入中国内地，因此，对各阶层民众生活了解还甚少，对中共和中国政府政策实际贯彻情况，对中国普通民众对苏联、对各种国际事件的态度缺乏足够的了解。
使馆情报资料缺少鲜明的生活事例，基本上都是充塞了统计数据或者是选自中国内部及公开报刊上所报道的事例和事实。
使馆情报工作中尚未克服的缺点是，当我们对任何一种现象给予评价时，往往只是单方面的，对事实缺少足够分析和批评态度。
作为案例，可以举以下例子。
在我们的情报资料中，根据中国官方资料来源，我们对中国近几年基本建设所取得的高速发展给予了积极评价。
由于受宣传文章基调的影响，我们只看到这一大问题的表面，而事实上情况则并非如此，取得的这种速度对中国经济来说是无法承受的，在一系列情况下会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失误和失衡。
我们认为，与苏联和中国报刊上刊登的情报资料不同，使馆在自己的文件中应该更仔细地去分析困难、未解决的问题以及中国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各领域所取得的那些无可争议的成就的反面。
同时，我们还认为，在使馆情报工作中，在研究任何一个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和建议中，在1957年应该更多地去关注中国经验好的方面，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农业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中国的国家和文化建设特色。
本报告年度，使馆举办了20多次外交和办事人员以及苏联专家组和苏联机关领导会议。
在生产会议上，使馆总结了所做的工作，研究了下季度的工作计划，倾听了大使所作的各种传达，包括有关苏联外交部根据苏共二十大决议对本部和境外外交代表处任务讨论的情况，有关中共八大决议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有关中共在科学和文化领域的政策，有关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苏联政府宣言中所提出的措施。
通常经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使馆制定出相应的建议。
在工作会议上，则主要是听取使馆部门的汇报（领事处、礼宾处、科学文化处），讨论使馆工作人员编制的一些资料。
在大使召开的会议上，听取苏联专家通报有关中国科学与技术发展12年规划，国民经济规划问题，中国农业现状，工资改革和城乡之间商品贸易流通现状。
很多苏联代表团的领导人和成员先后在使馆作了报告或进行了座谈。
使馆部分人员还倾听了中国领导人员和苏联专家对中国部分政治与经济问题所作的报告。
为了提高业务专业水平，使馆全体办事人员有系统地进行外语学习。
目前，学习中文的有27人，其中包括进修中文知识的有24人。
学习英文的有20人。
为帮助人员学习外语，使馆经常放映中文和英文电影。
许多同志经常去中国剧场、影院、展览会。
学习外语人员开始更多地重视提高口语水平。
同时，使馆部分工作人员对所在国情况研究尚且不够，特别是其文化和日常生活情况，对中国文学作品了解甚少，不听公开讲座等。
使馆正在采取措施，以克服这些不足。
使馆经常举行各级招待会、电影观摩会、联合郊游、国际俱乐部见面会、友谊体育比赛和其他礼仪活动，所有这些为使馆工作人员提供了更加扩大与中国朋友和外交使团人员交际面的机会。
我们外交人员与中国外交部、文化部和高等教育部、中苏对外友协、《人民日报》社、各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高校校长、部分学者、文学和电影活动家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关系。
使馆一年当中举办了4次大型招待会，26场电影观摩会，11次大使午餐会，28次参赞和使馆其他人员小型招待会，26次与中国同志和外宾之间体育比赛、郊游活动及其他类似见面会。
鉴于使馆人员无法在自己家里接待客人，使馆专门开设了一间用来举行小范围招待会的办事处住房，尤其是为中国外交部、中苏友协、宣传机构、各类北京组织等少量中国相关人员所举行的招待会。
1956年下半年，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使馆的联系极为活跃。
基本上根据这些国家使馆的主动提议，我们积极为其国内所举行的苏联友好周和友好年举行了庆祝活动。
在这一时期我们还举行了体育比赛、休闲晚会、电影观摩会。
类似友好见面会一般都是与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罗马尼亚和波兰使馆工作人员一起举行。
6月份曾为南斯拉夫使馆人员举办了招待会。
匈牙利10月事件之后，使馆组织了与在京匈牙利人友好见面会。
据匈牙利同志说，这次招待会对曾经历了严重动摇的许多匈牙利人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使馆同时还对资本主义国家使馆外交官的工作予以了认真关注。
大使和外交工作人员与埃及、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使馆的工作人员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
在使馆一次生产会议和党组织会议上，对办事处活动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从而促进提高了外交人员在招待会上的积极性，使他们更加有效地去利用招待会收集情报，开展有关苏联外交政策、我国所取得的成就等方面的交谈。
领事问题。
截至1956年01月01日，在中国共设立了9家苏联领事馆。
本年内关闭了满洲里领事馆和喀什市总领事馆。
目前在中国只有5家苏联总领事馆（分别位于哈尔滨、沈阳、大连、上海和乌鲁木齐）和2家领事馆（位于广州和伊宁）。
关闭沈阳总领事馆的决定是根据使馆的建议作出的。
因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可派1—2个工作人员常驻伊宁办理当地苏联公民证件，使馆认为有必要研究关闭伊宁领事馆的问题。
使馆还认为可以精简领事馆人员编制，特别是广州和大连的领事馆。
使馆人员，包括使馆下属党委工作人员，一年内平均要到苏联驻华东地区的领事馆4—5次，党委工作人员去了新疆两次。
使馆参赞对哈尔滨、沈阳、大连、上海和广州各领事馆的情况也作了调查。
进行一系列寻访的原因是由于个别领事馆工作中出现了问题。
1956年使馆听取了上海和哈尔滨两地总领事和广州领事的汇报，并且还举行了苏联驻中国领事机构领导人的会议。
在本报告年度，使馆向各领事馆下达了关于在情报领域和其他问题方面改善对苏联专家、当地苏联公民的领导工作指示。
使馆多次提请领事馆重视对苏联专家培养中国国家干部经验进行总结的重要性以及研究中国先进经验的必要性。
年底，领事馆对苏联专家的领导工作有了一些起色。
沈阳和大连总领事馆概括了苏联专家提出的运用中国先进经验的建议。
沈阳总领事馆同时还取得了对苏联专家培养中国国家干部工作的显著改善。
根据哈尔滨、乌鲁木齐、沈阳、大连和上海各总领事馆的建议，有系统地从中国调回了一些专家，因为他们继续留在中国已没有更多必要。
去年领事馆在向苏联外交部和使馆通报有关各领事管辖区政治和经济状况上做了相当大的工作。
使馆明确要求各领事馆进行研究，在其领事管辖区的具体条件下是如何实施中共和中国政府在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域的重要措施的，并且现场研究有关苏中关系的所有问题。
使馆经常提请各领事馆工作人员重视扩大其与党政和社会组织，与文化和民主党派活动家联系的必要性。
使馆建议各领事馆对及时提供最紧迫问题的简要情报予以更多重视。
实践证明，这种情报往往比大篇资料更有用，而为了编写大篇资料，各领事馆则常常耗费许多精力和时间，给其他工作造成损失。
在本报告年度，最感兴趣的情报资料来自上海和沈阳总领事馆。
在编写情报、资料、管辖区出访报告上，哈尔滨、大连和乌鲁木齐各总领事馆工作做得还不够。
应该指出的是，使馆对组织和调整各领事馆情报工作做得还不理想。
由于与使馆工作计划协调不够，领事馆提供的一些情报资料送交使馆的时间太晚，往往在使馆已经结束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准备向中央送交相关文件之后。
对存在的这些不足在1957年03月份北京的领事会议上进行了详细讨论。
1956年，使馆对减少常住中国的苏联公民人数问题继续予以了很大关注。
为此，使馆考虑到了中国朋友对清理在华整个当地苏联侨民区——首先是中国东部地区——的关心。
正如1956年的工作经验所证明，对大量减少长期居住中国东部地区苏联公民人数问题不能只通过组织这些公民回国的个人方式来予以解决。
根据资料初步显示，1956年从这些地区返回苏联的人数达到2200人，前往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约900人。
在这些地区所剩下的1.32万人同胞中，根据现有资料初步显示，看来，将近有三分之一人表示愿去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其中许多人在那里都有亲戚。
为了减少长期在华居住的苏联公民人数，1956年使馆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关于当地苏联同胞出国前往资本主义国家；关于简化苏联公民出国手续；关于运送丧失劳动能力的年迈苏联同胞回国进养老院。
这些建议基本上都被采纳了，并且部分已被贯彻执行。
使馆和领事馆获准在1956—1957年向苏联残疾人疗养院运送500名丧失劳动能力的年迈同胞。
简化了以往返回中国拥有苏联国籍的前政治移民出境手续。
各领事被授权可以核销当地同胞，只要他们一旦提出要求离开中国，包括前往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朋友十分赞同取消对当地苏联同胞离开中国前往资本主义国家的限制。
考虑到当地苏联同胞突然大量出境前往资本主义国家会急剧加重当地侨民区中的不良情绪，给中国朋友造成困难和引起外国新闻舆论，使馆提请领事馆注意有必要改进在苏联同胞中的教育工作，同时还提醒领事馆核销出境前往资本主义国家的苏联公民，防止他们转变成为一种运动。
吩咐各领事馆，应该与本地当局紧密联系推行这项工作。
可以期待的是，随着继续组织当地苏联同胞以个人方式回国，上述措施的实施将使居住于中国东部地区苏联公民人数在近期内有实质性的减少。
解决新疆苏联侨民区减少问题遇到了极大困难。
根据截至1956年01月01日情况统计，长期居住新疆的苏联同胞有4.34万人。
此外，根据中国外交部通报，新疆拥有从俄国和苏联出来的无国籍人士20万—30万人。
1956年期间，从新疆返回苏联的当地苏联同胞人数为8000多人，无国籍人士7000人（苏联同胞家属成员）。
根据伊宁领事馆估计，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拥有近6000家苏联侨民家庭和大量的无国籍人士，他们同样也想返回苏联。
根据与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的会谈以及我们新疆领事馆的通报，可以作出以下结论，中国当局对从事农业的当地苏联侨民大批离开新疆回苏联持否定态度，因为其很大一部分人已加入了合作社，这些公民的大批出走将对其所居住地区的农业生产以及对生产合作社的巩固造成损害。
中国当局原则上不反对苏联同胞要求离开新疆返回苏联，但希望他们的离开不要像往年那样形成一种广泛运动，从而对当地整个苏联侨民区以及从我国出来的更多数量的各种无国籍人士的情绪造成较大影响。
所以，我们新疆领事馆应该在1957年更加谨慎地处理苏联同胞以个人方式回国问题，对中国当局有关公民任何群体离开新疆的观点予以考虑。
领事馆不应该进行间接的或者通过当地苏联同胞动员大量公民回苏联。
为此，还需考虑到新疆社会主义改造正在顺利进行，首先是大部分苏联同胞加入了合作社，应该改变在当地侨民区中的政治群众工作形式，在一段时间内取消苏联侨民协会分部，并将文化教育机构转交合作社与当局管理，以便为整个当地居民，包括苏联同胞服务。
在基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伊宁苏联领事馆便可关闭了。
中国当地侨民区大量减少使得1956年先后关闭了喀什、乌鲁木齐、满洲里、大连、沈阳和北京的苏联侨民协会。
至于上海、天津和哈尔滨的苏联侨民协会，则根据中国同志的愿望，根据保留对以上地点大量当地侨民区的当前教育工作形式情况出发，使馆认为有必要暂时保留这些协会。
对取消上海和天津苏联同胞协会问题待1957年底再处理，等这些城市的当地侨民区减少之后。
1956年使馆和领事馆就吸引当地苏联同胞积极参加中国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展了工作。
长期居住在新疆的大部分苏联同胞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合作社还包括了居住在中国东部地区的数量不多的苏联同胞。
使馆和领事馆对中国当局代表所表示的意思是，如果作为工业和商业企业拥有者的当地苏联同胞，随同中国公民一道，在与中国公民相同的基础上投入社会主义改造的话，苏方不会反对。
但是1956年期间，中国当局没有对当地苏联同胞的工业和商业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像对其他外国公民那样。
根据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秦立真的通报，1957年初，中国国务院规定，在中国拥有商业和工业企业的外国人可以继续在国家监督下从事自己的活动，对他们将基本上使用社会主义改造低级形式（由国家提供加工原料任务和按照当局所定价格的订单，向国家销售成品等）。
一旦苏联同胞表示愿意将自己的企业改造成混合制，那么其要求可以予以满足。
作为手工业、畜牧业和农业所有人的苏联同胞则根据其本人愿望，在严格遵守自愿原则的情况下，可以接受加入合作社。
对房屋所有者目前将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有关领事处工作的报告将单独呈上。
第4部分　结论
在过去的1956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特点是，进一步巩固了国内经济；完成工业化、农业、工业和商业领域中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得到了顺利进行；加强了围绕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各阶层民众的团结，巩固了人民民主国家；扩大了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友谊和合作关系，同时还巩固了与亚洲和非洲国家的联系。
一、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劳动人民的高度生产积极性，1956年中国国民经济得到了顺利发展。
中国工业（不包括手工业）完成了生产总值计划107％，基本建设计划完成99％。
工业和基本建设呈现发展速度十分高的特点：工业总产值比1955年提高了27.7％（1955年比1954年提高了7％），而基本建设则提高了约60％（1955年比1954年提高了约10％）。
1956年工业产品增幅几乎等于1950年全年工业产值的规模。
1956年基本建设完成工作量几乎等于1953年和1954年基本建设规模两者相加的总和。
五年规划所制定的工业生产总值、大多数产品种类、工人和职员工作水平的指标都提前一年完成，而基本建设则向前跨了一大步。
这一切为中国整个第1个五年规划的完成创造了条件。
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证明，1956年计划定得非常之高并且平衡不够，尤其对基本建设，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财政方面。
在完成1956年计划过程中，查明了三大基本矛盾：资本投入需要与资本保障能力之间的矛盾，生产增长速度与居民购买力之间的矛盾，最后则是进口增长与出口能力之间的矛盾。
由于整个计划中出现过错和失误，尤其是在制定物质和财政平衡上，由于基本建设资金大量分散，工人和职员人数超计划增长，在国内经济中造成了严重紧张。
这促使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重新审视过去所制定的1957年规划和第2个五年规划草案，以消除已形成的比例失衡。
二、1956年顺利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第1阶段的改造工作。
改造规模和步伐极大地超过了第1个五年规划所制定的指标。
工业生产中私有部分比重从1955年的16.2％减少到1956年的0.05％。
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在国内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1956年整个工业总产值约1/3是由合营企业所生产的。
由于中国经济中上述改造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进一步增长和合营企业逐渐转变为全社会性质企业。
在合营企业中，工人和职员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提高，掀起了竞赛活动，从而保证完成了1956年生产计划和提高了商品贸易额。
在社会主义竞赛影响下，工人阶级和民族资本家的合作得到了改善。
在把私有工业和商业企业改造为合营制过程中犯了一些错误，尤其是对合并小企业主、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许多情况考虑不够，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日常用品生产的下降和居民商品供应情况不良。
尽管中国领导机构对新成立的合营企业经营重组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对企业进行管理、组织经营活动以及对资本家不断进行教育，依然是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主要问题。
三、在农业方面，中共和中国政府为提高农业生产采取了巨大努力。
其结果是，无论遭遇自然灾害的损失有多么严重，1956年还是取得了农业产量进一步增长。
粮食总收成达到1.846亿吨，比丰收的1955年多收940万吨（5.7％）。
棉花总收成比1955年增长2.1％，为155万吨。
虽然国内农业产量得到了提高，但大多数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计划没有完成。
由于削弱了中央对采购谷物和居民粮食供应的领导，造成该工作中出现了很大错误。
中国粮食收支平衡依然还是紧张。
截至1956年，国家仓库粮食储备为3520万吨，比1955年底减少了10％。
棉花采购工作也不尽如人意，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对这一原料的需求。
畜牧业，尤其是耕牛和养猪业情况依然严峻。
产生这些困难的主要原因是，近几年发生的自然灾害，在合作化进程中出现了错误，1954—1955年饲料基地被减少，收购价格太低，合作社缺少饲养和使用牲口的经验等。
政府和中共中央为改正上述缺点作出了一系列决议，尤其注意提高农民和合作社社员对畜牧业的兴趣。
这样做取得了一些良好的效果，但尚未取得重要进展，无论是牲畜总量还是各种主要牲畜量的增长计划均未完成。
1956年是中国农村完成基本合作化的一年。
随着进一步吸引个体农户加入合作社，半社会主义的低级社向社会主义的高级社过渡，同时巩固大多数合作社的进程开始了。
截至1957年01月01日，全国农业合作社总数由于合并而减少到75.8万家。
其中合并了1.174亿农户，或全国农民的96.6％。
1.066亿农户，或全体农民的87.7％，合并为56万家高级合作社。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全年对巩固合作社生产活动组织和安排问题予以了很大关注，以取得在合作经营基础上的农业生产高潮，增加合作社的收入，提高合作社90％合作社成员的收入，从而显著展现合作社经营的优越性。
中国党和政府在合作化和合作社组织经营活动进程中查清和改正了大量缺点、错误。
比如，他们让合作社对经济作物、畜牧业和副业的估计不足予以关注。
为同破坏合作社的民主领导、浪费和其他错误现象作斗争采取了有效措施。
所有这些取得的结果是，大多数合作社基本上于1956年顺利建成了，尽管发生了自然灾害，80％的合作社农民与去年相比还是提高了自己的收入。
帮助弱小合作社和进一步巩固合作社的工作依然是中央和地方党及农业机构关注的中心。
四、城市和农村生产关系性质的深刻变化影响到中国的国内政策，其特点是，进一步巩固了工人阶级与农民联盟，逐渐消除了民族资本家阶级，全面加强了中国人民的统一和团结，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这一切特别鲜明地表现在中共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进程中。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理论，探索在对内政策方面采取正确而灵活的形式，以保证完成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
过去一年，共产党队伍得到了很大成长和壮大，实施了旨在扩大党内民主，改进党政工作的措施。
中共中央极大地关注加强党内以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会、国内其他阶层民众的教育工作。
这一工作的基础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共中央和政府决议，为此，特别强调在人民中发扬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反对因取得巨大成就而骄傲自满，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养成工作和生活中谦虚朴素作风。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提高中国知识分子科学与文化创作的热情和积极性有一定意义，这关系到把中国科学与文化提高到世界最新水平的总任务。
五、根据团结中国人民所有力量的必要性，1956年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奉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统一人民民主战线的路线。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提出并实际上贯彻了共产党与中国现有的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长期共存和相互监督的方针。
作为中共统一战线领域新的政策方针，它极大地提高了民主党派对中共的信任，加强了其对中国政府在国内所实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外交措施的支持。
过去的一年中，统一战线组织改造民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活动显得十分活跃，民主党派成员的队伍得到了扩大，召开了各党派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全会，其基层机构组织得到了加强。
六、1956年举行了一系列国内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活动。
在选民十分积极地参与下，进行了国家政权基层机构——乡镇、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与前几次选举相比，参与投票选举的选民百分比有了极大上升；比往年更广泛地实行了无记名投票；会上发言的代表及其提出的有关改进权力机构活动的建议数量都有所增加。
对于基层工作人员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指示方面，选民和代表更加直率而大胆地对错误和不正常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为了使国内行政区域划分接近经济和文化建设任务，开展了乡镇合并，县和省部分重组。
许多上级组织的工作人员下放到基层工作。
鉴于国家管理存在过于集中，在国家和党的机构实际工作中存在大量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反法制的现象，采取措施以克服这些缺点，并开展与这些机构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作斗争。
七、与前几年相比，1956年更多地去关注民族建设问题。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存在大量大汉族沙文主义、限制中国落后少数民族权利和特殊利益的原因。
在个别居住有少数民族的地区出现了由民族主义和敌对分子组织的骚乱和武装暴动。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采取了更加灵活、谨慎和正确的措施，在民族地区开展民主主义改造和合作化，增加对这些地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拨款，继续从少数民族中培养党和国家机关干部，反对大汉族沙文主义现象。
八、在中国人民内部逐渐统一和国家内政情况稳定情况下，反人民的敌对分子没有停止自己的破坏敌对活动。
在下半年，尤其是匈牙利事件之后，农民中出现了个别骚乱，工人中出现了个别罢工，青年学生中出现了恶意攻击。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认定这些动乱具有严重意义时，认为没有必要广泛地采取镇压措施，而是着重全力开展了说服工作，克服错误和不正常的现象，并认为，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都是群众中不良情绪和举动的原因。
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活动家最近发表的原则性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国人民内部存在矛盾，在先进和落后部分之间有必要利用民主方式去克服这些矛盾。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正如中国领导人所声明的，对敌对分子不应该采取镇压方式。
1956年，作为与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形式之一是，在这些分子中开展“自我揭发，自我坦白的运动”。
对自愿坦白者，其人数超过了10万之多，则采取了“宽大政策”。
九、1956年中国外交状况的主要特点是：
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兄弟友谊和在政治、经济领域以及科学和文化问题上的紧密合作关系得到了继续发展。
苏共二十大是极大推动这些关系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
大会决议对中国政府外交和内政措施产生并将继续产生巨大影响。
在苏共二十大影响下，彼此工作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中苏政府之间、中共和苏共之间建立了更加信任的关系。
中国和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在整个一年中一如既往互相通报各自国家内部情况，并且在外交政策领域互相协商和密切合作。
在匈牙利事件和对埃及侵略时期的复杂形势下，这点表现得尤其鲜明。
这一时期在敌人攻击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以巨大力量展示了自己对10月革命事业和苏中友谊的国际主义忠诚。
中国朋友对苏联政府向匈牙利镇压反革命提供援助的行动，对旨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的互相理解和友谊所采取的其他措施给予了坚决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活动，旨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中友谊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整个阵营的统一和团结。
在这方面具有特别意义的是，1957年初在莫斯科举行的苏中谈判，双方最终签署了具有国际意义的苏中联合声明。
近一年来，对苏联、苏联组织和在华专家工作提出更加公开批评意见成为了苏中关系中的某一特点。
为此，应该考虑到，通常对我们的类似批评是出自友好的立场，并且反映了中国同志为争取更加多的互相理解和巩固苏中人民友谊的渴望。
1956年标志着苏中贸易和经济合作得到了相当扩大。
苏中之间对外贸易总额比1955年增长了24.3％，达到59.97亿卢布。
但是1956年中国在履行义务向苏联提供部分商品时出现了严重困难，从而导致了年底中国商品供货部分减少，中方未能完全履约的部分达4.2％。
根据1956年合同，苏联履约供货97.2％，而外贸部供货仅履约94.8％。
对我们企业和设计机构来说，通过技术援助对华提供设备和完成设计工作进行得十分紧张。
虽然对华提供配套设备计划超额完成了，但并未按要货清单履约完成。
一年中，许多部级总供应商严重违反了设备交货、设计技术文件转让和专家派遣所规定的期限。
到年底，中国降低基本建设速度和减少1957年向苏联采购设备和设计资料的趋势更加明确了，从而有可能对已经开始着手完成中国定单的我国工业企业产生消极影响。
1956年苏中科技合作极其活跃，它表现为在双方科研机构、科学院、设计院等机构之间采取了直接联系的新的各种形式。
组织苏中联合科学考察队共同研究个别问题是有益的。
中方依然要比苏方更加积极地主张进一步扩大苏中科技关系。
苏方对中国成功经验的研究和利用还是不够。
1956年与去年相比，双方在文化合作领域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这得益于1956年中期苏中双方签署了文化合作协议。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尽管文化关系得到了一定扩大，但依旧落后于两国政治与经济关系水平。
今后文化合作的工作应该建立在稳固的科学基础上，朝着更加深入、更加专业的互相研究两国文化和科学的方向发展。
1957年即将制定的3—5年文化合作远景规划将对这方面起到极大的作用。
十、过去一年中，中国与人民民主国家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在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中国与苏联一起坚决贯彻平等、互助和友好合作原则。
1956年，中国与亚洲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及其他关系的发展基本上正常。
中国向朝鲜和越南继续提供极大的经济援助，同时还与蒙古签署了提供无偿经济援助协议。
然而，值得注意的事实是，1956年中国和朝鲜政府在朝鲜内政状况问题上暴露出严重分歧，其结果导致1956年中朝关系有些恶化。
1956年中国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国家和政党接触扩大了。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赞成苏联对匈牙利革命工农政府镇压匈牙利法西斯暴乱所提供的援助，并且表示对卡达尔政府支持。
与此同时，中国朋友十分谨慎而审视地去评价波兰事件，多次反复研究自己对波兰事件始初阶段的立场。
随着中国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关系的巩固，1956年双方贸易和经济关系出现了缓慢增长，甚至在贸易额上有些下降的趋势，其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和财政方面遭遇了困难。
中国与南斯拉夫关系得到了一些扩大，对此可证明的是，1956年中国与南斯拉夫开展了各种代表团的大量交换。
由于1956年南斯拉夫人掀起的宣传“民族共产主义”以及对苏共的攻击运动，中国朋友坚决地站在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边，以此支持他们反对修正主义和“民族共产主义”的斗争。
十一、作为中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方向之一，坚持奉行与亚洲和非洲国家发展各方面关系，支持这些国家反殖民化斗争和中立化，促进这些国家与社会主义阵营接近，反抗帝国主义者将其结成该地区自己侵略集团的方针。
与往年那样，中国把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利用亚非国家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基础上，1956年，在解决上述任务上取得了极大成就。
中国成功取得了进一步扩大与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关系。
这些主要反映在与中国建交的亚非国家的数量增加了，与这些国家，尤其是与那些尚未与中国建立正式关系的国家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关系，并且扩大了与亚非国家的国家和社会活动家之间个人的交往。
中国对一系列国家（缅甸、柬埔寨等）给予了经济援助。
中国政府赢得了亚洲国家对自己政策的巨大理解，积极促进了他们对苏联政策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情况更正确的理解。
在这方面，周恩来对亚洲八国的出访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这次出访时间正好在1956年底，因匈牙利事件帝国主义者掀起了反苏联和反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
这次出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国际威信的进一步提高，巩固了其在亚洲的地位，改善了中国与部分国家的互相关系。
中国政府对印度继续予以特别多的关注，1956年与印度友好关系取得了发展与巩固，在国际问题上，中印进一步互相理解和合作。
十二、中国取得的经济和政治成就、日本工业生产增长及其对外贸易发展困难、日美矛盾上升、苏日外交关系恢复以及日本随后加入联合国——所有这一切为促进改善中日关系建立了更加良好的氛围。
中国政府利用这种局势，继续积极地推行中日关系正常化方针。
中国同志对日本所做的工作使得与日本的联系得到了极大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对日本社会民意产生了影响。
但是，考虑到日本与美国之间更大的依赖关系以及日本统治阶层反动亲美分子十分强大的立场，可以预见的是，近期内中日关系发展只可能在经济方面有所进展，虽然中国毫无疑问会设法利用这种进展来争取更大的政治效果。
十三、美国对中国依旧奉行自己公开的敌视政策，继续事实上占领台湾，阻碍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和中国参与其他国际组织，对那些反对对华实行贸易禁运的国家施加压力。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旨在揭露美国统治阶层的政策。
比如，在日内瓦大使谈判过程中，中方不止一次提议召开外长会议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取消禁运和发展两国间的接触和文化交流。
之后，中国又表现出主动姿态，邀请美国文化人士和记者访问中国。
美国政府禁止这些出访甚至引起了美国部分反动报界的不满，对中国来说这是政治上的一大胜利。
中美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依然还是美国对台湾问题和中国进入联合国所采取的毫不妥协的立场。
中国同志对拖延解决这些问题持平静态度，认为，时间对他们有利。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奉行和平解放台湾，利用各种途径对国民党人和台湾居民施加影响，促进台湾岛上爱国主义力量的活动，加重国民党人之间的分化以及美国与蒋介石分子之间的尖锐矛盾。
1956年中英关系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下半年双方关系出现了某种恶化趋势，尤其在英国策动对埃及侵略，并在香港和九龙进行反华挑衅之后。
十四、1956年，对中国国内生活及巩固其国际地位产生巨大影响的显著事件是中共第8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大会展示了党的统一，与群众广泛而牢固的联系，中国主要阶层民众对共产党及政府政策和措施的支持。
大会有力地证明了，中共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列主义运用于本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
在总结了七大之后所走过的道路，分析了过去工作中的成绩和不足，中国共产党在第8次代表大会上拟定了实施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规划途径和方法。
第5部分　建议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的宪法中，在附加在这些国家外交政策基本原则的条约序言中，强调指出，巩固与苏联的友谊是这些国家外交政策不变的原则。
为此，可以指出的是，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则至今只在苏联政府声明和宣言中予以了阐述。
但是这些原则尚未在我国的基本法——宪法中得到反映。
考虑到苏联外交的列宁主义原则（与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平等和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争取保障全世界和平等）不仅是苏联政府实际活动中的外交政策，而且是苏联国家整个长期政策中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提交下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审议，把这些原则写入苏联宪法序言中是适宜的，特别要突出和强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永久而牢不可破的友谊原则。
这一举动所要强调的是，苏联政府在以前宣言和声明中所阐述的外交基本原则不仅是苏联政府当前的外交原则，而且是苏联国家外交政策始终不变的原则。
提请对苏联宪法加上序言，强调苏联与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坚不可摧而永久的友谊、平等原则、不干涉内政和尊重主权以及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这无疑将在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会引起良好反响。
二、1956年苏联比往年更加重视普及了解中国人民各方面的生活。
但是在使馆看来，在这方面做得还很少。
访问苏联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在苏联的中国大学生和实习生认为，苏联公民对中国人民生活，对中国在经济、国家和文化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了解不多。
在苏联学校里对中国现实生活、人民的历史和文化介绍不够。
为了在苏联推广对中国知识的了解，我们认为，必须开始苏中友协的工作。
两年前在莫斯科就已宣布建立这个协会，在中国这也是众所周知的。
三、目前，在苏联的中文定期出版物上，对苏联成就的宣传以及在中国民众中对苏联人民生活的介绍还做得明显不够。
1956年中国出版的苏联中文期刊只有两本——《苏联》和《苏联妇女》，年发行量为240万册。
这些杂志上所刊登的材料无法满足中国同志对苏联的兴趣。
为了加强我国在中国的宣传，使馆认为在莫斯科组织出版中文大众版报纸是适宜的。
报纸可以中苏友协名义出版（因为苏联目前尚未成立苏中友好协会）。
报纸的主要任务在于，依据具体材料，以普及形式宣传苏联在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苏联在民主发展方面的成绩。
向读者介绍苏联人的生活和日常习俗等。
考虑到中国大多数居民是文盲和半文盲，最好在报纸上广泛使用照片、图片和其他插图。
有关技术方面，则可以利用中方《友好报》的出版经验，即在莫斯科进行报纸排版，将版子发往北京并在中国印刷发行。
对报纸出版社工作而言，应该邀请几个中国专家担任顾问。
目前中方在苏联发行的俄文定期出版物有三种——《友好报》、《人民中国》和《中国》期刊，年总发行量为2100万册。
据使馆掌握的情况，中方对我们出版介绍苏联的中文报纸持积极态度。
因为这符合中国朋友在中国更广泛地介绍苏联生活的愿望，并且这是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
四、1957年中国报刊出版社发来了大量征订有关介绍苏联文章的申请。
但是接到这些申请的苏联新闻局只能满足中国出版社30％—40％的需求。
目前中共中央作出了有关出版供中国积极分子和知识分子阅读的《苏中友谊》月刊的决定，上面将完全刊登有关苏联的资料，并且中国朋友计划出版物大半部分保证登载向苏联作者约稿的文章。
鉴于以上所述，使馆请求部长会议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就及时而完全满足中国申请的重要性予以重视。
五、使馆认为必须做到的是，苏联新闻报刊不要只限于登载按照通讯社有关对中国的新闻报道材料，还应根据中国外交和内政的措施刊登社论、编辑部和评论员文章。
这不仅符合双方的相互关系，而且意味着对中国政府措施的一定支持。
六、使馆从与中国主管人员会谈中得知，中国广播听众对莫斯科（哈巴罗夫斯克）对华广播质量反映不好，认为苏联广播的许多材料中文翻译很差，枯燥单调。
为此，使馆认为有必要提请广播委员会重视从根本上改进苏联对华广播质量的重要性。
七、鉴于最近美国加强在东南亚、近中东国家的宣传，有必要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这些国家的宣传与反宣传，使馆认为合理的是：
1.委托苏联驻东南亚、近中东国家各使馆研究所在国苏联宣传的效果问题，并向中央提出相应的建议；
2.召开苏联和中国宣传工作人员有关交流经验和改进亚洲国家宣传组织会议。
在该会议上可以协商我国与中国对亚洲国家宣传的协调问题。
八、近来，美国对亚洲国家广播的电台数量出现了增加，并且其活动显得很活跃。
美国的广播电台分布在直接靠近东南亚和远东国家（日本、菲律宾等），并且与苏联广播截然相反，他们的广播听得很清晰。
为此，使馆认为有必要加大我国对亚洲国家广播的电台功率，同时还要与中国政府商定有关安排从中国南方地区转播苏联对东南亚的广播。
九、正如本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在国家和党的建设与群众组织工作领域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
根据本国情况的特色，中国共产党为解决这些问题采取了许多别具一格的做法。
对中共中央机关各部门、地方党和国家机构实际活动中的一些好的做法值得进行仔细研究。
使馆认为，可从苏共中央各部和各地方党的机构（州委）向中国派遣工作组，以了解中国党和国家机构的工作情况。
十、个别苏联部门在向中国派遣各自代表团时没有要求其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没有对代表团提出具体的任务，没有提请他们注意有必要去研究中国任何一个领域中的好的做法。
通常去中国的苏联代表团对中国国内形势了解很差，并且对代表团感兴趣的领域的情况也很少介绍。
与此同时，访问中国的苏联代表团回国后通常不总结出访期间所收集的材料，在部委会议上很少听取他们的汇报，代表团成员对报界和社会各界发表出访成果总结表现得不够积极。
使馆认为，有必要最好提请我们各部门注意仔细做好代表团赴中国访问的准备工作，有必要建立对所做工作的汇报程序，包括在同事会上听取代表团汇报。
十一、中国朋友曾不止一次地向苏联征求过并且一直征求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许多严重问题和中国经济发展与苏联经济建设协调规划的建议。
考虑到中国没有加入经互会，目前缺少一个建立在对等基础上讨论中苏经济的某种机构，最好是对合理建立常设苏中联合经济合作委员会的建议予以研究。
该委员会将被赋予规划和协调苏联与中国国民经济部分部门发展的功能，研究中苏部分毗邻地区经济发展和合作问题，协调对资本主义市场和亚洲与非洲的外贸政策，交换经济信息等，其中包括外贸业务信息。
十二、使馆支持在华苏联贸易办事处提出的有关中苏贸易关系领域的建议：
1.为了更加合理地解决中苏双方之间往来货物的价格问题，应参照相应商品的世界价格行情，研究相互供应商品价格转为每年制定的问题。
一旦世界市场部分商品因特殊情况出现价格上涨的话，那么这些商品的价格则由双方进行特殊协商。
同时，有必要研究有关取消对苏联商品发往新疆至边境公路的苏联境内段或者水陆运输的额外补贴问题，因为中国机构在向苏联发运其商品至边境的该地区段是通过其境内公路和水陆运输的。
2.有必要与中方讨论有关签署增加向苏联提供钨精矿石和锡矿石数量的补充协议问题，如同1950年02月14日签订的有关向苏联提供有色金属议定书所规定的条件那样，因为考虑到上述金属的实际供应已大大超出了该议定书中所规定的数量。
3.为了提高双方对如期履行合同中规定的供货义务的责任，应该提出，如果双方有任何一方违反交货期，实行制裁是适宜的，正如供货总条件中对此所规定的那样。
4.到目前为止，苏中贸易问题谈判通常都是在莫斯科举行的。
为了尊重相互关系，这些谈判在莫斯科和北京轮流举行比较合理。
十三、使馆认为，有必要提请中央考虑研究在北京建立常设苏联展览厅的问题，以展示苏联在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在该展览厅可以用实物或者图片展示苏联的新技术产品、苏联出口品种，并组织有关经济与国家建设、外贸、科学、文化、艺术发展等各种问题的图片展览会。
十四、使馆未收到我国驻中国邻国各大使馆（蒙古、朝鲜、越南、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等）有关介绍各所在国情况及其与中国关系问题的材料，使馆极其需要这些材料以便经常研究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
请安排向使馆定期寄送上述材料（汇报章节、个别材料、情报），同时，请允许使馆外交人员出访中国的邻国和地区（越南、朝鲜、蒙古、缅甸、香港）。
十五、1957年08月01日，中国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
应该在苏联报界广泛介绍这一纪念日，并从巩固中苏军队关系出发，委托苏联国防部按其组织系统制定活动计划。
十六、鉴于1959年中国即将成立10周年，有必要提请苏联科学院汉学研究所和相关的出版社着手准备有关中国内政、外交、经济和文化问题的专著和论文集，可以在纪念庆祝日时出版。
有必要将上述问题的专题文献集列入出版社计划，同时还应该责成外国文献出版社在1959年扩大中国文学翻译出版。
附件92页为机密，47页为非机密。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1957年04月18日于北京
文件送：А·А·葛罗米柯、И·Ф·库尔久科夫、情报委员会、苏共中央联络部、档案室 1957年04月15日 手写批注：
归档。
该资料已用于对中国的工作，报告简介和说明已通报苏共中央委员会。
И·谢尔巴科夫
1957年09月17日
АВПРФ，ф.5，оп.28，п.103，д.409，л.1-252
195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