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

中午，乘专列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同天津市负责人黄火青、吴砚农、万晓塘、李耕涛、李华生(52)等谈话。

同日

晚上，到天津市人民剧场，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毛泽东说：在我们过去几十年，主要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打倒蒋介石，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还有社会主义改造，这些都是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这个斗争时间很长，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算起，有一百多年。这是一个很大的斗争。在作这个斗争的时候，人们对于我们在开头也是不相信的。现在人们就相信了，说共产党行了。至于建设，人们历来就说共产党恐怕是不行的。我们过去是阶级斗争为主，不是说没有搞建设，还是有建设。要讲不会，也会一点儿。因为过去做阶级斗争的时候，在根据地也多多少少学了一点。但是盖大工厂，搞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教育那一套东西，我们就不会了。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不对。为什么共产党也能领导呢？我们把这些科学家、大学教授、工程师、医生统统放到计划里头，作出长远计划、年度计划，以计划去领导他们。此外，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他们，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去领导他们。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是不会的。世界上的事情是可以学会的，我们现在要学。现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八大决议上面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要学会在科研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学会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政治面貌改变之后，必须要使经济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上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跟过去有所不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过去搞阶级斗争经过许多失败，现在搞建设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现在不重复以前的错误，我们就可以少付代价，可以避免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我们现在才开始学习，这种情况的改变大概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更大的改变时间还要多一点。那末，先生是谁？先生就是现在的党外民主人士。我们态度要好，不摆官僚架子，首先承认自己一窍不通。现在我们党内有种风气是不大好的，就是脑筋里头装满了过去那些东西，新的风气没有养成，没有养成阅读看书的习惯，没有把我们的剩余精力放在学习上头去。你完全不懂，又不肯学，又要摆那么一副架子，这就不好了。就具体的业务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所以我们有学习的任务。有十年到十五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业务上、在技术上领导他们。对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而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办法不行了。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够用粗暴的方法。有两个方法，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压一下的想法。压是压不服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办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就输了。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说理的文章，学会作说理的报告。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跟我们合作，只有极少数人是敌视我们的。我们现在扩大发行《参考消息》，无代价地替帝国主义出份报纸来骂我们。我每天都看。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见世面，知道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敌人怎么骂我们，敌人家里的事情是怎么样。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就很危险。我们就是叫人们自己去思考，就是不要把自己封锁起来。马克思主义是同它的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比如我们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马克思主义，那末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照具体情况解决问题。若采取压服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道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当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天津，继续南下。

同日

在天津致信周恩来、陈云、彭真、陆定一：“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做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以上各点，请中央讨论一次，并作出决定。”

(52)吴砚农，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政协副主席。万晓塘、李耕涛，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副市长。李华生，当时任天津市副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