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旧市各厂矿、重庆钢铁公司和玉门油矿
抓紧政治工作　提高工人觉悟
工人们更加热爱新社会，划清了是非界限，加强了劳动纪律
本报讯
云南个旧市各生产厂矿和基本建设工地，针对有些工人生产热情不够饱满，劳动纪律松弛，以及有些干部计较个人得失等思想情况，采取回忆对比和算细账的办法，通过群众性的总结工作，向广大职工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马拉格锡矿、个旧冶炼厂党委都对职工思想情况进行了具体的调查研究。
许多单位都召开了各种会议进行动员。
广大职工通过回忆对比和算账，进一步具体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领导作用和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正确关系，提高了思想觉悟。
古山选矿厂党委具体帮助工人算了三笔账：
一是去年的工作有没有成绩，为国家创造了多少财富？
二是物质文化生活比过去有那些提高和增长？
三是工人阶级解放前后的政治地位如何？
通过算第1笔账，职工们不但总结了生产经验，而且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成果。
通过算第2、第3两笔账，工人们回忆起往日悲惨的生活，都更加热爱今天的社会。
老工人王仕崇说：
“我们矿工在旧社会吃的是‘老妈妈汤’、‘玻璃汤’（开水），一年只有过四大节才能吃到一点肉，每天从天不亮干到晚，拿的钱还不够穿衣裳，连自己的母亲都养活不起。
现在我不但把母亲接来了，自己还讨了老婆。
这都是社会主义的好处。”
个旧冶炼厂许多工人回忆起解放前蹲茅草房、穿麻布衣裳、吃豆渣的日子，对比现在的生活，也都提高了觉悟。
在这个厂工作过三十四年的老工人张国光说：
“解放前矿工过的什么生活？
我得了严重的胃病、风湿麻木病，没有人管。
解放后，党和国家两次送我去疗养。
我的工资比在过去锡务公司时提高了十倍。
大女儿考上了中学，我和大儿子加入了共产党。
我要为子孙的幸福，在这里干到干不动时为止。”
在这个基础上，古山选矿厂的职工检查了生产上的薄弱环节，制定了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具体条件，掀起了社会主义竞赛的热潮。
机选工段的工人看见原矿供应不上，就主动到附近找到十二吨原矿来生产。
原来不按时上班或是上班打瞌睡的工人，大都自觉遵守劳动纪律了。
本报讯
重庆钢铁公司加强对新进厂工人的政治思想教育，很多新工人进厂后，阶级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
随着生产的日益发展，去年公司新工人大量增加。
他们进厂后一般都抱着参加祖国建设的高尚愿望，但由于出身于各个不同的阶层，因而进厂后，带来了很多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
有些人轻视劳动，有个人名利思想，他们不愿干辅助工或技术性不强的工作，闹工资待遇，劳动纪律松弛。
也有些新工人之间互相闹不团结。
公司党委和工会针对以上情况，专门成立了新工人政治教育组，采用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向新工人宣传“八大”的精神，以及请老工人和车间领导同志介绍该公司的光荣斗争历史和发展远景，并针对不同的对象，分别请农民及手工业者出身的老工人，介绍他们刚进厂的思想变化和成长过程，以帮助新工人树立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思想。
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有些车间还注意了解和帮助解决新工人生活上的具体困难。
通过各种生动的教育，新工人的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耐火材料车间石炭窑工人徐松发回忆起旧社会当工人受苦受难的情况，想到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工作更加起劲。
本报讯
玉门油矿青年团组织去年第4季度开始在全矿青年中进行的共产主义教育，到目前，已有二万四千多名青年受到了教育。
通过这次教育，青年们进一步划清了是非界限，提高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警惕。
反对不道德行为也成为社会的强烈舆论。
违犯劳动纪律、不尊敬师傅等不良现象比过去减少了。
在学习中，有些人过去认为迟到早退一、二次，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占别人小便宜都是小事，现在都认识到这绝不是小事了。
炼油厂过去经常违犯劳动纪律的十四名青年，现在有些人已经成了遵守劳动纪律的积极分子。
通过宣传教育，青年们懂得了啥对啥不对。
因而正气逐步上升。
有些过去曾要求离开玉门油矿的外地青年，现在都表示决心长期建设石油基地。
油田建设公司第3工程队在去年10月25日到11月28日的一个多月中，即出现了六十六件好人好事。

周总理参加锡兰独立纪念日庆祝大会
新华社科伦坡4日电
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今天上午八时在独立广场参加了锡兰独立纪念日庆祝大会。
中国总理和副总理应邀同锡兰总督、总理和锡兰最高法院院长坐在一起。
在乐队奏了锡兰国歌以后，锡兰的领袖们检阅了各个学校的女学生和男学生们的整齐队伍。
接着是男女学生们的体操和体育表演，包括翻跟斗、双杠和一些锡兰的民族体育项目如击鞭等。
在音乐和民间舞蹈表演中，中国客人为穿着各种颜色的沙丽的一百名女教师所表演的勒齐姆舞深深地吸引住了。
她们拿着有木柄的叮铃作响的铁环，随着鼓声有节奏地跳着舞。
检阅和表演在上午十时左右结束。

广东省慰问团慰问海南岛驻军
新华社海口4日电
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和当地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机关联合组成的慰问团，在团长詹才方中将率领下，正在驻海南岛第1线执勤部队中进行慰问。
慰问团所属的三个分团，已经分头深入琼东、琼南、琼西地区慰问当地驻军。
随同慰问团前来的两个文工团、一个杂技队和三个电影队，也分别在各部队慰问演出和放映电影。
慰问团是在1月27日到达海南岛的。
他们每到一地，除了进行慰问活动外，还分别同部队官兵、当地党政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代表举行座谈会，听取关于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官兵之间关系的意见。
慰问团还把带来的大批慰问信和慰问品分送给各执勤部队官兵。

日喀则各界连日热烈欢迎班禅额尔德尼
新华社日喀则4日电
日喀则各机关、团体和广大群众，连日来热情欢迎班禅额尔德尼。
03日下午，中共日喀则分工委、日喀则基巧办事处、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在扎什伦布寺拉让则宫殿，联合举行宴会欢迎班禅额尔德尼。
宴会上，中共日喀则分工委书记梁选贤举杯祝贺班禅额尔德尼身体健康。
参加宴会的还有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主任委员詹东·计晋美，班禅的经师恩久活佛和班禅的父亲、母亲等。
02日，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的官员和扎什伦布寺的四千多僧众，在扎什伦布寺的拉让经堂，为班禅额尔德尼举行了宗教上隆重的欢迎仪式“噶卓”。
这天中午，班禅额尔德尼在佛禾声中升入宝座，大喇嘛土登尼玛在香烟缭绕中首先把象征宇宙的“曼扎”敬献给班禅额尔德尼。
接着，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的二百多名官员列队轮流朝拜，并敬献哈达，班禅额尔德尼一一为他们摸顶祝福。
官员们朝拜完毕，扎什伦布寺的喇嘛和笃信佛教的市民争先朝见了班禅额尔德尼。
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献上祝贺佛爷长寿的“食子”（用酥油做的塔形物品），班禅额尔德尼送给他们象征吉祥幸福的红布条和食品。
中共日喀则分工委各部负责同志也应邀参加了欢迎仪式。
01日，班禅回来后的第1天，在扎什伦布寺的广场上，来自日喀则附近十多个溪卡的寺庙的喇嘛，和一千五百多农牧民，为欢迎班禅额尔德尼的归来，齐集在一起欢乐地歌舞，他们中有许多还带来了丰美的点心和青稞酒。
这天，人民都穿戴得十分美丽，妇女们戴上了只有节日才戴的嵌有玛瑙、珊瑚的弓形头饰，她们随着六弦琴，婆娑起舞。
直到夕阳西下，人们才留恋不舍地散去。

朝中烈士纪念碑在开城揭幕
朝鲜各界代表和我志愿军代表参加揭幕式
新华社开城4日电
今天在开城的松岳山下，隆重举行了朝中烈士纪念碑揭幕仪式。
参加揭幕仪式的有：
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民族保卫相崔庸健次帅为首的朝鲜各界代表，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任荣少将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代表团首席代表郑国禄少将和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开城市军民等约一千人。
在肃穆的音乐声中，崔庸健次帅等检阅了排列在朝中烈士纪念碑前的朝鲜人民军仪仗队。
接着，崔庸健次帅致揭幕词。
他热烈地赞颂了在并肩反抗侵略、保卫和平的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朝中两国烈士的不朽功绩，并对派出自己心爱的儿女不辞牺牲流血到朝鲜土地上作战的中国人民表示最深挚的感谢。
在崔庸健次帅亲手揭开盖在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两座烈士纪念碑上的白色帷幕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和朝鲜其他各界代表等相继致词，敬献花圈。
志愿军代表任荣少将在致词中表示要发扬烈士为和平而斗争的精神，继续同朝鲜人民一道，为争取朝鲜的和平统一和保卫东方和平不断努力。
最后全体脱帽肃立，表示对烈士的悼念和敬意。
这两座从1954年开始修建的纪念碑，是在不久前竣工的。
碑上分别用朝中两国文字刻着“永垂不朽”的字样。
碑身巍峨壮丽，光洁晶莹，周围有苍松翠柏环绕，与纪念碑同时竣工的，还有烈士陵园壁上的四幅表现朝中两国烈士并肩战斗的英雄形象的浮雕。

根据中尼经济援助协定
我拨付第1期援助现金
新华社4日讯
加德满都消息：
据尼泊尔官方3日宣布，尼泊尔政府已经收到中国政府给予的一千万印度卢比的现金援助。
这是中国政府根据去年10月在北京签订的中国尼泊尔两国政府经济援助协定拨付的第1期现金援助。
这项协定规定，在协定生效后三年中，中国将无偿地并且不附带任何条件援助尼泊尔王国六千万印度卢比。
其中二千万印度卢比分期付给现金，四千万印度卢比则给予尼泊尔王国所需要的和中国可能供应的机器、设备、材料或其他商品。

澳大利亚学生代表团抵京
新华社4日讯
应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邀请前来我国访问的澳大利亚学生代表团一行八人，在团长廷·麦克唐纳率领下已经在4日晚乘火车到达北京。
前往车站欢迎的有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胡启立、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主席万泰和以及北京市青年学生代表三十多人。
代表团在来京途中，曾经在广州、武汉稍作逗留，与当地学生一起度过了春节。

煤矿工人的光荣——春节采煤四十五万吨
新华社4日讯
全国煤矿职工响应国务院增产原煤号召，在春节假期中共为国家增产了四十五万多吨原煤。
其中，国营煤矿生产了三十八万多吨，比煤炭工业部预计的数字超过了六万三千多吨；
辽宁、山西、河北、内蒙古等八个省区的地方国营煤矿生产了六万多吨。
绝大多数煤矿在这次春节假期增产中都超过了原来的产量计划。
哈尔滨管理局所属各矿生产了近十万吨，超过计划19.7％；
济南管理局所属各矿生产了五万七千多吨，超过计划13％；
京西煤矿的产量超过计划一倍以上；
阜新海州露天矿甚至创造了几年来最高日产量纪录，增产原煤达一万多吨。
在春节假期生产中，各矿工人出勤率都很高。
贾汪煤矿工人出勤率达百分之一百；
焦作矿区虽然连日大雪，所属四个矿的工人都是班班满员，王封矿二十二名新结婚的矿工，也都照常出勤。
春节期间，煤炭工业部和各地区管理局的全体人员，都和矿工一样只放一天假，其余两天照常工作。

科伦坡市民集会热情欢迎中国客人
周总理举行招待会并应邀参加锡兰总督国宴
新华社科伦坡4日电
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在3日下午参加了在科伦坡市政厅举行的市民欢迎会。
当他们在下午四时三十分到达市政厅广场时，许多持枪的士兵、民族音乐家和舞蹈家陪着他们，并且打着两把巨大的云母扇为他们遮蔽炎热的热带阳光。
他们在热闹的鼓号声和十二个穿着鲜艳服装在他们前面跳舞的舞蹈家的银器装饰品的叮铃声中走进市政厅。
一万多人不顾炎热的阳光在市政厅前站了好几个钟头，等候欢迎中国总理和副总理。
许多人站在新设的防止群众妨碍交通的栅栏上，另外一些人站在附近的纪念碑的台基上。
许多和尚披着在太阳光下更显得光彩夺目的黄金色袈裟，另外有许多妇女带来了一些大鼓，她们坐在鼓旁，用双手迅速地击鼓。
当中国总理和副总理到达的时候，人群中发出了激动的声音，接着是此起彼落的欢呼声。
在市政厅的大门前，身佩红带的市长苏加塔达萨给周恩来总理戴上了花环。
然后，中国客人们被引进了市政厅，在那里，他们被介绍给欢迎会的其他主人——三十三个市政委员会委员，其中有三个妇女。
在大厅里，立即举行了市政委员会的会议。
市长表示欢迎中国总理，并且赞扬周恩来对中国的功绩，赞扬他是潘查希拉的发起人之一。
他又说：
“锡兰是最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
从远古以来，我们两国就存在着友谊和善意的联系。
由于我们两国之间签订了贸易协定，这种友谊和联系得到了加强。
我们相信，阁下的访问将会有助于进一步加强这种联系。”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当他三十六年前第1次路过科伦坡的时候，他为这个城市的美丽所打动。
现在，它仍然是那样美丽，但是不同的是，它已经不再处于殖民主义之下了。
他说：
“它将永远属于锡兰人民。”
周恩来说，他深深地为锡兰人民的热情所感动。
他说，“从我们到达的那一天起，我们走到的每一个地方，无论在白天或夜晚，无论是城市或乡村，都有成百成千的锡兰人民出来挥手和欢呼来欢迎我们。”
周恩来说，虽然两国的政治制度不同，两国对某些国际问题的看法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是它们是五项原则的共同制订者，它们之间新的友谊就是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得以发展的。
他说：
“我深信，只要我们遵守万隆会议的原则，我们的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就会永远有广阔的前途。”
在讲话以后，中国客人们走到外面，那里正在表演锡兰的舞蹈。
周恩来走向高声欢呼的人群，向他们答礼。
晚上七时，周恩来总理举行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有四百人，其中有古？
狄莱克总督和班达拉奈克总理。
会后，中国总理、副总理一行应邀参加古？
狄莱克总督所设的国宴。

给新工人以政治教育
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
它所以能够居于领导地位，就是因为它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坚强的组织性、纪律性，有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正因为这样，它能团结广大群众，战胜一切困难，为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而奋斗。
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完成和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了我国的工人阶级是有很高的觉悟的，它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性都是很强的。
目前，我国工人阶级正担负着一个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
这个伟大的任务要求工人阶级增强自己的组织性、纪律性，英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领导人民前进。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国工人阶级队伍已经没有缺陷了。
不是的。
由于我国工人阶级的队伍正在迅速地发展壮大，新工人大量地增加，这就需要不断地注意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以保持工人阶级队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巩固。
据统计，1949年全国职工总数为七百二十五万七千人，1953年增长到一千七百五十一万五千人；
1956年09月底，全国职工总数已经达到两千四百七十三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两倍多。
这许多新工人往往容易沾染上或带来了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我们应当针对他们的特点，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发扬他们的积极性，克服他们所沾染的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让他们健康地成长为我国生产战线上的新生力量。
现时绝大多数的新工人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他们怀着满腔热情，参加祖国的建设。
他们在政治上技术上都有进步的要求。
有很多新工人来到厂矿以后，在党组织的领导和老工人的帮助下，虚心学习，端正了劳动态度，热爱本岗位的工作。
昆明冶炼厂有个新工人不安心于推小车的工作，老工人向他说：
“现在推小车比过去好多了。
我在解放以前刚进厂的时候，这小车推的东西还是要人挑的。
那时不干就没饭吃。”
新工人听了这番话，受到很大的启发，表示要勤勤恳恳做好工作。
有很多新工人由于刻苦钻研、相互勉励，很快地掌握了技术，开始独立地担当工作，有的已经成为先进生产者。
上海机床厂七百二十四名艺徒中有一百十六人被评为优秀艺徒。
另外，也有一些受了旧社会影响较深的人，他们投入工人阶级队伍以后，表示决心学习，改造自己，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我们应该尽量满足新工人在政治上、技术上的进步要求，帮助他们进行改造和锻炼。
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和企业单位的领导人员，对于当前工人阶级队伍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缺乏足够的估计。
他们过多过急地强调了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忽视了政治思想教育。
有些单位对职工业余时间的安排，除了少量的党、团、工会活动以外，几乎全部时间被文化、技术等课程占去了。
有的单位虽然进行了一些政治教育，却没有根据新工人的不同情况来进行。
有的单位干脆把政治学习取消了。
因此，有些工人对学习不感兴趣，对工作挑挑拣拣，对工资总是嫌少争多，有的在生活福利方面提出不适当的过高的要求。
例如，北京某电厂有个新工人，领导上分配他到锅炉房工作，他嫌太热太脏；
分配他到汽机车间工作，他又嫌这个车间太响。
因为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一种单纯追求物质享受的现象在部分新工人中发生了。
由于忽视政治思想教育，新工人中不遵守劳动纪律，任意缺勤旷工的现象在某些厂矿企业里也加多了。
这些都证明，如果忽视政治思想工作，各种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就会蔓延起来。
而要防止这种现象，首要的任务就是要给新工人以政治教育。
针对一般新工人的特点，系统地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是有重大意义的。
特别要教育新工人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非无产阶级思想，使他们明确认识工人阶级的责任，懂得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自觉地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勤勤恳恳，艰苦朴素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教育的方法应该是多种多样的。
在经常的活动中应该采用正面教育跟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法。
表扬好人好事，批判坏人坏事。
可以举行新老工人座谈会，采取回忆对比的方法，以唤起大家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提高对敌人的警惕性，从而全心全意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也可以采取算细账的办法，具体计算几年来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的情况，使大家更加热爱工作，增产节约，勤俭建国，为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打下物质基础。
在条件许可的时候，也可以开办短期训练班，对新工人进行短期的政治训练。
总之，要时刻注意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和机会，使新工人们能够随时随地受到正确的政治思想教育。
至于少数混入工人队伍中的坏分子，有流氓、盗窃、伤风败俗和违法行为的，还应当给以必要的处理。
各地厂矿企业在发动群众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时候，应该特别抓住对新工人的政治教育。
只有加强了对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才能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广泛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青海农牧民大量出售畜产品
据新华社西宁4日电
青海省各族农牧民以大量的畜产品支援国家工业建设。
今年初步计划卖给国家的各种畜产品，价值一千八百多万元，比去年增长18％以上。
在第1个五年计划的头四年中，青海省各族农牧民卖给国家的各种畜产品的总值达到了七千多万元。
其中仅羊毛就有五千七百多万斤。
如果这些羊毛全部出口，就可以换回二十五万多吨钢材或者是六个拥有五万纱锭的纺织厂的全套机器设备。
青海省现有大小牲畜一千五百九十多万头，畜产品在这里是一项丰富的建设资源。
目前仅国家收购的畜产品就有五、六十种。
如“西宁羊毛”、山羊绒、羊肠衣以及旱獭、猞猁、扫雪等野兽皮张，在国内外市场上都受欢迎。
近年来，国家规定了合理的畜产品收购价格，还在产区设立了许多收购站。
农业区合作化以后，不少农民和采购部门订立了出售畜产品的合同或协议。
去年，在农业区的七个县中就有70％以上的农业社与采购部门建立了这种联系。

青海高原民族联合社办得很成功
民族团结日益增强，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新华社西宁4日电
青海高原上民族杂居地区的各族农民，团结生产，充分显示出了民族联合农业社的优越性。
高原上一千六百多个分别由两个到七个民族组成的联合社，绝大多数是去年春天才建立的，在第1年虽然遇到冰雹、霜冻、山洪等自然灾害，但是粮食产量仍然比丰收的1955年增加一成多。
许多社出现了大面积丰产纪录。
有五个居住在拔海两千多公尺地带的联合社，每亩青稞或春小麦平均产量超过六百斤，两个社出现了春小麦的“千斤亩”。
一年来，各族农民除了亲身体验到组织起来有利于改进耕作技术、进行基本建设和战胜自然灾害的优越性以外，特别感到民族杂居地区各民族联合办社的必要和好处。
青海省民族杂居的农业地区，一般是地多人少，各民族互助合作便减少了劳力不足的困难。
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州香日德镇附近的藏族和蒙古族农民在单干的时候，因为劳力缺乏，耕作经营很粗糙，有的麦田不施肥，麦草杂生也顾不上拔草。
他们自从组成了团结社以后，统一调配劳力，改进耕作技术，麦田都施了底肥和追肥，普遍浇三次水，拔两次草，所以青稞平均每亩收获九百四十四斤，小麦每亩收获四百九十斤，大大超过了单干时的产量。
民族联合社集体生产有比较明确的分工，能够发挥各族社员的特长，互相学习和提高。
许多以饲养耕畜见长的藏族、土族和蒙古族农民，当了民族联合社的饲养员；
长于伐木的撒拉族社员，便被派到副业生产队砍伐木材；
汉族农民耕作技术比较好，他们耐心地帮助兄弟民族社员提高技术。
各族社员在一个社里分工合作，互相学习，不仅使生产效率比单干时大大提高，也逐步缩短了各族农民在生产技术和生活水平上的距离。
在民族联合社中，各民族都有干部参加社的领导，各民族的特点和风俗习惯都得到尊重和照顾。
不同民族社员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共同战胜灾害和困难，分享集体劳动的果实，因而大大增强了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团结。
以前，有些地区的两个民族互相歧视，同一民族也常因为宗教派别不同而不相往来。
现在这种现象已经被各民族在同甘共苦中产生的团结友爱所代替。
有着藏、汉、回、土、满、蒙古、撒拉等七种民族杂居的大通县，自从去年春天实现合作化以来，县级和乡级政权机关就没有受理过一件民族纠纷的案件。
民族团结增强了，即使民族关系上发生一些小问题，也能在联合社里得到妥善解决。
目前，这些民族联合社正在通过整社工作，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研究如何更好地贯彻民族平等、互相尊重风俗习惯、多数民族社员照顾少数民族社员的原则，进一步巩固民族团结和搞好今年的生产。
极少数还留在社外的农户，现在也在申请入社。

不用新麻制麻绳
本报讯
山东省聊城县城关麻绳生产合作社，为了节约原麻，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全体社员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决定利用破旧麻绳和代用品制造麻绳。
十个月来他们一面深入农村宣传，发动群众剥制棉秸皮，一面赴外地厂、矿和机关收购破旧麻绳。
仅三个月即购到棉秸皮三万九千五百斤，十个月已由安阳、邯郸等地的工厂和供销社购到破旧麻绳十二万三千六百斤。
并跟这些厂、矿和机关签订了收购破旧麻绳的长期合同，以解决原料不足的困难，总计十个月来共生产各种绳索及麻刀十五万六千五百斤，满足了群众的需要，保持了正常的生产。
社员收入较前增加42.5％，社内公共积累达一万四千多元。
　（曲仲亭）

不用粮食酿造酱醋
本报讯
江苏省镇江市公私合营恒顺酱醋厂，1956年利用豆饼代替黄豆、麸皮代替面粉、碎米代替糯米制造酱醋，一年来，节约了二十六万二千三百多斤粮食，降低了酱醋的成本，还提高了产量和质量。
酱醋的主要原料黄豆、面粉、糯米等，公私合营恒顺酱醋厂为了节约粮食，决定采用代用品酿造酱醋，经过多次研究试制，已获成功，不仅节约了大量粮食，增加了产量，同时，酿造出来的酱醋味道更为鲜美香醇，富有营养。
例如，过去每百斤黄豆，搅和六十斤面粉，产酱瓣二百九十斤；
现在利用一百斤豆饼代替一百斤黄豆，将原来六十斤面粉减为二十斤，另搅和三十斤麸皮，产酱瓣三百六十斤，产量比以前提高了24.14％。
（张文启、董迪）

从麦壳糠土里找粮食
据新华社讯
天津市公私合营福星面粉厂制粉车间下脚小组王恩祥等七个老工人，去年把制面粉的下脚——麦壳、糠土细筛、细拣，挑出十四万多斤小粒的、半空半实的麦子，磨成了一千多袋面粉。
王恩祥小组的工人都是年岁较大或者身体不好的老工人。
他们担负整理下脚的工作，本来只要把麦子里弄出来的下脚收拣起来，装成袋，过一下磅就行了。
但是他们把制面粉机器上落下来的糠土、麦壳，一撮一撮地拿来筛拣和淘洗，每天都要从下脚里选出百十来斤麦子交到仓库里去。
职工们对这个小组的老年工人很尊敬，去年年底大家评选他们为全厂的先进小组。

全国铁路提前完成五年运输计划
对保证工业建设、活跃城乡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起了很大作用
新华社4日讯
全国铁路提前一年左右完成第1个五年运输计划。
据铁道部统计，去年一年全国铁路总共运输旅客二亿五千多万人、货物二亿四千五百五十多万吨。
同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指标比较，旅客超过四百四十多万人，货物超过十九万多吨。
五年计划规定的全国铁路旅客周转量是三百一十九亿六千六百万人公里，货物周转量是一千二百零九亿吨公里，这两项指标也已经分别在去年10月和今年01月底提前完成。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给铁路运输提出了十分繁重的任务。
特别是1956年，由于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迅速高涨，铁路运输更形繁忙。
在全国各个主要的铁路干线上，满载货物的一列列火车像穿梭一样地来往奔驰。
我国东西大动脉——陇海铁路的西段，1953年平均每天只有十对货物列车通过，1956年增加到了十七对。
每月经过这条铁路运往西北的各种建设和生活所需的物资，有几十万吨之多。
同五年计划开始前一年——1952年比较，1956年全国铁路的旅客运量增长了52.4％，货物运量增长了86％。
旅客周转量和货物周转量增长的百分比还更大。
在货物运量中，煤和焦炭、钢铁和机器设备、石油及其制品、矿物性建筑材料以及木材等大宗运输物资，都增长一大半到两倍左右。
铁路运输的发展，不仅有力地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工业建设，而且对于活跃城乡经济，改善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起了很大作用。
特别是新建铁路的地区，表现特别显著。
福建省在没有铁路运输以前，因交通不便，运价昂贵，闽中山区盛产的杉木、毛竹、香菇和笋干等许多土产品和特产品，价钱很贱，甚至没人要。
当地群众形容说，一根杉木不如一根毛竹值钱，一根毛竹不如一根甘蔗值钱。
鹰厦铁路的通车，改变了福建山区农村的经济面貌。
以前大量积压卖不出去的土产品和特产品，现在卖出去了，甚至连过去当柴烧都没有人要的竹枝竹叶，现在也成了热货。
山区人民买的工业品因运价低廉，价格也降低了。
我国北方因气候关系，冬天蔬菜非常缺乏。
但是通过铁路的冷藏运输，现在北京、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居民在冬天也可以吃到南方运来的各种新鲜的蔬菜了。
在五年计划的头四年中，我国铁路日益增长的运输量绝大部分是由原有的铁路承担的。
为了适应运输发展的需要，国家在过去四年中，除建筑了四千三百多公里的新铁路以外，对于原有的铁路也进行了许多艰巨的技术改造工作。
在运输十分繁忙的主要干线上，已经新建和修复的复线有八百公里左右，已经扩建和正在扩建的主要枢纽车站有十三个，新购和修复的机车有五百多台，客车一千九百多辆，货车两万七千多辆。
铁路的通讯和信号设备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我国铁路上的新技术装备——能够自动显示线路区间有无列车的电气信号装置——自动闭塞，去年已经开始在部分线路上建设起来。
横跨长江的联结京汉和粤汉两条铁路的武汉长江大桥，也将在今年内基本建成。
这些建设使我国铁路的面貌起了很大的变化。
铁路网正在逐步地向祖国的内地和边疆延伸。
原有的技术落后的铁路也正在逐步地向着现代化的标准迈进。
在提前完成第1个五年运输计划中，我国铁路的技术管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几年来，全国铁路职工开展了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去年又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开展了机车日产百万吨公里的运动，使铁路的运输设备效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56年，全国铁路平均每个货运机车每次牵引的总重达一千五百一十三吨，比1952年增加了二百六十多吨。
这样，原来需要六趟列车才能拉完的货物，现在只要五趟就拉完了。
由于不断改进装载技术和采用大型车辆，每个车辆所装的货物也比过去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列车的速度也比过去快了。

向农民介绍工人的生产和生活
鞍山市工人邀请农民参观
新华社鞍山4日电
在春节的第2天，鞍山市工人邀请了郊区的农民来市区参观和联欢。
上午，工人们随着九十多个农民代表参观了劳动条件最好的无缝钢管厂和劳动条件较差的炼钢厂，还观看了整齐的友好街工人宿舍和简陋的住宅。
他们让农民比较全面地了解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下午，他们在一起举行了联欢会。
农民们见到了无缝钢管厂工人轻轻地扳动电钮生产着钢管，也见到了炼钢工人抡着大铲往一千多度高温的平炉内送镁砂的情景。
友好街工人宿舍的红漆地板擦的亮得可以照见人影，但也有很多工人一家七、八口人挤在一间小土房子里。
城昂堡农业社主任魏荣衡说：
“看这炼钢工人干活多累，冬天还烤的灼人，夏天真不知怎样过。
我回去要告诉社员们，不要尽看工人穿呢料子裤、住大洋房，干活很轻松，要知道还有很多工人是很艰苦的。”
农民们还看到了第1汽车制造厂制造的解放牌汽车，农业劳动模范张文志仔细地摸着汽车的每一个部件说：
祖国的工业发展的多快，我们农业一定要很快地赶上去，多生产工人需要的副食品。
鞍山的每个工厂都与农业社有密切的联系，经常互相支援。
黎明农业社买了一台柴油机，没有人安装，鞍钢运输部的工人就利用业余的时间帮助他们安装。
第1薄板厂木工不够，很多钢板不能及时装箱运到各地去，曙光农业社就派了十几名木工来帮忙。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
收集废残物资支持工业生产
据长江日报讯
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在最近召开的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清理仓库，大力收集废残物资，支持生产的办法，要求全市工厂企业、机关学校、部队及街道居民，积极把各种废残物资清理出来，以支持地方工业和手工业生产。
当前工业生产中原材料供应不足的困难是存在的，克服这一困难的办法之一，就是充分利用社会各种废残物资的潜在力量。
武汉市各种废残物资和积压物资的潜在力量很大，市供销合作社废品经理部去年单是从市内工厂企业中回收的废残物资，总值就达二百九十六万元，其中有废钢铁三千三百二十九吨，废铜一百五十吨，破布七十二万斤，废纸八十七万斤，这些物资对解决工业生产材料供应问题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社会上还有很大一部分废残物资没有被收集起来加以利用。
市人民委员会要求各企业、机关、市民把清理仓库，大力收集废残物资的工作，作为增产节约运动的一项内容。
收集范围包括各种废旧金属制品、废轮胎破胶鞋、废纸、破布、碎玻璃、杂骨、鱼鳞等等。
为了使收集废残物资的工作形成一项经常性、群众性的工作，各企业、机关单位还应该建立起经常性的收集废残物资制度。

建设中的南海糖厂
广东省正在建设中的四个大型国营糖厂之一——南海糖厂，现在已经进入设备安装阶段，今年第4季度即可投入生产。
南海糖厂建成后，每天能榨蒸两千吨。
这个工厂是由我国自己设计的，绝大部分机器也是我国制造的。
　赵慕志摄（南方日报社稿）（附图片）
全面进入安装机器的压榨车间里要安装二台大型蒸气机、六组压榨辘等设备。
无缝钢管从鞍山运来了，锅炉厂房就要开始修建。
在建筑卸糖码头中，由于详细研究了地质基础，节约了四个水泥沉箱。

春节访支援兰州建设的人们新华社记者　王体强　孙晶　黄静
近年来，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外地来到兰州参加这里的建设事业。
在这一年一度的春节到来的时候，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亲人们都在关心自己子弟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他们来到兰州后有没有进步。
记者就在下面回答一些人们所关心的问题。
月月传喜讯
自成立以来月月超额完成施工任务的兰州热电站防水混合工作队，1月份又提前三天完成了任务。
队长路克木对记者说，他们任务完成得好，主要是因为队内团结，依靠大家想办法。
这个队的人员都是从东北、上海和山东来的。
去年04月成立时，人们在生活上都不习惯，互相不团结、生产效率低。
后来大家对生产和生活上的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订出了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办法，结果每个人都突破了定额。
有一次，他们担任刷油毛毡的工作，如果用手工刷，一人一天只能刷两捆。
眼看不能完成任务，队长路克木和队员们经过十多个白天黑夜的研究，终于创造出一台刷油毛毡机，结果工作效率提高十一倍，还节省了三千七百多个人工。
十九岁的高压电焊姑娘
十九岁的重庆姑娘肖素芳，这几天正紧张地在兰州热电站锅炉上进行高温高压的电焊工作。
01月28日早晨，记者到锅炉上去找她，梯子悬在高空，一爬上去就头晕眼花。
找到她以后，她正坐在一条悬空的木板上，一手拿着面罩，一手握着把钳，聚精会神地焊接锅炉的钢架，“吱——吱”的响声和喷出来的火星包围了她。
记者不禁佩服她的胆大、心细、技术高。
肖素芳去年09月才到兰州热电站工地，那时她还是一个学徒，可是只几个月她就成为五级技工，并且是工地上著名的先进生产者了。
几个月中她所焊的两百多个高温高压焊口，经过检查、透试和试验，都合乎质量标准。
她表示在1957年里，要用自己的双手把兰州建设得更加美丽。
有缘千里来相会
一个热闹的婚礼开始了，来宾们挤满在兰州炼油厂工地的食堂里。
一对新人穿着漂亮的衣服笑盈盈地坐在前面，人们不断地鼓掌请他们报告恋爱经过。
新郎名叫于凤阁，去年01月从哈尔滨来到这里，现在是兰州炼油厂工地的技术员，去年0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曾经在工作中提出很多合理化建议，其中有一项建议，实现后给国家节约了一万多元。
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每季都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新娘朱传銮是青年团员，南京人。
工作积极，受到人们称赞。
他俩在1月28日结婚时，还订出了婚后如何生活和今年向科学进军的计划。
老教授誉满全国
不久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植物碱会议上受到国际科学家重视的兰州大学化学系教授朱子清，最近因贝母植物碱化学结构的研究有卓越成就，又获得科学院颁发的我国第1次科学奖金。
朱子清教授是1955年从上海复旦大学来支援兰州大学的。
记者最近见到他，正碰上他去图书馆找寻资料。
他说，这几天他总是工作到深夜，正在赶写一篇带总结性的贝母植物碱化的研究论文，准备在即将创刊的兰州大学学报上发表。
今年他还要和青年讲师黄文魁、助教倪胤皓等进行关于贝母酵和甘肃岷贝及当归等药材的研究工作，争取在这一年里取得新的成就。
朱老先生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已经二十多年。
他来到兰州后，克服了在生活和科学研究条件上遇到的种种困难，在工作中取得了成绩，去年曾被甘肃省选为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教育界代表。
为了在西北长期工作，他把将近八旬的母亲，以及爱人和四个小孩都搬来兰州了。
他们美化了兰州妇女
一年多以前到过兰州的人都知道，兰州的妇女是爱漂亮的，但是缺乏有经验的理发师和缝纫师，妇女们头发和衣服的式样都很单调。
自从上海的一大批理发店、服装店迁来兰州以后，兰州的妇女变了，衣着既经济又美观，头发花样也繁多。
记者访问了从上海迁来的国际理发厅的理发师卜万瑶。
这位年青的理发师，一年多以前技术还很差，他为了把妇女打扮得漂亮，常去信向上海的名技师请教，到舞会上去观察妇女们的发式，不断征求顾客对理发的意见。
他苦思捉摸出一种发式后，总要先在店内试做，然后才向顾客推荐。
因为他的理发是根据不同地区妇女的爱好，脸型的大小瘦胖，因地制宜，因人变化，所以理的发人人满意。
兰州艺术界的新花朵
兰州市越剧团——原上海春光越剧团的演员们，春节前忙着赶排新戏“双珠凤”。
男主角文必由团长尹树春扮演，女主角霍金定由副团长李慧琴扮演。
兰州市越剧团自去年08月迁来兰州后，演出了“西楼记”、“二度梅”、“荔枝换红桃”、“白玉传”等优秀的越剧传统节目，观众有十万多人次，差不多每次演出场场客满，原来不大爱看越剧的北方人，现在也对它兴致勃勃。
越剧团团长尹树春、副团长李慧琴、田振芳最近还被甘肃省、兰州市各族人民先后选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聘为政协委员。
决心在兰州住下去
兰州市食品公司第三十九猪肉门市部的职工们，春节前夕给上级写了决心书，保证要安心在兰州工作，做好春节的肉食供应。
这个门市部的职工们在写决心书前有这样一段故事：
原来他们几个月前到兰州来的时候，还带着在上海的营业执照。
他们想：
如果兰州不好呆，回上海后有营业执照还可以挂牌营业。
他们到兰州后，住的地方比较偏僻，生活比上海苦一些，六个人中就有五个不安心工作。
记者问他们这次为什么写决心书时，他们说：
原先他们只知道兰州比上海苦，却不知道他们门市部供应的对象正是许多大工业建设的工人，在上海那能见到这样的大工业。
原来，兰州市的大工业建设鼓舞着他们。
后来他们看到工人们有时出来买肉，影响到工作，他们就把肉送到工地去卖。
为了改进卖肉工作，他们一个月来还提出了十三件合理化建议。

用猪骨头榨油
据新华社讯
浙江省温州市榨油生产合作社最近大量用猪骨头榨油，新榨的油已经上市。
用猪骨头榨油是这个合作社试验成功的，一般每百斤生骨头可榨油十八斤，每百斤熟骨头可榨油十斤。
榨出的油颜色洁白，味道美好，还有香味。
榨油的方法是先把骨头放在石臼里捣碎，再放入锅内加温，然后用厚麻皮包好，送到榨油机去榨。
捣碎后的榨法和榨豆油一样。

虚心学习兄弟厂的先进经验
本报记者　刘时平
前几天，我访问了石景山钢铁厂。
当我刚在炼铁部党总支办公室里坐下来的时候，一个人走进来，把一份复写的表报递给坐在我对面的总支副书记郭华同志。
郭华同志看着那份报告，脸上流露出愉快的笑容。
我被郭华同志的兴奋心情感染着，顺手接过来那份表报，翻来复去看了一遍，但是看不懂。
郭华同志发觉我是一个外行，就站起来走到我的身边，指着报表上的数字，告诉我：
“这是新年的第1炮，第1周的生铁产量就比原订指标增产了。”
从他的解释中，我知道：
他们在今年的第1个月，原来计划增产九百吨生铁。
可是，到1月08日止的统计，他们已经比原订的作业计划指标多生产了六百多吨生铁。
同时，每炼一吨铁还为国家节约了一百二十四公斤焦炭。
郭华同志在介绍这个成绩的时候，同过去对比了一下，他说：
“过去，在日寇统治的时代，这里一天只出六十吨铁；
现在，咱们每天超产的生铁，也比这个数字大！”
自从北京解放以后，这个厂有了迅速的发展。
但是，到1955年，这个厂有些指标在全国钢铁厂中还不够先进。
去年，这个厂的生产有了较大的变化。
在全国钢铁厂的厂际竞赛中，这个厂一连三个季度获得优胜。
到去年年底，他们已经达到1957年的生产水平，提前一年完成了第1个五年计划。
今年一开始，全厂职工又以创造性的劳动，在生产战线上打响了头一炮。
主要产品，如生铁、焦炭、铸管等，都超额完成了原订的作业计划。
真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情。
这种成绩是怎样得来的呢？
郭华同志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引证了这个厂的工程师安朝俊同志在最近举行的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说的话：
“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要想增加生产，必须推广先进经验，采用新技术。”
去年年初，石景山钢铁厂的党组织提出了“赶上国内先进水平，向国际水平进军”的口号。
行政方面为了保证这个口号的实现，制订了全年工作的规划；
工会组织职工同全国同工种的厂矿开展了友谊竞赛。
全年工作规划中提出：
1956年奋斗的总目标，以发展新技术为重点。
主要的办法是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
要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首先碰到了个思想障碍，这就是保守自满情绪。
那时候，在石景山钢铁厂，从领导到职工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满思想，他们只看到本厂几年来的变化，就误认为自己已经差不多了。
郭华同志说：
“当时，许多同志对兄弟厂先进经验的态度是：
学大厂，强调客观困难；
学小厂，还有点看不起人家。”
例如对鞍山钢铁公司的先进经验，有人总是强调鞍钢的专家多，矿石好，设备机械化，技术力量雄厚，又有全国的支援，因而不虚心向人家学习。
对于小厂，又看不起人家，不相信人家先进。
他们刚听说石家庄焦厂的焦末率只有3％的时候，就都不相信。
有着这种思想，当然很难学习外厂的先进经验。
那末，怎么办呢？
“事实胜于雄辩。
组织实际观察和比较，是克服自满思想的切实有效的方法。”
郭华同志说。
当时，石景山钢铁厂的党组织首先组织炼焦和炼铁部的领导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代表到石家庄焦厂和鞍钢去进行了观察和学习。
董吉来是炼焦车间的工会主席。
他也是带着怀疑别人先进的思想，同车间分支书记、工长等一起到石家庄焦厂去的。
他们出发以前，车间里的思想情况是怎样呢？
董吉来同志坦率地告诉我：
“当时由领导到职工，都对石家庄焦厂的先进指标表示怀疑，认为焦末率不可能达到3％；
如果真的那样低，可能是计算方面不准确。
因为石家庄焦厂的炉子并不算好，用的煤料也是在石景山钢铁厂的洗煤机里洗出来的，焦末率怎么能比我们低这样多呢？”
当时，石景山钢铁厂炼焦的焦末率是5％左右，比石家庄焦厂的焦末率高2％左右。
他们到那里以后，看了一个正在出焦的炉子，才发现石家庄焦厂的焦末率不仅低到3％，而且已经降低到2.58％，炼一吨焦炭少耗用净煤四十到五十公斤。
他们回厂以后，用事实教育了车间的职工，批判了过去认为“已经够先进的了，再降低就困难了”的自满思想。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到去年11月，石景山钢铁厂的焦末率已经从年初的5％左右，降低到2.31％。
同一时期，石家庄焦厂的焦末率也降低到2.2％。
据说，在焦末率计算方面，两个厂有所不同，因此还有一点差额。
从具体生产情况看来，可以说，石景山钢铁厂已经在这方面赶上全国的先进水平了。
去年一年，这个厂共派出生产技术人员九十六批，到五十九个厂矿进行了学习。
通过实际观察，认识了本厂生产中的缺点，批判了认为已经差不多的思想，因而虚心学习和推广了外厂的不少先进经验。
例如，炼铁部抓住一高炉的薄弱环节，推行了鞍钢的热风炉快速燃烧经验，缩短了通风时间，提高了热风炉的风温，第一热风炉的风温曾经创造过摄氏一千度的最高纪录。
由于积极推广兄弟厂的先进经验，本厂职工群众的合理化建议也纷至沓来。
炼铁部就曾根据工人的建议，改进了热风炉的马达风扇角度。
由于这些改进，去年这个厂比1955年增产了五万多吨生铁，同时节约焦炭二万三千多吨，从而使高炉的利用系数达到先进指标——每二十四小时炼一吨铁的容积是零点七立方公尺。
在这方面，石景山钢铁厂也赶上了国内的先进水平。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这句金石良言，石景山钢铁厂的同志们体会得特别深切。
自从到鞍钢和石家庄焦厂观察和学习过以后，石景山钢铁厂就大批地、成套地派人到各个兄弟厂矿去学习；
有人到他们厂来参观，他们也请参观的人留下意见。
去年第3季度，他们和鞍钢互派了以党委书记、厂长、工会主席、技术人员、工长等组成的代表团，系统地相互交流了先进经验，并且订了联系合同，互通技术月报，以便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他们自己的经验，也毫无保留地传播给别人。
我看了重庆钢铁公司技术人员曹富荣给石景山钢铁厂炼铁部技师潘春山的一封信。
信中说：
“回厂以后，我们的风温只有摄氏六百二十度，总是供不上炼炉的需要……我就把师傅告诉我的经验，全部告诉了大家。
我们就缩短了通风时间，风温从六百二十度提高到八百一十度。
在现有的基础上，我们准备争取提高到八百五十度。”
现在，学习兄弟厂矿的先进经验，同外厂互相交流经验，在石景山钢铁厂已经形成一种风气。
只要听说那里有好经验，他们就主动到那里去学习。
他们正准备在炼铁、炼焦等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已经赶上国内先进水平的基础上，经常以先进指标组织生产，争取创造更大的生产成绩。

贝壳的新用途
本报讯
一向被人称为废物的贝壳，现在成为吕四港渔民的一项副业收入了。
吕四港位于江苏省启东县吕四镇北部。
这里盛产鱼、虾和海蜇。
全港的周围铺满了历年来积累的贝壳，过去一向被人们看成废物，现在在工业上可以用它做蛤蜊油，制贝粉，以及渔船上用的油灰。
还可以用它来铺路。
入冬以来，附近渔业社的男女社员们，每天都三五成群地冒着阵阵的冷风来拾贝壳。
两个月来，全港拾贝壳将近二百六十万斤。
各渔业社除自制贝粉外，还把贝壳运往浙江宁波等地出售，吕四镇供销合作社到目前止，已收购了价值一万九千多元的贝壳。
　（刘天福）

青岛一批先进生产者
月月达到先进指标
新华社青岛4日电
截至1月28日为止，青岛市八个国营棉纺织厂和公私合营华新纺织染厂涌现出七十四名连续十二个月都能保持先进的生产者。
根据青岛纺织管理局、中国纺织工会青岛市委员会关于社会主义竞赛评比奖励办法规定，最近获得了市纺织工业先进生产者的光荣称号和“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荣誉奖状。
一年来，这批先进生产者，在提高产品质量、厉行节约，保证产量和安全生产等方面，都创造了优异的成绩和宝贵的经验。
各厂对这些宝贵经验，有的已经总结和推广了，有的正在研究总结，准备推广。
这批先进生产者从1955年底开始，月月都连续获得优胜，在先进生产者运动中，月月都达到先进指标。
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同自己周围的群众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先进生产者宋桂花是公私合营华新纺织染厂准备车间的络经值车工，这个车间在去年第2季度总结推广她不出坏纱筒子的操作经验中，由于她在传授中既耐心又细致，因此，工人都愿跟她学。
现在全车间有87％的值车工都熟练、准确地掌握了她的操作经验。

严重的灾害，空前的丰收董佑勤
浙江富阳县是个半山区，三十万亩田地大部分集中在富春江两岸。
去年05月，山洪暴发，富春江水淹没了十万多亩田地。
07月，九万三千亩水稻受旱；
地处富春江沿岸的春江、三联等五个乡，有80％的田地受旱。
08月又遭到十级以上的台风袭击，一夜狂风暴雨，带来了山洪暴发、江水泛滥，全县二十六个乡，乡乡都遭到严重损失。
除了坍房伤人以外，有三万八千亩早中稻、中玉米受到风伤水淹，减产三成；
十万亩晚稻有二万八千亩需要改种或者补种；
有一万零二百多亩田地变成了沙滩。
山区造纸的青竹原料被山洪冲去了九万八千九百来担，平原的坑边纸的原料也损失了七万二千多担。
看来，当时这场洪水，似乎冲掉了富阳县人民的好日子。
灾害没有吓倒全县五万五千户加入了合作社的农民；
他们依靠合作社战胜了灾害。
全县农副业生产全面丰收：
粮食总产量达到一百五十七万四千四百三十担，比前年增加了21％多；
纸业产值一千零八十万元，比前年增加了19％。
全县四百一十个合作社全年分配结果，有83.6％的社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有12.6％的社做到8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
合作社的社员们，在提起了富春江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同时，对着头一回吃了败仗的富春江，说出了胜利者的豪语：
“总以为，一夜洪水见阎王；
却原来，风平浪静梦一场！”
农副业生产的全面丰收，给全县农村带来了新的景象。
全县粮食征购任务超额完成了27％。
农民的购买力超过了1955年的50％，家家户户吃得饱、穿得暖，不再像过去灾年一样，过着讨饭、逃荒、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了。
为什么富阳县在深重而又频繁的灾害中能够获得丰收？
去年春天，富阳县农村掀起了合作化的高潮，全县五万五千户农民全部参加了合作社。
合作社大面积地改变了耕作制度，种植了十三万七千亩双季稻（比上一年多六倍），改变了千百年来只有小量双季稻的种植习惯；
在8月份台风和洪水袭来以前，全县已经收到四千多万斤早稻，四百一十个农业社，社社都比前年同期增加了收入。
这就使灾后稳定群众情绪，积极地进行抢救工作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加上晚稻的丰收，使得富阳县改变了一向缺粮的情况。
要不是合作化，想成片成畈地改变耕作制度是不可能的；
没有大面积的改变耕作制度，想获得增产是困难的。
不信，请看一看皇天畈的情况吧！
皇天畈有三万多亩田，解放前是个“十年九不收”的地方，解放后，国家造了大浦闸，每亩平均只产三百斤；
去年合作社把单季稻改为双季稻，冬闲田改为春花田，光水稻就收了一千五百多万斤，比前年增产32.4％。
皇天畈变成了“黄金畈”！
去年05月，富春江山洪暴发，淹没了十多万亩田地，合作社发挥了集体力量，在洪水中夺回结了实的春花作物，使得小麦的产量比前年增加了24.7％。
07月，旱象持续了五十天之久，合作社组织了群众战胜了旱灾。
新民社在抗旱期间，装上了十八道水车，组织了四五十人一起车水、开渠，把远处的江水一级一级地引到田里。
08月01日那一次的台风和洪水，合作社事先组织了力量作了防范，在狂风暴雨中动员了一万一千多户农民脱离险境，抢收了七千四百五十四亩早稻，抢出了大批粮食和农具。
在台风洪水过后，合作社紧紧地抓住季节，在秋后五天内，首先抢种籼稻，其次抢种秋玉米；
在此以后，又种了荞麦和蔬菜。
这样就争取了多打粮食，保证不荒芜田地。
全县到8月10日，不出十天就结束了早稻的抢收工作；
改种和补种了二万八千亩晚稻、一万三千六百亩秋玉米；
挑去田地上的黄沙四千多亩，并且种上了晚作；
修复了一千九百五十三处水利工程；
在种有晚稻、杂粮的田地上，也普遍地进行了削草施肥工作；
还用药械，人工治除了二千四百亩晚稻的虫害；
山区纸业已经有80％的厂槽恢复了生产，另外还削办了大批被台风吹倒的青竹，增加了土纸原料。
由于抓紧季节抢救抢种，全县光粮食和副业生产两项就减少了一百二十万元的损失；
五万五千户农户，每户平均多收二十二元。
比一比过去和现在灾后的一些情况吧！
解放前富阳县也时常遭到洪水灾害，那时候农民半饥半饿地去挑沙，开得起田也救不起命，因此逃荒的逃荒，亡命的亡命，卖男鬻女，妻离子散，田地荒芜。
大田村在道光三十年被黄沙掩没了的田地，一直到解放初才挑完黄沙；
去年这个村组织了青年突击队，一百九十六个人，“日找料，夜挑沙”，不到半个月的功夫，从潭里、深沙中挖回三千段黄纸原料，挑出了五十二亩沙盖田，恢复了生产。
去年灾害比起那时要深重几倍，却没有荒田、荒地，更没有人饿死。
农民说：
“没有共产党，不组织合作社，遇到去年那样的灾害，讨饭也无路，五年十年也翻不过身来！”
去年在战胜自然灾害中，全县范围内的合作社形成了一支有组织、有领导的劳动军，例如五洲乡曾调动了一千二百多人，支援常安乡挑沙开田，恢复生产；
江丰、三联、渔山等乡一声号令，就出动了三百余人，星夜赶到大青、三桥等地抢收早稻；
许多轻灾区的合作社也都出人出牛，帮助重灾区合作社恢复生产。
灾区的农民普遍反映：
天下合作社是一家，风灾雨灾都不怕。
富阳县在深重的灾害中的丰收，就是这样得来的。

云南农村总结去年工作推动了当前生产
实事求是地肯定成绩，分析缺点，克服了右倾情绪，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本报讯
云南省一百多个县、市的农村里，普遍地开展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总结工作的活动，克服了右倾情绪，使农村面貌为之一新。
在总结工作中，他们正确地肯定了合作化以来的成绩，实事求是地检查了缺点，从而保护和发扬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去年，是云南省解放以来增产最多的一年，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粮食比1955年增产15.6％，农业总产值增加20％左右，使86％以上的合作社增加了收入，85％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
人民的生活也逐步地得到了改善。
解放初期，全省每人每年平均粮食五百斤稍多一点，去年达到七百多斤。
除边疆少数地区外，基本上结束了以吃糠菜为主的贫困生活。
事实证明，去年粮食大增产是实现农业合作化的结果。
在很多地区的农业社里，虽然大多数人增加了收入，可是由于去年春天订生产计划的时候，许的愿大了些，分配时达不到规划数字而产生了一种对社会主义不满的情绪。
他们看不到合作社的优越性，甚至有少数人把一些“倒陷”事推到农业社身上，说什么“收入减少了，还不如不入社，不入社还可以‘自由’点”。
因此，在一段时间里，不少农民的生产情绪不够饱满，怨言也很多。
中共云南省委充分地认识到，这种对社会主义不满的声音，主要的是来自富农和富裕农民以及过去的小商贩之中。
因为他们在合作化高潮中，更多地是从政治上考虑而参加了合作社的。
分配结果，有的不能增加收入，有的还减少了收入，有的算正当收入是增加了，但因为不能进行投机或剥削活动，实际总收入是比过去减少了。
他们叫喊，他们对合作化不满。
同时，在不少地方还发现一些地主、富农在社内乘机耍两面派，拨弄是非，制造不满。
这种真正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在农业社里一般不超过10％。
至于大多数农民，由于去年增加了收入，对农业社、对社会主义是满意的。
但因为对某些工作中的缺点或干部作风中的某些问题有意见，而农村党组织又在相当时间里忽视了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某些措施产生了误解，因而在一般富裕农民叫喊对社会主义不满的时候，一部分农民也随声附和起来；
一部分人站在一边旁观。
部分干部和党员在这种新情况面前也表现了迷惑；
有些同志只看到某些现象，随风摇摆，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肯定工作中的成绩，而较多地看到工作中某些缺点，甚至夸大了这些缺点；
有的由于自己在处理个人同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问题上有缺点或自己也有不满情绪，不敢或不能有力地去教育群众，克服群众中的混乱思想。
因此，不少基层党委和干部，在一段时间内感到压力很大，产生苦闷消极的右倾情绪。
为了克服农村里存在着的右倾情绪，云南省各级领导机关普遍地表扬了先进人物，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干部和群众划清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具体工作中的缺点的界限，认识了这些缺点的性质。
这样做了以后，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并在接受去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充分酝酿，规划了今年的生产计划，提高了群众争取今年增产的信心，推动了当前的生产运动。
经过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以后，80％—90％的群众很快地就从经济上、政治上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少数富裕农民去年收入虽然没有增加，甚至稍有减少，从政治上算了账以后，他们也很快地转变了态度；
剩下极个别的确实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看到社会主义空气在群众中占压倒优势，他们也不敢再叫喊了。
这样作的结果，干部和群众的情绪高涨起来了，农村面貌一新，不仅生产情绪高，其它各项工作推行也顺利了。
大理县经过群众性的自我教育后，各农业社的出勤率激增，由原来的50％—60％提高到80％—90％。
仁里邑农业社在几天内就收集了三十多万斤松毛，修了一条水沟，改良了八十多亩土壤，开了一百多亩荒地。
玉溪、楚雄、曲靖、蒙自等地，农民生产活动热火朝天。
玉溪区每天平均出动七万多人兴修水利，形成群众性的勤俭修水利的高潮。
到目前止，除十一项中型水利工程以外，已经兴修、整修了一千七百三十九个坝塘和四千零四十六条水沟，可以增灌十万多亩田。
曲靖县在十天内，公余粮入仓由一百七十多万斤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万斤；
麦子锄头道由三万九千多亩增加到五万五千多亩。
蒙自县红旗农业社的出勤率由4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有的队达到95％以上。
这种总结工作式的自我教育，目前正在继续深入进行。
这对于争取今年更大的丰收将会起重大的作用。

从有利于生产出发
——对于联村社的规模及其整顿的看法冯小风
从实践中产生新经验
经验从实践中来。
办合作社这个新的事业，在开始缺乏经验，是不奇怪的。
我们所以密切注意和珍视群众实践的经验，正是因为它使我们进一步明白了过去不甚明白的问题，使我们能够把事业胜利地向前推进。
同农业社的别的很多问题一样，在处理合作社的规模问题上，过去的一年，我们也有一些新的体验。
合作社的规模问题，是一个直接关系到生产和分配的问题。
符合当前生产条件、规模适当的合作社，就会更有利于组织和发展生产，更易于正确贯彻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
如果不适当，就会影响到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不利于生产。
可以这样说，社的规模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怎样组织生产的问题。
因此，决定合作社的规模，首先应该从有利生产这个根本的要求和条件出发，而不应该首先从别的因素来看。
根据一年的经验，所谓适当的规模，就是适应生产需要，符合当地经济状况以及管理水平等客观和主观条件。
根据这些条件，其形式可能是一村多社，一村一社，或几个村联合组织的联村社。
在高级合作化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于处理合作社的规模问题，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经验。
在办初级社时期，十户八户的小社，和百户以上的大社比较起来，大社的增产能力是更显著的，因此，高级合作化初期的小社并大社的运动，是有其客观基础的，有些大社确是根据发展生产的需要建立起来的。
但是有些人看到这种情况，就误认为社越大越好，而不考虑是否适合生产的需要。
另外，也有的认为合作社应该按照基层行政区划来建立（即按当时的乡来建社）；
或按即将并乡的行政区划组织农业社，理由是领导方便。
这种“社越大越好”和使生产组织去适应行政区划，只顾上面领导方便，不考虑社内领导是否方便的看法，是许多规模过大的联村社产生的主要原因。
以后实践证明，这两种看法是有问题的。
1956年，河北省二万四千二百四十九个社的形式和规模的情况，大致如下：
一村多社：
五百八十六个社，占总社数的2.5％，平均一社一百八十二户，其总户数占全省入社总农户的1.3％；
一村一社：
一万六千一百八十六个社，占总社数的66.7％，平均一社一百八十二户，其总户数占全省入社总农户的36.8％；
联村社：
七千四百七十七个社，占总社数的30.8％，平均一社六百七十八户，其总户数占全省入社总农户的61.9％。
根据以上统计可看出：
一村多社为数很少，户数不多，在河北这是一种即将过去的形式；
一村一社包括农户虽不是多数，但这类社为数最多，是当前条件下最适当的形式；
联村大社的比重，虽不是多数，但包括的总农户却在60％以上。
这类社对于全省农业增产和社员的收入影响最大。
我们所说的整顿农业社的规模，主要是指整顿这一类社。
这里所说的整顿，并不是说只用一种办法去对付各种不同情况的联村社。
从有利生产的观点出发，整顿至少意味着两个意思：
有一部分联村社，规模并不太大，但由于联村而带来了一些矛盾，这些矛盾也有条件在原有规模内得到解决，整顿就应着重解决这些矛盾，使组织得到巩固，生产顺利发展；
另有一部分联村社的规模过大，矛盾尖锐，只有分办才能解决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分办才能使生产顺畅的发展。
在收益分配中的问题
一年来的经验表明，除开一般合作社共有的问题之外，联村社所特有的问题之一是，按劳取酬原则与保证各村尽可能多的社员比过去增加收入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具体表现在大集体与小集体（即联村社统一分配和某一村要求多分）之间，小集体与小集体（即收入增加的村与收入减少的村）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主要是由于村和村之间的生产和经济条件过分悬殊造成的。
例如，武安伯延联村社，南安庄、北安庄每人平均有四亩二分地，东周庄、西周庄每人平均有三亩地，相差很多；
伯延村的棉花，每亩平均产二百斤，而乐峪、伯二庄的棉花不过产一百余斤，相差一倍；
伯延、文章有80％的土地是种价值很高的棉花，而东周庄、峪泉的棉地不过40％。
由于土地的多少、好坏以及作物种植的不同，村与村之间原来的收入就不平衡。
在另外一些地方，由于各村果树、苇田、林木、牧畜等生产条件的不同，也造成了各村原来收入的不平衡。
把许多经济条件不同的村联合在一起，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实行统一分配，实际上就成为把这种原来收入不平衡的村加以平均，使得原来收入少的村骤然增加收入很多，原来收入多的村不能增加收入甚至骤然减少很多收入。
仍以伯延联村社为例，该社杨二庄较前年多收入81％，由他村调来给该村的款共三万四千多元，相当该村纯收入的38.3％，全村近100％的社员增加收入。
全村三百零六户社员中，收入增加一倍的达二百十八户，平均每户多收入一百一十一元。
北安庄三百零二户社员，则有38.7％的户不能增加收入。
如果单独经营，这个村要比统一分配多收入31.3％。
类似的情况，在许多联村社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这种情况，使联村社统一按劳取酬的原则，失掉了部分村的支持，因而也就削弱了团结各村的基础。
去年许多联村社内各种本位主义现象极为严重，麦季第1次分配后，有些社社内关系一度紧张，社员生产情绪一度低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在这里，联村社遇到了维持统一所必须克服的“小集体观念”（村本位）这个障碍。
联村社只有能够生产得更多，能够给予社员更大的物质利益，才会成为它所联合的社员所欢迎的形式。
不论什么样的形式和规模，生产的多，社员收入的多，就是最好的形式和规模。
思想教育当然是重要的，没有必要的物质基础，企图只用加强集体主义教育和反对村本位主义的办法，去克服这种所谓“小集体观念”，来勉强维持统一，效果是不会好的。
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种情况：
有不少联村社巩固起来了。
这些社，固然各有自己不同的条件，比如，村和村的经济条件不太悬殊；
有些办社没有经验的村，愿意和邻村老社联合，共同发展；
有的小村愿意和生产、经济条件好的大村联合，小村能沾光，大村并不吃亏；
村与村相距很近，各村土地插花交错，联合起来耕作便利；
在办初级社的时候，相邻数村的贫农就组织在一起，成为坚强的核心，高级合作化时，仍联合在一起；
进行较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必须数村合作；
联合发展多种经营，能够共同受益，等等。
不管这些联村社的特点如何，有一点是明白的，即这些联村社有一个根本的条件，就是对生产有显著的好处，能做到对各村都有利。
例如，房山县石楼联村社有六个村，一万七千亩耕地中有56％是洼地，其面积长约八里，宽约三里，常受涝灾，亩产不过六十斤。
每年需要国家供应救济粮款。
高级合作化后，他们联合起来，挖了总长达六十六华里的渠道和两个水柜，把四千二百亩洼地改造为稻田。
去年虽遭水灾，粮食不仅够用而且有余。
以后，将能增产更多的粮食，这样的联村社群众是欢迎的。
类似的例子，各地都有一些。
比如定县韩家洼社，徐水县林水社，晋县周家庄社，遵化县建明社，昌黎县马房营社，等等，这些联村社都因有自己不同的联合条件而办得比较好。
即便是办得好的联村社，也都各有自己的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分配问题。
现在有不少联村社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也摸索到了一些经验。
总起来有三个办法：
一是定产适当，定产以内统一按劳分配，超产部分完全或绝大部分归各队（村）按劳分配；
一是“大包干”，包工包产、包投资、包财务、包耕畜。
收支定额以内的由社统一分配和负担，超过定额的收支，由本队负责。
这两个办法，都能使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得到较多的收入；
另一个是，以多种经营的收入来平衡和保证各村社员增加收入。
这些办法都是坚持了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同时给原来经济条件好的村以适当照顾。
在经营管理上的问题
联村社存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大规模生产所要求的周密的计划管理与干部的管理水平之间有一定的矛盾。
这个矛盾在一般社也存在，但在联村社就更为突出。
较大的联村社，由于距离远、面积大、劳力多，带来了三个问题：
一、领导不易深入，发现和解决生产、生活、思想的问题不及时，影响领导与群众的联系；
二、生产管理要求既集中又机动。
但由于土地多，地性多样，多种经营，容易发生不因地制宜，并和群众经验相脱离的现象；
三、生产队的组织过大、过多，指挥不便，容易造成窝工的现象，影响劳动效率的提高。
有些联村社的队长说：
“过去（初级社）当个社长，眼里看着，心里盛着；
现在当个队长，成百的劳力，上千亩的土地，眼也看不到了，心里也盛不下了。”
如果对已经办了一年的现有的联村社的情况稍加分析，也不能说只要是联村社，就一定存在着大、多、远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以石家庄专区为例：
在全区六百零七个联村社中，一社包括二、三村，村和村相距三里以内、户数在五、六百户以下的联村社，达50％以上。
有些联村社户数还不到一百户。
另一方面，就全省联村社的情况说，存在着过大、过多、过远问题的，各地都有一部分。
如全省千户以上的联村社约有千个，最多的达六千户，有的包括二、三十个村庄，有的山区联村社，村和村相距达七十华里。
这样的社，管理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一年来，各地对联村社的经营管理水平在实践中也有所提高，在经营管理上取得了不少的经验：
如把部分生产经营的权下放到队，使生产队在统一领导下，有一定的经营的独立性；
认真执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的制度；
逐级兼职，精简领导机构，干部下放，加强生产队的领导；
建立队员大会、社员代表会议的制度，等等。
一般地说，凡生产需要，联村不多，经济条件不太悬殊，干部在管理上也已取得了一定的经验，能保证实现增产、增收而为群众所欢迎的联村社，就应该尽力帮助它办得更好；
相反，如果矛盾很多又不能保证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就应该和社干部、社员商量，采取分办的办法，以便有利于达到保证增产增收的目的。
规模取决于具体条件
就一般情况而言，除因生产需要必须多村联合以外，在社会改造刚刚完成的时期，在实现技术改造以前的手工劳动的过渡时期，不应单纯以“大”求胜。
有人说，只要社干部强，联村社就可以办；
也有的说，只要解决了联村社内存在的问题，就行了，不必分开。
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有许多联村社解决了问题确是走向巩固了。
但是，持这种说法的人，却未看到有些联村社客观存在的矛盾已经妨碍了生产的发展，而这些矛盾并不是就原有的规模可以解决的；
有些问题也不是一、二个强的社干部的主观努力所能解决的，这样勉强维持就是有害的。
至于认为把某些联村社分办就是倒退的看法，不过是一种误解。
因为分办那些必须分办的联村社，对巩固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不但无害，而且有利，怎么能说是倒退呢！
也有的人看到了联村社内存在着一些矛盾，并未进行具体分析，便得出结论说：
合作社的规模是“越小越好”，主张把联村社一律划开，认为村社才是应该允许存在的唯一形式；
或者不加分析地说，只要群众要求分就分，这种片面的看法，是把复杂情况简单化了，对生产也是有害的。
如果有的大联村社不应分办而群众要求分办，应进行说服教育，使群众认识合办的好处。
如果一时说不服，群众坚决要分，自然还是应当暂时分开，等待将来用事实教育群众。
许多地方的党组织批判了这两种片面的看法，坚持了从有利生产出发，和群众商量，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作法，指导和帮助联村社进行整顿，积极帮助解决问题。
做到了该分办的就分办，不该分办的就一定不分办。
整顿联村社的规模，是加强合作社组织建设的内容之一。
把这个工作做好，就是给生产和团结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

内蒙古出现许多大面积高产纪录
去年有三十多个社粮食亩产量达到四百斤以上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农业部门最近统计，自治区去年有三十多个农业社粮食每亩产量达到了四百斤以上。
这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黄河以北地区从1956年开始在十二年内达到的水平。
黄河后套杭锦后旗，有二十四个农业社创造了“千斤百亩”（百亩土地每亩产粮一千斤）的大面积丰产田。
这个旗因有灌溉之利，全旗有六十三万一千多亩粮食作物，平均每亩产量达到三百多斤，比1955年增加30％以上，创内蒙古大面积高产纪录。
另外，土默特旗新茂社的六百七十多亩谷子，每亩收了六百四十多斤。
通辽县一百五十多万亩粮食作物，平均每亩产量达到二百三十五斤，其中有一万三千多亩农田，每亩产量达到了六百三十多斤。
内蒙古的农田，过去一向产量较低，大丰收的1954年，全区每亩产量只有一百二十一斤。
去年全区农业合作化后，平均每亩产量已经上升到一百三十四斤，粮食总产量超过1955年的39.9％。

广大农民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发挥了生产积极性
陕西去年粮棉产量达到新高峰
今年条件更好了，能从高峰上退下来吗？
新华社西安3日电
新华社记者段学泰报道：
陕西省去年在农业战线上获得很大胜利。
据初步统计：
去年全省共产粮食一百零八亿六千多万斤，棉花一百九十九万多担，都超过了这个省过去历史上产量最高的1954年；
其他如茶叶、蚕茧和果品等的产量也都比过去有所增加。
去年农业社社员的收入也比往年显著增加。
秦川地区的两万一千多个农业社中，有近80％的农户收入比1955年增加。
陕南、陕北地区虽然遭受冰雹、霜冻和洪水等危害，但是入冬以来许多农业社积极开展副业生产，以弥补农业生产受灾的损失。
留坝县农业社在大力开展冬季副业生产以后，增产户已经由秋季的56％上升到80％，减产户已经由34％下降到16％。
从去年年初起，陕西省农民就卷入争取农业合作化后第1个大丰收年的生产热潮。
在“千车万担”的积肥口号下，全省仅去年上半年就积肥一千八百多亿斤，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的全年积肥量。
春季陕南地区的干旱，四、05月间陕北地区绥德、米脂等县的霜、雹和干旱，六、07月间秦川地区的棉花虫害等，都在当地农业社的顽强斗争下大大减轻了危害的程度或基本上受到了制止。
在改进耕作技术和耕作制度方面，陕南地区的汉中专区过去农民劳动力和畜力不足，无法推行新法泡田，而去年一些农业社配合放水时间，安排好劳动力和畜力，使采用新法泡田的面积达到二十五万多亩。
据调查，新法泡田比旧法泡田能够增产7％左右。
秦川地区的泾惠、洛惠等国营大型渠道灌区，过去农民也受到劳动力和财力条件的限制，很少推行沟灌的方法，而去年农业合作化后，开沟灌溉棉花、玉米的面积比1955年增加了两倍多。
秦川地区农业社在去年夏收以后，由于合理地组织和调配劳动力和畜力，不仅顺利地完成了打场、棉田管理等工作，而且创造了复种秋田两百多万亩的纪录。
各地农业社为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采取了一系列的农业技术措施。
去年全省国营大型渠道的灌溉面积从1955年的两百二十多万亩扩大到两百八十多万亩。
全省小麦、棉花、水稻的密植面积达到播种总面积的70％到80％，玉米也在不少地区改变了留苗过稀的现象。
陕西省除继续扩大碧蚂一号小麦、泾斯棉等麦、棉良种的播种面积外，并且开始大量推广水稻和玉米良种。
去年水稻和玉米良种的播种面积比1955年增加了二十倍到三十倍。
去年全省推广双轮双铧犁、单铧犁近六万部，其他新式农具一万一千多件。
此外，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的劳动效率和劳动利用率也大大提高了。
特别是妇女劳动力的解放，表现得十分突出。
秦川地区的妇女过去很少下地生产，而在去年已经有30％的农活由妇女担任。
棉田管理工作从间苗到收获一系列的活动，几乎全部由妇女包了下来。

解决渔民用水问题
大陈岛兴建水库
本报讯
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投资七万元，在大陈岛建筑一座水库，以便平时蓄水，待鱼汛到来的时候，供渔民食用和洗涤。
大陈岛的渔场广阔，鱼产兴旺，是一个优良的渔港。
由于到大陈来的渔民日益增多，现在蓄水设备不能适应今后渔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为此，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在大陈岛兴建一座水库。
这座水库，建筑在大陈岛的南磊坑。
完工以后，可蓄水二万立方公尺。
预计在1957年03月下旬，即可全部动工。
（叶朝田）

鄱阳湖上捕鱼忙
鄱阳湖各渔港已于去年12月中旬开放。
这里所产的鱼远销湖北、安徽、广东、上海等地。
新建县扁潭乡渔港渔民们在捕鱼。
　新华社记者　漆荒诗摄

一个专讲“营养”的下乡工作组滨彬
1956年11月16日的一天，江西省委下乡工作组九江专区第1小组一行十人，在大组长省机要局长王斗、小组长省委办公厅文书收发科科长孙汝光的率领下，到达了九江县石门农业生产合作社。
当天小组会上研究工作以后，中心就转入讨论吃饭和睡觉的问题。
十口人吃饭、睡觉当然是一个应该妥善解决的问题，但是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却和一般的工作组完全不同，他们不是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而是集中住在农业社办公室里。
他们这次下乡的任务不只是集中搞好农业社办公室所在的一个自然村，而是要帮助搞好这个有十六个生产队、六百一十一户的大社。
就拿他们确定的重点之一第11生产队来说，离他们的“临时寝室”有六里多的山路。
他们还集中起伙，雇了一个女社员专为他们烧水做饭，月资十四元，同时还挑选了一位组员管理伙食，这位组员姓谷，外号是“伙食顾问”。
工作开始的第2天，王局长就特意跑到和住地相隔三里路的沙河街买了苹果、白糖和蛋糕。
当他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孙组长问：
“王局长，你到哪里买来这些东西呀？”
王局长喜笑眉开地回答：
“吃吧！
营养营养。”
在王局长这种作风的影响下，伙食搞得越来越好了。
工作组在石门社住了二十多天，他们所吃的菜类，仅晕菜就有小鸡、牛肉、鸡蛋、鲜鱼、兔子肉、野鸡等六种之多；
素菜除普通蔬菜外，计有香菇、木耳、黄花、粉丝、榨菜等五种以上。
他们为了吃得更可口，还买了芝麻酱。
中途还派人跑几里路买油条、豆浆和白糖。
王局长和黄、王等四位同志每天还要吃早点——白糖冲鸡蛋。
这个工作组仅鸡蛋一项就吃了不下五百个。
随着鸡蛋消费量的增大。
“伙食顾问”忙得四处奔跑，经常挨户买鸡蛋。
正由于他这样“积极”，因而扬出了他的大名。
周围几个村庄的农民都知道省委工作组要买鸡蛋。
他们吃了这些鸡蛋还不满足，还要吃鸡，而且是一顿三只，每人一碗。
如果要问他们的工作是否深入？
我举出下面几件事，人们便知分晓。
他们分工是这样的：
王大组长和孙小组长专蹲社里抓全面情况。
他俩究竟抓了一些什么情况呢？
据了解，主要是从该社会计处要了几个数字，组员说他们是：
“看报纸的组长。”
其他组员的工作情况怎样呢？
有一次，副组长召开小组会讨论调查民主管理方面的问题，决定全组同志下去调查。
有一个姓黄的组员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公然一整天没下队。
那位“伙食顾问”会后蒙起被子睡大觉。
一位王同志刮了很久的胡子，出去转了个圈就回来了，副组长问他了解到什么情况，他回答很干脆：
“找不到人！”
四位负责搞第11生产队的同志，他们每天照例要在社里吃早饭。
用过早餐，看看报纸，有时商量商量工作，上午十点甚至十二点钟以后，才慢吞吞地起身去生产队。
不到下午四点钟，他们又要跑六里多的山路回来吃晚饭。
用过晚餐，休息一会儿便去参加会议。
至于个别访问和田间活动，对他们是不大习惯的。
去年12月11日，这个组在石门社的工作宣告结束。
二十多天中，他们除了帮助农业社搞了一下分配工作外，便是整理了一份四、五千字的调查报告。
报告中写了些什么，姑且不谈。
我只着重提出报告中记载的一个最基本的增产百分比：
石门社今年增产13％。
实际呢？
石门社今年增产39％。
一直到二位副组长把材料带到九江，在交际处提交大组同志们共同研究时，才发现这个问题。
李副组长开始有些着慌，当时提出要回到社里重新搞过，可是已来不及了，组员同志们早已乘火车返省了。
（原载江西日报，本报略有删改）

不要丢掉我们的好传统宋琤
湖南宁乡县派到农村去的干部，大多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细心倾听群众的意见，认真帮助群众解决问题。
群众非常欢迎他们，说是：
“像土地改革中那样的好干部又来啦！”
“像土地改革中那样的好干部又来啦”，这句话多么动人，多么发人深思。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亲切地感受到农民群众是怎样在怀念着我们在土地改革中那种深入发动群众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好传统、好作风。
土地改革以后，很多干部保持并且发扬了深入群众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好传统，湖南宁乡县派到农村的大多数同志以及下面两篇文章中介绍的河北昌黎县委副书记江子贺同志和湖南望城县机关干部周本顺同志就是这样的干部。
但是，也有些同志觉得现在的情况和过去不同了，土地改革时的那种作风在今天已经过时了不再需要了，因此，他们也就心安理得地丢掉了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传统。
甚至有些人下乡至多下到乡人民委员会，至多是社办公室，不再愿意到田间、到农民家里，和农民一起谈知心话了。
他们坐在办公室里，今天叫这个来汇报工作，明天叫那个来反映情况，最后是召集大家开会布置任务，或者对过去的工作提出一堆批评。
他们嫌农民脏，而不愿更多地接近农民，自然也就谈不到同甘共苦了。
如果说土地改革时的干部和农民是心连心，是亲如家人；
现在，这些同志的心已经和农民离得远远的，甚至向群众摆起“官”架子来。
江西省委下乡工作组九江专区第1小组就是这些同志的最集中的代表。
恐怕这些同志的脑子里已经不再有“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疾苦”之类的概念了。
很难说他们下乡到底是为了什么，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他们下乡仅仅只是奉了命令下去走一遭，而并没有诚意和决心替基层组织和群众解决一些问题。
情况的确是不同了。
但是，是不是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就不再需要我们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好传统了？
宁乡县的农民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应该说问题不在于情况发生了变化，而是有些同志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他们在革命胜利以后，开始贪图安逸追求享受，因而忘掉了群众的疾苦，失掉了过去那种艰苦朴素一切为了群众利益的崇高的热情。
而这些同志又不敢公然把自己的真正的心事公之于众，于是就找出这种那种借口为自己打掩护。
其实，不管找什么借口都是徒劳的，因为它经不住群众的考验，宁乡县农民的一句话，就可以揭穿各种借口。

全国冰上运动会正式开幕
新华社齐齐哈尔4日电
我国今年第1项全国性的体育比赛——1957年全国冰上运动会今天上午在齐齐哈尔体育场正式开幕。
在开幕式上，二十一个城市包括十个民族的三百八十名男女运动员，以汉、朝鲜、维吾尔、蒙古等四个民族的四名运动员手抬国旗为前导滑冰进入会场。
他们受到约一万五千名观众的欢迎。
随后，黑龙江省副省长于天放致了开幕词。
应邀来中国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冰上运动参观团团长李仁原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还向大会赠送了礼品。
开幕式后，穿着色彩鲜明民族服装的齐齐哈尔市朝鲜中学的学生们，在冰场上表演了朝鲜舞。
这个一年一度的全国冰上运动会的冰球预赛和花样滑冰比赛已经提前在2日和3日开始举行。
速度滑冰比赛从今天开始。
运动会将在7日结束。

农村里的新风尚山西日报记者　梁明　云山
新华社记者　杨义
一张案件减少的统计表
最近，我们到晋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采访的时候，看到了一张案件情况的统计表。
统计表上的彩色线条标明晋南专区三十个县在去年头十一个月中，受理的刑事案件比前年同期减少了48％；
同时受理的一万三千四百五十六件民事案件，也比1955年减少了三分之一。
农村中过去发生最多的土地纠纷案件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已经不存在了。
去年夏季麦收期间只发生失火事件五起，其中属于破坏性的只有一起，这比前年同期减少了86％多。
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武志慧说：
晋南专区的西山地区解放以前潜藏着不少盗匪，社会上抢劫、偷盗成风，有人形容旧衙门里受理的偷盗案件是用斗量芝麻。
解放后，在广大群众严密监督和政府宽大政策的感召下，有一部分过去的罪犯投案自首了。
现在农村中有了新的秩序。
文化馆的拾物登记簿
临汾县文化馆的墙壁上悬挂着一本厚厚的拾物登记簿。
一个过路干部从登记簿上找见了他遗失的文件皮包——这是1月上半月的一次拾物事件。
去年夏天，河南省赶胶皮车工人商黑只在距临汾城二十多里的地方惊失牲口，找觅了半天半夜没有下落，商黑只坐卧不安地急得直哭，当时有人提醒他进城请文化馆帮助寻找。
第2天天还未明他赶进城敲开文化馆的大门，没想到丢失了半天一夜的牲口正在走廊里嚼着草料。
当他知道牲口奔跑到城关被行人截住牵送到文化馆，文化馆人员怕牲口挨饿给它上了草料后，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连话也说不出来。
临汾县文化馆从1954年建立拾物登记簿后，到现在已经有四百多次群众自动把拾到的失物送到文化馆来。
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利用这个登记簿和黑板报招领服务栏已帮助三百多个失主找到了失物。
有相当一批拾物不昧的农民、学生和干部经过文化馆公布后，受到广大群众的赞扬和失主的感谢。
不少失主和拾者通过文化馆的介绍结交成好朋友。
张大娘吃上小锅饭
襄汾县孙家院村的农民，都赞扬张月梅老大娘的晚年幸福生活。
年迈的张大娘在青壮年时代把全部精力花费在料理家务和抚育子女上，现在她享受到了孩子们的关怀和照顾。
入冬后，儿子和媳妇们怕她受冷受冻，把张大娘安置到阳光充沛、最暖和的房间里，还特意生了个炭火，炕上铺了块狗皮褥子。
儿子媳妇不断地把零花钱送到张大娘的手里，去年一年还“动员”她去城关看了二十次戏，在本村看了四次巡回放映的电影。
在家的三个媳妇有时给婆婆另做些小锅饭。
大娘看到孝顺的儿媳、成群的孙子，便不忍心自己一个人吃。
1956年这个村的农业社获得丰产，张大娘家每人平均收入一百四十元。
儿媳们决定给老人吃小锅饭，张大娘嫌费粮费事再三不愿，但是也拗不过大家的意见。
兄弟谦让当家长
元旦前夕的一个晚上，临汾县红星农业社办公室来了一位鬓发斑百的老人丁兴邦。
他要求社里把他的户主名更换成他的四弟。
这件事马上引起人们诧异：
大概是兄弟吵了架。
这位老人六十八岁了，十六岁的时候随着父母弟弟从河北逃荒来到这里，经过五十多年的辛勤劳动，现在他们家庭已经成了一个十九口人的大家庭了。
他遵循着父亲遗嘱把弟弟培养成人。
三个弟弟和弟媳妇就像尊敬老人似地对待着他和他的妻子。
去年年底他参加了社里的民主大会后想着：
家务事也要民主团结，让给弟弟管理好。
晚上全家人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同意。
他说论劳动老二能行，四弟年青新道理懂得多，管理家务最好。
四弟马上急红了脸不愿接受。
妯娌们懂得丁兴邦的意思后，都劝说四弟接受这个任务。
推来推去四弟接受了，只是财务还让丁兴邦经管。
这事情传遍全村，有人提出“有兄不显弟”，这是破坏了多年的老家规。
丁兴邦听到后就回答说：
那是旧社会，现在是新社会啊！

县委副书记背粪筐
王子英　霍超先
不久前，中共昌黎县委副书记江子贺同志，带领工作组到裴家堡、丘营、葛条港等乡，帮助乡、社干部发动群众开展冬季积肥运动。
他们发现一路上有很多粪没人拾；
许多乡、社干部到乡里开会或下去工作，不论道路远近都不背粪筐，而是骑自行车。
他到裴家堡乡以后，首先就号召乡、社干部背起粪筐，带动社员群众拾粪。
这时，有些乡、社干部背起了粪筐，但还有的乡、社干部放不下架子，认为自己是乡里和社里的干部，背粪筐拾粪“不太好看”。
江子贺发觉这种情况以后，深感应当向乡、社干部进行发扬艰苦朴素作风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的教育。
同时他又想：
光号召乡、社干部做，自己为什么不可以背上粪筐呢！
想到这里，他就决心自己先背上粪筐。
去年12月30日，天刚蒙蒙亮，他就起来背上粪筐到王庄、常庄等社去检查工作。
这天，他不但深入了解了好多情况，还拾了两大筐粪。
县委副书记背粪筐拾粪的事，很快就在这乡传播起来，社员们说：
“县委书记都背粪筐拾粪了，咱们也快背粪筐拾粪吧！”
有的乡、社干部说：
“江书记都背上粪筐了，咱们还不赶快放下架子！”
当天，裴家堡乡的乡长、党委书记、团委书记都很快地背上了粪筐。
乡妇联主任陆桂芳，自己没有粪筐，就跑到供销社门市部买来一个背上。
仅两、三天的时间，这乡三个社的四十多个社干部全部自动背上了粪筐。
江子贺同志和裴家堡乡全乡的乡、社干部背筐拾粪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昌黎县城东的丘营、葛条港、两山等五个乡的乡、社干部耳朵里，他们也一个个都背上了粪筐。
从今年01月01日到11日，昌黎城东的两山、丘营、葛条港等五个乡、十六个农业社，已有两千四百多人背起了粪筐拾粪。

吃苦在先的下乡干部
张俊
1956年12月13日一清早，望城县机关干部周本顺（共产党员）根据组织的决定他怀着愉快的心情来到翻身乡翻身社去了。
刚到社里，他就发现冬修中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兴修堤垸进度很慢，到12月13日止，只完成计划29.3％。
全社四百一十六个男女全半劳动力，每天出工的只三十多人，十五个党员和七十八个团员，参加冬修和搞生产的只有四十多人。
发现这些问题后，他立即去和党的支部、社委会研究，讨论冬修工作。
在提高思想的基础上，把党员、团员分配到各队，分头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冬修。
同时，周本顺自己深入到工作基础一向较差的第3队去，通过召开老农会、社员会，用算增产账、算时间账的办法，向群众说明冬修的重要。
社员们认识了时间紧迫，都踊跃出工，原来工作较差的队也都赶上去了。
1956年12月22日，在发动群众整修翻身垸水闸时遇到了困难。
天气很冷，水又深，闸门开不动，人们都不愿下水去工作。
这时，周本顺马上带头脱掉衣裤，下到两尺多深寒冷刺骨的水中去。
干部丁坤生、党员陈荣华和十九个社员也先后下到水中去。
他们在水中紧张搏斗两个多钟头，终于把闸门打开了。
放光了水以后，二百多人有的挑土，有的抬石头，只几天工夫，就完成了水闸工程任务的50％以上。
喜讯马上传遍了全社，大家都称赞县里来的好干部。
五十多岁的社员佘二爹说：
“我们有了老周这样的好干部来领导，不怕今后办不好社。”

国家努力扶助　群众积极参加
革命老根据地的恢复建设工作成绩巨大
本报讯
解放后几年来老根据地的恢复建设工作已取得巨大成就，老根据地的面貌已起了根本变化。
不少地区出现了“粮食有余、牛羊成群、庄稼长得好、房子一片新”的欣欣向荣现象。
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历年来对老区作了很多扶助。
仅中央从1952年到1956年拨给老区的特殊补助费即达五千五百二十四万元。
江西省对遭受敌人严重破坏的地区进行了重点扶持，自1949年至1956年共发给老区生产生活补助款五百零二万元。
福建省从1952年以来共发放老区事业费五百六十万元，社会救济费四百余万元。
各地财经部门对老区群众也进行了不少特殊照顾。
如四川省银行系统从1953年到1955年发放老区的农贷款即达二千零三十五万元，贷款面较一般地区大一倍，而且规定的利息低，归还期较长。
老区人民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继续发扬了革命传统，在农业合作化和恢复发展生产中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
著名的“红色首都”江西的瑞金，在1956年已实现了合作化，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9.8％，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7.8％。
其他各地也都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福建省的老区，解放以来大力兴修水利、垦复茶园、竹山、油茶等经济林，大部老区的生产已经恢复，粮食生产在平原或交通方便的地区已超过革命前的水平。
河北省老区人民为积极响应绿化祖国的号召，已造林二百四十多万亩，封山育林一千零三十八万亩。
甘肃省陇东老区积极发展牲畜，1956年和解放前相比，牛增加42.52％；
马增加122.96％；
山羊增加74％；
绵羊增加83％。
为了活跃老区经济，便利物资交流，交通运输事业也有了不少发展。
四川省在老区新修和恢复公路六百六十二公里，开辟航道三百八十二公里，完成大道、驮运道路共一千八百零五公里，配合着成渝、宝成路的通车，“蜀道难”的情况已有很大改变。
陕北老区除一县外已县县通公路。
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老区人民的收入已有增加，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
河南省1950年全省老区人民每人平均收粮四百一十七斤，1955年每人平均已增加到五百八十八斤。
由于粮食逐年增加，过去吃糠咽菜的现象已经改变。
福建省永定县歧岭乡是闽西著名的老根据地，过去曾被敌人烧毁七次，成为绝灭人烟的废墟，现在全乡修建了九百五十六间新房，绝大部分群众已达到“吃饭不掺糠，囤里有余粮”和“冬有棉夏有单”的生活水平。
老根据地的文教卫生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
福建省老区从1952年以来，增设小学三百六十一所，修建校舍二百二十一所，增加教员一千六百一十七名，老区入学儿童已大大增加。
同时拨出医疗减免费一百一十万元，组织巡回医疗队，深入老区进行减费或免费医疗。
湖北省红安县1950年有小学十三所，学生有三千一百五十人，现在有小学四百九十二所，学生三万四千零八十六人。
老根据地烈军属、残废军人以及老革命人员特别多，做好优抚工作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
福建省共有老烈军属四万多户，其中无劳力又无依靠的一千二百四十八名老烈军属，从1953年起政府就给予定期定量补助，妥善地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
对牺牲的烈士、病故的革命工作人员已有二十六个县进行了追恤。
江西省瑞金县的老革命人员、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80％。
解放几年来，对他们共发放优抚和社会救济款三百一十五万四千八百元、救济粮九十九万七千五百五十九斤，解决了他们生产生活上的困难。
对老革命人员的工作也进行了适当的安置。
现在全县老革命人员担任工作的有六百余人。
老根据地的恢复建设工作虽已取得很大成绩，目前仍有不少老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差，加上领导机关不够重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都很慢，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上还有很多困难。
因此老根据地的恢复建设工作，还应继续加强。
（赵吉云）（附图片）
一条钢筋水泥的渡槽在瑞金县的绵江河上开始施工。
这条三丈多长、二丈多高的渡槽建成以后，可以把远处南华坡的水从绵江河的上空引向沙洲乡。
　江　涛摄（江西大众报社稿）
这是在瑞金县区乡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学习的母女俩，母亲廖兰英（右）当年曾担任过我区游击队里的指导员，现在是叶坪乡的文教主任。
女儿锺长娣（左）是叶坪乡桔林社的妇女主任。
江涛摄（江西大众报社稿）

对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武汉筹备纪念“二七”
新华社武汉4日电
武汉市各界人民正在积极筹备纪念“二七”三十四周年。
今年在纪念“二七”的各项活动中，将着重对广大人民进行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的教育。
青年团武汉市委员会决定在“二七”前后，广泛地向青年讲解“二七”革命斗争史迹。
组织青年访问小组，访问“二七”老工人和烈士家属；
参观有关“二七”斗争的图片展览；
举行全市青年纪念“二七”的大会；
组织青年去施洋烈士墓前扫墓，并发动青年们在“二七”那天，帮助老工人做一件事。
“二七”前后，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工会、妇联等单位，也将分别进行慰问烈士家属、举行纪念会和“二七”老工人座谈会等活动。

祖国风光
广东著名风景游览区之一——从化温泉。
这里的风景优美，有八个喷口，游客们可以在里面洗温水浴。
　郭伟祺摄（南方日报社稿）

负责干部到农业社里作客荒苗
瑞雪乍晴。
古老的济南从清脆的爆竹声中醒来。
在大明湖畔，为藕池、稻田环绕着的北园农村——刘家桥，到处喜气洋洋。
今天，村民不光是高兴他们的温室里的蔬菜生长得旺盛、去年的丰收，更高兴在这传统的古老节日——春节里，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省长赵健民，济南市市长刘乃殿等人，冒着严寒，踏着初融的冰冻，到他们这里作客来了。
李杰清，一位淳朴的青年农民，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
他在不久前当选为济南市第2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他笑容可掬地迎接着客人，代表社员感谢客人们的祝贺和问候。
他告诉客人，在1956年，全社收入经过决分表明：
一百家社员，有八十五家比往年增加了收入，每个社员平均是一百一十四元。
而这些，在单干时是办不到的。
现在，社员已经分到现金二十六万多元。
假如把窖子和温室里的蔬菜出卖了，社员们还能收入两万多元。
“社员们有什么要求？”
赵省长问。
李杰清先笑了笑，答道：
“希望干部有事儿多跟大家商量。”
接着又是惋惜又是埋怨地叙述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去年冬季，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到这里视察的时候，社员对社干部的固执己见、不善于同群众商量提出了许多批评，然而有的干部从此就不大积极了……。
“凡事要和大家商量着办。
老农民种了一辈子地，有经验，应当多请教他们。
当然，过去没办过社，缺少经验，工作里出些差错，起初也实在难免。”
客人问到社里照顾五保户的情形时，李杰清说：
“每人每月由社里供给七元钱生活费，年纪大了不能行动的，有专人伺候，像补补缝缝，也不用他们操心。”
李杰清的回答，有材料、有分析，句句是朴实的。
客人们表示满意，不住地点头称赞，在座的人莫不笑逐颜开。
客人问社里今年有什么困难？
“最大的困难是，一人难服十人心——社里的开支紧张，有些社员不谅解……”谈到这个问题时，李杰清显然有点为难了。
刘乃殿市长听到社里这些困难时就恳切地说：
“说实在的，成家立业就是有困难。
只要把困难都全盘告诉大家，和大家商量，勤俭办社，勤俭治家，困难自会克服。”
李杰清对市长的嘱咐，感到中肯，亲切。
他认为，市长向他说出心里话，对他来说，“这就是一股力量”。
客人们到了刘家桥村所有的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的家里。
向他们问好，问他们的生活是不是一年胜似一年。
烈属王凤勤的家里，字画、匾额，琳琅满目。
客人问他家的生活状况，他说：
大儿子在淮海战役中牺牲了，为国尽忠，这是很大的光荣。
说到生活，有政府和社里照顾，也没有什么困难。
很不凑巧，当客人来到过去的红军战士李仁的家里时，他已经到市内参加招待会去了。
他住着三间漂亮的瓦房，室内陈设很朴素。
大概是由于十分留恋过去的红军生活的缘故，墙上挂着“万水千山”剧照四页屏。
他的妻子和小孩，都穿得整洁，漂亮，正在收音机旁听着歌曲。
她感谢党和政府对她一家的关怀，并说：
政府对于她家的生活，可以不必惦念。
当客人从军属刘大娘家里走出来时，她老人家心里喜得开了花，不住地叨念着说，一定要把省长、市长来给她拜年的事情，写信告诉女儿和儿子，叫他俩好好地工作和学习！

通过各种活动增进了友谊和相互了解
中越边民春节联欢大会结束
本报河口4日电
02日开始的河口老街边境人民春节联欢大会，已于今日在友情洋溢的气氛中结束。
几天来，每天早上中越大桥和河口郊外的大道小路上，都是一队队的人群，有老有小，有的还背着娃娃，都一齐向河口城涌来，直到深夜才回到老街和河口郊外各地去。
这几天，五千多河口老街各族边民相互观摩了群众自己演出的歌舞、狮子等节目，一道观看了双方歌舞团的演出、电影和图片展览。
我方的杂技、越南的竹杆舞、迎春舞等节目，都引起了双方边民极大的兴趣。
03日上午举行的篮球赛、乒乓球赛和下午举行的排球赛，不仅以激烈和精彩吸引了双方边民，更以亲热的友谊给大家留下深深的印象。
比赛后双方球队同坐一处各以本国的语言齐唱着“团结就是力量”，并拍照留念。
通过这些活动和接触，更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尤其是老街人民谦虚朴素的作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联欢大会自始至终笼罩着团结友好的气氛，许多老街的边民说：
我是第1次来河口，可是一点也没有生疏的感觉。
中午，老街边民代表团在热烈的掌声中回到了老街。
（章皆淳）

世界工联代表团到达匈牙利
新华社4日讯
据塔斯社布达佩斯3日讯：
以世界工会联合会矿业产业部总书记杜葛为首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应匈牙利自由工会全国联合会邀请到达匈牙利。
代表团团员有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意大利、法国和日本的矿工工会代表。

为解决边境共同财产问题
罗南两国举行会谈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4日电
据罗马尼亚通讯社报道：
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两国政府代表团1月17日到2月01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商量解决两国边境上的共同财产问题。
两国代表团决定设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以确定这些共同财产的情况。
两国代表团将在联合委员会工作结束后继续会谈。

南美见闻赵沨
几乎每一本导游的小册子都赞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的特殊的美丽：
“绿得出奇的海，热带的天空，在海岸上突然矗立的山峰紧临着漫长的平静的沙滩，奔放的色彩，神奇的大自然景色，热情的城市……这就是里约热内卢”。
小册子写的虽然很富有吸引力，但也没有把里约热内卢的美丽恰当地形容和描写出来。
的确，这是很困难的。
依我看，里约热内卢的美丽在于它的山和沙滩。
突起的山峰好像海上的巨礁，而就在这突起的山峰旁边，却又再也没有旁的山石了——越过这称为“甜面包”的山峰，立刻就是十几公里长的平坦、安静的白色的沙滩。
海滩上是宽阔的马路，马路后边，便是成百上千座的十多层、二十多层的大楼房。
应该说，这是很壮观的景色。
感谢一位巴西朋友的热心，趁着有01日的闲暇，带领我们作里约热内卢的竟日游。
我不想多说坐缆车爬上四百公尺的海岸上突起的“甜面包”山的情景，虽然这架空高悬的缆车在高空微微颠动，看着白云就在窗口飘浮，也算很有趣的经历。
而美景山畔的植物园更是一片奇花异草。
再到山上被称为“中国美景”的亭子上眺望围绕着里约热内卢的群山，谈论着这用钢骨水泥模仿竹子的样子搭起的又像亭又像阁的有趣的建筑，也是很有兴味的事。
但是，最有兴趣的还是我们借此机会看了一下这个繁华的南美大城市的普通市民的生活。
汽车开出市区半小时，就看到了一片木棚式的家屋。
据说，这就是“普通市民住宅区”。
但就是这种简陋的一间木屋，每月租金也要用去一个工人的月薪的三分之一（三千多克鲁赛罗的三分之一）。
我们看到在烈日炎炎的马路上，一个年轻人推着一个酒桶似的大木桶。
经过解释才知道，这种木屋一般没有自来水管，人们只好从很远的地方推水来使用。
但在归途中，同行的巴西朋友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贫穷的区域，因为这里还有公共汽车通到城里去。
最糟的是住在市区附近小山上的居民，山上没有饮水，每一桶水都要从山脚下用手提上山去，而山上更没有交通工具，每天上工下工都要跑上跑下。
傍晚，我们经过那著名的“两兄弟”山，这是郊外最有名的海滩。
在这里，已经和“普通市民住宅区”大异其趣，时式的汽车，海滩上是欢度假日的有钱人。
小镇上的食品摊也是别有风趣的：
用锯子把一个大椰子的上端锯开，用一个纸管来喝些新鲜的椰汁；
炭火上，老玉米被煮得粒粒开花；
用长竹签串着一块块的牛肉也就在炭火上烤个半熟，醮上一些蒜汁和辣椒油再撒上一层椰肉粉，这么一顿道地的巴西饭，五六个人饱吃一顿，用的钱也不过合城里大旅馆里喝两杯开胃酒的价钱。
回到旅馆已经很晚，又被另一位访问过中国的朋友拉到一个饭馆里。
那里，一栋小房子布置成农村渔人木屋的样子，墙上还挂着渔网，吃的东西全是鱼和椰子。
比如用椰子油煮的鱼叫“皮门特”，鲜美可口；
用椰子肉作的甜酱叫“互塔帕”很有蜂蜜的味道。
但最有兴味的是这个从装饰到菜肴完全是地道的巴西北部风格的饭店，卖唱的音乐家演唱的也是纯粹的巴西北部民谣。
正像所有的酒店卖唱者一样，他们的喉咙总是沙哑的，但韵味很浓厚。
直到午夜后的两点钟了，主人们想起明天我们还有演出，才同意我们告辞，离开了这个叫做“方头”的有趣的饭店。
　（未完）（附图片）
里约热内卢的竟日游
上图：
在里约热内卢，有的人还在用啤酒桶运水。
左上图：
里约热内卢旁边的“甜面包”山

它说明我们走的是一种正确的、至少是接近正确的道路。
卡达尔在诺格拉德州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表演说
匈牙利政府将继续向反革命作无情的斗争
西方正在尽力骂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标志。
它说明我们走的是一种正确的、至少是接近正确的道路。
新华社4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
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卡达尔2月02日在匈牙利采煤工业大中心绍耳果托里安市发表的演说中说，政府将向反革命作无情的斗争。
我们应当时刻警惕着，应当时刻戒备着。
我们的军队应当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并且在对付反革命分子和破坏秩序的人时要表现出坚定和决心。
卡达尔指出，现在有的人对逮捕了某些作家表示愤慨。
像海伊、泽耳克等这样一些下流东西，企图在作家协会的会议上对那些说在匈牙利曾有人企图进行反革命政变的正直作家采取恐怖手段，而他们自己却断言这是革命。
记者协会也有类似情形发生。
卡达尔说，如果不制止这种行动，我们称为工农革命政府就会感到惭愧。
不管他是作家或是其他人，只要他犯了罪或者反对人民的利益，他就应当受到应得的制裁。
在这个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诺格拉德州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卡达尔再一次谈到匈牙利事件的反革命性质。
他指出，反革命分子欺骗了很多人，但是很明显，他们的目的是要恢复他们的政权，恢复他们的势力。
例如，红衣主教明曾蒂就要求归还教会九十三万霍尔德（一霍尔德等于零点五七公顷）的土地。
卡达尔说，我们的党曾经犯过很多错误，但是每一个正直的人和共产党员都看到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去年07月全会是我们党的生活的转折点。
因此，反革命势力经过了多年的策划以后，当他们看到党纠正自己错误对他们是一种危险的时候，他们就加以打击。
卡达尔接着强调说，有些人企图断言，10月23日是民族革命的日子。
我们看是谁在为民族独立而斗争。
1919年绍耳果托里安赤卫军拿起武器为匈牙利的独立而斗争，而霍尔蒂分子却出卖匈牙利的独立，参加了协约国；
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又一次出卖了民族独立，共产党曾经为民族独立而斗争；
在苏联的援助下，匈牙利人民重新获得了民族独立。
最近几个月来又是匈牙利共产党员和苏军战士保卫了匈牙利的独立。
卡达尔说，在这里还驻扎着外国军队，这指的是苏联的部队。
他认为这不能看成一般的外国军队，这是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儿子，他们牺牲自己来保卫我们的国家，来帮助我们。
卡达尔指出，在10月事件开始的时候，党的领导队伍中不仅有忠于自己的事业和思想的赤诚的人，而且也有变节分子。
这是一个悲剧。
那时，人们没有得到党的任何坚决而明确的指示。
现在，拉科西、格罗及其同流，以及纳吉、洛松齐等许多人已经被永远地清洗出党。
卡达尔说，西方正在尽力骂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标志。
它说明我们走的是一种正确的、至少是接近正确的方向。
如果西方开始表扬我们，那就是说，提出辞呈的时候到了。
卡达尔在谈到社会主义工人党各级组织的任务的时候说，它们应当对劳动人民进行思想教育，应当研究生产的主要问题，而工人委员会应当同劳动人民进行接触。
工人委员会中应当有共产党员，但不一定要占多数。
（附图片）
01月22日，周恩来总理和阿富汗王国首相达乌德在喀布尔萨达拉特宫签署联合公报。
周总理到坎大哈访问时，孩子们向周总理献花。
新华社记者　刘庆瑞摄

在科尔察
——阿尔巴尼亚纪行——
林里
从地拉那开出的汽车，经过六个钟头的奔驰，把我们送到了阿尔巴尼亚的东南角。
这里是科尔察，离地拉那一百八十一公里。
往东不远就是南斯拉夫的土地。
到科尔察之前，我已听过不少关于这个英雄城市的传说。
1886年间，这里出现了阿尔巴尼亚的第1所阿文小学，师生们冒着生命危险，把学习本国语言文字当成跟土耳其统治者斗争的武器。
意大利法西斯占领期间，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啤酒厂工人，放火烧毁了仓库，又潜入山区组织游击队。
德国强盗进入科尔察的那天，人们以前所未有的愤怒，勇敢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在这次斗争中，五十九名爱国志士牺牲了，一百二十多名优秀青年负伤了，更多的人被逮捕、流放、扣押起来了。
然而枪弹、鲜血和监狱，都没有吓倒爱好自由的科尔察人。
他们成群结伙地跑进山区，加入了共产党人领导下的游击队，重新举起了为祖国独立和自由而战斗的火炬。
在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眼里，科尔察就像我们中国的延安，被誉为光荣的革命根据地。
因为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成立前，这里的共产主义小组，是全国成立最早、最活跃、也最有成效的革命组织之一。
第1个把马克思主义带给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阿里·凯尔曼第是在这里成长的，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也曾长期在这里工作……。
科尔察的历史是光荣的，科尔察的现实成就也是令人钦佩的。
州委书记米蒂·拉波和华西里·奈良济接待了我。
他们介绍农村工作时说，科尔察州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有了整整十年的历史。
合作社和入社农户的数目都比别的州多。
现在，科尔察州有一百一十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七十六个互助组，入社农户已达所有农户的35％，入社耕地占所有耕地面积的40％。
在产粮区和平原地区，许多村庄已经基本上合作化了。
为了推动农业合作化的发展，科尔察州先后建立了三个机器拖拉机站，拥有一百五十台拖拉机。
用拖拉机耕作的土地，已占所有耕地面积的70％到80％。
科尔察州的马利其地方，原是一片湖泊和沼地。
自从提出改良土壤、向大自然夺取土地的口号以后，湖水已被吸干，沼地变成了四千五百公顷良田。
开渠修河的结果，使科尔察州的四千多公顷旱地变成了水田。
那些以前蚊虫肆虐的瘴疠地区，现在是制糖工业的原料基地。
棉纺厂所需要的棉花绝大部分是科尔察供给的。
农业合作化和机械化的发展，使农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
战前，科尔察州的文盲占人口总数的90％以上，现在，四十岁以下的人都具有小学以上的文化程度。
拥有四十一个乡村的第3区，已有二十八个乡村有了小型发电设备。
在州委会的帮助下，我访问了科尔察州三个拖拉机站当中的一个。
站长叫贝捷得·卓古尔萨尼，今年二十九岁。
战争时期，他在人民军任青年干事。
战后在都拉索的劳动青年联盟当书记。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响应党的号召，自愿转到经济战线上，被派到都拉索机器拖拉机站。
那时，站上只有几台又老又旧的破机器，职工大都是不懂技术的转业军人。
尤其使他懊恼的是管钱。
他两次三番要求组织上把他调回去，但农业部给了他一场严厉的批评，说他“想在困难面前当逃兵”。
逃兵，——这对一个参加过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士来说，真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然而贝捷得·卓古尔萨尼没有冲动。
他觉得农业部批评得对。
当祖国需要她的儿女们从事建设、从事经济工作的时候，贝捷得·卓古尔萨尼怎能辜负祖国的需要呢？
于是，他丢下个人兴趣，抛下烦恼，高高兴兴地又在拖拉机站干下去了。
贝捷得·卓古尔萨尼很快学会了管理机器拖拉机站的本领，紧接着又参加了卡瓦亚地区的沼地干涸工程。
他领导下的机器拖拉机站得了奖，成了出色的机器拖拉机站之一。
在调到科尔察的机器拖拉机站来以前，他已是一个熟练的拖拉机站站长了。
科尔察机器拖拉机站是1947年02月15日成立的。
那时，他们除了跟不懂技术的落后状况斗争以外，还要到农民当中去做动员工作。
人们都还记得，当他们的拖拉机第1次开到格斯格夫村的时候，农民们都不接受他们的支援。
人们说拖拉机破坏“地气”，拖拉机耕过的田不长庄稼。
破坏分子和阶级敌人也就乘机编造了种种谣言。
在这种情况下，拖拉机站的同志们并没有着急，他们召开共产党员会议，解释拖拉机耕地的好处，号召党员们用拖拉机耕地。
他们做了许多艰苦而细致的工作，才有一个党员愿意使用拖拉机。
直到这个党员的地里长出庄稼，另外的一些党员才开始使用拖拉机。
因为广大农民不懂得拖拉机的好处，这年春天只耕作了九十公顷土地。
尽管这样，党和政府还是继续给了他们不少的鼓励，说他们没有强迫命令，坚持了农民自愿的原则，说是有了这个基础，往后就可以迅速扩大。
事实也正是这样。
第2年的春耕一到，农民们就纷纷到拖拉机站去“请拖拉机”。
一些积极分子，看见拖拉机在小块土地上行动不方便，就提议废除地界，组织农业合作社。
还建议拖拉机站增加拖拉机。
几年来，最初只有六台老式拖拉机的拖拉机站，现在已拥有一百零一台最新式的拖拉机了，耕地也由第1年的九十公顷扩大到了三万二千公顷以上。
此外，拖拉机站还建立了自己的修理厂，职工人数增加到了二百一十名。
这个站的劳动党党员和青年联盟盟员，90％以上都参加田间劳动。
因此，工作任务总是超额完成，曾经两次得到党中央和部长会议奖给他们的红旗。
科尔察的农村，也像科尔察市一样，有着光荣的历史。
我所访问的巴朋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有三十五人参军，七人牺牲。
其中有个叫布哈特·巴朋的，特别出名。
布哈特·巴朋原在意大利军事学院学习，回国不久，就遇上了意大利法西斯的侵略战争。
在祖国处于危难的时候，布哈特·巴朋撕掉了意大利人给他的毕业证，毅然跟他的同胞一起组织了游击队。
因为作战勇敢，很快就当了游击队长，成了远近驰名的英雄。
在一次遭遇战中，他的游击队跟敌人血战竟日，在弹尽无援的情况下，他把敌人吸引到自己的面前，让同志们安全地脱离了险地。
在敌人发现他是布哈特·巴朋而劝他投降的时候，他开枪打死了敌人的代表，又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因此，巴朋村在战后修建了布哈特·巴朋墓，村里的人并以巴朋命名他们的村子和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里是一带起伏不平的丘陵，有山无石，土地金黄，看来异常恬静。
气温比地拉那低得多。
视线所及的东南群山，是阿尔巴尼亚—希腊的分界线。
巴朋村的人们听说来了“基乃斯（中国人）”，全都放下地里的活计跑来了。
党支部书记、合作社主席、畜牧主任、小学教师……。
这里的村干部，也像我们中国的许多农村工作者一样，每人都有一个笔记本。
他们回答了我提出的各项问题。
巴朋村有一百八十九户，农业合作社是1949年09月建立的。
开始只有四十八户，1955年底，除了两户富农之外，全都入社了。
农作物主要是小麦和甜菜，畜牧业生产也是一项大收入。
人们说，合作化以后，各项农产品产量都大大提高了，比如小麦，单干时每公顷不过收八公担，现在已经达到十九公担。
一个劳动日，平均收入是六公斤粮食，货币七十里克，还有其他实物。
农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文化生活也改善了。
他们把过去的一所四年制小学改成了七年制。
组织了八十个人的合唱团。
1953年冬天安装了发电设备，计划今年修建电影院。
村民有十多部收音机。
村干部们解释说，变化最大的是妇女。
过去妇女不下地，更不能唱歌，现在的合唱团团员，半数以上是妇女，而且还能登台演戏。……
人们跟我谈了许多，谈得很自然，很诚恳。
同时，他们也坦率地向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从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阶级政策，到中国水稻的栽培方法，总共不下三十个。
他们对中国人民所表现的这样浓厚的兴趣和深切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虽然相去万里，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亲密的友情却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

德国统一社会党增加了新生力量
发展五万新党员工作胜利完成
新华社柏林4日电
据德意志通讯社消息：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埃·昂纳克最近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宣布说，中央委员会去年07月提出的吸收五万新党员的任务已经完成。
昂纳克说，正当敌人集中火力向党进攻的时候，取得这种结果是一次巨大的政治胜利。
昂纳克是在关于政治局工作的报告中谈到这一点的。
昂纳克还说，自从去年11月第29次中央全会以来，德国统一社会党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特别是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昂纳克强调说，党和劳动人民必须不断提高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警惕，才能担当起保持国内外和平的任务。
他还号召不断加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防力量。

罗马尼亚在节日气氛中举行大选
乔治乌—德治等党政领导人当选议员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4日电
本社记者丁曼报道：
据今天这里的报纸报道，截至昨天晚上八时，罗马尼亚全国已经有96％的选民投了票。
记者今天中午十一时得到消息说，部分选区的投票情况已经有了结果，布加勒斯特“红色格里维察”选区99％的选民投了票，他们一致选举人民民主阵线的候选人乔治乌—德治为国民议会的议员。
没有一个人投反对票。
斯托伊卡在布加勒斯特“8月23日”选区获得了99％以上的选票。
彼·格罗查在克罗什城“2月16日”选区得到的选票在99％以上。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4日电
02月03日是罗马尼亚国民议会选举的日子。
全国各地从早上六点钟开始投票，但是很多选民在五点钟左右天还不亮的时候就争先恐后地来到投票站，争取投第一票。
选举要到晚上十二点钟结束，可是，到下午三点钟，全国已经有76％以上的选民投了票。
这一天，布加勒斯特浸沉在节日的气氛中。
人们说：
“今天不是礼拜天，而是伟大的节日。”
在早晨八点多钟的时候，许多外国记者来到了布加勒斯特红色格里维查选区的第四投票站。
这里的候选人是乔治乌—德治。
在头三个钟头内这里就有四百多选民投了票。
很多选民投完票后对外国记者骄傲地宣布，他们选举了乔治乌—德治。
上午十时五十分，乔治乌—德治和格罗查等在新布加勒斯特选区的第三投票站投了票。
这里的候选人是火车司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隆古。
同乔治乌—德治一起投票的还有第1次获得选举权的三个十八岁的青年，乔治乌—德治同他们握了手；
他又和带领全家来投票的隆古谈了话。
数百个选民把乔治乌—德治等党政领导人包围了起来，高呼：
“乔治乌—德治万岁！”
在萨耳切斯库选区的一个投票站，有十七位母亲英雄投了票，她们十七个人合起来一共有一百零七个孩子。
一位有十七个孩子的母亲在投票时说：
“我们家的十六个有选举权的人都选举人民民主阵线的候选人。”
这一天，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青年、妇女、少数民族选民都踊跃投了票。
在日乌路伊煤区、普拉霍瓦油区、斯大林城、克罗什、巴科、罗曼等工业中心，一大群一大群的工人一清早就到选举站，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上完夜班以后就直接赶来投票的。
在这些工业中心，绝大多数的人都在上午投完了票。
全国大多数村庄投票到十四点就结束了。
在少数民族地区，选举是在罗马尼亚族和其他共同居住的民族充满热烈友谊的气氛下举行的。
在火车上、轮船上也设有投票站。
这一天，从苏伊士运河、印度洋、多瑙河发来的许多电报，报道了在航行中的罗马尼亚水手们在船上投票的消息。

苏联和尼泊尔互派大使
新华社4日讯
据塔斯社讯：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已经任命苏联驻印度大度米·阿·缅希科夫兼任苏联驻尼泊尔首任大使。
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任命了尼泊尔驻英国，美国和法国大使拉姆·普拉萨德·马南达尔兼任尼泊尔驻苏联首任大使。
苏联和尼泊尔是去年07月间建立外交关系并且决定互派大使的。

这是中立吗？
奥地利政府想了一个奇怪的“理由”来禁止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在奥地利境内继续活动。
奥地利内政部在2月01日发布禁令说：
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活动“不符合奥地利和其他各国保持和平关系的原则”。
02月02日，警察就封闭了在维也纳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的办公大厦。
的确，根据1955年05月签订的奥地利国家条约，奥地利应当成为一个永久中立的国家，它有责任同其他国家保持和平的关系。
但是，谁都知道，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的全部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
保卫世界和平！
它在促进世界和平事业和各国间友好关系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把这样一个致力于保卫世界和平的组织的活动说成“不符合奥地利和其他各国保持和平关系的原则”，显然只是强词夺理的借口，用来掩盖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奥地利政府这样蛮横地禁止国际组织在奥地利的活动已经不是第1次了。
一年以前，奥地利政府曾经禁止世界工联在奥地利境内活动，并且派遣警察袭击世界工联的办公楼，封闭世界工联的会址。
但是，人们同时却看到有一些真正进行反和平勾当的组织和机构在奥地利境内自由地活动着，其中有终日从事反苏反共叫嚣的广播电台，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活动的外国间谍机关。
在匈牙利事件中，大批的法西斯匪徒全副武装地经过奥地利进入匈牙利。
决不能说，这些活动符合于奥地利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和平关系。
但是它们不但丝毫没有受到奥地利政府的干涉，却反而得到了各种方便。
奥地利总理拉布曾经说过：
“奥地利中立的意愿符合于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深厚愿望。”
这是不错的。
奥地利政府执行不参加大国集团的中立政策，不仅符合于奥地利本身的民族利益，也符合于欧洲和平的利益。
但是，像禁止世界和平理事会在奥境活动而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复活动的组织提供方便条件这类做法，同真正的中立意愿是显然不相称的。
这既不符合奥地利的民族利益，也不符合欧洲和平的利益。

阿尔巴尼亚去年国家计划超额完成
新华社地拉那4日电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统计局3日公布了1956年国家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
公报说，1956年工业总产量计划完成了101.7％，比1955年总产量提高了8.2％；
农业部门完成了原计划的100.2％；
商业部门完成了102.2％；
文化教育部门完成了106.1％。
在去年一年中，国家共完成了二百七十一项新建工程。
各工业部门完成计划的百分比如下：
石油工业103.5％；
沥青工业102.3％；
煤矿工业102.1％；
铬工业101.6％；
电力工业108.2％；
机器制造业108.5％；
建筑材料工业100.6％；
木材工业97.1％；
轻工业95.1％；
食品工业110.7％。
这一年生产的工业和生活用品的品种增加了，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了。
农业方面，与上个农业年度相比较，耕地面积扩大了3.1％，其中种植面包谷物的面积扩大了7.6％，耕种荒地的计划完成了100.4％，耕种荒地的面积比整个第1个五年计划多一倍。
1956年标志着转向农业合作化方向的转折点。
到1956年年底，农业合作社的数目由1955年底的三百十八个增加到了八百八十一个。
就是说，目前农业合作社总数中63.9％是在去年建立的。
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已经占全国农户总数的58.8％。
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成本的降低，1956年曾两次降低物价，并且在1956年01月开始取消了工业品的配给制度。
在过去的一年中，国家为劳动人民建造了六万五千多平方公尺的住宅，新设了不少学校，增设了夜大学和函授学校等。
在这一年，政府还增加了优抚金和提高了低薪人员的工资。
（编者注）1956年是阿尔巴尼亚第2个五年计划的第1年。
根据计划规定，到1960年，工业总产值将增加91％，轻工业产值将增加一倍，食品工业将增加94％。
农产品和畜产品的产量也将大大扩大。
1960年的谷物收获量应比1955年增加46％，棉花87％。
合作社的播种面积到1960年将占全国播种面积的70％。
国民收入将提高53％，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将提高23％。

为结束英约不平等条约
约旦同英国开始谈判
新华社4日讯
安曼消息：
约旦内阁3日晚间宣布，约旦同英国关于结束1948年的英—约条约的谈判定于4日在安曼开始。
约旦内阁在举行了紧急会议以后发表声明说，这次会谈的内容将包括英国军队撤出约旦和取消英军在约旦的基地问题。
这个声明说，约旦代表团将由约旦首相苏莱曼·纳布西率领，英国代表团将由英国驻约旦大使查尔斯·约翰斯顿率领。

印度尼西亚陆军参谋长
报告苏门答腊情况
据新华社雅加达电
据安塔拉通讯社报道，印度尼西亚内阁2日中午举行特别会议，听取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关于苏门答腊军官会议和苏门答腊情况的报告。
纳苏蒂安是在1日从巨港回到雅加达的。
编者注　纳苏蒂安是在1月24日到达苏门答腊的。
他在苏门答腊期间，先后到过巴东、巴里格、棉兰和巨港，在巨港举行了全苏门答腊军官会议，并且曾经会见了西姆波朗。
纳苏蒂安1月26日对棉兰报界说，他认为“西姆波朗问题”会得到圆满解决。
据安塔拉通讯社记者说，西姆波朗的问题将继续由陆军参谋长解决。
西姆波朗已同意应召去雅加达。

印度“新世纪”周报主张
用友好协商方式解决印巴纠纷
据新华社新德里2日电
最近一期“新世纪”周报说：
“同巴基斯坦的没有解决的纠纷只有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才能得到解决。”
“如果采取别的道路，就会中了英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的计。”
“新世纪”周报主张：
印度政府同各负责的党派举行协商来拟订有力的政策，以满足当前的需要；
政府应该公开表示反对真正煽动克什米尔战争的人和目前对印度的威胁的主使人。
周报警告人民，要提防一切在这个问题上煽动教派情绪的企图。
这家周报在首页刊载了一幅漫画，画的是艾森豪威尔身穿盔甲，胸口有两只尖钉，微笑着向尼赫鲁走去。
两只尖钉中一只象征军事条约，另一只象征安全理事会的克什米尔问题决议。
说明是：
“致命的拥抱”。

叙总统号召阿拉伯人民加强团结
堵塞帝国主义侵略道路
新华社4日讯
据塔斯社大马士革3日讯：
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对报界发表谈话说，只要阿拉伯各国人民有充分的团结，就能堵塞帝国主义渗入阿拉伯国家的一切道路和使得他们无能为力。
库阿特利在这次谈话中，谈到了他最近到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访问。
他说：
我们向巴基斯坦领导人说明了我们对巴格达条约的反感。
库阿特利总统说，叙利亚不放弃对这个条约的斗争并将继续反对它。
库阿特利接着说，他对巴基斯坦领导人说，叙利亚今后仍将继续奉行中立政策和反对军事条约。
库阿特利提到在印度的访问时说，印度领导人对阿拉伯一切民族问题有充分的理解，他在印度受到热烈的接待，这些事实证明两国之间的兄弟合作。

和平共处的范例
人们曾经把往返在莫斯科和赫尔辛基之间的列车叫做“和平友谊列车”。
这不是偶然的。
因为几年来在苏联和芬兰之间一直维持着睦邻关系。
几天前芬兰总理法格霍姆到苏联进行友好访问，并在同苏联政府领导人进行会谈以后发表的苏联—芬兰公报，标志着苏芬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新发展。
公报指出会谈进一步加深了两国的相互谅解，再一次显示了两国互相尊重和信任的精神，并强调要继续坚定地维持两国间的良好关系。
几年来的事实证明，苏芬两国维持这种良好的睦邻关系，既符合两国的切身利益，也有助于巩固国际和平特别是北欧地区的安全。
大家知道，自从芬兰同苏联在1948年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以来，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一直设法挑拨两国的关系，企图把芬兰卷进西方国家的侵略军事集团，破坏芬兰的独立，并在靠近苏联的心脏地区建立反苏基地。
苏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良好范例。
这次苏联—芬兰公报再一次肯定了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关系和这种关系的重大意义，并且强调不容许任何外部事件影响到这种关系。
这是对帝国主义挑拨者的一个有力的打击。
苏—芬公报强调了两国政府愿意为促进北欧国家的睦邻关系而努力。
发展北欧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显然大大有利于这些国家和整个欧洲的和平和安全。
在苏联和芬兰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既然能够建立友好和互利的睦邻关系；
那末，同样是邻近苏联的其它北欧国家为什么不能够同苏联建立同样友好的关系呢？
这正如芬兰总理法格霍姆在对斯德哥尔摩“新日报”驻莫斯科记者发表的谈话中指出的：
如果苏芬两国现存的良好关系能够推及到其它北欧国家，这不但有利于这些国家，并且对波罗的海的和平和安全也有重大的意义。
两国公报特别提到裁军的问题，指出在裁军特别是在适当国际管制下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方面获得实际结果的重要意义。
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空谈同意裁军，但实际上不但正继续阻挠就裁军问题达成国际协议，而且还在进一步扩充军备，加速准备原子战争。
因此，公报中指出应当在解决裁军的问题上取得实际的结果是十分必要的。
据两国公报宣布，在芬兰总理这次友好访问之后不久，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将应邀于今春访问芬兰。
两国国家领导人的这种相互的友好访问和直接会谈，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大大有助于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爱好和平的人都会愿意看到苏联同芬兰之间建立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的友好关系的继续增强。

在史坦伯尼区
本报记者　苏蓝
三百年前，一座欧洲最大的医院在伦敦城的东部建立起来了。
这座庞大的建筑物，从头到脚被粉刷成浅绿色。
围绕着它的是花草、树木和静静的田野。
只有泰晤士河的流水，在它的旁边发出轻微的响声。
那时，这里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休养区了。
可是，随着年代的消失，“伦敦医院”也失去了它那青春的面貌。
当年，它万没有想到：
现在它那被煤烟熏黑了的身躯，会座落在人口拥挤和异常嘈杂的史坦伯尼区。
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泰晤士河的地位突然重要起来。
这条河，十九世纪末叶，是大量建造船坞和工人陆续向这里汇聚的年代。
也就在这个时候，史坦伯尼区的富人“不屑与穷人为伍”，撤出了这块阵地。
他们多半移到肯兴屯和贝斯渥特尔去。
遗留下来的，是许多服装工厂、造酒厂和屠宰场。
工人们缝制出来的摩登服装；
酿造出来的美味酒，很快被送到西伦敦的豪华商店里去，供给太太和绅士们的需要。
而给史坦伯尼居民留下的，是屠宰场散发出来的难闻的臭气。
和西伦敦一比，史坦伯尼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街道的路面，一块块地剥落掉了。
居民区的房屋，除了战后新建的一些工人宿舍以外，多半是两层的楼房，这比西伦敦的矮了一大半。
被煤烟熏得发黑的墙壁，构成了史坦伯尼的单调的色彩。
据说，全区有三千四百十五幢房屋，因为过于陈旧，不够安全，已经正式声明不能再住人了。
有一百户人家，住在临时的木棚里。
在支起这些木棚的时候，预计只能住两年。
然而，人们在这里已经住了十年。
甚至，上面的房屋已经倒塌，只有地下室是完整的，也还是照样住着人家。
挤在这些大大小小房子里的，是码头工人，服装工人，家具工人……。
史坦伯尼全区共有九万九千人。
大部分是工人和他们的家属。
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曾经在这里领导过工人运动。
她组织了瓦斯工人，争得了八小时工作制。
这个瓦斯工人的工会，是英国非技术工人的第1个组织。
后来，就发展成全国性的市政工会，成为英国最大的工会之一。
当然，那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事了。
经历过这些斗争的人，已经不多了。
不过，年老的工人会津津有味地告诉你：
在10月革命之后，码头工人怎样举行大罢工，拒绝把武器搬运上船，反对对苏维埃俄罗斯的武装干涉。
年轻一些的工人，又会自豪地告诉你：
他们是怎样和法西斯分子进行斗争的。
那是在战前的1936年，英国的法西斯头子莫斯莱选择了犹太人集中的史坦伯尼区，组织了一次军事演习性质的游行。
这个行动，得到了当时政府的默许，并且动员了大批警察来保护他们。
史坦伯尼和东伦敦其它地区的二十五万工人，在法西斯分子出动的那一天，把障碍物堆在电报街上，挡住了他们去路。
法西斯分子冲过来，工人把他们打回去，经过激烈的搏斗，终于把莫斯莱的队伍打退了。
在这样一个有斗争传统的区里，保守党当然很难指望得到工人的选票。
1945年战后第1次大选时，史坦伯尼区的工人，把这个区里的共产党员皮拉丁选为议会议员。
1956年区议员选举时，四个共产党员当选。
在这一次选举中，保守党的候选人总共才得了三十多张选票。
我们参观过史坦伯尼区的一些街道。
噪杂的咖啡馆、小酒店，是工人们消遣休憩的场所。
在街头，常常碰到黑人、马来亚人和印度人。
据说，在这个区里，还有两万多犹太人。
在一些古老的建筑物间，有时突然出现一大幢战后新建的工人宿舍。
这是市、区议会用政府的贷款建筑的。
这些比较干净整齐的宿舍还是少数。
史坦伯尼大部分人的居住条件是十分恶劣的。
当进入怀特恰珀尔路后面的一条小巷时，我们闻到了刺鼻的烟味，这是居民们在焚烧垃圾。
离它不远的一个废墟上，停留着三辆破汽车。
空地上放着一只炉子，锅里冒出热气。
汽车旁边，支架起几根竹竿，晒着才洗过的衣服。
这是吉卜赛人的“住宅”。
街道两旁，还不断出现一个个的废墟，这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烙印。
落在这里的最后一颗炸弹，夺去了一百二十个人的生命。
这些废墟上，有的长着野草，有的堆满垃圾。
一位英国朋友告诉我：
“人们很想把这些垃圾清除一下，但是，在没有得到地皮所有者允许之前，是不准任何人动手的。”
穿过几条小街往南走，就到了泰晤士河边的古老的“伦敦码头”了。
这里，树立着密集的起重机。
停在河上的轮船，喷出浓黑的烟雾。
甚至把地面蒙上了一层煤灰。
就在码头附近的街道上，偶而可以看到一些工人席地而坐，喝着便宜的咖啡。
在一个地下室里，我们访问了特纳尔街房客协会的一个负责人。
这条街上所有的房客都组织起来了。
他们所住的房子，就是属于“伦敦医院”的。
不久以前，这个协会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作出决议：
每户捐出三先令，这笔款项将作为协会的活动费用，比如和房主斗争的诉讼费和印刷宣传品等。
它还决定派出代表到议会去请愿，反对通过增加房租的法案。
这样的组织，在史坦伯尼区的各个街道，是非常普遍的。
反对增加租金，已经成为史坦伯尼和整个伦敦人民的一项重要斗争。
低矮破旧的房屋，平凡朴实的人民，史坦伯尼区的外貌，是不大引人注意的。
但是，在这儿却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从祖父一辈起，就高举着斗争的火炬。
他们一代代地继承下来，不让这火炬熄灭。
（附图片）
这是被西伦敦富人们所遗弃的东伦敦的一个市场。
比起西伦敦的市场来，东伦敦的市场显得格外寒伧、杂乱。
但是，在布尔乔亚市场上没有立足之地的贫困顾客，这些简陋的售货摊却成为他们活动的天地。

尼赫鲁表示不容外国军队进驻克什米尔
苏拉瓦底坚持在克什米尔举行公民投票
新华社新德里4日电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3日在德里说，印度不能容忍有一刻有任何外国部队驻扎在克什米尔。
他说，他对于巴基斯坦想在安全理事会中提出要印度和巴基斯坦军队都从查漠和克什米尔撤退而代之以联合国部队的建议感到惊异。
尼赫鲁在一个大规模的公众集会上说：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能容忍外国军队在我们领土上。
我们在我们的国家已经看够了外国军队。”
尼赫鲁在演说中简短回顾了克什米尔问题的历史之后说，要在克什米尔举行公民投票，必须先实行一些重要条件。
第1个条件就是巴基斯坦的武装部队必须完全撤出克什米尔的土地。
印度曾经要求联合国裁定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进行了侵略，但是联合国搁置了这个问题。
尼赫鲁指出，到现在为止，巴基斯坦军队还没有退出克什米尔。
他还说，八年来，克什米尔的整个情况有了变化，新的事实发生了。
尼赫鲁在提到最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决议时说，不幸的是，安全理事会中的一些国家由于“某些其他理由”对印度不满，另外一些国家由于已经那样卷入军事联盟和公约，特别像巴格达条约那样的条约，它们只能以特殊的方式行动。
因此，完全是为了其他缘故，它们互相帮助，并且站在同一边，而不对有关这个克什米尔问题的事实给予认真的考虑。
据新华社4日讯
伦敦2日消息：
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在接见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的时候，表示坚持要在克什米尔举行公民投票的主张。
他说，在没有举行公民投票以前，巴基斯坦政府不可能同意跟新德里举行任何直接谈判。
苏拉瓦底攻击中立主义，也攻击共产主义。
他说，印度总理尼赫鲁所说的中立主义“简直是一种欺诈双方的方法”。
他并且说印度和埃及要“支配”从摩洛哥起到东南亚止的中立地带。
苏拉瓦底还说了一些挑拨中国同印度和其他亚非国家的关系的话。

开罗“人民报”全国民意测验证明
埃及各阶层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
苏丹总理反对侵害自由独立的美国计划
新华社开罗4日电
“人民报”3日报道，到目前为止，在关于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全国性的民意测验中，只有三个人表示赞成，有六万八千三百四十二人表示反对。
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人认为，这个主义会损害埃及的利益。
参加这次民意测验的各阶层人士的百分比数如下：
学生和教授45％，工人和自由职业者25％，官员和职员20％，其他包括家庭主妇和军事人员等各种职业的人10％。
居住在埃及的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国民也有一些人参加了这次测验。
这次民意测验在两星期前开始，是由埃及“人民报”主持的。
新华社4日讯
据塔斯社开罗3日讯：
据中东通讯社报道，苏丹总理阿卜杜拉·哈利勒在谈到“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时候说，苏丹反对任何侵害苏丹的自由和独立的纲领。
苏丹地方自治部长穆罕默德·努赛丁对开罗“晚报”记者发表谈话说：
“没有一个希望自由的国家会赞成艾森豪威尔主义中所谓的真空理论。
据我的了解，这个理论意味着，用另一个国家的势力来替换英、法两国在中东的势力。”
努赛丁说，这种理论遭到全阿拉伯人民的谴责。
新华社喀布尔3日电
阿富汗“革新报”1月30日发表社论，驳斥美国所谓填补中东“真空”的论调。
社论指出，殖民主义者穿着商人的服装进入了亚洲国家，但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人民觉醒了，并且正在为收回他们在过去几世纪中失去的一切进行着斗争。
这家报纸还指出，为了想填补这个“真空”，帝国主义者正在设法拉拢有关国家。
按照美国的新政策，它不但企图填补亚洲的“真空”，而且还企图填补非洲的“真空”。

法国民议会决定在法属西非等地区
用“地方自治”骗局挽救殖民统治危机
比诺叫嚷永远不让阿尔及利亚完全自治
据新华社4日讯
巴黎消息：
法国国民议会经过五天讨论，于2日通过了摩勒政府关于给予法属西非、赤道非洲以及马达加斯加以所谓“地方自治”的法案。
根据国民议会通过的法案，这些地区的每一个法国领地的议会，将选举一个由六人到十二人组成的政府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由法国总督充任主席。
“自治权”仅限于地方行政事务。
至于外交、内部和外部安全、高等教育、对外交通、广播、处理法国法律的法庭、实施劳动法、财政和货币管理以及全盘的经济、社会、文化计划等，仍然由法国掌管。
据新华社4日讯
华盛顿消息：
法国外交部长比诺3日在电视广播中答复美国记者的问题时，表示法国永远不会同意给予阿尔及利亚完全的自治。
当有人问到如果联合国讨论阿尔及利亚问题时法国是否会退出会议，比诺说，他先要同法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商量。
又说，他希望在大会作出的“任何不利于法国的动议上”，美国会对法国表示支持。

联合国不能再容许以色列拖延撤军
02月01日和2日，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讨论了以色列侵略军撤出埃及领土的问题，并且通过了关于要求以色列撤军的两项提案。
一项是要以色列马上把它的军队撤退到1949年以埃停战线的后面去；
一项主张在以色列撤军之后，要在以埃之间的停战分界线上驻扎联合国部队，并把联合国部队开进亚喀巴湾。
联合国大会自去年11月02日决定要以色列撤军以来，这是第7次通过相同性质的决议了。
以色列政府一再藐视和拒不执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联合国大会是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强迫以色列执行决议，以维护联合国尊严和中东和平的。
可是，这次联合国大会不仅没有对以色列拒不执行决议进行谴责和采取决定性的措施，并且在它所通过的第2项提案中，实际上满足了以色列要求在它的侵略军从埃及撤退之后，由联合国部队占领亚喀巴湾和加沙地区的无理“条件”。
在联合国大会上，印度代表虽然对第2项提案作了正确的解释，可是美国代表的解释却是要让联合国部队无限期地占领埃及领土。
从这次联合国大会的讨论中，越来越清楚地证明以色列之所以拒不执行联合国决议，拖延从埃及撤军，乃是美英法三个西方殖民国家共同策划的。
法国外长比诺和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早就叫嚷要把加沙地带交由联合国“管理”。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洛奇这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坚持要让联合国部队驻扎以埃停战线的两边，主张联合国部队必须进驻加沙地区和蒂朗岛地区。
美国通讯社甚至早在1月17日就透露，美英法三国已经协议由联合国部队占领蒂朗海峡和加沙地带，并“反对亚非国家对以色列实施任何制裁的企图”。
这都清楚地暴露了西方殖民国家和以色列最近所演唱的这一出双簧戏的真实内幕。
华盛顿统治集团积极怂恿以色列拖延撤军，也是同它在中东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总的侵略计划不可分的。
正如大马士革“旗帜报”所指出：
“美国企图利用撤退以色列军队的问题同阿拉伯人民讨价还价，强迫他们同意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
以色列侵略军队应该立即全部撤退到1949年停战线后面去，这是目前恢复中东和平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以色列破坏了以埃停战协定，侵略了埃及，危害了中东的和平，本来应当受到严厉的制裁；
现在要它撤出侵略军是根本不能有什么“条件”的。
如果允许以色列提出有损埃及主权的条件来，那就是鼓励侵略。
这既不符合于世界和平的利益，也不符合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
因此，联合国大会应根据历次关于以色列撤军问题的决议，采取有效的步骤，勒令以色列把军队立即撤退到1949年停战线的后面去。
至于以色列侵略军撤出之后，这些埃及领土应该由谁来“管理”，根本不成为问题。
无论是加沙、亚喀巴湾或蒂朗海峡地区，在以色列撤军以后，埃及就能够在这些地方恢复行使其主权，而不应该受到任何干涉。
联合国部队有权监督侵略军队的撤退，而根本无权代替英法以侵略军侵占埃及的一寸土地。
根据埃及和联合国关于联合国武装部队进入埃及领土的协议的条件，联合国部队是不能执行占领任务的。
不久前，印度总理尼赫鲁就曾说过：
“印度政府同缅甸、锡兰和印度尼西亚的政府都认为在埃及的联合国紧急部队应该是一支暂时性的部队”；
“按照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是保证和监督敌对行动的停止”。
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也说：
“印度决不会支持使联合国紧急部队成为一支占领军的主张。”
因此，西方殖民国家企图利用联合国部队长期占领埃及领土而对埃及施加压力的作法，必将遭到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坚决反对。
（附图片）
01月23日　埃及总统给赛尔接见了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冷箭
美国公司在埃及制造失业
新华社开罗电
据“共和国报”1日报道，美国在埃及的一些公司对埃及雇员采取了歧视措施。
“共和国报”说，美国环球航空公司解雇了三十名埃及雇员，而别国的雇员却一个也没有动。
这家报纸说，埃及当局已经对这件事进行了干预，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代表和埃及当局正在研究这件事情。
这家报纸又说，美国环球航空公司还一直打算解雇另外一些埃及的工人，但是由于受到埃及当局的压力还没有这样做。
这家报纸指出，有消息说，关于解雇埃及工人的决定是受到某方面的指使的，其目的是为了在埃及制造失业者。
这家报纸接着指出，亚历山大的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最近解雇了约四百名工人，并且扬言要结束它在埃及的营业。

芬兰总理表示
同苏联友好对北欧国家有好处
新华社4日讯
据塔斯社哥本哈根3日讯：
芬兰总理法格霍姆对丹麦“国土与人民报”驻莫斯科的记者说，他不愿意干涉别国的事务，但是他深信，假如所有（欧洲）北方的国家都像芬兰一样，同苏联建立良好关系，这将对这些国家有好处，并且保障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和平和安全。
这家丹麦共产党机关报在第1版上用“同苏联建立良好的关系符合所有北方国家的利益”的题目刊载的法格霍姆的谈话还说，他这次在莫斯科的谈判涉及的仅仅是经济问题。
法格霍姆说，“芬兰没有足够数量的西方国家的外汇，因此，同苏联进行贸易对芬兰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法格霍姆接着指出，芬兰希望同苏联更加扩大文化及其他一切的联系。
据新华社4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
芬兰总理法格霍姆和他的随行人员在2月03日离开莫斯科前往列宁格勒。

英法酝酿威胁中东的新阴谋
策划在以色列驻扎军队和建立基地
新华社4日讯
开罗消息：
“人民报”3日报道，英法正策划在以色列建立驻扎三万军队的军事基地。
这家报纸说，它所得到的一些“重要文件”，透露了这个“英法和以色列对中东所策划的新阴谋的秘密”。
这家报纸说，这三万军队将包括：
一、有重型装备的英法军队一万人。
这支军队将驻在海法和纳塔尼亚附近。
二、用重型装备和高射炮武装的一支英国军队，这支军队将驻在海法附近。
三、英法步兵、炮兵和坦克部队，这些部队将驻在比尔希巴。
四、另一支有重型装备的英法军队，这支军队将驻在萨凡德，同联合军事司令部在一起。
这家报纸说，约有一百二十架喷气飞机将置于以色列的科达机场和阿克机场的地下飞机库。
“人民报”还引用巴黎报纸的消息说，英法军事当局并不低估它们的行动会获得美国支持的可能性。

菲政界指责麦格赛赛政府
过分依赖美国阻碍国家经济发展
据新华社2日讯
马尼拉消息：
菲律宾全国经济委员会高级官员拉米雷斯指责麦格赛赛政府的过分依赖美国的政策。
他在1月31日晚宣布辞去上述委员会的代理国家计划主任一职时说，政府的“殖民地心理”是菲律宾“经济发展的最严重障碍”。
他说，我们不断地几乎把一切经济成就都归功于每年平均不到二千万美元的援助，而等于这个数字约二十倍的菲律宾人的每年投资总额却完全被忽视，这样就没有可能使菲律宾人抱有发展经济的意识。
参议员雷克托1月30日指责说，在麦格赛赛的政权下，人民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
这个将要在今年11月的大选中同麦格赛赛竞选总统的参议员说，他将在自己的竞选演说中着重谈到生活费用高、比索（菲币）购买力低和失业人多等国内问题。
他说，很多人实际上是受着苦难，而且一天难于吃到一顿饭。
参议院银行、公司和特许权委员会1月29日宣布，有两个议员指责菲律宾中央银行对菲律宾外汇储备金处置不当。
消息说，这笔钱存入只给1％利息的纽约第一花旗银行而不存在给息2％的同等声名的其他美国银行。

中国科学院向英国博物馆交涉
买回一批敦煌文物卷子的显微影片
新华社3日讯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向英国博物馆购买了一批敦煌文物卷子的显微影片。
我国的敦煌文物卷子是五十六年前被英国考古学者斯坦因廉价骗走的。
这批显微影片共有六千九百多件文件，多数是唐代知识分子和佛教徒手抄的四书五经、文学作品、佛经、道经，也有当时各阶层人民纪录的历史事实，科学、技术、地理等资料。
据初步整理的情况来看，其中有不少材料是我国目前研究敦煌学的人所没有见到过的。
这批卷子中佛经占的比重很大，其中除了些已失传的经典外，还有很多佛经的“变文”。
“变文”是唐代佛教徒用通俗的文字编写成的一些有关佛教的故事。
我国佛教文学中的通俗文字就是由那个时候开始的，它对唐以后的通俗文字影响很大。
过去研究敦煌文献的人只知道有八十篇变文，现在从这批卷子里又发现了六篇，内容也偶有比较完整的。
另外还发现了几篇新的押座文。
押座文是那时佛教徒宣讲变文之前用的开场白，过去只知道有八篇。
还有些记载唐代政治变动情况的史料，如唐僖宗时各方藩镇纷起称王，吐谷浑、吐蕃、回鹘等民族和唐争夺甘肃西部地区的情况；
黄巢领导农民起义失败的经过；
其中有不少材料，是以前我国历史资料中所没有见到的。
另外还有些当时的社会资料，如从西凉到宋代（约自公元405年到987年）的户籍、授田籍，买卖人口、房屋、土地、牲畜和借贷布帛、谷物的契约。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当时地主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情况。
这些卷子里还有一部完整的“西天路竟”，是记载那时佛教徒由洛阳经西安、新疆后翻过帕米尔高原到达印度中部全程所经过的国邑和里程。
在这批卷子里的文学作品，除了有些比较完整的手抄本唐人诗集和小说外，还有主题非常独特、内容有风趣、文词又优美的“祭驴文”和“孔子项橐相问答”的长篇话本小说，以及“韩擒虎话本”。
现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已组织人力在整理这些材料，并编写目录，不久就可以出借供各方面研究使用。

从古代植棉技术中看祖国农学遗产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　王缨
在我国各主要农作物中，以棉花的引进较迟。
古代我国人民的服被原料主要是靠丝麻，宋末元初（约当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用棉才逐渐普遍。
到了十四世纪初期，棉花即在长江、黄河流域各省种植，棉纤维即在多方面代替了丝麻，已呈“不蚕而绵，不麻而絮”之势。
我国中部各省的植棉历史虽还不到千年，但由于我国是个农业古国，在棉花未引入前，即已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农业经验，待棉花引入后，将已有农业经验具体用之于棉花，加以发挥创造，即形成棉花增产技术，所以我国棉花栽培学遗产仍是相当丰富的。
自1273年元代司农司撰的“农桑辑要”起，我国便有了专门的棉业文献，明、清两代的棉业文献更多。
这些文献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汇编性质的，另一类是总结性质的。
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木典中的“木棉部汇考”、钦定授时通考中的“木棉”和广群芳谱中的“木棉花”等属于前一类，而农桑辑要中的“木棉”、王祯农书中的“木棉”、群芳谱中的“棉谱”、农政全书卷三十五的“木棉”和植棉纂要等则属于后一类。
除以上各农书外，在游记、传记、诗咏和各棉区地方志中也可以找到一些零碎的棉花材料。
又由于棉花也是一种中药药材，所以在本草典籍中也可以找到有关棉花的记载，如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即有一节谈到我国棉花的起源和种类。
所有这些材料，都是研究我国古代植棉业的重要依据，只可惜有些宝贵材料如张五典“种棉法”、徐光启“吉贝疏”和农遗什疏等，据目前了解，可能已是失传了，这是个很大的损失。
这里，由于篇幅的关系，不可能对我国植棉技术遗产进行全面的论述。
仅就作者所知，举出下列数例略加说明。
如在棉田耕作方面，我国很早就知道棉田应早耕、深耕，明末王象晋群芳谱即主张在拾花完毕后，立刻拔去棉杆，随深耕之，以便“令阳和之气掩入土内”。
在较干旱的北方地区，为避免跑墒，耕后应“随捞平，不致风干”（见前书及清张宗法三农纪等书）。
而对于南方稻棉轮作区，收获水稻后，即行秋耕，而在耕后，“不宜耙细，须大墢岸起，令其凝冱，来年冻释，土脉细润”（见明末徐光启农政全书），春耕时再耙细，这一区别对待办法，至今仍为南北棉区所采用。
在棉田作畦方面，尤为细致，古时棉田多为窄畦，每畦仅植棉一行。
如农桑辑要主张：
“每畦长八步，阔一步，内半步作畦面，半步作畦背”。
农政全书还主张在作畦后，播棉前，锄地三、四次，以使土细、草净、畦面平整。
并说：
“锄白一当锄青二，去草自其芽蘖故”。
清道光年间的耕心农话提出两畦间设一畎一畛（埂子），畎便于排水，畛便以立脚，再利用开畎的土加于畦背上，又利于通风。
但古时也有作宽畦的，如农政全书载，当时余姚海堧（即海边）的畦宽为一丈，畦面“中高旁下”，畦沟深广各二、三尺，这样也能便于排水。
棉籽种皮较厚，出苗较难，所以很讲究种子处理技术。
对于这点，古人也早已掌握，如农桑辑要即称：
在播棉前，用水淘过子粒，堆于湿地上，瓦盆复一夜，次日取出，用小灰搓得伶俐，然后播种。
“瓦盆复一夜”，较能保温保湿，增强催芽效力，小灰拌后便于播种出苗。
十四世纪的农桑衣食撮要和明代的便民图纂，则主张先将棉籽浸湿，以灰拌匀，待生芽后，再行播种。
作于十八世纪中的农圃便览和御题棉花图，还载有开水汤种办法，说：
棉籽先用开水泼过，再用雪水、草木灰拌匀，然后播种。
对棉籽开水汤种一法，有不少人以为是从外国传入的，而不知我国早已将此法用在生产上了。
对于适时播种的道理，古人也很了解。
如农政全书引张五典种法说：
“种不宜晚，晚则秋寒，早则桃多不成实，即成亦不甚大，而花软无绒”。
群芳谱也说：
“种不宜早，恐春霜伤苗，又不宜晚，恐秋霜伤桃”。
究以何时播种为适呢？
农政全书提出具体时间，说棉花播种期以“清明前05日为上时，后05日为中时，谷雨为下时，决不宜过谷雨矣”。
清康熙年间蒲松龄所著农蚕经中说：
“大约在清明谷雨间，酌其冷暖，略早种之，苗虽不肥，而节密桃多，晚则苗虽盛而桃稀”。
此外在其他许多古书中，也都主张早播。
目前我国各地棉花播种期一般偏迟，古人这一提早播种，充分利用无霜期的主张，对我们研究播种期问题有所启示。
但早播多易造成烂种缺苗，徐光启分析其原因有四，即选种不精、撒播不盖土、播种太密和地力瘠薄等。
同时也提出了防止早播缺苗的办法四项，即精选棉籽、增施肥料、稀植和播后盖土镇压等。
另外，对于地蚕较多的地，应设法捕灭地蚕；
翻绿肥的地，应翻盖均匀，以防绿肥发酵时烧种烂芽。
在这几项技术中，除稀植一项有待研究外，其余各项都肯定是正确的，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古代用于棉花的播种方法也有点播、撒播和条播三种，一般多主张采用点播。
群芳谱所载点播方法较详，它说：
在地耕好后，于播种沟内，隔一尺作一穴，于穴中浇水一、二碗，待水渗入土后，下种四、五粒，以熟粪一碗盖种，再盖土一、二指厚，用脚踏实以代镇压。
对于撒播和条播的，也必须以“木碌碡”碾平，或以“石砘”砘实。
“随种下肥”能及时供给作物苗期养分，使苗期生长茁壮，并节约用肥，故在目前仍被视为先进农业技术之一。
但在我国，这一方法也早已用于生产上了。
如群芳谱和三农纪都主张在粪少时应“随种而用粪”，这种粪必须腐熟，以免烧种烂芽，并说若采用腐熟麻饼则甚好。
耕心农话还主张在开穴后，以熟粪拌泥，垫底下种，下种后以“秧灰”盖之，然后轻轻按实，并以微水润之。
此外，作于十九世纪末的抚郡农产考略中还载有在点播棉花时，以人尿浇灌之，“并以乌灰、黄土复种”，也有用火粪盖种的。
火粪盖种办法至今仍流行在南方棉区。
在棉田中耕除草方面，古人主张早锄、勤锄、细锄，要求在夏至前即锄草七遍，锄头三遍草时结合间苗定苗。
如元代的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中就说：
棉花“既种，须01月三薅”。
农桑辑要说：
棉田“锄治常要洁净”。
农桑衣食撮要说：
棉田须“勤锄”。
农政全书又说：
锄棉“功须极细密”，锄必七遍以上，又须在夏至前，谚云：
锄花要趁黄梅信，锄头落地长三寸。
头草早锄这一原则，至今仍为老农所重视。
古书中也都主张在棉花两片子叶时即锄头草，张五典和王象晋都一致主张：
第1次锄草间苗时宜密留棉苗，以备缺损，再锄仍宜稍密，三锄则定苗。
植棉纂要对锄草结合间苗说得更加具体，它把头二次留苗的多少与天气结合起来，如天气还很冷即多留，暖则少留。
锄棉还可结合追肥、培土，如张五典种法说：
或锄到三遍，花苗高耸，每根苗边，用熟粪半升培植。
植棉纂要说：
“锄耘之法，宜近根二、三寸，将土松动，遗土即培护根下，则土松培厚，苗得行根深远，便耐旱、耐风雨”。
各项技术措施结合进行，既能同时供应作物生活所需要的综合因素。
又节省人工，现代机耕技术仍以中耕配合追肥、培土，这就显示了现代农业技术同古代农业技术之间的继承关系。
十三世纪的农桑辑要一书中，即已有了关于棉花摘心整枝的记载，说棉花长到二尺高时，即应打去冲天心，旁枝长到尺半，也应去心，这样才能使棉株节不空地开花结实。
至群芳谱，棉花摘心整枝在我国已经成了相当高级、复杂而细致的技术工作，该书中不仅提到摘心整枝时棉花主干及旁枝的长度，并订出密度同整枝配合的结果，应达到“勿令交枝相揉”的标准。
又提出顶心或旁心应在“三伏天各打一次”，且应在晴天打去，以防雨水侵入伤口，致使棉枝溃烂。
又由于棉枝生长速度不一，所以摘心整枝工作不应要求一次完成，而应当枝条长大时，“随时打去，不必例拘”。
目前我国还有不少地区不进行棉花摘心整枝，有的虽行而很不细致，不是“随时打去，不必例拘”，而是贪图省事，一次完成，往往造成减产。
这种现象，与其说是没有采用先进技术，倒不如说是我国古法已被遗忘失传。
在选种方面，我国早就有选用“中喷花”（棉株中部的棉花）作种的习惯，如王祯农书中说：
“所种之子，初收者未实，近霜者又不可用。
唯中间时月收者为上。”
此后各书都如此记载。
至十九世纪末的王树善种棉法对此法又有进一步的说明，说：
“摘花分三次，第1次摘后，逾半月，摘第2次，又半月，摘第3次，其第2次所摘花朵，宜拣出最佳者，以为种子”。
这种选用“中喷花”办法还结合了铃选，也有记载结合株选或瓣选的。
苏联多主张选用第1批收得的花作种，因此，解放之初，有人想据此否定我国选用“中喷花”的经验。
但苏联自然情况同我国不同，苏联纬度较高，生长期较短，可能只有第1批花的种子成熟比较充分。
我国留用“中喷花”作种的习惯既是自古流传，且已普及全国，想必有其一定道理，绝不容轻易加以否定。
对于棉种粒选的重要性，古人也了解得相当深刻。
在三百多年前，群芳谱即指出：
棉籽的“陈者，秕者、油者、湿者、蒸者、经火焙者，皆不堪作种。
将种时，用水浥湿，过半刻，淘出其不堪者，皆浮出水面，而坚实不损者必沉，取而使之，苗必茂”。
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还把不进行粒选或粒选不精，列为棉花减产和早播缺苗的四大原因之一，又把粒选列为增产和防止早播缺苗的主要办法。
至今粒选仍为一项重要植棉技术。
此外，在浸种方面，古书中还载有用腊月雪水和鳗鱼汁浸种办法，说如此便能使棉花耐寒，耐旱，并耐风雨。
在防止早播缺苗方面，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提出于棉田中先种大麦或蚕豆，然后翻入土中种棉，棉苗即能耐寒，并说这样“可先他田半月10日种”。
在间苗方面，古人都主张间去过大和过小的棉苗，留用中等棉苗，说大苗虽枝叶繁茂，而结桃较少。
在轮作方面，主张在稻棉轮作地区，采用“种棉二年，翻稻一年”的短期轮作制，说这样能使“草根溃烂，土气肥厚，虫螟不生”。
对于麦棉两熟地区，徐光启早已提出从改进麦、棉播种方法着手，来克服两熟增产矛盾，他主张采用小麦点播，棉花点播或撒播。
所有这些增产技术，都是很值得我们重行研究确定的。
总之，我国农学遗产的丰富，可从古代植棉技术中窥见一斑。
目前在“向科学进军”和“整理祖国科学遗产”的号召下，研究我国农学遗产是我们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
在我国农学方面，解放前一味模仿欧美，崇拜西洋；
解放后，部分农业工作者，唯以苏联为是，而忽视了我国农业生产的特点。
苏联先进经验肯定是必须学习的，但也必须了解我国的实际情况。
我们现在负有“承先启后”的大任，即承我国农学遗产之“先”，启社会主义农业建设之“后”，希全国农业科学工作者共勉之。

关汉卿“单刀会”的前二折李健吾
这是一出戏剧杰作。
在我读过的世界戏剧杰作中，“关大王独赴单刀会”这出杂剧，怕是结构最单纯，手法最简练的了，整个看来，甚至于可以说素朴到了这样一种地步，觉得前二折近乎多余，例如一般演出，就只从第三折（改写过）开始。
真就多余吗？
写了一辈子戏的关汉卿，写了许多杰作，又何苦写这前二折呢？
难道只是为了满足四折形式，才添上这前二折吗？
我不敢相信他会这样滥用他的笔墨。
在没有深入我对自己提出来的问题以前，我愿意先指出前二折本身的缺点。
缺点很大，还很显著。
首先，不合人物实际情况；
因而其次，不合历史事实，有时候弥补也弥补不了；
因而其三，前言不对后语。
鲁肃定计请关羽过江赴宴，乘机索取荆州，关羽如若不肯，就把他拘囚起来。
鲁肃希望在行计之前，听听别人的意见。
这样我们在情节上就有了前二折。
第一折是他邀请乔国老（孙策和周瑜的岳父）过帅府一谈。
国老问鲁肃：
“你知博望烧屯那一事么。”
回答是“小官不知。
老相公试说者。”
鲁肃会“不知”，已经非常可怪了，而国老问他知否隔江斗智一事，他却回答：
“……小官知便知道，不得详细，老相公试说者”，就更可怪了。
剧作者明知鲁肃是赤壁大战主角之一，身当其冲，反要不预其事的国老“试说”一遍，未免过于大意。
有历史知识的人，听过平话（当时完整的“三国演义”还不存在）的人，会觉得这两个人不是一个是傻瓜，就是一个是装傻。
这个鲁元帅实在无知可笑。
身为元帅，和敌人隔江对峙，竟然对敌人生平一无所知，说：
“他便有甚本事”，他也许是小看关羽，故作此语罢。
他在乔国老面前讨了一场无趣，决定下乡寻访关羽的旧友司马徽，了解一下关羽的“知勇谋略，酒中德性”。
这一折和前一折一样布局单纯，但是进行上添了一点喜剧情调，调和戏的严肃空气。
司马徽先是答应赴宴，一听主客是关羽，立即回绝，说：
“贫道风疾举发，去不的，去不的。”
他认为关羽“酒性躁，不中撩斗”，劝鲁肃酒席间千万不要说起“索取荆州”。
鲁肃打算“壁间暗藏甲士，擒住关公”。
于是司马徽形容了一番诸葛亮神机妙算和五虎将勇猛难当，特别把关羽他的英雄事迹再交代一遍。
这两场戏有一个相同的手法，就是乔国老与司马徽表过关羽声威，立即下场，半句话也不多和鲁肃应酬。
分析到这里，我相信这前二折戏的妙处，已经跃然欲出了。
在没有完全说破以前，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看看所谓缺点是否就是缺点。
我们不能想像，关汉卿这样的大作家，会糊里糊涂把鲁肃写得那样没有记性，或者那样孤陋寡闻
（虽然他有意要把他写成一个不自量力的人物），因而那样远离历史的真实。
问题是他面对着一个更重要的真实，而且迫使他必须加以应付，那就是：
他的戏是演给广大人民看的，他们中间更多的是文盲。
我们知识分子读过“三国志”，也读过关于“三国志”的“平话”，尤其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此后三国戏经常上演，就是文盲，说起三国故事来，也如数家珍了。
不过我们是在今天。
假定我们活在关汉卿时代，在蒙古民族统治中国时代，情形却就显然不同了。
对关汉卿说来，在他的亲爱的文盲观众的心里，建立关羽的英雄形象，有首要意义。
鲁肃的“不知”或者“不得详细”，请“老相公试说者”，实际是为观众服务。
鲁肃在这里一方面是台上人物，一方面也代表台下观众。
关汉卿这样作，多少给鲁肃这一人物的历史真实性带来了损害，然而广大的文盲观众却会感激他的厚谊的。
他不是书斋剧作家。
他像莎士比亚、莫里哀一样，“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臧晋叔“元曲选”序二），时刻站在观众立场，考虑戏剧效果。
他们的技巧从实际中来，后人领会他们的艺术成就，也必须像毛主席所指示，从实际出发。
同时也结合着为了戏剧。
因为通过对关羽的介绍，在戏剧进行上，还起了两个大作用，一个直接反映在鲁肃（当事人）的心理上，使他在第二折末尾不得不说：
“我听那先生说了这一会，交（叫）我也怕上来了。”
怕尽管怕，他仍然依计而行，因为“索取荆州”是他非作不可的分内事。
另一个直接反映在观众的心理上，在关羽未登场之前，使观众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
这二折戏制造气氛，成为烘托，完成了主要人物登场之前的准备工作。
于是鲁肃的性格，在别人形容关羽的英雄事迹上，得到了反映；
关羽的性格，通过形容，也有了一种精神基础。
对比同时在这里也完成了。
这是主要人物（关羽）出场较迟的一出颂剧，而一出场就把戏带进了高潮。
像这样不尽早放主要人物出场的，我们只在十七世纪的喜剧杰作“达尔杜弗”（或译为“伪君子”）看到过。
莫里哀的达尔杜弗迟到第3幕露面。
千呼万唤始出来，一出来就是戏，水到渠成，观众已经迫不及待了。
关汉卿同样了解这种观众心理，同样在杂剧方式中完成了这种戏剧效果，虽然一个是颂剧，主要人物是英雄，而另一个是喜剧，主要人物是恶棍，不过技巧却是相似的。
然而我们的关汉卿，活在十三世纪。
近代一般演出（改编），只演后二折，把重点放在演员（关羽）登场和戏剧进行的高潮上，在歌剧上也许可以这样作，事实上也这样作了，不过就戏剧全盘的安排而言，未免辜负剧作者的匠心。
整个这出英雄颂剧，素朴有力，对比鲜明，效果卓越，显出了关汉卿写戏的多样的盖世才华。
布局有层次，进行迅速，线条率直，气势雄浑，收煞明朗，唱词自然豪放，就英雄颂剧一格而言，确是千古绝唱。
他一开头，就利用乔国老唱出了人民热望和平的心愿：
“兵器改为农器用”。
他塑造关羽的英雄性格，表扬中间，也指出了“那汉劣性怎肯道折了半筹”。
而第三折直写关羽声威，也写出了他过分自信的骄傲。
第四折在船头吊古伤今的歌咏，又加深了性格的温润。
关汉卿只有这样一出颂剧传留后世，这样的颂剧，在传留到今天的元曲中，也不多见。
作家出版社的“元人杂剧选”只选他的世态剧（喜剧与悲剧），对他，对元曲，似乎都不怎么公道。
附注：
“三国演义”写“单刀会”，寥寥数段，也很出色，特别是宴会将毕，关羽怒斥周仓，“夺周仓所捧大刀”，极见关羽机智。
“三国志平话”却写来平平无奇了。
京剧的“单刀会”，单听关羽船头几句唱词，就远不及关汉卿套用苏东坡的词、赋，有声，有色，有格调“关大王独赴单刀会”这出颂剧，在境界上，让我们想到古代希腊悲剧“浦罗米修斯被绑”，也只有“浦罗米修斯被绑”能和它相提并论，虽然故事、主题、布局、人物迥不相同。
本文所引“单刀会”剧词见于“孤本元明杂剧”（上海涵芬楼印行）第2册。

唐代名画“簪花仕女图”被制成木版水印画
用我国古老的木板水印方法，荣宝斋1月30日完成唐代大画师周昉的杰作“簪花仕女图”的复制。
这幅图长二百四十多公分，宽五十七公分，是荣宝斋六十多年来第1次复制的巨幅名画。
复制“簪花仕女图”，有印刷木板七百多块，每复制一幅须套印一千多次，主要的是使用矿物颜色，不仅色彩印得准确，并且自然而生动地表达出原画的笔态。
“簪花仕女图”是一千多年前的一幅名画，这次印制成的木板水印画，宛如周昉的原作。
画面呈现了唐代贵族妇女簪花喜乐的情景，姿态丰盈，衣裙艳丽。
画尾在石旁有一株紫红色的辛夷花，使人感到画中人物正缓步在广阔的花园里。
木刻水印画依然保留原作者十分高明的表现手法：
刚柔兼备和繁简适中的线条，运用得异常成熟，人物的举止动作画得细致入微。
周昉的原画早年珍藏在北京的故宫，后来流散在东北，现在在沈阳博物馆保存。
（新华社）

我国去年防治为害严重的疾病有很大成绩
四十多万血吸虫病患者得到了治疗，基本上控制了人间鼠疫的发生，疟疾、黑热病等的防治也有了成效。
据新华社2日讯
过去一年，我国在防治危害人民严重的各种疾病方面有很大成绩。
去年01月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的任务以来，国内有四十多万个血吸虫病患者得到了治疗。
有些疫区并且出现了消灭血吸虫病的乡村。
各地为了消灭血吸虫病，曾经发动群众进行大规模的消灭钉螺（血吸虫栖宿在钉螺内）工作。
在长江以南和长江沿岸血吸虫病流行的地区，人民群众采用火烧、除草、土埋钉螺和结合兴修农业水利填平沟渠等方法消灭钉螺，灭螺面积达到一万五千八百多万平方公尺。
许多地区对粪便进行了严格的管制。
过去血吸虫病流行最严重的江苏省青浦县，现在每个镇都设有清洁管理所，收购居民的粪便，并且把它贮藏一个时候，使虫卵消灭以后再给农民使用。
这一年中，各地发现了许多治疗血吸虫病的中药。
经过临床实验研究，证明半边莲、乌桕树根皮、浮胀草等中药对消除晚期血吸虫病某些症状效果很好。
疟疾、鼠疫、黑热病的防治工作，一年来也取得了成绩。
在全国疟疾流行比较严重的省份，到现在为止已经建立了三十八个疟疾防治站和一些寄生虫病专业防治研究机构。
传染疟疾的主要媒介是疟蚊，对于疟蚊的种别、疟区性质和分布概况等问题，目前已经有了初步了解。
医学工作者经过调查研究后，认为今后七年内在国内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疟疾是可能的。
去年03月卫生部召开鼠疫防治专业会议以后，各地展开了广泛的灭鼠灭蚤工作。
一年来使用药物毒鼠的面积有一千多万公顷，用药物杀蚤的面积有七千三百万平方公尺；
在发现鼠间鼠疫的地区，收集和捕捉的死鼠有一千五百多万只。
1956年已经基本上控制了人间鼠疫的发生（人得了鼠疫叫人间鼠疫，鼠得了鼠疫叫鼠间鼠疫）。
从解放以来到去年年底为止，卫生部门已经治疗了六十万个黑热病患者，治愈率达到97％左右。
卫生部在这一年中举办过流行病学、寄生虫学、鼠疫防治和疟疾防治等训练班，训练了七百一十三个高级医务人员。
各省市又各自训练了中级和初级的血吸虫病和疟疾防治人员共八万多人。
此外，对于麻风、大骨节病（柳拐子病）、地方性甲状腺肿、克山病、性病等也都进行了调查研究。
今年卫生部在防治疾病方面，仍旧以防治血吸虫病、鼠疫和疟疾为重点。
在防治血吸虫病方面，准备在所有流行地区有步骤地进行灭钉螺和实行粪便管理，消灭虫卵；
计划更大量地治疗有症状的血吸虫病患者。
在防治鼠疫方面，将进行鼠疫菌苗预防接种；
控制人间鼠疫的发生，并且逐步缩小鼠间鼠疫的流行范围。
在防治疟疾方面，将通过对居民区防蚊灭蚊、治疗病人、预防服药等综合措施，控制疟疾的暴发流行，并且有重点地消灭高度疟区。

科学家的春天新华社驻北京记者
传统的节日——春节，为科学家们的家庭增添了浓厚的春意。
在明朗的清晨，祝贺春节的客人穿过幽静的清华园，来到力学家钱伟长的家里。
楠木桌上摆着几只精致的果盒，围着桌子陈设着许多椅凳，一看就知道钱伟长是个好客的人。
来得最早的是叶开沅，他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忙碌地为后来的客人沏茶，一会儿又端来莲子羹。
胡海昌也来了，他和叶开沅都是钱伟长的学生，师生们一起获得了科学奖金。
钱伟长从来把他的学生当作切磋的良友。
他的学生们在他面前也常常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乐于把自己在学术上的进益告诉给自己的老师。
钱伟长这几年来培养科学后辈所付出的精力和时间，现在已经有了具体的成就。
客人们不仅是来给科学家祝贺春节，同时也是来为他们庆贺在科学上的丰收。
数学家华罗庚答应客人们的请求，把苏联教育科学院副院长、函数论专家马尔库舍维奇的贺信读给客人们听。
华罗庚丝毫没有对自己的成就自满，他为了勉励自己和年轻人，曾引用毛主席的话写成了一副对联：
“虚心使人进步，学习学习再学习”；
“骄傲使人落后，警惕警惕再警惕”。
钱学森最近也接到了一些陌生人的祝贺信。
他们是从报纸上得知他获得一等科学奖金以后写来的。
钱学森很谦逊地对客人们说，科学研究是很平凡的工作，但有一点成就，都为群众所关怀。
钱学森抱着伟大的理想回到了祖国，专心致志地从事艰苦的研究工作。
正如郭沫若亲笔题赠给钱学森的一首诗里写的一样。
这首挂在客厅里的诗这样写着：
“大火无心云外流，登楼几见月当头，
太平洋上风涛险，西子湖中景色幽，
突破藩篱归故国，参加规划献宏猷，
从兹十二年间事，跨箭相期星际游”。
从钱学森的谈话里，我们知道他对音乐也很在行。
“钱先生对音乐那么感兴趣，是不是受钱夫人的影响呢？”
记者问。
这句话把钱学森带回青年时代的回忆中。
二十多年前他在交通大学求学，那时他就是学生中有名的铜管乐吹手了。
这个著名的力学家对我国传统的书画也有很深的癖好。
他说他最喜欢书法，它好像最精炼的优美图画。
钱学森是杭州人，他每逢回到家乡，总要到西湖的西冷印社去看看清末的名书画家吴昌硕写的一副篆字对联。
现在，在他的书架上还摆着美术丛刊等书籍，据钱学森自己说，他二十岁左右的时候，还学过国画呢！
人们很赞誉他这丰富多采的文娱生活。
钱学森说：
我们的华罗庚先生对京戏也很内行。
我们在访问华罗庚时，又听到他的朋友说他是一个戏剧迷，其中主要是京戏、昆曲和越剧。
这些爱好，正是这些科学家们极其丰富的精神世界。
当记者问到著名女科学家何泽慧先生如何过春节时，她搂着身边的孩子说：
平日不得闲，现在正是我“还债”的好机会——为她们讲故事，检查她们的功课。
时间对科学家很宝贵。
春节是人们安闲休息的日子，但是他们却又在为新的工作忙碌着。
钱学森和钱伟长两位先生正趁着春节为将在5日召开的力学会议作准备工作。
华罗庚也打算在春节后到哈尔滨去讲学。
植物学家锺补求也和往日一样，正在家里聚精会神地在赶写即将讨论的学术论文。

重庆大学教师深入厂矿生产单位
结合工业增产节约进行科学研究
新华社重庆3日电
重庆大学的教师们，在学校里最近举行的第1次科学讨论会上，报告了许多结合工业增产节约问题所作的科学研究题目。
冶金系助教秦伯弘提出的“碱性平炉的初期渣及扒渣机械化”，和讲师罗廷英对“重庆钢铁公司高炉酸性渣脱硫的研究”，引起了应邀参加讨论会的厂矿工程技术人员很大兴趣。
在碱性平炉炼钢采用生铁配料的比例较高时，熔化初期要生成大量的渣。
这些渣过去往往是自动溢出或倾倒出去，放渣量与速度都不能人为控制，而且容易把铁水带出；
有的厂虽采用了人工扒渣与溢渣相结合，但工人要在摄氏一千五百多度的高温炉前连续担负二十多分钟的繁重劳动。
秦伯弘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设计了一种机体小，扒渣效率高，结构简单灵活的扒渣机。
这种扒渣机，是由电动机通过减速箱传动曲柄轴等机件，控制扒渣杆及时把渣扒出。
及时扒出渣对缩短熔化期，延长炉子寿命，改善造渣、去磷的操作和钢的质量都有好处。
这种扒渣机容易操作，机件又经济，同时可以防止放渣时夹带铁水的损耗。
讨论中，厂矿的工程师们都希望这种扒渣机能早日研究成功投入生产，并且对设计方面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
“对于绞孔质量的几点意见”，是机械系助教云大燆到昆明等地机床厂作过实际调查研究后提出的。
云大燆准备吸收这次讨论中的意见，作为进一步研究时的参考。
为了找出更多的节约途径和更多的代用品，老教授金锡如、蒋导江、闵传经等也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挤出时间来进行这方面的科学研究。
金锡如所作的“木质含油轴承的研究”，就是要用含油的木材所作的轴承来代替目前纺织机器中所采用的金属轴承。
现在，他已经完成了木材含油的研究和含油柏木轴承的中级轴速、中级轴压的试验，还准备继续进行其他三种木材做轴承，和其他级的轴速、轴压情况下的试验研究工作。
金锡如还和讲师、助教等共同作了“国产煤气炉试用不同燃料的初步研究”。
这次科学讨论会提出的科学论文中，有二十二篇是结合厂矿生产的实际进行研究的。
重庆大学的教师们在进行科学研究时，经常到厂矿生产单位去实地调查和了解。
另外，在这次讨论会上，厂矿生产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提出三篇科学研究论文，和教师们一起讨论研究。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抗议”？
辟玉
前些时候，“文艺报”上讨论相声“买猴儿”和漫画的讽刺问题的时候，有许多人提到相声和漫画在履行自己的“本能职责”中，常常遇到不应有的无理干涉；
影片“新局长到来之前”放映以后，也遇到据说是歪曲转业军人的形象的责难。
事情真是无独有偶：
去年11月里，长春电影制片厂收到了一件盖着大印的公函，可是，这却不是一般事务性的公文，而是中华护士学会总会的抗议书。
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请看抗议书：
“在1956年十九期大众电影上看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又有……和‘带刺的玫瑰’（现名“如此多情”——作者）两部中型讽刺喜剧电影文学剧本下厂。……我们认为通过影片来教育和纠正一些遗留在少数妇女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可以的，若常把它安在护士头上就很不妥当。……而长春影片公司（原文如此——作者）却把护士充当讽刺喜剧的主人翁，这种行动无异于落井投石，对护士再加一层错误的粉刷。
目前各领导部门正在积极研究解决护士问题，……人民日报曾发出‘尊重护士的高尚劳动’的社论，而长影还在摄制歪曲护士形象的影片，我们认为是非常不恰当的，为此特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停止‘带刺的玫瑰’一片的摄制。”
为什么抗议？
这里已经明明白白。
长春电影制片厂也已经拒绝了这个“抗议”，刊载在今年第1期的“大众电影”上。
“带刺的玫瑰”讽刺一个只重衣衫不重人的姑娘，她找寻对象，爱的是钱，是职位，而不是人。
如果要找一句简单概括的话说明它的主题思想，那大概就是“批判在恋爱问题上的资产阶级观点”。
从这里，是找不出“歪曲护士形象”的痕迹，听不见“落井投石”的回响，看不到“错误粉刷”的灰浆的。
艺术必须通过“人”的思想、行动才能构成戏剧情节，电影尤其不能例外，而人总是有自己的社会职业的。
“带刺的玫瑰”的剧作者有责任给影片的主人翁找到职业。
也许剧作者可以把自己的人物安排成一个失业的或者职业不明的人。
可是，观众不会同意的，因为这是不真实的。
所以，不当护士，也会有别的职业。
任何工作岗位上的人，都可能有消极的、落后的一面，而这一面，往往是有普遍意义的，非职业性的。
对这个具体的人物的批评，怎么能认为是对这种职业的“歪曲”呢？
也许有人可以说中华护士学会总会的抗议是出于误会。
但是，据我所知，艺术创作中，碰到的这类无理干涉却已司空见惯了。
据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原来计划把相声“买猴儿”拍成电影，甚至作好了准备，但是有人说商业部门没有“马大哈”这样的人，影片的计划只得撤销。
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夏天的故事”里的初中毕业生田金生考上高中不升学，不是就被指责为不符合教育政策而要求修改吗？
这样的例子的确是举不胜举。
难怪最近有一个单位建议将新拍成的影片“国庆十点钟”中受到批判的麻痹的文化局改为不知名的单位，以免引起文化部门的不满。
很明显，如果同意了中华护士学会总会和上述那些人的观点，那么今后在一切讽刺作品和喜剧中，最主要的“人”都会失业了。

到俱乐部去（年画）吴君琪

忆蒲若鲁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想起我们在革命根据地里和群众一起过春节的情景，虽然没有童年时代的春节那样迷人，但和我们进入城市以后的情形比较起来，却是十分珍贵的记忆了。
那时，机关和部队都是住在群众家里，逢到过春节，房东总也比平日忙碌一些，磨面蒸馒头啦，磨豆子做豆腐啦；
我们呢，也就帮着他们抬水、推磨。
把屋子从上到下、里里外外打扫得亮堂堂。
在供给制度上，过这样的大节，我们要加一斤肉，如果单位的伙房同志有点本领的话，就会有文章做了，能够做出一次很丰富的菜来；
最蹩脚的，也有一大钵萝卜烧肉，吃一顿馒头或是一顿大米饭。
而房东一家，就是我们的上客。
可是也常常碰到特别客气的房东，三请四邀还不肯来，于是我们就拉的拉、拖的拖，甚至还等到我们生气了才坐上桌来，真是热和得很。
除了请驻地的群众吃饭以外，有时还组织晚会，和群众联欢。
党政机关没有文工团，就由干部们自己来拉胡琴、吹笛子，说说唱唱，有时也演个小戏。
节目的内容，大都是和当前的斗争任务密切结合的，确实也起了欢娱和宣传教育相结合的作用。
过年、过春节，有时同志们也组织起来向首长或旁的单位去贺禧拜年，也敲锣打鼓、化了装去向驻地的群众拜年，对于驻地的军属和烈属，还要送礼。
可是过这样的太平年，也不是容易的。
有时候，据点里的日伪军会乘群众忙于过年而来突然的袭击或扫荡一下，把群众辛辛苦苦准备起来的过节东西，掳掠一空。
记得1947年的春节前，国民党军对我苏中解放区进行“清剿”，我们一个小组坚持在一个靠近海滨的乡里，不久就和机关失去了联系，于是我们找了一只海船，渡过海峡去找机关，到达那边海岸的晚上，正是除夕。
当我们通过村干部找好住处睡到半夜，干部就来通知我们：
敌人已经到了离我们宿处不到三里路的一个市集上了，于是，我们天不亮就又转移。
初一那天，四面是枪声，我们和群众一起，也就跑了一天。
战斗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我们胜利地进入了城市。
现在城市里的春节，自然不再有我那童年时代春节的那种迷人的细节，也没有我们革命根据地时代那样饶有政治意义的活动了。
我以为，这正该让我们想一想：
旧社会里的春节，到底有多少人是欢乐的，多少人是害怕那暗夜中游动着的灯笼的？
我们曾经在革命根据地里战斗过来的同志，回忆一下一钵猪肉，几个馒头，邀请房东共乐的情景，那该不是没有意义的吧。

早晨的礼炮阮章竞
星淡月光残，
天新白云好，
静静的群山初睡醒，
我们这里是清早。
霞光里，百灵鸟群穿梭飞，
晨风中，升起了红旗信号，
银装素裹的草原上，
响起了早晨的礼炮。
向初醒的白云鄂博请安，
向清晨的草原问好，
向骄傲的时代报告：
我们这里是清早。

福气马铁丁
最近，有位邻居的父亲刚从南方来，在一个晚上跟我闲谈起来。
一问一答，谈了好一会。
回头一想，原来是这样一段对话：
问：
这里羊肉多少钱一斤，大米多少钱一斤？
答：
不知道，我是在公共食堂吃饭的。
问：
洗澡贵不贵？
答：
不知道，我们有公共澡堂。
问：
电影票多少钱一张？
答：
不知道，机关有人给买。
问：
（他见我房子窗户玻璃坏了一块）玻璃多少钱一块？
答：
不知道，公家帮我们修。
问：
“你们真有福气，公家管你们管得多周到！……我明天就回去啦，火车票怎么买法呀？
大概也不清楚吧……。”
我既不能回答，也不想再谈下去了。
说实在的，我当时并不感到羞愧，只是觉到，要说这些，一晚上也谈不完。
真的，我们这些比较负责的“公家人”活在世上，除了上班办公以外，一切私事，无论衣、食、住、行、娱乐、看病，也无论婚、丧、嫁、娶，孩子的生育、抚养和读书，全给公家“包干”了。
而人的私生活又何其复杂细致，母亲的慈心，夫妻的爱情，病人的忧愁，老人的寒暖，如此等等，公家哪一样不在关心之列呢！
想到这里，我忽然大有感触。
因为，像我所知这样的待遇，还并没有使某些人得到满足。
有一部分人（不知怎的，去年这一部分好像又扩大了）“级”已经很高，却还要争着往上提，“待遇”已经很好，却要争着再好，被“照顾”得已经很多，却还争着更多，已经坐上小汽车的，却还争着要专车；
房子已经够住，却争着要更好更多的房子。
如此等等，种种没有餍足的要求，还在无休止地向公家涌来。
对于这，我真想选用一些最刻毒的字眼予以斥责。
可是，我又一想，觉得这实在不过是一小部分人的过失，而另外的一些干部并没有这么多的欲望，他们是辛勤地工作着，他们所享受的也并未越出公家规定的界限一步。
为了使他们集中精力于工作，多照顾一些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然而，正在这里，恰恰碰上了一个更严重的题。
我在那位邻居的父亲面前的窘态难道是什么光荣的事体吗？
于是，我想到：
正是公家为我们服务太多的原故，才使我们同普通人民的生活隔绝，弄得更加不知民间疾苦，柴、米、油、盐的价钱不知道。
这好像不要紧，其实，正是与人民生活的情形很隔膜的表现，既如此，又怎么能够深入地理解人民的要求呢？
而我们，这些公家人，不正是为人民而工作吗？
这是一。
第2、正因为这样，总务工作人员就增多，行政部门膨胀，加大了国家的财政支出，而这，也就等于浪费了人民的血汗，那么，这种作法，与大多数人又何益之有呢？
看来，我们这批“公家人”的最大的好处是办公家的事，但也有缺点，缺点之一，就是不办或不大办自己的私事，而不办私事在一些情况下也就有碍于办好公事。
这里，我又感到，一部分人的那种没有餍足的个人欲望，也多少与公家照顾得太多有关系，与不知民间疾苦有关系。
我们不赞成绝对平均主义，但是也决不可以使这些人的生活与普通人民的生活相差太远，更不能让他们脱离人民！
与人民共甘同苦，这才是我们的福气！

老共产党员李本云魏文华
在江苏省射阳县同心乡，几乎无人不知曾经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共产党员李本云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在农业生产上积极劳动和他密切联系群众的事迹。
我在1月17日去访问他时，他正从几十里外的黄海滩上拾草回来。
从外表看他和当地一个朴实的农民完全一样。
李本云是四川省阆中县人，从小为地主放牛。
1933年十四岁时参加红军，十五岁时加入了共产党。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转战十三省，参加过二十四次大的战斗，小战斗自己也记不清了。
爬雪山，过草地，吃过草根皮带，经历过无数艰辛，并且在战斗中立过两次大功。
全身受过十二次伤，至今胸膛里还锲着一颗子弹没有取出，左胯下一个茶杯口那样大的伤洞没有长平。
在部队里他由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而营长。
1946年他在苏北的一次战斗中受了重伤后在射阳县同心乡休养，爱上了这个地方，复员后就留在这里安家立业参加农业生产。
这里的人们至今还称他为“老营长”。
十年来，李本云在地方上一直用老红军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初从部队下来休养时，上级曾派两个通讯员随同照顾他。
当时正处在国民党疯狂进攻的艰苦情况下，李本云想到前方正需要人，不久就打发一个通讯员回部队去。
伤口稍为好些，他又把另一个也送走，当时这个通讯员说：
“情况这样困难，党要我来照顾你，我不能离开。”
李本云说：
“前方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你服从命令，去吧！”
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不要国家供给，一个人提篮卖烧饼、纸烟、针线等养活自己。
后来想到共产党员做生意不合适，便全力参加农业生产。
他所在的同心乡是个棉产区。
李本云小时候在故乡没有看过人种棉花，在生产上遇到了很大困难。
但是他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虚心地向附近的老农民学习生产技术，和当地的一个农村姑娘结婚后又向妻子学习。
起初参加生产时伤口作痛，他就做了一条小板凳带到田里，坐着边移动边拔草。
为了不耽误生产，妻子生了小孩，两人下田时就把小孩担到地头照料。
当地的干部和群众看到这种情况，提出要派人为他代耕，他说：
“我能劳动时要人侍候，这不是我革命的目的”，谢绝了群众的好意。
他还带头响应政府的号召，试验各种增产措施，例如在棉田铺生泥、盖草、实行条播等。
1954年防汛期间，李本云又不顾自己的伤口痛，带着人上堤日夜巡逻。
有一次堤岸决口，他第1个跳下去抢堵，群众也跟着下去堵住决口，保护了三千多亩棉田未被水淹，群众都说：
“亏了老营长！”
在互助合作运动中，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也都是李本云带头说服动员他的十多户邻居和亲戚最先参加。
他自己在社里积极劳动，夏季锄草期间，他每天半夜起来敲锣唤醒社员做饭下田，连续一个多月。
去年他除了开会和外出的时间，还和妻子一道做了二百八十个劳动日。
由于他在劳动中积极钻研，带头苦干，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植棉能手。
李本云在干部和群众面前从来不摆功臣架子，谦虚、和气，严格要求自己。
有些复员军人回乡后和当地干部不团结，他听到了去劝解时，常对复员军人说：
“我们在前方打仗是革命，地方干部工作也是革命，说功劳都是，凭功劳不尊重干部就不对了！”
有些烈、军属和复员军人没有得到适当照顾，他也及时向干部们提出建议。
在镇压反革命、普选、兵役宣传、统购统销等工作中，他都积极参加宣传，并带头执行政府的决定。
李本云在丰收年景总是把多余的钱储蓄起来，或者买公债、帮助困难的邻居。
在荒年他就省吃俭用，自力更生，从不向政府要求补助。
1950年春荒时，他自己虽然很困难，但还拿出一部分麦子借给十多户邻居。
新麦登场后邻居还他时，因为新麦有蚀耗多量了一点给他，他把多出的送回给邻居，说：
“共产党员帮助别人解决困难，怎能要利息？”
去年农业社棉花因受台风影响减产，收入减少了，妻子又生病住了医院，乡人民委员会特地为他写了一份证明，请他带到上级人民委员会去请求补助。
他到县民政科的时候，正有一些军属和复员军人在向干部诉困难。
他一看，扭转身便把证明信原封带回，自行设法借钱解决了困难，没有向政府请求补助。
后来他向问起这件事的干部们说：
“国家要建设，处处花钱，个人的困难总好解决。”
农业社干部和社员因为他常去外面开会，提出要补贴他一些工分，他说：
“我没有劳动得工分，于心不安”，至今没有接受。
自己在家里养了些猪、羊、鸡、鸭、家兔等，贴补些生活。
当上级党委提出党员应关心群众疾苦的号召后，他负责掌握一个生产大队的生产救灾工作，经常访问困难户，安排他们的生产。
去年12月他从北京开会回来后，就立即带领了二十多人到几十里外的海滩上去拾草。
他们住在海边临时搭起的草棚中，冒着风雪干了二十多天，每人平均分到了六十多元。
群众曾对他说：
老营长，你是有功之人，该憩憩享受点了！
他笑笑说：
“功是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
现在建设社会主义，享受还要等等哩！”
由于李本云热爱劳动，密切联系群众，同群众共甘苦，生活上艰苦朴素，两次选举，他都被选为乡和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同心乡的男女农民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他说：
老营长真好，是一个好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