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巴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
重申加强中巴两国友好关系的共同信念
愿尽力和缓国际紧张局势促进世界和平
新华社卡拉奇24日电
周恩来总理和苏拉瓦底总理今天上午十时在巴基斯坦总统府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
米尔扎总统也出席了签字仪式。
新华社卡拉奇24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苏拉瓦底的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联合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阁下应巴基斯坦总理在最近访问中国期间所提出的巴基斯坦总理和巴基斯坦政府的邀请，到巴基斯坦进行十天的访问。
陪同周恩来总理阁下的有他的尊贵的同事，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阁下和一些高级官员们。
周恩来总理阁下在卡拉奇期间曾经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员，巴基斯坦总统伊斯坎德尔·米尔扎少将阁下、侯·沙·苏拉瓦底总理阁下和马利克·菲罗兹·汗·努恩外交部长，进行了多次谈话。
二、在两个月前巴基斯坦总理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巴两国总理曾经有过会晤的机会。
在那几次会晤中，双方曾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会谈，讨论了同两国有关的事项和引起国际关切的问题。
在北京的会谈结束的时候，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这个声明表达了两国为继续加强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现存的友好关系和促进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的愿望。
三、在中国总理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两国总理有进一步的机会来讨论两国互相关心的事项和国际局势最近的发展。
这些会谈是在融洽和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
两国总理十分关切地注意到：
自从他们前次会晤后，国际局势有了相当大的变化。
他们一致认为：
由于目前的局势又趋于紧张，需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保持经常的警惕和采取建设性的行动。
创造和平的气氛是绝对必要的。
两国总理愿意重申他们的愿望，即应尽一切努力来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和谅解的事业。
四、两国总理认为，他们两国的政治制度的不同和他们对于许多问题的不同见解，并不妨碍他们两国间友好的加强。
他们重申双方共同的信念，即为了加强中国和巴基斯坦现存的融洽和友好的关系，必需对两国的商务和文化关系给以恰当的重视。
他们高兴地确认，在他们两国之间并没有任何真正利益的冲突。
他们相信，当前的访问进一步地巩固了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友谊。
五、两国总理重申他们将继续尽力在和平和正义的基础上促进他们各自问题的解决的愿望。
六、两国总理认为不同国家的领导人员之间的密切联系是很有益处的。
他们愿意努力维持这种联系，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会商。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周恩来（签字）
巴基斯坦总理　苏拉瓦底（签字）

中德友好条约一周年
12月25日是中德两国人民友好关系中的一个意义重大的日子。
一年前的今天，以格罗提渥总理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结束对我国的友好访问时，在北京同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我国政府代表团发表了联合声明，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
这两个重要的文件，确定了以“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作为我们两国关系的基础，表示了加强和发展我们两国之间全面友好合作关系的共同愿望。
中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这样一个完全平等互利的国家条约，对于增进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和保障世界的和平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这一年里，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我们已经为两国的关系史记载上了更多令人鼓舞的友谊的事实。
我们两国的经济合作有了进一步的加强，这有助于促进两国经济的共同高涨。
我们两国在文化交流和科学合作方面也有了很大发展。
此外，各种代表团的往来，特别是以康生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第3次代表会议，和以乌布利希同志为首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的参加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促进两国人民和两国党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兄弟友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两国政府在一年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对国际局势的见解表现了完全的一致。
在中德友好合作条约中还规定：
“两国本着真诚合作的精神，参加一切旨在保障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并且符合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国际行动”。
我们两国在过去一年中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条约的规定，一致为保障世界和平和安全作了共同的努力。
由于英、法、以对埃及的武装侵略和帝国主义对东欧各国的猖狂的颠复破坏活动，国际局势趋向和缓的过程受到了阻挠。
现在帝国主义势力对埃及的侵略和对匈牙利的颠复活动虽已经遭受失败，但是它们并没有死心。
它们正在中东策划新的侵略阴谋。
它们正继续利用匈牙利事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反苏反共和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活动。
目前，西德军国主义势力在帝国主义扶植下的日益抬头，西方国家竭力加强北大西洋、中近东和东南亚侵略性军事集团的努力，使欧洲和亚非地区的和平事业面临着新的威胁。
同时，那些敌视中国和民主德国的帝国主义势力，也仍然在竭力企图破坏这两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合法权利，阻挠它们在国际组织中取得应有的地位。
目前的形势要求中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今天更进一步地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和增进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兄弟团结，继续为保卫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进步事业而共同斗争。
我们高兴地看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对匈牙利人民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斗争表示了坚决的支持，对帝国主义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及其相互团结的阴谋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正在尽力巩固民主德国的工农政权，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加强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友好合作。
这些事实表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党和人民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立场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崇高精神。
这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我们亲密的兄弟和争取社会主义进步事业斗争中的战友。
一年前签订的中德友好合作条约是一根强有力的纽带，它已经把我们两国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这种兄弟般的友谊和团结越是加强，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就越有保障，帝国主义敌人企图阻挠社会主义运动前进和破坏和平的阴谋也就越加无望。

中德友好条约签订一周年
中德总理互致贺电
周恩来总理致格罗提渥总理电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同志敬爱的总理同志：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一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并通过你，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和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德两国所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是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标志。
一年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个条约不仅加强了中德两国之间的兄弟友谊和全面合作，而且也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因此它大大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
我深信，中德两国人民的亲密合作对于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对于争取德国和平统一和欧洲安全有着重大的意义。
愿中德人民的友谊和合作不断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6年12月25日
格罗提渥总理致周恩来总理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最敬爱的总理同志！
值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一周年之际，请允许我向你和同我们友好团结的全体中国人民致以最良好的祝贺。
由于我们两国在1955年12月25日签订了这个条约，德中两国人民的关系史上打开了新的一页，并且显示了我们两国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意志，那就是在我们两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解决国际任务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相互给予兄弟般的支持。
过去一年已经证明这种合作是对双方有利的，并且正在继续有成果地发展着。
这种合作由于我们两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在对外政策方面所获得的巨大成就而日益显出其重要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在维护和平的斗争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第1个德意志工农国家和有着主权的德意志人民的利益的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获得了进展，并且进一步巩固了一个未来的全德国的和平和民主发展的基础。
这种情况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在世界上正在获得人们愈来愈多的重视，并且加强了人们尤其是万隆会议国家对这个第1个和平、民主的德意志国家的兴趣。
这个条约的签订和执行大大地促进了这种发展。
最近一年使我们深信，我们两国在本条约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兄弟般的合作将会对于巩固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显著的贡献。
敬爱的总理同志，请你在今天接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和政府向伟大的兄弟般的中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所表示的兄弟般的敬意。
请你相信，我们的坚定愿望和不可动摇的意志就是继续巩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联系，和尽我们的全力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建设事业和争取实现它的合法要求的斗争。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　奥托·格罗提渥　1956年12月25日

为埃及人民的胜利欢呼
垂头丧气的英法侵略军，在22日的暮色苍茫中已经全部从埃及的领土上撤走了。
英雄的塞得港和塞得港居民在经历了四十几天黑暗的日子之后，回到了自己祖国的怀抱。
英法侵略军从埃及全部撤出和塞得港的光复，是埃及人民英勇反抗侵略、保卫民族独立和主权的伟大胜利，是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伟大胜利，也是世界和平力量反对战争势力的伟大胜利！
现在，塞得港居民和全埃及人民正在为自己的胜利而兴高采烈，全世界正义人类也在为这个胜利而欢欣鼓舞！
英法侵略者在进攻埃及的战争中，没有捞到任何东西，不得不被迫从埃及领土上全部撤退。
这证明它们的武装侵略政策已经彻底破产，证明殖民主义者企图用过去的炮舰政策来镇压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时代，肯定地是一去不复返了。
英法侵略者在进攻埃及的战争中，出动了十六万陆军，一百多艘军舰，二千多架次飞机。
它们原想一举消灭埃及的军队，占领苏伊士运河，推翻埃及政府，恢复它们在埃及、中东和北非的殖民统治。
但是，埃及人民的英勇战斗，给了它们以沉重的打击，粉碎了它们的这个武装侵略计划。
埃及人民用自己的鲜血，在埃及争取独立和维护主权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页。
在英法侵占塞得港期间，全体塞得港居民不顾英法侵略者的残暴镇压，始终不屈地同侵略者展开斗争，显示了埃及人民这种反抗殖民主义、维护独立主权的英雄气概。
埃及人民保卫民族独立和主权的英勇斗争，得到了全世界反对殖民主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充分支持。
中东和北非各阿拉伯国家，同埃及人民利害与共；
它们在埃及人民反侵略战争最紧张的时候，始终同埃及人民团结在一起向英法侵略者进行斗争。
亚非国家在万隆精神的照耀下，一直对埃及人民予以有力的支持，它们在道义上给了侵略者严重的打击。
英法国内人民反对侵略埃及的斗争，对埃及人民也是很大的支援。
特别是作为世界和平堡垒的苏联，它对英法和以色列侵略者的严重警告，对于制止英法侵略者在中东扩大战争，最后使英法侵略者不得不从埃及撤退，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埃及人民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支持，是因为它所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
当一个觉醒了的民族奋起保卫自己的主权和独立而进行正义斗争的时候，它的朋友将遍于全世界，它就成为不可被战胜的。
埃及人民反抗英法侵略战争的胜利，在亚非地区和全世界的每个角落里，都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它不但将更加坚定埃及人民在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和保卫民族独立斗争中的胜利信心和决心，也将鼓舞一切正在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勇气，使他们认识殖民主义势力是完全可以打败的。
埃及人民的胜利，同样将鼓舞世界爱好和平人民更充满信心地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
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支持的埃及人民所进行的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世界和平力量和战争势力之间的斗争。
这个斗争现在已以和平力量的胜利和战争势力的失败而告终。
这个斗争的结果充分证明，在今天全世界范围内，和平力量已经大过于战争势力。
十分明显，埃及人民的胜利和英法侵略者在战争中的可耻失败，将使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更难推行。
但是，英法侵略军队撤出埃及的领土，并不表示它们已经放弃了对埃及和中东国家的侵略野心。
英法侵略者要把它们的海军打捞船队留在苏伊士运河地区，想利用联合国部队来掩护它们侵犯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
英法的这个阴谋，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美英法三国仍企图强迫埃及接受“国际共管”苏伊士运河。
美英法还在设法要把联合国部队在英法侵略军撤出塞得港之后，继续留在苏伊士运河地区，作为它们压迫埃及和干涉埃及对苏伊士运河行使主权的工具。
有消息说，英法从塞得港撤退的一部分侵略军，已经在以色列登陆，将长期驻扎在以色列。
同时，以色列侵略军还在拖延从西奈半岛撤退，并公开声称不愿撤出加沙地区。
而美国殖民者也已经进一步暴露了自己企图控制整个中东的野心。
因此，英法侵略军队虽然已经撤出了埃及领土，但是埃及人民维护主权和反对侵略的斗争，仍然没有结束。
必须警惕英法和以色列侵略者的新的阴谋，必须提防美国在埃及和中东地区所作的居心叵测的活动。
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应该继续支援埃及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使殖民主义者的阴谋诡计不能得逞，使中东地区的和平能够早日完全恢复并得到巩固。

全国工商联选出新的领导人员
新华社24日讯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2届执行委员会今天下午举行第1次会议。
这次会议选举出陈叔通等六十八人为全国工商联第2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同时，选举陈叔通为全国工商联第2届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烛尘、章乃器、许涤新、盛丕华、荣毅仁、陈经畬、黄长水、胡子昂、巩天民、沙千里、吴雪之、乐松生、毕鸣岐、邓文钊、韩望尘等十五人为副主任委员，项叔翔为秘书长。
会议并通过了副秘书长人选。
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把关于贯彻大会决议问题、关于召开全国工商界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的具体办法问题、关于设立工商界生活互助金专门委员会问题、关于大会提案处理问题等交给常务委员会研究处理。

周总理参观巴基斯坦灌溉工程
昨离卡拉奇赴白沙瓦等地访问
据新华社卡拉奇24日电
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23日上午访问了吴拉姆·穆罕默德水坝，这个水坝是巴基斯坦独立以来建造的最大灌溉工程。
这个工程是在首都东北九十英里的海得拉巴城外。
副总工程师阿克拉姆用图表和地图解释了这个工程的作用。
这位工程师要求周恩来派一些中国工程师来帮助巴基斯坦建设灌溉和治洪工程。
总理回答说，中国和巴基斯坦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两个国家可以彼此学习。
他在留言簿上写道：
“我们可以从这个工程中学到对我们有益的东西。”
中国客人们在这一天上午从卡拉奇乘专车到达以古堡著称的海得拉巴城。
当他们和巴基斯坦粮食和农业部长迪勒达尔·艾哈迈德一道从专车上走下来的时候，他们受到海得拉巴地区最高司令官伊夫提卡尔汗中校和居民几百人的欢迎。
客人们在吴拉姆·穆罕默德水坝逗留一小时后，又乘车到一个水泥厂和一个剃刀片工厂去参观。
当周恩来总理看到一个十四岁的男孩非常紧张地把制成的刀片像机器一样快地装到纸盒子里去的时候，他向美国工程师建议进口机器来做这个男孩的工作。
美国工程师说，“好吧，我们将这样做。”
周恩来总理把工厂当局赠送给他的一百片剃刀片送给这个男孩，他的工资是每天两个卢比。
新华社卡拉奇24日电
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及随行人员在今天上午十一时三十分离开这里前往巴基斯坦各地访问。
他们将访问白沙瓦、拉合尔和达卡。
周恩来总理在苏拉瓦底总理陪同下到达机场。
到机场送行的有内阁部长们、高级军官、政府官员、各国驻卡拉奇使节和中国大使馆人员以及华侨。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马利克·努恩、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阿哈默德和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耿飚陪同周恩来总理赴各地访问。
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在机场检阅了仪仗队。
他们在登上飞机之前，同到场欢送的人们热情地握手告别。

周总理将访问波兰
新华社24日讯
为进一步加强波兰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和兄弟般的合作关系，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波兰作友好访问。
周恩来总理已经接受了邀请。
访问时间定于1957年01月中旬。

埃及陆军开进英雄城市
万众欢呼塞得港光复
新华社24日讯
塞得港消息：
在为塞得港光复而狂欢的万众欢呼声中，以坦克和汽车牵引的大炮为前导的埃及陆军部队在12月23日上午开进了塞得港。
第1辆坦克上大字写着“塞得港”字样以表示对这个英雄城市的敬意。
当这些坦克隆隆地歌唱着开入火车站前面的广场时，成群欢乐的人争先跳上去。
人们尽情歌唱舞蹈。
他们高呼“纳赛尔万岁！”
“打倒战争贩子艾登、摩勒和本—古里安！”
“塞得港要自由和和平！”
等口号。
这一天，重新回到埃及人民手里的塞得港披上了节日的装饰。
屋顶上、窗口，到处是国旗和纳赛尔肖像。
侵略者留下的铁丝网已经撤除。
教堂的钟声嘹亮地响起来。
人们怀着抑制不住的兴奋从四面八方涌向广场，他们在那里看到亲爱祖国的国旗重新升起来飘扬在空中。
许多人从12月22日晚上英法侵略者撤退的时候起一直就舍不得离开大街。
也有许多人特地跑到海边去亲眼看看侵略者最后退走的那块地方。
咖啡店里挤满了欢乐的人们。
但是侵略者的罪证仍然历历在目。
在欢乐声中也仍然有许多人噙着眼泪在瓦砾堆边寻找残留的物品。
许多人在向相识或不相识的人控诉侵略者的罪行。
这一天下午，埃及陆军和警察接收了塞得港的全部地区，联合国紧急部队退进了兵营。
塞得港联合国紧急部队司令说，他的第1批部队预定在24日撤出塞得港。
联合国紧急部队当局在12月23日晚上发表的公报说，“随着英法的撤退，联合国紧急部队行动的第2阶段——跟上从西奈撤退的以色列（军队）——可望以高速度前进。”
公报说，从24日起，西奈半岛的四条道路上都将有新的军队推进。
同时，在埃及首都开罗，也充满着为塞得港光复而欢欣鼓舞的气氛。
纳赛尔总统已经致电塞得港人民祝贺他们抵抗侵略者的英勇斗争的胜利。
叙利亚总统和沙特阿拉伯国王等阿拉伯国家首脑纷纷致电纳赛尔表示祝贺。
开罗各报都欢呼值得纪念的这一天。
许多报纸特别对亚非国家全力支持埃及的斗争表示感激。
埃及当局同时也已经开始支援劫后塞得港人民恢复建设的工作。
第1批埃及医生和载着各种物品的火车已经前往塞得港。
新任命的塞得港事务部部长巴格达迪23日说，他和他的助手们要在四十八小时内前往塞得港，他们将在那里工作到塞得港重建起来为止，他估计，只要六个月就可以重建起新的塞得港。
埃及陆军发言人23日说，塞得港已被宣布为不开放的城市，没有得到陆军总部的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出。
埃及官员说，一直要到公共卫生人员把这个城市消毒并且为居民进行预防注射之后，塞得港才将重新开放。
开罗的灯火管制已经在12月23日晚上起取消了，一个多月来第1次在明亮的街灯下行走的人们充满了胜利者的笑容。

彭真电谢捷国民议会主席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24日电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团长彭真23日从布加勒斯特打电报给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主席费林格，对代表团在捷克斯洛伐克访问期间受到的热情帮助和亲切的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罗国民议会主席团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24日电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23日由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柯柏年陪同访问了罗马尼亚国民议会主席团。
罗马尼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罗查接见了代表团。
主席团副主席萨多维亚努·穆日克、秘书布纳丘和主席团委员等接待了代表团。
接见时充满了友好愉快的气氛。
患病尚未完全康复的格罗查主席同彭真团长紧紧坐在一起，这是他患重病以后第1次接见客人。
格罗查说，他衷心地欢迎伟大国家的代表。
他一再提出希望说，愿大家在罗马尼亚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过得好，过得愉快。
他说：
“我们不仅应该有个人的认识，而且还应当互相了解，这种了解能够加强以苏联为首的友谊和和平力量。”
格罗查曾经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到中国访问过。
他说，他常记起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对他们的热情招待，他经常想起在中国认识的一些同志。
格罗查像对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有说不完的话，他的谈话超过了医生准许他会客的时间。
这时，彭真说：
“我提议格罗查主席把发言权让给我。”
彭真首先代表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委员长向格罗查问候，并且祝他早日恢复健康。
彭真接着感谢格罗查在病中接见代表团。
彭真随后说，格罗查认为中国是大国、罗马尼亚是小国，但是他的看法不同，他说，“社会主义是伟大的，罗马尼亚是社会主义国家；
伟大的是先进，你们是先进的国家；
伟大的是维护世界和平，你们是世界和平的堡垒。”
彭真说，中国国大，但多年来因为受压迫而落后了，罗马尼亚在很多方面帮助了中国。
中国才只有七岁。
罗马尼亚已经有十多岁了，所以罗马尼亚是大国。
他又说，当然他不认为中国是渺小的。
萨多维亚努也讲了话。
在接见的时候，布纳丘拿出了格罗查访问中国后的著作“在六亿人口的国家”给大家看，他说，格罗查将在书上签名赠送给客人。
中午，代表团参观了布加勒斯特的“毛泽东”工厂，晚间，观看了罗马尼亚的歌舞表演。

耿飚为周总理访巴举行宴会
巴基斯坦外交部招待周总理
新华社卡拉奇24日电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耿飚为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问巴基斯坦，23日晚上在中国使馆新址举行宴会。
出席宴会的有巴基斯坦总统米尔扎、总理苏拉瓦底、国民议会议长瓦哈布汗、外交部长努恩、政府各部部长、其他高级官员、军事将领和各界名流以及各国驻巴基斯坦外交使节。
中国大使馆新址位于市中心。
这天晚上大使馆内照耀着五彩的灯光，装饰得非常华丽。
宽敞的草地上挤满了客人。
在宴会上，周恩来总理建议为米尔扎总统的健康、巴基斯坦的繁荣、中巴友谊和世界和平干杯。
米尔扎总统建议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和人民中国的繁荣干杯。
周恩来总理不拘束地同客人们接触，同他们亲切地交谈。
许多客人要求周恩来总理签名，还有许多客人要求同周总理一起照像。
新华社卡拉奇24日电
巴基斯坦外交部23日晚间举行招待会，招待周恩来总理一行。

下乡访问
吕锡田
安阳市地方工业和手工业，通过下乡访问，贯彻执行了为农村经济服务、同农业经济密切结合的方针。
去年春季到现在，安阳市组织了四次全市性的地方国营、公私合营企业和手工业下乡访问。
去过十九个县、五十个区、一百一十四个乡镇、二百八十七个村、二十个供销社，广泛同农民、乡干部、合作社干部、商业工作者和农村手工业者交换了意见；
并带着各种各样产品就地进行了产品质量展览，参观者达七万余人。
各工厂和手工业行业，也经常定期或不定期地跟农村联系，征求意见，召开顾主座谈会。
安阳织染厂组织了九个工人带着床单被面等四十多种产品下乡开展业务，很受农民欢迎。
地方工业和手工业下乡访问，了解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变化、农村市场的动向和农民群众的需要，充实了地方工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内容，打破了不问市场关门生产的情况。
从前，给国家加工或由国家订货的私营工业和手工业行业认为：
“原料是国家的，销售是公司的，我们同农村没有关系”，很少研究市场变化和农村需要。
不少手工业者只凭自己的老牌号、祖传名声吃饭，不根据新的情况新的变化来改进产品提高质量。
因此，有许多原来受群众欢迎的产品遭到冷遇。
魏家锄板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从前魏家锄板被誉为“祖传的技术，铁打的饭碗”，但是农村实行了密植，妇女参加了劳动，都要求窄的农具，魏家却还是按老样式——四寸宽、七寸长的锄板生产，于是农民不买了，有些农业合作社订了几百张也积压了起来。
当下乡访问、了解了农民生产需要后，魏家锄板就改为宽、窄两种，磨得镜明瓦亮，并在锄刀上用了好钢，又恢复了原来的名声。
农村合作化后，收音机增多，电池厂根据这种情况，试制了甲乙组合空气电池，用起来方便，很受欢迎。
今春以来，根据农村变化情况，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工业增加了十七种新品种，手工业社增加六百零一种新产品；
有不少产品降低了价格。
下乡访问还推动了地方工业和手工业提高产品质量，改变了过去产品积压的现象。
第1季度下乡访问时，群众批评金钟烟烟支上有浆子，互相粘在一起，长短不齐，软硬不匀，味辣，呛嗓子。
金钟烟厂根据这些意见制定了改进方案，提高了产品质量，满足了群众的要求。
鞋厂原来认为农民自己做鞋穿，不买鞋，只追求大城市的市场，结果积压产品一万七千双。
后来数次下乡访问，了解到大量的妇女下地劳动，不仅很多男人买鞋穿，而且还有一些妇女也买鞋穿。
安阳大韩村四百户人家，一次就买了四百五十双鞋。
从此鞋厂就注意了根据农民要求来改进样式和质量，现在不仅不积压了，而且还把淡季变成了旺季。
09月下旬，他们又召开了一次顾主座谈会，征求意见。
会上大家提出十个意见，有的说鞋样不好，鞋脸短；
有的说小孩穿的样子少；
有的说鞋底纳的不牢实。
会后他们根据顾主的意见，制定了提高质量的措施，提高了质量，增加了新品种。

“下马”
吴滤
计划不周所造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计划切合实际所造成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
目前，在基本建设中反对浪费，厉行节约，最主要的是重新安排计划。
有些单位原订的基本建设计划，由于没有切实了解需要和可能，因而向国家要的投资多了些。
现在需要把这部分安排得不妥当的投资削下来。
例如本来可以缓建而定得过快了的，把速度放慢些；
本来可以不建或少建而定得过大了的，就决定不建或把规模摆小些。
这些，通常都称为“下马”。
但是，削减投资有各式各样的想法和做法。
有一种人的想法是：
有钱才能建设，建设总要花钱；
既如此，就只能“见钱行事”。
让削减投资，他们没有意见，反正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钱少少办事”呗。
这种想法，当然不能说一概都是错的。
建设，没有钱怎么行呢？
但是，建设虽然要花钱，花多花少却大有文章。
“一分钱办一分事”是一种花法；
“两分钱办一分事”也是一种花法；
“一分钱办两分事”又是一种花法。
三者比较，“一分钱办一分事”比起“两分钱办一分事”来虽是上乘，比起“一分钱办两分事”来却又见拙了。
让削减投资，抱着“一分钱办一分事”、“钱少少办事”的想法，虽然也能把投资削下来，节省一笔钱，但是以少办事作代价的。
若是少办了的，是可少之事，可缓之事，那是对的；
若是少办了的，是不可少之事，不可缓之事，那就坏了。
从大处讲，可以影响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按比例地发展，从小处讲，可以造成企业内部各个环节的不平衡。
这，也同下马一样，下得不好，摔伤了，是很容易变成跛脚的。
最好的是“一分钱办两分事”，即少花钱多办事。
这是一种最积极的想法。
持这种想法，不但可少之事、可缓之事得以停办、缓办，不可少之事、不可缓之事，也能办得力求节省。
若问：
这种想法是否现实？
请看今天本报发表的天津拖拉机制造厂和青岛窑石总厂削减投资的新闻。
一个是明年的投资比原计划削减三分之二，预计还可以按原定的进度生产拖拉机，一个是明年的投资削减三万元，砖瓦的产量还可以增加近一千万块。
秘诀在那里？
就在于这两个单位对待削减投资，不是消极地存着“钱少少办事”的想法，而是积极地设法少花钱多办事。
有了这种积极的认识，少花钱多办事的道路倒是广阔得很的。
这样“下马”，才是比较稳当的。

不轻视细小的节约
新华社记者　徐家柱
十八个机关青年的劳绩
本溪钢铁公司行政处十八个青年展开了“不领文具月”的活动。
他们把过去随地扔掉的纸张和办公用品加以整理、利用，来节约行政开支。
文书科青年职员利用空隙时间，把旧信封翻新，糊成了三万多个信封，油印员一个人就糊了两千七百个。
青年团员胡清每天拍发电报时，发现没有必要发“加急电”的电报，就积极建议改发“普通电”。
青年团员张宣宽还修理好了报废的打字机。
从今年03月以来，这十八个青年共节约了约一万元。
“回收箱”里的财富
在本溪矿务局机电厂里，许多青年工人走在路上，看到一枚钉子，一小块铁，也要弯腰拾起来，送到“回收箱”去。
这个厂青年团组织今年年初就组织青年工人展开“废料”回收活动。
今年01月到11月底，他们回收了将近一万元的财富。
不浪费一块煤，一滴油
“不浪费一块煤，一滴油！”
这是本溪机务段职工的节约口号。
今年以来，乘务员们节省的煤，能供给一列火车从本溪到安东来回行驶二百六十多趟。
他们一点一滴地节约用油，已节省下一千二百多元油脂费。
这个机务段乘务员们今年认真学习了铁道部门省煤、省油的经验。
每个包车组每次出勤，都根据天气情况、载货量和运行方向，想出节约办法。
现在，这个段有80％以上的包车组节省了煤，或节省了油。
工人自己算账领料
本溪焦化厂现在让每个去领料的工人都知道材料的价格，使他们自己会算成本账。
检修工人魏国昌到仓库去领十公斤螺丝，当他知道一公斤螺丝值两元钱的时候，就只领了两公斤。
他领料回去后，就和工人们找到一些还可以利用的旧螺丝代替了。
回收车间弹簧每个值九十三元。
工人们知道了价格，就找到许多旧弹簧加工，加工成本只要三元钱。
现在仅弹簧一项材料就节约了三千多元。
这个厂每月要用擦机器的破布大约二百公斤，破布每公斤值一元六角。
工人唐宝全说：
“我以后破手套不扔掉，也要利用它！”
这样，全厂在四十天内就节约了材料费七千多元。

哈尔滨汽轮机厂紧张施工
我国目前制造的最大的汽轮机是一万二千瓩。
这个工厂建成后，将能制造二万五千瓩以上的大型汽轮机。
它和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电机厂配合起来，将生产成套的大型火力发电设备。
新华社哈尔滨24日电
我国正在哈尔滨市兴建一座大型的汽轮机制造厂——哈尔滨汽轮机厂。
这座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工厂，经过两年多的建厂准备，在今年下半年进入全面施工。
现在，几千名建筑工人正在冒着摄氏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进行冬季施工。
这座工厂计划在1957年年底基本完成厂房建筑和部分主要设备的安装工程。
争取在1959年试制出第1台二万五千瓩的汽轮机。
哈尔滨汽轮机厂是苏联帮助设计的，主要设备也是苏联供应的。
设计中采用了苏联最先进的汽轮机制造技术。
这座工厂建成以后，将配合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电机厂生产成套的发电设备供给国家建设火力发电站。
我国目前制造的最大的汽轮机是一万二千瓩，还不能满足国家对大型汽轮机的需要。
哈尔滨汽轮机厂建成以后，主要是制造二万五千瓩以上的高压、高温的大型汽轮机。
为了加速哈尔滨汽轮机厂的建设，国家已经决定把这个厂原订分两期建成的计划改为一次建成。
这样，哈尔滨汽轮机厂的建设速度可以提前两年多。
（附图片）
哈尔滨汽轮机厂工地的一角　新华社记者　佟德印摄

天津拖拉机制造厂争取少花钱多办事
投资削减后仍将按期出产拖拉机
本报讯
天津拖拉机制造厂在明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比原计划减少三分之二的情况下，多方面想办法，预计仍可按原定进度生产出拖拉机。
天津拖拉机制造厂的扩建工程是今年09月份动工的。
按照原来的计划，明年除了完成已经施工的工程外，还要新建一个锻工车间、一个铸钢车间、一幢职工福利大楼和一部分职工宿舍。
大部分机器设备也要在明年购妥并进行安装。
争取在1958年正式生产拖拉机。
最近，国家决定把这个厂明年的投资削减三分之二。
工厂领导方面立即召集了有关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研究如何争取按原定进度生产拖拉机。
大家认为，按照原来的进度生产出拖拉机是可能的，并且想出了一些具体办法。
在土建工程方面：
决定除已经动工的工程要在明年继续施工外，其它计划在明年开工的工程大部推迟。
为了解决锻工的生产问题，除设法发挥原有锻工车间的生产潜力外，准备在新建起来的金工工场外边搭一个棚子，把新添的锻工车间的一部分设备放在里边进行生产；
为了解决铸钢的生产问题，准备在改建后的铸工车间缩小机器占地面积，让出一部分地方安装铸钢设备。
在机器设备方面：
准备采取机械化和手工操作同时进行的办法，把有些原来计划用机械的改为用手工操作，以大大减少非标准设备；
同一型号的机床原来准备购买两三台的，只购买一台；
有些已经购妥但不急需的设备将转售出去，以便集中资金购买必需的设备；
有些大型设备和贵重设备也不准备买了，将采取同其它工厂协作的办法解决。
在利用原有设备方面：
准备把原来没有计划用的老机器用上，使新老产品的生产交叉进行，即同一机床一方面要生产老产品，一方面还要生产新产品；
另外，还要改造一部分旧机器，如把锻工车间的烘炉改为反射炉，以提高生产。
对于争取按原定进度生产出拖拉机，这个厂领导上和职工的信心都很足，目前，工程技术人员已经着手修改设计，工厂还准备发动全体职工提合理化建议，进一步挖掘企业潜力，以保证这一计划的实现。

太原水泥厂坚持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许多重大问题都解决得很好
据新华社太原24日电
国营太原水泥厂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全厂职工代表大会上，讨论和修订了1 957年的计划方案。
职工们提出的意见，有十九项被正式纳入计划方案。
这已经是太原水泥厂今年的第9次职工代表大会了。
这个厂里每个时期重大的技术、管理和劳保措施都要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讨论贯彻。
今年春天在讨论保证完成年度计划的时候，工人们提出把临时检修水泥磨的方法改为大检修，使工厂今年多生产了两千多吨水泥。
07月份，全厂职工在研究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时候，机电科的人员提出再增加一个粗碎磨。
在厂的领导干部支持下，技术人员自己设计并利用本厂的旧料、废料制成了这部磨，全年因此增加了三万吨水泥。
今年工资改革中，厂的领导方面把评定方案交给职工代表大会反复讨论修订，工人们反映这次工资评定工作是做得最好的一次。
太原水泥厂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1950年建立的。
1953年以后，曾一度流于形式，以后才逐渐健全起来。
今年，厂里许多困难的工作都因为依靠职工代表大会得到顺利解决，因此这个厂领导干部更认识到了职工代表大会的重要。

对计划工作的意见
浙江嘉兴民丰造纸厂叶友堂
作为一个工业企业的经济计划工作人员，我想谈谈当前工业企业计划工作的若干问题，供工业管理部门参考。
下得迟　要得急
大家都晓得，工业企业的年度生产技术财务计划是在国家颁发了计划控制数字后开始编制的（当然，在这以前还有年度生产技术财务计划建议数的工作，这个姑且不谈）。
这个计划关系到整个企业全年的工作，编制这个计划，需要上自厂长，中至经济计划人员和技术人员，下至全体工人群众，还有企业的党群政治工作人员一道参加。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计划体现出党的路线，才能保证计划在技术上的可靠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
但要发动这么多人来参加计划工作，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苏联，通常是两个月。
可是，在我们这里，上级主管机关的控制数字下达得很迟，每年11月份下达下一年的控制数字已经算是早的了。
今年，我厂编制1957年计划草案的控制数字，上级是在11月30日下达的，而要求企业上报计划草案的时间却是12月15日。
这就是说，企业应该在十五天内编好计划草案上报。
这样一个牵动全盘的工作，要求企业在半个月内交卷，真是不堪设想。
年度计划按理说应该是一年编一次，但我们却是一年二次、三次。
就以我厂1956年年度生产计划来说吧！
除了年度计划建议数工作外，在1955年年底编了1956年计划，这算是计划草案，呈报上级审批。
1956年03月，根据上级指示，进行全面修正，称为修正计划草案，再报上级批示。
1956年10月，又根据上级指示，编制第3次修正年度计划草案，呈报上级批示，直到我写这篇文章时（12月12日）还没有得到批准，而且还不知道是否会通知再修正一次。
年度计划一次又一次的编过后，每季都要编制季度计划。
一年有四季，明文规定就应该编四次。
季度计划与年度计划一样，也是“全武行”的，有生产、有劳动、有物资供应、有成本财务、也有技术组织措施，它的全名称为“季度生产技术财务计划”。
而且所用的表格也与年度计划差不多，可以说是一样多。
如果说季度计划每季都只编一次，还应该说是省事的。
可是，上级的目的是为了计划正确，保证顺利执行，于是，也仿照年度计划的编制程序，先来一次建议数工作，然后再编计划草案。
至于规定企业的编制时间，当然不能超过年度计划的编制时间，最多也只能是十天、半月，限期上报。
上报以后怎么办呢？
上级是否马上批？
什么时候可以批复？
谁也答不上来。
结果是：
生产归生产，计划归计划。
要是等到上级批了再生产，那么谁也不要生产了。
所以，我们只有一面生产，一面静候上级批，十天、半月、01月、两月……
变更多　脱节多
如果说，只是计划编制的次数多，编好计划以后都能顺利地执行，那末，多编几次也还值得。
作为一个经济计划人员，本来就不应该贪懒，多编几次计划有什么理由可以怨天怨地呢？
可是，现实情况却不如此。
年度计划多变现在已经成为习惯，习惯成自然，大家都认为不足为奇了。
说起多变的原因来，我们这样说，上级也这样说，这就是：
“客观实际不能在编制计划时都考虑周到。”
当然，这也是实际情况。
我并不是主张完全不考虑客观因素，计划定了就不能再变；
而是说，现在计划是变得太多了。
不仅年度计划经常变，就连季度计划也是经常变的。
产品数量经常变，产品规格经常变，甚至产品品种也经常变。
上级要求企业变更计划不打紧，一纸公文、一张电报都可以下达命令，只是苦坏了企业。
大的变更要改变劳动组织，采办他种原料，小的变更也要调整设备，考虑技术措施。
这样的大小变更，一年都有七、八次。
我厂仅今年第3季度，计划外生产的产品就有五种。
这样做，不但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还使生产技术准备工作无法按正常程序布置和进行，影响正常生产。
我们厂的月度计划也曾经几次被任务变更所打乱。
这种做法，也影响了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计划多变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破坏了生产技术财务计划各个组成部分的平衡衔接。
由于变更产品品种和规格，企业需要调整劳动组织和采用新的技术措施，这就不得不打破劳动计划和成本、利润计划，影响了企业计划的全面完成。
而当上级指示修正计划时，通常只对生产计划进行修正，对于其他计划部分则没有全盘考虑。
各个计划部分不平衡、不衔接如果都仅仅是由于计划变更所造成的，那也不是最重要的，只要上级在变更生产计划时相应调整其他计划部分就好了。
但是，实际情况却不然。
有许多情况表明完全是由于主管机关的主观主义所造成的。
例如，生产计划还没有确定，甚至连控制数字也未下达，主管机关就要求企业编制物资供应计划，而且上报日期也比生产计划早得多。
如我厂1957年第1季度物资预拨计划早在11月25日就上报中央了。
但是，1957年的生产计划控制数字还是在11月30日下达的。
在当时，生产计划根本没有动手编制。
再如商品交货计划也走在生产计划的前面，我厂1957年第1季度供货计划已在11月07日提出，而第1季度的生产计划目前还未着手进行。
这种脱节现象应该是由谁负责任呢？
我很奇怪：
如果全国所有的工业企业都是先编物资供应计划而后编生产计划，那末，整个国民经济的物资平衡表就将是只有“消费”而无“资源”了。
技术组织措施计划同各个计划部分都有密切关联，同生产计划的关联更是重要，这一点不管谁都是明白的。
生产计划的编制要考虑技术组织措施计划的实现效果，并把它纳入生产计划中去。
但是，主管机关在审批计划时，往往不作全面考虑，生产计划中关于实现技术组织措施后的效果，已经主管计划的部门认可了，并列入批准的指令内。
可是，技术组织措施计划却不批准。
这样，企业对于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数量和降低物资消费定额的技术措施就要落空。
于是，计划的完成仍旧没有获得技术上的保证。
这也是计划不平衡、不衔接而且是经常发生的一个普遍现象。
批准迟　下达慢
年度计划和季度计划辛辛苦苦的按期编好上报后，满望上级主管机关及时审查，及时批准，可是，事实上却常常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
我们现在也已经开始摸到上级机关的“工作规律”了。
年度计划大概在计划年末前一个多月可以批准下达，季度计划大概在计划季末前二十天左右可以批准下达。
计划批准得这么迟，下达得这么慢，怎么能够指导生产呢？
快马加鞭
企业的经济计划人员，除了编制年度计划和季度计划外，每月当然还要给各车间下达月度的技术经济指标和核算计划执行情况。
这样，我们只有每天呆在办公室里忙；
编完一个计划接着一个计划。
不但如此，我们还要经常为上级和外界准备资料和报送资料。
除了报送定期的月报、季报外，还要报送省、市规定的每旬计划执行情况报告表；
也有部和局规定的每月和每季的企业经济活动分析报告书；
这些都是需要花时间、花人力的。
而市的税务局同我们的交道打得更热，他们三天两日来，就像表兄到外婆家看表妹一样，询问计划有否变更，变了什么，因为他们要计划税收。
所有这些工作，都是需要做的，但是我们忙不过来，有时候就不免马虎潦草，敷衍将就。
提起局里规定企业应该在每月和每季报送的经济活动分析报告书，我还想说几句话。
局规定企业的季度经济活动分析报告书应在季末前五天报出，月度经济活动分析报告书应在月末后五天前报出。
对于季度经济活动分析的内容，要求全面，既要包括生产、劳动；
也要包括成本、财务和物资供应及商品销售的情况。
为了按期报送，企业就必须在季末前十天准备好一切资料。
于是，产品产量和产值的数字和情况只能预计；
商品销售情况只能估计（因为当前运输紧张，“预计”不了，只有“估计”）；
成本、利润当然也要分析，但是，没有资料怎么办？
于是，就用两个月的实际平均来推算。
这样，也就报出去了。
但是，也奇怪，上级机关一次也没有纠正过我们的做法，大概领导机关认为我们这种做法也是“未尝不可”的。
不过，我们自己晓得：
这不是“分析”，而是“毛估”。
我很怀疑，这样的经济活动分析报告书对部、局领导机关到底起了那些作用？
现在，自部、局领导机关直至我们基层的工作人员，都明白“管理落后于生产”，需要立即赶上去，工人日报还特地辟了一个“科室工作要快马加鞭”的专栏来研究这个问题。
我想，怎样“快马加鞭”呢？
除非是首先让我们两只脚解放出来，不要系在办公桌边，然后再用鞭来驱策，这样，想是可以跑起来。
因为光叫“快马加鞭”，而两脚仍旧缚在办公桌上，即使喊破喉咙叫，也是没有用的。
就以我们经济计划科六个人来说吧，一年内，谁也没有在车间里连续呆过二小时。
我自己已经有五个月又十二天没有到车间去了，当然这笔账不能算在上级身上，可是，要下车间，那有时间呢！
人不到车间去，怎能谈得上深入生产实际去考察经济活动呢！
希望工业管理部门改变基层计划工作的工作程序。
让我们真正深入到生产实际中去，让我们的计划真正起到正确地组织生产的作用。

尤烟铁矿开凿第二平峒
据新华社保定24日电
龙烟铁矿第2期扩建工程中的重点工程——第二平峒工程，在最近正式施工。
这个全长二十二华里的平峒完工投入生产以后，将从根本上改变龙烟铁矿的生产面貌，使矿砂产量比今年提高一倍半。
运输落后于生产，一直是龙烟铁矿最严重的问题。
千万吨的矿砂，都要用绞车或人工从几百公尺深的井下提升上来。
第二平峒修好以后，坑下运输就将全部机械化，开采出的矿砂装上电车，就可以直接送到将要新建的破碎筛选厂去。

新花样的毛巾和被单
据新华社上海24日电
上海新开了一间毛巾、被单新产品展览室，室主人是上海市毛巾被单工业公司。
第1次展出的产品是今年下半年生产出来的六十五种新品种和二百六十七种新花样。
引人注意的是各种提花被单和提花毛巾。
这些产品花而不艳，朴素大方。
印花毛巾中增加了防染、隐花和喷花等新花色。
隐花毛巾是光把花印在经纱上再织，花纹隐约可见，别具风格。
这些新产品明年都要投入生产，并且逐步扩大供应量。

青岛窑石总厂发动群众讨论明年的计划
削减投资三万元增产砖瓦千万块
本报讯
青岛窑石总厂的领导干部，深入分厂，把1957年生产计划交付群众讨论。
仅据四个分厂初步讨论的结果统计，即可削减基本建设费用三万多元，增产砖瓦近一千万块。
窑石总厂1957年的生产计划，是依据今年砖瓦脱销和明年销量加大的情况编制的，筹建新厂和扩建设备被视为完成明年任务的主要手段，基本建设投资的数目很大。
尽管如此，有些分厂长还是叫苦，担心明年完不成增产任务。
这个计划是否实际可行呢？
青岛市轻工业局和总厂的领导干部，决心把计划拿到群众中去向群众讨教，让群众作出正确鉴定。
他们下去以后，有重点地组织了生产经验丰富的老技术工人、工段长、小组长和科室干部一起讨论。
因为讨论之前先向群众交代了增产节约的意义，所以大家都能紧密联系本车间本工段的实际情况精打细算，努力发掘增产的潜力。
比如二分厂在讨论到机砖增产时一下被挡住了，焦点在如何提高制坯效率上。
开了几十年砖机的老技工贾显瑞，眼瞅着天花板算了半天账，一顿脚说：
“明年的机砖轮轴每分钟再提高五转没问题。
过去赶任务时曾经开到四十五转（今年只开四十转），我用手试了多次机器都是冰凉的。”
这个建议经过大家讨论都认为能行得通。
这一下每台机每一分钟就可多出二十五块砖。
制坯效率提高了，下道铡坯工序能不能铡出呢？
青年铡坯工张宽斋开始被上道工序加给他的任务吓了一大跳。
但细细算了一下，认为紧一点也能干出来。
他把这个意见提出来让大家研究。
经过算细账，大家又帮他想出了在原铡坯台上多加一把割刀的办法，于是这道工序不平衡的问题迅速解决了。
就这样，一环扣一环讨论的结果，只二分厂制坯车间明年就可增产二百万块砖坯。
原来对明年增产有疑虑的二分厂领导干部，信心也开始增强起来。
在讨论基本建设投资项目中，工人们更以当家做主的负责态度，实事求是的做了认真讨论，他们紧紧掌握“该花的要花，能省的就省”的原则，把原计划中许多不必要的投资项目削减掉。
八分厂工人在讨论到明年他们厂要新盖四幢晾瓦棚时，首先核算了现有晾瓦棚的潜力，认为只要能把过去没有利用过的空隙充分利用，就可多容纳三万多块瓦坯。
这样只要新盖两幢瓦棚就够了。
四千多元一部的碎石机，计划中是准备明年买来安在二分厂里的。
工人们知道后，对这个项目提出了严肃批评。
推铡工贾泽生说：
这是编计划的人没有看到已经变化了的情况。
二分厂今年搬家后，所用的土质不一样了，现在是用新土场里的土，粘性大、砂石少，旧有的那两部碎石机就够用了。
因为这事关系到制砖质量，大家为了慎重起见，又建议合理调整旧有的碎石机滚距。
这样，即使不新添碎石机，也足可以保证砖的质量。

鹰潭车站加紧修建
据新华社南昌24日电
为适应鹰厦铁路全线通车后庞大运输量的需要，江西省最大的一个火车站——新建鹰潭车站的建筑工程正在加速进行中。
这个车站将成为联结浙赣铁路和鹰厦铁路的运输枢纽。
按照计划，全部工程任务将在明年4 月份完成。

农业珍闻
亩产三万斤的黄州大萝卜
闻名全国的湖北黄冈县长圻？
（黄州）出产的黄州大萝卜，今年获得了丰收。
叶家路乡汪吉成种的一亩五分萝卜，创造了每亩平均高产三万斤的新纪录，长江农业社第三社和江陵农业社第一社培植的一百多亩萝卜，达到了亩产一万斤的大面积丰产。
黄州大萝卜，具有甜脆、味芳、多汁等优点，无论生食、熟食，还是腌食，都很可口。
每年收下来，除当地农民食用和供应武汉、黄石等工业城市外，还远销江西、安徽、湖南、贵州、南京等地。
（经四）
一斤一两重的大广柑
12月09日上午九点多钟，四川荣昌县城关镇的菜市场上，很多人在争先恐后地购买从未见过的大广柑。
其中，最大的有一斤一两重，最小的也有十四两重。
一挑广柑，不到二十分钟，就被购买一空。
买到广柑的人边吃边说：
“真是又大又好吃！”
挑广柑上市的是这个县一区连生乡红太阳农业社的社员梁德清。
六年以前，他在屋子前面的阳沟边上，栽了两棵广柑树苗，其中一棵，今年结的果实特别大。
在采摘以前，沉甸甸的柑子几乎把树枝压的要折断了。
光这一棵树，就摘了两百来个大广柑。
据梁德清说，他还准备明年在肥沃的阳沟边上再栽植一些广柑树苗。
　（刘宪文）
一千二百斤重的一头大白猪
山西省清徐县食品公司徐沟收购站饲养了一头一千二百斤重的大白猪。
（见下图）
这头大白猪是由一头中国种的大母猪同一头体重八百斤的苏联大公猪杂交生下的猪娃养成的。
这头猪原来在孟封村张肉儿家养了九个月，体重达到二百斤。
1 955年11月，徐沟收购站收购回来以后，决定继续饲养。
在饲养过程中，每日喂谷糠五斤，高粱皮四斤，黑豆四斤和一些别的饲料。
一头二百斤重的白猪，经过饲养员的耐心饲养，一年内就养成了一头一千二百斤重的大肥猪，平均每日长肉二斤多。
如果按当地每斤猪肉价六角二分计算，一天就可以收入一元三角九分多，除去每日饲料折价五角一分，每天可取得纯利八角八分多。
（郭兆敬）（附图片）

农民的大豆为什么换不到豆饼
12月18日吉林日报上发表了好几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一致要求粮食部门解决用豆饼向农民换大豆的问题。
吉林日报并发表社论，支持农民的这一要求。
吉林省农民因为买不到豆饼，在好长时期里，一直不得不忍痛用大豆喂牲口。
根据吉林日报社论的估计，农民每喂一斤大豆就要比喂一斤豆饼损失三分钱。
一个较大的农业社大约要留三十万斤大豆做喂料，这样就要减少一万元的收入。
不仅如此，更不合理的地方还在于：
一方面，因为大豆不足，连人吃的豆腐也不得不用豆饼制造，可是另方面却让大量大豆被牲口吃掉。
据粮食部门估计，从去年秋季到现在，农村里已经给牲口喂掉八万吨大豆（每喂掉一百斤大豆，就等于损失十多斤豆油）。
因此，大家一致呼吁粮食部门应该多加工一些豆饼来供应农村，好把大豆换出来，多榨些豆油。
但是，这个问题，吉林省粮食厅一直没有加以解决。
究竟为什么不能解决呢？
吉林省粮食厅的回答是：
一、二季度大豆库存多，加工的也多；
三、四季度大豆库存少，所以加工的也少。
可是，粮食厅自己的统计数字就驳倒了这个理由。
从今年09月末到11月20日，全省库存大豆由一万八千多吨激增到十二万三千吨；
而第3季度却只加工了三万三千多吨。
同时，今年11月加工的大豆也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可见，问题不是原料不足，而加工能力没有充分发挥。
粮食厅的又一个回答是：
“生产豆饼的时间和农民需要集中于一时有矛盾”，从粮食部门购进大豆、调拨加工，到运到农村，“最快也得两个月”。
吉林日报社论问道：
“粮食部门能不能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争取时间，尽可能地解决这个问题呢？”
社论接着写道：
这是完全可能的，障碍在于粮食部门对这问题采取了消极态度。
那末粮食部门又为什么采取消极态度呢？
社论说：
看来粮食部门是怕兑换大豆会影响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
但是，“假如宣传教育工作和具体组织工作做得好，能不能既供应了豆饼，又完成了粮食的征购任务呢？”
对于这点，社论的回答也是肯定的。
社论要求粮食部门目前就把现有库存豆饼大量调往农村，换回大豆，扩大加工，以便陆续增调豆饼下乡；
在库存豆饼不足而加工力量又有剩余的地方，还可以考虑容许农业社拿大豆委托工厂加工。
社论还要求计划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共同帮助粮食部门切实解决这个问题。
编者按　农民用大豆喂牲口，这是否仅仅是吉林一省独有的现象？
希望黑龙江、辽宁、内蒙古以及其他产大豆的地区的领导机关也注意这个问题；
如果当地也有这种浪费大豆的现象，希望采取适当办法加以改变。

各地商业部门加紧采办年货
新华社24日讯
据城市服务部统计，准备在1 957年元旦、春节供应的副食品中，猪有一百八十万头，比今年元旦、春节的供应量增加了三十万头；
已经冻好的鸡鸭有三百多万只。
其他水果、蔬菜、干鲜货等，基本上都可以保证城乡人民节日吃用。
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国营商业部门，还根据当地市民的节日习惯，准备了各种应节的糕点瓜果。
上海市民节日爱嗑瓜子，商业部门特地从东北运来了几十万斤葵花子；
上海市民春节做元宵用的糯米粉也正在加工。
天津市糖业糕点公司所属的祥德斋、桂顺斋和一品香等糕点商店，有经验的老师傅将要做出一百多种糕点来供应。
重庆市商业部门准备供应的汤元面、汤元心子和糖果等约有一百万斤。
从第4季度开始，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四个市派到各地采办年货的采购员有一千一百多人，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
派到内蒙古的采购员，正在冰天雪地里协助宰杀牛羊。
采购家禽的人，彻夜不眠地在货车上照顾鸡鸭。
各地有关部门正在根据年货的需要量和货源情况，研究如何做到既保证大中城市和工矿区的供应，又照顾到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的需要。
重庆市对于若干货源较少的副食品，决定集中在春节供应，适当缩小元旦的供应量。
重庆市郊区农民多数自备腊肉，市商业部门准备的腊肉将主要供应工矿区和市区居民的需要。
上海市国营公司将订出一种新的销售猪肉的办法，以避免市民购买猪肉时发生拥挤现象。
武汉市对市民需要量大的猪肉、糍粑、豆丝等物资，将采取凭票定量供应的办法，以做到合理分配。
各省的节日供应物资，也在积极准备。
河北省在12月中旬召开的财经工作会议上，讨论了春节物资的供应问题；
陕西省已经提前把新年和春节物资运到各地，预计全省在1957年年节供应的粮食、煤炭、土产品、肉类和日用百货，将比今年年节增加一倍左右。

更好地发展人民储蓄事业
本报评论员
发展人民储蓄事业，是积累社会主义建设资金的重要方法之一，它对支持当前我国的经济建设起着重要作用。
它的作用和意义还远不止于此。
通过发展储蓄事业，还能够培养人们艰苦朴素、合理地安排经济生活的良好习惯。
这正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需要的一种好风气。
几年来，由于国家经济建设事业迅速发展，币值和物价日趋稳定，广大城乡人民在银行储蓄的款额逐年增加。
到1955年底，全国城市储蓄总余额达到十五亿六千多万元，相当于1952年的二倍多。
今年由于进行了工资改革，到11月中旬为止，城市储蓄总余额已经达到二十一亿七千多万元。
根据人民银行二十七个省市的统计，今年第3季度（增加工资以后）在银行新开户的储户比第2季度增加了一百八十多万户。
从各地人民银行吸收人民存款的情况来看，今年的任务一般完成得比较好。
但群众储蓄潜力仍然很大。
广大职工工资增加后要求储蓄的积极性很高；
公私合营企业和一小部分国营企业的工资改革工作尚未最后完成；
此外，资方人员拿到的定息以及到期的公债还本付息等都还是可以储蓄的。
目前全国各省市已经设立了一万五千个机关储蓄代办所（这种代办所的业务是由各机关、企业、团体、学校等单位的财务会计人员兼办的，银行付给一定的津贴，不在那里另派业务人员），连同人民银行原有机构，构成了广大的储蓄网，平均每四千个城市人口中就有一个储蓄机构。
经验证明，这种储蓄代办所不但便利职工存取款项（不出机关大门就可以把款存上，或者随时取出来使用），而且对机关工作也有好处。
当前的问题是要各机关对代办所的业务给以支持和帮助，使它们充分发挥作用。
人民银行还应该注意在交通不便的地区或工作流动性较大的部门（如地质勘探部门）设立储蓄机构，以满足这些地区和部门的职工的储蓄要求。
要广泛开展储蓄业务，还必须耐心细致地宣传政策，让群众切实明了储蓄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有利的事情，让他们了解储蓄的方法、业务项目和办理手续，并且保证群众存取自愿。
近来，随着业务的发展，有一些银行储蓄机构的工作人员还没有明确掌握自愿原则的政策界限，以致又出现了一些变相强迫命令甚至是强迫命令的作法。
例如在动员群众储蓄的时候竟采用强拉苦劝的作法，个别地区甚至提出“家家储蓄、人人储蓄”“消灭空白户”等错误口号。
江西省有的银行机构按单位、行业、居民组织分配储蓄“任务”，以致发生了平均摊派、按月扣款、上门催讨的现象。
类似的简单粗暴的作法，自然会引起群众不满。
从存款余额上看，这样的储蓄也是不巩固的——许多人往往在被迫存了之后又很快地把钱取光。
储蓄业务人员都应该记取这样的经验教训，随时警惕在工作中不再发生这类缺点。
只有这样，人民储蓄事业才能更健康更巩固地发展。

河南开始改造半成井
新华社郑州21日电
为改造半成井，增加井水量，河南省水利厅已经训练了水利技术干部和农业社中对打井有经验的社员共四百多人。
各专区、县的水利部门目前正在进行同样的训练工作。
有些已经结束训练的地方，开始转入了施工阶段。
河南省今年打井一百零四万眼。
其中近半数因为井浅，水量不足，不够水车拉水，所以是半成井，需要加以改造。
秋末冬初，省水利厅组织水利技术人员和打井技术工人研究出一种在半成井内打小井，加深井筒的改造办法。
经过试验，每眼井改造以后能够增加三——五倍的井水量，有的还增加八——十倍井水量，并且用畜力水车再也拉不干了，有的甚至能够用五马力的抽水机来抽水。
这个改造半成井的办法，一般适用于在井底下两三丈深以内有良好含水层的地区。
如果打一眼深二丈口径一点五市尺的小井，除费人工八十个左右外，其他砖、木、钉、麻等物料共计不过三十元左右，比打一眼大井可以节省开支三分之二以上。
打小井的方法也很简单，人不下井，很安全。
根据省水利厅的计划，1957年内全省将改造十万眼半成井。

湖北大悟县调出耕牛支援外区
本报讯湖北省大悟县是山区，耕牛较多，可以调剂部分耕牛给外区。
过去由于地区交流手续过繁，很多外地来购牛的农民，因所谓“手续不合”跑了空路；
而县内也因闲牛过多，农业社把这些牛看成负担。
自10月份开始，大悟县根据湖北省委的指示取消了牲畜地区之间封锁的规定，受到群众的欢迎。
当地农业部门和供销部门积极向来买牛的外地农民介绍情况，指导他们到产区采购。
两个月来共卖给本省和河南省的八个县耕牛九百三十九头，这些耕牛的供应赶上了冬耕冬种，本县农业社也因余牛销售得款六万多元。
（杨纯　容忍之）

爱国农业社生产全面发展
90％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
新华社临沂22日电
新华社记者曹学璞报道：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吕鸿宾领导的爱国农业社，今年共收粮食（不包括大豆）六百一十八万三千多斤。
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不仅比去年增产34％，而且超过原订计划四点四斤。
爱国社为争取农作物丰收，早在去年冬季就改良了三千多亩农田的土壤。
今春，对春地又普遍进行了镇压和透耙，保持了地下水分，使农作物得到适时播种。
这个社还组织社员采取多种方法积肥。
仅圈肥一项，就比去年多四千多万斤，使每亩农田的施肥量，在去年一千四百斤的基础上增加到两千一百斤。
另外，这个社还因地制宜增种高产作物，普及良种播种面积，也为今年粮食增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爱国农业社在争取农作物丰收的过程中，曾经遇到许多困难。
06月底，这里遭到了强台风的袭击，全社四分之一的玉米被风刮断或倒伏；
同时，又连续降了数日大雨，使一千五百多亩农作物被淹。
这时，这个社的社员立即进行抢救。
经过几个日夜的努力，抢挖百余条顺水沟，很快排出田间积水；
对那些倒伏的玉米和谷子也进行了架扶培土和追肥，因此，产量没有受很大的影响。
爱国农业社还根据社内条件，恢复与发展了木业、运输、烧窑和轧棉花等十八种副业。
这些副业，从今年01月到11月，已经获利七万五千元，预计到年底将可超额完成八万元的计划。
这个社全面发展生产的结果，不仅90％以上的社员都比去年增加了收入，而且二百二十多户失去劳动能力或劳动能力差的社员，生活也得到了保证。

算清大账，认清成绩，扫除疑虑，加强信心
江苏松江地区各县县委帮助基层干部总结全年工作提高思想水平
范万钧
江苏省松江地区各县县委在11月底到12月初，召开了区、乡、社三级干部扩大会议，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年分配决算和粮食征购问题。
会议在全面总结今年的生产工作当中，针对当前农村干部的思想进行了思想教育。
这样做了以后，近一万个农村基层干部前进的信心加强了，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也有了解决办法。
有些基层干部认为：
今年生产搞坏了，合作社没有优越性
松江地区今年遭受四次台风、秋雨和寒流等自然灾害的连续侵袭，虽然粮食比去年增产了一成以上，棉花减产却很严重，估计农副业总收入低于去年；
加上今年许多农业社曾一度发生铺张浪费的现象，开支过大，全区将有60％—70％的农业社不能达到90％以上社员增加收入。
因此，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有些混乱：
第1，对今年的生产究竟搞得好坏认识不清，对合作社的优越性发生怀疑。
许多人认为今年生产搞坏了；
因为今年的生产是在合作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们就埋怨合作社，说“办了大社吃了大亏”，“辛苦一年，劳而无功”；
觉得“合作化第1年没有成绩，不好向社员 交代”，在社员面前说话“理不直，气不壮”。
第2，在今年的秋收分配和粮食统购统销等工作上，忽视国家利益。
有的瞒报产量，瞒报田亩；
有的多留口粮，多要统销粮；
有些粮食增产社计划把打的粮食通通分掉；
有些缺粮社对留粮标准低于余粮社思想不通；
有的想少还贷款，他们认为国家“底子大、担得起”。
更严重的是有些社已经超支，如上海县黄浦一社50％的社员超支了，全社总收入只剩下二万元，但应交公粮二万八千元，尚缺八千元交纳不出了。
生产究竟有没有成绩
究竟今年的生产是成功还是失败？
各县县委在会议上领导大家总结生产，以统一对今年生产和合作化的看法。
首先，对今年自然灾害所引起的损失进行分析，并同去年和前年的年景作对比，大家在讨论中认为：
今年的生产是在多灾多难的情况下进行的。
今年松江地区不仅遭受到四次台风、二次龙卷风、夏季暴雨和秋雨等灾害的连续侵袭，而且春寒过长，冬寒过早，严重影响农作物的正常生长。
南汇县的干部在讨论中说：
过去是“清明断雪、谷雨断霜”，今年清明不断雪，谷雨不断霜；
过去“10月润小春”今年10月结了冰。
据他们计算，今年棉花共遭到十二次灾害的侵袭：
因春寒过长推迟了成熟期；
04月阴雨成涝棉花出苗不壮；
07月暴雨加冰雹打伤棉蕾；
8、9月连续四次台风，吹折棉枝，打落棉铃；
09月秋雨成涝，棉花普遍烂铃；
10月重霜，打伤晚铃，寒潮早到，推迟成熟……这一连串的灾害，严重影响了棉花的收成。
大家由此体会到今年的生产成果的确来之不易。
那末，今年的生产到底搞得怎么样呢？
各县委引导大家计算了粮食、棉花和副业的产量、产值账。
由于计算生产成绩是在分析了客观环境之后进行的，大家对在这样多灾多难的年景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就感到不错了。
奉贤县庄行区的干部原来认为今年生产搞坏了；
经过对比算账，一致反映：
今年这样多的灾害，棉花每亩还收到一百五十斤，实在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成绩。
松江县联幸社主任郭志成算了这样一笔账：
全社三千三百六十亩水稻，1949年遇到台风和水灾，有六百亩颗粒无收，有五百多亩平均每亩只收到一百多斤；
今年台风和内涝大于1949年，但全社每亩平均产量超过1949年五百斤。
他自我批评说：
“不算账糊里糊涂，一算账清清楚楚。”
经过算账对比，原来只看丰收年产量、不看通常年景，只看春天的规划、不看客观情况，只看单产、不看总产，只看合作社、不看单干户，只看几角钱一个工分、不看工分多少，只看今年困难、不看以后远景的种种片面观点都受到了批判。
大家一致认为今年的生产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认为今年领导生产不是“劳而无功”而是功劳很大。
有的说：
“今年的生产成绩好比老虎嘴里抢东西，是从风里雨里夺来的。”
大家认识一致了，思想提高了，觉得工作有劲了。
合作社真的没有优越性吗
生产成绩是怎样得来的呢？
会议进一步引导大家分析取得很大成绩的原因。
其实，大家对实现了合作化以后发挥出来的集体力量都是有深切的体验的。
讨论当中，大家回忆到第1次十二级台风袭来时候的情况。
川沙县横沙岛文新乡的干部说：
在8月01日强台风侵袭的时候，有一个大圩三十多处被打破，潮水已冲了进来。
当时，一千五百多个社员立即出动，垫下了一千多只草包，抢救了三百多处险堤，保证了生命财产的安全。
台风暴雨过后，立刻进行排涝，抢救出二万五千多亩被淹土地，减少了损失。
说起合作社在抗灾方面的生动事实，真是说不完的。
正因为全区实现了合作化，所以当第1次台风警报发出来的时候，全区三十万亩没有收割的早稻，一两天功夫就抢收了二十万亩，减少了损失，使人们在重灾之后还能安居乐业。
南汇县泥城乡第三社七队队长朱根祥，1949年受到台风灾害，全家讨饭逃荒；
今年遇到四次台风，仍然衣食不愁。
他体会深刻地说：
“没有合作化，今年还要讨饭逃荒。”
大家普遍反映：
只有合作社“天不怕，地不怕，风来能挡，雨来能遮”，怎么能怀疑它的优越性呢？
大家还体会到合作社是今年改变耕作制度成功的基础。
今年全区由于改变耕作制度，增产六千多万斤粮食。
特别是第1年推广双季稻获得成功，为今后继续推广提供了实际的经验。
奉贤县沙庙乡双季稻获得全面丰收，社干部李桂祥自豪地说：
“子子孙孙多吃了粮食，都要想起合作社的功劳。
没有合作社，那会种得成这么多双季稻？”
就是在双季稻推广过多，出了毛病的地方，在讨论当中，大家也认识到这不是合作社本身的问题，而是主观主义的错误造成的。
至于合作化以后，因为生产门路多，各种劳力能各施所长；
因为劳力集中使用，能实行精耕细作，等等好处，大家在讨论当中举出的生动事实就更多了。
经过讨论，原来认为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干部都自觉地进行了自我批评。
于是，对合作社的看法统一了，走合作化道路的决心也坚定了。
算一算国家对农业的支援
当然，获得增产成绩的原因，还在于国家的大力支持。
今年松江地区国家对农民的援助，仅贷款一项就比去年增加两倍多；
每次受灾后还陆续拨出救济费安置灾民。
各县都通过算账的办法，帮助大家认识工农联盟和国家援助对农业生产的重大作用，使大家能够正确对待国家的利益。
新建乡新新社今春有一百亩低洼田，小麦遭到连日大雨，麦穗发黄，预计每亩只能收三十斤。
幸亏供销社及时供应了六百斤肥田粉；
追肥以后，麦穗还青，每亩收到一百斤。
棉花受灾后，也由于国家及时供应肥田粉和“二二三”乳剂，才挽救过来，每亩收到八十斤。
社长高凤鸣算账以后说：
“工业支援农业，只这两项，就使我们社里增加收入一千多元。
没有工业支援，不要说坐在这里开会，连吃的也发愁了！”
川沙县唐家乡的干部算了一笔因工业品价格降低所得的好处的账。
全社今年用“二二三”乳剂四百瓶，每瓶价格比去年低三角七分，共低一百四十八元；
“六六六”药粉共用六百斤，每斤价格比去年低一角五分，共低九十元；
肥田粉共用五千斤，每斤低五分，共低二百五十元；
喷雾器去年每架二十元八角，今年十七元一角，全社买六架，便宜二十二元二角。
全社光是农用药械降价一项，就得到五百一十多元的好处。
经过算账，大家进一步体会到国家工业化和农民的深切关系。
许多人说：
国家征收公粮，统购余粮，是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农业支援工业是明里去，工业支援农业是暗里来”，不认真算账就看不见。
许多人自觉地检讨了只顾社和社员利益、不顾国家利益的错误思想，提高了支援国家建设的观念。
嘉定县娄塘镇农业社主任宗根生来开会前只想还一半预购定金，算了账以后说：
“借了国家的大家都不还，一个柴堆两头拔，叫国家怎样建设呢？”
川沙县有四十四个社原来留粮超过应留口粮的标准，经过讨论以后，都作了检讨，表示要节约粮食支援国家建设，支援灾区。
具体问题具体解决
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以后，到会干部的思想问题一般都解决了。
但是还有少数干部认为：
道理是对的，成绩是大的，就是有些实际问题不好解决。
他们提出来的实际问题主要有三个：
一是今年劳动日报酬低了，收入分配不及去年多了，不好向社员交代；
二是超支户怎么办？
三是有些增产社的粮食过去已经多分多用了，怎么办？
对于第1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各县启发大家算三笔账：
一算农副业增产和已分到手的收入的账，二算总工分增加了多少的账，三算副业生产、公共积累、基本建设等方面的家底账。
宝山县干部算了社员 分到手的和社的家底账以后，看到不少社实际比去年增加收入和增加了积累，情绪又高了，普遍反映：
万事起头难，今年第1年当大家，家当大，眼前手头紧一点，明年就省力了。
先苦后甜，肉烂在汁里，家当总归是我们的家当。
南汇县大团区团东乡第2队去年每个劳动日报酬为二元二角三分，今年降低为一元四角，社干部原来思想消极，但一算总工分账信心又高了。
去年做工四千七百个劳动日分，今年做了八千个劳动日分，总收入还比去年增加了七百一十九元。
对于第2个问题，会上经过讨论研究，决定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办法加以解决：
生活富裕并有副业收入的，动员归还；
有其他收入的动员按月归还；
一般困难户除给他们适当安排副业生产外，超支款可作为下年度预支；
最困难的在公益金中照顾。
对于第3个问题，主要说明按国家三定政策办事。
余粮社增产部分只增购40％，缺粮社用增产部分抵销所缺部分，但是如果过去确实已经耗费了，也可按实际情况少购一些粮或少抵销一点。
问题讲清楚以后，大家的顾虑完全消除了，都满怀信心地接受了秋收分配决算工作和粮食征、购、销任务。

合作化的道路又宽广又光荣
高级合作化以后农业社办得怎么样？
“合作化的道路又宽广又光荣”
吕鸿宾在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谈农民对农业合作社优越性的体会，指出“四紧”问题是前进中的暂时的问题，是能够解决的问题，在爱国农业社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新华社济南24日电
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莒县爱国农业社社长吕鸿宾，21日在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上讲述了农民心目中对于农业合作化优越性的体会，并且对目前若干农业社存在的粮、钱、烧草、饲草紧的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
吕鸿宾说，农业高级合作化以后，合作社办得怎样呢？
从我们社的实际情况和我视察看到的情形来说，办得还是好的。
许多农民都说：
“合作化了，穷根挖断了，走社会主义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当初，我们社社员也反映粮、钱、烧草、饲草紧，后来，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社的老社员们说，合作社没有三年穷日子，渡过了困难就好了。
合作化的道路，又大、又宽、又长、又光荣。
拿棍子打我们，也打不出去。
他说，合作社办得好，但是还有问题，也不能没有问题。
接着他分析了目前某些农业社发生“四紧”的原因。
他说，为什么说粮食紧呢？
什么粮食紧呢？
社员们的口粮，一般并不少，他们说紧，有许多原因。
合作化以前，农民种地，先打明年的谱，用什么种什么。
一户农民下一年要娶儿媳妇，这一年就打谱种点黍子、稷子、预备蒸一盘粘糕，媳妇踏着糕上床，叫做“步步登高”，图个吉利。
闺女要出门子，要炒十斤二十斤花生，这叫“长生果”。
婚丧嫁娶，每户农民都要准备几十斤小麦，招待亲戚朋友。
从这些用项，可以看出农民对粮食的需要是各种各样的。
合作化了，社里拟定种植计划的时候，没有打算这件事，因此分的口粮有一定的品种，不容易掉换，临时有个急需，也没有地方借贷。
这样一来，社员们就觉得紧了。
其实粮食紧，既不是合作化以后紧的，也不是实行统购统销以后紧的，以前就紧，比现在紧得多。
那时解决粮食紧的问题，就靠吃糠咽菜饿肚子；
农民没有粮食，没有人管。
现在，一部分社员说粮食紧，就找合作社，大家就都听见了，看到了。
看到很对，不分析可不对。
钱紧，在旧社会，有几家农民钱不紧呢？
不过，过去个体农民进钱的门路是多种多样的。
有的人又农又商，来钱方便点；
有的人没有办法了，向亲朋借贷；
来了客打二两酒，作衣服剪几尺布，要二斤棉花，可以向小挑上赊赊欠欠；
再没有办法，可以典当土地，借高利贷。
我过去就被迫着典当过土地。
有这么些进钱门路，钱就不紧吗？
还是紧，欠人家钱，年都没有法子过。
办起合作社，又是高级合作化，以及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之后，农民不能作生意了，供销合作社里赊不出东西来了，土地也不能典当了，高利贷没有了，亲朋借贷也少了，赌钱、叫街的更没有了。
加上开始办合作社没有经验，重视了农业生产，忽视了副业生产，把劳力限制得过死，这就必然发生了用钱的紧张问题。
可是，现在钱的紧张，和过去钱的紧张，也是大不相同的。
烧草为什么紧张呢？
过去农民也不是不缺草，不过可以设法解决，主要是秋后割山草，拔豆楂，搂树叶等。
现在，割了豆子就冬耕，豆楂不能拔了；
封山造林，保持水土，不能刨山草、扒山皮了；
种的地瓜（即甘薯）多了些，烧草也少了些。
烧草紧的原因，主要是合作社注意不够。
至于牲口饲草紧的问题，主要也是社里计划不周，管理不好。
有些社牲口多了，也是缺草的原因。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
吕鸿宾说，我们社这几年来采取了以下一些办法：
发展生产，粮食产量增加了，粮食紧的情况就从根本上解决了。
今年，我们社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每口人平均分到五百斤口粮（地瓜折粮在内），加上教育社员节约粮食，就没有人说粮食紧了。
为了满足社员们的特殊需要，社里适当地种植了一部分黍子、稷子等小杂粮，并且在分配的时候具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社里还留了一部分机动粮，用来在社员们有婚丧嫁娶或有病或生小孩的时候，按照规定的照顾办法加以掉换或补助。
解决钱紧的办法，是发展多种经济。
我们社有十八种较大型的由社统一经营的副业，社员还有多种家庭副业。
到目前为止，今年社里公共副业挣钱六万五千多元，大部分分给了社员 。
全社公私养猪二千五百多头，特别重视养母猪。
有的社员没钱买猪，社里借给他们本钱。
柴草和牲口饲草要靠社里计划周到和精打细算。
既要使社员有柴烧，又要使牲口有草吃。
今年，我们社公布全年分配方案的时候，把95％的柴草及时分给了社员。
夏收以后，就把社内的公养牲口全部分给社员，固定下来叫社员自放自养自管理，提出保膘的要求，规定报酬和奖励的办法，由社员牵到野外放牧。
实行这个办法以后，三个多月来节省了大批草料。
现在草料不缺乏，牲口长的都很健壮。
为了彻底解决柴草不足的困难，我们计划明年实行包草制度，作为包工包产的一项。
这样，柴草问题就会全部解决了。
吕鸿宾最后说，我觉得合作社是个大家庭，社员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
社里不论在生产、分配、管理等方面，都要既搞好集体的事业，又照顾社员的需要。
只要这样办，社就没有办不好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
在各地继续视察工作
在河南视察文物发掘工作和历史教学工作
据新华社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史学家尹达最近视察了郑州和开封两市的文物发掘工作和历史教学工作等情况。
尹达在同许多文物发掘工作人员接触中，了解到文物发掘工作和基本建设工作的相互配合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虽然有些单位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仍然有些单位对文物的发掘没有重视。
另外，由于目前工作人员缺少，干部忙于田野发掘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提高本身业务水平也是一个问题。
文物发掘工作人员向尹达提出，希望有关部门加强领导，组织参观，交流这方面的经验。
尹达在郑州还详细地视察了正在挖掘的商代古墙的遗迹和陶窑等工地，视察了工作队的仓库和工作室，研究了有关资料，对如何作好发掘工作和室内的整理工作，特别是如何作发掘报告等方面，提出了改进意见。
在开封视察期间，尹达为了便于接近群众，他住在开封师范学院里，白天举行小型座谈会，晚上和空闲时间个别地同教师们自由谈心，深入了解教师、特别是老教授们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等情况。
根据视察所了解的情况，尹达向这个学校的领导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发挥老教授的专长和积极性以及加强新老教师的团结等建议。
建议福建改进科学研究工作
据新华社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崇乐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黄农，22日就福建省科学研究工作向福建省副省长许亚等人提出意见和建议。
刘崇乐和黄农在视察中发现福建省各科学研究部门在拟订科学研究计划时互相联系不够，因此有些研究题目彼此雷同，浪费力量，有些部门未将主要力量放在迫切需要研究的方面，福建省防治血丝虫病比防治血吸虫病显得更加重要，但这方面的研究力量很薄弱。
甘蔗是福建重要农产品，但有关甘蔗的科学研究题目很少。
刘崇乐和黄农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他们建议福建省成立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的谘询性机构，来协调各科学研究部门的科学研究工作。
他们还建议有关部门应重视中级研究人员的培养提高工作和充分利用现有科学研究条件，将各图书馆现有书刊统一编成综合目录印发各科学研究部门，以便充分利用。
福建省副省长许亚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将仔细研究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来改进本省的科学研究工作。
对广西整理民族民间艺术提出改进意见
据新华社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音乐家马思聪21日结束了在广西省的视察工作。
临行前，他对广西省整理民族民间文艺工作，发表了一些意见。
马思聪对记者说：
广西省在整理各民族的民间音乐歌舞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马思聪接着说：
但是，在整理各民族的民间艺术时，千万不能凭主观想像来加工，以至损伤原有的独特风格。
马思聪举例说：
“捞虾舞”原是僮族的一个抒情气氛很浓的歌舞，但经过加工后，却失去了原有情调，有点像话剧场面了。
姑娘们学着京剧旦角妞妮害羞的表情，看不到僮族姑娘大方、爽朗的性格。
更奇怪的是：
自治州歌舞团演出的几个不同民族的歌舞音乐，节奏旋律都差不多。
拿芦笙舞来说，伴奏的音乐中，小提琴等乐器的声音遮盖了芦笙的声音，显得嘈杂，而且失去了原有风味。
马思聪最后对记者说：
我相信，广西省的文艺工作者在改进工作方法后将会发掘出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来。
对河北部分农村妇女同工不同酬等问题提出批评建议
据新华社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刘清扬、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金宝善在河北省的视察工作已经结束。
刘清扬代表在保定市视察了四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她了解到当地今年推广玉米、棉花密植和棉花早播种的结果，除少数地区较往年增加了产量以外，大部分地区都减产。
根据这一情况，她建议今后推广农业先进生产经验的时候，必须考虑当地的土壤、气候等具体条件，因地制宜，以免造成损失。
刘清扬还了解到农业社里有的生产队在安排劳动力和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方面还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她建议各农业社的负责人组织各生产队互相交流安排劳动力的经验，并且要经常检查各生产队执行男女同工同酬的情况。
金宝善委员在石家庄市视察了科学卫生工作。
他建议粪便转运站应当多设加盖的粪池，使粪便在池内能因长时间的储藏而发酵，肠寄生虫卵和伤寒、痢疾等疾病的细菌就会遭到破坏，粪便也具有更成熟的肥料价值。
金宝善还深入街道，了解居民处理垃圾和粪便的情况，并且视察了石家庄市工厂的医疗卫生情况。
他认为当地的医疗卫生机关对工厂中的粉尘和有毒气体等对人体的危害性的化验和研究不够。
他对这种情况提出了批评，并且希望有关机关加以改进。
在浙江同人民群众取得广泛的联系
据新华社讯
到浙江省视察工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童第周、赵忠尧、顾功叙、张曼筠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赵九章等，在视察过程中同各高等学校的负责人、科学家、教授、青年教师和各民主党派人士等进行了广泛联系。
在杭州和宁波等地曾经举行了很多次座谈会，听取意见。
代表和委员们在视察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时候，深入实验室同正在工作的教授、科学工作者交谈，征求他们的意见。
代表和委员们到浙江视察的消息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以后，人民群众纷纷写信表示欢迎他们，有的还在信上请求代表们帮助解决问题。
代表和委员们对这些来信都亲自一一作了答复。

制止这种挥霍国家资金的行为编辑同志：
11月28日，我们三位同志到驻在上海的中央血吸虫防治办公室谈工作，听到这个单位几位负责同志正在毫无顾虑地商讨如何突击花钱。
原来中央卫生部在南京的单位，1956年度购买房屋的三十三万元预算还没有用。
现在南京正有一幢房屋出卖，可是这个单位将要迁到上海来，没有再买房屋的必要。
如把钱拿到上海来用，按预算制度的规定，期限只有一个月，怎能用完呢？
在这个紧要关头，从南京赶来的那位负责同志想出一条妙计：
认为这一大笔钱若是花不了，就得上缴。
因此不如先把南京那幢可买的房屋买下来，把三十三万元预算用了，免致冻结上缴。
明年机关搬到上海来，再把南京那幢房屋出卖掉，拿钱到上海买房屋。
几位负责同志，都面带喜色地同意这位同志周到的计划，三十三万元预算，就这样得到了“安排”。
中央卫生部在上海的工作单位，现在的房屋够用不够用，我们不知道；
需要不需要三十三万元买房屋，我们也是不知道，但听了这些同志的花钱计划不免令人惊讶。
难道这些负责同志不懂得应该严格执行国家的财经制度吗？
最近，党报上不只一次地揭发和批判年终突击花钱的错误，难道他们没有见到吗？
希望这个单位的负责同志解答一下。
中共中央上海局办公室　史子禄
× ××编辑同志：
随着年终将至，洛阳市人民委员会又在突击花钱了。
在11月，它们曾对基本建设工程结余的八十多万元作了“安排”；
但是，由于城市建设部门的宽打窄用，又节余七十多万元，为了贯彻领导意图，城市建设委员会在12月07日召集有关人员会议，讨论了这笔钱的开支：
一方面打“埋伏”，拨给市政工程处十八万元；
此外，把钱用于一些不必要地方。
如拿出十万元给友谊宾馆添购设备。
三年前，省政府调给市人民委员会中吉普车一辆，因不用，卖了二万二千元，这笔钱本应全部上缴，但刘秘书长却指示行政科要买卧车，并说：
“不管好坏，先买一部，不好，明年卖了再买，不然，到年底把款上缴了，就买不成啦！”
各部门在市人民委员会的影响下，也在积极的找花钱的窍门。
市防疫站把结余的一千六百多元，先斩后奏的擅自添购了自行车二辆，收音机一部。
这种现象是与二中全会增产节约的号召根本违背的。
我们建议上级机关应该立即制止这种歪风。
不安

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各部门
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工作
新华社成都24日电
从今年01月到12月20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所属各单位共接到人民来信三万五千多件，接受来访一万三千多人次。
来信来访的数目都比去年多了一倍。
许多群众来信来访提出了关于生活、工作方面的要求，有的来信表示了对政府政策的一些看法，还有很大一部分来信揭发了一些部门和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铺张浪费现象，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各单位对人民来信来访中提出的问题，大多都经过调查研究以后进行了处理，或转给有关部门研究处理。
需要答复的，一般也作了答复。
今年03月间，汉源县唐家乡一些干部因为有强迫命令作风被一些人检举，被检举的干部就诬告检举的群众是“反革命集团”。
这件事情经过省人民委员会根据许多群众来信组织有关部门调查清楚了，并进行了妥善处理，群众都表示很满意。

回到自己家乡的人
本报记者　钦达木尼
从包头新市区西去，就是乌拉山。
乌拉山长约三百里，高而又陡，层层叠叠，巍然峙立。
山的附近是一个傍山望水的大平滩，这便是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乌拉特前旗。
在三、四十年前，乌拉特前旗的蒙古族人民就在这个广大的水草丰美的大平滩上，沿着黄河岸边游牧。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旗的东部，他们全部被赶到山里去了。
从那时起，失掉了丰美的牧场的蒙古族人，就在荒山里过着苦难的日子。
解放后，这些被迫上山的人们，有少数从山上走下来，政府给他们辟出了足够的牧场。
从1950年起山上的人开始大批下山，现在除少数人外，绝大部分人都下山了。
全旗共有三千多人，下山后都沿着乌拉山麓安家了。
现在，当你走到乌拉山下时，不但可以看到蒙古族人民在自己往日的牧场上自由地放牧，而且也可以看到他们和汉族农民怎样亲密团结建设他们美好的生活。
这里的牧民有90％以上都合作化了，有一部分牧民还和汉族农民共同建立了十个蒙汉民族联合社。
我最近访问的和顺庄蒙汉团结社就是其中之一。
该社是由五十户组成，有十九户蒙古族社员。
当我到蒙古族副主任巴荣家里访问时，有几个人正在收拾刚打下来的新麦子，我用蒙古人的礼节向他们问好时，他们呆呆地注视着我不说话，原来他们不是蒙古人，是汉人，屋里住的才是蒙古人。
这时从屋里走出一个老太太把我请到屋里。
老太太叫额喜玛，六十来岁，是巴荣的岳母。
她的男人叫玛希，在合作社里放牲畜。
老太太告诉我说：
“我们家里劳动力少，外边是我们社里的汉族社员们帮助我们收拾麦子。”
老太太还说：
“我们许多重活都要靠汉族社员给我们帮忙哩。”
老太太讲了很多过去的事情：
“我们被迫上山的时候，山里连个住处都没有，有的住在山洞里，有的住在勉强用石头盖起的‘房子’里，到了晚间冻得不能睡觉，就升起了篝火，大家围绕着篝火度过那些寒冷的冬夜。
唉，那些夜晚是多么长呀！”
不过就是在这样一些困苦的年代里，蒙古族和汉族劳动人民之间却仍然是息息相关的。
当时，牧民每到秋天就偷偷地跑下山来，汉族农民在前面进行收割，他们跟在后面拣穗子。
蒙古族人了解到汉族农民需要木材，到了晚间偷偷地运了一点木材放到山脚下，第2天晚间汉族老乡来运木材时，在拿去木材的地方放上一点粮食。
蒙古族和汉族人民就这样地度过了那个岁月。
现在的两个社副主任巴荣（蒙古族）和张金才（汉族）的友谊就是在那个时候结下来的。
解放后，蒙古族人刚下山来时，正像他们刚上山时一样，首先感到困难的是没有房子。
于是汉族群众就帮助他们造房子。
巴荣根本连房子也盖不起，由于张金才的帮助，也盖起了两间房子。
几年来，这些饱受辛酸的蒙古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道，努力建设自己美满幸福的家园。
今年由于秋旱，和顺庄蒙汉团结社的收成并不算太好。
但是，在这一年里，通过各种具体事实，使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蒙古族和汉族人民团结互助的好处，他们充分享受到了这种好处。
这种好处不仅是对蒙古族牧民有利，对汉族农民也同样有利。
蒙古族和汉族人民联合办社以后，他们内部进行了分工，除个别种过庄稼的蒙古族社员外，一般的蒙古族社员都进行放牧，牲畜统一经管，这种分工不但解决了过去的农牧矛盾，而且也给社员们带来了许多好处。
联合办社以前，蒙古族群众因牲畜少，光靠牲畜还不能过活，所以多少也必需种一点地。
可是他们既没有种地经验，又缺乏必要的劳动人手，顾此失彼，结果哪一样也弄不好。
汉族农民过去也有些散畜，但因为他们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农业上，因此牲畜总不见增长，幼畜的成活率不到50％。
今年联合办社，牲畜由合作社统一经管以来，这些情况都有了很大改变。
过去在汉族农民的家里，人们是很难看到炕上有毡子的，可是你现在到和顺庄团结社去看一下吧，无论你走到任何一家农民家里，都可以看到他们铺着洁白的毡子，这是合作社今年用蒙古族社员生产的羊毛新做的毡子。
蒙古族社员的羊毛不仅给汉族社员解决了炕上铺的毡子，也解决了今年汉族社员的夏季服装。
羊粪还可以做肥料，今年联合办社以后就施了二千多车粪，而施肥在这里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夏季里，牧民们为了移场放牧，就把牲畜赶到山里去，农民生产的蔬菜瓜果源源不断地送到山里去，而农民呢，也可以吃到各种奶食品了。
有一次，汉族农民段岐荣跟我谈到这些好处时，他说：
“我们汉人过去从来没有吃过黄油，只是看着人家吃，可是今年我们也都吃到了！”
语气里充满着一种自豪，我想这种自豪正是蒙古族和汉族人民团结互助的珍贵的果实。

中缅两国边境人民联欢大会12月16日在芒市举行。
图为吴巴瑞总理和周恩来总理在联欢大会上。
新华社记者　刘庆瑞摄
缅甸联邦吴巴瑞总理在大会上讲话。
新华社记者　王传国摄

推和压
南人
有了官僚主义作风，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检查、批判和克服。
但是有些人却不是如此，而是采用“推”和“压”的方法，想一推一压了事。
要是真能够一推一压了事的话，愿天下有官僚主义的人，都来采用这个方法。
用这个方法来解决官僚主义问题，既不要进行激烈的痛苦的思想斗争，又不要改变自己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和生活方式。
这真是省事得多，轻松得多。
事实恰恰不是如此，“推”和“压”的方法，不但不能克服官僚主义，而且发展了官僚主义。
“推”和“压”，就是官僚主义地处理问题的方法之一。
这有事实为证：
据人民日报（12月15日）报道，中共广东花县县委，就因为采用了“推”的方法，除了原来的不了解下情，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作风外，又增加了一种官僚主义作风，这就是工作中发生了错误，不能大胆承认，而把错误责任推在下级干部身上。
中共山西沁县县委农村工作部采用另一种“推”的方法，因为不大了解下情，少数合作社中限制社员活动过多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
但是更严重的问题还在这里，当新店乡合作社社员魏小员揭发并要求处理这个问题时，农村工作部的答复是：
请你村支部书记解决吧！
把这件事情就推给当事人之一去处理。
“压”，不仅仅一般地发展了官僚主义，而且使问题的性质起了变化。
上海市税务局蓬莱分局领导上，不了解下情，提拔了一个不应提拔的干部，因此全局80％—90％干部提出了反对意见。
分局监察科担任通讯工作的共产党员房志远，向上级如实地反映了这个情况。
按理，分局的负责人应当立即调查、处理这件事情。
而分局局长、共产党员高耘樵却不是如此，先在分局局务扩大会议上把监察科批评一顿，继而要人事科把房志远调离分局，“下去改造”。
房志远提出不同意见时，高耘樵就说：
“不准你讲话！”
并且对房志远进行威胁：
“明天在全体党员会上搞你，在群众大会上搞你！
看你怎么样？
你到市局去告也好，到市委去告也好，到中央去告也好！”
在高耘樵想：
这样一来，就把自己的官僚主义掩盖得一干二净。
其实，暴露了高耘樵的官僚主义的严重性，他已够得上叫官僚主义分子。
上述事实还说明了：
“推”和“压”的目的虽然都是想掩盖自己的官僚主义，但是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
前者主要是对自身上的官僚主义作风认识不清，所以“推”出去不肯承认。
花县县委就因为没有认识到自己所作的全县在4月05日前割完春收小麦的决定是错误的，在个别地区发生错误时，以为这是执行决定中的问题，不是决定本身的问题。
后者就不同，已涉及到思想品质问题。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任何人对批评应抱的态度。
有官僚主义的人，对批评更应抱欢迎的态度。
高耘樵明明有官僚主义，但是不许别人揭露，别人揭露以后，就采取压制、报复的手段。
在高耘樵身上，已很难嗅到共产党员的气味了。
奉告一切有官僚主义作风的人，还是老老实实地进行检查、批判，并努力克服吧。

美国顾问在台湾
聂智威
编者按　本文作者聂智威（聂毓吾），原是蒋军八十一师二四三团三营重兵器连的中尉副连长。
今年06月30日黎明前，他冒着生命危险从大担岛泅水到达厦门岛，受到人民解放军官兵的热烈欢迎。
现在，他把他在蒋军部队里的见闻，写成了两篇文章：
“美国顾问在台湾”“在蒋军部队里”，在本报今明两日的第4版上陆续发表。
我是今年06月底从台湾回到大陆的。
我原是蒋军军官，而且从1948年起，就一直住在台湾本岛。
几年来，我亲眼看着美国人一批一批地来到台湾，也亲自尝受过美国“顾问”的苦头。
美国人在台湾以“顾问”姿态出现，控制着台湾的各个机构。
被控制得最紧的要算是军队了。
由美国人控制军队的事实，可以反映出它对整个台湾的奴役情况。
美国人的手段是很阴险毒辣的。
它掌握蒋军部队不是用“一把抓”的办法——那样将会引起部队的反美情绪，而是采取“分期控制”、“步步加紧”的办法。
美国人对蒋军的控制可分为三个时期。
1950年到1952年，他们是在上层机构活动，顶多是到军或师级为止，仅仅干涉一些高级事务，如政策、计划等。
1952年到1954年这一时期，“顾问”的魔掌就伸展到了排级，干涉范围扩大到生活环境、教育内容、训练课目、演习计划等，连修一个小型射击靶场也都要经过“顾问”的批准。
随着美国“顾问”权力的扩大，蒋军官兵的反美情绪有了增长，这使得美国人大伤脑筋，他们不得不向蒋介石及伪国防部致备忘录，“请制止贵管部队部分军官所采取与顾问不合作的错误态度”。
美国“顾问”中有军官，也有士兵，不论是军官顾问或士兵顾问，都很骄傲自大。
他们都是“对”的，我们什么都不行；
样样都要从新改变，变成美国的样子。
凡是有血性、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怎么能忍受得了呢？
于是在各级军官中普遍燃起了“反顾问”的情绪。
大家都有这样的看法：
“佬美这一套并没有特别好的值得学习”。
有很多军官有时就同顾问当面争吵起来。
士兵也同样对“顾问”不感兴趣，“顾问”一来，他们就在背地里咒骂。
国防部发觉了这种严重形势，就赶快颁发命令，并转下蒋介石的手令，大意是说：
“近查各部队，有少数军官不了解中美合作之关系，及顾问到部队之真正意义，致时有对顾问不合作、不礼貌之事件发生，亟应加以纠正。
各级军官必须与顾问密切合作，接受顾问的建议，即建议有不合理时，也不能当面提出辩论。
不论顾问阶级大小，或官或兵，都应一律向他们表示尊敬。
若有对顾问不礼貌者，各级主官须严加制止，并按情节轻重予以处罚。
以后举凡训练、演习，均应以颁发之翻译美军操典为准”。
总政治部也不断发下工作指示，严令制止这类事件，但蒋军官兵同美国顾问的争执照样发生。
我的一位姓郑的同学是蒋军排长，就是因为同顾问争执而被记了一次大过，他气愤之下就退役了。
从1954年开始，蒋军部队基本上都操纵在美国人手里了。
他们的干涉扩大到“人事”“情报”“训练”“作战”“补给”，就是在金门、马祖修碉堡，也都得“顾问”同意。
由于长时间的压制，蒋军官兵对美国“顾问”的不满，渐渐由表面冲突转到内心的愤怒。
这种闷在肚子里的怒气，遇有机会就会发作出来。
美国人在台湾的野兽生活，也是十分可恶的。
他们住的是最好的地区和最好的房子，过着奢侈淫荡的生活。
在大街上，他们拥抱着台湾姑娘招摇过市。
那种丑态，实在不是我们有着传统道德观念的中国人可以看得过去的。
美国人好喝酒，而多数是喝了必醉，醉了就乱来。
不管在哪里，他们碰到妇女就乱拉乱扯，听说在基隆，就有女学生被他们强奸了。
美国人还有一个玩的花样，就是一手抱着女人，一手开汽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时常轧死行人。
1953年的一天，我亲眼看见一个“顾问”开着快车轧死一个将近十岁的小孩。
当警察走过来时，他说赔钱好了，留下一个地址，开车就走。
当时围观的老百姓无不气愤，有些人喊，“一命抵一命”，“让美国鬼子滚回去！”
美国人在台湾的横暴行为，简直叫人不能忍受。
我为什么要回到大陆，就是不愿受美国佬的气，不愿替美帝国主义做走狗，所以才不顾一切，冒着生命的危险，投到祖国的怀抱。
（附图片）
美军的“自由世界”　苗地

肯定成绩　揭发缺点
甘肃全面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
本报兰州24日电
根据中央发出的关于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指示和计划，甘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都普遍进行了检查。
甘肃省是个多民族的省份，除汉族以外，还有回族、藏族、蒙古族、东乡族、土族、裕固族、保安族、撒拉族、满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十一个民族，约占全省总人口11.4％。
从这次检查中看，几年来党和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已有显著成绩，如建立了甘南藏族自治州、吴忠、临夏、固原三个回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等七个自治县。
在这些地区已经培养选拔了少数民族干部一万零四百五十多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二百二十六人）；
发展党员一万五千四百九十多人。
少数民族农业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也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90％的农户加入了农业社。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卫生事业也都有很大的发展。
在检查中也揭发批判了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各种表现。
比如，在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有些机关的汉族干部在工作上包办代替不尊重不信任少数民族干部，使少数民族干部有职无权。
天祝藏族自治县四个正副县长，其中有三个当地民族县长没事做，觉得难过，而一个汉族副县长却每天忙不过来。
有一些汉族干部不尊重甚至侵犯少数民族干部的职权。
如天祝藏族自治县一个党的区委书记（汉族干部）和一个乡长说：
“以后请示什么问题必须得和我商量，区长（是少数民族干部）决定不了什么问题”。
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中共东乡县委会二十二个县委委员中，到现在，东乡族的委员仅有三人。
天祝藏族自治县供销社很早就缺十个干部，但却不愿吸收当地民族干部，而等待上级派有文化的外来干部。
有的汉族领导干部在对待少数民族干部时，往往以不懂业务不会算盘、文化不高甚至以穿衣服不顺眼去挑剔他们。
东乡族自治县百和岘乡今年在普选中选出了一名东乡族女乡长，县领导机关却不给批准。
许多少数民族干部迫切要求入党入团，但有些地区的党团组织却不愿多接近他们；
不少参加了党团的少数民族同志得不到党团组织的经常和及时的帮助教育。
还有的地区的领导机关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特点不够尊重和照顾。
如敦煌县在今年安置河南三门峡水库区移民时，对大多数汉族移民安置得很好，却忽视了对少数回族移民的安置，结果引起一些回族移民很大的不满。
有的领导干部认为要照顾或讲究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就是宗教意识浓厚的表现，甚至认为是政治上的落后的表现。
因此就不去认真解决少数民族或民族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实际问题。
如兰州市百货公司领导上经常不照顾回族干部的工作和生活，而当他们提出意见时，领导上反而认为他们故意和领导上为难。
发生这些缺点的主要原因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后，部分干部产生了居功骄傲盲目自满情绪。
他们只看到了工作中的成绩，忽视了工作中的缺点，既不认真研究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也不倾听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干部的意见，甚至还抱着一种“我是来扶持你们的”的错误观点，这样就在工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大汉族主义，违犯民族政策。
目前全省各地区对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尚未结束，多数地区和单位正在结合“八大”文件的学习，继续深入地细致地进行全面的检查。

不知羞耻为何物
英国掌玺大臣巴特勒最近在下院宣布：
英国政府准备为可耻的侵略埃及的战争颁发纪念章。
英国有句俗话说：
“即使是不怕犯罪的人有时也会害羞”；
但是，看起来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某些人物是不知羞耻为何物的。
英国和它的伙伴发动的侵略埃及的军事冒险，不但遭到全世界舆论的谴责，而且就在英国议会中也不乏人对着保守党政府大员的面孔高声喊出“丢脸”、“可耻”这一类的叫骂之声。
然而，艾登和他的同僚们不但不知悔祸和收敛，反而要颁发纪念章借以宣扬他们的丑行哩！
好像侵略埃及的战争给英国带来的不是耻辱，而是什么光采似的。
这真是笑骂由他笑骂，丑事我自为之。
但是，问题是被颁发给这种纪念章的英国侵略军的士兵和军官们，是不是会像艾登、巴特勒之流那样心安理得呢？
他们在佩戴着这种纪念章的时候，能够会不想起皇家军队对苏伊士运河的破坏，对塞得港的摧残，对埃及无辜人民的屠杀的种种暴行，并且对此能无疚于心吗？
英国的普通士兵曾在塞浦路斯拒绝出发侵略埃及，曾在塞得港拒绝执行屠杀埃及人民的命令，并且在一听到撤军的消息，就高兴万分。
这些士兵是不会希罕这种纪念章的。
那末，把它颁发给谁最为合适呢？
看起来最好还是挂在艾登和他的同僚们的胸前，来让人们一望就知道究竟是谁应该对这次可耻侵略行为负责。
（亚）

促进文化交流　加强亚洲团结
亚洲作家会议在新德里开幕
卡比尔希望为丰富亚洲总遗产作出贡献
中缅锡等国代表分别报告本国文学情况
新华社新德里24日电
亚洲作家会议23日上午在科学宫开幕。
印度著名作家、国会议员胡马云·卡比尔教授主持开幕仪式。
以茅盾为首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和缅甸、锡兰、印度、日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尼泊尔、巴基斯坦、叙利亚、伊朗、埃及、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等国家的二百位代表出席了会议。
苏联代表尚在来印途中。
卡比尔的欢迎词
卡比尔在向代表们致欢迎词的时候说，在这个时候召开亚洲作家会议是很有意义的。
他说，今天，亚洲的作家们在平等、自由和兄弟的关系上聚会一堂，亚洲精神的新的复兴使得会议的意义更加重要。
卡比尔希望亚洲作家们将尽一切努力对丰富亚洲的总遗产作出贡献。
在开幕仪式上讲话的还有各国代表团团长以及澳大利亚、英国、危地马拉、匈牙利、罗马尼亚、瑞典、美国和芬兰等国家的观察员。
茅盾的讲话
茅盾在讲话中祝贺这次会议的召开，他说，新的亚洲已经像巨人一样站立了起来，出现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
亚洲人民希望在潘查希拉的基础上促进所有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发展文化交流，并且努力增进人类的幸福。
茅盾说，我们深信，亚洲作家的愿望是与各国人民的愿望相同的。
他最后表示：
中国的作家们将尽一切力量求得亚洲作家会议的胜利成功，并且为亚洲及全世界的作家的团结而努力。
吴登佩密的讲话
缅甸代表团团长吴登佩密说，参加这次会议的亚洲作家们必须本着亚洲团结和无差别地尊重和重视各种文化的精神来正视他们的问题。
他在结束他的发言的时候，高呼通过亚洲的团结来谋求世界和平！
艾哈迈德·费兹的讲话
代表们热烈欢迎巴基斯坦代表团团长艾哈迈德·费兹的发言。
费兹说，和平和自由是绝大多数亚洲人民以及亚洲作家们心灵深处的愿望。
他说，亚洲作家必须首先自己团结起来，他们才能为自由和和平这个伟大事业服务。
新华社新德里24日电
亚洲作家会议23日下午在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茅盾的主持下举行了全体会议。
阿南德的报告
大会秘书长穆尔克·拉志·阿南德代表秘书处向大会作了报告。
他说，亚洲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在过去几年中已经获得了加强，可是语言的障碍和亚洲作家之间接触的不够仍然深深为人所感觉得到，因此这次会议的意义是重大的。
他希望这次会议的讨论将会扩大亚洲作家们的视野，扩大正在兴起的亚洲的视野。
会上，茅盾提出了关于对印度政府和印度朋友们在会议筹备期间给予会议的支持表示感谢的动议。
这个动议受到了会议厅全体代表们的欢呼。
中国代表的报告
全体会议还听取了茅盾关于“今天的中国文学”的报告。
他指出：
中国文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珍视民族传统，包括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内。
茅盾在报告中追述了中国文学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历史。
他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特点。
首先，中国作家们同生活有了比以前更加广泛的接触，这就使他们能够真实地写出社会的变革，写出同人民生活直接有关的作品。
业余作家也空前积极。
茅盾还谈到在中国翻译出的大量印度、日本和其他欧亚国家的文学作品。
在谈到中国文学的缺点的时候，茅盾说，它的水平仍然有很多可以提高的余地，大多数新作品的主题谈到战争、农业和工业建设，但是忽视了人民生活的其他方面。
他最后说，中国作家今天的口号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毫无疑问，这将有助于我们的新文学进步。
缅甸、锡兰代表的报告
缅甸代表团的德贡达耶和锡兰代表团的加雅蒂拉卡分别在会上作了关于缅甸和锡兰文学情况的报告。
德贡达耶指出，殖民统治对缅甸文学有很大影响，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受到了阻挠”。
保存了缅甸文化遗产的是佛教寺院，1938-39年的民族运动和总罢工。
这次民族运动和总罢工证明是缅甸文化革命的转捩点。
德贡达耶说，缅甸文学目前面临的两个问题是艺术标准和通俗化。
西方的商业主义和惊险小说的影响仍然存在。
缅甸读者的范围仍然是很狭窄的。
他说：
“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人民的一般教育的提高，而教育问题非常需要国家的紧急而大量的援助。”
锡兰的加雅蒂拉卡在报告中谈到外国统治的影响时说，“希望一个处在外国束缚下将近四百年的国家产生现代文学是不公平的”。
加雅蒂拉卡说，在过去五十年中，锡兰文学中有了新的方面，这些新方面是小说，短篇小说，剧本，叙事诗和文学批评。

华盛顿发出的贺年片　吴耘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号召人民协助政府解决苏门答腊事件
巩固团结警惕荷兰和美国的干预
新华社雅加达24日电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治局今天发表声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协助政府解决中苏门答腊和北苏门答腊事件，坚决反对侯赛尼和西姆波朗的反民主、反宪法的行动。
声明指出，中苏门答腊和北苏门答腊事件是卢比斯上校抢夺政权计划的实施形式之一。
卢比斯等在夺取中央政权以成立中央军政府的行动失败之后，又在反动的政治力量的支持下企图并且已经实行夺取地方政权，进而成立地方军政府。
声明认为，这些行动是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一部分领袖导演的，其目的在于推翻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而成立反民主的政府。
由于出现了像在中苏门答腊和北苏门答腊那样的地方军政府，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一部分领袖将借此来逼迫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和最高统帅部顺从他们。
声明指出，反对殖民主义的政策和反对“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军”反动匪帮的政策，必须同反对国内反民主和反人民的军阀的行动配合起来。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呼吁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国家权力机构对叛变者所制造的不正常情势迅速地采取相应的步骤。
声明说，政府采取迅速和正确的步骤是完全符合为国会所同意的政府纲领的。
声明最后号召巩固国内一切民主力量的团结，反对分裂，警惕荷兰殖民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者的干预。

印度尼西亚第1军区许多官兵反对叛变
参谋长联席会议斥西姆波朗违反国法军纪
新华社雅加达24日电
据今天报纸报道，第1军区有许多官兵不同意西姆波朗发动的政变。
原属西姆波朗指挥的第1步兵团团长加鲁少校和第2步兵团团长瓦哈布·马克慕尔中校已经表示要继续支持中央政府，而不赞成西姆波朗的行为。
占碑当局也不赞成雄牛师的政变。
据“独立报”报道，西姆波朗预定在今天同亚齐地区的“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军”首领多德·贝鲁会晤。
印度尼西亚内阁已经在22日决定把西姆波朗暂时免职，他的职务将由贾明·京廷中校接管。
如后者因环境关系不能接管，这项任务将由第2步兵团长瓦哈布·马克慕尔来执行。
今天报纸消息指出，雄牛师在中苏门答腊的作法和西姆波朗在北苏门答腊的作法有许多不同。
雄牛师退伍军人在“接收”中苏门答腊政权后还派人到首都雅加达和中央政府联系。
雅加达和巴东、武吉丁宜的交通还保持正常。
但是，北苏门答腊地区却断绝了交通联系。
“独立报”还报道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决定以坚决行动来对付北苏门答腊的暴动行为。
西姆波朗的行为继续受到首都舆论的指责。
但是，“指南针报”和“大印度尼西亚报”不赞成政府对西姆波朗采取坚决措施。
另据“印度尼西亚新闻”消息，有些政界人士要求哈达出来“调停”，这个意见可能在内阁中被提出，并且有人已就这件事情和哈达磋商。
新华社雅加达24日电
印度尼西亚参谋长联席会议今天发表公告说，第1军区司令西姆波朗脱离中央政府的行动，是不符合国家和军事原则的。
签署这个公告的是印度尼西亚陆、海、空三军的参谋长。
公告说，武装部队有责任改善国家情况，但是，必须遵守军纪，武装部队不能为任何政治情况所动摇。
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目前的武装部队和国家的情势是对印度尼西亚军人的一种考验，看大家能继续坚持印度尼西亚建国五基（即神道、民族主义、人道主义、社会公道和民主）和军人认识到何种程度。

印度尼西亚退伍军人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据新华社雅加达24日电
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22日晚在印度尼西亚退伍军人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说，目前民主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完整受到一些违反国法的行动的危害和威胁。
他说，政府的缺点和错误不应被任何人当作采取违法行动的借口。
政府充分了解现在人民的困难和愿望，并且正在竭力加以克服和给以满足。
苏加诺总统也讲了话，他号召所有退伍军人抛弃党派利益，组织一个全国性的退伍军人组织。

在捷全国各州和中央的人民委员会代表会议上
西罗基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任务
首要的任务是要使一切建设问题都取决于劳动人民的利益并且依靠劳动人民积极参加。
其次是要提高革命工会运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第3是要普遍地提高人民代表机构的作用，加强和扩大它们的活动。
新华社布拉格24日电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西罗基在12月21日和22日召开的全国各州和中央的人民委员会的代表会议上作了报告。
西罗基说，自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举行以来已经有六个月了，代表会议所提出的关于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指示，如缩短工作时间、改组社会保险、提高最低的优抚金、降低零售价格等已经实现了。
代表会议关于巩固社会主义法制的指示也执行了。
在实行各个部职权和责任的分权方面和进一步发挥人民委员会的作用方面，已经产生了一系列良好的效果。
例如，领导企业的各部和其他机关的工作人员的人数已经减少了一万二千八百多人。
西罗基强调指出，劳动人民能够经常地积极地直接参加国家的领导和管理工作，正是由于人民民主国家的本质所决定的。
他说，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具有广泛的阶级基础，这基础是建筑在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人民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和为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广泛的民主权利之上的。
西罗基接着说，要有效地实现捷共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和指示，主要问题是要在地方分权和劳动人民更加积极参加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上，提高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领导水平。
捷共中央最近一次会议上重申这个指示的正确性。
西罗基说，捷共中央分析了当前的国际情势，分析了不久前在波兰和匈牙利所发生的事件以后，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提出了在捷克斯洛伐克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任务。
这是巩固人民民主制度的最可靠的方法。
西罗基在谈到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任务时说，首要的任务是要始终如一地实现列宁主义的原则，这个原则表明，一切建设问题都应取决于劳动人民的利益并且依靠劳动人民的积极参加。
其次是要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提高革命工会运动的作用，主要是提高工厂基层组织的作用。
要提高革命工会运动的作用，捷克斯洛伐克必须遵从自己的条件、自己的需要和经验，考虑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是具有高度发展的水平，并且只有在全国计划的基础上才可能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西罗基说，在这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工会组织方面和企业经理方面更好地行使它们拥有的广泛的权利。
我们在这里所依据的是列宁的原则，即：
必须进行集体讨论，而由一人负责。
第3个主要的任务是：
普遍地提高选出来的人民代表机构的作用，加强和扩大它们的活动。
国民议会和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应当更加积极地发展各方面的活动，摆脱各种形式地讨论问题的因素，更加加强监督方面和组织—政治方面的工作。
西罗基着重分析了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和介绍了将在明年05月举行的人民委员会选举的筹备工作。
西罗基谈到了选举筹备工作期间的当前国际局势。
他说，国际帝国主义竭尽全力，想使国际紧张局势加剧，以便重新煽起“冷战”。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委员会的选举将在我国人民为反对国际局势尖锐化，争取巩固和平和争取缓和紧张局势而斗争的标志下进行。
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一致，使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恶化，损害苏联的国际威信。
近来，敌人也千方百计地力图在我们共和国引起不安，削弱党、政府和人民的团结一致以及破坏我国的工农政权。
在人民委员会的选举中，我国全体人民将给予这种阴谋以坚决的反击。
我国人民将表示这种坚决的意志：
要保卫和继续加强自己的社会主义成果，要保卫和加强同自己的同盟者、首先是同苏联的牢不可破的团结，要保卫和继续巩固自由和独立、安全与和平。

尼赫鲁离加拿大前往伦敦
行前就国际问题发表电视谈话
据新华社24日讯
渥太华消息：
印度总理尼赫鲁结束了在加拿大的两天访问，于23日下午乘飞机前往伦敦，他在那里将同英国首相艾登举行会谈。
据新华社24日讯
渥太华消息：
印度总理尼赫鲁23日说：
在阿尔及利亚的事情“比匈牙利的事情还要糟糕。”
他说他早就在等待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作出某种表示”。
尼赫鲁在加拿大广播公司发表的电视谈话中还说，向改进中东局势方向前进的最重要的步骤应该首先是清理苏伊士运河，其次是决定运河的前途。
他还认为，目前美国和苏联在裁军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很大的”。
现在应该在正确的方面采取步骤。
这些步骤包括废除所有的军事条约和联盟以及从外国基地撤退军队。
尼赫鲁主张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建立谅解。
并且希望这种谅解将能够增长起来。

德里市民集会
欢迎亚洲作家会议各国代表
新华社新德里24日电
德里市政委员会23日晚上在德里市政厅举行市民欢迎会，欢迎参加亚洲作家会议的各国代表。
德里市政委员会主席阿加瓦尔代表德里市民欢迎代表们说：
“亚洲作家聚首一堂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崇高的想法——是对复兴的亚洲充满希望的想法。
它也许会使两年前在万隆诞生的亚非国家的团结和潘查希拉具有新的含义和重要性。”
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茅盾在会上讲话的时候，感谢印度政府和德里市民的热情招待，并且转达了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的友好的感情。
他说，中印友谊是世界和平的保证。
我们的友谊是以潘查希拉为基础的。
中国作家同印度作家一起，一定要以他们的全付力量来争取亚洲以及世界的繁荣和和平。
缅甸、尼泊尔、日本、朝鲜、蒙古、越南的代表团团长和伊朗的纳菲西博士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们一致感谢德里市民对他们的热烈欢迎。

石桥谈新内阁施政方针
推行自主外交和积极经济政策
据新华社24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新任首相石桥湛山今天在组阁后的第1次记者招待会上说：
“自主外交和积极经济政策是（新内阁政策的）两个支柱”。
石桥谈到新内阁的外交政策时说，他的内阁将不改变同美国实行合作的方针，但是不采取向美国一边倒的方针。
关于同中国的关系，石桥表示要同美国进行协商，尽可能地促进同中国的经济关系，他并且表示希望联合国改变现在对中国的态度。
石桥还表示要同亚非国家实行技术合作，并且进行投资。
石桥说，他的内阁要尽早地同苏联开始举行缔结和约的谈判；
另外还要加紧调整日本同南朝鲜的关系。
在内政方面，这位首相说，他想争取在明年01月国会复会的时候编制好明年度的财政预算，他认为有必要实行减税。
石桥并且重申，他现在不打算解散众议院。
石桥说，今后在外交政策和重要的内政问题上，要预先同社会党商量。
他再次表示希望消除执政党内派系斗争，并且说除非到了需要的时候，不设置副首相和副总裁。
新任外务相岸信介在昨天晚上也发表谈话。
他说：
“日本所要推行的基本方针是，以联合国一员的资格，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他认为“必须进一步加强对美国的外交，以便建立合作关系。”
他说，对于中国，“主要是在经济和贸易方面采取积极的政策。
但是，我认为，立刻考虑建立外交上和政治上的关系还不是适当的”。
编者注　新任日本首相石桥湛山是东京附近的山梨县人，现年七十二岁。
1907年在早稻田大学哲学系毕业。
曾做过“每日新闻”记者。
1911年进入“东洋经济新报”社担任记者、主编等职，1939年任社长。
石桥以经济评论家著名，发表过许多有关日本经济和财政问题的著作。
战前，他还兼任内阁调查委员和企划参事等职。
战后，石桥加入自由党。
1946年任第1次吉田内阁大藏相。
1954年12月任第1次鸠山内阁通商产业相。
石桥是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发起人之一。
新任日本外务相岸信介是日本西部的山口县人，现年六十岁。
1920年毕业于前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
1940年，任商工省次官，第2年任东条内阁的商工大臣，1943年又改任国务大臣。
从1942年起就被提名为众议院议员候选人，到现在已当选五次。
战后岸信介加入自由党。
1954年11月他和鸠山、重光等人建立了民主党。
岸信介做过东洋纸浆公司董事长，并兼任日本钢材贸易公司董事长和日本化学工业公司监事。
他在这次出任石桥内阁外务相前，是自由民主党的干事长，在自由民主党内部拥有很大的实力。

“纽约时报”沉迷侵略政策
反对尼赫鲁的和平主张
据新华社24日讯
23日的“纽约时报”发表社论，把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关于取消军事集团和海外基地的建议说成是“幻想”，要他对美国的态度“不要误解”。
这家报纸说：
“尼赫鲁的促进和平、结束冷战和揭开铁幕的方案，归根到底总是坚持要我们废除我们所有的联盟，放弃我们所有的海外防御基地。”
“这一类想法，不管是多么理想，都只是空中楼阁。……从任何地区撤退外国军队，这是一个好主意。
但是，这也是幻想。”

评日本的政局
日本同苏联已经正式恢复邦交，接着日本便被联合国接纳为第80个会员国。
这是日本战后外交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日本民族反对美国的控制和争取独立斗争的一个重要的进展。
与此同时，鸠山内阁已于本月20日在日本人民强烈要求执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和执政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宣告辞职了。
自由民主党的新任总裁石桥湛山接替鸠山为日本的首相，并且已经组成了新内阁。
今后日本究竟走向何处去？
日本的政治动向究竟如何？
这是当前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这些年来，日本的政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一方面，美国和少数日本亲美派力图加紧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实行种种违反日本民族利益的反动政策，严重地威胁着日本各阶层人民的利益。
另一方面，日本民族越来越不能忍受处于被美国半占领的地位，日本人民要求摆脱美国控制、实行独立自主政策的斗争越来越广泛而深入，不仅在日本广大人民群众中间日益发展着普遍的反美情绪，而且在中、小资产阶级以至部分大资产阶级中间也逐渐增长着民族独立的要求。
美帝国主义同日本民族的矛盾，已成为当前日本政治生活中最主要和最现实的矛盾。
随着日美矛盾的发展，日本国内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主张采取独立政策的广泛爱国势力同日本少数亲美派之间的斗争，正日益尖锐化。
日本政府执行屈从美国、违背日本民族利益的反动政策，已经遭到日本广大爱国势力的日益强烈的不满和反抗。
1954年12月吉田内阁的被迫倒台，标志着吉田所执行的完全屈从美国的政策，已难以继续下去。
接着登台的鸠山内阁，在日本人民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的压力之下，不能不开始改变吉田内阁向美国一边倒的政策。
鸠山内阁经过二次改组，摇摇摆摆地走了崎岖曲折的道路，终于实现了恢复日苏邦交的诺言，同时也促进了同中国的某些来往。
但是鸠山内阁却更多地反映了日本某些大资产阶级集团对美国的依赖性。
它在美国及日本极端亲美派的压力下，把日苏谈判拖延了很长时间，并对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问题采取了消极态度，在对内政策方面则加速重新武装日本，压制日本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
这就不能不引起日本广大阶层的不满。
同时，在日苏复交问题上，鸠山又受到吉田派的攻击，保守党内部其他各派系也想夺取鸠山的领导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鸠山内阁在今年下半年就面临着倒台的危机。
后来只是由于鸠山对日苏复交问题转而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才暂时延缓了各方面倒阁的攻势。
日苏复交谈判完成后，保守党内部各派系争夺地位的斗争重又尖锐化起来。
社会党也准备在日本国会批准苏日复交后夺取政权。
鸠山在各方面的倒阁攻势中，终于被迫下台了。
新出任日本首相的石桥湛山，过去曾遭到美国占领当局的“整肃”，后来在鸠山内阁中担任通商产业相时，也不满美国对日本的控制，尤其不满美国对贸易的禁运限制。
在今年11月，他曾经反对美国限制日本棉织品输入美国市场的计划。
石桥上台前后，在他声明要保持同美国的友好关系的同时，也主张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以“调整日美关系”，并表示要同中苏发展贸易关系。
由此可见，从吉田内阁的倒台，鸠山内阁的危机到石桥内阁的成立，标志着倾向“独立自主”的势力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已经逐步加强起来。
这表现在日本外交上就是从向美国一边倒的政策转而同苏联恢复邦交，从1951年同美国签订安全保障条约进而到现在的要求修改这个不平等条约。
这个变化对日本政局的发展无疑具有深刻的影响。
在这次日本内阁的改组中，吉田派在美国的支持下，曾力图分裂保守党和重组亲美政府，但是这不但遭到各方的反对，而且也没有取得日本大财阀的积极支持，终于不得不宣告失败。
这一事实表明美国要扭转日本走向“独立自主”的历史车轮，倒回吉田的老路是愈来愈困难了。
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在石桥当选自由民主党总裁后，曾发表谈话，要求石桥修改过去政府所推行的追随美国的政策，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
他认为日本应该作出特别的努力，早日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并且同东南亚国家建立更加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他说，日本加入联合国之后，将对东西两大阵营起桥梁作用，并且在国际间的发言权也将得到扩大。
因此日本在外交上需要来一个大转变的时期已经到来。
社会党的这种呼声，是值得石桥内阁加以重视的。
日本人民不屈不挠地为独立、和平、民主和经济生活的改善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这是日本民族可以自豪的地方，这也是日本民族未来的希望！
日本人民为维护和平和独立的一切努力，将会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特别是中国人民的热烈同情和有力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及日本出卖民族利益的某些势力，正在继续采取各种反动措施，力图镇压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
忠诚维护日本民族利益的人士，对这种阴谋是不能不加以警惕的。
美国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对日本的控制和干涉，是当前日本民族的最大忧患。
正是由于美国的这种压力，石桥湛山在说明他的施政方针时，虽然一方面表示要“调整日美关系”，指出很多地方是需要美国“修正”的。
但在另一方面，他又要求美国消除对他的“误解”而忍受美国的限制，他声明“愿意以美国为领导者”，说“日本绝不会不顾自由国家而同共产党中国建立邦交”。
这种态度同过去的鸠山内阁并无显著的差别。
其实，关于扩展中日贸易和中日邦交的恢复问题，这完全是日本主权范围以内的事情，绝对不能容许美国来干涉。
美国看来很凶，实际上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它不仅不应当而且也无力来决定亚洲的事务。
作为亚洲大国之一，而且在历史上一直是独立的日本民族，不仅应当而且也可能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
只要日本政府真正执行符合日本民族利益的政策，得到日本全国人民的支持，美国干涉日本的阴谋就可以击败。
只要日本坚决同自己的邻邦苏联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就可以最有效地加强它同美国关系中的独立地位，就可以实现其独立自主的愿望。
这不仅符合日本整个民族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远东和世界的和平。
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一直主张根据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一切具有同样愿望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包括我们的邻邦日本在内。
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为了促进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曾主动地采取措施同日本解决贸易、侨民和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问题。
但是过去日本政府却没有做出相应的努力。
虽然中日关系在几年来由于中日人民的共同努力已有了一些改进，但还是很不够的。
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只要日本政府能够勇敢地执行符合自己民族利益的独立政策，那是不难逐步实现的。
石桥内阁在这一重要问题上是否能够排除一切困难，奉行符合日本民族利益和日本广大人民愿望的政策，这将是对石桥内阁的一个严重考验。

巴夫洛夫文章中几个名词的注释
萨马拉民主委员会
1918年，由于英法帝国主义的干涉，发生了苏联境内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
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一带的富农以及受到反动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欺骗的一些工人，立即发动叛乱，起来响应。
06月，在伏尔加河河畔成立了萨马拉民主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即所谓立宪会议议员委员会，是白卫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反动政府，在同年秋天被消灭。
喀琅施塔得暴动
喀琅施塔得是在列宁格勒附近的一个要塞。
喀琅施塔得暴动发生在1921年03月间。
当时苏维埃国家经过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国内战争，国民经济遭到很大的破坏，农民对余粮收集制产生了不满情绪。
阶级敌人利用了这种情况，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在喀琅施塔得，由于军舰水兵成分变坏，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薄弱，敌人乘机混入并占领了这个要塞。
但是，反革命叛乱很快便被英勇的红军镇压下去了。
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是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者的一种哲学理论。
改良主义者力图使工人相信，不必摧毁资本主义的基础、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和剥夺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只要采用办合作社、分红利等“阶级合作”的办法，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
于是，他们就伪装拥护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企图用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的理论来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
他们用庸俗的进化论（即认为运动是简单的增长过程，是缓慢的量的发展）来代替革命的辩证法，从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他们宣称科学的社会主义可以容忍唯心主义的哲学，企图从理论上解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武装。
因此，修正主义者是带着社会主义假面具来破坏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埃斯捷尔哈齐伯爵埃斯捷尔哈齐伯爵，是霍尔蒂法西斯统治时期的大地主，当时他和他的家族占有匈牙利全国土地面积的四分之一。
在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黑暗日子里，他在布达佩斯积极进行恢复资产阶级地主制度的活动。
他曾打电话通知各国驻匈大使馆说：
“我是埃斯捷尔哈齐伯爵。
我已恢复政治活动。
我打算在最近参加政府。
假如必要的话，你们可以同我联系。”
雅可宾专政
雅可宾专政（1793年06月到1794年07月）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个最光辉的阶段。
雅可宾派（因其会址设在前圣雅可修道院而得名）代表当时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的资产阶级，得到了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
法国人民推翻了君主政体后，以吉伦特派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主张同国内的封建势力妥协，并且在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外国反革命干涉面前实行退却。
于是，雅可宾派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了革命的专政，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去反对封建势力的残余，实行了很多符合城乡劳动者利益的措施，并且在外国干涉者的进攻中保卫了祖国。
但是，雅可宾派在革命中不能不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1793年秋天，拥护雅可宾派的各派力量之间的矛盾加剧了。
雅可宾派没有接受群众提出的没收地主土地、取消工资最高额的规定等要求，使革命进一步深入，因而失去了城乡劳动者的支持。
1794年07月24日，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发动政变，推翻了雅可宾专政而建立了反革命专政。
这也就是法国第1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终结。
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
工人委员会是南斯拉夫经济企业中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工人的自治机构之一，由参加劳动和根据南斯拉夫根本法有选举权的全体工人和职员以秘密投票方式选出（在工作者不超过三十人的企业中，全体员工都是工人委员会的委员）。
工人们通过工人委员会来管理自己的企业。
工人委员会决定有关生产和工作组织的一切事情，通过关于企业内的经济活动、组织和内部关系等基本问题的决议。
工人委员会从它的成员中选出企业管理委员会，作为它的执行机构。
企业负责人是在竞选的基础上由企业所在地的人民委员会任命的，他直接负责企业的业务，根据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通过的决定进行管理。
南斯拉夫经济中的第1批工人自治机构——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是在1950年选出的。
今年，直接生产者第6次选出了自己的自治机构。
无政府工团主义
无政府工团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一种。
正如一切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反对一切国家和政权的口号下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必要性。
他们认为工人阶级需要的只是工会组织，罢工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主要手段，而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和组织本阶级的政党。
就这样，他们伪装否定政治，实质上进行着分裂工人运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勾当，想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政治”（列宁）。
蒲鲁东
蒲鲁东（1809年—1865年）是法国的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先辈之一，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他幻想使小私有制永世长存，并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批判了大资本主义所有制。
他顽固地力求保持生产资料私有的社会制度，主张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来“改善”劳动者的处境，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
他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写了“贫困的哲学”等著作。
马克思的名著“哲学的贫困”，批判了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
（社）

苏联真理报发表巴夫洛夫写的评论卡德尔演说的文章
这对谁有利？
——苏联“真理报”发表巴夫洛夫写的评论卡德尔演说的文章
新华社讯
苏联“真理报”12月18日刊登了巴夫洛夫题为“这对谁有利？”
的一篇文章，评论爱·卡德尔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会议上的演说。
全文如下：
卡德尔同志企图在当前共产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激烈斗争中走某种“第3条路线”。
他说不应让旧的资产阶级的匈牙利复活，但又认为必须“根本”改变匈牙利的“政治制度”。
这种改变，实际上必然会是资本主义在匈牙利的复辟。
最近几周以来，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共产主义之间在全世界展开了最激烈的斗争。
反动黑暗势力力图利用匈牙利事件向共产主义发动新的十字军、毁谤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纷争、影响过去曾经接近这个运动的不坚定的动摇分子、重新煽起“冷战”、以仇恨和敌视的精神毒化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
那些自称为共产主义拥护者的人当然决不能在这场已经展开的斗争中采取某种“中间的立场”。
这种企图事实上只是意味着对反动思想体系作或多或少的让步。
阶级斗争的无情逻辑就是这样。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之一卡德尔同志最近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国民议会会议上发表的相当长的演说清楚地说明了这个真理：
他在主要是讲匈牙利事件的这篇演说中企图走某种“第3条路线”，但是实质上只证明了，这种路线是没有的。
卡德尔在他的演说中说得很对，不应当让旧的资产阶级匈牙利复活。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
“西方可能在匈牙利建立政治基地。
这种局势会大大地破坏目前欧洲的力量对比、会严重破坏目前的均势，甚至会危害欧洲的和平。”
（我们坦率地说，这样的匈牙利也会向南斯拉夫算账报复。）
但是这不管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人民民主制度在匈牙利的巩固也不合这位演说人的心意。
卡德尔抗议“反革命必须镇压，只要纠正过去某些错误，问题就可以解决”这一结论。
他认为问题不是在于必须纠正拉科西—格罗领导的严重政治错误和消除这些错误的后果。
卡德尔认为，必须改变在匈牙利十年中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
他再三重复地说：
“问题在于根本改变政治制度的必要性”、“必须改变政治制度”等等。
匈牙利过去大概应当走南斯拉夫在理论上已经制定和在实际上所实行的那种道路，——这就是他引导自己的听众所作的结论，例如他说：
“匈牙利进步的社会主义力量不必在恢复共产党和别的政党方面枉费（？！
）
心机，实质上在过去革命的日子里应当为直接民主（？！
）
的原则的胜利而战斗，其办法就是建立统一工人委员会和自治公社作为新的社会主义政权的主要基础。”
卡德尔的这番话是在怎样的政治情况下说的呢？
这些话的意义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现在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正在解决最重要的问题，以保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
亚诺什·卡达尔政府正在努力消灭在伊姆雷·纳吉政府的时候声势浩大起来的反革命，纳吉政府曾经纵容了这些反动势力的猖獗。
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正在坚决消除从前的拉科西—格罗领导机构的错误。
这个政府所抱的目的是要加强人民民主制度，保卫匈牙利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在国家经济高涨的基础上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卡德尔对匈牙利内部事务的干涉不能理解为别的，只能是想阻止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实现自己的纲领。
不管卡德尔本心是不是如此，这种干涉帮助了匈牙利的反动势力。
在加强人民民主制度的斗争中、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中，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起着重大作用。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已经由于拉科西—格罗的错误和伊姆雷·纳吉的分裂活动而瓦解和无能为力了。
伊姆雷·纳吉政府时期猖獗的反革命恐怖使许多优秀的匈牙利共产党员和许多优秀的匈牙利工人阶级的儿子遭到屠杀。
现在匈牙利的工人阶级正在竭尽全力重新建立一个始终不渝地表达他们的愿望和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的党。
全世界共产党人都为匈牙利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重建感到高兴。
然而卡德尔却试图使匈牙利共产党人相信他们争取重建党的斗争似乎是“枉费心机”。
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至少是一种令人惊奇的立场！
在匈牙利，如果实现“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实际上必然会是资本主义在匈牙利复辟，这对任何一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来说，难道会不清楚吗？
卡德尔忽视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对匈牙利工人委员会问题得出错误的结论。
他不重视反革命分子把持匈牙利地区工人委员会的事实，把在匈牙利的白色恐怖列为次要现象，没有提到苏联对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帮助。
列宁在分析资本主义在革命的俄国复辟的企图的时候说道：
“我们不仅从10月革命底经验中知道了这一点，而且还从构成前俄罗斯帝国的各个边疆各个部分底经验中知道了这一点，在这些地方，现在则是由另一个政权的代表代替了苏维埃政权。
试回忆一下萨马拉的民主委员会吧。
他们都是以平等、自由、立宪会议的口号相号召，而结果，则他们不仅一次，而是好几次地成了转向白党政权之单纯的过路或桥梁。”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61页）。
现在有一些人喜欢“忘记”我国半个世纪以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经验。
然而不可能为了迎合某种臆造出来的方案而把历史经验加以消灭，历史不可能像对待听写中的文法错误一样一笔勾消，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是不能改变的！
卡德尔忽视这种规律，他说，“在最近发生的匈牙利事件中最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共产党员竟然害怕（！
？）
工人委员会。
列宁曾经大胆地提出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的口号，虽然当时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里还不是多数”。
但是卡德尔“忘记了”，列宁在1917年07月间大胆地取消了这个口号，因为当时盘踞在苏维埃里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分子由于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倒向了工人阶级敌人方面。
卡德尔还“忘记了”，列宁曾经毫不动摇地全力反对喀琅施塔得那些声称“我们赞成苏维埃，但是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叛乱分子。
列宁在喀琅施塔得叛乱时期说，那时候出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自发性，这种情绪“曾经很广泛地影响了无产阶级”（列宁全集第32卷第160页）。
所有这些情绪，虽然也影响到了工人阶级，列宁称之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小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
列宁说，政权如果从布尔什维克手中转移到某些随风倒的乌合之众或者是成分复杂的分子集团的手中——这些人仿佛比布尔什维克“稍微右一些”，或者甚至比布尔什维克“更左一些”——这就会意味着反革命的胜利。
至于说到匈牙利的工人委员会，那么这里必须把企业中产生的工人委员会同所谓“地区”的工人委员会，实质上是自封的“委员会”区别开来。
企业中的工人委员会在匈牙利的条件下现在和将来都是协助完成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的机构。
被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所解散的所谓“地区工人委员会”则是另外一回事。
大家知道，这些“委员会”被许多霍尔蒂分子和其他的反革命分子把持着，他们的目的是欺骗匈牙利的工人阶级，使这些“委员会”来同人民政权机关闹对立。
当然，“地区委员会”里也有被欺骗的工人，但是这一点并没有改变这些组织的阶级本质。
反革命势力尽力利用所谓“地区委员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因此这实际上就是反革命势力在苏维埃俄国在喀琅施塔得叛乱时期企图采用的那种策略，当时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要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
可能有人会说，现在情况改变了很多，以至在列宁时期曾经肯定有效的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现在已经没有效了。
但是，对这样一些只会把修正主义的入门书当作金科玉律，而且不断地用它来编造所有那些陈旧不堪的修正主义公式的“革新者”有什么办法呢？
爱·卡德尔在演说中对阶级斗争表示了值得注意的意见，他说：
“只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出发点这个角度，也就是说只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来理解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在思想上是荒谬的，（？！
）
在政治上则是反动的。
（？！
）
”不对，卡德尔同志，只要世界上还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只要还有掌握政权的资本家和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就是分析历史事件的出发点。
修正主义者不止一次地力图从工人阶级手中夺去可以用来正确地估计事件发展方向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罗盘。
列宁在希望教会工人阶级利用这个罗盘的时候说：
“不，在政策中谁直接坚持某种观点并不怎样重要。
重要的是这些观点、这些建议、这些措施对谁有利”（列宁全集第19卷第33页）。
然而卡德尔却作了完全相反的论断，他说：
“这里最重要的并不在于谁利用了工人阶级的这种愤怒和工人阶级跟着什么样的口号走……”。
试看，不愿从阶级观点来分析事物和无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什么结果！
当然，假如把部分劳动人民跟着不管什么样的口号走和不管是谁在利用这部分劳动人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点看得“并不怎样重要”，假如把这对谁有利这个问题看得“并不怎样重要”，那末埃斯捷尔哈齐伯爵之流的到达布达佩斯，匈牙利的白色恐怖，反对匈牙利人民民主的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活动，所有这些都可以列为次要现象了。
如果不考虑所有这些，当然就可以像卡德尔那样说：
“我个人的意见是，在苏联干涉匈牙利期间，起着主要作用的不是社会主义问题。”
这里竟连“干涉”这个名词也用上了。
对于这样一个理论家，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持有这种观点，当然不可能希望他会提到苏联在匈牙利革命命运危在旦夕的时候对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帮助！
卡德尔全篇演说的目的在于要缩小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革命作用。
他的观念实质上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反对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领导作用。
卡德尔不仅限于阐述自己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并且认为必需像他所说那样“就过渡时期社会运动的结构作出一些总的结论。”
这种“结构”是什么？
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坚持他的特殊见解的卡德尔断言，一个国家里在社会主义发展了十年之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残余“在政治上没有多大作用（？！
）
的因素。”
白纸黑字，就是这样清清楚楚地写着的！
卡德尔所以需要这一令人惊奇的断言，是为了建立自己的过渡时期的方案；
根据这个方案，对年青的社会主义国家说来危险的不是富农，不是剥削阶级的残余，也不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他认为，最主要的危险是“党内和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分子”。
不用说，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同官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是有巨大意义的。
共产党人正在全力坚决反对官僚主义。
但是，卡德尔同志在宣布“官僚主义分子”是主要的危险的同时，他实质上又认为可以在官僚主义分子和“过渡时期国家”之间划一个等号。
此外，他竟认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暴动是正确的，并把这种行动看成是……革命！
每一个没有成见的人都应当十分清楚，根据这种说法很容易制造出一种“理论”来为对人民民主政权的反革命叛乱作辩解。
这里不由得令人又想起列宁的话：
“不要相信空话，最好是看一看对谁有利！”
（列宁全集第19卷第33页）。
卡德尔关于“过渡时期的国家结构”的理论的逻辑结论是：
我们能够做的不过是取消这一结构。
卡德尔没有直截了当地这样说出来，而是躲躲闪闪的。
他宁肯把反对自己的人叫做“官僚主义专制”和“斯大林主义”等等。
他甚至作了这样的保留：
“我们不是指社会主义，也不是指让群众有可能去影响国家和党的政策的列宁主义苏维埃制度。”
然而，这种声明无济于事。
卡德尔的演说恰恰是针对着“过渡时期的国家结构”，也就是针对着无产阶级专政而发的。
这从卡德尔列举的历史上的一些事例中可以看出。
例如，他极不赞成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雅可宾专政。
他赞扬从这种雅可宾专政下的“解放”。
但是大家知道，雅可宾专政时期没有“斯大林主义”，也没有“官僚主义专制”。
卡德尔所以要举出他所需要的例子，是专门为了使人根本怀疑革命专政，其中也包括无产阶级专政。
事实上，卡德尔的全篇演说的目的就在于要缩小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在建设新社会的事业中的革命作用。
各种各样的修正主义者早就企图使工人阶级失去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这个最重要的杠杆。
列宁再三强调，只有把阶级斗争引导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脱离这条主要的原则的人必然会滚到修正主义的立场上去。
列宁同第二国际领导人斗争的全部历史表明，他是如何始终不渝地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免受各种各样袭击。
列宁在10月革命以后时期同孟什维克和偏倾主义者斗争的全部历史也雄辩地说明了这点。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国家政权的形式会随着民族条件和历史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它的实质、基础是一样的。
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是这样说的：
“当各民族间的民族差别和各国家间的国家差别尚属存在时（这些差别，甚至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以后，还要在很长时期内存在着），则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底国际策略之统一，不在于消除多样性，不在于取消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可笑的幻想），而是要去正确运用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使这些原则在局部方面能有正确的形式上的变动，使这些原则能正确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特殊情形”。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1卷第72页）
谁要是认为列宁的这个论点过时了，那么对这个人说来，整个列宁主义也就“过时了”。
谁要是像拉科西和格罗那样，不善于而且不愿意按照国家和民族条件正确地、创造性地运用共产主义基本原则，他就会给我们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害。
谁要是把国家和民族的区别提到首位，而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他就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不亚于前者的损害。
每一个了解马克思主义基础的人都很清楚：
为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国家的实质下了经典定义的正是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着一个前者转入后者之革命的转变时期。
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底国家除了无产阶级底革命的专政以外，不能是别的任何东西。”
这是不是说，如果我们承认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原则是为建设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们要加强而不是削弱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我们就要放弃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偏向作斗争呢？
自然不是。
在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方面，没有谁比列宁更坚定！
但是如果学习列宁，那么就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就其本质说来是人类历史上最民主的国家——本身的极其巨大的内在力量，而不是依靠一有借口或并无任何借口就会要求回到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去的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来同官僚主义作斗争。
卡德尔抱这种观念实质上就是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也反对党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领导作用。
他固执地把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原则叫做“斯大林主义的”原则。
然而列宁说过，“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年半以后，我们向全世界宣布并且在共产国际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通过共产党，否则是不可能的。”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76页）。
对列宁这句纲领性的话应当怎样理解呢？
是的，我们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句话，我们在历史考验过程中证明了这句话。
我们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伟大的威力、我们党的伟大的力量，在最剧烈的历史转折中经受过了生活的考验。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的全部经验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结论的伟大生命力。
目前在南斯拉夫，国家也没有“消亡”。
要说南斯拉夫新的管理经济的方式已收到很大的效果，已是各国应当追随的榜样，现在还未免过早。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的全部经验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结论的伟大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决议中也提到了这点。
这个历史性的代表大会在总结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时候写道：
“为了有效地担负起伟大的经济文化建设任务，必须继续加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它的任务就是团结全国最广大的人民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同社会主义的敌人作斗争。”
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中的领导作用，只会被这样的人当作某种“新的语言”。
这些人，用哥德的“浮士德”的话来说，只在“一切新的东西都产生于旧的东西”这句话中看到“生活的智慧”。
共产党人不能忽视修正主义者把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的投机。
大家知道，即使在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时期，在国内战争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也从来不只限于使用强力，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实行政治领导，以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以利于吸引最广大阶层的劳动人民来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
顺便提一个问题：
爱·卡德尔是否真的是一个像他自己所自称的那样热烈主张国家“消亡”和反对专政的人呢？
目前还没有听到南斯拉夫军队消亡、法庭和警察消失的消息！
关于军队，卡德尔同志说：
“我们今年大概还不能够着手大量地削减军事预算。”
最近德热拉斯审判案件不能说明国家在南斯拉夫消亡。
当然，我们丝毫无意为德热拉斯辩护，他早就是列宁主义的狂热的反对者，但是他的审判案件决不能证实卡德尔的主张。
因此，卡德尔同志如此坚决地建议自己的邻居匈牙利人摧毁自己的国家机器，这就更加令人奇怪了。
卡德尔断言，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第1个走上在他认为是整个社会主义发展现在所应当走的那种道路。
在这方面他强调指出“工人委员会、公社和其他类似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意义。
关于这些机构，我们不想说什么坏话。
但是，十分明显的是，现在给南斯拉夫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前进作出总结是为时尚早的，因为正如卡德尔自己所承认的，在社会管理的形式方面还有“直接变为行政—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的倾向”。
原来，“现在公社几乎在一切小的问题上都要得征得区的同意，而区又要得征得共和国的同意。”
卡德尔接着解释说，“在企业和公社中，资金是这样地缺乏，以致于企业常常处于技术上和经济上停滞的状态。”
看来，南斯拉夫所保留的经济管理集中化的缺陷就在于此。
同这种情况并存的、极端分散化的某些结果是：
“……南斯拉夫在建造许多不必要的东西，至少是用地方基金在建造，而要建造最必要的东西又感到资金不足。”
这一切自白不就等于说，南斯拉夫的例子再次证实伟大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经济领导方面的生命力吗？
根据民族特点和国家特点贯彻这个把中央统一领导同下层最广泛的主动性结合起来的原则，当然会碰到许多困难。
显然还不能说：
在南斯拉夫已经克服了这些困难，而可以把它的道路作为榜样推荐给别的国家。
如果问题是要求把工厂从社会主义国家手中拿过来转交给各工人团体的某种早就有过的主张的话，那么，关于这种主张的争论对苏联共产党来说早已成为过去的事了。
早在1921年党的第10次代表大会上，党在列宁的领导下作出了关于这种主张的决议，指责这种主张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主张。
不管卡德尔怎样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所有制也就是公有制，因为它不属于个人所有，而是属于整个社会。
这种所有权除了属于劳动人民自己以外，是没有另外的主人的。
甚至资产阶级报刊也把目前在某些理论家中间所流行的那种相反的论调追溯到“马克思前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流派”，即蒲鲁东。
但是，共产主义者当然没有任何理由从马克思倒退到蒲鲁东。
我们赞成各个国家在经济方面发展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活动方式。
但是，真理的试金石是实践。
对某种经济活动方式的真正的考验，首先是看它能不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没有国民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最重要任务——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
但是要说南斯拉夫新的经济管理方式已收到很大的经济效果，已经是各国应当追随的榜样，现在还未免过早。

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立起来，把南斯拉夫的发展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相对立，这种方针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主义的原则是相抵触的，在目前是特别有害的。
然而，卡德尔在他的演说中硬说，“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以前，实际上只有南斯拉夫比较认真地探求并且找到了某种从政治上解决过渡时期矛盾的办法……”。
可是，这种说法就等于否认所有兄弟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等于抹杀它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和对建设新社会的实践所作的全部重大的贡献。
不能不认为这种言论是在把南斯拉夫的道路当作最好的道路来宣传，虽然卡德尔在口头上否认他进行这种宣传。
下面的一个例子说明，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同另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立起来会导致怎样的结果。
“巴黎激进新闻”写道，西德外交部长勃伦塔诺曾经在不久以前举行的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会议上提出这样一个建议：
要这个集团在人民民主国家中促进“铁托主义”的发展，因为他认为，这种方法“比直接鼓励推翻更为有效”。
卡德尔公然傲慢地讽嘲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他说，在这些国家里，“政治消失了”，“只剩下讨论计划数字、讨论钢和机器的生产、讨论马铃薯和玉蜀黍，讨论——如我已经说过的——饲养牲畜的方法等等。”
但是他应当记得，政治是集中了的经济。
列宁教导我们说：
“少登载些政治的空谈。
少登载些知识分子的议论。
多接近些生活。”
（列宁全集第28卷第80页）
苏联人不打算干涉南斯拉夫的内政。
南斯拉夫人民同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有权利自行安排自己的生活。
这个权利是无可争辩的。
苏联衷心愿望光荣的南斯拉夫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成就，而不问南斯拉夫同志们在这个建设中选择哪种具体方式。
但是为什么要把南斯拉夫的发展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对立起来呢？
这种方针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原则显然是相抵触的。
这种方针在目前是特别有害的，因为反动势力正在对共产党进行猛烈的攻击，企图用一切手段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新华社）
（文内插题是本报编者加的）

进一步加强中德文化合作
为庆祝中德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一周年而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　沈雁冰
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欧洲历史的一个转捩点，由此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也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此期间我们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做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工作，体现了我们两国相互之间的支持、合作和交流。
1955年12月25日又签订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它使中德两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友谊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从而大大地鼓舞了中德两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推进了两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中更加亲密的合作。
聪明而能干的德国人民在几个世纪中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著作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经典。
贝多芬和巴赫的乐曲，歌德、席勒和海涅等古典作家和现代作家安娜·西格斯等人的作品不但为德国人民爱不释手，而且也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
全世界人民都为德国人民对人类的贡献而感到自豪。
中国人民对具有优秀传统的德意志文化怀着崇高的敬意。
在1951年10月09日中德两国政府所签订的文化合作协定有效期满以后，续订了中德文化合作协定。
今年以德国科学院副院长斯坦因尼茨为首的德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了我国，与我国科学院签订了中国科学院德国科学院1957年—1958年科学合作协议，加强了两国科学合作的计划性。
在这一年中，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合作交流，也获得很好的效果。
正像德国人民欣赏我国古典艺术——京剧中的“雁荡山”“三岔口”一样，中国人民在今年有机会听到柏林人民警察乐团的令人难忘的演奏。
柏林人民警察乐团在短短的二个月中在我国十二个城市为十八万听众演奏了德国音乐大师贝多芬、巴赫、斯特劳斯的作品，和“秧歌舞曲”、“白毛女”选曲、“黄河颂”等我国的音乐作品。
今年中国赴德作访问演出的中国艺术团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各大城市以及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汉堡、杜塞尔多夫、慕尼黑、法兰克福、斯图加特等城市的演出都受到了德国广大人民的赞赏。
中国上海杂技团在今年访德演出期间也获得了德国人民的好评。
德国素描大师门采尔的原作在我国的展出，对我国观众、尤其是对我国美术界说来是不易多得的观摩机会。
中国作家巴金、周立波今年访问了德国，参加了第4届德国作家代表会议。
我国作家吴伯肖出席了在魏玛举行的海涅研究会，我国文化界今年05月在北京隆重地举行了海涅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
德国作家乔治·玛乌尔、卡尔·姆恩斯托克应邀参加了我国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
我国在文化方面的成就也和其他方面的成就一样，是和世界各国尤其是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帮助分不开的。
我们两国之间的文化合作既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又促进了两国在文化事业上的共同高涨和繁荣。
中德两国人民虽然语言不同，地理上距离很远，但是我们对于巩固世界和平，谋求人类进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和目标是共同的。
这正是中德两国人民之间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的基础。
我们坚信，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下，我们两国人民将在胜利的道路上永远共同前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一周年的今天，我们衷心地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和平统一自己祖国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更光辉的成就。

上海市哲学和社会科学界
整顿和筹建学会组织
本报讯
为了适应今后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界普遍整顿和筹建了学会的组织。
解放后，上海曾经建立了不少群众性的学术团体。
但是有的因为领导机构无形停顿，有的因为人员变动较大，这就影响到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而在法学、教育学、外国文学和国际问题等方面，以往并无学会组织。
今年02月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在该会的协助下，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自8月份以来，都已分别进行了整顿和筹建学会工作。
原中国新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因总会已不存在、人员变动又大，决定改为上海哲学学会，拟在明年01月份正式成立。
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现有会员八十余人，经过整顿后，已举行过“历史科学领域内如何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座谈会。
该会决定今后每月举行一次学术报告会或讨论会，并准备最近举行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中国新经济研究会上海分会，现有会员三百余人，自9月份以来，组织了三次“价值规律在我国过渡时期的作用”讨论会。
该会定于12月份改选新的领导机构，并拟改名“上海经济学会”。
原中国新文字工作者协会，自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后，已经撤销，而在原有基础上成立了上海语文学会。
并已制定了1956年09月至1957年08月的工作计划，即将组织专题讨论会和专题报告会，以及组织关于语言学方面的讲座。
“语文知识”月刊亦为该会主办。
上海教育学学会筹委会和上海外文学会筹委会也已建立。
这些学会目前正在分别征求基本会员，预定明年02月份可以正式成立。
上海法学会筹备委员会，现已吸收会员二百八十余人，预计年底即可正式成立。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会筹备委员会，不久亦将正式成立。
各学会的整顿和相继建立，将能比较广泛地团结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工作者，并能加强他们彼此间的联系，交流心得。
这将会促进科学研究工作的繁荣。
但是，目前有些学会的工作还是进展不大的。
今后各学会在自己的工作中如何团结学者们展开经常活动，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学会的作用，乃是学术界至为关心的问题。
（胡香凤）

加强儿童校外教育
北京儿童课外活动日趋活跃
据新华社讯
新华社记者卜昭文报道：
北京市儿童的校外教育已经引起社会上的关心和重视。
目前儿童的课外活动开始活跃起来，儿童在街上游荡、闲逛的现象显著减少。
作为对儿童进行校外教育的中心——散布在各区的少年之家和北京市少年宫都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方法。
过去少年宫和各区少年之家都是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才开放，现在都改成整天开放了，并且增加了一些能够大量吸引儿童参加的活动。
每天下午，北京市少年宫里都有许多少年儿童前来观看幻灯、电影和听故事。
东单区少年之家新近在朝阳门外专门为儿童开辟了滑冰场，还准备了许多供儿童借用的冰鞋。
各区的文化馆和工人俱乐部也热心地组织儿童校外活动。
东单区工人俱乐部拨出可容四百人的大厅，供给儿童作图书阅览室和文娱活动场所。
一些文化馆新建立了少年儿童活动站，每个星期都组织电影演出、故事会、联欢晚会等活动。
有的儿童还被吸收为幻灯放映队队员、儿童木偶剧团演员以及参加儿童图书阅览室的组织管理工作。
西单区文化馆组织了儿童皮影剧团，帮助儿童自己排练演出。
有些街道居民委员会对儿童的校外教育也给予很大重视。
东堂子胡同居民委员会看到许多孩子放学回家以后在胡同里打闹，使学业荒废，便发动他们的妈妈们自动捐献儿童图书或一些钱，创办了一个儿童图书室，由热心儿童教育的街道积极分子轮流担任管理工作。
大部分实行二部制的小学都和家长配合，组织了家庭学习小组，使学生在校外也能有组织地复习功课。
东单等区最近召开的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还对儿童的校外教育工作作了专题讨论。
代表们一致认为，加强儿童校外教育应立即引起社会上各方面的重视。

北京举行奥斯特洛夫斯基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报告会
据新华社讯
纪念苏联著名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逝世二十周年，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文化馆23日举行了报告会。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戈宝权向到会的工人、学生和机关干部介绍了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生平著作。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还朗诵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
在会上并放映了苏联影片“他们是第1批共青团员”。

北京小朋友向在京的外国小朋友祝贺圣诞节
新华社23日讯
北京市的少年儿童今天邀请在北京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专家的孩子在北京市少年宫为他们庆贺圣诞节。
少年宫大厅里的圣诞树上挂着亮晶晶的采色电灯。
大厅正中的帷幕上装饰着孩子们喜爱的神话场面——小白兔、大黑熊、梅花鹿和一群活泼的小孩子围着被白雪复盖的枞树在跳舞。
中国小朋友用香茶、花生、栗子招待客人。
中外小朋友们在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
参加做游戏的很多小朋友得了洋娃娃、大狗熊、假面具等奖品。
外国小朋友差不多每人都得了一份。
得了假面具的外国小朋友立即就戴在脸上，高兴地在大厅里又跑又跳。
枞树上的采色电灯熄灭了，孩子们又聚精会神地欣赏银幕上映出的动画片“小花猫”和电影“九只小鸡”。

北京诗会
新华社23日讯
在今天举行的“北京诗会”上，诗人袁水拍、臧克家、冯至、徐迟、贺敬之、邵燕祥、顾工等朗诵了优秀诗篇或他们自己的作品。
顾工在朗诵了“传单”以后，听众还感到不满足，他又朗诵了一首诗。
徐迟和贺敬之分别朗诵了“撒尼人”和“放声歌唱”，总政文工团话剧团的演员朗诵了“望夫云”和“鹰群”片断，都获得听众的好评。
朗诵结束后，诗人们和听众进行了谈话。
臧克家勉励青年要好好地向古典诗歌精练成熟的语言学习。
他说古典作家的语言简练，而表达的意境深远。
贺敬之讲了他对诗的形式的看法。
邵燕祥介绍了他学习古典文学的经验。
这次“北京诗会”是由中国作家协会、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北京图书馆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四个单位联合举办的。

朝鲜艺术剧团离北京
新华社23日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立民族艺术剧团全体人员今天下午坐火车离开北京前往沈阳。
艺术剧团将在沈阳、延吉举行访问中国的最后几场演出，然后回国。
两个月以来，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共有七万多中国观众看到了艺术剧团演出的朝鲜唱剧“春香传”和“沈清传”。

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
——评蔡仪同志的美学观点
朱光潜
黄药眠同志批判我的美学观点的文章——“论食利者的美学”——是在我自己批判的文章之后发表的。
在发表之前，他曾经把在北京师范大学科学讨论会上所提出的论文——也就是后来在文艺报发表的那篇——给我看过。
我通过文艺报编辑康濯同志表示我基本上接受他的批评，并且提出了一些意见。
我指出他对于“移情”，“忘我”，“灵感”等问题的看法和我过去的看法没有多大分别，指出在他的美学里“联想”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似乎用“形象的联想”代替了“形象的直觉”，并且表示我觉得他对于“美在心或在物”，美与美感的关系以及形象思惟与抽象思惟的分别和关系等问题没有说得很清楚，希望他进一步在这些问题上多给我一些帮助。
但是黄药眠同志对于我提的意见和问题根本没有理睬，把在北京师范大学提出的论文几乎原封不动地发表在文艺报。
因此，我对于黄药眠同志自己的美学观点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当时我还觉得他的美学观点基本上是唯物的，尽管有些迹象（如上文所提的）使我有些怀疑。
这就说明了我对于唯心主义美学的判别力还是很差的。
现在读到蔡仪同志的“评‘论食利者的美学’”一篇文章，我觉得我过去对黄药眠同志的美学观点的问题得到了一些解决。
蔡仪同志用很谨严周密的分析，指出了黄药眠同志要用唯物主义的原则来解决美学问题的主观意图和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论点之间是有矛盾的。
就蔡仪同志对于黄药眠同志的批评来说，我基本上是同意的；
就蔡仪同志在批评之中所表现出的他自己的美学观点来说，我觉得还有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的探讨。
由于他自己的美学观点还有问题，他对于黄药眠强调主观作用的一方面的批评也有些过偏。
他这篇文章是很富于启发性的，使我进一步认识到美学的困难：
在美学上划清唯心与唯物的界限已经不是一件容易事，即使唯心与唯物的界限果然划清了，也还不等于说就已解决了美学问题。
比如说，蔡仪同志的美学观点无疑地是企图走唯物方向的，但是我不认为他的说法解决了美学的基本问题。
我想趁这个机会很简单扼要地说明我对于他的说法所感到的困难，趁便也提出我的一点试探性的解决困难的办法，希望可以引起进一步的建设性的讨论。
蔡仪同志的基本观点可以从全文，特别是从下列两段话里看出：
“我并不否认人有借物抒情的心理及事实，但是既然否认物本身的特点，那么被人用以抒情的物的形象，从抒情的主体来说，他所见的形象基本是自己的情趣的幻影，从客观的物来说，他所见的形象基本上不是真正的物的形象。
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这‘西施’就并不是真正的西施。
所以一片自然风景决不是‘一种心境’。
同样，梅花的形象也不是什么人的性格的象征。
‘物的形象’是不依赖于鉴赏的人而存在的，物的形象的美也是不依赖于鉴赏的人而存在的……”
“自然我们也承认人之所以认为某一对象的美，是和他的生活经验，当时的心境及他的思想倾向等有关系。
但是对象的美如果没有它本身的原因，只是决定于人的主观，所谓‘美学评价’，也没有客观的标准，只有主观的根据，那么美的评价也就只能因人的主观而异，既无是非之分，也无正误之别。……实质上也就是美的完全否定，是美学上的虚无主义。”
我们可以把蔡仪同志的美学观点归纳成为三个要点：
（一）美与美感是对立的；
美是客观存在，在于客观事物本身的法则，是第一性的，美感是主观认识，是第二性的；
美可以引起美感，但是美感不能影响美，物的形象的美是不依赖于鉴赏的人而存在的。
（二）美的理想，生活经验，心境，思想倾向等等都是主观的，对于人之所以认为某一对象的美有关系，这就是说，与美感有关，与美无关。
人可以借物的形象来抒情，但是这种形象是人自己情趣（按情趣是由美的理想生活经验，思想倾向等等产生的）的幻影，不是真正的物的形象。
物的形象是不依赖于鉴赏的人而存在的。
（三）承认事物的美有它本身的原因，美的评价才有客观的标准，才有是非之分。
必须承认，这个看法比我过去的“纯粹的主观唯心论”和黄药眠的“不纯粹的主观唯心论”都较接近于真理，因为它企图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映论作为美学的基础，走唯物的路向。
但是也必须指出，这个看法离真理究竟还很远，因为蔡仪同志只抓住了“存在决定意识”一点，没有足够地重视“意识也可以影响存在”，没有足够地估计世界观，阶级意识等等对于审美与艺术创造的作用，没有足够地体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里把“美感的”（在一般译本中作“艺术的”）形式和法律，政治，宗教等并列为社会意识形态时所暗示的一个真理：
美感和艺术不仅是自然现象，而有它的社会性，所以它的活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活动。
因此，蔡仪同志在企图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有时不免是片面的，机械的，教条的，虽然是谨守唯物的路向，却不是辩证的。
蔡仪同志的美学观点的毛病究竟在哪里呢？
首先他没有认清美感的对象，没有在“物”与“物的形象”之中见出分别，没有认出美感的对象是“物的形象”而不是“物”本身。
“物的形象”是“物”在人的既定的主观条件（如意识形态，情趣等）的影响下反映于人的意识的结果，所以只是一种知识形式。
在这个反映的关系上，物是第一性的，物的形象是第二性的。
但是这“物的形象”在形成之中就成了认识的对象，就其为对象来说，它也可以叫做“物”，不过这个“物”（姑简称物乙）不同于原来产生形象的那个“物”（姑简称物甲），物甲只是自然物，物乙是自然物的客观条件加上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而产生的，所以已经不纯是自然物，而是夹杂着人的主观成分的物，换句话说，已经是社会的物了。
美感的对象不是自然物而是作为物的形象的社会的物。
美学所研究的也只是这个社会的物如何产生，具有什么性质和价值，发生什么作用；
至于自然物（社会现象在未成为艺术形象时，也可以看作自然物）则是科学的对象。
依据这个看法，美感的或艺术的反映形式与一般知识或科学的反映形式，艺术地掌握世界与科学地掌握世界，举例来说，认识“花是美的”与认识“花是红的”，这中间有一个本质的分别：
科学在反映外物界的过程中，主观条件不起什么作用，或是只起很小的作用，它基本上是客观的；
美感在反映外物界的过程中，主观条件却起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它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举例来说，时代，民族，社会形态，阶级，以及文化修养的差别不大能影响一个人对于“花是红的”认识，却很能影响一个人对于“花是美的”认识。
拉丁文有句成语说，“谈到趣味（指的是审美力）无争辩”，在审美方面的个别差异是必须承认的，其所以有差异，就因为它里面夹杂有种种主观的成分，不像自然物那么单纯是客观的。
蔡仪同志的基本毛病就在没有足够地重视这里所说的分别，把自然“物”和经过美感反映之后的“物的形象”混为一事，从“物不依赖于认识的人而存在”一个正确的原则推演到“物的形象不依赖于鉴赏的人而存在”一个错误的结论。
因此，他把艺术地掌握世界与科学地掌握世界，把认识“花是美的”与认识“花是红的”，看成毫无分别。
美只是自然物的一个属性，犹如红是花的一个属性一样，完全是客观的，与主观成分毫无关系。
这样一来，他剥夺了美的主观性，也就剥夺了美的社会性。
（注：
蔡仪同志过去认为“美”这个“物的属性”就是事物的“常态”，后来他似乎放弃了“常态”说，也不大谈“物的属性”了。
但是从他这篇文章看来，他的基本主张并没有变更。
美既只在物，它不能是物的本体，就只能是物的属性。）
假如黄药眠的毛病是如蔡仪所说的，“文字上说艺术的美主要的是在于它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理论实质上认为艺术的形象根本是主观的思想，感情，理想的表现”，蔡仪同志自己的毛病就恰好翻了一个跟头，文字上承认思想，感情，世界观，阶级意识等主观成分对于美感的作用，理论实质却把这些主观成分一笔勾销了。
谈到这些主观成分的作用时，他一则说“自然我们也承认”，再则说“我并不否认”，三则说“这是毫无问题的”，话就到此为止，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足见他对这些主观成分并不重视，而从他的理论实质看来，他也不能重视这些。
他既然认为“物的形象是不依赖于鉴赏的人而存在的，物的形象的美也是不依赖于鉴赏的人而存在的”，而思想，感情，世界观，阶级意识等等主观成分正是“鉴赏的人”那方面的事，当然的结论就是“物的形象”和“物的形象的美”也就都不依赖于什么思想，感情，世界观，阶级意识等等主观的东西了。
换句话说，美纯粹是客观存在，美学对于美的问题也就可以像自然科学对于物的属性和规律的问题一样，纯粹地根据客观现象来解决，用不着把思想，感情，世界观，阶级意识那一类主观的东西拉进来。
还不仅此，人在这些主观的条件影响之下在外物界所见到的形象，依蔡仪同志说，“是自己情趣的幻影”，“基本上不是真正的物的形象”。
这里所谓“情趣”我想可以说就是生活经验和思想倾向（世界观，阶级意识）所产生的。
那么，依蔡仪同志的逻辑推论下去，为着免除“幻影”，为着看到“真正的物的形象”，就须把生活经验和思想倾向（世界观，阶级意识）之类东西一齐抛开，因为依据世界观和阶级意识等等所见到的物的形象一律是“幻影”，不是“真正的物的形象”。
这就不但要推翻“文艺反映阶级意识”的原则，也就要推翻“文艺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了。
从此可见，蔡仪由于片面地，机械地，教条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结果是要走到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去的。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蔡仪同志对于美的看法。
美究竟是什么？
蔡仪同志回答说：
它是“不依赖于鉴赏的人而存在的”。
这鉴赏的“人”，据马克思说，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蔡仪这句话的意思就等于说，美不依赖于社会关系而存在，美是可以超时代，民族，社会形态，阶级，文化修养等等而存在的。
说得更具体一点，一件美的事物对于时代，民族，社会形态，阶级，文化修养不同的无数人可能产生无数不同性质和程度的美的评价或美感，据蔡仪同志的理论推下去，美感不能影响美，美感尽管是千变万化的，而美却是一成不变的，永远是客观存在的。
这就无异于说，这无数不同的人都没有见到那美的全体，至多每人只能见到它的一丝一毫，这种理论实质上是什么呢？
就其把美这个客观存在看作不是人所能完全认识的对象来说，它是把康德式的不可知论应用到美学里面来；
就其把美看作是脱离无数人的美感而超然独立的一种绝对概念来说，它基本上就是柏腊图式的客观唯心论。
从此可见，蔡仪同志由于片面地，机械地，教条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结果是要走到唯心主义的道路上去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美与美感的关系。
美是引起美感的，这个事实大概没有人会否认。
美感能否影响美呢？
蔡仪同志的答案是否定的。
我知道这是个危险地带，弄得不好就会落到唯心主义的泥淖里去。
一谈到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时，人们对于主观的东西总是掩鼻而过之，大概也是存着这种戒心。
但是主观作用的存在也还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我总觉得美感不能影响美的说法有些不圆满。
第1，美感受时代，民族，社会形态，阶级，文化修养的影响而千变万化，美却一成不变，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这种看法如上段所分析的，会导致主观唯心论与不可知论。
其次，美感的对象既是物的形象，而物的形象如上文所分析的，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一方面由物的客观条件决定，一方面也受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现在却说这物的形象的美纯粹是客观的，丝毫没有主观的成分，好像儿子是父母两人生的，只许遗传下父或母一方面的性格。
第3，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说，存在决定意识，而意识也可以影响存在，现在却说在美感范围内，只有存在决定意识，没有意识影响存在，这也像有些奇怪。
总之，这是个难问题，却也是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是今后建立新美学的努力方向之一，现在还不是下最后结论的时候。
我现在的想法是倾向于承认美感能影响美的。
美感怎样影响美呢？
这里我们须回到上文所分析的“物”（物甲）与“物的形象”（物乙）的分别。
物甲是自然存在的，纯粹客观的，它具有某些条件可以产生美的形象（物乙）。
这物乙之所以产生，却不单靠物甲的客观条件，还须加上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所以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人的主观意识不能影响物甲的客观存在，犹如认识到红色的意识不能影响红色的存在。
这是确凿不可移的。
蔡仪同志的理论根据就在此。
但是我们已经分析过，美感的对象并不是这个物甲而是物乙。
所以目前的问题不是美感能否影响物甲而是它能否影响物乙。
物乙本来有一半是由主观条件造成的，所谓美感能影响物乙，正是说主观条件可以影响物乙。
同一物甲在不同的人的主观条件之下可以产生不同形式的物乙，这就说明了不同的人的美感能力可以影响到物乙的形成，可以使物甲的客观条件之中某些起作用，某些不起作用，某些起80％的作用，某些只起20％的作用。
美是对于物乙的评价，也可以说就是物乙的属性。
美感能影响物乙的形成，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美感能影响美。
我之所以作如此想法，是由于体会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论美感的发展时所说的一句话而得到的启发。
这句话是：
“最美的音乐对于不能欣赏音乐的耳就没有意义，就不是对象。”
我想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不是对象”并不是要取消最美的音乐（物甲）的存在，而只是说这最美的音乐（物甲）对于不能欣赏音乐的耳（主观条件的差异）不能产生美的形象（物乙）。
也就是说，由于不能欣赏音乐的耳的主观条件（美感能力）不够，最美的音乐之所以能产生美的形象的客观条件不能发生作用，就不能产生美的形象（物乙），此外，我从马克思的这段话里还体会到美感发展与美的发展的关系。
美感是一种社会的现象，它是要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在美感力日渐精锐化的过程中，事物的美不但在范围上而且在程度上都日渐丰富和提高起来。
任何一门艺术的历史都可以证明这个道理。
姑拿音乐为例，从原始人的敲棒击缶到现代的交响乐，音乐的美是日渐在发展着。
这音乐美的发展一方面固然由于物质条件和技巧的发展，一方面也由于音乐的耳（即审美力）日渐在发展，对于音乐日渐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日渐依据改进了的客观条件，创造出更高的形象。
这就是说，在历史过程中，美感能影响美。
我之所以提到美感与美的发展问题，不仅要说明美感能影响美，还要以此为据，进一步讨论蔡仪同志所提出的美的客观标准问题。
依蔡仪同志的理论，承认事物的美有它的本身原因，美的评价才有客观的标准，才有是非之分。
我对于这个看法有几点意见。
第1，他之所谓“美”，如上文所分析，是一个绝对概念，不是任何人凭借美感所能完全达到的，这就是说，它是一个未知数，未知数是不能作为尺度来衡量事物的。
其次，如果这个纯粹是客观的美是可以分析为若干美的客观法则的，那么，蔡仪同志应该记得，从古希腊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寻求这种美的客观法则，最显著的尝试是近代所谓“实验美学”（例如对“黄金段”的试验）以及现在在美国流行的所谓“美感测量”。
这种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它忽视了美感是夹杂许多主观成分的社会现象，单从客观方面作“实验”，“测量”是不能得到圆满结果的。
在方法上它是形而上学的，不是统观全面的。
纵使这种“实验”和“测量”能得到一些零碎的片面的客观法则，如果以为凭这些法则就可以审美或是创造艺术，那就只能说是形式主义。
这番话并非否定美的客观法则，只是说，这种客观法则不是单从物的属性上可以找到的，同时也要顾到人的主观方面的作用。
第3，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蔡仪同志不但把美看成一种绝对概念，而且也把审美的标准看作一种绝对标准。
依他的理论，美是超于“欣赏的人”，超于时代，民族，社会形态，阶级以及文化修养而独立存在的，所以它不但是纯粹客观的，而且也是绝对的。
这个看法有两个涵义。
第1，美不变，只是美感在变。
第2，把这“美”的客观法则作为绝对标准来衡量千变万化的美感，看它们是否符合这客观法则而判定其“是非”与“正误”。
这个标准应该适用于原始人，现代人，中国人，希腊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等等。
应该指出，这种看法是违反上文所提到的发展原则的。
问题不在蔡仪同志承认美感可发展，而在他否认美可随美感发展而发展。
有此否认，美就成为历史上长途赛跑的终点指标，原始人跑了一段就停下来了，他们距离美还非常远，随着社会发展，人们跑得愈近于美，也许终久有一天，人们美感发展到了顶点了，于是就达到这美的终点指标。
发展的观点就不容许有这么一个美的终点指标，发展的观点要求不但美感有进展，而且美也有进展，有无穷的进展；
因此，发展的观点就不容许美有一个亘古常存，有放皆准的标准。
当然，我们要承认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
艺术须反映现实。
不过这里所说的“现实”应该包括自然物的客观情况与审美人的主观情况两方面。
这两种情况都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着。
所以“艺术反映现实”这个基本原则的现实内容也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说一部艺术作品忠于现实，也只能是指忠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
我们不能根据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现实的认识，去衡量奴隶社会时代艺术家们是否忠于这个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而判定他们的作品美与不美。
这样做，就是反历史主义。
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人民对于美往往有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标准，此以为美的彼或以为不美。
如果某一历史条件下的人民发见一件事物达到了他们的美的要求，符合了他们的美的标准，他们就说这事物美，我想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应该有这种权利。
如果依蔡仪同志的理论，说他们的美感还没有达到美的绝对标准，美就要成为神话中夸父所追的太阳了。
依发展的观点看，不但美感是发展的，美是发展的，美的标准也是发展的。
这三者的发展是互相联带的。
蔡仪同志的美学却是反发展观点的。
我对蔡仪同志的意见大致如此。
有些问题还要另作专题讨论，这里只能约略涉及。
我没有读到他的专门陈述自己美学观点的近著，只凭他这次批评黄药眠同志的文章所表现的美学观点作推论，可能对于蔡仪同志有误解的地方。
我极希望他能早日把他这些年来辛勤研究的结果写出较详明的著作来。
我这篇文章的积极意义还不在对蔡仪同志的批评，而在批判了自己过去唯心美学思想之后，对于建立新的美学观点所作的初步尝试。
我虚心地静待批评和讨论。

书桌
徐开垒
有谁千里跋涉，人困马倦，行将恹恹一息的时候，忽然在近乎绝望的暮色中，找到过温暖的夜宿？
有谁在久病不起，群医摇首，生的希望就要向你作惨然的告别时，忽然得到了良药一方，遂就霍然而愈？
我的书桌呵，我这可怜而又幸福的坐骑，它恰经历了夜行人和久病者同样的命运。
我的书桌穿上了新装：
朱红的油漆，桌面上还安着明亮的玻璃板；
紫铜制成的抽屉把柄，也闪闪发光。
每当我接近它、使用它的时候，我总是禁不住用手去抚摸它，同时又想对它有所诉述。
“感谢你啊，亲爱的老友！”
我真欲向它一吐衷情了。
而它总是沉默着，像一头忠实的坐骑，虽然不说话，但比会说话的更可靠，更能负重，更能鼓舞我走到胜利的道路上去。
于是我在它的上面伏着，在笔和纸的交界线上，我的思想感情奔放着。
在这一奔放的路程中，当我偶一停留，当我的眼光接触到书桌的时候，我就好像一支队伍到达了一个鼓动站。
我听见它在沉默中叫喊，在沉默中向我不断地讲它自己的故事：
我的书桌是我爷爷留下来的。
它是古老而又破旧。
当我幼小的时候，我就看惯我爷爷坐在它的旁边工作了。
我爷爷是一个细心忧郁的人，他总是一边写，一边喘气；
一叠叠粗糙的黄抄本，写满了他的蝇头小楷，每一个细小的字，都象征了他生命中的每一个时辰的雕落。
年光把他晒得衰老又干瘪了。
我爷爷死去后，我的父亲代替了他的位置。
可是书桌更老了，它变得古怪而噜苏，一如一个多嘴的老人。
每当夜深，我父亲坐在它的旁边，它总是不息地响着各种声音：
咕噜——咕噜——？
——
“它是在讲述着我祖父的故事么？
说我父亲比我祖父更不如了。”
我睡在床上，看着父亲在昏黄的灯光下不断抄写，我发觉我父亲更其衰弱，更其无复人形了。
当我父亲把这张书桌传给我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年轻而健壮的人。
我比我爷爷和父亲更早坐上这张书桌，这张书桌替我唱着同样的歌：
为了生活，我写呀抄呀的，一刻也不得停留。
书桌越发衰颓了，朱漆剥落，座基倾废，每当我靠近它去，它就向我不断地摇头叹气。
显然，这头可怜的坐骑，它肩负了我们祖孙三代多少的艰苦和忧愁呵，在千里迢迢的旅程中，它就要闭上它劳累的双眼，向我诀别了。
“你去吧，和着我的笔，和着我的纸！”
我催促着我的书桌的灭亡，像诅咒一个仇人的消灭。
因为不正是这张书桌，它吞食去我们祖孙三代大量的岁月吗？
它的存在，就是我的死亡。
可是就在七年前的那个夏天的早晨里，正当我准备着斧子把这张破旧的书桌砍作柴薪时，忽然天边一声号角吹入我的耳鼓，犹如迷途的夜行者找到了灯光，垂死的久病人获得了良方，遂使我的书桌的命运转变了。
从那天起，我开始把书桌整修。
生活使我振作，我爱新的日子，因此也爱书桌。
木工为我把它修理，漆工为我把它喷刷。
它被打扮得坚实又美观，它再也不摇头摆尾唉声叹气。
当我把新的书放在它的上面，我好像在沉默中听见它喊我：
“把你自己也充实起来吧！”
当我把笔和纸放在它的上面，我也听见它在鼓动着我：
给我勇气，叫我不要停留。
因此，我驰骋。
七年过去，书桌帮助我，输送过我不少力量。
新近我又请原来的木工和漆工来替它作了一次彻底的装修，在他们远赴西北参加集体建设事业的前夕。
我说我要应用这张书桌，终我的一生，这不仅是因为节约；
更主要的则是由于它的命运曾经有过一个转折，而我恰恰珍爱这个转折。
因为这个转折，它得到了生命，我也得到了生命啊！

人不知自己有错
（蒙古谚语）
人不知自己有错，
骆驼不觉自己仰脖。
有学问的人像果树，
——纽纽弯弯；
愚蠢的人像竹竿，
——滑滑尖尖
人在甜言上易栽跟头，
马在软地上常打前失。
郝苏民辑译

“完美无缺”论
冯白鲁
在学术工作里经常有这样一种现象，说某一个人好或某一样东西不错，就捧它上三十三天；
反之，那就要把它打入十八层地狱。
不是好，便是坏，仿佛既好又坏的东西是从来也不曾有过似的。
记得在“五四”打倒孔家店的时候，就全盘否定古代的遗产，可是，现在要整理我国的文化遗产了，高中的课程里又列上古典文学一项，于是，只要文学占上一个“古”字，里面就没有一点儿坏东西。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的建立，必须建筑在对我国文化遗产的整理与发扬的基础上；
这一点自然是丝毫不错的。
没有过去，就不会有现在，也不会有将来。
我们的新文化不是可以凭空建立起来的。
但是，那种“扬之登天”“抑之入地”的办法，我们必须坚决反对。
过去那种对古代文学一律抹杀的态度自然是不对的，不过，现在因为要读古典文学，因此不但古典文学，连古人也都一点儿缺点也没有。
这也是绝对的非历史的观点；
而这种非历史的观点，现在却确确实实是大走其鸿运。
我听过不少次名人的演讲。
也看过不少介绍古典文学的大著。
作为一个高中文学教师的我，还读到来自上级的教学参考资料，几乎都是一个样子：
只说好的、不讲坏的。
孔子、孟子……都得着重介绍其“民主思想”，而对其落后的有助于巩固封建统治的一面，或者仅是稍稍提到，或者简直不谈。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难道要我们生在社会主义时代的莘莘学子都去崇奉古人、模仿古人不成么？
如果这一个问题不解决，对于我们学生的思想认识来说，那就非大开倒车不可。
事实上，现在全国的高中文学教师，都是根据北京出版的“高级中学课本文学教学参考书”在进行教学的。
我觉得“高级中学课本文学教学参考书”，就是根据“凡古的即完美无缺”的精神编撰的。
举个例来说吧，“左传”的“晋公子重耳出亡”一课，教学参考书是明明白白地这样对教师进行指导的：
“……这种勇于消除意气的态度，显示重耳在艰苦的长期流亡里所受到的政治锻炼，加强了他明辨事理的能力。”
在文学课本的注释里，编者指得更明彻：
“这篇是从‘左传’里节选的，全篇描述重耳在流亡途中的经历和所受的锻炼，……”但所谓“锻炼”究竟是什么呢？
参考书告诉我们的是重耳能够忍耐。
可是这种忍耐，以我看很多地方是表现了重耳为了回国做国君所采取的虚伪、应付的手段。
譬如说重耳过卫时乞食于野人，因为野人与之块，他就怒欲鞭之；
后来因为子犯说：
“天赐也”。
他这才稽首受而载之。
难道说重耳对这件事是心中竟无所感的么？
又如重耳至秦国时，秦伯送五个女子给他，内中还有怀嬴，怀嬴奉匜沃盥以后他就挥而赶之；
直到怀嬴大怒，他才又惧而自比囚犯。
这种前倨后恭的态度，是很可以看出他那种统治阶级的丑恶的。
难道也可以说是他所受的政治锻炼么？
如果说为了做国君而学会了一套虚伪叫作政治锻炼，是不是叫我们的同学也去学他那种“政治锻炼”呢？
问题很清楚，这不是左丘明把文章写坏了。
左传在刻划人物上，描写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仿佛使我们看到那个人一样。
重耳出亡这一篇作品里，就有很多地方是着重地刻划了重耳这个人物的统治阶级性格的，也正是作品成功的一面；
可惜的是，在“完美无缺”的观点支配下，我们编参考书的同志竟因此而忘怀了。
自然，我们不能说重耳没有在流亡过程中受到过政治锻炼，可是重耳所受的政治锻炼却不在这里。
重耳经过十多年的流亡生活，他认识到了要能够做国君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持与拥护，也必须能够相信部下，与部下精诚团结，所以他曾经在离开齐国时以戈逐子犯，到了得秦穆公之助返晋时，子犯向他求去，他就投璧盟誓，这些地方都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前后的不同的。
参考书分析得不够深入、模糊，是很清楚的，而所以会这样，我想是“完美无缺”的观点在作祟吧。
这种“完美无缺”论，据我看，是普遍地存在于我们古典文学研究者与教学者的身上、而其根源则是非历史主义的对待我国文化遗产和古代人物，也是和那种“扬之登天，抑之入地”的文人积习有关联的，如果再这样继续与发展下去，特别对我们青年学生来说，其影响是很坏也很大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有引起古典文学研究者和教学者慎重考虑的必要。

小镜头
买猴
提起猴，我总要想到相声：
“买猴”，想到“马大哈”。
最近，听父亲从邯郸回来讲了一段故事以后，再想到“买猴”的时候，就要想到这件真买猴，
邯郸的一个建筑的单位，买来了一只猴。
猴是用大家的奖金买来的。
买猴是领导同志为了解决伤脑筋的事：
分奖金。
他说：
“同志们：
按上级的规定，要分发奖金就得分一等，二等，三等。
这样分发起来既麻烦，又不容易公平，得不到的和得到的少的同志免不掉又要抱怨领导。
我们用奖金买来这只活泼的猴子，我想每一个同志都会很满意的。
在工作之余看它耍一耍，会使人精神愉快。
精神愉快就能更好地工作。
这样，就发挥了奖金的应有的作用……”风

庆丰收（外一首）
巴波
月亮刚刚挂上树梢，
河边就升起熊熊篝火；
夜风戏弄着火苗，
姑娘们的脸蛋映得绯红。
小伙子戴好宽边呢帽，
整理妥腰带上别着的提刀；
一个个咂着吸管，
青稞酒像一道清凉的甘泉。
歌声平地冲霄，
群山都在应和；
是谁打了一声高吭的呵吙，〔注〕
惹得篝火都在欢跳。
姑娘们摆动着彩裙，
小伙子挥舞着长袖；
当火光中现出舞步，
连白杨林也在跟着晃动。
甜甜的是青稞酒，
醉人的是丰收歌；
歌声长过一个山寨又一个山寨，
舞步绕过一个山坡又一个山坡。
注：
藏族跳锅庄，兴高彩烈时，有人发出嘹亮的叫声，为之曰打呵伙（战斗时则是示威）。
跳锅庄的人更加起劲。
汲水
梭磨河蓝得透亮，
在水中出现了一个藏族姑娘；
头帕上绣着朵朵鲜花，
一对珊瑚耳环直摇晃。
她的脸颊好像两朵艳山红，
不知什么事使她眉开眼笑；
她忽然一弯腰，
河水被搅得好像天翻地复。
当梭磨河逐渐平静，
她背着水桶走上了山寨的小道。

提倡“农村工作作风”
素石
最近接到一个工厂厂长的一封信，信末有这么一段话：
“为了熟悉职工的情况，我们厂里建立了一种制度，就是每星期开一次职工座谈会。
已经开了五次：
一次上海工人的，一次湖南工人的，一次转业军人的，还开了一次技术员的和一次钳工的。
我们还打算按职工类型分别地开下去。
一次会的时间一二小时，参加会的不过四五人，由厂长或党委书记主持。
只要我们把架子放下，像兄弟一样和他们谈问题，他们是无话不谈的。
他们的生活有困难，工作中有问题，对领导有意见。
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很实际的问题，须要帮助解决，要是不说，我们是永远不会知道那么具体的。
当然也有些不合理的要求，甚至还有抱怨。
但是只要把道理讲明白，他们能够认识自己的不对，也能够原谅企业和国家的困难。
要紧的是能办的，答应了就马上办。
千万不可失信……”
这实在是一种好制度。
听说有不少工厂都这样做了，虽然各有各的形式。
我相信，这种联系群众的制度在全国工厂里都会普遍推行起来。
关心职工群众生活，这是办好工厂的一个很重要条件。
因为不论工厂的技术装备先进或落后，要希望这些技术装备产生作用，制出产品，就得靠人（工人和职员）的劳动；
而一个专心致志的人做出来的“活”，总比一个心不在焉的人所做的要好，即使这两个人的技术完全一样。
这是事实。
一个工厂，自然不只两个工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在劳动。
要使这成千上万的人，工作起来，都是专心一意，该是如何细致烦难的事情。
因此，一个厂长，他的责任，表面上看来，是完成国家的生产任务，但从本质上看，不妨说，就是做“人”的工作，就是做了解人和关心人的工作。
现在在工厂里做厂长和党委书记的同志，大多数都是做过农民工作的，不少人真算得是农民群众工作的专家。
那个时候，为了要打倒一个地主，我们在农民群众中做了多少细致艰苦的工作呀！
农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阶级；
但是我们不仅知道他们每一种人的特点，而且几乎每一个人在斗争地主这个问题上的一言一行、一忧一喜的真正内容，我们全非常熟悉。
这是为什么？
就因为同他们真正打成一片了，对他们作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
我们从乡村转到城市和工厂已经七年了，对于工厂里的职工群众，我们也像过去对农民那么熟悉么？
恐怕只有极少数的厂长或党委书记敢站出来作一个肯定的回答。
知人善任，知兵善将；
做厂长的难道不应该熟悉职工群众么？
中国的工人阶级是一个天天在发展着的阶级：
有新从军队转过来的，有刚放下锄头的，有才拿过斧头、刨子的，有流散在社会上做过其他行道的，有无行道的；
更不用说老工人了。
这些人的思想意识难道不是各色各样的么？
即使在工厂里工作了八年十年，真像一个工人了，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不仍然像他们的面貌一样在大同之中还有许多小异么？
为了组织他们很好进行生产，就必须依靠他们；
而要依靠得紧，不就必须首先关心他们，熟悉他们么？
前些年有人批判过什么“农村工作作风”，但不知怎么，一股风把农村工作中的优良作风也都给刮跑了；
关心群众生活这个好传统即是其中的牺牲品之一。
是应该重新拾起这些好东西的时候了。
也许有人说：
工厂太忙，人那么多，像农村中那么做，不行的。
这是假话。
可以办得到的，上面那个厂长的话就是证据。

杂文以外的文章
戈凌
某×长看了人民日报上的杂文，常常赞不绝口，谆谆告诫部属：
“看！
真是字字珠玑，针针见血，你们看了之后，一定要做到三省吾身，联系实际，不要成为小品中的典型！”
01日，会议中某同志给×长提了一点意见，并遵照“告诫”精神，引证了人民日报某篇杂文，加以分析。
×长始而虚怀若谷，继而表示不安，最后终于愠形于色。
会终，对全场作了如下指示：
“……自古就没有不会犯错误的人。
写杂文的人不是圣贤，他们的文章那能篇篇都好？
我对那些坏的杂文，意见就不少！
修养好的，还可以做到熟视无睹，批判地看；
修养差的，免不了人云亦云，跟着起哄；
品质坏的，就会借百家争鸣之机，有意乱鸣，这种人还是劝他少看杂文为妙，免得容易犯错误！
（忽然有所发现地）——其实，杂文之所以为‘杂’，即说明了它不是正文，不属于任何一类。
所以它是小品，不是什么经典巨著，才疏学浅，意识不良者，最好不看。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泉水（木刻）　宋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