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罗间可直接拍电报
新华社10日讯
上海—开罗间的直达无线电报电路已经试验成功。
经中埃两国电信主管机关的协商，从12月10日起正式开放电报业务；
从同一天开始，两国的电报价目比过去经过其他国家接转的时候降低约四分之一。

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两个会议的代表和一个参观团
新华社10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朱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在今天下午接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第1届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代表和中国第2机械工会第3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同时还接见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馆干部参观团的全体人员。

加强中日煤矿工人的团结
两国煤矿工会代表签订协议
新华社10日讯
中国煤矿工会全国委员会和日本煤矿工会访华代表团协议的签字仪式，10日晚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举行。
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书记处书记董昕、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陈宇，中国煤矿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金直夫等。
日本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以古贺定为首的日本煤矿工会访华代表团全体人员。
二十一时三十分，双方代表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
签字以后双方举杯表示祝贺。
中国煤矿工会全国委员会和日本煤矿工会访华代表团协议的全文如下：
中国煤矿工会全国委员会与日本煤矿工会访华代表团，通过这次交流，根据相互间迅速加深了的了解和友谊，为建立两国煤矿工人及其家属之间的真正兄弟般的团结与合作关系，并为在各自对现状理解的基础上加强两国工人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和亲善，对下列协议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一、加强中国煤矿工会及其女工家属工作委员会与日本煤矿工会、日本煤矿主妇协议会之间的经验交流，各种资料的交换，互通书信，互派代表以及加强工人的技术经验和文化活动的交流。
二、在促进两国煤矿工人及其家属之间的交流的同时，并与其他产业工人相互合作、为扩大发展各个方面的交流活动而努力。
三、在为解决妨碍两国人民互相了解，阻挠两国人民友好和亲善的各种问题的工作上而共同努力。
目前为早日恢复两国邦交和促进贸易而奋斗。
四、为加深亚洲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之间的互相了解和友谊而积极努力。
中国煤矿工会全国委员会
主席金直夫
主席团委员兼办公室主任贾克
主席团委员兼组织部长申志贤
女工家属工作委员会
主任纪淑珍
日本煤矿工会访华代表团
团长古贺定
副团长胜野登
副团长佐藤英雄
妇女代表藤岛初音
1956年12月10日

动员一切工商业者为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开幕
新华社10日讯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2届会员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李烛尘宣布开幕后，大会一致通过陈叔通等一百二十三人为大会主席团，沙千里为大会秘书长。
接着，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以“全国工商业者，继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为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为题作了报告。
这个报告，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全国工商业者当前的主要任务、全国工商业者努力的方向、工商业联合会的任务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
（报告全文见第2、三版）
在陈叔通报告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廖承志，先后致词。
他们都向大会致以热烈祝贺。
鲍尔汉说，目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出现了许多新的工作，在这新的情况下，全国工商联召开第2届会员代表大会有更重要的意义。
他说，全国工商业者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在所有的公私合营企业中搞好合作共事关系，参加社会主义竞赛，提高生产力，为国家为人民贡献更多更好的产品，这正是全国人民对工商界的最大期望。
黄炎培在致词中说明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
同时他说，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还没有最后消灭，要使资本家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也还须好好地继续努力。
他说，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共同担负着团结、教育民族工商业者，帮助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光荣任务，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必须进一步发扬民主，加强集体领导，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调动本单位的一切积极因素。
赖若愚在致词中说，在资本家以工作人员身份参加合营企业工作之后，绝大部分人在学习上和工作上都表现了高度的积极性，尽力贡献自己的知识和专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企业中广大的私方人员，还同工人群众一道参加了社会主义竞赛，参加了先进生产者运动；
同工人一道参加了工会的各种社会活动和某些会议。
在工人和私方人员相互帮助下，许多私方人员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提高，许多工人在文化和技术上也有了进步。
这种相互帮助是有利于公私合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
赖若愚说，劳资之间的矛盾仍然是存在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双方在工作中的合作。
他说，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改进，有赖于双方的共同努力。
目前还有少数私方人员表现不好，对于这种消极因素，希望我们共同来克服。
工会也要经常教育职工尊重私方人员在工作中的职权，帮助私方人员做好工作。
赖若愚还说，绝大部分资本家是进步的或趋向进步的，工人阶级非常欢迎资产阶级的进步表现，并愿意发动工人群众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给予协助。
他最后说，在资本家放弃了剥削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时候，如果他们愿意，职工群众一定会接受他们到工会组织中来。
在定息制度长期存在的情况下，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许多资方人员还不会是工会会员，但是这并不妨碍双方的共事关系。
他说，今后工会将更多地吸收私方人员参加竞赛，对私方人员工作上的正确建议像对待工人一样给予支持。
工会的各种社会活动，都可以吸收私方人员及其家属参加，工会的某些会议也可以邀请私方人员列席，以便使私方人员和工会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
廖承志在致词中希望工商界青年不但要发挥现有的能力和作用，而且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分子，锻炼成为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各种专门家。
他说，工商界的青年是工商界中的积极的突击力量，应该带头破除旧思想，旧作风，带头树立起勤勤恳恳从事实际的平凡劳动，对人对事一切都从国家利益出发，不怕困难，朝气勃勃的新作风。
下午，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大会作了报告（见明天本报）。
出席今天大会的代表和列席人员共一千二百三十三人。

十万万人民的伟大友谊
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一样，永远不会忘记自11月28日到12月10日这些令人兴奋的日子。
在这些日子里，我国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应印度政府的邀请，在印度进行了友好访问。
令人感动的盛大的欢迎场面，出现在德里和浦那，出现在孟买和班加罗尔，出现在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出现在周恩来总理所到达的每一块印度土地上。
“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响遍着印度的城市和乡村，这是四万万印度人民从心底发出的声音，这也是六万万中国人民从心底发出的声音。
这是十万万人民的伟大友谊的生动表现。
周恩来总理说：
“我们两大民族之间的友谊有两千年的历史，流传下来许多可歌可颂的故事，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今天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事实的确是这样的。
几千年来，中印两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相处，从来没有彼此干扰过。
而在我们两国先后赢得独立以后，这种传统的友谊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我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联系大大加强了，我们之间的互相访问更加频繁了。
我们有着类似的经历，我们有着共同的愿望，我们互相尊重，互相合作。
正因为这样，中印两国首先倡导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把我们之间的友谊建立在这个巩固的基础上。
这几年来的事实告诉我们，五项原则不仅是我们之间友谊的基础，而且是友谊的保证，友谊的泉源，友谊的鼓手。
让我们高呼：
潘查希拉万岁！
中印两国都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传统的国家，在不久以前才摆脱了殖民主义的压迫。
今天摆在我们两国面前的都是建设祖国的任务。
我们两国的情况有着许多相同之点。
因此，两国人民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在今天来说就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我国人民对于印度人民的文化传统和创造天才，对于印度人民争取独立、建设祖国的事业，一向是极为钦佩的。
周恩来总理这次访问和参观了印度的城市、乡村、工厂、学校以及建设工程，同印度政府领袖和各界人民进行了友好的接触和交谈，就是为了传达中国人民对于伟大印度人民的崇敬心情，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印度各方面的建设成就，也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向印度人民学习。
我们希望今后两国人民能够更加频繁地友好交往，把互相观摩、交流建设经验的工作进一步开展起来。
中国和印度不仅关心自己的建设事业，也同样关心世界和平事业，我们为了世界和平曾作了不懈的努力。
自中印两国总理倡导五项原则的两年多以来，它不仅得到了万隆会议和亚洲、非洲人民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其他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赞成。
事实证明，五项原则的精神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抗拒的潮流。
在现今的世界中，哪里实行了五项原则，哪里的和平和独立就会有保障；
哪里破坏了五项原则，哪里的和平和独立就要遭到威胁。
一切违反五项原则，企图以一方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的做法，在现在的国际关系中最后都会是行不通的。
毫无疑问，当着西方国家在中近东地区用武力破坏和威胁了和平的时候，中印两国更高地举起五项原则的旗帜，坚持这一坚定不移的信念，乃是对和平的敌人和殖民主义者的重大打击。
中国和印度两个伟大文明古国的新生，标志着亚洲、非洲及一切殖民地人民觉醒的新时期。
我们两个国家团结一致，对于促进亚非人民的团结、粉碎殖民主义者的挑衅、消除战争威胁，起着日益明显的作用。
尼赫鲁总理在欢迎周恩来总理的德里市民大会上说得好：
“当这样的两个国家手拉着手前进，当他们被友谊联结起来时，这是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的。”
在古代曾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光辉贡献的中印两国人民，毫无疑问地在今天一定能够对全人类的和平事业和进步事业作出更有意义和更加光辉的贡献。

周总理在加尔各答记者招待会上重申我国态度
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和改善中美关系
周总理说：
如果台湾归还中国的话，那么蒋介石就有了贡献了，而他就可以根据他的愿望留在他的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曾经有一位记者问道，我们是否会给蒋介石一个部长的职位。
我说，部长的职位太低了。
据新华社加尔各答10日电
周恩来总理12月09日晚在加尔各答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参加招待会的有印度、中国、苏联、英国、美国和法国等国的约三十名记者。
记者招待会历时约一个半小时。
周恩来总理答复了涉及范围很广的一些问题。
周恩来总理在回答关于中美关系的问题的时候说：
自从万隆会议以来我们一直在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改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在日内瓦的中美会谈中我们提出了建议，为的是缓和并消除台湾的紧张局势。
我们建议说，最好的办法是召开外长会议来解决具体问题。
而且在举行这个外长会议之前，可以作某些工作来改善这种关系，例如取消贸易禁运，鼓励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进行文化交流和让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互相访问。
但是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这一切努力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相应的反应和赞同。
记者问周恩来总理是否提出了任何新的建议来改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周恩来总理回答说：
我们仍然坚持我们已经提出的那些建议，因为我们的建议没有一个得到美国政府的表示赞同的答复。
在我们这方面，我们看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建议了。
如果美国政府希望满足美国人民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友好愿望的话，那么他们应当作一些努力来改善中美关系。
有记者问周总理是否认为得不到美国政府方面的反应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周恩来总理说，如果说原因在于意识形态的不同，那么为什么美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保持接触呢？
这证明，这不是真正的原因。
我们认为，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可以保持接触和和平共处。
“每日新闻”记者希望知道是会让蒋介石在北京政府中还是台北政府中任职，如果说二十年以前曾经救过蒋介石的性命的周恩来确实曾经表示愿意让他担任这种职务的话。
周总理说：
最好还是不要谈二十年前发生的事。
此外，这不是我一个人做的事情，这是根据当时中国人民的需要这样做的。
我在金边所说的和记者们所报道的并不完全相同。
我说，中国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来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并且努力来争取蒋介石。
如果台湾归还中国的话，那么蒋介石就有了贡献了，而他就可以根据他的愿望留在他的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而你们提到说给蒋介石一个政府中的职位。
实际上，所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
一位记者问道，我们是否会给蒋介石一个部长的职位。
我说，部长的职位太低了。
一位印度记者问到克什米尔问题，周恩来总理说，这个问题是印度同巴基斯坦之间的未决问题。
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和好地解决。
印度同巴基斯坦是姊妹国家。
这两国的人民种族相同。
他们之间没有不可解决的争端。
印度同巴基斯坦分治是英帝国主义的分而治之的政策的不幸结果。
总理向记者们说，他已经向巴基斯坦总理说明这一点，并且将再次向他说明这一点。
周恩来总理接着回答了印度报业托辣斯记者提出的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问题。
他说：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六项原则已经为埃及代表接受。
亚非国家也坚决支持这六项原则。
这六项原则中最重要的一点是：
应当尊重埃及的主权和尊严。
因此这六项原则同英国、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提出的关于国际管制的十八国计划毫无关系。
亚非各国人民不应该让这十八个国家私贩它们的计划。
一切决定首先应当得到埃及的同意，然后才能执行。
一位记者问道，周恩来总理是否同意印度总理尼赫鲁关于匈牙利局势的看法，如果不同意的话，印度在哪一点上跟中国有不同看法？
周恩来总理说，尼赫鲁总理在印度国会的发言中和在同中国总理交换意见的时候，都已经表明了他的看法。
周总理说，他同意尼赫鲁总理的一部分看法，不同意另外一部分看法。
他说，他在市民欢迎大会的讲话中已经指出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他说，最重要的一点是，根据实际情况，匈牙利事件是这样一个事件：
西方国家里的某些集团试图在事件中利用匈牙利人民的运动和不满，以便在匈牙利进行颠覆活动。
一度这种活动很得势，人民遭到了屠杀。
匈牙利人民为了拯救他们的社会主义成果，就不能容忍这样的事。
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卫团结和保障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也决不能够允许它们的团结遭到破坏。
我们反对从外部煽动的、目的在于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任何颠覆活动。
某些国家的政府一直在毫无根据地硬说别人在它们的国家里进行颠覆活动。
但是事实上它们自己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活动。
当然，人们不能容忍这种情况。
至于尼赫鲁总理和中国政府在匈牙利问题上的意见不同，正如尼赫鲁总理所说的——这是友好的不同意。
因此，就不需要来分析和答复关于它们有些什么不同的问题。
记者问中国政府对联合国关于在匈牙利进行视察的决议的意见。
周总理说：
中国没有在联合国里。
因此中国没有义务答复这个问题。
一个记者提到尼赫鲁总理即将访问美国的事的时候询问周恩来总理是否曾请尼赫鲁向美国政府转达任何建议或口信。
周恩来总理说，尼赫鲁总理是和平的使者，不管他到哪里去，不论他会晤谁，他都将讨论同世界和平有关的问题。
如果尼赫鲁同艾森豪威尔讨论中美关系问题，那么我们认为尼赫鲁一定会提出他认为是有益于改善中美关系的意见的。
我们知道，尼赫鲁对世界局势的了解比我们多。
因此，我们所能提出的任何建议都不可能超出他所考虑到的意见之外。
特别是尼赫鲁对美国国内局势的了解和知识比我多。
“每日快报”记者问到所谓西藏境内的“叛乱”和所谓中国政府拒绝让外国记者进入西藏的问题。
周恩来总理首先指出，中国政府根本不知道有这种叛乱，而且现在在印度的两位著名的喇嘛也不知道有这种事。
他说，如果你所指的是四川省的一批人同中国政府部队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事，那么那件事已经过去了。
因此，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种冲突是由于这些人民不大了解中国政府的政策而引起的。
但是这已经完全解决了。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作出过不许外国记者进入西藏的任何决定。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问，总理在目前访问印度以后，是否认为英国对印度的坏处比好处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怎么回事呢？
周恩来总理笑着说：
这个问题应该由印度朋友来答复。
但是我能够告诉你们关于殖民主义在中国遗留下来的罪恶的情况。
在殖民地或是半殖民地中，殖民主义总是设法使人民贫困，并且阻止他们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
正是因为这样，除了日本以外，在亚洲和非洲的所有国家都落后于西方国家好几十年。
所以造成这种情况首先是因为殖民主义是强加在它们头上的。
它们被变成了原料的来源和剥削的市场。
由于这个原因，它们没有独立的经济，更谈不上完整的工业体系。
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它们不能够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并且不能够改善它们的人民的生活。
由于这个原因，对我们东方人来说殖民主义是可怕的灾害。
它使得我们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我们并不仅仅是在印度的村庄和城市中才能够看到殖民主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这正是我们为什么要消除殖民主义的原因。
这是参加万隆会议的亚非国家的一致要求。
另一方面，你们也许会说殖民主义者曾经在一些东方国家建立了一些工业，修建了一些港口和建设了一些工程。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需要和目的而作的。
不要忘记，所有这些建设工程都是所在的人民完成的，是在剥削这个国家的同时完成的。
如果我们算一算账，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西方国家老早把它们的投资赚回去了。
在中国，就有许许多多类似的例子。
即使说殖民主义为东方国家做了一些好事情，留下了一些好东西，譬如这个建筑物和在中国的一些工业，但是，西方殖民国家早就把它们的投资赚回去了。
当然，我们是反对殖民制度的，但是决不反对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的人民进行接触。
我们反对的是殖民主义，而不是西方国家的人民。
而且我们东方人民知道西方国家的人民在科学知识和其他方面比较进步，因为它们有比较好的机会。
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每日新闻”的记者问，中国政府是否将在不久很快就释放十个美国人？
周恩来说，在整个四十四名美国人中有一些是军人，自从印度的梅农进行努力和去年举行中美会谈以来，已经释放了三十四个人。
他说，目前，只剩下十个美国人了。
这十个人犯了违反中国法律的罪行。
他们还没有服满他们的刑期。
其中有两个人进行了反对中国的颠覆活动。
中国政府一向说，如果这些美国人的行为良好的话，他们可以期望在他们刑期服满之前获释。
现在，他们仍然按照中国的法律被拘留在中国。
但是同时，他们有机会参观中国各地。
他们享有中国法律所许可的一切权利。
他们可以和他们的家庭通信，他们的家属可以访问他们，只要美国政府允许他们这样做。
周恩来总理还说，美国政府没有释放任何被监禁在美国监狱中的中国人。
虽然美国政府说，被拘留在美国的中国人可以申请遣返，然而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得到了许可。
美国政府甚至没有像我们所作的那样，把被拘留在美国的中国人的全部名单交给中国政府。
我们已经交出了全部的名单，而美国政府只交出了部分的名单。
你知道了这种对比以后，就可以对是谁应该采取进一步的步骤得出你自己的结论了。
周恩来总理在回答关于召开第2次亚非会议的问题的时候说：
我们是赞成这个主张的，但是，至于这个会议应该在什么时候召开，它应当有什么议程，这是首先要由发起第1次亚非会议的五个科伦坡国家讨论、然后再和其他亚非国家磋商的问题。

我驻孟买总领事张吉平举行招待会
欢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
新华社孟买10日电
中国驻孟买总领事张吉平为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到达孟买访问，在12月09日晚上举行招待会。
在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到达时，张吉平向他们献哈达，华侨代表向他们献花。
聚集在中国领事馆的草地上的大约三百名来宾被介绍同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会见。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同来宾们交谈，并且应到会的许多男女宾客的要求，为他们签名留念。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同印度朋友们在中国领事馆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
到会的人中有孟买邦长查格拉、孟买立法会议议长西拉姆、孟买代理首席部长梅达、孟买市长卡德尔、各界著名人士，以及各国驻孟买领事和华侨代表。
早些时候，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曾经乘汽艇在孟买港中游览，并且参观了离孟买海岸六英里的一个岛上的著名的石窟。
这些石窟完全是在坚硬的岩石上挖凿而成的。
客人们看到了许多属于公元八世纪时期的雕像。
他们非常称赞这些雕像。
他们还参观了维多利亚动物园和阿南德·维哈尔寺院，并且在寺院里向释迦佛献了哈达。
孟买各报都以头版地位刊登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到达孟买的消息。
从车站起，沿路上有数以千计的人民向他们欢呼，还有许多人站在屋顶上和阳台上鼓掌欢迎。

毛泽东、刘少奇、陈云
接见村田省藏并进行了谈话
新华社10日讯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和陈云代总理，今天下午接见日本商品展览会总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村田省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
（附图片）
毛泽东主席和村田省藏握手。
　新华社记者　吕厚民摄

进一步巩固中缅友好关系
周总理贺副总理到达仰光
受到吴巴瑞总理吴努主席和十万市民的欢迎
新华社仰光10日电
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和他们的随从人员在今天上午十时三十分从印度的加尔各答飞到缅甸首都仰光。
他们将在缅甸进行为期十天的访问。
当中国总理乘坐的飞机在缅甸空军的八架战斗机的护送下在仰光机场着陆的时候，鸣放了十九响礼炮。
聚集在机场上的数以千计的人齐声欢呼。
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下飞机的时候，受到缅甸总理吴巴瑞和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努的欢迎。
在被介绍同缅甸政府的高级官员和三军的将领会见以后，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检阅了仪仗队。
乐队奏起了中国和缅甸的国歌。
缅甸的儿童们拥向前去，把成堆的花束献给中国客人。
周恩来总理向欢迎的人讲话。
他首先对缅甸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表示感谢。
他说，中缅两国在过去的两年中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了友好的合作。
两国还根据五项原则，一直在逐步地寻求关于两国之间由于历史原因而遗留下来的某些问题的合理的解决办法。
周总理说，他深信，中缅友好关系将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他希望，他的这一次访问将证明有助于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
吴巴瑞总理在致欢迎词的时候说，他对于周恩来总理再度访问他的国家，的确感到非常高兴。
他接着说：
“我几乎无需重述这个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友好的，阁下同我的卓越的前任吴努在1954年06月29日所发表的联合声明更进一步加强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联系。”
他又说，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相互关系的进展一直是令人满意的。
吴巴瑞总理说，周恩来总理的这一次访问将会有助于加强两国之间的友谊，并“将使我们有机会不仅能讨论共同有关的问题，而且还能讨论同世界和平有关的问题”。
从飞机场到总统府的路上，大约有十万人夹道欢迎中国总理。
在整个十英里长的路上都飘扬着缅中两国的国旗。
当客人们乘坐的车子驶近路上的彩色牌楼的时候，欢迎的情况最为热烈，周恩来总理、吴巴瑞总理和吴努主席所乘的敞篷车在每一座牌楼下面都停留一下。
他们受到站了好几层而且在歌唱着、欢呼着、撒着花瓣和炒米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欢迎。
缅甸工会大会的会员们还敲着鼓吹着号。
在许多地方，舞蹈家们伴随着音乐跳起民族舞蹈来欢迎中国贵宾们。
周恩来总理笑容满面地向热情欢迎他的仰光市民挥手答礼。
欢迎的人群中有将近一万名的缅甸小学生和华侨小学生。
男人大都穿着格子花的纱笼，少女和妇女们穿着鲜红和蓝色的纱笼和紧身的白上衣。
他们许多人手里拿着缅甸或中国的国旗。
欢迎的人高呼“欢迎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万岁”、“巴宇总统万岁”“中缅友好万岁”“世界和平万岁”等口号。
牌楼上也写着同样的标语。

全国工商业者，继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为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2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各位来宾、各位代表：
自从1953年10月举行第1届会员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以来，到现在已有三年时间。
在这三年中，我们伟大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迅速地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我们工商业者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已经胜利地走完了第1步，完成了把资本主义企业改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任务，从而使我们的企业和个人都有了极大的变化。
为了在胜利的道路上更好地继续前进，我们每个人都怀着无限欢欣和感奋的心情，庆贺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
我们这次会员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和关怀下召开的。
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和列席的人员共有一千四百位，不仅有全国大中小城市及乡镇的各行各业的代表、工商业者家属代表和国营企业、合作社的代表及特邀代表，而且还有来自祖国边远地区如西藏、新疆等地的代表以及港澳工商界代表和海外华侨代表。
这次大会比较第1届会员代表大会具有更为广泛的代表性，同时也表示我们工商业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一步的团结一致。
三年前我们召开第1届会员代表大会的时候，除了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代表外，我们极大多数代表都是以私营企业的资方及资方代理人的身份参加会议的；
在今天的大会中，我们极大多数的代表在工作岗位上已经是公私合营企业和一部分国营企业及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欢欣鼓舞的重大的变化。
现在，我们在胜利地走完第1步的基础上，还要继续走第2步，为全部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努力。
为了总结过去几年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明确我们当前的任务，进一步做好今后的工作，我们在这时候召开第2届会员代表大会，是具有极重大意义的。
在这次大会中，我们要求大家把工商界目前存在着的问题、各地工商业者的要求和各种宝贵的经验和意见，根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出来供大会共同讨论研究，把好的经验和建议肯定下来，对于存在的问题和缺点，我们要联系党、政有关部门，积极予以解决和克服。
三年前第1届会员代表大会对于贯彻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推动私人资本主义改变为国家资本主义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通过这次大会，对于进一步协助国家全部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发挥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一　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
由资本主义企业改变为
国家资本主义企业
三年前第1届会员代表大会，是正当我国宣布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时候召开的。
总任务指出：
我们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我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工业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4年09月，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给我们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宪法的规定使我们的工作有了准绳。
不用讳言，三年前国家宣布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初期，我们工商界中大多数人是有过各种顾虑，甚至惶惶不安的；
对于国家的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很多人在思想上都不够明确，甚至还有抵触情绪。
在国家对我们不断地进行教育和帮助下，经过第1届代表大会的讨论、会后经过代表回到各地的传达，以及经过对总任务和宪法的学习，极大多数工商业者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腐朽性及其对于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矛盾，为了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
三年来，在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以及工人群众的监督下，我们全国工商业者的思想认识逐步有了提高，纷纷以实际行动接受国家的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先后把企业纳入了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到1955年上半年，各种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都已改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
经验证明，一切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优于一般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而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在生产上和经营上，又都优于低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
但在这个时期，国家资本主义基本上还是初级和中级的形式，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虽有发展，但还不是主要形式。
在初级和中级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主义所有制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没有根本改变，以致不少工商业的生产潜力不能发挥，甚且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同时也影响了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发展。
自从1955年下半年起，我国工业化建设出现了新高涨，农业合作化运动有了新的发展，我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
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到来，要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相应地迅速向前推进；
在去冬今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
我们全国工商业者衷心地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在1955年11月我会举行第1届执行委员会第2次会议的前夕，毛主席谆谆地教导我们，要我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
毛主席的指示，解除了我们的各种顾虑，鼓舞了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我会第1届执行委员会第2次会议闭幕后，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我们工商业者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
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地、全面地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独立劳动者的小业主、小商小贩和手工业者除了一部分实行公私合营外，都迅速地组织起来，实现了合作化。
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是企业所有制的一种根本改变，也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基本上转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种改变，从而改变了公私合营企业中各个方面的关系。
这种企业已经完全可以由国家按照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原则来进行有计划的企业改造，完全可以根据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进行生产，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服务。
这是我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步骤，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一个极为辉煌的伟大胜利。
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
在今年01月开始的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我们工商业者能够敲锣打鼓、张灯结彩、欢天喜地、争先恐后地走上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道路，完成由资本主义企业改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任务，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正确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是和我们工商业者思想认识的提高分不开的。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在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它的任务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解放以来，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日益巩固，社会主义经济的日益发展，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并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日益强大，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和它对于我国的巨大援助，以及其他有利的国际条件等因素，这一切就为我国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条件和保证。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引导资本主义经济一步一步地改变为受国家管理、国营经济领导和工人群众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繁荣滋长，私营企业内工人店员群众的督促，以及社会力量的推动，我们工商业者的思想认识也随着不断地提高，越来越觉悟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同时，我国民族工商业者长时期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多数人都具有爱国热情，所以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能够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在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继续在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拥护人民民主专政，并且参加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还参加或支持了各种民主改革和爱国运动。
几年来在祖国的飞跃发展和历次社会运动的现实教育下，在国家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正确政策的鼓舞下，我们极大多数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并且逐步认识到爱国和爱社会主义的一致性，所以能够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的时候，欢欣鼓舞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国家资本主义最高形式的全行业公私合营。
全行业公私合营是使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
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
现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正在趋于消灭，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
这是三年来极其伟大的社会变革。
自然，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全部完成，或是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要做。
由于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我们已经胜利地完成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革命的暴风雨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就可以在更有利的条件下，继续接受改造，很好地完成今后的任务。
二　全国工商业者当前的主要任务
和全国人民一道，为解决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而努力
两个多月前，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总结了过去革命的经验，为全国人民指出了当前努力的方向。
大会在“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示我们说：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这一矛盾在实质上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是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同样也是我们工商业者的主要任务。
我国第2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在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方面，是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
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是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
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在争取超额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基础上，为胜利实施及超额完成第2个五年计划而奋斗，就是为了逐步解决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
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彻底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最后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有利于我国当前主要矛盾的解决。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包括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两个方面。
当前企业改造的任务，是为全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充分做好准备，到将来适当时机，逐步把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改变为社会主义企业，也就是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最后改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
人的改造方面，是我们进一步地加强自我教育、自我改造，逐步把自己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为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和平过渡的办法来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国家对于我们工商业者私有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是采取了逐步赎买的政策。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在国家的赎买政策下，我们根据企业的盈余多少，取得一定的利润；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赎买的形式采取了定息制度，在一定时期内，由国家给予我们一定的利息。
由利润分配到定息制度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
我们在一定的时期内得到一定的定息，是国家赎买政策的具体体现。
国家采取定息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地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使我们有一个准备时期，能够安心工作，安心学习，逐步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所以，在一定时期，维持定息制度，可以安定广大工商业者的生活，鼓舞大家的积极性，有利于国内的团结和社会主义事业。
党和政府对待定息制度是实事求是的。
我们相信，在取消定息的条件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政府是会继续发给定息的；
到我们能够完全依靠劳动收入来满足我们生活需要，并且各方面条件也都成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最后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残余部分，全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加强努力，充分做好准备，为将来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铺平道路。
企业改造是和人的思想改造分不开的，企业国有化的逐步实现，也是我们工商业者思想认识提高的表现。
在旧社会谁要失去生产资料，就意味着谁将陷入贫穷、破产的悲惨境遇；
而在我们的新社会中，我们的生产资料的实现国有化，却是结束我国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使生产力获得进一步的解放，促进经济建设的高涨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将来企业逐步实现国有化以后，我们工商业者和全国人民一起，肯定地要生活得比现在更为富裕，更为愉快。
所以，我们不但不应该为企业逐步实现国有化而感到忧虑，而且还要努力准备条件，以便将来条件成熟，可以完满地、彻底地全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在我们工商业者中间，有为数极大的属于独立劳动者的小业主和小商小贩。
我们的小业主、小商小贩由于一方面虽是生产资料的私有者，而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是劳动者，所以在性质上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
由于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上面的业务活动，都是具有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的，所以，小业主、小商小贩也同样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合作化，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劳动人民的集体所有制。
但是，小业主、小商小贩作为劳动者来说，是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不相同的。
小资产阶级所以也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因，就是为了防止和逐步消灭资本主义的倾向，巩固和发展劳动人民的积极作用。
目前各地小业主、小商小贩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改造，除了一部分采取公私合营形式外，极大多数都已走上了合作化道路，这就为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所有制，并为进一步发挥大家更大的积极作用，充分具备了有利的条件。
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
为了解决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大大地发展生产力，又多、又好、又快、又省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使我国能够逐步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
由于我们的祖国在经济上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和世界先进的国家比较起来，不是落后十年、二十年，而是落后一百年。
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
我们只有迅速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使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在几个五年计划内赶上世界先进的国家，才能保证我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
为了促进国家建设，资本主义企业改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以后，必须以发展生产为唯一中心任务，充分发挥公私合营企业的优越性，不但要求生产的数量加多，速度加快，而且要求成本的减低、质量的提高和品种的增加。
我们在公私合营企业中作为一个公职人员，应当和全国人民一道，为迅速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而奋斗。
社会主义的国家最重视人的力量和具有技术能力的人，因为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
在我们中间有不少的人是比较早地掌握了现代文化，并且也有不少的人掌握了现代企业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同时还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和专家。
我们所具有的生产技术和有用的经营管理知识，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所以，国家和人民重视我们，把我们看作国家的一项财富。
但是，过去在私营企业不合理的制度下，许多人虽具有一定的技术知识和生产经营方面的经验，却不能合理使用、不能发挥自己的所长。
自从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这种情况已有改变，不少工商业者大大地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论是在生产上或是在经营管理上，都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但是，我们决不能满足于现有的一些成就。
应该认识，我们还有极大的潜在力量，可以充分发挥出来。
为了适应国家的技术改造的需要和发挥公私合营企业的优越性，我们一定要把对国家建设有用的技术知识和业务经验，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并且在工作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能，进一步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报答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的鼓励和期望。
三　全国工商业者努力的方向
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者
自从全行业公私合营后，随着企业改造的进一步发展，怎样把我们自己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就成为我们当前突出的问题。
我们应该认识，将来定息的取消和企业国有化的实现，是使我们取得劳动者身份的条件，而我们要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使自己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则还需要在工作实践中努力思想改造。
这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自我改造的过程。
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虽则已由过去的劳资对立改变为公私共事关系，然而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矛盾还是存在。
不过，由于阶级的物质基础已经改变，目前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更多地是由企业的业务和工作中反映出来，表现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的思想和作风。
这种矛盾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工人阶级的思想作风之间的矛盾。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有些人忽视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正趋于消灭中这个重大变革，看不到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日趋高涨，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但是，我们工商业者自己如果过分强调自己已经成为公职人员，而忽视了我们在长期剥削生活中所养成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危害性，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每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是由实际生活和客观环境所养成，也就是说，客观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
但是，人们的思想对于客观的存在反过来也是具有巨大作用的。
人们思想的改变通常落后于客观的存在，我们成为公职人员后，一般是不可能随着企业性质和工作环境的改变，而思想也能够很快地改变过来的。
所以，我们如果对自己在新的物质环境下的积极性认识不足，就不可能充分发挥我们的积极作用；
同时，由于我们自己思想落后于客观存在，如果对于旧的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能努力予以改变，那末，我们就不能很好地发挥积极作用，而且还会对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消极作用；
事实上，现在有一些人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法，已经在公私合营企业中造成了不少损失。
所以，我们工商业者的人的改造问题，重要的是在于思想改造。
不仅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要进行思想改造，就是小业主和小商小贩，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过的，作为生产资料的私有者来说，也同样要进行思想改造。
在私营工商业时期，我们主要的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很少想到国家和人民；
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公职人员，应该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在考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多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着想，逐步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这就是个人主义的思想和集体
主义的思想的区别，也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人阶级思想的区别。
如果我们的思想不进行改造，不能够逐步建立起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那末，对于一切新鲜事物都会有抵触，什么事情都是不容易做好的。
为了要把自己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结合思想改造，我们还要逐步养成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
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除了得到以苏联为首的兄弟国家的互助合作外，基本上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从国内积累工业化资金。
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示我们说：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全国人民必须使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艰苦奋斗，克勤克俭，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国家的资金积累。”
自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忽视人民的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
而是说，我们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不应当片面地强调个人的目前利益，而必须把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建设的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
人民生活的改善是渐进的，只有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建设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才能逐步地提高。
所以我们不仅要把增产节约作为我们企业工作中经常的运动，而且还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贯彻勤俭朴素、厉行节约的精神。
目前有些工商业者，特别是中小工商业者，由于家庭负担较重，生活尚有困难，以致不能安心下来，甚至思想上还有些动摇不安，影响到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
国家为了照顾工商业者的困难，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办法，进行照顾。
其中如工资高于当地同类的国营企业标准的，一律不降，低于当地同类的国营企业标准的，根据生产情况和企业的可能，分期地逐步地增加。
定息收入在股金二千元以下的，本人的疾病治疗和病假期内的工资支付办法，按照本企业中职工的待遇同样办理；
股金在二千元以上而确有困难的，也同样照顾；
而且各地对于工商业者的辅助劳动力也作了逐步安排。
这些措施，目前有些地区可能还没有贯彻，但我们相信是一定会贯彻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目前我们固然还有一些困难，但主要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困难，因而也只是前进道路上的暂时的困难；
克服目前暂时的困难，在国家的适当照顾下，除了很好地安排我们自己的生活以外，主要的还要我们自己积极努力，提高技能，在工作中做出成绩。
根据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原则，我们对人民任何一点贡献，都是会受到国家的重视和得到相应的报酬。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祖国是在迅速地前进，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的生活水平也必然会相应地逐步提高，使我们一天比一天富裕和幸福起来。
现在，有些工商业者，希望早些把自己改造成为劳动者，要求早些摘去资产阶级的帽子。
这表示大家已经认识到剥削的可耻和劳动的光荣，是我们工商界的一种进步的现象。
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既然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今后就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可以逐步把自己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而且，我们中间有许多小业主、小商小贩，本来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只要我们符合参加工会的条件，工会的大门是敞开着，都可以依照规定手续，向工会申请为会员。
有不少资方代理人，如果符合条件，也同样可以申请参加工会。
同时，也应该认识，我们要把自己改变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者，主要的还要改造我们的思想感情，也就是改变我们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由于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我们的思想改造就处在更为有利的地位。
在国家方面，就更有利于使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也就是把讲道理的方法，竞赛的方法，批评、自我批评和又鼓励又批评的方法，作为对工商业者进行人的改造的主要方法。
在我们自己方面，我们能够耐心地、不倦地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我们每个人都是能够改变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的。
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
我们工商业者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方法，主要是通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业务的实践和政治理论的学习这样三个互相联系的途径，总的精神始终是学习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所以，我们要学习，学习，再学习，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
加强学习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方法，特别是我们进行自我改造，学习更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学习是多方面的。
我们为了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进行思想改造，必须不断地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包括时事政策学习。
自从解放以来，在党和政府长时期的宣传教育下，我们极大多数人已经逐步认识到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要。
自从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我们更加感到自己在政治、理论方面的不足，对于学习都有急迫的要求，进一步掀起了参加学习的热潮。
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进步，也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我们学习政治、理论以及时事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在思想认识上破掉资本主义的一套，立好社会主义的一套，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更加坚定信心，发挥更大的积极力量。
现在，在各地党、政有关部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的领导下，和在民主建国会等有关组织的努力下，为了满足工商业者政治、理论学习的要求，不少地区已经先后建立了短期讲习班，并且加强了一般经常性学习组织，各级工商业联合会都已把学习工作作为目前的一个主要任务。
学习的原则是完全根据工商业者自觉、自愿，教学的方法是因材施教，循序渐进，不查历史，不查思想，尽量启发学员的独立思考，自由辩论。
这种教学方法是为了适合我们工商界学员的特点，使我们真正能够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目前，我们中间已有不少人在学习上有了很好的成就，各地都涌现了学习的积极分子，一般在经过短期讲习班的短期学习后，在工作中的积极性都有显著的提高，这是又一可喜的现象。
所以，只要我们不断努力，刻苦钻研，政治、理论学习对于我们的思想改造，是一定会有极大帮助的。
除了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学习外，我们还要进一步学会本领，提高技术。
我们对于经营管理、科学技术或者生产技能，固然都具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但是，必须认识，在过去一套的经验和知识中，有很大部分是属于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的；
过去资本主义的一套办法中不合理的部分，不仅没有用处，而且正是我们所要克服的缺点；
对于社会主义的一套办法，我们还是很陌生。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知识和经验中的有用部分肯定下来，并且予以保留和发展，那是应该的；
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还应该了解人民不断增长的新的需要和适应国家建设的迅速发展，以最大的努力，学会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提高生产技能，才能负担起公职人员的任务，做好我们的工作。
我们中间还有不少技术人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具有真才实学，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重视。
我们应当利用自己已具有的很好的基础和优越的条件，进一步学会新技术、新技能，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我国十二年内赶上国际水平的伟大任务中，发挥自己的一定作用。
现在，我们有些人被安排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由于自己所懂的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东西，对于新的经营管理方法还不懂，因而缩手缩脚，对工作失去信心，这是不必要的；
因为经过不断的学习，我们一定可以克服我们的缺点，弥补我们的不足。
同时，有些人由于自己有技术、有本领，因而骄傲自满，不仅不愿意继续学习，而且看不起别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我们必须认识，学无止境，不进则退，只有诚诚恳恳地、始终不倦地坚持学习的人，才能不断提高自己，改造自己，随着祖国的前进而一同前进。
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缺点，我们工商界中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没有文化或者文化水平很低。
应该说，学习文化是一切学习的根本，没有文化的人对于理论和技术学习都会感到较多的困难。
所以，我们不论老少，都应该重视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
自然，这并不是说，没有文化就不能学习政治理论和技术，而是说，具有一定的文化，终究是学习政治、理论和技术的重要的和有利的条件。
搞好公私共事关系，在工作实践中努力自我改造
我们为了由剥削者改变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进行各方面的学习，固然是自我改造的必要条件，但一切学习都是和实践分不开的。
我们只有不断地学习，同时不断地实践，把学习和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才能逐步改变我们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逐步改变我们的思想和感情。
我们的工作实践场所是企业。
我们在企业岗位上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努力作出贡献，不仅是为了促进国家建设，同时也是为了在工作实践中提高和改造自己。
我们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应当积极地主动地接受公方的领导，尊重工人群众的意见，切实搞好公私共事关系。
党和政府一再号召公方代表和工人群众要尊重私方人员的职权，对我们进行团结和帮助。
我们应该衷心地感谢党和政府对于我们的信任和关怀。
公私共事关系是两方面的事情。
目前由于大多数公方代表还是初次和我们合作共事，彼此了解还不够，对于各种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可能会有某些隔阂。
但是，在党和政府的正确政策领导下，公方代表都是在诚诚恳恳地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调整和私方人员的关系。
所以，就全国范围来说，公方代表的工作一般是做得好的，我们应该学习公方代表以忘我的劳动，实事求是地不断改进工作的精神。
目前在个别的企业中，难免还有个别公方人员态度生硬，不善与私方人员相处，我们也应该诚恳地进行商谈，本互相帮助的精神，共同改进彼此间的关系。
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应当从我们自己方面进行深入的检查。
我们不是没有缺点的，而且往往缺点很多。
由于我们长期习惯于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的一套办法，没有充分认识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和学会社会主义经营管理的方法，以致在公私共事关系中往往会有格格不入的地方。
同时，公私共事关系，不仅是我们和公方代表的关系，还有我们和工人群众的关系。
对于工人群众，由于我们长时期来是一个剥削者，如果我们不主动地努力，关心工人生活，向工人学习，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缩短工人群众和我们的距离，我们就不能够单方面地要求工人群众来对我们搞好共事关系的。
还有一些人由于自己具有技术知识和业务经验，不恰当地把自己看得过高，看不起公方和工人，也是公私共事关系不能搞好的一个原因。
在目前，公私共事关系既然同时又是阶级关系，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应当守职尽责，积极主动地做好工作；
另方面，又必须服从公方代表的领导，虚心地接受工人群众的意见。
如果我们能够虚心诚恳，在工作和学习中主动地去接近公方代表和工人群众，向他们学习，争取他们的帮助和支持，并在工作中作出成绩，来改变他们的观感，公私共事关系是一定能够越来越融洽的。
为了搞好公私共事关系，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有职有权的问题。
我们在企业中担任工作，是国家和人民的信任，有职有权是国家肯定的政策方针，但是，在社会主义企业中的职权性质是不同于过去私营企业的。
过去，我们作为企业的资本家，可以无视于别人的意见，随心所欲地独断独行。
现在，在社会主义企业中，我们必须按照国家计划，充分认识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既要积极负责，又要服从领导和尊重别人的意见，绝对不能把自己过去在私营企业中作为资本家的职权，来看今日的企业中的有职有权问题。
有职有权是和守职尽责分不开的。
对于我们来说，目前重要的是在于如何能够守职尽责。
应该认识，我们被安排在企业中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或是管理人员，不论何种职位，都是为国家和人民作事。
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同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长远利益，任何一种工作，都是光荣的任务。
同时，社会主义企业既是按照计划进行工作的，各部分的工作一环接一环，只要有一部分松了劲、脱了节，不能完成任务，就会影响整个计划。
为了完成计划任务，所有工作人员必须齐心协力，认真负责，对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必须努力完成。
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提高认真负责的主动精神，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我们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不论在工作上或者生活习惯上，都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但是，只要我们依靠上级领导，依靠职工群众，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是可以克服困难，完成我们的任务的。
所以，我们不应当低估我们自己的积极作用，以致缩手缩脚，不敢负责，而应当和职工群众一起，满怀信心、勇往直前地为社会主义事业立功。
在努力搞好公私共事关系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重视私私之间的团结。
由于旧社会的思想作风的残余还没有最后消灭，我们工商业者之间往往还有彼此猜忌，互不服气，以及互相倾轧，互相排挤的不应有的思想和行为；
这种思想和行为，对人对事，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现在，我们都已成为公私合营企业和国营企业的公职人员，已经消灭了过去彼此利益冲突的物质因素，大家都为人民做事，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所以，我们私私之间不但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进一步互相帮助，搞好团结。
我们既要反对庸俗的一团和气，更要反对无原则的纠纷和争吵，而应该本友爱互助的精神，通过适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学习，互相监督，以求得彼此提高，共同进步。
我们还应当适当地参加必要的社会活动。
结合企业工作，参加一定的社会活动和爱国运动，不仅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也是我们进行思想改造的一个途径。
过去我们工商业者参加各项爱国运动和社会工作，是有过一定成就的，同时对于我们思想认识的提高也起过很大的作用。
自从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曾有一个时期，在我们少数人中产生过一种误解，认为自己已经作了公职人员，应该专心致志于企业工作，而不必再参加其他的社会活动。
也有些人认为企业工作和社会活动在时间上有矛盾，以尽量少参加或者不参加为好。
这些看法都是不完全正确的。
有的人可以多担任一些社会工作，有的人可以少担任一些，都要根据具体情况来作适当安排。
企业工作和社会活动在若干方面可能会发生矛盾，但是这个矛盾是可以解决的。
只要我们很好地和企业领导上协商，很好地安排我们的工作时间，我们必要的社会活动一定会受到公方代表和工人群众的支持和鼓励，不但不会影响企业工作，而且可以把企业工作和社会活动很好地结合起来，把两方面的工作都做得很好。
我们积极地参加爱国运动和社会工作，把自己培养成为社会工作的积极分子，实质上也就是自我改造的最好的途径。
参加社会主义竞赛，为社会主义事业立功
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社会主义竞赛或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运动的问题。
因为，对于我们通过工作实践，进行自我改造，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参加社会主义竞赛。
解放以来，我国能够迅速地恢复国民经济，取得发展国民经济第1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就是全国劳动人民以当家作主的忘我的劳动态度，采取社会主义竞赛的形式，在工作中高度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结果。
现在，根据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指示的方针，为了解决我国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全国劳动人民在胜利的基础上正在把社会主义竞赛从一个高潮推向又一个高潮。
社会主义竞赛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动力。
我们参加社会主义竞赛，至少有下面这样几个重要作用：
第1，参加社会主义竞赛，我们可以受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认识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一致性，从而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集体主义的精神。
在社会主义竞赛中，大家以忘我的精神，开动脑筋，发掘潜力，从事积极的劳动，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国家建设的发展，又是个人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源泉。
第2，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可以根本改变我们对于劳动的看法，改变自己对待劳动的态度，而积极地投身于生产工作中去。
人类的历史本来就是生产者的历史，世界一切都是劳动所创造，而在人剥削人的阶级社会，剥削者把劳动看作是低贱的事。
我们成为公职人员以后，一般对于劳动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还有些人不能以正确的劳动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工作。
社会主义竞赛使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劳动是光荣的、英勇的、豪迈的事情，从而根本改变过去对劳动的看法，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
第3，我们参加社会主义竞赛，是在实践中向工人群众学习，逐步消除和工人群众的隔阂。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竞赛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竞争。
资本主义的竞争是尔虞我诈，彼此排挤，互相破坏，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仇恨。
社会主义竞赛是劳动人民的一种互助关系，使落后者向先进者学习，并且赶上先进者；
先进者帮助落后者赶上自己，同时力求自己更加进步。
所以，社会主义竞赛的基本原则是：
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我们在竞赛中同工人群众一起，互教互学，互相帮助，不仅可以改善公私共事关系，而且还可以把这种共事关系逐步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同志间的互助合作关系。
第4，社会主义竞赛又是我们学会本领、提高技术的最好途径。
在竞赛中，我们原有的技术和经验可以在实践中得到考验，把那些有用的部分予以发扬，把资本主义的腐朽部分予以舍弃，同时通过经验交流和工作评比，可以学会自己不懂的和缺少的东西。
所以，社会主义竞赛又是我们学会本领、提高技术的一个现实的学校。
我们要以企业为基地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最重要的就是抓住社会主义竞赛这个环节，热烈地、满怀信心地投入竞赛中去，争取成为先进生产者或先进工作者。
自从全行业公私合营以来，我们工商业者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和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运动，已获得了不少成就，并且已有不少人成为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这是我们在工作实践中把自己改变为劳动者的最好的例子，也是我们的光荣。
但是，也有少数人成为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以后，就骄傲自大，看不起别人，这不仅不符合社会主义竞赛的原则，而且必然会使自己脱离群众，不再前进，我们应当提高警惕，引以为戒。
为了进一步推动广大工商业者参加社会主义竞赛，使我们工商界有越来越多的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涌现出来，我们准备于明年召开一次全国工商业者的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的代表会议，以便总结已有成就，交流好的经验，进一步鼓励工商业者投入社会主义竞赛，配合各有关部门，把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四　工商业联合会的任务
继续负起我们的责任，完成我们的任务
工商业联合会是我们工商业者的自己的组织。
不论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或者在有计划建设时期，工商业联合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贯彻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对工商业者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的工作，都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去冬今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期，各地工商业联合会配合政府有关部门，指导和帮助工商业者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几年来工商业联合会能够取得这些成就，是由于党政有关部门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工商业者的支持，同时也是和各级工商业联合会的负责人、积极分子以及全体干部的辛勤努力分不开的。
现在，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国内的形势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从而使工商业联合会的工作也有相应的改变。
但总的说来，我们原有的工作任务，有的虽已完成，有的还待进一步努力，同时，也产生了不少新的问题，要予以处理。
所以，我们工商业联合会还要加强努力，继续负起责任，协助政府，及时作好工作。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有些人曾认为工商业联合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以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这是完全不正确的。
目前，为了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企业改造方面，我们还要协助国家把公私合营企业逐步改变为社会主义企业，人的改造方面，还要把广大工商业者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我们的工作任务仍然是艰巨的。
工商业联合会作为国家的一个助手，必须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广大工商业者进一步做好团结、教育和改造的工作，调动工商界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在将来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全部完成后，工商业联合会的工作任务固然将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我们在改造成为劳动者以后，相当长时期内仍然需要工商业联合会这样的组织，对大家进行思想教育工作。
同时，我国通过和平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创造了新的经验，各国人民都在密切地注意我国改造工作的发展。
近年以来，工商业联合会对国外的联络工作正在增多，今后，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对外联络的进一步扩大，在国际友好往来和交换工作经验方面，工商业联合会所分担的工作任务，也将相应地加重起来。
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发挥人民团体的监督作用
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
“必须继续加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给以工作上和生活上的适当安排，使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下逐步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把他们在生产上、经营上有用的知识和经验贡献给祖国。”
我们必须重视和贯彻这个指示，配合和协助政府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应该认识，代表广大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始终是工商业联合会的一个主要工作任务，目前我们不仅不能忽视这方面的任务，而是应该予以进一步地重视起来。
为了代表广大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协助政府对工商业者的工作和生活予以适当的安排，帮助工商业者解决工作上、生活上以及思想上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我们中间还可能有一些人在工作上安排得不够适当，生活还有一些困难，思想上还存在不少问题。
工商业联合会作为工商业者自己的组织，就应该经常地对他们进行了解，并且热忱地帮助他们，重视他们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加强与有关方面的联系，给他们解决各方面的问题。
工商业联合会应当把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作为一个中心任务，这并不是说，工商业联合会对所有工商业者的一切要求都应该无区别地对待，甚且给予无原则的迁就。
我们应该积极负责地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和要求，同时对于工商业者中间目前还存在的一些不应有的现象，也应该予以及时的批评和教育。
目前工商界中还有极少数人对于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心怀不满，被安排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或是消极怠工，不负责任，抱着得过且过、敷衍塞责的态度；
或是不爱惜公共财物，任意浪费企业的资金，甚且还有贪污中饱等违法行为。
也有少数人被安排在领导地位，有职有权以后，就趾高气扬，看不起工人，甚至借故打击工人。
自从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开放后，有些工商业者的资本主义的思想和作风又在滋长起来，有的甚至要求退出合营，恢复资本主义经营。
这些严重的现象必须迅速地予以纠正。
工商业联合会对于这些人进行适当的教育，正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也是为了工商业者的利益。
所以，在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中，我们既要反对忽视工商业者个人利益和目前利益的“左”的倾向，同时也要反对片面地强调工商业者个人利益和目前利益，而忽视了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这种右倾思想。
我们必须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两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既要充分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而对于目前还做不到的事情，又要对大家好好地说明，对于那些一时还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也要向大家解释，以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从而更好地发挥大家的积极性。
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下，工商业联合会是一个人民团体，应该同一切人民团体一样，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对革命的敌人实行专政，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是世界上最为民主的一种政权形式。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认为人民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愈是发展，我国的革命事业就愈是发展，所以把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做为作好一切工作的主要关键。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全国人民中所以能够获得历史
上从来没有过的崇高的威信，就是由于坚持群众路线，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自从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了把我国尽速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作用就愈来愈重要，全国人民的民主规模也愈来愈扩大。
党和政府要求全国人民充分发挥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对党和政府的一切政策和措施实行监督，共同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奋斗。
工商业联合会作为一个群众性的人民团体，应该充分启发和提高广大工商业者觉悟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广大工商业者对国家事务进行监督，帮助党和政府做好工作。
这就要求工商业联合会进一步联系和团结广大工商业者，倾听他们的呼声，研究他们的意见，及时反映给有关部门；
同时使广大工商业者体会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重视，从而进一步靠拢党和政府，加强党和政府工作的群众基础。
这是对于党和政府的工作有利的，也是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有利的。
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工作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过去三年中虽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其中主要的是对于各级工商业联合会的指导和帮助做得不够。
为了负担起今后新的任务，做好今后工作，希望到会的代表，对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工作加以审查批评，提出宝贵的意见，使我们的工作能够提高一步，继续前进。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示说：
“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
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
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
这虽然是对党内说的，但我们同样也应当依照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来检查我们工商业联合会的工作，在我们的工作中，这些缺点更是普遍地存在着的。
为了逐步克服我们存在的缺点，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们首先要团结一致，进一步加强集体领导，发挥多数人的智慧和力量，在党政有关部门领导下，更好地发挥我们的作用。
其次，我们还要进一步适当地、经常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尤其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利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克服和防止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为了发挥我们群众性的人民团体的作用，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与广大工商业者的联系，密切与会员的关系，取得民主建国会、工会、民主妇女联合会和民主青年联合会等有关组织的帮助和支持，并在群众的监督下做好我们今后的工作。
在党政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广大工商业者的支持下，今后工商业联合会的工作，主要的仍然是要由工商界的骨干分子担负起责任来的。
过去几年来，我们工商界的不少骨干分子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对于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曾作出许多贡献。
为了更好地推进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工商界的骨干分子应当在学习上和工作上先行一步，为大家作出榜样，推动大家一起前进。
在任何时候，我们的骨干分子不能落在群众后面，也不能走在太前面，自然更不应该凌驾在群众上面，而是进一步地发扬为群众服务的精神，加强和广大工商业者的联系，充分了解大家的情况和问题，反映大家的意见，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唯有这样，我们工商业联合会才能够及时地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不断地提高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在协助国家对工商业者进一步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工作中，使工商业联合会作为国家的一个有力的助手，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　在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上迈步前进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
在将结束我的讲话以前，让我再一次地表示我们工商业者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感谢，和我们无比欢欣鼓舞的心情。
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但彻底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而且又取得了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我们正在胜利地从事我们先人所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伟大的事业，为把我国由贫困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富强繁荣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一定能够成功。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国的国内情况和国际地位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国内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不但我国国民经济的面貌有了重大的改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随着城乡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一切剥削制度正在趋于最后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互助的同志关系，正在迅速地增长。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经济建设的高涨，同时也促进了人们政治道德的深刻变化。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全国人民更加巩固地团结起来，六亿人民的团结一致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攻破的坚强的堡垒。
在国际方面，自从朝鲜停战，亚非国家的万隆会议举行以来，我国的声望越来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力量的空前壮大，大大地鼓舞了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争取解放的斗争，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
过去一年中，世界局势本来已趋于进一步的和缓，世界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
但是，在我们面前还站着帝国主义，反动的侵略集团决不会自动放弃他们的战争和侵略的计划，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
不久以前，在帝国主义集团的直接策动和支持下，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的叛乱和英、法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色列的公然进攻埃及，就是最明显的事实。
现在，英、法的侵略军队虽已有从埃及领土撤退的表示，但英、法侵略集团还在同美国侵略集团制造新的阴谋，斗争还没有结束，国际紧张局势还是存在。
然而，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力量的强大团结和爱好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力量的强大团结，必定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的阴谋。
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斗争中，我国人民已经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后还要继续加强努力。
我国人民要求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又是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的有力的保证。
我们工商业者特别感到庆幸的，也引为光荣的，是我们国家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根据我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我国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改变了农民、手工业者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改变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为国家资本主义最高形式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并将进一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
资本主义所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变，这在世界上早已出现过，但在说服教育的和平方法下，能够使工商业者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来接受改造，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为我们祖国走向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同时也可以为以后世界各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用的经验。
我们这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可以说是庆祝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并在胜利的道路上继续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完成而努力。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以宏伟的规模和更大的速度向前发展，我们的国家将有可能在一个不很长的时间内，以一个完全现代化的、有高度文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出现于世界。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工商业者和全国人民就可以骄傲自大，就可以放松我们的警惕和努力。
现在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还没有解放，帝国主义还在制造国际紧张局势，一切反动派还在不断地进行破坏阴谋。
我们不但不能放松革命的警惕性和应有的努力，而且还要进一步划清敌我界线，发挥爱国主义精神，以忘我的工作和创造性的劳动，和全国人民一道，来争取台湾的和平解放，国际局势的缓和，并保卫祖国的和平建设。
我们这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是我们工商界的一次空前的盛会。
特别使我们感动和兴奋的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大会开幕前夕，两次召见我会正副主委和各代表团负责人，对我们作了谆谆的教导，向大家表示了亲切的关怀。
我们保证要进一步发扬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把我们的所有力量贡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决不辜负毛主席对我们大家的鼓励和期望。
过去几年来，我们各行各业的工商业者，在为满足人民需要和帮助国家建设方面，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成绩。
我们工商业者的家属不仅在推动自己亲人接受改造方面尽了自己的力量，自己也有迅速的进步，并且已有不少人参加了企业工作。
我们台湾的同胞热望早日回到祖国怀抱，台湾的工商业者同样希望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发挥自己的力量。
我们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向来关心祖国的前途，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过贡献。
这次都有代表参加大会，充分表现了大家对于祖国的热爱。
通过这次大会，我们全国工商业者一定能够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加强学习，努力工作，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把自己彻底改造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和全国人民一道，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繁荣的、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在加尔各答市民欢迎大会上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亲爱的邦长阁下，亲爱的首席部长阁下，亲爱的市长先生，亲爱的加尔各答市民们！
请首先允许我衷心地感谢你们给予我和我的同事们的如此盛大而热烈的欢迎。
我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向你们致兄弟的敬礼。
在过去的十二天中，无论是在德里，在浦那，在孟买，在班加罗尔，在马德拉斯，在阿散索尔，在奇塔兰詹，在辛德利，我们都受到印度人民的热烈欢迎。
现在，在我们离开印度的前夕，我们又受到你们这样热烈而盛大的欢迎，我们的感激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
当我们看到千千万万的印度人，不论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也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走到街上来欢迎我们，手里挥着印中两国的国旗，向我们欢呼“印地秦尼巴依巴依”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决不能看作是一种外交礼节，或者是什么例行的仪式，它只能是两个伟大民族从心里深处所发出来的伟大的友谊，是蕴藏着伟大的力量的友谊。
从难以确定的年代起，中国和印度就开始了来往，并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我们两国人民都以有这样伟大的历史友谊而自豪。
著名的法显和玄奘在一千多年以前就曾经到达你们美好的孟加拉地区来向伟大的印度求取知识和智慧。
同时孟加拉的杰出的学者也到中国进行了访问。
我们两国之间的密切联系，虽然由于殖民主义的入侵而一度中断，但是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同情和关怀，却由于我们争取独立的同样斗争而更加加强了。
孟加拉伟大的爱国者和诗人泰戈尔在三十多年以前到中国的访问，就传达了这种同情和关怀。
等到我们摆脱了殖民主义的奴役，取得了民族独立的时候，印度是首先承认我们的国家之一，并且一直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我们不仅很自然地恢复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而且我们还在新的基础上广泛地发展了我们的传统友谊。
在伟大的甘地和尼赫鲁总理的领导下，印度人民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英勇的孟加拉人民和加尔各答人民在这个艰苦的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国人民欢呼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胜利。
中国人民先后在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差不多相同的时候，也取得了民族解放的伟大胜利。
我们两国取得独立的道路并不一样，但是我们维护独立、建设祖国和保卫和平的共同目标却是一致的。
这些共同的目标，为我们两国的亲密合作提供了深厚的基础。
在我们的这次访问中，我们更加深深地体会到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亲密合作和互相学习的必要。
我们两国面临着许多相似的问题。
我们虽然摆脱了殖民主义的奴役，但是，我们却没有完全消除殖民主义所遗留给我们的祸害。
我们不仅要珍贵和维护我们已经取得的政治独立，而且迫切地要求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和文化，要求建设我们各自的祖国。
在我们各自建设祖国的努力中，我们的经验是十分值得我们互相学习和互相参考的。
通过我们过去十二天的参观，印度的各方面的成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看到印度在许多方面是走在中国的前面，值得中国好好学习的。
在科学研究工作方面，我们深深地感到，你们对于发展这个关系到国家长期建设的根本部门注意得比我们早，取得的成绩也比我们大。
在工业方面，你们有着不少先进的现代化设备和效率相当高的管理机构。
你们在水利建设、建筑工程、医学和发展乳品制造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
你们的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也是十分特出的。
如果说，在我上次访问印度的时候，你们庄严的古代建筑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末，在这一次的访问中，你们的民族舞蹈和民族音乐又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深为赞佩。
你们所继承和发扬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可以使中国的艺术家和学者得到丰富的教益。
你们在保存和发展这些古老优秀的文化方面所作的工作，也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在这次访问中越是进一步认识你们伟大的国家，就越是感到我们过去的认识的不够。
这种由于殖民主义者长期分裂的政策所造成的情况，应该迅速成为过去。
我们中国今后一定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在科学技术、工业、文化艺术和其他各方面一切先进的东西。
我们相信，这不但一定会使我们从学习中得到益处，而且也一定会更加增进我们这两个民族的了解、友谊和团结，从而有助于和平。
我们两国政治制度虽然不同，但是都在努力建设自己的祖国，我们两国都坚决要求持久的世界和平。
事实已经证明，中印两国之间的团结对于维护世界和平能够产生多么伟大的作用。
体现着中印团结、由印度和中国倡议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潘查希拉，在过去两年半中间已经为亚洲、非洲和欧洲的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
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中，印度和中国同其他国家一起为巩固亚非国家的团结，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共同的努力。
万隆会议为反对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提供了新的力量。
殖民主义者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愈来愈加孤立了。
不久以前，殖民主义者公然对埃及发动了横暴的侵略。
但是，由于埃及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团结一致的英勇反抗，由于亚非国家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强烈谴责，由于殖民国家本国人民的反对，侵略者并没有如愿以偿，并且现在已经在开始自食其恶果。
不过，我们也必须警惕到，斗争是长期的，侵略军队还没有从埃及完全撤退，埃及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还没有得到恢复，而凭借所谓国际管制计划来夺取苏伊士运河的阴谋还正在进行，战争的威胁还依然存在。
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都有责任作更大的努力，来支持我们的埃及兄弟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认为一切侵略军队都必须立即撤出埃及，联合国警察部队的任务是监督侵略军队的撤退，而苏伊士运河自由通航的问题必须在尊重埃及主权的条件下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0月12日所通过的六项原则协商求得解决。
埃及人民的斗争是亚非人民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高潮。
我们坚决支持埃及人民的伟大的英勇的斗争。
我们完全同意印度政府和人民一贯采取的维护埃及主权的正义立场。
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和印度一起，为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而斗争，并且愿意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起，进行共同的努力。
为了击退殖民主义，消除战争威胁，更进一步的国际团结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在印度所看到的印度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大大加强了我们在这方面的信心。
首先，十万万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团结的本身就是个巨大的力量。
尤其重要的是，像印度和中国这样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大国的团结，无疑地将给世界提供一个范例，从而推动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
我们认为五项原则应当成为世界各国在国际关系中一致遵守的原则。
敌对性的军事集团应当为集体和平所代替，军事侵略和武力威胁应当为各国的和平共处所代替。
只有如此，世界的持久和平才有希望。
为了实现这样的希望，我们亚非国家的人民必须加强团结，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的人民也都应该团结。
五项原则是不排斥任何人的。
在中国这方面，我们准备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改善关系。
这是符合世界和平的普遍利益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指出，有些人是不愿意看到国际紧张局势的和缓的。
自从前些时候国际紧张局势肯定地趋向和缓以来，殖民主义者不仅在亚非地区横暴地发动了侵略，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加紧进行颠覆活动。
这种颠覆活动特别表现在匈牙利。
在那里，他们企图利用人民的正当要求，实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使形势一度达到了紧张的高峰。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是不会容许他们的社会主义成果遭受剥夺的。
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来击退一切外来颠覆活动的阴谋，因为这些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颠覆活动，是不利于世界和平的。
在我这次同尼赫鲁总理多次友好坦率的会谈中，了解到印度政府在今天国际事务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上和中国政府的见解是一致的。
当然，中国和印度之间也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在一切问题上都抱有同样的见解，但是正如尼赫鲁总理说过的：
“我们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意是一种友好的不同意，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和合作。”
我完全同意尼赫鲁总理的这些话，并且认为我们除求同而外，还应该尽量了解彼此有所不同的意见，来加深我们相互之间的认识和信任。
这样做，不仅不会妨害我们两国的友谊合作，而只能更加有利于我们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合作的共同事业中，从各自不同的地位发挥各自的作用。
亲爱的印度的兄弟姐妹们：
我要向大家告别了。
惜别的感情留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心现在再次转向德里、浦那、孟买、班加罗尔、马德拉斯、阿散索尔、辛德利和加尔各答这些美丽的城市和那里的热情的人民。
过去十二天中所记下来的美好的回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会忘怀的，不论到那里，我们都将永远的怀念着你们的友情。
在这个宝贵的时刻，我产生一个愿望。
我们深深地愿望世界上一切国家的人民不问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不分种族肤色的不同，都能够像我们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在友好中和平共处。
我们中国人民愿同我们的印度兄弟一起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共同努力。
我想，只有如此，五项原则——潘查希拉的理想才能够认为是得到了完全的实现。
最后，让我们一起高呼：
中印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岁！
亚非人民大团结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潘查希拉万岁！
印地秦尼巴依巴依！
（新华社加尔各答10日电）

一个县有多少机构多少干部
坦天
近一两年来，扩大机构增加人员，已经成了一种风气。
特别是在农业合作化以后，“跟上合作化运动的需要”的口号，已经成为膨胀机构的有力根据。
到底刚刚合作化后需要“跟上”的是什么？
是无限制地增人设事，还是其他？
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题目。
以县为例，不难看出个究竟。
科局几十个公司数不清
一个县级机关到底有多少机构？
部、委、局、科、院、行，不下几十个。
像山东省临沂这样的县，县委设有组织、宣传、合作、财贸、工业交通、文教、统战、政法等八个部。
监委、工委、妇委和青委等四委，另外还有一个办公室和一个巡视组。
县人民委员会的摊子更大，设有农业、水利、财政、税务、粮食、采购、商业、工业、教育、公安、兵役等十一个局，林业、交通、统计、手工业、劳动、文化、卫生、民政、人事等九个科，计划、转业建设、体育等三个委员会，一个办公室和财粮贸、选举、生产救灾等若干临时性的和半永久性的办公室。
还有没设独立门户的扫盲干部、管理民族事务和宗教事务的干部，政法系统的有法院和检察院。
另外还有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和邮电局。
这些管理部门中，有一些还下设若干事业单位，像农业局的畜牧兽医站、林业科的造林站、水利局的水利组、交通科的运输管理站、财政局的册籍室、文化科的文化馆等等。
供销社自成系统，除了区社和若干门市部以外，光是县社就设有十六个科、三个部和两个所，再加一个主任室。
其中管干部工作的就有干部、工资和干部教育等三个科。
还有管一个饭店的饮食科。
有一个供应科，还有个供应部。
至于商业系统的公司，那就几乎是应有尽有，如百货、文化用品、纺织品、专卖、食品、贸易、木材、煤建、交电、化工原料、药材、油脂、水产以及将要自立门户的糕点糖果等十四个公司。
另外还有个财政系统的保险公司。
再加上专区一级的公司，临沂城的街头巷尾，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招牌。
临沂如此，其他县也差不多。
只是一般县的公司少些，而这个县有几个公司有跨县任务。
是不是必需设立这么多的机构？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需要逐个地加以研究才能作出答案。
这里只就几个县的负责同志的看法，从几件事情上去提供一点研究这个问题的线索。
机构这样多是否有必要
像劳动科，在县里究竟有多少事情可做呢？
劳动力的调配、劳动就业、劳动保护等等，基本上都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事情，其他方面的这类问题是极少的，即使也需要有人管管，是否可以放在民政科里呢？
像管理交通的，有交通科，有公路站，还设了个运输管理站，这些机构的任务总不外是管理公路和组织民力运输。
像沂源这样的县，不过一百六十里公路，而民力运输又依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安排，大可不必设这么多的机构。
莒南县总共十二处手工业合作社，县里有一个手工业联社，还有一个手工业科。
县社有二十五个干部，设了四个科，这样，平均两个干部管一个社。
像税务局，自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任务的性质和范围起了极大的变化。
现在税务大大集中了，基本上是四家：
国营、公私合营、手工业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与过去要作千家万户的工作、特别是要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任务不同了。
但是机构依旧，这些县的税务局的编制还是五十、六十以至七十多个人。
有人提出可以考虑把税务局和财政局合起来，这是有道理的。
统计局和计划委员会似乎也可以不必分立，因为计划要依靠统计，在一起，许多事情好办，分开来，反而容易互相牵扯。
至于采购局的工作，季节性很强，过了季节，实在也没有多少事情，是否可以不单设这个单位？
人员这样多事情有多少
县的兵役局，一般都有四、五十个人，莒南县则有近六十个人。
兵役局平日任务不多，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又是全党动手，常年保持这么多的人，实在无事可干，许多干部闲的发慌。
一个县总有两个银行，常常是上百个人。
临沂县的两个银行共有一百三十多个人，几十万人口的一个县，是否需要这么多的人去专作银行工作，确是值得研究。
人最多的还算是供销合作社，莒南全县的供销合作社干部有一千九百十二人，临沂县有一千四百多人。
现在的情况是，供销合作社的许多业务（像主要农产品的收购、许多日用品的批发供应）为若干新设的行政机构或专业公司所代替，实在不必再维持这么庞大的机构。
分工这样细好处在哪里
商业系统分工要算是很细了，上级和城市里有的公司，农村里几乎都有了。
比如糕点糖果公司，在平邑这样的山区里也设立起来。
这里的群众需要的糕点糖果实在不多，就是用一点，也可以到供销合作社或百货公司去买。
既然有了机构，就得办事。
据说糕点糖果公司曾经和供销合作社发生了谁管炸油条的争执，因为油条是类乎糕点一类的东西。
在临沂也有类似的事：
去年冬，在省商业厅的指示下，设立了贸易公司，配备了二十五个干部，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地开张营业。
因为所有的事几乎都叫供销合作社和专业公司办了。
经过几次请示，才说贸易公司可以管理发、澡塘、饭馆、旅社、酱园的事。
但因县城不大，这些行业寥寥无几，实在用不着这么多人，干部闲得无法，只有拉拉胡琴、打打球。
后来县里从中抽走了二十个人，商业厅去检查工作的同志却不以为然，认为没事干是没有好好开展业务。
据一些县里的同志谈，在农村多设几个综合性的零售店，既便利群众，又可以省很多人；
有了百货公司和供销合作社的零售店，何必硬把糕点糖果、文化用品、棉布绸缎再分出去？
群众买肥皂跑百货公司，再买二尺布又得跑纺织品门市部，有什么好处？
何况多设一个公司，就得配备一整套的经理、股长，就是设个零售店也还要有主任。
二百比一七十比七
问题还不在于单位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此而造成的结果。
莒南全县“吃公粮”的干部（不包括乡干部和教师），总共是三千九百多人，临沂县也靠近三千。
两个县加起来有一百四十万人口，平均计算，每二百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公家人”，就是说每四十几户居民中，就有一个人“办公”。
如果加上乡干部那就更多。
这确是一个惊人的比例！
这么多人都“办”的什么“公事”呢？
当然各行各业都有，但很值得研究一下。
比如：
莒南县的三千九百多名干部中，属财经贸易系统（不包括党、政管理部门的人）的二千八百零五名，占全县干部的70％多；
属生产合作系统的（包括县委合作部、农林水三局及其所属事业单位、驻社干部、农业银行及半数区干部）近二百六十人，占7％不足。
人们都了解，农村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办好合作社，其他事业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充分发展的可能，然而经常和直接管这项根本任务的干部却不足财经贸易系统的干部的十分之一，这岂不是大大值得研究的问题？
头重脚轻都是上级
这样弄的结果，使县的领导干部苦恼，使区、乡干部吃不消。
县里的头绪这么多，领导上就得整天开会研究各行各业的事情，和解决日益复杂的机关事务。
区上的骨干大都调到县里去了，每区只剩下七、八个人作工作，乡里也只有三、四个半脱产的干部。
然而“千条河流归大海”，什么事还得通过区、乡去执行。
莒南县的一位乡干部计算了一下自己一天的工作，情况是这样：
原打算上午开会研究冬季生产计划，可是天刚亮，一个妇女来提出林木纠纷问题，一直谈了两个钟头；
早饭后，油脂公司的同志来研究买花生米的事，没研究完，又有个复员军人来要求给他修院墙，这样用了一上午；
在回家吃午饭的路上，公路站的同志来联系打石子的事；
过午，法院来判决一个婚姻案件，又去陪了半天；
晚上，林业部门的同志来调查树种子，要求把全乡所有的树木种类、大小都弄清楚，好计算能出多少种子，明天就得派人挨棵树去量量。
这时天已经很晚了，还得找人弄饭给这位同志吃。
这样，研究冬季生产的计划就垮了。
他的结论是：
“到乡里来的人都是上级，叫办什么就得办，乡干部是整天净事，就是没有时间办主要的事。”
不但群众、基层干部不满意这种状况，就是县里的同志也不愿意这样办，但是所有这些机构的设立，都是上级规定的，不能不照办。
上面每个系统都想有个“抓手”，总想设一个“基层组织”。
这就是县级机关比两年前大了两倍以上的根源所在。
（原载大众日报，本报略有删改）

周总理贺副总理
在加尔各答的参观活动
据新华社加尔各答9日电
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9日上午参观了印度统计学院和加尔各答热带医学院。
在到达统计学院时，中国客人们受到院长普·钱·马哈拉诺比斯教授和学生们的盛大欢迎。
周恩来总理在校园里种下了一棵芒果树苗，然后由参与印度第2个五年计划拟订工作的马哈拉诺比斯教授引导参观了学院的各个学系。
周总理说，中国愿意派遣专家和学生到这个学院来学习。
以王思华为首的一个代表团一两天就要到达这个学院，同马哈拉诺比斯教授商谈中国人在这里研究学习的问题。
在热带医学院参观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会见了一位美国研究工作者，这位研究工作者前来欢迎他，并且同他握手。
另外也有中国人在这个学院从事研究工作。
周恩来总理对他们说，要互相经常联系，做好朋友。
中国客人们今天上午还参观了一所佛教寺院。
僧人把一尊檀香木佛像赠送给他们。

周恩来总理告别加尔各答
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设宴欢送
新华社加尔各答10日电
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和他们的随行人员在印度各地作了四千英里的访问旅行之后，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加尔各答前往缅甸首都仰光。
西孟加拉邦邦长奈都女士在政府大厦欢送中国客人们。
中国客人们在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罗伊陪同下，乘车经过从政府大厦到机场的八英里长的道路，道路两旁的印度人民双手合十向中国客人们送别。
在机场上，乐队奏了中印两国的国歌。
中国贵宾们检阅了仪仗队。
前往送行的有西孟加拉邦政府的部长们、印度驻中国大使拉·库·尼赫鲁、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以及各界知名人士。
一群穿着白上衣黑裙子的华侨少女们挥动着中国和印度的小国旗，向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欢呼。
中国客人们同送别的人握手，并且以“再见”这句简单的话互相表达了惜别的深情。
随后，他们登上了印度航空公司的“空中霸王”式飞机，这架飞机在印度朋友们不断挥手和欢呼声中起飞。
新华社加尔各答10日电
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罗伊9日晚在邦长府举行宴会，欢送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和他们的随行人员。
席间，罗伊致词，赞扬周恩来总理在印度访问的成功。
他说，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是印度人民的贵宾，通过这次访问，将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善邻关系。
周恩来总理说：
中国人民特别敬仰西孟加拉邦人民，因为我们知道西孟加拉邦人民在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中作了重大的贡献。
总理说，这几天我们生活在印度人民之间，印度人民把我们看成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我们也把印度人民看成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我希望这种兄弟般的感情将世世代代地发展下去，成为我们两国伟大的友谊的保证。
出席宴会的有西孟加拉邦邦长奈都女士和邦政府高级官员，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和印度驻中国大使拉·库·尼赫鲁等。
宴会后，宾主观看了精彩的舞蹈节目。

上图：
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教学医院大楼已经开始使用，内设病床四百多张。
图为大楼的一角；
九龙暴乱事件中被国民党特务打伤的工人正在门前散步。
右图：
广东省副省长古大存到这医院的病房里慰问来广州就医的港九工人。
陈福北摄
（南方日报社稿）

在加尔各答接见华侨代表时
周总理号召华侨“人人学玄奘”
新华社加尔各答10日电
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12月09日下午在印度西孟加拉邦政府大厦花园接见了旅居加尔各答和附近各邦的华侨代表一百五十多人。
周恩来总理在讲话时号召华侨“人人学玄奘”，努力学习所在国语言，并且加强团结。
他说，每一个侨胞都要很好地尊重所在国的法律和生活习惯，同所在国人民要把关系搞好，不许搞坏。
他还说，要和印度人民团结好，首先要中国人自己团结起来。
政治见解有差别是免不了的，但是不管有什么不同意见，应该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受接见的华侨中，有来自大吉岭、阿萨姆邦、比哈尔邦的华侨和藏族侨胞，老同盟会员熊奋南，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谢应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叶鹤汀等。
华侨代表向周恩来总理献了锦旗，藏族侨胞代表献了哈达。
西孟加拉邦立法会议议长、印中友好协会加尔各答分会会长慕克吉、加尔各答市长高士等也应邀参加了会见。
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和驻加尔各答总领事柳雨峰也参加了会见。

山东临沂地区县委书记们的迫切要求
让他们有充分时间领导生产
本报讯
据山东大众日报本月08日的报道，11月下旬，大众日报记者曾经分别访问了临沂地区的几位县委书记，这些县委书记一致提出了一项迫切的要求，就是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和力量去解决农村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办好农业合作社，发展农业生产。
据这几位县委书记说，现在的情况很难使他们做到这一点，因为没有充分的时间和力量。
时间和力量哪里去了呢？
平邑县委书记张亚彬同志说：
第1是开不完的会、听不完的传达，领导干部下不去；
第2是数不清的业务部门，都要求县委去管事，分散了县委的精力；
第3是机关不断膨胀，坐在办公室里做上报下达工作的人太多，过问生产合作的人太少了。
究竟有多少会？
书记们记不清了。
据沂源县委书记张奇同志概略地估计：
除了定期的全体县委委员会议以外，常委会每周总得开三次，每次平均是一天，事多了还得两天，临时加班还不算；
一定期间（如一个月或两个月）总得开几天区乡干部会，布置检查工作；
书记或委员，几乎是轮流不断地到上级（专区或省）去开会；
在所有这些会议的空隙中（甚至于在吃饭的时间）业务部门的干部要找书记解决一些个别问题，常委委员们还要参加一些分工管理的业务部门的一些小会。
这样就使县委的主要负责人都被会议缠住了，没有时间到乡、到社去研究基层干部和群众中的迫切问题。
据莒南县委书记杨雷同志说，他自己在去年合作化以前，每月平均有四分之一的时间下乡，合作化高潮时也还有大约五分之一的时间下乡，现在呢，几乎完全没有时间下去了。
沂源县委书记张奇同志今年一年，尽了最大的努力，才下去了四次，总共不足二十天的时间。
那里来的这么多的会呢？
上级党委统一布置的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当然必须开会研究贯彻执行，不过，这用不着天天开会。
据书记们谈，最头痛的是上级业务部门要叫县委办的事太多，扫盲问题、妇女问题、交通问题、民政问题、收购生猪问题，以至于少先队问题等等，都得找县委管。
张亚彬同志说：
上级的业务部门多了，都竞相开会布置自己的工作，许多会议结束时，总要交代一句：
“要向县委传达”。
传达时又常常是照本宣读，本子又很大，这样县委就吃不消了。
除了传达的以外，还常带下来很多文件。
而据张奇同志统计，县委平均每天大约要接到六份电报和指示，再加上一些开会带回来的文件，县委从那里找时间看呢？
在这种情况下，各部门有事都得到县委去挂号排队，排不上队就有意见；
因为业务部门不能争取向县委传达，往往要挨直属上级的批评，他们也是左右为难。
像平邑县水利科长今夏到专署水利科开会布置防汛，回来要向县委传达，其实在十天以前，县委早已布置了防汛工作，并派了干部下乡，家里只留了一位书记。
向谁传达呢？
只有向书记，因为不能把下乡搞防汛的委员招呼回来再重复传达布置。
县委书记只好叫个别谈谈，据说水利科的同志因此受了上级的批评，因为没能争取向县委传达。
县委书记的苦恼是：
只有保证执行上级所有部门布置的工作的义务，根据本县情况统一安排工作的权力太少了。
今年秋季全县正在忙于进行秋季分配的时候，莒南县公安局根据上级的指示，非开乡文书会议布置户口登记不可，县委考虑这样会影响分配工作的进行，可以开区文书会布置，再结合中心工作传达到乡。
但公安局不同意，因为这是上级的指示，必须执行，结果到底开了乡文书会议。
既然领导干部必须开会，生产合作的实际工作让一般同志去做不也行吗？
据书记们说，现在县级机关比两年前大了一倍到两倍，干部是多了，但真正在下面作合作社工作的人员却少得可怜。
县委增设了若干部委，政府也有二十多个局、科、院、委，再加上许多企业公司，各部门都有自己的上级，都有自己的业务，都要上报下达，都要开会，都要做自己系统的干部工作，到合作社里去帮助研究一下经营管理和生产问题，不是本行，也很难做。
真正研究合作社工作的，实际上只有合作部的几个干部。
有时勉强调一批人下乡，十天半月之后就走光了，因为家里有业务，或者上级要开会，不得不回来。
不仅如此，严重的是县里很多干部差不多都是抽调的区上的骨干，科局长是区干部，专业公司的经理还是区干部。
现在区里只剩下八、九个人了，他们什么事都得管，但最主要的事却没有时间去管。
归结起来看，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集中力量去研究办好合作社和农业生产是困难的，这就发生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怎样实现农村党委领导办好合作社和农业生产这一根本任务？
这几位县委书记虽然都谦虚地说自己不善于合理地安排工作，但是从上述情况看，再会安排也不行。
根本问题是要上级领导机关去解决，就是要使下面有充分的时间和力量去做最主要的工作，有更多的统一安排自己工作的权力，不要什么系统都去干涉他们。

平而不公英韬

是穆桂英就应当挂帅
阳泉市矿务局某处缺几个科长，需要从干部中提拔。
有三位女同志工作能力都比较强，其中有一位女同志因为能干，人们称她为穆桂英。
可是在提拔时，却没有提拔她们，那里的领导干部说：
“穆桂英能干也不能叫她挂帅。”
理由是：
提拔女同志当科长，就要伤害男同志的自尊心。
一千年前，穆桂英有才干就挂了帅。
而今天我们的女干部能当科长，却硬不提拔，这样做，据说是怕伤害男同志的自尊心，难道男同志的自尊心就应当建立在压抑女同志才能的基础上吗？
我们党和国家提拔干部的原则是“德才兼备”，并无男女之分。
一切寻找任何借口不愿提拔女干部的领导人，都应当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看看是否有封建思想残余在作怪。

离开加尔各答的时候
周总理在飞机场上的讲话亲爱的朋友们！
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贵国进行了十二天愉快的友好访问之后，今天就要离开了。
在这个分手的时候，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印度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谢意。
我们应该特别感谢普拉沙德总统阁下和尼赫鲁总理阁下，由于他们的关怀和指导，我们的访问才能得到这样满意的结果。
我们还要感谢印度政府和我们到过的各邦的邦长，首席部长，各级政府的官员和工作人员，以及印度民用航空人员在访问中给予我们的可贵的照料和帮助。
十二天来，我们所到之处都受到印度政府和人民的殷勤招待和盛大欢迎。
这是对我们，也是对中国人民的很大光荣。
我们的访问是为了增进中印友谊。
从我们在印度同各方面的广泛接触来看，我们可以很高兴地说中印友谊的花朵不仅有着光辉的过去，而且有着更加灿烂的将来。
我们相信，我们这次的访问在中印友好合作关系上是能够起着推进作用的。
亲爱的朋友们，再一次感谢你们。
让我们为进一步加强中印友好合作关系而努力。
四万万印度人民和六万万中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将是巩固亚非各国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大因素。
我们虽然暂时分别了，但是，我们友好的心永远是靠近的。
中印友好万岁！
亚非人民大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潘查希拉——秦达巴！
印地秦尼巴依巴依！

埃及外交部次长
接见我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据新华社讯
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已经在8日到达开罗。
代表团是执行中国埃及1956年文化合作协定前往埃及进行访问的。
代表团团员有：
“人民日报”的蒋元椿，“新华通讯社”的言彪，“光明日报”的高天和“人民中国”的车慕奇。
埃及外交部次长穆斯塔法·优素福12月08日接见了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优素福热烈地欢迎他们，并且答应将提供一切便利来使他们获得关于埃及人民抵抗侵略和建设的全面和真实的情况。

斯托伊卡就罗苏会谈结果发表演说
加强同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友谊
新华社10日讯
据塔斯社布加勒斯特讯：
12月08日晚间，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斯托伊卡就莫斯科罗苏会谈结果在布加勒斯特电台发表了广播演说。
斯托伊卡说，罗苏会谈是本着合作和团结的精神举行的。
在会谈过程中，我们请求苏联政府协助我们克服我们在实现发展国民经济和不断提高我国劳动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纲领的道路上所遇到的一系列困难。
苏联政府表示完全理解我国国民经济的需要，答应了我们的要求，给我们一些重要的经济和财政的优惠，这对完成我国经济建设任务是一项巨大的支援。
由于从苏联获得谷物援助，我国居民的粮食供应已经有了保证。
斯托伊卡说，今年的歉收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平衡造成了某些困难。
考虑到这种情况，苏联政府主动地决定按照我们的利益修改在罗马尼亚赎回前苏罗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这件事上苏联应得的权利。
苏联还把以前属于希特勒德国的、作为苏联股份加入罗苏混合企业的全部财产无偿地让给罗马尼亚，并且放弃了它应得的全部利润。
此外，苏联政府同意苏联应得的另外的款额可以在长时期内以列伊（罗币名）偿付，这对罗马尼亚说来比用外汇偿付要有利得多。
斯托伊卡最后说，莫斯科会谈是朋友之间、同志之间的会谈，没有任何东西能分裂我们，一切都使我们亲近和团结。
这次会谈再一次证实，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依靠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互助。
我们将始终不渝地加强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

突尼斯访问记
李学纯
（六）突尼斯国立博物馆
08月08日，我们参观了突尼斯国立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座落在突尼斯市的巴图广场上，它建于1881年。
这是一座记载着突尼斯人民悠久文化历史的阿拉伯式的巨大建筑物。
博物馆共分史前古物、突尼斯古代文化艺术品和突尼斯历代王室用品等三大部分。
史前古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从海底发掘出来的古希腊商船，商船的木头都早已腐烂了，剩下的只是它的青铜的龙骨和船头上装着的铜制的马头。
从龙骨的大小上判断，这是一只相当大的商船。
突尼斯古代艺术品异常丰富多采。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古玩、陶器、铜像、石雕等，其中尤其动人的是图案画。
这种图案画是用各种颜色的小石块砌成的，虽都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但却仍然鲜艳夺目。
这些图案画反映着突尼斯劳动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各方面的情景，其中有突尼斯人民反抗罗马统治者和拒服兵役的场面，有突尼斯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者的暴动的情景，也有突尼斯人民从事捕鱼、打猎、耕田、植树、航运、读书、歌舞等生活景况。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一幅描写突尼斯人民反击罗马侵略者的图案画，这幅画的主题是描写突尼斯人民的爱国热忱，一位突尼斯勇士把他的利剑刺入一个罗马侵略者的喉头，突出地表现出了突尼斯人民的英雄气概，同时并衬托出罗马侵略者屠杀突尼斯劳动人民的残暴情景。
另有一幅描写自然景色的图案画，则给人以心旷神怡之感，这幅图案画有八十平方公尺大，据博物馆馆长说这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一幅。
突尼斯历代王室用品就陈列在王宫里，王宫就接在博物馆的后面。
这座宫殿的面积虽不大，但它是突尼斯古典建筑艺术的典范。
它的雕梁画栋极其优美精细。
宫殿内的陈列品最突出的是古代战争中使用的各种兵器，这些兵器记载着突尼斯人民反抗侵略者的历史。
突尼斯古代的民族英雄曾建都于此，迦太基的两员大将哈米哈和加米拉曾在反抗侵略的战争中打败过罗马帝国。
突尼斯的古代艺术受着希腊、罗马的浓厚影响，尤其受阿拉伯国家的影响最深。
法国殖民主义者轻视突尼斯人民的文化遗产，他们为了加强对突尼斯的文化侵略，硬说阿拉伯人是野蛮民族，他们只准突尼斯人研究法国，不准突尼斯人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
博物馆馆长说：
“告诉法国殖民主义者，他们的打算落空了，独立后的突尼斯人民正在系统地研究和整理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悠久的突尼斯文明正在放出它原来的光辉。”
（未完）（附图片）
突尼斯国立博物馆的图案画

越南内务部副部长答捷通讯社记者问
说明琼流事件真相和政府措施
指责南越当局借此大叫大嚷欺骗舆论
新华社河内10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9日讯：
越南内务部副部长范文白最近在接见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驻河内记者伊里纳·杜马索瓦的时候，说明了关于琼流骚乱的真相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措施。
范文白说，琼流县曾经发生了一次事变，但是这次事变最后遭到惨败。
西贡电台在1956年11月18日承认：
这些骚乱是“一个曾经在那里秘密进行准备的组织”引起的。
已经查明，在琼流县琼安乡逮捕到的头子们是先前强迫这个地区的人民到南方去的特务。
他们打着保护宗教的幌子，企图使琼流县某些乡的天主教居民无视土地改革的积极成就。
但是，由于他们向农民勒索稻米、粮食和钱财，并且在老实的居民中散布恐怖，他们就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
他们以凌辱和暴力行为来回答地方当局代表的耐心解释。
最后这个地区的天主教居民完全不同意这些破坏分子的行为。
范文白说，事情发生以后，地方政府立刻派遣一个代表团进行实地调查，谴责严重地损害了居民的利益的反动分子的阴谋。
同时，还采取了措施以确保公共秩序和治安，使居民能够恢复日常工作。
骚乱只继续了三天。
早在1956年11月15日，情况已经完全恢复正常，农民们能够及时开始收割，我们的天主教同胞又照常上教堂了。
在回答关于吴庭艳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的目的何在这个问题时，范文白说，西贡当局同它的美国主子一起，一直在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个散布谎言和大事诽谤的运动。
他们企图通过大叫大嚷的、选择好时机的宣传，捏造所谓“人民起义”来欺骗舆论。
我们都清楚知道，目前和平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敌人正在企图进行破坏活动，并且正在通过他们的特务在人民民主国家进行颠覆活动。
南方当局就是按照这个方针狂热地进行“支持北方起义者的运动”的。
显然，在有计划地破坏日内瓦协议、加紧扩充南越武装部队和经常侵犯非军事区的时候，美吴集团是想达到同一目标：
扰乱我们越南北方的和平建设工作，阻挠越南的统一。
南方当局显然也在力图分散舆论对它在南越进行的镇压和恐怖活动的注意。
南方当局要求联合国秘书长注意所谓“琼流事件”——一个纯粹的内政问题，这种做法是既非法而又荒谬。
范文白强调说，尽管吴庭艳施展种种阴谋，我们正在继续巩固北方的人民民主政权，我们迟早一定能够实现祖国的重新统一。

铁托同志在普拉发表的演说和各国共产党的反应
铁托在普拉发表演说
支持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
认为苏军第1次干涉是不必要的。
认为“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产物”。
把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分为“斯大林主义者”和“非斯大林主义者”。
强调现在的问题是南斯拉夫新趋向在各国共产党内得胜还是所谓“斯大林主义路线”得胜。
要某些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改变作法。
激烈批评霍查的文章。
新华社10日讯
11月16日，南斯拉夫“战斗报”发表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约·布·铁托同志11月11日在普拉发表的一篇演说。
铁托这篇演说大部分是谈论匈牙利事件以及在波兰和匈牙利所发生的事件的根源。
他谈到了匈牙利反动分子在事件开始后掌握了越来越大的权力，谈到了法西斯反动暴徒杀害共产党员的暴行。
他还批评了纳吉政府不坚决起来制止反动分子的活动，并且对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表示了支持。
铁托说，“纳吉政府并没有做什么事情来防止这种行为。
它继续在电台上哭哭啼啼呼救，而没有对这种行为展开斗争，用某种方式表示要制止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决心。
它没有那样做，却发表了一篇宣言，在宣言中退出了华沙条约，宣布自己的独立等等。”
铁托说，“纳吉逃跑了，同时一个新政府建立了。……我知道这个新政府的人员，并且据我看来，他们代表的是匈牙利最正直的人”。
“我们必须保卫卡达尔的现政府，我们必须帮助它”。
他又说，“我们必须反对所有那些现在正在不负责任地把全部责任都归咎于俄国人的分子”。
在谈到苏联军队应匈牙利政府请求来制止暴乱的时候，铁托说，苏联的“第1次干涉是不必要的”。
至于“苏军的第2次干涉”，他说，“我们反对干涉，反对使用外国的武装部队。
可是现在那一种的坏处比较少一些呢？
是混乱、内战、反革命和一次新的世界大战呢，还是苏军的干涉？
如果是前者的话，那会是一次大灾难；
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会是一种错误。
当然，假如那样做可以挽救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那末，虽然我们反对干涉，我们可以说，苏军的干涉是必要的”。
谈到南斯拉夫同苏联的关系时，他说，“由于苏联的希望和倡议，我们同苏联恢复了正常关系”。
“就我们而论，我们在同苏联的关系方面已经作了很大的努力。
我们已经改善了关系，缔结了一整套的经济协议，这些协议对我们很有益，是根据非常有利的条件，等等”。
铁托认为，苏南两国先后在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签署的宣言，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应该有实际的意义”。
铁托演说的最后一部分斥责了英、法和以色列对埃及的侵略，他认为，“这是同殖民国家过去发动的传统侵略没有任何区别的典型侵略”。
“这次以色列表明它是大国的一个工具，因此它构成了对和平的危险”。
铁托并且揭露了法国社会党在侵略埃及问题上的面目。
他说，“最悲哀的是法国社会党人丢了脸，并且再度表明他们是那些企图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持旧的、传统形式的殖民主义的人们的忠实的仆从”。
铁托在演说中提出了“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产物”的论点，并且按他自己的看法，把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分为“斯大林主义者”和“非斯大林主义者”。
铁托强调，现在的问题是：
是实际上在南斯拉夫开始的新趋向在各国共产党内得胜，还是所谓“斯大林主义路线”得胜。
铁托表示，南斯拉夫将在各方面进行努力，“以求保证新的精神获得胜利”。
铁托在演说中还批评了东欧某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法国共产党，并且要它们改变作法。
铁托在演说中还激烈地批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恩维尔·霍查所写的一篇文章，他认为这篇文章是针对南斯拉夫提出批评的，虽然这篇文章中没有提到南斯拉夫的名字。
霍查在11月08日在苏联“真理报”上写的题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十五周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反对这样一些人，他们自命发明了社会主义政权的‘新的形式’和‘组织’，并且极力把它们强加给别人，鼓吹拒绝苏联的榜样和经验”。
铁托同志这篇演说在社会主义各国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士中，引起强烈的反应和广泛的评论。
苏联
塔斯社介绍了铁托演说的主要内容，对他的一些论点提出批评。
“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指出了铁托对匈牙利事件的一些正确估计，反驳了铁托关于个人崇拜的根源、南斯拉夫经验的作用、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论点。
强调一切社会主义力量进一步团结起来。
苏联“真理报”在11月19日刊载了塔斯社11月17日一篇关于铁托演说的贝尔格莱德通讯。
这篇通讯介绍了铁托演说的一些主要内容，同时也对铁托演说中的一些论点提出批评。
通讯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在铁托的演说中，有一些论点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机构最近就国际局势、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共产党之间的互相关系的一些基本问题所屡次提出的说法是十分格格不入的。
在他的演说中有一些话，不论从形式上或者是从实质上来看，都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劳动人民国际团结的原则相违背的。
11月23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它的编辑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
“争取社会主义力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
“真理报”的文章也分析了匈牙利事件的根源，指出苏联帮助匈牙利粉碎反革命阴谋是在尽自己的国际主义的责任。
文章说，“在外国对匈牙利事件的许多反应中，铁托同志最近在普拉的演说是最令人注意的”。
文章认为，铁托的演说正确地指出了反革命分子在这个事件中所起的挑衅作用。
他尖锐地批评了纳吉政府。
他认为苏联第2次“干涉”是必要的看法，是对匈牙利事件的正确评价。
在谈到铁托抨击英、法、以侵略埃及和揭露法国社会党在侵略埃及问题上的面目的言论时，“真理报”说，“从这个正确估计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提高警惕和团结一致”。
同时，文章还对铁托对于匈牙利事件的一些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反驳了铁托关于个人崇拜的根源、南斯拉夫经验的作用、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论点。
文章认为，“个人崇拜是同整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极其格格不入的”。
文章批评了南斯拉夫方面指责别国社会主义制度、夸耀自己的经验、把自己的经验吹嘘为可能是最优良的经验等作法。
文章指出，谈论什么“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是毫无根据的。
文章还批评铁托的演说干涉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
文章强调说，“谁都明白，为了各国共产党的事业，不容许发生争吵，不容许转向互相攻击和恢复分歧的气氛。
苏联共产党为了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兄弟人民的利益，为了保卫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今后仍将执行两党在原则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合作政策。
我们认为，现在必须本着在平心静气的友好的气氛中，通过同志式地交换意见的方式来讨论和澄清争执问题。”
文章最后说，“苏联共产党人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人都意识到，当反动派对社会主义和民主力量发动激烈的攻势的时候，当许多国家的帝国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对共产党人展开疯狂的进攻，企图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一切社会主义力量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
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评论认为铁托对匈牙利事件的许多估价同捷共和其他共产党明确的立场不相合。
西罗基总理认为不能同意南斯拉夫的经验、方法可以宣布为其他国家也应该仿效的某种“新路线”。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机关报“红色权利报”11月19日报道了铁托的演说。
这家报纸评论说，铁托在匈牙利事件的估价中有许多不明白的东西和保留。
这是同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明确的立场不相合的。
我们充分地珍重苏联根据请求给予匈牙利的兄弟般的帮助。
这家报纸认为，铁托在对匈牙利事件的整个分析中基本上没有谈到西方反动集团和匈牙利国外流亡者在事件中的作用。
报纸指出，铁托在演说中所说的一些话“在实际上趋于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的内部团结，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这家报纸说，“正当在这些日子里，在共产党人坚决地制止纠合起来的国际反动派集中的进攻的时候，试图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把共产党划分为什么“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各种派别，这只能被称为有害于我们共产主义的共同事业的”。
这家报纸还批评了铁托演说中“意味着干涉其它共产党内部事务”的话。
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11月23日在故总统哥特瓦尔德纪念碑揭幕典礼上发表的演说中说，我们不能同意那怕是在像南斯拉夫这样的友好国家内出现的某些努力，这就是：
认为正是他们的经验、方法可以宣布为其他国家也应该仿效的某种“新路线”，或者甚至以为应该对其他国家的抱有不同意见的代表展开斗争。
西罗基说，有必要指出，平等和互不干涉的原则是每一个、包括如此经常地谈到这些原则的人在内所必须遵守的。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2月05日和6日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际政治局势的决议中，提出了对铁托演说的意见。
决议说，“这篇演说除了就国际局势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结论和估计以外，还包括另外一些言论，这些言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致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不符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利益的。”
决议说，我们肯定不能同意根据某种“趋向”把共产党和他们的领导机构加以划分的那种作法。
这显然是干涉这些党的内部事务。
这种划分也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团结有影响。
决议认为铁托的演说里对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提法也是不正确的。
决议说，也很显然，要把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特定的形式和趋向来作为对其他国家普遍有效的“典范”的任何努力，都是同列宁主义和工人阶级运动的国际经验相抵触的。
决议说，我们对苏联共产党在建设人类历史上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经过多次实际考验的丰富经验加以创造性的运用。
同时我们也仔细地吸收、并且还要进一步继续吸收和采用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
我们还要努力来不断加深和加强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和同志关系，来客观地讨论和澄清对双方都很重要的一切问题。
我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将永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和我们两国人民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
意大利
陶里亚蒂说，铁托的有些论点和意共一致，而在另一些问题上，意共的估计则比较持重和审慎。
“团结报”社论指出，关键问题在于不要忘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力量。
意大利“团结报”11月19日发表了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波伦亚省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
陶里亚蒂在谈到铁托演说时说，这个演说中“有些论点是同我们看法一致的，而在另一些问题上，我们的估计则比较持重和审慎”。
在谈到匈牙利事件时，陶里亚蒂认为，匈牙利的党的领袖们以前所犯的错误和以后党的完全瓦解是造成这一事件的决定性的原因。
后来，反动势力乘机渗入这样造成的裂口，局势就此混乱了。
陶里亚蒂认为，在最初一个时期，对峙的双方都有工人和人民的力量。
但是，“有工人力量参加不足以使一个运动具有革命性质，因为，要具有革命性质，这些力量必须有一个有目标的革命力量来领导。”
在谈到苏联军队协助匈牙利政府镇压反革命暴乱的问题时，陶里亚蒂说，意大利共产党认为，苏军的第1次干涉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
“这种干涉是能够而且应该避免的，干涉的事实主要应由匈牙利的党的队伍中发生的混乱情况负责。”
他接着又说，“第2次干涉是不可避免的严格的必要的，这不仅是由于在匈牙利形成的局势，而且也是由于这些事件以及可以预见到的发展可能对整个欧洲和全世界的局势产生的影响”。
对于前纳吉政府，陶里亚蒂说，我们的判断大部分同铁托同志所作的判断是一致的。
陶里亚蒂认为，“人民民主国家应该进行党和国家组织内部生活的民主化，应该建立领袖和群众间的更好的联系，每一个国家都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从而满足在一个国家以不同方式出现的需要。”
他表示相信：
苏联同志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表现出的勇气必定有利于纠正所有各国共产党在领导方面所犯的错误。
他认为，不应该在第20次代表大会所作出的批评面前退却。
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11月25日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题发表社论说，“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有讨论、有争论、也有批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此感到惊奇和过分的忧虑”。
“南斯拉夫同志们已经对匈牙利事件提出他们的判断，他们在判断中是同意苏联有必要进行第2次干涉来从反革命威胁中拯救社会主义的。
对于他们的判断是可以加以讨论的。……但是，在深入分析这些判断之前，必须认为这些判断应该避免由于对各国共产党、对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意加以区别对待，而危害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这家报纸还说，“关键问题在于不要忘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力量。
谁要是离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有削弱这个阵营的危险，而且有使得自己的党和自己国家的人民群众放弃社会主义伟大动力的危险”。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新德意志报”刊载德国一个老工人党员的来信，批判铁托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提法。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在11月20日发表一个老工人党员写的一封读者来信，着重地批评了铁托演说中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提法。
信中写道：
我根本反对这种“斯大林主义者”和
“非斯大林主义者”的区分，我只知道这种名词是出于阶级敌人的宣传。
他指出：
如果在各兄弟党内部和各国兄弟党之间分出各种派别，那只会带来混乱和损害，而根本不会有任何好处。
他说：
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所产生的错误，曾经使他大受刺激和震动，但是斯大林所作的事情并不完全是错误的。
“因此，我认为‘斯大林主义者’和‘非斯大林主义者’的提法是完全错误而有害的。”
法国
法共中委居约说，对苏联和苏共的态度是一个原则问题，离开它就会削弱和危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法共总书记多列士说，目前特别需要各国共产党间的团结，不认为铁托有理由在各国党之间划一条分界线。
国际工人运动不能有几个中心。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雷蒙·居约在11月20日开始举行的法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谈到了铁托的演说。
居约指出，铁托在演说中斥责摩勒和法国社会党人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政策，这是“非常正确的”。
在谈到苏军应匈牙利政府的请求协助镇压反革命叛乱时，居约指出，有人对此表示不快，甚至还怀疑别人对苏联和苏军行动的支持是一种卑顺或拒绝“非斯大林化运动”、拒绝“自由化运动”的表现。
他说，这是不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因为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态度是一个原则问题，离开这个原则就会削弱、危害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
他表示：
法国共产党完全赞同苏联的这种作法，认为这是它对匈牙利工人阶级和各国无产者的天然责任。
居约表示不同意铁托的“南斯拉夫政治路线”的提法。
他说：
“对于我们说来，不存在什么南斯拉夫政治路线。
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而一切的中心是伟大的苏联经验。”
居约还批评铁托干涉其他党的内部生活。
他指出，铁托攻击某些党的领袖，并且把一些国家的党说成是“保守的斯大林主义者”，而另一方面，又把南斯拉夫和另外一些国家的党列为拥护“民主化”的党。
他说：
“这一切都是在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处于特别困难的时候干出的很坏的事情。”
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在这次会议结束时发表的闭幕词中，也谈到了铁托的演说。
多列士说：
在目前形势下，特别需要的是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团结，因此，我们不认为铁托有理由来在各国党之间划一条分界线。
多列士接着谈到，现在有人说南斯拉夫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他说，这种提法是同各国可以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同道路的这一理论背道而驰的。
他指出：
过渡的形式的不同丝毫不牵涉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这个内容必然是共同的，它的范例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苏联。
多列士表示他不同意关于“多中心”的论点。
他说：
法国党将继续密切注视苏联党的经验。
我们认为国际工人运动不能有几个中心，不然，这个运动就会瓦解。
多列士也不同意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提法。
他说：
“不存在什么斯大林主义。
这个名词是我们敌人的词汇中的东西”。
多列士接着批评了铁托和一些南斯拉夫报刊对法国共产党的讽刺和攻击。
阿尔巴尼亚
“人民之声报”编辑部发表文章说，铁托和南斯拉夫领导人用沙文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编辑部11月23日发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认为铁托的演说暴露了他的若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劳动人民国际团结相矛盾的观点。
文章不同意铁托对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分析，并强调指出，铁托在他的演说中很神经质地同那些认为南斯拉夫的影响推动了匈牙利事件的准备工作的人争辩。
但是对那问心无愧的人说来这是无需不安的。
在谈到阿南关系时，文章指出，铁托和南斯拉夫领导人用沙文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阿尔巴尼亚，在阿尔巴尼亚解放以前和以后，不断粗暴地干涉它的党和国家的内政。
文章说，“我国人民同南斯拉夫兄弟人民的友谊、他们共同的斗争和共同的利益要求结束这种干涉。”
文章最后说，“受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熏陶的我们的党，今后仍将加强同苏联、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以及同世界上全体进步力量的友谊”。
波　兰
“自由论坛”载文说，波兰接受波南加强团结的愿望，但表示这不等于波兰完全接受南斯拉夫式的社会主义。
波兰的报纸在11月16日登载了铁托演说的详细摘要。
波兰统一工人党机关报“人民论坛报”没有发表评论。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机关刊物“自由论坛”周刊在11月25日发表一篇文章说，铁托的演说吸引了国际舆论的注意，他已经就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对国际情势的观点提出了讨论。
这篇文章引述铁托的话说苏联共产党内部有趋向于斯大林方式的力量，说各国共产党对待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有斯大林式和反斯大林式的两种倾向。
文章说，铁托谴责了斯大林式的对待某些共产党内的革命的态度。
文章在谈到铁托对匈牙利事件的估计时说，不难看出，对匈牙利事件的这种评价中有许多意见是和波兰对匈牙利的评价相同的。
文章说，铁托正确地认为南斯拉夫人民在波兰事件的基础上，应该更紧密地同波兰政府和党团结。
我们接受这种愿意同我们兄弟般合作的愿望，但是也要说明，这不等于我们完全接受南斯拉夫式的社会主义。
同样的，国际主义并不妨碍我们按自己的具体条件来建设社会主义。
南斯拉夫
“战斗报”认为“真理报”的评论歪曲了铁托的话。
并说苏联的宣言是苏联同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积极的出发点。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机关报“战斗报”11月27日发表文章，评论“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
“战斗报”不同意“真理报”的评论，并认为铁托的话被歪曲了。
“战斗报”为南斯拉夫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经验辩护。
“战斗报”强调指出，苏联领导在最近发表的宣言中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答复。
“战斗报”说，尽管有一切缺点，“苏联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宣言仍然是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一个积极的出发点”。
“战斗报”强调问题在于实践。
保加利亚
“工人事业报”认为铁托的一些观点，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国际共产主义团结显然抵触的。
保加利亚共产党机关报“工人事业报”11月27日的社论指出，铁托在演说中除了对英、法和以色列侵略埃及的事件以及法国社会党在这个侵略中起的可耻作用等作了某些正确的评价以外，还有一些观点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及国际共产主义团结显然抵触的。
社论认为，铁托在他的演说中对苏联共产党作的一些评价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社论说，保加利亚共产党“坚决反对在‘特殊道路’的形式下偷运显然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何令人怀疑的活动。”
社论强调说，“我们永远认为，苏联的经验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典范。”
社论还批评了铁托在他的演说中把一些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分成所谓“斯大林主义者”和“非斯大林主义者”的言论，谴责这种言论是对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
社论强调说，现在，当国际反动势力竭尽全力企图分裂社会主义力量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国际主义义务就是争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巩固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团结。
蒙　古
“真理报”认为铁托的某些结论是正确的，但过分夸大南斯拉夫的道路，会给世界工人运动带来损害。
蒙古人民革命党机关报“真理报”在12月01日发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指出，铁托的这篇演说对国际局势作出了一些正确的结论，但是，也包含有一些不能理解的、矛盾的和在某些方面不正确的断言。
文章说，苏军援助匈牙利，拯救了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人民免于新战争的威胁。
文章还认为，过分夸大南斯拉夫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会给世界工人运动带来损害。
这证明铁托缺乏谦逊。
文章说，建设社会主义的各国应互相学习经验，不应盲目摹仿。
文章最后指出，铁托的演说实际上对兄弟党作了各种攻击，还对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人为的分裂。
（文内插题是本报编者加的）

以色列叫嚣不让埃及收复西奈半岛
南斯拉夫部队司令建议从加沙海上登陆
新华社10日讯
特拉维夫消息：
以色列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华尔特·埃丹9日在以色列电台发表的演说中表示，以色列不愿意让埃及收复西奈半岛。
他说，让埃及占领西奈半岛是不可想像的。
他说，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以色列同埃及签订一项和约来消除过去的一切纠纷。
据合众社报道，以色列内阁在9日开会讨论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给以色列的一个声明。
据以色列外交部人士透露，哈马舍尔德在这个声明中说，他不能保证不让埃及军队进入西奈半岛，因为联合国大会没有授权他处理这类的问题。
消息说，联合国紧急部队司令伯恩斯已经要求同以色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摩西·达扬再举行一次会议来决定以色列军队撤离西奈半岛的日期。
新华社10日讯
开罗消息：
据开罗电台9日广播，参加联合国紧急部队的南斯拉夫部队司令已经建议在加沙地区进行海上登陆，因为从陆路前往加沙地区遇到了困难。
前已报道，南斯拉夫部队在进入西奈半岛后碰到了以色列军队布下的地雷等障碍。

匈政府采取坚决措施打击反革命
新华社10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真理报”10日刊载了它的记者自布达佩斯发回来的一篇通讯，题目是：
“匈牙利政府的果断坚定的行动”。
记者报道说，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现在正采取一系列坚决措施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
政府当局的措施得到了居民的支持。
暗藏的反动分子知道这些措施对于他们不利，已经惊慌起来。
十字街口又出现了写有挑拨煽动性口号的传单。
在某些企业中混入工人委员会的敌对分子煽动总罢工。
“自由欧洲”电台又在鼓动总罢工。
一小撮钻入工人委员会的挑拨分子在甘兹工厂煽动了罢工。
挑拨分子用欺骗工人的手段停止了这个企业的工作。
但是他们觉得这还不够。
他们决定到切佩尔冶金联合工厂去制造罢工。
但是切佩尔的工人坚决拒绝了敌对分子的胁迫。
想使布达佩斯全部企业停工的企图失败了。
这时，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登台了。
它妄图不仅领导首都而且领导全国的劳动人民群众。
这个委员会被一些千方百计阻挠国内恢复秩序的罪恶之徒搞得乱七八糟。
中央工人委员会委员在前天向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卡达尔提出备忘录，威胁说要举行总罢工。
卡达尔同志对这个委员会的代表说，中央工人委员会领导机构的两面派政策势将导致毁灭。
卡达尔同志说，但是，政府决不容许这样，走向毁灭的不是人民，只是个别的人。
政府有足够的力量和方法来对付叛徒。
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为了力图使局势尖锐化，召开了扩大会议。
但是会上发言者的意见发生严重的分歧。
出乎反动分子预料之外，大多数人反对举行罢工。
当时就决定再举行一次会议。
会上，挑衅分子和煽动分子气焰愈来愈盛。
中央工人委员会不顾许多人发言抗议罢工，决定从12月11日起举行总罢工四十八小时。
（“自由欧洲”电台也正是这样要求的。）
切佩尔冶金联合工厂工人委员会在得悉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的这个决定之后，决定不管中央工人委员会同政府的谈判的结果如何，不顾中央工人委员会的决定，继续进行工作。
首都其他企业的工人委员会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
这就使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陷于进退两难的地步。
委员会本身开始发生分歧。
这个机构的许多代表开始说：
他们没有能力领导工人群众。
同委员会代表会晤的工人有95％指责中央工人委员会委员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
由于中央工人委员会决定总罢工后，若干企业发生某种紧张气氛，煽动分子现在造谣说匈牙利政府正在进行逮捕和大规模的镇压。
匈牙利国务部长马罗山7日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
现在敌人用总罢工来吓唬人。
当然，这是没法实现的。
但是为了要联合国重新讨论匈牙利问题，不能不搞点什么出来。
必须每天有一两场风波，才能够在联合国里掀起关于匈牙利事件的叫嚷。
今后，匈牙利人民警察机关将要坚决行动。
阴谋分子现在已经不会忘记，匈牙利当局已经采取了坚强的、果断的行动。
这点应当有助于完全恢复秩序。
匈牙利当局声明，凡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正直的人，决不会遭到逮捕，今后也还是如此。
但是，抢劫过布达佩斯的住宅和商店、杀害过和平居民、逞凶肆虐过的反革命匪帮分子和罪犯将逃不了惩办。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颁布两项法令
实行军法审判　武装保卫工厂
据新华社10日讯
塔斯社布达佩斯10日讯：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昨晚颁布关于在全国实行军法审判的法令和确定武装保卫工厂条例的法令。
关于实施军法审判的法令说，反革命分子和其他敌对分子还掌握有许多武器和弹药，他们用这些东西来达到敌意的目的，威胁居民生命、和平劳动和安全，鉴于上述情况，劳动人民正当地要求采取紧急措施。
因此，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决定从12月11日下午六时开始实行军法审判办法。
凡杀人、纵火、抢劫、破坏企业设备以及私藏武器者均将受军法审判。
法令说，私藏武器的人应当在12月11日下午六时以前将武器交出。
自动交出武器的人将不予追究。
凡知道有人藏有武器而在12月11日以前没有报告当局的，也将提交军法审判。
主席团的第2个法令拟定了工人保卫工厂的条例。
这个法令说，在某些地方，破坏秩序和煽动工人怠工等的反革命分子混入武装保卫队。
共和国主席团作出决议，各企业和机关的武装保卫队的领导人和成员有责任在12月12日以前向民警机关申报他们所有的武器并取得保有武器的许可证。
在提出申请到获得有关许可证这一段时期内，武器仍可由本人保管。
不申报持有武器或在得不到持有武器的许可后仍继续私藏武器的人，将提交军法审判。

匈难民要求回国
遭奥当局百般阻挠
据新华社10日讯
塔斯社维也纳9日讯：
奥地利报纸每天都登载了关于匈牙利公民在奥地利难民营里处境悲惨和他们愿意回国的消息。
“奥地利人民之声报”说，从奥地利回到匈牙利不仅是个别的人，而是成批的匈牙利公民。
他们有些得到匈牙利公使的协助回了家，有些就偷偷地越过国境回国去。
奥地利当局正在百般阻挠匈牙利人返回祖国。
直到现在，奥地利当局还没有答应让匈牙利政府的代表访问收容匈牙利难民的集中营。
同时，奥地利当局还把许多匈牙利难民营直接交给西欧和美国的“慈善”组织和红十字会组织管理，让这些组织把匈牙利公民送到远离匈牙利的各个国家里去。

埃及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冯之丹
在全世界和平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下，埃及人民对英法和以色列侵略者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终于迫使侵略者不得不停火和宣布从埃及撤兵。
这是埃及人民的一个重大胜利。
埃及人民在保卫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斗争精神，为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亚非各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光荣的榜样。
埃及人民是英勇的人民。
几个世纪以来，埃及人民同外国侵略者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从1517年起，埃及遭到了土耳其三百多年的异族统治。
1798年，拿破仑军队也曾经企图征服埃及人民。
十九世纪末，英、法殖民主义势力侵入埃及。
1882年以后，埃及经历了半个世纪以上的英国殖民统治。
但是，无论是奥托曼帝国或英国和法国殖民者，都不能扑灭埃及人民反抗的火焰。
在埃及人民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斗争史上，有着许多可歌可泣的篇页。
远在1882年，当埃及伊斯迈尔王朝大举外债、出卖国家主权的时候，埃及人民在奥拉比领导之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爱国运动。
人民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废除外债，逐出外国军舰，奥拉比组织了军队抗击英国侵略者。
虽然这个早期反抗殖民主义的爱国运动遭到了英国殖民者和埃及封建王朝的联合镇压，英国殖民军从此占领了埃及，但埃及人民绝没有被征服。
1906年发生的丹沙微村事件，就发展成为埃及全国性的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
在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正式宣布埃及为它的保护国，大战结束，埃及又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的新高潮。
1918年开头的几个月中，埃及各地爆发了人民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大罢工，要求英国占领军立即撤出埃及。
二百万埃及人在一张要求独立的声明上签了名。
英国拒绝了埃及人民关于废除保护制的要求。
同年11月，埃及要求派以民族主义领袖查格罗尔为首的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申述埃及的民族权利，又遭到了英国的阻挠而未果。
查格罗尔等三个民族主义领袖被殖民者放逐到马耳他岛。
于是，1919年的3月在埃及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
几乎埃及境内的整个尼罗河流域都掀起了反抗英国殖民者的起义，埃及人纷纷组织了自治委员会，为争取埃及的独立而斗争。
英国占领军以最野蛮的血腥大屠杀来对付起义的人民，成千上万的埃及人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军事飞机也参加了这次大屠杀。
但是，埃及人民认识到，当殖民主义的锁链还没有挣断的时候，只有继续加强斗争的火力，决不能在殖民者的血腥屠杀面前有任何犹豫。
“不独立，毋宁死”的口号声响彻在埃及的每一个城镇和农村。
1919年04月，埃及人民实行了总罢工，坚决要求取消英国对埃及的保护制，主张以埃及的民族军队代替英国占领军，由华夫脱党组成代表团和英国举行谈判。
在埃及人民的压力下，英国政府被迫释放了埃及的民族主义战士。
1920年05月，英国政府和埃及代表团在伦敦举行谈判。
1922年，英国宣布废除保护制，承认了埃及为“独立王国”。
但是埃及仍然在英国殖民军队的占领下，根本谈不上真正的独立和自主。
1924、1930、1931、1934年，埃及人民继续为争取民族独立展开了斗争。
1936年，英国胁迫埃及华夫脱党的政府签订了“英埃二十年同盟条约”，规定了许多奴役性的条款，其中包括了对埃及外交政策的限制，不许埃及在外交关系上采取所谓“与同盟相抵触的立场”；
并要埃及同意英军驻在苏伊士运河区域，埃及军队必须使用英国武器。
后来英国在埃及的运河区和其它地方驻扎了十万左右的占领军，严重地威胁着埃及的民族独立运动。
因此，埃及人民一直反对这个条约，他们为废除这个奴役性条约、争取国家的完全独立进行了如火如荼的斗争。
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要求“英国军队滚出埃及去”的呼声更加高涨。
在埃及出现了“学生、工人全国委员会”、“尼罗河流域战线”等领导群众斗争的组织。
1946年初，开罗发生反英大示威，游行群众遭到了反动的诺格拉西政府残酷的镇压，几十个参加示威的学生被打死打伤；
几十个青年人淹死在尼罗河里。
“学生、工人全国委员会”号召全国举行总罢课、总罢工，抗议当局对爱国青年的迫害。
埃及人民响应了这一号召，一时埃及全国陷于瘫痪状态，争取独立的呼声弥漫全国。
为了缓和激昂的群众情绪，英国军队这才被迫从开罗等地撤到苏伊士运河区。
以后埃及人民的斗争继续发展。
1951年，当着伊朗人民要求石油国有化斗争进行的时候，埃及人民要求废除奴役性条约的斗争也进入了新的高潮。
这一年的08月间，开罗的工人、学生不顾当时埃及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首先举行了示威游行，这一运动立即波及到全埃各地。
数以百万计的埃及人卷入了示威游行。
10月15日，埃及议会在全国人民空前强大的压力下，通过一项法令废除1936年英埃奴役性条约和1899年英埃共管苏丹的协定。
然而，英国侵略者不顾埃及人民的要求，对埃及人民进行武力恫吓，枪杀示威群众，并公然进驻塞得港、伊士美利亚等沿运河的埃及城市，霸占了苏伊士运河的渡口和设备。
可是，埃及人民以更大规模的斗争回答了英国殖民者的武力镇压。
苏伊士运河区英国军营的数万埃及工人离开了工作，码头工人拒绝为英军卸货，电讯工人停止拍发殖民者的军事电报，成千成万的埃及人走向街头向英国殖民者示威，并且有许多爱国青年走向苏伊士运河区向英国侵略军进行游击斗争。
在开罗街头，在苏伊士运河两岸，在那灼热的沙漠上，无数埃及爱国志士为了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英勇地抛弃了头颅，洒下了鲜红的热血。
1953年埃及共和国的建立，为埃及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开辟了新的道路。
1954年10月，在全埃及人民武装抵抗运动一触即发的形势下，英国殖民者终于同埃及签订了关于苏伊士运河基地的协定，并且于1956年06月13日无可奈何地在苏伊士运河上空降下了英国的国旗，懊丧地撤出了在埃及国土上的最后一个士兵。
今年07月26日，埃及共和国纳赛尔总统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
英法殖民者仍然想要扭转历史的车轮，以陈旧的“炮舰”政策来阻挡埃及人民走向完全独立的进路。
但是，它们的“炮舰”在埃及触礁了，埃及人民进行了坚强的反击，迫使英法侵略者不得不再一次从苏伊士运河区撤退。
埃及人民反抗殖民主义斗争的全部进程证明，埃及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意志是任何反动力量摧毁不了的，穷凶极恶的殖民主义注定了要死亡。
1882年，英国海军上将西摩仅仅率领了八艘军舰、一艘鱼雷艇和五艘炮艇，便占领了埃及；
而在今天，英国的凯特莱将军率领了英法联军，出动了两千多架次轰炸机，一百多艘军舰，却不能在埃及的领土上站住脚跟。
从1882年到1956年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对于殖民主义者来说，就是这样无情的。

埃及伊斯兰教贤哲会发表声明
谴责巴格达条约的分化阴谋
阿拉伯律师联盟谴责伊拉克参加侵略活动
新华社10日讯
塔斯社开罗9日讯：
据“金字塔报”报道，埃及伊斯兰教贤哲会最高委员会（伊斯兰教最高宗教机构）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帝国主义性质的巴格达条约。
伊斯兰教贤哲会最高委员会声明指出：
“帝国主义制造巴格达条约是为了实现它的罪恶阴谋。
这个条约的目的是损害穆斯林，哄骗他们，分裂他们的队伍。
这个条约是阴谋和罪恶的中心。”
伊斯兰教贤哲会最高委员会号召穆斯林不要上制造这个条约的恶毒的帝国主义势力的当。
新华社10日讯
开罗消息：
开罗电台9日广播了阿拉伯律师联盟的一篇声明，谴责伊拉克政府逮捕和杀害许多民族主义者和宗教界人士，包括这个联盟的秘书长侯赛因·加米尔。
声明说：
“它（伊拉克政府）把军队集结在叙利亚边境上，并且参与了反对叙利亚的阴谋，在法国、英国和以色列侵略埃及的时候又帮助了它们。”
声明认为伊拉克现政府已经无权统治它的人民。
声明说：
“相反地，它通过它的行动已经成了一种侵略的残暴力量，因此，谁也没有义务要服从它，每一个阿拉伯人和每一个伊拉克人都有责任尽一切办法和以一切力量抵抗它。”

埃及将向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控告英法轰炸埃及农场渔场
新华社10日讯
塔斯社开罗9日讯：
“金字塔报”报道，埃及准备向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提出英法侵略给埃及造成农业和渔业上的损失的问题。
据报纸报道，埃及在向上述组织提出的报告中将列举事实，证明英法飞机野蛮地轰炸埃及的农场和捕鱼场所。

“好”伙伴王德威

帝国主义阴谋重分中东势力范围
美国力图取代英法的控制地位
据新华社10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8日讯：
“消息报”驻纽约记者卡列夫和马特维耶夫报道了殖民主义者们针对阿拉伯国家所进行的阴谋活动。
他们指出，最近在西方外交阵营中，角色重新作了一次分配。
两个月以前，伦敦和巴黎想在强迫埃及接受一项适合西方国家心意的苏伊士问题解决办法的时候充当领头人。
现在它们被迫退到后面，把执行这一政策的领导角色让给美国了。
已经有消息说，美国和英国之间有一项大规模的交易计划，英国外交大臣从华盛顿回到伦敦的时候就带有这样一个计划。
这笔交易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越来越具体化了。
美帝国主义迫切希望在阿拉伯东方取英法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
美国报纸和华盛顿官员们一再扬言说苏联想填充阿拉伯东方的力量“真空地带”，实际是掩盖美国垄断资本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的扩张。
“消息报”记者指出，根据美国最近发表的材料，现在在中东开采的石油大约有60％是归美国石油垄断资本的，而他们的英国伙伴和法国伙伴的份额是40％左右。
美国国内的石油公司的利润不超过所投资本的15％到20％，而这些公司在中东的利润则相当于100％，甚至200％。
卡列夫和马特维耶夫追述说，最近，美国政府更加支持巴格达条约，并且打算增加运交给条约成员国的武器。
国务院正在研究运送飞机、坦克和其他重武器给伊拉克的问题。

“滚出去，塞得港是你们的坟墓！”
塞得港居民大示威驱逐侵略者
埃及人民踊跃捐输援助塞得港受难兄弟
新华社10日讯
开罗消息：
据这里的报纸报道，塞得港居民在8日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游行队伍高举着埃及国旗、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的三色旗和纳赛尔总统的画像穿过市内的主要街道。
塞得港的墙壁上贴满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标语：
“英国人和法国人，滚出去！”
“滚出塞得港！”
“滚出去，塞得港是你们的坟墓！”
……
塞得港街道上许多三五成群的埃及人以蔑视的眼光注视着英法军队的撤退。
新华社9日讯
塔斯社开罗8日讯：
中东通讯社报道，埃及正在大力募集救济基金，以便帮助遭受英法侵略者蹂躏的塞得港居民。
开罗、亚历山大港、和其他城市的劳动人民都踊跃捐输。
埃及的许多机关、企业、公司和农民捐了数目相当大的钱。
到目前为止，共筹集了救济基金二百五十万埃镑。

监督清理运河工作的联合国人员到达开罗
据新华社10日讯
塔斯社开罗10日讯：
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委派的监督清理苏伊士运河专家委员会的人员已经到达开罗。
这个委员会由九个美国人、六个丹麦人和五个荷兰人组成，它的负责人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顾问雷蒙·艾伯特·韦勒将军。

目前英国的形势
英国“工人日报”记者　阿兰·魏宁顿
现在要是英国工党和工会的领袖们采取战斗的行动，就可以轻易地推翻当政的保守党政府，并且可以使得工党在今后的大选中获得胜利。
但是目前有迹象表明，工党的领袖们正在竭力压低人民对挑起侵略埃及战争的祸首的愤怒，并且设法把这种愤怒转移到匈牙利问题上反对苏联。
艾登留任与否完全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保守党的去留问题。
绝大部分的英国人民目前是可以被动员起来反对分裂的和衰弱的保守党的。
工人阶级在各个方面的坚决行动都可以进一步大大地扩大在保守党内部已经出现的分裂，并且可以立即使现政府寿终正寝。
英国人民坚决地反对侵略埃及。
他们现在发现，他们不得不为艾登的侵略付出沉重代价。
当代价的规模完全显现的时候，人们的愤怒也随之而增长。
因为这不仅是要支付军事冒险的代价。
经济上的代价更是沉重得多，它威胁着要抵消工人阶级在整整一代中所争来的经济利益，加甚失业现象，刺激本来已在飞涨的物价。
许多在过去几年中改用石油来代替煤作为燃料的工厂主将不得不辞退工人。
雅古阿汽车工厂和英国福特汽车工厂每周只能开工四天。
石油的价格已上涨了三分之一。
这就影响到所有的汽车工人、汽车使用者、公共汽车票价以及日常生活的其他各方面。
客观的估计认为，缺乏石油迅将促使五十万工人失业。
艾登对埃及的侵略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一连串的沉重打击。
保守党政府提高了许多主要商品的价格。
与此同时，政府当时还准备实行新房租立法，增加五百万工人家庭的房租。
因此，艾登侵略埃及的准备工作不仅震惊了英国的公众，因为这将是人民相信不可能重演的那种公开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
而且十分清楚，这个行动需要巨额的金钱和社会的代价的，这种负担，除了大资本家及其奴才以外，几乎将是由各个阶层的人民承担。
所以，在侵略埃及的战争爆发以前就出现了工人阶级行动的高潮，这个高潮由共产党发軔，但是很快便扩展到广大的工人运动中去。
职工大会决议反对英国对埃及使用武力；
工党派出领导人去见艾登。
数以千计的公民到下议院去见他们的议员并要求不对埃及作战。
不顾舆论趋向，艾登袭击了埃及，但英国的公众还击了艾登。
在工会的会议上提出了总罢工；
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聚集了五万人民；
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群众集会，提出“要法律不要战争”。
这个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由果敢的积极分子开始的，然后由工党接过去，其规模之大是多年来英国所罕见的最广泛的群众性运动。
运动正当工人们团结一致的时候爆发，所以它聚集了更广泛的群众，并且很快就把一些非社会主义者，团宗教体，甚至连艾登当主席的联合国协会也卷进来。
人群涌向首相府，要求结束战争。
当群众高呼他们的要求的时候，骑警冲入人群中，用大棒乱殴群众。
许多人被逮捕，许多人被打伤。
在国际上的孤立、在国内又遭受到难以忍受的群众压力，内阁阁员相继辞职，保守党于是施展阴谋诡计。
在埃及的停火，一方面是世界和平力量的一个胜利，而另一方面也何尝不是艾登政府的一个诡计，英、法军队已准备常驻埃及。
他们宣称他们必须留在苏伊士运河地区，直到联合国部队能够继承和实现他们的侵略目的为止。
要想这样做，他们得依靠美国所许诺的支持，尤其是美国的石油。
但是现在美国的真正的目的暴露了：
美国鼓励英、法冒险，然后乘机把它的两个“盟友”从中东的势力范围中排挤掉，并取而代之。
美国说，除非英、法部队从埃及撤退，否则不供应石油。
所以现在英国政府不仅是受到了包括英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压力，要它从埃及撤兵，它还发现自己的“盟友”美国在玩弄两面手法，使它陷于完全孤立之境。
美国的这种欺骗行为造成了英国保守党空前的严重分裂。
一百多个保守党议员，在极右派的好战分子华特豪斯上尉（以屠宰场上尉而知名）的领导下提出了一项动议，拒绝联合国提出的从苏伊士地区撤兵的要求，并且威胁要就这个问题迫使保守党政府垮台，这一点他们是很容易做到的。
他们的提案“对美国的态度表示遗憾”，认为美国的态度“严重地危及大西洋联盟”。
值得指出的是，大部分现在极力攻击美国的议员，就是过去最驯服地支持美国的禁止东西贸易、禁止对华友好的政策的人。
他们指望以广大的各阶层英国人民的强烈的反美情绪来对美国施加压力，使它改变政策，运送石油，以使英国能够把军队留驻埃及，并达到对苏伊士运河的“国际”管制的目的。
他们的挽救北大西洋联盟的全部论点只意味着，如果美国能够满足他们这方面的欲望的话，他们甘愿再作美国的奴才。
但是全世界和英国人民都坚持要求撤兵，艾登只好出走“休假”，而且就在他离职期间宣布了英法撤兵的决定。
但是在背地里，其目的仍然是要同美国达成交易，并且利用联合国来达到原来的“国际”管制苏伊士运河的目标。
在保守党政府陷于风雨飘摇的这些日子里，劳工运动随时都能够把它推翻。
早已对保守党的国内政策不存什么幻想的英国人民，更是十分愿意响应任何号召，采取政治上的或产业上的行动来推翻这个政府。
但是工党领袖盖次克尔，已为自己和工党右翼夺得了劳工运动的领导权，现在便设法混淆运动的目标，并借助于匈牙利事件把它引向反苏的方向。
他在11月06日说，英国必须在埃及停火，他的主要理由是英国需要同它的友邦和盟国重新统一步调。
他对下议院说，他要使工党和保守党同美国和大英帝国协同一致，以便就匈牙利的局势对付苏联。
没有几天，他又在说，他（想来还有工党）会支持一个没有艾登的保守党政府。
显然，在盖次克尔和他的伙伴来说，最关心的毋宁是恢复一个反苏冷战的两党政策，而不是推翻这个已给英国人民带来了如许灾难的政府。
这就是当前英国政局的背景，保守党人以内部矛盾的暂时妥协而维持其政权。
在投票中弃权的十五个保守党人，实际上是代表了一百人，这些人是很愿意反对政府，要用一个推行更为疯狂的政策的人来代替艾登。
另一方面，工人们正在向保守党提出了新的问题，因为他们反对负担侵略埃及的代价，反对承当英国保守党制造的危机。
造船工人、火车司机、公共汽车司机、建筑工人和许多其他各业工人正要求增加工资。
汽车工人拒绝被解雇。
住户们（当中许多人在上届大选中投票支持保守党）也正在行动起来，反对政府提高房租和取消管制房租的新措施。
无数工人正面临着失业，但是整个英国工人阶级都不愿意重过大批失业的日子，虽然资本家需要它以作为压低工资的手段。
在这种形势之下，“工人日报”和共产党发出了马上进行选举的号召——这个口号将唤起劳工运动中的所有优秀分子的战斗精神，并将迫使右翼领袖：
或是领导劳工运动推翻政府，或是暴露出自己的保守党的幕后同盟者的嘴脸来。
艾登曾经说过，苏伊士问题意味着“石油”，而石油是关系着每一个英国的家庭。
他是说对了。
艾登在石油问题上从事的殖民主义者的赌博，已经给这些家庭带来了灾难，而这笔孽债还不过是刚刚开始。
现在来进行选举，可以给国会带回来一个受到朝气蓬勃而斗志昂扬的劳工运动所支持的工党政府，这将迫使资产阶级退居守势，并改变英国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正如同群众运动曾经迫使盖次克尔反对艾登的苏伊士战争一样，它还能够迫使工党领袖改变它的现行政策（如诺尔·贝克所说的“同美国合作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而采取保卫英国工人利益的政策。
已经把艾登送到牙买加去的群众，就可以把一个工党首相送进国会里去，下一步就是为此而斗争。
（立方译）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批准苏日联合宣言和议定书
新华社10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2月08日发布命令，批准已被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今年10月19日在莫斯科签署的苏联和日本的联合宣言、苏联和日本关于发展贸易和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的议定书。

解散非法的布达佩斯和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
新华社10日讯
据塔斯社布达佩斯10日讯：
匈牙利电台昨晚广播了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关于政府就某些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的敌对活动所采取的措施的声明。
声明说，政府同意在工业企业中建立工人委员会，并且颁布了关于它们的活动的法令。
政府给予工人委员会以支持，并且愿意倚靠它们。
但是，若干天之前，在事前未得到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一些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机构建立了。
工农革命政府并不承认这种机构。
政府的声明指出，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曾力图只过问政治问题，力图建立新的国家权力机关。
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布布达佩斯和其他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为非法的组织，并且命令它们停止活动。
同时，政府责成有关的部对工厂的工人委员会给予支持。

书刊开本的种类太多
我是个印刷工人。
根据我在实际工作中的体验，我认为我国书刊的开本太多了。
拿目前来说吧，书刊的开本有八、九、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三十二、三十六、四十二等几十种开本，而这些开本之间的尺寸仅相差一分、两分。
我认为这样多的开本不需要。
它不仅影响了书本的美观和统一，而且也造成很大的浪费和麻烦。
例如调一种开本就要配一付木底板，原材料损耗要多，制版也要增加时间，同时由于开数常常调换，会造成工人工作中很多的麻烦。
因此，我要求有关方面最好能把书刊的开本尺寸，统一规定出几种开本。
张立俊
编者按：
读者张立俊所提关于改进书刊开本的意见是正确的。
据了解，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今年已经同几个出版社一起研究统一开本问题，提倡使用几何级数的开本，取消非几何级数的开本。
但是，要做到开本大小多样化，以适应各种书籍的需要，同时又要开法合理，便于机器折页，这就必须要有固定的几种大小尺寸的纸张。
现在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已制订了统一开本的初步方案，并且已建议轻工业部研究增制几种新尺寸的纸张。
但是，生产新规格的纸张要有一段过程，目前还难以马上统一开本。
现将读者的意见发表出来，以引起大家的重视。

出版工作中的矛盾现象
书籍又缺又滥
文化部正着手研究解决办法
本报讯
目前在全国书籍出版发行系统中，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作风。
许多出版社盲目地出书，新华书店盲目地订货，造成大批书籍的积压，浪费了国家大量的纸张。
同时，读者迫切需要的许多书籍，不能满足需要。
出版发行系统工作中的这种严重缺点，已经引起很多读者的不满。
许多出版社不根据群众需要，盲目追求书籍出版数量，造成严重积压。
例如，“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印了一千一百六十五万册，现在积压四百万册；
解放军画报社出版的“农业发展纲要挂图”印了四十万套，存货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又如，“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选本平装）一书，因为出版时间迟，印数过多，积压了三百万册，折合纸张一千多吨。
出版社出版的许多配合运动、宣传政策和交流工作经验的书籍，内容重复的现象十分严重。
据新华书店总店在今年11月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出版社出版的十三类书籍中，内容重复或大同小异的书籍达三百二十余种，总印数达二千万册以上；
其中1956年出版的种类占了一半以上。
例如，有关宣传农业合作化的书籍出了六十三种；
有关水稻栽培增产技术的书籍，出版了四十八种；
有关如何办农村俱乐部的书籍，也出了三十九种。
关于养猪的小册子，全国竟出版了五十一种之多，内容都是讲解养猪的经验、意义、选种、配种、饲养管理和猪病预防治疗等知识。
大批书籍内容重复的现象，在一般政治书籍、文学书籍、少年儿童读物和连环画的出版方面，也同样存在。
例如，关于宣传第1个五年计划的政治书籍，全国共出了十种，内容大都相同。
在文学书籍方面，“危险的路”一书，有三个出版社出版；
“追查到底”一书，有四个出版社出版，等等。
连环画“韩梅梅”共有七个出版社出了七种版本。
又如，关于文化学习方面的书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一套“学文化补充读物”；
江苏也出了一套“学文化补充读物”；
湖南出版了“工农文化读物”；
四川出版了“扫盲辅助读本”；
北京出版了“学文化补充读物”；
通俗读物出版社也出版了“工农兵作品”、“语文补充读物”等等。
由于许多出版社盲目追求书籍出版的数量，因此，随便把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剪贴起来汇辑出版。
这种粗制滥造的做法，严重影响了书稿质量，使得许多出版物内容脱离实际，甚至发生错误。
所有这些书籍，在书店里造成了大量积压。
但是，读者迫切需要的书籍却很少出版。
目前，读者迫切需要一些工具书、教学参考用书、科学技术书、古典文学作品和某些经典理论著作。
例如，各地读者纷纷反映需要一本像样的“辞典”，而目前根本没有出版。
教育部向中等学校推荐的作为高中语文辅助读物的如“诗经选”“唐诗三百首”“红楼梦”等好多种书，各地新华书店根本无货供应。
至于读者反映在向科学进军中买不到他们迫切需要的参考书籍，在职干部在理论学习中买不到学习文件和参考书籍，也是普遍的现象。
目前书籍出版工作中的混乱现象已经引起文化部领导方面的注意。
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文化部副部长张致祥和出版事业管理局的负责人，连续召开座谈会，征求各方面对出版工作的意见，并听取各出版社负责人的汇报。
文化部准备对出版工作中的问题进行深入调查，以便进一步改进出版工作。
（计人）

对细菌形态学的研究作出贡献
浙江医学院教师创造新的细菌鞭毛染色法
新华社讯
浙江医学院教授屠宝琦和讲师吕礼，研究出一种简单易行的细菌鞭毛染色法，对于细菌形态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运用这种染色法，可以在显微镜下清楚地看出细菌的鞭毛。
他们并且证明过去文献上关于霍乱弧菌和绿脓杆菌的鞭毛记载，与实际不相符合。
细菌的鞭毛很细，在观察之前必须经过特殊的染色，然后才能在显微镜下观察。
鞭毛的染色法是细菌学上各种染色法中最困难的一种。
虽然过去国内外也曾经发表过不少关于鞭毛染色的论文，但是试用之后，都没有圆满的结果。
屠宝琦教授和他的助手吕礼从今年09月起开始研究这一问题，发现过去对鞭毛染色不易获得成功的原因是媒染剂的媒染力不够，鞭毛容易脱落，以及混在细菌中的杂质不能很好除净的缘故。
因此，在这次研究中，他们就改用硝酸苯汞饱和水溶液等有机汞剂来固定细菌的鞭毛，以及因自然凝固而除去细菌中的杂质。
应用这种方法来染色变形杆菌和伤寒杆菌的鞭毛，染出率达到100％。
对于细菌学上认为难染色的绿脓杆菌和霍乱弧菌，也能清楚地看出。
过去细菌学上所记载的绿脓杆菌的鞭毛是一根到三根，现在发现绿脓杆菌的鞭毛在一端有一根到五根；
过去认为霍乱弧菌的鞭毛比杆菌类的鞭毛要粗，这次研究中却发现了相反的结果。
应用这一方法来染色细菌，在准备工作上也不像其他方法那样手续繁杂、费事。

普列汉诺夫——俄罗斯人民的杰出思想家
苏联教授、哲学博士　薇拉·福米娜
今年12月11日是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的诞生一百周年。
普列汉诺夫是俄国贡献给世界文化的卓越思想家之一。
他是一个大科学家，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是国际舞台上鼎鼎大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普列汉诺夫生于唐波夫省的古达洛夫卡村。
他的父亲是一个退伍的上尉，也是一个有着大家庭之累的小地主。
他的母亲是一个具有先进观点的妇女，她给了儿子以良好的影响。
普列汉诺夫的童年是在故乡的村子里度过的。
在这里，他同人民的生活结成了亲密的关系。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俄国处在民主的高潮中。
那时刚刚响过克里米亚战争的炮声。
这次战争不仅暴露了专制农奴制度的腐朽和无能，而且鲜明地揭示了俄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力量。
普列汉诺夫以获得金质奖章在沃龙？
什中等军事学校毕业后，被送到彼得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但是一年以后（在1874年）又转到彼得堡矿业学院学习。
他在学习中勤勉奋发，如饥似渴地努力掌握科学和文化的成就。
普列汉诺夫在矿业学院里开始了他的社会革命活动。
1876年，普列汉诺夫接近了革命民粹派的组织。
革命民粹派在当时俄国解放运动中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派别。
那时正是民主高潮有了进一步发展，革命形势已经成熟的时期。
俄土战争给俄国人民带来了许多深重的灾难，广大群众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
乡村里有农民的风潮；
年青的俄国革命无产阶级在城市里举行罢工，闹革命。
著名的“到民间去”的年代开始了，当时在无政府主义的领袖巴枯宁的影响下，曾经广泛地流行着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俄国的农民有天赋的共产主义倾向”。
普列汉诺夫在加入民粹派的组织“土地和自由党”后，曾经两度“到民间去”，到农村去，为的是发动农民进行革命。
他成了公认的有权威的民粹主义理论家。
在这些年月里，他写了许多著作，其中有“俄国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的任务”，还有关于无产阶级所处地位的大批传单、口号，号召彼得堡的工人组织罢工，反对剥削和压迫。
普列汉诺夫写这些传单、口号时运用了他在彼得堡无产阶级中间从事三年多活动的经验。
当时他是工人小组的宣传员和罢工的组织者。
同工人们的交往，促使他转向马克思主义。
普列汉诺夫因受警探的追缉而被迫流亡国外；
他是在侨居国外的时候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他同恩格斯建立过个人的联系。
由普列汉诺夫创立并领导的第1个俄国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俄国革命的工人运动，起了重大的作用。
从1883年到1903年，是普列汉诺夫从事创造性活动中最重要而且最有成效的时期。
在这些年代里，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他为群众贡献了卓越的著作，特别是那些反对机会主义者、修正派、民粹派的著作。
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史观的发展问题”、“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论唯物史观”，教育了整整一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普列汉诺夫对俄国革命运动所作的最伟大的功绩不仅在于他是马克思理论的诚笃的信仰者，而且在于他把马克思主义移植在俄国的土壤上。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就号召俄国工人阶级站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
普列汉诺夫相信无产阶级有巨大的革命潜力。
他指出，现代无产阶级是这样的阶级，“凭它的一双手就可以创造出一切巨大的社会财富”。
普列汉诺夫宣布俄国无产阶级是俄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者。
普列汉诺夫在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令人信服地说道：
“俄国的革命运动只有成为工人的革命运动才能获得胜利。”
他还号召先进的俄国革命知识分子发展无产阶级和全体俄国人民的自觉。
在俄国，普列汉诺夫第1个揭发了民粹主义在政治和理论上的破产；
民粹主义已蜕化为自由主义的流派，并坚持那种认为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而走上某种“特殊”道路的反动空想的主张。
他坚决批判了民粹派的错误观点，即认为农民村社是以社会主义原理改造俄国生活的基础。
普列汉诺夫在其言论中认为俄国和西欧走着相同的历史道路，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同时，普列汉诺夫还出色地说明了民粹主义个人崇拜的反科学性和反动性。
民粹派在对社会发展的理解上既然是主观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他们便认为历史是“英雄”，即所谓“批判地思惟的人”创造的，而“群氓”即人民群众仿佛只能盲目地跟着他们走。
普列汉诺夫以极其深刻的科学性论证了群众，人民，阶级及其政党在社会发展中的伟大作用。
不是英雄，不是杰出的个人，而是群众，是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者，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普列汉诺夫著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论一元史观的发展问题”，对于论证这些极重要的原理有特殊的意义。
他在后一著作中写道：
“只要还有这么一种‘英雄’，以为只要启发自己本身的头脑就足以随心所欲地引导群氓到任何地方去，就足以从群氓中，如同从泥土中一样，塑造出他们所臆想到的一切东西，在这样的时候，理性的统治就仍然是漂亮的空话，善良的梦想。
只有当‘群氓’本身成为历史行动的英雄，并在这个粗野的‘群氓’中发展着与此相适应的自觉的时候，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大踏步地走近我们。……主观哲学在我们看来是有害的，其原因就在于：
它妨碍知识分子去促进这个自我意识的发展，而把群氓同英雄对立起来，以为群氓不过是一大堆零，其意义完全以站在它们前头的英雄的理想为转移。”
普列汉诺夫就此还解释说，马克思主义决不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伟大人物的意义和他事业的成功，只是决定于他正确地理解历史发展的条件，同自己的阶级保持密切联系，并正确地反映本阶级的利益。
在这种条件下，杰出的个人能够促进社会向前发展。
普列汉诺夫还强调地指出，只限于弄清一般原因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是不够的。
“私生活的偶然性”、个人的品质、个人的性格特点，以及不能不予以考虑的特殊的个人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生活也有影响。
在理解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问题，普列汉诺夫比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前进了一大步。
在俄国，他第1个号召建立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他指出只有把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联合起来，团结为一个政党，才能发动整个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去进行反对专制和农奴制度的斗争。
就是这样，普列汉诺夫为反对民粹派而写的著作，帮助俄国的先进人物正确地理解了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道路。
普列汉诺夫在反对为数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和歪曲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他的反对蒲鲁东、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法国和意大利无政府工团主义、米勒兰主义的言论是广为驰名的。
普列汉诺夫所著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书以及反对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一批论文，受到舆论的普遍赞许。
普列汉诺夫是九十年代末期在西方对西欧修正主义以及修正派所偷运的政治机会主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首先发起攻势者之一。
普列汉诺夫批判了枯斯科娃和普罗科坡维奇的“经济主义”，用他的话来说，他们是俄国的“伯恩施坦的忠实信徒”；
以后他又反对司徒卢威、布尔加可夫等人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还反对了社会革命党人。
在国外社会主义刊物上和在俄国发表的、普列汉诺夫所写有关工人运动重要问题的大批论文，帮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西欧社会党认清了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机会主义修正给社会主义事业所带来的危害。
强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第二国际的领袖考茨基等人漠视理论，对于修正主义的危害性估计不足，对于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作法抱着妥协的态度。
普列汉诺夫以无比的热情同西欧社会党队伍内轻视革命理论的现象进行斗争。
列宁曾经这样写道：
他是“国际社会民主派中唯一从彻底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批判修正主义者在这里大谈特谈的异常庸俗见解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那些年月里，普列汉诺夫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最有声望的人，他的影响很大。
他是享有世界荣誉的天才哲学家。
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革命学说来加以保卫，包括它的一切组成部分，即经济学说、科学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追随他们的修正主义者，极力想把马克思主义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同康德主义，把社会主义同达尔文主义调和起来，等等。
普列汉诺夫深入浅出地从理论上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组成部分彼此之间有极密切的联系，因此决不能任意阉割其中任何一部分，不能随便从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世界观中抽取一套观点来代替它，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唯心主义结合在一起。
普列汉诺夫花了很大的力量，天才地捍卫并论证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剩余价值的天才学说加以通俗化，坚决地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庸俗的折衷主义和唯心主义理论作斗争。
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讲演和学术论文中占有重大的位置。
普列汉诺夫为维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热情的斗争。
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同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制度决不相容。
普列汉诺夫把科学社会主义看作是最伟大的唯一的哲学体系，他说，这一体系的出现“在最大程度上标志着整个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转变”。
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所作的贡献特别大。
列宁称普列汉诺夫为“最通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主义者。
普列汉诺夫以其全部渊博的学识、辉煌的论战天才，论证和保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
他的那些以各种科学部门的丰富材料为基础的哲学著作，其中包括“唯物主义历史概论”、“论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为反对伯恩施坦和司徒卢威而写的论文、“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为反对波格丹诺夫和苏里亚齐科夫而写的论文等等，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作了宝贵的阐述。
从各方面看来，这些著作是他独立思考和深刻钻研的结果。
普列汉诺夫在同哲学界的反动派，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不可知论、康德主义、实证主义作不妥协的斗争中，捍卫了哲学中的唯物主义路线。
他是修养最深，具有深刻见解的哲学史和社会学史学者之一。
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全面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创立的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
普列汉诺夫揭穿了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抹煞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企图。
普列汉诺夫说，马克思的这一发现，在历史学和哲学中引起了一系列的变革，如同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完成的变革一样。
普列汉诺夫在关于唯物史观问题的著作中指出，人们的一切行动，人们的观点和情绪，人们的全部精神生活，归根到底要受经济关系、社会经济结构所制约。
他写了很多著作谈辩证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谈自然界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差异，并且嘲笑了那些曾经梦想找到“社会生理学规律”的庸俗社会学者、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
普列汉诺夫在其著作中证明了：
以唯物主义观点解释社会生活，就是认识一切政治和思想现象的钥匙，有了这把钥匙就可以找到人类为对现实进行革命改造而从事有目的的活动的基础。
为了正确地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以及地理环境和人口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做了很多工作。
他尖锐地批判了马尔萨斯的理论和反科学的种族论。
他深刻地钻研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意识的发生和发展问题，以及社会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问题。
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那些承认人类理性、先进思想在社会发展中有极伟大作用的篇章，是异常出色的。
“要知道，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
——普列汉诺夫在1883年这样写道。
普列汉诺夫遵循着恩格斯关于必须研究思想社会关系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的指示，写出了许多有关人类精神生活史，哲学史，社会政治学说史，宗教史以及俄国社会思想史方面有价值的著作。
普列汉诺夫以马克思主义理论阐明文学和艺术这一广阔的领域，因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础。
他指出，科学的美学理论只有依靠唯物史观才能不断前进。
普列汉诺夫在其多年的理论活动中，没有摆脱严重的缺点和错误。
普列汉诺夫因受西欧改良主义的影响，没有成为一个贯彻始终的马克思主义者。
自从1903年以后，普列汉诺夫转到孟什维克主义立场，他的错误更加严重了。
普列汉诺夫作为孟什维克的领袖，在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上进行过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
1905年他过高地估计了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否认无产阶级在反对沙皇制度的解放斗争中的领导权，对工人阶级同盟军农民在这一斗争中的革命作用也估计不足。
在第1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年月里，普列汉诺夫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支持过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沙皇政府。
经过多年流亡之后，普列汉诺夫终于在1917年03月返回俄国。
但是他已不了解这个革命的国家，由于多年同实际革命事业隔绝，他不能辨明俄国革命所处的复杂条件及其发展的特点。
普列汉诺夫对伟大10月社会主义革命抱着否定的态度。
正如第二国际的其他领袖一样，他错误地认为在俄国即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仿佛俄国缺乏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文化“水平”。
列宁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普列汉诺夫的政治机会主义以及在战略、策略根本问题上的错误和彷徨迷途。
但同时列宁还强调指出，普列汉诺夫在哲学中坚持了正义的事业。
列宁说：
“……如果不研究（说的是研究）普列汉诺夫关于哲学所写的一切，就不能成为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文献中最好的东西。”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2卷第73页）
普列汉诺夫撰写了有关俄国和世界先进社会思想史、文学艺术方面的卓越著作。
他继承了十九世纪俄国社会思想中革命的思想倾向，他是一个为全面发展进步文化而斗争的热情战士。
普列汉诺夫以先进的俄国文化及其革命传统而感到自豪。
他从早期青年时代起直到逝世止（1918年05月30日），一直是卓越的俄国思想家和火热的爱国主义者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热心崇拜者。
普列汉诺夫不止一次地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和为人，对于他转入为人民事业而奋斗的战士行列起了重大鼓舞作用。
在1908—1912年，普列汉诺夫支持列宁进行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斗争。
自由资产阶级分子曾企图使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屈从于占统治的反动思想。
他在自己所写的著作中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保卫了自己的天才的老前辈——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
在普列汉诺夫有关俄国文化问题的著作中，像一根红线一般贯穿着这样一种思想，即：
沙皇专制阻碍着民族文化的真正进步；
劳动人民被剥夺了享受文化财富的权利。
他认为先进阶级的革命活动是伟大的进步的文化工作，因此俄国社会的文化水准，应当以革命思想在人民大众中间普及的程度，以人民大众的教养程度来衡量。
普列汉诺夫认为文学艺术在俄国文化进步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在那些年月里，他把文学艺术看成能够巩固俄国人民民族自豪感和对国内外压迫者的仇视感的力量。
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关于列夫·托尔斯泰、戈列布·乌斯宾斯基、？
克拉索夫、普希金、高尔基以及易卜生、哈姆生的著作，说明他不仅对俄国人民的生活，而且对各种时代各国人民的文学艺术有着深刻的了解。
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热爱俄国人民，及其许多世纪以来的光荣历史和文化。
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是俄国君主专制的不可调和的对头。
普列汉诺夫确信俄国革命运动会胜利，他指出未来俄国人民一定会在欧洲的发展中起主导的作用，并将站在为争取自由、独立，争取世界各国人民进步的战士的最前列。
普列汉诺夫作为国际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热心拥护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不屈不挠热情洋溢地为和平和进步事业的胜利而斗争。
（本报特约稿。
万峰译）（附图片）

注意保管掘出的文物
10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封题为“从虞山掘出的化石被损毁了”的读者来信。
我们认为读者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
我场已对各队工作人员进行了教育，规定凡在今后开采中挖掘到很难识别的变形石头，一律不准任意抛弃或损坏，统一由场部送往当地文物保管部去鉴别。
江苏省地方国营虞山采石场

一个团支部书记的工作
冯凡
他整天粘在办公桌上，
工作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
“王书记，这是三支部的工作总结。”
他眼睛一扫，笔杆一摇，
批了个“上交”。
“王书记，这是团委的工作指示。”
他眼睛一扫，笔杆一摇，
批了个“下达”。
电话铃响成一片——
“噢，团委吗，什么……
三支部的总结不全面？”
听筒刚放下，又拿起——
“王书记，团委指示对我们七支部的具体情况不适宜。”
他熟练地压一下机子，
又抓起来叫话：
“喂，三支部吗？
你们的总结要补充一下。”
再压一下，再拿起——
“喂，团委吗？
指示对七支部不适宜，
你们给补充补充吧！”
一张嘴两层皮，
外加一架电话机，
风刮不着，雨淋不着，
工作进行得像流水作业般顺利。

三毛日记
刚穿上的新衣
　张乐平

告警和毖后
唐弢
读了长工同志“不会治疮就不能告警吗？”
（11月30日人民日报八版）一文，我举起双手赞成。
我认为这样来理解批评，特别是用杂文形式所写的批评，是正确的。
因为杂文一般都比较短小，我们可以要求作者对所提问题作全面的考虑，却不可能要求作者在文章里写得面面俱到。
根据我们过去的传统，杂文往往只是提出问题，却不必像“买一送一”一样，同时奉赠解决问题的办法，它的作用只在于长工同志所说的：
告警。
不能看轻的是这告警的意义。
从这一意义出发，我还想补充两点：
第1，一篇批评的出现，固在于给被批评者看，更重要的是给大家看，这才使批评有普遍的意义；
第2，一篇批评的作用，固在于使可以改正的立刻改正，更重要的是给今后工作做参考，这才使批评有深远的作用。
至于什么应该立即改变，什么应该留待以后工作中修正，那就要靠被批评者权衡问题的轻重，作适当的处理。
如果认为只有立刻发生实际效果的批评才算批评，那就不仅缩小了批评的意义，实际上也是在歪曲批评，或者根本取消批评。
不幸在现实生活里竟还有这样的事实，谓予不信，可以12月02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苏列群同志“读‘死’有感”为证，下面是最精彩的一段：
“……就是对纪念鲁迅，有人的想法也违背了鲁迅的意志，总想为鲁迅的坟墓多争一点地盘，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纪念鲁迅似的。
我以为，人们忆念鲁迅，开纪念会、迁墓、设纪念馆，这些出于由衷的崇敬，对于鲁迅要求的‘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是应该像收受‘老朋友的’钱一样，‘不在此例’的；
但如果以为必须把虹口体育场挤掉，才算纪念，就同鲁迅的遗嘱相违背了。
——鲁迅是从来没有不让别人快乐而图自己安逸的（例如不乐意别人在自己同朋友把臂促膝谈心时踢足球之类），把花了一笔不小的钱在几年前早就建立起来的体育场拆掉，损害广大爱好体育的群众的利益，如果鲁迅在天有灵，想来决不会同意……”如果人们读过我的“不必要的‘门当户对’”（11月13日人民日报八版），就会知道，这是专对我的文章而发的；
如果人们不用苏列群同志那样的眼睛来看我的文字，也一定会知道，我所提出的是一个安排问题，同时说明谁应该对这个问题负责。
近年来我国体育运动的突飞猛进，我是看到的，拥护的，我认为这是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情，所以在短文里一再声明，我不是主张“偃武修文”。
苏列群同志毫不考虑别人的意见，故意扭转笔头，将我形容成为过去上海滩上的“二房东”，在那里闹“赶搬家”的把戏，不仅赶，而且还要“挤”，还要“拆”，给我画上一个恶霸的脸谱。
我很尊敬鲁迅先生，也自知不足以知鲁迅先生于万一，但我的确没有想到：
鲁迅先生也像军阀一样需要“地盘”，而自己又还有责任替他去争“地盘”，我佩服苏列群同志有说出这样话来的勇气！
“不让别人快乐而图自己安逸”，的确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对“把臂促膝谈心”者如此，对“踢足球”者也如此，这就是我主张应该有适当安排的原因。
我不知道苏列群同志说这句话的时候，自己是站在什么立场上？
我没有主张“拆”，也没有主张“挤”，因为我确切知道，这是国家的财产，人民的血汗。
幸亏运动场可“拆”可“挤”，给了苏列群同志任意加罪于人的方便。
倘使换了别一场合，譬如前一时候，由于饲养不当，上海死了一大批鸡鸭，如果我批评了这件事，难道也能够说我是横蛮地在主张把死了的鸡鸭一齐都弄活过来吗？
让我再说一遍：
批评的最大目的在于告警，在于毖后。
目前能够改变的，当然也应该看条件求其改变。
譬如文化俱乐部前面，就可以拍网球，打篮球，踢足球（我前文指的并不是“踢足球”，可以复按），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锻炼场，而不必在那里开运动会，放大喇叭。
这就是一个适当的处置。
为什么一定要歪曲别人的意思，栽进“挤”或“拆”去呢，敢问？
我们的批评空气太稀薄了；
我拥护苏列群同志这句话：
不要“听不得别人的批评，见不得别人的异议。”

在遥远的海岸上
秦牧
中国有一千二百万华侨散布在世界各地，这一千二百万人和国内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脉搏是一同跳动着的。
在这方面，我常常想起无数动人的事件，使自己像喝过醇酒似地进入一种感情微醺的境界。
虽然我离开海外回到国内来已经很久很久了。
波兰古典作家显克微支有一个短篇小说叫做“灯塔看守人”。
里面讲的是十九世纪流浪异国的一个波兰老人的故事。
这老人因为反抗压迫，在国外流浪了大半生，到他衰朽的暮年，异常困倦地渴望获得一个安定的位置度过他的余生。
在意外的机会中他找到了一个看守灯塔的职业。
这工作是异常寂寞孤独的。
整天和潮汐海鸥为伍，在偏僻的岩礁上，连人影也不见一个。
唯一的工作就是每天按时燃着灯火，使来往的船只不致失事。
这工作很轻便，但绝对不容许误事。
只要有一次的错失，他就得失掉位置，重新去作无所归依的流浪了。
老人是很喜欢这工作的，他按时点燃灯塔，从不误事。
但有一次他收到了一个邮包，有人寄给他一本波兰诗人的诗集。
他翻读着书籍，和祖国的千丝万缕的感情使他沉浸于一种如醉如痴的境界，他回忆、沉思、激动、神往，像喝醉了酒似地一连躺了好几个钟头，终于忘记燃点灯火。
于是，他被撤职了。
许许多多华侨眷念祖国的故事，那情景，是和这个小说中的波兰老人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宋庆龄先生访问印度尼西亚，回来叙述过她在峇厘岛上见到的一桩事情道：
“我们国内已不易看到的铜钱，在峇厘岛上家家都能找到，这种铜钱被停止流通还是不久的事情。
现在人们把铜钱结成一串一串的吊起来，当做宗教仪式上不可缺少的神器。
在一家银器店里我们发现一串串的铜钱中有开元年号的，有万历年号的，也有清朝各种年号的……。”
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很细小的事象，里面蕴藏着的人们眷念祖国的感情却是多么的强烈啊。
和这种事象相仿佛，我记起了华侨许多保持祖国古老的风俗习惯的事情。
这种情形意味的决不是普通意义的“保守”。
他们正是以这来寄托他们永不忘本的家国之思的。
正像波兰的作曲家萧邦，到西欧去流浪时，永远带着一撮祖国的泥土那样，具有深远的寓意。
“红楼梦”七十二回，从王熙凤向贾琏发脾气的谈话中讲到一个词儿：
“衔口垫背”。
那是一种古老的迷信的风俗，在死人嘴里放一颗珍珠或一些米叫做“衔口”；
入殓时在装殓的褥下放一些钱叫做“垫背”。
这风俗在国内，即使在解放前也已经不容易见到了。
但在南洋华侨当中还相当地流传着，我的母亲入殓时就采用了这种仪式。
在福建，清初时候，许多反清复明的志士和他们所影响的人们，入殓时习惯在脸部盖上一块白布。
那意义是：
“反清复明事业未成，羞见先人于地下”。
这习俗，也同样随着一部分福建侨民带到海外去。
对古代祖国英雄豪杰的怀念，是无数华侨共有的感情。
在热带的雨夜，家人父子围在一起谈郭子仪、薛仁贵，岳飞……，是许多华侨家庭常有的事。
在南洋一带，人们又十分推崇曾经踏上那边土地的三保太监郑和。
亲戚朋友们在灯下聚谈的时候，话题常常很自然地拉到这个太监身上去。
这位在五百多年前曾经出使七次，航程十六万海里的三保太监，在许多华侨口中仿佛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异人。
南洋有些成人遇到困难，有时还会喃喃祈祷道：
“三宝公保佑，三宝公保佑！”
南洋侨胞对郑和的尊崇，是渲染上许多神话色彩的。
他们所以这样做，严肃追究起来，实际上藏着一些颇为辛酸的理由。
从前，当华侨没有一个强盛的祖国，还处在“海外孤儿”的境地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怀念和神化当年扬眉吐气的先人，不得不通过“三保太监”来寄托他们备受损害的民族自尊心。
对于光荣先人的追念，对于风俗习惯的保持，在这些现象里面，闪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从美洲到欧洲，从非洲到南洋，众多的华侨坚持着吃中国饭，穿土布衣服，着广东木履，吃从遥远的家乡运来、或者自制的腐乳、咸鱼、霉菜、凉茶；
继续过我们的清明、端午、中秋、冬至，祖孙累代数百年如01日地坚持着。
为什么有些风俗在国内已经逐渐改变或者丧失了，在海外却那么牢固地保存着，从这里是可以找到很好的答案的。
（未完，待续）

杏树为什么能在初冬开花？
黄宗甄
10月31日光明日报的第1版刊载了“一棵杏树在初冬开花”的新闻，开花的地点在辽宁省绥中县。
新闻里说：
“如果能由这棵杏树的启发，研究、培植出一种果树一年能结两次果子，那会给国家人民带来多少利益呵！”
不是吗？
米丘林曾经说过：
“我们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赐；
我们的任务是向自然索取。”
在隆冬里，我们能够吃到番茄和黄瓜，这是园艺家的贡献，我们应该感谢不已。
对于苹果、梨、桃以及杏子，我们自然也希望一年四季能得到供应，而这就需要我们研究。
果树在一年里开花两次，其实不是新奇的事情。
气候温暖地区的果树，在严冬来临以前，它们就已生出花芽的雏型，这些花芽经过冬天的寒冷的考验，到了第2年的春天，才能正常地开放花朵。
有时这些花芽在当年的寒冷季节到临之前，就反常地提早开花了。
像这样的第2次开花的现象，我们可以时常听到和看到。
我自己所住的院子里，有几棵苹果树和杏树，经常地发生虫害，这几年也没有很好地施肥和灌溉，害虫很多，营养也失调，每年在秋冬之间，有些果树就开出少数的花朵。
不错，这种现象是反常的。
果树的花芽并没度过寒冷的阶段，有时碰到了干旱、水涝、骤寒、雹灾，在夏天过分地修剪了树枝而树枝受到伤害，偶然施用过量的矿物质肥料，大批害虫的侵袭，叶子受到过多的药害，还有植物受到煤气和二氧化硫等毒气的熏害等等，都能引起果树在当年第2次开花的现象。
也可以说，外界环境的突然变化，能刺激花芽的提早开花。
也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是“返祖现象”，因为显花植物的祖先，它在原始的时候，在原来的花芽发育周期内，恐是没有通过寒冷的低温阶段的。
也有些果树，在春末夏初的时候，发生继续开花或延迟开花的事情，这和上面说的当年第2次开花的情形有些不同。
这可能是头一年的冬天，寒冷来得较晚，或者冬天并不太冷，或是冬天的气候变化多端，或者当地的地形不同和气候条件有所变化，到了第2年春天，花开得很不整齐，有的先开，有的迟开，这些花朵开过之后，一般也可以结出果实。
可是这样的花芽仍是去年所形成起来的，到了第2年才开放，和辽宁绥中所看到当年初冬就开花，有所不同。
既然说，当年初冬或秋冬之间的第2次开花，是反常的事情，所以即使开了花，也不一定很好地传授花粉而结出果实；
即使结了果实，在严冬里，也可能会冻坏。
一棵杏树在当年第2次开花的现象，正是果树碰到了灾害的缘故。
在目前，在很多果园里，经常有“隔年结果”的苦恼事情，就是果树开满了美丽的花朵，今年丰收，第2年却会减产。
“花而不实”诚然是一个问题。
在正常的状况下，开了花还要为能否结出肥硕的果实而发愁。
这个科学问题，正在逐步克服中。
至于反常的当年第2次开花现象是不是合于自然规律呢？
这值得进一步的研究了。

论赠书
　黄栉风
如今一方面是读者嚷着书贵，出版部门嚷纸张缺乏，但另一方面，出版社赠送的新出书籍却也为数不少。
不是说书刊不能赠送，但赠送得太“滥”了，就是一种浪费。
不久前出版的价格相当贵的画册，就是一例。
我很怀疑，出版社是否在慷国家之慨！
不久前读到许广平先生写的“鲁迅的日常生活”一文（见10月09日文汇报），其中提到鲁迅先生为了编“中国文学史”需要买一部“四部丛刊”之类的书来参考，“但是一听说需要花几百块钱的时候，鲁迅就曾经踌躇过很久，后来还是我劝他说：
我们在其他方面可以节省一些，参考书籍还是去买吧！
他才发了狠心买了下来。”
收到赠书的人，有的在业务上也许同出版有关系，有的也许没有。
有关系的，也许对某一些书并无特别研究的必要，但是出版社却凡出书必送一本。
如果按地位就可以得到赠书，那么久而久之，即便公家再拨给他十间房子，恐怕也会容纳不下这些赠品的。
书，今后大概也还是要赠的，也需要赠的。
但我以为，多少应该与该书的编务有点关系。
或对编纂该书出过主意，或代为校勘，或审改过稿子，或需请他批评介绍之类。
总之，是为该书付出过一定的劳动或准备要付出一定劳动的。
正如10月11日人民日报载胡仲持同志记1938年在上海搞“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时，后来便“领到了我的一部”，这就是完全合理的了。
如今的出版社、刊物编辑部，都要赠书、赠刊物，我建议他们按节约原则把书刊内容、赠送的对象，分别具体考虑一下，使这项工作有一些改进。
滥赠的结果，会增加书刊的成本，也就是说，会不必要地增加读者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