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巴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新华社19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侯赛恩·沙希德·苏拉瓦底总理今天上午十时举行了会谈。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耿飚和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章文晋。
巴基斯坦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外交秘书米·西·阿·贝格，外交和联邦关系部联合秘书斯·克·德拉维。

乌克兰舞蹈团举行告别演出
毛主席和刘委员长出席观看
新华社19日讯
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委员长今晚出席观看了苏联乌克兰国家舞蹈团在天桥剧场举行的精采演出。
这是舞蹈团在中国进行了为时三个半月访问演出后的、向北京观众的告别演出。
舞蹈团先后在北京、武汉、广州、杭州、上海、无锡、郑州、西安、南宁等地演出了三十九场，观众达二十多万人。
他们还曾深入到工厂、农村和部队，为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士兵们演出九场。
他们卓越优美的艺术表演，受到了中国各界观众的热烈欢迎。
在今晚演出中，苏联乌克兰女艺术家们还首次表演了他们向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学来的荷花舞，受到了观众热烈的鼓掌欢迎。
在四次谢幕后，她们又重演了一次。
武汉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刘凤今晚也同苏联乌克兰舞蹈家列昂尼德·鲁申卡一起表演了喀山鞑靼人舞。
这是舞蹈团教给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的舞蹈节目之一。
在演出休息时，毛泽东主席接见了舞蹈团艺术指导维尔斯基，团长彼什缅内，乐队总指挥伊瓦什琴珂、副团长格拉斯。
接见时，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也在座。
演出毕，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委员长同舞蹈团全体演员握手见面，向他们问好。
中国艺术工作者也向他们献了花篮。
苏联艺术家们长时间地鼓掌欢呼：
“友谊！”
今晚出席观看的，还有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夏衍，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周扬，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阳翰笙，对外文化联络局代理局长陈忠经和北京各界人士。
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也出席观看。

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彭泽民逝世
新华社19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彭泽民，患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心力衰竭并有肺炎等症，经医生诊治无效，于1956年10月18日下午九时五十分在北京逝世。
彭泽民委员是广东省四会县人，享年八十一岁。

周总理接见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市长
北京市彭真市长举行酒会招待贵宾
新华社19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18日晚接见了阿富汗王国首都喀布尔市市长索海尔博士。
接见时在座的有北京市市长彭真，副市长吴晗，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章文晋。
接见时在座的还有阿富汗驻我国大使萨马德。
新华社19日讯
北京市市长彭真今天中午举行酒会招待阿富汗王国首都喀布尔市市长索海尔博士。
出席酒会的有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吴晗、程宏毅、贾庭三、乐松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主席刘仁，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以及北京市各界人士。
阿富汗王国驻我国大使萨马德也出席了今天的酒会。

帮助我国鉴定长江流域坝址工作的苏联专家回国
据新华社16日讯
来我国协助鉴定长江流域坝址地段地质工作的苏联地质专家谢苗诺夫、商采尔、索科洛夫、雅库舍娃等一行四人，已经在16日早晨乘火车回国。
前往车站欢送的有水利部副部长冯仲云等多人。
另外一位苏联地质专家波波夫在17日乘飞机回国。

彭泽民治丧委员会名单
新华社19日讯
彭泽民委员治丧委员会在10月19日成立，名单如下：
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习仲勋、方方、王一帆、王深林、丘哲、史良、何世琨、何香凝、李伯球、李维汉、李德全、邢西萍、严信民、周士第、季方、陈汝棠、陈其尤、陈叔通、陈其瑗、罗隆基、柳亚子、马叙伦、高崇民、张云川、张苏、许德珩、郭沫若、彭真、黄炎培、黄琪翔、杨逸棠、董必武、廖承志、蔡廷锴、谢雪红。

日本水利科学访华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19日讯
应中国科学院邀请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水利科学访华代表团，在团长谷口三郎率领下一行六人，今天乘飞机到北京。
中国科学院、中国水利学会筹备委员会代表多人到飞机场欢迎。

毛主席接见印度共和国国会代表团
新华社19日讯
毛泽东主席今天夜里接见了以阿南塔萨亚纳姆·阿延加尔议长为首的印度共和国国会代表团。
接见的时候，在座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副委员长李济深、彭真、李维汉、陈叔通，副秘书长张苏、屈武、余心清，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
接见的时候，印度驻中国大使拉·库·尼赫鲁也在座。

苏拉瓦底总理拜会我国家领导人
周恩来总理举行宴会欢迎苏拉瓦底总理
新华社19日讯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侯赛恩·沙希德·苏拉瓦底和随行人员，今晚六时拜会了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
拜会时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陈云、贺龙、李先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彭真、陈叔通，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耿飚和夫人。
苏拉瓦底总理以他自己的名义和代表巴基斯坦政府向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以及他们的夫人赠送了礼品。
新华社19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晚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侯赛恩·沙希德·苏拉瓦底总理。
周恩来总理和苏拉瓦底总理在今晚的宴会上表达了中巴两国要求发展相互友好关系的共同愿望。
周恩来总理在欢迎苏拉瓦底总理和其他的巴基斯坦贵宾们的讲话中说，我们高兴地看到，苏拉瓦底阁下在就任总理以后就代表巴基斯坦政府表示希望同一切国家特别是邻国友好，对一切国家抱着善意，对谁也不怀恶意。
周总理欢迎苏拉瓦底总理的这个重要表示，并且指出尽管中巴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我们两国对某些国际事务也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我们两国都赞成历史性的万隆会议所通过的十项原则。
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中巴两国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和各方面的合作是有广阔的前途的。
苏拉瓦底总理指出他的访问中国受到巴基斯坦各界人民和政党的支持，他说：
“这进一步证明了巴基斯坦希望同它的伟大邻邦在永远友好和互相了解的条件下相处”。
这位巴基斯坦总理又说，他毫不怀疑中国人民和巴基斯坦人民一样是忠实于和平事业的，他确信中巴两国的友谊和合作将有助于促进国际和平和谅解。
苏拉瓦底总理指出和平是进步的必要条件，巴基斯坦将坚定不移地为和平事业继续奋斗，因为没有和平，任何社会、经济和文化福利的计划都不会成功。
他说，巴基斯坦的整个外交政策就是基于这个简单然而重要的考虑。
周总理和苏拉瓦底总理讲话结束时，宾主们都起立为中国和巴基斯坦友好、为亚非各国的团结和世界和平、为米尔扎总统和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
应邀出席今晚宴会的巴基斯坦贵宾有：
苏拉瓦底总理的女儿阿赫塔·苏来曼夫人、外交和联邦关系部长努恩的夫人、阿哈默德大使和夫人，阿比达·苏尔唐公主，外交秘书米·西·阿·贝格和夫人及巴基斯坦总理的其他随行人员。
朱德副主席出席了今晚的宴会。
出席宴会作陪的，还有副总理陈云、贺龙和夫人、乌兰夫、李富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彭真、陈叔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龙云，全国人民政协副主席章伯钧、鲍尔汉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和夫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耿飚和夫人，以及政府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们，中巴友好协会的理事和社会各界人士。
二十三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外交官员和经济代表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新华社19日讯
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和他的随行人员，今天到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北京市东四清真寺作了主麻礼拜，并且应邀出席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举行的便宴。
在宴会上，协会主任鲍尔汉代表一千多万中国穆斯林对苏拉瓦底总理阁下访问中国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近年来，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之间的友谊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的穆斯林和全中国人民感到非常高兴。
苏拉瓦底总理表示他很高兴在中国看到有很多穆斯林兄弟，看到他们享受宗教自由。
他说，曾经有人有过这样错误的说法，认为共产党国家没有宗教自由。
但是今天的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苏拉瓦底又说，我们两国的关系日益融洽。
你们在建设你们的祖国需要和平，我们也需要和平。
假如我们能合作，这对彼此都有帮助。
苏拉瓦底总理最后举杯说，我带来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请大家为我们的友谊、和平干杯。
进餐前，鲍尔汉代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赠送苏拉瓦底总理精装的古兰经和一对刻有阿拉伯文“清真言”的脱胎漆花瓶作纪念。
苏拉瓦底总理代表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捐赠一千五百英镑给中国伊斯兰教协会。
午餐后，苏拉瓦底总理和随行人员一起参观了故宫。
总理对故宫的建筑和中国的古代艺术非常欣赏，他屡次在宫庭前的铜龟、鎏金狮子等精美的艺术品前留影，并且用他携带的电影机亲自拍摄各处雄伟壮丽的建筑物和古代艺术品。
苏拉瓦底总理和随行人员还仔细观看了在太和殿的古代艺术品和保和殿的五省重要出土文物。
十八世纪用象牙雕刻的十二幅月曼清游册长久地吸引了总理的注意，他说，这些雕刻刻得很精美。
在贵宾们参观完毕后，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把一套精装的宋人画册赠送给总理，并且赠送随行人员每人一套图片留作纪念。
今天上午苏拉瓦底总理的女儿阿赫塔·苏来曼夫人和努恩夫人以及其他贵宾的夫人们一起参观了儿童医院。

苏拉瓦底总理随行人员拜会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
新华社19日讯
巴基斯坦苏拉瓦底总理的随行人员今天上午分别拜会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巴基斯坦工业开发公司主席吴拉姆·法鲁克拜会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巴基斯坦商务部联合秘书斯·穆·优素福拜会了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巴基斯坦水利专家、瓦尔萨克水利工程总工程师汗·穆·阿查姆汗拜会了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巴基斯坦外交和联邦关系部交际司长哈米德·纳瓦兹汗上校拜会了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倬如。
（附图片）
苏拉瓦底总理19日拜会了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
图为接见时合影。
前排自右至左：
黄炎培、贝格夫人、沈钧儒、阿比达·苏尔唐公主、李济深、阿哈默德、刘少奇、阿赫塔·苏来曼夫人、毛泽东、苏拉瓦底、朱德、努恩夫人、周恩来、阿哈默德夫人、陈云、米·西·阿·贝格。
　新华社记者　侯　波、吕厚民摄

苏联发展农业的巨大胜利
今年苏联获得了空前未有的谷物大丰收。
各地收成很好，东部开荒地区收成更好。
到目前为止，苏联两大产粮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和哈萨克共和国——已向国家交售了三十亿零四百三十四万普特（合九百八十四亿二千多万市斤）谷物，这比1953年全苏联采购粮食的总数还要多将近一半。
大丰收标志着苏联在农业生产上获得了新的重大胜利。
这是苏联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今年苏联的谷物大丰收，是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下，大力发展农业，特别是大规模开垦荒地的结果。
三年来，苏联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急速提高农业生产的措施，1954年关于大规模开垦荒地的决定，对于苏联谷物产量的迅速增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苏联党和政府关于大规模开荒的号召，得到了苏联全体劳动人民的热烈支持。
由于几十万苏联青年争先恐后地参加了开荒工作，由于强大的苏联工业在开荒中提供了大量的拖拉机和其他的农业机器，因此在短短的三年中，苏联已经开垦了三千五百五十万公顷（合五亿三千二百五十万市亩）荒地。
三年来，苏联谷物播种面积已扩大了三千七百万公顷，这比美国在1910年到1950年四十年间播种面积增加的数目还要多。
苏联的谷物大丰收，使苏联谷物总产量和国家粮食采购量大大增加了。
谷物生产一向落后的哈萨克共和国，由于在过去三年中开垦了二千万公顷荒地，谷物播种面积迅速扩大了。
目前，这个共和国已向国家交售了十亿零三十四万普特的谷物，这个数字比这个共和国大规模开荒前十一年中向国家提供的谷物总数还要多。
今天，哈萨克共和国已经越过苏联著名的“谷仓”乌克兰，一跃而成为苏联第2大产粮区了。
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苏联大规模开垦荒地计划取得的胜利是多么巨大。
苏联今年得到过去从未有过的这么多的粮食，这可以满足对谷物的一切基本需要，因此，人民的生活水平将更加提高。
苏联谷物大丰收可以使国家有更多的粮食储备，并且可以为今后发展畜牧业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在苏联第6个五年计划中，苏联特别着重开发东部。
因此，今年苏联东部开荒地区的大丰收，对于直接支援东部的工业建设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苏联谷物大丰收也将使苏联增加粮食的出口，以支援那些缺少粮食的兄弟国家和其他国家。
苏联谷物产量的迅速增加，意味着苏联第6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提高谷物年产量的巨大任务将会提前和超额完成。
苏联大丰收的事实说明：
苏联大规模开垦荒地的计划，并不像美国农业家所说的是“一场赌博”，而是完全可能实现的计划。
当然，在短期间实现这样一个空前巨大的计划，只有在像苏联这样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中才有可能做到。
当美国正在闹农业危机，缩减谷物播种面积的时候，伟大的苏联人民却在迅速提高农业生产方面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这就十分清楚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首都隆重举行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
会上茅盾作了学术报告，陆定一和各国作家先后讲了话
本报讯
首都各界人民昨天同来自十八个国家的国际友人一起，举行盛大集会，隆重纪念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纪念大会在政协礼堂举行。
会场布置庄严朴素。
主席台正中是巨大的鲁迅画像。
画像前面摆满鲜花。
杏黄色的丝绒帷幕上写着：
“1936—1956”。
坐在会场里的，有鲁迅生前的战友、学生；
有和鲁迅同时代的老人，也有正在实现着鲁迅理想的年青一代；
有共产党人和各民主党派人士；
有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教授……。
应邀来我国参加纪念大会的十八个国家的三十多位作家，同首都各界人士并肩坐在一起，共有一千五百多人。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出席了纪念大会。
他在纪念会开始前，同应邀出席大会的外国作家们见了面。
纪念大会由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主持。
他在开幕词中概括地介绍了鲁迅战斗的一生的光辉灿烂的成就。
他说，“鲁迅是革命的思想家，是划时代的文艺作家，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科学家，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是渴望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者。
这在每一方面的成就都可以使鲁迅不朽，而他是把各方面的不朽的成就相互谐适地集中起来，结晶成为一个典型的人格。”
郭沫若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工作者，对远道而来参加这个纪念大会的各国代表表示衷心的敬意和感谢。
并希望通过他们，向他们所代表的各国的文化界和各国人民，表示诚恳的友谊和祝福。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在大会上作了题为“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学术报告。
他通过对于鲁迅的创作和革命实践的具体分析，深刻地论述了这位伟大先驱者的思想和文学的发展道路。
茅盾在报告中肯定了近几年来研究鲁迅工作的成就，同时也号召大家警惕研究工作中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倾向。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纪念会上讲了话。
他说：
“以鲁迅先生为旗帜的革命文学，曾经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中起了巨大作用。”
他说，革命的文艺家，要学习鲁迅先生向敌人冲锋陷阵的精神，同时也要学习鲁迅先生对同志和朋友讲团结的精神。
我们党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同一切具有爱国思想的党外的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应该同一切赞成社会主义的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在艺术上应该允许各种不同创作方法、不同艺术流派的并存和竞赛。
陆定一最后说：
“我们希望全国一切老的新的文学家艺术家，包括在台湾的文学家艺术家在内，在爱国的口号下团结起来，我们应该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文艺家，在反对殖民主义的口号下团结起来。”
然后，郭沫若请外国作家讲话。
先后走上讲台的有苏联作家波列沃伊、缅甸作家吴登佩密、南斯拉夫作家伊伏·安得利奇、巴基斯坦作家艾阿默德·阿里、印度尼西亚作家普拉姆迪雅·阿南达·杜尔、阿尔巴尼亚作家斯捷利奥·斯巴赛、波兰作家奥尔格尔德·魏得志、英国作家约翰·索麦费尔德、日本作家长与善郎、保加利亚作家尼古拉·马里诺夫、朝鲜作家韩雪野、罗马尼亚作家阿乌埃勒·米哈尔、越南作家潘魁、澳大利亚作家古沙克、意大利作家马拉帕脱、蒙古作家乔然尔查文·尔哈木苏伦、匈牙利作家萨米奥·乔治、捷克斯洛伐克作家沙利·斯蒂芬。
纪念大会的参加者，怀着欣慰的心情，听了他们的充满了友谊的讲话。

在首都的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
郭沫若的开幕词
鲁迅逝世整整二十周年了。
在这二十年当中，世界起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更起了划时代的变化。
在鲁迅逝世后的第2年，1937年0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绵延了八年之久。
中国国土的一半曾经沦陷，并牺牲了不少的生命财产，但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在1945年被击败而投降了。
在鲁迅逝世后的第3年，1939年09月，纳粹德国更发动了第2次世界大战，绵延了六年之久。
靠着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特别是苏联人民和苏联武装力量的英勇抗战，终于在1945年击溃了纳粹德国和法西斯轴心集团，把人类从大破灭的灾难中挽救了转来。
在鲁迅逝世后的第12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八年的抗日战争，更经过了四年的人民革命战争，终于在1949年在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又击败了美帝国主义所大力支持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驱逐了一百年来逐步地控制了中国命脉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随着这些胜利而来的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巩固和壮大，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在鲁迅逝世后二十年间的这些变化，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关系着全人类命运的重大事件。
鲁迅生平曾经渴望着这些变化的出现，特别在他的晚年更曾经为这些变化的出现而忘我地斗争。
“饮水思源”，我们不能不肯定鲁迅的成就和劳绩。
我们要纪念他，研究他，学习他，把他没有做完的工作继承起来，更进一步向前发展。
鲁迅的成就，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们相仿佛，是多方面的。
他是革命的思想家，是划时代的文艺作家，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科学家，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是渴望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者。
这在每一方面的成就都可以使鲁迅不朽，而他是把各方面的不朽的成就相互谐适地集中起来，结晶成为一个典型的人格。
他的影响毫无疑问，是将愈来愈显著，愈来愈广泛，愈来愈深入的。
鲁迅起初是一位进化论的信徒。
他研究过生物学和近代医学，他是一位爱国的唯物主义者。
他和旧时代的封建思想作了毫不容情的斗争，更和殖民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也作了毫不容情的斗争。
他的思想的归趋并不是满足于说明客观世界，而是要改造客观世界。
因此，他自己的斗争实践，特别是在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中国革命运动对于他的影响，使他逐渐体会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而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者。
鲁迅是革命的新文艺的创始人和奠基者。
在长期停滞的封建社会中，封建性的糟粕陈陈相因地积压着，更加上殖民主义文化侵略不断的大冰雹，作为作家的鲁迅，是他开始把新文艺的嫩苗从地底迸射了出来。
“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坟”）
这话是鲁迅教“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但如果移用到鲁迅对于新文艺的创作上来，我觉得是同样切合的。
这种巨人式的努力，可以借中国古代的神话来表示，是十分类似于开天辟地者盘古的苦闷。
在今天，我们要用经过洗炼的人民语言来从事写作，要写出杰出的小说、诗歌、剧本、杂文，自然也还是要费献身的努力。
但在今天的写作条件，和鲁迅在几十年前开始从事创作的时代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但在今天，我们在文艺创作上要想达到鲁迅的水平却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作为现实主义的作家，鲁迅的出现是划时代的，而且他将永远成为文艺史上的一个高峰。
鲁迅是民族文化的革新者，但他决不是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者。
他对于民族文化的精华具有深厚的素养。
他是一位实事求是的渊博的历史科学家。
“中国小说史略”这部不朽的著作是前无古人的。
在这之外，有关历史文献的研究、批评、整理、传播，都具体地表示着他的实事求是精神——严肃的科学家态度。
鲁迅是受过近代自然科学训练的人，而又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优良传统，他把这两者巧妙地结合了起来，这就使他具有着充分的条件能够阐发出民族文化的民主性的精华。
谁也不能忘记鲁迅同时还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
从他早年结束学生生活以后，他就一直从事教育工作。
只有在1927年蒋介石出卖革命以后，他受着反动派的迫害才离开了教育岗位。
鲁迅一直是爱护新生力量的，有名的“狂人日记”最后的一句话：
“救救孩子”，这是从黑暗时代中叫出的最沉痛的呼声。
“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这几句话我要再引用一遍。
这不仅表示着鲁迅叫“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而也表示着鲁迅叫“我们现在怎样做老师”。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十分脍炙人口的这两句诗也正表示着同样的精神，是作为教育家的鲁迅的自画像。
他也说过这样十分浅显、而又十分深刻的话：
“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这种概括着创造过程在里面的自我牺牲精神，我们是不能不赞仰的。
以自我牺牲精神创造性地从事创作，从事研究，从事教育，从事哺育新生代，是鲁迅生平的高贵的生活实践。
他的一生也正是做人的一个模范。
他是一位以身作则的伟大的教育家。
为了创造中国文艺的新形式，一个不可忽视的途径，是翻译外国的作品。
鲁迅在年青的时候就曾经注意到这一层，他是做了不少的翻译工作的。
但是，他在翻译工作中有一个特出的倾向，便是他喜欢选译被压迫民族或弱小民族的作品。
鲁迅曾经自行说明，他是特别同情弱小民族的。
在这里已经表示着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的萌芽。
10月革命以后，随着鲁迅思想被赋与了明确的方向性，他“确切地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实现”，特别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到他去世的十年间，他对国内外的反动势力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鲁迅成为了无可争辩的有光辉的渴望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者。
单就文艺经验的交流上来说吧，鲁迅的翻译丰富了中国的新文艺。
反过来，鲁迅的创作又使中国的新文艺丰富了世界文艺。
鲁迅已不单纯是中国的鲁迅，而是世界的鲁迅了。
在今天我们迎接到二十多个国家文化界的代表来共同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便是绝好的证明。
中国人民酷爱和平劳动，中国人民善于吸收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化成果来营养自己，更从而努力创造、促进共同进步。
鲁迅正充分地体现了这种传统精神，我们中国的文化工作者更要跟踪着他使中国新文化向着这个方向发展。
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世界各国的文化工作者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工作者有着殷切的期待，便是希望中国的新文化能够对世界文化有更多的贡献，希望中国能够产生出更多的鲁迅。
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期待，并愿意保证不辜负这个期待。
在今天人民民主的政权下，我们在文化活动的园地里也正期待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优良的条件是充分具备着的，就只等待着文化工作者集体的和个人的最紧张的努力。
我们今天在纪念鲁迅。
我们中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要以鲁迅为榜样，以自我牺牲精神创造性地从事一切活动。
我们要继承祖国的优良遗产，同时也要学习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努力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为人民幸福服务，为祖国建设服务，为人类进步服务。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工作者对远来参加这个纪念大会的各国代表表示衷心的敬意和感谢。
我们祝你们在文化活动中不断地获得有光辉的成就。
我们希望通过你们，向你们所代表的各国的文化界和各国人民表示诚恳的友谊和祝福。
我们愿和世界各国的文化工作者紧密地携起手来，为提高人类文化、保卫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

在首都的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
陆定一的讲话同志们，朋友们：
伟大的文学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年了。
他为中国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
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民主主义者开始，最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对鲁迅先生作了极其崇高的估价。
毛泽东同志说：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我们的祖国正处在深重的苦难之中。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企图并吞全中国，而国民党反动派还在进行所谓“剿共”的战争，和禁止人民的抗日运动。
二十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已经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美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完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并且基本上完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鲁迅先生曾经赞美社会主义的苏联说：
“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
现在，这句话成了对我国现实的写照。
鲁迅先生所毕生追求而没有亲自看到它的成功的中国革命，已经实现了！
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建立起来！
更加幸福更加繁荣的前景已经望得到了！
六万万人民，从地狱里解放了出来，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现在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革命的文学，是为革命的政治任务服务的文学，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
鲁迅先生把文学当作被压迫人民进行反抗斗争的武器。
他曾经说：
“革命的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
我们的政治任务，过去曾经是实现两个革命，即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革命。
以鲁迅先生为旗帜的革命文学，曾经在这两个革命的时期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人民对于这种革命文学怀着感激的心情，因为这种革命文学能够鼓舞人民去进行革命斗争，并且取得胜利。
鲁迅先生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爱戴，他的名字将永垂不朽。
现在，我们还有解放台湾的任务，还有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还有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任务，但是，我们的主要的政治任务已经是社会主义建设。
为了建设，我们还要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
全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要继承鲁迅先生的精神，积极参加这个为建设的斗争，为和平的斗争。
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坚决地和人民大众在一起，把自己的力量供献给伟大的建设事业和和平事业。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为了动员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我们的祖国。
革命的文艺家，要学习鲁迅先生向敌人冲锋陷阵的精神，同时要学习鲁迅先生对同志和朋友讲团结的精神。
对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是必须进行坚决斗争的。
但是对同志和朋友，我们必须坚决实行团结的政策。
同志和朋友，相互之间是有批评的，这种批评是应该做的。
没有批评，我们的事业就不会发展。
但是，这种批评应该是为了团结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别的目的。
革命的文艺家，对于政治上的同志和朋友，不应该有鲁迅先生所斥责的“比白衣秀士王伦还要狭小的气魄”，不应该像鲁迅先生所嘲笑的“假洋鬼子”那样不准别人革命。
毛泽东同志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曾经说过：
“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1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
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
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
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
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
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
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
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
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现在，中国政治的第1个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党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同一切具有爱国思想的党外的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应该同一切赞成社会主义的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在艺术上应该允许各种不同创作方法、不同艺术流派的并存和竞赛。
我们相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一种创作方法，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与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的。
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是既不利于社会主义，又违反现实主义的。
党的文艺工作者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家艺术家，应当成为团结的核心，去团结别人，帮助别人，并且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
一切这样做的，就是对的。
不这样做，不论是右的或者“左”的，都是不对的。
我们希望全国一切老的和新的文学家艺术家，包括在台湾的文学家艺术家在内，在爱国的口号下团结起来！
我们应该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文艺家，在反对殖民主义的口号下团结起来！
我们应该同全世界各国的文艺家，在维护和平的口号下团结起来！
鲁迅的革命文学的旗帜万岁！

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在首都的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茅盾
鲁迅在1932年04月写的“二心集”（1930—31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的序言，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发展的过程时，说了这样一句话：
“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鲁迅就以这样的信念，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之下，坚决为人民服务，坚决与各种嘴脸的反动势力斗争，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
正像世人共知的其他许多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一样，——在这里，我想到了萧伯纳、罗曼·罗兰、德莱塞等等辉煌的名字，——鲁迅所走过的道路是漫长而崎岖的道路，不但充满了荆棘，而且有当道的豺狼，有窥伺在暗处的鬼蜮，也有戴髑髅而舞的狐狸。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926年，鲁迅在小说集“彷徨”的卷头用了上面所引的屈原的诗句作为题词；
这表示那时的他抱着我们古代哲人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一边战斗，一边追求真理。
那时候，他的基本态度，可以从他后来对于“语丝”（1924年发刊的周刊，鲁迅和它的关系最久）的评价得到说明；
他说“语丝”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
“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害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所以隐约其词者，不过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献功时，必须详加说明，比较地费些力气，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处而已。”
这一段话，说明了同人杂志“语丝”的态度和进行战斗的方法。
自然，“应该产生怎样的‘新’”，鲁迅当时并不是没有目标。
但鲁迅之所以没有明白的表示，正因为他不肯以耳代目、在未有深刻的认识以前就有所表示，这和他“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而坚定其信念的精神，是一致的。
我个人有这样的感想：
如果把鲁迅和罗曼·罗兰相比较，很有相同之处。
罗曼·罗兰七十岁时，曾经为了答谢苏联人民对他的庆祝说过这样的话：
“多谢你们纪念我的七十岁，这好像是一个旅程的终点——从巴黎走到莫斯科。
我已经走到了。
这个旅程并不平顺，然而完结得很好。”
罗曼·罗兰在解释他“是从什么地方，从什么时代的深处来的”，曾经沉痛地说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一直在悲观主义的重压之下度过的。
同样地，鲁迅也经验过“寂寞和空虚”的重压，而鲁迅的“旅程”好像比罗曼·罗兰的更为艰苦，因为他不但背负着三千年封建古国的“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而且他还得和近百年的半殖民地的社会所形成的“买办文化”作斗争。
书香人家的子弟，幼诵孔孟之言，长习声光化电之学，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到共产主义：
鲁迅所走过的这样的道路，使我想起了我们的许多前辈先生。
这是中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经过事实的教训以后所选择的道路。
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鲁迅是引导着万千青年知识分子走向战斗，走向这样的道路的旗手。
×××
我们古代的哲人曾说：
惟“仁者”（革命的人道主义者）为能爱人，为能憎人。
鲁迅就是这样的“仁者”，他维护“人”的尊严，他爱的是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他憎恨的是剥削者和压迫者。
这样的“仁者”也一定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一定不能不是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战士。
1930年以前鲁迅的中心思想和主要的活动，大概可以用这几句话来概括。
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就开始了文学运动的计划。
这是打算出版一种期刊，定名为“新生”。
但这计划终于为了种种阻碍而没有实现。
后来（1922年，“呐喊”序），他回顾这一时期，告诉我们：
他之所以要提倡文艺运动，因为文艺善于改变人们的精神，而他之所以把改变精神作为第1要着，是由于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这是鲁迅对于那时候的中国人民的命运的最
沉痛的说法。
为什么“只能做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呢？
鲁迅从各方面来分析，揭露了问题的本质。
他怀着无限沉痛的心情，从“狂人日记”开始，取材于“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尖锐而辛辣地指出封建思想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所造成的“国民性”的痼疾。
“狂人日记”借了“狂人”的口说出了几千年的“礼教”——中国封建制度的思想体系——的吃人的本质；
他的发狂，正是封建礼教迫害的结果。
“药”的意义更为深远而痛切。
“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之一，求“药”以救生命，然而这所谓“什么痨病都包好”的“药”（人血馒头）不但和骗人的巫术一样，并且那据说是“灵效”根源的人血还是一个革命者的血，也就是为了“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而献出来的血！
在这里，鲁迅的悲愤是双重的。
他既痛心于民众之受封建思想的毒害而未觉醒，也批评了当时（辛亥革命前夕）的革命运动之脱离了民众。
后来鲁迅自己说明：
“药”的意图道“因为那时（“五四”运动时期）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而且也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所以“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被杀的革命者）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
这也就是说，“药”的深远的寄托不在于那个“花环”而在于表现在整篇的深刻的矛盾。
鲁迅根据他自己目击的辛亥革命的失败经验，借“药”的故事指出了一个真理：
革命思想如果不掌握群众，那么，先驱者的血恐怕只能被当作“人血馒头”的材料罢了；
而要使群众接受革命思想，就先得打开他们思想上的枷锁，使他们睁开眼看，——用鲁迅自己的话，就是“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就是“改变他们的精神”。
“阿Q正传”就是在更大的规模、更深远的意义上，来揭露“国民性”的痼疾的。
就经济地位而言，阿Q是个劳动人民，然而在阿Q身上，除了劳动人民的一些品性而外，还有不少的封建阶级的思想意识，而这些思想意识恰恰又成为阿Q的精神上的枷锁和麻醉剂；
但即使这样，当中国发生了革命时，阿Q便做了革命党，然而又“不准革命”，终于被摇身一变的假革命的新贵们拿去作为“示众”的材料。
这就不但是阿Q个人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有人以为阿Q终于做革命党是不符合于阿Q的性格的。
1926年，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曾经这样答复：
“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
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
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
这最后几句话，暗指着当时就要到来的1927年的革命。
鲁迅对于那一次革命是并不乐观的，甚至于悲观。
这且留在下节再说。
阿Q这典型，如果只作为雇农来看，阿Q的故事，如果只作为反映辛亥革命的失败来看，那就不能够说明它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在旧社会中，所谓“阿Q相”是普遍存在的；
从“衮衮诸公”到“正人君子”（伪善者），知识分子，市民，乃至劳动人民，都是或多或少地有几分阿Q的“精神品质”。
因为，所谓“阿Q相”者，其构成的因素不是别的，而正是阶级社会的剥削制度所产生的等级观念和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再加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媚外成性的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
当“阿Q正传”在报上连续刊登的时候，有些“正人君子”（伪善者）和高贵的绅士们，惴惴不安，都以为是骂到了自己。
他们这惴惴不安实在是有理由的，因为在阿Q这面镜子里正照出了他们的嘴脸。
认真说来，即在今天的我们，怕也不敢完全肯定地说：
阿Q这面镜子里没有自己的影子。
即使只是淡淡的一个影子，也到底是影子呵！
这是因为，社会制度虽然改变了，旧社会旧制度所产生的思想意识的残余，却不能够马上在人们脑子里消灭的。
毋庸讳言，“阿Q正传”的画面是相当阴暗的，而且鲁迅所强调的国民性的痼疾，也不无偏颇之处，这就是忽视了中国人民品性上的优点。
这虽然可以用“良药苦口而利于病”来解释，但也和鲁迅当时对于历史的认识有关系。
鲁迅曾经在另一篇文章中引用他的一个朋友的话而表示同情：
历史上中国人只有做稳了奴隶和求为奴隶而不得这样两个时代。
这显然对于中国历史上人民的作用，估计太低了。
但说这样话时的鲁迅，有的是愤激，是苦闷，而绝不是消沉。
正如他在“野草”中所表现的内心思想一样，尽管有矛盾，苦闷，而并不消沉。
他还是坚决地战斗着，同时也不懈不怠地追求着真理。
这正是鲁迅之所以成其伟大。
×××
鲁迅那时候的苦闷，——用他自己所常用的字句，就是空虚和寂寞之感，——和“五四”以前（1911—18这段时间）他所深以为痛苦的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他的灵魂的“寂寞”，性质上有相同之处，而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之处，在于他把“五四”运动右翼分子的日趋反动，以及本来反对“五四”运动的人们那时也挂羊头卖狗肉，企图篡夺领导权等等这些事实，和他所目击的辛亥革命时期的败象，加以比较，因而痛切地感到“世道仍然如此”的悲哀。
（他在“阿Q正传”中描写赵秀才、假洋人之类的乘机“革命”，“咸与维新”，和不准阿Q革命，笔锋所指，也向着“五四”以后那班投机家。）
而不同之处，则在于他也目击着或至少感觉到动荡的时代中有一股顽强的潜流，“好像压于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样，在曲折地滋长”，在于他自己的思想中除了素所信奉的进化论以外，又“挤”进了新的东西——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
这不同之处，标示了鲁迅思想的发展。
而反映了他的这一时期的思想斗争和愤激的情绪的，便是“野草”（散文诗，二十多篇，1924—26年作于北京）。
后来（1931年），他自己对于“野草”作了这样的说明：
“这也可以说，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
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
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
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
（“野草”英文译本序，1931年11月）。
这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是指1927年以后当权的国民党反动集团。
“失掉的好地狱”用的是象征的手法，但可以看出，这里指的是北洋军阀的必然倒台，而同时预言了代替北洋军阀的蒋介石派会比北洋军阀更坏。
鲁迅对于1927年大革命前夕的革命形势和风云人物所采取的保留态度，可以说是他“由于事实的教训”（辛亥革命的失败）故而头脑比较冷静，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苦性；
但同时，也不能不说，他那时对于此后必然要来打倒“地狱”的新人，还没有明确的信念。
他的这种保留态度，使他在1927年到了当时“革命策源地”广州的时候，暂时沉默起来。
鲁迅在广州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他的思想发展上，却很重要。
后来，（1932年）他总括那一时期的自己的思想变化，说：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
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
我的思路因此轰毁……”（“三闲集”序言）。
鲁迅不是那样的人：
昨天刚从书本上读到了一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初步知识，今天便自诩为已经掌握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他鄙薄那样的人。
他深切地知道生长于旧社会的人，出身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当其作为本阶级的叛逆者出现的时候，并不等于已经完全获得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灵魂深处已经没有封建意识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残余；
他们常常可能在某一点上正确而在别一点上犯错误，在某一时期正确而在另一时期犯错误。
而鲁迅之所以比他同时代的人更能认识到自我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艰苦性，也正由于他亲身的长期体验。
他常常说，“积习难忘”；
又说，他虽然经常无情地解剖别人，但更经常更无情地解剖自己。
他不信世界上有人能于旦夕之间，听过一二次讲演、看过一二本书，就从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转变为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
他以为这样“突变”了的知识分子是经不起考验的。
而事实上，他也目睹了不少这样的“英雄”在小小风霜之下就现了原形。
正是由于上述的种种事实教训，鲁迅看清了1927年革命的挫折不同于辛亥革命的失败。
“野草”时期的自我思想斗争得到了结论。
也正因为在长期的思想斗争中吸取了事实的教训，他在纠正了自己以前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以后建立起来的新信仰，是从心灵深处发生的，是付给了全生命的力量的；
而且正是在革命遭受挫折的困难关头，他坚决地走向共产主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开始了新的、长期的、更艰苦更勇猛的战斗。
×××
1928年08月，鲁迅在答复读者的公开信中，有这样的话：
“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
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
这一年，正是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展开了论争的时期，因而鲁迅这几句话，是有感而发的。
在这些话里，提到“世界上已有定评的著作”，但也提到了“反对的著作”，这很重要。
这正表现了鲁迅对于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那时候，有系统地介绍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可以说还没有开始，创造社和太阳社首先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初步知识，并且强调了文艺应当为革命服务，作家应当站定革命的立场，表现革命斗争等等，对于当时的文学运动起了重大的作用，这都是应当肯定的；
然而毋庸讳言，它们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讨论当时文学运动的具体问题时，却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这些具体问题，就是作品的题材问题，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问题，对于当时的进步作家的评价问题，特别是对于鲁迅的评价问题等等。
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时，就应当考虑到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特点，当时中国进步文学与反动文学的具体情况，以及当时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战略——又批评又团结的统一战线工作；
但由于当时的左翼文学运动者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而在讨论上述问题时，每每喜欢用教条的框子来硬套。
这样的办法，显然是不能说服人的，而且有些批评的态度十分粗暴，又使人望而生畏。
至于当时的“普罗文学”作品，则极大部分是概念化、公式化的东西。
鲁迅反对这些教条主义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反对作品的概念化、公式化。
但鲁迅在那时候也还是正在开始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他后来说，他感谢创造社对他展开的争论，因为这“挤”他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因而在这次论争中，我们还不能看到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于当时革命文学运动中所有的具体问题提出有系统的和全面的分析和主张，像他在1930年以后那样。
反对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国粹主义”，同时也反对生吞活剥、搬弄洋教条，这是“五四”以后鲁迅所极力主张的，这也仍然是1928年论争中鲁迅的基本思想，但因当时的论争夹杂着个人问题和宗派情绪，因而这一基本论点就不很突出。
可是这一次论争，对于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对于鲁迅自己的文艺思想的发展，也是有帮助的。
鲁迅的反对教条主义的主张，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1930年03月）的讲话中，就更透彻了。
他说：
“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为什么呢？
第1，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
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
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
这里说的是：
“左”倾和右倾，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都是脱离群众、不了解革命的实际、抱住几句教条的结果。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指出了当时的革命作家和批评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视现社会，知道它的底细，尤其是认为敌人的底细”。
他说：
“一个战斗者，我以为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前的敌人的。”
（“上海文艺之一瞥”）
为了克服文学作品的公式化和概念化，鲁迅在那时就提出了作家必须熟悉生活的问题。
他以为作家所写的，不尽是亲身的经验，也可以有体察，“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
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
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
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
（“上海文艺之一瞥”）
1932年后，鲁迅的主要作品是所谓“杂文”。
这是由于环境所迫，也由于思想斗争的必要。
他的几百篇“杂文”，可以说是上下古今，包罗万象，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等等方面的矛盾和斗争。
他以极其富有形象性的、深入浅出的笔墨，对各种问题和各种现象，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这些“杂文”，每篇大抵不过数百字，然而析理精微，剸刺入骨；
嘻笑唾骂，既一鞭一血痕，亦且余音悠然，耐人咀嚼。
这些“杂文”，不仅是战斗性极强的政论，也是艺苑的珍珠。
这些杂文，绝大多数，在今天也还有现实意味。
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在他的战斗生活的最后五年中，对当时的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作了尖锐深刻的批判，对广大青年知识分子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
他驳斥了御用学者“新月派”的超阶级论。
他引证中外古今的历史事实，也引证“新月派”本身的行动，来证明“超阶级论者”实质上是压迫阶级的走狗，他们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彻头彻尾拥护压迫阶级所享有的一切自由，而不许被压迫阶级有要求自由、解放的权利。
在所谓“第3种人”要求“文艺自由”而展开论战的时候，鲁迅剥下了“第3种人”的伪装，指出“第3种人”实在是“第1种人”，他们不向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禁止革命文学、迫害进步作家等等罪恶表示抗议，却装出了受委曲的嘴脸，颠倒黑白，反而向被压迫的进步文学集团（当时的左联）要求给以“文艺自由”，这是十足的含血喷人的勾当，其企图是要欺骗缺少经验的青年，其作用比“新月派”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叫嚣更为阴险。
在这个时期，鲁迅的许多杂文对于“国粹主义”和“全盘欧化论”的荒谬，都继续加以批判，比前期的议论更为精辟。
在前期，他还是以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待这两个问题，现在呢，他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了；
他的这些杂文不但在当时有巨大的教育作用，在今天也还有现实的意义。
×××
从“杂文”中，可以窥见鲁迅的学问的渊博。
如果把他引用过的中外古今的书籍编一个目录，将是很长。
但是他和那些专靠引用别人言论来掩饰自己思想贫乏的“文引家”是完全不同的。
他之所以征引，有时是为了说明一个论点，但更多的是为了驳斥那些“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貌似渊博的炫学家的错误，或者为了揭露那些自封的“国学家”的荒谬。
在和新、旧顽固派（他们都挂起保护民族文化的招牌，反对各种革新运动）作斗争的时候，鲁迅常用的战术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这就是引用中国古代学者的话，来证明那些新、旧顽固派自诩为独特的议论实在是早已有之而且是早已为古代学者所驳斥过的。
为了反对青年们埋头故纸堆中，逃避现实，鲁迅在“阿Q正传”的第1章中就以令人喷饭的妙笔嘲笑了那些自称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学者”。
在许多“杂文”中，他尖锐地穷追不舍地抨击那些以各种面目欺骗青年的国粹主义者，他指出了这班人所叫卖的“国粹”其实是糟粕。
为了诱导青年努力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和文艺知识，为了使得青年们“睁眼看世界”，特别是反对那时候反动派的复古运动，他干脆地告诉青年：
读线装书没有益处！
正因为鲁迅必须和挂着国粹招牌来麻醉、欺骗青年的新、旧顽固派、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所以他不能不采用“矫枉必须过正”的战术。
他那时的文章，揭露糟粕（这正是自封的国学家以及别有用心的国粹主义者所崇奉为精华的）者多，而阐明优秀传统的比较少。
胡风反革命派曾经钻这空子，诬称鲁迅对于民族传统文化是抱否定态度的，从而散播他们自己的对于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的谬论，但这些谬论是经不起事实的驳斥的。
鲁迅对于中国历代文学的高度的评价，见于他的“中国小说史略”；
对于民族的雕刻、绘画、音乐，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的思想家，他的评价都是十分公允的，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夸。
凡是中国民族文化中的精英，鲁迅无不宝爱。
唯有那阻碍中国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封建主义的糟粕，他这才深恶而痛绝之，不断地给以无情的揭露和抨击。
他在1918年就说过这样的话：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
‘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
只要问它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它是否
国粹。”
这几句话，我以为很可以概括鲁迅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也符合于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原则。
鲁迅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和他提倡学习其它民族文化的优点的态度，是一致的。
鲁迅主张必须向世界各民族先进的科学和优美的文艺学习，但也屡次批评那些不问好歹，只要是欧美大国的东西就瞎眼吹捧的那些崇拜洋偶像的作法。
他毫不留情地嘲笑那些捧着一个外国学者作为偶像到处去吓唬青年的所谓“学者”，因为这班人的浅薄虽然还可以原谅，而他们的贻误青年则是不可宽恕的。
尊重并热爱世界各民族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并且发展文化交流，互相学习，这是中国人民的良好的传统。
鲁迅在许多文章中，都曾引证中国历史事实，指出中国人民自汉朝开始就和邻近各民族发展了文化交流，并在本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不少的外来的因素，以为借鉴，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
他指出：
勇于吸收外国的优秀文化的精英，常常发生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王朝，如汉唐盛世，而浇薄季世的失了自信力的统治阶级则往往抱残守缺，故步自封，不敢接触外来的新鲜事物。
他在“拿来主义”这篇短文中，大声号召，凡是有益于我的东西，无论中外古今，都应该学习，都应该吸收使成为自己的血肉。
在这样的信念上，他曾以大部分的精力，介绍和翻译外国的文艺和学术。
他介绍的范围很广，尤其热心于介绍那时还是被压迫的东欧各民族的文学。
在那个时期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工作中，鲁迅的贡献是卓越的，而它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鲁迅自己的作品也证明了他是能够十分完善地实践他的理论的。
他的小说和论文，都有独特的风格。
这风格，正是在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外国的优秀文学的精华，通过他个人的气质而形成的。
对鲁迅以前的中国文学作品而言，鲁迅的作品是从前未有的完全新的东西，但同时又完全是民族的，比那些在形式上自诩是民族风格的东西是更为民族些的。
×××
近几年来，研究鲁迅的工作，颇有成就。
然而也有缺点。
其中最应当引起我们警惕的，是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这种研究方法往往不从鲁迅著作本身去具体地分析，不注意这些著作产生的背景材料（社会的和个人的），而主观地这样设想：
某年某月发生某事，对于鲁迅思想不能没有某些影响罢？
然后在鲁迅著作中去找证据。
或者是：
马克思主义的大师们对于某一问题抱着怎样的见解，因而，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也不可能抱着另外的见解；
于是也在鲁迅著作中找证据。
对于鲁迅作品的解释，也曾有过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最突出的例子是认为“药”的结尾处的“乌鸦”必有所象征，因而发生了种种奇怪的猜测。
企图在鲁迅的片言只语中找寻“微言大义”，在某些人中，也成为一种癖好。
这一些偏向，都有害于鲁迅研究工作的正确开展，也有害于正确地学习鲁迅。
为了更好地向鲁迅学习，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研究工作。
在研究鲁迅著作时，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应当同样重视，而且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使得研究工作更加活跃，更加深入。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鲁迅的精神，更大力地开展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相互学习，为人类的文化繁荣作出更多的贡献！

不能随便取消社员资格
·平·
07月06日、16日两天，广西柳州市郊区新桥蔬菜生产合作社，先后出了两次布告，宣布取消一百一十一个社员的社员资格。
据说，取消这些社员的社员资格的理由是：
受了富农资产阶级和坏分子的拉拢、引诱，私自外出做工，违反劳动纪律，妨碍了生产！
这些社员为什么不在社里生产，而要外出做工呢？
原来是这样一回事：
新桥社是今年02月成立的一个高级社，它拥有一千多亩土质肥沃、灌溉便利的土地，出产的冬瓜、芋头、蕃茄、木薯等作物，在柳州市郊区来说，也是比较出名的。
按说这个社的生产应当是搞得很好的。
可是，事实并不是如此。
在高级社建立以后，社干部们不是考虑如何领导搞好社的生产，而是分成几派争权夺利。
因此，社里的生产也就遭了殃。
原来可收一万多斤的蕃茄，只收了一千八百多斤；
大批的苞菜、豆角、冬瓜、笋瓜也霉烂了；
再加上没有很好开展多种经营，有些现成的副业生产也不让社员去搞，所以社员的收入也就少的多。
社员们每天靠向社里借两角钱来维持生活，往往是买了口粮，就再没有钱买油盐了！
尤其是在06月间，这个社遭受水灾以后，部分作物失收，有些房屋又被冲垮，社员们的生活就愈来愈感到困难。
社里既没有安排活路，又没有帮助社员克服生活困难，有些社员眼看就要饿饭，也就不得不出外找工做来维持生活。
直到后来，社里才动员受灾最重的第六片社员集体外出做工，但要从做工的收入中抽5％的公益金。
社员们也同意这样作。
谁知为时不久，社里突然又要再抽3％的行政费。
社员们对这不答应，他们说：
“昨天说抽5％，今天又是8％，这样我们不白做了吗？”
于是，他们就自动分散外出找工了。
后来，社员外出做工的愈来愈多。
有些生产队的社员几乎全部外出，田间作物也无人管理，严重地影响了夏季生产。
面对这种情况，社里不是从合理安排生产、解决社员生活困难来解决问题，而是采取了粗暴的作法：
对外出未归的社员，一律宣布取消社员资格。
就在公布头一批五十九个社员被取消资格后不到十天功夫，有些社员回来生产了，可是社里又不准他们出工。
不仅如此，社里甚至还采取追还贷款，对外出社员家属一律不加照顾等手段来对待他们。
社员梁芳桂的爱人做了八个工，得四元四角工资，就被扣掉三元七角四分。
于是，有些社员只好再次外出做工。
接着，第2批五十二个社员又被取消社员资格！
新桥社取消社员资格的事，中共柳州市郊区委员会不知道吗？
他们是知道的。
负责领导蔬菜生产合作社的郊区党委副书记张德祥就曾接到过新桥社要取消大批社员资格的报告。
他并没有进行调查，纠正这一错误的作法，而是提笔一挥：
“私自外出社员，社内应取消其社员资格，并叫他负责其家庭生活。……”
区委副书记张德祥，当你看到这些被取消社员资格的社员含泪流浪在街头，等待着临时的活路的时候，又作何感想呢？

不该占社员房屋作猪栏
我们在湘潭县的厚罗、永义、善扶、南村四个高级社摸了一下集体养猪的情况，发现他们为了解决猪栏问题，大量占用民房，四个社共搬出六十六户。
为了解决这些户的住房问题，又要调剂别人房屋，实际直接被牵动的有一百二十八户，间接受影响的那就更多了。
这件事引起了群众的思想混乱，现在住大屋、好屋的，产生疑虑；
原拟秋后盖点新屋的，现在也不敢盖了。
产生这个问题，主要是在提倡集体养猪时，没有本着自养自繁，由无到有，由小到大这一精神办事，自上而下分配任务过大（四个社共任务七千五百多头）。
但对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办法交代不清，社干背了任务回去，大铺摊子，新建猪栏又没有钱，就只得强占社员的房屋。
在搬房时，农民不愿轻意离开家园，区干部社干部就用石灰到处划线，规划猪栏，群众认为这是政府的政策。
被搬的户原来房子又大又多又好，现在一般都比原来住房减少，并且又小又差。
据统计六十六户原有住房五百一十七间，现在只住三百四十二间，群众很不满意。
这种作法，我们认为是错误的，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希望当地政府赶快检查纠正。
胡占魁

为什么不收这些肥猪
山东曲阜县吴村区峪北乡胜利农业合作社，今年养了一千多头猪。
到今年08月上旬，已有七十头喂肥了。
社员们希望早日把猪卖给国家，既可以供应城乡人民食用，社里又急需用钱购买秋种的种籽和肥料。
但是当地食品公司只肯收购十二头猪，其余的五十八头不收，理由是：
“毛色不好”，“长的不光滑”。
其实，这五十八头猪都是一百四十斤左右重，没有一头是不够收购标准的。
收购生猪的规格，究竟是看“毛色”，还是按斤量？
这种刁难农民的经营作风要不得。
秀源

今年全国造林超额完成任务
据新华社讯
据正在举行的全国林业会议上了解，今年全国造林面积已达四百六十九万多公顷（不包括秋季造林面积），比去年同期增加三倍多。
今年全国造林任务已经超额13％完成。
今年造林成绩比较突出的是贵州省。
全省到目前为止已造林三十二万三千多公顷，超过去年同期二十倍以上。
广西省今年的造林面积，也相当于解放后几年来造林面积的两倍多。
各地今年春天以来采集的树种达九百多万斤，育苗四万六千多公顷，都比往年同期的成绩大。
据关内各省报告的材料统计，今年山林火灾的次数也比去年减少了65％，毁林面积减少了55％，林木损失减少了86％。
但是今年有些地区的造林质量很不好，森林火灾的情况还很严重。
各省、区已经从7月份起普遍调查幼林的成活情况，并且根据不同情况拟订了补植计划。
对于重点林区，也开始加强基本建设和推行科学的灭火方法等工作。

在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
山东甘肃粮食产量超过明年计划指标
新华社济南18日电
山东省的粮食作物收获工作，目前除了甘薯等作物以外，已经大体结束。
省农业厅根据典型调查和各地汇报的情况估计，今年粮食总产量将达到三百一十四亿斤，比产粮最多的1955年要增产16.2％，并且超过了第1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规定的粮食产量二百八十五亿斤的计划指标。
今年，山东省由于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比去年减少了三百一十八万多亩。
为了争取在种植面积减少的情况下不少收粮食，早在去年冬季各地农业社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准备工作。
仅水利一项，从去年10月份以后的八个多月中，通过打井和修建塘坝、水库等小型灌溉工程，已经使全省两千四百多万亩旱田变成了水浇地，比原有水浇地总数增加近三倍。
这些水浇地对保证小麦和早秋作物的增产，起了很大作用。
在播种的时候，各地农业社都因地制宜地增种了不少高产作物。
甘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种植面积比去年扩大了七百三十多万亩。
同时，各地农业社还根据当地情况，进行一些耕作改革。
如间作、套作、变两年三作为一年两作等，大大增多了复种面积，提高了产量。
在作物生长期间，各农业社对农田中耕锄草、追肥和治虫等管理工作，一般都比往年作得及时、细致，这也为今年增产粮食创造了条件。
新华社兰州19日电
甘肃省今年粮食作物大丰收，据甘肃省统计局估计，今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将达到一百十七亿斤，比去年增产49％，超过第1个五年计划指标三十三亿七千七百多万斤。
甘肃省今年粮食作物水稻、小麦、大豆和杂粮全面丰收。
不仅大型灌溉区河西走廊、北部黄河平原以及雨量充足的白龙江流域获得丰收，而且历来比较干旱少雨的中东部丘陵与高原地带也获得了丰收。
目前，全省农民正在紧张进行秋收工作，北部黄河平原、南部白龙江流域的秋收已经结束，其余地区也已经收割了大半。
甘肃今年粮食作物的丰收，是在基本上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获得的。
今春农业合作化以后，各地农业社根据甘肃多山容易发生干旱的特点，大力地兴修了农田水利工程，到8月底全省增加的灌溉面积达四百三十多万亩，约等于原有水地的一半。
农田的施肥量，一般的也比去年增加30％，耕作技术也较往年细致，而且耕作及时。
今年开垦的二百二十二万多亩荒地，也大部分及时地种上了粮食作物。
今年雨水比较适时，也是甘肃省粮食作物获得丰收的主要原因之一。

坡地改梯田增产粮食
据新华社讯
黑龙江省绥化县“七一”农业生产合作社把一百一十多顷山坡地改成梯田后，今年至少增产了二十万斤粮食。
据估计：
玉米每公顷的产量可以达到五千五百斤。

帮助农业社修理锅驼机和柴油机
目前各高级农业社里备有锅驼机、柴油机的很多。
就以我们在山西省解虞县作调查的那个社来说，就有锅驼机、柴油机十多台。
由于这些机器能用来引水浇地，变旱地为水地，能用来排涝，又能用来发电开展副业生产，所以农民很重视很喜爱它。
在机器运到社里的时候，农民成群结队的去参观，他们说：
“过去地主买不起的东西，咱们都有了。”
但是，这些机器往往用不多久就发生小毛病了。
但是合作社里的管理员因为技术差，修理不好，小毛病慢慢就弄成了大毛病。
各工厂在发送这些机器时，虽然附有指导如何进行检修的小册子。
但是，对于技术、文化水平较低的人，还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社干部和我们谈起这件事，感到非常苦恼。
这里，我们一方面希望工业生产部门更进一步的提高质量，改进机器本身的结构；
另一方面我们建议有关方面在专区或县设立检修站，定时巡回帮助各合作社进行检修和修理工作。
闵庆全

收购生猪的流转环节太多了
在吉林省，一头猪从买到卖要经过四道环节，加上二十四种不同的费用。
在离长春三百六十里的扶余县三岔河购买一头重一百七十五斤的二等猪，收购价格是每斤二角七分多钱，每头是四十七元六角八分。
但是，这头猪从农民家里送到区的收购站，就要加一元零七分的饲料费，一元四角的赶猪费，二元六角二分的损耗。
由区收购站送往县食品公司的过程中，又要加经纪员费、保管费、运费、装车费、押运费、回空费、利息、损耗、经营费以及纯利共十二元零四分三。
县食品公司把猪集中起来，送往长春食品公司时，又要加饲料费，屠宰费、屠宰税、小脚费等费用、税收和利润。
长春市食品公司把猪肉分到零售店，还要加一些费用。
这些费用加上以后，每头猪价已经变成了八十八元三角，比原采购的价格高出85％。
一百七十五斤重的猪，能出一百十三斤多肉，按每斤肉零售价六角八分和猪下水的售价，每头猪只能卖八十七元左右，约只相当于收购价和费用开支总数的98.5％。
显然，收购生猪的流转环节太多了，流转过程中的费用开支也就大了，这对生产者、消费者和国家都是没有好处的。
希望商业部门研究并改进这种现象。
　王明恩

改善生猪收购工作
商业部第1局局长　姚会宾
中国食品公司经理　蒋光东
几年来，国营商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在全国范围内从事大规模的生猪收购和运销工作，对保证国内市场肉食供应和稳定副食品的价格，对保证国家出口需要，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收购工作中实行派养派购办法，贯彻优质优价政策，改进收购规格和简化收购手续等方面，也作了一些工作。
但是，在生猪收购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严重的缺点和错误。
在派购工作中仍有畸轻畸重和硬派的缺点，特别是在收购规格的执行中，甚至还存在压级压价、非法克扣等现象。
因此，改善生猪收购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是进一步密切国家与农民间关系的一项重要工作。
实行派养，目的在于使农民养猪计划与国家生产计划一致起来，有计划地促进生猪生产。
实行派购，目的在于合理地分配肥猪货源，加强购销计划性。
因此，在派购工作中，必须切实遵守以下原则：
一、民主评议，自愿认派的原则。
二、按区或乡为单位，根据当地生产情况、群众消费习惯，国家经营任务（包括外调和就地供应）的大小，规定国家全年收购肥猪的比例；
其余部分由群众自由处理；
群众增产部分，国家不增购，但农民要求出售的，国家经营部门仍应予以收购。
三、收购单位必须有购有销，不能只收不销，应该按照计划供应当地人民的需要，特别是在过年过节（包括群众性的庙会节日）时，更要做好供应工作。
为了照顾派购生猪户的吃肉问题，对派购户必须留给一定数量的猪肉；
或者凭派购证可以优先购买。
在生猪收购工作中存在问题较多、影响国家与农民关系较大的是，如何合理制定与正确执行生猪收购规格的问题。
目前各地执行的生猪收购规格，可以分以下四类：
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等省是采用“按斤重定等，毛斤计价”的办法。
这种办法计算简便、农民易懂，收购中没有技术性；
它的缺点是不能正确贯彻优质优价政策，同时也会刺激一部分自私自利的农民将肥猪喂成“饱食大肚”猪出售。
比如：
一头一百三十五斤重的肥猪，按湖北省的标准应该是四等猪，如果出售时喂上二十斤食，就可以按二等猪出售，这样一头猪可以多卖七、八元。
1954年湖南省食品公司所经营的生猪，仅因“饱肚”猪掉秤损耗达五百九十二万斤。
山西、内蒙、云南、贵州、浙江等省采用的收购办法是：
“不管毛斤重量，只估计带骨肉的重量，并按肉的重量分等作价”。
这个办法的好处是，出肉多售价高，出肉少售价低，有利于促进改良品种和改善饲养管理。
但这个办法纯系用肉眼观察和用手揣摸，没有一个分等计价的科学标准，农民也不便对收购人员进行监督，因而容易发生压级压价的弊病。
江苏省是“按膘肥定等、按出肉率定级、按毛斤计价”。
这个办法贯彻了优质优价的原则，同时便于把收购规格与出口规格结合起来，有利于促进农民多养肥猪；
但是这个办法比以上第2类办法更复杂，不易掌握。
第4类是“按出肉率分等，以毛斤计价”的办法。
河北、山东、河南、吉林等十四个省市采用这个办法。
这个办法既能贯彻优质优价的原则，刺激农民改善饲养方法和选择良种；
同时，基本上也可以解决“饱食大肚猪”的问题，因为分等是根据出肉率的高低来确定，喂食多了出肉率会降低，不喂食出肉率可提高。
执行这个办法的困难是估计出肉率不易做到完全准确。
各类规格，各有利弊，但根据各地实践证明，以第4类的办法比较好。
虽然这种办法在定等时还可能出现一定的差误，但差误可以减少到最小限度。
据河北省顺义县食品公司收购复验，今年第1季度收购生猪偏高或偏低的占总数1.67％，第2季度已降为1.48％。
我们希望已经执行此项办法的地区，应该继续执行，力求提高技术，减少差错；
目前还没有执行这项办法的地区，可以创造条件争取提早执行。
这里必须指出，有的收购人员对出肉量估的不准，并不是技术上有困难，而是有意的压级压价，让农民吃亏。
如1956年07月02日大公报揭发的山西省介休、左权等县食品公司的经营作风是十分恶劣的。
如左权县食品公司在开初收购生猪的时候，为了建立“信誉”，他们规定的收购价格和确定的等级都是比较合理的，当建立了“信誉”之后，就有意少估出肉率，降低生猪的等级。
类似情况在其他地区也是有的。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
几年来食品公司发展的快，人员增加很多，业务水平赶不上需要，而且对新吸收的屠商、猪贩及其他职工的政策教育做的较差；
另一方面是，今年上半年我们对完成上缴利润任务的单位表扬过多，这也助长了某些单位产生片面的国家利润观点，把农民的利益忽视了。
因此，必须不断加强职工的政策思想教育，使所有职工都懂得完成上缴利润任务，应该从加速资金周转，减少不应有的损耗，降低费用等方面来实现，而不应该从损害农民利益来获取不合理的利润。
此外，过去许多基层收购单位对于不合收购规格的肥猪和病猪一律拒收，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
农民将不合收购规格的肥猪出售，有的由于饲料无法解决，有的由于急需款项，总之，这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
采购人员应该同情农民的困难，尽量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使他们能够继续喂养；
如果农民仍然坚持出售，我们就应该分别情况予以适当处理。
接近收购起点的猪，可以根据按质论价的原则，予以收购。
至于灾区农民出售的不合收购规格的肥猪和中小猪，国营食品公司必须予以收购。
对于这部分不合规格的生猪，有的可以屠宰后就地供应市场需要；
有的需要加以短期喂养；
中小猪可以出售给非灾区农民和农业社继续饲养。
对于农民要求出售的有轻微病症的猪，收购单位应该协助农民医治，也可由食品公司代宰，按卫生检验部门规定办理。
总之，应该帮助农民克服困难，不能一律拒绝收购。
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对改善国家与农民在生猪收购方面的关系也有重大的意义。
必须把生猪收购规格广泛地向农民交代清楚，使农民售猪能合乎规格，同时也便于对收购人员进行监督，防止压级压价的现象继续发生。

望城县平均每人养了一头猪
新华社记者　胡坚
09月，湖南省望城县九万多农户平均每户养猪已达二点九五头。
到今年年底，全县养猪总数就可以达四十多万头，平均每人有一头猪。
现在，全县1月到9月份的生猪收购计划已经超额27.1％完成了。
凭证购肉的规定也废除了，农民随时可以到附近的供应站买到猪肉。
今年全县的养猪收入约占稻谷总收入的75％，平均每户农民养猪收入一百七十三元。
所积的猪肥，解决了全县75％稻田的缺肥困难。
望城县的养猪业在集体养还是私养的问题上，曾经走过一段弯路。
中共望城县委在年初曾提出过“依靠农业社公养，兼顾社员私养”的办法。
这个办法正适合全县完成初级农业合作化后，许多农业社干部贪多图大，讲究声势场面的冒进情绪。
于是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全县就由1月份三个社集体养猪八十多头，发展到二百九十八个社集体养猪八千多头。
但是，根据4月份的调查，全县有三万多户农民没有养猪。
这样，养猪业没有能得到发展，并且因为集体养缺乏经验，还受了损失。
如洋湖农业社集体养猪两个多月，就亏本达五百多元。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调查材料指出了问题的症结。
根据对二百多个农业社社员家庭养猪潜在能力的调查，没有养猪的农户中有70％左右是有劳动力、有一定资金、还有整套的现成的养猪设备的农户。
县委根据这个情况，提出“大力发展社员私养，在有条件的社逐步发展集体养猪”的办法，来代替以前的办法。
这个办法真正发动了社员养猪的积极性，全县的养猪事业很快就得到了发展。
养猪中的种源问题，望城县采取“自繁自养”的办法，比较顺利地解决了。
今年全县普遍推广了翻身农业社去年用三头母猪繁殖二百三十二头生猪的经验。
07月份经过逐户鉴定，全县又普遍进行了一次去弱留强的选种工作，同时推广了“约克夏”、“苏联大白猪”等良种猪的杂交工作。
全县正在开展保胎、保产、保成活和保育肥等“四保”运动，来提高小猪的成活率。
随着猪源问题的解决，社员养猪业发展很快，曾一度感到饲料来源的困难。
解决饲料问题，他们也依靠了当地的经验——春季种春荞麦、马铃薯、白菜；
夏季种洋菠菜、南瓜等；
秋季种萝卜、秋荞麦；
冬季种牛皮菜等。
这些作物只要栽培管理得好，一般情况下，一分地可以出产够养一头猪的青饲料。
各农业社在不影响实现生产计划的前提下，还借了部分秋冬休闲田给社员种青饲料，待社里需要时再收回来。
这样，还可以使田里增加肥分。
要使养猪业得到广泛发展，还必须经常从各方面给农民以必要的扶助。
全县已发放生猪贷款十七万五千多元，信用合作社也发放了大量养猪贷款。
农业社一般采取集体养种公猪和母猪，把生下的小猪预支给社员私养，出卖以后由社员还本或分期还款。
西塘农业社已预支几十头小猪给贫困社员。
这个社已经做到平均每人都养一头猪。
有些社把社里一部分公有猪交给社员代养，由社里供应精饲料，按产计酬。
在社员私人养猪发展起来以后，各农业社都注意了统一解决社员养猪的精饲料问题和安排社员的劳动时间。
当地食品公司也改进了收购方法，采取以社为单位，按照农民自愿，根据生猪合理的出栏时间，签订送猪合同。
有关部门还规定每头派购猪卖给农民八斤猪油或猪肉，这八斤肉全部免屠宰税；
农业社喂猪所需的食盐，免税优待，每百斤比批发价格低四元二角。
08月07日起又调整了生猪收购价格。
到8月底，全县已是家家养猪了。
从8月开始，粮食部门也成立了专管饲料供应的单位，减少了饲料供应中的周转费，使每担细糠价格比原来降低了一元。
为了做好防疫卫生工作，县里卫生机构为每个社配备了两位兽医。
05月间，猪疫未发生前，全县生猪就普遍进行了三次防疫注射。
接着，全县连续开展了四次白猪栏运动，有80％以上的养猪户每月用石灰水洗刷一两次猪栏，使猪栏保持清洁白净。
到8月份，猪的病疫死亡率已由3月份以前每月占养猪总数的1.3％下降到0.2％了。

河南灾区保畜工作办法多
鲁江
保证牲畜安全过冬，是灾区的一项头等重要的任务。
河南灾区找出了许多保畜办法。
信阳专区遭灾后，灾区有四十二万六千多头牲畜，缺草五亿三千万斤。
经过大力发动群众割草、贮青，现在淮滨、息县、正阳等十县二千二百多个农业社已经割草二亿五千多万斤，贮干草五百多万斤。
安阳专区受涝各县对于割草和贮青工作都很重视。
浚县每日有千人以上到林县去割草。
汤阴县秦品庄工农联盟第2农业社开展割草竞赛，仅四百一十个妇女就割草十多万斤。
新乡专区各受灾县除割青草外还采取采集野菜，树叶和收贮玉米杆的办法。
温县黄河滩单营农业社因动手早，由缺草社变成了余草社。
商丘专区专门训练了近百万个会贮草技术的人员。
发动非灾区大力支援灾区，也解决了灾区的部分缺草困难。
浚县城关四个受灾的农业社缺草二百六十六万斤，跟六个没有受灾的农业社订立二百七十五万斤预购饲草合同，全部解决了缺草问题。
为了做好草料调剂工作，各地供销社都已成立了草料收购站，积极收购草料。
与此同时，灾区还移出许多牲畜到非灾区寄养。
内黄县根据签订的合同、协议，从无草缺草社向有草社迁移寄养的牲畜达四千五百多头。
以煤换草，是节约饲草的一个办法。
尉氏县供销社规定一斤煤换一斤干草，以便把节省下来的草供应给缺草的农业社。
现在已有二十个乡和供销社订了草煤互换合同，换出干草三百二十万斤。
内黄县光芒万丈农业社实行以煤换草办法后，许多原来烧草的社员，都以草换煤，改烧煤炭，其中一个生产队就节省了青草成万斤。
为了使牲畜渡过寒冬，现在灾区正在修建、恢复牲畜棚圈，仅内黄县已经重修牲畜棚屋就有一千多个，新建的棚房有二百八十多间，先后安置的牲畜有一万多头，使原来受灾的牲畜基本上能渡过严冬。

湖南省养猪事业发展很快
目前已养猪头数比去年年底增加20％
据新华社长沙电
据湖南省农业厅10月13日统计，湖南农民已养猪五百六十五万多头，比去年年底猪的头数增加约20％。
其中种猪和母猪增加很快。
现有种猪较去年年底增加一点七倍；
母猪增加近一倍。
这就为明年发展养猪事业打下了基础。
今年湖南省有关部门对发展生猪生产曾采取许多有效措施。
省农业厅共训练和培养了一万一千多名民间兽医，建立了各级兽医组织，对猪只进行了防疫注射和繁殖、配种工作。
农业厅还先后在宁乡县的流沙河等有名的良种猪产地，建立生猪良种繁殖站。
各地在发展生猪生产中，大都注意了“自繁自养”的方法。
很多地区还推行了双重配种的先进配种方法。
今年04月间，各地在扭转过去一度不顾条件地盲目发展农业社集体养猪的偏向后，都开始注意从多方面鼓励社员私人养猪的兴趣。
许多地区取消了小猪限价和限制流通的措施，开放了小猪自由市场。
国家先后发放了四百万元的生猪贷款，帮助贫困社员解决养猪中的具体困难。
国家除了按粮食“三定”政策留足养猪户的饲料粮外，并补拨两亿一千多万斤稻谷，给农民作饲料粮。
09月间，湖南省粮食部门普遍降低了精饲料价格。
群众自宰猪的屠宰税也较原来降低。
08月上旬，全省普遍调整了生猪收购价格。
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
（附图片）
福建霞浦县国营农场养育的一只福安花猪，两年就长到六百多斤
王东麟摄（新华社稿）
浙江金华猪场两只约克夏母猪正带着二十四只小猪在场地上散步
徐承辉摄（浙江日报社稿）

黑龙江省整顿粮食购销工作
要求各地切实执行国家粮食政策
新华社哈尔滨18日电
黑龙江省在16日召开粮食工作会议，布置今年秋季征购粮任务，同时提出继续整顿城乡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措施，要求各地切实贯彻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
会上批判了有些干部看到粮食情况有了好转，农村已经实现了高级合作化，因而就认为目前粮食问题已经根本解决了的错误思想。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当前在粮食销售上放松了原有的供应制度，用粮者要多少给多少，有些地方对居民的口粮，不是缺粮时供应，而是一律平均增加。
结果，食品加工业的产品积压，机关团体和居民浪费粮食的空气又在抬头，造成了粮食销售的不正常情况。
会议要求从现在开始，各地首先要组织力量进行检查，摸清人口数字和粮食销售增长的原因，调整某些偏高的指标，消灭重复供应的现象。
要求各机关、工厂、企业严格执行粮食定量供应制度，不准冒领或浪费。
粮食供应部门要立即停止对某些团体用实报实销，国家包干的供应办法。
如果定量不足，可以给予适当补助。
并且要根据节约够吃的原则，压缩居民口粮多余部分的供应。
对熟食业、糕点业的粮食供应要在适应市场需要的情况下，由商业部门统一安排，划定地区，确定生产计划和调拨计划，制止竞销和盲目发展。
对农村缺粮供应，由于新粮已经收获，也要严格的合理的控制。
会议提出要对职工、居民广泛开展节约粮食的宣传，交流节约粮食的经验，一定要杜绝粮食浪费。

一个县委会的秘书同志谈
如何克服文牍主义
一提起文牍主义，往往有人埋怨写文件、指示的人，为什么偏要把文件写得这样多，这样冗长！
我在中共河北省张北县委会做秘书工作，差不多每天都和材料、文件打交道，因为文字水平低，政策理论水平不高，写出了许多“文牍主义”的文件、指示和报告。
为此，我们作秘书和干事工作的人，也不知道检讨了多少次，但是写出来的文件还是又多又长，甚至越来越长，好像我们故意和自己也和别人为难似的。
其实，我们写文件、指示的人，比任何人都想把文件写得生动、活泼、精练一些。
我们都知道这样既对工作有很大的好处，又能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说来奇怪，总是不能做到这一点。
根据我个人的体验，文件又多又长的原因，除了我们写的人要负责任以外，从领导方面来的原因也很多，并且是主要原因。
首先，有些领导同志认为只有多发文件，下面才能把工作做好，因此，往往为一件事发几个文件。
我县在夏季生产的两个月中，为搞好夏锄一事，县委发了七个指示性文件及十多个通报、通知等一般文件，县委各部委、人民委员会及群众团体等领导部门，也发了不少文件。
为什么要发这么多呢？
因为有些领导同志当下面一汇报工作中的问题，或者是发现下面有些工作做得不好，就认为通过文件强调强调，下面就重视了，问题就解决了。
因而把发一般化的文件、指示当做解决一切问题的万应灵药。
其次，从文件内容上说，有些领导同志往往恨不得在一个文件里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比如写夏锄工作指示时，除了详细写夏锄外，水利建设、积肥、施肥、防除病虫害等等也都要在每个文件上详加叙述。
理由是因为这些都和夏锄有关，都是夏季生产的内容，不写就不全面，怕偏重了一面不好。
我曾遇到过这样的事情，领导上让写一个三千字以内的文件，提纲研究了两个小时，照他的意图，所说的提纲就足够两千字，写的事情实在多，一些可不写或可写可不写的东西也要硬往里面塞。
这样，文件当然就短不了。
有时候，起草人根据中心内容写了较精练的文件，在领导上审批或研究时，又被不全面、不具体、那项工作应该加进去等理由打回来，只好修改成长长的大文件。
再次，在向下布置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的时候，县里所发的指示，往往是根据上级文件套，越套越长（有的文件本来就长，加上一些实际情况，具体一下，就更长了）。
上级指示有些内容本来与本地无关或关系不大可以不写的也要写进去。
比如今年05月省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发了关于增加生产、增加社员收入几项重要措施的指示，其中夏收分配是主要内容之一。
我县处在坝上高原，和河北平原气候不同，没有夏收作物，一年只有一熟，但领导上也强调执行省委指示，内容不可缺少，而把夏收分配原则作为内容之一写在县委的指示内。
这样除了给下面增加麻烦外，毫无益处。
还有一些上级指示，已在报纸上公布，下面早就知道了，但也要照猫画虎再发一个（当然，执行上级指示的具体意见是应该发的），其实只要告诉下面如何执行指示就行了，不一定非要照抄照转一下不可。
文件不精练和领导上要得急也有很大关系，在县里，往往一个三、四千字的文件，限半天或一天之内交稿（会议结论及突击任务这么办是可以的），片面地强调及时。
起草人为了赶时间赶任务，质量很差，更谈不到加工修改了。
但是，假使要说领导上不重视克服文牍主义，改进文字工作，也是太冤枉了。
差不多每次遇到又长又大又烦又杂的文件时，领导同志总要说：
“文字太冗长，以后要精简，可别再犯文牍主义了”。
但问题在于老是“以后”，而不是“立即”克服；
在于只是说，而不想具体办法实现。
在我们县里，不但是县委书记、县长根本不亲自动手写文件、指示、报告，就是县委委员和主要科长也不动手，写这些东西的只是秘书、干事、科员的事情。
为了能够切切实实地把“文牍主义”扫除掉，我希望不仅写文件，指示的人，要努力钻研业务，把文件、指示写得又短又好。
特别希望每个领导同志不要只满足于一般化地发文件、指示，多多深入下去帮助下面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即使要发文件、指示，也要亲自动手示范，或者是对写文件、指示的干部作具体指示并帮助修改。
（马有章）

中央慰问团离北京去四川
新华社19日讯
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指示而组织的中央慰问团，今天离开北京前往四川。
中央慰问团将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前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专区、云南省丽江专区等地区，向广大藏族、彝族人民，政府干部和当地驻军进行慰问，传达中央对他们的关怀。
中央慰问团团长由王维舟担任，副团长有刘格平、桑吉悦希、王一夫、阿旺嘉错、果基木古和郭林祥。
慰问团下属五个分团。
随同慰问团的还有医疗队、电影放映队、剧团和歌舞团等。
慰问团还携带大批慰问品、礼品、纪念章、锦旗和书籍、图片等。
慰问团离北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曾对团员作了报告。
今天到机场欢送的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维汉，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刘春、萨空了、杨静仁等。
中央慰问团的部分团员和工作人员，已在8日乘火车去四川；
另一部分团员，将由昆明出发直接去丽江地区。
据新华社成都19日电
中央慰问团团长王维舟、副团长桑吉悦希、王一夫等，今天下午一时半乘专机到达成都。

在欢迎苏拉瓦底总理的宴会上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尊敬的侯赛恩·沙希德·苏拉瓦底总理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设宴欢迎应中国政府邀请前来我国访问的苏拉瓦底总理阁下和巴基斯坦的其他贵宾们，感到十分荣幸和快慰。
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并且对你们带来的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友谊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们两国都是年青的国家，但是，我们两国人民间频繁的友好交往，远溯到许多世纪以前。
在中国和巴基斯坦各自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以后，这种传统的关系获得了新的发展的机会。
中巴两国在1950年就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由于双方的努力，近年来我们两国的贸易、文化联系和人民间的友好往来日益发展。
今年01月，宋庆龄副委员长访问了贵国，3月，贺龙副总理前往卡拉奇参加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大典，先后受到了贵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殷勤款待，带回了深刻的印象。
现在阁下来到中国访问，我相信，你的访问将会对两国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
中巴两国是近邻，我们两国人民在历史上从来就是友好相处的，今后我们两国也可以而且应该友好相处，在我们两国之间不存在利害冲突，我们两国有着很多的共同点。
我们过去都曾经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的祸害，我们两国人民都迫切要求发展国民经济，摆脱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落后状况。
我们两国人民都非常珍视自己的独立主权，同情亚非各国人民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
经验证明，只要信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我们两国就可以和平相处得很好，这不仅对我们两国有好处，对亚非国家的团结，对亚非和世界的和平也有好处。
尽管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我们两国对某些国际事务也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我们两国都赞成历史性的万隆会议所通过的十项原则。
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中巴两国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和各方面的合作是有广阔的前途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阁下就任总理以后就代表巴基斯坦政府表示希望同一切国家特别是邻国友好，对一切国家抱着善意，对谁也不怀恶意。
我们欢迎阁下的这个重要表示。
总理阁下，你在出任总理不久就很高兴地接受了中国政府的邀请，到中国访问，这番好意使我们快慰和荣幸。
阁下在北京的这两天一定已经看到市民们对你的热烈欢迎，这代表着中国人民的真诚友谊，我请求你把中国人民的这种真诚友谊带回给贵国人民。
我们很高兴，在这几天当中，我国的领导人员有机会同阁下进行友好的交谈，交换意见。
我相信，我们的会晤将会有助于增进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
中国人民是好客的，这个季节是中国一年中最宜人的季节，我们希望阁下和其他的朋友们都能过得很愉快。
现在我提议我们为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好，为亚非各国的团结和世界的和平，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米尔札总统阁下的健康干杯。

对批评的反应
07月24日人民日报四版“我们还等着答复”一文，对我们处理王鸿文的控告信的情况提出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把控告信转给了被控告的人，在收到被控告人的答复后，又不加分析地把原文照转给报社，是不负责和不严肃的。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准备在全县范围内，对人民来信来访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并建立必要的制度。
对王鸿文的问题，我们也重新组织力量，到当地群众中去作了调查。
根据调查，王鸿文曾因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等原因被延长过预备期。
延长预备期后，他不但没有改正错误，反而又犯了不执行党的决议、歪曲党的政策等错误，因此经支部大会决议，区委批准取消了他的预备党员资格，乡支部书记翟玉田对他并没有打击报复行为。
因此，我们认为原来的处理是对的。
但是，乡支部书记翟玉田也确实有过侵占土地改革胜利果实、严重的骄傲自满的错误。
中共宁河县委员会

惨遭迫害，死里逃生
九龙被害工人血泪控诉国民党特务的暴行
新华社广州18日电
香港消息：
在10月11日晚上九龙荃湾血案中惨遭国民党特务匪徒迫害死里逃生的一些工人，以自己的遇害经过控诉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滔天暴行。
一位事发时正留在海坝村搪瓷工会里的搪瓷工人，17日向大公报记者叙述说：
“当暴徒开始暴动时，望见芙蓉山、××学校、××纱厂三处的牌楼当时一亮一黑，好像打信号联络指挥一样。
大概八点钟（晚上）左右，就出现了第1批暴徒，向会所投石，旋被击退，当在第2批暴徒被击退后不久，大批暴徒分三路进攻。
当时看到会所斜对面一间屋子楼梯上，斜伸出一只国民党党旗。
那时留在会所内的工人共有三十一人。
“三路暴徒把会所包围，这时暴徒用强烈灯光射上来，一大块一大块石头就随着灯光照到的地方掷来，门窗玻璃全部粉碎，同时又将爆炸品掷上楼来，一连投了三个，爆炸声很大，发出难闻味道，大家都不懂这是什么东西，揣测不是鱼炮就是硫磺弹。
跟着又把浸满汽油的毛巾，燃着了投入所内。
这时情形很混乱，处境十分危险，暴徒就乘机要挟，提出一定要悬挂国民党旗，要烧掉五星国旗。
到了十点多钟，会所被暴徒攻入，除有十人乘机逃出外，其余的二十一人就落在暴徒手中。
“我们二十一人，当场被暴徒剥掉了上身衣服，拿去烧掉。
每人均被两个暴徒挟持，捉到楼下去游街。
这时候，看到那些暴徒当中，每人左手扎有黑布，部分人手持电筒，每人胸前佩有白、蓝、红三色长方形金属徽章。
我们一路被呼喝着挟到海坝村大中华茶楼附近，暴徒就开始劫掠，将我们每人的手表、钞票全部抢去。
当我们身上衣物搜劫殆尽后，便开始殴打，每个人都被打得皮开肉烂。
“暴徒把我们打了一顿后，用布把我们连环缚住，从群安街赶到中华学校前，迫我们上花台跪下，途中暴徒在头子指挥下喊反动口号，还强迫我们喊，我们有些人死不肯喊，暴徒恼怒，要把我们这批人打死。
在中华学校前，暴徒向我们‘训话’说：
‘你们还不知死，反攻大陆都不知道？
’又有暴徒说：
‘过去七年来不愉快，我们今日最快乐啦！
’这时候，从中华学校播出国民党党歌。
暴徒此时气焰嚣张，有些暴徒则在吱吱喳喳，商量用何种狠毒办法来处置我们这批人。
“当时这群暴徒的头子，命令暴徒说：
‘打到他们半生不死’。
我们于是又被赶到红莲面包公司门前，那时一路行一路被暴徒用铁锤、木棍等凶器毒打，两个工友马上被打得受了重伤。
“到了红莲面包公司门前一看，仍然是一处恐怖的地狱，遍地是血，已倒卧在血泊中的就有三四十人，像一条条的死尸一动也不动，形状可怕，这时暴徒狰狞笑道：
‘看不看见呀，你们也一样这样处置。
’
“那时候将近凌晨一时了，看到英军和警察开到了红莲面包公司附近的荃湾旧桥头，暴徒即呼啸而散。
随后，就有警察向我们行来，见到我们就说：
‘你们是杀人凶手！
’我们说，如果是凶手就不会受伤，不会留在这里了。
接着就把经过情形向警察报告。
“军警陆续开到以后不久，红莲面包公司附近的一间店铺，黑暗中有一个人走出来告诉我们，他已经将倒在这里的一个女工救起。
后来我们就起来向那些倒在血泊中的工友靠近去，他们叫我们替他们解掉绑手的绳子。
我们又将那些重伤的扶起来，但我们每个人都已没有了气力，要六个人才抬得起一个伤者。
将伤者移到一旁去，就向警察要求送入医院，警察说：
‘现在戒严，无办法。
’后来又向英军要求方才允许。
大概两点钟上下，才有车来，分三批把那些伤者送进医院。”
荃湾一位二十三岁的女工17日向文汇报记者控诉国民党匪徒的暴行。
她说：
10月11日晚国民党特务在宝星纱厂纵火时，她和几十个工友从烈焰中冲出，但在厂内即为几十个手持铁尺和水喉管的暴徒截住。
她的头颅被打破，跌倒在街上。
在这段时间，暴徒就将她的衫裙撕得一片一片的，内衣内裤也被扯脱。
这时候，她已又羞又痛又恨。
和狼一样的暴徒，成群结队的围着这个身无寸缕的少女，把她的赤裸身体推来推去，肆意侮辱，推倒了就用脚踩，她周身流着血，后来被几个暴徒抬起举高掷进满布三尖碎石的硬地上，她以后就昏了过去。
后来有许多工人发现了她，在附近找回她那条被撕得破碎而且染满血迹的裙子让她遮护住下身，几个人合力把她抬回工厂。
这些裙布现在还由这位少女保存着，这是血的证据。
医生检查她的伤势发现她的臀部的肌肉也满是伤迹。
比这位少女年轻两岁的另一个少女，也是一个纱厂女工，她伤得很重，前胸、脊背、手背都瘀肿了。
她回忆当晚的恐怖情形时说，事情发生时，她和前述的那位女工一起从烈火中冲出。
当她走到厂房外时就又给成百个暴徒围打，这时她俩失去联络。
当她在混乱中拚命地冲出暴徒的包围时，发现上身的衫钮已被暴徒扯开了。
她幸而脱险。
另一位纱厂女工谈起当晚恐怖的情形时说，她冲出厂外被暴徒截住时，几乎被砸死了。
她颈后间的瘀痕现在还没散清，她的腰部、背部、手背等处也遍是伤痕。
她说，她曾被打昏，倒伏街上，暴徒以为她死了，过了三个多钟头，才被同厂的工友救回。
这位女工是外省籍人，没有亲属在香港。
谈起工厂被焚，车间被破坏，自己又受伤时，她哽咽地对记者说：
“不知要到那个时候才能开工呢！”
文汇报18日还刊载了荃湾工人医疗所女医务员林伟冰在受毒打后，伤重求救的一张染着许多血迹的纸张的照片，这张纸的一面了草的写着：
“有口不说得，请工友通知医疗所救命，林伟冰”。
纸的另一面写的是：
“再等我就……因我内部很伤”。
这位女医务员是在当晚被国民党特务分子强将衣服脱光拥至红莲饼家前毒打，后为附近居民救回。
她当时因伤重不能讲话，就索纸笔草草写了几句话托居民转知医疗所。
她现仍在陆军医院留医中。

苏拉瓦底总理的讲话阁下：
你对我国所表示的情感深深地感动了我。
我受到了你们传统的殷勤接待，这种荣幸是巴基斯坦人民的荣幸，因为我是作为他们的代表，带着他们的友谊和善意而到这里来的。
阁下，请允许我说，我本人和我的随行人员都为中国人民特别是阁下和北京市人民对我们所表示的亲切，深为感动。
我将要尽我所能把你的善意的问候和中国人民的盛意款待，传达给巴基斯坦人民。
最近在庆祝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们曾很高兴有你们尊敬的代表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阁下同我们在一起。
今年年初，我们又荣幸地欢迎了宋庆龄夫人阁下来我国访问。
我们很高兴有机会使她看到我们怎样在开发我国的资源和增进我国人民的福利。
各界和各阶层的男女人士都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她会晤，因为她长久以来就在巴基斯坦受到尊敬和仰慕，不仅是为了她的伟大品质，而且是因为她代表着中国的重新觉醒，我相信宋夫人阁下感觉到了巴基斯坦人民在欢迎她时的快乐以及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真诚的友情。
我到贵国的访问受到巴基斯坦各界人民和政党的支持，这进一步证明了巴基斯坦希望同它的伟大邻邦在永远友好和互相了解的条件下相处。
虽然巴基斯坦是一个新的国家，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对巴基斯坦人民并不陌生。
两千多年以前，两国间就有了我可以称之为“善意交流”的关系，中国的旅行者冒着旅途的艰险和气候的困难来到白沙瓦、塔克西拉和哈拉巴这些当时在印度河谷中兴旺的城市，以及我国的其他地方。
我想起法显，他在四世纪时来到白沙瓦，在我国周游了许多年，观察这里的人情风俗。
当玄奘来访许多佛教寺庙和经院的时候，东巴基斯坦的学者戒贤法师和他发生密切接触，并且帮助他在佛学方面的深造。
他们都留下了印象录，使我们得以了解许多关于我们自己的事。
当他们回家的时候，又带回了关于所访的国土和人民的更为广泛的了解。
请允许我说，我也是抱着和这些古代旅行者类似的精神，来观察、来了解和来学习的。
有史以来，中国一直是人类许多最优秀的成就的象征。
中国对科学、艺术、哲学和文学的贡献，丰富了人类文明。
我们纵观五千年中国历史的全貌时，特别使我们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它的精神和实质的持久性——这种精神和实质经受了、吸收了中国悠长历史中许多各种不同的外来影响，将它们变为己有。
在历史上，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经过了盛衰变迁，入侵和灾难，但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优美之点却一直存留着。
现在全世界正在经历另一个革命变化的时期。
科学上的进展给人类进步开辟了新的前景。
同时，对未来的希望使许多人不能忍受过去，并且对于任何好像会延缓目前生活进展的新速度的东西感到不耐烦。
中国现在也在经历伟大的变化。
中国的领导者们给自己提出了伟大的、令人振奋的任务，要迅速地给人民带来现代技术所提供的福利。
对于像我这样一直就赞佩中国过去的光辉成就的人来说，能够有这个机会来亲眼看一看中国的未来是怎样在缔造着，这是特别有兴趣的事。
我要再一次感谢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给予我这个机会。
巴基斯坦人民，像中国人民一样，有理由为自己的文化遗产和历史成就而感到骄傲。
但是在今天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中，科学方面的发展可能改变人类的命运，我们必须努力跟上周围所作的进展，并且根据这个考虑来建树将来。
由于我们在取得独立时所继承的若干复杂问题必须立刻加以处理，我们的这个任务更为困难了。
但是我们已经前进，而且有理由对我们在面对这样大的困难和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感到满意。
现在我们在我国宪法中规定了要增进我国人民的经济福利：
逐步扫除文盲和提供免费和义务的初等教育，保证公正和人道的劳动条件，防止财富和生产及分配手段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实施土地所有权的改革，以及努力为所有的人提供生活上的基本必需品，例如衣、食、住、教育和医疗。
我们要发展和利用我国的农业、工业和自然资源，使我们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期间内达到我们的目标。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有许多是同中国今天所面对并且以远见、勇气和坚定的决心在执行着的任务相同的。
我确信我们自己的努力将会在贵国获得同情的了解。
和平是进步的必要条件。
人类需要和平，超过其他一切。
就我们来说，我们将坚定不移地为这个事业继续奋斗，因为没有和平，任何社会、经济和文化福利的计划都不会成功。
巴基斯坦的整个外交政策就是基于这个简单然而重要的考虑。
我毫不怀疑，中国人民和巴基斯坦人民一样是忠实于和平事业的。
因此我确信，中巴两国的友谊和合作将有助于促进国际和平和谅解。
阁下，我荣幸地建议：
为人类不断的和平进步，
为中国人民的进步和繁荣，
为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持久的友谊，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阁下的健康和幸福而干杯！

谈首长难见
易槐
在北京一个领导机关召开的会议上，有人谈起了这样一件事：
一位厂长到北京来要找部长帮助解决一些问题。
可是，到北京住了很久，左等右等，部长总是有事见不了面。
这位厂长等急了，就找了一个窍门，从招待所里给部长拍电报请求见面谈话。
这好像是笑话。
把它当做笑话也未始不可，因为，这样的事情毕竟不多。
可是也还应该追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笑话流传呢？
其实，问题就在这里：
下边很多同志工作中遇到比较重大的急迫的问题，要找上级领导干部帮助解决，常常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头一个难关就是和领导同志见不了面。
这些同志跋涉千里来到北京，今天打电话，秘书挡了驾，说是开会；
明天再打电话，还是有事，有时，说不定还要被秘书同志轻轻地教训几句：
首长这么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非要找他不行呢？
言外之意似乎求见的人很不识“时务”；
好容易约好了一个时间，可是当你兴致勃勃地如约赶去的时候，不料又是扑空，秘书说声抱歉，首长临时又有事出去了……。
就这样，本来谈上三两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下边的同志就得在北京住上十天半月或者更久。
而且，不仅北京如此，到省一级机关要见首长同样也不容易。
在河北省第1次党代表大会上，有些代表就提出了，到省里来有问题想找首长帮助解决，往往要一等好多天还见不到面。
江苏省党代表大会上，有的代表也提出了这样的批评：
农场的负责干部到省里要见一见农林厅的负责同志，住在招待所一等就是半个月。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同志是自找麻烦，领导机关那么大，分工那么细致，事事有人专管，有事何必一定要找首长呢？
这话听来很有道理，可是，也不妨听听下边同志们的意见。
不久前，有位厂长同志曾经向我诉过首长难见的苦：
部、局分工很细，各个单位从他们所掌管的业务的角度考虑问题，今天这个司或处要下边设置一个这样的机构，明天那个司或处又要下边添置一个那样的设备，而另外的管人的管钱的司或处却往往不是不给人就是不给钱。
有些事，这个部门从这个角度考虑觉得应该立刻就做，另外的部门从另外的角度考虑又觉得应该缓做。
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怪乎很多厂长说：
“婆婆很多，亲娘没有”。
而且，下边来请示的，大多是牵扯很多需要从全局着眼权衡轻重统盘考虑的重大问题或急迫问题，请问，这些问题不找首长，下边又怎么办呢？
领导机关机构庞大而又没有人全面考虑解决问题，对于下级来说，它就不但不会有多大好处，而且会成为上下级之间的人为障碍。
有人也很替首长们做难！
他们不是不愿意亲自接见来请示报告的下级干部，实在是因为太忙，“分身无术”啊！
我们相信，的确不会有那样自己明明闲着，而又不愿和下级干部见面的领导同志，即或有，也是极其个别的，可以不谈他们。
领导干部的办公桌上开会通知排队、文件成堆也的确是事实。
但是问题在于领导干部把这许许多多事情怎样安排。
如果孤立起来看，可以说，领导干部所要参加的会议，批阅的文件都是重要的，没法减少的。
可是，不管它们多么重要，如果弄得很多领导干部完全陷在会议室文件堆中，不能为下级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那就值得考虑了。
做为领导干部，如果对下边只布置任务，不帮助解决完成任务中的各种问题，那就不是领导而是官僚主义了。
让厂长或者其他来请示的同志们在招待所一等多少天，要知道这样做浪费的不止是他们的几个工作日，而是浪费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时间，浪费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当请示的人们住在招待所里着急的时候，也就是下边多少人和设备的安全、产品的质量、工程的进度、群众的生活以至工作、生产计划受着威胁的时候。
如果领导干部考虑到这些，应该说就会去把事情分别轻重缓急加以安排的。
当然，这并不是容易的事，往往也并不是一个机关能解决的问题。
可是，每一个领导同志不妨考虑一下：
在改变这种状况方面究竟自己做了些什么工作，进行了多少必要的斗争？
也还可以考虑一下，有时候是不是也宁愿去开会或看文件而不愿去和下级干部谈话，免得接触那些令人头疼的具体问题？
或者是有着像邓小平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种：
“不愿意接近群众，不关心群众的痛痒，对于群众要求迫切解决的问题，不是积极地去解决，而是抱着一种无动于中的冷淡态度。”

香港当局必须用事实对中国政府的抗议作出答复
陈其尤就九龙骚乱发表谈话
新华社19日讯
陈其尤今天就九龙骚乱事件发表谈话。
全文如下：
国民党特务分子在九龙组织的暴乱，使我居住在港九的同胞，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归国华侨和华侨眷属，遭到了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
这种滔天罪行，引起了我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
我们对于遭到这次惨痛遭遇的港九同胞们，表示深切的关怀和慰问。
这次事件，明明白白是盘据香港多年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有计划的暴行，但香港英国当局16日下午在其总督葛量洪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项关于九龙事件的荒谬声明，竟说甚么惨遭浩劫的荃湾地区只有六人死亡的谎话，企图缩小事实，推卸责任。
同时，葛量洪还公开说：
这个暴乱是当地“三合会”之类的“秘密帮会”所策划和指挥的。
极力颠倒黑白，为祸首国民党特务分子开脱罪行。
并公然认为周总理就此事件所提出的严正抗议是所谓“干涉英国内政”。
这真是荒唐至极。
香港英国当局，对保障港九居民的安全负有完全责任，但在这次事件中，香港英国当局所表现的态度不能不使我们表示极大的遗憾。
香港英国当局事前既不注意防范，事后又不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暴乱，而到了现在，更有意散布谎言，颠倒黑白，说是什么左右派之争，企图为自己卸责，为国民党特务分子开脱罪行。
16日甚至搜查被暴徒攻击的工会和学校，这真是岂有此理。
我们对香港英国当局这种态度和行为表示无比的愤慨。
我们绝不能容忍香港英国当局这种包庇纵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行为。
香港英国当局必须立即改变这种令人愤慨的态度，迅速采取严厉措施，对国民党特务予以应有的惩处，对遭到损失的九龙居民给以应有的抚恤和救济，并保证今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我们坚持拥护周总理10月13日提出的抗议，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尽速用事实对中国政府的抗议和要求作出答复。
香港英国当局任何包庇纵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不公正的行为，最后必将自食其恶果。

香港警方不顾工人严重抗议
继续无理搜查工人
新华社广州19日电
香港消息：
香港英国警察当局在九龙骚乱事件发生后无理搜查工人，引起有关工会的严重抗议，但是香港英国警察这种无理搜查行动至今仍未停止。
港九纺织染业职工总会昨日为该会会所在16日被香港英国警方武装人员无理搜查一事，在昨日派出代表前往香港警务处提出抗议。
代表向接见的高级警司表示：
工人们对警方的搜查举动，极表不满，也不明白警方的意图。
代表指出，在九龙暴乱事件及荃湾大惨案中，纺织染工人遭受极严重的损失，该会荃湾服务部被暴徒捣毁，多间纱厂被扰乱，纺织染工人被打死打伤的至今还未能完全统计。
在事发当时，曾经打了九次求援的电话都没有警察来援救，以至遭受严重的损失。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采取必要的御防措施是完全合理的。
而在会所内被搜获的东西也正是一些自卫的用具。
因此代表对警方这一无理的搜查措施，表示抗议。
代表接着向警方提出三项要求：
一、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
二、保障工人的生命财产；
三、即把警方收去的用具交回。
警司当时表示：
现在和暴乱时不同，如再有情况通知警方，警方当会进行保护。
他答应将三项要求转达警务处长考虑后予以答复。
但是，虽经工人抗议，香港英国警察当局这种无理搜查行动至今仍未停止。
18日下午六时左右，香港英国警方又出动警员前往九龙新坝地街港九沙模工业维新社进行搜查。
武装警员进入会所后，检去工人用来自卫的用具，甚至连会所内的铁椅也拿去。
沙模工人对此当即提出口头抗议，并责问警方是否能保证工人生命财产的安全。
英国警方的人员对这表示了肯定的答复。

黑龙江六十六市县基层选举工作结束
新华社哈尔滨18日电
黑龙江省的六十六个市、县中，到10月上旬已经有六十个市、县结束了基层选举工作。
海伦、密山、萝北等五个县在9月底以前并且相继召开了第2届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县人民委员会。
据双鸭山、延寿、庆安等五个县、市的统计，选民参加选举的人数占选民总数的93％以上。
在这次基层选举中，绝大部分地区都注意了发扬民主，选民们认真地挑选了为人民办事的代表。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的选举工作进行得比较粗糙。
已经完成基层选举工作的市、县准备组织检查组，对这次基层选举工作进行一次复查。

兰科维奇谈南匈两党的会谈
指出会谈将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
新华社19日讯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兰科维奇18日对南斯拉夫通讯社记者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的会谈是在友好和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
兰科维奇追述说，在两个国家里已经为举行这种会谈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这些会谈将有助于两党之间和匈南两国人民之间建立合作和促进关系。
兰科维奇说，两党代表在会谈过程中研究了有关两党之间的合作问题，以及两国之间的关系和经济联系方面的某些问题。
兰科维奇说：
“根据双方所表示的愿望，双方曾就两国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所获得的经验进行了讨论。
匈牙利的同志们对于南斯拉夫的经济制度、工人管理企业和公社制度等方面特别感到兴趣。
兰科维奇接着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人员曾经表示希望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南斯拉夫来更详尽地研究经济制度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特别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的工作情况和机构组织。

制止英国对约旦的干涉
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一再遭受挫折之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正在加紧利用以色列袭击约旦边境的事件，在中近东地区制造新的政治阴谋，企图既能分裂阿拉伯国家的紧密团结，削弱埃及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由于得到各阿拉伯国家全力支持而拥有的有力地位，又能恢复对约旦的统治。
这就是西方国家最近所多次声称的对埃及和阿拉伯国家没有使尽的所谓“王牌”之一。
这个企图分裂阿拉伯国家的政治阴谋，最明显的事实是英国政府不断扬言要干涉以色列袭击约旦的事件。
英国和其他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作法是：
一方面支持以色列向约旦进行军事挑衅，威胁阿拉伯国家的和平安全；
另一方面又公开声称，如果发生以色列侵犯约旦的战争，英国政府就要履行英约（旦）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出兵“援助”约旦。
同时，英国最近加紧唆使它的巴格达条约盟国伊拉克，以维持约旦后方治安为名，派兵进入约旦。
英国这种作法的真实意图是想借此变相地占领约旦，恢复自己对约旦的旧有统治，最后把约旦拖进巴格达军事集团。
这正如英国工党议员克罗斯曼所指出的，英国的作法，“不是为了保护这个国家（约旦）抵抗以色列，而是为了攫取这个国家”。
许多消息表明，英国的这个政治阴谋，是得到美国的同意和默契的。
英国在目前加紧策动这个政治阴谋，显然是因为约旦就要在10月21日进行议会选举，它害怕反殖民主义力量继续在约旦获得更大的胜利，对它在约旦的地位更加不利，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带来对西方国家更加不利的后果，因此它力图控制约旦的选举。
据西方报纸说，英国驻以色列的代办，就曾数度向以色列政府保证，伊拉克派兵进入约旦，不会构成对以色列的攻击行动。
前几天，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同法国总理和外交部长会谈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为了敦促法国帮助英国去说服以色列，使它相信伊拉克部队进驻约旦是必须的，但绝不是针对以色列。
这些情况都暴露了英国策动伊拉克派兵进驻约旦的真正动机。
但是，约旦人民早就看破了英国的企图。
他们坚决反对英国根据英约（旦）条约派兵进入约旦。
这次参加议会选举的大多数政党，都要求废除英约（旦）条约，并且要求同实行独立外交政策的埃及和叙利亚合作。
同时，约旦政府已经决定不单独同伊拉克进行关于伊拉克部队进驻约旦的谈判。
约旦已要求所有阿拉伯国家给予军事援助和财政援助，并且表示不需要任何人来帮助维持国内秩序。
约旦政府和人民这种维护自己独立和主权的正义行动，已经得到所有爱好和平国家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得到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全力支持。
埃及国防部长最近表示，一旦约旦受到侵略或者侵略的威胁，埃及武装部队就会立即投入战斗。
叙利亚政府已根据叙利亚—约旦边境防御条约，对约旦进行援助。
阿拉伯联盟理事会也正在开会，讨论援助约旦的问题。
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互相支持，就一定能够打败英国和任何侵略势力在中近东所策动的政治阴谋，保障阿拉伯国家的和平安全。

匈牙利同希腊乌拉圭建交
新华社17日讯
据塔斯社布达佩斯16日讯，匈牙利同希腊、乌拉圭经过顺利的谈判后，已经达成了建立外交关系的协议。
匈牙利最近就要在雅典和蒙得维的亚设立使馆。

各国舆论支持周总理对英国政府的抗议
谴责香港当局纵容国民党特务制造骚乱
朝鲜报纸
新华社平壤18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17
日登载的一篇文章中强调指出，“香港英国当局不能规避对九龙暴乱应负的责任”。
香港英国当局力图粉饰这个情况，把它说成是好像香港的英国军队和警察对这个由蒋介石特务分子对和平居民施加的暴行不应当负责任似的。
文章在谴责这种骗人的企图的时候说：
事实证明，负责维持公共治安的香港英国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来防止这个挑拨性的暴乱，在暴乱发生后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蒋介石特务分子。
罗马尼亚报纸
据新华社18日讯
据罗马尼亚通讯社17日讯：
最近几天以来，舆论非常注意国民党特务分子在九龙煽动的流血事件。
“自由罗马尼亚报”在一篇题为“卑鄙的行动”的评论中写道：
在起初看来似乎是一次偶然事件的事件，很快地就暴露为蒋介石特务所干的大暴乱。
蒋介石特务在暴徒、流氓和逃亡地主的支持下攻击了和平居民（不仅是中国、而且还有其他国家的和平居民）、抢劫了银行、商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财产，毒打工会积极分子和奸杀妇女。
显然，国民党特务想用这种无法无天的行动来制造人为的紧张局势和缩小人民中国的胜利对于占这个殖民地居民大多数的中国居民的越来越大的影响。
他们的目的是要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壤的这块领土上造成混乱的温床。
他们还指望这样做来影响联合国即将举行的关于恢复中国的大国合法权利的讨论。
国民党特务的罪恶行动再次证明他们是一批土匪和政治上的冒险分子。
如果说这些国民党特务的罪恶行动不使人感到惊奇——因为这些行动符合很早以前就可悲地声誉扫地的政治原则——那么，香港和九龙的英国当局所采取的态度却是非常使人感到惊奇的。
从以上这些发展来看，英国殖民当局的政策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这种鼓励许多反共分子留在香港的政策的目的，是要降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益增长的威望。
事实证明，这种政策不但是同英国有外交关系的一个国家所不能容许的，而且，也是非常危险的。
印度报纸
据新华社新德里18日电
几家印度报纸一致谴责国民党最近在香港制造的骚乱，并且支持周恩来总理对英国政府提出的抗议。
10月17日的“国民先驱报”在社论中说：
“这个警告是英国由于让国民党间谍和破坏分子在它的殖民地上任意活动而自己招来的，并且必然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甘露市场报”评论说：
“尽管北京再三提到香港存在着亲国民党的间谍集团，当地的英国当局似乎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任何认真的行动。”
报纸又说：
“北京所表示的不安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国民党特务们所制造的九龙骚动明白地证明了这一点。”
“自由新闻”批评“英国当局没有能力在香港和九龙维持法律和秩序”。
它说，香港和九龙“本来是中国的领土”。
报纸说，香港、九龙等地方是“通过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殖民收获。
这些地方必须归还它们合法的主人，因为现在中国已经不再是主权可以由帝国主义匪帮任意夺取的国家了。”
印度尼西亚报纸
据新华社雅加达19日电
“印度尼西亚火炬报”星期四在评论中说，“现在可以肯定地说，香港事件是国民党的特务制造的。”
这家报纸指出，“由于香港的英国当局没有在最初采取坚决措施，所以已经引起了严重的后果”。
这家报纸说，如果香港的中国居民也遭到了像在九龙发生的那种灾难，中国政府是一定不会置之不理的。
这家报纸警告说，如果这种骚动再发生，中国居民的安全受到威胁的话，中国政府采取更加坚决的步骤并不是不可能的。

在越南
他们享受了祖国的温暖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北部，有十九所中、小学校是专为南越学生设立的。
目前，这些学校的学生达到近一万二千名。
比去年增加一千五百名。
除此之外，还有数千名南越学生在北越的其他学校学习。
这些南越学生受到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亲切关怀和照顾。
在每个学校或几个学校内，学生们都有自己的医院、阅览室和俱乐部。
在今年暑假期间，数千名南越学生曾经到海滨疗养所度过愉快的假期或者参观首都河内一些工厂和名胜古迹。
另外，二千五百多名南越学生已被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送到兄弟国家留学。
一批旅法侨民回国
在得到法国政府的同意后，十二名旅法的越南侨民于09月10日搭乘一艘法国轮船回到越南民主共和国。
这批越南侨民都是十七年以前到法国去做工的工人。
在此之前，还有四名越南侨民于09月02日从法国回来。
这些侨民到达海防港时，受到越南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
邀请南越学生到北京疗养
越南学生联合会中央委员会最近写信给南越学生，邀请十名患肺病的南越学生到北京的亚洲学生疗养院疗养。
这些南越学生在疗养期间的一切费用全部将由越南学生联合会和国际学联负担。
他们将住在亚洲学生疗养院为越南学生预备的房间内。
（附图片）
越南人民在海防港口举行接受中国赠送两艘轮船的欢迎仪式

布尔加宁同阿富汗首相会谈
就苏阿两国关系问题交换意见
新华社19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9日讯：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苏联外交部长谢皮洛夫今天在克里姆林宫同阿富汗首相穆罕默德·达乌德、阿富汗第1副首相阿里·穆罕默德会谈。
会谈在友好和恳切的气氛中进行。
在会晤时双方就有关苏联和阿富汗的两国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据新华社19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10月18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宴会，招待阿富汗首相穆罕默德·达乌德。
在宴会上，宾主双方举杯祝贺苏联和阿富汗两国增进友好。
随同穆罕默德·达乌德到苏联访问的阿富汗第1副首相阿里·穆罕默德、内政大臣阿卜杜勒·哈基姆等也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

朝鲜举行第2次作家大会
据新华社平壤电
朝鲜第2次作家大会14日到16日在平壤举行。
朝鲜作家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韩雪野曾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战后朝鲜文学现状和展望”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说，在这次大会上我们要自由地交换意见，公开地进行讨论，分析我们的成就并且批判缺点和错误，使我们的文学前进一大步。
韩雪野在报告中还对改进作家同盟的组织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大会经过讨论后通过了一项决议和作家同盟新章程，选出了作家同盟新的中央机构。
决议指出，要继承和发扬朝鲜的文学遗产和革命的文学传统，提高作家的创作水平。
决议强调要克服当前文学创作中的主要缺点——公式主义和记录主义，使文学创作进入新的高涨。
大会决定在作家同盟中增设古典文学研究和南朝鲜文学两个分科委员会和一个青年作家指导部。
为了和平统一祖国，大会要求团结南朝鲜的作家，实现南北朝鲜间的文化交流。
应邀参加大会的外国作家和朝鲜国内各界代表在大会期间向大会致了祝词。
中国作家李蕤向大会致祝词，并且把中国作家协会的礼物交给朝鲜作家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韩雪野。

波兰政府主席团批准一项决议
扩大地方机构经济管理的职权
新华社华沙18日电
华沙报纸今天公布了波兰政府主席团所批准的关于扩大地方人民会议在管理经济方面的职权的决议。
决议规定把一部分经济计划和预算等的权力由中央移交给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将接管一些轻工业企业归自己直接管理，其中包括建筑材料工业和食品工业等。
国营机器拖拉机站和几乎全部的零售商业也将由地方政府直接管辖。
地方卫生保健机关、初级职业学校和地方文化机关（除有全国意义的以外）都将交由地方政府管理。
省人民会议在一定的条件下，经过一定手续可以改变中央对该省规定的经济任务，并且可以在不违反国家年度计划和不增加财政开支的原则下，自己制定和改变季度的经济计划。
在这个决议中，还委托计划委员会主席在省人民会议主席的同意下，根据本决议的规定来确定地方人民会议在经济计划和预算等方面的具体的职权范围。
决议还规定政府各部应当在一定期限内提出具体的向地方人民会议移交的企业和职权范围的方案。
此外，决议还责成中央有关机关继续研究进一步扩大地方人民会议职权的问题。

海盗行为必须制止！
10月15日在黄海公海上，南朝鲜李承晚集团的海军舰艇公然侵犯在该处出海捕鱼的我国渔轮，并且绑架了该渔轮上的我国船员李宏秀等九人。
这是李承晚集团继1955年12月25日在公海上侵犯我国渔轮并绑走我国渔民以后的又一次不法行为。
李承晚集团这种肆无忌惮的海盗行为，不仅严重地破坏了公海安全和公海自由这一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而且也是对中国人民的又一次挑衅。
正当目前国际形势趋向和缓，和平共处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亚洲各国人民和平交往日益展开的时候，李承晚集团的这种行为不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的愤怒，而且也一定会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正义的斥责。
李承晚集团在干了这次无法无天的海盗勾当以后，为了掩盖它的违反国际公法的罪行，还恬不知耻地进行歪曲和诽谤，硬说被侵犯的我国渔轮“侵犯”了南朝鲜的领水。
但是，我国渔轮是在黄海公海上进行捕鱼，李承晚集团的舰艇侵犯我国渔轮和绑架我国渔轮船员的地点，是在东经一百二十三度五十八分，北纬三十三度三十六分的公海上，这是铁的事实。
李承晚集团不论怎样造谣歪曲，也无法把公海说成是南朝鲜的领水，李承晚集团的这种明显的谎言，只是进一步暴露了它的做贼心虚，欲盖弥彰。
李承晚集团这种悍然破坏国际公法的海盗行为，不仅侵犯了中国渔民的正当权利，而且损害到同南朝鲜相邻的各国渔民的利益，并且威胁到这个地区公海上的安全和自由。
李承晚集团必须对它所制造的10月15日这次公海上的绑架事件负全部的责任。
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李承晚集团的这种不法行为和挑衅继续下去。

生活在温暖的友情里
张结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曾经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生活了两年。
两年来，这个美丽的国家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使我深深地受到感动。
然而，作为一个中国客人，我感触最深的、也最首先愿意告诉人们的是“友情”、温暖的国际主义的友情。
两年以来，我不觉得我是在国外工作着，而是觉得在最亲近最熟悉的朋友中间。
胡志明主席曾经说过，“我们不仅是紧密的邻邦，也是患难的兄弟”。
这句话为中越两国的友情作了精辟、确切的注解。
从地图上看，从广西的东兴到云南的南部，我们衔接的国境线总有一千多里吧？
但连接着我们的却并不只是这漫长的国境线，也不只是河内—睦南关铁路和最近通车的河内—老街铁路，我们的心的连结比这一切要多得多。
在多少世纪以来，我们两个国家的文化便紧密地联系着，经济生活上互相影响和帮助着，这一点，几乎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很多越南朋友告诉我，越南最伟大的诗人阮攸的名著“翠翘传”在人民中间有着深切的影响，“唱翘”目前依然是人民最喜爱的文艺节目。
在月白风清之夜，人们常常驾着小舟，在烟波浩荡的江面上唱着“翠翘传”上的诗句，有很多人甚至可以全部背诵。
这个故事的基本情节，是取自我国明末人余怀的小说“王翠翘传”，不过诗人把原来极简单的情节无限地丰富了，特别是诗人描述了当时越南人民的生活和吸收了民间的语言，使这个作品成为越南人民文学事业中的一个高峰。
在谈到越南人民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人们最容易想起胡志明主席，他用中国旧诗形式所写的一些诗，造诣是极高的。
像他的“元宵泛舟”：
今夜元宵月正圆春江春水接春天
烟波深处谈军事夜半归来月满船和写于高平战役时的诗：
携杖登山观阵地　万重山拥万重云
义兵壮气吞牛斗　誓灭豺狼侵略军
前者那末清新，令人想起李白的诗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后者又那末豪迈。
这样熟练的笔法和不为旧诗的形式所束缚的诗句，求之我国，不也是不多的吗？
除了胡志明主席，在去年病逝的前越南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裴朋团、越中友好协会会长裴纪都以能诗名，胡志明主席和裴朋团的唱和诗，今天还为很多人所赞赏。
在一次宴会上，一个越南同志——他是来自南部的诗人——用筷子沾着酒写下两句诗，并且说：
“中国诗人有着‘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寄语报平安’的诗句，今天我就以‘宴前相逢无纸笔，凭君寄语报友情’来表示我的心情吧！”
我想叙述一次极为强烈的印象，那是去年10月间，当我在中越第4联区的首府——宜安市作客的时候，和一个财经干部的谈话。
他谈到了河静、义安等地的风土人情，接着就告诉我：
“这里比越北要热得多，在中国，重阳节已经是菊花盛开的时候了，有过“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的诗句，但这里，菊花却要重阳以后很久才开。”
以上不过是几个例子罢了。
许多同志说，在越南，中国同志常常会感到脸红的，因为越南同志对我们的了解往往比我们自己知道的还多。
人们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天仙配”中的董永是不是“二十四孝”中的董永呢？
“炼印”的故事发生在什么朝代？
这一切，都可以看出我们两国很久以来在文化上的密切关系。
我曾经在越南的很多地方访问，即使在最偏僻的地方，越南人民也总爱把五星红旗、苏联旗和金星红旗挂在一起，表示它们之间牢固的友谊。
在河东省的一个地区，为了想探索一下人们心里的秘密，我朝着一个新盖起的房舍走去。
这是一个复盖着葵树叶的房子，刚刷好的墙壁还散发着田野里泥土的气息，在室内精致的、雕有飞鸟和龙的油漆桌子上面（它显然是土改中的胜利果实），是胡志明主席和毛泽东主席、布尔加宁主席的画像。
迎接我的是一个年老的大娘，当她知道我是一个中国客人时，她显得有点激动了。
她告诉我，目前她生活得很好，最后，她带点老年人的口吻说：
“一定要告诉中国人民，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
要求我传达这令人激动的友谊的话语，这个老大娘已经不是第1个了，有多少亲切的面孔在我眼前浮起，这中间有农民、工人，还有带着红领巾的小学生。
我记起在一个刚刚迁回平原地区的“抗战工厂”里，工人们要我把他们的生产成绩告诉中国的工人兄弟；
而在去年10月31号，河内—南定铁路的铺轨工程完成了，一个年青的越南技术人员拉着我，我们沿着还没有完全铺上石子的铁轨走着，一边用越南话和中国话交谈。
他再三叮嘱我：
“要告诉重庆一○一钢铁厂的工人兄弟们，使用他们为越南人民赶制的钢轨，我们已经把铁路铺到北越的第3大城市——南定市了！”
中国的工业产品在越南特别受到欢迎。
在一个汽车修理厂里，我在黑板上看到“你好吗？
我在工作”等中国字，原来许多工人在业余时间学习中文。
这里，有着中国机床厂生产的钻床、旋床、牛头刨床等，工人们像打扮新娘似的保护着这些机器；
在海防水泥厂，一个技术人员向我夸耀中国制造的实验仪器，而河内市的中学生们则由于看到中国制造的显微镜而准备写信向中国人民祝贺……难道意义仅仅在于这些工业产品的精美吗？
不，更重要的是亲人的心，即使是一点点的进步，越南人民也会为他们的兄弟的胜利而欣喜和骄傲啊！
作为我们两国人民友谊的新的特征是：
我们之间的来往愈来愈多了，仅仅在去年和今年里面，双方便互派了许多代表团进行访问。
几乎每一个越南同志都会告诉你：
他最迫切的愿望之一便是到中国、苏联等国访问。
在越南，中国的书籍是最受欢迎的书籍中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的很多著作已经被翻译成越文出版，其中有胡志明主席亲自翻译的“矛盾论”等。
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书出版后不久，就已经被翻译成越文，受到广泛的欢迎。
中国的文艺作品如赵树理、魏巍等人的著作都引起不少越南同志的兴趣，在今年举行的1954、1955年度文艺评奖中，由中文翻译的“战士与祖国”、“真正的战士——董存瑞”等都获得了翻译作品奖，同时越南同志会告诉你，一部新的中国文学选集（它包括短篇小说选和诗歌选）正在编纂中，它将更多地把中国的文学作品介绍给越南人民。
越南的作家、诗人关于越中友谊的创作也是非常多的。
在访问了中国之后，越南的著名作家、越南文艺会总书记阮遵出版了他的在中国的日记，这是一本充满友情的书。
另一个越南诗人黄忠通把他的四百多行的长诗作献给中国人民，这首诗的题目是：
“向中国致敬”。
越南的美术界对齐白石、徐悲鸿等人的绘画也都给予极高的评价，他们说，越南绘画和中国绘画在风格上也是有着相同之处的……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的会见成为不少美术工作者的题材，他们用绘画、用雕刻记下了这庄严的历史的时刻。
以上是我在越南的感受中所能记录下来的一部分，当然，它远非我的感受的全部，更不要说我们两个国家间的友情了。
当我重温这些感受时，我觉得激动——当我见到越南人民出神地看着中国图片的时候，当我看到越南农民用鲜花铺成“越中苏友好万岁”字样的时候，这种感情都不只一次地震撼着我。
因此，我愿意对曾经诚挚地关怀、帮助过我的越南友人表示感谢，并且大声地说：
我们的友谊将更加发展和巩固。

秘密出版的德共机关报刊载
雷曼关于中共八大的报告
新华社19日讯
据德意志通讯社柏林18日讯：
德国共产党机关报“自由人民报”最近又在西德秘密出版了，这家报纸是在不久前阿登纳政府对德国共产党发动全面进攻的时候被封闭了的。
最新一期的报纸告诉人们，被禁止了的西德共产党仍然在西德活跃着。
这期“自由人民报”刊载了德国共产党第1书记马克斯·雷曼关于参加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它还报道了德国共产党和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些活动。
“自由人民报”目前在西德的许多城市、地区和工厂中秘密散发。

纳吉被任命为大学教授
新华社布拉格19日电
据匈牙利通讯社报道，匈牙利部长会议重新任命伊姆雷·纳吉为布达佩斯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
纳吉以前曾经担任过这个大学的教授。

罗马尼亚政府和党代表团将应邀访问南斯拉夫
新华社18日讯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18日报道：
贝尔格莱德宣布，罗马尼亚政府和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定于10月20日到南斯拉夫作为时九天的正式访问。
代表团是应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的邀请到南斯拉夫访问的。
代表团人员将包括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乔治乌—德治和部长会议主席斯托伊卡等人。

苏联自费旅行者在我国
本报讯
从今年05月16日起到目前为止，已有二十七批、共计八百零一个苏联自费旅行者来到我国旅行。
旅行者中间有科学家、教授、医生、工程师、劳动模范等苏联各阶层、各民族的人。
他们利用自己宝贵的假期，在我国各地进行了参观和访问，受到我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今年01月间，中国国际旅行社和苏联国际旅行社签订了一个互派自费旅行者的合同。
根据合同，两国自费旅行者都享有极方便的条件：
例如全部费用减价一半，相互帮助配备翻译人员等，为了更加便利我国自费旅行者，苏联方面又提出减低中国旅行者在苏联旅行期间所需全部费用的75％。
苏联自费旅行者怀着对中国人民无限的热爱和友谊来到了中国。
旅行者给我们带来各种珍贵的礼物。
安尼赤科夫夫妇从遥远的列宁格勒带来盛开的鲜花一盆，虽然经过十来天的路程，但是在他们的经心照顾下，当他们到达中国的时候，这些花仍然和花圃里的花一样新鲜。
安尼赤科夫夫妇说，这是为了“把象征着友谊的鲜花献给中国同志”。
雅库特自治共和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阿莫索夫带给中国美术家一个精细的毛主席雕像。
著名的列宁格勒制片厂摄影师多涅茨，在旅行期间拍摄了很多镜头，他说，“要让更多的苏联人看到中国。”
纺织女工奥夫琴尼科娃在参观杭州麻袋厂的时候，还当场示范改进织麻袋机。
原来每台织麻袋机上用四条皮带，两星期换皮带一次，奥夫琴尼科娃建议，可以改用两条皮带，每月换一次。
现在这个工厂正在试验，如果试验成功，每月可给国家节省好几万元。
苏联自费旅行者回国后，向苏联广大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例如，杰纳维奇、特鲁希纳和帕毫莫夫曾在鄂木斯克的电视广播里谈了在中国访问的印象。
列拉曾被邀请在鄂木斯克的学校和全市地理学教师的会议上，作了访问中国的报告。
苏联旅行者对这种自费旅行的方式很感兴趣。
苏联旅行者哈巴耶夫最近写信给本报说：
“我们的旅行访问更加巩固了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我们非常赞成这种建设新生活的普通的人们之间的往来。”
目前，苏联自费旅行者还在陆续前来我国旅行。
苏联第9批到中国来旅行的自费旅行者，在访问南京期间，同我国四川省六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参观团举行了联欢，这是联欢后在南京饭店门前的合影。
（附图片）
苏联自费旅行者在访问南京期间，同我国四川省六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参观团在南京饭店门前合影。

赫鲁晓夫同河野会谈
新华社19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赫鲁晓夫10月18日接见了目前在莫斯科进行苏日关系正常化谈判的日本政府代表团团员、日本农林相河野一郎，并且同他进行了会谈。
会谈时在座的有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

不愿充当侵略埃及的炮灰
英国一群后备兵要求回家
据新华社19日讯
南安普顿消息：
一群被征召服役的英国后备兵役人员18日发表声明，要求政府尽快地让他们回家过和平安定的生活。
声明说：
“我们完全懂得，如果我们是在紧急情况下被征召的话，我们是不能有什么埋怨的。”
但是，声明认为：
现在征召是为了想“侵略埃及”，而这“不但会失去我们想保持的中东的石油，而且会引起第3次世界大战”。
声明要求报界和公众舆论让政府遵守法制。
它指出，联合国的决议对所有会员国都是有约束力的，不经联合国的同意而使用武力就是侵略。

关于太平洋国家缔结互不侵犯条约问题
苏基曼支持苏加诺的主张
新华社雅加达19日电
今天的“生活报”报道，马斯友美党副主席苏基曼表示支持苏加诺总统提出的主张太平洋地区国家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
苏基曼对“生活报”记者说，当总统在上海发表的演说中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我热烈地鼓了掌因为这是完全符合我的意见的”。
据这位马斯友美党领袖说，这种互不侵犯条约应当具有广泛的基础，包括美国、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菲律宾和其他国家。
他说，这样，一旦任何国家胆敢发动战争，它一定会受到其他国家的谴责。
苏基曼说，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苏联、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人民，都热爱和平。
他又说，这不包括那些具有帝国主义思想和殖民主义思想的人。
苏基曼对毛泽东主席的印象是：
态度和蔼，衣着朴素，谈吐简洁。
他对中国人民在建设工作中的忘我精神和坚定信心有深刻的印象。
他说，在苏联和中国，建设工作正在认真地进行。
苏基曼认为，在所访问的国家中，中国对苏加诺和他的随行人员的欢迎最为热烈。

利比亚支持六项原则
据新华社19日讯
纽约消息：
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阿比迪扬10月19日写信给安全理事会，阐明利比亚政府对苏伊士问题的立场。
这封信表示，利比亚支持安全理事会10月13日通过的关于解决苏伊士争端的六项原则的决议。
阿比迪扬的信谴责英法两国在东地中海集结军队和对埃及施行经济压力，并且指出英法两国采取的措施是对中东和世界和平的威胁。

利比亚破获法间谍机关
新华社19日讯
塔斯社的黎波里18日讯：
“预言家报”报道，利比亚当局在利比亚破获了一个间谍组织。
这个间谍组织的头目是法国驻的黎波里公使馆二等秘书普斯（普斯已经在9月间一次意外事故中死亡）。

印度尼西亚工会和议员
抗议马尼拉集团在爪哇海演习
据新华社雅加达电
安塔拉通讯社17日从泗水报道，在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军事演习的军舰到东爪哇、努沙登加拉和加里曼丹等港口来停泊的时候，印度尼西亚的港口和码头工人准备实行抵制。
这些地方的港口和码头工人工会地方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它们认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演习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和对印度尼西亚主权的侵犯和侮辱。
另据雅加达“人民日报”报道，国会议员多人也激烈地抨击东南亚条约组织进行的演习，他们指出，根据有关公海的新的国际规则，东南亚条约组织国家在爪哇海——它在印度尼西亚的领海内——举行演习以前应该请求印度尼西亚的准许。

可疑的“访问”
10月03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市出版的“论坛周报”上，有一篇文章谈到美国特务头子艾伦·杜勒斯在9月底“访问”澳大利亚的情况：
他悄悄地溜进了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停留一个短时间，然后又毫不声张地溜走了。
这家报纸问道：
“美国特务头子偷偷进来了，为什么？”
的确，一个人到别人家里去做客，应该是光明正大的，艾伦·杜勒斯为什么这样鬼头鬼脑的呢？
“论坛周报”透露一个消息说：
堪培拉的斯普来—里查德保安机构正策划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运动员之间挑拨起不友好的举动，来破坏奥林匹克运动会。
同时，他们还计划在奥林匹克村中社会主义国家的运动员所住的地方安插特别的译员，或者进行其他勾当。
这个报纸认为，艾伦·杜勒斯的“访问”是同这些阴谋计划有关的。
11月22日，奥林匹克运动会就要在澳大利亚开幕了。
这种体育活动可以使不同国家的人们能够彼此了解、增进友谊、相互学习、共同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美国的反动集团竟敌视奥林匹克运动会，敌视和平人民所爱好的一切。
可是，奥林匹克的火炬是和平的火炬，它将由爱好和平的人们一代一代传下去，那是艾伦·杜勒斯之流扑灭不了的。
（方达）

法国国民议会讨论阿尔及利亚问题
法共议员要求赶快谈判和平
据新华社讯
法国国民议会10月17日会议就阿尔及利亚问题进行辩论。
包括前阿尔及利亚总督苏斯戴尔在内的一些右派议员主张在阿尔及利亚继续实行“强硬的”镇压政策。
议员让纳特·维美徐代表共产党议会党团作了长篇发言。
她说，法国人民等待“共和阵线”政府采取实现阿尔及利亚和平的措施，已经快有十个月了。
实现阿尔及利亚的和平是大多数法国人的一贯要求，但是社会党人并没有履行他们的诺言，他们越来越背离他们的纲领，并且正在扩大军事设施和增加军费开支。
维美徐说，只要实现停火，双方在平等和承认各民族处理自己事务的权利的基础上举行谈判，我们就能够迅速地争取到和平。
为了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利益，为了和平的利益，必须趁现在为时还不太晚，赶快进行谈判。
进步共和联盟议员皮埃尔·戈特在发言中说，政府的军事措施并没有取得良好的结果，这个政府也没有在阿尔及利亚实行它所答应实行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改革。
他说，摩勒政府至今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地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办法，而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同阿尔及利亚全国解放阵线的代表进行谈判以外，是别无其他解决办法的。

纳赛尔对“纽约时报”记者说
苏联准备贷款给埃及修建水坝
如果约旦受到侵袭埃及将马上投入战斗
据新华社19日讯
纽约消息：
据“纽约时报”18日报道，埃及纳赛尔总统说：
苏联准备给予埃及长期贷款来修建阿斯旺高水坝。
纳赛尔在接见这家报纸的记者鲍德温的时候说，等他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才能作出关于这项贷款的决定。
他说，在苏联外交部长谢皮洛夫不久前访问埃及期间，他没有和谢皮洛夫讨论这个问题。
纳赛尔在“纽约时报”第1版刊登的这篇谈话中指责曾经是“国中之国”的前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破坏运河的通航。
他说，现在，引水员问题的危机肯定地过去了。
尽管冬季雾气和风沙马上就要到来，预料管理上不会发生问题。
纳赛尔说，最近以色列攻击约旦，是试图给人这样的印象：
埃及没有能力援助约旦。
但是，埃及正在以武器供应约旦，来加强约旦的国民警卫军。
他说，“如果约旦受到侵袭，我们将马上参加战斗。”
纳赛尔驳斥了西方所谓埃及有殖民主义野心和“纳赛尔的帝国”的说法。
他说，这是对他认为阿拉伯国家必须团结、非洲人和伊斯兰教徒必须进行合作的主张的大大歪曲。

苏丹、埃及、埃塞俄比亚讨论成立联盟问题
据新华社19日讯
开罗消息：
苏丹总理哈利勒10月18日在开罗说，苏丹、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最近正在讨论成立“三国非洲联盟”问题。
这位总理说，在开始时，这个联盟将是一个友好睦邻公约。
在相当的时候，它可以扩大，并且成为一个政治联盟。
其它非洲国家，例如，尼日利亚、利比亚和黄金海岸都将被欢迎参加这个组织。

讨论政治局势和工人阶级一致行动问题
法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
法戎在报告中强调建立共产党和社会党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新华社19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讯：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8日上午在巴黎近郊奥柏维尔举行了全体会议，讨论政治局势和工人阶级一致行动的问题。
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法戎在会上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
法戎在报告中指出了建立和加强社会党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他说，这个战线为团结一切民主和民族力量参加广泛的人民阵线创造有利的条件，而人民阵线可以保证法国执行下列政策：
实现阿尔及利亚的和平，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裁军，实行进步的社会措施，恢复和保护民主自由和宪法原则。
他接着说，现在已经是实行这种政策的时候了，尤其是在1月02日选举之后，左派力量——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已经成了多数派。
虽然这些政党在某些问题和原则上有分歧，但是它们是能够在一道为争取达到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的。
同时法戎指出，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一再拒绝了法国共产党关于建立一致行动的建议。
这两个党的领导人甚至认为，他们可以在共产党和反动集团之间，即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左右摇摆的情况下治理国家。
这类的立场就使得社会党人的领袖不得不陷入反动政策的窠穴。
法戎接着谈到阿尔及利亚问题。
他强调指出，“实力政策”在那里遭到了失败，而阿尔及利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法国的政治。
他指责社会党的领导人拒绝为了和平而同共产党人一致行动，而同殖民主义者一起决定把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注意力转移到苏伊士问题上去。
他说，主张对埃及使用武力的人指望这样一来可以更加容易地镇压阿尔及利亚人民。
但是，政府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政策是违背民族利益的，它将会使得法国陷于孤立。
法戎同时还指责社会党领袖采取拟订所谓“欧洲统一”计划这种只有利于反动派的措施。
他指责他们违背了他们的竞选保证，置民主于不顾。
法戎说，选举以来九个月的情况，又一次证明：
没有共产党参加，就不可能执行符合工人阶级的愿望和民族利益的政策。
在1934到1937年间共产党和社会党的一致行动促成了人民阵线的建立。
因此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行动一致是今天基本的和最迫切的任务。
法戎郑重声明，拥有四十三万党员和得到五百五十万选民拥护的法国共产党并不想单枪匹马地争取修改政策。
它将力求行动一致，因为这是广泛团结工人和民主力量，为反对大资本而斗争的基本因素。
事实证明，行动一致的主张近来深得劳动人民群众的拥护。
他号召共产党员为实现同社会党人建立行动一致的路线，即法国共产党第14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路线，进行顽强的斗争。
在这方面，他批评了部分共产党员由于摩勒政府对苏伊士运河问题和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政策而产生的宗派主义倾向。
法戎最后谈到一些党内问题。
他指出，必须改进党的宣传工作，扩大党组织在工业企业和农村地区的活动，加强党的妇女工作和青年工作。
他还着重指出进一步扩大党的队伍的工作的重大意义。

评英国保守党年会
英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世界新闻”记者　夏庇若
艾登上星期向兰达诺保守党年会发表演说的时候，他的轻微的热病痊愈了。
但是，他在会上所讲的一切并不能减轻在英帝国危机问题上保守党所患的热病。
这同布莱克浦工党年会以十一年来从未出现过的高度信心结束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工党年会选举比万为司库，否决对工资的限制，并且坚持以和平方法解决苏伊士问题，表现出工人运动向左转的趋势。
会议显示出，在保守党竭力想依靠牺牲人民利益使英国摆脱危机的情况下工党普通党员强烈地要求团结和他们高度的战斗性。
在保守党年会上，出现了保守党普通党员意见不一致的迹象。
会议充满焦虑的、几乎是一种沮丧的气氛。
通常，严肃的政治评论家是很少注意保守党年会的。
它是一个马戏班子而不是一个会议，是“伟大的领袖们”发布夸张的口号和在保守党和其他报刊上进行廉价宣传的讲台。
因为在这个被艾登称为主张“拥有财产的民主”的大企业家的政党里，有的是巨额的财产，却很少民主。
照例，他们会把一个温驯的保守党工会工作人员牵出来，然后由一个保守党的家庭主妇出来证明，保守党是和普通人民有联系的。
今年的会上也少不了陈腔滥调和各种把戏。
会上喊出了“右倾势力前途远大”（在英文里“右倾势力”一词与“正确的通路”字面相同，这里是保守党在卖弄文字——译注）这个措词巧妙的口号。
他们谈论着西欧的“忠诚的友谊”，好像在你死我活的竞争者中间真正存在着这样的东西；
他们在英联邦问题上向成员国卖弄情感，而同时他们的大企业老板却在盘算着放弃英帝国特惠制是否有利。
“记住，大英联邦不是大英帝国。”
艾登接收了工党右翼的这一美妙的说法，并把它据为己有。
现在远不是二十年代保守党全盛时期了，当时，保守党的一个领导人公开地说：
“我们用刀剑得来的东西，也要用刀剑保有它。”
正像丘吉尔有一次公然无耻地对美国一位参议员所说的，“英帝国也好，英联邦也好，我们持有各种商标以适应各种不同的口味。”
可是，今年上层社会的惯常的甜言蜜语的伪善，要想掩住无情的现实，是很困难的。
苏伊士是个具有爆炸性的事件，这一事件很清楚地给年会提供了一幅帝国的光荣已经过去的鲜明写照。
星期六，正当艾登告诉他的“忠心耿耿的徒众”说“英国决不让步”的时候，他的外交大臣却在纽约忍痛地同法国、埃及的外交部长达成协议，同意以六项原则作为谈判解决苏伊士危机的基础。
用合众社的话来说，这些原则意味着“英法坚持国际管制苏伊士运河的态度几乎削弱到了消失不见的地步。”
据说，在兰达诺会议的走廊里，听得见狄斯累利的鬼魂在哭泣。
因为，伟大的保守党的瘫痪的双手已不能再抓牢它巨大的捕获品了，而保守党正是狄斯累利在帝国主义开始时期重新建立的财政寡头政党。
苏伊士问题象征着英帝国的兴衰。
八十一年前，英国保守党政府在首相狄斯累利的倡议和银行家的支持下，很便宜地收买了埃及总督所持有的苏伊士运河的股票。
由于这个财政上的妙计，英国的银行家们不但控制了埃及而且也控制了非洲的另外一大片土地。
这件事暴露了保守党和强有力的国际财政寡头之间的紧密联系。
上星期，“愚蠢的”艾登在高涨的殖民地独立运动和英国的“伟大恩人”新式殖民主义国家美国的压力的夹攻下，已不得不放弃“英明的”狄斯累利所攫取的东西。
怪不得，在兰达诺开会的保守党人感到头痛。
苏伊士运河问题说明，想依靠美国的支持来维护英帝国利益的人，陷入了窘境。
保守党人开始对杜勒斯表现出他们对纳赛尔同样的愤怒。
在年会召开的前几天，“大西洋同盟之友”的创办人之一、英美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积极支持者、保守党议员台德·莱特尔发出了这样的评语：
“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还可以继续成为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基础，但是，杜勒斯先生的背信弃义已使它成为一个空架子了。”
苏伊士运河问题也对保守党和工党的领袖们长期以来在外交政策上“传统的”两党合作关系，造成了第1次真正的破裂。
盖次克尔在遭受到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工会决议和来自支持工党的基层群众的抗议的人民的强大压力之后，改变了他起先对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所采取的敌对立场，转而采取同保守党相对立的立场。
苏伊士问题具体地反映了英国保守主义所处的窘境。
在经济政策上，保守党也出现了焦虑，这是不足为奇的。
六百万有组织的工人正在要求增加工资。
在上月召开的职工大会上，左右两翼都一致反对政府提出的“限制工资”的要求。
最近物价继续上涨，每个面包的价格已由八个半便士涨到十一便士。
保守党财政大臣的“束紧腰带，紧缩信用”的办法造成工作时间的缩短和失业，特别是在汽车工业部门。
这些经济问题在保守党年会中并未充分地表现出来。
虽然“对工人采取强硬手段”派叫的很响，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正是“对纳赛尔采取强硬手段”派的那一群人；
但是，在某些讲演和决议中还是流露出对于生活费用上涨会影响到中产阶级和保守党的职业支持者的焦虑。
英国统治者尽管有着多少代的老奸巨猾的经验，但是无论他们把眼睛转到那里，都找不到安慰。
艾登能够给他的追随者的唯一的安慰是：
“到今年年底，英国海外石油工业的生意将大大地超过1955年。”
正当美国石油商积极在中东排挤英国的时候，这可不是一块值得咀嚼的大骨头么。
就在这个年会举行的三天中，九龙暴乱事件暴露出企图从纵容和包庇国民党特务中得到一些东西的英国政策的错乱。
希腊有一句古话说：
“上帝想毁灭谁，就首先使谁发疯”。
英国这种政策不过是为英国最大的贸易劲敌美国打开方便之门。
在伊朗，在马来亚，在中东，如今在非洲，情形都是这样。
保守党希望不采取唯一的合乎逻辑的、积极的方法走出困境，他们正在提出要同其他西欧国家建立更为密切的经济联盟的计划，即使这样做会危害传统的（帝国的）特惠制也在所不惜。
当艾登在年会上说“我们西欧”这个词儿的时候，这是莫大的讽刺，因为英国直到现在还尽可能远远地避开西欧联盟。
据说，有一次，英伦海峡大雾，把英国同欧洲大陆隔开了，一家保守党报纸的标题写道：
“海峡大雾，大陆被孤立了”，结果成为欧洲的大笑话。
人们在分析这次保守党年会所反映出来的焦虑时，如果想寻觅任何能为英国解决问题的进步和健康的迹象，则将是徒劳的。
只有一个人曾鼓起勇气公开反对艾登的政策，并且指出在塞浦路斯的英国后备军中已出现了严重的不安；
但他被当作“共产党”大声呵斥下去了。
这种声色俱厉的情形，充分显示了保守党人的死硬。
英国保守党是个地主和垄断资本家的政党。
他们掌握着大部分的宣传机器，千方百计地散播这样一种观念：
“对于大企业有好处的事，一定也对人民有好处”。
他们也的确通过选举而得到了政权。
但这与其说是由于他们对人民许下的诺言，倒不如说主要是由于工人运动的队伍里的不团结和1945—1951年期间右翼工党政府使人民大失所望的原故。
当时，贝文展开了冷战，并为美国渗入开了大门。
在下院里坐在前排的保守党人一半以上都毕业于两个最阔气的私立学校（即丘吉尔曾读过的哈罗学校和艾登曾读过的伊顿学校），其他的人也都来自同样阔气的地方。
群众运动阻止了政府最后向埃及开战的愚蠢行为。
在这个运动中，共产党起了很大作用。
不断高涨的工人阶级压力，将冲毁因阶级利益和偏见而树起来的壁垒，使东西方贸易得到发展，用资本家的利润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击破美元锁链和消除战争威胁。
英国当局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和九龙暴乱事件中所表现的不负责任态度，已说明英国保守党人缺乏现实感。
波立特在几天以前曾警告英国政府：
“不要玩火”。
工党年会和职工大会年会表现了工人运动不断增长的团结。
只有这种团结可以将英国从困难处境中引导出来。
铁路工人领袖杰姆·坎贝尔表达出一种健康的信心说：
“保守党正在摇摇欲坠，国会里的工党应该出来推翻保守党。”
甚至于右翼人士如工党书记摩根·菲利普斯也说：
“工人运动不仅已准备担负国家责任，而且决定要取得这个责任并保持它。”

防止法国把阿尔及利亚战事扩大到突尼斯
突尼斯决定在突阿边境驻军
新华社18日讯
突尼斯消息：
突尼斯新闻国务秘书贝格希尔·本·亚赫迈德17日晚间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突尼斯政府将派遣军队和国民警卫队进驻一直是由法军驻扎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边界地带，以防止法军把它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之间的武装冲突扩大到突尼斯领土上。
亚赫迈德控诉说，由于法军同阿尔及利亚人在邻接阿尔及利亚边界的突尼斯领土卡塞列那地区的战斗中有三十二个法国士兵伤亡，法军进行了武装搜索，结果使得两个突尼斯平民死亡和许多人被捕。
亚赫迈德说，为了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突尼斯政府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边界。

阿拉伯联盟斥以色列侵犯约旦
希望安理会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国际和平
哈马舍尔德指责以色列破坏巴勒斯坦协定
新华社19日讯
开罗消息：
阿拉伯联盟理事会在10月18日通过一项决议，指责以色列对约旦采取军事行动。
这项决议希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能保证采取正确、有效的措施去维护世界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理事会将在10月19日讨论约旦和以色列国境沿线上最近发生的事件。
这次理事会重申各成员国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对埃及的支持，并且保证在发生任何意外事件时和埃及合作。
据新华社19日讯
纽约消息：
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10月17日在给安全理事会的一个报告中指责以色列破坏巴勒斯坦停战协定而对约旦采取军事行动，进一步走向限制联合国停战监察组织的职权。
哈马舍尔德说，这种局势“需要安全理事会最严重的考虑。”

马来亚人民党要求当局同马共恢复和谈
新华社19日讯
新加坡消息：
据“新报”报道，马来亚人民党认为，只有恢复同马来亚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一些主要的问题才有可能解决，马来亚和平才有可能恢复。
人民党在它的刊物“指导周刊”中强调和平对于马来亚的重要意义，它说，现在马来亚正在踏上独立的门槛，但是，如果没有和平的话，那么独立的马来亚有什么意义呢？

鲍惠尔案是对美国人民新的进攻
“声援‘密勒氏评论报’编辑鲍惠尔委员会”主席　路易·艾黎
1956年10月11日，“密勒氏评论报”的支持者和老朋友们在北京成立了“声援‘密勒氏评论报’编辑鲍惠尔委员会”。
这个组织的目的，是要尽一切可能支援约·威·鲍惠尔和他的妻子锡尔维亚与他们的助理朱立安·舒曼。
他们三人现在正受到美国刑事法庭的审讯，原因是他们敢于将自己所见所闻的东西向美国人民据实报道。
三十五年前，约·威·鲍惠尔的父亲老鲍惠尔在上海创办了“密勒氏评论报”周刊。
后来该报改为月刊，解放以后仍然出版，到1953年，由于美国政府禁止该报寄往美国，使该报在经济上遇到很多困难。
这是一个专门报道中国情况的刊物，它的订户绝大部分都在美国，它又是一家私人办的报刊，在经济上蒙受了这样大的损失后就无法继续办下去。
鲍惠尔夫妇和朱立安·舒曼在北京参加了伟大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以后，不久就把该报停刊了。
他们在第2年就回到了美国。
他们一到香港，就受到了迫害。
美国的特务们向他们进行恫吓，并且胁迫他们参加美国的间谍工作。
在美国登岸的时候，随身携带的书籍、报刊以及许多个人的东西都被没收了。
锡尔维亚虽然设法找到了工作，可是在她和她的丈夫被国会传讯以后，她就马上被解雇了。
鲍惠尔只得代人到处兜售学校用品，挣点佣金。
锡尔维亚在解雇后找到的唯一工作，是在一个离家三十英里的地方代人打字，每天都得乘公共汽车上那里去，这就使他们的两个孩子受了很多的苦。
尽管如此，鲍惠尔夫妇还是经常在公众集会上演讲，竭力把自己在中国所看到的实况告诉人民。
朱立安·舒曼写了一本书叙述自己在中国的经历，现在正在着手出版。
经国会几次传讯他们之后，现在发展成为刑事案件，法庭也接连的在传讯他们，全仗朋友们的帮助才筹集了保释金。
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感到很奇怪，觉得美国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在这件事情上如此小题大做呢？
从1953年到1956年，时间不可谓不长。
若说他们真是“罪行”如此重大，为什么早不来处理呢？
美国禁止自己的新闻记者来华亲眼看一看中国的现状，并且大举迫害那些向美国人民报道事实真象的人。
这两件事情实际上提供了一个线索，说明美国当权人物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采取许多异乎寻常的行动。
就此案来说，事实上等于是向美国新闻记者们宣告：
“你报道中国的真象，就请你坐一辈子的牢。”
但是，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像昨天了。
在美国国内，也有愈来愈多的人在发出疑问；
我们可以老实说，这次在受审讯的正是美国的统治集团，而不是鲍惠尔夫妇和朱立安·舒曼。
起诉书控告鲍惠尔有十三条罪状。
它把整个细菌战问题又重新提起来了。
被告律师已经发出请求，要各方面的证人出庭作证。
中国已经有五十位证人答应作证，其中包括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的中国调查团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的中国调查团副主席廖承志。
实际上，可以作证的人数，比已经电告被告律师的这个名单要多上好些倍。
美国政府残酷地进行过大规模的细菌战，这当然是它自己非常清楚的事情。
可是它非常相信自己手中那套恫吓人民和强奸证人意志的机器——马图索最近写的那本书已经向读者们揭露了这点，因此它才敢于在控诉鲍惠尔等的罪状里，把细菌战问题也提了出来。
起诉书里的另一条罪状，是鲍惠尔夫妇说过国民党是腐败的。
这使在中国的人听了一定要哄然大笑。
可是，这也说明在美国人们是怎样受着蒙蔽，他们对于中国的情况仍然缺乏了解，因此才可能把这条也公开当作罪状来进行控诉。
关于国民党如何搜刮中国人民，如何遭到唾弃，如何造成人民的绝望，美国政府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清楚些。
史迪威和其他一些人，都就这些情况做过详细的报告。
谈到细菌战问题，任何看过细菌战证据的正直人士都不能不信为事实。
1952年调查细菌战事实的国际科学委员会主席说过，要是经调查委员会审慎做出的结论还是不真实的话，那么只有设想彼此相距很远的成千上万的陌生人，都在说一样的谎话，而且了解各自编制的全套故事。
鲍惠尔案件是一个蓄意策划出来的政治阴谋，目的是要恫吓反对美国官方政策的人们。
这个案件的幕后人物，还想把它当作武器来拖延接受中国进入联合国，来转移目前总统竞选期间美国人民对于国内重大问题的注意力。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他们具有长期斗争的传统，他们热爱自由。
在大洋这边的中国今天成立的声援委员会里就有五位委员是美国人。
其中一位是美国纽约律师公会的会员，另一位是委员会的副主席，她是前美国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的干事。
鲍惠尔的家庭是个典型的美国家庭。
鲍惠尔的父亲老鲍惠尔是位著名的美国新闻界人士，他在引起太平洋战争的那些事件里所采取的坚定立场，受到人们高度的尊敬。
当时由于他撰文揭发了日军在上海的行为，被日本皇军逮捕了起来，在监牢里受尽折磨，以致失去了两条腿。
可是现在这个案件如果根据十三条罪状判处的话，主要被告人可能总共要处二百六十年的徒刑和十三万美元的罚款。
这个奇特的控诉案件，是些什么人在幕后搞的呢？
用不着到很远的地方去找。
它是“院外援华集团”搞的。
这是个国民党支持的政治集团，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它有从中国劫掠来的黄金供挥霍。
它有的是钱，它在自己认为最起作用的地方来大花而特花其钱。
“密勒氏评论报”从来没有很多的钱。
可是它勇敢地报道了在朝鲜使用大规模毁灭性作战方法的情形，报道了虐待狂的野蛮行为，报道了战争给朝鲜人民造成家破人亡的情况。
这些报道所打动的心灵比“院外援华集团”龌龊的美金所能收买的喉舌耳目要多得多。
它是一支争取和平的力量，它所表达的美国人的清醒的看法，将日益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赞扬。
1955年05月间，宋庆龄就鲍惠尔案件给美国“民族”周刊写过一封信。
在此，我想顶好是引用这封信里的一段话：
“是否要我们认为，美国政府认为唯一爱国的美国人是那些对我国的关心仅限于追求战争和颠复我们在斗争了一个世纪之后才建立起来的、而且我们在实践中发觉非常适合我们的制度的美国人？
如果是这样，那末美国的情况就是一个对世界和平极其有害的情况。
就我本人而言——我知道我国大多数同胞也是这样——我不相信，有理性的和爱好自由的美国人也是持有这种见解的。”
为这样一个案件而斗争是需要钱的。
“声援‘密勒氏评论报’编辑鲍惠尔委员会”将设法募款。
鲍惠尔家庭和朱立安·舒曼的处境非常困难，而他们的
申辩又需要很多关于法律方面及其他的费用。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向支持他们的各地人民呼吁。

北京鲁迅博物馆开放
据新华社讯
新落成的北京鲁迅博物馆18日举行预展后，已在19日开放。
预展时接待了来我国参加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的外国作家和诗人。
外宾们在这里看到鲁迅一生的光辉事迹和不朽的著作，都感到极大的兴趣。
在日本友人中，有鲁迅的生前老朋友——内山完造。
他在这里回忆起许多往事，他站在鲁迅遗容前面，热泪盈眶，久久不肯离去。
蒙古、南斯拉夫、印度尼西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英国、缅甸、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越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等国的作家和代表也都来参观。
外宾们看完了鲁迅博物馆，又到了邻近的鲁迅故居参观。
在博物馆开幕前，郭沫若、沈钧儒、吴玉章、茅盾、胡乔木、周扬、郑振铎、邵力子、章伯钧、胡愈之和夏衍等都前往参观。
（附图片）
位在北京鲁迅故居旁边的鲁迅博物馆19日开放了。
博物馆里陈列着鲁迅先生的手稿、信札和其他遗物，也陈列着和他战斗的一生有关的书报、刊物、木刻、油画等。
本报记者　袁毅平、王志渊摄
群众参观鲁迅博物馆。
本报记者　袁毅平、王志渊摄

在首都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大会上
十八个国家的作家讲了话
据新华社19日讯
在首都举行的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应邀参加大会的十八个国家的作家都讲了话。
缅甸作家吴登佩密说，缅甸人民喜爱鲁迅先生的作品。
在建设我们新缅甸的过程中我们将以鲁迅先生为榜样担负起我们的文学任务。
鲁迅先生用他的笔杆支持国际友好和争取和平的事业，我们将和鲁迅先生一样尽我们最大的力量为巩固友谊与和平而努力。
南斯拉夫作家伊伏·安得利奇说，愿这次纪念伟大的革命战士和作家鲁迅的大会，作为中南两国在文化上进一步更广泛地合作的新的动力。
愿这一合作在中南两国文化发展上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开花结果和对我们两国有益。
阿尔巴尼亚作家斯捷利奥·斯巴赛说，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也有着普通的阿尔巴尼亚人的心、灵魂和忧虑。
像“阿Q正传”小说中阿Q这样的受压迫和惨无人道地受剥削的雇农，或者是像“孔乙己”小说中孔乙己这样可怜的知识分子和鲁迅小说中的数以千计的其他人物，当阿尔巴尼亚在封建资产阶级制度的时代下也同样产生着。
他说，现在，在我们的国家里，同在你们的国家里一样，再也没有会产生这种不幸者的土壤了。
波兰作家魏得志说，由于鲁迅对祖国的文化传统有着无比的修养，对他的时代的道德问题的尖锐的感受，再加上他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这就使他成为世界伟大作家中的一个。
他说，我希望在我来作客的国家里以及我们来自的国家里，都能产生一些作家来，他们人生的目的和鲁迅一样的坚定，他们的性格和鲁迅一样刚毅，他们的技巧和鲁迅一样娴熟。
日本作家长与善郎谈到他在1935年05月在上海认识鲁迅的经过。
他说，一眼看去，就知道这是一位不平凡的人。
他相信鲁迅先生如果看到今天中国这样的恍若隔世般的辉煌发展，一定会高兴的。
保加利亚作家尼古拉·马里诺夫说，今天，鲁迅成了我们共同的兄弟、同事和导师。
我们，保加利亚人民，应该衷心地感谢鲁迅，因为他是第1个向中国进步阶层介绍了保加利亚文学的中国作家。
朝鲜作家韩雪野说，鲁迅逝世已经二十年了，但是鲁迅先生的先进文学和他的革命精神不仅活到今天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而且还要继续活下去。
同时，对于朝鲜的革命发展，也将发生巨大的影响和起巨大的作用。
罗马尼亚作家阿乌埃勒·米哈尔说，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现实主义的新的开路人。
中国和世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位以这样的信心和热情来思考、来描写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欢乐和愁苦以及他们的未来的人。
澳大利亚作家迪姆芙娜·古沙克说，鲁迅所描写的社会和我所生长以及努力要在我的写作里反映出来的社会之间有着天渊之别。
但是当我阅读鲁迅的作品时，我感到没有任何障碍。
虽然海洋把我们分开了，我们的思想是一致的。
她说，冲洗着你们的海岸和我们的海岸的海水属于同一个大洋——太平洋。
太平意味着和平，我知道今天聚会在这里的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希望，就是太平洋事实上将永远是一个和平的海洋。
意大利作家马拉帕脱说，为了鲁迅，为了他一生的光辉和他的著作，我们应该工作，为保卫自由、正义与和平而工作，同样也为欧洲和全世界的精神和文化的团结而工作。
他说，在这里，在新中国的首都，已经感觉到全世界的道德和文化的统一不仅是一个希望了，它是活的现实。
蒙古作家乔然尔查文·尔哈木苏伦说，鲁迅这个名字在全世界爱好和平者的心目中，已经成为一个可敬可爱的英雄称号了。
这是因为鲁迅生长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中间，他用自己全副的心血来歌颂了人民的光荣的劳动和英勇的斗争，他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自由幸福，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战斗。
匈牙利作家萨米奥·乔治说，鲁迅是第1位把匈牙利的诗人裴多菲的诗译成他本国语言的，他在中国和匈牙利之间还没有通火车和飞机之前，就已经把两国人民的心联结起来了。
他说鲁迅的影响在匈牙利正在日益扩大，我们需要鲁迅的话，正如需要世界上任何伟大人物的话一样。
捷克斯洛伐克作家沙利·斯蒂芬说，鲁迅不但在文学里，并且也在生活里，在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工作里，复活了死火。
今天，这股烈火正熊熊地燃遍中国。
他说，请允许我们也来靠近这个火焰，暖和自己。
愿它的光亮照耀我们共同的和平事业。
愿这一切更进一步地加强中捷两国的友谊。
（苏联作家波列沃伊、巴基斯坦作家艾阿默德·阿里、印度尼西亚作家普拉姆迪雅·阿南达·杜尔、英国作家约翰·索麦费尔德和越南作家潘魁的讲话全文见今日本报第8版）（附图片）
在首都举行的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会场本报王志渊摄

苏联、朝鲜、越南纪念鲁迅
新华社莫斯科19日电
列宁格勒文学界在10月18日举行了伟大的中国作家鲁迅的纪念晚会。
在马雅可夫斯基作家俱乐部举行的纪念晚会上，聚集着许多知名的学者、诗人、散文作家、批评家、高等学校的学生和出版界人士。
讲授中国近代和现代文学史的大学讲师彼得罗夫在会上作了报告。
他介绍了这位中国现实主义的革命文学创始人的生平和创作道路，详细地谈到鲁迅的“呐喊”、“彷徨”和其他一些作品。
彼得罗夫还阐述了鲁迅的社会活动，谈到他作为俄国古典文学和苏联文学的翻译者和宣传者的作用。
晚会上，一些诗人和翻译家朗诵了译成俄文的鲁迅的作品。
会后放映了中国影片。
俱乐部的客厅里举办了介绍鲁迅的展览会。
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也举行了纪念鲁迅的晚会。
鲁迅在苏联是很受读者欢迎的世界近代作家之一。
鲁迅的作品自从二十年代被介绍到苏联以来，已经用十六种民族文字印行了三十四次。
最近，苏联又出版了他的四卷本选集，而苏联出版中国作家的多卷集，鲁迅还是第1个。
在很多私人的书架上，鲁迅的作品常常和巴尔扎克、雨果的作品并排在一起。
不久前，莫斯科纪念鲁迅诞辰，曾引起公众极大的注意。
在许多大型图书馆的走廊上，可以看到鲁迅生平和创作的图片展览。
在莫斯科最好的特列季亚科夫图画陈列馆里，陈列着一座鲁迅的半身像。
苏联有不少研究和翻译鲁迅作品的人，如费德林、罗果夫和鲍兹尼耶娃等都为苏联读者所熟知。
他们关于阐述鲁迅作品的文章，引起了苏联文化界和读者的注意和兴趣。
鲍兹尼耶娃还因为她的研究鲁迅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
新华社莫斯科19日电
莫斯科大学东方语学院18日晚集会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
出席的有曾经和鲁迅有过个人接触的苏联作家，还有著名的汉学家和学生。
会上由鲁迅研究者费德林教授作了关于鲁迅生平和事业的报告。
费德林教授分析了鲁迅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过程。
波兹德涅耶娃副教授作了关于鲁迅艺术作品的报告，她着重地分析了“阿Q正传”，认为在这本小说中表现了鲁迅对当时苦难的中国人民的深厚同情。
会后放映了中国影片。
新华社平壤19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和“民主朝鲜报”今天都发表文章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
“民主朝鲜报”发表的文章说，鲁迅在文学方面的贡献，是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灿烂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
朝鲜人民热爱他的作品。
文章说，朝鲜人民纪念鲁迅，要研究他的斗争、他的思想和他的文学作品，要学习他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的精神，学习他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和对阶级敌人的憎恨。
新华社河内19日电
越南“文艺报”、“河内日报”今天刊登文章，纪念中国大文豪鲁迅逝世二十周年。
“文艺报”发表了越南作家邓泰梅教授写的“鲁迅——战斗的榜样”的文章，叙述鲁迅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而战斗的一生。
文章说，鲁迅是目前中国文艺作家战斗的榜样，同时是世界上革命文艺作家战斗的榜样。
“文艺报”同时还刊登了越南作家潘魁翻译的鲁迅著名小说“阿Q正传”的片断。
潘魁是越南出席北京“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的代表，他所翻译的“鲁迅选集”已经在河内出版。
除“阿Q正传”以外，鲁迅的作品已经被译成越南文的还有“狂人日记”、“祝福”、“孔乙己”等。
最近正在准备出版鲁迅的“散文集”。
“河内日报”刊载的一篇纪念文章着重地介绍了鲁迅的一生的活动。

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主席团名单
新华社19日讯
今天在首都举行的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主席团由各界人士八十五人组成。
名单如下（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西林、王任叔、王芸生、王昆仑、韦悫、叶圣陶、叶恭绰、田汉、邓颖超、老舍、刘开渠、刘白羽、齐白石、孙伏园、江丰、吕骥、萧三、李四光、李济深、李德全、李霁野、李桦、沈钧儒、何其芳、何香凝、阳翰笙、吴玉章、吴作人、吴组缃、邵力子、竺可桢、周建人、周扬、周信芳、林枫、罗隆基、陈半丁、陈叔通、陈垣、陈赓、欧阳予倩、陆定一、胡乔木、胡愈之、胡耀邦、茅盾、郑振铎、柳亚子、范文澜、赵树理、马叙伦、马思聪、马寅初、徐伯昕、徐特立、梁希、夏衍、郭沫若、许广平、许德珩、曹禺、曹靖华、章乃器、章伯钧、陶孟和、张天翼、张奚若、黄炎培、黄药眠、傅锺、冯至、冯雪峰、程砚秋、杨之华、杨秀峰、杨献珍、臧克家、赖若愚、钱俊瑞、钱端升、鲍尔汉、蔡楚生、谢冰心、戴爱莲、锺敬文。

印度尼西亚作家普·阿·杜尔的讲话
我对中国作家协会邀请我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感到很大的荣幸，又被邀请在今天的大会上讲话感到更大的荣幸。
由于语言上的困难，我们在印度尼西亚翻译西方的和俄国的文学作品比起翻译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更多。
虽然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拒绝其他国家的文学。
对中国文学，我们仅仅从英文和荷兰文翻译本中知道一些。
在这里，我们谨表示我们对鲁迅的敬意，鲁迅以坚强的意志把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用艺术来表达和反映人民的感情。
对我个人来说，鲁迅使我经常怀念阿Q，在我们的眼前，鲁迅清楚地刻划了阿Q，使我们不能不认识到有一部分像阿Q这样的人。
其实，阿Q的情况是我们自己一般人的情况——可能是在经济问题上，可能是在社会问题上，可能是在政治问题上，可能是在文化问题上。
鲁迅虽然是一位对社会有着伟大认识能力的作家，但他不是一位仅仅停留在一般对社会认识而后写成文学作品的作家。
他的伟大是在于他能够使我们认识到阿Q的情况——我们的情况——和带领我们努力摆脱这种情况，甚至为我们的弟妹和子孙，在地球上，现在，将来和永远地消除这种情况。
世上数以百计的作家被公认为是伟大的，因为他们成功地表达了自己，表达了自己的心灵：
愿望、爱情、哀忧、思忆、幻想和希望。
但是，鲁迅是他的民族的喉舌，是他的人民的声音。
鲁迅体现了充满对全人类有良好愿望的人们的道德觉悟。
他不是仅仅停留在希望上，他正是采用了他认为好的和恰当的方式——文学，而积极斗争，来实现它。
敬爱的来宾们！
现在我们共同纪念他。
他的作品表达出来的道德觉悟，不仅在中国可以听到，而且在整个地球上都有反响。
的确，每一个人都不能做到他能力以外的事情，但是，对每一个作家来说都有责任，正是由于这个责任而产生选择。
鲁迅选择了遭受苦难的人民的一边——而他认识到这种遭受世界上任何人都不需要它的。
但是鲁迅不仅是选择，他还进行了斗争，使得他选择的对象不停留在文学作品上，使它成为现实。
他是一位思想的现实主义者，他是一位行动的现实主义者。
我并不是来描述他的品格，而仅仅是想对他在文学上特别是行动上表达敬意。
敬爱的来宾们：
有着能够表达和反映自己的感情和思想，而且为此而斗争的作家的民族是幸运的。
但是能够尊崇曾经对自己的民族有贡献的作家——鲁迅的民族更是幸运的。

在首都的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上
苏联作家波列沃伊的讲话
在我们苏联和你们中国新文学的发源地屹立着两个巨人，这就是高尔基和鲁迅。
他们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内受到了全民的爱戴，因此这两个名字时常被并列在一起是不足为奇的。
在我国人民的言谈中，我们苏维埃文学的奠基者马克西姆·高尔基往往被称为革命的海燕，至于新中国文学的奠基者鲁迅则被你们称为文化革命的舵手。
对一个作家来说，还有比这更崇高的称颂吗？
我听说中国有句俗话：
通晓万物的圣人还不如一个用自己一双手做成功一件事的普通人。
高尔基和鲁迅都是圣贤，他们敏锐的眼睛看到了一切，并且看得很远。
但是高尔基和鲁迅同时又是伟大的，孜孜不倦的劳动者，他们用自己的两只手在各自的国家内奠定了新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基础，这种现实的，激发人心的战斗文学，正如我们的面包和你们的米饭那样，无论是在你们这里或是在我们那里，都已成为千百万劳动者生活习惯上所绝不可少的东西了。
这两个由他们当代先进的世界观所武装起来的巨人曾以自己卓越的创作为人民服务。
他们是新文化的力量的不倦的收集者，这种文化是真正人民的、革命的文化，是有着大胆构思和巨大成就的文化，是前所未见的、前所未有的文化。
至于这种文化的繁荣，在你们国家里，在我们国家里以及在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都可以观察得到的。
我们苏联人民之所以一方面以自己的高尔基引为光荣，而同时又珍爱你们的鲁迅，就是这个道理。
像这样的艺术家是属于世界文学的范畴的，我想，我和你们同样地有权这样说：
我们的高尔基，我们的鲁迅。
我相信，如果我说在我们国内鲁迅是最受欢迎的一位作家，你们一定不会觉得新奇的。
我这一代的苏联人，你们看我的样子就可以知道，已经不年轻了，但我们在年青的时候就已热爱他的作品。
那是在三十年代里，当时在我们国内还才出现他的著作的最初的译本。
现在他的作品已是非常普及了。
学生们读它，电台广播它，舞台上演它。
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的作品之受人欢迎，可以用这样一件事情来说明：
我们最大的出版社曾着手出版他的选集，在几小时之内，这部书的预约就已额满了。
我说几小时并不是错误。
难道读者对文学家的关心和热爱有比这表现得更确切、更明白的吗？
对我们苏联人来说，我们敬爱鲁迅，不仅因为他是个作家，他的作品是百读不厌的；
不仅因为他是个尖锐的文艺批评家和热情的政论家，他帮助人们理解着独特的中国文化的深奥和伟大；
也不仅因为他是个聪明的民俗学者，善于把民间创作的天然宝石加以雕琢，使它发出五色缤纷如虹一般的光彩，鲁迅之所以被我们所敬爱，也在于他是我们两国文化的一个友谊的奠基者。
他起先是俄国文学、随后是苏维埃文学的一个最优秀的外国鉴别家和朋友。
1932年他在祝中俄文字之交这篇文章中写道：
“……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
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
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
鲁迅是一个光荣的爱国者，他当然很熟悉中国的一句俗话“眼泪医治不了创伤”。
因此，他接着写道：
“但也从珂罗连珂学得了宽宏，从高尔基感受了反抗。”
现在，当我们看到由鲁迅译成中文、由他校订过或刊载在他所编的杂志上和选集中的那些俄罗斯古典著作以及苏联文学作品的长长书目时，我们真感到惊异，鲁迅，一个外国人，是多么善于在文学的总汇中选择出最好的、最有战斗性的作品。
这些作品曾激发人民的自觉，曾武装人们向帝国主义压迫者及反动派进行斗争，曾把社会主义思想和在共产党的列宁式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的苏维埃劳动者的革命斗争的伟大经验传达到中国来。
鲁迅的名字是中苏两国文学传统友谊的象征，是我们新文化交流的象征，是我们两国人民兄弟般感情的象征。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受了我们的同事，苏联作家们的委托，在这个庄严的大会上来讲话的时候，让自己少讲一些被纪念者的鲜明和突出的性格，而来谈谈他生平事业的一个方面现在是怎样被继续着。
鲁迅已经奠定了我们两国文学的友谊的基础。
在这个大会上，我想告诉大家，目前我国人民对中国文学的兴趣正像春潮那样高涨起来。
鲁迅的作品在我们苏维埃时代出版了三十四次，它们被翻成十六种苏联各民族的文字，印了将近一百二十万册。
郭沫若的著作用七种文字出版了十二次，印了将近四十万册。
茅盾的著作用五种文字出版了十次，共印了十二万册，赵树理的作品用七种文字出版了十六次，印了将近五万册。
为了不使一系列的数字在这个庄严的大会上催人欲睡，我可以简略地说，老舍、刘白羽以及其他中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在我国是被广泛地阅读着。
你们中间到苏联做过客的人大概看见过，更确切地说，大概感到过这种对中国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的兴趣，总而言之，对兄弟般中国的生活的关心，是在不断地增长，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它不是按算术级数，而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着的。
周扬同志写道：
鲁迅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鼓吹者和代表者”。
他热爱苏维埃文学。
作为一个苏联作家，我很高兴在这个高高的讲台上来证明，鲁迅的爱是最幸福的一种爱，它是相互的爱。
我们文学关系中的这种相互性是有它的许多原因的。
首先因为我们的文学都是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和繁荣的，因为我们的文学是和自己伟大人民血肉相连的，因为我们的文学家是继承了高尔基和鲁迅的传统而关心人民的理想和思想的，因为我们苏联作家和你们中国作家们，让我用毛泽东同志那个中肯的比喻来说，都不想“锦上添花”而首先是要给我们的读者“雪中送炭”，因为我们的作家们，当然我是指我们先进作家们，不是耽于幻想而是脚踏实地，他们在生活中不是好奇的游客，不是善意的旁观者，而是建设者、是战士、是我们生活中每天发生的新事物的热烈的宣传者。
鲁迅死了二十年了，但是目前在和平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空前胜利的时代，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感觉到他生活在我们中间，他是生活在战士们中间的一个战士，是生活在建设者们中间的一个建设者。
在这个讲台上谈到鲁迅的时候，我不预备说，祝他安息，而要说：
我们的鲁迅同志万岁！
我们的鲁迅同志永远生活在他的不朽的作品里，生活在由他的学生所继承着的光荣的事业里。

巴基斯坦作家艾阿默德·阿里的讲话
真正的艺术家、作家的作用常常不能为人了解。
假如像雪莱所说，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散文家就是社会改革的领导人。
鲁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类的领袖。
他是个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家，了解人民的喜悦，忧愁和他们潜在的能力，虽然在多年无望的退化和失败的压迫下，这潜力已丧失得几乎看不见。
对于一个外国人，他立刻使人感到他是中国灵魂的镜子，反映了人民的希望和要求。
他使我们面对他们生活中的严酷的现实，但并不使我们感到绝望。
因为阿Q、孔乙己的失败后面，有着希望的信心，告诉我们天终久会亮的，悲惨、剥削的暗影会消退的。
鲁迅爱他的人民，他的人物，甚至像可怜的孔乙己或可爱的阿Q，仍是生动和合于人性的，正是因为这样，他在“故乡”中说：
“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
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他用美丽的言语预告了人们都感到但没有人能说出的真理：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这正如地上的路；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路已经筑成了，人们正沿着它前进。
没有别的作家比鲁迅更善于表现中国了。
我们可以把他和别人比较，但比较是对艺术家们不公平的。
在某一历史情况下人类的立法者、领导者诞生了，给堕落的人类带来希望，像乌尔都文作家昌德，或者英国的迪更斯。
在他们的作品中，哀愁和人道主义是最突出的。
但没有作家像中国的现实主义者鲁迅和苏联人类灵魂的分析家高尔基那样相似了。
两人都表现了人类苦恼的诗意和他们合于人情的希望和愿望。
正像高尔基代表苏联灵魂一样，鲁迅代表中国的灵魂。
在鲁迅和高尔基作品中那些生动的人物，无论在弱点和优点上，在成功处和失败处，他们的糊涂和敏感都是相同的。
他们都以强烈的感情回顾过去的不幸，又同样瞻望着光明的未来。
他们的画幅都极宽大，他们的世界充满愚蠢、歪曲、失败的人物，但是那些人仍带着希望。
十二世纪的大作家、圣人、法师巴格达·吉兰尼说：
“如果不平是一种疾病，治疗的方法不是不平，而是以公平去纠正他。”
虽然他采取的道路不同，但是这种信念在鲁迅作品中也有的。
他的每篇著作都是合于人性的。
他是任何时代都不泯灭的伟大作家。

英国作家约翰·索麦菲尔德的讲话
说来惭愧，在英国我们对中国文学知道的太少了，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尤其知道得很少。
这就是为什么在两年以前当我拿到一本英译的鲁迅小说集时，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的原因。
尽管如此，当天晚上我就在床头阅读它了，我从第1篇小说“狂人日记”开始。
现在不管在那种语言中，伟大的作家总不是很多的，一个人到了我这样的年纪也就没想到会偶然发现一个他从来没听说过的伟大的作家。
当这种事情确实发生的时候，那种体验是特别新鲜的。
我一直读到深夜，最后叫醒我的妻子，把我的惊人的“发现”告诉她。
或许用这种方式谈到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似乎太主观和片面了。
但是别人，比我的知识丰富得多的人，已经从各方面谈到鲁迅作品的重要性了，因此我只想提一提最使我感到兴趣、而且我希望从中多多学习的他的写作才能的某些方面。
我认为鲁迅小说的特点就是作者对于人的深刻的理解，不论是个别的人或是他们的社会关系——以及他把这种理解传达给读者时所用的简洁的笔法。
当然，鲁迅是一位道地的中国作家，他所描述的人物和事件是最足以说明他所写的特殊社会的特色的：
在他所写的人物的生活里，他反映出了他的国家在那一段时期里最重要的社会现象。
但这并不是说他的作品对于西方读者只有“文学上”的意义。
决不是如此。
这些小说对于我们的生活和社会问题也有现实意义。
他的作品是民族形式的，但它的内容却有一种普遍性的吸引力——真正的艺术作品都具有这种性质。
鲁迅写作的风格我赞美不尽，简洁的文字中隐含着深刻的见识和理解。
我所说的不仅是文学技巧方面，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是如此，明快的语言是从对于人们和社会的复杂性的深刻了解中产生的。
他在把自己祖国的文学传统和西方的影响协调地结合起来这一点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些特性的结合使得鲁迅的作品成为人类进步力量的有力武器——我重复地说，人类，因为他不仅是属于一个国家而是属于全世界的。
另外，鲁迅用一种对人类的爱来写作，但他并不是软弱的人道主义者，因为他也用憎恨和讽刺，来揭露生活的敌人。
我国的进步作家可以从鲁迅的作品中学习许多东西。
我提到过的鲁迅作品的那些特点给我们指出了解决我们写作中最重大的问题的道路——这些问题当然是我们一直没有解决的，如果我们的写作要能影响广大的读者群众，这些问题又是非解决不可的。
这些问题就是——创造一种有深刻的民族情调又能自由地运用外国的精华的文学；
把人物作为个别的人来描写，同时把人物的思想、动机和行动跟对他们发生影响以及他们自己所推动的社会力量联系起来；
用某一种语言和体裁来写作，使其不是为社会上某一部分人所爱好，而能为所有诚实的和正派的人们所爱好，不管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信仰是怎样。
这一切鲁迅都完美地做到了，我们得感谢他。

越南作家潘魁的讲话
我们能够代表越南文艺知识界来参加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感到无限的荣幸。
今天，不仅是我们，而且是我国整个文艺界人士都怀着尊敬和感激的心情来追念已故中国大文豪。
鲁迅先生不仅是一位中国的大文豪，而且是世界的大文豪。
先生的文学事业早就影响了我国，但是在8月革命以后，这种影响才日益广泛起来。
1928年之后，越南的文艺界才知道鲁迅的名字。
当时虽然偶尔有几家报馆翻译一些鲁迅先生的文章，但这些文章都不是很显露的，这样可以不受到法国殖民者的检查。
直至1936年先生去世之后，化日才有一家报馆简要地介绍了先生的文学事业，并且译载了“孔乙己”短篇小说。
　当越南还在法帝国主义的枷锁束缚之下的时期，法帝国主义者对鲁迅先生的书籍的禁止好像比蒋介石对他的书籍的禁止还要严密得多。
1930年后，中国禁止鲁迅先生的书籍好像只有十二种，而在越南却几乎全部被禁止了。
甚至连两本小说集也无处买。
但是那时我们清楚地知道鲁迅先生是蒋介石的敌人，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同样也是法国殖民者的敌人，是越南人民的朋友。
08月革命成功不久，邓泰梅先生就介绍鲁迅著作。
他翻译了阿Q正传，他在书的前面还写了一篇很长的介绍作者的文章。
从那时起，我们越南人民比以前更了解先生了。
甚至在抗战时期，文艺报也译载了短篇小说“祝福”，这篇短篇小说深受欢迎；
今天，在文艺界人士中，更没有谁不知道这篇小说了。
在和平恢复之后，越南文艺会出版了鲁迅小说选集，今年又出版了鲁迅杂文选集。
去年的今天，在越南民主共和国首都，越南文艺会举行了一次鲁迅纪念会。
可以肯定，今后鲁迅先生的文章和思想，不仅会更广泛地深入到文艺界，而且一定会在全体越南人民中间日益广泛地传播开来。
阿Q、祥林嫂的名词已经开始在越南的语言里出现了。
我们国家过去的哲学思想，比方儒教和道教，大部分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就连发源于印度的佛教也是通过中国才传到越南来的。
这些哲学思想的精神，给越南民族的精神生活，带来了很良好的结果。
今天，我们两国的文化交流更加广泛和丰富了。
在中国现代的新思想中，给我们带来了鲁迅的思想。
今天，我们荣幸地参加大文豪的纪念会，我们坚信先生的“不宽恕敌人”的思想将会深入到每一个越南人的心灵，以反抗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迅速地实现我们亲爱的祖国的和平和统一。
我个人在很久之前就看先生的书了。
我对先生有着特别的感情，在这里，让我用越南文来念我用中文写的一首诗，诗的题目是“颂鲁迅”。
反孔子“不为己甚”
“打落水狗”，“不宽恕谁”
反耶苏“爱敌如友”。
巍巍乎鲁迅“无产的圣人”
我深信此言不谬。
我读公书卅年，
恨不相见公死前，
偏幸能及我死前，
得见公死后新中国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