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
呼吁和平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
新华社25日讯
塔斯社维也纳讯：
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9月24日发表呼吁书如下：
世界公众对由于管理和使用苏伊士运河问题而引起的纠纷可能产生的后果深感不安。
世界和平理事会认为这种不安是有根据的，因为纠纷的发展可能使和平遭到威胁。
世界和平理事会向一切有关政府、特别是向那些正在采取可能使这种纠纷变成冲突的措施的政府提出警告。
那些不惜挑起冲突的人应当知道，这种冲突在世界各个地区将会导致军事行动，而军事行动可能扩大和变成真正的战争，使千百万人的命运受到威胁。
世界和平理事会声明，只有通过谈判的方式才能找出既能保证一切国家的船只在苏伊士运河上的航行自由，不受任何歧视，同时又能保证埃及的主权的解决办法。
如果说最近几个星期的谈判未能获得良好的结果，这决不能成为使用武力的理由，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请联合国给予帮助；
根据宪章的精神，联合国负有调解威胁和平的纠纷的使命。
世界和平理事会呼吁各国政府利用它们的一切影响，使这种纠纷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得解决。
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
（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
1956年09月24日于巴黎

中共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开会
据新华社25日讯
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25日下午继续举行。
陈毅（国务院副总理）首先就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外交政策发言。
陈毅指出，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
世界上争取和维护和平的力量不断地发展壮大，执行侵略和战争政策的国际反动势力处于日益削弱和孤立的地位。
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国际局势肯定地趋向和缓。
陈毅接着详细地说明了我国在国际事务方面今后的任务。
陈毅谈到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任务时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正在大大地增长。
但是不论台湾的解放将会采取怎样的方式，台湾必然要回到祖国的怀抱。
李维汉（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今天就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发言。
他首先说明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指出这从来就是党的总路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由于坚持执行了积极争取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从而成功地争取了并且已经在基本上改造了民族资产阶级。
李维汉说明了执行这个政策的主要经验，并叙述了关于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宗教界爱国人士和国外华侨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
周扬（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为一切创造性的劳动开辟了道路。
但是，在我们中间，经常发生的文艺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以及对待文艺工作的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却严重地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成为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主要障碍。
周扬说，党的文艺工作者应当虚心地向党外作家、艺术家学习。
艺术性质的问题应当主要依靠文艺工作者自己的创作实践和互相讨论来解决。
赛福鼎（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在发言中说，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各项成就和今后的基本任务作了说明。
王首道（国务院第6办公室主任）就运输和邮电工作问题发言说：
目前已经出现了运输能力与运量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必须积极地扩大运输网；
加强对现有运输线路和设备的技术改造；
合理地利用各种运输工具，推行合理运输；
并且要经常保持一定的运输后备力量。
黄敬（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1机械工业部部长）就我国机械工业发展中的两个重要问题，即将修配性的工业改造为制造的工业和从仿造向自行设计的方向发展的问题，发表了意见。
今天发言的还有唐棣华（化学工业部设计司司长）、赵树理（作家）、许立群（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处长）、饶斌（第1汽车制造厂厂长）和刘顺元（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唐棣华在发言中指出了有关部门对国家基本建设计划的编制和修改不够慎重的情况，希望切实改进基本建设的计划工作和协作配合关系。
赵树理谈了要更多地创造群众需要的文艺作品，丰富群众文娱生活的问题。
许立群就改进目前干部理论教育工作发表了意见。
饶斌在发言中介绍了第1汽车制造厂在组织职工群众学习新技术所采取的一些有效措施。
刘顺元在发言中要求中央有关部门积极地发掘江苏省工业的潜力。
今天十一位代表在发言中都一致同意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三个报告。
今天的大会在下午六时五十五分结束。
大会的执行主席是：
薄一波、林铁、贾拓夫、罗瑞卿、帅孟奇、林枫、王稼祥、宋任穷、杨秀峰。
明天，大会将继续举行。

中国尼泊尔友好协会即将成立
新华社25日讯
中国十一个全国性人民团体的代表今天下午在北京集会，决定成立“中国尼泊尔友好协会”。
这十一个发起的团体是：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中华医学会、中国佛教协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
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周建人当选为中国尼泊尔友好协会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周叔迦当选为副会长。
会上还选出了理事二十五人如下：
文士桢、刘西元、米诺娃、朱子奇、李玉茹、沈其益、吴化之、周建人、周叔迦、阿依木妮莎、侯外庐、徐毓楠、戚云、陈半丁、曾昭燏、鱼讯、张庚、张维桢、张亦桦、毕朔望、扬公素、臧克家、严文井、施今墨、姚克方。
新选出的理事会在周建人会长的主持下通过了协会的章程。
这个章程指出，中尼友协以促进中尼两国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互相了解，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为宗旨。
理事会并且推选张亦桦为协会的理事长。
中尼友协的成立大会定于9月28日在北京举行。
协会的会址设于北京。

中埃两国政府在北京举行仪式
互换中埃文化合作协定批准书
新华社25日讯
中埃两国政府25日在北京互换中埃文化合作协定批准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埃及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哈桑·拉加卜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仪式上，分别代表中埃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互换批准书的议定书。
中国方面参加仪式的有：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夏衍，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刘子载，曾经访问埃及的前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团长鲍尔汉、副团长马玉槐，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柯华，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阎宝航，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陈忠经。
埃及方面参加仪式的有：
埃及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商务代表法尔和商务副代表孟大维。
中埃文化合作协定于1956年04月15日在开罗签订，并且先后在1956年06月14日和1956年05月24日分别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和埃及共和国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批准。

互贺中尼两国签订协定
马亨德拉国王来电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阁下：
值此我们两国政府签订协定的愉快的时际，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并代表我的政府和人民向阁下、您的政府和人民致热烈的祝贺。
我希望并且相信今天建立的这种新的关系将开创我们两国人民的幸福和繁荣的新纪元。
尼泊尔王国国王陛下　马亨德拉　1956年09月23日
毛泽东主席复电加德满都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陛下：
值此中尼协定签订之际，承致祝贺，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陛下、尼泊尔王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中尼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在这一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的协定的基础上日益巩固和发展。
祝国王陛下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6年09月25日

全国青联宴日本青年团协议会代表团
新华社25日讯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今天晚间举行宴会，欢迎日本青年团协议会代表团。
全国青联主席廖承志在会上首先致词，他代表全国青联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向远道而来的日本青年朋友们表示热情的欢迎。
他说，中国和日本有着好几千年的相互友好关系，两国人民都是不要战争要求和平，两国人民都愿意能和平友好相处，因此中日两国青年的友谊就有着宽阔发展的道路。
他希望通过代表团的访问使中日两国青年今后的接触更加频繁和密切起来。
代表团团长寒河江善秋接着致词，他向主人们的热情招待表示感谢。
他说，十年前遭受过广岛原子弹灾害的日本人民和青年要求和平的愿望更强烈，他说代表团这次来中国访问的目的就是要正确了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加强中日两国青年的真诚友好，从而对世界和平有所贡献。
他希望不久将来能在东京和中国青年见面。
出席今晚宴会的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胡耀邦、罗毅、胡克实，全国学联副主席孙寿珠，全国青联秘书长杜前等。

宋庆龄等致电国际母亲保卫儿童常设委员会
支持保卫孩子反对战争的宣言
新华社25日讯
宋庆龄在9月中旬致电国际母亲保卫儿童常设委员会，对这个委员会第1届会议上所通过的“母亲们保卫孩子反对战争危险的宣言”表示支持。
电文中说：
“我完全赞同和支持‘母亲们保卫孩子反对战争危险的宣言’中的观点和号召。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
国际和平运动正在向前发展，而战争仍然威胁着世界，特别是近来的毁灭性武器的试验和英、法等国对埃及的军事恫吓。
我们已经面临着这样的抉择：
世界各国和平共处，让原子能为和平服务，使人类进入一个空前繁荣幸福的时代呢，还是让战争来毁灭全人类？
政治家们不应该比普通母亲们缺乏常识和智慧。
所有的人——不分种族、宗教、信仰、国家和政治经济制度，都来倾听生命的给予者，母亲们的声音吧！
都来支持母亲们的宣言吧！
和平必须得到保证，和平一定能胜利！”
何香凝、蔡畅、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史良、章蕴、林巧稚和谢冰心等也曾经分别打电报或写信给国际母亲保卫儿童常设委员会对这项宣言表示支持。
此外，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联谊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妇女节制会全国总会以及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五个团体也曾去信表示支持，并且号召各国妇女儿童组织广泛团结起来，为实现“宣言”的目标和要求而奋斗。

宿谷荣一介绍日本商品展览会
表示要努力争取解除禁运促进中日贸易的扩大
新华社25日讯
日本商品展览团团长宿谷荣一在今天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次日本商品展览会在中国的展出，会促进日中两国贸易的扩大和文化、技术的交流，从而会有助于恢复两国正常的邦交。
宿谷荣一在介绍展览会的时候说，这个展览会大大超过了日本以前在国外各地所举办的商品展览会的规模。
这位团长说，在筹备展览会时，受到了禁运条例的限制。
由于这个展览会的主办者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支援者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日本地方议员促进国际贸易联盟，赞同者日中输出入协会、中日贸易会，以及五十七个工商界团体、五十九个地方自治组织和各阶层人民的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才在5月认可展出一部分禁运品。
他又说，但是仍然有许多想展出的商品，不能够带来。
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
宿谷荣一在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的时候说，禁运对日本经济不但无利，而且有害。
他表示今后一定要为争取解除禁运而努力。
接着，他谈到了中日两国贸易的前途。
他说，为了更好地开展中日两国的贸易，他希望中日两国邦交早一天恢复，那怕早一个钟头也好。
在招待会上，宿谷荣一对协助筹备展出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各有关方面的技术专家、美术家和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出席今天招待会的中外记者共有五十多人。

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到达广州
新华社广州25日电
应周恩来总理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尼泊尔王国首相坦卡·普拉萨德·阿查里雅今天到达广州时对欢迎者说：
今天我到贵国来是肯定我们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的，这种友谊不仅对我们自己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国际间的谅解和世界和平也有重要意义。
我给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尼泊尔国王和尼泊尔人民的亲善和友好的问候。
阿查里雅首相今天由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倬如陪同由深圳乘专车到达这里。
随行的高级官员有尼泊尔驻华大使达曼·沙姆谢尔·忠格·巴哈杜尔·拉纳中将，外交部外事秘书纳腊普腊塔普·塔帕，计划发展部及工商部秘书塞达尔·比姆·巴哈杜尔·潘德，尼泊尔陆军参谋长尼尔·舒姆谢尔·拉纳中将，国王名誉副官阿尔琼·舒姆谢尔中将，计划发展部副秘书库马尔·达斯·希雷斯塔，首相私人参谋官塔丁德腊·巴哈杜尔少校。
同时来中国访问的有尼泊尔人民党主席巴德腊卡里·米斯腊，以及“人民报”编辑马尼腊季。
专车在午后一时三十六分进入广州车站。
阿查里雅首相和他的夫人下车后，满面笑容地同在车站迎接的广东省副省长贺希明、广州市市长朱光和广州驻军首长梁兴初中将握手。
在乐队奏了尼泊尔和中国两国的国歌之后，阿查里雅首相由贺希明副省长等陪同检阅了仪仗队。
一群儿童跑上前去把鲜花献给这位首相和其余的贵宾们。
接着，阿查里雅首相等同前往欢迎的广东省、广州市政府机关负责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以及波兰驻广州的领事和苏联驻广州的代领事会见。
广州车站上今天悬挂着尼泊尔和中国两国的国旗，无数面彩旗迎风飘扬。
车站内外挤满了拿着鲜花和红旗的广州市民，今天到车站欢迎尼泊尔首相的群众共三千多人。
阿查里雅首相在群众如雷的掌声和友谊的欢呼声中走到扩音机前，向欢迎者讲话。
他的讲话受到热烈的欢迎。
阿查里雅首相由贺希明副省长和朱光市长陪同登车前往迎宾馆稍事休息后，由朱光市长陪同驱车观看了广州市容，参观了中山纪念堂。
阿查里雅首相对这座壮丽的建筑物特别感到兴趣，他在里面停留了很久。
然后乘车通过林荫小道登上越秀山顶。
阿查里雅首相在山顶上的镇海楼俯览了广州市区。
贵宾们还参观了越秀山人民游泳场和中苏友好大厦。
晚上，贵宾们出席了广东省副省长贺希明和广州市市长朱光为他们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

我国经济代表团到达金边
新华社河内24日电
金边消息：
中国驻金边经济代表团已经在9月21日在团长叶景灏率领下到达柬埔寨王国首都金边。
欢迎他们的有柬埔寨的高级官员和几千名华侨。
这个经济代表团是根据今年06月21日在北京签订的中柬两国关于经济援助的协定和实施经济援助协定的议定书的规定，由中国派到柬埔寨王国去的。

柴达木冷湖探区
第一口探井大量喷油
据新华社茫崖25日电
新华社记者彭雪报道：
柴达木盆地冷湖探区的第一口探井，在试油过程中喷出了大量原油。
这口探井的试油工作是9月11日开始的。
最初喷出的大部是水；
从20日起，就有大量黄澄澄的原油从利得管不断地流向大油罐内。
这口探井的油层压力很大，可以连续自喷。
当原油从利得管喷出的时候，站在周围观看的职工十分兴奋。
他们高兴地跳着，笑着，互相谈论说：
这就是我们给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增加的力量。
昨天，记者就冷湖探区试油情况访问了青海石油勘探局总工程师刘树人。
他说：
这口探井喷出的原油质量优良。
根据出油情况来看，肯定有工业生产价值。
现在，青海石油勘探局已经在冷湖探区进行基地建设，准备在这里进行大规模的钻探工作。

欢迎尼泊尔王国首相访问我国
应我国政府邀请前来我国访问的尼泊尔王国首相坦卡·普拉萨德·阿查里雅，将在今天到达北京。
中国人民衷心地欢迎我国的贵宾的到来。
阿查里雅首相这次到我国来访问，标志着中、尼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的友好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千多年以来，中、尼两国人民之间的往还，一向就是十分密切的。
现在，亚洲的历史已经展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就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
阿查里雅首相访问中国，亲自同中国的政府领袖和各界人士进行接触，无疑将更加促进我们两国之间的了解、信任和合作。
我国和尼泊尔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的。
这几年来，两国政府和人民遵循着五项原则，对建立和发展中尼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共同进行了努力，并且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
最近我国政府代表团和尼泊尔王国政府代表团经过友好的谈判，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同时就两国关系中的若干具体事项交换了照会。
中尼两国友好关系从此将日益发展和巩固。
我国政府和人民对尼泊尔政府在国际关系中所执行的明智的政策，一向非常重视，并且予以崇高的评价。
尼泊尔政府主张和平中立、反对殖民主义、不参加西方军事集团、促进各国之间友好合作，这种政策不但有利于尼泊尔的和平发展，有利于它第1个五年计划的顺利执行，而且对于维护亚洲的和平和扩大和平地区，已经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事实已经证明，尼泊尔这种维护和平和中立的积极政策，不但符合于尼泊尔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而且是同亚洲许多国家的普遍利益和愿望完全一致的。
我国人民素来珍视同尼泊尔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
我国政府从成立的那天起，就积极地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愿意同所有国家、特别是自己的邻邦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并且主张不论国家大小，一视同仁。
我国同亚洲许多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建立起来的。
中国人民对尼泊尔王国首相阿查里雅应邀访问我国，寄以热烈的期待；
中国人民诚挚地希望，阿查里雅首相到我国的友好访问，将更加促进中尼两国的互相了解和信任，将更加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使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阿查里雅首相在广州车站上的讲话
我是从这样一个国家到你们这里来的，这个国家的雄伟的喜马拉雅山同你们的国家形成了五百英里长的共同的边界。
但是，我这次到你们这里来并没有通过这条漫长的和天然的边界线，而是通过几千公里的迂回路程，经过了不同的气候和由不同的种族所居住的国家来到这里的。
但是，朋友们，一当我离开香港通过边境进入你们友好的和好客的国家，你们给予我这样的欢迎，因此我不再感到我在这里是一个陌生人。
我所穿的衣服的式样和你们所穿的衣服的式样的确是不一样的。
我遗憾地说，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之一的贵国的语言，我也说不出一言半语。
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可以显示出我们之间的不同。
但是，当我们考虑到，我们的传统友谊能够在所有变化多端的历史时代里继续存在和不断增强，我们就能作出结论，我们之间有更多的更重大的共同东西，有有利于我们之间友好联系的影响，这种影响无论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胜过不利于我们之间友好联系的影响。
我回想起在过去的时代里，像唐朝的高僧玄奘和东晋的高僧法显这些中国的学者，在尼泊尔最伟大的儿子释迦牟尼所宣扬的普天之下皆兄弟和友爱的宏旨的真正的美的吸引下，曾经如何跋山涉水地来到尼泊尔。
佛家传说里还生动地提到了和热烈颂扬了中国另一位高僧宗喀巴，传说他曾经汲干了一度是湖泽的加德满都谷的湖水，使它能够为人类所居住，就这样一直到现在。
我们之间的友谊的故事，是通过从史前一直到现在的无数世代一页一页地写起来的。
历史无法记载我们两国之间第1次建立友谊的接触是在什么时候。
历史无法追溯我们的友谊的起点，它只能记载这种传统的友谊在最近的日子里如何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在两国之间互派外交代表团的行动中得到了巩固，它只能记载我们两国之间如何在本月间签订了友好协定以及如何在今年08月间派遣了尼泊尔历史上第1个派往其他国家的文化代表团前往中国，以进一步肯定我们两国的增加各种友好往来的愿望。
结果，我相信，中国和尼泊尔在最近的时期内已经比过去更加接近。
今天我要在这里肯定我们两国之间的传统的友谊，这种友谊不但对我们是重要的，而且对国际谅解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也是有重大意义的。
我在进行一次友好和亲善的访问，我带着尼泊尔国王和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亲善和友好的问候，因此，如果我对贵国的访问除了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之间从远古起就已存在的友好的关系和彼此的尊敬以外，还能够对加强和发展世界和平有某些贡献的话，我将认为我的努力并不是徒劳的。
（附图片）
阿查里雅首相（中）在广东省副省长贺希明（右）和广州市市长朱光（左）陪同下步出车站情形。
新华社记者　蔡忠植摄（无线电传真）

切实改进基本建设的计划工作和协作关系
化学工业部设计司司长　唐棣华同志的发言
希望各领导机关在编制和修订计划之先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并建立一些必要的制度；
希望计委在确定每一个基本建设项目时，把有关各部门的协作任务切实安排好，在发生争执时及时组织协商，作出决定；
希望各部门认真保证这种协作任务的完成。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基本建设事业已经获得了重大的成就；
但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缺点还是很多的。
我现在仅从化工设计院的角度对基本建设的计划工作和协作问题提出一点意见，希望党加强对基本建设工作的具体领导。
化工设计院自1953年成立以来，为国家建设事业做了一些工作，但也走了不少冤枉路。
几年来，我们除配合国外设计以外，自己设计的工业项目大小共六十八项，其中因计划变更取消和返工的项目就占总数百分之六十以上。
有的初步设计已经做完有的甚至技术设计都已做完又取消了。
其后果，且不谈对于施工单位和建设工程的影响，单就设计院来说，根据一九五四、一九五五两年不完全统计，共浪费勘测设计力量八万五千个工作日，相当于二百八十人一年没有做工作，相当于每年浪费全院勘测设计力量总数的百分之十四左右。
使一部分勘测设计人员长期看不见自己劳动的结果，以致降低了工作的信心。
目前，我国的技术力量极其缺乏，远远不能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这种情况不能不说是严重的。
当然，计划工作在客观上是有很多困难，要求具体计划完全不变是不可能的。
但是也应当承认，我们对国家基本建设计划的编制和修改是不够慎重的。
往往没有必要的根据就决定计划，有项目有进度但产品方案厂址区域不定，使设计工作无从着手。
而对已经肯定了的计划，又往往轻易的变更任务变更厂址。
像四川肥料厂三年来四迁厂址，长寿化工厂一年多五改任务，都是典型的例子。
像南京磷肥厂因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领导要求提前建设，于是不顾程序和设备资料等条件赶出设计，以后又因为材料、设备都有问题，未能如期施工，到08月中旬才完成原订基本建设计划百分之十七点八。
像大连油漆厂的喷漆车间是外部提出的重要任务，设计施工都已完毕，而今年的生产任务却不到设计能力的四分之一，难道事先不可以考虑得更周到一点，搞得更稳当一点吗？
在山西磷肥厂的设计中，设计院取得局长同意，增加了沉淀磷酸钙车间。
但是，当计划司正式布置任务的时候，技术司却指出这样做不经济，取消了研究所试验沉淀磷酸钙的任务，设计院也因而停止了设计，这说明我们变更任务缺乏必要的制度，缺乏集体研究和相互联系，有简单片面决定问题的现象。
常有这样的事情，领导上发现了一个新情况，或者专家提出了一个建议，只要没有大规模施工，就轻易推翻原来的计划；
上自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建设委员会，各个有关部，下至司、局、设计院长，都可以随时提出意见并坚持改变原定计划。
如此，“计划不如变化”当然就不可避免了。
我们常常不自觉的对已成的局面委曲迁就，对新建的事业求全责备，这种风气是会使新事物成长不起来的。
一个较大的基本建设工程，从决定计划到设计完毕进入大规模施工，往往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在这期间，情况总会有发展，认识总会有变化，如果计划也总是跟着变，没有相对的稳定性，那么，基本建设就无法进行了。
其次，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各部门在协作配合上矛盾很多，常常无人负责及时解决。
例如，四川肥料厂，几年来在确定厂址和工业区规划的过程中，不知碰了多少钉子，走了多少弯路。
设计总负责人牢骚满腹，说是三年来几乎全部精力都用来跑厂址、跑外部条件了；
学到的是“如何奔走各机关，上下行文打交道”。
说是“有责任完成任务的人无权解决问题，有权解决问题的机关又无人负责，事情如何办得好”。
其实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意见，许多设计负责人都有同感。
不久以前，电力工业部设计部门又因某种理由要推翻肥料厂四迁后的金堂厂址，城市设计院也有理由想大改金堂已定的工业区规划；
这一次由于国家建设委员会坚持厂址不变，城市规划变更不得影响四川肥料厂建设，问题就迅速解决了。
可见以前那些拖延不决的问题，并不都是无法解决的。
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工厂，必须有各方面各部门的配合协作。
在计划经济中这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更为显著。
如果彼此扯腿，则其后果决不止于浪费一部分设计力量，推迟某一项工程的建设而已！
委托国外设计的项目情况就好得多，化工方面老的七项国外设计，几年来厂址未动；
少数产品的品种数量有些变动也都经过比较慎重的考虑；
各方面的配合也都比较好。
这没有别的缘故，只因为是国外设计的重大项目，各级领导重视，对已定的计划态度严肃，认真解决问题罢了。
要改变这种不正常的情况，除了国家有关的领导机关抓紧长远计划和区域规划，解决根本问题外，还需要切实改进基本建设的计划工作和协作配合关系。
第1、要求各领导机关在编制和修订计划之先要有充分的调查研究，以取得一定可靠的依据，不可单从需要和愿望出发，草率的决定问题，要考虑完成计划的各种因素，如资源设备技术条件、人力财力协作条件等，并给以适当的保证；
特别当形势变化，需要提出新的要求或当外部提出紧急重要任务时，更应该从各方面作慎重冷静的考虑。
同时还要建立一些必要的制度，克服现存的混乱现象。
第2、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在确定每一个基本建设项目时，同时把有关各部门的协作任务切实安排好。
各部门也要把这种协作任务当作自己的责任，而认真地予以保证。
要求国家建设委员会在设计进行的过程中，对于各部门发生的争执不仅要及时组织协商，而且要切实弄清情况作出决定，以保证基本建设计划的按期完成。
应该指出，我们设计院本身存在着许多严重缺点。
虽然工作同志们积极性很高，但由于领导思想水平低，组织能力弱，内部计划安排不尽妥当，劳动组织不够合理，技术管理不好，技术骨干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以致设计水平提高不快，设计成品质量不高，有形式主义和浪费现象等等。
今后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坚决地克服这些缺点。

目前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外交政策
国务院副总理　陈毅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开幕词和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三同志代表党的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
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集中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任务，就有必要争取一个相当长期的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正是决定我们对外政策的基础。
现在，我就目前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外交政策，提供一些意见。
目前的国际形势
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
世界上争取和维护和平的力量不断地发展壮大，执行侵略和战争政策的国际反动势力处于日益削弱和孤立的地位。
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国际局势肯定地趋向和缓。
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受到多大损失、反而发了横财的美国垄断集团，在战争结束后竭力企图夺取世界霸权，因而进行了疯狂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扩张活动。
美国垄断集团不仅在自己国内，而且迫使追随它的国家实行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强迫许多国家接受奴役性的协定，拚凑许多侵略性的军事集团，广泛地在美国国外建立军事基地，重新武装西德和日本，不断地制造紧张局势，并且公开地进行原子战争的威胁。
美国垄断集团的这一侵略和扩张的活动，是打着反共的旗帜进行的。
谁也不否认，美国垄断集团仇恨社会主义国家是实在的，而且未尝不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反共的旗帜却很便当地被用来掩盖美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许多国家中，进行政治和经济的扩张，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利益，镇压这些国家的民主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和进行争夺市场的斗争。
美国垄断集团的这种所谓“冷战”和“实力”政策，实际上也就是以战争进行恐吓和讹诈的政策。
美国垄断集团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军事包围、贸易禁运、颠复活动以至武装干涉，来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妄图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使资本主义制度复辟。
但是，美国垄断集团企图这样做是一回事，这种企图在实际上能否实现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社会主义国家的壮大和团结，已经肯定地证明了这种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
社会主义国家空前壮大和团结
今天，社会主义已经越出了一个国家的范围，发展成为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占全世界土地四分之一以上的一个强大的世界体系。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各方面建设中的突飞猛进，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无可争辩的优越性。
伟大的苏联已经胜利地进入了第6个五年计划。
苏联人民正满怀信心地努力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完成他们的基本经济任务，那就是，要在按人口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也正在以极大的速度发展着各自的国民经济。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结成了伟大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
我们各国的关系是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是相互尊重、相互帮助、求得共同进步的关系。
我们各国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都有实现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
我们各国有充分的条件进行国民经济的协作，交流技术经验，保证各国资源的最有效的利用和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
我们各国都遵循和平外交政策，在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互相支持，并肩前进。
这一切，就是使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地团结和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的基础。
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和巩固，具有非常重大的国际意义。
日益壮大和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和平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为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和胜利创造了空前有利的历史条件。
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蓬勃高涨
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另一个发展，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蓬勃高涨，并且不断地取得伟大的胜利。
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以苏联为主力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曾经是鼓舞这一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革命的胜利，又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
现在，不仅是亚非人民不断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新的胜利，而且拉丁美洲各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也正在投入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战后十年来，已经有十二亿以上的人民，也就是说将近全世界一半的人口，摆脱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
即使是那些仍然处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或者是在经济上仍然是帝国主义的附庸的国家，现在也已经不再完全是帝国主义的“最可靠的”和“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了。
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已经无可挽回地瓦解了。
早在1919年11月，列宁在东方各族人民共产主义组织第2次全俄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曾经指出：
“在东方觉醒时期之后，在现代革命中就到来了所有东方各族人民参加解决全世界命运、不再只作发财对象的时期了。
东方各民族正在觉醒，要实际行动起来，每族人民都要解决关于全人类命运的问题。”
列宁的伟大预见，现在已经在实现中了。
长时期以来，占有世界大多数人口的东方被压迫民族曾经被看作是落后的、处于任凭旁人摆布和宰割的地位，因而在世界事务中是没有发言权的。
这种情况已经根本改变了。
现在，正如列宁所预见到的，东方被压迫民族觉醒了，而且实际行动了起来。
他们从社会主义国家那里，找到了可靠的同情和支持。
他们已经不再是帝国主义的大后方，相反地，他们已经日益成为促进人类进步的积极力量。
原来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一些国家，有的在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有的在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下取得了民族独立。
但是，不论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过程如何不同，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国家，在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独立方面是一致的。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正义行动。
埃及人民的这一正义斗争，鼓舞了反对殖民主义的各国人民，并且得到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全力支持。
西方殖民主义强国任意摆布东方民族的命运的时代，肯定地已经过去了。
西方国家的某些领导上层人士，不愿意正视东方觉醒的现实，不愿意正视亚非两洲觉醒的现实，他们已经犯了严重的错误，如果再不改正自己的偏见，将要犯更严重的错误。
为了打开他们的眼界，我在这里着重地反复地提到这一点，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刚从殖民主义统治下得到独立的国家，为了消除长期殖民统治所造成的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状态，也都深刻地体会到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合作的重要。
因此，他们不断为实现这个崇高的目标而努力，并且已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们都还记得，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和巴基斯坦这五个科伦坡国家，在推动日内瓦会议对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达成协议方面，起了多么积极的作用。
我们也应该提到，我们的伟大邻邦印度，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在争取和平和促进各国人民友好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有史以来的第1次亚非会议更令人信服地证明，亚非各国人民不仅在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共同斗争中不断加强团结，而且在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各国和平共处方面，也日益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新的强大的政治力量。
现在，许多国际重大问题，特别是直接有关亚非国家的问题，如果没有有关的亚非国家参加，或者漠视这些国家的意志，那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殖民主义者不甘心看到殖民体系日益迅速的瓦解。
美国垄断集团，这个目前全世界最大和最贪婪的殖民主义者，不仅竭力支持正在崩溃的殖民体系，而且企图用新的殖民奴役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殖民统治。
但是，不论美国垄断集团进行殖民奴役的方式怎样翻新，都欺骗不了长期身受殖民主义灾害的各国人民。
在亚非地区，越来越多的民族独立国家采取了和平中立政策，有力地抗拒着美国垄断集团的阴谋活动。
他们拒绝参加侵略性的军事集团，不容许他们自己被利用为进行侵略战争的基地和工具；
他们拒绝接受附有条件的所谓援助，不容许殖民主义者通过这种“援助”重新对他们进行控制和奴役。
他们反对美国垄断集团在亚非国家之间制造分裂和对立；
他们努力促进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友好合作。
美国垄断集团是打着反共的旗帜进行殖民扩张的。
但是，曾经受过和正在受着殖民主义灾难的人民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社会主义国家是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的。
同帝国主义国家相反，社会主义国家对于那些已经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采取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政策。
中国同印度和缅甸一起倡议的五项原则，就是这种政策的体现。
新独立的国家为了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和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现在也用不着去向他们以前的压迫者乞求，而在现代化的装备和技术经验方面，可以指望社会主义国家的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
民族独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谊和合作，正在日益增长和加强。
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已经同争取和平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保卫和平的运动广泛展开
同时，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人民群众展开了广泛的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运动。
参加这一运动的，不仅有广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人士。
他们越来越识破了美国垄断集团的反共烟幕。
他们清楚地看到，威胁着他们的利益的不是苏联，不是新中国，也不是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是美国垄断集团的战争政策。
正是美国垄断集团的战争政策，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军费负担和战争的危险。
他们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普遍裁减军备、完全禁止原子武器和热核子武器、立即停止这种武器的试验和实验性爆炸的主张。
他们欢迎社会主义国家裁减武装部队、削减军备和军费的实际行动。
他们知道，为了保证欧洲和亚洲的安全和和平，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提出了用不排斥任何国家的集体安全和集体和平的体系来代替目前存在着的敌对性军事集团的建议。
他们也看到，为了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社会主义国家一贯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一贯主张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实行经济和文化的合作。
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人民群众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反对扩张军备、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斗争，正在日益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各资本主义国家广大人民对美国垄断集团的侵略和战争计划的反对，也不能不影响着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
除了新近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以外，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一些北欧国家在内，都不愿意成为美国势力扩张的对象，不愿意把自己卷入军事冒险和扩充军备的漩涡。
他们拒绝参加美国所组织的军事集团，采取了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中立政策。
就是在已经参加美国所组织的军事集团的国家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趋向和平中立的迹象。
甚至在被美国继续占领的西德、日本等战败国，要求摆脱美国的控制，主张采取和平中立政策的人也越来越多。
美国垄断集团把这种中立政策说成是“不道德的”。
其实，不道德的并不是中立政策，而是美国垄断集团自己的战争政策。
事实证明，针对着美国的战争政策，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中立政策是完全符合于他们本国的利益的，而且也是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
在当前国际事务中，这些国家的中立趋势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潮流，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尖锐
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于英法等国的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美国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一度具有的独占地位动摇了。
这就使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特别是美英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
美国的主要欧洲盟国曾经企图用追随美国垄断集团扩军备战的办法来保证自己的高额利润，又希望借助同美国的同盟关系来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
但是，这两种设想都落空了。
美国的主要欧洲盟国发现，沉重的军费负担已经成为他们本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而美国却正是利用了同他们的同盟关系，来夺取他们的既得利益，侵犯他们的国家主权。
另一方面，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开展贸易和进行经济合作的政策，他们主动裁减武装部队和军费的行动和其他许多为争取和平而采取的措施，对于美国的主要欧洲盟国也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影响。
今年以来，赞成和平共处的趋势在美国的主要欧洲盟国中有了一些发展，这决不是偶然的。
但是，这些国家，特别是英法，对于亚非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常常不是采取现实的和合乎时代要求的态度。
最近，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英法两国依靠美国的支持，对埃及进行武力威胁，甚至企图用冒险的战争挑衅计划，来夺取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
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炮舰政策”肯定地已经无法为帝国主义者保持住殖民利益。
如果英法继续执行这种政策，他们就不仅会遭到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人民的反抗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的人民的反对，最后必然归于失败；
而且也会丧失机会在新的基础上同东方国家建立平等互利的友好关系。
英法两国依靠美国的力量来执行这种政策，除了使他们自己现在还有的一切被美国乘机夺取以外，也只能在制造紧张局势和阻挠各国和平共处方面受到美国更多的要挟。
战争政策在美国引起广泛不满
在美国国内，垄断集团的战争政策也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和反对。
扩军备战的政策把沉重的军费负担压在广大的劳动人民和小企业的身上，但是却为垄断集团带来了空前的巨大利润。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生产和试验，也使得美国人民了解到，美国垄断集团的战争政策将会为他们带来多么巨大的灾难。
因此，美国人民正在不断地为保护切身利益和争取和平而斗争。
最近正在美国进行的竞选运动中，两个资产阶级政党都不得不提出了和平的口号。
美国统治集团中一部分头脑比较清醒的人也开始认识到，继续执行扩军备战的政策，将不仅使美国愈来愈加孤立，而且就是对于美国本身的经济也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最近，美国统治集团中也有一部分人开始主张裁减武装部队解除禁运，对国际事务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要求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痛苦的重新估计”。
尽管这些主张是十分不彻底的，尽管这些主张在美国的统治集团中还并没有取得主导的地位，但是这种现象本身就表现出垄断集团战争政策所处的窘境。
现在，全世界各种爱好和平的力量在争取和平和反对战争的共同目标下，正在形成一支洪流。
当前的国际形势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不利于垄断集团建立世界霸权的战争计划的。
毫无疑问，争取和平和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地增长了。
继续警惕战争阴谋
但是，美国侵略集团决不会主动放弃他们的战争和侵略的计划。
国际和平力量和战争势力的斗争还将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
在这个斗争中，如果对战争危险丧失了警惕性，那将是极端错误的。
为了争取巩固和持久的和平，我们还要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坚持不懈地作出更大的努力。
我们的外交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的时候起，就作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的力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中国人民现在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
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进行这种和平的劳动。
这个根本的事实就决定了我国在外交上的和平政策。
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中所规定：
“在国际事务中，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
七年来，中国人民根据这样的方针和政策，捍卫了祖国的独立和安全，打击了和平的破坏者，并且在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国际间的友好合作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合作
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发展壮大和团结一致，是保障世界和平的基础。
中国人民把巩固和发展我们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合作，看作是自己的头等重要的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不久，就同伟大的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的强大同盟形成了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坚强保证。
中国同苏联和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永久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
帝国主义者曾经用尽一切心机在我们之间进行挑拨，企图破坏我们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但是，这一切卑鄙的伎俩都归于可耻的失败。
本着谦逊和互相尊重的作风，严格警戒我们自己所可能存在的任何大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亲密合作和团结一天比一天地更加巩固和发展了。
继续巩固和发展这种友谊和团结是我们首要的任务。
支持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中国人民身受过长期的殖民主义的灾害，因此，中国人民很自然地深切同情一切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在亚非会议中，中国同其他的亚非国家一起，庄严地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都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不论是在印度收复果阿问题上，或是印度尼西亚收复西伊里安的问题上，或是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问题上，或者是任何其他反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的问题上，中国都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被压迫的民族和被侵略的国家的一边。
埃及人民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人民正处在同殖民主义进行斗争的西方前线，中国人民全力支持他们的英勇斗争。
世界上任何地方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都是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将继续坚决支持一切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五项原则是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方针
中国坚信，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应该和平共处。
中国同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了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严格地遵守了这五项原则。
这五项原则，对于中国来说，决不是一个暂时的、权宜的策略，而是我国对外关系中的基本方针。
我们长期受过帝国主义的宰割，经过千辛万苦才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我们坚决要求别国尊重我们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我们也绝对尊重别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我们是从反抗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生长起来的，我们深知被侵略的痛苦，我们至今还遭受着美国侵略的危害。
但是，我们也深知侵略者必然失败，我们决不会去侵略别人。
我们经过了长期奋斗才取得了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的权利，我们深信革命不能输出，也决不会去干涉别国的内政。
我们长期受到帝国主义的歧视和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在长期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积累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经验。
我们愿意在平等互利而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和人民建立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和合作。
我们曾经长期被迫在连绵的战争灾难中生活，我们深知和平的可贵。
因此，我们不仅在现在要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而且就是在将来我们建成社会主义以后，也将尽我们的一切努力来维护世界和平。
继续加强各国的友好往来
我们不能否认，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新兴的国家，有些国家和一些外国人士也还有些不了解，或者甚至于有一些疑惧。
特别是由于帝国主义者害怕中国革命的胜利所引起的广大影响，害怕六万万中国人民同其他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所必然形成的强大力量，因此制造了许多污蔑新中国的谰言，在中国同其他国家之间进行造谣和挑拨。
但是，经验证明，这种造谣和挑拨是经不起事实的考验的，相互间的隔阂和不了解也是可以消除的。
在这方面，中国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广泛接触和友好往来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员之间的接触增进了国家之间相互的了解，改善了彼此的关系。
我们也欢迎了不同国家的各阶层人士来中国访问，并且派遣了许多代表团到外国访问。
通过这些友好往来，我国同别国建立了联系，增进了信任，消除了误解，发展了友谊。
我们今后还必须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关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毛主席就曾经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告：
“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现在，我国已经同拥有十亿以上人口的二十八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同更多的国家和更广大的人民建立了经济和文化的联系。
中国同许多亚非国家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友好合作的关系。
中国同北欧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建立了正常的关系。
尽管国际间的正常贸易仍旧受到禁运的阻挠，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也遭到了个别国家的人为的障碍，中国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文化联系在近年来仍旧有了很大的发展。
现在，有一些国家，由于外来的压力，暂时还不能同我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我们相信，这种情况是不会长久的。
有一些国家无视现实，企图在国际事务中排斥新中国，但是，这种态度只能使他们日益遭到国内外的反对，使他们自己陷于孤立。
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妄想制造“两个中国”，把我国的领土台湾说成是另外一个中国，或者说成是独立存在的一个国家。
这种侵犯中国主权和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而且也决不可能得逞。
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
为了改善和进一步发展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还需要我们继续不断地努力。
我们必须积极发展我们同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特别是同中国邻近的国家的关系。
对于旧中国所遗留下来的在我们同这些国家之间的一些实际问题，我们也必须继续根据五项原则同这些国家经过和平协商逐步地求得解决，而防止帝国主义者利用这些问题进行挑拨。
我们还必须努力改善和发展我们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我们的和平共处政策并不排斥任何国家。
就是对于美国，我们也并不除外。
反对美国侵占台湾干涉我国内政
美国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采取了敌视的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美国武装干涉失败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不久，美国就从朝鲜、印度支那、台湾，这所谓“三条战线”上，对中国进行威胁和侵略。
一直到现在，美国还侵占着我们的领土台湾，干涉我们解放沿海岛屿。
中国对美国的武装干涉和侵略行动，进行了坚决的反抗。
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坚决反抗侵略，才能保卫和平。
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坚决保卫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侵略者才会比较清醒，才会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
同时，我们也没有放弃任何和缓紧张局势的可能，中国对朝鲜停战和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作出了贡献。
就是对于中美两国之间在台湾地区的争端，中国也提出了举行中美外长会议进行和平协商的具体建议。
现在，美国侵占台湾和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动，已经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广大的世界人民的反对。
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台湾的渗透和控制更引起了台湾同胞、包括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愈来愈强烈的不满和反抗。
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日益壮大了起来。
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也正在大大地增长。
但是，不论台湾的解放将会采取怎样的方式，台湾必然要回到祖国的怀抱。
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不能阻止的。
如果美国不放弃它那侵占台湾和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那将只能使它自己愈来愈深地陷入泥坑而不能自拔。
同志们，国际形势是有利于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有利于我们完成解放台湾的任务的。
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为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作的努力，也是有成绩的。
为了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我们还必须加强团结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继续奋斗。
我们深信，在我们的党的坚强和正确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论是在国内伟大社会主义建设中，或者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中，都将会获得更大的成就，取得更辉煌的胜利。

关于党的干部理论教育工作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处长　许立群同志的发言
应该在这些方面求得改进：
加强教学队伍，提高教学质量；
加强理论和实际的联系；
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轮训中级以上党员干部的指示；
学习内容不要强求统一，方式应该多种多样；
党外干部的理论学习，必须根据本人的完全自愿。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的报告。
刘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里，对于加强党的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现在我想对干部理论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的意见。
党的干部理论教育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起了显著的作用。
党从前年起加强了党校工作，实行了轮训高级和中级干部的制度，对于不能调进党校学习的高级干部，则让他们离职自修。
各地为在职干部配备了四千五百名左右的专职理论课的教员。
这些工作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这里，我不去说成绩的方面，单说目前应该改进的地方。
目前干部理论教育工作，许多方面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首先，现在干部和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热情是很高的，他们要求帮助和指导，但是，我们的指导力量很薄弱，教学质量很低，不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而且，有一些教员有照本宣科、背诵条文的教条主义习气。
其次，干部理论教育的组织工作上，有管得过多过死的缺点。
有些同志看到了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但是没有全面考虑他们在其它方面的需要，就想把具有初中毕业程度的在职干部、甚至还不到初中毕业程度的干部，全部都组织起来参加理论学习，并且想用业余政治学校作为主要形式，把大家都吸收进去。
实际上，这种“包下来”的办法对于目前的情况已经不适合了。
因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许多干部迫切需要学习业务的管理知识和技术知识，有的还需要提高文化、科学水平，而且，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和理论知识水平几年来已经有了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应该先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或者先学习业务、技术知识，是应该根据实际需要和本人自愿来安排的。
此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每一个干部虽然都是必须的，但是，学习的方法却不必一成不变，更不应该勉强求得一致。
现在许多地方的理论教育工作中在这些方面有一种强求一律的毛病。
有些地方把高级知识分子和大学毕业的干部编到初级组学习，有的地方还勉强许多年老体弱的干部一律参加学习，对于子女很多、家务很重的妇女干部也不加以必要的和适当的照顾，这些都是不合适的。
最后，目前干部学习的种类太多，除了理论、文化、技术、业务等学习以外，许多领导机关常常向下布置各种各样的、短期的和长期的学习任务，而且往往不区别不同情况，把全体干部都组织进来学习。
这样就造成了各种学习彼此冲突的混乱现象，使得许多干部在业余时间不能休息，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健康。
自然，这个问题已经不只是理论教育方面的问题，而是需要各方面共同来解决的。
根据以上情况，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要继续加强理论教育工作的队伍，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现在广大干部政治水平和理论知识的水平比几年以前已经有了提高，可是，理论教育的指导力量却生长得很慢，这是当前理论教育工作中的一项基本矛盾。
目前全国已有了一批专职教员和兼职教员，这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但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还需要继续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和文化科学水平，才能很好地负担起自己的工作。
目前有必要继续抽调有培养前途的干部担任论理课程的教员，并且采取有效的办法加以培养和提高。
对于现有的理论课程的教员，除了有计划地抽调入党校进修以外，还要多办教学座谈会，各种理论问题座谈会和假期讲习会、研究会，组织他们制定自修计划，以便帮助他们一面教学，一面提高。
目前理论课程的教员需要多加以鼓励、督促和帮助。
此外，党内还有人有轻视理论课程的教员的错误思想，这也应该纠正。
有的省份的专职教员，至今还是没有被列入正式编制，这个问题需要迅速加以解决，建议把理论课程的教员列入正式编制，经费由党费内开支。
加强理论和实际的联系，这是理论教育中应该经常注意贯彻的方针。
为了有效的反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提倡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实际生活中的其它各种问题，除了必须批判教条主义的各种表现，更重要的就是要从积极方面采取许多具体的步骤。
现在急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革命经验编写中初级组的教材，还要多供给教学人员以各种实际资料，帮助他们了解党的政策和执行的实际情况，加强对于毛泽东同志著作的学习，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以便逐步加强理论课程的教学和实际的联系。
在教学当中还要继续提倡整风的经验，即用学得的理论知识作武器，具体地分析自己的工作和思想中的主要的问题。
当然，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实际问题，必须同时防止乱套公式、乱贴标签的庸俗化、简单化的倾向。
我们要多提倡独立思考，毛泽东同志说过，“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
这个号召，对于我们的理论教育工作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对于广大在职干部的理论教育组织工作，有三点意见：
第1，是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轮训中级以上党员干部的指示。
刘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认真地加强干部的首先是高级干部的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
邓小平同志的报告中说：
“根据粗略的统计，全党有相当于县委委员一级以上的干部三十多万人，这三十多万人的工作的好坏，对于党的事业有决定的影响。”
我们首先要把对这部分同志，特别是对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工作做好。
抽调高级干部离职学习固然要影响一些工作，但是，学好理论可以提高领导工作中的远见，帮助他们总结工作经验，这种由于离职学习而引起的损失是可以得到补偿的。
目前要求高级干部首先学好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门课程，因为学习哲学可以帮助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改进工作作风，学习政治经济学可以帮助对当前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研究，可以大大减少执行政策当中的盲目性。
为了实现轮训的任务，现在还没有设立中级党校的各省，应该尽可能争取开办中级党校，对于初级党校也应该提高加强。
第2，广大的在职干部理论学习，内容不要强求统一，方式应该多种多样，以便适合不同的情况，灵活地进行。
党的宣传工作部门要开办正规化程度比较高的业余政治学校（或夜校），由干部自愿报名参加。
现在各地已经举办的业余政治学校需要逐步提高。
业余政治学校固然是组织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一种有效的形式，但是，不能把它当做唯一的形式。
事实上除了进党校、干部学校和业余政治学校以外，还会有许多干部愿意用其他方式学习理论，有的人愿意自修，有的人愿意组织读书会和研究会，有的人愿意学得快些，多读些参考书，有的人愿意学得慢些，少读些参考书，这都可以听其自愿，不要过多地干涉和限制。
党的宣传部门应该采用各种办法，组织有关理论问题的报告、讲演，或者解答理论学习中的疑难问题，启发大家的独立思考，积极地帮助大家学得更好。
这些报告和讲演，要有相当的水平，使它能吸引干部自愿听讲。
总之，组织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一项生动活泼的政治工作，绝不应该简单地依靠生硬的行政命令来进行。
如果以为马克思主义既然已经被公认为全国的指导思想，因而我们就可以用行政力量把它当作教条灌输给干部和群众了，这种想法，是完全不对的。
第3，对于党外干部的理论学习，必须根据本人的完全的自愿。
我们党有责任鼓励和帮助他们学习理论，但是，绝不应该有任何勉强他们学习的错误行为。
有人顾虑强调自愿原则就会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产生不利的影响。
其实，今天广大党外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热情也是很高的，因而这种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理，而真理的力量是不可能抗拒的，如果说，它在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残酷的压迫下面还能取得愈来愈多的群众的拥护，直到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那么，在马克思主义获得空前巨大威信的现在，怎么会有什么缩小阵地的危险呢？
我们有些同志一心想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有些方法不对头，反而使得有些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减少了兴趣。
这种情况是应该加以注意改变的。
最后，建议全面安排干部的各种学习，克服学习种类过多，负担过重的现象。
原则上规定每个干部的主要学习项目，在一个时期内只能有一种。
建议中央和地方的各管理干部的部门，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全面的规划，以便彻底解决学习上的混乱现象。
以上意见有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指正。

进一步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　李维汉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的开幕词和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
从党的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十一年间，由于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我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团结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我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决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广泛性和它的发展的长期性。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而又包括一切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在内的广泛的联盟。
离开了工农联盟，就不可能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可能有革命的胜利，党总是要以全力扩大和巩固工农联盟。
同时，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又能够辅助工农联盟壮大革命势力、孤立反革命势力、并教育同盟者，是统一战线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党总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这后一个联盟，曾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包括一切可以长期合作和只能暂时合作的阶级、阶层和集团，但是，在这些非劳动人民同盟者里面有一个长期占着重要地位的阶级，这就是民族资产阶级。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工作
民族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在内，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不论对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具有两面性。
他们基本上是反对帝国主义的。
由于这一点，他们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同盟军，而且从国际革命阵线说来，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就在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们仍然保持了反帝爱国的立场，并在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工业建设、发展现代文化和技术上有积极作用。
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论人民民主专政），所以，他们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走过了参加、附和反革命、中立、最后才又参加过来的曲折道路。
而且他们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观愿望是为要争取中国的资本主义前途，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们同工人阶级之间就逐步地进入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影响和两面性，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如何，就不仅关系于工人阶级能否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反动势力的问题，而且影响到工人阶级对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实现领导权的斗争，而且影响到国家的两个前途的斗争。
所以，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从来就是我们党的总路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采取积极争取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
在1935年党的遵义会议以前，党的某几个时期的领导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犯过“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又犯过“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纠正了这些错误，而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采取了积极争取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
因此，争取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使他们在国民党顽固派和共产党之间大体保持中立，一部分人对我们同情。
这就有利于我们党在当时环境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其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克服顽固派进行分裂、投降的危险。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也即是党的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党根据新的政治形势，联合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内战、独裁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又在这个斗争中对于他们中的无原则让步的倾向作了耐心的说服和批判。
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继续保持了反对独裁、内战的斗争联盟；
但是，我们曾经不能不对他们中间发生的“中间路线”即“第3条道路”进行严肃的斗争，因为这是一条不赞同彻底的土地改革，不赞同推翻整个国民党统治，并对美帝国主义的“鼓励民主个人主义”等等抱有很大幻想的带反动性质的路线。
我们党帮助他们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对内战、独裁、饥饿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大运动中受到教育，终于抛弃了“中间路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分子三大运动的教育，又帮助他们进一步批判了“中间路线”的思想残余。
这个克服“中间路线”的斗争，是争取人民革命的彻底性和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权的斗争，归根到底是争取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斗争。
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也是一个转折点，他们从此开始在实际上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
这样，并且由于“五反”（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教育，使他们进一步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就使得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人民民主专政日益巩固和社会主义经济日益发展的基础上，经过和平改造的方法，逐步地使他们放弃资本主义道路，放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存、和平共处等等幻想，而接受了社会主义道路。
争取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五点经验
两个革命的历史都证明：
统一战线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和特殊形式。
“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
（毛泽东选集七六三页）一切机会主义者弄不清这一点，而把阶级斗争和统一战线对立起来——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要保持统一战线，只好放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独立性；
左倾机会主义者则把一切斗争和否认统一战线称为阶级政策。
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执行了积极争取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从而正确地处理了阶级斗争和统一战线的关系，成功地争取了并且已经在基本上改造了民族资产阶级。
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执行这个政策的经验中，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有很大的动摇性和软弱性的阶级。
工人阶级必须一方面坚持不懈地扩大和巩固工农联盟，壮大革命势力，另一方面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进行坚决而又机智的斗争，才能逐步地把民族资产阶级争取过来。
（二）照顾同盟者的合理利益，是争取同盟者必要的条件。
我们党远在抗日时期，就吸收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参加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并且执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
这个政策一直继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个时期。
大家知道，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我们的政府继续照顾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合理利益，并保证他们在阶级消灭以后有工作上、生活上的出路和光明前途。
（三）向他们长期反复地进行说服教育。
最主要的是实际的教育，即引导他们从实际政治经验中接受教育；
同时把实际教育同耐心说理结合起来，把鼓励同批评结合起来。
（四）在他们中间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向左转，更多地教育和等待落后分子，孤立和分化少数顽固分子。
注意培养进步核心力量，使他们能发挥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
（五）把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民族资本家区别开来。
因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般不占有生产资料，他们是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的骨干，又比较富于爱国心和政治感觉，对民族资本家有重大影响。
所以我们在革命胜利前就已经向他们长期地进行了争取和教育的工作。
革命胜利后，大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迅速地转到为人民共和国诚实供职，他们的政治立场又随着思想改造的进展，逐步地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他们的这种态度和行动，对民族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发挥了重要作用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于我们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曾经给了很大的帮助。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我们同这些阶级、阶层建立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主要是经过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同这些阶级、阶层直接建立了多方面的联系。
但是，在团结、教育和改造这些阶级、阶层的工作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仍然起了重要作用，并且还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在将来这些阶级、阶层改变成为劳动人民以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将继续在这一部分劳动人民中进行工作，将继续联系和代表他们可以联系和代表的一部分劳动人民，并且同我们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
下面，我讲一点关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宗教界爱国人士和国外华侨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
各少数民族内部多少都有一些上层人士，他们是前资本主义的或者资本主义的剥削者以及这些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
他们同劳动人民间的矛盾，只有经过社会改革（包括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解决。
另一方面，这些上层人士的大多数具有爱国立场，在民族关系上，部分的还在宗教关系上，同劳动人民有一定的联系，成为本民族的公众领袖。
一部分少数民族中，这种公众领袖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党很早以来，就对于少数民族公众领袖这两个方面的情况作了正确的估计，并对他们采取了争取、团结的政策。
因此，在革命胜利以前，我们已经同许多少数民族的公众领袖建立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统一战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方面的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了。
借助于这方面的统一战线，我们经过和平方式解放了西藏，我们同许多过去没有联系或者很少联系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发生了联系，开展了工作，这就是对劳动人民的联盟起了辅助作用。
在民族的团结方面，在社会改革中，许多少数民族的公众领袖做了有益的工作；
同时他们自己也受到了政治教育，获得不同程度的进步。
在我国的条件下，各民族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用和平方法进行的。
一部分需要实行民主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因为那里的社会发展情况特殊，也必须采取和平方法去进行。
正是由于劳动人民同公众领袖间的统一战线的存在和发展，使和平改革成为必要，也成为可能。
和平改革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依靠劳动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采用逐步的迂回曲折的方法来达到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目的。
不是通过强力斗争的方式强迫剥削者放弃剥削，而是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说服他们愿意放弃剥削；
同时，国家采取适当办法保证不降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
关于社会改革的具体政策、办法、步骤、部署和时间等等问题，由劳动人民的代表和公众领袖们进行认真的协商，双方真正赞成了，才动手进行改革，否则宁肯慢一点，等待酝酿成熟了的时候再进行。
这里，说服劳动人民采取某些必要的、合理的让步，是有积极意义的。
有的地方存在着对少数民族公众领袖的影响估计不足、同他们协商不够的缺点，应当加以改正。
同时还必须耐心地帮助公众领袖们和其他上层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帮助他们主动地向劳动人民靠拢，以便取得劳动人民的谅解，实现长期合作。
和平改革可以促进民族团结；
可以减少以至避免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破坏（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社会财富很贫乏，更应当尽可能避免破坏）；
可以争取一批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服务（少数民族中的知识分子很少，更应当尽可能把他们争取和教育过来）。
所以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应当认真地执行和平改革的方针。
对宗教界爱国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
我国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包括新旧两派）等宗教。
宗教问题在我国社会问题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佛教和伊斯兰教在一部分少数民族中有普遍深入的影响；
道教以外的几种宗教都有国际联系。
在旧中国时代，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都曾经多方控制宗教界，力图把宗教变为他们的工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和政府经过各种方式，向宗教界进行了反帝爱国教育，帮助他们摆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影响，揭露和清除反革命分子，从而保障了宗教界的爱国自由，并使他们团结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内。
同时，我们党和政府实行了彻底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这就是：
信教或者不信教是自由的；
信仰那一种宗教、那一个教派，是自由的；
现在信教、将来不信，或者现在不信、将来又信教，也是自由的。
这样就改进了宗教界同非宗教界之间以及宗教界内部的团结。
在我们国家内，只要人民中有人信仰宗教，我们就尊重他们的信仰自由，保护他们所信仰的宗教。
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所以不信仰宗教；
同时共产党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懂得宗教必然会在长时期内存在的原因，所以采取了长期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在处理宗教问题上还有采用行政手段的情况，是必须纠正的。
对国外华侨的统一战线工作
在国外华侨中，也已经广泛地形成了并且发展了爱国统一战线。
华侨素来具有爱国传统，祖国的独立和几年来的成就又更加鼓舞他们发扬了这种传统。
我们国家在华侨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更加促进了华侨的团结互助，促进了他们同侨居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的改善。
这些政策和措施是：
（一）坚决保护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
允许华侨根据自愿原则选择国籍；
劝导他们同侨居国人民保持友好关系，遵守侨居国法律，不干涉侨居国内政。
（二）号召华侨在爱护祖国、保护自己正当权益的基础上，不分籍贯、职业、阶级和信仰广泛地团结起来，帮助各种华侨的团体、学校、报纸和各方面的华侨领袖在上述基础上消除隔阂，实行合作。
（三）保护华侨汇款，优待华侨投资；
欢迎华侨回国参加建设或者参加学习，并给予便利。
（四）照顾国内侨眷的特殊情况和需要，并逐步地引导他们同全国人民一道参加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这些政策和措施受到广大华侨的赞同和拥护，我们要继续贯彻执行，并要克服侨眷区和其他方面工作中的一些缺点。
今后的任务
今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是继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共同奋斗。
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造成了有利的条件，使我们有可能充分地调动在过去条件下不可能调动的或者由于我们工作的缺点而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积极因素，也可能把一部分消极因素化成积极因素，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础上发扬统一战线中的民主传统，主要的是政治协商、共同工作、互相监督和自我教育的传统。
发扬政治协商的传统
政治协商是我国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方法。
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内部关系是经过协商来调整的，国家事务中的重要问题是协商成熟而后决定的，国家的选举也是经过协商提名的。
正是由于在协商过程中反复地交换了意见，展开了争论，从而辨明了是非，达成了协议，在进行选举和通过议案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常常出现最大多数一致以至全体一致的赞同和决议。
政治协商并不抹杀阶级矛盾，不对阶级矛盾作无原则的调和；
政治协商的好处在于既能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又能尊重占少数地位的人民的民主权利，在经过充分协商之后，使各方面的政见在基本上达到适当的集中和统一。
这里所谓占少数地位的人民，就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所联系和代表的一部分人民。
尊重这部分人民的民主权利，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巩固和扩大的必要条件。
我们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一向注意发挥政治协商的作用，特别是在采取重大措施的时候，如果没有同有关的党外人士进行充分的协商，宁肯慢一点作决定。
凡是应当经过广泛协商的问题，都提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去协商，有些还同时提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去协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是政治协商机关，又是统一战线组织，在统一战线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重视人民政协的工作，我们应当努力使它的活动更加充实和活跃起来。
正确处理同党外人员共同工作的关系
几年来，我们党在国家机关、学校和企业中同党外人员共同工作的关系愈来愈广泛，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后，这种共同工作的关系达到了包括绝大多数资方人员在内的规模。
正确地处理这种关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很重要的意义。
这里比较普遍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怎样保证党外人员有职有权。
我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同党外人员认真地实行以共产党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机关、学校、企业和武装部队中的共产党党组或者党委对于工作上和业务上的重要问题进行讨论，提出建议，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还必须经过适当的方式同有关的党外人员进行充分的协商，然后提到行政会议认真讨论，作出决定。
这样，才既能实现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又能在行政上同党外人员实行集体领导。
有些人把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和行政权力对立起来，那是不对的。
对于党外人员分担的职责，应当切实尊重，使他们能够处理应当由他们处理的问题，参加或者主持应当由他们参加或者主持的会议，阅读他们应当阅读的文件。
在工作中要给他们以充分的支持和帮助，使他们能够在共同事业中发挥长处，作出成绩，获得进步。
此外，某些党外人员的安排使用有不适当的情形，应当加以改正。
创造必要条件，便利党外人士对我们进行监督
充分发扬政治协商和共同工作的民主传统，就同时有利于互相监督。
就我们党来说，毛主席早就指出：
“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
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
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毛泽东选集八三二页）现在我们党在全国人民中居于核心领导的地位，更需要这样的内外夹攻。
我们需要来自广大劳动群众的监督，这是基本的依靠。
同时我们还需要来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上一个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并且有一定的政治经验和业务专长，往往能够向我们提出中肯的批评和意见，即使有些批评和意见不中肯或者不正确，也有助于我们认真地分析和处理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
我们必须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以便利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我们进行监督。
组织定期的和不定期的视察；
在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其他国家机关的会议上充分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各机关内部的我党组织同民主党派组织和民主人士之间、各有关机关同有关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之间，进行座谈和协商；
这些都是已经行之有效的办法，应当更广泛更认真地来做，并形成制度。
运用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方法
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今后仍然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
首先，民族资本家和他们的代理人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从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的改造；
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需要继续努力使自己的政治立场完全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
而一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其他爱国分子的自我改造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
因此，需要继续执行又团结又斗争、又鼓励又批评的政策，推动还没有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阶层进行社会主义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达到消灭剥削阶级。
是否剥削阶级一消灭，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就不需要了？
还是需要的。
我们知道，人们的思想变化是常常落后于他们的社会地位的变化的。
资产阶级成员改变成为劳动者以后，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还会拖得很长，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来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国家公职人员内部还会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存在工人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要靠自我教育来逐步加以克服。
所以，我们要长期地运用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法，以发展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一致性。
克服宗派主义情绪
十一年来，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执行获得很大的成绩。
但是，统一战线工作方面不是没有问题了，而是问题还不少。
有一些问题是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以后出现的新的情况的反映，有一些问题则反映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毛病。
就统一战线工作部门的工作说，庸俗的迁就主义倾向是有的，但是主要的毛病却是宗派主义情绪。
在民族关系上，有些同志还有大汉族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不重视少数民族工作，不愿意听取和尊重兄弟民族干部的意见。
在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的关系上，有些同志对党外人士的联系往往局限在少数人当中；
有些同志对于比较落后的人们，采取冷淡和疏远的态度，没有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
（毛泽东选集四八五页）有些同志对于党外人士的不同意见，不是采取彻底敞开、适当分析的态度，而是简单地加以排斥。
统一战线工作部门应当根据党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彻底揭发和改正工作中的这些毛病和其它的毛病。
在检查工作的时候，要注意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
最近大半年来，我们在中央和全国许多地方邀请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检查统一战线工作，得益甚多。
今后要更有计划地运用这个方法。
为要进一步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要求各地方党委定期地加以部署和检查，督促统一战线工作部门好好工作，同时督促党的有关的部门和国家机关、学校、企业中有关的党的组织把这项工作抓起来。
我们相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将在一切方面获得进一步的开展。

发展和改造我国的运输业和邮电业
国务院第6办公室主任　王首道同志的发言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第2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和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总结了我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等方面极为丰富的工作经验，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事业都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
在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中，都提到了运输和邮电第1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并指出了第2个五年计划的任务，这些，我都完全同意。
过去几年来，运输和邮电工作，基本上适应了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
但是，目前已经出现了运输能力与运量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运量还将有更大的增长，这个矛盾还有可能更加尖锐，如果不及早采取有效措施，那么，运输业就可能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
在邮电方面，某些地区也有通信能力与需要不相适应的情况和问题。
目前，在运输战线上已经出现了紧张局面。
京汉、陇海、石太等铁路的某些区段的通过能力，有的已达饱和程度，有的虽然用掉了全部后备力量，还是不能适应需要；
长江和沿海北洋航线上，船舶吨位不够，上海港和长江各主要港口的吞吐能力已经不足；
许多省份特别是西北、西南地区，营业汽车少，公路的路况不良；
以致大批物资积压，旅客买不到车票、船票，许多耽搁在车站和港口的旅客们感叹“行路难”。
形成这种运输紧张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运量的急剧增长，如铁路、营业汽车和民用航空，今年预计完成的货运量，将接近或超过第1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水平。
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我国原有运输线路和设备数量少，技术装备落后、分布又极不平衡；
新增的运输线路和设备跟不上运量上涨的速度，新建改建的项目和进度的安排，与运输需要结合得还不够好，营业铁路原定的技术改造计划没有完成；
同时，各种运输工具的综合利用组织得还不好，重复、对流、过远、迂回等不合理运输的现象仍然存在，以及经营管理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这就更增加了运输的紧张程度。
如何解决运输能力与日益增长的运量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呢？
积极扩大运输网，提高工程质量
按照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必须在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同时，相应地发展运输业。
这是因为，近代化的大生产，如果没有相适应的交通运输条件，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
发展我国运输业的方针，就是要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可能条件，通过几个五年计划，有步骤地采用先进技术，扩大运输网的建设和对原有技术落后的运输设备进行技术改造，把我国的运输业，逐步建成为一个以铁路为主干的联结水路、公路和民用航空的现代化的运输网。
我国现有的运输线路和设备，无论在线路长度或在设备数量方面，都还不能满足客观需要。
因此，必须积极地扩大运输网，主要是修筑新的铁路线。
同时，应特别注意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建设。
目前，在基本建设工作中，工程质量不好，仍然是很严重的问题：
新建的铁路，有的病害严重，有的设备不全或有关运营的工程过于落后，不能及时交付使用；
修建的公路，有的质量低劣，影响车辆行驶。
因此，在今后基本建设工作中，必须克服片面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偏向，加强总体规划，并从勘测设计、施工到交付使用，进行全面的统筹安排。
加强对现有线路和设备的技术改造
我国内地新工业基地的建设，主要还是依靠近海地区原有工业基地来支援，在今后若干年内，大量的物资运输仍将集中在现有运输线路上。
而且，随着国民经济进一步的高涨，现有运输线路所承担的运量，会更加繁重起来。
为了进一步发挥现有运输线路和设备的潜力，单凭组织措施、提高劳动强度，已经是不够的了。
因此，必须加强对现有运输线路和设备的技术改造。
任何忽视或放松对现有运输线路和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利的。
应该指出：
几年来，运输部门对现有运输线路和设备的技术改造是抓得不够紧的，如第1个五年计划规定的营业铁路技术改造投资额，前三年加上今年预计完成的数目，只有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
在对运输业进行技术改造时，必须根据我国的资源情况、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以及国际协作等条件来进行，脱离这些条件，要求大改造而忽视小改造，过多地要求增加新式装备而忽视利用原有设备的想法和做法，都是片面的和不现实的。
因此，在制定技术改造的总体规划和分期分年实施方案时，既要根据发展运输业的要求，又要考虑实际的可能条件，并使运输业的内部各个环节，保持均衡地发展，同时，应使各种运输工具相互衔接，如增建水陆联运码头、建造水陆两用的集装箱（集中盛放零散货物的箱子）等。
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内，进行技术改造的主要内容：
在铁路方面：
首先，是动力的改造问题。
在目前的条件下，电气机车、内燃机车还不可能大量采用；
只能在某些坡度大、运量大或缺水的区段上，少量地分别采用，蒸汽机车仍应是目前主要的动力。
例如采用1—5—1型蒸汽机车，在像北京到山海关这样的线路上，可以牵引四千零四十吨，比米卡一型机车，每列车可多拉一千三百吨左右。
其次，在主要的干线上修建复线。
复线的通过能力可比单线增加一倍到一倍半。
我国铁路的复线很少，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内，将把从哈尔滨经沈阳、北京、汉口到衡阳的铁路中目前还是单线的线路，全部建成复线，京包、石太等线的大部分区段也将修成复线。
第3，加速枢纽站的建设，延长和增加车站股道。
现在我国铁路上的某些枢纽站，由于线路不足，能力不够，经常发生堵塞现象。
第2个五年计划期内，应在具有全国意义的枢纽站，修建机械化驼峰调车场；
在其他大的枢纽站，分别建设非机械化驼峰或小型驼峰调车场。
随着列车牵引重量的提高，还应分别增加和延长站线。
第4，在某些干线上，继续装设自动和半自动的行车闭塞装置。
这种装置，在单线上可提高线路通过能力百分之二十，复线上可提高一倍以上。
第5，改建线路和隧道，提高桥梁的负荷能力，增加客车、大型货车和特种车辆，改善为旅客服务和货物运输的各种设备。
在水运方面：
首先，要加强港口的技术改造，提高吞吐能力，逐步增添装卸机械设备；
有重点地建设水、陆联运码头；
沿海大港应逐步增设无线电、雷达导航设备；
内河小港要增加囤船、栈桥等靠船设备。
其次，新建船舶除油轮、远洋海轮和部分客货轮外，沿海和内河船舶，一般仍应以采用改良的蒸汽机为主；
对现有船舶，应积极采用各种先进技术加以改造；
并逐步简化船型。
第3，延长通行轮驳船的航道，炸除礁石，疏浚浅滩，增设航标，积极改善航行条件。
在公路方面：
应就地取材，如采用砂砾、风化石等材料改善路面，提高桥梁负荷能力，添设行车标志，改善车站设备；
改装和制造挂车和代燃车。
此外，对木帆船、兽力车等民间运输工具，也应积极进行技术改良，以便更好地和近代运输工具相结合，发挥更大的运输效能。
在民用航空方面：
增添新型的并具有优良高空性能的快速运输机，逐步建成以干线为主的全国系统的导航网，保证日夜安全飞行。
所有这些技术改造的项目和进度，必须与远景规划相结合。
并且，还要相应地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和大力培养技术干部。
推行合理运输，合理地利用各种运输工具
合理地利用各种运输工具，推行合理运输，是提高运输能力的重要源泉。
必须按照物资的合理流向，结合运输工具的分布情况，通过国家运输计划和运价规定等，使主要物资的运输，能够更合理地使用各种运输工具。
根据已推行的煤炭、粮食分区产销平衡合理运输制度和煤炭、木材、水泥统一送货制度的经验证明：
合理运输制度和统一送货制度，不仅可节省国家运输力和运输费用，而且对产、运、销的全面结合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今后，产销部门应建立运输机构和销售机构，在主要物资的运输中，逐步推行合理运输制度和统一送货制度。
为了适应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扩大城乡物资交流的需要，应大力发展地方运输事业，特别应注意充分发挥木帆船、兽力车等民间运输工具的作用。
经常保持一定的运输后备力量，无论从完成紧急的集中的运输任务、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困难，无论从国防需要上着眼，都是一个极关重要的问题。
有关部门必须深刻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切实计算每一条运输线路的能力和后备力量，并严格保持所规定的后备力量。
有计划地发展邮电建设，充分发挥原有通信设备效能
在邮电方面，我也讲一点意见。
目前，邮电通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重要城市之间的长途电话和许多城市的市内电话已不能满足客观需要。
例如：
京汉、京沪、京沈等主要干线，电路拥塞，通话迟缓，等候时间过长；
省内通信能力也很薄弱；
许多大中城市的市内电话，供不应求，时常碰到“忙音”“占线”，新建工业基地则缺少通信设备。
造成通信紧张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通信建设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现有通信网路组织不合理，技术设备陈旧低劣，容量不足，还由于某些城市和新工业基地，未能把通信建设纳入总体规划内，往往是在厂房建成、马路修好后，才提出通信建设的要求，因而产生了通信能力与通信需要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
为了适应日益增长的通信需要，首先，必须制定全国邮电通信网路的规划，逐步采用新技术，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
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在主要长途干线上敷设地下电缆，重点采用多路载波机，开始新建微波接力通信设备，在通信中心城市装设电报电话的自动或半自动接转设备；
适当增加各大、中城市的市内电话；
增强无线电的发射能力。
其次，必须注意发挥原有通信设备的效能，充分利用无线通信设备；
市内电话应广泛采用用户自备的小交换机。
第3，乡村电话应根据地方财力、器材供应、技术条件，逐步进行建设。
第4，城市和新工业基地的建设，必须把邮电建设纳入总体规划内，以免相互脱节。
运输业和邮电业是联结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生产和消费的纽带，它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先行企业，它担负着巨大的运输任务和通信任务，我完全相信：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全党的关怀下，依靠运输和邮电部门全体职工的努力，运输和邮电部门，定能迅速地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进一步发展和改造我国的运输和邮电事业，更好地促进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周扬同志的发言
听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的报告，我完全拥护。
现在我就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说一些意见。
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的胜利引起了社会文化生活的巨大变化。
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解决文化革命的任务。
关于这个问题，少奇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已有说明。
文学艺术是整个文化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影响人民精神生活的一种有力工具。
今天它必须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把我国的文化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繁荣时代
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和群众保持了亲密的联系，努力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了劳动人民在新时代的生活和斗争。
文学、艺术和电影事业有了很大的进展。
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的戏曲、音乐、舞蹈、绘画，有了广泛的发展和革新。
群众业余的文艺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展开。
文艺的新生力量不断地涌现。
文学艺术的这种群众化，也就是真正民主化的过程，在我国文化史上是破天荒的现象。
应该估量：
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在创作上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受到人民的称赞。
但是，也无可否认，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还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
群众对一些平庸的、千篇一律的、公式化的作品感到不满；
他们要求作家写出更多的能够打动读者心灵的好作品。
由于我国人民革命的历史性的胜利和亚非国家的兴起，具有古老传统的中国和东方的文化艺术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重视；
他们对于我国在文化上的努力寄以很高的期待，希望我们产生出有民族特色的新的作品以参与世界文化的创造。
这就需要把文化艺术界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动起来，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热情进一步地鼓舞起来，把我国的文化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繁荣的时代。
党中央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这就是鼓励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中的自由竞赛，鼓励文化艺术工作者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和特长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全国文化艺术界人士热烈欢迎这个正确的方针，认为这个方针的提出是必要的和适时的。
他们认为，经过解放以来一系列革命斗争的锻炼，经过对文艺界胡风反革命派别的斗争之后，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已经在为人民服务的共同思想基础上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这就为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文学是真正自由的文学。
在我国，作家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公开地揭露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与和平敌人的罪恶，歌颂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的伟大，歌颂各国人民的友谊，宣扬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可以大胆地批评新社会中的一切落后现象，说自己要说的话。
他们可以到工厂、农村、部队和一切他们愿意去的地方去，到处受到群众的爱护和尊敬。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我国无产阶级文学的第1批作家为了争得这种自由曾经付出了鲜血的代价。
在今天的某些所谓“自由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多少进步作家、艺术家为了争取这种自由还在进行着艰苦的斗争。
当然，我们的作家也清楚地知道，只有在他透彻地理解自己的时代，透彻地理解人民的生活、愿望和要求的时候，只有在他的作品能够真实地表现这个时代而又为群众所理解、所喜爱的时候，他的创作自由才能得到最充分、最有效的发挥。
作家脱离了现实，脱离了人民，那他的“创作自由”，只不过是一种主观的，假想的，渺小的“自由”罢了，我们是不希罕那种“自由”的。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巨大贡献，就在于向文艺工作者指出了唯一正确的创作道路，指出了新时代的作家、艺术家只有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才能找到发挥自己创作才能的真正自由。
文艺上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以及对待文艺工作的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是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主要障碍
社会主义革命为一切创造性的劳动开辟了道路。
但是在我们中间，经常发生的文艺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以及对待文艺工作的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却严重地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成为了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主要障碍。
教条主义是扼杀艺术的独创性的。
文艺只有打破教条才能有活泼旺盛的生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推翻了文言文的统治，打倒了旧八股、旧教条的权威，这样就开创了一个文学革命的新局面，在文学史上第1次出现了新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文学。
延安的整风运动和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同时又打破了“五四”以来文艺界对洋教条的崇拜，这样，就使我们的文艺创作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思想的基础上，从自己民族传统的和民间的文艺中，吸取了养料，使文艺更好地和群众相结合，因而改变了文艺的面貌。
我们今天的文学艺术上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把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庸俗化和简单化，给文艺创作制定了许多僵硬的“清规戒律”，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手足。
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结合起来，给文艺的发展造成了损害。
无论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或者是对待文艺工作的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都有历史的、社会的根源，同时又是和对文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文艺服从政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继承与发扬传统等等问题的看法相联系的。
因此，我们必须澄清对于这些问题的不正确的看法。
文艺为政治服务，在今天就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服务
我们的文艺是在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密切联系中发展起来的。
过去斗争的紧张形势要求文艺配合当时当地的迫切任务，在群众中立刻发生政治鼓动的效果，这种要求是完全正当的；
文艺在当时所起的战斗作用，应当得到肯定的评价。
文艺是应当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的。
鲁迅就曾经正确地指出：
“为现在抗争，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但是，鲁迅从来不赞成标语口号式的文学，因为这种文学在政治上也是没有力量的。
鲁迅的有名的杂文就很好地反映和推动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同时本身又是不朽的作品。
他找到了自己适合的题材和艺术形式来为革命斗争服务。
文艺为政治服务，在今天就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服务。
文艺发生作用的范围比过去是大得多了。
作家、艺术家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题材，利用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来服务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们的革命为文艺创作打开了无限广阔的天地。
我们的生活是丰富无比的。
生活本身要求在文学艺术中得到生动的、多样化的表现。
文艺作品应当具有丰富的内容，同时又具有优美的形式。
假如说在过去，在紧张斗争环境中，有些作品即使内容比较简单，形式比较粗糙，只要它能够起一定革命的宣传作用，人们也不去苛求它；
那末，现在人们就要求文艺作品更加丰富多彩。
文艺的任务是通过对于现实生活的形象的描绘来帮助人认识世界，从情绪上感染人，陶冶人的性格。
我们的文艺应当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培养人们高尚的美感，树立新时代的美的观念。
要求文艺服从政治，不是机械地规定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作家在作品的取材和形式上，应当有广泛的自由。
离开内容去追求形式，固然是不对的，但是忽视艺术风格的优美和多样性，也会使作品的内容变得单调贫乏起来。
作品的政治性应当力求和艺术性相一致。
只有在各种风格和各种流派的文艺创作的自由竞赛中，社会主义的文艺才能得到最坚实最健康的发展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人类艺术发展的新方向。
苏联文学给与了人们以深刻的革命化的影响，博得了全世界读者的感动和热爱；
它的成就是大家公认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最进步的创作方法，我们提倡这种方法。
世界各国的作家、艺术家正在保卫和平和发展艺术的共同事业上团结起来，这不单纯是一种政治上的合作，而且也是一种互相学习、互相交流经验的创作上的联系。
我们有充分的可能从世界各种艺术流派吸取于自己有用的东西。
我们应当尊重别人在探求新的表现方法上的成就，研究他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而不应把任何对于形式的追求一律看成形式主义而加以唾弃。
正确的创作方法可以大大帮助作家更深刻地认识和表现现实；
但这必须是作家自愿地采取，经过作家自己的探索，而是丝毫不能勉强的。
如果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作教条，当作简单的创作公式，到处乱套，那就只会带来害处。
我们的新文艺应当包罗各种能够表现生活的不同的风格和流派，而且容许不同的创作方法并存。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应当团结一切爱国的作家，共同建设祖国的文艺。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和宗派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的。
只有在各种风格和流派的文艺创作的自由竞赛中，社会主义的文艺才能得到最坚实、最健康的发展。
有的人承认现实主义，就不承认浪漫主义，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热爱一切伟大的作品，不论它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
过去许多卓越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往往带有热烈的浪漫主义的气氛，同时，许多卓越的浪漫主义的作品，也往往包含丰富的现实主义。
这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
我国古典的作家、艺术家在表现生活的时候，很少对现实作照像式的、自然主义的摹写，而十分注重表达事物的本质和内在精神；
在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大胆的幻想和想像。
社会主义的文艺应当是最富于理想的，它应当是真实性和革命热情的高度的结合。
革命浪漫主义，是我们所需要的。
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这种浪漫主义，在我们的许多作品中，特别地缺少想像、诗意和热情。
提倡文艺作品表现工农兵的形象，创造我们时代的先进人物的典型，是完全正确的。
同时我们也提倡题材的多样性，作家完全有自由去选择他所愿意写的题材。
我们有些作家因为对于新生活的体验不深，在表现工农群众的时候，往往只写了一般化的抽象的群众，而没有写出群众中千差万别的个性；
只写了一个人物的外表而没有写出他的真实的思想和情感。
尝试表现新时代的人物，本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是前人没有表现过的，我们应当在这方面给作家以最大的鼓励。
表现新的社会主义的个性，是文艺创作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但是，有些人却趋于极端，变成只准许作家描写工农兵，描写先进现象和先进人物，而描写先进人物又常常是从抽象的道德概念出发而不是从实际生活出发的。
这样，许多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就成了没有生命的，没有个性的。
新旧斗争中的复杂的现实被磨去了棱角。
生活中的矛盾、困难和缺点被加以掩盖。
有些作家丧失了批评落后事物的勇气。
粉饰和简单化地描写生活的结果，就使作品失去了真实性，读者也就不信任这样的作品了。
社会主义的作家、艺术家应当善于歌颂，也勇于批评。
轻视、排斥和粗暴地对待民族传统，仍然是目前一个主要的错误倾向
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必须具有自己民族的形式，它是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不但适用于戏曲，也适用于文学艺术的一切部门。
我们必须继承我国的文学艺术的优良传统。
同时，为了创造和发展我国的文艺，又必须吸收外国文学艺术中进步的、有益的成分。
排斥民族传统或拒绝向外国学习，都是错误的。
但是，无论继承传统或学习外国，都必须有批判的态度。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
“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
这些话对我们今天仍有重大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保护和发扬民族文化，整理和出版古典文艺作品，整理和研究民间文艺，推广各少数民族艺术，特别是在改革和发展戏曲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但是，这方面的工作，还只是开始。
轻视、排斥和粗暴地对待民族传统，仍然是目前文艺界一个主要的错误倾向。
有些同志，在他们的头脑中，是只有西方文化的地位而没有自己民族文化的地位的。
这一方面是由于对外国的盲目崇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本国遗产缺乏知识，缺乏理解，因而不爱、不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
就以我个人来说，对遗产的认识也是逐步加深的。
在这些同志看来，我国固有的艺术是已经过时了，不合今天的需要了。
他们或者根本不要传统，对学习本国遗产不感兴趣，或者在采用和发展民族艺术形式的时候，把一些外国的东西生硬地加进来。
他们不是把外国的经验经过自己溶化吸收到创作中来，把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有机地、自然而然地结合，而是生吞活剥，勉强拼凑；
不是用从外国学来的技术来发展和丰富我国艺术的特点和风格，而是用西洋的风格来代替中国的风格，取消自己民族的特点。
这种作法显然是不仅违反广大群众的艺术欣赏习惯，而且也是违反我国文艺事业的利益的。
继承传统，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加以保存，也不是无批判地模仿。
保守主义，故步自封，只能使传统陷于停滞和衰落。
传统只有经过创造性的发展才能得到真正的继承。
但发展应当是逐渐的，有规律的。
革新决不能割断历史。
在文化艺术问题上，急躁和粗暴是最有害的。
在戏曲改革中用新的观点整理和改编旧有剧目，对舞台艺术作适当的革新，这是完全需要的，正确的。
我国戏曲是一种活在民间的遗产，它兼有古典和民间的风味。
它的人民性是很强烈的；
它的独特的精练的表演艺术引起了世界的惊异。
经过新的整理和加工，就剔除了它所包含的封建的落后的因素，而使它原有的人民性和艺术性更加明鲜和提高了。
最近“十五贯”的成功，就是一个范例：
它真实地反映了历史而又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同时在演出上保持了原有的高度的技巧。
但是有些人在整理和改编剧本的时候却违背历史的真实，生硬地把一些现代的政治概念和术语加到历史人物身上，把古代人现代化，这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倾向。
我们曾经严厉地批判了这种错误的倾向。
在舞台艺术的革新上，有些人硬套西洋歌剧或话剧的格式，以致损害了戏曲特有的风格，这种作法也是不妥当的。
我国文学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风格和特点，有自己特殊的发展规律。
有些同志错误地认为只有外国艺术的技术方法是科学的，而中国的方法是不科学的。
歌、舞和表演三者的结合，本来是我国戏曲的一个特色，但因为不合西洋歌剧的规格而被认为“落后”；
虚拟的表演方法被看作是违反现实主义的。
国画的笔墨技法因为不同于西洋绘画的方法而被斥为“不科学”。
我们尊重科学，尊重西方近代文化的成就。
但是我们决不能认为中国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而且也决不应当硬搬外国艺术的现成经验；
我们应当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本国艺术创作的经验，从中找出它的特殊规律和方法。
把我国艺术创作的丰富经验科学化、系统化，正是我们的文艺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有计划地整理和研究民族遗产，我们还必须采取许多必要的具体的措施。
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所做的工作是十分不够的。
要发展民族固有的艺术形式，也要从外国移植新的艺术形式。
认为“五四”以后所产生的新文艺是外来的，非民族化的，把它和我国固有传统对立起来，是不对的。
事实上，外来形式一经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之后，就渐渐变成自己民族的东西了。
我国人民从来都是善于向外国学习的。
我国文化在很早的年代就曾受到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的有益影响。
后来，我国人民又从西方国家学习了许多东西。
我们这一代印象最深、受益最多的是俄国和苏联的文学。
我们今后还应该努力向苏联先进的文学艺术学习。
随着我国新生活的需要，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展开，我们将更好地更大量地吸收世界各国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
学习和研究东方国家的文化艺术遗产，尤其是我们的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
翻译工作者在介绍世界各国文化的工作上，已经作了有益的贡献；
今后应更有计划地培养精通外国语文而又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翻译人才。
轻视翻译工作的观点是错误的。
继承传统和借鉴外国，都是为了有助于我们的新的文学艺术的创造。
毛泽东同志说过：
“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
新的现实生活，要求创造出许多新的艺术形象、新的艺术形式。
我们应当以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新的文艺创作来贡献于世界文化的宝库。
只有这样的文艺才能受到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
关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
最后，我谈一谈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强调文艺的特殊性到绝对化的程度，认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一个完全自发的过程，根本不应当受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这是错误的。
这种看法忽略了我们党和国家的人民的性质，只会把文艺引导到脱离人民、甚至反对人民的道路上去。
但是，应当指出，在我们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上，是存在着缺点或错误的。
我们时常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法去领导文艺工作，粗暴地干涉了一些不应干涉的事情，特别是有些地方极粗暴地干涉了民间戏曲的活动；
有的同志甚至以感想代政策，以个人好恶来取舍艺术作品。
这些都是妨碍文学艺术的发展的。
党的指导作用，首先是在帮助文艺工作者认识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帮助他们经常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坚定地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用进步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武装自己，同文艺领域中各种反人民的、反社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
为了进一步加强文艺界的团结，必须克服各种形式的宗派主义。
有些新文艺工作者，轻视传统的和民间的艺术家；
有些党员文艺工作者不尊重党外的作家、艺术家，这是目前最有害的宗派主义的表现，是我们必须首先加以克服的。
我们党的文艺工作者应当虚心地向党外作家、艺术家学习。
谦虚和学习应当是我们永远的口号。
文学艺术团体应当成为团结和包罗一切站在人民立场的文艺家的组织；
应当努力扩大文学艺术的队伍，必须注意培养新生力量，培养少数民族的文艺人材。
文艺刊物上应当发表各种不同风格的艺术创作和展开不同艺术见解的自由讨论；
任何团体或刊物都不应成为少数人包办、垄断的工具。
艺术性质的问题应当主要依靠文艺工作者自己的创作实践和互相讨论来解决。
我们必须发展健全的、正确的文艺批评，保证文艺工作者有进行艺术实践的充裕的时间和条件。
我们应当采取各种具体措施，包括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来发展和繁荣创作，彻底地实现“百花齐放”的方针，让文艺工作者能够充分发挥他们潜在的创造力，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我相信，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是一定能够回答这个伟大时代的要求，是一定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的！

供应群众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
作家　赵树理同志的发言
群众对作家提出的新要求——“普及”和“提高”的统一性——注意研究群众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现有基础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报告。
我现在就文艺的普及工作发表一点意见。
随着经济生活的提高，群众对文娱活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更多、更高、更合于自己胃口的东西。
我们文艺界虽然不能像经济部门那样分门别类定出第2个五年计划的生产数字，但是也得在这全国人民向着社会主义迈进的途中，把自己的步伐走得像个样子，因此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仍是我们应该研究的事。
丰富群众的文娱生活，也和经济上的增产一样，要根据现有的基础——我以为毛主席所说的在普及基础上求提高也包涵这个意思。
我以为近来还有些人对“普及”的理解有些偏向——把“普及”和“通俗”的意义混为一谈。
“通俗”是普及的一个条件，但那只是照顾到群众的语言习惯和知识范围（如学术上一些概念）而不是照顾到群众文学艺术基础的全部。
一个文盲，在理解高深的事物方面固然有很大的限制，但文盲不一定是“理”盲、“事”盲，因而也不一定是“艺”盲。
一个人长到几十岁，很少是白吃饭的。
每个人对事物接触的范围有广狭，理解的程度有深浅，但各有其多方面的生活，也各有其集中精力的方面，而文学艺术在他们的生活中，往往或多或少已经成为构成部分，有的甚至精通了某种民间艺术。
我们恃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形态的文学艺术源泉，正在这里。
可惜我们有些人在为自己吸取养料的时候才注意到这个，而在直接为群众服务的时候又把这个丢在一边，害得我们的事业未能和广大的群众更紧密地发生连系。
例如有些作文化馆、站工作的同志们，为群众选作品的时候，只注意配合当前的中心工作和文字的通俗易懂；
而接受了他们的订货单的写作者，也往往写一点连自己也不认为是艺术的小东西来回答他们的要求——双方都以为群众只要有了这些就足以娱乐了，要是多注意一下群众平常爱听什么书、爱看什么戏、领略惯了那些东西之后其精神状态有过些什么变化，就不至于把既不艺术，又宣传不好政治的东西强往群众眼睛里塞了。
任何一个作家，只要对社会主义事业某一部分感到兴趣，愿意写，不论用什么体裁、什么风格写出来都是有益的——总合乎某一部分人读——但广大的群众缺乏合适的文学艺术食粮，似乎也是我们的责任。
有些人把普及和提高的界限分得太清楚，但又都只愿当提高工作者，我以为是不太妙的现象。
广大群众没有更多、更好的文学艺术食粮，作家应该负相当大的责任——我们在这方面的负责任的供应太少了。
我以为只要我们对广大群众有责任感，只要不轻视群众文学艺术的基础，在创作方面，普及与提高是有很大的统一性的——例如已经为群众所欢迎的话剧“新局长到来之前”是普及的了，难道不能算高级的吗？
这个作品，其所以能普及，是因为其人、其事、其言、其趣，在群众看来都不生疏；
其所以是高级的，是因为它的政治性、艺术性都达到应有的强度。
群众需要更多的这样的作品。
我们有责任满足他们的需要。
我这个希望是否和“百花齐放”的方针冲突呢？
我以为不冲突。
群众需要的也是百花，不应把群众性大一点的作品只算作一花。
“董西厢”、“水浒传”、“白毛女”、“新局长到来之前”都是普及的，都是高级的，又都各成一花，谁也没有仿模谁。
不过我以为在百花齐放的时候，各人应该要求自己要放之花更为多人所爱，因而也希望大家多多注意研究广大群众在文学艺术方面现有的基础，以便把自己之花培植得更为他们所爱。

充分发挥江苏省工业和资源的潜力
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刘顺元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所作的报告。
我现在就充分利用江苏工业的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目前，江苏省的工业，除蚕丝、面粉等几个产业外，一般的都已经恢复到并且超过了抗日战争以前的水平。
南京地区的电讯工业、重化学工业和机器、科学仪器制造业，还有了新的发展。
江苏的工业资源，尤其是棉花、蚕茧等轻工业资源比较丰富，技术基础比较好，企业间的协作也比较方便。
但是，我们对这些有利条件的利用是不充分的。
过去三年来，国家对江苏地方工业的投资共三千八百万元，仅为江苏地方工业上缴利润和税收的百分之四点七八，其中用于更换固定设备的投资还抵不上同一时期固定资产的折旧，以致各项工业交通运输的设备，得不到及时的更新，超龄的部分日益增加。
有些产业的设备能力的利用率有的偏低，最差的如火柴、卷烟还不足百分之二十五。
资源潜力的利用更差，如全省有一千多华里的海岸线，但海产的产量仅占蕴藏量的百分之二十，江河湖泊面积也只利用了百分之二十。
这种对原有工业和各种资源潜力利用很不充分的情况，是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的；
同时，对于江苏地少人多，劳动就业困难和人民要求逐步改善生活的愿望，也是照顾不够的。
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必须根据国家对沿海工业的要求和江苏工业的特点，积极地发掘工业的潜力。
江苏棉纺织工业中棉多于纺、织大于纺的情况，应当逐步改变过来。
缫丝生产现在仅恢复到抗日战争前最高年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八，随着蚕桑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江苏的缫丝工业应当积极进行改建和扩建。
渔业生产的落后情况，也应当有步骤地加以改变。
机械工业应当按照各厂的技术专长和本省工农业生产的需要，进行适当的改建和扩建，为本省工业的技术改造和国家的大工业服务，并积极完成各方面的修配协作任务。
化学工业基础较好，有些产品如氩气、有机玻璃等，在国内还是不多的，应当继续加以改建和扩建。
徐州地区附近煤田面积初步查明的就有一千四百五十平方公里，蕴藏量约在一百亿吨以上，建议国家在贾汪煤矿的原有基础上，扩建新矿井，积极加以利用。
江苏目前的电力供应已很紧张，南京、徐州、新海连电厂的扩建新建工程，亟须尽速开工。
第2个五年计划中，关于江苏供电的基本建设计划，也要及早确定，才能适应今后工业和农业电力灌溉事业的发展。
对中央有关部门的希望
我们完全拥护党中央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发展新的工业基地的方针。
过去国家计划机关和中央有些部门，对江苏工业是关心的，是给予指示和帮助的，但是，在计划平衡和处理地区之间关系上，有些措施不尽合理，在基本建设投资方面，也限制得过多过严，希望今后能够有所改进。
中央有的部门，对老厂、老地区要得多，给得少，对技术人员抽得多，大中学生补充很少，这种做法，不是在适当增强和积极发展的基础上来利用它，而是实际上削弱它。
今后，在技术力量的培训调配工作上，在新厂进行基本建设的同时，可以先将配给新厂的大部分干部和技术工人，放到同类型的老厂中去实习，在新厂建成时，需要的干部和工人，就可以大部分在老厂中统一调配。
采取这种做法，有利于新厂尽速投入生产。
对中央上海局的希望
江苏工业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我国华东工业基地的一个组成部分。
解放以后，在友邻间、城乡间的关系上，一般地是作到了相互支援、分工协作，但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着统筹兼顾不够的地方。
我们建议：
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国家计划的统一平衡下，请中央上海局加强领导，全面而妥善地协调华东工业基地内部友邻间的关系，以便合理地利用各地自然资源，发挥工业潜力，改进工业布局，平衡国民经济的发展。
省委今后的工作
省委对工业领导上是有缺点和错误的。
江苏建省比较迟，省委对工业的规划又抓迟了一步。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从维持改造方面考虑得多，向中央反映情况和提出积极建议也不够。
在处理工农业关系上，我们对农产品加工工业，重视了节约原料，提高出品率的一面，忽视了把农产品在本地加工，并把副产品留作饲料养猪，用猪粪肥田的一面，因而过多地调出原料，集中到城市加工，不仅影响到当地小型加工作坊的生存，也影响到饲料、饼肥的供销和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
今后，我们江苏党的各级组织一定要认真地学习和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八次大会的各项报告的精神，在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的同时，切实加强对工业生产的领导，有步骤地调整现有工业布局，积极进行技术改造，适当恢复与发展乡村的农产品的加工工业，充分利用现有工业基础和轻重工业的各项资源，积极发挥地方工业的作用，为支援国家重点建设，为江苏省的工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为全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而奋斗。

改造地主富农分子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中共山西省长治地方委员会书记　贾俊同志的发言
山西省长治专区是个老解放区，1947年就完成了土地改革，现在又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全区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七六的农户加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里我想谈一谈对原来的地主、富农分子的改造问题。
全区原来的地主、富农共有四万零二百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六；
地主、富农分子共有七万八千人，占人口的百分之三。
他们之中，百分之九十六点九四的人已经被接收入社，其中有百分之八十点五的人改变了原来的成份，成为农民，取得了正式社员的称号；
有百分之十五点八七的人经过社员公议批准为候补社员；
只有百分之三点六三的人因为有过不同程度的罪行，经过社员的公议和县人民委员会的批准，交合作社管制生产。
现在，原来的地主、富农分子还有百分之三点零六的人留在社外，其中有的是因为有反动行为被判了徒刑；
有的出外参加了其他劳动。
在1955年上半年以前，地主、富农分子被允许入社的，全区只有一千多人。
而在1955年下半年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他们就几乎全部被接收到合作社里来了。
出现这样的情形并不是偶然的。
这是经过了一系列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我们贯彻执行党的改造地主、富农分子的政策的结果。
远在1947年以前的土地改革时期，农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就以狂风暴雨的自觉的革命行动，把丑恶的地主阶级打倒了。
当时，我们党对待地主、富农的政策，正如邓子恢同志的发言中所说的那样，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
因而使地主、富农内部有了明显的分化趋势。
然而几年来的事实，正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教导我们的，任何剥削阶级决不会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
姑且不说在土地改革结束后的头一两年中，一部分地主、富农分子利用我们工作薄弱的地方，向农民进行了反攻倒算，千方百计地企图把历史的车轮倒转回去；
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七年中，他们也曾向农民、向我们党和国家进行过数次严重的斗争。
第1次是从1950年至1951年，他们利用美帝国主义策动的朝鲜战争，大肆造谣，破坏我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正义行动。
并且向农民诬蔑互助合作运动，特别是利用会道门进行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
甚至有的地方的会道门，还暗藏着龙袍龙旗，并且封官许愿，煞有介事地做着恢复封建王朝的幻梦。
第2次是在1953年，当我们党宣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之后，他们中间的少数反动分子同反革命分子勾结起来，利用我们农村中少数家庭经济较富裕的党员对当时开始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抱有抵触情绪，在群众中暗中进行破坏活动。
甚至在1953年初，他们利用我们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执行党的团结中农政策上的某些偏差，在一个县几乎发生阴谋暴乱的事件。
第3次是1955年春季，他们中的反动分子，利用当时农村中一度发生的粮食紧张空气，又趁机兴风作浪，煽动一部分富裕农民，抵抗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并且阻挠正在前进着的合作化运动。
我们在与地主富农分子的斗争中，采取了那些措施呢？
概括起来说，主要有如下的三条：
一、结合镇压反革命工作，发动群众，监督地主、富农分子的活动。
在进行镇压反革命工作中，严格地把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行为同地主、富农分子的一般性的反动言行区别开来；
把地主、富农分子守法的和不守法的区别开来，加以不同的对待。
这样就使地主、富农分子越来越分化，使反革命分子可资利用的社会基础越来越缩小。
二、在合作化运动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措施中，坚持执行巩固地团结中农的政策，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纠正“左”的或右的偏向；
在一定时期的某些具体经济利害关系上，说服贫农向中农作必要的让步。
这样就使贫农和中农的团结越来越加巩固，从而也就使地主，富农分子最后陷于完全孤立。
三、土地改革结束以后，在政策上，一方面允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
另一方面，又积极地稳步地开展生产、供销、信贷的合作化运动，以达到水到渠成地由限制到消灭富农经济的目的。
虽然从1947年到1953年的七年中，全区出现过三百多户的新富农，但还占不到总农户的万分之五。
所以，在合作化运动中，富农阶级就没有形成一个较大的对抗力量。
经验证明，合作化的主要困难，是解决富裕农民的思想问题。
因此，当1955年下半年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全体富裕农民行动起来加入合作社的时候，新富农就不得不自动地放弃剥削，原来的地主、富农分子也不得不屈服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纷纷向农民表示要求入社。
有的向合作社声明说：
“过去我说的话，都是狗皮膏药，现在我写下牛皮文书，保证不再乱说乱动，规规矩矩，服从领导。”
农民也根据他们过去的表现好坏，按照“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规定，分别对待地把他们吸收到合作社里来。
他们入社以后，多数人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流露出了感激和诚服的心情，如说：
“现在我们也能够和大家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真是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
把原来的地主、富农分子和新富农分子都吸收到合作社里来，有没有危险呢？
当然，危险并不是完全没有的。
事实上，在个别的合作社里，他们中间的坏分子曾有过放火、投毒、伤害耕畜等破坏事件。
但是，仍然坚持反动立场的人，毕竟是个别的。
今年上半年，全区破坏社会治安的案件，比去年同期减少了百分之七十。
而且由于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不断提高，即使发生了破坏案件，也是比较容易发现的。
根据半年多以来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地主富农分子都是可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的。
现在，他们已经入社的人同其他社员一样，一律受到按劳取酬、同工同酬的待遇；
他们之中已经改变成分成为农民并且表现特别好的，有的已被群众选举为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这就表明，他们在经济生活上、政治生活上都有了光明的出路。
我们预计，在今后一两年内，原来的地主、农富分子和新富农分子一般都可以改造成为合作社的正式社员。
已有的事实充分证明了党在这方面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原来的地主、富农分子和新富农分子作为阶级被消灭之后，是可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胜利地前进着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　赛福鼎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开幕词、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邓小平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周恩来同志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2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胜利地前进着。
解放后，我们胜利地完成了民主改革的任务，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党的建设和培养本地民族干部获得了很大的成就。
这些胜利，大大提高了各族人民的觉悟程度，空前地加强了各族人民的团结。
我区人民正在满怀信心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着。
现在我只讲讲党的建设、民族区域自治和培养本地民族干部问题。
（一）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队伍
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
“在新疆必须建立起由本地人组成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党……”新疆地区的党，坚决执行了这个任务。
目前在我自治区农村中，工厂矿山企业中，机关和学校中建立了二千五百多个党的基层组织。
共有六万五千名共产党员，六年来自治区发展了三万四千零二十四名新党员，其中二万七千八百三十三名（占百分之八一·八）是从本地各少数民族中发展的。
我区在短短的时间内，党的组织能有这样的发展是什么原因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地理上和苏联毗连，因此，伟大的10月革命的胜利和10月革命以后，苏联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给了新疆人民以广泛的和深刻的影响。
曾经受过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各族人民，看到了地理上相邻的，由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各民族组成的各个苏维埃共和国人民的自由、幸福的生活以后，他们不能不对社会主义社会、对共产党产生深厚的感情。
从1934年到1940年的历史时期内，由于苏联人民的帮助，由于党中央派到新疆工作的以陈潭秋、毛泽民和林基路等同志为首的一批共产党人的努力工作，使新疆的文化教育事业和进步思想有所发展；
培养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干部，使中国共产党在新疆人民群众中有了良好的影响。
在1944年爆发的三区革命斗争过程中，也涌现出一批经过一定锻炼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员。
在新疆出现的这一批革命力量同人民在一起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反对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的坚强的斗争，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
但是斗争的经验充分证明：
没有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就不可能使人民获得解放。
所有这些情况促成了在新疆建立共产党的迫切要求，并为此创造了一些条件。
解放后经过各种工作为建党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我们根据党中央“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结合各项工作，尤其是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发展了党员。
在工人人数很少的新疆地区，要很快地发展党的组织，虽然有些困难，但是，事实证明，在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斗争中，在经过阶级斗争锻炼的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中大量发展党员，是可能的，我们这样作也是正确的。
我们在建党工作上虽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从自治区今后的繁重的任务来估计，我们在建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是很不够的。
今后必须根据党中央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加强建党工作，完成今年年底乡乡建立党的支部和今明两年发展五万五千名新党员的任务，扩大党的队伍，加强党的力量。
（二）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胜利地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办法，这是经过许多历史经验包括全国解放后几年来的经验所证明了的。
因此，这个经验以法律的形式，被肯定在宪法中。
解放以后中国民族问题的提法上增加了新的内容，现在民族的问题，不是消灭民族压迫和争取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已得到了解决），而是巩固各民族互相合作和团结，切实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的问题了。
而巩固民族团结和实现事实上的平等——使落后的民族从经济上文化上提高到先进民族的水平，这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艰苦工作。
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方向。
很明显，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是达到这个方向的重要而不可缺少的一个办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获得了很大的成就。
生活在自治区的有维吾尔、哈萨克、汉族、回族、柯尔克孜、蒙古族、俄罗斯、塔吉克、塔塔尔、乌孜别克、锡伯、达呼尔、满族等十三个民族。
其中七个民族（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多）是信仰伊斯兰教。
在新疆按照各个民族聚居的情况已经成立了六个自治县、五个自治州，1955年10月01日正式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我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不是解放以后就开始的，而是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开始进行的。
这样，我们就一方面能够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关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一系列的思想工作；
另一方面就能够胜利地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势力和地主阶级，树立劳动人民群众的政治上的优势，并培养出本地民族干部。
这样，就为我们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为配备大批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参加各级自治机关的工作，创造了条件。
我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经验证明，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之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于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干部必须充分地进行思想工作。
没有思想上的一致，这项工作是不能顺利进行的。
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之前，在新疆有些人中间也产生了成立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的意见。
这些意见是不合乎我们国家具体情况的，因此，在党内和党外进行了相当时期的讨论和研究，使大家认识了只有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才符合我国的具体情况。
同时，对有些错误的意见也进行了适当的批判和纠正。
此外，反革命分子进行造谣说什么“新疆要成立独立的东土耳其斯坦政府”等等。
但是，这些谣言已由认识到这只有对帝国主义有利的人民，给予了坚决的打击。
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行，是我区各族人民生活中的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巨大胜利，这个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由于各族人民努力奋斗，是由于汉族劳动人民和汉族共产党员的真诚帮助而获得的。
我们虽然胜利地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但是要彻底实现自治权利，要加强和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要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还需要进行许多具体工作，根据我们的经验，必须很好注意以下几点：
（1）民族地区各级党的组织，在布置和执行全盘工作和日常工作的时候，必须充分照顾本区的特点。
忽视了这一点，在工作中就会犯错误。
（2）不断地为争取和加强各该地区各族劳动人民的团结而努力，对于妨害民族团结的各种倾向必须不断地进行斗争。
在民主改革运动中，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以及在生产战线上，各族劳动人民的团结，是能够得到的。
这样的团结才是建立在阶级合作基础上的真正团结——国际主义的团结，假如不建立作为民族大团结的核心的这种团结，是不可能争取和巩固民族的真正团结的。
在这方面，培养少数民族的大量的工人——该民族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经有了民族团结的这种核心。
正在涌现出的上万的各族工人，同汉族工人一起，在一个车床上，一个矿井里，即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战线上，互相帮助肩并肩地劳动着。
他们的意志和命运是一致的，前途也是相同的。
成千成万的各族劳动农民，为了进行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他们也在生产战线上奋斗着。
（3）要名副其实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要认为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的组织就等于完成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全部工作。
在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组织后，必须充分实现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
必须主动地发现、了解和圆满解决各民族的要求；
必须使少数民族亲身体会到自己当家作主，以推动他们自觉地和积极地参加本地区和整个国家的工作；
必须使他们认识自己不仅是本地区的主人，而且也是国家的主人；
必须使他们像热爱自己的故乡、自己民族那样来全心全意地热爱国家和全国人民。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性，才能更加发扬他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
（4）发展民族形式的、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对于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有很大的作用。
这个工作的关键在于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因此必须积极克服困难，为此创造条件。
（5）应当适当划分自治区的财政权限；
同时，并为了发展自治区财经工作，中央对于发展工业，尤其是地方工业，开垦荒地和发展农牧业生产，需要给予更大的物质和技术上的帮助。
商业要用适合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条件的办法来发展，并很好地执行价格政策，以适当地调整农牧业产品同工业产品的比价，是有重大意义的。
在少数民族地区由国家举办各种建设，对于促进本区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中央各部在规划和安排这些工业建设时，和在具体执行当中，应该照顾这些地区的各种困难，从交通、建筑材料和劳动力等方面同自治区取得紧密联系，以便了解情况，适当的规划是非常必要的。
（三）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培养了大批的本地民族干部
在民族地区要顺利地进行各方面的工作，必须大量培养本地民族干部，并通过他们进行工作。
新疆地区的党组织，对这一重要工作始终是重视的。
七年来培养本地民族干部的工作，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作的有十余万干部，其中有五万多是本地民族干部，他们一部分是前五军来的，一部分是过去就参加工作后经教育改造的，大部分是解放后新培养出来的。
担任区长以上领导工作的民族干部有三千多，区委以上各级党委委员中百分之四十以上是民族干部，担任各级党委部长和书记职务的民族干部也是不少的。
在工厂矿山企业中、农业部门中、学校里以及在实际工作中培养着大批的技术干部。
在党的领导下，所有这些民族干部，同汉族干部在一起，并依靠他们的帮助，在各方面的工作中，发生很大的作用，这些干部大部分是经过各种民主改革，在实际工作中受到教育和锻炼的。
但是，现有干部还是很不够的。
培养干部方面在我们面前摆着许多重要而艰巨的工作。
在今后的六、七年中，平均每年需要培养五万多干部。
这是目前我们基本任务之一。
根据我们的经验，在培养民族干部方面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干部。
加强干部之间互助合作，懂得的人应该教会不懂得的。
应该大胆地培养和提拔干部；
“只管提拔，不管培养”的态度是不对的。
要发扬民族干部的优点，帮助他们及时地克服错误和缺点，并应给予他们以工作上的便利条件，主要的是要使民族干部在机关里用自己的语言文字进行工作；
没有适当的工作条件，即便是把他们提拔起来，也很难进一步提高和发挥他们的作用。
这就是说，应该充分贯彻民族干部有权有职的原则。
但在同时，还应该强调有职就有责，如果某些民族干部忽视自己的责任，也就是忽视或不忠实于人民的事业；
要是因此而使工作受到损失，甚至把本身的错误所造成的不好的后果，嫁祸于人或者嫁祸于汉族干部，则是极大的错误。
（2）各民族干部必须互相学习彼此的语言文字。
少数民族干部学习汉文是十分重要的。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们认为初中以上的学校应该增设汉文课程，要求高中毕业的民族学生，必须达到或基本上达到在汉族学院里能听懂汉语讲课的水平。
目前还不能对所有地方都提出这样的要求。
但必须强调和逐步达到这样的要求，没有这一点，要培养少数民族高级专门人材和发展他们的文化、教育是不可能的。
现在还没有大学的，甚至还没有中学的少数民族，如何能够在短时期内创办用本民族语言教学的大学呢？
是否要等待这样的学校出现才培养干部呢？
如果你要等待，将会连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
但是这决不是说，对于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可以不尊重了。
我们应该很好地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并把它们作为武器来应用。
小学和中学必须用各该民族的语言文字来发展。
政法部门必须采用本地民族的文字。
但是在科学技术上要达到先进的水平，只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为此，只有向先进的民族学习，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3）必须加强干部之间的团结，尤其是本地民族干部同汉族干部之间的团结，这是胜利进行民族地区工作的主要关键之一。
维吾尔族有这样一句成语：
“哥哥尊重弟弟，弟弟报答哥哥。”
现在汉族干部不仅尊重了少数民族，而且克服了许多艰难困苦，忠心耿耿地为少数民族服务。
假如不表扬汉族干部的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未免有些不公。
汉族干部同本地民族干部的关系，必须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和师徒之间的关系。
汉族干部必须努力教育和帮助本地民族干部，而本地民族干部则应该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并应该向他们表示感谢。
通过这些所建立和加强起来的干部之间的团结和同志式的友谊，将是牢不可破的。
（四）多数民族应不断地派出相应的干部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工作
这是各少数民族人民的进步和发展所要求的。
这不仅不会影响少数民族人民的当家作主，而且是他们管理好自己的事务所需要的。
对于帮助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方面来说，这也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把“机关民族化”这一句话理解成为纯粹由本民族的干部独立地管理自己的业务，那就完全错误了。
这种看法，是最突出的地方民族主义的倾向。
这种倾向，当然是不能允许其存在的。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经培养了并继续培养着大批的各民族干部，也有很多汉族干部在新疆工作，今后还需要继续从内地调进汉族干部，特别是科学、技术、文教、卫生各方面的专门人材到自治区工作，在培养上述各部门的本地民族干部，特别需要不少的汉族高级知识分子。
在劳动力方面，我们更需要内地不断的支援。
某些部门目前已感到劳动力缺乏，在今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除了充分发挥本地劳动力的效力以外，还需要成千成万的劳动力，只靠我们自己是不能完全解决这个困难的，这是大家所知道的。
这就需要由内地支援大批的劳动力。
我们希望中央有关部门照顾我们上述这两个要求。
（五）不论是大民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从本质上来说，它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
我们必须克服这种违背各民族人民愿望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在各民族干部中间必须加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教育。
这是一件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需要采取各种教育措施的艰苦工作。
各民族负责的党员干部必须特别重视这个工作。
在进行反对上述两种民族主义思想或是这两种民族主义倾向的斗争时，决不能为了照顾而迁就严重的错误。
不过，同时也要注意避免不经过慎重研究，就把工作中一些一般问题，当作民族主义倾向而轻易地给干部扣上大民族主义或是地方民族主义的帽子的现象。
对于这类现象，必须克服和防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反对汉族中的大汉族主义倾向的同时，还需要反对维吾尔族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大民族主义。
在干部中间，必须不断地加强关于民族政策的教育。
我们必须同一切危害人民利益和国家统一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同一切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阴谋，进行无情的斗争，必须坚决的打击和粉碎它们。
以上就是党在新疆地区几年来工作中所取得的主要成绩和实际经验。
我们决不忘记在我们面前还有更多的更复杂的任务，我们坚决相信这些任务一定能够实现，坚决相信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定能够胜利地共同建设成社会主义社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埃及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埃及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结双方）为贯彻1955年亚非会议所赞助的文化合作的精神，发展两国间的文化关系和在文化事业上的合作，从而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友好团结和文化生活的繁荣，特在1955年05月31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和埃及共和国政府代表关于两国文化会谈纪要”的基础上签订本协定。
第1条　缔结双方鼓励两国间相应的科学机构进行联系，鼓励双方科学家和医药卫生工作者赴对方访问、讲学。
第2条　缔结双方相互聘请一方的语文教师到另一方国家的高等学校中任教。
缔结双方相互交换留学生。
缔结双方承认双方具有同等地位的学校和机构的文凭和学位。
缔结双方鼓励彼此交换教授和科学家。
缔结双方互派教育工作者代表团和学生代表团进行友好的访问。
第3条　缔结双方互派文化代表团和艺术代表团至对方国家访问或演出。
缔结双方政府将鼓励和赞助双方公认的科学和艺术组织如国立图书馆、科学、艺术和历史博物馆间的联系。
缔结双方相互在对方国家举办一切种类的图片、艺术展览会，并互换唱片和艺术复制品。
第4条　缔结双方将在相互同意的条件下给予彼此的电影演出和影片的交换以便利。
第5条　缔结双方组织两国体育团体间和运动家个人间相互访问和友谊比赛。
第6条　缔结双方将在相互同意的条件下给予相互翻译和出版彼此国家著名的科学、文化和艺术的著作以便利。
第7条　缔结双方将在相互同意的条件下互换科学、文化、艺术方面的书刊和其他出版物，互换具有教育和文化价值的仪器和标本。
第8条　缔结双方将促进新闻、广播事业方面的合作，互派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赴对方访问。
缔结双方由本国的国家通讯社和政府机关报的工作人员中派遣一个常驻记者。
第9条　缔结双方为实施本协定，将在每年02月份指定代表举行会谈，讨论双方执行的可能性并为下一年度安排一个工作计划。
第10条　关于双方在贯彻年度工作计划中应承担的财务问题，将由第9条中所提出的代表，分别予以处理。
第11条　为便于实施本协定，双方相互指定一个文化联络官，负责两国文化合作中的一切联系。
第12条　本协定经双方政府批准并自在北京交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修改本协定须经双方政府签字后始有效。
如一方要求停止执行本协定时，须在六个月前书面通知对方。
本协定于1956年04月15日在开罗签订。
共两份。
每份以中、阿、英文书就，三种文字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全权代表
鲍尔汉（签字）
埃及共和国政府全权代表
侯赛尼（签字）

仙乐妙舞
——印度尼西亚峇厘艺术团演出观后——
叶宁
印度尼西亚峇厘艺术团来我国首都访问演出了。
当红色的丝绒幕轻轻拉开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幅色彩鲜明的醒目的画面：
在蔚蓝色的天幕上，白云缥缈；
浓绿的椰林，高耸的佛塔，衬托出一座金璧辉煌的佛庙，就在这庄严美丽的庙宇门前，乐师们席地坐于两旁。
透过这一幅富有民族生活色彩的画面，观众在情感上被引入了宗教艺术的领域。
序曲开始了，在一首短短的乐曲中，使我感受到峇厘音乐具有激荡人心的魅力！
一开始金鼓齐鸣，气势激昂，仿佛使人站到了巍峨的峇厘山顶，听到海风呼啸，浪潮澎湃，英雄的神在呼号！
忽而从竖琴、刹龙中奏出了优美虔诚的曲调，仿佛有人在夕阳暮鼓中低吟默祷，倾诉着善良的峇厘人民的心声。
我喜欢这富有诗意的峇厘音乐，喜欢峇厘民族乐队“佳美銮”的演奏艺术。
序曲完了，乐师们仍旧坐在原来的席位上。
音乐又开始了，舞者随着音乐，从金璧辉煌的佛庙中飘然登场。
看起来似乎和我们的京戏一样，上下场都有一定的格律。
女性出场多半是站定“亮相”以后，用两手自胸前分开，表示虔诚的行礼，然后婀娜的步下台阶，来到乐队中间起舞。
舞与乐融合一体。
这使我联想起我国敦煌壁画中所描叙的唐代乐舞的演出方式，和今天在我国舞台上演出的峇厘舞蹈的演出形式是很相似的。
这种富有东方传统色彩的演出形式，令人感到完美而亲切。
峇厘舞蹈以显著的民族特色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他们那一双巧妙的手，颤动的手指，在极其细微的节奏中传达出微妙的情感。
他们的眼神，在亮相凝视的时候，宛若雕塑中的佛像。
手、眼、头、胸、腰和步法高度的谐和统一，构成了他们所特有的一种曲线美的风格。
他们的冠、带、服装的主要颜色是金色、红色和黄色。
舞者多半紧腰窄裙，袒胸露臂。
整个说来，峇厘舞蹈是具有浓厚的佛教风格的、纤丽动人，令人难忘！
那一晚，大约演出了两小时光景，一共有八个舞蹈节目。
有“勒刚”风格的宫廷古典舞，也有“克披亚”风格的民间舞，还有祭祀舞、面具舞等，每一个节目都很精致美妙，难以用言语来描述。
峇厘名舞蹈家约曼·卡勒尔的新创作“默尔卡巴蒂舞”，和另一个根据古典德芒舞蹈的动作而创作的新型舞蹈“德芒米林舞”，都是表现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的忠勇、善良的性格的。
是由女性扮演男性的。
演员面含微笑，表现出英勇非凡的神态。
舞蹈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难忘的美的形象。
“巴拉王舞”是一个非常优美的舞蹈，描写巴拉王与仙女恋爱的故事。
巴拉王由男演员伊达·巴古斯·奥加饰演，他以惊人的技巧表演了出外打猎的一场独舞。
这一场独舞是矮身的克披亚舞（峇厘的克披亚舞有矮身和立身两种形式，女性扮演男性跳“克披亚”都是立身的，男性跳克披亚多半是矮身的）。
腿部动作自始至终都是在半蹲状态中。
这是需要有高度的技巧才能掌握的，演员的表演很有吸引力，传达出极其丰富的情感。
然后四个仙女飘然而来了，王子躲藏起来，仙女来到湖边沐浴戏水，梳发，整鬓，一连串模拟生活的舞姿，中国的观众都能深深体会。
仙女们正在沐浴戏水时，王子悄悄地偷走了一位名叫尼·苏拉西的仙女的仙服。
尼·苏拉西浴罢无法脱身，于是王子向她求爱，两个人结成了姻缘。
观众看到这一段情节时，不觉发出会心的微笑，因为这和我国著名的民间神话牛郎织女的情节相类似，因而特别感到亲切。
仙女尼·苏拉西是由峇厘民间著名舞蹈家尼·路·查宛饰演的，她那纤细的双手，含情脉脉的眼神，和婀娜妩媚的体态，诚有惊若鸿雁，婉若游龙之感，令人神往。
另一个具有浓厚的风土情调的民间祭祀舞蹈“格楂克舞”，是一个很有情趣的舞蹈。
没有任何乐器伴奏，一大群光着上身的青年男子，席地坐在熊熊的火焰周围，唱着“吁呀，海呀，嗬呀，咳呀！”
的原始曲调，仿佛中国船夫的“么号子”。
他们的身体随着节奏晃动，慢慢地跪起来举起双手，好像是在祈祷。
继而在嘈杂而有规律的人声轮喊中，月亮神和太阳神步入凡尘，他们来到兴高采烈的众生之中。
他们亲爱的对舞着，正在表示彼此的爱慕和逗趣时，忽然被拉乌神的出现而惊跑了。
月亮神和太阳神的一段对舞，是在嘈杂的人声伴奏中跳的，演员的节奏感很强，尽管没有乐器伴奏，同样能舞得十分入神。
通过这个舞蹈，使我们想像到峇厘人民的有趣的宗教生活。
“顺达和乌巴顺达舞”是一个带有教育意义的舞剧，描写一对双生兄弟，为争夺一个美丽的仙女，产生了互相嫉妒的恶念，他们打起来了，最后两个人都变成了丑恶的形象，并同归于尽。
这个舞剧的主题是：
人类之间因任何恶念所引起的残杀，其结果只是两败俱伤。
这个舞剧反映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痛恨残杀，热爱和平的坚定信念。
听说峇厘艺术团的许多优秀演员和乐师，都是业余的艺术家，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更加惊异。
这说明峇厘人民是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的。
要懂得具有深奥的佛学内容和文学传统的峇厘舞蹈是需要长期地深入向他们学习的，在这里我只是表示一个中国的舞蹈工作者对峇厘艺术的衷心爱慕，并答谢峇厘的艺术家们给我们带来的挚诚友谊。

使机械工业向完整体系和自行设计的方向发展
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1机械工业部部长　黄敬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中央委员会的三个报告。
中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并且指出，发展机械工业是建成这个完整工业体系的主要环节之一。
各个经济部门在建设中所需要的机器设备，不仅数量大、种类繁杂，而且随着技术发展也日新月异。
例如，建设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就需要十几万吨、成千上万种的设备；
同时还要建设很多和它相配合的企业，如煤矿、电站、交通和城市公用设施等，这些也都需要很多的设备。
我们的机械工业原有基础很薄弱。
虽然几年来，在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下，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规模还小，缺门还多，特别是大型的、精密的、成套的设备，大都还不能制造。
这是我国现在机器自给率还很低的根本原因。
在上一个世纪马克思就说过：
“大工业必须掌握着它的最特别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
必须用机器制造机器。
要这样，它方才有它的适当的技术基础，有它自身的立足点。”
由此可见，机械工业必须努力克服它自己的薄弱环节，迅速地发展和壮大起来，使它能够供应国家建设中的主要设备。
否则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不可能的。
在第2个五年计划任务中，中央提出，要特别注意机械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建设，而机械工业的发展，要特别着重大型设备、专用机床、仪表及无线电工业的发展。
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
我仅就我国机械工业发展中的两个重要问题，即将修配性的工业改造为制造的工业和从仿造向自行设计的方向发展的问题，讲一点意见。
（一）将修配工业改造为制造工业问题
从修配转变到制造，必须确定企业的专业生产方向；
建立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
建立一套正规的制造方法和制度；
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中国的机械工业，在近百年来，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已经生长起来了一个不小的技术力量，这个技术力量是以具有几代技术传统的老工人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为骨干的。
但是在旧中国，机械工业基本上只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修配性质的工业。
除了一部分工厂能作一些普通机器以外，大部分只能做一些零件和部件，或者只能做装配工作，不能制造完整的机器；
设备陈旧，而且残缺不全；
生产任务杂乱，没有固定的专业，来什么就做什么；
只有生产车间，没有工具车间及其他辅助车间；
生产不正规：
没有正规的产品图纸，没有一定的质量标准，工作单凭工人各自的手艺，也没有什么工艺规程；
做出来的零件如果不合适，就锉锉刮刮，敲敲打打，凑合着装配上去。
这样的生产，质量当然很差，效率很低，成本很高，而且做不出完整的或成套的产品。
所以，我们在原有的工厂进行了民主改革，巩固了新的生产关系之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个不正规的修配性的机械工业改造成为正规的制造工业。
开始制造，我们还没有设计产品的能力，因此，必须从仿造入手。
我们有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给予我们的技术援助：
派来了专家，供给新型的设备和产品图纸、技术资料等；
有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规划和各级党委的领导；
有广大职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这些优越条件，使得我们能够迅速开始进行新机器的制造。
从修配转变到制造，我们进行了以下的工作：
第1、确定企业的专业生产方向。
1952年，在前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直接主持下，对全国的国营机械工厂作了大体的分工。
以后，又经过逐年的调整，到现在，大部分国营的工厂都已经有了专业生产方向。
这是将修配工厂改变为制造工厂的一个前提。
因为把工厂制造什么的问题解决了，生产中的一切技术和组织工作才有根据。
这项工作到目前还没有完全做好，有些工厂的专业方向还没有完全确定，或者确定得不恰当，常在变化。
过去几年，我们对于各部的、地方的、公私合营的机械工业，安排得尤其不够。
在今天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新情况下，对全国机械工业更需要作进一步的妥善安排。
除了要考虑专业化之外，还要注意组织相当的企业，来承担制造零星产品和修理的任务。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我们还缺乏细致的研究。
第2、建立企业的正常的生产秩序。
要把成千个零件组成的机器合格地生产出来，而且要充分利用生产能力，达到多、快、好、省，没有良好的生产秩序，是不可能的。
为建立生产秩序，我们首先推行了作业计划，把各车间的生产活动组织起来；
其次加强生产的准备工作，特别是生产的技术准备工作，使工厂各科的工作能够配合车间的生产；
进而明确工厂各级组织的分工。
这样，从工厂各科的生产准备开始，一直到成品出厂，整个生产过程就能够合理地组织起来。
几年来这项工作虽然有很大成绩，但是，由于目前生产计划还不稳定，生产的供应与协作工作还有缺点，产品的发展规划还没有做好等，都还影响着它进一步的提高。
第3、建立一套正规的制造方法和制度。
开始仿造时，产品质量很坏，甚至有些工厂很长一个时期做不出合格的产品来。
这是由于我们还没有掌握一套正规的制造方法和制度的缘故。
正规地制造一种新的产品，要有一套技术文件做依据，还要有一套正规制度来保证它的贯彻实行；
而且这些文件的制定要通过试制的验证，如图纸是否正确，用什么样的加工方法才恰当，工艺规程是否切合实际等，都要通过试制才能肯定下来。
这些道理，我们当时不懂得，没有能够及时地向工厂指出来，这是许多工厂走了弯路，造成生产混乱的主要原因。
在大家认识到正规生产的必要以后，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经过职工群众的努力，克服了修配习惯，掌握了正规生产的方法，建立了正规的生产制度以后，情况才改变过来。
如上海汽轮机厂，就是经过了这样的过程，才掌握了像汽轮机这样比较复杂而又精密的产品的制造技术。
这项工作各厂作的还很不平衡，特别是在强调正规生产和学习国外经验中，我们对总结群众创造的经验，和如何使国外经验和生产的具体条件相结合等方面还注意不够。
这些就是这项工作中在目前还急待克服的缺点。
第4、进行企业的技术改造。
企业经过以上各项工作，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了生产秩序，技术水平有了提高，可是，它的技术基础还很薄弱。
工厂虽然已经初步专业化了，但是设备多半还是万能的、低效率的，缺乏必要的精密加工和专用的机器。
机械化的程度很低，手工劳动多。
车间布置和设备排列不合理，不适合专业生产的要求。
因此，生产中工时和材料都消耗的多，质量也不易保证。
更突出的问题还在于技术后方薄弱。
所谓技术后方，是指进行技术准备和保证生产所必需的辅助车间和工厂的技术机构。
设计、工艺工作跟不上车间的要求；
工具车间很薄弱，工夹具供应不上；
机械修理车间能力不够，设备往往失修，不能保持精度；
材料的化验，零件和成品的检验，产品和工艺的试验研究机构等都还很不健全；
计量基准还不统一；
标准化工作还没有开展等等，这些工作的落后，都限制了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针对这些情况，要对企业进行系统的技术改造，包括：
补充工具、修理等辅助车间的力量；
建立试验、计量、检验等工作；
加强各个技术机构；
改进工艺与生产组织，特别是要按产品零件的制造和装配过程，组织生产线；
修理和改装旧的设备；
增添必要的新的和专用的设备；
对铸、锻车间及沉重劳动进行适当的机械化等等。
要纠正过去“只顾前方，忽视后方”的偏向。
企业如果经过以上的这些改造，就能够逐步改变技术落后的状况。
以沈阳第2机床厂为例，在1955年曾经有几个月因为质量太差而停止生产。
进行了全面的技术改造以后，工厂的技术水平和组织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不但质量改善了，生产能力也比改造前提高了一倍。
对老厂进行系统的技术改造，我们认识得比较迟，下手较晚，过去对老厂的投资也削减过多，直到去年才开始比较系统地进行这一工作。
我们预备在今后两三年内，根据不同的情况，逐步进行各厂的技术改造。
（二）从仿造向自行设计的方向发展问题
初步的经验是：
必须充分占有国内外的产品资料；
设计过程中要联系实际，联系群众；
放手使用和培养青年的设计力量，合理使用老专家，反对保守倾向，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推行标准化工作。
几年来，机械工业通过仿造兄弟国家的先进产品，制造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但是，国民经济的不断高涨，要求机械工业必须从仿造向自行设计发展。
现在已经出现许多问题，光靠仿造是解决不了的。
不少机器，必须根据本国资源、自然特点及使用的具体条件等进行设计，如设计大型水轮机，就要根据水头的高低和水量的大小；
设计农业机械，要适应我国的地形、土壤、气候、耕作等特点；
设计交通运输设备和动力机械，要根据地区、路线、气候、动力资源等条件。
设计各种特殊专用设备，必须根据具体使用目的。
需要的品种越来越多，也绝不可能全靠仿造来解决。
而且，如果自己没有自行设计的本领，就很难有计划地安排产品发展的系列，使生产中许多可以简化和统一的地方，也不能简化、统一，造成生产中的不合理现象。
从长远来说，我们在技术上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更需要发展自己的设计的能力。
因此，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一方面仍然要继续采取仿造办法，大量发展品种；
另一方面还必须努力培养设计力量，开展产品的设计工作。
这方面，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在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专家的帮助下，已经设计成功一些比较重大的产品，取得了初步的经验。
设计工作的初步经验是：
第1、必须充分占有国内外的产品资料。
因为任何产品，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
设计工作虽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但是，不能脱离前人积累的经验。
必须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要注意尽量利用已有的结构，再结合本国实际和改进的要求，并且充分考虑生产中的经济效果，加以综合。
这样，才能最快地最节省地设计出现代化水平的新产品。
第2、在设计过程中要联系实际，联系群众。
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厂，在设计大型货运机车的时候，设计人员到各种机车上去见习，向司机、司炉搜集了很多改进结构的意见；
他们又提出了设计人员要和工人交朋友的口号，经常下车间和工人反复商量所设计的结构是否适于加工；
还把设计方案送给研究机关、学校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专家，请他们审查。
这些做法，就集中了较多人的智慧，总结了使用者的、生产者的、研究者的多方面的实践经验，因而做出了质量较好的设计，使产品能够更好地适应使用的要求，而且便于加工制造。
设计过程中，虽然尽量联系实际，但是毕竟还是纸上的东西，必须经过试制以至于运转的考验，才能最后确定它的正确性。
因此，设计人员必须积极参加试制和试制品的鉴定工作，并且关心以后的运转情况，以便修改设计中的缺陷，并且从中吸取经验，提高设计。
第3、要放手使用和大力培养青年的设计力量。
我们缺少有经验的设计人员，只有在边做边学中培养。
需要设计的产品很多是比较新型和重大的产品。
设计这些产品，要在有经验的专家指导下，大胆使用和培养青年设计人员，鼓励并热情地帮助他们，使他们敢于承担这些新的、重大的任务；
在设计中有成就的应该奖励，对于过错，只要不是有意的，应该着重教育，不应该过多地责备；
要使他们学会积累和运用资料、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等正确的设计方法；
培养独立思考、分析、判断的能力，防止生搬硬套或闭门造车的偏向。
同时，还要注意老专家的合理使用，和从职员和工人中培养设计人员。
设计和制造新种类产品，是发展机械工业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我们要加强对设计工作的领导，反对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要积极的克服困难，努力创造条件开展设计工作，并且不断地总结设计经验，使设计力量很快地生长起来。
此外，还要注意和使用机器的部门的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共同设计；
而且要重视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技术援助的重要作用。
设计和制造新产品，要有科学实验研究工作作基础。
机械工业部门的各级验实研究机构，必须广泛和科学院、高等学校及各使用部门联系合作。
除了应该解决当前生产中的设计和工艺关键问题以外，还要注意技术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设计研究工作要解决产品的选型、设计计算根据、结构、性能、材料等问题；
工艺研究工作，除了要参加工厂的技术改造以外，要解决重大产品的制造技术，特别要研究制造大型和精密产品的工艺问题；
要研究新材料，新工艺，以及生产过程的机械化自动化等问题。
为了及时掌握世界技术的新成就，还需要开展技术情报的工作。
机械工业向完整体系和自行设计的方向发展，推行生产标准化是一个重要条件。
机械产品的种类很多，每种产品的零件和所使用的材料种类也就更多。
问题是既要多种多样以满足需要，又要简化设计和制造以利生产。
解决的办法是推行产品的系列化和标准化，就是把多种多样的产品、零件、原材料等分门别类地编排成为系列，再按照它们的不同类型、尺寸等，适当地定出统一的标准，以及规定出统一的制造方法和质量标准，这样就既能大大简化设计，简化制造工作，又能够根据需要按系列发展多种多样的品种。
而且使组织产品和零件的生产专业化与协作有了条件。
当然，这是个极其复杂的工作。
要分别缓急、有步骤地进行：
先进行主要产品的标准化和系列化工作，和基本标准的制定与推行工作，如直径、螺纹、公差配合等标准，提高标准件及成批生产的零件的互换性。
在整理现有产品中，要注意保持原有的优良的品种和社会上有需要而又没有更好的能够代替它的品种，不应该盲目淘汰。
机械工业工作者不要以重点自居，应当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学习，把工作做好。
一切工作的成败，全都决定于思想作风和政治工作的好坏。
机械工业是国家建设的重点之一，在分配人力、物力、财力和解决互相配合协作的时候，常常处在优先的地位。
这就很容易使我们以重点自居，过多地要求别人，不严格要求自己。
工业工作是一门新的工作，我们很容易用老一套的方法来处理新的问题，或者在学到一点东西的时候，就自以为了不起，而狂妄自大目中无人。
工作任务繁杂，又容易使我们陷在日常的业务当中，看不清政治方向。
这些情形，我们必须深自警惕。
我们请求各级党委加强对于机械工业工作的领导和监督。
我们一定要时时记住毛泽东同志的话：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一定要虚心学习，依靠党和群众，把工作做好。

常艾尔舞（集体舞）　本报记者摄

贯彻群众路线，学习掌握技术
第1汽车制造厂厂长饶斌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的开幕词和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
党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完成第1汽车厂建厂任务”的指示，大大地鼓舞了建厂的全体职工，我们在上级党政的正确领导下，由于全国人民的有力支援，各兄弟厂的协作配合，以及苏联无私的全面援助，并依靠全体职工的艰苦努力，使我厂能在三年的时间内胜利地完成了建厂任务，并提前完成了生产准备工作，试制出质量合格的国产解放牌汽车。
我厂是在苏联无私的援助下，用先进的、现代化的技术装备起来的；
所采用的工艺过程，也是苏联汽车生产中的最新成就。
但是我厂掌握技术的力量却是很弱的：
工程师级的老技术干部约占技术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其余都是刚从大学、专科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学生；
老技工约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其余都是新近培养训练的青年工人；
另派往苏联学习回厂的工人与干部有五百多人。
一般说来，他们都没有进行现代化汽车制造和组织大量生产的经验，这就可以看出，我厂职工的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远不能适应现代化汽车制造企业的生产要求的严重情况。
这也就是我厂建成后，正式投入生产时所显露出来的厂内的主要矛盾。
我现在就学习掌握技术克服上述的矛盾，讲些意见。
我们为了解决上述矛盾，按照中央所规定的群众路线的方针，在建厂与生产准备的实践中，发动与组织了群众性学习、掌握技术的热潮，贯彻实行学习技术的群众路线，为我厂迅速而全面地提高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打下初步基础。
具体说来，我们采取了以下的措施：
一、组织群众性的互教互学，边生产边学习，加快了学习、掌握技术的速度。
我们全厂的技术力量，虽还不能适应生产需要，但已具备了用群众互教互学办法，生长技术力量的良好条件。
我们除了配备专人向苏联专家学习外，组织回国实习生，结合生产与管理上的需要，传授自己所知，考验自己所学。
在技术干部中，我们推行了连锁传授法，技术干部将自己所长，有计划地在生产实践中传授给别人。
在技工里，组织师傅带徒弟的晋级学习，把工人晋级的经济利益与国家生产需要的利益结合起来。
根据经验，如配有得力师傅，按照规定的培养办法，在实行群众性的晋级学习中，技工提高技术的速度是：
三级工晋一级只需学习三个月；
四级工晋一级只需学习四个月；
五级工晋一级也只需学习半年左右。
至于六级七级工提升一级需要学习多久，我们还在试验中，估计约一年左右。
经过在生产中的晋级学习，到目前为止，全厂已有二千人提高了技术等级。
按照这样的速度，预计在二年内，工人等级平均可提高三级，既能保证我厂生产达到设计能力的需要，又可向兄弟厂输送技术力量。
二、发挥群众的创造性，总结、推广群众中学习技术的先进经验，全面提高技术水平。
我厂的先进生产者运动，是以“学习技术、提高效率”为突出的目标之一。
工人群众中创造出来的学习掌握技术的方法是很丰富的。
在胡年荣同志创造深孔镗刀、提高效率三十六倍的首创精神影响下，涌现出大批掌握新技术的先进生产者。
我们今年已采纳了七千多件合理化建议，并在全厂总结与推广了二百八十八项先进经验，例如：
青年突击手刘耀宗“百台次调整不出事故”的创举，女工董桂清使用刻度盘、提高磨齿轮效率十倍的创造等。
这就大大鼓舞了全厂职工学习与掌握技术的积极性，连平日学习不积极的工人也反映：
“上工序拉着我，下工序推着我，拉拉推推也提高了技术”。
这就是我厂在较短的时间内，有百分之五十的技工，能达到并超过了苏联设计的劳动定额的主要因素。
三、实行劳技结合，刻苦钻研技术，建立劳技合作的亲密友谊关系，对生长技术力量，作用很大。
我厂技术干部和技工，在新技术新设备面前都深感知识与经验不足。
因此“劳技结合、刻苦钻研”就成为技术干部和技工在学习技术上的共同要求。
又由于从四面八方调集到新厂来的技术干部和技工，都互不了解，在这种合作中，不仅充分发挥了技术干部在指导技工掌握与提高技术的作用，同时也加强了技术干部的群众观点与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作风，正确地建立起劳技合作的友谊关系。
这一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
比如底盘车间齿轮工部有九台美式的“格里生”伞齿轮机，这种精密机床是著名难使用难调整的，又无专家指导使用。
我们为了要掌握这种机器，曾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包括两名大学生和一批技工，在一位工程师的领导下，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共同学习，刻苦钻研，细心试产，终于熟练地掌握了这种机器。
技术干部与工人的技术水平都提高了，并建立起劳技合作的亲密友谊关系。
知识分子出身的技术干部反映：
“这是提高、改造技术干部的实际有效的办法。”
四、发挥与依靠群众的创造性，从实际出发，认真贯彻执行工艺。
我们在学习掌握技术的工作中，对于苏联汽车工业多年来的丰富工艺经验和技术结晶，应该特别重视与认真学习。
我厂在调整生产时，曾经发动与组织了全厂技术干部与工人，认真学习了苏联设计的工艺资料。
因此加强了职工的工艺观念，为正确执行工艺，提高技术，生产合格产品，提供了条件。
但是，在执行苏联设计的工艺工作中，也必须强调从具体条件出发，不断吸收群众中的创造，才能搞好生产。
例如我厂铸工车间，由于使用的原料不符合原设计上的规定，因此，该车间曾发动与组织职工，在生产实践中摸索出适合新条件的工艺，对保证产品质量，学习技术，起了应有的作用。
那种不根据具体条件，生搬硬套的非科学态度，不注意吸收群众创造的官僚主义态度，都是有害的。
五、在生产实践中锻炼提高，必须与系统的、经常性的文化技术学习相结合，才能长期地巩固群众性学习技术的热潮。
在系统的业余教育方面，我们执行了“根据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工作需要，建立多种多样的经常性的业余文化技术学习组织”的方针。
总计我厂职工参加夜大学、中等技术学校、技工学校、专业班以及各种学习组织的，已有一万一千多人；
其中不少同志已坚持学习了二年多，学习热情很高，收效较大。
坚持这样学习，我们预计在四、五年内，可以培养出三百名有生产、技术经验的、夜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可以培养出八百到一千名工人出身的、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技术员；
并且使绝大部分转业的做管理工作的领导干部，熟悉自己的业务，达到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程度。
总之，由于我们注意执行了在学习和掌握技术上走群众路线，努力向苏联学习，向苏联专家学习，才使得我们能够提前试制出首批汽车，并开始能够以每日出产七辆汽车的缓慢速度，全面投入生产。
但我厂当前存在的问题还很多，工作中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
从现状来看，目前在生产中、工艺上所发生的许多问题，有些尚不能离开苏联专家而独立解决。
热处理、铸工车间的产品和发动机的质量都极不稳定；
机电设备的检修及复杂工具制造的质量，尚掌握不好；
生产效率很低；
管理次序不好；
废品率大。
这一系列的缺点，都说明我们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还远远地跟不上生产的需要，我们必须继续发动群众刻苦地学习技术，迅速加强企业的管理工作，才能求得解决。
从今后任务来看，我们还要争取在两三年内，全面达到设计能力，并改进汽车设计；
还要争取在四、五年内，能创造更新的与更完善、更适合中国的车型和工艺，努力赶上世界汽车工业不断前进的技术水平。
所有这些都是极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我们一定要发动与依靠全厂职工，保证认真贯彻执行八大决议，积极向苏联专家学习，提前与超额完成我厂第1个五年计划，提前达到设计能力。
我们只有长时期勤勤恳恳的努力学习；
进一步贯彻实行在学习掌握技术上走群众路线；
努力改正缺点和错误；
永远戒骄戒躁；
更好的贯彻党委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制，才能保证完成八大所授予的一切光荣任务。

丹麦共产党代表会议闭幕
制定当前党的基本路线和主要任务
新华社25日讯
塔斯社哥本哈根24日讯：
丹麦共产党代表会议23日闭幕。
参加会议的代表们一致通过了几项决议。
其中的一项决议对党内所进行的对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作的讨论作出了总的评价。
在另一项决议中规定了丹麦共产党在最近时期内的基本路线和主要任务。
“国土与人民报”写道，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代表们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
在代表的发言中都谈到了并且讨论了丹麦共产党工作上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
丹麦共产党主席拉森在代表会议闭幕时着重指出，这次会议证明了党的团结一致和党的生命力。

利比亚要求法国从费桑撤军
法军在阿尔及利亚不断遭受袭击
新华社25日讯
塔斯社的黎波里25日讯：
据“吉布利周报”报道，利比亚驻埃及大使萨迪克·蒙塔塞尔最近发表声明说，如果法国不按照法国—利比亚协定的规定在11月以前把它的军队从费桑撤走，利比亚将把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和阿拉伯联盟。
这家报纸指出，利比亚大使所以发表这项声明，是因为有消息说法国不打算批准法国—利比亚关于由费桑撤出法国军队的协定。
利比亚已经批准了这一协定。
新华社25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24日讯：
据巴黎报纸报道，最近阿尔及利亚的情势又趋紧张。
前几天在帕勒斯特罗的战斗中有十六名法国士兵和一名军官死亡。
法国总司令部已经向这个地区调去五千名增援部队、飞机和直升飞机。
24日各报报道，载运法国士兵的四辆法国汽车在恩—塞弗尔至贝尼—乌尼弗公路上遭到射击；
六人被击毙、十三人受伤。
原来支持政府政策的法国前战俘组织（拥有会员八十万人）现在开始支持争取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运动。
这个组织在尼萨举行的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表示希望将能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恢复阿尔及利亚的和平”。

劳埃德和比诺发表的谈话表示
英法坚持拒绝承认埃及对运河的主权
据新华社25日讯
伦敦消息：
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24日晚上发表电视广播谈话说，英法把苏伊士问题提交联合国是“设法为我们所提出的计划求得更加广泛的赞同”。
他又说：
“我们还将支持使用国协会，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协会将在同埃及当局的谈判中和同它打交道中、同时也在使得自由通行能够继续的工作中起有用的作用。”
劳埃德说，英法把苏伊士问题提交联合国将考验联合国是否有力量来“保证国际义务的遵守”，他认为埃及把运河收归国有就是“破坏了它所承担的国际义务”。
劳埃德表示英国将“尽力”求得“和平解决”，同时，他又重申英国将坚持否认埃及主权的立场，认为苏伊士运河决不应该“置于一个人的不受限制的控制之下”。
劳埃德在谈话里还暗示英国可能利用在乌干达的水坝来切断尼罗河的水源白尼罗河水流的办法来报复埃及。
据新华社25日讯
巴黎消息：
法国外交部长比诺24日在“法侨高级委员会”会议的开幕式上讲话时表示，“尽管有外交上的困难”，法国政府仍然坚决拒绝承认埃及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主动行动。
比诺说，他看到某些法国政治家和某些报纸正在对苏伊士危机发表悲观的言论，感到很惊奇，因为这样作是对埃及总统纳赛尔有利的。

印度副总统出国访问
新华社新德里25日电
印度副总统拉德哈克里希南25日离开新德里前往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本和中国作为期四个星期的友好访问。
拉德哈克里希南在机场告诉记者们说，他以很大的兴趣去访问这些国家。
他说，他去访问的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他表示希望这次旅行将对和平事业有所促进。

印度尼西亚宣布不许外国飞机飞入叛乱地区
新华社雅加达24日电
印度尼西亚空军参谋长苏里亚达马22日晚间向报界宣布，除了印度尼西亚空军的飞机以及由印度尼西亚籍的驾驶员或者至少是由外国和印度尼西亚的驾驶员共同驾驶的印度尼西亚鹰航空公司的飞机以外，一切飞机均不得飞入北苏门答腊的亚齐地区的上空。
空军情报部门的军官24日告诉“印度尼西亚火炬报”记者说，空军颁布的这个法令是要阻止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敌人为那个地区的伊斯兰国运动的叛乱分子进行空投。
在前一些时候报纸曾经报道，外国的飞机一再在亚齐地区向伊斯兰国运动的恐怖分子空投武器。

印度尼西亚总理致电万隆会议国家
希望共同努力解决苏伊士问题
新华社雅加达25日电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发言人莫诺努图今天对报界说，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已经打电报给参加去年万隆会议的国家的政府领袖，表示希望这些国家为争取和平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作共同的努力。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是去年亚非会议的主席。
莫诺努图说，发出这些电报是同上星期的把世界带到“新战争边缘”的紧张国际局势有关。
他说，印度尼西亚政府的这种愿望特别是根据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中的第2项和第3项。
第2项原则是：
“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3项原则是：
“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
他说，“印度尼西亚政府认为在可能危害世界和平的特殊情况下，有义务争取使万隆会议的精神继续生气勃勃，而不变为死的概念”。
莫诺努图还透露，为了争取和平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同使用苏伊士运河的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和法国等也进行了同样的接触。

埃及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英法反对埃及并威胁国际和平的问题
新华社25日讯
纽约消息：
埃及驻联合国大使劳特菲9月24日下午交给安全理事会主席努奈斯—波图翁多一封信，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来讨论英法等国反对埃及的行动。
劳特菲的信件说：
“奉我的政府的指示，并且鉴于自从我在1956年09月17日发出的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信件（按：
埃及在这封信里提请安全理事会警惕地注视由于西方企图建立“运河使用国协会”的计划所造成的紧张局势）以后进一步的事态发展，我谨要求安全理事会举行紧急会议，研究下述问题：
某些国家特别是法国和联合王国对埃及采取的行动，构成了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并且严重地违犯了联合国宪章。”
同一天，劳特菲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努奈斯—波图翁多以及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代表，讨论了关于召开讨论苏伊士问题的安全理事会会议问题。

埃、叙、沙三国首脑会议发表公报
充分支持埃及对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态度
新华社25日讯
开罗消息：
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三国首脑宣布他们一致“充分支持埃及所采取的一切态度和支持埃及宣布的准备达成足以保障埃及民族利益和符合联合国宗旨的和平解决办法的意愿。”
三国首脑在从9月22日到24日先后在沙特阿拉伯的达曼城和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后发表的联合公报说：
“会议特别讨论到苏伊士运河问题。
对于下述一点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
这一问题以及有关这一问题的情况和环境是对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有关系的事情。”
这个9月24日在利雅得、开罗和大马士革同时公布的联合公报还指出：
“会议认为，保证各有关国家在苏伊士运河航行方面的利益的方法是：
在联合国宪章、万隆会议决议的精神的范围内，在没有任何种类的压力和没有任何强行片面解决问题的意图的情况下，来开始同运河的所有国埃及进行谈判。”
联合公报说：
“会议自豪地纪录了这种密切的、牢不可破的阿拉伯的团结。
这使得这些会议的参加者认识到由于目前的危急情况，他们所负的责任的重大。
这就使得它们更有信心来面对它们所面临的一切障碍，这些障碍的用意是阻止阿拉伯民族实现它的权利和愿望。”
这次会议是埃及总统阿卜杜勒·纳赛尔、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和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的第2次会议，第1次会议在1956年03月07日在开罗举行。
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沙特阿拉伯首相兼外交大臣费萨尔·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叙利亚外交部长比塔尔，埃及总统府政治局局长萨布里等。
纳赛尔已经在9月24日从沙特阿拉伯回到开罗。

多哥成立自治共和国
新华社25日讯
多哥洛美消息：
法国托管地多哥（在非洲西部）9月21日庆祝多哥成为自治共和国。
多哥国旗第1次在立法议会屋顶上升起，升旗的时候，人们给以热烈的欢呼。

尼泊尔的经济建设计划
尼泊尔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　伊·普·潘特博士
尼泊尔位于中国西藏和印度之间，面积有五万四千平方英里，全国人口估计约八百四十三万。
在世世代代的家族统治下、我们国家的经济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
事实上，一直到1950—1951年，我们的国家还是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之一，我们同那些在不同程度上正在有效地转变经济生活的现代化国家的固有联系也被割断了。
但是，在过去五年间，我们已亲眼看到在我们的国家里所发生的一些变化；
新政府在成立之初曾经保证要建立一个民主和幸福的国家，同时开始接受逐渐增多的外国援助，发展对外接触，并且开始实行一系列的发展计划。
1955年10月，我们的国王曾经庄严宣告：
要在一个特定时期里实现使我们国家得以协调一致地发展的五年计划。
这个计划的中心目标是要增加生产、扩大就业、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从而使全体人民有机会过更富裕和更合理的生活。
在实现为使国家经济协调发展的计划的同时，人们不能忘记尼泊尔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它在这方面的基础很薄弱。
首先，我们缺乏统计材料，我们只能依靠一些零碎的材料。
另外一个严重的限制就是计划中所要求的行政、技术和科学人员的不足，其结果可能使得任何发展的计划都有些难于实现。
第3，目前收入的来源是这样有限，预算亏空（在五千万卢比的预算中赤字达一千万卢比），资本缺乏，致使计划的效力受到了极大的阻碍。
由于我们的经济在这些方面带有基本的缺陷，计划草案只能就各项工程作出不很准确的估计。
目前预算草案中的估计总值是三千三百万卢比，这还不包括在私人企业方面的投资。
运输和交通方面的发展占优先地位，占总支出的35.5％。
高山深谷和恶劣的气候，造成交通上巨大的困难，世界上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在我国各地那样缺乏交通工具。
其次，极其有限的邮电事业，少数的电讯和无线电设备，新闻机关的不足，也使得政府在促进计划的发展以及对全国行政管理方面造成了困难。
因此，在全国交通系统趋于完整以前，整个经济发展计划就不可能成功地进行。
这个计划草案说明已经认识到了这些困难，因为它建议在计划时期里把公路、航线、小道和水路都予以扩充。
农业方面的发展是迫不及待的，本计划的农业部分强调立即采取措施，并为将来的进展打下坚固的基础。
农业和示范农场、园艺术、农业教育和土地改革，都是农业发展的突出部分。
用于开发森林以及我们国家最大的地面上的天然资源的经费，占计划中规定的总支出的6％。
同时，政府已经开始实行一个森林的开发计划。
然而，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一个相应的工业化的进程，农业的发展就会是不完备的。
我们规定把总支出的约6％用于发展大型的和小型的工业。
这个计划是要设法组织现有的工业设备，并为恢复这些工业提供条件。
只有在所有这些实际上是残缺不全的工业得到恢复和复兴以后，这个计划才能指导新工业单位的建立。
新的工业单位包括一个水泥厂，一个中型的纸浆厂和一个制糖厂。
这个计划还建议必须利用一切可能来勘探山区和其他地区，并在计划时期内通过私营企业来建立各种中型工业，以着重制造出口货物。
这个计划已经为建设风景区提供了可能性。
世界闻名的珠穆朗玛、波克哈那、伦贝尼、马克蒂纳斯、卡萨买都等地方如果经过适当的建设，是能够吸引世界各国的游览者的。
尼泊尔的商业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地理条件，由喜马拉雅高原一直往南伸展到达拉低地的高山峻岭，大大妨碍了国内的东西贸易。
目前，我们现存的贸易路线大部是由北到南，这里有的在国境内部，有少数几条经过高原山道进入中国西藏，有的则跨过五百英里与印度接壤的平原。
计划草案认为，同中国签订贸易条约再加上改善通往中国西藏边境的交通条件，将是恢复我国贸易的一个手段，同时这也是国家将来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个计划已提出两个主要方面以使尼泊尔能够扩大外汇来源。
一个方法是发展和扩大国家的出口工业，另一个方法是大力发展游览事业。
为了使国家富强而提供一切必要条件，凡是对广大群众有利的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都必须全部加以利用。
更为重要的是，像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受教育的人还不超过2％，绝大多数的居民还墨守陈旧的习惯和传统。
这个计划分配了13％的经费用于社会福利事业，如教育、保健、房屋建筑等。
现在计划的基本问题集中在财政问题上。
毫无疑问，计划已经特别着重更多地依靠国内的财政来源，只有在财政有亏空的情况下，我们才要求友好国家的某些支援。
已经预料得到，假如我们从各方面全力支持这个发展计划，政府在五年后的财政收入就能增加到不下一千七百万卢比。
这个计划建议从下列三方面来增加财政收入：
增加税收，实行内部借贷，以及从政府的服务和贸易来增加收入。
在各项政府措施中，受政府控制的森林产品的销售，预计在此后五年间所生的纯利将最快最大。
国营渔业如果进行必要的物资方面的准备和发展，这方面的收入也可望扩大。
其次，通过政府的灌溉设计，在计划时期的第4年以内，对水源的调节也将开始生效。
为了弥补更大的财政的赤字（约一亿卢比），五年计划准备根据“科伦坡计划”的规定接受外国援助。
最近，印度政府表示在我们的五年计划期间里为我们提供一亿卢比的援助。
要全部实现这个计划，除了二亿二千万卢比之外还需要约一亿二千万卢比，而这个总数将要来自外援。
美国政府也准备在这个计划执行期间给予我们援助。
这就是我们寻求发展国家经济的途径。
但是，我们不能设想，在今天有着一个世纪的专制王族统治遗产的尼泊尔能有一个最完善的计划，我们也不可能为未来若干年提出一个准确的计划。
我们的第1个五年计划必然要受到一些明显的限制，但是，我确信，通过我们严肃负责的精神和我们大家的积极合作，大部分的限制是能够逐步消除的。
最后，我还要就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国际合作和外国援助问题说几句话。
就像我刚才所解释的，尼泊尔的经济不足的大部分可以逐渐得到弥补，同时肯定说，只要我们利用国家现有的资源，国家经济的发展就能得到保证，毫无疑问，尼泊尔经济的增长必须首先依靠全体人民的努力。
但是，一旦我们的国家已经在朝向有利的方向转变，外国援助就大大有助于我们国家的前进。
我的建议是，任何的外国援助，只要不附加任何条件，都应该受到政府的欢迎。
同时现在在外国的援助下业已开始的各项发展计划，必须很好地配合国家的全盘计划，并且必须由政府来最后定案以付诸实施。
但是，除非国家利用一切自然资源，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向国内贫困的基本根源作有力的和坚持不懈的斗争，否则，即使有最大限度的外来帮助，我们国家的问题也丝毫不能得到实际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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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德两国分别举行友好周
皮克总统荣获捷克斯洛伐克的最高勋章
据新华社布拉格25日电
捷克斯洛伐克从9月24日起举行捷德友好周。
今年的友好周有广泛的庆祝活动。
在所有的州中心里，都要举行有德国劳动人民的代表团参加的公众集会。
为了纪念捷德两国人民的友好周，还将举行若干运动比赛。
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的二十一人代表团已经离开布拉格前往柏林参加纪念这个友好周的活动。
代表团是由司法部长什科达率领的。
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全国委员会的二十人代表团在全国委员会主席柯伦斯教授率领下已经在23日到达布拉格。
据新华社25日讯
塔斯社柏林24日讯：
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全国委员会和对外文化协会联合发起的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友好周24日在柏林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
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和共和国其他领导人出席了在腓特烈宫举行的集会。
民主德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狄克曼和前来参加德捷友好周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团长、司法部长什科达都在会上讲了话。
新华社柏林25日电
据德意志通讯社报道：
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克利卡代表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萨波托斯基，24日在柏林把捷克斯洛伐克的最高勋章一级白狮勋章授给民主德国总统皮克，表扬他在加强捷德两国人民的友谊的工作中所作的贡献。

日政府要放宽对中国的禁运
重光说日本将主动地利用“例外程序”
新华社25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外务相重光葵今天在内阁会议上说，看到西欧国家灵活运用“特别批准制度”而同中国的贸易有所发展，日本政府也要作进一步努力，积极向中国输出禁运物资。
重光在内阁会议上报告说，日本政府同有关国家谈判了放宽对中国贸易的禁运限制以后，认为已经有把握在某种程度上放宽巴黎统筹委员会和巴黎对华贸易管制国际委员会的出口特别批准制度，特别是放宽事后批准办法。
他说，在探询了各有关国家的意见和它们对同中国贸易的态度以后，这件事情已经清楚起来，就是日本可以更主动地利用“例外程序”。
他又说，有时最好的方法就是先出口事后再要求巴黎统筹委员会批准。
日本通商产业相石桥湛山在内阁会议后向新闻记者宣布，日本政府将根据重光的建议处理对华贸易。
他说，特别批准制度的放宽已经成为可能的了。
他说明，由于美国的缘故，还不能希望大大放宽禁运限制，但是，可以逐渐地放宽。
据“每日新闻”报道，日本政府采取这个新的贸易政策是由于热心于贸易的日本商人的强烈呼吁的结果。
日本贸易界人士最近曾经发表声明指出，现在全世界有着一种漠视禁运限制的趋势。
他们要求日本政府赶紧赶上这个趋势。

英法美对处理苏伊士问题的步骤上有分歧
新华社25日讯
西方通讯社和报纸继续报道英法美三国在对付苏伊士问题的步骤上的分歧。
美国国务院官员24日说，美国仍在等待英国“澄清”英法把苏伊士运河问题提交联合国的意图。
国际新闻社消息说，华盛顿专家们对于英国强调要安全理事会同意十八国的“国际管制”运河计划一节也感到“迷惑不解”。
据报道，法国政府对十八国伦敦会议的结果的“失望”和“不满”一直没有消除。
美国驻法国大使逖龙24日访问了法国总理摩勒。
巴黎外交观察家指出，逖龙拜访的目的是为了摩勒在演说中谈到对法国和它的盟国之间在苏伊士运河争端上的“团结”不充分表示了“不满和担心”的话以后，来“澄清一下气氛”。
巴黎“战斗报”在评论英法把苏伊士问题提交联合国的行动时指出，十八国伦敦会议的“平凡的结果”使英法联合起来“对美国采取了某种程度的自主态度”。
路透社消息说，在完成把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手续以后，英法将商定在安全理事会中采取“共同策略”。
消息又说，据传闻，英法在未来的行动计划上准备不一定取得美国政府的完全同意。
法国右翼“巴黎新闻”24日对西方步调的不一致非常不满，它写道：
“如果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在苏伊士问题上继续像他们到目前为止这样行事，那么，大西洋公约就会很快失去一切意义”。

越南和老挝的代表
将共同调查边境问题
新华社河内25日电
越南通讯社讯：
一个由阮文志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团在今天早晨乘飞机离开河内前往万象。
这个代表团将和老挝王国政府的代表团一起，对实施双方政府在今年08月29日公布的联合公报中有关越南和老挝边界地方的一些问题进行调查。

阿根廷四百万工人掀起罢工的浪潮
巴西私营商船公司的海员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新华社讯
布宜诺斯艾利斯消息：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阿根廷各行业有组织的约四百万工人为要求签订增加工资的新合同，一直在全国各地此落彼起地进行罢工。
在9月21日又有六万个海员工人举行了二十四小时的罢工，罢工使阿根廷所有港口的航运工作停顿。
这次罢工是工人和雇主之间就签订新合同的谈判破裂引起的。
阿根廷的劳工部长米戈内因为无法促成谈判成功，只好在发生罢工的当天提出辞职。
这次罢工是阿根廷在不到十天之内的第2次海员罢工。
在9月13日，曾经有一万八千海员举行过罢工。
09月14日两百万商业工人的全国性总罢工是最近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
此外，阿根廷的造船工人在不久以前也举行了罢工。
在过去一个多月内，许多行业的工人都加入了罢工的队伍。
电力工人、成衣工人、以及无线电、电报等通讯工人都放慢了工作进度。
他们宣布，如果雇主们拒绝增加他们的工资，他们就要用罢工，来支持自己的要求。
路透社说，波及全国的罢工热潮“正在威胁着”阿兰布鲁政府。
为了企图把罢工镇压下去，阿兰布鲁政府加紧迫害进步力量。
它在9月14日、15日两天连续搜查阿根廷人权联盟、阿根廷妇女联合会、阿根廷和平委员会以及阿根廷—苏联文化协会等组织，同时进行了逮捕。
新华社讯
塔斯社蒙得维的亚23日讯：
据报纸消息，巴西私营商船公司的两万五千个海员在9月21日开始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罢工工人在他们的声明中指出，从1954年起，私营商船公司的海员就要求和国营公司海员享有同样的工资待遇，但是这个要求一直没有得到满足。

一股风
曲旅
不看对象，不顾效果，废话连篇，这是“八股”的表现形式之一。
这种八股风到处在吹。
报上登了一个缝纫机的广告。
广告里先编上一段故事，说小宝的妈妈想买一部缝纫机。
话从介绍小宝的妈妈说起，说她“是一位管理家务的能手，……”就这样慢慢写来，底下是两个人的对话。
故事写了差不多八百字，到末了，不但那个小宝的妈妈还没买缝纫机，连那种缝纫机的优点都没说清楚，张阿姨还得请小宝的妈妈回去看说明书。
广告再往下另外起头，才列出那“六大优点”。
这样，一共用了一千三百九十六个字之多！
但是同一天的人民日报的社论只有一千零二十九个字。
我最近留心了北京市六个戏场的戏票。
这些戏票，内容包罗万象，凡观众注意事项、戏场验票手续、场内规则等等都一一列上了。
它告诉我们说：
“本券只限一人”。
又告诉我们说：
“当场有效，过期作废”。……票只买一张，两个人就进不去。
怕观众带小孩吧，已经规定了“三市尺以下儿童谢绝入场；
三市尺以上儿童一律购票”（这也印在戏票上）。
再说，买戏票买的就是特定的那一场的，票面上也盖上了某日几点钟的印记，还会拿这一场的票去听另一场的戏吗？
就因为这样一些废话要写上，这些高不到一寸、宽不到三寸的小小纸片要容纳的字数都达到一百以上（存根还在外）；
有一个戏场的是一百一十八个字，比杜甫的有名的诗“石壕吏”只少两个字，比王安石的散文“读孟尝君传”还多三十个字！
我看到好几个机关食堂的饭票。
票面除印了某某机关食堂饭票字样及票面价值之外，还印了好几条注意事项。
奇怪的是注意事项里都有这么一条：
“本饭票只限本食堂使用，不作货币流通”。
你看，谁会想甲机关食堂的饭票在乙机关食堂也有效呢？
特别是，谁还会想饭票能够作货币流通呢？
就在这种八股风里，我们白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

不要这样的“爸爸作风”
王克浪
我有四个孩子。
大的今年十七岁，现在高中三年级读书。
近几年，我因工作关系，不常在家，对孩子们的生活、学习，很少过问；
“对孩子们的教育没法管了。”
我常感到苦恼。
最近，我回到家里，看到大孩子的胸脯笔挺，我很高兴，便问他：
“你的身体很不错了，怎么锻炼的？”
“游泳。”
“几时学会的？”
“在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学了。”
“五年级？”
我几乎吓一跳，那时他才十岁零一点哩。
“顽皮鬼，那么小的年纪学游泳，也不告诉爸爸啊。”
孩子笑笑：
“要是告诉你，只怕一辈子也不会让我去游泳。”
孩子说的没错，不，简直是在抗议我的背时“爸爸作风”。
十多年来，我自以为是爱孩子，关心孩子，他们吃饭、睡觉、穿衣、走路，我恨不得成天守护着，把他们绑在裤腰带上。
他们玩玩泥沙，我说弄脏手脚；
他们出去蹦蹦跳跳，我担心他们跌破膝头；
凡是他们自动自发自以为得意的玩意儿，几乎没有一椿可以叫我不加干预地欣然点头。
于是他们有的胆怯了，踩着只蚂蚁就打抖；
有的说谎了，真正犯了错误不敢讲；
有的孤僻起来了，见了生人就像个小老头。
只有这个大孩子，只在学游泳这一件事上，给他钻了空子，没管着，他的身体竟然锻炼得胸脯笔挺。
从孩子的切身体会说，怎能叫他不提抗议呢。
我的不正确的“爸爸作风”当然不足为训。
然而问题还不止此。
也是我的孩子说的，在学校里，有的老师大概也有点类乎我的“爸爸作风”，从教室到操场，从正规学习到一天半天的野外旅行，都要牧鸭似地跟在学生屁股后面赶，甚至三天两天的节日假期，各色各样的集体活动安排得密密麻麻的，一分钟的空隙也没有……
这样作，我是能够理解的，那就是出于关心学生的好心眼，惟恐一眨眼，学生就会脱缰野马似地闯乱子。
然而效果怎样呢，还是我的孩子说的对：
“老师们总以为管的越紧越好，其实我们又不是一尊泥菩萨，当然受不了，有时甚至弄得老师竖起眉毛苦恼，何苦啊！
有一次，我们全校分班出发郊区旅行，班班都有老师照管着，惟独我们这个班，老师不巧病了，没法管，嘿嘿，我们自己处理得一切满好，回来以后学校还表扬哩。”
这么说，自然不能据以得出结论说：
“好，一切听任孩子去，爸爸、老师们装聋卖哑闭紧眼睛算了。”
不，我的孩子不是这个意思。
他所抗议的，只不过是我的以及类乎我的某些老师们的“爸爸作风”要不得，提醒有着这种不正确的“作风”的人，不要把年青一代培养成泥菩萨。

印度尼西亚峇厘艺术友好访问团演出速写　阿老
达鲁纳舞
　巴拉王舞的仙女

泥人和皮人的命运
米谷
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无锡惠山泥人，具有民间艺术的特色：
有的造型端正，色彩淳朴；
有的捏作精巧，描绘细致。
不但我们的先辈人人称道，连外国人也赞叹不绝。
可是总的说来，泥人的命运并不好。
解放前，泥人遭到过反动统治者的种种作难；
解放后，照理泥人也该翻身了，但却不然：
先是在“迷信”、“封建”等罪状下遭受了指责，历代艺人相传下来的珍贵成品和模子，都回了娘家——变成了烂泥。
而如今呢，大概惠山上的“泥”太“落后”了，已被外地运去的“先进”石膏代替了；
艺人们的“手”太“不科学”了，精描细绘已被上海制造的现代化的喷色器取而代之了。
这样，猛一看，好像很“现代化”、“科学化”，可惜优秀的民间艺术之一的惠山泥人的特色却看不见了，变成了庸俗不堪的怪东西。
由于同样的原因，一向以平面的美而吸引观众的皮影戏似乎也在走上“立体”的道路：
出现了半侧面的皮人；
部分“皮”也正在让位于丝织品。
不仅如此，在最近作出国演出的皮影幕上，竟使人看到了耀眼闪烁的幻灯海浪。
自然，这苦心是可嘉的。
海浪也非常逼真。
但可惜它们同变了形的、美化了的原有皮人毫无姻缘，就像牛头上装上了一张马嘴。
我想，泥人、皮影之所以在这先进的时代还有存在和发展的价值，恐怕是因为它们各有自己的特点吧？
泥人就是泥人，它同希腊维纳斯应该有别；
皮影就是皮影，它同歌剧萨特阔应该有别。
这正像不能在祁门红茶和龙井清茶之间划等号一样。
应该让爱喝红茶的人喝上更好的红茶，让喜饮清茶的人饮到更好的清茶，而决不是搞出一些非红非清的东西来。
对民间艺术的改造工作倘不按照它们自身的特点进行，那怕用了“科学化”、“现代化”的手法，也是不行的，结果会把它们“化”为乌有。
无锡惠山泥人的命运难道不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吗？
而这样干下去，谁又能保证今天泥人的命运不就是明天皮人的命运呢？

读了一篇报道之后
阎简弼
看了9月08日人民日报上“是畏罪自杀？
还是含冤而死？”
这篇报道之后，我有很多感想：
在这样珍视人、从各方面提高人的尊严的新社会里，竟而还有这种“擅作威福”、“草菅人命”的“主任”、
“书记”！
愤愤之余，我想起一些古人来。
“十五贯”里的况钟是大家知道的，而况钟之外的重视人命的好人好事，也不少见。
这倒不是发什么“思古之幽情”，无非觉得有些地方向古人也可以学习的。
欧阳修的父亲欧阳观，在咸平中为泗州推官。
凡是要批断一椿死狱的时候，他总是皱着眉头，在屋里走来走去地，想方法看能不能使他不至于死。
他的夫人看见他这种情况，就问他为了什么那样儿转磨苦思？
欧阳观就对她说：
“我要是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实在找不到可以救免他一死的办法时，那他死了，他本人和我都不会觉得有什么遗憾。
而一般是：
你常常想法去解脱他，还是弄得他不免一死；
况说你不用心钻研，而轻易地把他断成死罪？”
您看，这人是多么有人味儿的人，话又是多么富于人味儿的话？
还有一件宋朝的事：
南宋初建炎年间，焦焕到京城去赶考。
途中所投的客栈的女店主丢了一个金戒指，被焦焕的仆人拣到了。
他们离开客栈时，仆人没有提拣到个戒指的事儿；
而走了几天之后，他才向焦焕说了。
焦焕听了，立刻就要赶回去把戒指送还女店主。
有人就跟他说：
“考期就到了，不必忙着去送还；
不看误了考试！
考完了再送还她去，也不为迟。”
焦焕却说：
“嗯？！
这个女店主丢了戒指，准得怀疑她手下的苦伙计，要捶打追逼他。
逼急了，那被逼的会去投河或者上吊的！
这种事情是一定要发生的！
我不忍为了自己‘中一第’，而耽误了人家一条命。”
赶他们赶回去把戒指还了女店主，再赶到京城时，考期真的已经过了。
可是，碰巧因为考场着了火，把原定考期挪后了，所以他仍然得以参加考试，而且考了个状元。
当时人们编了两句词儿说：
“不因场屋火，怎得状元焦？！
”
（这件事也有人归之于明朝的焦竑的。）
这件事，可能有部分渲染，但主要是事实。
这件事说明了：
焦焕既然心肠忠厚，而且对人情事理的推断也极为透彻确切。
有着好心肠，又勇毅而及时地办了件好事。
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现代人学习吗？

谈“黄梅戏”
洪非
（一）
黄梅戏是安徽的地方戏；
探其根源，它来自湖北黄梅县的“采茶调”。
相传清代乾隆年间，黄梅地区不断发生水灾，当地人民纷纷离乡别井，有的逃到江西的九江、鄱阳，有的逃到安徽的宿松、望江……。
逃荒的人们大都敲着“道情筒”，打着“连厢”和“金钱板”演唱“采茶调”，沿门乞讨。
黄梅县的“采茶调”就这样传播出去了。
“采茶调”在鄂、赣、皖之间广泛流行，逐渐和“花灯”、“高跷”等民间艺术形式相结合而形成了一种“小戏”，人们称它为“采茶戏”，安徽人又称它为“黄梅调”，解放后改称黄梅戏。
黄梅戏开始演唱的，多为“两小戏”（小丑、小旦）和“三小戏”（加上小生），如“打猪草”、“夫妻观灯”、“游春”等；
后受“高腔”影响，吸收了“高腔”的许多曲调，模仿“高腔”的化装，逐渐增加了大型剧目，即所谓“正本戏”。
因此，黄梅戏又曾经被称为“二高腔”。
黄梅戏最初在安徽流行的地区是与湖北黄梅、江西九江毗邻的宿松、望江等县，清道光以后才向东发展（道光二十九年宿松、望江等地遭受水灾，当地人民也带着黄梅戏出外逃荒），广泛流行在以怀宁为中心的大江南北。
怀宁是旧安庆府的首县，作为京剧组成部分之一的“徽调”就是从这里传出去的。
“徽调”是当时安庆的地方大戏，有着合法的演唱地位。
黄梅戏是被称为“花鼓淫戏”的民间小戏，无法公开活动，黄梅戏的前辈艺人为了掩护自己，于是与徽班艺人混合演出，例如：
庆贺新婚，开头唱一出“徽调”的“打金枝”，接着再唱黄梅戏。
因为与“徽调”长期同班，黄梅戏在唱腔、表演上受“徽调”影响也很大，生、旦的“倒板”、“哭板”都是从“徽调”中来的。
黄梅戏流入以怀宁为中心的安庆地区后，除受“徽调”的影响外，还吸收了当地的许多民歌、小调。
这样，就使它的唱腔更加丰富了；
进入城市后（1926年起），在伴奏上添了胡琴，又使曲调规律化了。
百余年来的衍变，使黄梅戏形成了它自己的独特风格。
（二）
黄梅戏，经过历代艺人的创造，积累了丰富的剧目和曲调，为解放后的改革，提供了深厚的基础。
黄梅戏的剧目，按老艺人的说法是：
大戏三十六本，小戏七十三出。
实际上到安庆解放时为止，初步统计有：
大戏七十七本，小戏八十一出（包括进入城市后根据弹词和兄弟剧种的脚本改编的剧目）。
大戏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如“天仙配”、“告粮官”（原名“张朝宗告经承”）等；
小戏所表现的大都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活断片，如“打猪草”、“捡柴”、“剜木瓢”、“补碗”等，内容富于生活气息，形式活泼，有歌有舞。
黄梅戏的曲调共有一百多种，主要的是：
“评词”（又称“正板正唱”），用于表达平静的情绪；
“二行”（又称“数板”），用于回忆往事，诉说苦情；
“三行”（又称“快数板”），用于表达急躁、紧张的情绪；
“火攻”，用于表达愤怒、惊异的情绪；
“彩腔”，用于表达欢乐、愉快的情绪；
“阴司腔”，鬼魂出场时唱的一种凄凉的调子；
“仙腔”，神仙出场时唱的一种近乎“道情”的唱腔。
此外还有从“高腔”和“徽调”中吸收来的曲调和各种“花腔”。
所谓“花腔”，实即民间歌谣小调，如“绣荷包”、“五更织绢”等。
黄梅戏里的生、旦、净、丑的唱法没有什么显著的分别；
在“花腔戏”（小型剧目多用花腔演唱）中，男、女的腔调则完全一致。
黄梅戏的曲调是以安庆的语音来歌唱的。
安庆地临长江，交通便利，语言易懂，加之唱时一律用本嗓子，所以使人感到字音清晰，学起来也较容易。
黄梅戏是一个富有表现能力的剧种，它吸收了“高腔”和“徽调”中的优良成份，所以能够很好地表现古代人民的生活；
又因为它长期流传于民间，不断吸收着民间艺术的养料，也就有条件表现现代人民生活。
因此它在解放后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
1952年以前，黄梅戏主要在安庆地区流行，到上海观摩演出后（1952年10月间），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
1953年就成立了国营安徽省黄梅戏剧团。
如今这个剧团有演唱黄梅戏四、五十年之久的老艺人丁永泉以及优秀的演员严凤英、王少舫，还有解放后才参加黄梅戏工作，而取得了卓越成绩的青年演员王毓琴等。
另外，安庆市和安庆专区共有十五个职业的黄梅剧团，也有不少的优秀演员，像潘璟琍、麻彩楼都分别在华东第1届戏曲会演和安徽省第1届戏曲会演中得到了一等表演奖。
此外，安徽省还有一千多个以黄梅戏形式演唱的工、农业余剧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