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

接见卡达尔·亚诺什率领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说：在中央和地方分权问题上，我们的做法是，对可以给中央也可以给地方的权力就多给地方一些。这样中央可以抽出更多时间来注意中心问题，少犯一些错误。我们的制度是好的，光明的一面是主要的，但也不能忘记它有缺点。因此，我们要自觉地扩大民主。在民主基础上集中，才能是可靠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要有意识地保存一些不同的党，在党内保留一些不同意见。这样做是可以的。 △ 在接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和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批判斯大林被资产阶级利用了，给有些兄弟党带来一些困难。这次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准备是不够的，是在气愤的情形下宣布的。在客人提到斯大林的性格时说：性格不是主要的，环境最重要。列宁死后十年内，斯大林慎重地处理党内事情，团结了党内力量。十年后，他作风不民主了，环境也允许他那么做。这对我们是个教训，教我们要注意党内民主，要听群众的意见，要进行集体领导。如果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集中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的。这一点对我们执政的党特别重要。应注意党内党外的意见，如果听不到不同的意见，就会产生官僚主义，就会落后。又说：斯大林不但是苏联的伟人，而且是全世界的伟人。他的功劳有世界意义，比如在反对党内错误倾向问题，关于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和在领导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等方面。他的错误也是世界性的，影响到各国的党。当我们党犯错误的时候，也受到他的错误的影响。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王明路线时就是如此。抗战初期，他要我们一切支持蒋介石，王明是执行这个意见的，但我们中央有不同的意见。在抗战即将结束，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他赞成把中国划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要我们无条件地和蒋介石合作。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又怀疑中国对美国有幻想，一直到朝鲜战争，我们和美国打起来了，这问题才解决。这些都是重大问题，但是为了国际团结，不提这些事，以团结为主。我们用一篇文章①指出了他的错误的历史根源、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错误主要是斯大林犯的，但有着社会和思想的原因。因此，我们在天安门还是挂马恩列斯的像。另一方面，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苏共这样做是很勇敢的，是有贡献的。各国共产党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大家的思想也解放了，这对各国党是个很大的进步。这是共产党的思想解放。但我们还是要和苏联团结，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也应该向兄弟党的领导同志说清楚我们的意见。

备注： ①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