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单位
提前完成五年计划期间的工作量
本报讯
齐齐哈尔第2机床厂、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工厂、重庆柴油机厂、綦江汽车配件厂、重庆机床厂的一批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单位，提前完成了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作量。
齐齐哈尔第2机床厂马恒昌小组的工人，在今年01月下旬就已经提前完成了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全部工作量。
这个小组几年来在生产中认真学习和推广高速切削、乌纳诺夫万能车刀法、科列索夫车刀法等6种苏联先进经验，以及刻度盘等4种苏联的先进操作方法，提高生产效率半倍到十三倍。
他们小组发扬集体主义精神，解决了弹簧卡头等许多关键性的技术问题，不仅经常地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同时还提高了产品质量。
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工厂机械车间钻工贾贵、车辆车间车工由玉锡和货车车间董宝山小组2月份就已经开始做1958年的工作。
这个工厂还有64名工人已经在做着1957年的工作。
在这个工厂最近召开的第2届先进生产者和合理化建议者代表大会上又有422名先进工作者提出要提前完成五年计划，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的倡议。
这项倡议得到了全厂职工的支持。
重庆市有9名青年工人提前完成了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个人工作量。
这9名先进工作者当中，有优秀青年铣工廖士刚，他在过去两年内已经完成了七年零四个月的工作量。
还有从1953年以来先后改进了39种工夹具、刀具和加工方法，提高生产效率二倍到十二倍的重庆柴油机厂优秀青年刨工冷金铭，还有三年完成六年零两个半月工作量的綦江汽车配件厂青年车工何亲友等。

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在京开幕
新华社22日讯
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今天下午在北京开幕。
大会会场设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大礼堂。
会场上横挂着大幅红布标语，上面的口号是：
“立志做一个光荣的劳动者，把青春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参加这次大会的工商界的青年积极分子共有809人，其中有工商界青年资本家中有代表性的先进分子，有在私营工商企业中供职的资本家子女中的先进分子，有不在学校读书但又没有职业的资本家子女中参加社会工作有积极表现的青年。
他们有许多人是在这次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涌现出来的。
下午2时半，会议在通过了廖承志、胡耀邦等64人为大会主席团以后，由胡耀邦代表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致开幕词。
胡耀邦首先对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良好表现，表示热烈的欢迎。
他说，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虽然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要把我国所有的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企业，要使全国所有的工商业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还需要作重大的努力。
在这种情形下，全国工商界青年应该如何进一步地提高自己的觉悟，应该如何跟祖国一道前进，为社会主义立功，我们想，这是你们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的大会正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希望你们在会上对这些问题认真地讨论。
他最后预祝到会的青年积极分子，在这次大会以后，能为祖国作出更出色的贡献。
接着，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在会上致词。
黄炎培在讲话中希望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在今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努力生产，加强思想改造。
他希望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做一个毛泽东时代的“三好”的儿女，为完成“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而奋斗。
陈叔通在会上说，我们工商业者对于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的要求和期望是很高的。
你们一定要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力戒任何浮夸和骄傲，顽强地学习，不懈地工作，进一步努力自我改造。
他们的致词，受到了热烈欢迎。
廖承志代表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跟祖国一道前进，为社会主义立功！”
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向到会的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和全国工商界青年提出了三项任务：
一、要积极参加企业合营以后的改造，改进经营管理，努力发展生产，还没有清产核资的，要积极地、实事求是地做好清产核资工作。
二、诚实地劳动，巩固地树立热爱劳动的观点，不断地学习和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
三、积极参加政治学习，改造思想，提高社会主义觉悟。
在廖承志报告的时候，全场不断地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附图片）
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主席台。
图为胡耀邦致开幕词。
　本报记者　高粮摄

南方各省普遍改变耕作和栽培制度
新华社22日讯
今年南方各地改变耕作制度和栽培制度的面积很大。
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湖南、湖北等省，今年由旱地改水田、籼稻改粳稻、单季稻改双季稻、二熟改三熟的种植面积就达13，800万亩，其中由单季稻改为双季稻的面积占1，870万亩，单这个数字就比去年全国水稻生产技术会议上，规划全国改变稻田栽培制度的总面积增加了670万亩。
这些耕作制度的改变，将为国家增产大量粮食。
仅广东、湖南、江西三省计算，今年将在改变耕作制度的土地上，增产70多亿斤粮食。
普遍改变耕作、栽培制度是在农业合作化大发展以后开展起来的。
各省区的中共党委和农业部门，都重视和加强了对这一工作的领导。
江西、湖北等省都先后召开了农业技术会议和粳稻技术会议，作出了具体的规划和措施。
浙江省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和代表到各地学习种植双季稻和各种经济作物的技术。
安徽省从去年12月以来，就在各地举办农业技术训练班传授“三改”经验。
各地农民为保证改变耕作制度后获得增产，都具体的制定了计划，积极兴修农田水利，增积肥料。

发挥工商界青年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积极作用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一部分。
因此，党和国家从来都是把青年一代看作革命斗争中的一支突击力量。
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中，党和国家尤其重视青年一代的巨大作用。
作为中国全体青年一部分的工商界的青年，是不是也可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呢？
是不是也可以和全国青年一道争取自己光明远大的前途呢？
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召开，完全肯定了这一点，召开这次大会，充分说明党和国家像重视和关怀其它岗位上的青年一样，重视和关怀着工商界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
工商界的青年特别是积极分子，在历次的爱国运动中，都曾起过积极的带头的作用，尤其在最近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高潮中，更表现了他们空前的积极性，出现了大批的积极分子。
例如天津市就有50％以上的工商界青年参加了公私合营的工作队。
天津市第4区有60多个青年资本家在公私合营以后倡议在商业中开展“服务态度良好月”和在工业中开展“改进经营管理，提高技术，节约原材料”的活动。
全国绝大部分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个伟大胜利。
但应该认识，这远远不是改造的完全胜利，而仅仅是深入改造的开始，接着还有清产核资，改善经营管理，发展生产和业务等等一系列艰巨的工作要作。
而在所有这些工作中，还有一项更复杂的工作，就是对人的改造。
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个内容的两个方面，两者是紧密联系的，不可分割的。
要把剥削阶级的人改造成劳动阶级的人，当然要进行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
工商界的青年积极分子应该在这个教育和改造工作中起带头作用，帮助国家更好地完成对资产阶级的人的改造，从而加速完成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
工商界的青年积极分子怎样在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加紧改造自己呢？
工商界的青年积极分子应该把国家安排的工作看成改造自己和为国家效力的最好机会，愉快地接受国家安排给自己的工作。
国家对资方人员的安排是按照量才使用的原则的。
有些资方人员要担任企业中的管理工作和技术工作，有些资方人员可能要继续参加实际的生产操作和体力劳动。
不管是担任管理和技术工作也好，也不管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也好，对于资产阶级分子来说都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都是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有益的劳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改造资本家自己而进行实际的锻炼。
因此，对国家安排的工作不应该有患得患失的想法，自私自利的打算，这种打算和想法都是资产阶级意识的表现，它会妨碍资方人员接受国家的改造。
在接受安排以后，就要以积极主动的态度作好工作。
有经营管理经验的要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有技术能力的要贡献出自己的技术能力。
例如出席这次大会的杭州市赵保堂拈丝厂的资方从业人员青年技术员赵永海，在企业公私合营以后，努力钻研技术，创造了电力自动停头杠车，既能减轻劳动强度，又能提高产品质量，工作效率提高三倍，成本降低80％。
这一创造已在经纬厂推广。
至于那些过去没有劳动习惯的应该在改造中养成劳动习惯，缺乏劳动技能的，也应该在改造中学会劳动技能。
比如蚌埠市饴糖厂资方人员张铭枢和郑醒民原来是既没有劳动习惯，也没有劳动技能的，在接受国家安排以后，他们认真地改造自己和刻苦地学习技术，现在已经掌握了一套生产技术。
这是一切资方人员要改造自己和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的唯一途径。
工商界的青年积极分子，必须特别注意向工人学习，注意依靠工人，彻底改变那种轻视工人，不愿意同工人接近，不相信工人的智慧和创造能力的资产阶级的观点。
向工人学习和依靠工人不但是改善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必要条件，对资产阶级分子来说，也是改造自己的前提。
天津公私合营利和织物公司担任技师的资方人员刘濯泉原来就是经常不下车间，瞧不起工人的；
一次由于配色不好，印出来的床单花色有毛病，工人提出改进意见，他不接受，后来工人主动地改进了印刷方法，提高了床单花色的质量。
刘濯泉在事实的教育下，最后相信了工人的集体智慧和创造能力，于是改变了自己对工人的看法，开始和车间建立了定期联系的制度，并经常到车间听取工人的意见，改进自己的技术工作。
工商界的青年积极分子也应该成为学习党和国家的政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积极分子，以便提高自己的社会主义觉悟，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能够更愉快地更自觉地接受党和国家的教育和改造。
例如出席这次大会的郑州市公私合营新民铁工厂的青年资本家徐天才，曾经急于要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几次要求辞职，不愿继续经营企业。
经过学习党和国家的政策以后，懂得了只有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和工人的监督下，在办好企业的基础上来改造自己，才有自己光明的前途；
于是，他积极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效率，使1955年新民铁工厂的生产计划提前20天完成。
摆在全国工商界青年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
党和国家在期待着你们，广大群众在盼望着你们。
你们决不可以骄傲自大，看不起人，不向别人学习，也不积极地去帮助和推动周围的人和自己一道前进。
如果一个先进分子采取了这种态度，他就可能变成一个落后分子。
工商界的青年应该继续走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前列，发挥积极带头作用，带动其余资产阶级分子，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进一步增加生产，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产品成本，保持企业的品种和特点，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祝这次大会胜利成功。

四川省铜梁县久远乡农民帮助水利测量人员测量久远乡的大溅河，准备修建一个拦河坝和小型水力发电站，并扩大农田的灌溉面积。

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选出主席、副主席和常委
据新华社讯
中国民主同盟第2届中央委员会21日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
会议选出沈钧儒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章伯钧、罗隆基、马叙伦、史良（女）、高崇民为副主席；
丘哲、叶笃义、刘清扬（女）、吴晗、李文宜（女）、李相符、沈志远、辛志超、周新民、周鲸文、陈望道、胡愈之、徐寿轩、马哲民、许杰、许广平（女）、郭则沉、郭翘然、彭泽民、曾昭抡、华罗庚、费孝通、闵刚侯、黄炎培、黄药眠、杨明轩、楚图南、潘大逵、潘光旦、邓初民、钱端升、萨空了、韩兆鹗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民革第3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据新华社21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3届全国代表大会21日在北京开幕。
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过去工作，决定今后的方针任务；
修订党章；
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关。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在会上致开幕词，并且作了第2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李济深在报告中说，六年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政治协商机关和国家权力机关中参与了国家各项重大事件的协商和政策法令的制定，并且积极参加了各项政治运动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
党内的思想教育工作已经加强。
组织也更加巩固和发展了。
到1955年年底止，党员已经比1950年增加了五倍半。
李济深指出：
这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召开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团结、教育、改造原国民党及与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中上层人士，特别是其中散处在社会上的中上层人士，对晚清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旧军政人员、旧知识分子，也要进行一些工作，推动他们努力工作，改造思想，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
李济深接着对团结、教育、改造社会中上层人士的工作方式、方法，作了详细的阐述，并且号召全党认识前途，掌握命运，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贡献出一切力量。
李济深的报告指出：
当我们伟大祖国人民正从事和平劳动创造幸福生活的时候，800万台湾同胞却仍然在美国武力统治之下，陷于饥饿、贫困、恐怖之中，这是我们时刻不能忘怀的。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坚决拥护周恩来总理在人民政协第2届全国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的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政策，号召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早日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走和平解放台湾的道路，为实现伟大祖国的完全统一而立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也参加了开幕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代表陈叔通、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章伯钧、中国民主建国会代表李烛尘在会上讲了话。
他们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

沈阳一万多工人突破新定额
本报沈阳22日电
沈阳市国营工厂从年初到2月21日，有10，800多名工人突破了今年国家的新定额。
沈阳第1机床厂1A62车间工人普遍突破了计划定额，装配部分60％以上的工人还进一步突破了设计定额，现在每装配一台1A62车床需要的工时比设计工时降低了16％。
这个车间的加工小轴工段推行高速切削以后，全段突破设计定额，生产效率提高130％。
沈阳水泵厂突破计划定额的工人已经占全厂工人总数的41％以上。
这个厂工具车间的工人郑勇恩，运用了苏联库佐夫金切刀法，使加工每个60公分圆器的时间，由过去的20分钟缩短到20秒钟。
沈阳变压器厂金工车间90％以上的工人突破了定额；
车工柳瑞深创造性地运用了单刀六刃操作法，同时加工6道工序，提高生产效率六倍半。
沈阳铁路管理局机车客车修理工厂突破定额的工人，占全厂工人总数的88％。
沈阳风动工具厂装配车间也有69％的工序全部突破定额。

蒋军士兵两名驾渔船向我投诚
据新华社讯
蒋军“反共救国军”第2总队第3大队炊事兵周刘赏和担架兵林金松在16日晨9时许驾渔船一只，从澎湖列岛到达福建漳浦县战角地区，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
他们都是福建省惠安县湄洲岛人。
周刘赏在1953年在海上捕鱼的时候被蒋军抓去，林金松是在1952年被蒋军抓去的。
他们被抓去以后，天天怀念祖国，时刻找机会回返大陆。
02月13日晚上，他们趁隙，偷了一只渔船，在海上飘了两天三夜才回到大陆。

蒋军轰击福建沿海村镇和渔船
据新华社讯
春节前后，蒋军舰艇不断轰击福建沿海村镇和海上渔船。
11日，福建省长乐县石壁乡的11只渔船在东沙渔场捕鱼的时候，遭到蒋军炮艇的攻击。
1只渔船被打毁，8名渔民被绑走。
13日下午5时10分，蒋军军舰3艘向南日岛西南鹭鹚屿岛进行轰击，发射炮弹70多发。
15日中午12时左右，蒋军军舰两艘袭击在漳浦县六鳌以东海面捕鱼的一批渔船，发射炮弹20多发。

鞍钢炼钢厂再创日产量最高纪录
新华社鞍山21日电
鞍山钢铁公司炼钢厂职工在20日再次创造了开厂以来日产量的最高纪录，他们在这一天为国家超额生产的钢，可以制造6，000多台双轮双铧犁。
去年，炼钢厂曾经在1月31日、12月15日创造过两次日产量新纪录；
而今年，仅在春节以后的几天中，炼钢工人们就连续创了两次日产量新纪录。
第1次是2月17日创造的。
20日所创造的纪录，比17日又多产了100多吨钢。
炼钢工人们在最近5天以来，每天都为国家超额生产几百吨钢，每天平均比去年平均日产量多生产800多吨钢。
这5天中，炼钢工人炼出了44炉快速炼钢，比去年07月份全月的快速炼钢还多46％。

充分利用新改建工厂的潜力
本报记者　金雨困
沈阳风动工具厂是在苏联全面帮助下改建成功的一座现代化工厂。
它大量制造用来开发矿山、兴修水利、开山筑路、建设铁路桥梁和厂房的各种风动工具。
这个厂在1955年01月正式投入生产后，只一年的时间就基本上掌握了新设备新技术，达到并且超过了计划在1957年才达到的产量水平。
原计划生产新产品13种，现在试制成功并且大量生产的新产品已经有15种。
这个工厂今年的产量将较原来计划在1957年所达到的水平还高50％以上。
最近，这个厂决定提早15个月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总产值任务。
沈阳风动工具厂所以能够很快地掌握新技术，有很多有利的客观条件：
工厂是苏联帮助设计的；
有80％的设备是苏联供应的，其中有的设备甚至比苏联现有的风动工具厂的还要好；
从建厂开始，就有苏联专家长期驻厂指导和培养技术管理干部。
从主观方面来说，这个工厂的领导人员发挥了主动性。
1955年年初，上级机关根据其他部门的订货需要，给这个厂规定的计划指标是比较低的。
但是，工厂的领导人员在制定1955年第3季度计划的时候，研究了第2季度生产情况，发现由于技术熟练程度提高和技术的改进，生产效率已经大大提高。
如制造一台重型凿岩机，第1季度需55台时，第2季度只要39台时。
如果不增加任务，三分之一的生产能力就会浪费掉。
同时，其他部门这时提出的订货数量也增加了。
于是，工厂就根据这个情况向上级领导机关要求较年初计划增加94％的任务。
上级同意以后，他们就每月每季都提高了计划指标。
工厂的领导工作人员不断地以苏联先进指标来衡量和鞭策自己。
他们认为指标一定要先进，任务压得满满的，干起来才有劲头，才能推动企业不断前进，使工人和干部保持饱满的情绪。
如制造一部重型凿岩机由55台时降到46台时的时候，车间领导人员就自满起来，阻碍了工时的继续降低。
工厂领导就以列宁格勒风动工具厂的指标来比较，人家制造同样的产品只需17台时。
这就帮助车间领导人员清醒地看待自己的成绩和缺点，因而积极去寻找企业的潜力，逐步地使台时由46小时降到27小时，更加接近了苏联的指标。
由于工厂始终坚持采用先进的指标，从去年04月以来月月全面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这个工厂还主动地学习苏联最新的技术成就来加快生产发展的速度。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他们学习了不久前列宁格勒风动工具厂采用的流水线生产方法，着手组织了两条流水线，并且准备组织第3条流水线。
组织了第1条流水线生产以后，中型手提凿岩机的月产量就由500台提高到1，000多台。
组织了第2条流水线生产以后，活塞（风动工具中的主要部件）的平均日产量由165个提高到270个。
此外，他们又学习了苏联十多种高速切削经验，使机床的效率提高二倍以上。
直接影响提高工厂生产发展速度的是新产品试制工作。
全厂以三分之二的技术力量投入了这个工作，每种新产品的试制都有专责的技术人员负责，技术副厂长每天领导他们深入到试制工段进行研究，每周召开检查会议，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克服薄弱环节。
工厂建立了新产品试制的生产准备室，加强准备工作，及时调度和组织劳动力。
再加上苏联专家的具体帮助，1955年原计划试制3种新产品，实际完成7种。
这个工厂在改建的同时，就着手试制新产品，在正式投入生产前就试制成功9种新产品。
这对加速掌握新技术也有一定作用。
迅速掌握新技术的决定因素之一是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
为了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工厂在上级经济领导机关的指示下，在质量补课中努力组织职工学习技术。
如建立了专门的技术学习委员会，在1955年上半年每天抽出两小时进行正规的技术学习。
第1阶段主要学习机床性能、保养和调整的基本知识，第2阶段学习切削原理、工艺规程和工艺装备。
苏式铣床的自动走刀，过去工人不熟练，每分钟只能转950转，学习后可提高到1，500转。
许多原来不会使用的特殊设备，工人也都开动起来了。
废品率也由10％降到1％。
在一年内，工人的平均技术等级由2.4级提高到3.3级。
当然，这个厂目前的品种还需要扩大，新品种试制周期还需要加快，有些品种还需要进一步改进，才能满足用户的需要。
但是，这个厂的经验告诉我们，苏联全面帮助我们新建或改建的工厂，虽然我们的经验很少，技术水平很低，但是，只要我们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加强我们的主观努力，就完全有可能以更快的速度来掌握新技术，迅速地达到和超过原来计划达到的生产水平。

山西省平顺县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计划今年修滩地170亩，扩大耕地面积，他们已经修好了120亩。
这是社员们正在修滩地。
　新华社记者　张瑞华摄

妥善处理林木入社问题
林沫
近来内蒙古自治区有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的过程中，发生了农民乱砍树木的现象。
在和林格尔、凉城、武东等县都接连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砍树的不仅有一般农民，还有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甚至村的护林委员、造林模范也砍了树。
武东县七区罗家营乡西营子村，在几天之内，就砍伐了大、小树300多棵。
发生砍树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农民私有林木入社问题处理不当。
如凉城县金星农业合作社规定把房院一尺以外的各种零星或成片林木，全部作价归社，同时树价定得也比较低；
有树的人，在社员群众舆论的压力下接受了这种办法，实际上思想还没有通。
他们感到自己辛苦了多年，眼看树木长大，连使用个木材也不方便了。
于是，砍树的事情就发生了。
还有些地方，由于对正确处理社员私有林木的政策和办法宣传不够，有的农民听到“林木归公”的风谣，也跟着砍起树来。
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必须十分注意防止农民乱砍树木。
对农民私有树木入社必须采取妥善处理办法，树价必须规定得合理公道。
在那些对社员私有林木处理不当、引起社员不满的地方，应该根据正确的处理原则迅速加以纠正。

我们要使古老的高原面貌全新
贵州遵义县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　钟成亮
提起我们贵州这个地方，大家就会想到“天无03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这几句话，意思是说：
贵州省自然条件很差、人民生活很苦，是一个非常贫困和落后的荒僻高原。
是的，贵州省确实有过这样的情况，但那是旧中国时代的情况，现在已经大不相同了。
解放以来，贵州农民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不断改进耕作技术，不断向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使得这个高原地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高低不平的田地里，逐渐长满了丰盛的庄稼，少吃缺穿的农民们，逐渐有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全省出产的粮食不单是够吃够用，并且已经开始有余粮运到外地，支援国家建设。
这是多大的变化啊！
我们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和全省农民兄弟一样，在促成这个变化中贡献了自己的一分力量。
现在我们还正在热情地劳动着，要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更加富裕。
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同自然灾害不断斗争中成长壮大的。
1952年，我们开始成立了一个包括7户人家的互助组，就在这组织起来的第1年，我们经受了一次严重的考验。
大家知道，我们这里大部是坡地梯田，是“经得起十天涝，经不起十天旱”的地方，这年夏天却有60多天没有下雨，灾情很严重。
但是，这并没有吓住我们，旱象一露头，组员们便一齐出动，有的用水桶担水，有的用水车车水，抢救庄稼。
旱的时间长了，水量越来越少，水位越来越低，怎么办呢？
我们便把水车接起来，一道、两道，一直接了13道水车，还是把水车到了田里。
经过像这样的几十天战斗，全组84亩地不仅没有一亩受灾，并且全部获得丰收，总产量比前一年增加了49％。
组外单干农民和我们地界相连的田地却只有三、四成收。
这不单鼓舞了社员的生产情绪，也给了社外农民很大的启发。
他们开始相信组织起来的力量，要求参加互助组。
第2年，我们互助组便扩大了两倍多。
1953年虽然又是40多天没下雨，我们22户社员的总收入还是比1952年增加了二成多。
秋收以后，互助组转社的时候，已经是47户了。
合作社成立后，人多力量大，事情就更好办了，在1954、1955两年中，旱涝灾害还是不断发生，新社员的比重也逐渐增大，而我们的产量也还是年年上升。
1955年我们96户社员的600多亩土地，每亩收粮食平均700多斤，比过去产量增加一倍。
经过以上几年的发展，社员们已经感觉到低级社有些不够劲，便有人想办高级社，去年秋收以后，转高级社的声浪越来越高，社里便根据群众意见讨论转高级社的问题。
不知消息怎么这样灵通，我们刚开始讨论，社外群众便嚷起来了，他们说：
你们是毛主席领导的，我们不是吗？
你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不招呼一声呢，我们也要走！
他们有的直接提出入社要求，有的托亲拜友请人说情要求吸收他们进来。
那知吸收这批还有那批，就像江里的浪涛一样，一浪赶一浪。
不光是本乡农民要入社，外乡的也来了，不光是个体农民要入社，有些小社也想并进来，我们的办社计划一次又一次地被打破。
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乡支部研究后便决定把全乡所有个体农民和农业合作社全部合并起来，成立一个1，555户的高级社。
这样一来，乡里的问题解决了，外乡要求入社的400多户农民只好劝他们回到自己乡里再组织一个社。
当我们把自己的计划报告区委的时候，问题又出来了，区委怕我们摊子太大办不好，只批准我们办300户的社。
上级不批准，群众还直是要来，怎么办呢，社干部真是左右为难。
大家一商讨，这怎么能行呢？
于是又派代表到县委、地委去请求，县委，地委问明情况后，对代表们说：
好吧，满足你们的要求，你们认为能办就办吧。
11个代表得到这个答复后，高兴得一夜也没睡觉，回来传达后，全乡农民个个都喜欢得眉笑眼开。
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初步提出的关于农业发展的17条意见也传达到了乡里，群众情绪更高了，我们便召开了400多人的积极分子大会，讨论转社，并根据17条意见制定了我们社的今后7年发展规划。
我们计划在7年里，把全乡范围内50，000多亩土地全部利用起来，除现在已经耕种的12，000亩外，再开荒5，000亩，其余分别划为牧场、桑园和各种林地；
把东零西散的人家按生产队合并成16个居民点，每处都安上电灯、电话、广播筒，并设立一所民校，全乡办一所小学附设中学班，此外要修建小型水库和发电站，电力除用作照明外，并用来开设碾米、榨油等加工厂；
把旱地逐渐变为水田，主要农作物——水稻的产量，提高到每亩1，374斤，再加上经济作物、畜牧业和各种副业收入，到了1962年，每个农民除收入2，500多斤粮食外，还可有近400元现款的收入，比现在又增加了好多倍，当然和“人无三分银”的时候更不能相比了。
这个计划是不是冒进了呢，指标是不是太高了呢？
也有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我们肯定地回答说：
不冒进，也不高。
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办法实现这个计划。
贵州省生产潜力是很大的，这里地势虽然较高，但是大部地区全年雨量都在1，000公厘以上，气候也很温暖，很适合水稻生长。
过去贵州人民生活所以贫苦，主要是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压榨所造成的，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只要能够消除灾害，改进技术，不断增强地力，粮食产量的逐步提高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现在正在修建3座水库，今年就可保证7，000亩水田干滥无忧，离我们这里不远有个磷矿正在开采，我们今年准备购买120吨磷肥在稻田中重点施用，自然肥料也要从去年每亩1，200斤增加到3，000斤，再加上其他技术改革，今年每亩水稻的产量就将提高到729斤。
1957年，我们计划养猪两万头，开始养一部分蚕，猪屎蚕粪，都是上等肥料，那时每亩地共可施肥5，000斤，全社施用的磷肥也要增加到两万吨，部分土地可以使用双铧犁耕种，这样便可把产量提高到910斤。
以后每年都照这样不断改进技术，消除灾害，根据我们的计划，到1962年便可达到1，374斤。
有些社员还嫌这个指标有些低了，他们说：
1953年那2亩丰产地每亩不是收了1，020斤吗？
那时每亩才施肥1，500斤，其他条件也都没有现在这样好呀。
社员刘银章更拿他多少年前一个丰产故事来说明这个指标不算高。
他说他过去种地主20多亩地，有一年遇到大旱，无法全种，便把人工和粪水都集中在3亩地里，结果这3亩地收了3，600斤。
经他一提，大家都说：
高额丰产的事例过去是有过不少的，不过没人去研究推广罢了，现在有共产党领导，只要大家努力，就会普遍的超过这个指标哩。
真的，自从订了规划以后，社员生产建设的劲头更大了。
过去这里有句俗话叫做“妇女下田、大旱三年”，大旱三年是假，如果谁家妇女下田，就有人背后说怪话，耻笑她抛头露面。
现在不管男女老少都在一起做活，再也没有人耻笑了。
由于社员们热情地劳动，我们的小水库已经修好了两个，发电站在4月份便可开始发电。
我们红星社一天一个样子地在变化着，整个贵州高原也是一天一个样子地在变化着，不久的将来，这个古老的高原将变得面貌全新。
　（张克记）

我国6年来发掘出20多万件文物
我国考古事业正迅速地发展着。
6年以来从各省、市的古墓葬、古文化遗址里所获得的出土物，共计219，200多件（零星的陶片等100多万件没有计算在内，没有附调查报告的也未计算在内）。
1953年在成渝铁路工程中，在四川资阳县黄鳝溪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头骨化石，这是研究中国原人问题的重要材料。
1954年春，在山西襄汾县丁村发现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采获打制石器2，000多件，经过初步调查研究，肯定这个遗址是周口店和河套以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旧石器遗址。
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更有大量的发现。
在黄河流域几乎到处都可以发现这个时代的遗址。
现在所知道的，就已经超过解放以前的数字百倍以上。
郑州遗址是解放以来殷代遗址中最大而且是最重要的发现。
通过这个遗址的发掘，进一步明确了龙山文化同商代文化的关系。
在这里，由于骨器、铜器等制作工场遗址的发现，说明殷商时代的生产力已突飞猛进地发展。
鞍山陶官屯金元村落遗址，发现了比较完整的遗存，成为研究12世纪到14世纪东北农民生活最有意义的材料。
在云南晋宁县出土的汉代一个女土司墓的遗物，贵州盘县等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以及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许多发现，都证明在很古老的时候，少数民族文化也像汉族文化一样光辉地发展着。
通过这些发现，对我国历代的物质文化史和历史、艺术、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和丰富的材料。

文化部将在33个城市举办“新片展览周”
文化部决定从3月中旬开始在全国33个城市分两批举办“新片展览周”。
展览周中将放映1955年出品的故事片：
“董存瑞”、“怒海轻骑”、“宋景诗”、“南岛风云”、“水乡的春天”、；
舞台纪录片：
“梅兰芳的舞台艺术”；
以及彩色美术片和风景片：
“乌鸦为什么是黑的”、“野外的遭遇”、“东郭先生”、“小熊的旅行”、“神笔”、“黄山风景”、“桂林山水”等。
展览周从3月16日到22日将先在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成都、西安、乌鲁木齐等16个城市举行；
从3月28日到4月03日将在齐齐哈尔、旅大、抚顺、呼和浩特、贵阳、兰州、西宁等17个城市举行。
（新华社）

旅大市工业生产的新高涨
旅大日报记者
旅大市工业生产出现了新的高涨。
01月份完成国家计划的良好情况是历年来所没有的。
在国营工厂中，预计完成了产值计划的有16个工厂（去年只6个），全面完成了产值、商品总值、劳动生产率、成本、上缴利润计划的有11个工厂（去年只有3个）。
在28个地方国营工厂中，有21个工厂完成了产值计划。
（其它指标没计算出来）。
长期以来工业生产上年初松、年末紧，季初松、季末紧的现象有了根本的改变。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90％以上的工厂企业提出了提前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的规划。
这些规划交给工人讨论以后，原订指标被工人一再突破。
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在去年11月份就达到了1957年的生产水平。
今年01月，厂里提出的提前半年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总产值计划，经过工人讨论以后又被突破，机车的产量比原订指标提高11.1％，棚车提高9.6％，粘油槽车提高96.2％。
于是工厂重新修订了规划，决定提前七个半月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产值计划。
大连化学厂提出的提前13个月达到1957年生产水平的计划也被工人突破了。
第8车间的硫酸铵产量可以保证提前14个月达到1957年的生产水平。
这个厂在1月份就为农民增产了505吨硫酸铵。
大连钢厂过去两年年初都没有完成国家计划，今年01月份却提前完成了，而且钢的质量超过了1957年的指标，现在这个厂决定提前14个月达到1957年的生产水平。
大连铁路分局的职工也掀起了提前完成五年运输任务的热潮。
到1月31日，有9个站段和261个生产班组提出了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保证。
旅大市工业局要求地方工业提前1年达到1957年的生产水平。
现在很多工厂已经突破了这一指标。
旅大氯酸钾厂决定提前1年5个月达到1957年的生产水平。
旅大机械五金总厂初步确定可提前14个月达到1957年生产水平。
很多工厂纷纷增加生产，扩大品种，保证提前交货。
旅大市工业局决定在1956年和1957年内增加新品种、新规格1，300多种。
其中包括支援农业生产用的果树松土犁、果树施肥犁、锅驼机、煤气机等产品。
在支援重点工程方面，许多工厂更表现了可贵的热情。
过去有些工厂接受订货时强调困难，现在却主动接受订货，并主动提出要提前交货。
大连通用机器厂在1月份已经提前完成了第1汽车制造厂订制的三种设备。
大连起重机器厂也保证把第1汽车制造厂急需的5台起重机提前半个月到3个月交货。
大连工矿车辆厂积极克服试造新产品的困难，主动把本溪钢铁公司和鞍山钢铁公司订制的4种特殊车辆的交货日期，提前了1个月到3个月。
旅大窑矿总厂也决定把鞍山钢铁公司订制的耐火砖提前1个月交货。
为了加速大伙房水库的建设，大连造船公司工人提前交出了一批挖砂船。
旅大市初步形成的工业生产高潮不但具有深刻的自觉性，而且具有从下而上的群众基础。
许多工人打破了陈规惯例，大胆改革技术，使生产效率成倍地提高。
大连电机厂今年交流电动机的生产比去年多了一倍半，下线小组的手工操作无法完成这一任务。
但是交流机车间工艺组的技术人员集体创造了一种胎具，使生产效率提高了十四倍，满足了生产任务的要求。
大连电工器材厂高顿全小组工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改变了制作“消弧罩”的原料成分，提高了生产效率二十三倍多，使过去两年半才能完成的任务一个月就完成了。
大连起重机器厂焊条工段工段长孟宪元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配合下，改进了配料成分和操作方法，使废品率从18.1％减少到7.8％，一年可给国家增产节约14万多元的财富，8个月就可以完成全年的工作计划。
这个厂的青年工人马文鑫创造了预先变形的方法，初步解决了历年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大梁变形的关键问题。
大连碱厂煅烧车间的工人提出了一项改进生产的方法，可以使纯碱的产量每年增加3万多吨。

第1次全国性的考古工作会议开幕
中国有史以来第1次全国性的考古工作会议21日起在北京举行。
这个会议是由中国科学院和文化部联合召开的。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致开幕词的时候指出：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初步总结建国六年来考古工作的成就，交流经验，以提高学术水平和改进工作方法，并且讨论考古工作的12年远景规划。
郭沫若说，中国的考古学必须和其他科学一样，在12年内接近世界先进科学水平。
为此，必须大大扩充考古工作人员的队伍，提高考古工作人员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
郭沫若指出，中国的考古工作自北宋开始已经有长远的历史，但是北宋以后的很长时期内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解放以来，发掘了大量的古代墓葬和文化遗址，考古工作获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考古工作者只有500多人，业务水平又不高，所以整理研究工作还做得极少；
要应付解放以来突然增加的大量考古工作，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文化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在会上报告了六年来考古工作的成就，并且提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
会议的第1天还听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关于培养考古干部问题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杨锺健的“考古工作和人骨兽骨等遗存问题”的报告，以及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关于考古学同民族学关系问题的报告。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在北京的和来自21个省市的考古学家和其他考古工作人员180多人。
（新华社）

第2场比赛
柯轮
22日下午，波兰克拉科夫市“格尔巴尼亚”足球队（以下简称波队）同我国中央体育学院和第1机械足球联队（以下简称联队）作了一场自始至终都非常紧张的友谊赛。
全场比赛以○比○结束。
比赛开始后，联队就采取了攻势，当球传至右翼丁凤章的时候，他缺乏高速度的切进能力，又不能及时传出空档球，球被波队有经验的右后卫比也库尔斯基截去。
在上半时内联队左内锋孙福成、中锋史万春等在进攻中的巧妙配合，虽曾多次攻至波队禁区，共射门11次，但都由于射门动作缓慢，不及时，大多射出界外。
在上半时的45分钟的比赛中，波兰共组织了23次进攻——从中间配合进攻的有11次，从右翼进攻的5次，从左翼切进的7次——射门的次数达18次之多，因为联队防守严密，都没有奏效。
休息10分钟后，继续比赛。
人们的心情更加激动，谁胜谁负，这是大家一致关心的问题。
下半时波队虽然处在逆风的情况下，但士气相当高，争取胜利的心情也更为迫切。
16分钟时，联队球门告紧，波队右内锋比亚特克在禁区内获得射门的机会。
眼看就要进球了，这时，联队中卫丛安庆急忙赶上抢阻，将球猛踢出右边界外。
38分钟时，联队球门又一度紧张，波队左内锋鲍泽克在离球门五、六公尺的地方射门，这一球却正好踢到联队守门员的身上反弹出去，被联队王德发一脚踢跑。
以后，波队又曾几次组织进攻，都未能进球。
联队下半场处在顺风的有利情况，有过6次射门机会，一球偏右踢出界外，其余5球都被波队守门员救出。
波队守门员斯特罗尼亚尔兹表现特别沉着机智，曾多次救出险球，联队的守门员徐福生，也作了很漂亮的表演。
在这一场球赛中，波队的前锋表现得很活跃，组织了比第1场同北京青年队比赛时更多的进攻。
他们的传球配合得很默契，停球、带球等动作也都很巧妙。
联队的后卫、前卫在比赛中踢得很出色，战斗意志顽强，他们在禁区前后的紧迫盯人战术很成功，使对方很难得到轻易举足射门的机会。
这是这场比赛能够打成平局的主要原因。
可是联队在组织进攻中却有不少缺点，如配合不默契，传球不准确，高球过多，推进速度很慢，球到对方球门跟前，缺少办法，射门动作也迟缓无力。
这些地方都是应该虚心向波队学习的。
经过波兰“格尔巴尼亚”足球队在首都的两次比赛，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我国足球队的缺点。
我国各个足球队应该虚心向各兄弟国家足球队学习，勤学苦练，迅速提高足球运动的水平。
（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同波兰“格尔巴尼亚”足球队的负责人和队员以及裁判员等合影。
　本报记者　苍
　石摄

一个先进计划的产生
黎言　启民
任何先进事物的出现，都会碰到一些困难，先进事物之所以先进，就表现在它敢于同各种困难作斗争。
先进计划的产生也是如此，先进计划不是建立在万事具备毫无困难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进行艰苦工作保证能够克服困难的基础之上。
因此，计划究竟定得保守还是先进的关键就在于对待困难采取什么态度，是被困难所吓倒畏缩不前呢？
还是正视困难并想办法战胜它呢？
天津动力机器厂制定今年生产计划的过程，正表现了这种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
同样的困难，要让这个厂的党组织和职工群众来看，只是如何想办法去克服的问题，可是，要让这个厂的厂长来看，就成了生产计划无法提高的根据了。
由于党组织坚决地同这种保守思想进行了斗争，发动了广大职工群众，终于帮助厂长逐步克服了保守思想，制定了比较先进的生产计划，使这个厂今年的计划产量较去年提高一倍，较厂方原来提出的计划提高53％。
1955年12月间，当开始制定1956年国家计划的时候，动力机器厂行政领导上提出的生产计划是较1955年的产量提高30％。
这个厂的党总支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计划作了分析。
第1，动力机器厂是个扩建中的工厂，生产潜力很大，生产发展很快。
1953年和1954年的产量每年都要提高一倍以上，1955年的产量也提高了72％，为什么1956年的产量就不能提高得多一点，而只能提高30％呢？
第2，1955年后五个月的增产节约运动证明，广大职工群众中有着很大的增产潜力，当时虽然追加了相当于全年计划的20％的任务，但是由于比较充分地发挥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采纳了职工的合理化建议，改进了技术措施，不但提前三天完成了追加任务，还超额完成了任务。
为什么计划方案中把这一增产的重大因素只估计可增产2％呢？
第3，计件工资制是启发职工的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措施，根据其他工厂的经验和计划方案中的估计，实行计件工资制后，可以提高生产30％以上。
动力机器厂既然决定在1956年实行计件工资制，为什么计划方案中要把实行的时间推迟到后半年而不提早一些呢？
根据以上分析，党总支认为厂方提出的生产计划是一个保守的计划，必须加以修改。
厂长一方面承认这个计划对积极因素的估计是保守的，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厂里有薄弱环节，计划还是无法提高。
薄弱环节在那里呢？
就是第2机工部的镗床。
这部镗床的确使用了很久，效率很低，潜力很小，赶不上生产更多机器的需要。
党总支指出必须用加强薄弱环节的办法去提高全厂的生产计划，决不能让全厂去迁就薄弱环节而压低生产计划。
如何加强这个薄弱环节呢？
唯一办法是请求国家增加一部镗床的设备。
这时厂长又提出了两大困难，一是国家不一定会批准增加设备；
二是即使批准了也很难买到这种国内稀有的机器。
党总支认为国家对企业的要求并不是只要求增加生产，不给增加设备。
既然不增加镗床的设备就不能提高生产，而只要多生产两台机器就可以买一部镗床，国家怎么能不批准呢？
至于说即使批准也可能买不到，更不能成为不去提高计划的理由。
事实证明，增加一部镗床设备，国家不但很快批准了，而且机器也很快就买到了。
究竟把计划提高到多少才不是保守的呢？
行政领导上心中无数，党总支也心中无数。
于是党总支就通过厂里正在进行的生产能力查定工作，向各个分支部布置了任务，要各个分支部深入车间，发动群众，做好生产能力查定工作，确实了解生产设备的潜在力量，作为提出1956年生产计划的一个根据。
查定的结果表明，绝大部分车间的生产能力可以比去年提高50％以上，有的车间的生产能力甚至可以超过去年的75％。
这时，国家向动力机器厂提出1956年要较1955年提高产量55％的要求。
党总支根据国家提出的要求，根据生产能力查定的结果，以及根据其他有利因素，协同厂的行政领导上提出1956年较1955年增产70％的初步计划，并在全厂的职工群众大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提前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指示，宣布了这一计划，发动职工讨论。
党总支为了保证这一计划能被群众接受，就在全体职工中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启发和鼓励群众挖潜力，找窍门，制定先进的增产计划。
这时，厂长又强调新的困难了，认为铸工部是一个很难加强的薄弱环节，这个部的沙型少，熔炉小，如果不加以改进，的确无法按照计划供应机器需要的毛坯。
党组织就特别加强了对这个车间的思想教育工作。
群众很快就提出了两项措施，加强了铸工部这个薄弱环节。
一项措施是改沙模为铜模并改一模一铸为一模多铸，提高效率三倍到四倍。
另一项措施是采用打碎料块和炉内加氧的办法，加快熔炉的熔炼速度，由原来每小时熔炼两吨半提高到三吨半。
这样，不但可以保证这一计划中机器毛坯的供应，还可以大大超过。
在这次讨论国家计划中，仅仅七天的时间全厂职工就提出了600多项技术措施和合理化建议，很多措施和合理化建议都可以提高效率一倍两倍以至三倍四倍。
原来先进的个人和小组提出了更加先进的计划，原来落后的工人和小组也赶上来了。
绝大部分车间的计划都超过了厂里的计划，绝大部分小组的计划又超过了车间的计划。
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很快就把领导上提出的计划抛到后面了。
面对着这种空前高涨的群众性的生产热情，行政领导上和党组织又表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行政领导上认为群众的政治热情虽然可贵，但并不可靠，不能仅仅根据这种热情去提高计划；
同时认为如果再要提高计划，就要碰到无法克服的困难，因为第2机工部又出现了很难加强的薄弱环节。
党组织则认为群众的政治热情不仅是可贵的，只要领导上善于组织和领导，对保证完成计划也是可靠的。
至于第2机工部的薄弱环节，只要加强领导，仍然是可以克服的，不能作为不去提高计划的借口。
党总支就立即集中力量帮助和鼓励这个车间继续挖掘潜力。
车间主任查玉泓经过一夜苦思，终于想出了改进龙门铣操作方法的技术措施，提高效率一倍到两倍，加上车间群众的其他技术措施和合理化建议，这个车间加工机身的保证数字可以比1955年提高一倍。
于是，党总支就提出1956年的全厂总产量比1955年提高一倍的要求。
这对厂长的保守思想又在技术改革问题上表现出来了。
厂长认为既要完成较去年增加一倍的生产任务，就必须推迟新产品试制和老产品的补课工作，因为，厂长又碰到了新的巨大困难，这就是技术力量赶不上去。
厂长甚至要求党总支作出推迟新产品试制和老产品补课工作的决议，否则，他就不能保证增加了一倍的生产任务的完成。
党总支又批判了这种企图用推迟技术改革来完成生产计划的错误思想。
指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求动力机器厂今年一定要试制出450马力的高速柴油机，同时，也要求动力机器厂今年一定要改进原有柴油机和空气压缩机的制造，使成本进一步降低，效率进一步提高。
因此，新产品试制和老产品补课是国家对动力机器厂的迫切要求，必须马上着手进行，无论如何不能推后。
如果要党总支作决议的话，只能作出既要保证较去年增加一倍的生产任务的完成，又要保证新产品试制和老产品补课如期实现的决议，而不是其他决议。
技术力量要赶上去是不是有困难呢？
党组织作了分析，肯定困难不仅有，而且很大，困难就发生在施工科。
这个科的技术力量本来不足，任务一向比较繁重，要完成产量提高一倍的技术工作已经力不胜任，而新产品试制和老产品补课的技术工作任务又很繁重，新产品试制需要施工科出500套图纸，老产品补课又需要施工科出2，000套图纸。
仅仅靠这个科本身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完不成任务的。
怎么办呢？
党组织正在协助厂方设法解决这个困难。
首先，是从其他科室中抽调技术人员支援施工科。
本月已经从设计科抽调了五个技术人员帮助施工科赶绘图纸。
其次，合理地调配厂里的技术力量。
有的车间技术工作较少，但技术力量过多，有的技师实际上在作技术员的工作。
从这些技师和技术员中间可以抽调一部分人去加强施工科。
再其次，从车间抽调部分6级以上的工人到施工科担任技术员，因为车间需要6级工以上的工人干的活不多，把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抽出来，既不会影响车间的生产，又可以培养技术干部，加强技术力量。
最后，从厂里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徒工和工作人员中选拔一部分人加以训练，可以很快成为技术员的。
现在施工科担任描图小组长的就是10个月以前的一个初中学生。
这样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就可以完全解决。
经过党组织这样一系列的工作，厂的行政领导者的保守思想在逐步克服，认识在逐步提高，信心也在逐步增加。
本月07日，这一计划在职工大会上宣布以后，全厂职工正在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为提前和超额完成这一计划而紧张劳动。
但是，这个厂的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并不能认为已经结束，这个厂的行政领导者是不是能够站在群众增产热潮的前面大胆领导群众前进呢？
是不是能够在新的困难面前不再缩手缩脚呢？
这就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了。

庆祝苏联建军节38周年
苏联陆军少将　普·穆西雅科夫
今年02月23日苏联人民将庆祝苏联陆、海军建军38周年。
苏联武装力量是为保护世界上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而建立起来，是在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残酷战斗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
苏联军队所以能够获得胜利是因为它是从人民中间产生的，捍卫了人民的切身利益，受到了全民的爱护。
苏联军队的士兵和水兵们都是最勇敢的军人。
以解放为战争目的的共产党把他们教育成为这样勇敢的人。
列宁曾说，这样的军队，在它的士兵清楚地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斗争的时候，是任何人也不能战胜它的。
而苏联的军人们都知道为什么和反对谁而进行战斗的。
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弗·伊·列宁在第8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曾说：
“我们结束了一个战争，应当准备迎接第2个战争，可是，我们不知道第2次战争什么时候到来，我们必须这样做，以便当它到来时我们能够占上风”（见“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1卷，470页）。
共产党严格地执行了列宁的这一号召，关怀苏维埃国家武装力量能够随时执行保障国家安全任务提出的一切要求。
国内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时期不仅是苏维埃国家政治、经济威力成长的时期，而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力量巩固的时期。
战前的几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使苏维埃国家能以头等的战斗技术装备苏联军队。
伟大卫国战争是历史上最残酷、最艰巨的一次战争。
这次战争是以法西斯强盗背信弃义向苏联突然进攻开始的。
在这个时期，希特勒德国和它的同盟国同苏联比较起来是占优势的。
法西斯匪徒们预先动员了170个师的军队，并把这军队推进到苏联国境，在对他们有利的地方进行了突然进攻。
敌人曾拥有许多飞机和坦克。
法西斯强盗具有两年现代化战争的经验。
在物质方面法西斯德国也占优势，几乎所有被它征服的欧洲国家和许多“中立”国都为它的军队工作。
法西斯强盗们利用这些暂时的优越条件占领了苏联的很大一部分领土。
苏联军队一面进行着艰苦的战斗，一面退到了国家的大后方，保证了动员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把工业改造到战时规范的工作。
苏联人民响应了党的号召，团结一致地奋起保卫自己祖国的土地。
苏联军队官兵的英雄主义、英勇顽强是伟大卫国战争全部过程中的特点。
他们向全世界表明了苏联人民是能够捍卫自己的祖国的。
苏联人民在后方的群众性的劳动功绩在这次战争中也是非常辉煌的。
由于苏联人民建树了丰功伟绩的结果，在短短的时间内，使苏联的军事生产增加了好多倍，大大超过了法西斯德国的军事生产。
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城，在高加索山上，在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在波罗的海沿岸，最后在解放欧洲各国的进军中，在柏林大会战的时候，苏联人民到处都展示出了他们对敌人的优势。
由于粉碎了法西斯德国和从希特勒奴役下解放了许多国家的结果，苏联武装力量的威信更加提高了。
战胜法西斯德国的胜利向全世界表明：
消灭了资本主义和人剥削人现象的社会主义制度给予了我国人民和军队多么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啊！
我们祖国的国际威望也空前提高了。
现在我们的祖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道领导着包括12个国家和9亿人口的强大的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
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现在是阻止某些国家反动集团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巨大力量。
苏联政府尽一切力量缓和着国际紧张局势，防止新战争的发生。
它代表人民的意志在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上提出了裁减军备和禁止核子武器的建议。
现在苏联遵循着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决议的精神把自己的武装力量减少了64万人，撤出了它在国外的最后一个军事基地——芬兰的波卡拉半岛，今年的军费几乎减少了100亿卢布。
然而这些爱好和平的措施未受到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其他参加国的积极响应。
侵略集团各国还和从前一样不断增加着军事预算，在外国、在和平民主阵营各国附近建立着新的军事基地。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不断关怀加强我国国防力量是完全自然的事情。
苏联的陆、海军永远是各族人民和平、友谊和团结的堡垒。
曾获得伟大胜利的光荣的苏联武装力量警惕地保卫着苏联人民的和平的创造性劳动。

评关于李煜的词的讨论
毛星
五代词人中，南唐后主李煜留下的作品很少，但是，历来受到传统的批评家的极度的推崇。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批评家的这种推崇并没有因为旧时代的死亡而有所减弱。
可是，很显然，李煜所歌咏的，既缺乏在他前一个时代的伟大诗人如杜甫、白居易等的对人民疾苦的深刻同情，也缺乏在他后一个时代的重要诗人如辛弃疾、陆游等的对祖国命运的热切关怀。
李煜只歌唱自己的帝王生活和囚徒生活，而且许多作品是感伤的，不健康的，也有些是颓废的。
那么，从人民的观点看来，李煜的词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就很值得研究了。
这个问题牵涉到我们对文学遗产的基本态度。
从去年08月到今年01月，光明日报周刊“文学遗产”上陆续发表了很多篇关于李煜的词的争论文字。
争论的双方，都对于李煜的时代和李煜本人、李煜的父亲李璟、李煜的祖父李昪的政治措施，给予了很大注意。
比较显著的例子，可以提出吴颖同志的“关于李煜词评价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75期）。
吴颖同志认为：
“评论家们在对李煜和他的词进行评论的时候，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情况，那就是对‘五代十国’和南唐的具体历史情况很不了解。”
于是他考证了南唐几十年的政治经济生活，李昪的、李璟的、李煜的好的政治措施，肯定李煜是“爱国者”，“最后是不屈服者”，并因而证明和肯定李煜的词有“爱国主义”或“爱国的思想感情”，有一步进一步地发展的“人民性”。
争论的另一方也用相同的方法引证了一些相反的事实，来证明自己所持的相反的论点。
看来，这样争执下去，就有很多“考证”待作了。
不能说这些考证对于研究李煜的词没有益处，更不能说争论的双方就只是考证了这些。
问题是，考证作者及其时代对于分析作品究应摆在什么地位。
马克思主义者是应该研究作家和文学作品的时代背景的。
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任何作家或作品，都产生在一定的时代，并被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
不研究时代，不研究作者，就不能正确地解释文学的历史，分析和评价作品就会发生困难。
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研究不能代替作品本身的具体分析，不能机械地简单地拿时代的兴衰和作者的生平去判定作品的价值。
分析文艺作品，主要地应该从作品本身出发，就作品本身及其影响给予评价。
任何对于作者个人生活、政治思想及其时代的精深研究，只能说明作者为什么会写出那样的作品，那样的作品在当时的意义和对后来的影响，从而有助于对作品的了解，而不能离开作品的实际内容，仅仅根据这些去决定或改变作品本身的价值。
很显然，李煜政治上的行事如何，好事多几条或坏事多几条，都不能改变已经存在的、不能再加修改的李煜的词的客观意义。
李煜的父亲和祖父政治上如何，对于李煜的词的评价就更没有什么瓜葛了。
本来，这个问题在批判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谈到了。
今天讨论李煜的词，还要提出这个问题，可见有些人的“考据癖”是太深了，不是一时容易改变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文学遗产”上的论文是怎样议论李煜词的爱国主义和人民性的。
许多作者肯定并赞扬李煜被俘后所写的词具有爱国主义的感情。
吴颖同志甚至说：
“这一时期李煜词有没有爱国的思想感情的问题，其实是不必争论的。”
不错，李煜被俘后所写的词中，曾有几处提到“故国”、“江山”等字样。
但是，在这些字样背后的，究竟是不是人民的爱国主义的思想和感情呢？
爱国是爱祖国，并不是爱乡土，更不是爱王朝、爱王位。
爱国主义是人民同他们的祖国在长时期历史中特别是在抵抗外族侵略的斗争中形成一定的共同利害的产物。
列宁说：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独有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在我国，从秦汉以来（同秦汉以前长时期没有形成统一的大国的情况相异），汉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是同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统一的中国分不开的。
在三国时期，魏、蜀、吴的君臣并没有也不可能使暂时被分裂的国土上的人民认为他们应该分别地爱三个“祖国”，并且应该互相看作“外国人”。
在延长约300年之久的南北朝时期，汉族人民对于入侵的外族保有高度的爱国热情，他们的共同的愿望是恢复中原，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忠于宋、齐、梁、陈的任何一个王室或军阀就是爱祖国。
那么，对于“立国”不过40年、领域不过东南一隅、而且李璟晚年已经称臣于周、李煜即位已经称臣于宋的南唐，有什么根据说它的人民对于李氏王朝就产生了一种可以称为爱祖国的感情呢？
如果是这样，在短短的五十几年的五代十国时期，中国人民
中间该有了多少个不同的“祖国”，该产生多少种互相冲突的“爱国主义”！
谁都知道，这根本不是事实。
可是，有些评论家因为迷恋于李煜的词，竟不惜歪曲基本的历史事实，硬说东南的人民同李煜一样拥护祖国的分裂而反对祖国的统一，硬说李煜的“亡国”就是中国人民的“亡国”！
有些评论家为了进一步替自己和李煜辩护，硬说李煜的“爱国”乃是“爱人民”的表现，吴组缃同志甚至认为是进步势力要被落后势力吞并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剧性”的表现。
他们说中国在宋朝统一以后，比五代时期是倒退了，因此当时东南的人民曾经如何如何地想念李煜。
本文限于题旨，姑且把这种拥护分裂的“理论”放在一边。
但是，五代时期东南比较繁荣，难道能说是在五代时期结束以后才即位的李煜“爱人民”的功劳吗？
而且，究竟有什么根据证明李煜的词是想念东南的人民呢？
不但在李煜的前期的词中，找不到这种影子，就在他的后期的词中，人们也只能找到：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挥泪对宫娥。”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
“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等等。
难道这些就叫做想念人民、代表进步吗？
恰恰相反，这些词证明李煜所想念的不是人民，而是自身的荣辱；
所留恋的不是进步，而是宫廷生活。
如果这些就可以证明他是爱祖国、爱人民，那末，每一个悲叹王位丧失的皇帝，每一个悲叹豪华生活破灭的贵族，就都是爱祖国、爱人民的人物了！
有些评论家索性断定李煜的词始终具有人民性。
比如楚子同志在“李后主及其作品评价”（“文学遗产”74期）中说：
李煜早期写出的许多描写真挚爱情生活的诗篇，是超乎统治阶级情感的。
吴颖同志也认为李煜前期的词，“共同的思想感情的特点是认真严肃、一往情深”。
“这样的思想感情，一方面和统治阶级的没落颓废的思想感情有所区别，另一方面，却是通向人民的思想感情的”。
歌唱了“真挚爱情生活”，是否一定就超乎统治阶级情感，我们也姑置不论。
但是，李煜的行为和作品，又怎样能证明他的“真挚爱情生活”呢？
李煜的“好声色”是历史上著名的。
而他早期的作品中的“晚妆初了明肌雪”，“金雀钗，红粉面”，“佳人舞点金钗溜”，“春睡觉，晚妆残，凭谁整翠鬟”，“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一类词句，确实是可以同“好声色”的断语互相印证的。
很难了解，人们为什么可以从这些词句里，看出什么“真挚爱情生活”和“认真严肃”的“人民性”。
认为李煜被俘后的作品具有人民性的人更多了，而且不少人认为李煜作品的人民性从此是达到了进一步的高度。
楚子同志说：
它们的“充满着孤独、寂寞、悔恨和凄凉的情调”的内容，“在客观上已经突破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
那些诗句并不与李煜的经历、事迹完全吻合，而是与黑暗的封建社会统治下不幸的人民，“与黑暗现实决裂的战士们”，“相类似相沟通”。
楚子同志甚至还认为，由于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封建社会走入下坡路，人们在失望中就不得不“回顾、眷恋”过去。
游国恩同志也说，李煜当时所感受到的东西，“也正是当时人民所共同感到的东西”。
吴颖同志说，被俘后的李煜是用囚徒的感觉和理解去思考问题，因而“懂得了一些新的生活真理”，“更深刻地感到故国的可爱”；
李煜“在作囚徒的经历中不但能体会到国亡的悲痛，而且能够深刻地体味到丧失自由的囚徒的悲痛。
从亡国的悲痛到丧失自由的悲痛，意味着李煜词的人民性达到进一步的高度”。
这些意见里虽然安上了一连串新的现代的术语，实质上却无非重复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论断。
王国维认为李煜降宋以后的作品，“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现存的李煜的词，包括可能是别人作的在内，总共只有40多首，大致可以确定是被俘后所写的不过十多首。
这些词像上面所已经说过的，大都是对于自己旧日宫廷的繁华生活的眷恋，是对于这些欢乐生活的失去的哀悼，是对于囚徒生活的悲愁。
这些同“人民性”有什么关系呢？
所谓文学作品的人民性，基本的内容应该是反映当时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和要求，反映他们的利益。
但是，李煜的词是不是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等等呢？
人民是不是因为祖国的统一反而觉得国破家亡？
人民是不是在追想着自己的上苑、宫娥和妓女的胭脂泪？
人民在封建统治下是被压迫的，是要求自由的，但是，李煜的哪一首词表达了人民的这种求自由的愿望？
他在什么地方表现了他同黑暗现实的决裂，同反封建的战士们的“沟通”？
如果说他是在忏悔，他又在哪一首词里忏悔了他在南京的淫靡的生活？
他恨，他主要地是恨他“一晌贪欢”的生活太匆匆，像流水落花一样地去而不复返罢了！
这一切本来都是很清楚的。
问题是在：
为什么李煜的词却在近千年间受到许多读者的爱好？
李煜的词的所以受人爱好，首先是因为在他被俘后的作品中所流露的哀愁，尽管在实质上同人民的哀愁不一样，在某些方面却有一种类似。
李煜的读者往往并不把他看作一个被俘的皇帝，甚至并不了解他是一个被俘的皇帝。
他们既不注意他所悼惜的昨日的玉楼瑶殿，也不注意他所感伤的今日的珠泪罗衾，这些都不是一般读者所能有的。
他们只是被“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种对于人生的咏叹所感动。
旧时代的各种不幸者、没落者、远离故乡的人们以及暂时丧失祖国的人们，可以从李煜的这些感伤的词句中找到自己的精神上的同伴。
李煜的有几首词并没有涉及丧失王位者的特殊的悲哀，这些词也就更能引起广泛的共鸣。
例如：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
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相见欢）
闲梦远，南国正清秋：
千里江山寒色暮，芦花深处泊孤舟。
笛在月明楼。
（忆江南）
只要不对这些作品的意义作不应有的夸大，那么，人们对于这些作品的爱好本来是容易理解的。
尽管“寂寞梧桐深院”和“芦花深处孤舟”的境界不会在任何时代都能引起同样的联想，都保有同等的吸引力。
但是，只要人们在离开所爱者和熟悉的土地的时候感觉眷恋和痛苦，他们就会感谢李煜精细地写出了他们的这种心情。
在这里，我们既不需要假定李煜是为人民而写作，也不应该否认在他的整个作品中，他的感情同人民的感情、他的哀愁同人民的哀愁，在实质上完全是两回事。
必须指出，李煜的后期作品中有着悲观的气氛。
这对于他是很自然的；
而这种悲观气氛在旧时代曾经感染了许多读者的事实，也是很自然的。
当然，在任何时代，人民都需要乐观的奋斗者；
但是在过去，欣赏和接受“人生长恨水长东”的哲学，对于不幸者究竟是很容易的。
有些人并非不幸者，但是，他们的愿望也常常不能满足，他们的快乐也常常不能久留，所以他们也愿意皈依这种廉价的悲观主义。
可是，时代是变化了。
新时代的广大的青年正在满怀信心地用劳动创造着自己的幸福，对于他们，世界不是今不如昔，而是昔不如今。
因此，向今天的青年推销这种“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深刻”的公式，就不会那么容易了。
热心于推销这一套的人们，也就不能不受到舆论的正当的怀疑和责备……
李煜的词的所以受人爱好，还因为这些作品具有高度的艺术技巧。
在词这种抒情短诗的历史上，应该承认李煜的成就是卓越的。
在李煜的许多词中，一切的描写都很自然，没有雕琢的痕迹。
李煜的语言，特别是在后期的作品中，一般地是朴素、清新、洗练和准确的，很少陈词滥调和矫揉捏作。
在这一点上，他同温庭筠等人有显然的区别。
在晚唐、五代许多词人惯于堆砌绮词丽句的风气中，这种倾向不能不说是可贵的。
李煜善于抓住那些使人们能清晰地感受和想像的事物特征，善于选取确切生动的形象作比喻，因而能运用很少的词句描画出鲜明动人的情境。
李煜的这种艺术技巧是我国的诗史上的重要遗产，在现在对于我国的诗歌艺术仍然没有失去它的意义。
但是应该指出，李煜的艺术成就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李煜对于现实生活的兴味和了解是非常狭窄和浮浅的。
诚如王国维所说：
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因此，他的初期的作品所写的固然几乎全部是宫廷和妓院中的女人，就是在他的后期的作品中，他所回忆的和感慨的对象也仍然非常单纯，以至经常互相重复。
人们从他那里看到许多的梦、泪、愁，而不容易看到生活（包括作者自己的精神生活）的更丰富的表现。
王国维说：
“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
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
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
李后主是也。”
这个唯心主义的赞词，反过来恰好构成了正确的贬词。
李煜的这个弱点，也是历代多数“词人”的共同的弱点。
人们为什么会对于李煜的词进行这样多的讨论，并且难于得到解决呢？
原因之一，是人们觉得，既然是要当作文学遗产来接受的东西，必然是具有爱国主义和人民性的东西。
但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立过这样一个公式。
近几年来，人们对于我国古典文学的兴趣增高了，对于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不少的人都企图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这都是令人鼓舞的现象。
可是对待古典文学，至今还有这样一种严重情况，即是简单提出几个概念，比如人民性、民族思想、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等等，去审查作品，合乎这些要求就是好作品，否则就是坏作品；
或者任意用这几个概念去肯定、解释作品，而不管是否合乎作品的实际。
这种作法是错误的。
因为反映生活的文学，和生活同样地复杂多样，不是几个简单的概念所能包括得了的。
且不说一部长篇小说和一首小诗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怎样的不同，即以形式格律以至字数也完全一样的诗，比如五言律诗而论吧，可以有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也可以有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杜甫的热烈的爱国主义的情感自然是好的，但是，王维对自然景物的优美描写也不能说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谁都承认，富有人民性的伟大作品是我们的文学遗产的主体。
但是，这决不是说，除了这些作品以外的作品就都是反动的；
也不是说，一种作品既有可取，就必须牵强附会，给它硬戴上人民性的帽子。
李煜的词就是遭遇着这种牵强附会的许多例子之一。
李煜的词是有艺术价值的，并没有特别宣传什么反动的观点，但是，也不应该因此就走到另一个极端，说它们是爱国主义和人民性的作品；
同样，李煜并不是一个残暴凶恶的皇帝，但是，也不应该因此就说他是爱国者、不屈服者、进步势力的代表。
从关于李煜的讨论看来，在我们的文学研究工作中，特别是在对我国文学遗产的研究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简单化和公式主义的现象，这就是把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
结果，代替艰苦繁难的劳动的是几条公式几个术语的套用，既歪曲了文学，更歪曲了马克思主义。
有一些人，比如本文所指的吴颖、楚子、游国恩、吴组缃等同志，主观上也是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但是，由于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或者还由于偏爱旧的感伤的情调，无分析地同情不幸者，结果不能不违反马克思主义。
文学批评中这种简单化和牵强附会的倾向，由于用了一套似是而非的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它的为害，也就更大。
为了我国的文学研究特别是古典文学的研究的健康发展，这种倾向是应该加以克服的。

北大西洋集团举行准备核子战争的军事会议
新华社22日讯
巴黎消息：
北大西洋集团15个国家的150名左右代表从2月20日起在巴黎举行军事会议，讨论改组北大西洋集团武装部队以准备“核子战争”的问题。
据路透社记者在会议前夕报道说：
“这个会议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在（去年）12月作出的一项决定的结果。”
大家知道，“实力地位”政策的奉行者为了反对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曾经使那次会议通过了继续扩军备战的计划，并且决定要着重建立“核子武器”装备。
合众社巴黎19日消息说：
出席这次军事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将在会议上鼓吹最近的战术原子武器、导弹和美国在组织新的“原子师”方面的实验。
消息说：
西方军事专家们认为，为了适应原子战争的需要，目前的武装部队编制和指挥部组织已经“完全过时”了，需要重新加以改变。
但是，这条消息在谈论原子战争鼓吹者们对这次会议的期望的同时，却透露了他们心目中的忧虑。
消息说：
“西方国家的主要问题是个别国家是否能够负担得起执行一个完全改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所要的庞大的财政支出。”
消息说：
“人们担心，成员国家由于面临它们自己的经济问题，将在支出改组西方防御力量所需的巨大经费方面迟疑不决，特别是由于冷战的紧张局势已经有了缓和。”

印度尼西亚政府照会荷兰声明不受圆桌会议协定约束
新华社雅加达22日电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2月21日宣布，印度尼西亚政府在2月21日交给荷兰一项照会，声明印度尼西亚不再受圆桌会议上缔结的财政经济协定和其他协定的约束。
同时还宣布，政府已经在同一天向国会提出了关于废除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的法案。

向美国政府要回亲人
读者来信
王大濂的父亲王仲鼎来信
我儿子王大濂1948年到美国留学。
他先在丹佛尔大学国际贸易系念书，得硕士学位。
后又进纽约大学。
1951年03月他来信说，他怀念祖国，想念家庭和爱人，盼望能早日回国，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祖国。
但自此以后，三、四年之久不来信了。
我同我的妻子，都是70以上的人，怎么不思念儿子呢？
尤其是我的妻子，朝朝夕夕的盼望，眼泪不知流了多少，梦中也常呼唤着儿子大濂的名字，她因为思念过度，竟在去年01月份一病不起。
临死前一天，还在问大濂来信没有，究竟几时可以回来。
我只好忍泪安慰她，说快回来了。
如今大濂的妈死去快周年了，可是我还孤独地在盼望着大濂的归来。
自从在报上看到中美大使级会谈达成第1项协议后，使我非常高兴。
我曾几次去信，催促我儿子争取早日回国，既可达到为人民服务的愿望，又可和家人团聚。
可是至今杳无音讯。
我想必定是美国政府扣留信件、横生阻碍，以致消息中断，使我老泪频添。
近来看到你报多次登载留美学生家属向美国政府要回亲人的信件，我才亲笔将上面情况叙述寄上，并请求政府在中美大使级会议上提名要回王大濂，使我父子早日团聚。
　重庆　王仲鼎
陆卓如的父母陆志韦和刘文端来信
我们的儿子陆卓如，1946年底去美国，在密执安大学学核子物理学。
解放前后都经常有信来，可是到了1952年四、05月，忽然音讯断绝了。
我们在北京的儿女给他去过20多封信，都没有回信。
去年春天，全家又写了一封长信，寄密执安大学校友课转交。
但信给退回来了，上批“无人招领”。
去年夏天，我们知道杜连耀先生快回国了，托他跟卓如联系。
杜连耀先生带回来卓如的地址，明明是在密执安大学。
此后我们又一连去了三封信，告诉他中美大使级会谈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已经达成协议，但至今仍然信息杳然。
从1950年至1952年，卓如来信时常提到要回国。
1952年04月他最后的一封信说：
“……其中最令人生气的是回国计划全不能行。
我本预备去年09月作完试验，年底回家过年，不料8月间美国政府突然改变计划，以前是一直尽可能迫令中国人回国，后来看见新中国政府欢迎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就突然下令禁止理工科学生回国。
08月间有一批回国学生已经得到出境许可，到了夏威夷又被押解回美。
目前一切学理工的（核子物理更不必说了），如果私自离美被发现后，要坐牢二年，罚款5，000美元。
一切比较活动的中国留学生都要被移民局盘问……”。
在此以前，卓如本人就受过美国移民局的迫害，只因为他是美国中西部中国留学生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一个负责人。
美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是毫无情理可言的。
我年已65岁，在科学院工作，我们思念卓如回国心切。
为此，我们要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请求政府帮助卓如早日摆脱美国政府的留难，回国参加建设。
　北京　陆志韦　刘文端
项斯鲁的父亲项衡方来信
接连在报上读了许多向美国政府要回亲人的信。
这些信道出了许许多多有亲人被扣留在美国、受迫害和威胁而不能归国的家属们对美国政府愤恨的心情，也道出了我的愤恨的心情，因为我也有亲人，无辜地被扣留在美国。
我现年63岁，在轻工业部工作。
我的二女儿项斯鲁，1944年去美留学，1947年得伊利诺斯大学细菌学博士，曾在东西美各城市医院担任化验工作。
女婿吴景桢1944年去美，1949年得芝加哥大学地质学博士。
全国解放后，他们就想回国，我女儿并曾将书籍寄回，但据来信，因美国政府“不准学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离境”，只得等待机会，“再作归计”。
一年复一年，家中父母望眼欲穿，而我的女儿和女婿心情的苦闷和恶劣，也可以从他们历次来信的字里行间看出。
去年09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后，我们全家满以为久别10年的亲女儿、女婿以及在异国诞生的3个外孙，一定可以很快回到祖国怀抱，与家人团聚。
因此，我们全家老少都以愉快的心情接二连三地去信表示欢迎，并催他们早日动身回国。
去年10月间他们从芝加哥发来的信说：
“接到来信，感想万端，我们归心如箭……”此后即音讯断绝，虽然家中不断去信催询，也无消息。
是不是因为我的女儿、女婿的回信作了“归心似箭”的表示，在行动上作了某些归国的准备，因而遭到了美国政府的迫害呢？
否则过去家信从未中断，（按，我女儿过去每月都有一封到两封家信寄来。）
为什么现在会音讯断绝呢？
从我女儿过去的来信中，可以看出她的精神是很痛苦的。
比如她在一封信中说：
“出得门来，所看见的，无非是有色人种”。
又说：
“现在处境甚为恶劣”等语。
有时还露出有些神经失常的情况。
为什么会使一个朝气勃勃的研究科学的女孩儿这样气愤，这样消极和苦恼呢？
不难想像，这是由于美国政府迫害所造成的。
我强烈抗议美国政府这种不遵守协议和迫害中国留学生的卑劣行为，同时我要求我国政府在日内瓦会议上指名向美国政府要人，使被扣留的中国留学生（包括我女儿和女婿）能够迅速地安全地返回祖国。
北京　项衡方
赵中云的弟弟赵矞生来信
我哥哥赵中云，1948年去美国，进依阿华州立大学经济系，后转数学系。
1951年毕业后，又进依阿华州立大学研究院研读，得硕士学位。
1955年他又进密执安大学研究院。
他的来信随时都流露了对祖国和家人的怀念，同时也很希望回国为祖国服务。
但是他没有能够自由地回国。
他去年08月15日来信说：
美国政府是非常的要我们这批人留在美国。
我们是坚持要回国的人，这是他们不高兴的，于是给我们很多的困难。
譬如说，要我们向台湾政府请求入境证，理由是我们既不愿永久在美，……所以逼我们向台湾请求入境证，不然不让我们完成学业……”。
作为一个留学生亲人的我，完全拥护政府在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议上的立场。
我对美国政府不执行协议表示愤慨和抗议，同时绝不能允许美国政府把我的哥哥送到台湾去！
武汉　赵矞生
曾广植的弟弟曾权量来信
自从中美大使级会谈达成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协议后，我们就一直盼望着我们的亲人早日回国。
可是由于美国政府无理阻挠和不履行协议，致使许多日夜想回国的中国留学生，至今还不能返回祖国和家人团聚，我哥哥也是数千人中的一个。
我哥哥曾广植，1947年去美国，专修医药化学。
初进马利兰大学，后转俄亥俄州立大学。
1952年来信说，学成之后当即回国。
但他毕业至今已有二、三年，仍然没有回国，显然是受着美国政府的迫害和阻挠的缘故。
他最近给我姐姐的贺年片中写道：
“连年以来，贫病交加，因债务关系，不能回国，美方劝告申请居留权”。
从这短短的几句话里，可以看出他的居住美国，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受到了人为的障碍。
因此，我请求政府协助，使我哥哥能早日返回祖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北京　曾权量

日本举行全国反对军事基地代表会议
新华社22日讯
大坂消息：
日本全国反对军事基地联络会议在2月21和22日在大坂召开了第5次全国反对军事基地代表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日本全国21个军事基地地区的居民代表和社会党、各群众团体、文化界人士等约200人。
会议通过了当前的运动方针。
这个方针规定：
今后反对军事基地的斗争要争取工人、妇女、青年和文化界人士等各阶层人民的支持；
要配合促进恢复日中日苏邦交、拥护宪法以及禁止原子弹和氢弹的三大国民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反对军事基地的签名运动，使反对军事基地运动成为全民性的运动；
积极参加国际性的集会，控诉军事基地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害，使反对军事基地运动成为国际性运动。
会议还规定，要在3月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问日本的时候，向杜勒斯进行反对美国军事基地的请愿。
会议还通过了下列四项决议：
（一）反对美国把B—57型轰炸机运进日本；
（二）肃清美国军事基地周围的恶劣风气；
（三）要求美军停止在日本放射原子火箭炮；
（四）拒绝再同日本政府订立提供土地作为军事基地的合同。
新华社22日讯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将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3月间访问日本时将向他强烈要求撤除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并且要求取消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禁运限制，扩大日中贸易。
总评议会准备向杜勒斯提出的要求还包括：
保卫驻日美军雇用的日本工人的基本劳动权利；
撤除李承晚线，保护日本的渔业权。

法国和西德谈判萨尔问题无结果
新华社22日讯
巴黎消息：
法国外交部长比诺和西德外交部长勃伦塔诺在巴黎就萨尔问题举行的两天会谈在21日结束，没有达成协议。
会谈公报说，双方将在3月间在波恩举行下一次会议。
萨尔问题是法国和西德间矛盾尖锐的一个问题。
在去年萨尔居民否决了萨尔欧洲化法规并且选出了亲德党派占优势的议会以后，西德统治集团利用这种形势已经更加强烈地坚持萨尔必须归并西德。
消息透露，法国在这次会谈中提出，法国承认萨尔有权成为德国领土，但是必须保证法国目前在萨尔的经济地位，萨尔同西德的经济联系要延长到10年内完成。
同时，作为萨尔归并西德的交换条件，法国要求在西德境内兴建摩塞尔运河以有利于减低法国洛林重工业的运输费用。
西德在会谈里没有接受这些要求。

澳丹抗议美国倾销剩余农产品
新华社22日讯
华盛顿消息：
澳大利亚向美国提出了一项新的强硬抗议，表示反对美国倾销剩余农产品。
抗议说，美国政府处理剩余农产品的政策正在损害澳大利亚的国际贸易。
据路透社22日报道，这项抗议是由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斯宾德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交给美国国务院的。
在这以前，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其他国家已经向美国提出了一系列类似的正式抗议。
路透社说，澳大利亚最近的抗议，是由于美国国际合作署提出了要在欧洲处理剩余的小麦和类似的产品的建议。
新华社讯
哥本哈根消息：
丹麦政府宣布，丹麦首相兼外交大臣汉森15日向美国驻丹麦大使抗议美国在丹麦传统市场上倾销美国剩余奶油。
汉森当时表示，美国在丹麦奶油传统的国外市场——法国、西德和芬兰倾销奶油引起了丹麦的忧虑。
由于美国在西德倾销3，200吨剩余奶油的结果，估计今年第1季度将使丹麦向西德的奶油输出减少3，000吨。

老挝新首相表示将奉行五项原则
新华社河内22日电
据法新社万象21日消息：
前任首相克特·萨索里斯已经被国王委托组织新政府。
克特·萨索里斯向最近选出来的国民议会提出了他的新政府的政纲，要求国民议会授权给新政府。
政纲中说，老挝将奉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并且主张严格执行1954年日内瓦协定。
政纲中的要点还包括：
老挝将在“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加强它同法国和法兰西联邦的友好联系和团结；
同时，老挝将设法同它的邻国和一切友好和联盟的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建立较密切的关系。
此外，政纲表示，新政府将设法恢复王国政府在日内瓦协定规定为寮国战斗部队集结区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的政权。

苏共代表大会讨论布尔加宁的报告
本报莫斯科22日专电
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22日上午会议继续讨论苏共中央对于第6个五年计划的指示。
先后发言的有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卡尔钦科，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别尔乌辛，古比雪夫州党委书记叶甫列莫夫，苏联采煤工业部部长切尔尼切夫，全苏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什维尔尼克，哈萨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库纳耶夫。
在上午会议上，叙利亚和黎巴嫩、日本、巴西共产党代表先后致了贺词。
新华社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2月21日下午会议，开始讨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作的报告。
在讨论中发言的代表有俄罗斯联邦的雅斯诺夫、白俄罗斯的马祖罗夫、莫斯科的叶留金、车里雅宾斯克的拉普捷夫和别利亚耶夫。
他们谈到了今后5年中全苏联和各个地区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的任务和具体措施。
大家认为，实现了第6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任务，将能够保证苏联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和人民物质福利的进一步提高。
雅斯诺夫在发言中援引了一些材料说明俄罗斯联邦的国民经济在新五年计划期间的发展前景。
他指出，西伯利亚在今后10年中将成为全国采煤和电力生产方面的一个最大的基地。
雅斯诺夫并且表示完全同意乌克兰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基里钦科的提议，在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共和国之间，以及在两个共和国的各州之间展开社会主义竞赛，以便争取顺利地完成党所提出的进一步发展农业的任务。
别利亚耶夫在发言中着重谈到了农业问题。
他说，苏联有一切条件来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在苏联，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现在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它有高度发展的机器拖拉机站网，有成千上万的熟练专门人材。
在第6个五年计划期间投入农业的资金将近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多一倍。
所有这些不仅使今后五年的农业生产任务有可能完成，而且能够超额完成。
叶留金在发言中谈的是高等教育问题。
他说，在第6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从高等学校毕业的专家的人数将增加到一倍半。
在苏联东部地区发展高等学校的问题将受到很大的重视。
1960年，全国各高等学校将培养出71，200名工程师，即将增加到1950年的两倍。
到会的人热烈欢迎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马·雷曼的讲话。
他代表德国共产党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所有进步人士向代表大会致贺。
雷曼说，苏联执行的和平和互相谅解的政策提高了它的威信。
成千上万的西德居民衷心地欢迎苏联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但是，在西德存在着企图阻碍同苏联人民建立良好关系和梦想实行报复的势力。
我们共产党人将加倍努力，以便给德国军国主义分子破坏和平的企图以致命的回击，把所有工人和爱国者团结成一条巩固的反对军国主义的战线，从而引导西德居民沿着和平、民主、进步的道路前进。
随后，柯普勒尼希代表奥地利共产党向大会致贺词。
他说，由于苏联的和平政策，奥地利在去年缔结了国家条约，从而获得了自主。
但是，为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利益而企图破坏奥地利的中立和把奥地利归侵略者控制的势力，仍然在奥地利进行活动。
奥地利人民希望和平、中立和自己国家的独立，并且将用全力来捍卫它们。
我们共产党人认为，领导这个斗争是我们的责任，并且将努力争取加强奥地利人民同苏联人民之间的友谊。
接着，大会主席福尔采娃宣读了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致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的贺词。
21日下午会议到此结束。

苏联就气球问题再次照会土耳其
捷克斯洛伐克一架运输机撞着美制气球失事
新华社22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外交部第1副部长葛罗米柯在2月20日接见土耳其驻苏联大使卡伏尔，把苏联政府关于从土耳其领土上向苏联领空放送气球问题的第2次照会交给他。
苏联政府在照会中以具体的事实，驳斥了土耳其政府在2月11日给苏联政府的复照中提出的论据。
土耳其政府承认，在过去一些时候，土耳其政府曾经在美国当局的合作下，从土耳其境内放出气球；
但是，它硬说，放出气球的目的是进行气象观测，对于空中交通没有危险。
苏联政府表示，假如有必要证明苏联政府所指出的各点的正确性，苏联政府愿意在获得有关政府的认可的情况下，在这些国家展览截获的气球和上面的装置；
或者由土耳其派遣它的专门人员到莫斯科来加以研究。
苏联政府在照会中还重申，向苏联领空放出这种气球是粗暴地破坏苏联领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和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原则的。
苏联的照会说，苏联政府注意到了土耳其政府所发表的关于它将采取步骤来防止再有任何气球从土耳其领土向苏联领空放出的声明。
新华社布拉格22日电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外交部21日下午在布拉格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正式声明宣布，1月18日在斯洛伐克的莱伏查城附近发生的捷克斯洛伐克运输机失事事件的原因，是撞着了美国组织一直在从它们在西德的基地上向捷克斯洛伐克的领空放送的气球中的一个。
这个结论是在专门委员会进行了详细的现场调查和听取了许多见证人（包括幸存者）的作证以后得出的。
见证人说，在1月17日和18日，他们在发生事故的地区看到美国组织用来投掷诬蔑性传单的气球。
在飞机残骸附近发现了这个气球的碎片。
在飞机坠毁的时候，有22个旅客（包括机务人员）遭难，有4个人受重伤。

西哈努克回到金边
新华社河内22日电
金边消息：
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在中国进行了9天的访问后，在21日乘飞机回到柬埔寨首都金边。
西哈努克在金边机场发表了简短的谈话。
他说，“在北京，我们宣布柬埔寨赞成尼赫鲁先生和周恩来先生的五项原则”。
西哈努克并且重申了柬埔寨的中立政策。
他认为，只有保持中立，柬埔寨才能保持它的自由。

越南民主共和国要求召开新的日内瓦会议
新华社河内23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外交部新闻司公布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2月14日给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两位主席的信件。
在这封信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要求召开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新的日内瓦会议，以讨论保证日内瓦协定的履行的措施。
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各位主席：
在寄给我的1955年12月21日的函件中，两位就日内瓦协定若干条款得不到充分的履行作了分析之后，曾经要求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参加国以及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成员国提出能够保证这个协定的履行的建议。
在本函件中，我荣幸地向两位申述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对为了履行日内瓦协定而应该予以实现的必要办法所采取的立场。
必须再次提到，在1954年所召开的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曾经在承认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民族利益的基础上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
这个会议导致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的签订，并且通过了最后宣言，规定了在尊重印度支那各国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解决印度支那各项政治问题的原则。
日内瓦会议不仅为印度支那的稳固和持久的和平奠定了基础，而且还对缓和亚洲和全世界的国际紧张局势作出了贡献。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方面已经不断地本着这个精神彻底地和正确地来履行日内瓦协定：
集结和转移军队到17度纬线以北，不运入新的武器弹药和新的外国军事人员，不建立外国军事基地，不加入外国的军事联盟。
对曾经和对方合作的人不加以报复，保障各项自由民主权利，同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紧密合作。
此外，为了解决政治问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曾经一再提出关于召开两个地区间的代表的协商会议的具体和切实可行的建议，以便正确地按照日内瓦协定的规定，讨论在1956年07月举行的自由普选问题。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建设性的和始终不变的态度已经受到了全体越南人民的热烈响应，并且受到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
但是，越南南方政权所采取的态度则截然相反。
他们曾经公然宣布反对日内瓦协定，并且不肯履行日内瓦协定的许多极其重要的条款。
的确，协定的军事条款曾经遭到了违反：
新的武器弹药和新的外国军事人员被运入南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在实际上和外国结成军事联盟，阴谋加入一个军事集团。
关于自由民主权利的条款也遭到违反：
对过去曾经参加抗战的人员进行有系统的报复，取消一切个人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利，建立集中营。
其次，对于政治问题的解决，越南南方政权一意拒绝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所提出的目的在于恢复北方和南方的正常关系、目的在于召开协商会议以讨论按照日内瓦协定所规定的在1956年07月份进行自由普选问题的建议。
尤其是在1955年10月23日组织所谓“公民投票”以后，越南南方政权又正在准备进行片面选举，其明显的目的是在越南南方制造一个单独的国家，这完全违反了日内瓦协议的条文和精神。
它规定：
军事分界线只是临时性的，完全不能被解释为政治的或领土的界线，而越南的政治制度将在全国自由普选后建立。
也应该补充说明，时至今日，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已为日内瓦协议的履行作出切实的贡献，然而在1955年07月20日，它在西贡的办公地址竟遭到侵犯，而且越南南方政权不让它把主要办公处迁移到西贡去，有意地阻碍国际委员会的活动。
为了给它的反对日内瓦协定的态度辩护，越南南方政权借口他们没有签订日内瓦协定，所以它没有履行这个协定的义务。
很明显，这个理由完全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基础，因为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是以法国政府的名义、同时代表越南南方当局来谈判和缔结日内瓦协定的。
越南南方政权在他们要求和得到接管越南南方行政管理权的时候，已经默认日内瓦协定。
明显的是，越南南方政权企图把南越变成一个独裁制度的单独国家，把南越变成一个外国军事基地，把南越拖入一个军事联盟以准备重新挑起印度支那的战争。
越南南方政权的军事指挥官的露骨和挑衅的声明，煽动它的军队准备“北进”，都已明显的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认为我们的国家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
日内瓦协定的履行正在被破坏，日内瓦协定所承认的越南人民的正当愿望和民族利益没有得到尊重，印度支那的和平正在受到威胁。
越南南方政权必须和签订日内瓦协定的一方的法国政府共同对这种情况负责。
在这种严重情况下，一贯忠诚于自己指导日内瓦协定的签订的政策，即以和平协商来解决一切争端的政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要求召开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新的日内瓦会议，有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的3个国家参加，这些国家了解越南情况，将能给会议作出有益的贡献。
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新的日内瓦会议，将有这样的任务：
研究和共同达成协议，以决定保证日内瓦协定的履行的措施，尤其是政治问题的解决：
通过全国自由普选实现越南国家的统一。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认为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参加国有责任保证日内瓦协定得到充分履行以在越南建立稳固和持久的和平。
因此，召开有国际委员会的各国参加的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新的日内瓦会议是必要而迫切的。
在要求召开这样的会议的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将为使越南北方、南方两地区互相接近不断努力。
请各位主席接受我对您们的崇高的敬意。
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
1956年02月14日在河内

马林科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同志们！
在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对苏联人民在第19次党代表大会以后这个时期中在我们共产党久经考验的领导下所做的巨大的建设性的工作进行了总结。
这些总结表明，苏联无论在国际事务中，无论在国内事务中都取得了新的成就。
在国际方面，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所有人民民主国家紧密合作，在保卫和巩固和平的崇高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苏联所一贯执行的发展同各国的联系和和平关系的方针，是过去几年的一个特点。
各国人民都看到苏联在巩固世界和平方面的积极活动。
苏联以实际行动鲜明地、令人信服地表明，它的整个外交政策都是严格地遵循着列宁关于不同社会结构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的，苏联的和平倡议和一贯执行的和平政策，使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有了很大的巩固。
在国内生活方面，过去时期的特点是：
国民经济的新的高涨和苏联人的物质福利的提高，由于共产党所进行的巨大工作，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增长了。
苏维埃社会在精神和政治上的团结一致以及苏联各民族的兄弟友谊更为加强了。
苏维埃的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巩固了。
在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中完全有根据地指出，在总结的时期中，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领导表现出应有的高度水平，党正确地解决了国家和党的建设的问题，用列宁的方针干练地领导了国家。
关于第19次党代表大会以后这一段时期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总结，证明了苏联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继续处在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过的水平上。
苏联的国民经济正在不断地高涨，这种高涨是以实现和平建设计划作为基础的。
共产党遵循着我们的领袖和导师弗·伊·列宁的指示，始终不渝地执行着把苏联变成一个先进的和日益壮大的工业国家的政策。
苏联所获得的成就确实是巨大的。
我们应当把这些成就归功于我们党和党中央委员会对尽一切力量发展重工业的经常的关怀。
重工业是发展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进一步提高苏联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福利的基础的基础。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总路线。
实施消除国民经济中许多最重要部门无人照管的具体措施的纲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技术进步的方针、实施提高农业的重大措施——这就是过去几年的特点。
党为了争取迅速和全面地提高社会主义农业和畜牧业展开了全面的有目的的斗争。
揭发重大错误和认真改进中央和地方对农业的领导、一贯地和正确地实施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庄员物质利益的原则、坚决消除这方面的缺点，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得到良好的结果，并且毫无疑问地会在短期间内消除农业的落后现象和保证农业的急剧高涨。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总结报告中不仅对已经走过的道路进行了伟大的总结，而且还阐明了我们党和苏联人民所应解决的那些最重大的任务。
报告中指出了进一步加强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道路，提出提高我国生产力的主要任务，阐明党对进一步提高苏联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最重要的措施。
报告中对于两个制度的和平共处、关于现时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关于不同的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等问题所提出的原则性的论点，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是在新的、现代环境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至于党内生活，毫无疑问，全党极其满意中央委员会在报告所谈到的时期内所采取的那些重要的措施，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坚决消除在党的生活和党的领导方法方面所存在的严重的不正常的状态，保证忠实地执行列宁所制定的党的领导和党的生活准则的原则，严格遵守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集体领导。
大家都懂得，中央委员会所执行的反对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个人崇拜的坚决方针，有着多么巨大的原则性和重要性。
总结报告正确地着重指出，个人崇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歪曲。
这种歪曲不可避免地会贬低党和党的领导中心的作用，会压制党员群众的创造性积极性。
没有必要来证明，削弱、尤其是取消集体领导方法，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个人作用的理解，个人崇拜，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不容分辩的个人决定和专断，在一定时期内给领导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只有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科学基础的中央委员会的集体的政治经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对我国共产主义建设的正确领导，才能保证党的队伍牢不可破的团结。
我们党的强大有力是因为它的队伍的团结一致，是因为它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
我们相信我们的制度的巩固性和优越性，因此大胆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对我们党来说，最主要的是人民的利益。
其余的一切都应当服从这一点。
中央委员会的功绩是，它遵循列宁主义的原则，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揭露不管是谁所犯的错误，不顾情面地、坚决地、正确地纠正任何犯这些错误的人。
不仅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也懂得，我们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党的领导的统一，对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命运有怎样的决定性的意义。
苏联的敌人时刻梦想共产党的队伍和它的领导涣散。
但是，他们想使我们的人当中发生分歧的这种指望总是遭到悲惨的失败。
大家知道，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党和人民的死敌贝利亚寄予很大的希望。
帝国主义的这个大代理人和他的同谋者被揭穿这件事，是党和它的集体领导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党把自己的队伍更加密切地团结在中央委员会、我们的党的集体领导的周围，党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引导苏联人民走向共产主义的伟大胜利。
就在现在，笼罩我们代表大会的、真正布尔什维克式的、以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党的团结一致的气氛，使得我们每一个人产生朝气勃勃的精神和信心。
（暴风雨般的掌声）
毫无疑问，党正在胜利地解决它所面临的任务，并且满怀信心地引导国家走向新的胜利，以增进苏联人民的福利和幸福。
（经久不息的掌声）
电气化是劳动生产率
提高的最重要条件
同志们！
苏联主要经济任务的解决，要求今后大大扩大生产，而生产的扩大首先要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急剧提高。
在总结报告和提交代表大会的关于第6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草案中，党中央委员会完全根据伟大的列宁的指示，一再地着重指出：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目前具有十足的决定性的意义。
要想在经济上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把生产量增加几倍，而在数量上增加劳动力只能在这方面起很小的作用。
就在第6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产量的增加有85％要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保证。
和不断扩大生产同时，经常地、迅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最大限度满足苏联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的主要方法，同时也是在产量上达到按人口平均计算超过美国的指标的主要手段。
争取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斗争，是我们同资本主义制度实行和平经济竞赛的主要内容。
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应该在竞赛的道路上胜利地显示出来。
社会主义阵营同资本主义阵营的和平共处，就是两个世界性社会制度的经济竞赛。
这种竞赛的结果最终将解决全人类的历史命运。
我们坚信，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性竞赛中，社会主义将取得胜利；
这种坚定信念的依据是，以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经过科学论证的优越性，这个社会是同剥削现象、种族的不平等和阶级的不平等毫不相容的，并且能够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劳动群众的要求。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说，社会主义在这个竞赛中取得胜利的经济基础，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能够保证比资本主义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水平。
现在，下面这个列宁主义原理的全部意义空前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会被彻底战胜，是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更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列宁全集第29卷第394页）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完全证实了这一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这一理论是列宁在我国经济上遭到最惨重的破坏和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最厉害地下降的时期大胆提出来的。
自从我国人民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第1次完成了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着手建设社会主义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的世纪多一点的时间了。
谈到这里，不能忘记苏联人民在过去的短短的历史时期中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创造性的建设工作时所处的环境。
国家经过第1次帝国主义战争已经疲惫不堪。
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被迫对国内战争时期武装支持旧制度的14个资本主义国家干涉军作了流血的斗争，这就给我国的国民经济带来了更大的破坏。
我们大家对于我们祖国历史上的最艰难的时期、第2次世界大战时期，都是记忆犹新的，当时由于法西斯德国的入寇，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整个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损害。
就在这样显然不利的条件下，我们新的社会制度显示出：
它有能力保证比工业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更快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速度。
现在，苏联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到了1913年水平的八倍。
在这段时期中，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到二点二倍，英国增加到一点四倍，法国增加到一点七五倍。
可以说，俄国在1913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是很低的，苏联所达到的高度增长速度是不足为奇。
实际上，在1913年，俄国的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九分之一，英国的四点九分之一，德国的四点七分之一，法国的三分之一不到。
但是苏联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现在我们在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上已经使英国和法国落在后面了，只是暂时还落后于美国。
我国所达到的劳动生产率的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的结果，是我们党在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技术改造和国家电气化方面进行的巨大创造性工作的结果。
大家知道，列宁是多么重视国家电气化的问题。
他的著名公式“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上全国电气化”，最鲜明地反映了我们的领袖和导师对动力发展在建成共产主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的见解。
列宁教导说，电气化是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基础。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3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大纲中写道：
“社会主义底唯一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
但是问题还不能局限于这个一般的原理。
必须把这个原理加以具体化。
所谓适合于最新技术水准并且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也就是全国电气化。”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34页）
从列宁的著作和根据他的学说作出的党的决议中，我们知道，全国电气化不但意味着建立强大的电力基础，而且意味着根据最新的技术改造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
列宁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第3次代表大会上说：
“我们知道，如果不复兴工业和农业——并且还不是按旧方式来复兴工业和农业——那末共产主义社会是建设不成功的。
必须在现代最新科学基础上，来复兴工业和农业。
你们知道，这样的基础就是电气化，只有当全国电气化，一切工业和农业部门都电气化的时候，只有当你们真正担负起这个任务的时候，你们才能替自己建成老年一代人所不能建成的共产主义社会。”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64页）
再提醒大家注意一个文件，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列宁要求所有的党组织、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如何特别注意解决有关实现全国电气化计划的具体任务。
我这里指的是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向各地方苏维埃机关发出的著名的指示。
列宁在这一指示的“电气化”一节中问地方机关：
“省和县的图书馆有没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计划和苏维埃第8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有多少份？
如果没有，那就是说对于苏维埃第8次代表大会的地方代表，或者是一些应被驱逐出党并且撤销一切重要职务的不忠诚分子，或者是一些游手好闲之徒，必须用监禁办法来教育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上述文件曾在苏维埃第8次代表大会上分发了一千五百至两千份，供各个地方图书馆应用）。
在执行苏维埃第8次代表大会关于广泛宣传电气化计划的决定方面采取了那些措施？
地方报纸登载了多少篇有关的文章？
组织过多少次报告？
有多少人听？
是否已动员一切具有电气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的地方干部做有关的报告和讲授？
这样的干部有多少？
他们的工作进行得怎样？
有没有利用当地的或附近的电站来演讲和授课？
电站有多少？
有多少学校已根据苏维埃第8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开始讲授电气化计划？
在实现这一计划方面，是否已经做了一些实际工作？
哪一些工作？
在计划以外还作了哪些电气化的工作？
地方上是否已经制订电气化的计划和步骤？”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73页至第374页）
列宁在1921年即在破坏时期，就严格地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必须对全国电气化的事业给予经常的重视和不断的关心。
对电气化的实质和意义的列宁主义的理解，是由深刻地估价电力——国民经济中新技术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基础——的作用而作出的。
在节约劳动力和提高他们的生产率的过程中，电力的改造作用首先在于：
它是使劳动机械化的最完善的基础，是重要技术操作过程中最完善的动力承担者。
正是由于这一点，劳动的电气装备的程度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尺度和极重要的因素。
同时，还可以肯定地说，劳动的电气装备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决定性的意义。
如果从这方面来看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那末就可以引用以下的例子。
从1939年到1953年，美国加工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31％，而劳动的电气装备增长了60％；
美国的经济著作中引用的材料说，为了保证美国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到1962年可以比1950年提高35％，必须使劳动的电气装备增加84％。
英国人在出口市场上以及在英国本土被美国人排挤着，他们把自己的落后首先归咎于劳动的电气装备水平不够。
他们认为，这就是英国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美国要低得多的主要原因。
我们在劳动生产率上落后于美国，这同劳动的电气装备不够是有密切关系的。
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我们还没有争取到使动力的生产能力的提高超过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党的第19次代表大会关于第5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规定，工业总产值增加70％，发电量增加80％。
而实际上，工业总产值的增加速度和发电量的增加速度是同样的，都是增加85％，这就是说，在第5个五年计划期间发电量没有增加得更快。
由于发展动力基地的速度同增加生产的速度比较起来还不够高，无疑地这就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起了抑制性的影响。
党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动力生产的任务，要使动力超过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
换句话说，我们在计划国民经济的发展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要在电力系统中逐年建立起必要的后备。
应当考虑到，在今后几年内工业消耗的电力将急剧地增加，这特别是由于用电多的工厂——钢铁厂、制铝厂、生产专门合金的工厂和其他消耗电力多的生产迅速发展的缘故。
还应该考虑到，最近几年内在运输业、农业、公用事业和生活上的电力消费量将急剧地增加。
苏联具有一切必要的条件在历史上的短时期中在电力生产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
在总结报告中指出的前景和中央委员会提交第20次党代表大会讨论的关于第6个五年计划指示草案，标志着在我们国家的电气化方面迈进一大步。
五年内电力产量的增加额将达到1，500亿度。
1960年工业产值增加65％，第1部类产值增加70％，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产值增加80％，而电力生产规定增加88％。
动力工业发展的这种速度将使国民经济一切部门的电气化扩大，保证工业中劳动的电气装备增长65％，而劳动生产率大约提高50％。
我们作电气化方面的计划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就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苏联现在在电力生产水平方面还落后于美国。
自然而然就发生了一个问题：
说苏联有能力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克服我们的落后，保证充分满足国民经济和居民在电力方面的需要，在电力生产方面赶上并且超过美国，我们拥有些什么条件，我们有什么根据呢？
首先应该说，我国现代化的动力基地完全是在苏维埃政权年代中建立起来的。
大家知道，革命前的俄国的燃料动力工业是极其落后的，组织也不合理。
1913年的电力站的总发电能力是100万瓩，发电量大约是19亿度。
当时，美国已有的电力站的发电能力为600万瓩，发电量为220亿度。
为了使发电量从220亿度增加到1，700亿度，美国花了从1913到1940年27年的功夫。
苏联为了使发电量增加到同等数量，用了从1935到1955年包括战争年代在内的20年。
如果考虑到，在这段时期中由于法西斯掠夺者给我们的动力工业带来了沉重的损失，我们花了6年的功夫来使发电量恢复到战前水平，那末就应当认为，苏联为了使发电量从220亿度增加到1，700亿度只花了约14年的功夫，即比美国所花时间几乎少一半。
苏联在第1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候的发电量等于意大利的一点九分之一，法国的二点六分之一，英国的三分之一，德国的五点六分之一，美国的二十一分之一。
甚至像瑞士这样的小国家在1928年的发电量都比苏联多。
在第1个五年计划和第2个五年计划的年代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那些年代中改建和新建立了国民经济的电气动力基地。
全俄电气化计划的任务在1930年就完成了。
再经过10年，苏联就已经在同德国竞争欧洲的第1位和全世界的第2位了。
现在苏联稳居世界第2位，它所生产的电力约等于欧洲的两个工业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西德的总和。
当我国着手建立动力基地的时候，是没有自己的动力机器制造工业的。
电力站的一切基本设备如涡轮机、锅炉、变压器和仪器都要向国外购买。
在这方面并不是永远有机会利用外国技术上的最优良的成就的。
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强大的涡轮机制造工业、锅炉制造工业和电气设备工业。
我们的工厂现在可以设计和制造任何一种最新式的设备。
装备有发电能力达到15万瓩的涡轮机的第1座火力发电站的装备，伏尔加河上各大水电站用的强力的涡轮机、发电机、变压器，世界上最长和最强的电压达到40万伏特的古比雪夫—莫斯科输电线的设备，都是苏联人在苏联工厂中制造的。
苏联的动力机器制造工厂的生产能力不仅满足我们国内的需要，而且还能够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许多人民民主国家以巨大援助，能够向其他国家输出动力设备。
如果考虑到国家动力资源有保证这种有决定意义的条件，那末可以肯定地说，苏联拥有的资源之丰富能够使动力发展到超过美国的水平。
像固体燃料、石油、天然气和水力这些能量来源的已经探知的资源，如果折算成标准煤，在苏联有15，900亿吨，美国有15，500亿吨，除苏联外的欧洲有7，300亿吨，英国有1，750亿吨，西德有2，450亿吨。
同时应当考虑到，对苏联地下资源的研究程度比在美国和欧洲进行的低得多，因此，我们这里的动力富源远没有完全发现，而且，这些富源的优良部分比在美国和欧洲利用得少得多。
谈到苏联可能利用的水力动力资源，它们的规模确定为17，000亿度，在这方面最有效的部分估计为12，000亿度，这一部分可能大都被大型水电站所利用。
照国际通用的术语，这就是所谓经济的水力位能。
除苏联以外，整个欧洲的这种位能确定为5，140亿度，美国是4，910亿度，加拿大是3，250亿度。
由此看来，苏联的水力动力资源从经济潜能上说，几乎等于欧洲、美国和加拿大的水力动力资源相应部分的总和。
而且必须指出下面的不是不重要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十分重要的情况。
在国外，特别是在美国和加拿大，主要是在具备有利的建筑条件——电站的岩石基础的情况下，才利用那些有效的水力动力资源来展开水力动力建设的。
在苏联，由于历史的条件的缘故，首先利用的是平原地区的水力动力资源，这样一来水力枢纽的建设就必然是在软土的基础上进行。
苏联专家已经研究出了在非岩石基础上进行水力工程建设的技术原理。
在平原的河流上建设水力枢纽需要较多的投资，而且在效用上低于美国水电站。
美国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利用了它的效率极高的水力资源。
据爱迪生学院的估计，一切经济的水力线路，特别是在美国东部，已经被利用了。
苏联有这样一个优点：
在东部地区效用最高的水力资源实际上还没有被动用过。
在燃料资源方面也有这种情况。
苏联拥有丰富的煤矿，在东部地区特别丰富的煤矿几乎还没有开发过。
在这一方面应该特别指出，赫鲁晓夫同志在总结报告中对我们国家的生产配置的问题给予了应有的注意。
的确，在地理上正确地配置生产，对更加迅速地和胜利地解决主要的经济任务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大家知道，加紧发展工业和开发国家东部地区的方针，是党在配置生产力方面的基本路线。
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但是应该指出，在第5个五年计划中，西伯利亚和远东这样一些拥有丰富的原料和动力的地区，在全联盟的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得很少。
最近几年来这些地区在发电量方面的比重实际上几乎没有改变。
为了争取在工业和动力的配置工作上作根本的改进，把劳动生产率向前推进，缩短在经济上赶过美国所需要的时间，就必须把西伯利亚丰富的自然资源广泛地投入国民经济，加以利用。
情况是这样，在西伯利亚东部，首先是在安加拉河和叶尼塞河地区，苏联拥有真正无比雄厚的水力动力资源、燃料和原料。
全苏联有40％以上的动力资源集中在这里。
西伯利亚东部各条河流如叶尼塞河、安加拉河、勒拿河、威提姆河等等河流的水力动力储存量，超过像美国、加拿大、日本这样一些水力动力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力动力资源。
安加拉河和叶尼塞河特别有利于作动力用。
根据政府利用安加拉河的规划，在这条河流上要建造起发电能力共达1，000万多瓩、发电量约为700亿度的水电站。
安加拉河阶梯的第1座水电站伊尔库次克水电站（发电能力是66万瓩）要在今年内落成。
这个水电站的堤坝将使贝加尔湖的水位提高，在贝加尔湖要形成一个很好地调节下游各水电站进水的巨大水库。
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布拉次克水电站的建筑工程已经开工进行了。
在叶尼塞河上还可以建造一些更大的水电站，这些水电站的总发电能力约可达2，000万瓩，发电量为1，300亿度。
计划在安加拉河和叶尼塞河建筑的水电站的总发电量将大大超过1955年苏联全部电站的发电量，相当于每年开采约12，000万吨燃料。
只要对平均年度发电量的每一度电力投入约35到40戈比的资金、每一度电力的成本花约1戈比，就可以得到这些动力，即比苏联其他地方的水电站少花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在安加拉—叶尼塞地区，有巨大的适宜于露天开采的煤产地。
安加拉—叶尼塞区采煤的劳动生产率比整个苏联露天采煤的平均劳动生产率高一到一点五倍。
坎斯克—叶尼塞和伊尔库次克一切利姆霍伏的煤的成本，比苏联其他主要煤产地的煤的成本低三分之二到五分之四。
在廉价燃料的基础上，就可以建筑效力高的每座发电能力为150万瓩的火力发电站。
西伯利亚，特别是它的东部，不但有丰富的动力资源，而且有巨大的原料资源，可以保证大规模发展重工业的重要部门。
这里蕴藏有大量的铁矿，生产铝、镁、镍、碳化钙、合成橡胶、氯等产品的原料，但是，可以说，这一地区的这些天然财富几乎还没有触动过。
霞石、铁矾土、菱镁矿、铁矿目前还完全没有利用。
建立一个把安加拉—叶尼塞地区和库兹巴斯的主要电力站和工业枢纽包括在内的西伯利亚动力系统，将是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总发电能力为640万瓩的布拉次克水电站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水电站开始发电的时候，将同时架设好电压为40万伏特的输电线，这些输电线将使布拉次克水电站同伊尔库次克—切利姆霍伏动力系统联接起来，然后使布拉次克水电站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水电站联系起来（通过塔伊谢特—坎斯克地区），使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水电站同库兹巴斯联系起来。
高压输电线此后还将使布拉次克水电站同安加拉河上发电能力各达300万瓩左右的乌斯特—伊利姆水电站和鲍古昌水电站以及同叶尼塞河上发电能力约为500万瓩的叶尼塞水电站联系起来。
把总发电能力5，000多万瓩的巨型水力发电站和火力发电站结成一体的庞大的西伯利亚动力系统，将是举世无匹的效率极高的能源，将是发展苏联工业和大大提高国民经济中的劳动生产率的有力因素。
在未来的15年到20年内，这个系统的发电量可能达到2，500亿到3，000亿度，这将有可能以廉价的电力供应许许多多消耗电力多的生产部门，例如，生产铝、镁、钛、铁合金等金属的部门；
同时将有可能从西伯利亚系统向乌拉尔输电300亿到400亿度，这将根本改善乌拉尔的动力供求状况。
苏联在动力方面也如同在社会主义经济各部门一样，稳固地走上了使动力在新的、更高的技术水平上得到发展的道路。
首先谈谈过渡到建筑用马力大的超高压超高温蒸汽联动机装备的大型电力站的问题。
在前一个五年计划中已经建筑了一些发电能力为50万到60万瓩的火力发电站。
但是，现在不能仅限于此。
要求建筑能力更大的从90万到120万瓩的火力发电站。
已经开始直接在燃料开采区建筑这种电力站。
这些电力站将安装发电能力为15万、20万到30万瓩的涡轮联动机和生产率高的锅炉。
建筑大型电力站的最主要的优点，除开比中等发电能力的电力站的造价便宜许多以外，还在于可以大大加快动力的生产能力的增长。
美国近几年来动力的迅速增长，主要是靠建筑具有发电能力为15万到26万瓩的大型涡轮联动机的发电能力大的火力发电站。
我们的动力机器制造工业有责任更迅速地安排已经列入计划中的马力大的涡轮机和锅炉的连续生产，这里要考虑到使一台任何马力的涡轮机可以只安装一个锅炉。
这将保证大量节约燃料和投资。
在保证迅速提高我国的动力经济方面，技术政策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发展动力网和联结动力系统的问题。
各动力系就之间的输电线的经济价值是很大的。
例如，在乌拉尔动力系统和中央动力系统联结起来之后，就可以使两个系统在不同时间内担负最大的负荷，而且所需要的后备能力也可以减少，因而就可以把这一联结起来的系统内的已有的总发电能力减少约50万瓩。
建立起苏联欧洲部分统一的动力系统，将保证国民经济用电最大的机动和节约，在这个意义上也标志着动力经济转向更高的技术水平。
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掌握了新的最丰富的能源——核子能，这就打开了广阔的前途。
苏联在和平利用这一能源方面已经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包括美国在内。
有了这一能源，就有了额外的巨大可能来扩大发电能力。
世界上第1座原子能电力站的发电和工作经验的积累，以及苏联科学家和工程师所进行新的研究，使得我们有可能展开设计和建造一系列巨型的原子能电力站的工作。
我们在这一方面的优越性还在于：
社会主义经济条件最利于把核子能广泛地投入为和平发展服务的国家总动力系统中去。
因此，如果回顾一下过去的一段时间，那么苏联已经证实有能力能够在比美国所花的短得多的时期内，达到电力生产和整个动力经济发展的相当的水平。
在这个五年计划中，我们在电气化方面又将迈进一大步，实现使电力生产增加到将近两倍的计划。
苏联现在有着自己强大的、日益发展的动力机器制造业的基础。
我国的动力资源的天然蕴藏量实际上是取之不尽的，开发这种资源的工作正在越来越成功地发展着。
我们拥有大量的技术非常熟练的工人、专家、科学工作者，他们有能力保证不断改进生产技术。
这一切可以使动力工业发展到能够充分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居民在电力方面的需要的水平。
我们可以断言，在电力生产方面赶过美国的任务，对苏联来说是完全现实的并且可以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实现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战无不胜的学说
同志们！
我们生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代的实际任务的联系表现得非常鲜明的时期。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在现实的革命发展中来理解现实。
每当历史发生新的转折的时候，就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先进的学说，是如何创造性地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影响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各方面。
列宁曾经说过：
“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已十分显然地表明出：
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与‘宗派主义’相像的东西，它绝对不是一种什么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出来的偏狭顽固的学说。”
（列宁全集第19卷第3页）列宁的这些话现在听起来特别具有深刻的正确性。
现代世界文明在科学发展和技术改进方面的最重要的成就，特别明确地证明了马克思学说的下述原理的正确性，这个原理用列宁的话来表达就是“资本主义的技术越来越超越那些使劳动人民遭受雇佣奴役的社会条件。”
（列宁全集第19卷第42页）正如总结报告中所正确地指出的，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即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现在已经更加尖锐了。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作用，在于它科学地论证了劳动战胜资本的不可避免性。
“资本主义制度使工人对于资本的依赖程度增长起来，同时也就造成了统一劳动的伟大力量。”
“资本主义在全世界上获得了胜利，但是这一胜利不过是劳动对资本胜利底前阶而已。”
（列宁全集第19卷第6页、第7页）
列宁就这样在资本主义的繁荣时期，在俄国革命运动的最初阶段描述了马克思的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伟大发现的实质，就能够从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求得解放的社会力量的发现的实质。
在整整一代的时期里，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和事实，表明了共产党当作自己活动的指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论断的正确性和它的伟大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
列宁在二十世纪初曾经写道：
“自然科学方面的最新发现，如镭、电子、元素变化律等，都一反资产阶级哲学家们那些‘重新’回到陈腐唯心主义去的思想，而灿烂地证实了马克思底辩证唯物主义”。
（列宁全集第19卷第4页）在我们的时代里，原子的内在力量的发现以及对这些力量的控制和掌握，证明对物质的属性有了新的认识，并且是马克思辩证法的伟大胜利，是这样一种学说的胜利，这种学说正如列宁所说的，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发展学说，它认为反映着永恒发展的物质的人类认识是相对的”。
（列宁全集第19卷第4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胜利，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石已经在人口达9亿多的许多国家里崩溃，这些国家正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成功地进行着社会改造。
正如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所指出的，我们时代的主要特点是社会主义超出了一个国家的范围并且变成了一个世界体系。
许多没有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同我们保持着睦邻的友好关系。
它们之中有许多国家在为和平而积极斗争，在反对着殖民主义。
它们之中有一些国家在工业方面还不发达，它们在仔细地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寻找社会和技术道路，以便最快地提高本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这些国家的和平政策使帝国主义集团发动新的战争冒险的可能性大大地减少了。
各国广大人民争取和平、裁军和和平共处的广泛运动，是帝国主义国家不能不考虑的一支强大的力量。
我们看到和平保卫者的伟大协作日益加强。
这种协作日益广泛、日益深入，在不断克服各种各样宗派的成见和限制，在团结和联合一切善良和有道德观念的人们。
数以百万计的和平保卫者的群众性的警惕是历史上的一个新的现象，它为保证和巩固和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我们看到，在国际舞台上，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如此壮大，资本主义制度是如此地摇摇欲坠，以致于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制度的伟大竞赛中，全世界进步人们有一切根据兴奋地注视将来，确信不移地为人类的光辉前途而奋斗。
事件的发展有利于新的社会制度，有利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没有能力战胜社会主义。
根据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所有人民民主国家在建设新社会的工作中获得成就的这些鲜明例子，根据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全体国家在国际生活和政治方面获得成就的事实，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和人类摆脱资本主义压迫是必然的。
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着重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的全部实质，是不容许通过外来的暴力来强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社会制度的，这种学说是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反对者所要极力歪曲的。
苏联人民遵循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同强使其他各国人民接受某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和某一种政体的意图不相容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说，社会的根本改革和从一种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当必要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已经成熟、这个国家的人民相信社会改革有必要和为此而奋斗的时候才有可能。
苏维埃国家始终不渝地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这些论点。
侵略政策的代表们翻来复去地说的“革命的输出”、“共产主义扩张”、“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和诸如此类的论调，是一种恶意的歪曲。
友好和睦邻关系的政策，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和进行经济竞赛的原则，这对我们不是什么暂时的或者偶然的措施。
这种政策和原则是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上的，并且为苏维埃国家同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全部历史所证实。
但是必须记住，和平共处是双方面的事情，要维持这种共处不仅取决于苏联，也取决于资本主义世界国家。
正是这些国家，曾经由于指望被第1次帝国主义大战弄得精疲力尽的我国会成为它们垂手可得的猎获物，而破坏了和平共处的原则。
大家知道，美国和英国的统治集团曾经用广泛的紧急行动来对付伟大的10月革命的胜利。
它们组织了对我国的武装干涉。
在年轻的工农国家刚一诞生的时候，苏维埃社会制度还处在建立的初期，英美两国有势力的集团就向它发动攻势，企图率领国际反动派来镇压革命，瓜分我国，要使我国降到殖民地的地位。
但是，苏维埃国家从建立以来就一贯严格执行了和平共处的政策。
社会主义是不能用武力强迫人民接受的，正如陈旧的、过时的社会制度不能用武力来长久保持和巩固一样。
列宁教导我们，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样一个由一种世界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世界社会制度的历史过程，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长期共处和经济竞赛的整个时代。
在和平竞赛中，社会主义必将胜利，我们相信这一点；
但是胜利的取得不是通过“革命的输出”，不是用大炮和侵略，而是由于它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因此它能够保证人类达到比资本主义所能达到的高得多的生活水平；
由于它是用和平、友谊和互助联系着人们的社会，而资本主义带给人们的是毁灭性的战争和剥削、破产和贫困以及社会和种族的压迫。
我们根据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根据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知道，资本主义制度被更高级的社会结构——社会主义所代替是不可避免的。
至于这件事将在什么时候发生和怎样发生，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怎样——这些问题需要资本主义国家人民自己解决，只有他们才能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
苏联和人民民主阵营国家不打算对其他国家的内政进行任何干涉。
因此，和平竞赛没有、而且也不应当有变为或发展成为武装竞赛，即战争的必然前景。
和平共处的纲领符合苏联在国际关系方面的真正目的和愿望，它为人类打开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而和平共处的反对者的立场只提出一个前景——战争的前景。
各国人民应当知道，如果把和平共处这个由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列宁第1个提出而且在理论上论证了的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础，那么保证持久和平是有可能的。
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可能性的结论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石。
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整个意思是：
在当前的条件下，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之间的战争是不是可以避免呢？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代表的回答是：
战争可以避免。
因此，他们建议把和平共处的原则作为各国关系的基础。
在这方面还应该再一次提请大家注意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报告中所提出的极其重要的论点，这个论点证明：
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战争可以而且应当防止。
这个论点是根据对作为我们时代的特点的新情况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而得出的。
这个新情况是：
帝国主义已经不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了。
社会主义阵营和对战争不发生兴趣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是如此的壮大，以致只要有应有的组织性就能迫使帝国主义者放弃战争，如果帝国主义者仍然想发动战争，那么社会给帝国主义者想破坏和平的冒险企图以致命的回击。
在总结报告中对于相互关系的问题作了应有的注意。
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停止扩充军备、消除新的战争的危险性和保证国际和平——这一切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消除苏联和美国两国关系中不正常的情况和是否能坚决走上发展苏美两国人民友谊的道路。
报告中指出，我们主张大大改善苏美两国之间的关系的倡议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美国应有的理解和支持，这证明了在美国主张以战争方式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人的势力，证明这些人还在对总统和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
但是，正如赫鲁晓夫同志所说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和平愿望将在美国得到比较正确的估价，希望情况有所好转。
不用说，两种制度的和平竞赛的方针，同所谓“实力地位”政策以及同一些国家显然为了反对另外一些国家而建立排他的军事集团的政策无论如何也是不能相容的。
和平共处意味着合作和协助，而“实力地位”政策，建立排他的军事性国家集团的政策是打算使分裂加深，分歧加剧，使一些国家反对另一些国家。
“实力地位”政策的拥护者说，这种政策的目的似乎是保证世界舞台的“均势”，在这个基础上就使新的战争不可能发生，就可以巩固和平和国际安全。
但是，这种言论显然是彻底虚伪的。
的确，“实力地位”政策不仅是国际局势紧张的主要原因，而且它的发展还孕育着最严重的后果。
十分明显，当一批国家无限制地扩张军备，对另一批国家实行战略包围的方针，并且在这一批国家的附近扩充自己的跳板和军事基地网的时候，那么所有受到威胁的国家就面临这样一个巨大任务：
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来保卫自己国家的安全，保证和经常保持自己这一方的巩固的、日益增长的优势。
通过实行“实力地位”政策来建立“均势”的这种思想是极其有害和危险的思想。
国际舞台上这种实力竞赛的根本特点在于，这种竞赛排除了“均势”的可能性，并且将直接导致世界战争。
历史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我们这个世纪开始的时候，由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组成的联盟（三角联盟）和以英国、法国和俄国组成的联盟之间进行了比赛实力的斗争。
这个斗争的结局怎样呢？
第1次世界大战。
在30年代，“三国轴心”——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和西方国家之间进行了比赛实力的斗争。
这个斗争的结局怎样呢？
第2次世界大战。
和平共处的方针是决不能同执行“实力地位”的政策相调和的。
只有与和平事业为敌的人才需要“实力地位”政策，需要拼凑排他的军事集团的政策。
而我们宁愿反对战争，力求不发生战争，以使和平事业胜利，使人民不致受骗。
因此，大家知道，苏联用唯一正确的、唯一能够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和平共处政策、用实行有效和普遍的裁军的政策和建立真正的集体安全体系的政策来对抗“实力地位”政策。
我们神圣的目标是，消除国际关系中经常发生的战争，保证巩固的和平，使人类能平静而满怀信心地看到自己的明天，使自己的无限的创造潜力只用于使文明得到全面发展的事业。
这是我们维护和加强和平的远景，我们对它充满信心，并且将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密切合作，为达到这个远景进行坚决的斗争。
但是，如果帝国主义阵营的冒险分子胆敢破坏和平和煽动第3次世界大战的火焰，那就叫他们自作自受去吧。
毫无疑问，第3次世界大战将使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崩溃。
（暴风雨般的掌声）
同志们！
我们的确是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这个时候之所以光辉，首先是因为，各国人民群众的这样一种信心日益坚定日益加强了：
他们相信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继承者所提出的主要任务——组织全世界的共同相处，使各个国家人民能过和平和繁荣的生活的任务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
苏联人充满信心和精神焕发地瞻望着自己的未来。
我们苏联人民在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密切合作下，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革命思想巩固地团结起来的、紧密地团结在自己中央委员会周围的亲爱的共产党的久经考验的领导下，将要在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中取得新的胜利。
（暴风雨般经久不完的掌声）　（新华社据塔斯社莫斯科20日电）

莫洛托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同志们！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他作的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中，展示出在第19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曾经积极参加的一些事件的鲜明的巨幅图景。
这个报告总结了我们党在当前时期中的斗争经验，对于当前的国际局势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刻分析，并且提出了摆在我们党和苏联人民面前的新的重大任务。
我国人民走过了一条光荣的道路。
早在战前时期，我国人民就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而在目前，正从社会主义逐步地向共产主义过渡。
在这条道路上曾经存在过不少的困难，克服这些困难要求异乎寻常地集中精力，有时甚至要求巨大的牺牲，特别是在战争时期。
我们知道，我们还有重大的没有解决的任务。
但是，我们的国家以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在自己的共产党的领导下胜利地解决在走向共产主义胜利的道路上遇到的一个又一个日益复杂的任务。
苏联人民胜利地完成了第5个五年计划，大大地超额完成了计划中关于国民经济高涨的重要任务。
现在，第6个五年计划的新的伟大的任务提出来了，我们大家都相信，这些任务将能胜利地解决。
我们伟大的国家的力量和活力的基础就是我们列宁党所建立的工农联盟。
（掌声）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的壮大的和牢不可破的联盟在今天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显著团结的基础，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的基础。
从第19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党作了许多工作，来使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的联盟更为巩固。
提高农业的问题有理由成为党的注意的中心。
这是出于特别的必要，因为农业明显地落后于国民经济的整个发展，落后于工业的迅速高涨。
为了保证最迅速地满足居民对食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以及食品工业和轻工业对农业原料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党和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新措施。
其中首先是：
加强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在增加农产品生产方面所获得的物质鼓励，适当地调整产品价格，展开加强农业机械化和增加矿质肥料生产的工作，采取在组织上加强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措施，特别是派遣业务熟练的工作人员前往集体农庄担任领导工作，派遣农艺师和机械师等，以及进一步加强农村里的党组织。
胜利地执行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大胆计划，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这使得播种面积、主要是谷物播种面积增加了3，300万公顷。
大力增加玉蜀黍播种面积的问题，从新的角度提了出来，这对畜牧业的迅速高涨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这些措施和其他一系列的措施为我国农业的高涨开辟了新的前景，并且得到了集体农民的一致拥护。
必须指出，党和苏维埃政府特别重视集体农民福利的提高。
根据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在国家计划中规定农村的生活水平应更加接近城市的生活水平。
大家知道，在第5个五年计划期间，集体农民的实际收入增加了50％，而职工的实际工资增加了39％。
第6个五年计划规定进一步提高集体农民的收入——平均至少提高40％，而职工的实际工资平均大约提高30％。
党的这种政策方针符合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的利益，将保证我们国家的更加巩固。
我们党一向关心工业和运输业的全面发展和提高。
同时，党坚持不懈地着重指出发展重工业的优先意义，因为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国防力量的巩固、人民福利的进一步改善都取决于重工业。
在已经过去的这段时期中，党特别集中力量提高工业的技术水平。
同时，发现我们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工业产品的生产方面还有许多未被利用的潜力。
为此，首先必须使我们工业生产出必要数量的真正现代化的最完善的设备，以便使各企业的旧的设备能够及时地换上新的设备。
所有这一切还同尽一切可能来改进生产组织有关联。
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和有各企业领导人员参加的并且更广泛地吸引科学技术力量参加的许多会议上，曾经揭露了这方面的许多缺点，并且拟定了在工业方面获得新的、更加重大的成就的办法。
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所做的工作一定可以在许多方面把发展工业和建设的事业推向前进。
还必须保证企业工作中的应有的节奏性，否则就不能够做到消除许多经济方面的损失，就不能够相应地进一步加强工业中的计划原则。
从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中大家知道了，在第6个五年计划期间，在我们工业部门和机关中将过渡到7小时工作制。
在这方面以及进一步大大提高职工的实际工资方面和许多其他措施中，都表现了党对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的一贯的特别关怀。
党公开地大胆地揭露在经济和文化建设各个部门中存在的重大缺点。
同时，党还在争取尽力改进和精简国家机关以及保证最严格地遵守法制。
在所有这些方面，党依靠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和积极的协助。
一、国际形势的根本变化
和防止新战争的可能性
第2次世界大战是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最严重的考验。
而这次考验表明，依靠人民的全力支持的社会主义国家，拥有取之不尽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源泉。
尽管苏联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是担负主要的战争重担的国家之一，但是我们的国家在战后的短短的时期内就重新走上了国民经济和文化建设急剧高涨的道路。
大家知道，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各人民民主国家也在胜利地解决着自己的任务。
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在巩固的友好基础上和基本目标一致的情况下日益发展。
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久经考验的领导，保证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断前进。
在最近时期的所有事变中，不能不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中国人民获得的这些巨大成就，使他们不愧为伟大的中国人民（经久不息的掌声）。
所有这一切就得以形成强大的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
这个阵营的形成，具有非常重大的国际意义。
组成这个阵营
的各国的经验，表明了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方面的各种不同途径，空前地扩大了社会主义影响的可能性和范围。
同时，这个阵营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在他们争取自己的权利和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中的可靠支柱。
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人民懂得，这个阵营的强大和进一步巩固，对争取和巩固他们的自由和民族独立具有重大的意义。
（掌声）
现在，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并存的有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历史已经把这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
当然，必须估计到这两个体系之间的意见分歧和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必须明确地回答下面的问题：
应该怎样解决已经有的和事变进程中正在发生的各种争执问题。
解决争执只有两条道路：
一条道路是谈判和和平调解意见分歧；
另一条道路是战争。
其他道路是没有的。
苏联和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坚决反对战争的道路。
我们将尽力使两个对立体系的拥护者都承认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原则，我们并且将竭尽全力通过谈判来解决业已成熟的和正在发生的国际问题，以维护和巩固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安全。
（经久不息的掌声）
因此，必须特别强调指出，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中及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目前国际发展的原则问题，特别是关于在目前时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的问题。
千千万万的人们都亲身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深深知道战争所造成的流血的结果、无数的灾难和牺牲。
在这两次战争中，死伤人数在8，000万以上。
在现代的条件下，新的世界大战将会带来更大得不可估计的破坏和危险。
结论只有一个：
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我们必须竭尽一切力量，不放过任何机会来保卫和平，揭露反对和平的阴谋，团结各国人民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来保卫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友谊和友好合作。
（掌声）
我们大家都记得列宁的著名论点：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便不可避免。
在帝国主义占统治的条件下，各国除了用武力而最后用战争以外，是无法解决自己的矛盾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说，一方面，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存在着产生战争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本身也产生着要求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本身的社会力量。
这种社会力量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足以能够制止战争和消灭帝国主义战争的力量。
因此，认为战争注定不可避免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当然，在目前条件下，既然存在着帝国主义，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也就仍然存在，至于其他的军事冲突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过去是存在着战争危险而无力防止，至少是没有真正巨大的力量来加以防止。
而现在这种力量——并且是不小的力量——已经成为事实，由于它的出现，已经造成了防止战争的真正可能性。
（掌声）
当然，不能够不考虑到，一些带有最大的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正在处心积虑地制造各种计划，企图扭转历史的发展。
大家知道的“威慑”计划，特别是充满着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侵略的气味的“解放计划”，就是这种企图的具体表现。
但是，制定这种计划——妄想用暴力在社会主义国家恢复资本主义的计划——是一回事，而在现在条件下是否能够实现这种计划，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苏联的存在和发展的全部历史已经光辉地证明了这种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
（经久不息的掌声）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自从第1次、特别是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
现在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都看得见，阶级力量、政治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的地位已经大大削弱，社会主义的地位已经大大加强；
和这同时，许多其他反对战争的力量也大大加强了。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在战争是否会发生这个问题上，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于第2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情况，更不同于1914—1918年大战以前的情况。
当时，即在第1次世界大战以前，工人阶级的各个社会主义政党曾经提出制止战争的任务。
早在那时，“用战争制止战争”的口号就已经深入人心，它掌握了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广大阶层。
然而在帝国主义第1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决定关头，国际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还是软弱的，而且被第二国际各党的首领们的背叛行为所分裂。
只有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列宁的党，才彻底地坚持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在其他国家中则只有个别的社会主义者才保持了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忠诚。
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党的这种立场，不但对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对加速结束第1次世界大战，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期，苏联坚持不懈地捍卫和平，并且号召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发动新的世界大战。
虽然德国法西斯及其侵略同盟者准备第2次世界大战已经是有目共睹，但是其他国家并没有接受苏联的建议，来阻止战争。
他们甚至企图引导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力量来反对苏联，大家都知道，他们拟定了“借刀杀人”的计划。
当时苏联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和同情它的其他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粉碎各个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计划。
在这种情况之下开始了第2次世界大战。
这次大战的结果证明，列宁是完全正确的，他早在1915年年中就已经写道：
战争的经验，也像历史上一切危机的经验以及人类生活中一切大灾难和一切转变的经验一样，愚化和损伤一部分人，但同时却开导和锻炼另一部分人，而且一般地讲来，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后一部分人的数量和力量会多于前一部分人，某一国家的衰落和灭亡的个别情形，则不在此例。”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1—192页）
第2次世界大战同第1次世界大战比较起来，在更大程度上开导和锻炼了千百万人。
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中和在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很多国家中，新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产生了，振奋起来了，并且团结起来了，这些力量在历史舞台上的出现，根本改变了世界政治状况，大大地鼓舞了各国人民的力量，同时，战争也使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里。
现在存在着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根本不同的两个世界国家阵营。
除了世界帝国主义阵营之外，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建立起来了，它包括了欧洲和亚洲的九亿多人口，即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如果说在帝国主义国家阵营中，那些力图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和特权地位甚至力图发动新的战争的阶级和集团还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那末，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中，情况却完全不同。
现在，和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最富有侵略性的集团正在从事准备新战争的同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却把维护和平和巩固和平、争取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友好和合作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
因此，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不仅是自己国家的人民、而且也是所有其他各国人民（这里是指真正的人民群众）的最深刻的、最切身的利益的代表者。
在和平问题上，一切国家的人民的利益（不管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如何）都是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利益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阵营坚持不懈地维护各国人民之间的普遍和平、友谊和合作。
我们不应该过低估计战争的危险，不应该醉心于这样的幻想：
认为对我们说来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得到和平，都可以过安宁的生活。
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提高警惕，机警地注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计划。
我们不应该高枕无忧，认为似乎可以用好话和爱好和平的计划说服帝国主义者。
这一切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有意义：
我们同时还执行正确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
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劳动人民愈来愈紧密地团结成一个友好的大家庭；
这些国家的人民之间的友好和互助的兄弟同盟得到巩固；
其他国家的人民将越来越同情我们的和平和国际合作的政策；
我们将更加关心人民福利的增长，关心所有那些符合于保障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安全的利益的必要条件。
（掌声）
我们也不应该过低估计我们在维护和保障和平的事业中的力量和许多潜力。
在这方面估计不足，会妨碍我们利用所有那些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各处出现、并且不断成长起来的力量，来维护和巩固和平。
另一方面，我们对战后的新的形势有了应有的理解，对力求防止新战争和维护和平事业的各国人民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蓬勃发展有了认识，我们就会担负起极大的责任，即切实地准备和组织这些力量，巩固和发展这些力量，以利于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友好和合作，以利于防止新战争。
现在，就是同社会主义敌对的阵营中的那些人也清楚地知道，我们拥有极大的物质力量和高度的技术成就，其中包括最强有力的和各种各样的最新式的武器，一旦需要的话，我们可以用它们来实行必要的自卫。
（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应该想到，在这方面，我们的敌人现在已经放弃了他们不久以前还存在过的很多幻想。
我们要努力做到使自己在物质技术力量方面变得更有力量、更有组织和更加强大，并且拥有一切为保证安全和击退侵略所必需的最完备的手段。
（经久不息的掌声）我们在这方面的潜力并不比另一个阵营小。
我们的物质资源、最新的技术成就、众多的人力、我们各族人民的巩固友谊以及他们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团结一致，使我们深信，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可战胜的。
（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现在事实已经如此明显，它一定会影响到那些对自己统治世界的战争计划抱有希望的集团，因为这些计划在现代国际条件下，已经失去任何实际意义，而且首先对于那些企图发动新世界战争的人来说，是很危险的。
除此以外，资本主义国家的实业界也有不少的人反对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和胡作乱为，他们宁愿发展各国之间的实际经济联系，不管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有何区别；
而发展经济联系是具有非常广泛的可能性的。
同时，不要忘记，在历史考验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是他们的团结和对自己正义事业的信念。
在国内战争的英雄年代里，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在决定着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的时刻，在我国人民不仅保卫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而且也保障了促使社会主义力量进一步发展的最伟大成就的那些年代里，我国人民特别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团结一致正在不断地加强。
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已经团结起来，他们的友谊正在加强和巩固，这是各个独立自主国家之间的亲密的全面的兄弟合作。
这种情况大大加强了这些国家的力量和潜力。
侵略者即使敢于进攻某个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得不考虑到上述这一切情况。
（掌声）
在保卫和平的问题上，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我们在10年或15年以前只能当作一种理想的国际环境。
问题不仅在于苏联作为一个受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的唯一社会主义国家的时期已经成为过去，而且在于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和平堡垒——欧洲和亚洲国家所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
在保卫和平的问题上，我们的同盟者在这个阵营以外也愈来愈多。
在现在的条件下，保卫和平的不仅有团结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的各国人民，而且还有不少其他国家的人民，特别是那些昨天还完全附属帝国主义而现在则走上了独立的民族生活道路的国家的人民，他们目前公开表示反对侵略计划。
这些国家的人民和政府懂得，侵略集团正在推行的准备战争和建立军事集团的政策，对于他们已经争取到的独立是一种危险。
因此，必须谈谈目前殖民体系瓦解的世界历史意义。
亚非独立国家的建立，促进了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巩固。
应当提到的是五项和平原则，这五项原则是由印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维护各国人民的自由、独立和和平共处的事业而宣布的，后来，这五项原则又在全世界得到了积极和巨大的响应。
这里必须提到有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这个会议表明，摆脱了——虽然还不是到处都完全摆脱了——殖民主义压迫的亚非各国人民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是如何地增大了。
正在发展起来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包括了亚洲最广大的群众，并且也开始在非洲日益展开。
这些群众力求改善自己的状况，他们为此正在尽量利用刚刚产生的各种有利条件。
他们不但对新战争不感兴趣，而且正在全力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人民群众也展开了广泛的反战运动，即保卫和平的运动。
参加这一运动的不仅有全部觉悟的工人、很大一部分农民和知识分子，而且还有愈来愈多的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士。
还有其他许多人，虽然没有参加保卫和平的运动，但是已经意识到新的世界大战的极端危险性；
他们的呼声也同保卫和平的运动汇合在一起了。
侵略者以前在实现自己的计划的时候，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大的困难，因为他们在执行自己的政策的时候，已经不能够指望各族人民还会甘心情愿、逆来顺受。
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而自安自慰，任其自流。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者为了继续进行军备竞赛，煽动战争狂热，并且利用这种气氛来制定新的侵略战争计划，他们使用的手段是多么多、多么复杂。
我们知道，他们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是怎样广泛地利用了资产阶级报刊、无线电、电影和其他一切宣传工具。
我们不应该低估这一切，这样才能够使各国人民对任何新的准备战争的计划的反抗和回击不但不削弱，而且大大加强。
我们应当比以前做更多的工作，这样才能使一切国家中的社会进步力量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团结性不断增长，以达到制止战争的目的。
我们决不能断定说，我们似乎已经做了一切必要的事情使新战争不可能发生了。
我们往往还做了那些在过去、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前形成的习惯和陈规的俘虏，这些习惯和陈规现在正阻碍着我们去利用新的、更广泛和更积极的反对战争的斗争形式。
我们往往还过低估计战后时期出现的新的可能性。
这种缺点在外交部的工作中也有所表现。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及时地指出了这一点。
我们应当消除这种情况，消除对我们在保卫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安全的事业中所具有的那些巨大可能性估计不足的情况。
这种巨大可能性的基础就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它的力量的不断增长，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解放斗争的空前高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战斗的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广泛展开的保卫和平的民主运动，妇女和青年民主组织的活动，以及其他各种保卫和平、反对战争的群众性斗争形式。
（掌声）
我们党在拟定外交政策时的出发点是：
必须十分认真地考虑具体条件，必须了解当前的情况和历史发展的前景。
对实行外交政策方针上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作列宁主义的结合，这就是我们党在解决国际问题上获得成功的保证。
我们保卫和平和不让新的世界大战发生的愿望，依靠着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的不可战胜性，依靠着这样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越来越大的支持，这些国家反对与和平的利益相抵触的军事集团，拥护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
大家都清楚，像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埃及等等这样一些国家的立场在巩固和平方面起着多么大的作用。
我们在为粉碎战争鼓吹者的计划而进行的斗争中，应当对下列情况根据列宁主义原则加以考虑，即在各个侵略集团的成员国之间存在着而且滋长着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这种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类集团中的最强的成员国力图靠牺牲自己伙伴来加强自己的帝国主义地位。
这种矛盾削弱了侵略势力，同时增加了保卫和平的可能性。
和平的利益和反对新战争危险的利益要求：
在工人阶级中建立团结的问题，应当成为共产党和社会党注意的中心。
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分裂已经两次被侵略势力利用来准备和发动世界大战，工人阶级不能不从这个事实中吸取教训。
这种分裂决不能用这种理由来解释：
说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对争取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的理解以及在使各国人民免除新战争威胁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
如果工人阶级保证自己队伍的团结，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将成为战争势力的不可克服的阻碍。
如果工人阶级在行动中团结自己的力量，并且彻底表现出捍卫和平的决心，战争就不会发生。
（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二、苏联争取和平和国际安全
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中已经对国际局势作了详尽的分析，所以这里没有必要论述反映出苏联政府在过去一个时期中的和平倡议的事实和措施。
只需要着重指出去年的若干事件和我们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总的外交方针的重大的国际意义就可以了。
这里是指同兄弟的南斯拉夫人民的友好关系的恢复，这种关系现在发展得越来越顺利，它不单是有利于我们两国，而且有利于加强和平和国际安全。
如果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存在了几年的不正常的关系继续拖延下去，只会对敌视和平的人有利。
这里也是指缔结关于奥地利的条约，同意奥地利实行永久中立的政策，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如此坚决地建立一个又一个新的军事侵略集团的国家也应该同意这一点；
与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同时，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也有助于巩固欧洲和平的事业。
苏联关于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苏联政府完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于亚洲集体安全的建议。
苏联继续始终如一地为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而斗争。
去年07月的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占有特殊的地位。
它明显地表明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改善苏联同另一个阵营各主要国家的关系的现实可能性。
但是事态的进一步的演变表明，在改善同这些国家的关系的道路上还有不少障碍，这些障碍是眼光短浅的“实力地位”政策的拥护者所造成的，然而拿这种政策来对待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失败。
欧洲、美洲、东南亚、中近东的一系列的侵略集团以及一系列其他事件的策动者，主要是某些美国人士，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像北大西洋集团这样一个由美国和英国所领导的军事集团在这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这也是大家知道的。
正是由于美国某些人士加紧施加压力，参加北大西洋集团和其他侵略集团的一系列国家的政府才急急忙忙地扩充军备和扩大军事预算，拧紧税收压榨机的螺丝，在居民中故意地鼓吹战争歇斯底里，向全世界散播关于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民主国家有侵略意图的诬蔑言论。
当希特勒统治崩溃之后和爱好和平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后，现在在欧洲大陆上已经没有这样一个侵略国家，它在目前情况下还敢于发动新的世界大战，侵犯苏联或者人民民主国家。
在战前的一些年代里，希特勒德国是一步一步地在发动第2次世界大战，现在在欧洲已经和当时不同了。
然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的计划，西德已被拉进了像北大西洋集团和西欧军事联盟这样一些侵略性的军事集团。
毫无疑问，西德的重新军国主义化会加深矛盾和增加冲突的可能性，其中包括帝国主义国家本身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在东方，也已经开始了新的时代。
在军国主义的日本失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在在亚洲已经没有敢于发动第3次世界大战的侵略国家了。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充分证明它能够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并且它坚持不渝地执行着和平政策。
现在，如果撇开南朝鲜不谈，那末在亚洲，主要地就是由于台湾岛变成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因而还存在着侵略的危险。
如果不是计划侵略伟大的中国，那么建立这种军事基地是不必要的。
事实证明，在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道路上，还有不少障碍。
但是，尽管在这个道路上存在着、而且还在不断地产生着障碍，苏联过去表示，现在也同样表示愿意进一步改善自己和其他国家的关系的坚定决心。
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首先是各个大国——尽管它们之间还存在着意见分歧，——应该为了维护和平的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
每个人都知道，在保证普遍和平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苏联和美国关系的根本改善。
我们认为，这是苏联人民而且也是美国人民，以及其他各国人民所关心的事情。
因此，苏联政府在由尼·亚·布尔加宁写给美国总统德·艾森豪威尔的大家都知道的信中，提出了签订苏美友好合作条约的建议。
美国政府对待苏联建议的态度，说明现在在美国主张用战争而不用谈判方法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的集团是很有势力的，他们对总统和政府起着一定的影响。
但是要知道，美国人民的利益和其他各国人民的利益要求更加关心和平。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像我们对改善苏美关系的努力，在美国将会得到应有的了解。
苏联政府向美国提出了签订友好合作条约的建议，从而再次表现了希望苏美两国友好合作以有利于和平和普遍安全的真诚愿望。
这符合联合国的精神和宗旨以及扩大各国之间的合作的愿望。
我们争取改善同英国的关系的愿望仍旧不变。
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物将到英国去进行的访问，提供新的机会来取得更好的相互谅解和在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进行共同的努力。
苏联也希望同法国建立友好的关系，法国现任政府已经表示了一定的愿望要改善法苏两国的关系。
既然法国政府对裁军问题表示了特别的兴趣，我们将设法同法国共同谋求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
应该认为，在最近议会选举中民主力量的地位的加强，将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的国家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同一切大小国家发展友好的关系。
它特别希望也能够同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和日本建立起这种关系。
这些国家同苏联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不会不符合它们自己的切身利益的。
为了尽可能的扩大争取和平的斗争的战线，我们的党和苏维埃政府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旗帜下展开了这个斗争。
这个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是在当前的条件下争取和平的斗争的一种特殊表现。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是争取和平的斗争的最得人心的和最灵活的手段，并且在当前的条件下提供了最广泛的可能性来把具有各种不同的政治见解的广大社会阶层吸引到这个事业中来。
这个政策把争取和平的斗争扩大到它的通常范围以外了，包括了经济和文化利益的范围，不仅同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发生关系，也同私人发生关系。
不仅外交家和政治家能够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而且经济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国家的官方代表以及在国务活动、社会活动和私人活动的各个方面促成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合作的所有其他的人，都能够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现在侵略集团采取许许多多的步骤来阻碍各国之间贸易关系的发展，这并不是偶然的。
某些国家在最平常的科学联系、技术联系和纯粹的文化联系的发展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这当然也不是偶然的。
同志们！
我们的党和苏维埃政府一向捍卫和平的利益。
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在共产党和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执行的。
正是由于这一点首先使我们有保证在加强苏联的国际地位和保卫世界和平方面取得成就。
（掌声）
我们在国内生活方面的重大成就和在外交政策方面的重大成就，是同中央委员会在第19次代表大会以后实行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这一点有关系的。
（掌声）得到全党支持的中央委员会坚决地反对了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不相容的、而在一定时期内起了不良影响的个人崇拜。
可以相信，这一次代表大会将完全赞同这一原则性方针。
（掌声）
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苏维埃国家的地位，党的领导表现了真正大胆的倡导精神，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步骤。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在过去也许从来还没有像最近一段时期这样积极地处理外交政策问题。
大家都还记得这样一些事情：
例如，以赫鲁晓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和米高扬同志为首的政府代表团的访问南斯拉夫，代表团使得苏南关系有了根本转变；
又如，布尔加宁同志和赫鲁晓夫同志的访问印度、缅甸和阿富汗，这次访问在发展苏联同这些国家及其政府和人民的友好关系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还必须指出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随后的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莫斯科谈判、去年秋天进行的同芬兰、挪威等国的谈判。
苏联领导人同外国人士、外国代表团和报界人士的会晤大大增多了。
所有这些都证明了苏联的国家和党的领导人物最近时期在外交政策方面表现出的积极性。
正是由于这一切，我们才取得了积极的结果，使得国际紧张局势有了某些缓和，并且为在这方面取得进一步的成就创造了一定的可能性。
（掌声）党和苏维埃政府在保障和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我国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不断增长是这些成就的基础。
这就是说，每一个苏联人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每一个公民，以自己的胜利的劳动和在工业企业和集体农庄中取得的成绩，在大大小小的工作上都为巩固自己的国家和巩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事业作出了贡献，从而也就为维护和巩固和平和国际安全的事业作出了贡献。
（掌声）当我们在不断争取提高工厂中的劳动生产率的时候，当我们能够保证在提高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田地单位面积产量和畜产品生产率方面取得新的成就的时候，我们就有充分的权利为共产主义建设中的这些成就而骄傲。
同时，这些成就也是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和阵地的基础，从而为保障各国人民过和平和安宁的生活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
（掌声）
我们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的成就鼓舞着全世界各国人民。
他们对这一点很满意，并且从而深信自己有了一条由千百万人走过的、把人们引向新的、幸福生活的可靠道路。
在世界各国，我们的朋友和同盟者的队伍正在不断扩大，他们同我们共产党人一样，要维护和平，要消灭帝国主义战争，他们愈来愈相信，要制止新战争，今天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人民的觉悟和积极性。
苏联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一起，站在为和平及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斗争的前哨，我们的队伍空前团结了，对最后胜利的信心空前提高了！
（暴风雨般的掌声）
过去和现在指导我们获得胜利的旗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
在这个旗帜下我们向前迈进，我们深信自己将获得新的成就，深信共产主义的胜利。
我们的伟大建设和我们争取和平的一贯斗争，是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的，是符合全人类的利益的！
（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歇的掌声）　（新华社据塔斯社莫斯科2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