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出版
新华社4日讯
“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4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且开始在北京发行。
这本书在北京的初版第1次印刷了180万册，另外，沈阳、上海、武汉、重庆、西安和乌鲁木齐等25个城市也要大量印行。
这本书还刊载了毛泽东主席召集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新闻和廖鲁言关于这一纲要的说明。

严防山林火灾
山林火灾是森林资源最凶恶的敌人。
1955年全国发生的山林火灾和烧毁的山林都很不少。
现有林区是今后三、五十年供应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木材的主要基地，而全国各地山区的森林都是当地保持水土、保障农田丰收的基本条件。
把现有的森林保护好，是山区党政领导机关和广大群众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几年以来，我国各地的护林防火工作有进步，但是现在山林火灾还相当严重。
这里边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些党政领导机关，特别是区乡一级的领导干部，还没有真正认识我国森林资源过少的严重情况，不了解破坏森林对于国家长期建设和保持水土的危害。
他们每到发生山火的季节，虽然照例布置一些护林防火的工作，但是，因为没有进行切实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没有深入群众找出发生山火的主要根源，帮助群众总结和推广防止山火的办法，所以不能发生显著的效果。
有些地方工作人员还错误地认为进行护林防火要影响农业生产，竟把这两项工作对立起来。
有些地区的领导机关和司法部门，对于山林火灾事件不进行必要的追究，对于肇事者不给以应得的处分，这就纵容了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继续破坏森林，影响了群众造林护林的积极性。
湖南省邵东县先后发生100多次山火案件，群众要求处理，法院一直拖延不决。
当地农民对这种现象很不满意。
因此，山区党政领导机关必须把护林防火工作作为一个经常的重要任务；
山区的合作社更要把护林、育林作为一个重要的生产内容。
无数事实说明，在山区抓住护林防火这个重要环节，不仅可以有效地保护山林，而且可以推动其他工作。
1955年春，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把护林防火作为春季中心工作之一，和春耕生产、粮食“三定”等项工作结合进行，彻底消灭了山火的威胁，群众都能安心生产。
对群众进行深入的护林防火的宣传教育，是加强护林防火工作的首要条件。
要通过具体事例，进行算账对比，反复说明保护森林对于工业建设、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作用，使人们改变那种“满山遍野是森林，烧一点不算什么”的错误认识。
广西省最近结合合作化运动，开展了一个群众性的护林防火运动，向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要区乡一级机关加强护林防火工作的领导，使护林防火工作在群众中扎了根，发生了良好效果。
现在各地发生的山火，除了天然火灾和反革命分子纵火以外，多数是因为农民生产用火（烧山垦地，烧草熏肥等等）不慎成灾。
江南各省80％的山火是这样引起的。
因此，只要把生产用火加以严格的控制，就能消灭多数山林的火灾。
山区的领导机关应当帮助群众研究和总结控制生产用火的办法或者改变原有用火的习惯，只要向群众讲清利害，作出样子，这是不难作到的。
广东省怀集县仕儒乡采用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烧垦办法，严格执行烧山要请示、批准的制度，解放以来没有发生一次火灾；
广宁县七区下蚌乡用沤绿肥的办法代替上山烧灰积肥的办法，增加了农田产量，避免了山林火灾。
我们要帮助群众总结经验，领导他们定出切实可行的办法，通过区乡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发动家家户户订立防火公约。
对于已经发生的山火事件，要及时追究原因，总结教训，严肃处理。
必须给纵火烧山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以严厉的惩罚，对防火、救火有功的集体和个人给以适当的表扬和奖励。
通过严肃处理山火的具体事例，教育干部和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和警惕性，才能更有效地防止山火。
有些聚居山林地区的少数民族，还沿袭着“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生产习惯，这对森林的危害很大。
在这些地区，应当遵照国家的民族政策，采取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护林防火的宣传；
同时要帮助少数民族农民提高生产技术，逐步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旧的用火习惯。
为了作好这一工作，必须在少数民族中培养护林骨干和护林模范，通过他们教育群众贯彻执行防火制度。
大兴安岭上的鄂伦春族人民，过去经常发生烧毁森林的事情。
自从当地政府帮助他们定居下来，改进了生产方式，使打猎活动和护林工作结合起来，那里的山火已经基本上消灭了。
在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大面积国有林区中，应该根据实际需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森林经营机构，加强防火设施，使森林资源尽快地由专门机构和专人负责管理起来。
南方私有林区原有雇请看山员护林的习惯，在对林农有利和群众自愿的原则下，可以继续实行。
但是，不论那种地区，都不能因为建立专业机构而放松群众护林防火的组织工作。
只有把群众的护林防火积极性和专门机构的组织领导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把护林防火工作真正做好。

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的工商界家属工作汇报会结束
新华社4日讯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工商界家属工作汇报会已经在3日结束。
汇报会从1月25日开幕以来，进行了7次大组汇报、三次小组讨论、个别交谈等活动。
在结束会议的那天，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罗叔章在会上发言。
他说，这个汇报会的召开，鼓舞了工商界家属们的工作信心和积极性，并且将在家属代表们所联系的工商界家属中发生良好的影响。
通过汇报和讨论，大家对很多有关问题提高了认识，交流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反映了很多积极的意见和建议，起了相互帮助、相互教育的作用，对今后各地工商界家属工作的推动和扩展很有意义。
罗叔章对工商界家属的学习问题、社会活动和家务的结合问题，提出了一些启发性的意见。
最后，罗叔章指出，做好家属工作是长期的、细致的、反复的思想教育工作，希望大家有了成绩不要自满，遇到困难不要气馁。
各地工商界家属代表3日在会上发言的共有34人。
她们在发言中一致表示，这次到北京来汇报，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各有关方面的关怀和重视，特别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届全国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见到了敬爱的毛主席，感到兴奋。
她们保证今后一定要把家属工作做好。
代表们在热烈的掌声中一致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南斯拉夫驻我国大使
举行酒会欢迎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
新华社4日讯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为欢迎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来中国访问，4日下午在北京举行酒会。
以勃·彼希契为首的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全体人员出席了酒会。
应邀出席酒会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蔡廷锴、蔡树藩、黄琪翔、卢汉、荣高棠，北京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柴泽民，以及北京体育工作者、足球运动员等100多人。

大连工矿车辆厂铣工卢盛和，在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个人工作量之后，最近又提出要在五年计划的后两年内再完成三年的工作量。

宋庆龄副委员长回到昆明
据新华社昆明4日电
应邀访问了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今天下午1时40分乘飞机到达昆明。
随同宋庆龄访问的廖承志、陈翰笙等人也同机到达。
到机场欢迎的有云南省省长郭影秋等一千多人。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昆明领事高鸿岭和他的夫人、缅甸联邦驻昆明总领事吴巴茂夫人也到机场欢迎。
据新华社仰光4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和她的随行人员4日上午离仰光回国。
缅甸总理吴努和夫人等曾到机场送行。

我赠朝人民军慰问品运抵平壤
新华社平壤4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消息：
为祝贺朝鲜人民军建军8周年（2月08日），中国人民赠送的大批慰问品已经在3日运到平壤。
慰问品中有毛巾、香皂、香烟、纪念册等各种日用品共9节车皮。
这些慰问品即将分送给保卫和平防线的朝鲜人民军官兵。

我赴朝慰问团启程
新华社4日讯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今天下午由北京启程去朝鲜。
慰问团将代表中国人民慰问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并将参加庆祝朝鲜人民军建军节。
到车站欢送慰问团的有陈叔通、谢觉哉、陈其瑗、王一夫、张维桢、刘西元、曾宪植、刘其人、程宏毅等共300多人。
朝鲜驻中国大使崔一和使馆人员，也到车站欢送。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团长为王子宜，副团长为蔡书彬、乐松生、危秀英、千家驹、洛风、张梓桢。
慰问团共有代表125人，其中包括有各人民团体代表和工农业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分子、模范军属烈属、模范复员军人、文化教育工作者和文学艺术工作者。
随这个慰问团进行慰问演出的有歌舞团、剧团、曲艺团、杂技团等13个艺术团体。

抚顺市职工又打破三项生产常规
庞观祥和周广瑞创造的采煤法已被列入采煤规程
新华社抚顺4日电
抚顺市矿山和工厂的职工在庞观祥和周广瑞打破常规、大胆创造的精神的影响下，也纷纷设法改进自己的生产。
老虎台煤矿、东北石油一厂和抚顺重型机器厂等7个单位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职工都分别举行了会议，研究如何在生产中学习庞观祥、周广瑞的革新精神。
老虎台矿采煤区长丁义山，创造了接连式的煤层支柱，改革了矿井里沿用了40多年的单独支撑棚子的方法。
过去抚顺煤矿使用的支柱都是单个支撑着煤层，在煤壁和支柱之间有1公尺多的空顶，因此不仅支柱的顶力小，而且采煤工人在空顶煤层下采煤，经常容易发生事故。
丁义山创造的接连式支柱是把单个支架连接成为一个整体，支柱紧贴着煤壁，采煤工人就能安全地在支煤层的棚子下采煤。
这一方法如在全矿采用以后，每年可以节约坑木5，000多立方公尺，节省12，000多人工。
这个矿的另一个采煤区的工人，也打破了过去一层一层采煤的规程。
工人们按煤层分别同时进行开采，改变了过去开采一层的时候，在一个采煤场子里拥挤着20多个人而周转不开的状况，使采煤效率提高了70％。
东北石油一厂助理工程师王积信过去顾虑很多，不愿意提出改进生产的意见；
现在他受了周广瑞的事迹的启发，最近研究出改进硫酸车间热交换器的办法，这个办法实行后，可以增加硫酸的生产量。
据新华社抚顺4日电
庞观祥和周广瑞创造的采煤作业法，经过抚顺矿务局工程师的技术鉴定已经列为采煤规程的一部分。
工程师们认为，他们创造的采煤作业法，是一种科学的、合理的先进方法，是从技术操作到劳动组织的综合性的改革。

政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继续举行
新华社4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届全国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4日上午继续进行大会讨论。
在会上发言的有：
鲍尔汉、沈雁冰、许广平、陈半丁、荣祥、李聪甫、徐楚波、金宝善、卢汉、廖世承、王玉坤、翁文灏、何贤、胡启立、韩权华、孙越崎、吴大任、张之江、谷春藩、黄育贤、王绶、沈钧儒、陈士骅、李凤荪、阎迦勒。
会议在上午9时开始，12时半结束。
新华社4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届全国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在4日下午继续进行大会讨论。
在今天下午会上发言的有：
梁希、盛丕华、颜福庆、孙云铸、陆士嘉、唐钺、冀贡泉、鲍国宝、鹿钟麟、于滋潭、梁漱溟、胡耀邦、楚图南、张士琅、张炳鑫、杨树棠、刘述周、李希凡、孙蔚如、陈克非、王家桢、刀栋庭、彭光钦、傅抱石、林斯馨、顾颉刚、陈失因、李则纲、徐士高、陈国达、戴戟、陈仰之、丁绪贤。
会议从下午3时起到6时50分止。
明日会议将休会一天。
06日，会议继续举行。
新华社4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4日下午2时举行第16次会议。
会议讨论了增选常务委员的名单，通过了第2次全体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提案审查的报告。

朱德副主席到达莫斯科
新华社莫斯科4日电
02月04日上午9时50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乘专车到达莫斯科。
和朱德副主席一道前来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刘澜涛。
莫斯科白俄罗斯车站响起军乐的声音，专车缓缓驶进车站。
朱德下车后同走上前来欢迎的人们一一握手。
今天前来车站欢迎的有：
米高扬、莫洛托夫、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莫斯科市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波布罗夫尼科夫、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顾德夫、莫斯科市城防司令科列斯尼科夫以及其他政府人员和苏联和外国的新闻记者们。
到车站欢迎的还有许多国家驻苏外交使节。
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和使馆人员也到车站欢迎。
今天，白俄罗斯车站上悬挂着中苏两国国旗，露天站台排列着整齐的仪仗队。
乐队奏中苏两国国歌。
朱副主席检阅了仪仗队。
朱副主席在车站月台上发表了讲话。
他说：
伟大的苏联，用它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灿烂的光辉照耀着全世界劳动群众争取和平和建立美好生活的道路。
苏联所奉行的伟大的和平政策对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苏联人民所给予的最深厚的兄弟友谊。
中国人民建国以来在恢复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艰巨斗争中，获得了苏联人民和政府的真诚的、全面的伟大帮助。
对于这些，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请允许我转达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热烈的敬意和最好的祝愿。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礼宾长弗明以及中国驻苏大使馆参赞温宁曾到波苏边境欢迎朱副主席。
新华社莫斯科4日电
04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前往克里姆林宫拜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随同前往拜会的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刘澜涛和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
拜会时在座的有：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别哥夫和礼宾长弗明。

王恒成提前完成五年的采煤定额
本报本溪4日电
辽宁省工业劳动模范、本溪煤矿采煤工人王恒成，到1月22日止，用3年零22天的时间，采出了13，683吨炼焦煤，提前1年多完成了5年的采煤定额。
现在他正在执行着1958年的生产任务，并且提出了新的提前完成计划的保证。
本报本溪4日电
本溪煤矿工人学习辽宁省工业劳动模范王恒成的不浪费工时、充分发挥风镐效率、正规循环作业等先进经验后，提高了劳动效率，全矿还节省出129个劳动力，去支援彩屯煤矿等单位。
本溪煤矿第2采煤区学习了王恒成的先进经验后，缩短了辅助生产时间，平均每个工人的生产效率由日产量4.8吨提高到6吨。
第5采煤区赵玉明班，过去60个人，日产量是270车原煤，学习了王恒成的先进经验后，只用40个人就能完成原来的任务。
过去感到不能完成任务的机电部门，自从学习了王恒成的充分利用工时的经验后，不仅能够完成任务，而且还抽出了60多个工人，支援其它部门生产。

美国阴谋劫夺降落香港的蒋机
新华社4日讯
香港消息：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追击下降落到香港的蒋军战斗机仍停留在启德机场上。
前已报道，中国政府已要求香港英国当局将这架蒋机和机上人员予以扣留。
据外国通讯社报道，美国驻香港的“空军联络办事处”正在替蒋介石集团积极进行所谓“斡旋”活动，以便“安排”这架蒋军飞机飞回台湾。
在这之前，香港“新生晚报”还报道说，在2日下午2时15分以前，有美国军用飞机一架降落启德机场，停在蒋军飞机旁边；
同日下午，蒋军飞机驾驶员李盛林也曾出现在机场指挥塔下。
这些事实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在美国进行这项阴谋活动同时，美国通讯社和蒋介石的中央社捏造了各种谎言，企图抵赖这架飞机窜犯大陆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追击下降落香港的事实。
而把这架飞机说成是在大陆以外进行什么“训练飞行”，或是“例行的巡逻”、“执行摄影任务”和“没有武装”等等，破绽百出。
04日的香港“南华早报”在它的一篇社论中，就曾指出了这种“互相矛盾的解释”。
这家报纸说，“应该指出，这位驾驶员是少校，单独飞行，看上去不像个受训人员”。
事实上，合众社也曾在其报道中引用“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皇家空军发现这架飞机被其他数架喷气机从华南追到中国海，这些飞机无疑是中共飞机”。

蔡树藩接见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领队等人
新华社4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蔡树藩4日下午接见了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领队、南斯拉夫足球联合会副主席勃·彼希契，队长亚·巴什特罗维契和伏·克拉维契。
接见的时候，双方就参加国际体育活动和加强两国足球队以及其他运动队之间的往来等问题，亲切地作了两个半小时的交谈。
蔡树藩还向勃·彼希契等人介绍了几年来中国体育运动的发展情况。
本报讯
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5日将和北京足球队进行友谊比赛。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5日下午3时起广播比赛实况。

许多农业合作社响应开展增产竞赛
陕西省农村青年突击积肥56亿多斤
本报讯
四川、广东、云南等省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响应李顺达等人联名提出的开展农业增产竞赛的倡议，并且纷纷提出具体保证条件。
四川省新繁县新民第1农业生产合作社等15个高级社和南部县金华第1农业生产合作社等两个初级社保证：
今年的农、副业生产总值要比去年增加38％到100％；
每亩耕地的粮食产量，平均都要达到1，000斤以上。
全国水稻丰产模范、广东省揭阳县农民汪汉国和林炎城，最近代表他们所领导的美德乡第1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梅云乡云光农业生产合作社提出的保证条件中规定：
水稻的产量，美德乡第一社每亩要求达到1，223斤，比去年增产45.94％；
云光社每亩要求达到1，352斤，比去年增产37％以上。
美德乡第一社还要争取有8亩水稻丰产田平均每亩产2，000斤，创造山区新纪录；
云光社要有2亩水稻田每亩产2，150斤，争取创全国新纪录。
云南省宜良县永新、渡口等7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近联合提出今年要争取每亩平均产稻谷1，130斤，产蚕豆、小麦310斤，作为响应李顺达等人的倡议的条件。
据新华社西安4日电
陕西省农村青年在最近结束的冬季积肥突击运动月中积了567，000多万斤肥料。
参加这次运动月的陕西农村男女青年共达150多万名，组织了3万多个青年积肥突击队、积肥大队和小组。
渭南、宝鸡两个专区的农村青年共积粪达25亿多斤，比去年同期超过一倍以上。
咸阳、铜川等县的农村青年，每人平均积肥都在4万斤以上。
现在全省各县正在召开冬季积肥突击运动评选颁奖大会。

不要使生产规划成为空谈
剑虹
已经转为高级社的山西榆次张庆曙光农业生产合作社，最近制定了一个生产建设的规划：
七年以内棉田的面积要由50亩扩大到1，800亩；
每亩棉花的产量要由产120斤提高到400斤（籽棉）；
还要打21眼两丈宽两丈长的大井，用抽水机浇地；
要养30头乳牛、530只乳羊，养192箱蜜蜂，栽种苹果、桃、梨、葡萄、花椒、枣树1，500多棵。
有了规划当然很好。
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个规划是很大的，而当地的技术条件一般地又比较差。
因此，除了动员群众努力为实现这个规划而奋斗外，领导方面还要切实帮助他们解决有关的技术问题，否则规划就有变成空谈的危险。
这个地方过去种棉花很少，合作社的大多数社员都没有种棉经验。
由种少量棉花到大量种棉，由低产到高产，需要确实地解决一连串的技术问题，普遍提高社员的技术；
这就不仅需要社员善于采用别地的棉花丰产技术，还需要根据本地不同的气候、土壤等条件，创造特有的棉花丰产技术。
例如张庆乡过去种的棉花难捉苗，很多棉桃不开絮，这些都是当地要解决的具体问题。
此外，畜牧、园艺等生产都是新增加的，社员在这些方面更没有经验，目前当地的技术推广站，也很缺乏这些方面的知识。
技术赶不上计划需要的情况，当然决不只是曙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此。
因而可以断定，今后要求学习技术的人数将越来越多，要求学习的范围也很广。
所以各地都应当从各方面加强农业技术指导工作，训练大批的技术人员。
应当赶快把各个区的农业技术推广站普遍设立起来，把一切可以动员的各种农业技术人员动员起来，把各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已经初步掌握技术和能够掌握先进技术的人充分运用起来，在生产过程中分片进行经常的传授和指导。
可以按照各个不同农事季节的需要，分片进行短期训练，传授迫切需要的主要技术。
同时，也要有计划地抽调干部进行轮训，或选择有培养前途的青年社员，送到农业技术学校进行长期培养。
各地对于这个工作，也应当有详细的规划，既要看到目前，也要看到将来；
既要注意各种作物的生产技术，也要注意各种副业和基本建设的技术。
凡是制定了生产规划，却还没有一定的技术条件来保证实现的地区，领导人员都应该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视它，切实地解决它！

国营沈阳造纸厂铜网厂
试制成功一种极精密的铜丝网
国营沈阳造纸厂铜网厂最近试制250目铜丝网成功。
250目铜丝网的精密程度是每平方公分有一万个比头发丝还细一半多的小孔，比过去这个厂试制成功的200目铜丝网要多3，600个小孔。
这种铜丝网可以作高级精密过滤用。
它的试制成功，将为国家节省许多外汇。
（赵德昌）

四川省大足县顺龙乡农民正将沟田里多余的水，车到高处塝田中蓄存起来，保证插秧有水用。
　雷起业摄

要站在群众的前面
本报记者　孙祖年
几个月来，江西省组织起来的广大农民，掀起了农业增产的高潮。
各个农业合作社，纷纷添置农具，购买牲畜，兴修水利，冬耕积肥，群众的生产情绪空前高涨。
中共江西省委决定：
五年农业生产计划指标，争取四年完成。
要求粮食产量1956年在1955年123亿斤产量的基础上，增加到143.2亿斤，即增产粮食20.2亿斤，比原定计划产量增加13.2亿斤。
各级党组织纷纷响应省委的号召，及时制定专区、县、区、乡、社的粮食增产计划。
在制定1956年增产计划的时候，还有相当一部分县、区干部，对于农业合作化高潮带来的生产高潮认识不足，因而对于“五年农业增产计划指标争取四年完成”信心不高。
他们认为自己的地区潜力小，条件差，不可能增产；
有的认为江西年年都有水、旱、虫等灾害，增产没有保证。
宜春县三阳区，1955年春入社农户10％，增产10％；
现在入社农户和入社土地都达到了80％，但是这个区定的1956年增产计划仍然是10％。
遂川县有的区原定1956年增产指标只有6％左右。
争取四年达到五年农业增产计划的指标，是不是像那些有保守思想的人说的那样没有把握呢？
中共江西省委在1955年12月召开的有地、县委书记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上的分析，回答了这个问题。
江西全省水稻播种面积是4，100多万亩，其中早稻1，611万多亩，中稻927万亩，晚稻1，567万亩。
晚稻中二季晚稻仅有620万亩，只占水稻播种面积15.1％。
从上述早、中、晚稻播种面积来看，全省还有2，000多万亩是单季稻（其中绝大部分可变为双季稻）。
全省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差别很大，有的县产量每亩达到七、八百斤以上，有的县还不到200斤。
全省水稻产量以耕地面积计算，每亩平均只有320斤，若以播种面积计算，平均每亩不到280斤。
这就说明了全省单位面积产量和土地利用率很低，增产潜力很大。
现在全省已经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
根据这些有利条件，省委要求1956年全省变单季稻为双季稻200万亩，每亩平均增产250斤；
在一季早、中稻收割后，利用秋闲田，扩大秋季粮食旱作物500万亩，每亩增产60斤，提高单位面积产量6％。
加上开荒75万亩、旱地变水田15万亩等措施，全省1956年增产粮食20亿到21亿斤是确实可以办到的。
永新县原计划到1957年粮食产量比1955年增加18％。
这次县委发动全县农业合作社讨论省委增产指示，自下而上地修订了增产计划，仅就农业增产三项措施、开荒、精耕细作等几方面计算，1956年就能增产22％。
宜春县三阳区原定1956年增产10％，现在重新找窍门，挖潜力，全区耕地面积52，599亩，其中双季稻23，287亩，单季稻29，312亩，加上间作改连作2万亩、开荒100亩，1956年可增产40.7％。
这个区的泸村乡第1农业合作社，1955年间作改连作14.4亩，平均每亩增产450斤，全社增产23％。
1956年计划间作改连作的面积扩大到710亩，预计可以增产56.6％。
全省绝大部分县、区、合作社经过这样深入细致地找窍门、挖潜力，都能实现四年完成五年农业增产指标的任务。
那些看不到合作社大发展下的农业增产的巨大潜力的人，现在应该清醒了。
他们应该深入群众，领导群众前进；
不然就要落在群众的后面了！

让东来顺的涮羊肉更好吃
本报记者　王惠平　范荣康
到北京来的人，都想尝尝东来顺的涮羊肉。
每年立秋过后，天气转寒，东来顺的涮羊肉就上市了。
三朋四友吃一餐，每人摊上八角一元的，价钱也算公道。
“老北京”都把秋后上东来顺吃涮羊肉当着一种惬意的享受。
占一个座，摆一只热气腾腾的火锅，调上辣椒油、虾油、芝麻酱和腐卤等各味作料，随意叫几盘羊肉，慢慢吃来，很有味道。
爱吃肥的，叫一盘大三岔，肉色是一头白一头红；
爱吃瘦的，叫一盘黄瓜条，肉色是一片红；
要是愿吃半肥半瘦的，叫一盘小三岔正合适，这小三岔肉色又是一个样：
两头红中间白。
一盘一盘肉片端上来都是齐齐整整，切得薄薄的，卷成个小筒，看着舒适，吃起来又细又嫩。
那怕是生平不吃羊肉的人，进了东来顺，也免不了说一声：
“这羊肉就是不一样，没一点疝味。”
东来顺饭馆的涮羊肉，在北京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
北京人喜欢它，外地人喜欢它，国际友人也常慕名而至。
一到假日，东来顺没有1，000斤羊肉就应付不了。
中午和晚间，等着吃涮羊肉的人把东来顺的走道都站满了，候上半个钟点等到个座，还说是：
“今儿不算挤。”
可是，最近有一个时期，东来顺的涮羊肉竟不好吃了。
肉盘子端上来，肉片一团一团的，放到锅里不是一条条，是一块块的，送进嘴里嚼不烂，咽不下。
作料也差了。
酱油不甜，芝麻酱粘舌头，辣椒油有时竟换成白水拌的辣椒末。
佐食品也差了。
从前的糖蒜，用手去皮，指上粘糊糊的，像是沾了一手蜜，味道又香又甜；
现在的糖蒜好像从水缸里掏上来，清清淡淡的，又辣又苦。
顾客们意见纷纷，有经验的老主顾进门来不是先占座，而是先打听：
“今儿肉好不好。”
店里的服务员打扫饭店，只见桌上地上尽是一堆堆嚼不烂的肉渣，心里也难受。
为什么东来顺的涮羊肉一度不好吃了呢？
说来话长。
涮羊肉好吃不好吃，真可以算是一门学问。
一要看是什么肉。
是绵羊肉、山羊肉、是鲜羊肉，还是冻羊肉？
绵羊肉细，好吃，山羊肉粗，不好吃。
鲜羊肉嫩，好吃；
冻羊肉老、不好吃。
二要看是大羊，还是小羊。
二三十斤的小羊，肉还没有长丰满，吃来无味；
五六十斤的大羊，肉都老了，吃来也不是味；
只有40斤上下的羊叫着“秀气肥”，正可口。
三要看是羊身上那一部分的肉。
黄瓜条，大三岔，小三岔，上脑嫩，好吃；
前腿、腰窝、脖子等部分的肉老，筋多，不好吃。
四要看刀功。
刀功细，皮、筋、骨沫剔得干净，切得薄，好吃；
刀功粗，肉里又是筋又是骨渣，不好吃。
五要看从切肉到涮肉的一系列的“火候”，现涮现切，一涮就熟，好吃；
切好了凉一二个钟头，涮下去一下熟不了，不好吃。
六要看作料的质量怎么样，调味好不好。
此外，要细细推敲起来，还有一大堆讲究。
这些都是我国人民从几十年来的实际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烹调艺术，是我国人民的一项创造。
几十年来，东来顺就是根据这种烹调艺术的特殊要求来经营企业的。
他们挑羊肉很精细，光买“秀气肥”，而且还光买黄瓜条、大三岔、小三岔、上脑。
他们请的切肉工人手艺都比较好。
火锅也与众不同，烟囱高一截，火旺水沸，一涮就变色。
作料也都是自己特制的，酱油是搁冰糖制的。
泡糖蒜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这样，几十年来，东来顺的涮羊肉在北京市一直独占鳌头。
解放之后，特别是计划供应之后，国营商业部门的有些同志没有按照涮羊肉的特殊需要，供应东来顺各种原料，特别是负责供应他们羊肉的北京市零售公司东单第六店（以下简称六店），”不仅把前腿等不适合涮羊肉要求的羊肉送到东来顺，而且有的时候还把山羊肉送来了，上不得锅的肉也只好端了上去。
我们到东来顺去参观切肉。
四个工人中有两个切的是前腿。
左手一按，肉就滑动。
刀下不去，切下去也是厚厚的一块。
工人们一边切一边怨。
为什么不能完全保证东来顺得到适合要求的羊肉呢？
我们又去访问六店的负责人赵世光。
这人很直率，也固执得出奇。
下面就是我们的谈话记录：
“东来顺涮羊肉不好吃了，和你们供应的肉不好有没有关系？
“不能说我们供应的肉不好。
六店开始供应东来顺羊肉以前，北京市零售公司就有原则指示，说是要把它当政治任务来完成，不但要保证足够的数量，而且要保证质量……”
“你们是按照这个指示办事的吗？”
“没有完全做到。
我思想不通。
这算啥政治任务啊！
北京市涮羊肉多的是，小铺子里前腿、腰窝一样涮，东来顺为啥挑剔这么苛刻。
任他这么挑，要多少羊呵？！
”
“如果根据东来顺的要求给肉，剩下的能不能卖掉呢？”
“卖倒是能卖。
剩下的也是好肉，包饺子还非要这类肉不行。
只是我们六店一家卖，怕卖不完。”
“别的零售店帮着卖呢？”
“那行。
我们有时也是这么办的。”
“为什么不能经常这么办呢？”
赵世光答不上来了，后来才说：
“反正我思想搞不通。
为什么说是政治任务呢？”
保证东来顺涮羊肉的质量，确实可以说是六店的政治任务。
东来顺涮羊肉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性劳动的结晶，爱护这种烹调艺术，继承和发扬这份宝贵的民族遗产，这怎么不是一件政治任务呢？
东来顺的涮羊肉不好吃了，人们不只批评东来顺，批评商业部门的那一个单位，而且会批评党和政府，会批评社会主义制度。
这怎么不是一件政治任务呢？
赵世光和六店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了解这是一个政治任务，采取了极其粗暴的态度来对待这一项广大人民所喜爱的食品生产。
我们同东来顺的公股代表也谈了很久。
他告诉我们，北京市第三商业局和北京市饮食业同业公会所提出“定质定量”的规定，也迫使东来顺降低质量。
过去东来顺一斤羊肉卖1.28元。
公私合营之后，价格降低了，一斤羊肉卖1.2元。
但北京市第三商业局认为有许多饭馆的涮羊肉每斤只卖1.08元，硬让东来顺也卖1.08元。
这就违反了优质优价的原则，涮羊肉的质量就不能保证，水饺的质量也差了。
过去东来顺的水饺比一般饭馆贵，但它有四大特点：
皮薄、馅大、肉多、油重。
人们说：
“到东来顺吃完水饺，醋碗变油碗。”
现在要定质定价，水饺质量只能降低了。
“当然，东来顺涮羊肉不好吃了，也不能只怪国营商业部门。”
公股代表向我们说：
“东来顺的工作也有问题。
拿我来说吧！
到了东来顺，对东来顺的特点是掌握得不够的，保存这种特点的思想也是不怎么明确的。
拿切肉来说，看楼上楼下客人等得着急，我就催切肉工人快赶，却没有提出保证质量的问题。
又比如过去东来顺的羊肉名义上每盘半斤，实际上不过秤，全凭切肉工人的一双眼估，免不了多点少点。
公私合营后要保证数量，我们想不过秤，企业吃亏不好，顾客吃亏也不好，就实行过秤，可是过秤的方法没有研究好，热手抓来抓去，三两下折腾，对肉的质量、美观都有一些影响。”
东来顺的涮羊肉不好吃了，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商业部门的注意。
最近，羊肉供应工作已有一些改进，现在供应的羊已经大部分是40斤上下的绵羊了。
东来顺从公私合营后经营也有一些改善的地方。
东来顺过去只摆53张桌子，楼下等着叫号的客人挤成一堆，楼上桌子板凳四脚朝天堆上天花板，为什么有生意不做呢？
原来是劳动组织不合理。
那时候服务员端锅、端肉、端菜、端烧饼都是楼上楼下乱跑，上面客人叫喊没人应，下面几十个服务员围在锅前，肉案子前，也是等得不耐烦。
一个服务员管三张桌面也管不过来。
现在改变了劳动组织，每层楼上置了一个供应站，一个服务员可以管六张桌面，满藏着灰尘的桌子给抬出来，一下子就添了52张，营业扩大了一倍。
最近，东来顺的涮羊肉，由于各方面的关怀，和自己的努力，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
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东来顺涮羊肉的质量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或没有彻底解决：
羊肉供应还不能完全合乎要求，不合理的售价还没有改变，工资制度应该逐步做到符合按劳付酬的原则，切肉工人力量不足忙不过来的时候，应当雇用临时工，以保证操作质量。
东来顺的涮羊肉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更好吃。
人民有权利这样要求。
“老北京”们回忆起东来顺来，至今仍是不堪感慨。
据他们说，近一二十年来，东来顺已经失去了许多宝贵的特点。
以前吃完涮羊肉，凑一锅油汤，可以下一挂杂面条。
非常可口。
东来顺从前还有吊炉烧饼，缸炉烧饼，又酥又香。
他们都希望失掉的特点能重新恢复起来。
东来顺的工人告诉我们，他们也正准备这么做，杂面条只隔三、五天就可以供应了。

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新形势
湖南省制定十二年的农业生产规划
为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的新形势，湖南省已经初步制定了1956年到1967年以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中心的生产规划。
根据这个规划，湖南省从现在开始到今年春耕以前，要建立3，000多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加入高级社的农户约占全省农户总数的8％，到今年下半年再发展到30％左右，这样，预计到1958年冬全省就可基本上实现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
这个规划，在农业生产方面，规定以增产粮食为主全面地发展农业经济，到1962年，要求全省每亩耕地粮食产量平均达到800斤，到1967年，平均每亩达到1，000斤，使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600亿斤。
到那时，按湖南省现有农业人口计算，每人平均将有2，000斤粮食。
在林业生产方面，从今年开始，要在10年内消灭荒山，绿化全省。
湖南气候温和、草源丰富，内河湖泊、山塘密如蛛网，因此，规划中还规定畜牧、水产和各种农副业也要有计划地按比例发展。
为此，要求在三、五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
在祖国粮仓之一的洞庭湖区，要结合根治长江，逐步实行并垸并流，整理排水灌溉系统；
丘陵区将要大力兴修中、小型水库，建设机械排水灌溉工程；
在田地高亢取水不便的山区，将建立抽水机站，在今后两年内，用抽水机引水灌溉的耕地面积要求增加到1，600多万亩。
此外，还要拦河筑坝，堵蓄山洪，利用丰富的水源，建设小型水力发电站，以供应农村照明和灌溉所需要的电力。
规划还要求在7年内基本上消灭农作物的病虫鸟兽害。
此外，对农村的文化、教育、卫生和交通运输等方面也作了相应的规划。
（新华社）

鞍山钢铁建设公司
今年将广泛开展机械化施工
鞍山钢铁建设公司为了加快鞍钢的建设速度，提前完成五年计划，今年将在充分利用现有设备的原则下，更进一步广泛地开展机械化施工。
根据鞍钢1956年工程机械化规划规定，今年在土方工程方面的机械化水平，将达到67％，比去年提高31％。
混凝土搅拌工作和金属结构、预制构件、机械设备的安装工作等，将基本上实现机械化。
混凝土捣固工作的机械化水平将达到90％。
抹灰、油漆、粉刷等工程的机械化水平也将分别达到50％到70％。
此外还将大力开展施工小型机械化。
鞍山钢铁建设公司已经制定了31种小型机具的制作计划和12种提高机械效率的措施计划。
为了保证提前完成今年鞍钢建设任务，各种新订建筑机械已经纷纷到货。
我国自制的第1台25吨塔式起重机已经开始安装。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制造的起重40吨的塔式起重机也已经运到鞍山。
一种小型挖土机已经开始工作，它解决了少量土方挖掘的机械化问题。
（冯世明）

鞍钢初轧厂应该克服本位主义
本报记者　袁良
1955年12月04日，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厂正在为武汉长江大桥工地轧制桥梁角钢。
夜里一点半钟，轧钢机突然停止运转了。
守在机器旁边无事可作的工人们，焦急地期待着初轧厂赶快送料来。
按照作业计划，桥梁钢坯子早就该送过来了。
调度人员一次又一次地催促初轧厂，初轧厂却一次又一次地让大型轧钢厂的工人们失望，使他们连续失掉20多个工时，这是不平常的数字，它等於1，000多吨钢材哩！
原来是本位主义在作祟。
12月03日24点钟以前，初轧厂向炼钢厂要钢锭。
炼钢厂送来了三块温度低的钢锭。
因为烧冷锭影响产量，同时初轧厂又有“有热锭不烧冷锭”的制度，所以，乙班调度员张世民和调度工长刘宝德没有接收这批冷锭。
24点以后，丙班调度员也不愿接收，他说：
“上班不烧，我们为什么烧呢？”
到了夜里4时，初轧厂需要装炉的时候，又向炼钢厂要热锭。
炼钢厂的调度员郝占余、造块值班工长王福顺所考虑的是他们的制度：
按罐按炉送钢。
已经送去的冷锭如果初轧厂不接收，就要编入“掉队”钢锭，钢锭掉队了，还要履行麻烦的处理手续，不然，就不能算作完成任务。
所以他们给初轧厂的回答是：
“要是你们不接收冷锭——这是你们提出来要的——我们就不送热锭！”
不难想像，假定有一方值班人员稍为考虑整体利益，想到大型轧钢厂停工待料的严重情况，自己肯吃一点小亏，把这三块冷锭吊过自己这边来；
或者退一步说把它当作悬案放到以后再去处理，先把已经出炉的桥梁钢送去装炉，大型轧钢厂哪里还会遭到这个损失呢？
真想不到，他们竟然忍心轻轻松松地让事情继续僵下去。
到了4日早晨8点30分钟，新的一班又带来了新的花样。
放在地坑里的桥梁钢已经由红变紫，又由紫变黑了。
双方面谁也不再提起它。
时针指向了11点，大型轧钢厂还在停工待料。
大型轧钢厂把情况反映到鞍山钢铁公司生产处调度室（下称公司调度室）。
公司调度室调度员王泰源给初轧厂调度室去了电话：
“大型轧钢厂待料时间已经很长了，你们应该赶快装炉。”
“现在钢锭已经冷了，我们得等着装热的——炼钢厂的三、四号平炉不是预定14点出桥梁钢三吗？
那时烧热的比现在烧冷的还要来得快些。”
初轧厂调度员齐有贵回答。
“如果热锭来不了怎么办？
还是先装冷锭保险些。”
“好吧！”
齐有贵虽然答应了，但是他实际上还在那里打着小算盘：
装热锭产量当然要高些。
过了个把钟头，公司调度室又询问了一次。
这时齐有贵吃中饭去了，接电话的是一个姓田的记录员，记录员说“钢锭还没有来。”
但是炼钢厂调度员硬说已经运过来了。
这样一来一往又过了30分钟。
公司调度室即责成炼钢厂调度员进行检查。
检查的结果是：
钢锭仍然放在炼钢厂的地坑里。
这显然是炼钢厂的调度员在搪塞了。
调度工作者怎能说假话呢？
公司调度室不放心，13点，又去督促初轧厂装炉。
这时候，调度员齐有贵才说：
“那好吧！
让我和厂长研究研究。”
公司生产处的命令，齐有贵却还要请示他的厂长批准才肯执行哩，难怪事情这样一拖再拖！
齐有贵把他自己的意见和公司调度室的意见一并报告给他们的副厂长陈绪权。
陈副厂长告诉他：
“那还是服从公司生产处的意见吧！”
时间又消逝了一个钟头。
炼钢厂预定要出的桥梁钢三已经揭晓——钢种改变了。
它不是桥梁钢三，而是别的钢种。
再想在热锭上打主意是不行了。
初轧厂也正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往八号炉里装冷锭（还是那两罐桥梁钢三）。
初轧厂总算“委曲求全”啦！
可惜，初轧厂的工作人员中，脑子里装有本位主义毒素的人太多了些。
值班调度长蒋英（掌握装炉、出炉工作），看到预热炉里有了热锭，便不顾什么“先来后到”、“调度员决定”、“厂长批准”、“大型厂待料”、“公司指示”这一系列的问题，竟然决定把已经装到炉子里的三块冷锭又夹了出来，换进了别的热锭。
桥梁钢是不会说话的，它要是会说话，那肯忍受这种“偏待”？
可是长着嘴的人们不同情它。
这里没有看到调度员的关怀，也没有看到厂长们的关怀。
而公司生产处生产调度科也没有做到勤於检查，坚决斗争或及时报请领导上设法解决。
当记者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说当时他们不知道这些情况。
可是厂长们和调度员们不能说不知道大型轧钢厂急需桥梁钢三而且已经待料很长时间的事啊！
就这样，初轧厂将桥梁钢三装入预热炉的时间已经拖到下午17点20分钟，等到送到大型轧钢厂去已经是5日早晨5点钟了。
事情很明显，大型轧钢厂的损失就是国家的损失。
这一层用不着多讲。
我们应该追查事情发生的根源！
这件事情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
对初轧厂来说，这仅是无数次同类事件中的一次。
厂长也承认：
在别的事情上，表现出初轧厂的本位主义思想是相当严重的。
比如他们只看到炼钢厂的缺点，只知道严格要求炼钢厂，而看不到各个轧钢厂的需要，也很少严格要求自己，他们往往只图自己的方便。
他们“有热锭不烧冷锭”的制度，用在同一钢种生产方面是对的，但如果不按照品种计划片面地强调这个制度就不对了。
厂长对这种片面执行制度的倾向，一直采取默认、支持的态度，这就是事件发生的总根源。

高级社把老弱孤寡户都包下来了
尔晋
1955年春天，安徽省合肥市郊区长青蔬菜生产合作社（高级社）建社的时候，8家老弱孤寡残废的人，对入社有很大顾虑。
如俞少清70多岁，不能劳动，无儿无女，生产、生活都很困难。
眼看别人都加入高级社了，她也想参加。
可是当她听说合作社是完全按劳分红的时候，急得直哭。
社里的管理委员会专门开会研究了这个问题。
他们认为：
一定要帮助这些生活困难的人们，高级社有更大的优越性，应该而且可能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
他们想了许多好办法。
他们尽量发挥老弱孤寡户的长处，分给他们适当的轻活。
让老太婆王克芝给参加社里劳动的妇女带孩子，每天能得到两分半工分。
让瞎子张兴宾搓绳、车水，每天能得到7分到8分工分。
让老头胡克树和残废人王廷安等看场、看仓库，每天也可以得到2分到5分。
王廷安1955年02月到10月，就得到700个工分，分得人民币60多元；
再加上11、12两个月收入，足够他吃用。
有些人做轻活仍然不能维持生活，就从社里的公益金中拨出一部分来照顾。
完全不能劳动的也由社里包下来。
例如老太婆俞少清，她的地交给社里种，社里每年固定给她450斤粮食，12担草，一些零用钱，保证她够吃够烧够用。
开头，也有一些社员认为吸收老弱孤寡户会增加社内负担，不大愿意。
现在，他们已经认识到：
如果让老弱孤寡户在社外，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没有办法，就会因此受人剥削而破产，这样只是对发展资本主义有利。
有的社员说：
“我们大家富裕了，决不能让他们受穷。”
老弱残废的人们更深深感到合作社的温暖。
王廷安把积存的几十块钱都投到社里。
他说：
“我把钱存到社里，比存在亲侄子手里要放心得多。”
俞少清见人就笑嘻嘻地说：
“走社会主义的路，我这无儿无女的老妈子也有了靠山啦！”

党支部要全力领导合作社的生产
本报记者　纪希晨
季节还没有跨出冬天，可是花园乡的田野里已充满着春天的景色。
今年，社员们比那一年都更早的开始了送粪、犁地和耙田，他们一面在松软的土地里栽播烟、麻和马铃薯，一面在春麦、油菜田里增施追肥，茂密的小春作物生长的像绿色的地毯。
在党支部领导下，所有农业合作社都火热的投入了生产。
花园乡党支部是怎样领导生产的呢？
像川西平原其他地方一样，郫县花园乡党支部在全乡合作化以后，马上就面临着一个新情况：
全乡22个新社虽然都建立了，但由于麦子、油菜、苕籽等小春青苗没有入社，社员们还是各干各的活路。
许多贫农都不满地说：
“高潮三天，冷闲半年”。
而按照过去新建社的习惯，小春作物都是各归各收，经验证明，这会影响社里的生产。
例如去年全乡有5个老社就因为头一年小春作物没有入社，麦、麻、烟的收获时间不一，使得水稻晚播了十多天。
支部研究了这些情况，即决定改变这种老习惯，说服大家把两万多亩小春作物一律提早半年入社。
由于作了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又合理地处理了小春作物入社中的人工、牛工、种籽和肥料等问题，小春作物入社问题顺利解决了，社员们都很满意。
小春作物入社虽然给巩固新社创造了有利条件，可是各社又普遍发生了有的活路调不到人，有的活路人多的像一窝蜂的现象。
于是，合理地组织劳力又成了一个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
党支部除了协助各新建社很快完成了编生产队划耕作区，克服生产上的混乱状态而外，又根据小包工可以提高劳动效率20％，大包工又可比小包工提高劳动效率20％的经验，立即着手在新社中推行包工包产。
支部一方面在社员中广泛展开包工包产优越性的宣传；
另一方面就总结了老社包工包产的经验，讨论确定了新社生产、投资、劳动定额等各项控制指标，同时统一制定了简单易行的劳动定额手册和包工包产的一些必要表格，发给各个新社，让各个新社结合具体情况加以讨论修正和补充。
这样使新社在制定各项有关定额指标的时候有所遵循，大大节省了推行包工包产的时间。
为迅速做好生产队的劳动调配工作，党支部还广泛推行了自报公议的方法，使各个社、队的生产劳动计划，在短时期内和社员个人的日常生产活动紧密结合起来。
在自报公议中，大家根据社员劳动力的强弱和生产特长等具体情况，根据服从生产需要和自愿互利政策的原则，具体安排出每个社员在全年各个生产季节应作的工种、应出的工数及出工的时间，这样就使社员能够有计划的统筹安排合作社的和社员家庭的各种生产。
这样做既有利于社的集体生产，也有利于社员家庭副业的发展，克服了过去社员出工计划同社的劳动调配计划经常矛盾和互相脱节的缺点。
由于党支部既敢于大胆地打破常规，又作了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
因此，仅仅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便在121个生产队中全面推广了包工包产。
这就用事实打破了所谓“新社头一年不能实行大包工”的保守观点。
包工包产的实行，大大提高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人们天不亮就扫路灰、铲草皮、挖沟泥，制造混合肥料，到百里以外四处寻找优良品种。
为把群众生产热情推向新的高潮，党支部还结合批判保守思想，制定了全年农副业增产计划和增产措施。
制定增产计划时，党支部发动各个社的社务委员、生产队长和有经验的农民，组成专门小组，分别深入田间，逐块逐段的对土地进行耕作鉴定，按照每块土地的不同土质，耕作情况，具体确定每块土地应种什么作物，下什么种籽，施多少肥料，然后，因地制宜的制定出每块地的增产措施和增产指标。
这种深入田间的调查研究方法，不仅便于就地总结各种高产经验，分析低产原因，避免重复往年个体经营时的缺点，而且能够迅速的制定出先进的可靠的增产计划。
过去有些社往往半个多月都制定不出生产计划，现在只要四、五天就订出来了。
原来各社的水稻、菜籽、麻、烟和其他粮食作物的增产指标普遍偏于保守，经过实地鉴定以后，各社都重新修订了计划，增产指标普遍由10％增加到35％以上。
由于支部切实地作了调查研究，认真地总结了增产经验，还确定了两项生产革新的办法，一项革新办法是在全乡推广七村高树昌的“栽锅巴秧”的先进栽秧法，这种栽秧法，可使每亩多收150多斤谷子。
另一项革新办法是充分利用地力，改变老一套的耕作习惯，全乡除普遍推广增种双季稻外，还把一部分种水稻的低产田，改为一年可种玉蜀黍、马铃薯、秋红苕、葫豆等五季高产作物的土地，使单位面积的亩产由300斤增加到1，200多斤。
党支部也十分注意春耕生产的准备工作。
01月底，除部分晚稻、马铃薯种籽外，全乡已经基本完成了全年生产所需的良种、肥料、耕牛、新式农具等各种生产资料的准备工作。
各社已买回耕牛20多条，毛猪1，000多条，积各种粪肥1，300万斤。
为保证家畜有充足的饲料，各个社都建立了饲料基地，增种了三、四十亩红薯、苕籽和葫豆。
为了保证作好发展生产巩固新社的工作，支部采用了长计划结合短安排的领导方法。
这就是首先作出两个月工作的全面安排的规划，使支部能够有计划有预见地进行工作。
同时，为了使得这一计划能够逐步贯彻执行，每隔两三天支部就召开一次社长或队长以上干部的联席会议，每次只布置检查一两件工作。
由于任务明确，中心突出，交代具体，时间不长，不但便于干部记忆和执行，而且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这对实现党的具体及时的指导有很大好处。

全国妇联和北京市妇联招待工商业者家属
北京市和平宾馆的宴会厅里，2日下午，来了许多穿着盛装的女客人。
她们是出席和列席中国民主建国会工商业者家属工作汇报会的11个大城市的家属代表；
出席和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届全国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的女工商业者和工商业者家属代表。
她们现在是来参加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和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联合举行的招待会。
招待会还没有开始，宴会厅和其他大厅里都挤满了人。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蔡畅、副主席邓颖超来了，大家都拥上去同她们两个人握手。
蔡畅连连地向工商业者家属表示祝贺。
邓颖超在招待会上讲了话。
她说，各地有许多工商业者的家属做了对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祖国、对全国人民有利的事，同时也是对自己和家庭有利的事，做得对，做得好，成为推动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力量，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
邓颖超说，目前全国大、中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虽然已经全部公私合营，但是今后有许多工作需要大家去做，特别是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艰苦的斗争过程。
要加强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清除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必须认真学习政治，学习技能，参加劳动，努力实践。
邓颖超勉励大家要努力争取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扩大团结面，注意培养更多的工商业者家属的积极分子，妇联今后也要加强在工商业者家属中的工作。
参加招待会的共有200多人。
（据新华社讯）

响起了向科学大进军的号角
本报记者　周慧之
“我国人民，首先是知识分子已经到了向现代科学大进军的时候。”
“争取在第3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周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届全国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响亮地向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提出了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
这就是发起向科学大进军的号角。
这将使我国随着经济建设高潮到来的同时，出现一个规模宏大的科学文化建设高潮，将迅速地改变着我国的落后面貌，将加快实现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连日以来，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科学家们，随时随地都以极其兴奋的心情讨论着、交谈着这个问题，并表示要为实现这一伟大任务而贡献出所有的知识和力量。
他们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正是这样：
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里，只有在经济建设飞快发展的今天，他们的学识才能发挥作用。
汪猷委员是一个有机化学专家，从1944年起就开始从事于抗生素的研究工作，但是旧社会里没有他的“用武之地”。
他余愤未平地讲述他所遭遇的周折说：
“我曾一度在一家小药厂内工作，资本家只知牟利，不顾人民健康，研究工作无法进行，后来不得不离开这个药厂，因而曾经有一个时期弄得生活无着。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军医署长忽然对抗生素的研究工作发生了兴趣，并拨出一大笔经费，但是这笔经费的绝大部分都不知去向，实际用在研究上的全年经费只够买几十磅火酒。”
他接着很兴奋地说：
“解放后，在人民政府支持下，抗生素研究工作已有了很大进展，全国现在建立了十几个机构、有一百多人在进行研究工作，并且得到了很大的成就。
像我这样有过一番苦难经历的人，处在今天这样情况下，怎能不感到无比的欢欣和愉快呢！”
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钱学森委员，最近曾参观了东北等地的工业建设。
参观中遇到很多过去在美国的同学，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地工作着。
其中有一个同学是专门学习汽车制造的，1948年左右回国时，在那个只有汽车修理厂的旧中国里，他所学的本领根本无处使用。
现在这位同学已经担任了第1汽车制造厂辅助车间的总工程师。
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和对于科学技术人材的需要，使他深受感动，他表示要更加努力使尚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早日回来，一同参加祖国建设。
如何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也是科学家们主要话题之一，他们举出很多令人鼓舞的事实说明赶上先进水平的可能性。
拿抗生素研究工作来说，在最近很短的两三年时间里，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其中金霉素、链霉素的化学结构和分析，抗生素制菌作用，金霉菌生理，橘霉素立体化学研究等都已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双氢链糖分离的获得表明在这方面我们已不落后于美国。
农业科学方面更是普遍地获得了相当成就，用油粕防止农作物病害的研究成功，是我国科学界对人类的巨大贡献。
再如果树生产中的大小年问题，美国现在还认为是没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已经有办法使“小年”产量也能保持在平均水平以上，这个办法已经试验成功，并开始推广。
委员们也认识到：
像这样的成就毕竟还是少数，不能自满，要全面赶上先进水平，站在斗争最前列的科学家们，还必须认真地进行自我改造，发挥集体研究的精神，大力培养新生力量，发起一个声势浩大的总进攻。
侯德封委员是一个三十多年的老地质工作者，他说过去科学研究工作进展很慢的原因，除当时客观条件限制外，科学工作者本身也有很多问题。
他们都是孤立地搞，互相不配合，而且路子很窄，即使有点成绩也无法运用。
他举例说：
“比如有些地质工作者，抓起一块石头，自己欣赏一番，写了一篇文章，道理是有些，但是零零碎碎，对国计民生当然不会有多大作用。”
他认为这种脱离实际、孤芳自赏的作风必须彻底改变。
周拾禄委员是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兼江苏农林厅厅长，过去因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太多，妨碍了研究工作的进行。
他听了周总理报告以后，决心要摆脱一些行政事务，帮助所内同志解决问题，使每人都发挥他应有的作用；
自己也要亲手研究一项工作，对人民多贡献一些力量。
委员们对于培养人材方面的老观点和老办法也进行了批判。
有些人还留恋于十年二十年培养出一两个“得意门生”的想法，或者仍旧采用不积极帮助研究提高，听其自生自长的旧的培养办法，都不能适应目前工作的需要。
他们认为三、五年培养出一个能单独工作的人材是可能的，只要大家努力，十二年内培养一百万高级知识分子是不成问题的。
中央提出要让科学工作者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在业务活动上，并决定把优秀的大学生分配给科学部门，这对他们更是莫大的支持和鼓舞，谈到这些问题时，他们都信心百倍地表示要把全部精力贡献给人民的事业。

滑雪是一种有趣的、也是很有益的冬季运动。
黑龙江省阿城县玉泉镇有一个滑雪场，是青年们在冬天最爱去的地方。
这是在滑雪场上的滑雪爱好者。
新华社记者　谭志强摄

天山脚下
碧野
入冬以来，天山一天比一天变得更白，起伏的积雪的峰峦，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维吾尔族少女起舞时飘曳的白绫长裙。
我和李斌同志骑着马，正往那天山脚下的一个农业合作社去。
冬天的阳光暖暖地晒着，我们放松缰绳，让马儿慢慢地顺着一条河边走。
河里在流冰凌，成块的冰凌满河往下漂，旋转着，碰击着，发出一阵阵嚓嚓的声音。
沿河是一片辽阔的冬牧场，金黄色的芨芨草和灰白的蒙古包在太阳下闪烁。
到处有成群的各种毛色的肥壮马羊，有的在低着头吃草，有的伏在草间的空地上静静地晒太阳。
李斌把鞭子一扬，对我说：
“那些牧群里也有红星社的牲口。”
李斌对这一带是非常熟悉的。
他是新疆农业生产建设部队某师的一个排长，连的党支部委员。
在部队进入新疆以后，他就在这一带领导过农民减租减息，这几年来，他一直被部队指派做这一带的农业合作社和互助组的技术指导员。
在没有认识他以前，我在师部就听说他对这一带少数民族农民的合作化运动花了不少心血。
过去，每当春天来到的时候，这里的农民不忙着播种，他们要等沙枣树开花的时候才下地；
下了地，也是骑着马撒种，既误农时，又不讲究播种技术，出的苗不齐，收获很少。
李斌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提前播种和实行条播。
开始，他们也只是按着老习惯每亩播上十斤八斤，李斌不得不亲自划出一亩地，亲自动手播上20几斤种籽，并且插上了木牌做记号，结果他这一亩地得到了加倍的收成……。
忽然，远处传来一声马嘶。
河里趟过来一匹黑马，有一个人把身子紧贴在马背后，两脚离蹬。
黑马已经趟到河心，浪花不住地打到马鞍上。
李斌勒住马，举起手掌遮住阳光，往河里凝视了一阵，然后回过头来高兴地对我说：
“是红星社的社长买买提，准是抄近道从区上回来的。”
黑马已经到了浅水滩，离河岸还有十来丈远。
戴着一顶筒形羊皮帽的骑者刚刚从马背上直起身子来，就发现了我们，他使劲地挥着手，高喊着李斌的名字。
黑马终于踩碎河边的薄冰，跳上岸来，一下子冲到我们的跟前。
买买提在马上伸过来他的又粗又大的手掌，当我和他握手的时候，我平生第1次碰上这样大的手劲。
我们并辔沿着大路走。
买买提同李斌不住笑着说着。
他的手势，他的表情，处处都使我觉得他是一个爽朗的维吾尔族老人。
可是李斌却问我：
“你猜他年纪多大？
50吗？
不，才30几！”
我诧异地转过头去看了看买买提，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发现他连鬓的花白胡子中间的下巴那一块是光的。
李斌注意到我的眼光，就用一种愤怒的声调对我说起，买买提这把胡子表明了这一带农民往日的悲惨命运。
解放前两年，一个恶霸地主霸占了这一带农民的土地，他对待农民的三件法宝就是皮鞭、狼牙棒和国民党送给他的枪。
他逼着农民白白给他种地，农民们只被准许夏天在河里捞鱼用石板烤来吃，冬天在山脚挖草根充饥。
有一天，买买提在一片山坡下挖草根，恰巧看见恶霸地主领着他的爪牙们经过。
他就跑上去，拦住马，要恶霸地主把粮交还一些给农民。
恶霸地主楞了一下，立即就恶狠狠地命令把买买提背缚起来，然后又亲手把买买提的胡子缚在一根棍子上，把棍子往地里一插，就哈哈地笑着上马走掉了。
买买提当时动弹不得。
山野茫茫，连个人影也没有。
买买提含着悲愤的眼泪，终于忍着疼，扯掉了他的一绺胡子。
当时扯掉胡子的地方就是现在留在他下巴上的那块斑痕。
1949年新疆解放，第2年买买提就要求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党把我们从地狱里救出来，把我们领上光明大道。”
买买提说话的声音很宏亮，“现在我们每一步都跟着党走，每一件事都照着毛主席说的话办。”
接着，他用马鞭指着前面广阔的田地，说：
“我们现在已经把土地连成一片，已经使用上了马拉机子。
看见么？
前面是秋播的乌克兰冬麦，再往前，那黑黑的原先是苇湖地，草泥炭腐熟，多油，春天就要在那里种上更多的棉花。”
“红星社的地一定很多吧？”
我怀着一种美满的心情问。
“3，600亩。”
李斌快活地回答：
“再加上秋后入社的两个互助组的地，合共就有5，200来亩了。”
“棉花平均每亩产量200斤，麦子300挂零，不比关里差吧？”
买买提爽朗地笑起来。
忽然一阵清脆的叫声和一阵铜铃声从高过马头的芨芨草丛里传出来，我们立即就看见从草丛中间的一条小路上，奔出来成群驮着肥料袋子的小毛驴。
“热衣木汗！”
还没有看见人影，买买提就往草丛里喊。
随着买买提的喊声，一个灵巧的影子从密密的芨芨草中间闪出大路上来了。
这是一个身材娇小的维吾尔族姑娘。
她跳到李斌的马跟前，热情地拉住他的手，大声笑着，但当她发现我这个新来的客人的时候，就拘束起来，垂下长长的辫子向我鞠了一躬。
买买提简短的跟她说了几句什么话，这次她却顾不得我在场，一回身就扑向李斌，熟练地抓住了马嚼子，跟李斌又是说又是笑，一直到买买提提醒她毛驴已经走远了，她这才笑着跑掉，追赶她的毛驴去了。
“买买提告诉她我要驻在社里的事。”
李斌眨着眼睛，“看不出来吧，她是个生产队长哩！”
他接着说，这个叫做热衣木汗的姑娘，是优秀的青年团员。
她能够使最落后的妇女变成积极分子，春耕播种那个紧张阶段，她替别人背着吃奶的孩子下地干活，把往日最不肯劳动的母亲也感动得跟着她下了地。
冬天运肥，她个人就运了20多万斤，在她的带动下，她的生产队超额完成了200万斤运肥的任务，这就造成她队里的棉花地平均每亩收花290斤，小麦地平均每亩收410斤的大田丰产纪录。
“到了。”
李斌用马鞭指着远远的一片在阳光下闪着银辉的白杨林和前面顺着大路两旁建筑的房子，说那就是红星社社员们的住家，才完工的。
在村口，隔着大路，左右有两座比较大的建筑物，一色粉白，每座上空都飘着一面五星红旗。
“那是供销社和收购站。”
李斌指着左面的一座建筑物，然后又把手指移向右面的一座，“那是……”
“小学！”
我笑着说。
“就是，”李斌点了点头，“这里有了第1座小学，四近的孩子们都像蜜蜂采蜜似的飞来了，当中有一半是红星社的孩子。”
当我们在村子里下马的时候，很快就有人围拢过来了。
李斌跟第1个走上来的人握手，这是一个长着浓密的卷发，有着一对刚毅的眼睛的高个子年轻人。
他紧紧地握着李斌的手，老半天都不肯放。
这年轻人看来很面熟，好像我在什么地方跟他见过面，可是一时又想不起来。
经李斌一介绍，我才想起这个年轻人是一个有名的农机手，曾经在画报上看见过他的照片。
他是自治州的甲等劳动模范，名字叫沙吾提。
沙吾提领着我们去看他正在修理入库的一架十行马拉播种机、一架马拉收割机和几张新式犁。
沙吾提的汉话说得很好。
他心爱地抚摸着农机对我说：
“有了这播种机，庄稼苗就出得齐齐整整的了。
我们的砍土镘已经换成了新式犁，镰刀也已经换成了这马拉收割机。”
前年夏收时候，沙吾提去参观解放军农场的时候，第1次看见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
当牵引着6号联合收割机的拖拉机突然发动的那一会儿，他大吃一惊，扭头就跑；
后来听听机器声远了，不怎么震耳了，才又拐回来。
他看见联合收割机割麦子的动人情景，不由得就被吸引了跟着走，而且整整在火热的太阳下跟了半天。
等到拖拉机一停火，他忽然往它跟前一躺，伸展四肢，再也不想走开了。
于是当社里有了第1架马拉收割机的时候，他就争着学使收割机；
当社里有了第1张新式犁的时候，他就争着学使新式犁。
以后他又学会了使用马拉播种机。
去年春上，沙吾提驾驶的播种机已经把红星社的春麦地播完了，可是隔着一条田坎的互助组的地里却连一粒麦种也还没有播下。
互助组人少工具差，忙不过来。
“沙吾提老弟，把你们的播种机借给我们使一使吧！”
互助组组长气喘喘地跑过来，摘掉皮帽子的脑门上蒸腾着白花花的汗气。
“这是机器，可不像你们那手摇木耧那么容易使唤。
把你们的种籽放到地头上来吧。”
沙吾提说着勒回马头来。
沙吾提连夜给互助组播春麦，社长买买提就亲自提着一盏风雨灯在前面拉马。
互助组组长感动得给沙吾提和买买提宰了一只羊，就在地头上烧起一堆篝火给他俩烤羊肉，但是沙吾提和买买提都没有吃。
秋收以后，地里要秋灌，互助组的地紧靠在红星社的下边，一条水渠正从红星社的地里贯穿到互助组的地里去，红星社把水先让给下边的互助组，当社长买买提和社员们光着下半截身子，在渠水里把水放到互助组的地里去的时候，互助组组长立即召集了全组人开会，推选代表连夜赶到区上去。
第2天一早代表们和一个区干部从区上回来了，互助组组长立即扛着砍土镘，领着组里的人敲锣打鼓到了地里。
互助组组长带头把互助组和红星社中间的地界平了，然后就又敲打着锣鼓欢天喜地的跟着区干部，把区上的批准书送到红星社去。
当这一个互助组加入了红星社以后，紧接着另一个互助组也要求参加了进来。
“现在我们红星社是个大社啦，再过一两年，我们就要转为集体农庄，我该学使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啦！”
什么地方传来了笑声，我和李斌回头一看，原来是附近的一家门口，有一群戴着扁的狐皮帽和包着柔软的毛织头巾的妇女们在太阳下选种。
不知道买买提什么时候跑到她们那边去了，他正在跟她们说说笑笑的。

教育部发布关于扫盲和业余教育问题的暂行办法
教育部在1月30日发布了“关于评奖扫除文盲优秀教师、优秀工作者、优秀学员、先进单位的暂行办法”和“颁发识字证书及业余小学，业余中学毕业证书暂行办法”。
评奖办法中规定，凡工厂、农村、学校、部队、机关、团体和城市居民中对扫除文盲有特殊成绩的教师和工作人员、扫除文盲有成绩的单位，以及参加扫盲学习成绩优良的学员，分别由县、省、中央三级评奖，给予奖状奖章和实物奖励。
县、省每年评奖一次，全国每一年或二年评奖一次。
毕业证书暂行办法中规定，机关干部、工农群众、城市劳动人民参加业余学习或短期脱离工作岗位学习，达到扫盲标准或学完政府规定的业余中、小学课程，经考试及格分别发给识字证书或业余中、小学毕业证书。
业余中、小学毕业证书的效用和普通中、小学毕业证书相同。
（据新华社讯）

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培养了一批青年数学家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已经培养出一批年轻的、能够独立进行研究工作的青年研究人员。
这些青年研究人员都是离开学校刚几年的大学毕业生。
四年前从大学毕业的王元，由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教授指导他进行研究工作。
王元在1955年所写的一篇关于函数数值分布的论文，得到数学家很高的评价。
曾由陈建功教授指导、现在由华罗庚指导的助理研究员袭升在最近两年来发表的10多篇数学论文，具有很高的独创性。
他在单叶函数方面的研究受到我国老数学家的称赞。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老科学家采取各种办法培养青年研究人员。
从1953年10月到1955年12月。
华罗庚为研究所数论组的青年研究人员讲“数论导引”，并且专门为他们开了一个讲习班，帮助这些青年研究人员学习研究数学的方法。
（新华社）

美术家协会举办“新旧年画、民间玩具展览会”
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了一个“新旧年画、民间玩具展览会”，今天在北京帅府园美术展览馆开幕，展出新旧年画和民间玩具共478件。
展览会共有四个展览室，第一展览室是1955—1956年全国各地区出版的新年画，其中有不少是青年画家的作品，这一年来出版的年画，大体上还是受到群众欢迎的，所反映的题材内容也比较广泛，部分作品反映了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工人农民的积极劳动和青年、妇女、儿童们的生活。
第二展览室陈列的是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出版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出版的木板年画，它们大多是美术工作者和民间艺人合作的作品。
第3、四展览室陈列的是从清初到辛亥革命前后的民间木板年画、门画和春节装饰画，以我国民间年画主要出产地区桃花坞（苏州）、杨柳青（天津）和潍县（山东）三地的产品为主，也有广东、福建、四川等地的部分产品。
展览会陈列的民间玩具100多件，都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和装饰趣味。
这次展览会所搜集的新、旧年画和玩具，虽然还不够广泛，但从这些展品中也可以看出我国民间年画和玩具的传统特点。

两种态度
塔斯社最近公布了苏美两国首脑的来往信件：
艾森豪威尔的复信和布尔加宁给美国总统的第2封信。
这些信件的发表使人们看清了对待国际关系的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种是真诚主张加强国际合作，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并且不断地以实际行动来谋求实现这些主张，这就是苏联的态度；
另一种是害怕国际合作和国际局势的缓和，竭力用空言代替实际行动，来闪避自己对加强合作互信、和缓紧张局势所负的无可推诿的责任，这就是美国的态度。
在今天，用通过条约的形式，来促进苏美人民的友谊，加强两国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并使双方承担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义务，已经完全具备了条件。
缔结这样一个条约，将获得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赞同，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否认或低估改善苏美关系对于和缓国际局势、对于解决许多国际问题，例如欧洲安全、德国问题和裁军问题等的重大意义。
缔结这样一个条约，也符合于美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自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以后，美国人民表现了特别强烈的要求，希望和苏联友好相处，扩大文化交流和贸易关系。
因此，各国舆论认为，苏联关于缔结苏美友好合作条约的建议，是在目前条件下进一步改善大国关系和加强互信合作的现实的途径，是苏联为和缓国际局势的又一次重大努力。
苏联建议的现实意义和巨大的说服力量，是很难加以反驳和否定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美国政府在复信中不能不承认“目前的国际局势需要各国、特别是大国来设法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国际信任和合作”；
不能不承认苏美两国人民具有“历史性友谊”，“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建立起更好的政治关系”。
遗憾的是，美国政府提出了正确的前提，但是又以不能成立的论据来推翻了它。
美国政府拒绝和苏联缔结友好合作条约的主要理由，是这个条约草案的内容，“每一条都已经包括在……联合国条约的明确的条款中”，因而它就成为不必要的了。
苏美条约草案的主旨符合于联合国宪章，决不能引伸出不需要这个条约的结论。
苏联政府在复信中正确地指出：
“联合国宪章的存在决不排斥这个组织的成员国之间缔结以宪章的原则为基础的双边协定的可能性。”
事实上，如果苏美两国缔结一个符合于宪章原则的友好合作条约，那么，宪章的原则就有可能发生充分的效力。
美国政府的论据是不能成立的。
这一论据的奇特还在于这样的事实：
美国在战后和几十个国家缔结了双边的或多边的违反宪章的侵略条约，它却硬说这些条约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是联合国宪章的具体化。
就在1955年06月联合国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上，杜勒斯把许多侵略性条约例如北大西洋公约、马尼拉条约和巴黎协定等，说成是“每一个都体现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它们把宪章的……理想付诸实施，它们是在宪章的原则下起作用的。”
在1955年03月08日的马尼拉条约理事会会议上，杜勒斯又说：
“美国在联合国宪章的范围内，参加了各项共同安全条约，其中包括朝鲜、日本、台湾、菲律宾、南越、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亚、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
这样，美国政府就陷于它自己编织的矛盾的罗网中。
如果违反宪章的侵略条约可以被硬说成是符合于联合国宪章来大量缔结，而真正符合于宪章的苏美条约反恰恰因其符合于宪章而加以拒绝，那么人们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美国拿联合国宪章作为一个方便的工具来推行它的侵略性军事集团政策，来阻挠国际互信合作的加强，来保持国际紧张局势。
杜勒斯就是在这样的考虑下宣扬他的“战争边缘”政策的。
美国对待国际关系的这种态度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坚决反对。
美国政府还寻找其他的种种“理由”，为自己拒绝苏联和平建议的行为辩护。
据说苏美条约的缔结，可以“造成一种错觉，认为挥动一下笔杆就可以得到事实上只有通过精神的改变才能得到的结果，而实际上不利于和平事业。”
各国爱好和平的人士决不能同意这样的意见。
缔结苏美条约就是一个实际行动，它就能成为增进美苏人民友谊的杠杆，并使那些“冷战”专家和新战争的鼓吹者受到道义上的约束。
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这个会议表示的加强国际合作的信念和良好融洽的气氛，给予国际局势的发展以有力的推动。
在这个意义上，苏联重申北大西洋集团和华沙条约国之间缔结条约的建议仍然有效，是有着非常现实的根据的。
美国政府对苏美条约表示“怀疑”，恰恰说明它们完全看到这个条约的重大作用，只是由于害怕国际局势的进一步和缓，才制造出各种遁辞。
布尔加宁的两次信件，有力地说明了苏联真诚地希望和美国和平共处，希望能通过美苏关系的改善来和缓国际局势。
信件中的建议完全切实可行。
而美国政府的反应则使美国统治集团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人们不会不同意印度“新世纪报”的评论，它说：
美国政府的拒绝，清楚地表明美国统治集团“反对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他们希望进行他们的战争准备。”

印度舆论重视周总理的政治报告
据新华社讯
“自由新闻”2月02日在社论中谈到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关于举行新的日内瓦会议以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建议说：
“举行这种会议的必要性是很明显的。
从签订日内瓦协定的那一天起，吴庭艳总理一直在尽一切力量使日内瓦协定的条款失去意义。
他所以能做成这种坏事，是因为他得到美国国务院的积极支持和英国外交部的默许。”
在谈到日内瓦协定条文规定举行的全国范围的普选问题时，社论说：
“吴庭艳无意举行全国范围的普选，原因很简单，就是他害怕在投票箱面前所遇到的灾祸。”
社论又说：
“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西方集团对于协定的执行也不感到兴趣。”

布尔加宁给艾森豪威尔的第2封信
新华社讯
塔斯社莫斯科3日电：
大家知道，1月25日苏联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格·纳·查鲁宾拜会了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德怀特·戴·艾森豪威尔，并且向他递交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1月23日的信。
苏联报纸曾经发表过这封信的全文。
02月02日格·纳·查鲁宾大使拜会了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杜勒斯，并且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致美国总统德怀特·戴·艾森豪威尔的又一封信交给他，这封信是在美国总统答复尼·亚·布尔加宁1月23日的信以后写的。
美国总统对尼·亚·布尔加宁1月23日信的复信和2月01日尼·亚·布尔加宁再致美国总统的信公布如下：
艾森豪威尔的复信
莫斯科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亚·布尔加宁阁下：
亲爱的主席先生：
我愿感谢你通过查鲁宾大使交给我的1月23日的信件。
我已经仔细地考虑过它。
让我在一开头就说明，我的确认为，目前的国际局势需要各国、特别是大国来设法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国际信任和合作。
随着摧毁力量的增长，现在必须做的事情不仅是设法控制和限制那种力量，而且要消除可能诱使人们使用那种力量的敌意。
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是美国人民以及他们的政治领袖毫无例外地抱有的看法。
我相信，这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看法，并且相信被委以政治权力的人们负有崇高的责任来满足各国人民对和平的普遍渴望。
你一定记得，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拥有的非常可贵的财产——我们两国人民的历史性友谊。
我深深相信，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建立起更好的政治关系。
我可以向你保证，主席先生，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人民比美国人民更真心诚意地致力于建立和平了。
我们全国都渴望停止目前国际局势中出现的紧张和危险。
的确没有一件光荣的事情是我们不愿意做的，如果我们相信它会促进世界上正义的和平的话。
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我研究了你这次提出的意见：
如果我们两国现在缔结一项为期20年的友好合作条约，就可以有助于和平事业。
我首先认为，我们两国已经在一项庄严的条约——联合国宪章——中互相连结起来。
你现在建议的那个条约将包括三个实质的条文。
我也认为，这些条文的每一条都已经包括在我们之间的这个联合国条约的明确的条款中了。
你的草案中的第1条将使我们两国承担义务在权利平等、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我们已经在这个组织下承担义务“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
你所建议的条约的第2条将使我们承担义务只采用和平方法来解决我们的国际争端。
我们两国已经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3项的规定承担了这一项义务，那项条款规定“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
第3条将使我们承担义务加强经济、文化和科学的合作。
联合国宪章关于“国际经济及社会合作”的第9章已经使我们保证必须为“国际间经济、社会、卫生及有关问题之解决”以及“国际间文化及教育合作”而努力。
联合国宪章不仅是你我两国之间的庄严的条约——它还是同我们连结一起和彼此连结一起并且全都关心世界和平的许多国家之间的条约。
美国人民真诚希望协力实现宪章的这些目标。
但是宪章上的文字并没有防止目前的国际紧张局势。
我们如何能够希望仅仅在一种双边的形式中重复这些文字就可以矫正目前的局势呢？
我不知道，如果再进行一次拟定条约的过程，而这次仅仅在双边的基础上，是否会因为造成一种错觉，认为挥动一下笔杆就可以得到事实上只有通过精神的改变才能得到的结果，而实际上不利于和平事业。
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并不完全依靠条约保证，而依靠鼓舞有关国家的政府的精神和依靠实际的行动。
我正是抱着促进这种精神和这种行动的希望在去年07月到日内瓦去的，这件事在美国和平时期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尽管有许多人怀疑那次的出行实际上会有什么好处，但是我当时认为，当前的局势是如此严重，以致任何可以得到改善的机会，不论多么微小，都不应当放过。
你在日内瓦表示了同样的意见和愿望。
我当时真诚地希望，同你和法国及联合王国的政府首脑举行的那次会议会导致国际关系的改善，特别是在参加那次会议的四国间和在我们四国负有具体责任的具体问题上。
遗憾的是美国人民已经伤心地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我们的会议以后发生的事件并没有使他们的希望实现。
请允许我向你追述一下最近的事件的简短纪录。
在日内瓦，我们指示我们的外交部长们提出有效的办法以解决三个具体问题。
这些问题中的第1个问题是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
我们曾经明确地商定，解决德国问题以及通过自由选举使德国重新统一的工作应当在符合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和欧洲安全的利益的情况下进行。
但是，尽管西方三国为德国重新统一和欧洲安全提出了若干建设性建议，贵国政府认为不能在这个时候接受关于通过自由选举使德国重新统一的任何建议。
第2个问题是裁军问题。
当我们在日内瓦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提出了“开放天空”的建议，以期我们可能真正做一些事来使世界相信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侵略意图。
但是贵国政府在外长会议上拒绝了这个建议。
第3个问题是发展东西方接触问题。
西方国家部长们提出了许多可以促成更密切的关系和更好的谅解的具体建议，但是贵国政府一个都不接受。
尽管有这个事实，诚如阁下所指出的，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接触近来还是有了一些增进。
已经发生进一步恶化的现象，因为在我们看来，似乎贵国政府曾经在世界各个地区执行这样一种方针，这种方针以加深隐含在历史性国际争执中的憎恨和仇视的办法来加剧紧张局势。
我和你一样相信：
改善苏美关系是迫切需要的。
但是坦率地说，我们的人民觉得很难把似乎是贵国政府在这些地区的目标同你现在的话调和起来，你现在所说的话非常正确地强调了我们两国政府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国际信任和合作的特别责任。
我之所以谈过去这一年的历史，完全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可能成功地策划我们的未来。
我国向一切愿意真诚接受的人伸出友谊之手。
我以前常常说，现在再重说一遍，为了促进全世界的公正和平，没有什么事是我不愿意做的。
但是我们知道，重要的是行动而不光是言词。
想想看，主席先生，如果迅速采取措施来在安全的范围内重新统一德国于自由之下；
如果履行我们的战时保证，尊重各国人民选择管理他们的政府的形式的权利；
如果作出安排使我们两国相互受到视察以便消除突然进攻的可能性；
如果裁军成为实际可行从而能够解放生产力来改善人类生活的话，这将不只在我们的关系中而且在整个世界上产生多么大的变化。
还请想一想，如果我们两国人民自由地交换新闻、情报、访问和思想的话，不信任和误解的大山就会消失。
这些全是你和我在日内瓦一起讨论过的问题。
它们是我国仍然致力的目标，并且我们准备随时本着和解的精神向这些目标前进。
我是否可以根据你的来信希望你也致力于这些伟大目标？
我期望获得你进一步表示的意见。
敬礼
德怀特·戴·艾森豪威尔
1956年01月28日于白宫
布尔加宁的第2封信
给美国总统德怀特·戴·艾森豪威尔
阁下
华盛顿
尊敬的总统先生：
你1月27日写来的信是如此的亲切，不禁使我回想到半年前我同你以及我们的同僚在日内瓦进行的诚恳和坦率的谈话。
可以有不同的立场，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只要同时表现有诚意和互相了解的愿望，那末这种商讨就会有助于加强信任和产生友好关系的。
使我高兴的是你同意这点意见：
目前的国际局势要求各国，首先是要求对保障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负有特殊责任的大国采取能使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缓和、使国际的信任和合作得到加强的措施。
还使我满意的是你也同意，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历史友谊给我们提供了基础，我们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基础，我和我的同僚们才决定在我国人民庆祝新年之后立刻向您提出共同考虑可以大大改善我们两国关系的具体措施的建议。
这里我们考虑到，世界和平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两国的关系如何。
我们认为，我们两国缔结友好合作条约的时机已经来到了。
缔结这一条约对发展苏美关系会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同时也会有助于改善国际舞台上你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朋友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建议没有得到你的赞同，我们对这一点只能表示惋惜。
据我的理解，你所感到困惑的是，我们所提议的条约草案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有我们两国签字的联合国宪章的某些条款。
然而，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不但不妨碍，而且相反，会促进条约的缔结。
联合国宪章的存在决不排斥这个组织的成员国之间缔结以宪章的原则为基础的双边协定的可能性。
联合国宪章明白指出，联合国会员国应当“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及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
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从联合国建立以来，缔结了许多双边和多边的条约和协定。
而主权国家为和平的利益而缔结任何调整它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的条约和协定的无可争辩的权利，从来没有受到过怀疑，而且也不会受到怀疑。
还有一点也是不能不考虑到的，即如果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苏联和美国的关系没有搞好，联合国宪章本身就不会充分有效力。
只有我们两国实行合作，为实现联合国的宗旨而共同努力，联合国宪章才会更加有效。
我想你会同意这一点的。
据我的理解，引起你某些怀疑的是这样一点：
既然联合国宪章是“许多国家之间的条约”，我们为什么建议你缔结“双边”条约。
不过，你一定会同意，世界上两个最强的国家之间缔结一项友好合作条约就会使国际局势大大地健康起来。
另一方面，我们同意同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和法国也缔结同样的条约。
最后，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和华沙条约成员国这两个国家集团之间缔结条约的建议也仍然是有效的。
你在自己的信中公正地指出，为了建立世界和平，重要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词。
缔结苏美友好合作条约将是这方面最重要的具体行动之一，因为我们两国如果承担起条约草案所规定的最重要的义务，就会加强信任，使得整个国际紧张局势趋向缓和。
这就表示我们两国并不限于在口头上作希望友好的保证，而是开始在实际上实现我们所承担的义务。
顺便可以指出，在日内瓦会议以后，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重要措施，因而很难同意日内瓦会议以后的时期辜负了各国人民的希望这种说法。
苏联政府方面已经实行了一些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各国之间的信任的措施。
在这方面我想提一提以下几点：
苏联在1955年把自己的武装部队裁减了64万人，苏联1956年的军费比1955年减少了96亿卢布，苏联放弃了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的最后一个军事基地，即在芬兰的军事基地波卡拉半岛，苏联倡议缔结奥地利国家条约，结果所有外国军队撤出了奥地利，奥地利承担了执行永久中立政策的义务。
苏联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改善各国关系方面所作的另外一些努力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苏联人认为，其他国家也可以用实际行动来证实自己所说的话。
但是，总统先生，如果坦率地说一句，那就应该说，某些大国不仅没有采取类似行动，而且相反，化了不少的气力来加剧国际紧张局势。
尽管我们在日内瓦的会见产生了一些积极的结果，可是某些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它们的军事拨款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美国在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也增加了，而且这些基地主要是建筑在同苏联边界毗邻的地区。
你一定会同意，这不可能不使苏联人民对美国所抱的意图产生完全可以理解的担忧。
还不能不注意到：
某些美国领导人不顾我跟你，总统先生，在日内瓦会议上互相作出的和平保证，而继续发表绝不能说是符合“日内瓦精神”的言论。
大家都知道，比如，就在不久以前，美国有人发表了宣扬使国家保持在“战争边缘”的政策的言论。
也不能不注意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某些军事领袖的好战言论，他们公开号召继续扩充军备和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中储备原子武器，并且不惜以使用原子武器进行威胁。
我们建议我们两国缔结友好合作条约的出发点是，缔结这个条约和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达到大量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
例如，大家可以把五国的武装部队减少到美国和苏联都曾经同意的水平。
就各国人民要求禁止的原子武器的问题达成协议也会有助于这一点。
关于建立相应的国际监督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你在来信中再次提起注意你所提出的关于规定美国和苏联飞机相互飞临苏美两国领土的上空进行空中摄影的“开放天空”的建议以及交换军事情报的建议。
我和我的同事已经有机会就这个建议表明了我们的态度。
我们认为，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中，特别是在毫无限制地扩充军备的条件下，进行这种飞行不但不会消除各国人民对新战争的恐惧，而且反而会加深这种恐惧和相互的猜疑。
总统先生，请你自己判断一下：
如果贵国的军事领导人接到报告，说空中摄影证明你们的邻国有更多的飞机场，那么他们会怎么办呢？
他们一定会命令马上增建飞机场。
我们的军事领导人在类似的情况下当然也会这样做的。
不难理解，结果将是进一步加紧扩充军备。
如果我们就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达成协议，情形就会两样了。
那时候进行相应的监督（关于监督的方法可以达成协议）就会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还不能不看到，苏联和美国两国保证只用和平方法解决两国之间一切争执问题，就是说在两国关系中放弃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进行威胁，——其中包括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这样就将真正使国际局势平静，并且将为就其他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达成协议创造比较有利的条件。
因此，美国和苏联两国之间缔结友好合作条约就意味着，如你在信中所说的，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实际行动，“使世界相信，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侵略意图”。
至于谈到你的信件中所涉及的具体国际问题。
我依然认为，除裁军问题外，最重要的是保障欧洲安全的问题。
苏联政府1955年秋天在日内瓦外交部长会议上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建议。
苏联政府像以前一样认为，在建立单一的全欧集体安全体系的基础上可以最妥善地解决有效地保障欧洲安全的问题。
我们在建议中同时也照顾到西方三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愿望，并且也考虑到西方国家代表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这一方面的具体主张。
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保障欧洲安全的建议中还充分考虑到美国在解决欧洲事务方面所起的重要的作用。
但是，三国政府不同意我们的建议，而且针对我们的建议提出了这样一种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要在全德国重新实行军国主义化，同时还规定统一了的德国要加入西方国家建立的排他的军事集团。
不难理解，这样的计划不可能作为解决保障欧洲真正安全的问题和解决德国问题的基础。
既然欧洲在战后出现了两个德国并且它们已经巩固了，它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那么，不言而喻，把德国建立成为一个和平民主的统一国家的问题，如果在德国人自己之间、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没有达成相应的协议，是不可能获得解决的。
同时我相信，苏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特别是缔结苏美友好合作条约这个步骤，在为解决德国问题提供必要前提方面也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至于谈到你说的各国人民有权按照他们的愿望选择政府形式这一意见，那么必须指出，苏联始终一贯地遵循着这样一个原则：
任何国家的国内制度是这个国家人民的内部事情。
我们希望，其他国家在它们的国际关系中也将遵循这个原则。
你在信里还谈到发展东西方之间的接触这样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这种接触的意义的看法。
正因为这样，苏联才在去年秋天举行的外交部长会议上提出消除阻碍着正常的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发展的障碍，扩大文化、科学、艺术、体育和旅行等方面的接触。
我们都很满意，日内瓦会议就这个问题曾经有过某种一致的看法。
但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代表团在最后提出了一些违反我和你、艾登先生，还有富尔先生对我们的外交部长们所作的指示的要求。
苏联政府不能接受这些新要求，因为它们意味着直接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
遗憾的是，就连苏联政府在发展我们各国的接触，包括在交换代表团这方面所采取的实际措施，也遭到美国方面的严重阻挠。
我相信，我们能够用共同的努力来消除所谓“铁幕”，并且为广泛发展我们国家公民之间的直接接触创造条件。
我希望，你会同意这个意见。
毫无疑问，我们两国之间缔结友好合作条约在这个问题上也会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这就是我想对你，尊敬的总统先生，表示的关于你的信中所提出的那些意见的看法。
我很希望，这些意见将有助于说明我和我的同事为什么重视缔结苏美友好合作条约。
我们这方面愿意十分仔细地研究你认为必须对条约草案的某些条文提出的任何意见。
我等待着你对这个问题表示进一步的意见。
敬礼
尼·布尔加宁
1956年02月01日于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祝贺伏罗希洛夫75岁寿辰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给伏罗希洛夫的贺信
据新华社4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3日讯：
1956年02月04日，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75岁寿辰。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给伏罗希洛夫一封贺信，祝贺他的生日。
贺信说：
“在你75岁寿辰的时候，向你，伟大的列宁的忠实学生、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杰出领袖之一，致以衷心的祝贺。
你从年青的时候踏上革命的道路时开始，就把你的整个生命贡献给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和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而进行的斗争。
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对于你在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所作出的贡献，在国家的防御的增强和在苏维埃国家的建设中所作出的贡献，有很高的评价。
你在党、政府和军事活动的各个职位上，一直而且正在以你所有的能力、力量、知识和伟大的生活经验贡献给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事业。
为了共产主义思想的胜利，我们衷心地祝你，我们的朋友和同志，我们亲爱的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健康长寿，并且祝你为我国各族人民的幸福作出有成效的努力。”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伏罗希洛夫苏联英雄称号
新华社4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了表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保卫苏维埃国家方面的杰出贡献，特在2月03日发布命令，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并且授予他列宁勋章和“金星”奖章。

周凤九的发言
主席、各位同志、各位先生：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和四位副主席的报告。
我们的国家自从向全世界宣布成立那一天起，就在东方被压迫民族人民的历史上展开了新的一页。
在这短短六年多的时间中，它以排山倒海的威力，扫除了几千年来积压下来的历史污垢，开辟着和平幸福生活的新道路，不仅恢复了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所破坏了的国民经济，而且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
尤以从1953年开始，我们的国家已经按照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实行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并且已经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从而开始实现全国人民多少世代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使我们的国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荣誉，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这一切，不仅鼓舞了全世界的人民，而且也说明了我们的国家和政府为什么会得到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并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在这六年多的时间内，我们的国家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和地位，已生动而充分地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全国人民才能够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才能够在劳动战线上表现出惊人的热情和创造的能力；
因而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就出现了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新的发展规律，也就大大地显示了我国人民民主制度具有绝大的优越性。
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为指导的；
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又充分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无敌无比的力量！
目前，我们国家由于1955年在各条战线上已经获得了更大的胜利，在工业方面，绝大多数基本建设单位和厂矿企业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规定的任务；
在农业方面，棉、粮生产总量达到了我国历史上所未有过的水平，尤其是在毛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以后，在广大的农村中掀起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不少地区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
同时，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做到了全面规划和具体安排；
加之，最近，中国共产党中央又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引起了全国人民无比的兴奋，一致拥护，并保证一一实现或提前实现。
这一切，当已标志着我国已进入伟大社会主义革命一个新的阶段。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建设是我们6亿人民共同的事业，每一个中国人民都必须贡献出自己的最大力量全心全意地为祖国和人民服务。
在今后时期中，我们所担负的任务自然是更为艰巨和繁重的，也是非常幸运和光荣的！
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工程技术人员。
解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和亲切关怀、教育下，通过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的锻炼，通过经常的理论、政策和时事的学习以及岗位工作的实践，不仅使我认识了自己所有阴暗的过去和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光明前途，而且也使我深深体会到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像解放以来这样能够充分发挥我们的所学、所能，而只有使自己很惭愧地感觉到所学、所能还大大地赶不上国家的需要；
同时，也感觉到自我思想改造工作也远远地落后于客观的实际。
周总理在报告中提出了：
当前新的形势要求全国知识分子，必须加强自我教育、自我思想改造，这是非常正确而且及时的指示。
我们今后在思想上必须克服和消灭所有旧的、错误的思想意识，使我们的思想符合于客观现实的发展。
在学习上，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工人阶级的立场，唯物的观点，辩证的方法来观察、分析事物和处理问题；
同时，必须虚心学习苏联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从而迅速地提高自己的技术、业务水平，我们还要加强团结，互相切磋，并紧密地联系工农群众，服从党的领导，有计划地钻研科学技术，以期迅速地发展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并在12年之内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
在工作上，我们更应该以高度的主人翁态度，加强责任观念，提高工作效能，主动积极地做好岗位工作，完成和提前完成国家和人民所交付的任务。
最后我们必须在积极参加当前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各项实践活动中，为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光荣的事业而奋斗！

李纯青的发言
周恩来主席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这个号召关系着台湾800万人的命运。
我想，所有台湾同胞听到了这些话，都会很兴奋。
台湾同胞对祖国温暖的关怀，只有深深的感激。
他们从祖国的号召里，看到光明，得到力量。
国民党军政人员听到了，也应该有所感动，有所悔悟。
台湾同胞都是中国人，是有志气的中国人。
数百年来，他们一直站在反抗外国侵略的最前线，一直在和外国侵略者作斗争。
今天他们还在美国武力统治下过着奴隶的生活，还在为反抗美国侵占台湾而斗争。
在这样长期的对外斗争中，台湾同胞深切体会到台湾的一句俗话：
“打虎捉贼要靠亲兄弟”。
他们时刻想到祖国的亲兄弟，迫切希望着祖国富强起来。
只是到了今天，台湾同胞才看见祖国真正站立起来，看见祖国在富强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现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在全国各地汹涌展开，数万万人日夜向社会主义进军。
在台湾同胞看来，祖国兄弟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也就是在解放台湾的道路上前进。
他们听见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消息，也就感到台湾解放的日子渐渐逼近来了。
毫无疑问地，今天我们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明天，我们就将庆祝解放台湾的最后胜利。
对于蒋介石集团，老实说，台湾同胞对他们是有仇恨的。
现在蒋介石集团也还在压迫和剥削着台湾人民。
但是台湾同胞拥护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从而也就拥护祖国对他们的不究既往的宽大政策。
国民党军政人员同样都是中国人。
你们应该抛弃投靠美国的打算，站到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来，为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努力。
那些有过罪过的人，更应该激发爱国的良心，争取立功自赎，不要做祖国的千古罪人。
走和平解放的光明道路，不但在祖国的解放战争中有过先例，就是在美国的历史上也有例可援。
美国南北战争进行到最后：
1865年04月09日，南部统帅李将军接受和平，全军放下武器，他呼吁他的部下向北部林肯总统效忠，使美国重归统一。
这个李将军在美国还是被人钦佩的人物。
在这点上，国民党军政人员倒需要学习美国，美国是没有理由可以阻止你们学习李将军的。
中国社会主义的太阳出来了，任何妖魔都不能把台湾永远封蔽在黑夜里。
无论如何，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居住着中国的人民，这个铁的事实，不是美国说谎的天才所能改变的。
美国用武力霸占台湾，不但侵略着中国神圣的领土，而且剥夺着800万中国人做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对美国这种侵略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无论用什么方式，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不管台湾海峡的风浪多么险恶，大陆同胞和台湾同胞伸出手来就可以架成桥梁，6万万人投下鞭子就可以填满大海，我们坚决相信，台湾是一定要归还中国的！

欧协·土登桑却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增选我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我感到十分光荣和愉快。
并完全表示同意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和李济深副主席的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我们祖国各兄弟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下，实现了平等权利，亲密团结一致，以高度的劳动热情建设着幸福的生活。
几年来我们祖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证明我国各族人民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性的智慧是极其伟大的力量。
力量的基础，是兄弟民族人民间友爱合作，团结互助和互相信任的精神。
现在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已进入第4年度，在过去的三个年度中，各族人民在完成各项建设任务上，表现了惊人的积极性和创造能力，我们必须在已有的良好基础上，百倍努力，全部完成和超额完成第4年度的任务。
我们是有足够的力量做到这一点的。
几年来，在祖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总道路上，西藏地方的各项建设事业也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
去年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内地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共同商讨了西藏工作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报请国务院第7次全体会议做了决定，其中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将西藏的工作引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关于帮助西藏的各项建设事项如电厂、水利、工厂等，为西藏今后的建设工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过去一年中，我们在执行国务院关于西藏工作的各项决定中，已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首先，汉藏民族间和西藏内部的团结，在已有的基础上，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在各方面的工作中，都能诚挚地关怀并无私地帮助西藏人民；
而西藏人民对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在西藏进行的各项工作，均给了广泛的密切合作和大力支持。
特别是1954年底康藏、青藏两条公路同时通车拉萨以后，从内地运到西藏的粮食及各种日用品，日益增加，西藏的物价显著下降，商业日趋繁荣，只以粮食一项来说，1954年冬通车以前的价格在公路通车以后，降低将近一半，使人民生活上减少了些困难。
上述情况，使西藏人民亲身体会到只有加强与各兄弟民族的团结，在各兄弟民族的援助下，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因而大大提高了与各兄弟民族亲密团结和热爱祖国的思想，有力的巩固和加强了民族团结。
在西藏内部来说，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处成立以来，各方面的人员在一起共同研究进行各项工作，使大家从工作中体会到只有团结一致才是克服困难做好工作的可靠的力量，因而大大的促进西藏内部各方面的团结。
其次，在执行国务院关于帮助西藏进行建设的决定方面，拉萨市区的碎石马路正在紧张地修筑路基，现在已完成了三分之二以上的路基工程，不久即可全部完工。
拉萨水电厂的勘测与设计工作已全部结束；
拉萨河堤的勘测工程亦已完成，这两项建设工程今年内即可转入有计划有步骤的施工。
另外，在拉萨已建筑了许多过去没有的新式的平房和楼房，大大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从这里我们已可以看到拉萨将成为一个新城市的远景。
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是做得很少的，而且在工作中也有过不少的缺点和错误。
为了配合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民族间及西藏内部的团结，努力学习各兄弟民族的先进的建设经验，学习各项政策，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以及国务院的领导下，努力工作，为早日成立西藏自治区，使西藏能与其他兄弟民族地区一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程潜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郭沫若副主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其它四个重要报告。
这些报告总结了我们国家在国际活动和保卫和平的斗争中、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也指出了我国人民在继续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继续深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加紧建设祖国的光荣任务。
这些报告是振奋人心的，它给人们一种深厚的思想力量，鼓舞着人们加倍努力地学习，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顽强奋斗。
周恩来主席在政治报告中义正词严地指出：
“无论如何，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最后亦必然归还祖国。”
同时又向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号召，要他们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这是对具有革命传统的台湾同胞的莫大鼓励。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令人信服的又一次明证。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主张，我自己有着亲切的、深刻的感受和体验，在这个庄严的讲台上，我愿意向跑到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进一忠言，希望他们认清大势，明白继续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工具必定要得到很坏的结局，因而激发起爱国天良，站到中国人的立场上来，争取在和平解放台湾的行动中立功，使台湾同胞回到祖国的怀抱，使自己获得祖国人民的宽恕。
我们这次会议是在新形势之下召开的。
作为这个新形势的鲜明标志是：
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获得了很大成就；
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在全国农村中，五万万农民掀起了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汹涌澎湃地向着共同富裕和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全国范围内，今年就可以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再以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实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个草案描绘了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光辉远景，给五万万农民指出了积极可靠的奋斗目标；
我国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已经开始到来，到明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手工业的改造工作；
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今年年初，全国大中城市就都掀起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
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的第3个年度计划已经胜利完成，经过努力，我们就完全有把握提早和超额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
我国的知识分子队伍正在日益扩大，他们的政治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并正在以满腔热情投入祖国的建设工作当中。
这一系列的伟大胜利，使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
“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高涨的形势，给我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提出了新的任务。
我们要以飞跃的速度和巨大的规模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需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需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依靠科学技术的迅速提高，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结合。
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人民，首先是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中共中央最近召开了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决定要用大力来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以最大的决心来解决知识分子在数量方面、业务水平方面、政治觉悟方面的问题，使知识分子的力量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成长。
我们相信，全国知识界一定会百倍兴奋，由衷地感激中国共产党的关切和支持，迅速地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加强团结，扩大队伍，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而从事忠实的、不倦的劳动，毫不吝惜地、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全国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高涨的形势，给旧国民党及与旧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中上层军政人员，包括清末、北洋政府时代的军政界中上层人士，同样提出了新的任务。
应该说，六年多来，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士经过各项社会改革运动以及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的实践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并在不同程度上贡献出一定的力量。
但是，也应该承认，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和贡献出来的力量，和形势对我们的要求还相差很远。
我们现在都感到，形势发展得快，自己赶不上去，需要好好学习。
1949年，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
现在，我们又有类似的感觉。
我想，这样的感觉是不足为怪的。
列宁说过：
“在每一次深刻的政治革命之后，人民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理解这种革命。”
毛主席也说过：
“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致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
但是，对自己的思想认识和工作能力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和客观的要求这个问题，仅仅感觉到了是不够的，必须深切地认识到落后的严重性，迎头赶上，急起直追。
必须不断地鞭策自己努力学习，改造思想，提高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觉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要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个人主义思想，要摒弃腐朽的资产阶级观点和作风，进行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就要在自觉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实际工作的锻炼和不断刻苦的理论学习，时时刻刻自策自励，进行自我批评，同时借助于外力，虚心地接受批评。
我们坚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紧密团结，积极努力，一定能够完成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分工中的政治任务，一定能够在旧军政界的中上层人士中进行自我改造和自我教育的工作，带动他们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钟惠澜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郭沫若副主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李济深副主席、陈叔通副主席、董必武院长以及陈伯达副院长的报告。
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高潮在全国范围内汹涌澎湃地开展着，不但在许多地区已经基本上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自从党中央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更具体地指明，社会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是指日可期了。
这种形势，使每一个人欢欣鼓舞，使每一个人增加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责任感。
因此也就不能不使每一个人深刻地感到思想认识水平远远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
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进程中，各种工作都会发生赶不上客观需要的现象，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在目前阶段中，表现得最突出的，就是，科学距离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太远了，其中尤其以自然科学为甚。
因此党与毛主席关于除四害和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各种疾病的决定，以及要在12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指示，是非常正确的，适时的；
不然就会影响社会主义革命的速度，所以也是必须要完成的一项政治任务。
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一定要落在我国科学家们的肩上，可是我国的科学家们大多数是旧知识分子，在长期的资产阶级教育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下，不但是技术水平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思想水平突出的落后于现实，反过来思想水平的落后也必然影响着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
由此可见旧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就成为祖国对于在最短期间能否在科学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有关键性的问题了。
旧知识分子应当迅速改造，不但是客观形势的要求，也是客观环境所引起的科学家们的共同主观愿望，这种愿望已经达到了强烈的程度。
关于党和毛主席对于知识分子改造政策正确性的体会，和具体工作当中的建议和意见，我是同意最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华罗庚和茅以升两位先生所写文章的内容，所以不再重复，可是不同的业务性质，也一定在体会上有所小异的部分，作为一个医学科学工作者，我愿意就这一方面简单的谈几句。
解放以来，党和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对我在政治上进行教育，在生活上给予关怀。
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我具体工作的医院中和中华医学会各种活动的过程中，使我事事感到信任，处处得到温暖。
也使我在政治上从无知到了有初步的认识，在生活上毫无后顾之忧。
更使我感激的是在工作中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
举例来说，在去年夏季党和卫生部同意我研究一种鼠类所传染农民的职业病（钩端螺旋体病，又叫外耳氏病，或叫出血性黄胆钩端螺旋体病）的时候，在广东省卫生厅的党组织和行政就提出保证，要人力有人力，要器材有器材，要研究材料有研究材料；
在具体工作医院的党组织和行政更将这项工作按照全院的中心任务的方式给与巨大的支援。
结果在三个月内所取得的成绩是过去三、四年所做不到的。
同样事例还有许多，这样生动的感人肺腑的事实，是旧社会作梦也遇不到的。
因此我有充分的信心，同时也愿提出保证，在医学科学12年规划中所交给我的任务一定能够坚决的完成。
这种信念不是口头上的响应号召，而是通过以上的事例，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是旧社会所不能比拟的，更使我深深的体会到，只要依靠党是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
做到毛主席指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是有其巨大的现实可能性存在着，关键是在于我们主观努力的程度。
另外，我也感觉到自己的政治理论认识是很贫乏的，这种情况表现在多方面，在政治上对政策体会不深，在业务上学习苏联和学习中医都很不够。
几年来我自己的一些政治认识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具体工作和社会改革运动的感性认识所取得，由于很少有时间看看政治理论书籍，更谈不到仔细的钻研，所以不能将所体会的一些感性认识很快地上升到理性认识，这种状态是不利于思想改造的。
在这一方面我倒很羡慕一些青年的工作同志们，他们的机会比我好得多。
这种情形的形成，主要是自己的主观努力不够，也是今后应当加紧克服的缺点。
可是在客观上工作的忙乱，很少有时间能够安下心来研究一下理论书籍也是一个因素。
造成忙乱现象的原因，除了一般已经提出来的以外，在医务工作者还存在着一种特殊情况，就是病人的大会诊。
在目前我国医学水平还比较低的时候，为了解决病人的诊断上或治疗上的疑难问题，大会诊的方法可以集思广益，是适当的而且也的确解决了许多问题，可是也有一部分情况，所负责的医生已经做到了现代医学水平所能做到的一切，只是为了满足病人的要求而邀请了专家教授大会诊，苏联专家也常常是被邀请之列，可是这种会诊并不能给病人解决更多的问题。
一次会诊中所参加的专家们少则三、四人，多至十数人，所用的时间少则二、三小时，多至四、五小时；
结果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对病人并无裨益。
我认为像这样的时间是可以节省下来的。
因此很希望领导上帮助我们安排一下，不但能有必要的业务工作时间，而且也应有一定的政治理论学习时间，政治理论学习，也是知识分子改造中所不能容忍疏忽的一环。
最后，我愿意通过主动争取的方式，加紧改造自己，同大家一道来完成党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之一，医学科学方面所给我们的一切任务。

陈鹤琴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衷心拥护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和郭院长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
我完全同意李济深副主席、陈叔通副主席、董必武副主席和陈伯达委员的各项报告。
最近我看到了周总理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使我更进一步体会到党对我们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怀和亲密爱护。
一、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
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一向是信任和重视知识分子的，诚如郭院长在报告中指出：
“在人民解放斗争时期，大量的知识分子曾经被吸收，参加了革命；
在人民解放斗争胜利之后，广大知识分子又在党所执行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正确政策之下，能够有机会积极参加了伟大的祖国的建设事业。”
解放六年来，我有着亲身的体会。
过去，我曾积极地在国内传布过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反动教育学说并且盲目地提倡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翻版——所谓“活教育”。
解放后，党仍先后让我担任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和南京师范学院院长等职，来担负起培养人民教师的重要任务。
同时，对我错误的教育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帮助我认识了过去的错误，提高了思想认识。
其次，有机会让我参加了各项政治运动和社会生活实践。
在镇反时，我还参加了严肃的审查工作。
通过这些实际斗争，使我们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
党和政府还经常和我们商量国家大事，听取我们的意见。
这些都使我真正体会到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和深切地感到党对我们知识分子的信任。
因此，我的工作热情越来越高，今天我虽然64了，但在这样幸福的毛泽东时代，我感觉到越来越年青，感觉到我还不过30来岁的青壮年。
我的心情越来越愉快。
我希望我能工作到80岁，看到我们的伟大的祖国成为一个繁荣富强，具有高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最近，全国人民奔向社会主义，到处掀起了一片新气象。
随着农村中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城市中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手工业的合作化也进入了新的高潮。
这几天，又听到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时候说：
“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
这是令人多么兴奋。
这使我真正感到今天的生活是太有意义了，明天将比今天更有意义，于是我感到自己活到80岁是太少了，我决心把自己的年龄指标提高到100岁，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培养出更多的新生力量——人类灵魂工程师，做更多的有利于人民和社会的事情，能幸运地亲眼睛看到人类所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我有信心，我有决心，我一定能看到的。
我也殷切地希望，你们每一个人也都能看到这个人类所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二、迎头赶上
正如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的，目前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正在飞跃地发展，而我们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工作远远赶不上客观形势的需要。
今天摆在我们全国知识分子面前的任务就是如何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力量，迎头赶上，以适应党和人民对于我们的要求。
这是一项严重的，但也是光荣的任务。
要最充分地发挥我们知识分子的最大力量，根据个人的体会，我认为：
第1，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
就教育领域来说，必须清除杜威实用主义反动教育指导思想，如今天在高等学校中，忽视政治倾向，教师管教不管导，缺乏对学生全面负责的现象，还普遍存在。
为了热烈地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世界的先进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知识分子必须更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第2，必须依靠党，依靠群众。
我们知识分子有一种通病，就是容易自高自大，对党员同志，政治上佩服，业务上不佩服，不能倾听群众意见，对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认识不够。
在同党的关系上，有一定的距离，没有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知识分子在一起时，大家无所顾虑，无所不谈，同党员在一起，情况就不同了，有意见也不敢随便发表，思想也不敢大胆暴露，这说明对党还缺乏了解和信任。
这些错误的思想会妨碍了紧密地依靠党和依靠群众。
这样会影响了工作和我们知识分子的改造。
我们应当依靠党的领导，更好地钻研和体会党的文教政策，多与负主要责任的党员同志商量问题，和党员同志相处，能做到思想见面，谈知心话，改变客客气气，批评不够的现象，争取党对自己更多的帮助。
第3，我们必须建立起主人翁的思想。
今天，在高等学校中，很多高级知识分子都负着重要的责任，有一种错误思想往往妨碍着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这就是“作客思想”，不敢大胆负责，甚至于感到“有职无权”，以至单纯地消极依赖党的领导，我过去就曾有这种错误思想。
造成这种错误思想的，固然有各方面的原因，但从主观上检查，应该说是对我们工作的责任感不强，真正主人翁思想还没有建立起来。
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必须克服个人主义的各种思想，拿出当家作主的态度，大胆负责，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和力量贡献给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三、一个心愿
最后，我还有一个心愿，愿意在大会上表示出来。
最近我收到我最小的女儿的来信，她是一个青年团员，她说最近她要求入党了，要向我挑战。
我一直没有勇气复她的信。
我常常想，像我这样一个旧知识分子是不是能够做一个共产党员呢？
我有七个子女，六个都是共产党员。
我想自己应该多向儿女们学习。
我早有一颗入党的心，但是我原来有一个10年打算，想在这个10年长时期内，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准备入党的条件。
最近我看到刘仙洲、欧阳予倩都入党了，心里是又高兴又惭愧。
不久前，我和几个孩子在上海开了一次家庭会议，我把我心里的打算讲了出来，孩子们都鼓励我前进。
他们说：
“爸爸，你要快马加鞭，赶上去！”
我现在已经回了信给我的小女儿，应了她的挑战。
我深深地相信，只要我努力争取，我的愿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同志们，我要在这里提出我的保证。
第1，我要有系统地勤勤恳恳地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加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努力改造自己，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顽强性，大力培养人民教师，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文化先进水平而奋斗！
第2，我要坚决永远紧密地跟着共产党走，听毛主席的话，毫无保留地献出自己的全部知识和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

黄琪翔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对于周恩来主席和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董必武、陈伯达各位同志的报告，我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表示衷心的赞同和热诚的拥护。
首先，让我来谈谈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
中国要走社会主义的路，这在今天，对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问题是已经解决了。
但是，也无容讳言，能够认识这条路，能够走上这条路，不是不需要经过斗争的。
我们知识分子中间有很多的人，过去是曾经想替国家做点事的。
但是，由于没有能够掌握着真理，凭主观愿望出发，自以为是，这就使得行动常常走弯路，碰钉子，甚至迷失了方向，走到山穷水尽的绝路上去，结果许多善良的愿望，终于不免成为幻想，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找到真理，只有在真理指导之下的行动，才能使善良的愿望变为现实。
我现在拿一个具体的事实来说明这一点。
当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不少的知识分子从革命的洪流里退了下来，感到彷徨和苦闷。
不久以后，我们一部分不甘屈服的知识分子又组织了起来，对背叛了革命的蒋介石集团进行斗争。
我们当时的“政策”，一方面要推翻蒋介石的反革命政权，而另一方面却又没有认识到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我们选择了一条中间的、改良主义的道路，提出了一些表面上看来是进步而事实上却行不通的政治口号，认为这样可以改变我们国家的命运。
历史的发展是无情的。
当我们从这条路上摸索着前进的时候，一再地遭到了失败。
我们当时的领导人邓演达先生和其他许多同志也先后遭到了蒋介石集团的杀害。
血的教训使我们清醒了过来。
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才开始懂得靠拢中国共产党，进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统一战线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终于和全国人民一道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历史已经替我们做出了结论：
作为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来说，当工人阶级已经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已经传播到中国、我国人民已经把领导革命的历史任务交付给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它就只有在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后，才能在人民的革命事业中发挥有益的作用。
这就是真理。
要认识真理，接受真理，就要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出发来分析问题，处理问题。
但这是不容易的，是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斗争过程的。
值得我们高兴的是：
我们终于认识了这个真理，认识了这个真理之后，就诚心诚意地在这个真理的面前贡献出我们的力量。
解放以来，我们进行了思想改造工作，到现在，我党成员的政治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绝大多数人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已经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都是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从这里我们深深体会到：
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才能真正重视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科学和文化遗产，才能真正重视掌握这些科学和文化遗产的知识分子。
当我们看到了周恩来主席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每个人都不能不为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深切关怀而受到深深的感动。
毛主席号召我们要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首先是知识分子的一项光荣的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农工民主党担任了团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工作，这些知识分子成员，绝大多数都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医药卫生部门服务。
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了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保证今后一定要更加努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做好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工作，帮助我们的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更积极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积极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不断地提高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下定决心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发展纲要的彻底实现，为争取把自己改造成为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而努力。
其次，对于和平解放台湾问题，我也想谈一下。
我认为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之下，周恩来主席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是适时的，实事求是的。
如果有人以为这只是一句话，值不得重视，那就只能说明这个人在中国历史面前是一个瞎子。
在这里，我要对在台湾的那些对祖国还抱着善良愿望的旧朋友们讲几句话：
我们伟大的祖国，正以巨人般的姿态，勇敢地、大踏步地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大道，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曾有过的景象，也是任何拿旧眼光来看中国问题的人所永远不能了解的。
根据六年来的建设成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社会主义建设必然会得到完全的胜利，任何力量都阻挠不了，不出十年，中国必然以繁荣富强的大国出现于世界舞台。
而你们呢？
请问还有什么前途？
难道还真能打得回来吗？
这简直等于痴人说梦！
作为一个叛徒老死台湾吗？
那是可悲的，也是不可能的。
我奉劝你们，头脑冷静下来，想一下；
想一想过去，想一想现在，也想一想将来，何去何从，道理就很明白了。
在台湾的旧朋友们，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迟早是一定要解放的，祖国人民正在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周恩来主席又宣布了十分宽大的条件，这是你们脱离绝境回到祖国的最好机会了。
希望你们下定决心，莫再迟疑，在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和完成祖国的完全统一的斗争中立下最后的功勋。

周拾禄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衷心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完全同意并拥护四位副主席和陈伯达委员的报告。
我是一个农业科学工作者，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愉快。
这个纲要的提出是必要的、适时的，它指出了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方向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它的内容是确当的，切合实际的，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一定可以提前超额完成的。
我竭诚拥护这一伟大的纲要，并为完成这一纲要给予我们的光荣任务而努力奋斗。
我体会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第6条是四十条里面重要的一条。
从今年开始，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增加到800斤。
我提一点能否完成和如何完成这一任务的意见。
全国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去年丰收的基础上，在北方增加一倍半以上，在南方增加一倍，起初觉得有些困难，后来从四方面分析研究，肯定可以完成。
第1，今年全国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3年之内可以基本上完成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个体经济所不能办的好事现在都能办了。
水旱病虫等自然灾害能以集体的力量进行防治了；
合理轮栽、提高地力等优良技术措施可以全面规划而实施了；
改种高产作物和换用优良品种可以有计划的全面开展了；
积肥、造肥可以有组织的进行而达到增施肥料的目的了。
因此，今后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能大大提高是可以肯定的。
第2，几年来各地都涌现出大批大面积高额丰产的典型事例，这许多先进丰产经验，有的还没有很好的总结出来，有的还停留在小地区小范围内没有推广开来，这是农业科学工作者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必须迅速地把全国各种大面积丰产经验都总结起来，因地制宜的全面推广出去，今年如此，每年如此，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一定会全面不断的提高。
第3，工业和水利等方面对农业生产的支援正在不断增长，必然成为促进农业增产的重要因素。
例如双轮双铧犁和其他新式农具的大量制造供应，可以达到改进耕作技术的要求；
病虫药剂的大量供应，可以及时而有效的防治病虫灾害；
结合国家流域规划，兴修农田水利，减轻了水旱灾害并扩大了灌溉面积，使农业增产得到有力的保证。
第4，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已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起来，正在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正在增设和加强，今后科学技术对农业生产所起的作用一定能逐步加大。
由于这四方面的积极作用，全国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到3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分别增加一倍到一倍半以上是完全可能的。
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是以水稻为主的粮食生产的重要地区，我做水稻工作多年，具体说明一下这一地区的增产潜力和增产可能性。
这一广大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土壤肥沃、灌溉便利，适宜高产作物水稻的生长。
长期以来，形成了以夏季水稻为主的各种耕作制度，也蕴藏着无限的增产潜力。
这一地区的耕作制度，主要有下面几种：
（一）年种水稻二次，冬季休闲或再种一次冬季作物的双季稻区，南部各省多实行此种制度。
（二）夏季种水稻，秋季种晚秋作物，冬季种大小麦或其他冬季作物的一年三熟制，如浙江中部，江苏浦东和成都平原等地方采用此种制度。
（三）夏季种水稻，冬季种大小麦或其他冬季作物的一年二熟制，是长江两岸及以北地区的主要耕作制度。
（四）夏季种一次高产晚熟粳稻，冬季栽培绿肥，确保一季丰产的地区，如江苏松江一带采用此种制度。
（五）夏季种一次早中熟籼稻之后，蓄水沤田或休闲的一年一熟制，如江苏里下河地区和四川许多梯田，因水利关系而用此种办法。
几年来，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都在挖掘增产潜力，改变耕作制度，改进栽培技术，因而获得大面积高额丰产。
例如广东潮汕地区，提高双季稻栽培技术，出现了千斤乡、千斤区和千斤县，个别每亩产量有高达2，000斤以上者；
长江流域单季稻改种了双季稻，一般提高产量200斤以上。
南部各省双季间作稻改种了双季连作稻，一般增产150斤到200斤以上，无论单季改双季、间作改连作，每亩产量1，000斤以上是很普遍的；
江苏中部里下河地区一熟沤水田改为稻麦两熟田，多收一季，小麦单产200斤，还提高了水稻产量；
江苏20多万亩旱地改为水稻田，平均每亩增产粮食250斤；
四川万县引种银坊粳稻，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到700斤。
举出这几个例子，可以说明单是水稻一种作物，进行了单季改双季、间作改连作、籼稻改粳稻、旱地改水田、一熟沤水田改两熟稻麦田等耕作制度的改革，就大大提高了产量，再加上其他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秋冬季作物的产量，粮食每亩年产量提高到1，000斤以上不是很困难的。
亦就是说，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增加到800斤，是可以争取提早并超额完成的。
为着高产地区迅速扩大并不断提高产量，低产地区变成高产地区并使产量步步提高，农业科学工作者必须急起直追，加强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工作，使科学技术能在农业生产中起更大的作用。
高级科学技术人员的责任特别重大，对自我改造的要求应该是更高更迫切，我认识到为了做好科学研究工作，首先要克服3个缺点：
第1，坚决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我在这方面犯了严重错误，例如江苏金山县几年来做双季稻栽培试验，我从来没有重视这一工作，认为该地区不必种双季稻，结果不会太好，而去年已试种成功，产量达1，000斤以上；
安徽沿江地区要试种双季稻，我认为希望不大，没有积极支持，而去年已大面积试种成功，像这种右倾保守思想不打破，是不能做好科学研究工作的。
第2，坚决克服重理论、轻实践、不重视农民群众生产经验的思想，一定要虚心地向农民群众学习。
像我过去徒凭一点旧知识、旧经验，不了解情况，不结合实际，坐在家里领导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或农业生产工作，当然落后于形势发展。
第3，坚决克服骄傲自大、自以为是的思想作风。
我的自满情绪是很严重的，看见自己的优点看不见缺点，看见别人的缺点看不见优点，主观片面的处理问题，以非科学的方法做科学工作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例如对革命老干部，只看见文化科学水平不高的一方面，而不看见政治思想水平高的一方面，不能虚心向他们学习来改进自己的工作，这是科学工作的大敌人，一定要努力克服。
最后，我坚决表示：
为着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及其带来的农业生产高潮，一定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加强自我改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做好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提前超额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给予我们的光荣任务，并努力促使中国的科学技术迅速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屠宝琦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列席同志：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郭沫若副主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董必武副主席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报告、陈伯达委员关于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
我是一个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者，6年来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经常的政治学习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反、三反、思想改造、肃反等），在政治觉悟上虽有一定的提高，但是拿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对我的要求来衡量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在全国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蓬勃开展后，这个距离表现得更明显了。
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来到，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必然规律。
随着高潮的来到，一定要对各方面有许多新的要求，在医药卫生方面来讲，在农村中已提出要求消灭危害最大的寄生虫病（血吸虫病、血丝虫病等），来保障农民的身体健康，使能积极地参加农业生产。
在工业方面因为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蓬勃开展，促进了它的迅速发展，亦必然要提出需要更多的医药卫生干部的要求。
我们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者，应当担负起这方面的任务，来培养大批合乎规格的高级医药卫生干部，并对寄生虫病（血吸虫病等）及传染病（脑炎等）的预防和治疗方面研究出更有效的方法。
各方面对我们的要求这样迫切，但是全国的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人数一时不能大量的增加，要完成这个任务，只有发挥每个人的一切潜在力量。
至于如何发挥呢？
据我的意见，知识分子应当在党的领导下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继续不断的提高政治水平，使能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如何使知识分子能够体会到政治必须与业务相结合，才能发挥他们工作的最大力量。
例如倘使能理解社会主义体系国家的科学是辩证唯物的，辩证唯物的特点是有阶级性的，就是科学应当为无产阶级服务，而不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必须揭露和批判反动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学说，亦必须告诉学生，科学是为人民谋幸福服务的，不是为资本家和战争贩子服务的。
另一方面，还须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拿我所担任的微生物学教研组来讲，讲课时应当介绍我国古代和现代在微生物学上的成就，解放后新中国对预防霍乱、鼠疫、天花、麻疹、初生儿破伤风、花柳病等疾病的伟大胜利。
其他亦要注意学生的身体健康，并养成他们尊敬师长、爱护公物、节约等的优良品质。
换句话来讲，要培养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材，这样的人材，才合乎国家的需要。
我们拿去年的肃反来看，许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中发现不少在政治上有问题的，甚至有的是反革命分子，这是与我们过去对于学生的教育，只管业务而不管政治有关，应当负相当的责任。
其次，需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研究方针要结合实际，但亦不能说理论方面完全不要研究，因此，我们首先要响应国家进行农业合作化中对我们医药卫生工作者的要求，就是要完成血吸虫病、血丝虫病等防治方法的改进研究工作，同时亦应当协助其他生产单位解决一些困难问题，例如我的教研组曾协助浙江的花纱布公司解决棉布防霉问题，协助水产局防治青草鱼的细菌性胃肠炎等。
倘使你能够经常做到政治与业务相结合时，对于向苏联的学习，亦会出于自发的要求了。
根据以上几点来提高我们的工作力量，是否得当，请予批评和指正。
最后敬祝各位委员、各位列席同志身体健康。

李四光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请允许我，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对周总理和郭院长的报告表示衷心的拥护。
大家都知道，远在我国大陆全部解放以前，毛主席早已昭示：
知识分子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起来，在中国人民伟大革命事业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几十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也证明了：
当知识分子是和工农群众一道，为革命事业奋勇前进的时候，我们就有了革命高潮；
反过来说，当知识分子徘徊不前，或是落后于革命的工农群众的时候，革命事业就受到了损失。
很明显，今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知识分子、特别是科学技术界的知识分子的要求，一定比过去任何时期来得更加广泛、更加迫切、更加严格。
为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一定的时期，把我们的科学技术提到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就必须根据当前实际情况所提出的要求，来作好准备工作。
首先是对科学家们的要求。
这里主要是有关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问题。
有人认为：
“三反”“五反”以后，已经搞过一个时期的思想改造，自己估计起来，即使改造得不太好，也就差不太多了。
今天又要搞改造，是不是浪费时间、妨碍业务呢。
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历史的车轮在不断地飞转前进。
在今天的水平上被认为是过得去的事情，到了明天，可能就过不去了。
这就说明，只有继续不断地自我改造，才能不落后于时代。
况且像我这样从旧社会里脱身出来的知识分子，自问究竟是否完全摆脱了旧时代一切不好的习惯呢？
这里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记得在一次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总理曾经以尊重知识分子的口气，恳切地指出了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就是自负。
后来我们在努力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才检查出来，所谓自负者，就是背着一大堆大大小小的包袱，其中最沉重而且最可怕的一个就是从旧社会里带来的“自我”。
大家知道，这个自我最恶劣的表现，就是自高自大和自由散漫。
像我这样一个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就更容易陷落到自由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
这个自我，就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最大敌人之一。
它可以用千变万化的形式，在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作蛊作怪。
只有我们自己提高警惕，随时随地把它打垮，才能最后把它消灭干净。
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放任这样一个敌人在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中兴风作浪，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加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队伍？
也许还有人认为：
改变自己来适应时代的要求，在今天确有必要，但是如果把这种“改变”说成是“改造”，总觉得我是一块废铜烂铁，需要回炉见火，那就不是味道了。
这也完全是一种误解。
在我们中间，想来有不少的人还记得，“改造”这个名词，是和“解放”那个名词有关的。
为什么一提到解放就笑容满面，而一提到改造就要皱起眉头来呢？
这难道不是一种偏见吗？
我认为改造就是思想解放，也就是把我们的思想从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从心所欲，得到思想上的自由。
我们如果不喜欢“改造”这个名词，我想无妨在它下面加一个小注：
“改造就是修养”。
今天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修养方法，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也是极其便利的，这就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
经过在这一方面初步的学习，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同意，不一定要等到年纪70，才能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
如果不说“改造有了成就”，而说“有了马列主义的修养”，不喜欢“改造”这个名词的朋友们也该可以皆大欢喜了吧。
有些年长的朋友们认为：
自己老了，不如青年人那样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及时跟着时代前进，只要自己问心无愧，老老实实地搞好日常工作，也就对得起国家和人民，为什么要做得那么时髦呢？
这种想法也不完全正确。
当我们向年长的先进朋友们学习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体会到由于他们自己的努力，光荣地获得了党的赞许，以致连我们老一辈的人，大家也都从党对我们的关怀中得到无限温暖的时候；
还有，当我们向某些俄罗斯伟大的科学家们学习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体会到他们为先进的苏维埃科学开辟了道路、作出了辉煌的贡献的时候，在今天，我们老一辈的人们是没有理由妄自菲薄的。
其次，是科学家们提出的要求。
科学研究工作是一种极其细致的工作，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首先要有充分的时间、必要的设备和宁静的环境，才能希望达到深入的程度。
这些，政府已经考虑到，并且正在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保证实现。
我完全拥护这种政策。
此外，我想在此值得提出的还有以下几点。
第1、我们要认识到：
科学研究机构不是学校，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开大规模的训练班；
它也不是工厂，因此，不可能、也不应该从事大规模的生产。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前辈的科学家们完成今天国家十分迫切地要求他们培养新生力量的任务呢？
在要求他们对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不要松劲的这个必要条件下，那就只有采取带徒弟的方式。
而他在一个时间内所能带的徒弟的数量，是要取决于他所指导的工作的性质和他所能够挖掘的潜力的。
在这里我们当然不应该放松，但也不能过于勉强。
第2、在学习苏联和世界各国先进科学的同时，必须大力地鼓励我国科学家们自己的创造性发明和发现；
因为我们可以说，没有创造就没有科学。
如果考虑到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要求和我国历史的优越传统和地理的特殊优良条件，在中央指定的期间，我们中国科学，在某些部门甚至超过国际先进的水平，是完全可能的。
第3、科学的进步是与学术论争的开展分不开的。
为了保证论争健康的发展，必须创造一种气氛，培养严肃的态度，来展开讨论。
否则，可能徒然造成思想混乱，而对推动学术思想的进展，没有好处。
第4、要培养和睦切磋的精神建立适当的制度，来保证各级科学家在共同从事一项科学研究工作中，彼此间的协调和协作。
领导研究工作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机械的，而应该是辩证的。
就是说，领导者不应该摆起权威的架子，以“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态度，来呆板地指示被领导者去工作，借以仅仅解决领导者所企图解决的问题；
而应该让被领导者在从事于交给他的工作中，运用他自己的智慧去发现问题，用他自己的能力和经验去解决问题。
在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就应该去请教领导者。
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就必须鼓励师弟之间就具体问题展开讨论。
这样，才能发挥师弟之间相互学习这一原则的优越性，也才能启发每一个人的创造性。
第5、必须建立一种制度，来保证每一个参加某项集体研究工作的人，对他的劳动成果得到适当的表现。
这不仅可以鼓励低一级的科学工作者前进，并且可以加强每一个人对他自己所作的那一部分工作的责任心。
第6、为了利用当前国际有利的形势来迅速提高我国的科学水平，我们必须抓紧机会，使比较成熟的科学家和国外先进的科学家们互相交往。
从促进我国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不应该把这种国际交往仅仅当作一种政治任务看待，而必须同时从吸收国际先进经验的观点来作适当的安排。
必须强调的是：
参加这类活动的科学家越少担任行政或组织工作越好。
上面所提的不过是几点显而易见的要求。
当然，为了争取在最近期间赶上国际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还有不少具体问题需要加以解决，也必须解决这一类的问题，才能创造提高科学水平的有利条件。
我相信，在党和毛主席的深切关怀和正确领导下，通过我们的科学战士们一致的努力，这次向科学的大进军，也和中国人民过去各个战线上获得了辉煌战果一样，在预定期间，一定会取得具有决定性的胜利。

王竹泉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和各位首长的报告。
我是一个地质科学工作者，从1916年从事于地质矿产的调查工作，截至现在整40年。
过去在旧社会反动政府统治时代，地质工作一直被轻视，当作“冷门”听其自流。
在学校学习地质的学生，毕业就失业，偶有一、二学生幸运的进入地质机关，一切生活困难重重。
过去的所谓地质工作，只不过有限的几个人，凭借着一把铁锤一个罗盘，在深山峻岭奔跑，工作条件很坏，得不到任何支持。
解放后由于党和毛主席以及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及苏联专家大公无私的帮助，地质勘探工作，乃得空前规模的发展。
勘探工作量在逐年上涨，勘探队伍在迅速壮大，新生力量在不断的成长，工作质量在不断的提高和改进。
单就煤矿地质来说，如将各年完成的勘探工作量以1953年为100％加以比较，则岩心钻探1954年为115％，1955年为176％，1956年预计完成为238％，较之1953年增加一倍还多。
从获得煤炭的工业建井储量数字来看，以1953年为准，1954年增加了75％，1955年较1953年增长125％，1956年预计较1953年增长132％以上。
如以平均建设年产60万吨的矿井计，则1956年所获得的储量，就可供建设133对。
这几年来的地质勘探成果，基本上保证了煤炭工业基本建设的设计建井要求，并为今后准备了一定的地质资料。
这样的发展规模，只是在新中国，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才能成为现实。
为了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满足日益高涨的国民经济对煤炭需要量的增长，地质勘探工作还必须更进一步扩大规模，朝着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道路迈进。
根据国家最近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高潮到来的新形势，煤炭工业部决定要争取在最短的时期内，实现煤田地质勘探的普查、详查、精查工作，分别较矿井建设提早3年、5年和10年的要求，以正确可靠的地质资料来保证国家建设顺利进行。
最近我们还打算拟定更远大的计划，准备在第2个五年计划之内，即1962年以前，将全国所有的煤田普查完毕，要求C1级储量达到30％以上，基本探清煤质牌号，确定各种煤的工业用途及其地理分布。
完成了此项工作，我们便有了丰富的地质矿产资料，对国家资源有了深刻的了解，国家可以根据可靠的资料来选择合理的工业发展基地，制定煤炭工业的长远发展计划。
同时对冶金工业和人造石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基础。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尤其是工业建设，地质勘探工作是一支先锋队，任务是极其繁重的，但是由于原有地质工作基础薄弱，力量不足。
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地质工作人员，高度发挥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百倍热情的努力工作，保证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虚心的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认真执行专家建议，积极培养新生力量，把地质勘探工作向前大大的推进一步，为国家勘探出更多的资源，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贡献出最大的力量。
我决心这样做，希望所有的地质工作者也这样做，大家共同努力，来建设幸福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

祜巴勐的发言
亲爱的委员同志们：
我在宗教里当祜巴勐，有政府关心和照顾，我的生活和学习各方面都很好。
在西双版纳内的佛寺，有438所，戒坛有48所。
西双版纳的比丘和尚们，也都遵守和学习宗教里的纪律。
现在他们都是自由的信仰自己的宗教。
他们很喜欢学习汉文、傣文。
到学习汉文的时间，他们就去学汉文。
放学后，他们就回到佛寺。
两方面他们遵守得很好。
他们学好了汉文和傣文后，他们愿意出去参加工作。
佛教里也准许他们参加工作去。
过去，他们的文化水平很低，什么也不懂。
经过几年来的学习，他们学会了很多东西。
过去没有见过的东西，现在他们亲眼见到了。
自从有了党和毛主席，宗教里的一切都是同样的完全保存着，让我们自己自由的信仰。
这点，也就说明了宪法上的“宗教信仰自由”。
党和毛主席让各族人民自由地信仰自己的宗教。
我们宗教里的比丘和尚，现在他们学习汉文和傣文，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如果没有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各族人民决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现在我能在大会上发言，也是与党和毛主席分不开的。
现在我感到很兴奋，很光荣！
我回去后，要尽我的能力协助政府宣传，使社会主义社会早日到来！

袁鹤侪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听到周总理的政治报告非常兴奋。
报告中指出，关于国际方面，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在建设中所获得的辉煌成就，和一贯坚持的和平共处政策赢得了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广泛欢迎和支持。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同一切愿意保持和平的国家之间的友谊关系，也日益发展。
而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所执行的政策，却遭受到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日益坚强的反抗，使他们在世界上处于日益孤立的地位。
在国内方面，全国人民奔向社会主义，到处都出现一片欢欣鼓舞的景象。
全国农户已有60％以上响应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实行农业合作化，掀起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
全国手工业的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也跟着进到高潮。
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重庆、武汉、广州各大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手工业的合作化和整个郊区农业的合作化，已经继续实现。
我国发展第1个五年计划的第3年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
从事实看来，可以说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是飞跃猛进的，随着工业、农业以及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发展，还须适应的发展卫生医疗事业。
卫生事业是五年计划的组成部分。
发展医疗事业，是提高人民生活福利的要项，也是配合经济建设的进行和保证劳动人民的健康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解放六年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重视下，卫生医疗方面，已有了相当的进展。
近三年来，祖国医学的提倡，中西医学术的交流，中医研究院的成立以及医院的扩建等等，都有很大的成就。
但是，由于我国过去长期受着帝国主义和反动的封建势力的统治，使我们科学技术未能很好的发展，虽然在解放后有了很大的进展和提高，一般的技术水平，还感觉不够，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干部，还在少数，尤其在卫生人员的数量方面，远远赶不上目前社会主义高潮的需要。
因之，一方面急须大量培养新的医务人员和提高现有的医务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把我们卫生队伍充实起来，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
另一方面，发扬祖国医学不是保守的，是要我们中西医紧密的携起手来，把中西医学的理论和临床经验贯彻成为有体有用而崭新的中国医学。
毛主席说过：
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这是说明了人身的健康，是学习、工作的基本条件，必须把卫生事业搞好，才能完成目前的重要任务，才能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发展，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和愿望，才能维护人民的健康，加强社会主义发展的力量，社会主义社会的远景，才能在第3个五年计划之内超额完成而早日实现。

陈其尤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集中地表现了：
我国一年多来和平外交政策获得了进一步的成就，目前国际局势走向和缓的总趋势，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在国内，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将在今年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运动和私营工商业转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作都有突飞猛进的开展，整个形势是“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最近“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提出，更给我们画出了农业发展的伟大远景，“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
这一切，实在令人太兴奋了。
请允许我代表中国致公党全体成员对周主席的政治报告表示衷心的拥护，并号召全体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的领导下，以实际的行动为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董必武副主席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报告，说明了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罪恶行为是到了如何猖狂的程度，我们任何麻痹思想都会招致不可估计的损失。
以致公党来说，在这一次肃反运动中所揭发的反革命分子都是在解放前罪行累累、解放后仍继续其罪恶的破坏行为的。
事实极明显地告诉我们：
必须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然后才能保卫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完全拥护这一报告，并愿为贯彻这一运动而努力。
我们完全同意李济深副主席的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郭沫若副主席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陈叔通副主席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陈伯达委员的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
我国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真诚地期望有持久和平的环境，以便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伟业。
但是美国帝国主义集团却不容许我们有这样的期望，保持和不断制造着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阻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进展，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最近更猖狂地叫嚣着所谓“战争边缘”的恐吓和讹诈政策，企图使中国人民屈服，承认美国所一手制造的所谓“两个中国”，并任其继续利用蒋介石集团进行颠覆性的活动，这是我们所绝不能容许的。
我完全拥护周主席的声明和号召，“我们决不允许任何第三者来干涉我国这个内部事务”，并须“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当全国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为了不使我们的工作远落于客观形势的后面，为了使我们全体成员投入这一高潮，我们必须百倍努力，有规划地展开业务，加强对海外华侨的宣传与联系，及时和有效地报道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及侨乡的新面貌，并深入对归侨、侨眷的服务工作，扩大与巩固华侨爱国主义统一战线。
同时，由于我国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不足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急速发展的要求，我们热烈拥护政府大力动员与培养知识分子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规划，并号召致公党成员中的知识分子和所联系的高级知识分子响应政府的号召，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积极进行自我改造，把自己改造成为更有用之材，以适应社会客观形势的要求，在祖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大进军中尽量贡献其所有的智慧与能力。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不断地进行其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劳动的结果，同时，也是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无私的援助分不开的。
我们衷心地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我们伟大的盟邦苏联和所有的兄弟国家。
我们有决心与全国人民在一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前进。

一个讲究卫生的乡村
编辑同志：
云南省寻甸县中桥乡去年实现了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以后，在卫生工作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
现在全乡有9个农业社联合成立了6个卫生室，有16名保健员和两名接生员。
这些保健员都能掌握常用成药的用法，及时为农民们治疗一般的疾病；
接生员除了积极推行新法接生以外，还经常向孕妇进行卫生教育。
由于农民们认识了只有身体好才能搞好生产，因此他们养成了讲究卫生的习惯。
全乡9个农业社从去年08月到12月就清除了3，140挑垃圾、9，241挑杂草，扑灭了苍蝇约500市斤，捕捉老鼠1，644只。
此外，他们还新挖了15个厕所，整修了62个厕所，疏通了112条阴沟，淘了4个水井。
太阳升农业社的社员们每7天对公共环境进行一次清洁大扫除，每两个月洗一次被子，还经常洗手洗脚和换洗衣服。
第12农业社的卫生委员余朝宽带动大家把全部厕所加了盖，改变了旧的积肥的习惯。
最近，中桥乡对卫生工作作出了全面规划，决定在今年要做到乡里的全部厕所加盖，水井加井栏，并且使用公共水桶；
要做到人畜分居；
要成立三个医疗保健站，以便预防和及时扑灭传染病。
黎曙

不接待人民的“人民接待室”
编辑同志：
在四川省江津专员公署人民接待室的意见簿里，来访者写上了这样的意见：
“接待室空无一人。”
“接待室似无专人负责，以致来访者无处接洽。”
“接待室不仅应该有房子，还应该有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
“接待室有名无实；
人在哪里？
找谁联系？”
群众对接待室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江津专署人民接待室的确是一个无人负责的接待室。
由于这个专署的领导人对接待室工作的重要意义缺乏认识，因此就没有配备负责接待室工作的专职干部，而只派了一个公务员去管理接待室；
加上领导方面对公务员教育又差，公务员对工作不安心，以致来访的群众就经常找不着人。
这种情况所造成的结果是：
很多来访者急需解决的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如江北县百货公司乌传青同志因公来专署，在接待室等了一个钟头，他在意见簿上写道：
“因公联系工作，在接待室等了一个钟头，竟无人接洽，浪费了时间，影响了工作……。”
成都市劳动局张仲清同志也提出了同样的批评。
来访者热情地希望江津专署很快地改进接待室的工作。
意见簿里写道：
“应该建立一些必要的制度”，“意见簿上的意见请专署领导同志经常检查”，“希望虚心接受群众意见，改进工作”，“决不要再犯官僚主义……好好做人民的勤务员！”
对于这些宝贵的意见，江津专署并没有作任何答复；
可能，专署的领导人根本没有看接待室的意见簿。
　
琪书

不要把碎玻璃等丢在厕所里
编辑同志：
去年，我村贫农阳梁文在田里干活的时候，被一块玻璃片刺伤了脚，后来伤口化了脓，到县人民医院开刀治疗，歇了一个多月才好。
邻村贫农王见君，在田里生产的时候，也被一块废铁片划伤了脚，歇了十多天才能下地生产。
这些碎玻璃片和废铁片，都是从城里各机关的粪便中带来的。
因此，我希望城市居民和职工同志，不要把碎玻璃片、碎碗片和铁片等丢在厕所里，以免农民使用城市粪便下地时发生意外。
江西省萍乡县略下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
王见钦

不许滥宰耕牛
编辑同志：
重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直属辽宁五龙金矿从1955年07月以来不断宰杀耕牛。
仅在1955年11月中旬到12月28日的40天中，这个矿就宰了耕牛26头，其中有不少还是母牛和幼牛。
对于这个矿大量宰杀耕牛的错误，矿长杨见远应该负很大责任。
他曾在职工大会上向大家号召：
现在牛这样贱，为什么不去买牛来杀了吃呢？
他本人就带头杀了三头耕牛。
于是，矿上的伙食部门和职工家属也跟着买牛来宰杀。
耕牛是目前农业生产上的主要动力之一。
1955年12月30日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防止滥宰耕牛和保护发展耕牛的指示。
五龙金矿矿长杨见远为了贪图小利提倡宰杀耕牛的行为令人难以容忍，上级领导机关应该对这件事作严肃的处理。
任广建　赵廷材

为祖国培育森林的老人
编辑同志：
在河南省林县东冶村，住着一位一心一意为祖国培育森林的老人。
这位老人就是曾经出席1950年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植树能手——共产党员石玉殿。
石玉殿今年62岁了，为了绿化祖国的大地，他仍像年青人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石玉殿在自己的土地上和在荒山上开辟的四亩多地的苗圃，几年来培育出三百多万株树苗，这些树苗都无代价地分送给各村造林。
他对嫁接果树的工作也付出了很多辛勤的劳动。
在东冶村附近满山遍野是柿树、桃树和杏树，其中有三万多株是石玉殿接活的。
近二年来，他又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试验，在桑树上嫁接烟台梨树的枝梢，在柿树上嫁接葡萄藤，在柳树上嫁接桃枝……；
几年以后，许多果树在他的培育下，将会结出新的果实来。
石玉殿在植树造林的工作中还注意了发挥群众的力量。
东冶村有五千多亩光秃秃的荒山。
当石玉殿开始提出要在荒山上造林的意见的时候，村里大部分人都没有信心。
有人说：
“地里活还忙不过来，还到石头板上栽树去白费工！”
石玉殿在党组织的支持下，就到处向群众宣传植树造林的好处和办法。
在群众接受他的宣传以后，当地就出现了植树造林的热潮。
现在，东冶村已经有四千亩荒山上长满了茁壮的洋槐、橡树和各种果树。
从任村区通向东冶村去的小河两岸，也出现了一行长达13里的林带。
河南省林业局　魏庆之　郑临泉

人民不需要质量低劣的商品
编辑同志：
辽宁省百货公司从1955年起担负了对省内各国营和地方国营工厂的26种主要百货商品的生产安排和包销、订货工作。
从这一年的情况来看，商品质量下降的情况是十分普遍的。
质量下降的结果是：
一方面消费者买不到可心的东西，另一方面商业部门和生产部门商品大量积压。
如1955年辽宁省百货公司系统库存商品积压总值约5，000多万元。
若干商品由于质量低劣，库存积压数量急剧上升，如以百货公司收购部门几种主要商品的年末库存同年初库存相比较，胶鞋上升了80％左右，玻璃上升了两倍以上，搪瓷口杯上升了5倍多，香皂上升了8倍，搪瓷面盆上升了56倍。
今年第1季度各地要货减少了。
而提出要求退货的情况则不断发生。
下面是商品质量下降的一些例子：
安东橡胶厂生产的力士鞋，铁眼长锈，胶浆子糊污了鞋帮，鞋面针码很稀，线头子很长；
因此，只沈阳百货批发站就积压15万多双。
营口火柴厂生产的鸽球牌火柴，经常掉头，有时候划几根也不着火，有时候一划就放炮。
有一个名叫冯金明的用户，在划火柴的时候把脸都炸肿了。
因此，农民管它叫“白扔牌”火柴。
庄河县桂云花村供销合作社试用一包，能用的只有一小半。
这种火柴规定每盒装80根，实际上只有60几根。
大连珐琅厂生产的搪瓷面盆，口径不圆，轮瓷不均，自然脱瓷，喷花不清楚，质量要比上海的产品低两个等级。
营口针织厂生产的袜子，花色陈旧，脚脖肥大，下水后掉色，抽得又粗又短。
这个工厂生产的绒衣裤，合同规定的副次率只3％，但是第1季度的开襟绒衣、开口绒裤的副次率竟达到24.5％；
百货公司提出意见以后，情况并没有改善，9、10月份绒衣副次率仍在21.4％以上。
最近，这个厂生产的绒衣有38种重量不足，有的竟比规定的重量减轻了20％以上。
百货公司提出意见，他们还说：
“针织品不是猪肉，不是靠重量卖钱的。”
安东日用化学厂生产的一种“群力”香皂，在包装纸上喷上香水，冒充香味浓郁的高级香皂，实际上却是质次价高。
消费者使用后很不满意，百货公司进的货都大量积压下来。
1956年到来了。
为了适应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要求，希望辽宁省工业领导机关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督促所属工厂改进工作，提高产品质量！
曾泰仓

修起了一条康庄大道
编辑同志：
过去，江苏省常熟县大同乡通往附近集镇的道路都跟田塍一样地弯弯曲曲，高低不平；
每逢下雨天，路更烂得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1955年秋天，大同乡合作化了。
全乡2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扩大了生产投资，计划要买大量的农具和化学肥料。
但是，在这样的路上，怎么能及时地把东西运进来呢？
大家都为这个问题感到发愁。
就在这个时候，党支部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其中提到了修桥补路这一条。
大家都高兴得跳起来。
在党支部领导下，全乡农民讨论了修路问题。
1955年12月，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骨干，全乡1，400多人用一天半时间就修好一条四里多长、九尺宽的康庄大道。
路面上还铺上了三寸厚的煤屑。
等到开春，沿路将要种上2，000棵梧桐树。
如今，大同乡的人们不再害怕出门了。
乡里的干部到县里、区里开会，已经可以骑上脚踏车在大路上疾驰。
四村第三社社员金金生高兴地说：
“拖拉机不久就会从这条路上开到我们村里来。”
熊煌

应该生产质量优良的新闻纸
（一）
编辑同志：
“安徽日报”在改为横排以后，字体放大了，图片增多了。
读者对报纸这种改进表示欢迎，但是他们又提出了一个意见：
为什么报上的图片总是印得模糊不清，成了“黑板报”呢？
起先，我们以为这是制版、印刷上的问题，曾经在这些方面努力加以改进。
但是事实证明，我们制出的铜版并不坏，印刷条件也不错；
问题在于纸张质量不好。
在同样的印刷条件下，用苏联的新闻用纸印的画刊画面就很清楚，但是用某些国产纸印的图片就模糊不清。
的确，有一部分国产纸的质量是比较差的，像我们印刷厂里用的嘉兴“利用厂”出产的新闻用纸就太薄，而且吸墨性能差；
广东造纸厂出产的新闻用纸纸面粗糙而欠光彩，厚薄又不均匀。
我们查看了江苏“新华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浙江日报”和“福建日报”，它们报纸上的图片也有同样的毛病。
为了改变这种现象，我们除了进一步改进印刷技术以外，还要求各国营、公私合营造纸厂的职工，努力改进造纸技术，提高产品质量，生产更多、更好、更便宜的新闻用纸供给报社。
让报社印出更多的印刷清晰、内容新颖、形式活泼的报纸，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安徽日报
（二）
编辑同志：
我们是“云南青年报”社的工作人员。
我们要揭发云丰造纸厂产品质量低劣的严重情形。
按照国家的规定，为了避免长途运输，统筹生产，云南省的报纸都应该用云丰造纸厂出产的“云丰新闻纸”。
但是，用“云丰新闻纸”印出来的报纸，字体模糊，看不清楚。
读者意见很多。
因此，我们的报纸平常不大敢用照片，虽然新华社经常寄给我们很多很好的照片；
每逢节日要出画刊，就不得不忍痛拿出双倍的钱到市场上去买重庆的新闻纸。
最近“云南日报”改用轮转机印刷，由于云丰造纸厂造不出卷筒纸，因此就改用四川六○二造纸厂的卷筒纸。
四川六○二造纸厂的产品过去质量也很坏，同“云丰新闻纸”差不多，但是近来改进很大，“云南日报”的印刷质量就很好。
为什么云丰造纸厂对产品质量却一直不加改进呢？
刘增羽　林烛平

建立中日两国青年的友谊联系
编者按：
去年12月11日本报“读者来信专页”发表了日本青年早濑笙子的来信，她希望同中国的青年建立友谊的联系。
早濑笙子这一友好的愿望，在中日两国青年中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我国各地许多青年给早濑笙子写去了友好的信，有的还寄去了照片、美术图片、邮票和书刊等。
日本“朝日新闻”在1月06日报道说：
“中国朋友的信蜂涌而来。”
同日，“每日新闻”写道：
“一个少女要和中国朋友友好的愿望实现了，中国青年男女一下子就给她寄来了200多封信”。
“产经时事”报认为：
这些年轻人们之间表示愿意“携手相好”的信，“引起了国际友好关系问题上一个愉快的话题”。
日本“太阳写真新闻”在1月07日以整个第1版的篇幅，刊登了早濑笙子和中国青年朋友们互相通信情况的照片。
早濑笙子并收到日本全国各地许多青年的鼓励信。
希望同中国青年朋友们建立友好的通信联系的日本青年也越来越多了。
现在把早濑笙子的母亲写来的介绍早濑笙子接到回信的情况的来信和另几位日本青年给本报编者来信的译文，摘要发表在下面。
另外，还有白石阳子（日本茨城县高萩市小櫻町1773）、武田和夫（北海道夕张郡栗山町立栗山中学）、菊池孝次（东京中野区上原町27番地）等也来信希望同中国青年学生通讯。
这些来信因篇幅关系未能刊出。
早濑笙子的母亲的来信人民日报社：
笙子最近因为要参加日本全国滑雪大会，到山中练习去了。
她正在专心努力，争取在今年的全国大会上取得优胜。
我（笙子的母亲）代表笙子向你们致谢意，并报告笙子的信发表后在日本的反应。
去年12月20日前后起，笙子就开始收到充满真诚友谊的来信，她也就写出复信。
接着，每天的来信多达三、四十封，现在已经超过200封了。
复信写不完，我们一家都帮着她复信。
虽然免不了要复迟了，但我们将努力答谢来信者的厚意。
贵国青年的真诚友谊感动了我们。
我们不把使用同样文字、流着同样血液的人当作距离遥远的异国人看待，真心希望大家友好地相互携手前进。
新年，报纸和电台（日本广播协会）就把我们的情况向日本全国报道了，因而来自全国各地的鼓励信和好朋友们的、同志们的信堆积如山，我们想一定要使这些人们的希望得到满足。
这次中国青年的真诚友谊，在日本全国掀起了巨浪，这将会形成一个大运动。
我相信，日中两国青年达到能交友的日子，也一定不会远。
早濑安子（译音）
理崎昭治、佐藤瑛郎、
小山卓弥等的来信
日本茨城县行方郡井上局区内理崎昭治的来信：
我给您写这封信，是出于这样一个衷心愿望：
想用笔来加深我们和贵国人民的友情。
我们的国家是平均每一平方公里住着240人的小国。
现在我们感到是在地球东方的边涯上孤立着。
正如您所知道的，日本是世界进入原子能时代之后，遭受恶魔一样的原子弹的轰炸、牺牲了几十万人的唯一的国家，因而我们更加深切地知道，和平与友谊在这个地球上是多么重要的东西。
最近，我意识到，不管是谁、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用友谊的通信和世界各国的朋友加强亲密的联系，是有助于和平的。
我想，友谊的手编成网，总有一天会使世界不再有战争。
我们日本人的祖先，很早以来就和贵国人民亲密地来往。
我们生着同样的眼睛、同样的头发、同样的皮肤，是同样的人种。
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我们不能互相交往呢？
中国的朋友们，为了和平，我们交换友谊的信件吧！
即便你们寄来几万封信，我也一定写回信。
如果我一个人来不及写，日本的青少年们也一定会给你们写的。
日本仙台市市立五桥中学佐藤瑛郎的来信：
我是仙台市五桥中学的二年级学生。
五桥中学在全国合唱比赛中获得了优胜。
我就要升为三年级生，准备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因而忙起来。
我的家庭共6人。
我父亲在1950年为东北配电公司解雇，最近正在斗争中的九州地方曾被配电公司解雇的人，已有50名复职。
我父亲说，仙台的被配电公司解雇的人，说不定那天也要复职的。
我母亲太胖，身体不很好。
我哥哥是高等学校二年级生。
我还有两个弟弟。
我很想详细地知道中国的情况，可是这非常困难。
我想同中国的朋友通信。
（写信请用英文或日文）
日本山形县米沢市东町829番地小山卓弥的来信：
我是在工业高等学校学电气的学生。
我在1953年乘第1次日侨回国船“高砂丸”回到日本。
我在中国的时候，在中国小学读过四年书，和中国的朋友们相处很好。
到现在我的脑子中仍然留着我对那些朋友们的回忆。
姚建国、张建中是我最好的朋友，佟小惠、王兰凤、叶兰香都是我的朋友，他们都是我在甘肃省天水市铁路小学时的同学。
而且，我深深地感谢那许多老师对我的照顾，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那里。
我希望和中国的朋友们通信，通过这个机会和中国人交朋友。
我认为这就是我在中国学习的“全世界人民是一家”的精神。
让我们把它作为目标而奋斗吧！
日本大坂市福岛区玉川町四丁目97番
地泽山辉彦的来信：
我是一个16岁的男孩子，现在高等学校读书。
我爱好收集邮票。
可是，直到今天，我却连一张贵国的邮票都没有。
虽然本地的邮票商人也出售贵国的美丽的大邮票，但都是没有用过的，而且4张或5张一套一套地卖，价钱很贵。
我家中8口人，我和我哥哥、妹妹在校读书。
家中每月给我学费1，000日圆，此外不再给多少钱了。
我姊姊把她的劳动所得每月给我一点（200日圆），我把它节省下来买邮票作为乐事。
可是，贵国的邮票在这里大抵要150到200日圆才能买一套。
我国的临时雇工，每日工资一般是250到300日圆上下，比较起来，贵国的邮票价格就相当高了。
我想，贵国也许有愿意以用过的邮票和我的邮票交换的人吧。
我还想，在交换邮票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互相交换关于生活方面等的意见，从而结成两国人民深厚的友谊，促进相互之间的了解。

批评建议的反应
农产品采购部来信：
01月08日“读者来信专页”发表了国营上海卷烟一厂供销科的来信，反映不少烟叶中经常混有杂物，这种情况是真实的。
中国专卖公司已经指示各地烟叶验收人员严格执行国家等级标准，贯彻优级优价政策，并建立责任制度以保证质量规格，凡不适合烟厂使用的烟叶一律不准外调。
财政部预算司来信：
01月15日“读者来信专页”发表了“紧急文件在抽屉里睡觉”的批评信件以后，我们立即责成地方预算科进行检查。
经办这件文件的韩璧同志已经作了书面检讨。
我们今后当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并且认真改进处理公文的工作。
1955年12月11日“读者来信专页”发表了“如入无人之境”的批评信后，安新县公安局已来信作了检讨，并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措施。
1955年12月25日“读者来信专页”揭发了锦州铁路管理局（原批评信误为吉林铁路管理局）郑家屯工务段养路工长高占武糟蹋国家财产的错误行为以后，郑家屯工段已经来信答复，并决定给高占武以降职处分。
中共广西宜山地方监察委员会来信：
1955年11月21日“读者来信专页”发表了批评中共石龙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牛贵明特权思想的来信，我们已决定给牛贵明以党内当众警告的处分。
1955年10月23日“读者来信专页”发表了“云南省食品公司经营不善、亏损严重”的批评信以后，云南省食品公司经理张洪涛已来信作了检讨。

把泥海塘变成石海塘
编辑同志：
浙江岱山县青里乡是个产盐区。
这里的地势是三面背山，一面朝海。
过去年年遭受台风和海潮的灾害，群众生活很贫苦。
周围的老百姓都管这个乡的大海口叫“苦门”。
1955年春天，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这个乡修筑了一个1，300公尺长的大海塘。
大塘挡住了海潮，使盐的产量比过去提高了20％左右，水稻也得到了从未有过的丰收。
但是，这个海塘是泥做的。
它在狂风大浪的冲击下，去年秋季以来先后塌了五次。
盐民们下决心要把泥塘变成石塘。
可是，据估计，修石塘需要的石料和人工费用在一万元以上。
到那里去筹措这笔钱呢？
1955年冬天，乡里扩大了一个老社，新建了六个新社。
在乡支部统一领导下，这些合作社提出了“不花钱也要修好海塘”的口号。
七个社团结了全乡互助组和单干户，大家一齐动手找石头，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搜集了1，200多方石块。
党支部又把会做泥水活的人组织起来当技术工，负责砌筑工作。
不久以后，坚固的石海塘就在海口上修建起来了。
使这个乡盐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有了更可靠的保障。
韩自德

水力发电站带来了幸福
编辑同志：
吉林省敦化县大桥、兴隆两个村，在“民办公助”方针下修建了一个小型水力发电站。
当这个水电站在1955年12月01日开始送电的时候，这两个村的农民都感到无比的欢欣鼓舞。
有的农民高兴地说：
到社会主义的路更近了！
在水电站建成以后，大桥村正在计划设立一个电力抽水机站，为村里6个农业社70垧水田解决灌溉问题。
还准备在全村各处安置自来水管。
大桥、兴隆两个村合资买了7.5马力的电动机和磨面机各一台，可以加工供应2，000人吃的米和面。
另外有12个农业社计划安装6台电动铡草机，每台每小时可以铡草500斤，这样既节省了人力，又可以抽出大批畜力来作其他农活。
智信农业生产合作社自从有了电站以后，晚上就可以在电灯光下打场了。
水电站的建成还推动了两个村的文化生活。
业余学校办得更活跃起来了，大桥村参加学习的学员比去年增加了一倍。
智信农业社的俱乐部里，每天晚上看书看报的人总不间断。
刘文普　刘耀光　张廷厚

“花生都装进肚子了！”
编辑同志：
国家去年分配给四川德阳县双龙乡收购花生14万斤的任务，但到12月份这个乡只收购了花生7万斤。
原来，许多农民已经把大量的花生都吃掉了。
例如六村的黄云海家有八口人，每个人床下都放着一大筐花生；
白天吃，晚上吃，半夜醒了也吃，没有多久就吃掉100多斤。
农民李昌贵的衣袋里总装着花生，走到那里吃到那里；
当乡里要向他收购花生的时候，他擦擦嘴说：
“花生都装进肚子了。”
这种现象，在德阳县其他乡里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主要原因是当地领导机关没有深入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以致有些农民错误地认为：
“卖了油料买不到油，还不如自己吃了好！”
事实上，自从实行食油定量供应以后，国家对农民的食油供应量是不断地提高的，德阳县农民所得到的食油量，就比过去提高了一倍。
如果通过这些具体事例来教育农民认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他们是会自觉地爱惜油料，并且踊跃向国家出售油料的。
　希晨

让我们从公文函电里“解放”出来
编辑同志：
我是安徽太湖县工商科的工作人员。
我在工作中深深感到，我们有些机关的公文函电实在太多了。
1955年度，我们科的来往公文函件（电报在外）就在2，700件以上；
全科四个工作人员（包括一个科长在内），每人平均要处理600多件。
而实际上，县级机关的很多工作人员往往要下乡工作，我们科经常在家办业务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人，因此这样大量的公文函件就更成为开展正常业务的一个巨大障碍了。
这些公文函件是否都是工作需要的呢？
不是的。
我们科收到的2，700多件公文函件中，抄件（副本）有2，100件，占总数的75％强；
这些抄件有90％是根本不必要发的。
例如，佛子岭、潜山、柘皋三地商业部门接连发生失火事件，省里通报一次，专署通报一次，而安庆百货分公司又通报一次。
一件事情出现好几个文件，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
又如，我县虎丘区卫生所结欠安庆医药公司货款129.89元，医药公司不是同卫生所直接联系，却写了一个公文主送虎丘区卫生所，抄送太湖县工商科和卫生科。
此外，还有些单位不考虑事情性质范围和领导层次，将一个文件毫无必要地主送了很多单位。
我希望做好工作，我希望细心钻研业务；
因此我要求有关机关赶快克服文牍主义，使我们从公文里解放出来！
陈毅夫

鸟雀的逃难所苗地作

齐齐哈尔造纸厂应该改进工作
编辑同志：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沈阳纸张供应站从1951年第1季度开始，根据国家统一平衡分配的计划，订购了齐齐哈尔造纸厂的新闻纸，供给东北各新闻出版单位使用。
但是这个工厂的纸张质量很不好。
早在1955年第1、二季度，我们就发现新闻纸有纸面粗糙、光度不足、起毛、不结实和颜色黑等缺点，卷筒纸还很容易断头。
在包装方面也有很多毛病，平版纸参差不齐、折角、破口、卷边、数量不准、打件不紧，卷筒纸接头和补窟窿的标记不牢。
用纸单位经常提出意见，但是这个厂改进不快。
齐齐哈尔造纸厂对节约国家物资的工作也很不注意。
1955年一、二季度供应的平版新闻纸，在纸厂装车的时候经常被抬纸工人钩了许多窟窿。
辽宁人民出版社统计了一下，钩坏的纸张约占2％左右。
他们和轻工业部沈阳供销办事处曾通知这个厂，要求马上改进抬纸方法。
但是这个厂以后发来的纸张，还是有不少是被钩坏的。
齐齐哈尔造纸厂还经常不能按照合同规定的期限交货。
从去年04月到12月，延期交货的纸共有330吨以上。
特别严重的是，他们在事先还不负责通知供销部门。
如1955年11月份的纸这个厂不能交出，但是到12月02日才通知沈阳纸张供应机构，使纸张供应机构来不及调运，使“旅大人民日报”和“黑龙江日报”几乎不能正常出刊。
建议有关的上级领导机关和轻工业部的供销部门，纠正齐齐哈尔造纸厂一贯完不成任务的现象。
崔田亭

中医师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
流行性乙型脑炎是一种烈性传染病，病患者的死亡率约在35％到50％之间。
目前西医对它还没有特效的疗法和药品，主要是从积极方面加以预防。
近两年来，石家庄中医根据祖国的医学遗产，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治愈率已经达到90％以上，并无后遗症。
卫生领导部门非常重视这一宝贵经验，组织各地中、西医师学习，并大力推广。
凡推行中医师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医院，都获得了极高的疗效。
在中、西医师团结下，这个经验现正在深入推广中。
石家庄市传染病院的中、西医师正在协同为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患者诊断。
阎锦章摄（石家庄日报社稿）
北京市儿童医院参加卫生部视察组的大夫，从石家庄回院后，向中、西医师传达石家庄市中医师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经过。
　张力摄（健康报社稿）
北京市儿童医院的中、西医师正在总结治疗乙型脑炎的经验。
张力摄（健康报社稿）
石家庄市传染病院化验员正忙着检查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患者的血液，供主治大夫治疗的参考。
阎锦章摄（石家庄日报社稿）
图片中的两个儿童都患了流行性乙型脑炎，经北京市儿童医院治疗痊愈，并无后遗症。
张力摄（健康报社稿）
石家庄市传染病院中药房的司药正在细心地配方。
阎锦章摄（石家庄日报社稿）

抗生素的研究和制造
抗生素的发现和应用是近十几年来科学上的重大成就之一。
自从抗生素研究成功并应用到医疗保健工作上以后，对于很多微生物感染的严重疾病和顽抗性的疾病，例如肺炎、伤寒、斑疹伤寒等的治疗和预防有了卓越的成效。
抗生素对于创伤和战伤的治疗，在国防上更有重大的意义。
抗生素不仅对保护人民的健康有重大作用，而且已经推广到牲畜和植物病害的防治方面，成为保证农业和畜牧业增产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食品工业中也开始应用抗生素做为防腐剂。
在旧中国，由于反动统治者漠视人民的健康，根本就没有抗生素制造工业，所用的为数甚少的一部分抗生素都是从国外进口；
抗生素的研究工作也没有基础。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对于抗生素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制造工作给予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我国科学研究工作者们吸收国际间抗生素研究生产的经验，并以积极热情的创造性劳动，在抗生素的研究、制造与检定工作方面获得了一定的成就。
1950年我国修建了青霉素工厂，相继又建立了氯霉素工厂，开始生产青霉素和合霉素。
此后还试制成功了金霉素和链霉素；
并且正在进一步扩大试验，为配合建设新厂和扩大生产作准备。
我国科学研究工作者互相配合协同合作，在抗生素的研究、改进制品质量和临床应用的工作上所取得的成绩，给开展人民的医疗保健工作带来了重要的有利条件。
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汪猷（中坐者）正同该所的研究员黄耀曾（左）等讨论金霉素化学的研究工作。
　王朝祯、陆永祯摄（劳动报社稿）
中央卫生研究院药物学系生化室的工作人员，正在使用瓦氏呼吸器测定地霉菌的呼吸记录。
昌鸿恩、张力摄（健康报社稿）
国营上海第3制药厂的检验员正在为制造好了的抗生素做生物检定，测定其效价。
　王朝祯、陆永祯摄（劳动报社稿）
国营上海第3制药厂制造抗生素的发酵车间。
王朝祯、陆永祯摄（劳动报社稿）
轻工业部上海工业试验所的工作人员正把试制成功的金霉素分装小瓶，准备送往医院，供临床试验使用。
陆永祯摄（劳动报社稿）
国产的金霉素、合霉素和青霉素。
患非典型肺炎的学生陈重申，在中央人民医院服用国产金霉素后痊愈。
这是她在病愈后做课外体育活动。
昌鸿恩、张力摄（健康报社稿）
患喘息性支气管炎的儿童贺小萍，在北京市儿童医院服用国产合霉素，配合中药治疗，13天内就见好转。
这是该院护理员在给他服合霉素的情形。
昌鸿恩、张力摄（健康报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