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
（1955年12月27日）
毛泽东
这是一本材料书，供在农村工作的人们看的。
本来在9月间就给这本书写好了一篇序言。
到现在，过了三个月，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新写一篇。
事情是这样的。
这本书编辑了两次：
一次在9月，一次在12月。
在第1次编辑的时候，收集了121篇材料。
这些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大多数是1955年上半年的，少数是1954年下半年的。
当时，曾经将这些材料印成样本，发给参加1955年10月04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7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地委的负责同志阅看，请他们提出意见。
他们认为需要补充一些材料。
会后，大多数省、市和自治区送来了补充材料。
在这些材料中间，有许多反映了1955年下半年的情况。
这就需要重新编一次。
我们从原有的121篇材料中删去了30篇，留下91篇，从新收材料中选出了85篇，共计176篇，约有90万字，成了现在这个本子。
收在这本书里的所有的材料，都经负责编辑的几个同志在文字方面作了一些修改；
对于一些不易看懂的名词，作了一些注解；
又按问题的性质作了一个分类索引。
除此以外，为了批判某些错误思想和建议某些东西，我们还在一部分材料上写了一点按语。
为了区别于在有些材料上原来刊物的编者所写的按语，我们写的按语，用了“本书编者”的名义。
这些按语因为是在9月和12月两次写的，故在语调上也就有了一些差别。
问题还不是简单地在材料方面。
问题是在1955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
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1955年12月下旬——已有60％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我在1955年07月31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1，690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
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
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
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
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
完全是的。
一切地方的党组织都全面地领导了这个运动。
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地加入这个运动。
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最广大的群众第1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来。
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100％到200％。
文盲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例如七年至八年）加以扫除。
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
总之，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
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1956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
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
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
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
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
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
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这本书是给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们看的。
城市里的人是不是也可以看看呢？
不但可以看，而且应当看。
这是新事情。
如同城市里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社会主义事业的新事情一样，乡村里也在每日每时地发生着。
农民在做些什么呢？
农民所做的，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所做的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要了解这些，看一看农村方面的材料是有好处的。
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现在农村的情况，我们准备从176篇材料中抽出44篇，约有27万字，印一个节本，使那些不可能阅读全书的人也能够接触这个问题。
（转载“学习”杂志1956年01月号）

北京全市手工业基本上实现合作化
本报讯继10日北京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以后，11日北京市又有三万多手工业者参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至此，全市手工业已基本上实现合作化。
北京市共有手工业户数32，000多家，从业人员十万多人。
到去年年底，全市已有手工业合作社414个，社员36，000多人；
此外还有11，000多人加入了初级互助合作组织，在经过半年多以来对以批判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为中心的整顿工作以后，这些合作社的发展日趋巩固，并给今后合作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上月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全市党员干部会议的时候，要求今年内把全市80％以上的手工业者都组织起来。
新年过后，随着市区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飞速发展，手工业者要求走合作化道路的热情也愈益高涨。
连日以来，北京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各区办事处和各区手工业劳动者协会的办公室里挤满了申请入社的手工业者。
在8日下午的四个钟头内，崇文区的织布、毛巾、绦带三个行业的三百多户、1，900多手工业者便都申请参加了合作社。
到10日止，西单区的黑白铁、金属品等十个行业和东单区90％的手工业者都已申请入社。
过去几年，北京市手工业合作社在发展社员的时候都是采用积极分子带头串连、个别申请、合作社审查批准的办法来进行的。
近日以来，鉴于群众情绪的高涨，北京市手工业合作社联合总社已开始按行业组织了20多个专业联社，由各个专业联社来领导进行工作。
11日下午，全市手工业者分别在北京体育馆等18个地方，举行全市手工业者合作化庆祝大会。
会上，各区区委书记和区长代表北京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批准申请者入社。
北京市副市长贾庭三等到会祝贺，并勉励手工业者在参加合作社以后，加强团结，努力改进生产管理，提高技术，为人民生产出更多更好的手工业品。

北京近郊完成完全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
本报讯北京市郊区出现了新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
到11日晚间止，近郊丰台、南苑、石景山、海淀、东郊五个区的350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合并成220多个，并全部转成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千户以上的大社有10个。
这五个区的6，500多户地主和富农，也被分别吸收到各个社内，以便监督他们进行生产。
京西矿区山区转社工作也已普遍展开，预计20日左右可以全部完成。
北京市郊区在1952年就试办了两个高级社。
到1955年，郊区的高级社已发展到77个。
在这些高级社中，由于取消了土地报酬，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土地产量和社员的收入都比低级社显著增加；
土地较多的中农的收入一般都有增加；
困难较多的孤寡老弱户得到了适当安排，生活也都有了保障。
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教育并吸引着广大农民。
去年12月，郊区全部实现半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以后，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规划了郊区的全盘工作。
农民们看到社会主义就在眼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更加高涨。
多数农民群众反映，社会主义不能等待，要赶快追上去，纷纷要求把低级社转成高级社。
市委根据群众要求，修改了发展高级社的计划，在1月03日布置转社工作。
各区在传达市委农村工作会议的精神、提出转社问题的时候，群众一致热烈拥护。
海淀区73个低级社的代表，有69个当场要求批准转高级社。
东郊区原来没有一个高级社，区委提出转社问题以后，当场也有18个社的代表要求转高级社。
各区经过几天准备后，从9日起开始普遍转社，一两天内便全部转完。
目前，各社都在调整劳动组织，修订生产计划，迎接今年的大生产高潮。

在北京市织染、特种手工艺、玻璃、车俱制造、皮件皮箱手工业全行业合作化庆祝大会上，老社员向新社员贺喜。

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
招待埃及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据新华社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11日晚设宴招待以阿卜杜勒·莫内姆·马茂德·萨韦为首的埃及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龚澎在宴会上致词说：
中国政府和人民欢迎埃及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因为你们不仅代表着埃及新闻界，而且代表着独立了的埃及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善意和关心。
龚澎并且希望中埃两国今后有更多、更经常的新闻交流，以加深中埃两国人民的了解。
萨韦在宴会上讲话时，赞扬新中国的建设，他表示希望中埃两国并肩努力从事本国的建设事业，创造出比中埃两国历史上更坚实更光辉的文化。
参加今晚宴会作陪的，有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黄华，对外文化联络局代理局长陈忠经，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乔冠华、秘书长吴茂荪，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和北京各新闻机关负责人等。

蒙苏政府代表团团长和两国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11日讯蒙古政府代表团团长鲁布桑、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别谢夫、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和蒙古驻中国大使奥其尔巴特，11日晚间联合举行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李先念，第6办公室主任王首道，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副部长吕正操，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王震，以及有关各部门的负责人等。
蒙古和苏联两国政府代表团团员都出席了招待会。
招待会上，苏联大使尤金受蒙古大使奥其尔巴特的委托和以他本人的名义首先起立致词。
接着，蒙古政府代表团团长鲁布桑、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别谢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先后讲话。
他们祝贺苏、蒙、中三国之间的友谊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并预祝三国人民在建设事业中获得新的成就。

辽宁出现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高潮
全省半数以上的农户参加高级社
据新华社沈阳10日电辽宁全省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农户参加了高级阶段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截至1月上旬，全省已经建成了四千多个高级社。
这些社规模一般都比较大，平均每社三百户左右，有些社有两千户左右。
有些地区如黑山、复县、康平等县，已经全部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
目前，辽宁省仍有很多低级社要求转为高级社。
中共辽宁省委员会根据全省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情况，提出今后要在巩固现有社和帮助现有社搞好生产规划等工作中，有领导有准备地把低级社逐步转为高级社。
预计到今年年底，辽宁全省就可以基本上实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
（附图片）
北京全市手工业已基本上实现合作化。
这是崇文区特种手工艺者在登记站踊跃申请入社。
本报记者高粮摄

除四害
老鼠、麻雀、蚊子、苍蝇是对人民有严重危害的动物。
因此，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群众性的除四害运动，在今后的七年内，就是从现在到1962年的期间基本上把四害除尽。
鼠类常见的有家鼠和野鼠两种。
家鼠散布极广，它盗食和糟蹋粮食的情况非常严重。
每只大家鼠每天约吃粮食八钱，每年约吃粮食18市斤。
据粮食部报告，全国各地粮仓几乎仓仓有鼠洞，洞洞有存粮，估计全国每年被老鼠盗食的粮食约三亿五千多万斤。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制粉厂由于保管不周，1954年被老鼠咬坏面粉4，402袋（每袋重22公斤），净损失174袋，合7，656市斤。
野鼠对于农作物的危害也是严重的。
广东、四川、青海、新疆、内蒙古、东北各省和华北北部地区所受到的危害尤其严重。
山西雁北地区部分农民曾因鼠害而抛弃土地不种，形成撩荒现象。
河北省康保县1953年平均在每个鼠洞里挖出粮食一斗（合16市斤）。
全县耕地面积是15万公顷，按每公顷平均有六个鼠洞计算，全县每年被野鼠盗去的粮食就有1，400多万斤。
野鼠还严重地破坏农田水利。
内蒙古自治区的辽河，1949年因为老鼠在堤上打洞，以致决口泛滥成灾，淹没农田13，000多亩。
麻雀对农作物的危害是人人知道的。
据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的试验，一只体重19克的麻雀每日吃谷子五克半，一年约吃谷子三升。
全国究竟有多少麻雀虽然无法统计，但麻雀吃掉和损坏的粮食数量不会比老鼠少。
另外，在边疆和山岳地区的某些兽类如野猪、野兔、獾等，对农作物的危害也很严重。
老鼠、蚊子、苍蝇又传播着多种急性烈性传染疾病——鼠疫、血吸虫病、流行性乙型脑炎、丝虫病、疟疾、霍乱、伤寒、痢疾、脊髓灰白炎等。
这些疾病，都是流行最广、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
以上情况说明了开展一个除四害运动是有多方面意义的。
农业生产中的首要任务是保证粮食的增产。
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农民付出了大量的劳动；
但是由于老鼠、麻雀和其他害兽、害鸟的破坏，不但大大削减了粮食产量，而且还使已经收获的粮食遭到大量损耗。
因此，消灭老鼠、麻雀等害兽、害鸟，是减少粮食的损耗，保证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产量增加的一项根本措施。
消灭老鼠、蚊子、苍蝇，有效地制止某些烈性传染病的传播，减少这些传染病对人民的威胁，从而有益于人民健康的增进，因此，这又是人民卫生保健事业中的一项根本措施。
老鼠、麻雀、蚊子、苍蝇数量很大，要消灭它们，自然有很大困难，但只要把群众的力量动员起来，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有效的办法，我们就一定能够消灭一切害类。
广大人民都受到四害的危害，对于除四害是有积极要求的。
只要向群众讲清楚消灭四害对国家和人民的好处，群众就会积极参加除四害的斗争。
例如青年团甘肃省委在1955年12月10日发出动员全省百万青、少年开展消灭麻雀运动的决定以后，消灭麻雀的运动就在全省展开。
据该省九个县、市的不完全统计，群众已经组织了2，400多个消灭麻雀的突击队、组，七天内就消灭麻雀234，000多只。
过去在抗美援朝期间的反细菌战的斗争中，在爱国卫生运动不断开展的情况下，无数的苍蝇、蚊子等害虫已经消灭了；
在曾经发现鼠疫的地方，老鼠也消灭了。
几年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了指导爱国卫生运动的组织，干部积累了许多经验，群众的卫生知识水平普遍提高。
这些都是消灭四害的有利条件。
除四害是战胜自然灾害的一场艰巨的斗争。
四害不仅散布很广，而且繁殖率很大，生存适应力很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灭。
各级党政机关应该把除四害的工作列入农业合作化和市政建设的规划之内，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在除四害的步骤上，各地应当按照四害危害程度的大小，灭除的难易，先把群众居住地区周围的四害以及严重危害农作物的害兽、害鸟灭除。
对于其他有害的动物也应该根据它们的繁殖规律和活动习惯等，逐步地加以灭除。
在捕打害兽、害鸟的时候，应当教育群众，注意保护益鸟和有用的野兽以及稀有的动物。
除四害是一项关系到各方面的工作，各有关部门，应该结合本部门的业务，制定除四害的具体计划。
卫生部门要积极发动群众，改善个人和环境卫生，加强卫生监督，并且通过这一运动，把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主要传染病消灭；
粮食部门要尽早消灭粮库的鼠、雀；
科学研究机关要研究除四害的有效药物、器械，在除四害的方法上，给群众以指导；
各人民团体要积极组织群众参加除四害的斗争。
除四害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任务。
各地应该运用各种宣传形式，联系当地人民的实际生活，生动具体地向群众宣传四害对国家和人民的严重危害，使群众自觉自愿地参加除四害的斗争。
同时要及时地总结群众除四害的经验，加以推广。
对于在除四害中涌现出来的模范人物、模范地区和单位，应该及时地加以表扬、奖励。
只要依靠群众，把社会上的各种力量充分动员和组织起来，真正做到家家动员，人人动手，大家都来灭除四害，四害是一定能够除尽的。

上海国营邮寄商店受到各地顾客的欢迎
上海市国营贸易信托公司在1955年12月01日成立了一个国营邮寄商店。
这个商店成立以来，深受各地顾客的欢迎，仅20天中，各地来信就有1，700多件，托购货物共有2，100多笔，其中成交的有1，067笔。
成交的金额有上万元的，也有几角的。
成交商品的种类很广泛，有棉纱复制品、文教仪器用品、农业机械、五金建筑器材以及手表、皮毛、衣料和各种日用百货等。
（本报驻上海记者）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分行行长会议作出决定
加强监督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完成情况
在1956年内，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将加强对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完成情况的监督和检查，鼓励加快工程进度，促使提前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中的基本建设计划。
这是6日闭幕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第3次分行行长会议确定的。
这次会议确定，对提早完成国家计划的建设单位，可以按照规定提早拨给预算拨款，或贷给奖励性的短期放款；
对完成计划不好的单位，加以揭发，并且监督它们及时改进。
在监督完成基本建设计划的同时，还要监督资金的节约使用。
这就要求：
对不按建设程序办事、任意浪费国家资金的行为，要展开严肃的斗争；
要及时审查收到的基本建设预算，坚决剔除超过国家定额的高估部分；
要督促建设单位充分利用内部资源，及时处理超定额储备的积压器材，监督建设单位在定额范围内合理地运用各项流动资金。
此外，还要加强工程价款的结算工作，保证国家拨款严格按照工程的实际进度支付。
同时要督促建设单位和建筑安装企业及时上缴各种应缴款项，以保证财政收入，增加基本建设资金的内部积累。
（新华社）

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新高潮
本报记者
这几天北京市郊区农村中锣鼓喧天，和市区的爆竹声遥相呼应。
全市的私营工商业刚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近郊五个区的全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转成高级社了。
首都郊区的农民完成了一件历史性的大事业，实现了多少年来的大心愿。
1955年底，北京市近郊的农民全部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
起初，各区计划在1956年把全部初级合作社转成高级社。
有些农村工作干部已经认为这是很快的速度了。
但是，当他们看到广大农民勇往直前的社会主义热情的时候，也就修改了原来的计划。
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各个乡村，各个合作社，各户农民，真是互相影响，互相推动，共同前进，一呼百应。
人们串亲戚，访朋友，到处打听消息，唯恐自己的乡、社落在人家的后面。
于是，高级社就此呼彼应地纷纷诞生了。
农民们很自豪地说：
如今就是“普遍开花”！
东郊区和平乡等四个乡酝酿合并成立一个二千多户的高级社，1月04日，区委农村工作部长到和平乡帮助他们筹备转社工作，刚刚赶到这个乡里，社员大会已经开过了。
并社、转社、吸收地主、富农入社和生产计划等问题，完全顺利地解决了。
六里屯乡的农民们听说和平乡的和平社、南皋乡的五一社都转成了高级社，很着急，都说：
我们乡那一项工作都没落后，这回转社怎么能够落后！
在全乡农民一致要求下，光明、光华、光兴、光荣等四个社很快地并成了一个高级社。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要求转高级社的热情不断高涨。
石景山区一个农业社的社长在转社的社员大会上刚讲完话，社员们就在下面异口同声地喊着：
“同意！”
“没意见！”
他们一边开会，一边谈论转高级社的好处：
“这一来省了会计好多事。”
“交公粮也少了不少麻烦。”
东郊区在1955年连一个高级社都没有，有些干部认为在短时间里把原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转为高级社是不可能的。
但事实是怎样的呢？
这个区的南皋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在7日晚上的全体社员大会上，很快就顺利地通过了转高级社的决议。
事实教育了干部，并且大大增强了干部领导这一工作的信心。
他们说：
咱们一定要和群众一起把所有的锣鼓都敲起来！
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农民们坚定地走上了永远幸福的康庄大道。
造成这种形势的因素非常多，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就是去年12月北京市委所拟定的市郊七年远景规划。
东郊区七里屯乡的光荣社社员李宽说：
“按照区委的规划，03月底电话就要通过来，那时候几个乡就要联合办公。
到五、06月间，永定河的水也要引到东郊来！
我们还是一个乡四个社，慢腾腾地搞生产，这怎么行！
有了那样的好条件，为什么不早往前迈一大步！”
几个初级社并成一个高级社，是这次合作化高潮的特点。
七里屯乡支部书记程永顺提到高级社的好处说：
“过去全乡四个社，四个样，乡里领导很不方便。
现在并成一个社，发生了问题就好解决，全乡的工作就推动起来了。”
转高级社的浪潮，已经成为推动社员积极生产的巨大动力。
海淀区前八家乡前生、新光两个社并社转成高级社的第2天，社里用50辆大车拉回了90多车土肥。
他们有信心超额完成积肥12，000车的计划。
石景山区白庙乡农业社转高级社以后，社员的出勤率达到100％。
丰台区大井乡新转成的高级社，提出了今年的丰产计划：
样样都要增产，只是20亩丰产玉米，就要收两万斤。

国务院关于长期保护测量标志的命令
测量机关在全国各地所设的各种测量标志对于国家各项建设事业有重要的作用，必须妥善保护。
为此，特发出以下命令：
一、在进行测量工作（三角、水准、天文、地形等）中所建造和埋设的永久性测量标志（包括木标、钢标、三角点中心标石、天文点和基线点的中心标石、水准标志与水准标石、地形测图的固定标志等）应该视为国家的财产和建筑物，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和全国人民都有保护的责任。
二、测量机关在设有测量标志的地方应该会同当地的地方人民委员会（主要是乡人民委员会或者区公所）共同签订测量标志委托保管书，将自己所建造和埋设的永久性测量标志，交由地方人民委员会负责保护。
三、各地方人民委员会对所接管的各种测量标志，应该按照测量标志委托保管书中填写的项目接收，并严格执行保护责任。
除经常教育群众爱护检查外，要每年作一至二次详细的检查，如果发现标志有被破坏、移动或损坏的时候，应该追查原因，并及时通知委托保管的测量机关处理。
四、所造测量标志如原委托保管的测量机关因故需要拆卸或移动的时候，必须有该机关的正式函件证明。
经办拆卸或者移动测量标志的负责人员应该将拆卸或者移动的具体情况和日期在原测量标志委托保管书上注明，并且签名盖章。
五、建造或者埋设测量标志的一定面积内的土地（一般均已办理购让手续），不能再作其他使用，如果有必要改建或者拆毁设有全国永久性的三角点、水准点的建筑物（如钟楼、教堂、寺院、工厂烟囱、水塔、桥梁等）及其他测量标志的时候，必须预先通知原委托保管的测量机关，并且得到它的同意，方可进行改建或者拆毁。
六、盗窃或者有意破坏国家的永久性测量标志的，应该按照情节的轻重依法惩办。
七、凡是持有正式证件的政府和军队的测量机关的测量人员，都可以通过接管测量标志的机关使用该项标志，但是必须保证其完好无损，并且在使用以后，应该会同原接管机关进行查验。
总理周恩来
1955年12月29日

北京市东郊区姚家园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1日举行了转高级社成立大会，北京机器制造学校的师生、北京市单店砖瓦厂的工人、北京煤建公司代表和姚家园小学的学生等一千多人前来祝贺，会后并且进行了游行。
李祖慧摄（北京日报社稿）

海淀区前八家乡前生农业生产合作社转为高级社后，社员生产情绪更为高涨，他们保证今年积肥12，000车，比去年要多一倍多。
这是社员正往地里送肥。
江定保摄（北京日报社稿）

天津市两个工厂
去年总产值超过1957年指标
天津市华北骨胶厂和天津市第1印染厂1955年的生产总值都已经超过了1957年的总产值指标。
华北骨胶厂的职工去年利用夏季不生产皮胶、骨胶的季节性停工的时间，增加了骨肥的生产。
天津市第1印染厂的职工去年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所生产的花布受到城乡广大人民的欢迎，销售量增加以后产量也随着逐步上升。
（新华社）

掌握命运
本报记者范荣康
义利食品公司是北京市最早出现的公私合营企业之一。
公私合营的四年多来，这个朝不保夕的资本主义的烂摊子，变成了华北区最大的一家食品工厂。
倪家玺是义利食品公司的私股代表，现在担任副经理的职务。
他的祖父是资本家，他的父亲也是资本家，他自己立足于资本主义市场也已经有20多年了。
20多年前，他创办了大华实业社。
在街头上，报纸上，杂志上大吹大擂地做广告，宣传大华实业社出产的留兰香牙膏是“美国技师配方，”有“水果香味”，那时他迷信广告，认为广告决定商品的销路，留兰香牙膏的广告直做到这样的程度：
整个大华实业社的营业收入还不足以支付留兰香牙膏这一种产品的广告费，但倪家玺满不在乎，他觉得这正是自己目光远大，他幻想着有一天大华实业社出产的留兰香牙膏会同“可口可乐”齐名，幻想着有一天自己经营的企业会遍布全国。
然而，还没有等他赚回一元钱，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上海，一颗炸弹毁灭了大华实业社，也毁灭了倪家玺最初的幻想。
抗战爆发后，倪家玺到了国民党统治区，他很快就发现组织运输公司是“喇叭一响，黄金万两”，马上买了两辆大卡车跑公路，后来就四辆、八辆、二十辆、四十辆的发展起来，成立了联华运输公司。
倪家玺得意起来，觉得自己脑筋灵活、办法多，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
可是，联华运输公司的黄金时代也只是昙花一现。
不久之后，官办的中央信托局成立了运输公司，花纱布公司也有了运输大队，宋子文的扬子公司也设立了运输部，私营的运输公司接不到货，买不到汽油，营业范围越来越小，偶而装满了货，一路上还有重重关卡敲榨勒索。
在多方摧残下，联华运输公司最后只剩下两辆卡车，到国民党向贵州溃退时，这两辆卡车也没有了，倪家玺和成千成万的难民一起徒步逃难，他唯一的女儿就在逃难的路上死去了。
抗战胜利后，倪家玺回到上海。
老家的资本大大充实了他，他迅速把摊子铺了开来，先后成立了炎华实业社、杨清长途汽车运输公司等企业，重建了留兰香化学制品厂。
也在这时，倪家玺同其他一些资本家合股，把英商义利洋行买下来，更名为义利食品厂。
义利洋行是当时上海著名的四大食品公司之一。
倪家玺等满以为凭着义利的名声，可以大赚一笔。
不料美货倾销，市场上到处是美国巧克力、美国水果糖，义利食品厂的产品销路很快就一落千丈，到最后每月只能勉强开工十天半月，全厂只剩下一套陈旧的机器和六十多个工人，资金枯竭到连工资都发不出去。
倪家玺经营的其他企业，在美国帝国主义疯狂的经济侵略下，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扼杀下，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厄运。
办企业越来越没有前途，投机市场却一天比一天活跃起来。
倪家玺也把资金从企业里转到投机市场上来，大做起黄金、美钞和棉纺生意，整天买空卖空。
上海解放了，投机市场被取缔了。
倪家玺只得回过头来经营企业，把主要精力用到义利食品厂来。
但是这个厂沿袭旧习，摆着一付专门生产“高级食品”的自命不凡的架子，脱离广大人民的需要，产品销路始终不能打开。
义利食品厂的原料供应和产品推销全部是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发生关系的；
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活动范围，在我们的国家里，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增长，是越来越小了，不同国营经济挂钩，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就越来越困难。
同时，在企业内部，劳资纠纷也日益尖锐，工人们不愿意受资本家的剥削，看不惯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各种落后的和混乱的现象，生产情绪不高。
这样，倪家玺的如意算盘又落空了，义利食品厂又陷入发不出工资的困境。
但倪家玺还不甘心失败，他一狠心，把六个门市部都租出去，拿了一笔押金，扩大了流动资金，满以为流动资金多了，企业的情况就会好转。
可是，没有几个月的时间，流动资金又赔光了，企业奄奄一息，义利食品厂不但没有让倪家玺赚钱，反而成了他的包袱。
在无路可走中，义利食品厂接受了国家的投资，变成公私合营企业，并从上海迁到北京来，改名为义利食品公司。
义利食品厂公私合营，对倪家玺说来真是一个福音。
他私心窃喜，认为这个包袱总算扔给国家了；
再赔钱，该由国家来管。
可是，这么大一笔资金没有捞回来，窃喜之余不免又有几分惋惜。
再看到实行公私合营后，资金多了，很想抓着这笔本钱再大干一场。
因此，当公私合营义利食品公司董事会让他当经理的时候，他打消了最初想乘机离开义利食品厂的念头，利用公股代表不熟悉业务，不明确怎样改造企业的弱点，操纵了整个义利食品公司的大权，把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这样，义利食品公司虽然挂出了“公私合营”的牌子，但对倪家玺说来，他所接受的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企业中的领导，不是国家对他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仅仅是一笔投资。
这笔国家投资在倪家玺看来，同其他私人投资并没有什么区别，都一样是他发展资本主义的本钱。
倪家玺主持的义利食品公司无论在经营上、管理上都继承了旧义利食品厂的一套腐朽的办法，结果也和旧义利食品厂一样月月亏本。
特别是倪家玺追求暴利，一斤巧克力糖成本只三元多，却标价八元，更闭塞了销路。
公股代表屡次督促倪家玺改变经营方针，薄利多销、面向大众，但倪家玺仍然独断独行，对公股代表的建议不理。
这样，义利食品公司又陷入困境。
到1952年年初，全部流动资金赔光不算，还负债75，000元。
这时候，“五反”运动开始了，75，000元的负债震惊了义利食品公司的全体职工，大家被倪家玺拒绝接受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领导，终致把企业搞垮的罪行激怒起来，同时，老工人们又揭露了倪家玺在合营时高估财产，拉拢工人的非法行为。
在工人阶级强大的威力面前，倪家玺不得不低头认罪。
到这时候，倪家玺才逐渐认识到社会已经变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
一股不可抗拒的社会主义力量改造着资本主义制度，他站在和这力量对抗的地位，就不能不失败。
“五反”运动之后，义利食品公司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五反”运动中，义利食品公司同时完成了企业的民主改革，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
同时，在倪家玺停职反省期间，以公股代表为首组成的临时行政小组通过了决议，改变营业方针，降低价格，薄利多销，面向大众，并逐渐缩小了同自由市场的经济联系，为百货公司、合作社和机关团体加工订货的业务量大大增加。
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企业中树立了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
当“五反”运动结束，倪家玺回到义利食品公司担任副经理时，这个企业已经从月月亏损走向月月有盈余了。
糖果的日产量从三百斤提高到六、七百斤，饼干的日产量从九百斤提高到一千多公斤。
企业稳定下来，有了前途。
倪家玺的生活也稳定下来，也有了前途。
——这个前途，就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放弃剥削，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这是一个光明的前途。
在这个前途的面前，倪家玺犹豫了一阵，一度表现消极。
但是，永远消极下去是不行的。
路只是两条，不走那条，就走这条。
倪家玺是企业中的一分子，企业在改造，他在这个企业里工作，同公股代表坐在一幢房子里，天天和工人见面，也不得不改造自己。
倪家玺的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社会在进步，他的家庭也在进步，他的四个儿子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参加了部队，他们督促着他进步。
倪家玺是一个识时务的聪明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既然走不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确实还有前途，也就跨上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大路。
跨上了这条大路之后，倪家玺才发现这条路比自己最初设想的要宽广得多。
公股代表帮助他，教育他，尊重他的职权，纠正他的错误，鼓励他进步，工人们也主动改善同他的关系，他觉得自己在企业中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他的一切正确的意见都能在企业里被采纳。
在开展增产节约竞赛的时候，他创造了一种装四两糖的纸袋，仅就当时为北京市百货公司加工的一批业务计算，就可以节省二万多元。
他建议把果子面包的包装纸改六开为八开，建议掺硬腊油烫腊纸，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提高了质量。
这些好的建议都受到了职工们的欢迎。
义利食品公司日益发展起来，成为北京市公私合营企业中一个成功的先例，在北京市工商界中有一定的影响。
倪家玺也先后被选为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北京市糖果行业公会的主任委员和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第2次会议之后，倪家玺一面筹划着在义利食品公司推行定息的办法，一面奔走于同业之间，计划着北京市糖果业的全行业合营。
倪家玺对自己的前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满了信心。
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前途同社会的前途结合起来，他有生以来第1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附图片）
北京市公私合营义利食品公司私股代表、副经理倪家玺（左），公股代表、副经理杨庆亮（中）和公股代表、副经理史自荣（右）在研究改进食品的包装问题。
本报王志渊摄

乌兰巴托—扎门乌德新铁路的通车是蒙古铁路的新发展
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兰巴托铁路局委员会书记巴·班扎拉格其
1952年09月15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发展它们国家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签订了一项关于在中国、蒙古和苏联之间组织铁路联运的协定。
根据这项协定，苏联政府和蒙古政府共同负责修建从乌兰巴托经扎门乌德到蒙古国境的铁路，中国政府负责修建从集宁经二连到中国国境的铁路。
这样，就可以把莫斯科、乌兰巴托和北京用较近的铁路线连接起来。
由于苏联和中国的建筑工人们发挥了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忘我的劳动热情，这条铁路的修建工作胜利地按期完成了。
要穿过崇山峻岭，横过广大草原和荒无人烟的戈壁，修建这一规模庞大的铁路，是一件极其艰巨的工作。
但是，在为人民的伟大友谊所鼓舞的苏联工人们忘我的劳动面前，种种的自然的困难都被克服了。
伟大苏联的各个工厂制造出来的最新式的先进的机器——掘土机、推土机、铲土机和自动卸车等巨大的机械，减轻了建筑工人们的体力劳动。
全部铁路的路基工作基本上都是用机器进行的；
铁路的枕木和铁轨的铺设工作都用铺轨机进行。
既无水又无人烟，行路十分艰难的大戈壁，在过去除了跑失的牲畜和一些比较胆大的出去找水的牧民之外，几乎是没有人去过。
现在在荒野的大戈壁上，已经响起了火车的声音。
在我们国家的东南部，过去用大量汽车和大批畜力进行运输，困难很大。
现在可以直接用火车将遥远地区的畜产品和农产品既便宜又迅速地运到首都的各个工厂，这些地区的人民也能够又快又便宜地买到各个工厂所出产的各种成品。
这条新铁路的建成，为今后开发我国东南部的地下资源和促进这一地区的经济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在这条铁路的沿线，已经给铁路工人们建筑和正在建筑着漂亮的宿舍、社会福利场所，以及文化教育设施，此外已经建筑和正在建筑机车库、车站、发电站和水站等。
乌兰巴托—扎门乌德铁路的建成，加上1949年建成的纳乌什基—乌兰巴托铁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从北到南便以一条1，100公里的铁路连结起来了。
这对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计的。
这条铁路的建成，将更好地巩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而且将进一步巩固我国同伟大盟邦苏联、中国以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起来的关系。
所以在这条国际联运的新的铁路开始通车时，我们蒙古人民都感到欢欣鼓舞。
蒙古全体人民向胜利的建成乌兰巴托—集宁铁路的苏联和中国的伟大的筑路工人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乌兰巴托的铁路工人们以万分高兴的心情接受了乌兰巴托—扎门乌德的新铁路，并且正在进行联运工作。
由于我国在苏联帮助下培养了大量的本国的技术干部，我们在接受乌兰巴托—扎门乌德新铁路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火车司机、站长、车站值班员、检票员、机车列车技师、铁路建筑队队长、行车调度员以及技术熟练的修理工人等数以千计的技术干部和工人。
蒙古铁路的运输工作飞快的发展了。
据不完全的统计，1955年货物运输量比铁路通车的头一年——1951年的运输量提高了33.4％，比第2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1953年提高了16.2％。
货物周转量的吨公里比1951年增加了52.7％，比1953年增加了17.5％。
旅客周转量1955年比1951年增长了10.3％，比1953年增长了13％。
由于运输业的发展和铁路工业的其他工作中取得的成绩，运输成本大大地降低了。
在后三年中，五次降低了运输单价的价格。
因而在这期间每吨货物的运输价格降低了39.6％。
运输方面的技术过程日益不断地得到改善，技术也不断地提高了。
乌兰巴托铁路工人们也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提高了工作能力。
蒙古铁路工人依靠自己在乌兰巴托铁路通车之后所取得的技术和经验，同自己的亲密朋友和老师——苏联的铁路工人一起，在共同接受进行国际联运的重要铁路——乌兰巴托—扎门乌德新铁路的联运工作时，有充分的信心一定能胜利地完成摆在面前的新的光荣的任务。
乌兰巴托—扎门乌德新铁路建成之后，蒙古铁路线的长度增长了2.7倍，货物运输量将要显著地增加。
比如跟1955年的运输计划比较，1956年的货物运输量要增长到3.5倍，货物周转量的吨公里增长到七倍，旅客周转量增长到2.1倍。
而且在我国日益增长着的国内运输要占1956年运输量的59.9％。
在我国铁路线不断扩大的同时，铁路的运输工作以新的机器设备装备起来了。
蒙古铁路的大部分地区都用内燃机关车牵引力工作，操纵内燃机关车的全部过程，都已电气化。
因此它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不论炎热或寒冷季节都可以同样地工作。
现在内燃机关车载的列车重量也比乌兰巴托铁路的火车重量多一千公吨。
1956年我们铁路工作的新的特征，是把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直接转运的货物，负责向两个方向转运。
但在过去蒙古铁路没有做过这样直接转运的工作。
而在1956年的直接转运量要占我们铁路全部周转量的74.6％。
这样我们的乌兰巴托铁路，由过去地方性的短距离的运输路线而变成了国际联运的较长的重要的铁路了。
蒙古的铁路变成了各国友好往来的交通要道，并且也成了伟大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较短距离的铁路连接的关键。
这对我国更进一步扩大外交关系，更迅速的发展我国经济和文化事业，给予了空前的极其重大的可能。
我国铁路的迅速发展，和我们担负了国际联运的重要使命，这就在蒙古铁路工人们的面前摆下了很多新的艰巨的任务。
蒙古铁路工人们要为超额完成国家运输计划、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运输成本和改善为旅客服务的态度而努力工作。
人民的友谊之路—莫斯科—乌兰巴托—北京铁路的国际联运对巩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和世界和平所起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体育运动委员会公布
1955年各项运动全国最高纪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11日公布了1955年中国男子和女子的游泳、田径、自行车、速度滑冰和男子举重运动的全国最高纪录。
其中有许多项目的全国最高纪录都达到了国际水平。
男子一百公尺蛙泳的全国最高纪录，超过了第5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第2届国际青年运动会第1名的成绩。
男子一百公尺仰泳、一百公尺自由泳、二百公尺蛙泳和最轻量级、次轻量级、轻量级、轻重量级举重总成绩的全国最高纪录，分别超过了或相当于第2届国际青年运动会第2、三、四名的成绩。
女子铁饼和跳高的全国最高纪录，都超过了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第4名的成绩。
在体育运动委员会公布的102项全国最高纪录中，有78项是在1955年新创造的，有18项是在解放以后的其他年份创造的，只有四个田径和两个举重单项成绩的全国最高纪录是在解放以前创造的。
在全国最高纪录保持者中，有职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学生运动员等，其中有些人在一年以前还是人们很不熟悉的。
（据新华社讯）

反对农业生产上的保守思想
钟怀
山东大众日报从1955年11月中旬起，在宣传整顿农业合作社的同时，加强了关于农业生产的宣传。
在这个宣传中像一根红线似地贯串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反对领导农业生产上的右倾保守思想。
山东省决定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基础上加快农业增产的速度，要在1956年达到和超过1957年的农业生产指标。
拿粮食产量来说，就是要比1955年增长13％。
这个任务的提出，是批判了领导农业生产上的保守思想的结果；
要实现这个任务，还需要深入地同各级领导机关和农村干部中的保守思想作斗争。
大众日报在争取提前超额完成农业生产计划的宣传中，紧紧地抓住了反对保守思想这个重要的环节，这是十分必要的。
为了反对保守思想，大众日报在一系列有关农村工作的评论中，反复地揭示了当前形势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今天的山东农村已经由小农经济占优势改变为以合作社经济占优势。
许多人在农业生产的问题上所以有保守思想，正是因为他们看不清农村经济基础的这个重大变化，或者对这个变化的严重意义估计不足，他们认为几年来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都只是百分之几，要突破这个“规律”是办不到的。
大众日报尖锐地批判了这种思想落后于实际的小农经济观点。
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争取四年超额完成五年农业生产计划”的社论中，报纸就引用了各地农业合作社大量增产的活生生的事例，雄辩地说明了当个体的小农经济转变为集体的合作社经济之后，必然会促进农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在“各项工作都要适应农村的新形势”等社论中，报纸又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许多农业合作社在生产规划中提出的增产目标，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十几甚至几十。
谁要是看不到这个新情况，而以保守思想来领导农业生产，谁就会严重地脱离群众。
为了反对保守思想，大众日报用很大的力量宣扬了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一个多月以来，大众日报对各地农业合作社在生产上的创造和革新作了大量的报道。
对于各地农业生产上的重要成就和经验，还发表社论，组织画刊和专页，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宣传。
在许多报道和评论中，报纸不但介绍和推广了先进生产经验，而且着重地表扬了农民群众高度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
例如，在介绍莒南县石泉湖农业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在贫瘠的山地创造了庄稼丰收、牛羊成群的幸福生活的时候，报纸就发表了“变穷山为富山”的社论，以热情洋溢的语句，对人们战胜困难建设山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作了极高的评价。
在介绍阳谷县宋长生农业合作社养猪积肥经验的时候，报纸又特别指出，这个社所以能在群众没有养猪习惯、饲料又比较缺乏的产棉地区达到了平均每户养猪五口的成就，正是因为他们具有打破成规的大胆革新精神。
所有这些事实都生动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在提高农业生产方面是存在着困难的，但是只要我们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我们就能克服任何困难。
为了反对保守思想，大众日报还大力提倡了领导机关深入实际、接近群众的作风。
报纸曾经发表过这样富于教育意义的材料：
聊城地委在制定1956年的农业生产计划时，起初只提出增产粮食8％，争取增产12％。
后来地委几个负责工作人员下乡了解情况，发现不论是农业合作社的生产规划或实际增产速度都比地委的计划大得多，他们就把增产指标提高为40％。
以后地委的同志们再次深入农村，同农民群众一起全面分析生产潜力，具体研究增产办法，他们进一步受到启发，就制定出增产粮食50％的既先进又现实的计划。
这就证明，只有深入实际接近群众，才能彻底打破保守思想，才能站在群众的前面，带领群众前进。
在农业生产方面，也如同在农业合作化方面一样，右倾保守思想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不打破保守思想，我们就不可能实现提前超额完成农业生产计划的任务。
大众日报向保守思想展开了比较系统、比较有力的斗争，这就为即将到来的农业生产高潮进行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除大众日报外，最近福建日报、江西日报、甘肃日报等，也对农业生产上的保守思想作了批判。
这些报纸的做法，应当受到各地报纸特别是农业地区的报纸的重视。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卫生所学习苏联工矿企业卫生工作的先进经验，施行了车间医师制度。
医师经常到车间了解工人劳动情况，采取各种保护工人健康的措施，对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起了很大作用。
这是车间医师王亦农大夫（右）在车间了解工人的劳动情况。
张宝元摄（新华社稿）

我国试制滑翔机成功
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滑翔学校新建的工厂，最近试制成功两架新型的初级教练滑翔机。
这两架滑翔机可以作弹射起飞、绞盘车牵引起飞、飞机牵引起飞，训练飞行和俯冲特技飞行。
经过五次不同高度的试验飞行，证明新滑翔机操纵系统非常灵活，安定性也很好。
（群力）

更好地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
石景山钢铁厂总工程师安朝俊
毛主席在1939年12月01日为党中央写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说过：
“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句话说明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估价。
在解放后，我们也亲眼看到并且体会了这个政策的伟大作用。
党和政府给每个有用的知识分子以可能的机会来发挥自己的才能，提拔了很多的知识分子到领导岗位上。
我们厂的高级技术干部，经过多次的调整，现在绝大多数都担负着一定的领导职务。
1952年下半年，全厂的党组织，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深刻地检查了执行党对待技术干部的政策中的问题，扭转了若干不正确的认识。
1953年下半年，对全厂较高级的技术干部的职位作了具体分析，并且作了适当的合理的安排。
到目前为止，高级技术人员的工作，基本上是合理的。
党组织执行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成绩，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
我们在每年评模的时候，总有技术干部、工程师被选为模范，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全厂的技术干部，几年来，由于党的教育，由于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政治觉悟逐渐提高，热爱新中国，拥护共产党，坚决跟着共产党走。
我个人是从旧社会里来的，同其他的技术干部一样，政治觉悟也不断提高。
而且，由于工作职位的关系，我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更多些。
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党总是热情地帮助自己克服困难；
有了错误也及时地加以纠正。
我是同党委书记和其他几个老同志在一块进行理论学习的，因此理论认识也提高的比较快。
使自己受益最大的是在理论结合实际这个问题上给我的启发。
例如在学习第1个五年计划的文件的时候，他们能够很好地联系本厂的情况，研究文件。
但我在这方面就不够敏感，往往只钻文件上的数字和事实，不能很好地结合实际问题去研究文件。
党委会开会也经常邀我列席，使我受到不少教育。
由于党对我的长期教育，再加上党的领导干部的启发和帮助，使我感到技术干部要想作好自己的工作，必须紧紧地依靠党。
但也不可讳言，有些党员同志对于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还理解得不够，对于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认识不够。
有些作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不信任技术人员。
比如，一个计算，却找两位技术人员同时作，看谁的对。
结果后一位又去问前一位，使前一位感到党对他不信任，工作情绪马上低落下来。
解放后，党的队伍壮大了，新提拔的干部多了。
但是有些新的党员干部，不理解党的政策，用错误的态度对待高级技术人员，伤了他们的感情。
党应当教育这些党员干部，使他们懂得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以及党的政策，因为他们经常地和技术人员在一块工作，同技术干部接触最多，他们是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的直接执行者。
党的干部对于技术人员的帮助和教育还不够普遍，因此使得一部分技术人员感到党的温暖不够。
技术人员一般地有技术理论和经验，但是组织能力较弱。
党组织应该了解技术干部的困难，帮助技术干部解决困难。
这种帮助不能只限于少数技术人员，而要遍及于每一个技术人员。
这样才能团结全体技术人员。
党员干部同技术人员之间，一般地还多限于工作职务方面的接触，真正深厚的感情还没有普遍建立，很少在一块诚恳坦率地谈心。
由于彼此间不交谈，有了意见，蹩在肚里不说出来，越积越多，会弄成成见。
所以党员干部同技术人员不只要在工作中打交道，而且还应该生活在一起。
星期天、假日，一块玩玩，说说笑笑，谈谈彼此的生活，讲讲各人的爱好。
这样，逐渐有了深厚的感情，无话不说，双方有了问题，就可以很快地得到了解和解决。
这对于工作会有很大好处的。
对于技术人员培养不够，使用多，教育少，这也是很多技术工作同志有意见的。
有时候强调工作需要，把一个人调来调去，影响了他对业务的深入钻研。
我们厂有个技术工作同志，解放后调过五次工作，其中有三次调动同他的所学很难结合，结果他在本行业务上没有作出更大的成绩。
此外，领导方面也没有注意给技术干部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
家里的地方小，加上小孩叫闹，为了学习，必须跑很远到办公室去。
而办公室也是地方小，人多，很乱。
有些技术人员反映，白天在办公室里很难安静地思考问题，或者集中力量解决重大问题，尽是应付来来往往的“门市”了。
结果好多问题还得放在晚间处理。
这样，就使得他们学习时间更少了。
所以，必须要想些办法，克服工厂的忙乱现象，树立正常的工作秩序，使技术人员不但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解决日常生产中的问题，而且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和比较安静的环境思考重大问题，以便提高生产和技术水平。
但是要做到这样，在行政上就不能强调一律待遇，在住房等等的问题上应该对技术人员在业余时间进行自修的特殊困难加以照顾。
有些技术工作同志的历史问题是比较复杂的，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是这样。
这也是旧社会的客观环境造成的。
有些技术人员感觉这是一个很大的精神负担，因此工作情绪忽高忽低。
有一位同志说：
“自己历史上有个小问题，解放后一直没讲。
现在觉悟提高了，一想起自己的问题，就觉得对不起党，但是又没有勇气向组织交代出来。
所以一遇运动就情绪波动。”
现在正在开展肃反运动，党给了每个工作人员以清理历史问题的良好机会，每个在历史上政治关系比较复杂而没有作过交代的人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作适当的交代，替自己卸下包袱。
同时党的组织也要诚恳地启发他们，解除他们的顾虑，向他们说明历史上的问题只是历史上的问题，交代清楚以后照样可以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使他们丢掉包袱，轻松愉快地工作。

陈可师夫妇在治好血吸虫病前后
朱敬禹
不久以前，我到江苏省嘉定县的望仙乡去，遇到了先锋第1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陈可师。
谈起望仙乡在四年内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陈可师对我说：
“你要了解望仙乡消灭血吸虫病的情形，我一家就是典型的例子。”
望仙乡在长江三角洲的水网地带，历来是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地区。
全乡3，700多人中间有1，400多个患着血吸虫病。
陈可师记得他九岁那年，爸爸因为患血吸虫病死了。
丢下他妈妈和他兄弟两个，靠租种地主的几亩田地过活，并且他妈妈也患了血吸虫病。
抗日战争胜利那年，陈可师开始觉得自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坏，没干多少重活，就觉得疲倦，而且常常发寒发热。
原来陈可师也患了血吸虫病。
家中庄稼靠他和哥哥嫂嫂几个人种，因为他不能好好劳动，一亩水稻才收一百五、六十斤大米，交了租，纳了税，有时候就连粥也喝不上。
陈可师只得带着病，到望仙镇上给人家做些短工，减轻家中对他的负担。
1949年家乡解放的时候，陈可师连干轻活也觉得累，每顿只吃一小碗饭，脸也越加黄了。
他每天只能出去割些青草，喂饱家里欠债买来的一头小黄牛。
不久，他妈妈也去世了。
在195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陈可师正在望仙镇附近割草，听到旁人告诉他一个消息：
共产党派来了医生，和当地联合诊所的医生一起，专门治血吸虫病。
陈可师怀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情，第2天清早去挂了一个号。
后来，医生就给他打针。
打了20多针以后，陈可师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不一样了，干起活来没有那么累了，心情也觉得宽畅起来。
到第2年秋天，他的脸上泛出了淡红的血色，每顿饭能吃上两大碗，干重活也能行了。
他心里感激着共产党和毛主席。
他在互助组里什么工作也积极干，大家选他当了互助组长。
可是，就在那些日子里，陈可师想起他和秀芳结婚两年多了，秀芳却没生一个孩子，而且看她做些零星活也很吃力，陈可师感到很懊恼。
一天晚上，陈可师终于向秀芳提出了离婚的问题。
后来经过姑母再三劝说，才把这事搁了下来。
1952年冬天，政府在望仙乡进行了血吸虫病的普查工作。
接着，前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派出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队来到了望仙乡，并且在血吸虫病严重的村子设立了防治小组。
陈可师家所在的里巷村也腾出了一幢房子作为治疗病房。
陈秀芳经过检查，发现也患血吸虫病，于是就进了防治组医治。
一个多星期以后，又转到望仙镇的防治总站治了十多天。
回来以后，人的气色一天比一天旺盛，饭吃得多了，气力也大起来了，不仅田里活做得多，家务事也管得多了。
两口子融洽起来了。
几年来，由于他们两人努力劳动，田地里的收成年年都很好。
1953年，秀芳上了民校学习文化。
1954年春上，他俩又一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两个人的感情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1954年冬天，正当村上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结束、陈可师被望仙乡党支部接受为中共候补党员的时候，秀芳生了第1个男孩子——有根。
那一天，夫妻两口子欢天喜地，七、八里外的姑母也赶来道贺。
村上的乡亲们对他们说：
“生这孩子不简单，共产党操了多少心哪！”
1955年，群众选举陈可师当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
社里的粮食在1955年获得丰收，水稻每亩收540斤，小麦每亩收175斤。
他们两口子做了260多个劳动日，分到2，100多斤粮食和110元现款，一家人过着幸福生活。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全集1960年前将全部译成中文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今年将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1卷和第2卷译成中文，第1卷将在今年出版；
将翻译“列宁全集”六卷，其中的第28卷、29卷、30卷和全集以外的“哲学笔记”也可以在今年出版；
并且将在今年全部译完苏联已经出版的“斯大林全集”13卷，并且出版最后五卷中译本：
第4、5、6、7、13卷。
另外，编译局翻译的“列宁传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增订第2版和“简明哲学辞典”新的增订本等书，也都要在今年出版。
编译局已经制定了1956年到1960年的工作规划。
在这五年内，他们将译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4卷（全集共有30卷，其中一部分如“资本论”等已经出版；
另一部分将由其他部门翻译出版）；
将全部译完“列宁全集”35卷；
另外还要翻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与决定汇编”、“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第2版增订本）、“哲学史”、“马克思传”、“恩格斯传”（修订本）和“斯大林传略”（增订本）。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在30多年前就开始在中国翻译成中文出版。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底，共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225种，23，791，600册。

（新华社）

印度尼西亚国家人民党决议
要求哈拉哈普内阁赶快辞职
据新华社雅加达10日电据安塔拉通讯社1月09日报道，参加哈拉哈普内阁的国家人民党在最近举行的第3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说，国家人民党代表大会绝对不信任哈拉哈普内阁。
决议说，这个内阁所采取的方针对国家没有好处。
代表大会要求内阁在一星期内辞职。
如果内阁在这个期限内还没有辞职，那么国家人民党就要撤回它的部长，而如果这些部长拒绝辞职，国家人民党就要停止他们的党籍。

反对杜勒斯干涉约旦内政
崔奇
01月08日，正当约旦人民反对巴格达条约的爱国主义斗争继续高涨的时候，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竟突然召见约旦驻美国临时代办图康，向约旦提出了“强烈抗议”。
他公然要求对约旦人民的反美示威“进行解释”，并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对付“群众的暴力”。
杜勒斯露骨地干涉约旦的内政，从而在全世界面前赤裸裸地暴露了殖民主义者的凶恶面目。
谁都知道，是美国在强迫约旦加入侵略性的巴格达条约，是美国想把约旦拖上危险和灾难的道路，是美国打着“援助”的幌子掠夺和奴役约旦人民。
那末，试问杜勒斯，美国在约旦的这些殖民侵略活动，究竟应该怎样“进行解释”呢？
杜勒斯为什么要假装糊涂呢？
他必须知道，约旦人民已经看透了是谁在威胁他们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因此他们对美国和西方殖民国家表示了巨大的愤怒。
约旦人民在耶路撒冷约旦区的美国领事馆门前举行示威，并放火烧了在安曼的美国“技术援助”机构的大厦，这就是对于帝国主义侵略者，特别是对于那些伪装的殖民主义者的反抗和警告。
这些英勇的斗争表明，约旦人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再不能容忍帝国主义势力任意摆布他们了。
近几个月来，约旦人民反对巴格达条约的爱国主义斗争，使帝国主义势力遭到很大挫折。
约旦人民制止了自己的祖国被拖进侵略集团的危险，并从而打乱了西方国家在中近东扩大巴格达条约的时间表。
不久以前，华盛顿“高级官方人士”就承认过，“美国把约旦拖入中东防御联盟”的计划，“已经发生困难”。
但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并不甘心，他们一直企图继续干涉约旦的政治局势，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同时，美英宣传机关又不断诬蔑约旦人民是“暴民”，拚命歪曲约旦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并要求约旦当局对人民运动进行压制。
现在，由于约旦人民的斗争日益高涨，杜勒斯竟亲自出面来执行这种可耻的干涉勾当了。
杜勒斯对约旦的所谓“抗议”是美国对约旦人民的新进攻。
约旦人民将为打破外国干涉而继续奋斗。
他们的亲身经验已经证明，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任何帝国主义的干涉和侵略活动都是可以打退和打败的。
今天，人民的爱国主义运动，已经在约旦的政治局势中发生了巨大的作用。
01月09日，约旦新政府组成。
新任首相萨米尔·里法伊当天发表声明说，“参加任何新的条约都不是我的政府的政策。”
很显然，约旦人民反对巴格达条约的斗争一定会获得更大的胜利。

巴什基尔的石油流到了西伯利亚
新华社10日讯据塔斯社报道：
苏联1，300多公里长的图伊马兹—鄂木斯克输油管在1月09日开始输油了。
在这一天，第1批数千吨石油，从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盛产石油的图伊马兹通过输油管，翻越过乌拉尔山脊，一直向东流动，注入了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炼油厂的油库中。
这条很长的输油管是在极短的时期内建成的。
它穿过了五条河的河底，越过了无数的道路、沼泽和山谷。
建筑工人在线路上挖出和填上了四百万公方的泥土，还建立了许多巨大的压油站。
在铺设这条油管的过程中，苏联的工人制成了一种优良的绝缘防蚀材料，它可以使油管在零下25度的温度下不致损坏，从而大大加快了油管铺设的速度。
目前，苏联油管建设工人又从鄂木斯克开始，在向东铺设一条通到新西伯利亚城的输油管了。

日本公众支持日苏谈判更加坚决
新华社11日讯据塔斯社讯：
出席苏日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谈判的日本代表团团长松本俊一9日到达伦敦。
据共同社报道，松本俊一在到达伦敦以后向记者发表谈话说：
“现在日本公众支持日苏谈判要比去年06月谈判开始的时候更加坚决。”
他表示希望：
“由于这种支持，谈判将能在不久的将来顺利地完成。”
松本俊一指出：
“同俄国人尽速签订协定的可能性是同日本国内政治情况密切相关的。”
同时，松本俊一指出，日本对谈判的基本态度并没有变化。

日本社会党
决定上半年斗争纲领
新华社10日讯东京消息：
日本社会党1月10日举行领导干部会议，决定了今年上半年的斗争纲领。
为了达成日本的和平和独立，社会党决定反对修改宪法，反对扩大军事基地，并且要求调整日中、日苏邦交。
斗争纲领说，社会党将提出不信任鸠山内阁的议案，并且要在参议院选举中获得三分之一以上的议席，以粉碎保守党派想要修改宪法的企图。
社会党决定展开大规模的拥护宪法的国民运动。
社会党在今年03月间将完成整个党组织的统一，并且将发展十万名新党员和加强同工会和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合作。

“朝日新闻”指责美喷气轰炸机运日
据新华社11日讯“朝日新闻”1月10日发表评论，指责美国把喷气式轰炸机运到日本。
评论说，B—57型轰炸机显然是攻击性的武器，这样，日本的基地就有了美国的原子轰炸基地的性质。
日本首相和外务相曾经在国会中屡次声明，不把日本变成原子轰炸基地。
这家报纸接着质问道：
究竟是美国对日本政府的反对置之不理呢，还是首相在国会撒了谎呢？
“朝日新闻”指出：
今天的世界局势，特别是远东局势正朝着和平的方向前进，把可以载运原子弹的轰炸机配置在日本，是同和平背道而驰的。

梅农主张中美举行高一级会谈
新华社11日讯据美联社纽约消息：
出席第10届联合国大会的印度代表团团长梅农对中美会谈表示关切。
梅农在1月10日离开纽约前向美联社记者表示：
应该为远东和平作出更大的努力。
梅农指出，美国同中国正在日内瓦进行大使级的会谈，“应该有更重要的人物出席会谈”。
在同一次谈话中，梅农要求美国放弃它在太平洋进行一次新的超级炸弹试验的计划。

美国倾销农业危机
艾森豪威尔提出农业特别咨文
新华社10日讯华盛顿消息：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月09日向国会提出一项农业特别咨文。
咨文中指出，美国的农业经济已经下降了五年，农民收入在继续减少，“这种经济逆转除非加以纠正，不然就会直接威胁我国人民的幸福”。
咨文认为，“没有一个问题有像美国的农民处境那样迫切需要国会注意的”。
咨文里提出了应付农产品过剩危机的九点计划。
其中一点是建立“土地银行”。
由于农产品的销路困难，“土地银行”要来设法“自愿缩减”耕地面积20％，或者2，500万英亩，为的是减少美国主要的农产品棉花、小麦以及玉米、大米、花生的生产。
计划中的另一点是要把政府在国内市场上出售囤购的农产品的价格予以降低。
咨文承认政府这样做将和农民自己出售的农产品发生竞争。
而这样也就会进一步降低国内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减少农民的收入。
计划中规定继续向国外市场倾销剩余农产品。
咨文特别提到要扩大用农产品来交换其他国家的战略物资的机会。
咨文还要求修改限制把农产品只能输往“友好国家”的法律，以便有可能把农产品卖给现行法律禁止输出的那些国家。
美国向国外倾销农产品
农产品出口国受害无穷
据新华社10日讯美国通过“经济援助”、“军事援助”、“交换战略物资”、缔结强迫输入协定等办法向其他国家倾销剩余农产品的政策，已经引起了许多农产品出口国越来越严重的不满。
在1955年，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增加了三分之一，价值十亿美元以上，大量夺取了其他农产品出口国的市场。
美国向海外倾销小麦，使小麦出口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受到严重的威胁。
加拿大经济已经由于小麦存货大增而陷于严重困难的境地。
加拿大一再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但是并没有获得结果。
加拿大贸易与商业部部长霍威最近说，“美国正在做的是在瓦解某些加拿大的海外市场”。
美国去年出售给巴西50万吨小麦，同样引起南美小麦出口国的不安。
南美主要小麦输出国乌拉圭的总统柏莱斯指责美国的倾销是给“生产（小麦）国家制造饥饿”的政策。
美国政府在去年就已宣布在今年01月01日以后将再向世界市场上削价增销一百万包棉花。
这一消息也在各产棉国造成了不安。
埃及财政部长在去年11月说：
“情况是非常令人不安的，棉花世界正处于一种动摇不定的状态”。
去年12月28日，美国政府又宣布倾销为数一千万磅牛油的计划，这个计划马上引起了驻在华盛顿的输出牛油国家新西兰、丹麦、荷兰等国的代表的抗议。
美国向东南亚国家和日本倾销剩余大米，使缅甸和泰国的传统市场遭到严重的排挤。
这两国滞销的大米在大量增加。
美国这种政策正遭到缅甸和泰国广泛阶层舆论的谴责。
美国向日本倾销剩余农产品
日本农业生产受到恶劣影响
据新华社10日讯东京消息：
日本农林省在1月09日发表了一份关于日本农业情况的报告说，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性农业生产过剩现象正在影响着日本的农业。
外国的粮食，特别是美国小麦日益增多地输入日本，这已经影响了日本的增加生产的农业政策。
美国和日本在1955年05月签订的第1次剩余农产品协定规定日本要购买8，500万美元的美国剩余农产品。
日本“前卫”杂志指出，这是美国根据协定向13个国家倾销剩余农产品的数量最大的一项。
“前卫”杂志说，在这个协定的规定以外，日本也是美国农产品的第1个国外市场。
美国向日本倾销了它出口的棉花的25％，小麦的16％，大豆的24％和大米的54％。
继第1次协定之后，美国又在去年10月迫使日本同它签订了一个规定日本向美国购买6，580万美元剩余农产品的第2次协定。

美国加剧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活动统计
（1955年09月10日——1956年01月05日）
1955年09月10日，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在第1项议程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在这以后，中美会谈进入了第2项议程的讨论。
中国方面提出了取消禁运和准备中美外长会议讨论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而美国方面却提出了所谓“放弃使用武力”的问题。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却在台湾地区加紧了军事活动和武力威胁。
下面所列的从1955年09月10日到1956年01月05日美国在台湾地区进行的军事活动和武力威胁的不完全的统计，就说明了应该“放弃使用武力”的就是美国自己。
1、重要军政人物去台湾2、加强台湾地区军事力量3、海空军在远东和台湾地区举行演习
注：
①美国在台湾的空军已共有一个联队。
军事顾问团人员已增加为2，800左右。
1955年10月22日，美国在台湾成立“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
这个侵略机构“在一旦在台湾地区发生敌对行动时就将立即准备好负担起作战指挥总部的任务”。
②美国已经供给蒋贼大批喷气式战斗机。
1955年12月29日，美国又同蒋贼签订了一项蒋贼军“后备及补充制度的方案”，规定美国协助蒋贼建立九个预备师。
雷德福1月06日在台北说，不久将有更多的美国飞机送给蒋贼集团。
（附图表）

美国应该记住教训
就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从台湾到达南朝鲜活动的这一天，两架美国军用飞机侵入了我国东北领空。
也就在这一天，美国方面宣布，它已经同蒋介石集团签订了一项关于蒋贼军的所谓“后备及补充制度的方案”。
根据这个方案，美国公然表示它要为蒋贼军建立九个预备师。
这些都是不能容忍的严重挑衅行动。
这些挑衅行动同雷德福和其他美国高级军事首脑最近在台湾和远东地区进行的频繁的策划活动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从已有的消息可以看出，雷德福等美国军事首脑在远东地区的活动，是为了进行以台湾地区为中心的军事部署，加紧战争准备。
这种部署包括加强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力量和美国在台湾地区的海空实力；
加强美国在远东的从日本一直到菲律宾的一系列海空基地，以及这些基地和台湾之间的相互策应和支援；
督促参加东南亚条约集团的亚洲国家加紧扩军备战。
在进行这些活动的同时，他们还几乎天天重复一些不值一文的、恶棍式的叫嚣和恫吓。
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很明显的。
它要在台湾地区加强军事威胁，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
同时它还要在整个远东地区加剧紧张局势，企图反击亚洲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为和缓紧张局势而作的努力。
美国军用飞机侵犯中国领空和美国公然要为蒋贼军建立预备师的挑衅行动，显然就是这个加剧紧张局势的阴谋的一部分。
由于美国这些行为的鼓励，蒋贼军正在我国沿海地区加紧骚扰活动。
蒋贼“海军总司令”梁序昭1月09日就在放肆地叫嚣，要用美国将交给蒋贼的四只驱逐舰来加紧在沿海地区进行海盗活动，拦截开到中国来的“一切外国船只”。
西太平洋公海的安全已经由于美国的活动而受到了更大的危害。
美国的这一套侵略活动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也是整个远东和亚洲的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也许美国侵略集团忘记了它受到的多次教训，还是妄想用这些侵略活动来吓倒中国人民。
但是这种健忘对美国侵略集团决不会带来丝毫好处。
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为它自己设想，美国侵略集团最好是记住它受过的沉重的教训。

艾登在国内遭到强烈不满
据新华社10日讯伦敦消息：
英国许多报纸连日刊载猛烈批评首相艾登的文章，抨击保守党政府在中东和应付国内经济困难上的失败。
“人民报”1月07日在第1版以显著的标题报道说：
“现在有一半以上的保守党议员的意见是，艾登愈早辞职愈好，因为他们认为艾登是失败的。
他们因为政府遭到日益激烈的批评而感到担心。”
“每日镜报”在标题中指出“艾登是一个失败者”。
某些英国报纸传说艾登可能辞职。
“观察家报”1月08日说，艾登可能在今年夏天辞职。
但是，关于艾登可能辞职的传闻受到官方的反驳。
据路透社报道，首相的发言人说这些传闻“是毫无根据的”。

莫斯科的冬季运动
莫斯科河已经冰封了，上面盖着一层厚厚的雪被。
可以通航五海的港口现在变成了一条安静的洁白的大道。
莫斯科郊外积雪遍野。
连绵不绝的枞松林和白桦林都披上白绒的雪装。
莫斯科人冬季运动的好日子来到了。
在各个公园和运动场里，在许多学校和文化机关的场子里，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冰场。
在冰场上，滑冰的人们不是一个跟一个，而是一群接一群，像走马灯一般不停息地滑着。
有些能手在人群之间左穿右绕，风驰而过。
也有三三两两携手并进的。
有些才学会的人，摔了跤爬起来再滑。
有的地方，初学的人推着橇椅练习脚步。
在中央文化休息公园举行的滑冰花样表演，往往座无虚席。
少年在花样滑冰中最出色。
去年全苏冠军塔捷扬娄·李霍列娃是15岁的九年级学生。
当六岁的男孩和女孩们在镜面般的冰场上矫捷地跳着活泼的俄罗斯民间舞蹈的时候，当同样幼小的、穿着民族服装的一个男孩两个女孩打着捷克舞的旋风围的时候，人们都情不自禁地喝起采来。
如果你问莫斯科人在冬天最喜欢看的运动比赛是什么？
他会回答你：
“冰球赛。”
打冰球这个运动在苏联时兴还不过九年，但苏联冰球队在世界上已经享有盛誉了。
前几天一个晚上，在“狄纳摩”运动场上举行了一场冰球赛。
凭人们吸着的香烟在昏暗中映出的万点星火，依稀可以辨认出这里约有两三万观众。
几十盏探照灯的光芒集中在冰场上。
冰场围着半人高的木篱。
两队各六个人，穿着跑冰鞋，戴着坦克手式皮帽，握着曲棍，在冰场上飞奔地追逐着橡皮球。
人们滑雪的兴趣不下于溜冰。
在市内东伊兹迈尔公园的树林里，冬天不比夏天寂寞。
雪橇在林间开辟了许多路径。
在索科尼奇公园和列宁山上都是滑雪的好地方。
在列宁山上莫斯科大学对面筑有铁骨的跳雪板台。
各个体育团体的运动员每天在这里向积雪的山坡练习跳雪板。
最近，莫斯科滚球制造厂钳工波里斯·舍纳也夫在这里跳了60公尺远。
星期天，当有些人们还在甜睡的时刻，滑雪爱好者，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已经冒着早晨的寒风出发到郊外树林的滑雪胜地去了。
他们撑动杆子，迈开大步，滑过旷野，深入树林，过了一坡，又侧着雪橇上了一坡。
他们饱览雪景，深深地呼吸着冬日雪野上的清鲜的空气。
在冬季开始后不久，莫斯科“三山纺织厂”的九个工人，为了纪念俄国第1次革命50周年，举行了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的长途滑雪旅行。
最年轻的参加者18岁，最年长的参加者64岁。
旅途愉快而辛劳。
他们胜利地都到达了目的地。
滑冰滑雪在苏联是真正群众性的运动。
本报驻苏联记者李何
（1月09日）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据新华社11日讯据塔斯社地拉那讯：
01月10日，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举行庆祝大会，庆祝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当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员在主席团席位上出现时，大会参加者热烈鼓掌欢迎。
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穆夫蒂乌在会上作了报告。
他在报告中谈到阿尔巴尼亚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时指出，到1955年——第1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的年底，阿尔巴尼亚的工业总产量已经增加到了1938年的12.5倍。
金属加工工业的产量增加到1950年的5.5倍。
仅仅一个斯大林纺织工厂现在的棉织品产量就增加到1938年阿尔巴尼亚全国棉织品产量的48倍。
目前，阿尔巴尼亚农业的播种面积比1938年增加了70％，谷物产量增加了75％。
全国现在有31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合作社同国营农场一起生产国家谷物总收获量的13.6％，甜菜总收获量的77.4％，棉花总收获量的29.8％。
1955年的贸易网比1950年扩大了50％。
由于国家经济的全面加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最近作出了关于部分取消一些工业品的配给制的决定。
穆夫蒂乌接着还谈到了1956年将要进一步大力发展工业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形。
穆夫蒂乌随后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政府是把建设社会主义、改进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同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的奋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阿尔巴尼亚人民是伟大而坚强的和平阵营中的积极和贯彻始终的参加者。
他们同苏联人民、阿尔巴尼亚伟大的解放者和保护者有着密切的、真挚的、兄弟的友谊。
他们同伟大的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紧密的、兄弟般的友好联系。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还恢复了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兄弟般的联系。
穆夫蒂乌接着说，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参加联合国是我国人民的一大胜利。
这个胜利是由于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伟大朋友和一切国家人民权利的保卫者——苏联的倡议而取得的。
穆夫蒂乌的报告博得了到会者的热烈掌声。
最后，大会在十分热烈的气氛中通过了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政府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致敬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