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贺伊巴露丽六十寿辰电亲爱的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同志：
欣逢您六十岁寿辰之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您、西班牙共产党卓越的领导者、中国人民敬爱的朋友致以衷心的兄弟般的祝贺。
祝您健康长寿，祝您在工作中获得新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55年11月30日

决不容许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进行破坏活动
上海市人民公安机关在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教徒的要求和协助之下，破获了一个长期隐藏在天主教内的反革命集团。
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名叫龚品梅。
这是一个在国外帝国主义分子的指挥下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集团。
这个反革命集团指挥着潜藏在上海和各地天主教内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一系列的反革命破坏活动。
坚决镇压这伙甘愿效忠于帝国主义的背叛祖国的反革命分子，是完全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
全国人民和爱国教徒及神职人员对于这一正确措施表示了热烈的拥护。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为了破坏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明目张胆地提出“爱教就不能爱国”，“教徒不能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
他们假借“神权”禁止教徒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禁止教徒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应当履行的义务：
不许教徒服兵役，不许教徒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不许教徒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不许教徒检举反革命分子，不许教徒响应人民政府的一切号召和参加人民政府所召开的一切会议。
他们公然认为“爱国有罪”，凡是参加上述活动的教徒和爱国神职人员都被认为是“反教”、“裂教”，而以停止“神功”、不给领“圣体”、摘“神权”和“弃绝”等手段加以威胁和迫害。
他们对于国家的一切政策和一切重大的措施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破坏。
在土地改革时期，他们阻止教徒分地主的土地；
在抗美援朝时期，不让教徒参加志愿军；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们把许多反革命分子窝藏在教堂内，并且阻止教徒检举；
在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提出以后，他们以所谓“天堂为基本路线”来和总路线相对抗。
可见他们对国家和人民完全抱着“誓不两立”的态度。
他们所祈求的究竟是什么呢？
他们所祈求的是颠覆新中国，是“第3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的死亡和毁灭！
他们日夜所梦想的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血腥统治在中国的复辟。
效忠于帝国主义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还有计划地把反革命分子组织起来进行颠覆人民政权的罪恶活动。
他们建立了“神鹰党”、“中国少年反共同志革命委员会”、“救国革命党”等反革命组织。
这些反革命组织还提出了配合帝国主义和蒋匪帮进行复辟的反革命纲领。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把许多枪枝、弹药及其他杀人武器隐藏在教堂内，他们广泛地布置情报网，搜集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情报。
他们经常派出爪牙，化装成商人、学生，潜赴各地秘密进行破坏活动，并且收买利用混在我机关、学校、工矿、企业及人民团体内部的一些坏分子，为他们进行刺探情报和窃取我内部机密的罪行。
他们所干的完全是颠覆人民政权的罪恶勾当。
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不仅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污辱宗教，危害一切爱国的教徒和神职人员的利益。
许多教徒和神职人员在他们的威胁和迫害下，失去了从事正当宗教活动的自由，不仅不能参加任何有益的社会活动，甚至阅读书报、看电影以及同爱国教徒间的来往都受到干涉。
他们竟敢在教会内部私设监狱，任意秘密囚禁教徒，把教会变成善良教徒的人间地狱。
他们是太猖狂了，竟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由的土地上干这样暗无天日的勾当！
我国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但是我们决不能允许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和反革命分子利用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在我们神圣的国土上从事颠覆活动。
为了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不论他们暗藏在哪个角落，不论他们披着什么外衣，伪装得多么巧妙。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所作所为，早已和宗教信仰没有什么相干的了。
一切教徒和神职人员应当学会识别哪些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者，哪些是反革命分子，不要被那些化装成“外婆”的恶狼所欺骗。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在教徒中散布所谓“爱教就不能爱国”等反动言论。
他们企图把爱教和爱国对立起来，挑拨、破坏我国人民之间的和人民同自己的政府之间的团结。
我们知道：
“保卫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教徒当然也不能例外。
中国的一切真正的宗教信仰者都知道，在我们的国家内虽然有各种不同信仰的人，但我们都是中国人。
每一个教徒应当同时成为一个热爱祖国的公民，不断提高爱国主义觉悟，自愿自觉地尽公民应尽的义务，遵守政府的法令，响应政府的号召，热烈参加爱国活动，为祖国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而尽力。
因此，中国的一切真正宗教信仰者是不能容忍任何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对祖国进行破坏活动的。
人民政府对于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
这丝毫不妨碍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
破坏宗教信仰的正是龚品梅这些反革命分子，只有把这些反革命分子彻底清除，正常的宗教生活才能得到保证。
上海的天主教徒在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爱国正气得到进一步发扬，宗教生活更加活跃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我们相信广大的天主教徒都是爱国的，是希望教会纯洁的；
反革命分子只是极少数，他们利用教会进行破坏活动是违反广大教徒的意志的，因此一切有爱国心的教徒应当接受以往的教训，辨明是非，分清敌我，坚决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揭露教会中跟帝国主义勾结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破坏中国人民革命事业。
信教的人就是信教的人，反革命就是反革命，这是界限分明截然不同的。
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真正信仰宗教的人士是毫不相干的。
那些被欺骗利用而误入歧途参加了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活动的人，应当及早觉悟，回到人民方面来，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
只要他们能够这样做，一定可以得到人民的欢迎。
我们知道，至今还有一些暗藏在天主教中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向政府坦白悔过，有的还在公开地或秘密地进行破坏活动，采取两面的方法，希图抗拒和蒙混过关，甚至在暗中阻挠教徒的检举。
我们警告这些反革命分子：
你们的一切顽抗和狡猾办法，除了加重你们的罪恶以外，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人民政府处理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是：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将功折罪，立大功者受奖”，只有彻底坦白悔改才有出路。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被揭露，是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利用教会为掩护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一大打击。
但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决不会因为他们的失败而放弃其破坏阴谋。
因此，全国人民和广大爱国教徒还要继续提高觉悟，划清敌我界限，站在爱国的立场，为维护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团结一致，积极参加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全部肃清。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敬爱的总理同志、敬爱的代表团全体同志、同志们、朋友们：
以格罗提渥总理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来到我国访问，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我们的贵宾，敬爱的格罗提渥同志和代表团全体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在地理上相距很远，但是共同的事业和真诚的友谊把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我们两个国家差不多是同时诞生的。
自从我们各自的国家诞生以来，我们两国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兄弟般的友好合作关系。
几年以来，这种关系得到了不断的巩固和发展。
团结一致和相互支持的精神始终贯穿在我们两国关系之中。
1954年07月，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邀请，我荣幸地访问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我们两国总理发表了会谈公报，肯定了我们两国加强友好合作和争取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
从那个时候以来，我们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都有了更大的进展，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已经进一步加强，全世界人民争取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斗争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在北京接待格罗提渥总理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并且就有关两国利益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问题再一次交换意见，不仅使人格外感到高兴，而且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近一年多以来，国际生活中发生了许多新的有利于和平的重大变化。
特别是今年04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和07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四国政府首脑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紧张局势的和缓，促进了国际间的相互信任，并且为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为了克服由于西方国家批准巴黎协定和把西德拉进北大西洋侵略集团所造成的解决德国问题的障碍，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曾经作了一系列的重大的努力。
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今年07月和09月先后在柏林和莫斯科进行了会谈，缔结了两国关系条约。
苏联又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些行动显然有助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接近，为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恢复德意志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不久以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对四国外长会议和对德国人民发表的声明中，苏联在日内瓦四国外长会议上所提出的建议中，都提出了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和建立全德委员会以促进两个德国接近的建议。
一切承认现实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些建议是解决德意志的和平统一问题的合理的切实可行的途径，因为它们既符合于欧洲安全的利益，也符合于全体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
但是，所有这些合理的建议都遭到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拒绝。
它们妄图牺牲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劳动人民已经取得的政治和社会的成果，在全德意志复活军国主义，并且把整个德意志拉入侵略集团。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这个阴谋，当然要引起德国和欧洲爱好和平人民的愤慨，而且也是六万万中国人民所坚决反对的。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支持德国人民为争取建立一个统一、和平、民主、独立的德国而作的不懈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欧洲国家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的华沙会议的时候，又明确表示完全支持欧洲八国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这个条约表明了爱好和平的欧洲国家对于维护欧洲和平和安全的坚强决心。
我们相信，坚强的德国人民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下，一定能够担当起统一德国的事业，一定能够选择和平发展德国的正确道路，西方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德国人民的妄想是注定要失败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德意志和平民主力量的坚强堡垒。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善劳动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的成就，都有力地鼓舞着全体德意志人民。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已经赢得了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尽管世界上某些国家敌视和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和发展已经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
而且，我们深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还会沿着已经选择的正确道路得到更大的发展。
中国人民十分关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且把这些成就看成同自己的成就一样。
中国人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德国人民最忠实的朋友。
德国人民在争取和平统一自己祖国的斗争中可以指望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
六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
中国人民在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那里得到了巨大的帮助。
总理同志，在今天我们热烈欢迎你的这个时刻，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你，并且通过你，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对你们给我们的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深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友好访问，一定会进一步加深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增强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并且有利于欧洲、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让我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繁荣，为中国人民敬爱的朋友、德国人民敬爱的领袖威廉·皮克总统的健康干杯！

我们伟大的祖国
我国自己制造的十一万伏特电压互感器已在官厅水电站工地上安装，它可以测量出输电线的高电压。

格罗提渥总理的讲话敬爱的总理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很高兴能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对你们在这里给予我们的热烈欢迎表示感谢。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以苏联为首的大家庭里的兄弟。
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也就是说和平阵营各国人民——所努力争取的共同目标是：
保障和维护和平，并且为劳动人民建设幸福的生活。
这个崇高的目标和业已取得的成就，正粉碎着帝国主义的阴谋。
因此，帝国主义者想尽一切办法，企图破坏我们共同的建设事业。
最近几年的历史有许多例子说明这些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伟大的中国人民已经把帝国主义者从自己的国家里驱逐出去，并且正在和平阵营东方的最前线为维护和巩固和平而积极斗争。
我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西方最前线为保卫和平贡献出一分力量。
制止同美国垄断资本家勾结起来的西德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充分认识到我们在欧洲保卫和平的责任，亲爱的中国朋友们，你们可以确信：
我们为了光荣地完成我们的任务，将不吝惜自己的力量。
我们有着以兄弟般的友谊同我们坚强团结起来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强大的朋友，这一事实更加强了我们的信心。
同时，把我们两国团结在一起的是因为我们两国的政策都是建立在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各国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之上，而五项原则就是您，总理同志和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先生所倡议的，并且在万隆会议上得到肯定的。
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另一个事实是，我们都全力支持为争取从殖民主义压迫的枷锁下获得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
我们相信，我们在你们伟大的国家的访问，将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德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从而也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和平阵营。
我请诸位同我一起，为德中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为我们争取和平和各国人民安全的共同斗争获得进一步的良好成就，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伟大中国人民干杯！

毛主席接见格罗提渥总理
周总理欢宴民主德国政府代表团
新华社09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在09日下午四时半接见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格罗提渥总理和他的夫人。
受接见的，还有代表团团员：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博尔茨博士，司法部国务秘书特普利茨博士，人民议院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弗洛林，外交部部务委员格罗塞大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纪普纳，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处书记雅布朗斯基夫人，柏林洪堡大学校长奈耶博士，驻营人民警察少将多尔维策尔，“友谊”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劳动英雄乌尔夫，德绍车厢制造厂技师、积极分子霍恩。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北京市市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彭德怀、李富春、李先念，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姬鹏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曾涌泉。
新华社09日讯
格罗提渥总理和夫人以及他所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全体人员，今晚应邀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举行的盛大的欢迎酒会和宴会。
下午七时，格罗提渥总理偕同他的夫人和博尔茨副总理以及代表团其他团员，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陪同，进入酒会大厅。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沈钧儒和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在大厅入口处热烈欢迎他们，然后一一介绍贵宾们同聚集在大厅里的中国各界人士见面。
这时，宾主们亲切地围聚在一起交谈，并且频频举杯互祝中德两国人民间的亲密友谊日益发展。
酒会后盛大的宴会在欢迎曲声中开始。
贵宾们在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陪同下进入宴会大厅。
这时，全场响起了历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首先致词。
他在讲话结束时，举杯祝皮克总统健康。
接着，在热烈的掌声中，格罗提渥总理起立致词。
他在讲话结束时，举杯祝毛泽东主席健康。
在周恩来总理和格罗提渥总理讲话结束的时候，乐队分别奏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宴会在优美悦耳的中德两国的乐曲声中进行。
席间，宾主频频起立，为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为两国在维护亚洲、欧洲和世界和平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而干杯。
出席今晚宴会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北京市市长彭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张治中、傅作义、龙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
出席今晚宴会的，还有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各办公室主任罗瑞卿、薄一波、王首道，各部部长谢觉哉、钱瑛、曾山、叶季壮、王鹤寿、黄敬、赵尔陆、张霖之、李聚奎、杨一辰、刘秀峰、蒋光鼐、沙千里、滕代远、朱学范、廖鲁言、沈雁冰、杨秀峰、张奚若，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章汉夫、姬鹏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王昆仑、吴玉章、李雪峰、邢西萍、周建人、胡乔木、胡耀邦、徐特立、张难先、张苏、许德珩、陈劭先、刘澜涛、蔡廷锴、邓初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赓大将、李克农上将，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上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曾涌泉也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国务院各办公室副主任，各部副部长，各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各军种和兵种负责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北京市副市长，首都科学、教育、文艺、新闻、宗教界人士和社会名流，各兄弟民族代表和劳动模范。
出席宴会的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有波兰、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联、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印度的大使，瑞士的公使，缅甸、蒙古、罗马尼亚的临时代办，芬兰大使馆的参赞和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二等秘书。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人员、帮助中国建设的德国专家和德国留学生以及在京的许多国际友人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附图片）
毛主席同格罗提渥总理等合影。
前排自左至右：
纪普纳、李济深、弗洛林、周恩来、博尔茨、朱德、格罗提渥、毛泽东、格罗提渥夫人、刘少奇、特普利茨、陈云、格罗塞、彭德怀、雅布朗斯基、沈钧儒。
吕厚民、钱嗣杰摄（新华社稿）
毛主席在接见格罗提渥总理等后，亲自送贵宾们到门口。
　新华社记者　邹健东摄
周总理欢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图为格罗提渥总理和夫人、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
　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摄

苏共中央贺伊巴露丽六十寿辰电亲爱的多洛雷斯·伊巴露丽：
欣逢您六十寿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衷心地向您，反战运动的杰出活动家，工人阶级事业、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英勇的、久经考验的战士表示祝贺。
我们衷心祝您身体健康并且继续为西班牙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进行多年的富有成果的活动。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不能忘记富裕中农
广东省中山县大有乡的部分富裕中农在看到乡里的贫农和下中农参加合作社后，特别是听到坏分子的破坏谣言后，情绪就很不安定。
有的富裕中农终日长嗟短叹道：
“我的‘生意’（指田地等财产）都是过去勤俭积蓄起来的。”
有的富裕中农虽然不愿入社，但到处找干部要求入社。
这个乡的党支部发现这种情况后，就发动宣传员挨家挨户宣传，设立“政策问事处”，给富裕中农解答各种政策问题，召开乡、村、片、联家、青年、妇女等各种会议，宣传自愿互利政策，揭露坏分子的谣言。
经过一系列的宣传以后，富裕中农的情绪就安定下来，准备砍树的不砍树了，想去做买卖的也不做买卖了。
富裕中农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冯国胜几天就积了一万多斤塘泥，吴洪川也出资买牛。
大有乡党支部做得很对，一个乡的党支部固然要积极地领导贫农和下中农组织合作社，但也不能忽视对暂时还不愿入社的富裕中农的领导和帮助。
只有这样，富裕中农才能走上合作化的道路。

为什么老出事故
从今年第1季度到现在，重庆第1钢铁厂大型轧钢车间不断发生各种事故，而且事故的性质一天比一天严重。
这是什么原因呢？
要找原因，就必须了解这个车间过去每次事故发生前后的经过。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经过”几乎是不折不扣的“老一套”。
事故发生之后，大家争吵不休，领导上怪设备人员没有做好机器的维护工作，设备人员怪工人不遵守操作规程，工人怪机器太老太旧。
等到机器一修好，争吵也停止了。
由于事故占去了生产时间，一个月的活不得不在半个月内完成，于是检查、修理，一切从简，最后机器倒楣。
事故又发生了，争吵也伴随而来。
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事故总是有增无减，人们争吵的内容也毫无改变。
这种局面持续到现在，于是有人就说：
“机器生产太复杂，发生了事故根本不容易找到原因。”
真的找不到原因吗？
或者应当把罪过统统归咎于机器设备吗？
当然不是。
这个车间最大的一次事故是打断牌坊。
在事故发生之前，到厂的苏联专家曾经指出：
牌坊的负荷能力不够，但是车间领导没有根据这个意见采取预防措施，等到事故发生之后，大家才说：
“苏联专家早说过，牌坊负荷能力不够。”
可见这并不能说明事故的责任应该由牌坊来负。
正因为这个车间在发生事故以后，没有彻底弄清原因查究责任，才使事故由少变多，由轻而重，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从移民组到高级社
吴尔祥
广东省中山县外沙乡不久以前才建立起来的第6农业生产合作社，是由一个“人民集体组”转上去的。
这个组的成员都是由鹤山县迁过来的农民。
这个组为什么叫做“人民集体组”，又怎样变成高级社的呢？
这里有一段故事。
1953年秋天，鹤山县白水带乡四村农会主席徐信行，接到他在中山县的一个朋友的一封信，说中山县外沙乡，面临珠江，背靠山，境内一片平原，土地肥沃，河流纵横，终年不旱，山上可以造林、牧畜，种麻、种烟，水里可以捕鱼。
但是这里人少地多，成片肥美土地，没有人去耕种，如果能够移民开荒，大有发展前途。
徐信行住的这个地方是个山区，人多地少，每人平均只有二百斤粮食产量的地，生活困难。
他读着朋友的信，高兴得很，马上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本乡的许多农民。
但是他们不大相信真有那么好的地方，因此决定由徐信行和另外三个农民先去中山县外沙乡，作一番观察。
到了外沙乡，他们所看到的和那个朋友信里写的一样。
他们回来以后，就串连了十二户农民，决定每一户先去一个人。
秋收过后，十二个人办好了移民手续，每人随身带了一个锄头、一把镰刀和一些生活费，来到了中山县外沙乡。
他们站在外沙乡北面的山坡上，举目望去，一大片肥美的田地，从他们的脚下伸延开去，和前面横流过的像镜子一样的珠江水流相接。
他们就决定在这山坡上建设自己的家园。
开始是困难的。
十二个人住在一间小茅草房里。
但是他们都是年青的小伙子，并且都是贫苦农民，美好的希望鼓舞着他们。
徐信行对大家说：
“现在的困难是暂时的，依靠我们集体的力量，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他们睡在一起，吃在一起，劳动在一起。
开的荒地是大家的，种的菜、养的猪也是大家的。
因为样样都是集体的，他们就给自己起了个“人民集体组”的名字。
徐信行被大家选做集体组的组长，还选出了会计和出纳。
在这个组里，不分劳动力的强弱和劳动的轻重，谁做了一个工就记下一个工，谁病了也一样记工。
因为他们谁也不知道将来谁会病，为了使生病的人不至于发生生活困难，他们在没有来外沙乡之前就订了一条公约：
谁病了不出勤也记工。
他们还规定：
到收获的时候，就按每人做的劳动日多少进行分配，没有土地报酬，因为土地是大家共同劳动开垦的。
他们没有什么私有财产的牵挂，都一心一意地、热情地劳动，争取多出工，多得劳动日。
劳动力弱的赖英，1954年一年也做了二百三十多个工。
他们在耕作技术方面有了问题，就向当地农民学习。
没有耕牛，就去租用。
当地政府又协助他们解决了口粮、种籽等问题。
1954年秋天——他们来外沙乡后第1年的秋天，他们凭双手开出来的七十亩荒地，收了二万三千多斤稻谷和一千二百斤花生；
另外还喂养了二百七十只鸭子和四条大猪。
这一年，他们不仅没有要国家供应口粮，而且第1次卖了一万多斤余粮给国家。
在秋收前后，他们还利用农闲空隙，建造了九间土墙瓦顶的房子。
有了住的地方，他们的家属也陆续搬来了。
接着，又迁来了三十多户农民。
现在这个荒凉的山坡，已经变成一个住有五十多户人家的新村了。
到1955年，由于户数多了，人多了，原来由十二户十二个劳动力组成的“人民集体组”，扩大到了十九户，三十二个劳动力。
他们的耕地面积已由原来的七十亩扩大到二百一十八亩。
他们初来的时候，每人只有一个锄头和一把镰刀。
现在他们买了一头耕牛，三只艇，一架水车，一个风车，三张犁耙，二十二只麻包，和其他一些零星农具。
这些都是组里的公共财产。
他们总结了过去一年的生产，认为要进一步发挥组员的劳动热情，首先要改进劳动日的计算方法。
他们学习外沙乡第1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按劳动力的强弱，重新评定了每个组员的劳动底分，进行活评，同时对这些农活还试行了按件计工制。
他们把三十二个劳动力分成了两个生产队，每个队有队长，有记分员。
农业生产合作社怎么做，他们也就学着怎么做。
过去吃大锅饭，现在家属来了，住分开了，吃也分开了。
还留给每个组员一块空地，自己种菜、种甘薯。
养鸡、养鸭也分开了。
两年来，他们深深体验到，一切都是劳动创造出来的，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一般都很高。
他们把一百五十六亩水稻由间作改为连作。
每个劳动力负担五亩左右双季水稻的劳作。
这在沙田地区是少有的事。
今年，他们的早稻收了四万九千多斤稻谷，卖了二万三千斤余粮，超额完成了卖余粮的任务。
外沙乡人民委员会为此奖给他们一面红旗。
现在又到晚稻收割的季节，估计晚稻可收六万斤稻谷，每户平均收入五千多斤稻谷，另外还有副业收入。
他们的生活已开始好转了。
10月间，毛主席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指示传达到了外沙乡，“人民集体组”的组员欢欣鼓舞地迎接了办社的干部。
组长徐信行说：
“我们要丰衣足食，就得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现在他们已不再是十九户的“人民集体组”了，已发展成为三十六户的外沙乡第6农业生产合作社。
他们这个社和别的社不同的，一开始就是完全“按劳取酬”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做好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试办工作
商恺
中共山西省委在最近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向全体农村工作干部提出了一项新任务：
要求每个县、市从今年秋冬开始试办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不仅是因为在全省广大农村中，有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增长，社员的觉悟程度的提高，已具备了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条件；
而另一方面按土地和劳动付酬的分配制度，已经日益不能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这也就是说，在这些合作社里生产力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已经日益显著。
如果不及时地解决这些矛盾，使这些社的生产资料部分集体所有制变为完全的集体所有制，那末，生产力的发展，就要受到限制。
在这样一种新情况下，山西省委提出试办高级社的要求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
因此，它也就立刻得到了干部和农民的热烈拥护。
农业合作社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从低级社过渡到高级社呢？
山西省委提出了由低级社过渡到高级社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这就是：
（一）社内的生产不断发展，赶上或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二）保证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以后，绝大部分社员的收入不会降低，老弱病残社员的工作和生活能有所安排；
（三）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程度已经提高，真正自愿把低级社转变为高级社。
山西省委指出，规定这三个条件作为一般转社的条件是必要的，因为有了这三个条件，就有了一个争取转社的目标。
但是不要把这些条件当作消极的限制农业合作社由低级社过渡到高级社的“清规戒律”，各地对这些条件应因地制宜地去执行。
现在，山西各县县委正在热情地积极地有计划地进行试办高级社的工作。
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低级社转变成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实行主要生产资料归社公有，这是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又一次重大的转变，这同样是一场尖锐的复杂的斗争。
为了保证这一历史任务的胜利完成，山西省委要求全省农村党组织首先对农业合作社里的共产党员，更有系统地进行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的教育和阶级政策教育，以发挥共产党员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的先锋作用。
同时，农村党组织还必须作好合作社里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经济工作，以保证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的不断提高和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不断增长，为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积极地创造条件。

旅日侨胞一百五十六人回国
我抗日烈士遗骨一百多具同时运回
旅日侨胞一百五十六人09日上午乘日本轮船“兴安丸”返回祖国。
在天津新港码头欢迎回国侨胞的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张殊明、办公厅主任张干承，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李士曾和塘沽区各界人民三百多人。
当归国华侨还没有下船时，李士曾就在扩音器前向全体回国侨胞致欢迎词，欢迎他们冲破重重困难回来参加伟大祖国的建设。
这时，船上的侨胞和码头上的欢迎的人们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大家并且热烈地唱起“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子。
回国侨胞下船后换车驶往天津。
他们一路上从车窗看到祖国新盖的工厂、工人宿舍和辽阔的田野，高兴地唱起“歌唱祖国”的歌子。
回国侨胞当天晚上出席了天津市人民委员会举行的欢迎便宴。
　（新华社）
抗日战争时期牺牲在日本的中国抗日烈士的遗骨一百三十一具，09日上午由日本轮船“兴安丸”运回天津新港。
以竹中胜男为首的中国抗日烈士遗骨护送团随船同来。
在天津新港码头上隆重地举行了迎接抗日烈士遗骨的仪式。
参加仪式的有：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国际联络部部长纪锋，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周叔迦，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市分会会长李允恪和天津市各人民团体、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津部队的代表以及塘沽各界群众共四百多人。
李允恪在仪式上致词。
他首先向死难抗日烈士致哀，并且向克服种种困难收殓中国烈士遗骨和护送来华的日本代表、日本人民和旅日华侨表示深切的谢意。
他说，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在协助旅日华侨回国的工作中，在向日本当局交涉释放志愿回国的洪进山等五名华侨并且保证他们能在最近期间回国的工作中，都作了不少努力。
这次竹中胜男等代表护送中国抗日烈士遗骨到中国，也是友好精神的表现。
竹中胜男接着讲话。
他首先为日本军国主义过去对中国所犯的非人道行为表示谢罪。
他说，最近中日两国的交往有着重大发展。
我们深深体会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深厚友谊。
我们愿意学习中国人民的精神，以全部力量从事和平事业。
仪式结束后，抗日烈士遗骨用汽车运往天津抗日烈士灵堂存放。
　（新华社）

更好地完成本年度对外贸易计划
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
到10月底止，对外贸易部全年进口计划已经完成百分之九十点六二，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八点八一；
出口计划已经完成百分之八十三点九二，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二一；
国内收购计划已经完成百分之八十一点七九，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三点七六；
国内销售计划已经完成百分之七十七点一，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五十三点四七；
运输计划已经完成百分之八十二，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六一。
历年前三季度松，第4季度紧的情况扭转了。
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是由于在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以及有关部门的配合协助下，国营对外贸易部门全体工作人员正确执行了国家对外贸易的政策方针。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盲目乐观和自满。
应该指出，在今年对外贸易各项计划的执行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在具体国别和商品上，完成得还不够平衡，公司之间和地区之间完成的情况也好坏不一，要全面地完成本年度对外贸易进出口计划，还需要作最后的努力。
目前，在国内收购计划方面，若干土产品完成得不够好。
上缴利润计划完成得也不好。
上述情况和缺点的产生，虽然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如有些商品收购计划完成差是因减产所致。
但是主要的还是由于我们主观上努力不够，在工作上还有缺点。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有的国营对外贸易企业单位的业务经营管理仍旧相当落后，还没有很好地使厉行节约、改善经营管理同完成计划任务三者密切结合，因而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工作上的差错和浪费、损失等事故经常发生。
对某些商品的收购、进货和加工的组织工作还相当薄弱，很多地区畜产品的收购组织和加工技术都还赶不上计划任务发展的需要。
有些地区没有很好依靠合作社和帮助合作社组织小商小贩进行收购。
在收购价格上，若干商品的地区差价过大，个别地区还有压级压价的现象。
这些问题都妨碍了今年对外贸易各项计划的完成，必须引起重视，积极设法加以解决。
但是，也应该指出，全面完成今年对外贸易各项计划任务，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
这就是由于各级党政领导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出口货源的供应情况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善；
库存商品数量一般都比往年有所增加。
今年全国农产品丰收，大部分出口农、副、土、特产品收成也较好；
有些土、特产品如柞蚕、苎麻、水果等还告丰收，特别是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涨，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
这些都是有利于完成收购任务的。
就对外情况来说，我国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在供需的结合上有了进一步的改善，便于进口和出口货的按期交货。
为了改进今后对外贸易工作，保证本年度对外贸易计划的全面完成，我们必须很好掌握和运用这些有利的因素，加强各级行政和业务单位的领导，做好以下几项业务工作。
一、继续加强对进口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并且分别不同国家和不同商品的情况，定期进行催交，以便及时发现问题，设法解决。
特别要注意抓紧完成某些跟国内生产关系较大的商品的进口计划，保证在年底以前把今年计划内的进口商品运到国内拨交各用货部门。
各国营对外贸易专业公司应该认真贯彻执行进出口兼营和对各国统一经营的方针，保证完成所担负的进出口任务。
二、及时组织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口交货，努力完成对亚非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计划。
对某些确实难以完成计划的商品，可在金额不变的原则下，对具体品种进行适当调剂，及时组织出口。
为了有效地改善出口商品质量规格，对收购的出口商品，应该加强仓储保管工作，防止变质损坏，并且及时组织加工，改进加工技术，对某些食品的出口品应该积极建议有关部门注意改善加工卫生条件，进行严格的检查检验。
对一般商品如发现不符出口质量规格标准的，应该即进行加工整理，以求达到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标准。
三、抓紧今年全国农产品丰收的有利时机，完成今年收购计划。
这不仅是保证完成今年出口计划的主要关键，而且关系到明年的出口货源问题。
各地对外贸易局和公司应该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商品的具体情况，分别组织检查小组，深入重点产区或集散地，进行具体协助和督促检查；
密切同合作社和国内贸易公司结合，共同做好收购工作，严格执行代购进货协议和合同。
同时还应该注意正确执行收购价格政策，对某些价格不合理的商品，应该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在扶植生产和保持物价稳定的原则下，根据一定手续加以适当调整。
在收购中必须坚决执行优级优价、分等论价的办法，防止压级压价或提级提价等错误作法。
四、做好进出口运输工作是全面完成对外贸易计划的一个重要关键。
年前还有很多进出口货物需要从国外运回国内和从内地运到口岸。
国营对外贸易部门必须加强跟各交通运输部门的联系，密切衔接计划，使所有进出口商品在运输时间、数量、安全等方面都有充分保证。
同时应该注意加强口岸换装接运和拨交工作，防止口岸堵塞，保证所有计划内的进出口商品在年内运到国内和装船运出。
在执行运输计划的时候，还应该在不影响进出口计划完成的前提下，尽可能缩短运输里程，改善装载技术，适当调整运输工具，以节约运杂费用。
五、为了提高计划执行的质量，并且完成本年度国营对外贸易上缴利润计划，各单位应该积极发动群众，切实贯彻执行对外贸易部关于改善国营对外贸易企业经营管理厉行节约的决定，抓住各个业务环节，加强经济核算，特别对某些经营亏损的商品，应继续进行详细核算，尽量做到不赔或少赔。
同时降低各项费用，消灭浪费，防止差错损失，提高工作效率。
现在距年终还有二十多天。
对外贸易部门全体工作同志们，紧张地动员起来，为全面地胜利地完成1955年对外贸易计划、为明年进一步提高对外贸易工作做好准备而努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全国检察长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11月25日召开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检察长会议，已经在12月07日结束。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检察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检察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首先，各级人民检察机关积极地、全部地担负了审查批准逮捕人犯的工作，基本上完成了从法律上保证把应当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及时逮捕起来的任务，保护了人民的民主权利。
其次，各级检察机关还积极地进行了审查起诉的工作和有重点地进行了重要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打击了各种犯罪分子，并且通过检查监所、劳动改造队的工作，解决了在监管罪犯和对罪犯进行劳动改造中的一些问题。
在这一时期的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各地检察机关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都有了发展。
会议研究了检察工作当前的任务。
会议认为，各级检察机关在深入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应当把审查起诉工作全部担负起来，并且要继续加强和改进审查批准逮捕人犯的工作。
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各级检察机关还要继续加强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
在组织建设方面，首先应当把还没有建立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铁路、水上运输检察院迅速地建立起来，要求在今年内完成各级人民检察院1955年临时编制中的干部调配任务，尽快地建立各级军事检察院，并且进一步纯洁和巩固检察机关的组织。
在业务建设方面，必须明确树立结合各项群众运动贯彻执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进行业务建设的思想，使检察业务的建设能够迅速赶上和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需要，从检察工作方面有效地保障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
会议还讨论了检察工作如何保障农业合作化运动顺利发展的问题。
会议认为，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高潮面前，各级人民检察院必须积极地行动起来，把保障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当前迫切的政治任务。
会议提出了1956年检察工作的初步规划。
（据新华社讯）

民革中央委员会和民主促进会中央理事会
分别讨论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问题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在12月09日举行座谈会，就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定了进行工作的初步方针。
座谈会由民革主席李济深主持，参加座谈的有民革部分在京中央委员、各工作部门负责人和成员中部分高级知识分子。
参加座谈的人在发言中，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像解放以来这样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和力量；
而知识分子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下，几年来，思想认识一般都有了进步和提高，对国家建设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座谈会认为，民革是以原国民党员和同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中上层人士为团结、教育、改造的主要对象，其中不少人是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和技术的。
民革各级组织应即采取办法，深入了解他们的情况和所存在的问题，根据国家的要求，加强对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潜力和积极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理事会最近连续召开会议，讨论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问题。
这几次会议分别由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副主席周建人主持。
参加会议的有民主促进会在京中央理事、各部门负责人和会员中的一部分有代表性的高级知识分子等二十多人。
在这几次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
在目前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发展的新形势下，知识分子的思想必须作进一步的改造，才能充分发挥潜力，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民主促进会有责任协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深入地了解目前知识分子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等各方面的情况。
会议经过讨论以后，决定向各地方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方组织在最近一个月内，有重点、有计划地对有代表性的会员和所联系的群众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等各方面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用活人活事教育社员爱社
10月里收花生的时候，云南盐津县？
头乡永兴农业合作社社长蒲世富和社员都乱吃花生。
他们一边收，一边吃；
休息的时候吃，走路吃，回家也吃。
社员李思云的妻子因吃花生太多了，一天没有吃饭，把嘴皮都吃乌了。
参加挖花生的社员，在一天里吃了大约八十多斤花生。
一部分社员对这种现象很不满意。
社管理委员会当即召开了社员大会，针对这件事情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教育社员爱护公共财产，着重表扬了爱护社内财产的社员雷天顺，批评了不关心社内利益的社员。
大家还进行了互相批评。
陈宗友揭发朱子秀说：
“他一边挖一边吃还不算，还偷偷的往家拿。”
社长蒲世富，社员朱子秀等都作了自我检讨，承认了损害社内利益的自私自利思想和行为，表示坚决要向雷天顺学习。
永兴农业合作社这种用活人活事教育社员爱护公共财产的办法，及时解决了问题，也提高了社员的认识。

科学院等部门的民族语文科学工作者
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创立、改进和改革文字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有关部门的民族语文科学工作者几年来在帮助少数民族创立、改进和改革文字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1954年09月，为了帮助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僮族创立文字，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桂西僮族自治区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共同组织了僮语工作队，对僮语方言作了全面的调查和比较研究，并搜集了有关材料，确定基础方言和标准音以后，拟订了初步的拼音文字方案，现在正准备明年起进行试验。
在这以前，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还和彝族知识分子合作，在四川创立了一种用拉丁字母拼音的新彝文，并已经开始使用。
彝族成年人和在校儿童已经学会新彝文的有七千多人。
还有，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已经完成两种傣文的改进方案，并准备试验和推行；
新疆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和云南的傈僳族、景颇族、拉祜族的文字也有了初步的改进方案；
蒙文的改革工作，正进入准备阶段。
几年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有关部门先后派出四个长期性的语言工作队分别到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对彝语方言和彝文、僮语方言和布依语方言进行了调查研究。
对云南的傣族地区、景颇族和傈僳族地区、哈尼族地区以及一部分彝族聚居区的方言和原有文字进行了调查研究，对拉祜语、佧瓦语、布朗语、阿昌语、侬语、沙语和西蕃语进行了调查研究，还对苗语方言进行了调查研究。
这些工作对帮助各该地少数民族创立、改进和改革文字，有重要作用。
今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还同中央民族学院及内蒙古、新疆的语文研究机构合组了语言调查队，分别到内蒙古自治区、热河、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等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前者已经提出关于划分我国蒙古语方言的意见，并研究了达呼尔、土族、东乡三种语言。
后者对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重点地作了调查研究，还对锡伯语和塔吉克语进行了初步的调查。
这些工作对上述各民族创立，改进和改革文字，提供了材料。

跟上社会主义的步子
陕西省供销合作总社今年全年计划供应的两万多部新式农具，到11月中旬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发往各基层供销社，大量供应农民。
由于合作化运动的发展，省社还预见到农民迫切需要供应新式农具，已初步拟出明年供应新式农具的计划：
预计双轮双铧犁的供应将要比今年增长一倍。
为了保证新式农具的供应，省社并决定在年前还要提前调运一万二千部双轮双铧犁和山地犁支援农民生产。
陕西省供销社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符合合作化发展的要求的。
天津市郊区供销社经理部却是另外一种情况。
现在，这个经理部经营的双轮双铧犁已经脱销了。
当地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买不到双铧犁而耽误了冬耕。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发展，明年春天必然要出现一个农业增产运动的高潮。
当前，供销社理当根据这一发展趋势制定出明春生产资料的供应计划并着手各项准备工作，时间也不算充裕了；
但是这个经理部却根本没有认真地研究过这个问题，以致今年第4季度就要过去了，而明春的生产资料供应计划还没有头绪。
这种作法是很危险的。
天津市郊区供销社经理部应该赶快改变这种作法，立即采取措施加强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跟上社会主义的步子。

进一步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
武汉绸布业座商即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本报记者　曹葆铭
武汉市私营绸布业座商正在酝酿全行业公私合营，计划在年底以前作好统一经营的各项准备工作，明年01月起正式公私合营。
去年年初，武汉市私营绸布业中还有三十七户有劳资关系的座商，共有从业人员一千二百多人。
这些商店很多是管理不善、费用过高，经营作风很恶劣的。
资金最大的江汉绸布公司，几年来营业额逐年上涨，但是费用率高达百分之十八，年年有亏累。
这个公司有十多万元流动资金，因为两次抢购防雨布和夏布，积压了将近一半的资金，经常要向银行借款四、五万元。
去年09月实行棉布统购统销后，农民进城买布的减少，私营绸布业全行业营业额下降。
先后有十一户绸布店停业，一户转业，三户合并，剩下的二十三户中也有许多户难以维持。
那时有的资本家希望营业早垮台，可以“各奔前程”，店员的思想也十分混乱。
武汉市商业部门在贯彻执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下，一年多来曾做了许多工作。
全行业座商中有两户成为公私合营商店、三户成为代销店、十八户成为经销店。
各店都建立了民主管理和店务管理制度，改进了经营管理，实行了职务等级工资制。
职工们积极开展了节约运动。
到去年年底，二十户私营商店就节约费用三十一万多元。
许多在淡季中不能维持的商店，如大中、裕丰、公平、有为等家，都可以维持。
武汉市合作社还撤消了十一个绸布门市部，以便更好地安排私商。
中国花纱布公司武汉市公司又根据市场需要和各商店收支情况，进行逐户安排。
除对不能维持的三户实行全部代销外，对八户维持有困难的经销店也实行部分商品代销，帮助他们增加货物的花色品种，以提高营业额。
对一些不能完成营业计划的商店，国营公司介绍他们销售社会公用布。
这样安排后，各店渡过了困难时期，并且在今年前三个季度都有些盈余。
但是，武汉市绸布座商中还有很多问题，首先是户和户之间不平衡。
由于公私合营店、代销店和经销店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程度不同，对消费者的信誉也不同，因此在营业上也有很大差别。
去年一年，除09月份外，各私营绸布座商月月不能完成营业计划，全年全业总共只盈余五千多元。
但是，公私合营谦祥益绸布店仍然月月超额完成营业计划，全年盈余四万二千元。
志成代销店、同孚经销店都有盈余。
这种不平衡也表现在大户小户之间。
这就要国营公司花费很大力量来帮助小户、落后户维持营业，而问题还是长期不能解决。
第2是武汉市私营绸布座商是资金少店户多，资金分散，因此要维持这些商店就需要国家贷给资金，而有些资金多的又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全市绸布座商共有流动资金四十一万元，两家公私合营商店就占有二十三万元，他们还占用了国家资金三十万元。
许多私营商店都要靠国家资金来维持。
同时国营公司为了维持私营商店一定的营业额，月月进行安排，造成他们的依赖思想，不能发挥私人资本的积极因素。
相反地，一些商店经过国家不断帮助，营业一旦好转后，就不愿按照国家计划营业，不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第3是商业网分布得不合理，不能适应消费者的需要，而且造成了营业上的困难。
武汉市私营绸布店多集中在武昌解放桥、汉口民权路和江汉路等三处，汉口桥口以上车站路以下，以及汉阳都没有私营绸布店。
武昌的惠康、董正茂两户家庭商店就开设在裕丰布店和百货公司门市部对面，裕丰布店今年上半年就赚了九千多元，而惠康却赔了钱。
这就使得国营公司一方面要在许多没有绸布店的地区增设新店，一方面还要想办法维持困难户。
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国营公司的负担就越背越重，而且不能达到“全面安排”的目的。
但是，要解决户和户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就必须实行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的办法；
要解决资金分散和发挥私人资本的积极因素的问题，就必须把一些绸布店合并经营，并且加强国营经济的领导；
要调整商业网，就必须全面规划，有计划迁移。
这些问题都不是各店资本家独自经营所能解决的。
例如要合并经营，盈余户怕受困难户牵累，不愿同他们合并。
如果困难户和困难户合并，困难还是不能解决。
对搬迁问题顾虑也很多。
只有全业公私合营后，在全业统一经营管理、统一计算盈亏的基础上，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也只有全业公私合营后，才能进一步发挥各店职工的积极性，加强对资本家的改造工作。
一些中、小店的资本家也看到自己的商店虽然已经成为经销、代销店，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目前还能维持或稍有盈余，但是一到淡季就又有困难，必须进一步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
因此，武汉市绸布业座商在学习北京绸布业的经验后，就开始酝酿全业公私合营。
个别认为目前还有利可图而不愿公私合营的资本家，也在资本家内部动员说服下，看清社会发展的趋势，愿意全业公私合营。
全市二十一户私营绸布店，正联名向政府申请全业公私合营。
武汉市商业行政部门决定由国营花纱布公司武汉市公司直接领导这些商店的工作。
花纱布公司分析了具体情况，计划在全业合营后，在“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基础上，进行全行业统一经营管理。
他们还按照武汉市建设发展的需要，计划统一调整商业网，以作好对消费者的供应工作。

上海市公安机关
破获暗藏在天主教内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
上海市公安局根据人民的检举并经过长期的侦察，在09月08日破获了暗藏在天主教内的以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为首的一个反革命集团，依法逮捕了龚品梅及其集团中的首要分子金鲁贤、李式玉、陈云棠、朱洪声、张希斌等罪犯，现在正对这批罪犯逐一进行审讯。
在逮捕龚品梅等罪犯的同时，公安机关在这批罪犯主持的主教府、教堂、修院中，搜获了大批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证。
其中有这个集团勾结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阴谋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指令、密件、收发报机、电讯器材、各式枪支、子弹和从国家机关盗窃到的机密文件。
这些罪证，有的埋在主教府的地下暗井中，有的放在教堂的神像背后，有的放在跪凳的底板下。
公安机关还在现场搜出大批秘密保藏的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党旗、国旗。
公安机关在搜查的时候，在上海市重庆南路仁爱会总院里发现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私设的一座秘密监牢。
这座监牢很窄小，门框上装有铁栅栏，栏杆比大姆指还粗，门上的铁锁比拳头还大。
有一名被迫害的修女舒海云，在这座监牢内被囚禁了十个月。
她是因为对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周葆英表露了不满情绪而被监禁的。
公安机关在徐家汇献堂会女修道院内发现了另一座秘密监牢。
这座秘密监牢是由龚品梅亲自批准设立的。
根据这次搜获的许多罪证和历次在上海天主教内破获的帝国主义特务间谍案件中得到的证据，已经查明以龚品梅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是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有计划地培养、训练并组织起来以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目的的一个重要工具。
在查获的一件题名为“怎样对付共产党”的会议记录中证明，早在1946年07月10日，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在他们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具体布置了破坏人民革命事业的各项准备工作。
已被查获的还有前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帝国主义分子惠济良（Haouisee　August，已病死）在解放前发出的题名为“行动的时候到了”的紧急指示。
惠济良在这个指示中就提出今后“必须要有一个勇敢的兵士组成的军团才行”。
而龚品梅就是在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的阴谋部署下，出任上海教区主教，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
解放后，以龚品梅的“神学顾问”名义从事策划和指挥反革命活动的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格寿平（Fernand La Cretalle，已被驱逐出境）在他的供词中就曾承认：
“为即将来临的解放作好准备，应该很快的有一个中国主教在上海。……有了一个中国主教更方便。……我要用一切力量抵抗人民政府并帮助中国神甫和中国教徒与我一起抵抗政府。”
“当龚品梅担任主教后……他们是真正的组织起来了。……1950年08月，全部重新组织了各堂口……。
开始更有效地抵抗人民政府所领导的各项运动”。
这些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在上海解放前把金鲁贤、朱洪声等罪犯送到国外受专门训练。
金鲁贤、朱洪声回国后，又隐藏在上海天主教组织内，分别充任各项重要职务，组成了从事颠覆活动的反革命集团——“爱纪伯”（意思就是集团），作为这一反革命集团的领导核心。
在获得的罪证中查明：
自上海解放以来，在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的指使和策划下，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曾经进行刺探国家机密情报的活动，并且一贯针对人民政府各项政策、法令和国家的各项中心工作，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破坏活动。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中的首要分子李式玉和龚品梅的私人秘书沈保义，曾搜集上海地区人民解放军坦克装备、飞机场等军事情报，供给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
沈保义还受过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田望霖（Alain　De　Terwagne，已被驱逐出境）的使用密码的训练。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另一首要分子陈辅民在被捕后供认，他从一个担任税务工作的教徒手里，获取了税务机关的税务总结资料。
公安机关还搜获了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在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指令下，用各种办法在政府机关、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部门盗窃来的许多重要情报。
在徐家汇修道院蒋卫琳的房间里搜出了一批从治淮工程部门盗窃来的工程计划和“施工须知”等机密文件。
这是被派遣混入治淮工程部门的反革命分子王逸如供给的。
龚品梅的“法律顾问”侯之正通过混入铁道部设计总局第二设计分局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搜集了西北地区铁路的建设情报，他在索取情报的信上说：
这是“为了天主的需要”。
1950年全国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龚品梅曾先后在主教府和董家渡堂召开了有格寿平等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参加的会议，布置破坏政府的土地改革法令。
会议决定把教会所有地契匿藏或摄成照片保存，妄想在蒋介石卖国集团复辟后据以夺回土地。
会议又规定了向教徒进行反对土地改革的“讲道”内容。
同样的决议和规定还布置到上海以外的地区。
公安机关在破案时查出大批匿藏的地契和摄成的地契照片，其中有许多地契和照片是为一些地主恶霸分子所匿藏的。
1950年美国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侵占台湾，使中国的安全遭受严重威胁，全国人民奋起抗议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为，青年们纷纷要求参军，志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这时，龚品梅为了破坏全国人民的正义的爱国行动，曾发出了禁止教徒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军事干部学校的指令。
这个指令现在已被查出。
指令中说：
参加人民军队“构成了犯罪的机会”，“应受绝罚”。
并且指令那些所谓“由于无知而参军者”“积极设法退役”。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还诬蔑当时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神圣战争为“不正义的战争”，禁止教徒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陈云棠等同时在各处天主堂内极力为美国帝国主义侵略者吹嘘，公开进行无耻的恫吓说：
“第3次世界大战快要爆发了，圣母在南朝鲜上空显圣，美国军队一定胜利。”
在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展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时候，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把大批汉奸、特务和反革命分子藏在天主教修道院、董家渡天主堂等处。
当时仅在这个集团的首要分子金鲁贤主持的修道院里，就查出汉奸汪精卫的伪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徐若愚等十多名反革命分子。
龚品梅亲自在教堂内公开为已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祈祷”，把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叫作“光荣家属”，并且经常派人前去“慰问”。
龚品梅所领导的反动组织“圣母军”（即圣母御侍团）的首要分子中很多是蒋贼特务分子，例如“圣母军上海分会会长”就是蒋贼“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上海国际情报站”的特务沈多森，“圣母军诸宗徒之后支会指导司铎”就是蒋贼“三民主义青年团平津支团分团主任”白玉珩。
1951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明令取缔反动组织“圣母军”，并且责令“圣母军”人员办理登记和退团，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便在10月20日发出禁止“圣母军”分子向公安局登记或退团的命令，以后又连续召开多次会议，秘密布置了抗拒登记和毁灭罪证的办法。
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提出以后，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更有计划地进行了恶毒的破坏。
龚品梅在1953年11月21日发出通告，以所谓“天堂为基本路线”威胁教徒“不要走歧途”。
这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金鲁贤、陈云棠以“讲道”为掩护，在各处教堂内连续针对国家过渡时期的各项政策方针，进行诬蔑。
1954年02月，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王方在龚品梅住地——“主教府”连续三天作了六次“讲道”。
王方说：
“有人梦想从新建立起美丽幸福的地堂来是不可能的”。
他甚至说“人民的物质生活是不可能提高的，提高了就要犯罪”。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在教堂内外疯狂地宣传战争，反对和平，仇视我国人民所从事的一切有利于国际和平的活动。
这次搜获的许多指令和密件中，有关于禁止教徒参加和平签名的指示，有关于禁止教徒参加中苏友好协会的备忘录，有关于不准教徒参加政府召开的会议和组织学习的指示。
这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李式玉还曾公开叫嚣说：
“最好把氢弹丢到苏联去，苏联完蛋了，他们的政权（指中国人民民主政权）也自然完蛋。”
另一首要分子傅鹤洲也造谣说：
“美国伞兵要来了，把相信共产党的全部杀光。”
在侦讯中还查明：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为了实现其一系列颠覆人民民主政权的阴谋，不仅利用原有的宗教组织形式，而且还指使他的爪牙建立了“神鹰党”“中国少年反共同志革命委员会”、“救国革命党”（又称“为主为国为民党”）等反动秘密组织。
“救国革命党”曾指使党徒倪圣德混入崇明县的民兵队发展组织，并且搜集当地军事设施等情报。
又经查实：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在1952年06月曾派遣其爪牙贾智浩乔装学生和商人潜赴石家庄、保定等地，从事秘密反革命活动。
还派遣一些爪牙到北京、济南、青岛、南京、杭州等地混进群众团体中进行破坏活动。
这些罪犯都被公安机关捕获，并且已经供认了自己的罪行。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对天主教内反对其反革命活动的广大爱国教徒给予种种迫害，并且藐视政府法纪，多次聚众骚乱。
1953年06月，帝国主义间谍特务格寿平等相继为我公安机关逮捕后，龚品梅唆使一部分反动分子到破案现场骚乱，喊反动口号，散发反动传单，阻拦公安人员执行任务。
1953年进行普选的时候，第一残老院老年工人徐宝山（六十岁）、丁晚成（六十四岁）等当选为选民小组长。
第2天，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黄华（神甫）就不许他们领圣体（宗教处罚的一种形式）。
不久以后，混入残老院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傅友贞被政府判处管制两年，在宣判大会上，徐宝山、丁晚成等揭露了傅友贞的罪恶，又被指为“得罪了天主”，被罚捧着大十字架，当众跪了两三小时。
1953年12月26日，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在董家渡非法软禁和凶殴五个爱国教徒，并聚众殴打前往处理的公安人员。
1955年07月06日，龚品梅的顾问张希斌在大通路堂私刑拷打和非法监禁教堂职工顾平生。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在宗教外衣的掩盖下，还破坏全国各地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并且指挥隐藏在一些地区的天主教组织内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曾派出骨干分子到武汉市的天主教组织内向反革命分子刘和德介绍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经验。
武汉市的“公教青年”分子佩戴黄白两色袖章监视爱国教徒，不准爱国教徒领“圣体”的办法，就是向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学习来的。
上海广大人民和天主教徒对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慨。
龚品梅及其集团的首要分子被逮捕以后，全市人民和广大教徒热烈拥护，纷纷向政府控诉并揭露这一集团的罪行。
（据新华社讯）

印度对国际和平事业的贡献
冯之丹
早在十一年前，尼赫鲁总理在他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写道：
“如果印度能够显示出它的影响，那末，这对世界来说，将是件好事情。
因为这种影响将会有利于和平和合作，而不利于侵略。”
历史证明了尼赫鲁总理的论断。
今天，年轻的、独立的印度共和国，已经作为一个和平的因素，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了。
作为亚洲国家之一的印度，对于亚洲的和平和安全表示了极大的关切。
1953年，印度积极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并在后来担任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在朝鲜停战实现以后，印度屡次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朝鲜问题。
1954年，南亚五国科伦坡会议根据印度的倡议，通过了要求停止印度支那军事行动并给予印度支那各国以独立的决议。
这个决议，对当时准备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会议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当印度支那停战协议达成以后，印度参加了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主席的职务。
到今年05月，国际委员会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即在越南按照日内瓦协议的规定协助双方完成了军事集结的工作。
目前，印度政府表示希望继续贯彻日内瓦协议，在越南举行自由普选，以巩固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
印度也十分关心由于美国的武装干涉而引起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印度政府公正地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联合国内的印度代表曾经声明，印度政府认为“台湾问题的处置，应以开罗及波茨坦宣言为根据。”
与此相关联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恢复问题。
印度一贯坚决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在联合国取得合法地位。
印度总理尼赫鲁曾说：
“联合国把台湾岛屿称为中国，这是极其离奇的事情。”
去年06月间，中、印两国总理共同倡议以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这五项原则已经得到了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支持，也得到了苏联、南斯拉夫等其他国家的正式赞同。
今年04月，有亚非洲二十九个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具有巨大的意义。
印度是万隆会议的发起国之一，并且对于会议的成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印度一再地谴责侵略集团，积极倡议建立和扩大和平地区，特别是坚决拒绝参加东南亚侵略集团，对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安全起了重要的作用。
尼赫鲁总理明确地指出：
“东南亚条约是非常不幸的，因为它不但没有保障和平，反而危及了和平。”
在国际事务中，印度反对以战争手段，而拥护以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一切国际问题，积极主张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并要求把原子能利用于和平的目的。
印度坚决反对殖民主义，支持亚非许多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在各届联合国大会上，印度一向支持印度尼西亚要求收复西伊里安的立场，反对南非的种族歧视，反对殖民国家对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武装镇压。
殖民主义压迫是造成国际紧张局势的因素之一，印度反对殖民主义的努力，有助于消除这个因素，使国际和平合作事业得到发展。
印度同其它许多亚非国家一样，还特别强调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性。
近几年来，印度同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额正在不断地增长。
印度已先后同苏联、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签订了贸易协定。
印度同亚非国家间的贸易联系也正在继续扩大中。
印度政府奉行的和平的外交政策，使印度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虽然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印度和中国，印度和苏联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的不断增进。
印度和我国的关系一直是友好的。
它同苏联的友好合作关系近几年来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1953年12月，苏印两国缔结了一项五年贸易协定，规定“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多方面发展和加强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今年02月间，两国又签订了一项重要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印度将在苏联的全面帮助下建立一个年产一百多万吨钢的巨大冶金工厂。
今年06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印度总理在莫斯科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指出了两国努力发展和巩固相互间的经济、文化和技术合作的重要性。
现在，苏联领袖的访问印度，标志着苏印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
谁都能够理解，世界上这三个大国共同为和平而努力，对于国际和平和合作事业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显然，印度政府奉行要求和平的外交政策，是完全符合于印度的民族利益的。
如所周知，英国殖民者统治印度将近两个世纪，造成了印度经济的落后和停滞，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一直到1947年，由于印度人民顽强斗争的结果，印度才开始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1950年印度共和国的建立给了印度以独立发展的可能性。
因此，印度为了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医治好殖民主义带给印度的创伤，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
印度公众越来越深信国际和平及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对于印度的独立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由于印度在国际事务中对于和平和国际合作事业的贡献，印度的国际地位也就得到了不断的提高。
印度今天正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帝国主义的工具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罪行之一
本报记者　季音
上海人民在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伟大斗争中，在09月上旬又揭露了一个暗藏在天主教内的反革命集团——龚品梅反革命集团。
这次斗争中揭发出来的许多事实证明，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是帝国主义在我国进行颠覆活动的一个重要工具。
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核心分子都是帝国主义长期豢养、训练出来的忠实走狗。
集团首脑龚品梅原是江苏省川沙县唐墓乡最大的一个地主。
从他的祖父龚文观到他父亲（帝国主义分子“顺神甫”的跟班），都是依靠帝国主义势力，收高租、放高利贷、残酷剥削和敲诈农民起家的。
龚品梅更直接走上了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反革命道路。
长期以来，他按照帝国主义分子的指示，不断供给帝国主义以各种情报，接受帝国主义间谍活动经费。
他隐藏了供进行特务工作用的收发报机、枪支子弹以及其他军用物资，用以从事反革命活动。
他掩藏了大批国民党特务、大汉奸、恶霸地主等反革命分子，并指挥他的反革命集团猖狂地进行了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活动。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核心分子之一、龚品梅的顾问张希斌，过去一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美蒋特务，进行出卖祖国、残害人民的勾当。
1948年张犯担任扬州震旦中学校长的时候，就同蒋贼警察局经常有电话联系，迫害进步学生。
他在苏州有原中学和扬州震旦中学的时候，曾经强迫学生参加三青团，组织
“学生宪兵”、“特训班”等反动组织，对学生进行法西斯训练。
解放以后直到被捕为止，他一直进行着反革命活动。
其他如龚品梅集团核心分子金鲁贤、傅鹤洲等，也都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出身。
龚品梅集团的爪牙中，更有许多是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官僚、汉奸、地痞流氓等等。
龚品梅集团就是这些社会渣滓和反动分子组成的。
龚品梅等反革命分子和他们的主子——掩藏在上海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多少年来一直是反对革命人民的。
在日寇侵占上海时期，上海教会里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分子公然欢宴日寇和汉奸，利用洋泾浜堂举行“日华阵亡将士追悼弥撒”，参加的不但有汉奸，而且有日本特务。
1946年，正当国民党发动内战、物价高涨、民不聊生的时候，全国人民都恨透了卖国贼蒋介石，而当时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惠济良（Haouisee August）在告教友书中，却吹嘘蒋贼是“天主赐给中国的‘天才’”！
这些人早就进行着破坏人民革命事业的准备。
远在1946年07月10日，他们就召开了一次布置反革命活动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龚品梅集团核心分子丁汝仁等九人。
这次会议的记录题目是：
“怎样对付共产党”。
会议为“在红区内”（即解放区）和所谓“在自由区内”（即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动爪牙布置了任务，要“在红区内”的反动分子“必须尽可能留下”（即埋伏下来），并要隐蔽伪装；
告诫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爪牙及早作好各种反革命准备，“要认真的组织，巩固的训练各阶层青年教友使他们不中共产党的毒”。
不久，帝国主义分子惠济良认为“是行动的时候到了”，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他明确提出今后“必须要有一个勇敢的兵士组成的军团才行”。
这个“军团”就是以后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
（以上所举的“怎样对付共产党”的会议记录和惠济良的指示两个反革命文件，都已经被上海公安局搜获）
龚品梅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在1950年08月被帝国主义分子宣布任命为“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的，从此龚品梅和他的集团中的核心分子就在宗教外衣的掩盖下进一步干起了出卖祖国的卑鄙勾当。
龚品梅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是在帝国主义的指挥下进行的。
已被我国驱逐出境的帝国主义间谍格寿平（Fernand　La Cretalle）就是龚品梅集团的直接指挥人之一。
这个曾在我国进行了多年间谍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他的公开职业是龚品梅的“神学顾问”，上海“耶稣会会长”，实际上是龚品梅集团一切反革命活动的幕后决策人。
格寿平在被捕后供认，他经常“以外国帝国主义方式帮助龚品梅反对人民政府所领导的各项运动”。
“当我看到要展开一个新的运动时，我自己先研究这个问题，写一份拉丁文的答复，发给耶稣会神甫和龚主教，再由龚主教发给教区的神甫”。
格寿平还供认，在1952年08月，人民政府注意到他们的犯罪行为的时候，龚品梅曾协同他消灭间谍活动的罪证，“把放在徐家汇‘档案室’的上海教区的档案全部销毁，销毁的目的是使政府得不到关于江南教区与外国领馆关系的老文件以及传教士们的通讯信件，在这些信件里，人们可以发现帝国主义的言辞”。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长期以来利用天主教“上海教区”的宗教机构，勾结了许多帝国主义间谍特务，进行了搜集国家机密情报的特务活动。
1952年07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逮捕的帝国主义间谍才尔孟（George Marie　AntoineGermain）就是和龚品梅直接勾结的。
老牌国际间谍才尔孟远在1932年起，就在我国作间谍特务工作，刺探我红军及人民解放军军事情报。
解放后这个国际间谍被龚品梅任命为“主教顾问”兼“主教府财务委员会主任”，在主教府中掩藏下来，继续进行他的老勾当。
195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把这个国际间谍逮捕并驱逐出境，以后才尔孟在香港就成了龚品梅集团同帝国主义之间联系的联络点，龚品梅通过他继续把情报送到国外。
才尔孟到香港后不断来信，1954年01月09日来信说：
“多谢你们有趣的信，……代要的调查数字，我急于需要。”
05月间又来信：
“龚品梅寄来的资料收到了。”
才尔孟为了酬答龚品梅等人，不断寄来大量活动经费。
仅从1954年01月到1955年07月，经人民政府查明的不完全数字，才尔孟先后寄给了龚品梅活动经费美金六千五百零三元。
1953年03月25日上海捕获的另一个帝国主义间谍田望霖（Alain　De　Terwagne），也是在龚品梅集团的掩护和帮助下进行间谍活动的。
田望霖从1951年09月起，以传教为掩护从事间谍活动，刺探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机密，编成了三十份情报，用各种密码发到国外帝国主义情报机关。
田望霖供认：
“主教府是我的情报主要来源之一。”
“傅鹤洲、李度（记者按：
都是龚品梅集团的核心分子）都曾供给我有关上海、海门等地的情报。”
田望霖还亲自对龚品梅的私人秘书沈保义进行了使用密码的训练，给了他使用密码的工具，目的是“以备万一被逐离开上海后，情报不致中断。”
（田望霖供词）
龚品梅集团还勾结、掩护了其他的许多帝国主义间谍分子。
如美国间谍斐有文（Thomas　LeonardPhillips 美国籍，帝王堂神甫）曾供认：
“上海解放后我将从堂口教徒处得来的情报供给翟光华（Charles Joseph　McCarthy）美国籍，耶稣会神学院副院长。”
这里所说的“堂口”就是指为龚品梅集团把持的上海各个天主教堂。
斐有文、翟光华通过这个关系，曾先后搜集了解放军伤兵医院驻地，保卫上海的解放军高射炮阵地，中国人民空军训练情况，飞机场所在地等许多军事情报，还搜集了上海物价，淮河运河水利工程，我国的水灾风灾情况等情报，以及国内各项爱国运动的情况。
龚品梅集团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反革命集团，几年中他们以宗教招牌为掩护，发展了各种反革命组织。
上海解放初期，上海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曾以“圣母军”作为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对人民政府的各种措施进行破坏。
1951年10月08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令取缔反动组织“圣母军”，责令“圣母军”人员向政府登记退团。
这时，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一方面竭力阻止“圣母军”分子向政府登记，同时决定把大批“圣母军”分子转入另一个“公教青年”组织（简称“公青”），利用这一组织掩护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据已查明的材料，当时转入“公青”的计有一百五十五名“圣母军”分子，其中有四十名以后全部成了“公青”的骨干。
龚品梅用尽了一切欺骗、拢络、收买的无耻手段，驱使“公青”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
有的“公青”分子就在他们的驱使下勾结帝国主义间谍，从事特务活动，如杜融融、陈荷静、何爱谦等曾搜集我国的各种军事、政治、经济情报，送给在香港、日本等地的帝国主义间谍。
有的“公青”分子还为帝国主义分子充任秘密交通，偷越国境。
隐藏在“公青”中的反革命分子还组织了各种专门从事颠覆活动的秘密组织。
1954年和1955年上海公安机关先后在上海榆林区、徐汇区破获的特务组织“中国少年反共同志革命委员会”、“救国革命党”、“神鹰党”等，就都是以“公青”分子为骨干组成的。
“救国革命党”还发展了反革命分子的子弟、富农分子等三十五名，他们制定了明确的反革命纲领，按照军队形式编制党徒，选定江苏崇明、浙江定海以及山东等地作为反革命的武装根据地，并从1951年起就派遣“公青”分子倪圣德混入崇明积极进行活动。
“公青”骨干分子组成的反动组织“中国少年反共同志革命委员会”、“神鹰党”等也进行了许多露骨的反革命活动。
例如前者曾散发反动传单，在上海榆林区企图暗杀政府机关警卫人员和解放军战士，夺取武器。
为了供给帝国主义情报机关以情报，龚品梅集团分子还多方伪装，混入国家机关和群众团体。
龚品梅集团的反革命活动不只限于上海，它还派了许多爪牙到全国各地。
龚品梅集团曾派一个叫王逸如的混入治淮工程局，探听治淮工程的各种情况。
这次龚品梅集团破获后，上海公安机关在修道院中搜出了许多从治淮工程部门偷来的资料，其中包括治淮工程计划、“施工须知”等重要机密文件。
龚品梅的“法律顾问”侯之正，通过一个混入铁道部设计总局第二设计分局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搜集了西北铁路建设的情况。
龚品梅还曾指示他的爪牙要打入乡村政权，“去担任乡干部、民兵队长、农会主任”，但要“神甫必须抓紧掌握，以免变质”。
龚品梅曾派了一个才从海外混进来的反革命分子贾智浩到石家庄、正定、保定等地，乔装成学生和客商模样，在各地建立秘密联络点，收集情报。
龚品梅集团也分别派遣了李明述等十多人到北京、济南等地进行叛乱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罗瑞卿部长在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到：
“1953年05月和1954年03月，河北献县地区和永年地区破获了两起利用天主教名义进行叛乱活动的秘密组织，仅地洞、暗室、夹壁墙就查出了一百几十处，最大的地洞可容一百多人。”
其中所讲的“永年地区”一起反革命组织，就是由龚品梅的所谓“法律顾问”侯之正负责联系的。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被破获后，上海公安机关在这个集团的特务巢穴中查出了大量特务活动的罪证，其中有秘密隐藏的特务工作用的收发报机，藏在夹层地板里的电讯器材，各式短枪、子弹，等等。
在已搜获的罪证中，还有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领导的特务组织“救国革命党”的“党旗”、“党证”，大批国民党党旗，许多国民党和美国的反动宣传品。
所有这些，完全证明了龚品梅等这群伪装的所谓“传教士”完全是一伙丧心病狂的反革命匪徒！
（附图片）
这是被我公安机关查获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暗藏的收发报机和各种电讯器材。
　新华社记者　曹兴华摄
这是被我公安机关在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朱洪声家里搜查出来的枪和弹药等。
新华社记者　曹兴华摄

美国的所谓“独立”是什么
崔奇
美国统治集团总是喜欢把美国说成是“反对殖民主义”的。
万隆会议以后，他们越发感到需要披上这种漂亮的衣衫了。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经故作镇静地说，万隆会议的结果“非常好”，他感到“很受鼓舞”。
06月2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又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堂皇地宣布了“美国帮助世界其他各国人民实现自治或独立的政策”。
如果这是一些真话，那末近几个月来美国做好事的机会应该是很多的。
在亚非广大地区，反对殖民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昂。
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印度尼西亚人民要求收复它的领土西伊里安，塞浦路斯人民要求摆脱殖民统治……。
这些问题都已经提到联合国会议上来了。
但是，口口声声“反对殖民主义”的美国却没有丝毫帮助民族独立的行动。
相反，它想尽办法来反对亚非国家的独立要求，抹煞它们的民族主权。
当联合国大会表决是否把这些有关民族权利的问题列入议程的时候，美国一概投票反对或“弃权”。
这是非常有说明性的记录。
请看美国的“反殖民主义”战士是怎样辱骂一些主张支持民族权利的联合国会员国的：
“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反殖民主义的暴跳”的社论中写道，“像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这样一些与其说是现代国家不如说是中世纪式的国家竟也谴责法国在北非的政策，法国外交部长比内对此感到厌恶，是正确的（！）
”
至于在联合国会场之外，美国就不仅是投票反对民族独立了，而是对那些要求民族独立的人民采取了行动。
“纽约邮报”10月18日在“华盛顿内幕”专栏中报道说，北非的法国殖民当局“正在从美国得到许多甚于外交援助的东西”。
从美国航空母舰“钱普雷因湖号”起飞的飞机，飞临北非上空，“显示了力量”。
美国已经答应法国可以“无限制地使用美国武器”来对付北非人民……。
事实撕破美国的伪装。
美国人自己也承认美国陷入了“尖锐的窘境”，但它仍然硬着头皮说它是“反对殖民主义”的，并且相信诡辩能够遮得住事实。
第1个辩解：
美国说，民族独立要有“条件”。
它认为，那些要求独立的人民必须首先受到“教育”，具备自治“能力”，然后才能独立。
那末，由什么人来进行这种“教育”呢？
当然是殖民国家。
10月11日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写道：
“试看西新几内亚（即西伊里安）……荷兰人正在竭力教育巴布亚人，实现最后的自治，印度尼西亚对新几内亚的要求应该认真加以考虑吗？”
这个杂志肯定地说，不应该考虑！
因为“巴布亚人是不能指望从一个自己十分需要受教育的民族那里得到多大教育的”。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对于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莫大污辱。
这是最典型的殖民主义者的口吻。
大家知道西方殖民国家给被奴役者带来的只是：
愚昧和困苦。
第2个辩解：
美国说，它还是“支持”民族独立的，不过，这个运动不应该“走得太快了”。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亨利·拜娄德说过：
附属国人民过早独立“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杜勒斯还说过，美国是支持民族独立运动的，不过“采取克制（！）
的态度”。
多么奇怪，既然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要克制自己呢？
这些论调本身就证明，美国根本没有打算支持民族独立，而是处心积虑地要来阻挡这个历史潮流。
什么叫做“太快了”呢？
亚非许多国家的人民为了争取自由独立，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以至几个世纪的斗争，为什么他们不应该早日获得自由独立呢？
美国不是远在一七七六年就获得了独立吗？
为什么在一百七十九年之后的今天，别的民族要求独立，反倒太快了呢？
最近美国“生活”杂志给了一个回答。
它写道：
“不幸，一七七六年的原则简直不能适用于1955年”了！
——这种坦率是令人吃惊的；
不过应该说，并不是“不适用”了，而是今天的美国恰恰成了一七七六年的英国，它公然反对民族独立。
第3个辩解：
美国说，它是“支持”民族独立的，但是要考虑到“战略上的逻辑”。
“纽约邮报”和“纽约时报”最近提供了这种“考虑”的一些例子。
“纽约邮报”在一篇通讯中写道：
“巨大的美国战略空军基地……大部分在所谓帝国主义国家，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领土之上，事实上主要的基地是在殖民地。”
“纽约时报”评论员苏兹贝格说：
“我们答应了保卫五大洲上的不下四十五个国家。
而且……我们已直接卷入了非洲。”
于是，美国就装作陷入了“两难之局”：
为了要保持这些海外基地来“保卫”这些国家，不能不支持殖民制度。
这个辩解是最蹩脚的了，它本身就承认了美国是殖民主义者，不过只是制造了一个借口。
可是，这个借口又是站不住脚的。
美国民主党领袖史蒂文森1953年访问亚洲国家以后就承认：
“反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很不得人心。”
因此，所谓“保护”的论调就更加荒唐了。
印度总理尼赫鲁有一次谈到美国所策划的东南亚侵略集团，他说得非常好：
“有些国家联合起来保护其他不愿意和它们一起的国家。
这实在是异乎寻常的事。
其他国家并不要它们的保护；
它们大声说，它们不要保护。
但是它们却被告知：
‘不成，你们必须由我们保护’。
这种事情实在非常奇怪。”
由此可见，美国的这些宣传和辩解一点也不能洗掉它身上的污泥，它反而把美国殖民主义者的面孔勾画得更其丑恶了。
那末，美国的所谓“独立”究竟是什么呢？
这完全是一种进行殖民扩张的武器。
它的应用公式是这样的：
如果某一个殖民地的外国统治者被赶走的速度，超过了美国势力侵入的速度，美国就大喊独立“太快了”，并和殖民国家联合起来镇压民族独立运动。
如果美国势力侵入某一个殖民地的速度，超过了那个老牌殖民国家被赶走的速度，美国就高唱“独立”，以便乘机取而代之，建立美国的殖民统治。
以印度尼西亚为例。
美国在那里就是想运用这个“独立”公式的，不过据说没有运用得好。
美国“新闻周刊”编委会主席马尔科姆·缪尔在04月11日曾写道，“我倒要责备我们（美国）不该在还没有某种力量来取代荷兰人的地位以前”，就让荷兰“退出”了，从而使印度尼西亚得到了独立。
马尔科姆·缪尔认为，这是“一个悲剧事件”。
独立，这是千百万人民心目中的一个美丽而神圣的字眼。
但是美国殖民主义者却把它用来粉饰自己血污的勾当！

中捷两国签订科学与技术合作议定书
新华社09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科学与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科学与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第3届会议自11月10日到12月03日在北京举行。
会议是在友好合作的气氛中进行的。
在这次会议上，双方讨论了当前科学与技术合作问题，并签订了议定书。
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在议定书上签字的是中捷科学与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中国组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
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方面在议定书上签字的是中捷科学与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组代理主席、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史坦尼斯拉夫·弗尔纳。
按照所签订的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给予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科学与技术援助项目为：
水利建筑，镁砂焙烧，天然丝的加工，卷烟生产，皮毛加工，烟草培植，农作物、植物品种，中国药材标本和传染病菌种等；
同时，并将接受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专家考察植物学方面的问题。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将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与技术援助项目为：
动力设备的制造和研究，现代建筑材料的制造，人造丝的制造，抗生素的生产，极谱分析和轻工业等方面；
同时，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实习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机器、造纸和印刷厂等工厂中进行实习，以及派遣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研究机关、机械工业和石棉开采部门帮助工作，此外，还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家考察建筑工程方面的问题。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于第3届会议期间曾在中国东北、华东、西南和华南等地区参观了机械、化工、食品和纺织等工业。

南国民议会主席接见我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伍修权为我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访南举行宴会
新华社布拉格09日电
贝尔格莱德消息：
南斯拉夫国民议会主席皮雅杰、国民议会副主席西米奇和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弗拉霍维奇，在08日先后分别接见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访问南斯拉夫代表团。
西米奇和弗拉霍维奇在接见代表团的时候，给中国新闻工作者介绍了南斯拉夫国民议会的情况和南斯拉夫的情况。
12月07日，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乔拉柯维奇也接见了代表团，并且向中国新闻工作者介绍了南斯拉夫的文化和教育的情况。
新华社布拉格09日电
贝尔格莱德消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权为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在08日举行了宴会。
南斯拉夫方面出席宴会的有南斯拉夫记者协会主席斯托依利科维奇和副主席格卢马奇，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和南斯拉夫外交秘书处的一些官员。

反对美国支持葡萄牙殖民主义者
印度公众
印度公众继续谴责美国和葡萄牙的联合公报，并且对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为这项联合公报辩护一事表示很大的愤慨。
果阿国大党主席阿尔瓦雷斯在07日发表声明说，杜勒斯和库纳的联合公报“使爱好自由的世界震惊”。
他指出，公报完全偏袒葡萄牙，这种偏袒是压倒一切的和有意的。
“现在，很明显，问题是那些愿意殖民地世界获得自由的人和那些愿意使这种罪恶制度永远存在下去的人之间的问题。”
“印度斯坦时报”08日写道：
杜勒斯为联合公报所作的辩护是“对葡萄牙反民主立场的恬不知耻的支持，也是想把美国和葡萄牙联系起来以维护殖民主义和维持外国在这个国家的殖民地的一种企图”。
“国民先驱报”写道，如果这个联合公报“正确地代表美国的态度的话，印度就知道，不仅在殖民主义问题上，而且在像果阿这样的特殊殖民问题上，美国是站在什么立场上”。
“论坛报”说，这个联合公报“表明美国正在作为一个殖民主义和殖民国家的巨大的拥护者挺身出来”。
孟买“自由新闻”的社论说，杜勒斯的谈话“是对印度在果阿问题上的立场的故意侮辱，对殖民主义的恬不知耻的拥护，和为一切能够使某些人隶属于其他人的现象继续存在的人提供支持，除此以外，不能有别的解释。”
孟加拉文日报“欢喜市场报”05日发表社论说：
“杜勒斯和库纳的联合声明是想伤害和侮辱亚洲的威信的无耻企图”，并且“基本上是对印度的威胁”。
社论说，果阿问题背后的真正的问题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亚洲政策”造成的。
它们推行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它们的军事目标。
因此，印度在果阿问题上的任务，已经不再限于赶走葡萄牙人，它的任务已经变成从果阿排除美国的直接的影响了。
锡兰报纸
锡兰报界抨击美国和葡萄牙联合公报把果阿称为“葡萄牙的省份”，认为这是“说明美国对亚洲政策的短视的一个令人遗憾的例子”。
“锡兰每日新闻”发表社论，指责杜勒斯给一个最陈腐和反动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欺诈性权利打保险。
报纸问道：
“当杜勒斯不问是非地支持萨拉查（葡萄牙总理）对所谓‘葡萄牙在远东的省份’的要求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根据同样的原则，他自己的国家就会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呢？”
亚非国家驻联合国代表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05日报道，美国支持葡萄牙强占果阿的立场在上周周末已经成为亚非国家驻联合国代表们议论纷纷的题目。
他们谈论到美葡公报是紧接着苏联领导人在印度发表直率的反殖民主义的言论后发表的这一事实。
一位代表冷淡地评论道：
“现在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了。”
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舒凯里对印度报业托辣斯的记者说：
“美国的政治家有时说他们是反殖民主义的。
当杜勒斯说果阿是葡萄牙一部分的时候，我看不出美国政治家的这种说法同杜勒斯对果阿所采取的态度，怎么能够是不矛盾的。”
他又说：
美国“支持世界各处的殖民主义，这就是把整个世界看作它的殖民地。
我认为这是一种最坏的殖民主义。”
　（据新华社讯）

大山郁夫的葬礼在东京隆重举行
据新华社09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的葬礼，08日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大隈礼堂隆重举行。
葬礼是由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各群众团体以及大山郁夫的生前友好联合主持的。
参加葬礼的有日本政界、文化界、各群众团体、学生和一般市民的代表共两千多人。
中国访日科学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和全体团员，苏联驻东京代表团团长多穆尼茨基等人也参加了葬礼。
葬礼在下午零时半开始。
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总书记、葬礼委员会主席平野义太郎首先致词。
社会党总书记浅沼稻次郎、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副总书记柳田谦十郎等人回忆了大山郁夫为日本人民的自由、独立和世界和平而奋斗到底的光荣事迹。
国会参议院议长河井弥八、早稻田大学校长大滨信泉、社会党主席铃木茂三郎的代表加藤勘十、劳农党主席黑田寿男、共产党第1书记野坂参三、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松本治一郎、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主席藤田藤太郎等人致悼词。
中国访日科学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和苏联驻东京代表团团长多穆尼茨基也致了悼词。
随后，平野义太郎在哀乐声中代表各团体向灵前献花。
葬礼在大山柳子夫人致谢词后结束。

寮国战斗部队抗议老挝王国军队的进攻
新华社河内09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消息：
12月06日，在万象的寮国战斗部队政治代表团写信给老挝国际委员会，抗议老挝王国军队在12月初向桑怒的巴卡和那农附近的寮国战斗部队进攻的行动。
信中强调说，王国方面的这次进攻，再一次说明王国政府有意地向两省进行规模愈来愈大的军事进攻，不肯诚恳地进行协商以解决一切政治问题。
信中最后要求国际委员会对王国政府上述行动采取有效的措施，促使王国政府立即停止进攻和撤出他们非法进入两省的军队。

尼赫鲁鼓励人民学习中俄文
新华社新德里09日电
印度总理尼赫鲁08日在海得拉巴乌尔都文大厦开幕典礼上发表演讲时鼓励人们学习外国语文，特别是“伟大的邻邦”苏联和中国的语文。
在谈到政府对本国语文的政策时，尼赫鲁说，政府政策的目的在于本国的一切语文都有平等发展的机会。

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继续在印度访问
新华社据塔斯社　08日讯
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12月07日在印度的新工业区——西孟加拉省和比哈尔省接连地带德莫打流域度过了一天。
当苏联领袖们乘汽车从阿散索尔机场前往奇塔兰詹火车头工厂的时候，沿途所经过的工厂、矿山和工人住宅区都扎起彩门，飘扬着旗帜。
德莫打流域的小城市和乡村的全部居民，都出来欢迎他们，站在道路两旁向客人们热烈欢呼。
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参观了奇塔兰詹的国营火车头制造厂。
这个工厂在1950年开工生产，每年能生产一百四十台机车。
贵宾们在西孟加拉省首席部长罗伊陪同下，参观了工厂的各个生产部门，受到工人们热烈的欢迎。
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接着又参观了在德莫打河支流巴拉卡河上的水力工程梅松水闸。
比哈尔省省长迪瓦卡尔在梅松水闸的住宅区举行了招待会，欢迎苏联贵宾们。
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离开梅松水闸，访问了德莫打流域新工业中心之一的辛德利。
客人们在辛德利住了一夜，在08日早晨参观了辛德利国营肥料工厂。
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接着回到了阿散索尔，从那里乘飞机前往印度西北部拉贾斯坦省的省会斋浦尔。
新华社09日讯
据塔斯社斋浦尔09日讯：
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在09日下午到达斋浦尔。
在这个十八世纪初叶建筑起来的独具风格的古老城市中，有五十万居民像过节一样地欢迎他们。
在飞机场上和通向城市的公路上，聚集了二十万欢乐的居民。
男子们戴着各种颜色的头巾，妇女们披着裹住全身的纱丽。
他们到达这个城市后，应拉贾斯坦邦的首席部长苏克哈吉亚的邀请，观看了有拉贾斯坦邦邦长吴拉大君参加的赛马。
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授奖给这次传统的壮观的马赛的优胜者。
然后，客人们坐汽车游览为了欢迎他们而打扮得特别漂亮的这个印度著名的手工业城市。
斋浦尔的公民在拉姆尼瓦公园举行了一个欢迎苏联客人的集会。
三十万人聚集在公园广场上。
五彩的灯光照耀着讲台。
拉贾斯坦邦的首席部长苏克哈吉亚在这里向客人们致欢迎词。
他说，我们在拉贾斯坦早就十分渴望你们前来访问。
他说，你们会感到，一个印度普通人的心渗透了对你们、对伟大的苏联人民的深爱。
他说，当今天全世界存在着无穷的善良意志的时候，我们相信，印度和苏联将胜利地并肩捍卫赋予人类生活以意义和庄严的一切珍物和理想。
布尔加宁接着讲话。
他说，斋浦尔的居民同拉贾斯坦全体人民在印度争取独立的斗争史上写下了许多光辉的篇页。
他说，我们知道，拉贾斯坦人民在同严酷的自然条件进行着怎样勇敢的斗争。
我们祝他们把本邦的干旱区变成茂盛的良田和花园，变成人民福利的源泉。
布尔加宁指出，印度和苏联两国人民的友谊是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
这种友谊是在爱好和平的两国人民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和安全的斗争中产生的。
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对于进一步加强和平力量具有重大的意义。
他说，我们主张印度和苏联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日趋成长和巩固，以利于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利于和平事业。
布尔加宁的讲话博得到会者暴风雨般的欢呼和掌声。
大会结束时，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接受了斋浦尔手工艺者——金匠、织工和刺绣工人的工艺品以及拉贾斯坦的传统的服装和头巾。
随后，邦长举行宴会招待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

格罗提渥总理等游览北京名胜—天坛
民主德国政府代表团团员分别进行拜会
新华社09日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奥托·格罗提渥总理和他的夫人以及政府代表团的团员们，在09日上午游览了北京的名胜——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天坛。
格罗提渥总理在参观时，拍摄了祈年殿的全景，到皇穹宇观赏了殿内的藻井，并且试验了殿前“三音石”和“回音壁”的回声。
格罗提渥总理在游览时对中国建筑十分赞赏。
今天，贵宾们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曾涌泉陪同游览的。
新华社09日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团员在09日下午分别进行了拜会。
09日下午二时三十分，人民议院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彼得·弗洛林拜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柏林洪堡大学校长瓦尔特·奈耶博士先后拜会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北京大学副校长江隆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张稼夫。
09日下午三时到四时，司法部国务秘书海因里希·特普利茨博士拜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副部长陈养山、闵刚侯，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处书记雅布朗斯基夫人和德绍车厢制造厂技师韦尔纳·霍恩拜会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朱学范，驻营人民警察少将海因里希·多尔维策尔拜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
（附图片）
右图：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员、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处书记雅布朗斯基（左起第2人）和代表团团员德绍车厢制造厂技师、积极分子霍恩（右起第1人）访问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朱学范。
本报记者纳一摄
上图：
格罗提渥总理等在天坛祈年殿前。
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摄　

美国记者肯尼迪发表公开信
抗议美当局企图没收他的护照
新华社08日讯
塔斯社日内瓦08日讯：
塔斯社驻日内瓦记者收到美国新闻记者斯蒂逊·肯尼迪的一封信。
肯尼迪希望能把这封信向世界公众发表。
信中指出，尽管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四国外交部长会议前夕发表声明说，美国公民可以持美国护照访问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家，美国当局却企图没收肯尼迪的护照，只是因为他到过东欧的许多国家。
肯尼迪说：
“我是第1个访问中国的美国记者，我曾表示相信，中国不要战争，但是它有权解放台湾岛。
一个美国人表示了这种意见，使杜勒斯先生和华尔街的扩张主义分子感到不愉快。
显然，美国国务院的人认为，没收了我的护照，他们就可以迫使我立刻回美国，而使我落入凶暴无理的裁判者手中”。
肯尼迪指出：
“无论在那里，我写文章的时候，始终遵循着我的故乡佛罗里达的良好的原则：
‘不要对任何人撒谎，不要诽谤任何人’。
但是，显然客观的态度是同杜勒斯先生的目的不相符合的”。
肯尼迪最后写道：
“根据国务院企图没收我的护照这件事，舆论可以正确地估价杜勒斯先生所说的新的旅行自由是不是只是宣传花招，因为获准到社会主义国家去旅行的只能是杜勒斯先生的信使，而不是对美国政策某些方面加以批评的客观的观察家”。

联大特别政委会结束关于接纳新会员国问题的讨论
压倒多数通过接纳十八个新会员国的提案
新华社　据塔斯社纽约讯联合国大会特别政治委员会关于接纳新会员国问题的讨论已经在07日结束。
委员会通过了加拿大等二十八个国家提出的同时接纳十八个国家加入联合国的提案。
在委员会06日上午和下午会议上，白俄罗斯共和国、挪威、萨尔瓦多、印度尼西亚、巴拿马、泰国、阿富汗、利比里亚、沙特阿拉伯、危地马拉、也门、埃塞俄比亚、厄瓜多尔、乌拉圭、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等许多国家的代表发言支持二十八国提案。
在07日上午会议上，美国代表洛奇的发言表明美国打算阻挠接纳十八个国家参加联合国。
洛奇坚持只接纳美国中意的一些国家，而不支持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蒙古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参加联合国。
他对这些国家进行了攻击。
洛奇说，美国无意在安全理事会就接纳这些国家的问题进行表决的时候行使“否决权”，但是它要弃权。
这种发言显示美国仍然不愿意放弃它长时期以来一贯的手法：
用弃权的办法在安全理事会使申请国得不到必要的票数。
苏联代表马立克发言表示支持二十八个国家的提案。
他说，许多年来在安全理事会中审查接纳新会员国问题的经验表明：
投票的时候弃权——如果是一个集团实行弃权而且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的话——就等于在决定接纳某一个国家的问题的时候投反对票。
印度代表梅农在发言中强调指出，继续把世界上的广大地区排斥在联合国之外，对于世界和平是充满危险的。
梅农并且指出了某些代表反对接纳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论据不能成立。
洛奇在听了梅农的这部分发言以后，感情冲动地离开了会议厅。
在07日下午会议上，法国代表奥登诺表示，他的国家赞成联合国普遍性的原则，但是他的代表团将弃权，因为它“对接纳十八个国家中的某些国家有保留”。
加拿大代表马丁在发言中认为有一切条件来顺利解决增加联合国会员的问题。
委员会最后以五十二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二十八国提案。
古巴代表团和蒋介石分子投反对票。
美国、法国、比利时、希腊和以色列弃权。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决议将在12月08日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审查，然后提交安全理事会考虑。

艾德礼辞去工党领袖职务
新华社08日讯
伦敦消息：
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07日在工党议会党团会议上宣布，他立即辞去二十年来一直担任的工党领袖的职务。
他的继任人选将在以后由工党议员秘密投票决定。
路透社认为，艾德礼的辞职“将引起争夺领导职位的一场激烈的党内斗争”。

苏加诺强调应同支持共产党的选民合作
新华社雅加达09日电
据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09日报道，苏加诺总统07日在巨港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说：
“有四个大政党已经从国会选举的投票箱产生了。
如果不邀请占全部选民的百分之二十的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选民来进行合作，那将是很不合理的。”
苏加诺说：
“我很奇怪，有些人在寻求团结的时候却同时企图排斥人民中的某些阶层。”
总统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说：
“印度尼西亚的民族革命需要全国人民大团结。”
据安塔拉通讯社报道，苏加诺总统08日在坤甸一次公开演说中再度强调需要革命的全国大团结。
他说：
“全国人民中的民族主义者、宗教界人士和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进行合作，不应当忽视这三部分人民中的任何一个部分。
只有通过这三部分人民的合作，才能实现革命的全国大团结以完成民族革命。”
他说：
如果印度尼西亚人民能够实现革命的全国大团结，西伊里安就可以很快地重新成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领土。

西班牙共产党杰出的领袖伊巴露丽
今年12月09日是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同志的六十岁寿辰。
全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和和平民主人士都和西班牙人民一起祝贺这一位杰出的西班牙工人阶级和人民的领袖的生日，祝贺她在将近四十年的革命斗争中立下的光辉的功绩。
伊巴露丽出身于西班牙一个矿工的家庭。
她从青年时代起就成为西班牙工人阶级的一员，并积极地参与了他们的斗争。
为了使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为了在西班牙建立民主政权和恢复民族独立，伊巴露丽始终不懈地同西班牙共产党人一起领导着西班牙劳动人民和爱国者进行了坚持的斗争。
伊巴露丽的声音已成为西班牙人民在法西斯势力残酷压迫的黑暗的日子里对于胜利的希望和鼓舞他们前进的灯塔。
在早期的西班牙人民摧毁半封建的君主制度的腐朽基础的斗争中，伊巴露丽开始形成了作为共产党员的政治品格。
她从斗争中认识到这一反封建斗争的主要缺点在于缺乏真正的革命的政治方向，缺乏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团结。
1917年，人类的前所未有的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
伊巴露丽对10月革命的事业抱有无限的热爱，她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忠诚的保卫者。
从一开始她就置身于国际工人阶级斗争的最前列。
她是西班牙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在三十年代初期，伊巴露丽已成为西班牙共产党的领袖。
那时西班牙正经历着推翻君主政体的革命危机，但是党在这时还是一支很小的力量，而且还受到宗派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侵蚀。
为了确立党的政治路线，清除党内的有害成份，特别是为了确定同西班牙民主革命迅速发展相适应的党的实际行动的方针，伊巴露丽同何塞·迪亚斯一起，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使得党成为真正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负起西班牙革命群众先锋队的责任。
随着法西斯主义势力在西班牙上升，西班牙的民主面临了严重的危险。
作为一个伟大的反法西斯战士，伊巴露丽坚决地维护工人阶级和一切民主力量的团结，以便同法西斯势力作斗争。
她不倦地维护并支持了体现在1936年选举中胜利的人民战线的团结，为扩大在反法西斯主义和保卫民主共和国斗争中结成的民主联合而努力。
1936年07月，佛朗哥法西斯势力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支持下向共和国发动了疯狂的进攻。
伊巴露丽和何塞·迪亚斯及党中央在一起，动员和领导着西班牙人民进行了反抗法西斯叛乱的英勇战斗。
伊巴露丽在前线和后方参加了一切为了争取胜利的工作。
经过了三年的英勇斗争之后，西班牙人民终于没有能够遏止得到国际法西斯主义势力支持的佛朗哥建立恐怖的独裁政权。
西班牙共产党人在这种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决定了自己的新的任务：
必须在新的条件下继续战斗，必须使全西班牙人民保持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必须重新组织党的力量。
在1939年后，伊巴露丽虽然被迫流亡国外，但是她仍然把全部力量献给这个新的任务。
自从何塞·迪亚斯逝世以后，伊巴露丽就担任了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
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优秀学生，伊巴露丽对西班牙的革命运动作了宝贵的理论上的贡献。
伊巴露丽不断地对西班牙共产党人和爱国者指出西班牙国内和国际形势的特点，批判工人阶级内部的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
她一再地强调说明党在新的历史任务面前的政策：
关于团结的政策，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反对佛朗哥政权的政策，关于在共同行动纲领的基础上把一切民主人士和爱国者团结成一个全民的反佛朗哥阵线，以推翻佛朗哥政权，在西班牙重建民主的政策。
在1954年举行的西班牙共产党第5次代表大会上，伊巴露丽代表党的中央，规定了党在全国一切重大问题上的地位，并英明地描绘了革命发展的胜利前途。
她并就美国和西班牙签订的军事条约指出：
西班牙已丧失了民族主权，成为美国的附庸。
美国—佛朗哥条约是一个战争条约，这个条约是反民族的。
西班牙人民的利益是完全的民族独立、和平和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
她还指出，在今天的西班牙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中已经出现了法西斯恐怖所阻挡不了的政治积极性，必须改变现状的思想在西班牙社会的各方面形成起来了，一股新的反对佛朗哥的力量正在积聚中，这个力量正在为西班牙打开一个民主改革的时期。
同时，她警告说，法西斯主义不会自行灭亡，党必须从各方面加强人民群众的战斗力，才能最后摧毁法西斯制度。
西班牙的现实局势证明了伊巴露丽指示的正确。
工农劳动群众的觉醒在增长，他们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团结在加强，各种反佛朗哥法西斯政权的力量的一致行动在发展，全体西班牙人民反对美国使西班牙成为附庸的运动在扩大。
西班牙人民的联合力量正在坚定地走向推翻佛朗哥法西斯统治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西班牙这个有决定意义的目标。
伊巴露丽在她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无私地献身于工人阶级解放的事业。
她的一生是忠实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范例。
伊巴露丽的这种革命精神，不仅获得西班牙工人阶级和全体爱国人民的无限的热爱，使她成为西班牙人民的最爱戴的领袖；
而且受到全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尊敬和钦佩。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发布修改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旗国歌的命令
新华社河内09日电
据越南“人民报”消息：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11月30日发布了修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的命令，命令后附有修改后的国旗的设计和颜色、尺度的规定以及修改后的国歌歌词。
根据命令和附件的规定，修改后的国旗为长方形，旗底为鲜红色，中间是金黄色的五角星。
金星的角不再像过去那样成弧线状，而改成直线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