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2月08日
主持外交部部务会议，谈总结我驻东南亚各国使馆的工作。
发言在肯定这些使馆的工作成绩之后，着重指出目前在领导思想上存在“认识落后于形势”的问题，具体表现于：
（一）对东南亚的形势估计不足。
东南亚“现在正经历着一个民族革命的高潮”。
这个地区形势从朝鲜战争以来“有了极大的变化”。
各国“政治上要求独立，经济上要求工业化”，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没有足够的认识。
（二）对驻在国的形势估计不足。
这些国家中“人民力量强大，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有增长，它们由于人民的压力，而且也由于本身的利益，在不同程度上采取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措施”。
“但我们许多同志却往往只看到它们的黑暗面，对于它们反对帝国主义这一个重要方面估计不足。”
（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尤其是新中国的影响估计不足。
“我们同东南亚国家在文化上、历史上有许多共同点，并且都有反殖民主义的传统。
分布在东南亚各国的二千万华侨，又是扩大我们影响的有利因素。”
（四）对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友好合作的可能性估计不足。
“在各种重大国际问题上争取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在贸易、技术援助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开展工作，都存在极大的可能。”
而我们的使馆工作上被动、保守，老一套。
发言强调要变防守为进攻，不要怕犯错误。

△1955年12月08日
至26日
参加接待以格罗提渥总理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
参加08日周恩来的会见，
参加09日周恩来的欢迎宴会，
参加09日毛泽东的会见，
包括10日在外交部同民主德国外交部长博尔茨进行谈判，
参加10日的欢迎歌舞晚会，
参加11日北京市的欢迎群众大会，
参加11日在外交部同民主德国外交部长博尔茨进行谈判，
参加11日格罗提渥的答谢宴会，
参加12日毛泽东的欢迎宴会，
参加23日至24日在外交部同民主德国外交部长博尔茨进行谈判，
参加25日两国政府代表团的会谈和格罗提渥的报告会，
参加25日民主德国驻华大使纪普纳的宴会，
参加25日的中德友好合作条约和两国联合公报签字仪式，以及机场迎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