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二百多私营工厂公私合营
新华社上海30日电
九、十两个月中，上海市有二百零五家私营工厂实行公私合营。
到目前为止，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在今年实行公私合营的二百七十家私营工厂中，除四十多家还没有完全结束合营的筹备工作外，其余都已成为公私合营工厂。
现在大批新的公私合营厂正在第1次编制年度计划，有的厂已开始改革管理机构和制度，部分重工业厂准备建立民主管理委员会。
合并合营的厂绝大部分已合并生产，需要迁移机器设备的工厂大部分也已迁移完毕。
毛纺、麻纺等行业还成立了国营上海毛麻纺织公司等新的领导机构，统一领导这些行业中的国营和公私合营工厂。
今年上海市全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八个行业中，棉纺、麻纺、搪瓷、面粉、碾米五个行业已在九、10月内完成全业合营，毛纺、造纸、卷烟三个行业将在11月份完成全业合营。
这些行业在全业合营的过程中，经过公私双方反复协商，全面规划，合理改组；
初步改变了资本主义盲目发展所造成的不合理状态，适应了国家建设的需要。
如碾米业十五家小厂利用面粉业多余的厂房和设备，合并成两个大型的公私合营碾米工厂，既改变了面粉业因生产能力过剩而历年亏损的局面，也使碾米厂摆脱分散落后状态，适应加工的要求。
搪瓷业二十三个私营厂现在改组成十五个公私合营工厂，使原来设备不全的厂变成为全能厂。
九、10月份合营的七十九家私营重工业工厂；
因大多规模小、设备落后，产品不能符合国家建设需要，已合并改组成为许多专门制造锅炉、船舶、汽车配件、电讯器材的工厂。
这些新的公私合营专业工厂，拥有集中的设备和技术力量，已在制定明年度大批试制新产品的计划。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部门
决定提前供应明年要推广的新式农具
新华社30日讯
为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新情况，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农业部、第1机械工业部等部门已决定把明年推广的一部分新式畜力农具提前供应各地。
各农具工厂计划在今年第4季度生产的十六万部双轮双铧犁，已由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分配给各省、市供销合作社，并提前从工厂组织调运。
这批农具原来计划在明年推广的，现在预计到11月底，将有半数可运到各县基层供销合作社供应农民。
今年计划推广的四十万部双轮双铧犁和双轮单铧犁大部分已运到各地农村。
第1机械工业部、第3机械工业部还计划组织各农具厂在今年12月底前再增产十一万部双铧犁和单铧犁，供给各省、市供销合作社。
近两个月来，各地农民纷纷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老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添置生产资料，因此购买新式农具的比以前增加很多。
从07月到10月上旬，全国各地供销合作社共销售了双铧犁和单铧犁十五万多部，比上半年的推销数增加将近一倍。
许多省的供销合作社已感到现存的双铧犁和单铧犁不够供应，要求提前进货。
山西、河南、江苏、河北等七省要求在10月底前增加进货三万零六百部。
山西省原计划今年推广二万部，现要求增加五千部。
今年下半年推广的双铧犁和单铧犁大部分已被使用。
连过去几年推广的计算在内，各地已有约二十六万部双铧犁和单铧犁用于秋耕秋种。

保障欧洲安全的重要建议
法、英、苏、美四国外长会议已于10月28日开始讨论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欧洲集体安全的全欧条约的基本原则的建议；
英国外交大臣麦克米伦代表西方三国提出了“恢复德国统一和安全”的建议。
从苏联和西方三国的建议中，人们可看到两种不同的努力方向：
苏联建议的目的是使所有欧洲国家一致努力来保障欧洲的集体安全；
而西方三国的建议则是为了加强欧洲现有的军事集团。
毫无疑问，在上述的两种建议中，只有苏联的建议才符合于一切大小国家要求保障欧洲安全的利益，符合于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的“日内瓦精神”。
建立所有欧洲国家和美国参加，并且有中国的观察员参加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是保障欧洲安全和巩固世界和平的最可靠的办法。
几年以来，西方国家的军事集团政策已经给世界造成了严重不安。
北大西洋集团、西欧联盟、东南亚集团和巴格达条约集团等等正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到处加深国际间的对立和不信任，加重人民的经济负担，并且使人民生活在新战争的威胁下面。
而且，由于西方国家建立了反对其他欧洲国家的军事集团，从而在欧洲出现了互相对立的军事集团。
这种情况就使苏联的建议尤其有着迫切的重大意义。
历史的经验已经一再证明，建立军事集团的政策只能把欧洲以及全世界引向战争的深渊。
因此，用欧洲集体安全体系来代替现有的互相对立的军事集团，不但可以消除欧洲的新战争威胁，并且对于保障世界和平也是一个极大的贡献。
苏联关于建立全欧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深得人心。
各国爱好和平人民越来越强烈地支持欧洲集体安全的思想。
许多亚洲、非洲和欧洲国家为了自己国家的独立和发展都反对制造分裂的军事集团政策，主张和平共处。
这些主张同苏联建立全欧集体安全体系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应当指出，在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道路上存在着很大的困难：
西方国家不愿意放弃它们所建立的军事集团。
针对着这种情况，苏联的建议中主张把欧洲集体安全的建立分两个阶段逐步实行。
在第1个阶段，各国不必解除它们根据现有的条约和协定所承担的义务（这里指的是北大西洋集团和西欧联盟的成员国，以及华沙条约成员国所承担的义务），但是它们应保证放弃使用武力，并通过和平的办法来解决它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争执。
在第2个阶段内，根据欧洲安全条约所承担的义务就将完全生效，而现有的条约和协定就将停止生效，根据它们而建立的军事集团将被取消。
由此可见，苏联的建议一方面将保证建立真正的欧洲集体安全，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了欧洲现在存在着对立的军事集团的这个事实。
这个建议显然将有助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的接近，并且在一旦这个建议被接受的时候，就可以保证欧洲国家的和平共处。
苏联的建议不但可以逐步取消对立的军事集团，并且也将消除分裂德国的起因，从而有助于促进德国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恢复统一。
苏联的建议规定，让两个德国在德国统一之前共同参加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以便利它们相互之间的接近，这是在目前条件之下统一德国的最现实的道路。
建立欧洲集体安全将根本改变欧洲的局势，并且也是加强国与国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互信合作的重大的一步。
莫洛托夫外长10月28日在四国外长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
“只有有关国家，首先是大国对维护欧洲和平采取共同行动，才能结束扩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建立国际关系中的信任，如果没有这种信任，各国人民对他们的明天就不能放心。”
因此，苏联关于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正是为了促进“日内瓦精神”，促进其他悬而未决的重大的国际问题的解决。
至于西方三国所提出的“恢复德国统一和安全”的建议，不但与保障欧洲安全的目的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是从四国政府首脑日内瓦会议所取得的协议的立场上后退了。
四国政府首脑在给外交部长们的指示中，曾明确地把欧洲安全问题列在首位，并且指出“德国问题的解决和通过自由选举重新统一德国的工作应该在符合于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和欧洲安全的利益的情况下进行”。
但是，西方三国的建议却把欧洲安全问题从属于德国统一问题的解决。
而人们知道，由于西方国家批准和实施巴黎协定的结果，已为恢复德国统一的问题造成了严重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三国外长违反四国政府首脑的指示的精神而提出上述的建议，就不能不令人认为是企图给四国外长会议的讨论制造困难。
西方三国的建议把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问题归结为只是向苏联提供“安全保证”的问题。
对于这一点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上就曾经说过：
“如果就没有能力在军事上保卫自己的弱小国家而言，关于保证的建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而这里谈的是对苏联的保证，十分清楚，这方面的任何建议都是没有丝毫根据可以成立的。”
西方三国的建议为了实现这种毫无根据的“保证”而提出了军备的限制和监督。
但是，人们知道，这种限制和监督从来没有妨碍西欧联盟的国家无限制地实行扩充军备。
因此，西方国家的这种谈论甚至根本说不上对苏联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安全有任何保障。
这个建议还规定统一的德国要参加北大西洋组织和西欧联盟。
这就证明它不是为了保障欧洲的安全，而是为了要加强和扩大反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军事集团。
西方三国的建议规定统一的德国必须加入上述的两个军事集团，也就是说要把统一了的德国拿来做为反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工具。
这种做法只能导致欧洲局势的更加尖锐化和国际局势的加剧紧张。
西方三国的建议对于恢复德国统一的事业也是十分不利的。
根据那个建议，德国必须在巴黎协定的基础上实现统一，也就是要使整个德国重新军国主义化。
这是违反全体德国人民的意志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早已一再指出：
“打算把统一的德国从属于巴黎协定和把它拖入北大西洋公约的企图是德国人民完全不能接受的”。
西德人民和广泛公众也越来越坚决地反对参加军事集团的政策，要求废除巴黎协定来消除实现德国统一的障碍。
统一德国主要是德国人民自己的事，没有德国人民的同意和他们自己的努力，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实现的。
中国人民完全支持苏联“关于欧洲集体安全的全欧条约”基本原则的建议。
这是一个有关全世界人民的切身利益的建议。
不管西方宣传家怎样粉饰西方的建议而企图抹煞苏联的建议，人民已经看到西方是在用“安全保证”的空字眼来掩盖他们想扩大军事集团的实质。
人民认为苏联的建议是真正的试金石。
根据这个建议来解决问题是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主张。

刘少奇委员长接见法国议员代表团
新华社30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在30日下午接见了法国议员代表团团长丹尼埃·麦耶，团员莫里斯·富尔、让—雷蒙·弗吕希埃和雷纳·库恩。
接见时在座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

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国营商业部门
及时加强旺季市场物资供应工作
本报讯
随着今年粮食、棉花等农作物的普遍丰收，目前各地市场已经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国营商业部门及时地准备了大量适销物资，通过组织访问推销、物资交流和商品展览等办法，加强旺季商品供应，满足丰收后农民和城市、工矿区居民的需要。
北京市在10月26日举行了物资交流会。
这次交流会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全国农村丰收后农民购买力的增长，及时组织城市工业品和手工业品下乡，并供应一些城市、工矿区所需要的农产品和副产品。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北京等地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六百多个代表。
他们已经根据旺季市场特点，制定了购销计划。
北京市的国营商业部门等四十六个单位，准备供应农村的日用百货和农具、小五金、中西成药等产品总值在四千万元以上。
天津市国营商业部门百货、化工等采购供应站从第3季度起，先后派出了五十多个访问推销组，携带了大量样品、宣传画和商品性能说明书等到湖南、山东等十五个省的广大地区，大力推销工业品。
到10月上旬，只化工、医药等六个采购供应站就已经销出商品总值达七百五十多万元。
天津的国营商业部门还组成了两个贸易代表团，带着各种样品，分别参加包头、石家庄等地的物资交流会。
中国百货公司天津采购供应站最近又抽调了一百八十多人组成三十八个推销访问组，到黑龙江、内蒙古等地进行推销。
上海市国营商业有关部门组织的访问队和访问推销组，已经分别到十多个省的农村去进行访问推销。
上海市第三商业局所属采购供应站正协同有关工业部门，动员工厂发掘潜力，增加日用工业品的产量。
八个采购供应站已决定把第4季度的加工订货计划扩大百分之四点三五，供应计划扩大百分之四点八。
今年第4季度上海供应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四川等省棉粮丰收地区的棉布，足可供一千八百多万农民每人添置一件新衣。
中国医药公司上海采购供应站组织的十三个访问推销组到各地农村后，将和当地医药公司一起举办“常用药品展览会”，扩大药品的供应。
重庆市国营百货、花纱布、五金机械、化工原料等十多个批发机构，最近也都派出批发联络员到四川省几十个县的基层售货单位，加强旺季物资供应工作的联系。
重庆市百货公司和所属的四个批发商店派出的批发联络员在江北、南川等县帮助农村供销合作社根据农民的需要，修订了进货计划。
中国花纱布公司重庆市批发站根据各地农民的需要，第4季度准备供应的布匹，单是重庆生产的布就比去年同季度增加五万匹。
根据10月份重庆各单位和运输部门签订的合同，重庆港轮船运进和运出的货物量，将相当于解放前一年的吞吐量。
山东省国营商业部门今年提早进行了商品调拨工作，今年08月份国营公司储备的物资较去年同时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以上；
基层供销社的库存量也比去年同时期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四以上。
目前，全省各地批发网正在扩大，在百分之八十七的农村基层供销社内，都已建立起了批发机构。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五金公司下乡推销组携带商品参加了初级市场物资交流大会，受到了广大农、牧民和草原工作干部的欢迎。
牧民们都认为国营公司、合作社的商品货真价实，希望以后推销组经常下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商业部门及时供应各族农、牧民和城市居民过冬需要的各种百货和生活用品。
从08月到10月中旬已经调往各地的物资有一千五百多吨。
气候严寒的阿勒泰专区和塔城专区部分地区，预计在11月底冰封前，运到的物资将能供应到明年解冻以后。

周恩来总理接见布伦姆夫人
新华社30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10月30日上午接见了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兼书记处书记、“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获得者、国际著名和平人士比利时布伦姆夫人。
接见时在座的，有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兼书记处书记李一氓，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秘书长刘贯一等。

我们伟大的祖国
地方国营上海农业药械厂工人积极制造大量农业药械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
这是上海农业药械厂最近制成的一批五五二型压缩喷雾器。

苏联医学科学代表团到达北京
新华社30日讯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邀请来中国讲学并访问的苏联医学科学代表团一行十人，在30日乘车到达北京。
到车站欢迎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中央卫生研究院院长沈其震，北京医学院院长胡传揆以及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代表、首都医药界著名人士和苏联医学专家等多人。
代表团人员名单如下：
克洛特科夫卫生学教授，苏联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安切拉瓦外科教授
彼特里谢娃寄生虫学教授
波诺马罗娃儿科学教授
克瓦索夫生理学教授
卡维茨基病理生理学教授
比里宾传染病学教授
皮什科夫斯基免疫学教授
米亚斯尼科夫内科学教授
纳波科夫流行病学教授

苏联“泽尼特”足球队访问比赛开幕式昨举行
毛泽东主席等出席并观看球赛
新华社30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今天下午出席了苏联列宁格勒“泽尼特”志愿体育协会足球队在中国访问比赛的开幕式。
当毛泽东主席出现在北京市先农坛体育场的主席台上时，全场两万多观众一致起立，热烈地鼓掌欢呼。
出席今天开幕式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邓小平、贺龙、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彭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龙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
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院士以及外国驻中国外交使节多人也出席了开幕式。
先农坛体育场看台上树立着的标语牌上，写着：
“中苏两国人民及运动员之间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的体育理论与经验”。
下午二时十五分，在乐队高奏“列宁格勒进行曲”声中，“泽尼特”队同中央体育学院和第1机械足球联合队的队员入场。
接着，乐队奏苏、中两国国歌。
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蔡树藩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词。
他说，苏联的体育事业正如苏联共产主义建设中所获得的其他胜利一样，都给中国人民和运动员以极大的鼓舞。
为我们树立了卓越的榜样。
这次“泽尼特”足球队访问中国，对中国足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将起重大的作用，同时必将促进中苏两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合作继续巩固和加强。
“泽尼特”队领队维·斯·杰洛曼诺夫在开幕式上致词。
他说，“泽尼特”足球队以能第1次来中国访问而感到骄傲，希望这次访问，能成为苏中两国足球运动传统性比赛的良好开端。
我们相信，即将举行的比赛，必将促进苏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兄弟般关系的更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接着，“泽尼特”队和联合队的队长相互交换了队旗，中国的女运动员向“泽尼特”队全体队员献花。
开幕式结束后，两队举行友谊比赛。
在精采的友谊比赛结束后，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以及尤金大使来到运动场上，同“泽尼特”队和联合队的队员一一握手致贺。
这时全场掌声雷动，欢呼声经久不息。
（附图片）
毛泽东主席同苏联列宁格勒“泽尼特”足球队队员一一握手。
　新华社记者　刘东鳌摄

郭沫若电贺日本亚洲团结委员会成立大会
新华社30日讯
日本亚洲团结委员会将于10月31日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特在30日致电日本亚洲团结委员会筹备委员会，表示祝贺。
电文如下：
“日本亚洲团结委员会”筹备委员会：
欣悉日本亚洲团结委员会将于10月31日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谨致热烈的祝贺。
我们相信日本亚洲团结委员会的成立，不仅将进一步促进日本人民与亚洲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增强亚洲国家间的团结，并且将有助于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谨祝大会获得圆满的成功！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
1955年10月30日

陕西省经过整顿的农业合作社更加巩固
湖南结合粮食工作积极整顿农业合作社
新华社西安30日电
陕西省今年第2次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即将全部结束。
经过整顿的社都更加巩固。
各地整社工作是从八、09月间开始的。
大部地区都派专人到问题较多的社进行重点整顿，以带动周围一般社，还采取以老社带动新社、以先进社带动落后社等方法，并和秋收秋播工作紧密结合进行。
全省绝大部分社在整顿中都制定出秋收分配方案，清理了各种账目。
各地还结合当前生产整顿了社的劳动组织。
渭南专区现在已有百分之九十的社实行了包工，不少社已从季节包工提高为常年包工。
鄠县一百多个社今秋已经全部实行包工制。
有些地区在整社中还进行评选模范的工作。
渭南专区大多数县经过评选模范，普遍检查了社的领导工作和社员的劳动态度，对社员们进行了一次具体的社会主义教育。
大荔县的中共党组织在这个期间还接收了三十五个优秀的社员为党员。
各地对混入社内的坏分子也进行了清洗，纯洁了社的组织。
新华社长沙30日电
湖南省农村正结合粮食“三定”到户的工作整顿原有的一万三千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巩固秋收前建立的二万多个新社。
为保证在粮食工作期间做好整社工作，中共湖南省各地方委员会和县委都在10月初召开了合作工作干部会议，并配备专职干部，组成合作化工作队投入整顿老社、巩固新社和再建新社的准备工作。
第1批七千多个老社的整顿工作已从10月中旬全面展开，对二百五十九个进行整顿的典型试验工作现在都已结束。
各地通过整顿老社，带动新社建立了劳动组织和财务会计等制度，使大部分新社在秋、冬生产中得到巩固。
现在，凡有老社的乡大多建立了新、老社长联席会议的联系制度，整顿老社时也吸收周围的新社和互助组的代表参加，因此，要求入社的农民日益增多。

青海省少数民族参观团到京
新华社讯
由藏、蒙古、回、哈萨克等民族组成的青海省少数民族参观团一行六十九人，在团长丹德尔（藏族）率领下，25日晚到北京。

首都举行聂耳和冼星海两音乐家纪念会
聂耳纪念室和冼星海纪念室在北京开幕
新华社30日讯
今天，首都举行“聂耳逝世二十周年、冼星海逝世十周年纪念会”。
纪念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举办的。
纪念会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马思聪致开会词。
文化部代理部长钱俊瑞在纪念会上讲话。
他说：
聂耳、冼星海的全部艺术活动服从于、服务于人民革命的斗争任务，真正无愧于时代号角、人民呼声的称号。
他们的创作有着高度的人民性、群众性，鼓舞和推动广大人民不断地前进。
他们的全部活动是共产主义世界观所领导的，他们都是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发挥了最旺盛、最充沛的创造力。
钱俊瑞提议，为了无愧于聂耳、冼星海的光辉榜样，全体文艺工作者和音乐工作者必须把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作为全部艺术、音乐活动的总纲领，一定要使一切创作活动、艺术活动配合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更密切地联系群众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采取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鼓励他们前进，来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任务的完成。
钱俊瑞要求全体音乐工作者和聂耳、冼星海一样，重视民族传统，更好地整理和研究民族、民间音乐，大量地创作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用民族形式表达的歌曲、乐曲、交响乐和歌剧。
他希望能够在厂矿、农村、军队、机关、学校中出现更多的民族乐队和民族歌咏队，在电影和戏剧中听到更多的民族音乐。
他要求全体文艺工作者和音乐工作者更好地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以共产主义世界观来领导自己的全部艺术活动。
钱俊瑞最后指出：
必需发扬聂耳、冼星海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立场，顽强地和一切反动思想、错误思想进行不倦斗争的精神。
他提议在音乐界全面地、系统地批判脱离政治、轻视工农兵群众、轻视民族和民间音乐等资产阶级音乐思想。
他要求音乐界进一步团结起来，使聂耳所奠定的、冼星海所巩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民音乐的方向有更辉煌的发展。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阳翰笙在讲话中说：
聂耳、冼星海所追求的、理想的并为它奋斗过来的新中国已经实现了。
现在我们正进行着社会主义革命，广大人民迫切需要鼓舞他们前进的音乐。
我们要把聂耳、冼星海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旗帜高高举起，沿着他们的道路，创作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为着社会主义的事业，把我们的音乐工作波澜壮阔地开展下去。
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在会上报告了聂耳、冼星海的生平事迹。
参加纪念会的有夏衍、欧阳予倩、光未然、蔡楚生、周巍峙、马可、喻宜萱、时乐蒙、瞿希贤和美利其格等文艺界、音乐界人士九百多人。
中国音乐家协会还将在最近连续举行聂耳、冼星海研究报告会等纪念活动。
新华社30日讯
人民音乐家聂耳纪念室、冼星海纪念室今天在北京开幕。
纪念室设立在北京西郊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是研究所的一部分。
纪念室由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剪彩。
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作了介绍，他说：
纪念室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聂耳、冼星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革命事业所作的伟大贡献，使我们更好地学习他们，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参加开幕式的还有郑振铎、周巍峙、蔡楚生、李伯钊、喻宜萱等文艺界、音乐界人士和青年音乐工作者等三百多人。
冼星海的女儿妮娜也参加了开幕式。
聂耳纪念室陈列了聂耳创作的现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亲笔手稿，当时他给这支歌曲题名为“进行曲”。
玻璃柜里放着他从1927年到1935年逝世前一天的日记，从中可以概略地看出他献身革命事业的坚决意志和刻苦学习的情形。
他的七十六岁的母亲彭寂宽为纪念室成立而写的短文也陈列在这里，她写道：
生聂耳的是我，培养聂耳的是共产党。
冼星海纪念室正中的镜框中是毛泽东主席的亲笔题词：
“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纪念室陈列了冼星海的创作笔记和日记，在1939年06月14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今天是我入党的第1天，可以说生命上最光荣的一天，我希望能改变我的旧的思想和人生观去为无产阶级的音乐奋斗。
纪念室里还陈列了冼星海的“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和“第一交响乐”（“民族解放交响乐”）等作品的手稿，其中有些是没有发表过的。
关于“第一交响乐”，他在创作笔记中这样写道：
我把这微小作品，贡献给伟大的毛泽东同志。

万徒勒里画展受观众欢迎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智利画家万徒勒里作品展览会”10月19日在北京美术展览馆预展后，第2天（20日）起即正式展出，连日参观者很多。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秘书长刘贯一，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陈叔通、委员徐特立，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和在京的各国和平人士龟田东伍、中村翫右卫门、黄凤九等以及在京的中国美术家们，都参观了这个展览会。
参观者都很喜爱何塞·万徒勒里的作品，认为他的作品极富智利的民族特色，而且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
反映智利人民和各国劳动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的许多作品，尤其受到观众的称赞。
人民美术出版社已准备在这次展览的作品中选出一部分，出版万徒勒里作品选集。
展览会定于本月31日下午八时闭幕。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政治经济学等讲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政治经济学讲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讲座”已确定广播日期和时间。
“政治经济学讲座”定在10月31日开始广播。
广播时间是每星期一、星期五的十九点三十分到二十点，每星期二、星期六的上午七点到七点三十分重播。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讲座”定于11月16日开始广播，广播时间是每星期三的十九点三十分到二十点，每星期四的上午七点到七点三十分重播。
两个讲座都在该台第2种节目中播送。

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
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10月25日在北京成立。
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是：
在抗生素方面，根据国家建设要求，以及有关学科发展的需要，制定抗生素研究的方针任务；
负责推动国内各有关单位联系及交换资料，协调全国抗生素的研究计划；
受理抗生素生产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并协助推广抗生素研究成果；
负责召开有关抗生素研究的各种会议；
对国外联系、交换资料或提出建议。
这个委员会是由中国科学院、卫生部、轻工业部、高等教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共同组成的。
委员会委员经国务院批准为：
吴有训、殷宏章、汪猷、童村、汤飞凡、戴芳澜、崔义田、白希清、龙在云、葛春霖、宫乃泉、周家炽等十二人。
吴有训任主任委员。
委员会于10月25日举行了成立大会。
会上除讨论并通过了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和地区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简则以外，并对将在12月初举行的1955年抗生素学术会议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审核。

内蒙古少年儿童拣粮二万多斤
内蒙古自治区的少年儿童积极参加秋收拣粮运动，据目前初步统计，东胜、乌拉特前旗等十四个旗、县，已有三十三个小学校的四千多名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拣回了各种粮食二万零七百多斤。
萨县善岱乡小学三百个学生提出“眼快、腿快、手快”的口号，五天功夫拣粮二千二百五十斤。
五原县一千五百多名小学生在拣粮的时候，歌声不断，情绪十分高涨。
林西县集体农业社由于发动二十多名儿童拣粮，增加了六百多斤粮食收入。
武川县红色农业社往年秋天丢在地里的麦穗没人拣，长起绿泱泱的麦苗，今年，由于发动了娃娃们拾麦穗，场上增加了一座很大的麦堆。
（本报驻呼和浩特记者）

农业合作社大发展和巩固是可能的
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　林乎加
浙江省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去年秋季到今年春季的一段时间内有过比较快的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三千三百多个发展到五万三千多个，增加了十五倍，出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
但是由于领导思想上的右倾，在大发展之后犯了解散一万五千个合作社的错误。
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不是偶然的。
它是从土地改革以来，党在农村进行了长期工作，特别是进行了发展互助合作工作的结果。
浙江省去年秋后农业合作社的大发展，曾经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
一、广泛地深入地宣传了社会主义思想，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
1954年以来，在群众中广泛展开了总路线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宪法宣传；
同时在党内检查了农村工作方针和阶级政策的执行情况，批判了满足于小农经济现状、缺乏明确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批判了放松依靠和扶持贫农、听任富农经济自由发展和片面地强调依靠生产中的积极分子——实质上是依靠富裕农民的思想。
党内思想统一以后，各级党组织在合作化运动中认真执行了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的阶级政策。
二、认真执行了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的方针。
在去年夏季排涝和秋季超额增产运动中，合作社首先在社内发动社员挖潜力，订计划，开展劳动竞赛，然后向社外介绍推广。
结果既使运动有了广泛的发展，也使合作社巩固了。
特别是由于社外群众在学习增产经验中认识到合作社的优越性，纷纷要求入社和办社，形成了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增产运动的高潮。
三、把党的领导重点转到了合作化方面。
1954年秋季，省委曾要求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亲自动手带头整顿好现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样做的结果，既解决了整社、建社的领导经验问题，又解决了现有社的巩固问题，为合作社的大发展准备了有利条件。
同时训练了基层办社干部十一万多人，广泛地组织了群众性的参观、访问等宣传活动。
如镇海县郭巨区下阳乡黎明农业生产合作社从1953年建社以来，由于积极改良土壤，改变耕作方法，开展养鱼、砍柴、运输等副业生产，年年增产，成为周围群众学习的模范；
有的农民从一百里路以外前去访问、学习。
在这个社的影响下，去年秋收以前全区入社农户由百分之三发展到百分之五十八点四。
由此可见，合作化高潮到来的先后，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地区解放的早晚，而是在具备了一定的群众条件的情况下，对于农业有明确的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并为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工作。
在合作社大发展以后，为什么又来个“坚决收缩”，犯了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呢？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预见到经过上述工作以后必然要出现合作化的高潮，没有迎接高潮的思想准备，反而被胜利吓昏了头脑。
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一经发动起来，农村中就像大风暴到来了一样，所有的人都被卷入运动中。
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有的欢欣鼓舞地张罗入社或办社，有的看大势、随大流，有的恐慌不安，反革命分子和阶级敌对分子就多方面进行破坏活动。
这种情况和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写的民主革命中的农民运动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
看来共产党人对于这种情况是不难表示态度的，应该是众口同声：
“好得很。”
但是在这个时候，刮来一股歪风，大叫“农村紧张”、“中农动摇”、“合作化冒进了，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
本来我们对于这样的大发展，就是出乎意外的，是好是坏，疑惑不定。
起初还敢肯定这个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好的，风声传来，专门检查农村紧张的工作组派来，摇摆的人多了，反“冒进”的主张占了上风，在实际工作中还可以找到若干强拉中农，排斥贫农，以及若干杀猪、卖牛、砍树等破坏生产的例子。
有了这样的“理论”和“实际”，再加上当时的粮食工作占去了各级领导人员的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抽不出手来进行整顿、巩固合作社的工作，下面“要人（办社干部）、要钱（贫农合作贷款）”的困难问题也认为不好解决。
随着时间的发展，担子越挑越重，“为了不冒减产的风险，合作化慢点怕什么呢？”
这样，“坚决收缩”的方针就被采取了，以为这是缓和农村紧张、稳定中农生产情绪、领导跳出被动地位的出路。
在具体工作中虽然强调了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和办社的自愿互利政策，但是因为预先框定一批认为办不好的社，动员群众转为互助组或单干，这就出现了群众不干，干部去动员党、团员带头干，贫农不干，动员中农干等错误的作法。
这时，一些错误的宣传口号，如“单干光荣”、“单干生产积极性高于合作生产积极性”等等，也到处流行。
这就把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引入了歧路，使退社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使领导陷入完全被动的地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现在，若干疑问已经有了事实的答案。
浙江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发展起来，能否巩固能否增产呢？
在党中央指出并且制止了“坚决收缩”的错误方针以后，经过进行巩固工作，现有合作社基本上是巩固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得到增产。
增产的合作社占这样大的比例，这是否是因为解散了一批所谓不好的合作社的结果呢？
不是的。
温州专区的平阳县，在大发展中从二十三个社发展到一千六百三十七个社，增加了七十倍；
虽然在“坚决收缩”中解散了一百六十个社，但是随后又批准了一批“自发社”，今年07月底仍有一千六百六十九个社。
根据其中八百九十八个社的统计，春花、早稻增产的占百分之九十七。
而且这并不是个别的例子，在没有执行“坚决收缩”方针的地方，情况基本上都是这样。
农村紧张情况是怎样产生的呢？
应该承认紧张情况在某些地方是有过的，但是产生紧张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合作化发展过快，而在执行粮食政策的实际工作中有缺点，这些缺点的严重程度又被夸大了。
在正确执行粮食“三定”政策以后情况就改变了。
全省丰收的事实，证明当时某些人所说的农民躺下来不生产或不积极生产，是对党和农民关系的诬蔑。
党有没有力量来领导合作化呢？
所谓时间、精力来不及的问题，在明确认识了农村工作以合作化为中心的思想，对粮食工作做了适当的安排以后，就基本上解决了。
而且在有了决心以后，办社干部一万二千人也调配到工作岗位上去了，建立互助合作网、中心社等群众办社的经验也创造出来了。
干部经验问题的解决，从两个县的对比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浙江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新登县发展较早、较好，今年07月底统计，那里已有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三点四三的农户参加了合作社，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已经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有了办社的经验。
相反地，全省合作化运动较差的天台县，入社的农户仅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点三，全县农村干部有办社经验的今春以前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三点五，直到夏季以后配备了一批办社专职干部，经过实践，才逐渐提高到百分之四十二。
这就说明，干部不经实践，就不可能取得经验。
合作社发展快了，是不是增加了领导的困难，影响其他工作的进行呢？
事实恰恰相反。
就以新登、天台两县作对比，拿有数字可比的粮食工作看吧，两县都是半山区，技术作物比重都不大，自然条件是差不多的，天台县农户为新登县的三点九六倍。
1954年度，新登县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的百分之一百零三，除本县供应外，还可以外调三百六十六万斤；
天台县征购任务只完成了百分之八十六点七，全部供应本县都不足，还须补给一千七百五十六万斤。
至于农业增产、征兵等工作，新登县都是走在前列的县份之一，而天台县连年减产，其他工作也常落在后头。
这样，当时所谓不可克服的困难，在运动发展中都已经解决了。
事实证明，所谓不可克服，只是消极态度的借口。
对当时这样一些困难如果有积极克服的精神，就绝不会犯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
我们为什么会被歪风吹倒，只怕农村“紧张”而不怕合作化落后呢？
首先是因为我们在从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过程中，缺乏充分的精神准备，看不清土地改革以后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变化，又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
因此，在听到“农村紧张”的迷惑人的风声时，便完全失去辨别能力，误将若干断章取义的错误说法当作是党中央的意见，因而对于过去强调的加速合作化、争取农业超额增产以适应国家工业化的发展等正确口号也发生怀疑，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是“冒进”的论据而加以批判。
因此，我们就对于“坚决收缩”方针的“正确”性深信不疑。
这种思想混乱情况，在党中央05月会议以后，虽然已经开始转变，但是真正转变还是在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
现在清醒过来看：
把只占全国农民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的动摇看作是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中农动摇，把加速农业合作化以适应国家工业化修改为可以不顾工业化的要求而放慢合作化发展的速度，把运动发展中的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当作本质和主流，这是多么严重的歪曲呵！
而我们就在这些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面前迷失了方向。
这就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不坚定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思想影响还没有肃清。
因此，这些对合作化的动摇抵触情绪就反映到对运动的领导中来。
如果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及时察觉和纠正，后果真会不堪设想。
其次是对群众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理解不够，对领导经验、干部能力要在运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的真理认识不够，因此，对运动中发生的某些偏差大惊小怪，对新生力量求全责备，生怕犯错误，片面强调稳，失去了革命者应有的胆略，这就必然使自己的领导工作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
经过学习毛主席的指示以后，这些错误影响正在迅速清除。
广大的干部和群众虽然经过一番挫折，但是在重新武装起来以后，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仍然是很高的。
现在，浙江全省的党组织和农民群众正满怀信心地迎接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新高潮。
按照“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省委的初步规划是：
在1956年秋季以前，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发展到六万五千个左右，入社农户占农业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左右；
到1957年秋季以前，发展到十万个社左右（应建的社基本上都建立起来），入社农户占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到1958年秋季以前，入社农户要达到农业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基本上实现对农业的半社会主义改造。
全省现在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四十七个，试办经验证明：
这种形式有利于发挥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和提高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水平。
我们计划在最近两三年内逐年扩大试办范围，争取在第2个五年计划时期内逐步由半社会主义过渡到全社会主义。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必然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到1957年，全省粮食生产除保证完成中央核定的一百六十二点八亿斤以外，并且可以争取超过五亿斤到七亿斤。
保证上述规划的实现，重要的问题是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决议，统一党内思想，正确地接受过去的经验，求得合作化运动既快又好地发展，防止自流和命令主义。
浙江省在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以后，现在正按照全面规划的要求，各县由县委三、五个负责干部亲自动手，各带几个有经验的办社干部作为助手，深入三、五个有代表性的不同类型的乡，帮助当地乡支部进行发动群众制定全面规划的工作。
在县委取得经验以后，再在全县范围内分批进行这一工作。
省委争取全省在12月底以前基本完成今年秋后第1次发展合作社的计划，并且订出乡以上的各级全面规划。
在全面规划工作和建社工作分批展开以前，对所有办社干部要进行一次系统的教育和考核；
并根据考核的结果，调配力量，确定每批展开的规模和速度。
在运动展开的时候，县委要抽出一批有经验的干部进行复查工作，求得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合作化的大发展，需要有党的各项工作的密切配合。
首先要求在建党整党和建团整团工作上有统
一的全面规划，做到建党整党、建团整团同合作化运动密切结合。
农林工作、地方工业和手工业工作、银行信贷合作工作、商业和供销合作工作以及文教工作等等一切有关农村工作部门，都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根据合作化发展的全面规划订出各部门的规划，求得从各个不同方面推动合作化的发展，并且在农业合作化新的形势下展开各项建设工作。
有了党中央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指示，有了现有合作化的基础，有了过去工作中的深刻教训，只要我们认真努力，浙江省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是可以预期提早完成的。

印度队同公安军队进行排球赛
印度国家排球队同我国公安军排球队29日晚举行了来我国后的第3次友谊赛。
球赛是在北京体育馆中进行的。
到场的观众有六千多人。
比赛结果，公安军队以三比二获胜。
在第1局比赛的最初几分钟内，印度队连扣硬球，曾以六比二领先。
公安军队暂停商量对策以后开始反攻。
追到七平以后，双方曾争夺了八次发球权。
后来公安军队展开猛攻，最后以十五比十二先胜。
第2局战斗更形激烈。
双方曾打成三平、五平、七平和八平的紧张局面。
但后来印度队几次扣球出界，公安军队以十五比八再胜。
第3局和第4局，公安军队最初都曾一度领先，但后来因为发球和扣球失误较多，结果都以十比十五失败。
休息以后，决定胜负的最后一局比赛开始了。
这一局双方每得一分都要经过激烈的争夺。
印度队以强硬的扣球称著的曼库和乔普拉都很活跃，观众不时为他们的出色表演热烈鼓掌。
公安军队这一局多用“拉开”和“交叉掩护”等战术，先转移对方封网的注意力，然后由空挡扣球得分。
比赛到最后，公安军队以十五比十一获胜。
　（新华社）

抓紧做好明年的施工准备
建筑工程部计划统计司副司长　张剑锋
1956年是对完成第1个五年建设计划起决定作用的一年。
属于一五六项的绝大部分工程都要在这一年开工。
它们的规模浩大，结构复杂，质量要求高，不争取时间作好施工准备，就不能顺利地完成这些艰巨的施工任务。
“要作好施工前的准备工作”，这在几年前就提出来了。
但由于许多施工部门对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由于每年的设计工作都不能满足施工的需要，绝大多数的施工单位都把这一实际而又具体的工作停留在一般的号召上，停留在一些琐碎的行政事务工作上，对如何保证按期开工或提前开工，如何保证开工后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考虑得很少。
第1汽车厂工程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
这个工程是一面到图，一面施工的。
施工单位连全年要完成多少任务都摸不清楚，所以材料的储备、劳动力的调配、机械设备的添置等，都没有切实的依据。
工程已经开工很久，还没有一个整体规划，附属加工厂的设置、现场供水、供电、排水等工作都不能在事先统一安排。
开工后缺东缺西，今天因这样停工，明天因那样停工，时作时辍，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陷于忙乱和被动状态，严重地浪费了国家资金。
第1汽车厂工程的教训，我们决不能重复了。
可惜的是，现在竟然有人把类似的教训当成先进经验到处宣扬，说什么“施工根本不需要准备，我们以前盖某某厂没有准备工作也完成了任务”；
说什么“施工准备不需要多少时间，今天到图，明天就可以施工”。
实际上，这是取消施工准备工作。
如果这种论调是对的话，那末苏联在建筑工程上有一句名言：
“三年准备，一年完成；
一年准备，三年完成”又作何解释呢？
主张取消施工准备工作的人只知道压缩工期，但不知只有充分做好施工准备才有可能压缩工期，否则，不但不能压缩工期，而且还要打乱企业的均衡生产，给国家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同主张取消施工准备工作的论调相反，有的人把施工准备工作神秘化，绝对化。
他们认为不论大小工程都要三个月的施工准备时间，连修一个厕所也不能例外，因而把工期拉得很长，妨碍建设单位按时完成投资计划。
这是一种保守思想。
我们认为开工前一定要作好准备，严格遵守施工程序。
即凡开工的工程都要有一定的图纸储备量。
但是每一项工程的施工准备需要多少时间，决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可能短些，有的可能长些，这一方面要看施工部门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也要看生产任务的需要。
特殊的情况在得到双方主管部门批准以后可作特殊处理。
总之，每个施工单位都必须加速施工准备工作，争取提前开工，提前完成施工任务。
做好施工准备工作，是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共同任务，为了做好1956年的施工准备工作，双方应立即进行以下几项工作。
一、认真编制1956年的年计划。
年计划是全年的行动纲领，是一切准备工作的依据，它的准确与否对于施工准备工作的好坏有密切的关系。
每一个建筑安装企业都要立即摸清明年任务情况，尤其摸清设计图纸的到达情况，因为这是编制年计划的主要依据。
许多建筑安装企业在接受1955年的任务时，没摸清设计图纸的到达情况，心中无数，年计划编成后变化频繁。
有的单位最后一次修正的任务竟比第1次订的计划减少百分之四十左右，因而造成材料大量积压，资金不能迅速周转，机械设备不能充分利用，劳动力大量窝工。
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除个别工程有些特殊情况外，从建设单位来说，就是在委托任务的时候贪多，把一些连计划任务书都没有批准的、甚至连地址都没定的工程任务，也委托给施工单位。
从施工单位来说，就是在接受任务的时候“饥不择食”，只要有任务就编入计划。
为了避免1956年再发生这种现象，建筑安装企业必须同建设单位密切联系，认真地摸清任务情况。
凡明年施工的工程，必须是今年已经有了初步设计，有完成技术设计的日期，施工详图至迟在明年09月份前交出的工程。
否则概不列入明年的计划。
为了编好明年的计划，建筑安装企业还要本着既不冒进又不保守的精神，提出1956年的各种建议指标，这些指标应该是平均先进的，经过职工的努力所能达到的。
只有在作好这两项工作的基础上编出来的计划才能指导施工。
二、整顿组织，调整力量。
1956年施工的工程，大都是属于一五六项的厂房工程，旧的建筑安装企业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于新任务的需要了。
各建筑安装企业应根据精简机构的精神，检查一次现有的企业组织机构，根据新的任务要求，应该合并的合并，应该加强的加强，要克服层次过多，机构庞大，指挥不灵的毛病，把抽调出来的人员充实下层，加强基层施工组织。
各单位也要根据任务情况，提出平衡劳动力的方案。
为了适应明年大规模工业建设的需要，必须把基层干部的技术能力和业务能力提高一步，在不影响冬季施工，不影响“肃反”工作的情况下，组织短期的训练班。
训练的内容要少而精，使大家学了就能用以解决明年的问题。
三、抓紧布置施工场地。
在新建厂的地区，施工单位应根据已确定的总进度督促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提供有关资料，进行统一规划，根据统一规划进行施工组织设计。
对于资料如何供应，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如何配合等问题，都应该作出明确规定，免得产生无人负责现象。
在进行现场总体规划的时候，应该尽量利用正式工程或市政建设工程，这样可以大量节省国家资金。
在进行施工组织设计的时候，要争取提早作出施工条件设计，以便早日布置场地，争取年前把重要的加工厂和交通要道修起来。
同时应立即加强技术经济勘察工作，尽量利用基地附近的资源，这是降低成本的要道。
四、作好材料机械的供应工作。
这是施工准备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过去，经常影响工程进度的，除了图纸不能按期到达外，就是材料和机械准备不好。
因此，各单位应在年内全面地彻底地清理一次积存材料，弄清哪些是明年的储备材料，哪些必须立即进行处理。
各施工单位要及时地根据任务的需要请地方政府调拨地方材料，并利用冬闲抓紧各种材料的储运工作。
对于全部材料，都要根据施工任务的需要做出供应计划。
明年厂房工程所需的施工机械和特殊材料同样重要，各单位应把这两项东西的订货工作和平衡调度工作提到第1位来。
五、为了按照施工程序办事，必须及早签订施工合同；
在各种资料不齐备而又必须迅速开工的情况下，必须签订协议书。
过去，有的工程快完工了还没有订立合同，以致在施工过程中，甲乙方的责任始终不清，互相扯皮。
明年必须坚持一个原则：
凡是要施工的工程，必须是在签订合同或协议书后才开工。
这样作不仅对完成任务有保证，而且可以避免甲乙双方在开工后发生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1956年，是在新的工业基地上进行施工的一年。
施工准备工作不仅在时间上是紧迫的，而且在条件上是极其困难而复杂的。
这就需要各建筑安装企业、各建设单位发挥主观能动性，互相帮助，互相监督，为更好地完成明年的施工计划而奋斗。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编印“少年儿童读物目录”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正在汇编“少年儿童读物目录”，供学校、团体、图书馆及家长选购少年儿童读物时参考。
这个目录搜集了新中国建国以来（1949年10月01日至1955年09月底止）全国各出版社由新华书店发行或经售的少年儿童读物及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有关图书。
它是目前比较完整的一个全国性的少年儿童读物目录。
目录收有文艺、社会史地、科学知识、图画故事、课外活动用书、学习辅导用书、画册、画片，以及连环画等图书共约二千种，并分别注明阅读程度，还有重点地作了简明内容说明。
这个目录共印十五万册，预计在10月底即可由上海陆续寄给各地新华书店赠给读者。
（宣）

新疆新建成一座现代化兽医院
新疆第1座现代化兽医院已在乌鲁木齐市郊建成，10月13日正式开始诊疗各种病畜。
这座兽医院是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设有普通病院、传染病院和门诊室，全部建筑面积有一千八百多平方公尺。
除内科、外科、产科、蹄科等医疗部门外，还有牲畜住院室、洗刷烘烤室、隔离室等附属设备。
对患重病的牲畜可施行各种开刀手术。
兽医院每天最高诊畜量可达一百多头。
医院还进行防止各种兽疫的研究工作。
（本报集体通讯员新疆日报编辑部）

让新疆的河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祁连山
自古人们都说新疆缺水。
新疆全年平均雨量不到二百公厘，气候干燥。
新疆人民把水当作自己的“命根子”。
但是新疆真是缺水吗？
不！
新疆有丰富的水源。
应当让新疆的水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六年来，新疆各族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已在水利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穿越戈壁的渠道在逐年地增多或伸长，绿洲在相应地扩大，干旱并没有威胁住各族人民，戈壁和草原被他们征服或改造着，农作物得到了连年的丰收。
新疆境内有高耸的天山、阿尔泰山和昆仑山三大山系，平均高度都在四千公尺以上，那无数的冰山雪峰，储蓄着万年积累的冰雪，一过阳春，就融化成无数道水流，注入南北疆两大盆地。
新疆有名的河流大小有二百多条，根据灌溉时期的估计，河水的平均流量在三千秒立方公尺以上，把现在已经引用和大量的输水损失及农田灌溉浪费的水统统算在一起，只是用去了一千八百秒立方公尺，尚有一千二百秒立方公尺的余水。
如按每秒一立方公尺平均灌溉两万亩地计算，还可以增加耕地面积两千四百万亩。
如果兴办蓄水工程蓄积冬季流水和夏季洪水，同时进一步提高灌溉技术，改进灌溉管理，节约用水，新疆在水利上有着巨大的潜在力量。
我国最大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以及开都河、玛纳斯河、乌鲁木齐河、额敏河等，所有这些水源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从古以来，新疆各族人民，用勤劳和智慧，挖凿坚石戈壁，兴修了许多水渠，披荆斩棘地垦拓出无数的绿洲。
尤其是吐鲁番、鄯善、托克逊、哈密和巴里坤等县的各族人民，在很早以前就创造性地开凿了“坎儿井”，用地下暗渠把地下水引到地面，用来灌溉农田。
把这些县的一千一百多条“坎儿井”接连起来，总长有五千多里，它比中国古运河还要长一千多里，这是一种在世界上特有的灌溉工程。
但是，在历代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压迫下，“水”为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农民没有权利用水，水被封建地主和“水霸”霸占着。
旧的水利工程设施十分简陋，渠系混乱而又破烂不堪。
那些大的河流都没有起码的防洪设备，每年山洪暴发，洪水横流，许多地区泛滥成灾，甚至把大部分肥沃的土地造成沼泽或盐碱化，成为今天农业生产中祸害的根源。
干旱迫使一座座的村落成为废墟，田园荒芜，成千成万的农民和牧民流离失所，过着悲惨的生活。
新疆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新疆的水利事业。
首先废除了水霸制度，制定了新的水利规章。
在驻新疆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积极兴修群众小型水利，同时进一步展开了大规模的大型水利工程建设。
六年来已新建了三座较大的水库，六座小型水库，新修大小灌溉渠道六百多条，并逐年把原有的一千六百多条渠道有计划地进行了整修；
还新修“坎儿井”六十四道，整修原有的“坎儿井”一千五百多条，新建和改建了大小建筑物三万五千多座。
目前，密布在各绿洲上的干支渠道，已构成庞大的灌溉网，使已有的农田用水得到保证，耕地面积由1949年的一千六百万亩增加到了二千二百万亩；
粮棉的产量也随着水利建设的发展而逐年增高。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部队对于新疆的水利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全体指战员，响应毛主席保卫祖国，建设边疆的号召，不论在炎夏或寒冬，始终以奋不顾身的战斗姿态，向干旱、戈壁作艰苦斗争。
新建、扩充和改善了一百五十多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未计入和当地农民共同整修的水利工程），兴建的现代化大型水利工程已投入生产的有六座水库，九条大型渠道，七百多座建筑物。
这些工程总的灌溉能力达三百一十多万亩。
因为有了水，战士们在荒原上开垦了一百一十多万亩良田，建设起二十九个机械化的国营农场。
同时也给部分农民群众解决了近二百万亩地的用水问题，对农民发展生产走向互助合作的道路起了一定的作用。
人民军队这种热爱人民的实际行动，深深地感动了各族农民群众。
如部队在阿克苏“胜利渠”，专修了两条支渠，给沙井子乡农民放水，吸引了沙井子出外逃荒的人们回乡重建家园。
现在全乡人口已由解放时的一百多户增加到二百八十九户，耕地面积也由五千亩扩大到两万多亩，近两年都获得丰收，家家户户有吃有穿，盖起了许多新房。
新疆这几年来在兴修群众水利方面的成绩也是巨大的。
长达六万多里的旧有渠道普遍进行了整修，恢复和新修了“坎儿井”，掏挖泉水，修理堤防涝坝，并已着手新的水利建设。
红雁池水库是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之一，它的灌溉面积由解放前的六万亩增加到二十三万七千多亩。
各族农民对于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热情，真是空前高涨，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也更加亲密，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例。
譬如在盖孜河上、下游的岳普湖县和疏附县两县农民，过去在封建势力的挑拨下，因为争水经常发生械斗，水利纠纷一直延续了一百多年。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两县农民进行了团结教育，废除了不合理的水规，制定了合理分水和轮灌制度，基本上消除了历史纠纷。
1952年岳普湖县发动全县农民使岳普湖河改道，并修建两个天然水库。
当时，上游疏附县曾为争水发生过械斗的农民也自愿来支援这个水利工程，帮助完成了六百立方公尺的填方任务。
岳普湖县的耕地面积过去因缺水，大部分土地只好种杂粮，现在棉花、冬麦成为主要作物了，冬麦的单位面积产量由解放前的八十斤增加到了二百五十八点二五斤。
过去流落到巴楚、麦盖提等地的农民，大都回到了家园。
随着新疆经济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为了配合目前农牧业大发展的需要，新疆的水利建设必将有更大的发展。
这一繁重、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已经由新疆水利工作者、农业生产建设部队和各族农民勇敢地担当起来了。
为新疆美好的未来，他们将要贡献出一切力量。
现在许多水利勘测人员，每天在深山和荒漠中为未来的巨大灌溉工程和水电站寻找基地。
六十二个水位站和水文站在一些大的河流上为将来现代化的水利工程积累基本资料。
玛纳斯河和乌鲁木齐河流域的全面规划，吐鲁番盆地的水源勘查及规划设计工作，正在加速进行；
其他每条河流的规划方案也在进行通盘安排。
在第1个五年计划之内，许多大型水库要建设起来；
发电站的电灯光亮将在草原深处彻夜闪耀；
田野上拖拉机将更增多起来。
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地要把新疆真正建设成为戈壁滩上的花园，让新疆的每一滴水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领导农民合理使用资金
牟澜
秋收旺季已经到来，今年全国农产品丰收，农民在出售农产品后，有大笔现钱在手头。
如果这些钱安排得当，就能使资金用于扩大生产；
如果安排不当，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影响明春生产。
因此，如何帮助农民安排使用这笔钱，是当前农村经济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山东省有些棉产区，今年棉花的收成特别好，农民把棉花卖给国家后，发生了很多浪费行为。
德州郊区许多棉农，经常骑着自行车上城里饭馆大吃大喝，不但浪费了钱，还耽误了生产。
当地棉农有一句谚语：
“桃子（棉桃）不离腿、包子不离嘴。”
意思就是棉花一下来，吃点喝点不算啥。
对于这种不打长谱、浪费生产资金的行为，农村的党组织和行政部门、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应该对农民积极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改正。
这些浪费现象大多发生在单干农户或今年才入社的新社员中，其中尤以中农为多。
由于他们对农业合作化的政策认识不清，怕入社后要大量投资，用钱不易，于是就“钱到手、饭到嘴”，大量地花钱。
他们没有想到，秋收后大量花费，到春耕的时候就会没钱购买生产资料，甚至可能影响生活。
农民中有这样的思想情绪，显然是对生产十分不利的。
各地财经领导部门应该积极领导各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向农民反复深入地宣传，交代政策，解除农民怕露富、怕投资后没法取出来使用等顾虑。
通过算细账、帮助农民打生产谱、订生产投资计划，结合信用合作社收回到期贷款和棉花预付定金，再动员他们把资金存入信用合作社，以便于有计划地安排使用资金。
事实证明：
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结合信用合作社合理安排了农民的资金，就能领导农民投资于生产，并能根据收支的具体情况，在发展和扩大生产的基础上，适当地改善生活。
德县四区宋官屯乡前进、新生两生产合作社今年棉花大丰收，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人员同信用合作社配合得好，已经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售棉款用于归还农贷、归还棉花预付定金和储蓄存款。
其中有很大一笔钱将用于扩大明春生产，初步决定投资数约四万元。
他们在制定投资计划后，还准备在节约的原则下，帮助农民打谱搞副业生产、安排生活费用，这样有计划地领导农民安排用钱的办法，是值得推广的。

介绍一本给孩子读的好书——“火热的心”
谢力鸣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韦君宜
近年来，我们的少年儿童文学园地的产品是很少的。
而在这出产很少的园地上，还有些人努力耕耘，收下一些果子来。
我读了十来本今年出版的少年儿童文学作品，觉得这里边还是很有些好的。
这里不能一一加以介绍，只谈谈自己比较喜欢的一本“火热的心”。
这本书用一位空军战士给一个孩子的信的口吻，写这位空军战士受重伤残废之后，克服困难，坚持锻炼，又重新取得飞行资格，结果在空战中又打落了敌机，建立了功劳。
故事是很动人的。
高尔基曾经说过：
“儿童的天性生来就有一种追求光明的、不平凡的事物的意向。”
他们从来就喜欢新奇的故事，喜欢生动有趣的、惊心动魄的情节。
对十来岁的孩子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
他们时刻大睁着明亮的眼睛想探求这个世界里的一切新奇，时刻都怀着一些幻想，想去冒险，想去创造不平常的英雄事业。
孩子们希望文学作品能够满足这个要求。
这个要求是不能予以否认，必须给以满足的。
我们读到了一些写今天儿童生活的作品，写他们日常的学习、游戏和队的生活等等，那是很优美、很有趣味的。
今年出版的“小胖和小松”“欢迎小雨点”“越早越好”等就都是这样的作品。
但是，少年儿童读物单有这一方面的还不够，还应当有一些能满足儿童的好奇心，能唤起儿童心灵激动的、散发着奇丽的光彩的作品。
哪里有最不平凡的、最新奇的事物？
那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
不止一个人说过，说我们的充满了数字的五年计划，实在是现代最美丽的诗篇。
它是现实，是科学的计划，同时又是理想，是我们人民的最珍奇的想像。
最能激动心灵的奇迹，就是这个时代的普通人民创造出来的。
最惊人的冒险事业，就是正在我们的边疆、海岛上，在北大荒，在山野勘探队中进行着的事业。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引导孩子们看到这些现实生活中的真正奇迹，这是比那些假造的武侠剑仙之类的故事更惊心动魄得多，有趣味得多的。
“火热的心”所写的空军战士，腿骨断成了三截，治疗了九个月，最后还落了个残废。
这样的人，竟能够飞上天去，打落美国侵略军的王牌驾驶员。
这可不是奇迹？
关云长刮骨疗毒，就是古来传说的奇迹了，我们这位空军战士在重伤之后，在包扎所里让两个医生拉正腿骨，还笑着鼓励人家：
“用劲拉”，这可不是奇迹？
一个从来不会游泳的残废军人，能够在疗养院内短期学会在狂风暴雨的大海中游泳，这可不是奇迹？
虽然作者在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了我们，孙国瑞又能飞行了，可是我们一封信一封信地读下去，总还是不能不关心这个爱孩子的飞行员的每一步命运。
他摔得那么重，怎么能飞？
他的断腿打了五个月石膏绷带还没有接上，以后怎么练得好？
他在大海里就快要淹死了，能不能游回来呢？
读下去，觉得故事能抓住人。
此外，这个英雄的故事，是写得很亲切的。
这是这篇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
作者写这个身经百战的英雄的心，是这样单纯而明朗，能够和孩子的心相通。
书里面有着极其激烈的生死斗争，同时又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这使孩子们读了，会觉得去完成英雄业迹是十分艰巨，但又是十分快乐、十分自然的；
会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冒着艰险干英雄事业更快乐的事了。
要叫孩子们自己处在那个条件下，大概也就想那么干，会那么干。
书中所写的孙国瑞重伤后忍着痛受治疗的一段，海上遇险的一段和伤好后受检查的一段都比较好。
那都是很紧张的场面，读到孙国瑞和海浪搏斗的地方是会使读者着急的。
作者写这个正在搏斗中的英雄，并没有采用大量艰涩离奇的心理描写。
这个英雄在危难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胡思乱想，心理变态，这和路翎之流所写的英雄完全相反。
他只想了一想：
“要拿出力量来”，要为朝鲜大娘和孩子“保存一个战士”。
而他并不因此而成为没有性格的人。
有些段落，例如写他受医生检查，明明医生捏得他很疼，他还装做不疼的地方，更流露出自然的幽默风趣。
这些地方，使孩子们读了，会为这个和他们一样有点顽皮的英雄快乐地微笑的。
我们知道苏联作品“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古丽雅的道路”等为少年儿童读者所欢迎，这不是偶然的。
它们写的是繁复的巨大的英雄事迹，但同时这些事迹，这些人物又是写得那样单纯平易和明朗，连孩子也很容易理解，容易亲近。
“火热的心”自然还不能和这些作品相比，它还是太简单些，粗糙些。
但是它却也有这么一个好处，单纯明朗的描写，使孩子们读了之后会觉得他们能够理解英雄，英雄和他们在根本上是一样的人。
——而事实原来也正是这样。
作品在情节进展中间，有一点可以提出批评的地方，那就是关于孙国瑞为什么会在大海里几乎淹死的原因。
作者把它处理成为海滨疗养院早已挂牌预告天气要变，孙国瑞却忽略了这个预告，一个人去下海，结果还是海滨疗养院的同志带着救生圈把他救了回来。
写孙国瑞的海上苦斗是动人的，但是，孩子们读过了会问：
如果疗养院的同志找不到他呢？
那这个英雄不是会为了自己偶然的错误而白白牺牲掉吗？
他不该不重视预告，离开集体一个人去下海！
自然，英雄并不是一定就不会有任何偶然错误。
我们也决不要求在他同暴风巨浪搏斗时去让他进行“思想检查”，展开内心矛盾的斗争。
但是，作者和英雄孙国瑞对以上所说的孩子们会提出的问题，是应该有答复的。
而在作品中，英雄犯了这个错误却是一点儿也不觉得。
看来是肯定了它。
这样处理对表现英雄性格是没有好处的。
但这不妨碍作品的主要优点。
我们迫切需要有更多的少年儿童文学作品产生。
在这时候，凡是能给少年儿童一些有益的营养的作品，都是应当受到鼓励的。
像“火热的心”这样的作品，我以为就应当受到鼓励。

反动富农于洛九是怎样破坏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毛凤恩　赵炳昕
河北省定县四合庄火光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去年扩建起来拥有一百七十七户的大社，是全县最好的重点社之一。
但因受到钻进党内和社内来的反动富农分子于洛九的破坏，社内干部之间、社员之间、贫、中农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贫苦农民入社后越来越贫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也在日渐削弱。
于洛九怎样钻进党内
四合庄村的劳动农民提起于洛九进行阴谋破坏所采取的毒辣手段的时候，都有说不尽的愤恨。
正如老农于洛信说的：
“十村八乡的人谁不知道笑面狼于洛九啊！”
早在“七七”事变的时候，于洛九经营着二百四十多亩土地，雇有长工和短工。
共产党来了，他一面伪装“欢迎共产党”，一面却暗地干着反革命的勾当。
1938年，这村共产党员为了贯彻执行政府的合理负担政策，支持抗日战争，于洛芬等组织了贫、雇农并有中农参加的农会；
于洛九就纠合反动地主、富农以及反革命分子十六人组织一个假农会进行对抗，破坏合理负担政策。
后经党组织领导群众进行斗争，解散其反动组织，于洛九觉得硬碰不行，就转而采取了卑鄙无耻的两面手法，伪装“进步”和“开明”，先后自动拿出七口袋红高粱“赈济贫民”，欺骗和蒙蔽了部分落后群众和阶级观点模糊的党员干部。
他看出贫农出身的党支部委员于洛昌阶级观点模糊，喜欢人家奉承，他就常去于洛昌家串门，于洛昌家缺米了他就背点米来，没柴烧了他就扛点柴来；
有时进城和赶集给于洛昌捎回东西也不要钱。
日子一长，于洛昌就坠入了反动富农于洛九的圈套，经于洛昌介绍，于洛九终于在1940年钻进了党内，并且先后窃取了村长、党支部副书记等重要职务。
玩弄两面派的手法
暗藏的敌人是惯于使用两面派手法的。
1952年春，党号召党员要以身作则带动广大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于洛九却“带头”组织起一个有五户富农参加的互助组。
在春耕播种后，他听到了评比模范互助组的消息，就故意拿出三十元钱分给组内其他户作为土地投资；
然后就到处吹嘘自己的“互助友爱”精神，以此来蒙蔽群众，欺骗领导。
果然就在这年评比中，于洛九领导的互助组被评为“模范组”，他本人也被评为“模范干部”。
在同年冬天，他看到党支部书记于洛贵、支委于洛策、党员雷平等酝酿建社，他当面表示积极拥护，背地里却指使地主、富农分子进行造谣破坏。
说什么“入社吃大锅饭”等等。
当时全村多数贫农、中农表示坚决入社，尤其是党员干部办社信心都很足，于洛九眼看自己的阴谋即将破产，便采取了“趁机赶上去”的办法，很快组织起一个有十四户富农一户贫农的农业合作社。
从此，他伪装得更巧妙，对工作表示更“积极”了。
1953年政府号召多种棉花和推广棉花间苗整枝等技术，于洛九为了显示“成绩”和进一步骗取区领导上的信任，事事“带头”响应，还特意在县、区来往人多的大道两旁，种了四十多亩丰产棉花，专在这块地里加工加肥。
结果，就在这年夏天，区领导上组织了全区农业合作社社长、劳动模范、生产能手参观了这个富农社的“丰产棉花”。
从此，于洛九在县、区领导上的眼睛里成了“积极”、“进步”、“有能力”的“好干部”。
秋天，于洛九以假报棉花产量的卑鄙伎俩骗取了“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进而窃取了党支部副书记的重要职务。
从此，于洛九的“模范事迹”就在定县的许多村庄传开了。
篡夺农业合作社的领导权
1953年冬天，四合庄的党员于洛贵、于洛策等领导的四个小社开始酝酿合并两个中社。
这时，于洛九认为纠集地主、富农篡夺领导权的时机已到，于是一面在他原来小社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地主、富农入社，一面积极活动全村合并一个大社。
为了篡夺大社领导权，他在群众中散布“大老粗领导不了大社”的论调，并且在区领导面前卖弄自己办社有经验，说于洛贵、于洛策等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思想落后”、“大老粗，没能力”，恶毒地打击忠实于党的党员于导先、于洛贵等人的威信。
阶级观点模糊、有官僚主义作风的区委书记周清芳，不仅不批准于洛贵等成立中社，并错误地指示这个村“只许成立大社，不准合并中社。”
为了执行党的互助合作政策和阶级政策，于洛贵、于洛策等人曾找到当时在这村帮助建社的县委副书记杜志才和区委书记周清芳，但是杜、周已被反动富农于洛九的阿谀奉承“热情招待”和工作“积极”等卑鄙的两面手法所蒙蔽，竟毫无阶级立场地说：
“阶级政策在别的村可以贯彻执行，在你们村就得另说。”
大社就这样在个别县区领导人员的一手包办下成立起来了。
酝酿选举社长的时候，多数党员都一致反对于洛九当社长。
于洛九就暗中动员所有地主、富农社员积极参加投票选自己。
选举结果，于洛九的选票仍少于支部书记于洛贵、支委于洛策。
最后建社工作组违反社章和社员的民主权利，竟以“县委批准”的名义硬让于洛九当了社长。
一贯同人民为敌的反动富农于洛九篡夺了社长的职权以后，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把社彻底搞垮，从社务委员到正副股长、会计、正副生产队长、直到各队的记工员等，都安排上了地主、富农分子。
全社十一个会计有七个是地主、富农。
于洛九还擅自决定他和反动地主于启祥、于润祥三人为脱离生产的干部。
这就使社里的大权完全控制在地主、富农手里了。
从此，占全社总农户三分之二以上的贫农、中农社员又处于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地位。
因此，社里的贫农、中农社员批评我们那些阶级观点模糊的领导人员说：
“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正确的，在俺村工作的县、区干部却把它变了样。”
恶毒的破坏
以于洛九为首的反动地主、富农集团掌握了大社领导权以后，觉得阵地已经巩固，从此便展开了种种破坏活动。
他们凭借职权，利用一切机会苛待贫农，减少贫农收入。
1953年并大社的时候，没有把并社前各小社和个体农民种的秋麦作出分配规定，到麦收的时候，在反动地主、富农分子操纵下，硬性规定按地八劳二比例分红。
社员们分到手的二成麦子，于洛九又以“卖爱国粮”的名义扣住不分，企图把贫苦社员饿起来。
当时引起了部分社员对国家粮食统购政策不满。
他们还用不给贫苦社员派活或少派活的办法，来减少贫苦社员的收入。
贫农王纪先在第4生产队（多数是地主、富农），不光不给她派活，她十六岁的姑娘在社里砸了一天土块才给记二分工。
贫农社员梁素国，去年一年只摘了十天棉桃，刨了半亩山药。
因此，有不少贫农和孤寡户社员生活日渐贫困起来。
今年春天政府为帮助贫苦农民解决生产困难，发给火光社棉花预定金三千三百六十元，于洛九却不让发放给贫苦社员。
后来经过共产党员的坚持斗争，发下了一小部分，但其中有十三户不该享受的富农也得到了棉花预定金。
火光社的信用部，由于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也变成地主、富农剥削、打击贫农的武器了。
去冬和今春，国家银行贷款和群众游资存款共达八千三百多元，其中贷给社员的一千八百元中，仅贷给贫农社员三百多元。
以于洛九为首有四户反动富农不该贷的也贷了。
但贫农社员李文才，家里没有吃的，曾几次找到于洛九，他不仅没有贷给，反而趁机歪曲政策，破坏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说什么：
“银行怕你们还不起，指示我们不允许贷给你们贫农。”
李文才贷不来款，被迫卖掉了大门，他说：
“刚过上了翻身后的好日子，入了社又受上富农的气了。”
他们还采取一切卑鄙无耻的手段，挑拨离间，破坏团结，打击先进社员和先进队。
原来的第5队是团结生产最好的队，曾两次被评为全社的模范队。
由于生产搞得好，在巩固和提高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因此这个队成了于洛九反动集团的眼中钉，他们企图进行打击破坏，但总未抓到空隙。
去年秋后这一个队划分为第9、第10两个队的时候，按规定有一辆新铁轮车应搭配给第9队使用，可是第10队也想要，因此两个队闹起意见。
于洛九觉着这是挑拨的好机会，就对第10队的社员说：
“九队自私自利，本位主义太严重，只有一辆新铁轮车，为什么总得归他们使呢？
不给使！
看他们有啥办法！”
他转过脸来又对第9队的社员说：
“车随牲口走，牲口配给了九队，新车也就应该归你们，还是你们自己解决去吧！”
在他的挑拨下，两个队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生产也因此受到了损失。
敌人失败了
尽管反动富农于洛九的两面手法施展得十分巧妙，但是他终归逃不脱人民的眼睛，今年05月的一天，乡总支书记于导先等集中群众意见，写了一份检举信向省公安机关检举了于洛九的罪行。
村里广大群众像土地改革中贫苦农民诉苦一样，愤怒地向公安机关派来的工作人员检举和揭发了于洛九的罪恶事实。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完全证明了于洛九是一个钻到党内来一贯干着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的阶级敌人；
定县县委已把他开除出党，人民政府也依法把他逮捕起来，并且给了他应得的惩处。

大力推广普通话
老舍
在我童年的时候，我就听说过：
有许多人拿“红楼梦”当作学习北京话的课本。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
文艺作品在思想教育而外还有一种责任，就是教给大家怎么写文章和说话。
在老年间，绝大多数的文人用文言写作，所以古文古诗就成为后人学习写作的范本；
现在，绝大多数的文人用白话写作，所以文艺作品，正像“红楼梦”那样，不但只教给大家怎么写文章，也教给大家怎么说话。
这个责任并不小。
一个民族的语言总是越来越趋向统一的。
用不着多解释，语言的统一有很大很大的政治作用。
历史已经证明，文艺作品会有力地帮助语言的统一。
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超叟，和咱们的曹雪芹都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功绩。
汉语本是统一的。
不过，因为汉族人多，分布的地方又非常广阔，于是各地方就难免在发音上有所不同，也难免各有各的土语。
我们现在谈汉语的统一就是要在发音上、词汇上，和某一些不同的语法上，要求更进一步的一致。
语言越一致，我们自己就团结得越好；
兄弟民族和外国朋友学起来也就越省事。
作家们在这个运动中应当负起责任，尽到我们推进语言统一的力量；
这是个重要的政治任务。
汉语，据语言学家们说，是很进步的语言。
可是不幸，汉字却十分难学难记。
有那么一天（我自己切盼越早越好），我们会改用拼音文字。
为将来推行拼音文字创造条件，我们今天就该下手调整发音，整理词汇和某一些语法上的纷歧。
没有这样的准备，拼音的办法就不易下手推行。
是嘛，假若我按京音拼，你按厦门音拼，咱们俩就没法子利用拼音文字交流思想。
同样的，我说我的土话，你说你的土话，咱们俩的拼音文字恐怕也只好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全不相干。
因此，我们现在决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进行汉民族共同语的教育工作。
为什么用北京语音而不用上海语音作标准？
为什么不教大家都干脆说北京话，而教大家说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
我不在这里解释，因为我主要地要说说作家对这个运动应取的态度。
我想，就说我自己的态度吧。
这么说容易亲切一些。
我写过一些小说和剧本。
从思想上和艺术上看，我的作品都不很高明。
可是，在语言上，因为我的普通话还写得不算太坏，我占了点便宜。
有二十多年了，我的作品曾经先后在不同的地方被利用为“官话”课本。
我很高兴：
我的不甚高明的作品能够有些实际用处。
可是，即使专从语言上说，我从前的作品也还有点毛病：
我往往爱用北京的土话。
近二年来，我开始控制自己，少用土语方言。
为什么呢？
第1，土话给我招来许多麻烦：
山南海北的读者常常来信问这个词怎么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得一一回信解答。
第2，以剧本来说，土话太多，远离北京的地方就不易上演。
照原词说吧，听众不懂；
改成本地话吧，又不易找到恰好相同的成语；
于是，只好拉倒，不去上演。
在国内既已如此，赶到译为外文的时候，不难想到就一定更麻烦。
我以前爱用土语不是没有道理的。
某些土语的表现力强啊。
可是，经验把我的道理碰回来了。
表现力强吗？
人家不懂！
不懂可还有什么表现力可言呢？
作品本是为教育人民的，可是因为土语太多，剧本没人演，小说读不明白，岂不弄巧成拙，反倒减少了宣传教育的效用么？
根据上述的经验，从今以后我希望能注意到：
（一）不用土语撑门面：
这就是说，我将尽量地选用普通的词汇，不故意卖弄土语。
我应当把卖弄自己改为替群众服务。
假若“油条”比“油炸鬼”更普通一些，我就用“油条”。
同样的，假若“墙角”比“嘎栏儿”更普通，我就用“墙角”。
地方色彩并不仗着几个方言中的词汇支持着。
不深入一个地方的生活，而只用几个地方上的特殊字眼儿，如“油炸鬼”和“嘎栏儿”之类去支持，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
它们适足以增加语言的混乱与纷歧。
这样作，会不会使语言枯窘，不丰富呢？
我看不会。
就拿北京话来说，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里就有很大的变化：
我幼年听惯说惯的词汇有许多许多已经死去了。
这衰死的原因一来是大家的生活起了变化，老的词汇就不能不引退；
二来是全国各地的人来到北京，听不懂北京的土话，北京人自己也就不得不适应情况，把得不到外方人支持的话收起去。
这样减少了词汇，北京话是不是因而枯窘死板了呢？
不是。
新的生活和新的事物带来了新的词汇。
好多这种新词汇并非土生土长，而是由四面八方的人共同创造的。
于是，北京话就变了样：
四五十年来，它越变越语文一致，越富有普遍性了。
普遍性必然地战胜地方性：
几十年来除了“压根儿”、“没落”少数北京特有的词汇得到较比广泛的承认，很多的地道土话都先后死去。
今天，我们正全国一心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科学知识都一天比一天丰富，那么我们的语言也必然地越来越丰富。
眼睛看着明天，我们大可不必依依不舍地恋惜一些地方上的、有可能被淘汰的词汇。
（二）选择地运用土语：
举例说明：
“蹲”和“站”都是普通字，我无须节外生枝地去另找土语代替它们；
即使找到了，也还不过是说明“蹲”和“站”这么两个姿态，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力，只是教许多人不懂而已。
可是，在“蹲”和“站”之外，还有个“骑马蹲裆式”；
它既非“蹲”，也非“站”，而是另一个姿态——半蹲半站。
北京话里还没有一个能够概括地形容出这个姿态的字。
我们只能说“骑马蹲裆式”，别无办法。
假若我能够在北京的土语中找到这么一个字，我一定利用它，因为它具有足以形容既非“蹲”又非“站”的姿态的特殊能力。
同一理由，假若我在别的方言中找到这么一个字，我也会借用过来，介绍到普通话里去。
上述的例子说明了我个人以后怎么选择地运用土语。
这是说，我不再随便乱用我所熟悉的土语，而要经过考虑，决定何去何取。
这也说明，我并不一笔抹杀一切土语，而要披沙拣金地把值得保存的保存下来。
作家们要是都这么作，就能洗炼出许多生动的，明确的，和富于表现力的词汇，丰富我们的语言。
提倡普通话并非要求大家因陋就简，写出千篇一律的呆板文章，而是一方面要使语言纯洁，不许土语方言泛滥成灾；
另一方面要使语言更丰富更健康。
（三）我须怎样创造语言：
作家有权创造语言。
但是，创造语言不等于毫无选择地乱用土语。
那不是创造，而是偷懒取巧，其结果是使语言越来越混乱，不利于语言的统一。
这也就是说，语言的创造不是标奇立异，令人感到高深莫测，越读越糊涂，而是要在大家都能明白的语言中出奇致胜，既使人看得懂，又使人喜爱。
在普通话里，我们有很大的用武之地。
随便举几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个意见：
像“无边木叶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像“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类的诗句，里面都是些极普通的字，而一经诗人的加工创制，就成了不朽的名句。
在王安石的诗草里，我们发现：
“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是经过几次圈改，而后决定用“绿”字的。
最初是“春风又到江南岸”，后来圈去“到”字，改为“过”；
然后又改为“入”，又改为“满”，换来换去，才找到最好的一个字——“绿”。
啊，普通话里有多么大的潜在力，等待作家们去发掘啊！
我们都知道的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是多么通俗而又多么富于表现力啊！
这些例子虽然因为用的是浅显文言，究竟和现代的白话有个距离，可是这种创造方法还是值得学习的。
是的，我们的文章往往写得平平无奇，死板无力，有的人归罪于我们的语言太简单，有的人说这是受了普通话的限制。
其实呢，我们是没有下够工夫，没有尽到从普通话里创出新生力量的责任。
因此，我们有时候就不能不求救于一向不被广大人民所接受的语言支持门面。
“潺潺”呀，“熊熊”呀，是我们自有白话诗以来就惯用的词汇，可是直到今天，我也还没听见哪个工人或农民说：
“溪水潺潺”或“熊熊的火光”，而且连我这个知识分子至今也还不明白溪水怎么潺潺，和火光怎么熊熊。
我有这样的感觉：
“春风又绿江南岸”这类的句子比“火光熊熊”似乎更新鲜可爱一些。
随便利用半死的文言，正如随便利用方言土语，正是我们不负责创造的表现。
不要再说我们的语言太简单吧，事实上是我们的生活太简单了，所以找不到话说。
不要怕运用普通话受到限制吧，事实上只要我们肯精心创造，我们的普通话里就有无尽的宝藏。
以上是我对怎么运用普通话写文章的一点体会与愿望。
我愿意按照自己的体会，不但拥护推广普通话的办法，而且热心地这么去练习写作，尽我自己在这个运动中应尽与能尽的力量。
不过，我的体会也许不大对，那就要请求大家来批评帮助了。

欢迎印度国家排球队
印度国家排球队26日在北京新落成的体育馆举行来我国访问比赛的开幕式。
图为在比赛开幕式上的印度国家排球队（左）和北京排球队（右）。
本报记者　高粮摄
印度国家排球队和北京排球队友谊比赛中的一个场面。
董青摄（新体育社稿）
北京女运动员向印度国家排球队的队员们献花。
　本报记者　高粮摄

精采的友谊赛
——记苏联“泽尼特”足球队来访初赛
　李平
苏联列宁格勒“泽尼特”足球队，昨天（10月30日）下午，同我国中央体育学院和第1机械足球联合队作了来华访问第1场友谊比赛。
两个兄弟国家的足球运动员，在球场上表演得十分出色。
九十分钟激烈比赛结果，二比二，打成平局。
列宁格勒“泽尼特”足球队是苏联著名的足球队之一。
这个队在近年来的国际比赛中，曾获得相当战绩。
他们昨天在运动场上的表演，显示了他们具有的高度技术水平。
球赛开始后，联队逆风首先发动攻势，前锋史万春、孙福成、韩文松用三角短传把球带进“泽尼特”队防区，几经截夺，球仍被联队控制；
左翼韩文松在近底线处得球中传，右内锋金龙湖换位在门前正中十八公尺外试射偏出。
这以后，“泽尼特”队组织进攻。
“泽尼特”队锋线速度很高，个人基本技术又很熟练，所以不几传即将球压进联队腹地。
联队判断能力最强的前卫丛安庆也难于阻挡右翼伊凡诺夫和中锋克拉维茨。
但由于联队锋线迅速后退加强防守，“泽尼特”队两次钳形楔入都没有建功。
这时候，双方优点都已清楚地显现在人们眼前。
“泽尼特”队所有队员，不仅基本技术好——传球、停球、带球都能作到恰到好处，而且速度高，合作紧密，攻坚锐气旺盛；
联队基本技术虽然稍差一些，但合作和战斗意志也不差。
开赛后第15分钟，“泽尼特”队右内锋捷尼亚根，带球沿边线迅猛推进，联队中卫王德发奔出拦截被捷尼亚根闪过。
捷尼亚根正想传中给左边锋线冲门，联队后卫李长平赶上一脚把球踢出底线。
角球开出，“泽尼特”队前锋已成马蹄形围住联队禁区，克拉维茨头球攻门，被王德发倒钩出禁区白线，但球又被风送回禁区左侧，左翼杰尼索夫看得准确，凌空一脚射球进网。
全场观众对“泽尼特”队的猛烈攻势和猛狠的射门技术，报以热烈掌声。
联队先输一分，但斗志并不稍馁，卫线紧逼盯人更加严密，中卫和前卫间组成的防线也更稳固。
在开球后八分钟，联队五锋得前卫护送，从右侧发动闪击。
先是右翼李朝贵带球急进，当他看见对方前卫卡尔波夫冲来截球时，立即拨送给稍靠后策应的中锋史万春。
史万春闪过中卫萨马林，挑高球传给并力切进的金龙湖；
金龙湖巧妙地略带几步，“泽尼特”队富有经验的守门员列昂尼德冲出封锁对方射门角度，金龙湖趁势中拨，在距门右侧十二公尺处猛踢一脚，列昂尼德扑救不及，球从左角飞入网底。
场上记录一比一，两万多观众都为联队成功的反击祝贺。
打成平手后两方都想争取胜利，球场上的竞争更加激烈。
在上半时终场前，双方都无法射球进网。
下半时开始，进攻的优势仍被“泽尼特”队掌握，他们虽然处在逆风地位，但他们运用准确的三角低传屡次逼近联队门前，锋翼之间的交叉换位也十分灵活、适度，这样，就使联队卫线三度发生漏洞，由于补位及时，“泽尼特”队几次远射都未破网。
十分钟左右，联队门前一片混战，“泽尼特”队又一次以马蹄形攻势迫近联队大门，左内锋邦达连科得球猛踢，被王德发挡出，伊凡诺夫顺势钩回一脚踢进门去。
场上记录二比一，“泽尼特”队再次领先。
为了增加攻击力量，联队以孙秋波替换李朝贵，这时锋线基本上是回防助守。
到第37分钟，联队组织了一次巧妙的进攻，联合队左前卫王立惟在“泽尼特”队门前得球强劲远射，列昂尼德站立方位偏左，球从右角飞进网底。
这个球踢得出其不意，使看台上腾起一片喝采声。
第2次打成平手后，两方更全力争取最后胜利，联队攻击力量逐渐显现强大，韩文松、史万春在“泽尼特”队防区十分活跃，但比赛经验到底不如“泽尼特”队，因此，常发生越位犯规。
“泽尼特”队也有多次巧妙合作，却在临门时一脚偏出或被联队奋勇截出。
裁判员一声长哨，结束了这场比赛，结果是二比二平局。
从这场比赛中，可以看到“泽尼特”队在全面进攻和全面防守上的许多优点表现得最为突出，锋卫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误传和过多的盘带是很少的，所以他们打得特别轻巧；
而尤其感人的是他们在门区争球时，当可能伤害我国运动员的情况下，他们从不出脚。
这种高尚运动道德，受到了两万多观众的热烈赞扬。
（附图片）
苏联“泽尼特”足球队同我国中央体育学院和第1机械足球联合队比赛时的一个场面。
本报　王志渊摄

“关于欧洲集体安全的全欧条约”草案
新华社讯
塔斯社日内瓦29日电：
莫洛托夫28日在四国外长会议上提出“关于欧洲集体安全的全欧条约”草案，全文如下：
1955年10月28日。
关于欧洲集体安全的全欧条约
（基本原则）
苏联代表团建议
（一）
为了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并且防止对欧洲任何国家的侵略，
为了按照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和不干涉各国内政的原则来加强国际合作，
为了使所有欧洲国家一致努力来保障欧洲的集体安全，而不是组织某些欧洲国家反对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集团，从而引起国际磨擦和紧张关系并且加重互不信任，
鉴于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会有助于通过在和平和民主基础上统一德国的途径早日解决德国问题。
欧洲国家本着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缔结一项保障欧洲集体安全的全欧条约，条约的基本条款如下：
（一）所有欧洲国家——不管它们的社会制度如何——以及美利坚合众国都可以参加这个条约，只要它们承认条约中陈述的宗旨，并且承担条约中规定的义务。
在一个统一的、爱好和平的、民主的德国成立以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可以参加这个条约，享受同其他缔约国平等的权利。
当然，在德国统一以后，统一的德国可以在共同的基础上参加这个条约。
欧洲集体安全条约的缔结不应当影响苏、美、英、法四国处理德国问题的权限，德国问题应当按照四国从前作出的决定加以解决。
（二）缔约国保证互不进行侵略，也不在它们的国际关系中进行武力威胁或者使用武力，并且保证遵照联合国宪章，用和平方法和不危及欧洲的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方式，解决它们中间可能发生的任何争端。
（三）凡任何缔约国认为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缔约国在欧洲有遭受武装进攻的危险时，它们应彼此进行协商，以便采取有效步骤来消除这种危险和维持欧洲安全。
（四）任何一国或者一些国家在欧洲对任何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缔约国发动的武装进攻，应被认为是对所有缔约国的进攻。
一旦遇有这样的进攻发生时，每一缔约国应行使单独自卫或者集体自卫的权利，以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使用武力在内，来援助受到这种进攻的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国家，以便恢复和维持欧洲的国际和平和安全。
（五）缔约国保证尽速共同讨论并确定在欧洲出现需要作集体努力来恢复并维持欧洲和平的局势时缔约国提供援助——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办法。
（六）缔约国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把为了行使自卫权利或者维持欧洲和平和安全而已经采取或者打算采取的任何行动，立即通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七）缔约国保证不参加其宗旨与欧洲集体安全条约的宗旨相抵触的任何同盟或联盟，也不缔结任何这样的协定。
（八）缔约国保证促进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和其他国家之间广泛的经济和文化合作，办法是在排除任何妨碍这种合作的歧视和限制的基础上，发展贸易和其他经济关系，扩大文化联系。
（九）为了执行条约中关于缔约国间进行协商的规定并且考虑由于保障欧洲安全的任务而产生的问题，应当作下列规定：
（甲）举行定期会议，或者在必要时举行特别会议，每一国家指派一个政府官员或者某一其他特派代表参加会议。
（乙）设立一个常设政治协商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准备向缔约国政府提出适当的建议。
（丙）设立一个军事协商机构，它的职权范围到适当时间加以具体规定。
（十）认识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对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别责任，缔约国应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派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依照条约成立的各种机构。
（十一）本条约不应丝毫损害欧洲国家根据它们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协定所承担的义务，只要这种协定的原则和宗旨同本条约一致。
（二）
（十二）缔约国同意，在执行本条约规定的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措施的第1阶段（两年到三年），它们不应解除它们根据现有条约和协定承担的义务。
同时，参加有军事义务规定的现有条约和协定的国家，不得使用武力，并且应当用和平方法解决它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争端。
在它们之间发生可能构成对维持欧洲和平的威胁的任何分歧或争端时，有关条约和协定的缔约国也应互相协商。
（十三）在关于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以及关于从欧洲国家的领土上撤退外国军队的协议缔结以前，缔约国保证不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步骤来根据它们先前缔结的条约和协定增加它们在其他欧洲国家领土上的武装部队。
（十四）缔约国同意，在一致商定的从本条约生效之时起的某一时限期满时，1955年05月14日的华沙条约，1954年10月23日的巴黎协定和1949年04月04日的北大西洋公约都应失效。
（十五）本条约的有效期限为五十年。

10月29日在四国外交部长会议上
莫洛托夫的发言
苏联代表团注意到今天和昨天的一些发言。
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回答昨天在这里的发言。
当然，我们也必须针对今天这里的发言加以我们的说明。
杜勒斯先生在今天的发言中对四国政府首脑的指示作了分析，他的发言是有些出乎意料的。
我首先想谈谈这个发言。
杜勒斯先生的发言带有某种程度的法律上的性质，即从法律上来分析政府首脑给我们的指示。
但是，我认为，在对问题进行法律上的分析时，无论问题的形式和内容都是重要的。
我们还希望，在这里的发言中将考虑到苏联代表团在声明中所特别指出的事情。
事实上我们在昨天提出自己的建议的时候就说，它涉及的是欧洲安全问题，我们打算在今后提出我们关于德国问题的建议。
既然这样，难道还可以提出苛求，似乎我们一定应当在建议中涉及两个问题吗？
我们在一个文件上谈到一个问题，而在同议程这一项有关的另一个文件上谈到同这项议程有关的另一个问题，这种作法难道是违反事情的利益的吗？
我们认为，甚至从最正确的法律的观点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也没有任何矛盾和任何不正确的地方。
有人对我们说，四国政府首脑指示中提到德国的重新统一和欧洲安全问题之间应当有一种紧密的联系。
我们并不反对这一点，而且正因为如此，我们大家都同意讨论第1项议程时既讨论欧洲安全问题，也讨论德国问题。
我们已经一致认为，这就正确地反映了四国政府首脑的指示。
杜勒斯先生喜欢他提出来给我们讨论的草案。
这是他所有的权利。
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按照美国国务卿认为最好的方式去做，为什么我们不能照我们认为更加合适的方式去做，也就是分别地注意到欧洲安全问题和德国问题，更详细地讨论欧洲安全问题，然后讨论德国问题呢？
这里如果从四国政府首脑指示的真正意义看来，指示第1点中先谈到欧洲安全问题然后再谈到德国问题，我认为这点在通过指示的时候是有它的意义的。
07月间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后已经达成协议：
首先谈欧洲安全问题，然后才是德国问题。
这里我们也是以指示中规定的次序为根据的。
四国政府首脑的指示第1点第1部分谈的是欧洲安全，所以，正如这里所正确指出的，我们的建议也从欧洲安全的问题开始。
四国政府首脑指示的第1点的第2部分谈到德国问题。
我们已经预先声明，对这个问题我们还要提出自己的建议，并且认为：
在我们讨论主要问题——欧洲安全问题时，我们就在为讨论德国问题创造良好的前提，德国问题是欧洲安全，即欧洲各国的安全这个主要问题的一部分，是从属于这个主要问题的问题。
至于德国问题，我们认为，它的讨论也应当符合四国政府首脑指示。
而在这个指示中指出，外长们可以吸收有关方面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
在这里有谁提出希望在有德国人自己参加的情况下讨论德国问题这种意见吗？
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要直接就讨论德国问题，很明显，我们首先应当决定德国人民的代表是否参加讨论这个问题。
昨天我们说，我们准备在具体讨论德国问题时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对三国外交部长对第1项议程所提出的草案没有任何形式上的苛求。
我们也认为，对我们建议提出任何苛求也是没有根据的。
如果我们始终是从执行四国政府首脑指示出发的话，那末在我们着手讨论德国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应当考虑德国人民代表参加我们的讨论的问题。
我认为，这是符合四国政府首脑指示的。
但是直到现在，大家看，还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更仔细地讨论德国问题还在以后。
我们懂得：
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现在主要还在就欧洲安全问题交换意见。
比内先生和麦克米伦先生在这里对我们关于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基本原则的草案提出了批评。
他们说这个草案是陈旧的。
但是我要说明，欧洲集体安全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是欧洲各国人民所感到兴趣的。
我们也认为，这个问题作为保证和平和欧洲安全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我们所感到兴趣的。
这里有人说，苏联代表团所提出的关于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全欧条约基本原则草案是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早些时候在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上已经提出过的。
我们不打算否认这一点。
但是，这个建议也像责成部长们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的就欧洲安全问题提出的其他建议和意见一样，在当时没有加以讨论。
比内先生在谈到欧洲安全问题时，引述了法国的历史经验。
他在这方面说，苏联关于集体安全问题的建议似乎就像在过去不止一次地叫法国上当的那些纸上的保证。
我认为，比内先生并没有能证实他所说的这一点。
我想提出一些事实。
我们同意，法国的经验很能说明问题。
如果正视事实的话，那末应当说，法国过去的不幸，像欧洲的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是由于它的领导者不愿意把自己的力量同其他的大国——其中包括苏联——联合在一起，来共同给予准备发动战争的侵略者以打击。
这些领导者宁愿执行建立集团的政策，大家知道，这种政策曾经导致了第2次世界大战。
大家也知道，正是苏联曾经号召欧洲国家为了维护和平而采取集体行动，就像它现在主张建立集体安全一样。
比内先生在这里热烈地替北大西洋集团辩护。
我们今天很感兴趣地听取了——就像过去一样——法国代表为了替北大西洋集团辩护而提出的那些论据。
这里应当指出，苏联对北大西洋集团的态度在这里被叙说得不完全确切，而如果仔细地熟悉一下我们提供大家讨论的关于集体安全的全欧条约基本原则草案的话，这是不难看到的。
同时，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苏联对北大西洋集团的态度对你们并不是什么秘密，我们没有必要重复这一点。
麦克米伦先生曾经怀着某种热忱说明，据他看来为什么不能接受苏联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他的理由是：
北大西洋集团和苏联追求着不同的目标。
我们互相之间是足够了解的，我们完全清楚，至少，在一个对世界各国人民说来都是主要的问题上，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们是有共同的一致的目标的，这就是保卫和平、保障本国和世界各国的安全的目标。
如果我们在保卫和平利益这个问题上的目标也各不相同，那末，我们在这里聚会干什么呢？
我们又何必在这里讨论欧洲安全问题、德国问题、裁军问题、发展东西方之间的接触问题这样一些问题呢？
比内先生的话可以这样理解：
苏联似乎不愿意真心诚意地同美国在保障欧洲和平的问题上、在保障欧洲安全的问题上实行合作。
我认为，这种解释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我们认为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全部意义和我们这次会议的意义就在于：
我们，法国、英国和苏联的代表，应该同美国的代表一道致力取得彼此间的协议，对保卫欧洲和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全的利益取得共同的谅解。
同时我们希望，尽管有困难，还是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苏联代表团试问法国代表团：
某些欧洲国家可以参加一个组织，参加一个军事集团，甚至重新军国主义化的西德也不例外，而同时却认为不能接受爱好和平的苏联参加这个组织，这种情况是否符合欧洲和平的利益和我们这些国家的直接利益呢？
这难道能够证明这样一个集团具有防御性质而不是针对着苏联的吗？
还有一个问题：
这种情况是不是符合我们大家都曾经承认是最起码的、最无可争辩的事实，即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中我们曾经奋勇抵抗德国侵略，而且，我们曾经郑重允诺采取共同措施来协力同心地防止德国侵略再起？
这是当然要提出来的问题。
杜勒斯先生昨天说过，西方国家的军事集团，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欧联盟，也是“集体安全的组织”。
他还发挥了这样的思想：
这些集团是联合国宪章中所提到的各国人民的不可剥夺的单独防御和集体防御权利的表现。
但是，这种说法是难以同意的。
假如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显然就应当承认，第1次世界大战前的协约国和三国同盟以及第2次世界大战前的反共产国际协定也都是一种“集体安全的组织”了。
大家知道，这些军事集团的策划者时时刻刻在借口说，这些集团的建立是为了自卫。
然而我们并不以为，我们之间有谁会同意对上述的军事集团作这样的估价。
联合国宪章的确规定了各国人民实行单独防御和集体防御的神圣权利，这种防御的目的应当是保障国家的安全。
但是，如果建立的是排他的军事集团，其矛头是指向那些事先被排斥而不得参加相应的协定和条约的其他国家的，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三国外交部长的建议的积极意义在于：
它同去年柏林会议的时候相比，已经前进了一步。
其中已经谈到欧洲安全，而在柏林会议的三国建议中，这点是很隐晦的。
因此，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
三国的态度同苏联的态度已经有了接近。
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看一下这个建议，就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
这里对欧洲安全问题的提法是非常形式的。
显然，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给予我们认为应有的重视。
杜勒斯先生这里提到了三国外长的草案中对欧洲安全问题所作的一些宣言性的声明。
即使这样的宣言性的声明也可能是有益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准备争辩。
但是，仅仅作一些宣言性的声明和提一提协商的可能性，是不是就足够保障欧洲安全了呢？
苏联代表团在指出三国外交部长草案积极的一面的同时，还认为必须注意到它本质上的缺点。
我们认为，三国部长提出来的所谓“恢复德国的统一和安全”草案的基本缺点就是，这个草案的一切都从属于一个目的：
要把整个德国，而且是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包括进北大西洋集团里去。
草案里谈到德国重新统一的问题，但是很显然，这个问题并不是草案草拟人所感兴趣的。
这里有人劝告说要更仔细地研究一下三国部长的草案。
当然，这种合理的劝告和温和的态度我们适当地考虑到了。
可是对上述草案越研究就越使人相信草案里所提出的建议是不符合根据德国的民族利益和保障欧洲的安全利益统一德国的目的的。
使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
德国统一问题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能使草案的草拟者感到兴趣：
要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大西洋集团）的一员。
所谓关于恢复德国统一的“特别保证”条约也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能生效。
杜勒斯先生很耐心地向我们说明，如果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华沙条约的成员国时，那末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德国问题上作出保证的就不是西方三国了。
当然，这种说明是恰当的。
但是，杜勒斯先生完全没有谈到这样一个问题：
统一后的德国如果能真正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道路的话，它可能根本不想参加任何集团。
关于这一点，无论是三国外长的条约草案中，无论是杜勒斯先生、麦克米伦先生或比内先生在我们的讨论的过程中，都没有作令人信服的说明。
难道只有事先被我们认为一定要参加某个集团的这样的德国才使我们感到兴趣吗？
难道只有为现在存在的集团满意和合乎其愿望的这样的德国才使我们感兴趣，而不是真正有自由选择道路成为民主和和平的国家的德国使我们感兴趣吗？
我们觉得，德国的道路应当由德国人民自己决定，这样做是符合他们的自由意志的，但是我们应当关心去协助和及时帮助德国人民，以便使统一后的德国成为爱好和平和民主的国家。
那时，就没有必要把德国拉入某种集团，以致或多或少地限制德国人民对于在和平和民主基础上重新统一德国这个问题的自由意志了。
这一切要求我们，首先是在基本问题上，在全欧各国安全的问题上，取得协议。
那时，德国问题也就会占有它应有的地位，而不至于令人担忧它会得到片面的解决了。
目的在于把统一的德国拉进某种集团的那种片面的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将得不到力求巩固和平和欧洲安全的欧洲人民的同情。
我再说一次，我们已经取得一些进展——我们大家都承认欧洲安全问题对欧洲人民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我们应当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事实上，如果我们主要是从某种国家集团的利益着眼，从巩固欧洲的某种国家集团着眼，来看欧洲安全问题，这种狭隘的看法是未必会得到欧洲人民的同情的。
正因为这样，我们就要问：
我们大家是不是能够一致同意，我们在这里讨论安全问题时，不是从巩固某种国家集团着眼，而是从欧洲一切国家的安全利益着眼，无论如何，从那些在过去深受德国军国主义的苦难并且竭力不准德国军国主义复活、不许它发动新侵略的那一切欧洲国家的利益着眼。
苏联代表团请求会议参加者在我们继续讨论之前，先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新华社据塔斯社日内瓦30日电）

四国外长会议继续讨论首项议程
据新华社30日讯
据塔斯社日内瓦讯：
法、英、苏、美四国外交部长在29日举行第3次会议，继续讨论第1项议程——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
由莫洛托夫担任会议主席。
杜勒斯首先发言。
据杜勒斯说，四国政府首脑的指示中提到恢复德国统一和欧洲安全问题的密切联系，西方三国的建议是考虑到这一点的，而苏联提出的关于欧洲安全的建议却是同恢复德国统一没有联系的。
杜勒斯说，四国政府首脑责成外交部长们研究目的在于建立欧洲安全的建议，包括不使用武力和不帮助侵略者的保证。
他说，苏联建议和西方三国建议之中都同样包含有这种保证，然而这里面“可以看得出不同的方针”。
杜勒斯还说，苏联的建议同西方国家的建议相反，没有考虑政府首脑的指示在有关建立欧洲安全、解决德国问题和恢复德国统一这一项上的其他指示。
而据他说，西方国家的建议是符合政府首脑的指示的。
杜勒斯认为在讨论第1项议程时应当以西方三国的建议为基础。
接着由比内发言。
他表示同意杜勒斯的意见。
他说，如果苏联代表团继续坚持它的立场，会议就没有可能不辜负各国人民的愿望。
比内承认苏联的草案中包括了一些有益的建议，认为这些建议同西方的草案相近，并且表示对苏联草案中规定对在欧洲发生的任何侵略采取集体行动的这一部分感到兴趣。
但是比内又说，法国不能同意像苏联建议所主张的那样取消北大西洋公约。
比内发言后，麦克米伦发言，他表示同意美国和法国外交部长的发言。
他硬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为了集体防御而建立的一个组织。
他又说，西方之所以不同意苏联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因为这个组织的成员国还不可能同苏联建立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观点。
然后由莫洛托夫发言。
在莫洛托夫发言后，外交部长们就今后会议程序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且决定在10月31日举行的下次会议上先讨论第3项议程——关于发展东西方之间的接触问题，讨论的目的是成立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专家小组，然后在这次会议上就继续讨论第1项议程。

民主德国政府发表声明
说明对日内瓦四国外长会议的立场
新华社柏林30日电
据德意志通讯社消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28日举行会议，会后发表声明，说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对日内瓦四国外交部长会议的立场。
声明说：
缔结欧洲集体安全条约和取消现有的军事条约，将大大有助于在和平和民主的基础上重新统一德国。
声明着重指出，只有制止重新军国主义化才能实现德国重新统一。
声明说，一个统一的、爱好和平的和民主的德国的基础是：
按照波茨坦协定的规定取消垄断资本的势力和按照1947年莫斯科法、英、苏、美四国外交部长会议所指出的那样在西德实行土地改革。

联大关于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仍未获结果
美国的阴谋继续遭到挫败
新华社28日讯
塔斯社纽约讯：
联合国大会27日举行全体会议，继续选举安全理事会的一个非常任理事国。
像在以前的会议上一样，投票是在美国代表团对许多国家代表团粗暴地施加压力的气氛中进行的。
美国代表团违背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大国的伦敦协定，竭力企图使菲律宾当选。
东欧和西欧各国以及亚洲和近东大多数国家支持南斯拉夫。
27日举行了三次投票，南斯拉夫和菲律宾都没有获得当选所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数。
美国代表团为使菲律宾票数增加而采取的施加压力和“威迫”的手段也没有得到有利于美国的结果。
27日，菲律宾三次投票中没有一次超过三十二票，而在以前几次的投票中，有一次它曾获得三十八票。
随后，英国代表狄克逊建议把选举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投票延期十天再举行，以便代表团能利用这个时期寻找打开目前僵局的途径。
美国代表洛奇反对这个建议。
大会以二十一票对十八票（另十五票弃权）通过狄克逊的建议。
苏联代表团同其他许多代表团投票赞成这个建议，美国代表团投反对票。

联大政委会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讨论结束
通过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联合提案
新华社29日讯
纽约消息：
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27日结束了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讨论。
在讨论过程中引起争论最多的是关于建立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机构的问题。
美国代表帕斯托主张关于建立这个机构的章程草案只应该由美、英、法等八个国家来草拟，然后再由这些国家邀请联合国其他会员国或专门机构的会员国参加所谓最后拟订机构章程的会议。
帕斯托表示反对让联合国组织和大会来参加机构章程的制定工作，并且主张这个机构同联合国的关系相当于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同联合国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说，美国企图把建立国际机构的工作完全把持在以美国为首的狭隘的国家集团手中，从而使它们享有特权地位。
同时，美国还企图使这个机构尽量同联合国疏远。
在美国表明了它的立场，并且同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提出了相应的提案以后，许多国家代表都表示反对。
苏联代表库兹涅佐夫指出，在建立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机构的问题上，必须本着没有一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可以处于特权地位的原则。
这个机构不应当成为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手中对其他国家施加政治或经济压力的工具。
库兹涅佐夫主张国际机构应该建立在联合国范围内，并且建议召开一次有关国家的专家会议来共同研究由于拟订机构章程而产生的问题。
库兹涅佐夫建议就禁止原子武器的问题达成协议，主张任何国家，即使它不是联合国或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成员，都可以参加这个机构。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代表也发表了同苏联代表相似的意见。
许多亚非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和北欧国家也对美英等国的提案表示异议。
这些国家或者是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机构必须是真正国际性的，大小国家都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这个机构；
或者是反对美国提出的这个机构同联合国疏远的原则，而赞成国际机构同联合国建立密切关系。
美国代表由于遭到反对，最后不得不对原提案提出了一些修正。
美国的修正案首先对提案的序言作了补充，加上大会认为应该“大力促进原子能只用于为人类的和平活动服务和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一句。
此外，提案还补充了一条，规定邀请巴西、印度、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作为有关国家的政府同美英等八个国家的政府一起参加关于建立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机构和拟订这一机构的章程的谈判。
提案的实质部分也补充了这样一条，规定上述国家政府得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报告。
至于这个机构同联合国之间的关系，提案规定由联合国秘书长加以研究。
但是修改后的提案仍然拒绝了苏联的建议，规定只有联合国或者专门机构的会员国才能参加这个机构。
政治委员会的会议还讨论了继续召开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科学技术会议的问题。
美英等国的提案原来规定“在大约三年内”再举行这种会议，后来修改为两年或三年之内举行这种会议。
美国代表帕斯托指出，这种修改是根据苏联的建议提出的。
但是美国却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关于所有国家都可以参加这个国际会议的建议。
新华社29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讯：
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27日以五十三票多数通过了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提出的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联合提案。
在表决时没有一个国家投反对票，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和也门等六个国家弃权。
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表示联合国大会希望能够大力促进原子能只用于为人类的和平活动服务和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并且指出持久的国际合作对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和平利用原子能是十分必要的。
决议对今年08月间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的工作表示满意，并且建议在两年或三年之内再举行这种会议。
决议在关于建立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机构的部分规定邀请全体联合国会员国和专门机构会员国参加拟订这个机构的章程定本的会议，并且邀请巴西、印度、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四国政府作为有关国家政府同现在已经参加建立原子能国际机构工作的各国政府一起参加关于拟订原子能国际机构的章程的谈判。
决议建议由联合国秘书长研究这个机构同联合国的关系问题，并且把工作结果在拟订国际机构章程定本的会议召开以前通知有关政府。
决议规定有关政府应该根据需要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报告。

越南祖国战线中央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
就南越“公民投票”和实现祖国战线纲领问题作出决议
新华社河内30日电
越南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29日在河内举行扩大会议。
会议听取了越南祖国战线统一运动委员会关于统一国家的斗争的报告和越南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关于越南祖国战线纲领的传达工作的报告，并且就南越的“公民投票”和实现越南祖国战线纲领问题作出了重要的决议。
决议指出，吴庭艳政权举行“公民投票”、并将进而通过“宪法”和成立南越单独的“国会”的行动，是严重违反日内瓦协议的。
这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
决议又说，越南祖国战线的纲领得到了越南南方和北方各阶层人民以及国外侨民的热烈欢迎，并且受到世界舆论的重视。
决议决定：
（一）越南祖国战线继续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确执行日内瓦协议，继续推进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反对它们在越南南方制定“宪法”、成立单独的“国会”和把越南南方拖入东南亚集团的阴谋，要求南方当局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进行协商，正确按照日内瓦协议来讨论自由普选统一国家的问题，要求签订日内瓦协议的法国政府彻底地执行日内瓦协议。
（二）越南祖国战线中的各党派、团体、人士继续广泛深入地宣传越南祖国战线的纲领，努力为实现这一纲领而奋斗，以便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统一战线，并且为巩固越南北方而努力。
（三）越南祖国战线特别欢迎南方人民为和平、统一、独立和民主而斗争的英勇精神，欢迎国外侨民对于国内为民族神圣权利所进行的斗争的支持。
（四）越南祖国战线热烈拥护正在日内瓦举行的旨在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四国外交部长会议。
越南祖国战线表示希望日内瓦会议将注意到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越南问题，以便谋求适当的解决办法，使远东局势和世界局势得到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