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局、上海市委和江苏省委召开会议
动员贯彻执行党的六中全会决议
本报上海24日电
21日，中共中央上海局、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召开了党员负责干部会议。
会上，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上海市委第1书记柯庆施作了关于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的决议和精神的传达报告。
　柯庆施在报告中详细地阐述了党的六中全会（扩大）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以及党的建设工作的伟大意义。
他说，农业合作化不仅是牵涉到五亿农村人口的革命运动，而且同全国人民利益和全国各个方面工作都有密切的关联。
上海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负责同志，都应当根据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和党的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检查、改进自己的工作。
柯庆施同志针对上海各部门工作中的缺点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他强调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并不是农业部门所独有的。
在上海国营工业部门、国营商业部门、交通运输部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群众工作、文化教育部门以及党的工作等等方面，无例外地都有“小脚女人”在东摇西摆地走路。
他要求在上海的党员在党的六中全会（扩大）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指示中吸取教训，全面地来检查工作、严格地批判骄傲自满情绪，把一切部门、一切角落里的“小脚女人”都揭发出来，坚决改正这种错误。
柯庆施同志在传达报告中，特别提到为了贯彻党的六中全会精神，各级领导部门一定要作出全面规划，使心中有数；
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改进领导作风。
他号召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党的指示和文件。
柯庆施并宣布：
上海市委已决定在11月下旬举行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3次代表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的决议。
据新华社南京23日电
中共江苏省委员会在22日召开了各部、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各办公室、厅、局的负责干部会议，动员各部门为完满地实现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的决议而斗争。
会上，中共江苏省委员会书记江渭清根据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和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精神，结合江苏省实际情况，反复说明了农业合作化的伟大意义，批判了各种错误观点，指示各部门要在自己的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全会的决议。
他说：
“江苏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已经到来。
今年秋季，全省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由三万五千多个发展到十二万一千多个。
入社农户已经达到全省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
预计今冬明春还有两万两千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要继续建立。
今后五个月内，要大力巩固新社，提高老社，为逐步实现全省的农业合作化打下可靠的基础。”
江渭清接着说，当前农村中最中心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巩固新社，提高老社。
在明年03月底以前，把全部新社、老社，分批整顿一次到两次，把新社初步巩固下来，老社从现有基础上提高一步。
当前必须抓紧秋收秋播这一中心环节，务必及时做好秋收，完成秋播计划。

全国各地今年已造林一千六百多万亩
本报讯
今年全国各地造林工作获得成绩。
据林业部不完全统计，全国已造林一千六百多万亩。
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广东、广西、青海、浙江、福建等省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今年造林计划。
据估计全国可以超额完成今年一千八百万亩的造林计划。
全国今年还育苗十八万多亩。
目前，北方有些省份已开始秋季采种、造林工作。
山东省仅文登、荣成等三县已采洋槐种子二万九千多斤。
河南省到09月底止已采各种树种子七十多万斤。
新乡、开封等四个专区还造林二万一千多亩。
在今年造林中，各地都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大力营造用材林。
据福建、湖北、湖南、江西、四川、贵州、广东等省的统计，今年栽种了松、杉、桉等用材林六百五十多万亩，占这七省造林总面积百分之七十六以上。
江西省今春营造的杉树林就比1954年增加五倍多。
为了增产油料，今年江西、浙江等四省还垦复和新栽油茶林九十二万多亩，比1954年增加了七倍多。
河北、山东、山西等省今年还栽种了大量核桃树。
目前这些树都已生长起来。
今年各地营造的新林，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合作社和互助组集体营造的。
广东省今春营造二百多万亩新林，其中互助合作组织营造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湖南新邵、湘乡等县互助合作组织营造的新林也占造林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甘肃省重点造林地区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大部分都参加了造林工作，随着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和造林工作的开展，各地林业互助合作组织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今年已新建立了八千多个各种类型的林业生产合作社。
还发展了大量的林业互助组。
在造林季节里，各地党、政领导部门都比过去重视造林工作，许多地区都召开了林业生产会议或发布了有关造林指示。
湖南省有六十一个县召开了林业生产会议，对今年的造林工作作了布置。
浙江省还召开了山区农民代表会议，具体安排了造林工作。
许多地区还抽派了林业技术人员下乡指导群众改进了造林整地、栽种等技术，提高了造林成活率。

全国许多市镇开始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制度
据新华社讯最近一个时期，又有一批市镇实行了定量供应制度。
其中包括上海、武汉、重庆、沈阳等大城市和一部分中小市镇。
山东省10月上半月内，有一百零一个市镇实行了定量供应。
陕西省10月初全区应该实行定量供应的市镇，已有百分之九十五开始实施。
云南省已实行定量供应的地区，包括一百零七个县、市的城区和二百六十六个集镇，其他各地区也陆续开始在县城和集镇上实行。
在实行定量供应同时，许多居民进一步节约了粮食。
各地的情况都证明：
认真安排家庭生活，节约粮食，绝大部分人的供应标准都够吃够用，有些人还有剩余。
少数短缺的，可以在调剂中解决。
根据上海、南京、西安、武汉等市对一部分居民用粮情况的调查，定量供应标准足以够吃够用的占百分之八十七到九十以上，上海粮食有剩余的居民占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
一九五五—一九五六这个粮食年度已过去了三个月，七、八、九这三个月，全国二百三十七个大、中城市的粮食销售数量和去年同期比较，不但逐月下降，而且下降幅度逐月增大：
07月份为百分之四点一四；
08月份为九点○一；
09月份为十一点一三。
据上海、济南、西安、南京、福州、保定六个大中城市统计，实行粮食定量供应以后，这个年度粮食销售量可比上一年度减少百分之十。
据估计，如果全国市镇的粮食销售量平均比上一年度减少百分之七，全年就可以节约二十到三十亿斤粮食。

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注重质量
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在各级党委的积极的、有计划的领导下前进。
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声势浩大，进展迅速，而且是很健康的。
黑龙江省各地干部和群众反映，今年的建社扩社工作有“三好”：
自愿互利政策执行得好，贫农中农团结得好，结合生产搞得好。
别的许多地区也有类似的反映。
各省原定今冬明春发展合作社的计划，有的已经顺利地提前完成或超额完成了。
这证明了党中央规定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都没有什么问题。
据福建省委最近检查，全省的八千个乡，在合作化运动当中，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乡情况是很好的。
党员、积极分子思想水平提高了，对群众的宣传也比较全面和深入，阶级政策执行得也好，并且注意了领导当前的生产，农民和干部劲头很大，情绪饱满。
但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乡不很好。
那里只有党员、干部思想问题解决得还好，对群众宣传却还不够，并且有片面性，只讲依靠贫农，不讲或很少讲巩固地团结中农的道理，因而增加了一些中农的顾虑。
还有一些乡宣传的时候只是照本宣读，看到一些积极分子要求入社就认为“高潮来了”，不再深入地艰苦地做工作，就匆忙地开始建社；
有的甚至提出了变相强迫的错误口号，或者用“挑战竞赛”办法动员群众报名入社；
有些原来没有一个社的空白乡，却一下子提出了“百分之百合作化”的口号。
福建省委及时地进行深入的检查，研究当前运动中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只有这样，才能及时纠正缺点。
从这些情况当中可以看到：
运动的健康的一面仍然是主流；
可是，简单粗糙、不切实际的做法也发生了，这些都应该严重地加以注意和防止。
别的地区也有类似情况。
据山东省委检查，到09月底止，建社数目已经大大超过了省委原定计划。
这些新社大部分都很好。
但也有些县、区、乡的工作比较粗糙。
不少工作人员急于争先进，赶任务，比数字；
在宣传工作中，有断章取义甚至信口开河的现象；
有些地方没有规划就干起来了；
已建成的新社，也有许多具体经济问题和群众思想问题急待解决。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新高潮刚刚到来的时候就指出这些情况，是不是不必要的“大惊小怪”呢？
既然主流方面是健康的，非主流方面的一些不健康现象是不是就不必去注意了呢？
当然决不是这样。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教导我们：
“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
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
怎样才算是积极帮助呢？
这就是及早指出工作中的缺点，并且把纠正缺点的办法告诉给农村工作人员和农民群众。
一有问题就去解决，才不至于使问题成堆，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质量。
为着保证农业合作社具有较高的质量，在建社以前，要有充分准备。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指出，要批判错误思想，总结工作经验；
向农民群众全面地宣传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制定全面规划；
训练办社干部；
大量发展互助组。
这五项准备工作必须全都做好。
做好了这些准备工作，就可以把党的领导和群众办社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就可能基本上解决合作社发展的数量和质量统一的问题。
有的地方把建社所必需的群众自愿等条件也当作“清规戒律”加以反对，那就是从一个偏向走到了另一个偏向。
束缚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清规戒律”一定要废除，而保证合作社的质量的条件却一定要坚持。
保证合作社质量的重要条件是对农民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
从各地的实际运动情况看来，目前有一部分同志恰恰忽视了这一项工作。
有些同志认为，群众的积极性很高，不必要再在群众中普遍地细致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了。
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应该了解：
群众入社积极性高，不等于完全理解了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
一部分人理解了，不等于全体农民都理解了。
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只注意了一般的号召和普遍的宣传，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具体的、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
他们认为“个别教育是手工业方式，不适合高潮的需要”。
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
不应该把针对各个社员的具体情况进行个别的工作叫做手工业方式。
依靠骨干分子、积极分子，针对各个社员各个时期的具体思想情况，进行深入的、细致的、个别的思想教育工作，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缺少的。
在建社的全部过程中，从发动报名、议定章程、处理生产资料，到建立组织机构、投入集体生产，任何一段工作，如果脱离了思想教育工作，都不可能做好，都会影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质量。
对于五项准备工作中的“全面规划”这一项工作，也有一些地方仍然忽视。
河北省各地今冬明春的建社计划10月底就可以完成。
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地方对于全面规划简单从事，或在建社中不按照规划办事；
不少地方忽视原有社的巩固工作，或者只是口头上注意巩固，没有做具体工作，甚至对当前最紧迫的秋收分配和秋耕种麦也没有抓紧。
文安县南史村乡的工作人员，为了早些把社建成，没有认真进行规划就开始动员建社；
结果有二十一户上中农不愿同贫农一起办社，就自行组织了一个上中农社；
还有一个破坏分子拉拢十三户农民组织起一个假合作社；
另外，全乡计划建立的五个社当中，有一个社还没有领导骨干。
这些严重地影响农业生产合作社质量的现象一定要设法克服。
在建成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还要做好整顿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合作社的质量。
应当了解：
停止发展和“坚决收缩”都不利于巩固；
同时还应当了解：
绝不是只注意发展、不注意整顿，合作社就会自己巩固下来。
应当按照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一年进行两次到三次整社工作。
目前正在建社的地区，不可撇开现有的合作社的整顿巩固工作，而应当在秋收分配和秋耕秋种中间，把现有的社提高一步，使它们能够更有力地带动和帮助许多新社。
目前建社工作已经告一段落的地区，“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河北省委已经决定在完成当前这一批建社计划之后，从11月起，转入全面整顿工作。
山东省委也已经决定，完成今冬建社计划的地区，全力转入新社的第1次整顿巩固工作，先解决这些新社当前的迫切问题，组织当前的生产工作，同时做出进一步整顿巩固的通盘打算。
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
　正像不能允许盲目追求百分比的主观主义者以“反对右倾”作为他们的借口一样，同样不能允许右倾机会主义者以“注重质量”作为他们的借口。
党对我们的要求是：
既要办多，又要办好；
既要数量，又要质量。
过去无数经验证明，实现这个要求是完全可能的。
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指出了今后的方针政策和办法。
全体农村工作人员坚决地按照这个决议办事，就一定会达到把合作社办得又好又多的目的。

台湾人民痛恨蒋贼恐怖统治渴望早日解放
新华社24日讯
在蒋介石卖国集团变本加厉的特务恐怖统治下的台湾人民，对蒋贼的仇恨日益加深，渴望解放。
据台湾报刊透露，台湾蒋贼特务机关林立，其中单是蒋贼台湾省警务处，就在台湾二十一个县市设立了五千多个所谓“警勤区”，由约三万名蒋贼警察执行催捐征税、强拆民房、突击大检查、拘捕人民、押解青年入营当炮灰等九十多种压榨台湾人民的“勤务”。
这些蒋贼警察在台湾各地横行霸道，无恶不作。
不久前，蒋贼基隆市警察局南荣路派出所竟以“与女友深夜高声谈笑”为“罪名”，逮捕了青年孙平雄，并施用酷刑使孙平雄身受重伤。
彰化县居民詹石拔因自行车失窃向当地蒋贼警察局报案，竟被硬指为“谎报失窃”，施以捶打、灌水等酷刑并押进牢中。
蒋贼警察还常常仗势强奸民女。
最近就发生了蒋贼彰化县警察局保安队人员持枪强奸妇女，并向受害者的丈夫敲诈勒索的事件。
在蒋贼特务警察统治下，成千上万的台湾人民被逮捕和杀害。
据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年鉴”透露，从1949年到1953年，曾被拘押在台湾各监狱和看守所的人，共有十一万六千多名。
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蒋贼秘密警察机关设立的牢狱和集中营囚禁的人数在内。
这十多万被蒋贼投进牢狱甚至加以杀害的人，许多都被指为触犯蒋贼的“惩治叛乱条例”、“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军机防护法”、“妨害兵役条例”、“宣誓条例”等多如牛毛的迫害台湾人民的“法令”。
近年来，蒋贼特务警察机关在台湾各地更加疯狂地进行大逮捕，各县市每次举行“突击大检查”或“户口总清查”等时，被捕者数以千计。
蒋贼“中央日报”也承认台湾“监狱人满为患”。
在今年01月到08月，单被蒋贼台湾省刑警总队逮捕的就有一万人以上。
蒋介石卖国集团这些镇压台湾人民的血腥罪行，是受到美帝国主义的支持的。
几年来蒋贼不断派遣警察特务到美国学习残害人民的所谓“警察业务”；
美国援助蒋贼建立了“刑事实验大楼”，以实验各种新式的杀人酷刑来残害台湾人民。
据蒋贼“中央社”纽约消息，最近蒋贼“中央警官学校校长”乐干又到美国去对由美国替蒋贼“训练较多的警务官员”一事进行洽商。
消息说，乐干还代表蒋贼警察人员，对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国警务人员给予的“广大协助”，“表示感谢”。
蒋贼的血腥统治增强了台湾人民的反抗意志和爱国心。
在台北市，大队蒋贼警察以“取缔违章建筑”为名强拆民房时，最近先后在舒兰街、信义路、中华路、安东街等地遭到赤手空拳的居民的反抗。
台湾人民捣毁蒋贼警察所的事件也曾发生。
台湾人民渴望解放的心情日益迫切。
“印度时报”记者格·克·雷迪在“台湾之行”中写道：
台湾人民人人都“渴望着大陆来的消息”。
雷迪写道：
在台湾，“人人都可以发现台湾人民内心的一种骄傲”，就是祖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举行座谈会
纪念中国政府在台湾受降十周年
新华社24日讯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23日举行在京盟员座谈会，纪念中国政府在台湾受降十周年。
会议由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主持。
副主席李纯青在会上作了报告。
出席会议的人员在发言中指出：
十年前——1945年10月25日，陈仪代表中国政府在台湾接受日本代表安藤利吉的投降后，台湾便从此归还中国。
这个铁的事实，证明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绝对不容许美国强加侵占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的黑暗统治继续存在。
大家一致表示：
要努力工作，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拯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台湾同胞而奋斗到底。
参加座谈会的人都充满着坚强的信心，认为台湾一定要解放，台湾同胞一定会回到祖国的大家庭中来。

山东、河南、广东、浙江等省
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
本报讯山东、河南、广东等地正在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
浙江省的整社工作已经结束。
各地经过整顿的社都进一步得到了巩固，社员生产积极性也大大提高。
山东省到10月上旬已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八万三千多个，连同参加老社的农户，新入社的农民达三百三十万多户。
加上原有的老社，全省入社的农民已有五百三十多万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九以上，超过原订发展计划百分之九左右。
因此，目前除一部分落后乡和少数建社较迟慢的地区外，一般已停止发展，全力转向了整顿巩固工作。
中共山东省委要求各地对新建立的农业合作社和扩大的老社要普遍检查一次，对有顾虑的新社员，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和互利政策教育。
目前莱阳、临沂、聊城等地委和多数县都先后召开了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扩大会议，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采取了各地具体整社措施。
各专区和县还派出许多工作组，到农村具体帮助整社。
河南省各地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同时，对原有社进行了整顿巩固工作。
据安阳、洛阳、开封、许昌、信阳、南阳六个专区统计，派出参加整顿巩固社工作的干部有六千五百多人。
到10月中旬，全省已经整顿巩固或将近结束整顿巩固工作的社有二万六千五百三十四个，占全省原有社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禹县、临颍、漯河等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整顿后，有七十六个三类社变为二类社或一类社。
杞县、安阳、林县、清丰、濮阳、南乐、汤阴、叶县、博爱等九个县有一百三十个社经过整顿，清除了混入社内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等一百多人，纯洁了内部。
荥阳县第1区有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整顿后，贫农参加社务委员会、当选为生产队长的比例由原来占百分之六十四点二，上升为百分之七十以上，中农、贫农之间的团结更巩固了，形成了一个坚定的合作化运动的核心力量。
各地在现有社的整顿巩固工作中，注意密切结合农村整党工作，从生产入手，抓住秋季收益分配，有些地区在整顿同时，注意了发展新社的工作。
广东省原有的一万五千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从08月底以来已有近一万个社进行了一次以搞好生产、贯彻执行互利原则和纯洁组织为主要内容的整顿工作。
大部分社对于社员的耕牛采取了“私有、私养、租用”的办法；
并给社员保留了小量的自留地。
在整顿农业社中，各社特别注意搞好晚稻生产，开展除虫、追肥等增产活动。
阳山、清远等四个县的六百多个社还展开了劳动竞赛和生产评比。
现在全省绝大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晚稻比社外农民的好。
浙江省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已基本结束。
经过整顿巩固的社，一般都贯彻执行了互利原则，初步改善了经营管理。
金华、温州、宁波等专区原来很多社土地评产和土地报酬偏低，整社后都做到公平合理了。
丽水、兰谿两县两百多个社中，有一千八百多户社员原来评产过低的都得到了适当提高。
嘉兴、温州、宁波等专区两万多个社在整顿中大部清理财务账目，健全了财务管理制度，目前正普遍编造秋收分配方案。
经过整顿巩固的社还普遍推行了包工制，建立了奖惩制度。
浙江省经过整顿巩固的社，社员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
宁波、嘉兴、温州等专区晚稻地区经过整顿的两万多个社，正纷纷制定秋收冬种计划，积极准备细收细打和扩大冬种面积。

我们伟大的祖国
国家为青海省金银滩农民、牧民修建的金滩渠已经完工，开始放水。
这条渠长十四公里多，可供数万只羊的饮水和灌溉二万五千亩土地。
这是附近的农民、牧民前来参观金滩渠工程。

毛主席在官厅水库
侯波摄（新华社稿）

毛主席观看纺纱机器
侯波摄（新华社稿）

越南人民歌舞团在南宁举行演出闭幕式
新华社南宁24日电
应邀前来我国访问演出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歌舞团，结束了他们在行程中最后一个城市——南宁市的访问演出后，24日晚七时半在南宁市举行隆重闭幕式。
参加闭幕式的有各界人民一千三百名。
闭幕式上，广西省副省长萧一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广西省人民委员会致词说：
你们在中国各地进行访问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
中国人民热爱你们的艺术。
并在这些艺术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你们在中国各地的演出，都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因此，也就加强了中、越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进一步密切和巩固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接着，越南人民歌舞团团长刘仲卢致词说：
这次访问中国，我们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文艺工作者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艺术强烈的战斗传统。
他说：
在即将离开中国的时候，我们谨祝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祝中越两国的文化交流日益发展！
祝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致词毕，台上宾主在音乐声中热烈握手；
许多人向越南人民歌舞团领导人献花。
这时，台下掌声雷动，“胡志明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欢呼声四起。
闭幕式结束后，越南人民歌舞团举行了告别演出。
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歌舞团在中国期间，曾访问北京、上海、杭州、长沙、桂林和南宁六个城市，演出二十场，观众达四万六千多人。

陈毅副总理接见法国妇女代表团
新华社24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24日上午接见了以玛赛尔·马盖夫人为首的法国妇女代表团。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章蕴、书记处书记康克清、曹孟君，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龚普生等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射击与体育检阅大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射击与体育检阅大会的各项比赛已在24日全部结束。
大会检阅了1955年全军射击和体育训练的成果，对今后全军射击和体育运动，增强体质锻炼，提高射击技术，加强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建设有很大推动作用。
本组照片除署名者外，均为本报记者　高粮　王志渊摄
毛泽东主席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在大会主席台上。
自左至右：
彭德怀、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刘少奇。
　吕厚民摄
足球比赛的一个场面。
中国人民解放军射击与体育检阅大会会场。
解放军各部队的优秀射手们和应邀参加大会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优秀射手在射击场上交流经验。
海军、空军、装甲兵、骑兵等单位应邀在大会上做了爬杆、虎伏、摩托、马术等精彩表演。
这是战马跳越障碍物的情形。
轻机关枪射击比赛。
千公尺赛跑的一个场面。

克山县贯彻执行“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方针的初步体会
中共黑龙江省克山县委书记陈俊生
黑龙江省克山县的合作化规划工作和以合作化为中心的生产规划工作，大体上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
1954年春耕中至秋收后进行了合作化的“层层计划、常年准备，分批发展”的规划工作。
1955年春耕前，合作社大批建成，即着重进行以合作化为中心的生产规划工作。
这两个阶段的规划工作的大体经过是这样：
一
1953年冬到1954年春耕前，全县建立了一大批新社。
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领导被动，群众摸不到领导意图。
譬如不少区当时发生这样情形：
区委原来认为全区可以建立十个社，结果支部报来十五个或二十个；
而有时区委认为某村可以多建立几个社，可是一了解条件并不具备。
县委从1953年秋到1954年春这一段中，对发展社的计划也曾经变了几次。
当然，任何工作计划订出来以后，都不能一成不变，可是当时发展社的计划的变动是有些盲目的。
例如第1次县委同各区委商定发展一百个社，不久各区降到八十个，以后又降到六十个。
经过进行总路线的宣传和一系列工作，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提高了，而领导仍用原来的眼光看问题，结果群众纷纷要求建社，领导陷于被动应付，计划层层被突破，最后建成的新社不是六十个，也不是一百个，而是三百五十个。
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不少毛病。
一方面，由于事先缺乏准备，建社工作质量粗糙。
如有的区曾一度使用过所谓“流水作业”的建社方法，就是哪里有要求建社的就临时派区干部到哪里去帮助，这个社建完，再有要求建社的又临时去“接上”。
这样就造成了建社工作此起彼伏，领导应接不暇的局面。
在这种情形下，自愿互利政策执行得不好，这是可以想像的。
另一方面，有的领导人员在群众热情高涨的情形下，生怕“运动”过火了，就不分皂白地往下“压”，结果全县少数地方出现了“自发社”。
此后，县委根据中央第2次农村工作会议和省委指示精神，在全县展开了“全面计划，常年准备，分批发展”的“报名挂号”工作。
主要工作内容是：
县、区都事先做出了发展社的计划指标（包括建立新社、扩大老社和建立互助组），村支部也都做了计划。
支部的计划不是一般估计，而是经过一系列的宣传教育工作，在群众自愿要求“报名挂号”的基础上制定的。
县、区计划又根据村支部计划作了修正。
这样不但领导上心中有数，而且群众也摸到领导意图，“上下都有底了”。
建社对象组大致确定后，区委和村支部首先调整和配备了社、组骨干力量，然后帮助建社对象组做了建社计划。
对做好哪些建社准备工作，什么时候建立，怎样建立等等都进行了安排。
为了使准备转社的互助组能“搞好生产、创造条件、争取建社”，全县成立了二百七十一个建社筹备委员会。
有五百四十二个准备转社的互助组长被选为筹备委员会主任。
后来他们中间的多数人被选为新社主任了。
此外，区、村干部又帮助一般互助组安排了生产，有些互助组还提出了为建社创造条件的目标。
经过如上一些工作，全县建社准备工作即大体上纳入了一个总体计划之内。
但大批的社也不是一下子建成的，而是在规划基础上根据各社准备工作的不同情况“分批发展”的。
到1954年秋收，全县建立新社工作大体告一段落。
新建成的社四百二十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三，加上原有社共八百四十七个，入社农户达总农户的百分之七十二点七。
这批新社和1953年冬到1954年春建立的新社大不相同的是：
准备工作时间较长；
建社工作做得较细致；
社员觉悟和生产积极性较高；
领导骨干较强。
从领导方面来看，基本上是有计划有准备地进行了建社工作，避免了被动现象。
因此，全年建社计划完成得较早，新社对来年的生产准备的时间较充分。
当然，工作中还是有缺点的。
当时因为对“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还没有明确认识，工作还带有盲目性；
党的阶级政策贯彻执行得还不够，表现在对老弱残废农民入社问题注意得不够；
有强拉中农入社和不照顾中农利益的现象；
少数地方未注意新社员成份，以至地主、富农钻入了合作社。
二
全县大批新社的建成，使农村的生产关系起了变化，生产能力也随之有了提高。
根据全县大多数老社来看，一般情况是：
男劳动力在互助组里一年劳动一百五十天左右，在合作社里劳动二百天以上，妇女参加劳动的人数比互助组有很大的增加；
同时新农具比较大量的应用和耕畜、生产投资的增加等等。
这样，合作社就需要有更多的内容，才能满足社员发展生产的要求。
几年来我们在领导合作社的生产方面，虽然也做了不少工作，但由于对大批建立合作社以后生产力增长的新情况认识不足，因而所采取的措施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发展生产的要求。
后来经省委启发，又学习了省委在双城县创造的以合作化为中心的全面规划经验，我们才在全县进行了以合作化为中心的生产规划工作。
即根据新的生产能力增长的情况，制定全面的系统的增产措施，逐步地充实合作社的生产内容，使合作社能更多地增加生产。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使合作化运动同提高生产、合作社的生产和国家计划初步地结合起来了，并能鼓舞干部和农民完成计划、增加生产的信心。
克山县进行生产规划后的初步效果，首先是扩大了高产稳产作物面积。
全县今年玉米种植面积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八强。
由于玉米的增加，低产作物的减少，估计全县可增产一万多吨粮食。
其次是合作社今年春秋两季开荒三千八百一十九垧，达现有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二点二（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给合作社移民开荒六千三百垧未计算在内）。
估计新开荒地每垧最低可增产一吨粮食，全县仅合作社春秋两季开荒，即可增产三千八百多吨粮食。
再次是合作社的水田面积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一点六。
仅古城农庄即新增加了一百垧水田，每垧估计可产七千斤，共可增产七十万斤。
目前又有一百二十四个合作社计划开发水田，估计明年水田面积将比今年提高百分之二百四十七左右。
此外，合作社的积肥面积一般可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十左右；
耕作技术有了改进，合作社查田补苗的地即有三千六百七十垧，这是过去少有的事情；
合作社推广良种小麦一千六百零二垧，每垧可比一般小麦增产百分之八十以上。
三
前述情况表明，中央提出的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实行“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感到执行这一方针的主要好处是充分体现了领导同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
从县、区、村领导工作来看，如能认真地执行“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一方针，就可使自己的工作更加系统、全面和主动。
这是因为：
第1，实行“全面规划”可以把农村工作纳入总体计划之内，做到心中有数，可使领导立于全局之上来把握整个工作的进展，而不致处于应付局面。
这样领导就主动了。
第2，“全面规划”不但要计划今天的工作，还要计划明天的工作；
不但要有临时性的措施，而且要有根本性的措施。
因此领导方面大体上可以有步骤地进行工作，不致于零打碎敲，这样工作就更加系统化了。
第3，既是“全面规划”，所以不但要看到合作社，而且要看到互助组；
不但要看到社和组，而且要把互助合作运动和生产结合起来；
不但要看到粮食增产而且要看到林业、水利、畜牧等事业的发展：
这样就可以避免偏执一端，领导农村工作就更加全面了。
从广大农民群众方面来讲，“全面规划”就是把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拿到群众中去具体化了。
过去我们做发展社的计划，不是偏高就是偏低，但不论高了或低了，“左”了或右了，群众是“插不上手”、“提不上意见”的。
因此，尽管领导有计划，群众本身还是有很大盲目性的。
我们常常检查的“保守啦”、“冒进啦”，不能说同这没有关系。
如果搞好了“全面规划”，再加上“加强领导”，就可以把领导意图同广大群众的要求结合起来，使群众运动增强了自觉性。
从生产规划上看，也是这样。
过去几年来，我们也是年复一年地制定计划，但是这种计划始终没变成群众的计划。
合作社、互助组也年年订生产计划，但它们不是根据国家计划来订的，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总之，领导上的计划是一回事，群众计划又是一回事；
领导上计划没有真正起到组织和指导生产的作用。
因此，不管县里年年检查计划完成得怎样，群众总是感觉不到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有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全面生产规划，就可以使合作社的计划和国家的计划初步地结合起来了，国家计划的完成也就有了基础、有了保证了。
同时，通过领导提倡和群众赞助的以合作化为中心的全面规划的方法，就可以鼓舞广大农民更有目标、更有信心地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
克山县委最近根据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指示和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对全县过去的规划工作作了检查。
认为过去的规划工作虽然取得一些成就，但距中央和省委新的要求还相差很远。
因此，县委决定在原来初步规划的基础上，认真克服过去工作中的缺点，进一步贯彻执行“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以推动互助合作和农业生产运动前进。
四
根据克山县过去推行合作化规划和生产规划的经验，在进一步进行规划工作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1，关于全面规划的内容问题。
一般地说，主要内容应包括互助合作和农业生产。
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不能机械分开。
因为在规划互助合作组织的同时，不能不研究生产问题；
在进行生产规划的时候，又不能不以互助合作组织为基础。
当然，在工作步骤上，是要有先有后的。
一般规律是要首先进行互助合作组织的规划，然后再在互助合作组织规划的基础上进行生产规划。
已经全部合作化的地方，主要应搞好生产规划。
互助合作规划的内容问题，根据克山县村村有社的情况，当前对互助合作的规划，主要是安排好准备扩大老社的，成立新社的，继续办互助组的三种农户。
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是不是要具体规定未入社农户入社年限？
应该是：
经过教育后，如他们愿意提出入社年限也可以由他们自己规定，使他们奋斗目标明确，但是领导上不要硬性规定。
凡是要继续办互助组的，都要帮助他们搞好互助组、创造条件，什么时候要求入社什么时候吸收。
二、从社、组全盘考虑，适当配备骨干。
既要防止骨干盲目集中，又要防止乱调党员到外地充当骨干的做法。
三、要注意社、组成员的成份问题，防止造成“中农社”“地主富农组”等毛病。
四、注意安排好老弱残废户的入社入组和生产问题。
五、在上述工作基础上，要帮助支部研究今后如何领导，老社如何向前发展，新社如何建立，互助组如何提高等问题，使支部能够主动地全面地领导合作化运动向前发展。
生产规划的内容问题。
一年来的工作经验证明，进行生产规划，关键在于内容明确，要求具体。
否则不是千篇一律，就是各搞一套。
生产内容的规定又必须因地制宜。
根据克山情况，县委提出生产规划应着重这几项：
集中力量发挥现有地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尽一切可能扩大开荒面积；
利用一沟一泉增加水田；
积极发展牧畜业；
有计划地发展林业；
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大力增加高产稳产作物播种面积，压缩低产作物播种面积；
分派种植大豆和经济作物播种面积。
这些生产内容不是村村社社都得一样，需根据不同情况，抓住重点，做到社社都有增产新内容。
但是必须坚持农业为主、多种经营的原则，既要防止不重视多种经营的偏向，又要防止忽视提高现有地力和扩大耕地面积的偏向。
进行生产规划还必须掌握既先进又可行的原则，防止要求过高脱离实际的偏向。
第2，关于进行规划的方法问题。
进行全面规划必须采取领导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要做到领导同群众相结合，首先必须在党内作好思想动员工作。
事实证明，进行全面规划的过程，也就是先进思想同落后思想、正确思想同不正确思想进行斗争的过程，所以必须掌握思想领导。
譬如今春克山在县、区领导人员中研究生产规划时，就发现有的干部对农业生产缺乏长远建设和全面发展的思想。
如有的区委书记不重视一个地方的长远建设，有“临时作客”思想。
由于缺乏长远建设思想，他们的工作经常是“上来下去”，“维持现状”，“应付局面”。
有的同志存在着较严重的保守思想，缺乏发展观点，认为“农业生产，年年如此，没啥新玩艺”。
有的区委书记认为全县生产有发展前途，但是本区没有发展前途，说：
“耕地不足，土地瘠薄，资源很少，潜力不多”。
县委针对上述思想，反复地进行了长远建设和全面发展的思想教育，批判了“临时作客”和“没啥发展”的思想。
在村支部研究规划时，也遇到若干的思想问题，通过召开党员大会学习上级指示和分析本村情况等办法进行教育加以解决。
其次，要在群众中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广大社员的思想认识。
社员中存在的思想问题是：
一部分社员仍以互助组的观点来考虑合作社的增产问题，他们感到“入社也是生产，不入社也是生产，没啥发展的”。
相当部分社员是积极要求增加生产的，但是他们苦于找不到办法。
对群众的宣传教育，一般是通过这样的办法：
第1步，支部做出决议，再提交人民委员会、青年团、妇女代表会等组织进行讨论，并制定执行决议的计划。
第2步，运用互助合作代表会议形式，讨论通过支部决议，然后在社内展开讨论。
再次，在广泛地进行了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即因地制宜、因社制宜地订出全面规划的方案和组织实现的具体措施。
经验证明，凡是进行了思想教育，并能切实掌握自上而下提出、自下而上展开讨论的领导方法的，全面规划方案就做得都较好，收到效果也大。
凡是忽视思想发动和干部包办的，必然产生形式主义。
第3，关于加强党的领导问题。
规划方案能否实现，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
进行了全面规划，不是“万事大吉”了，而是加重了领导的责任。
“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没有后者，前者就无从谈起。
克山县在进行了生产规划以后，县委首先召开了先进农业生产合作社代表会，在省委派人指导和具体帮助下，集中地解决了合作社经营管理上的问题。
把几年来零碎的经验系统化了，进一步提高了合作社的生产管理水平。
其次，县委在春耕前训练了合作社的技术员，系统地总结了增产技术上的经验教训，并制定了全年增产的技术措施。
在各段生产中，又注意了技术指导。
但从现在的检查来看，县、区、村党组织在组织实现全面规划方案上，领导还不够强，工作上还有着形式主义的毛病。
为了克服过去的缺点，今后还要特别强调加强党的领导。

结合“三定”工作教育农民交售好粮
李家泉
1955年的秋粮征购工作即将全面开始，为了保证征购入库的粮食的质量，各地应该结合“三定”到户的工作，大力向农民宣传交售好粮。
征购入库的粮食好坏，关系到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
如果农民交售的粮食质量不好，不仅粮食入库以后容易发生虫害、霉烂变质，使国家遭受损失，而且会使城乡人民不能经常得到好的食粮。
因此，向农民大力宣传交售好粮，保证入库粮食的质量，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去年大部分地区秋季征购入库的粮食的质量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并且较1953年有所提高。
但是也有一些地区收进了不少不合标准的高水分粮和虫害粮。
据1954年底十九个省、市的检查，高水分粮占百分之二十，虫害粮占百分之三十。
黑龙江省今年春季整晒二亿六千八百万斤高水分稻谷，以平均每人每日整晒五千斤计算，共费五万三千六百个劳动日；
平均每万斤整晒费用二十元，共付出五十三万六千元；
平均降低分量百分之三，共损耗粮食八百零四万斤。
如果把全国整晒高水分粮和虫害粮的损耗和费用加起来，这是一笔多么大的损失！
此外，还要看到有些地区由于入库粮食的质量不好和处理不及时，发生严重的虫害和霉烂变质事故，这方面的损失也是很大的。
为什么国家粮库会收进大量水分高和质量差的粮食呢？
应该承认，有些地区收割晚期，气候失调，或其他自然灾害严重，这些客观原因确实对征购入库的粮食质量有很大影响。
但是在绝大部分地区，征购的粮食质量不好的主要的原因，却是没有普遍、深入地向农民进行交售好粮的教育。
有些工作人员认为：
公粮要缴干缴净的，收购的粮食反正是依质论价，晒不晒不要紧。
有的工作人员怀疑：
要农民交售好粮，这是否是对农民的“苛求”？
还有一些工作人员认为：
要求群众交售好粮，会影响征购任务的完成。
显然这些想法都是不对的。
这些同志没有真正认识到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的一致性，没有看到入库粮食质量不好给国家和农民自己带来的巨大损失。
许多事实说明：
只要教育动员工作做得好，使群众真正懂得了交好粮、卖好粮对国家和对自己的好处，他们是愿意把粮食晒干扬净送给国家的。
例如，在去年秋粮入库时期，四川省永川县双石区由于向农民进行反复的教育，交售好粮就变成农民的自觉行动，他们一般都把交售的粮食“晒三遍，风两遍”，交售的绝大部分粮食都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在向农民宣传交售好粮的时候，必须注意讲清道理，说明利害。
可以向农民算这样一笔账：
如果每交一百斤粮食多一斤水分和杂质，每户交售二千斤粮食，交售者自己多收的钱也不过二元，但为这二千斤粮，国家就得把好坏混杂的粮食同时翻晒，这样国家不仅损失二十斤粮，而且还得花费很多整晒费用。
这就是为小利而损大公的作法。
如果农民交售好粮，不仅自己可以得到更高的售价，而且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可以增强一分力量。
要向农民说明：
每个农户把自己应交售的粮食整晒干净，这是比较容易办到的事；
可是如果质量不好的粮食集中入库以后，光是在整理粮食方面就会给国家粮库和粮库附近的农民带来许多困难和麻烦。
例如云南省曲靖专区去年整晒高水分粮食一亿七千万斤，从01月到09月动员参加整晒的农民达十万人之多。
农民责备政府工作人员说：
“为什么送粮时不叫大家整晒干净，现在又要来翻晒，既浪费国家的钱，又占用我们的时间？”
这个事实说明，只要农民真正懂得应该交售好粮的道理，他们就一定会以实际行动来实现政府交售好粮的号召的。
在宣传交售好粮时，应该因地制宜地采取多种通俗易懂的宣传教育方式。
辽宁省在1954年秋粮入库前，曾经印发大批宣传画，向农民介绍交售好粮的办法。
广东省开平县把关于交售好粮的材料绘成图片，在农民赶集时举行流动展览。
浙江省有些地区携带粮食水分测定器下乡，举行粮样展览会，向农民传授粮食验级技术，并进行交售好粮的宣传教育。
这些办法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各地可以参照推行。
在动员农民交售好粮的同时，还必须警惕和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破坏国家粮食工作的手段之一，就是交售潮粮、坏粮，甚至在交售的粮食里面掺放灰土、砂石、砖块以及腐烂水果和易燃物品等杂物。
他们不但自己逃避交售粮食或交售潮粮坏粮，而且煽动一些觉悟低的农民也这样做。
去年秋季云南省龙陵县曾先后发现交售的粮食内埋放进十五公斤碎石头和五个腐烂鸡蛋；
贵州省天柱五区反动富农龙潜沛在谷子里面放进黄色火柴，企图烧毁国家粮库；
蓝田三村也发现坏分子在送粮箩筐底暗放甘薯、橘子等，企图倒进仓内使粮食霉烂。
因此，除了粮库工作人员在收粮时要提高警惕，严加防护，做好粮食的检查和验级工作外，我们还必须动员广大农民擦亮眼睛，坚决粉碎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这种祸害国家和人民的恶毒阴谋和破坏行为。

为中国文字的根本改革铺平道路
——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讲话
郭沫若
文字改革是一件大事。
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召开了这一次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来开展有关文字改革的具体步骤的讨论，是和整个国家建设事业有密切关联的。
请让我代表中国科学院首先对会议的召开表示衷心的庆贺。
中国文字，主要就是我们目前还在普遍使用着的汉字，作为中国言语的纪录工具，已经有四千年左右的历史了。
在这四千年中汉字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文化生活的发展有了很大的贡献。
我们的极其丰富的宝贵的文化遗产，绝大部分是通过汉字的纪录被保留下来的。
就在今天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也依然要依靠汉字作为文化教育的媒介和社会生活的交际工具。
汉字具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是有目共睹的事。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历代祖先为了使汉字能够更好地为社会生活服务，为文化建设服务，是经常在使汉字发生着不断的变化的。
由殷代的甲骨文变化到两周的金文，由两周的金文变化到秦汉的隶书，由秦汉的隶书变化到魏晋以后的楷书，各种字体在形、音、义三方面，有的在逐渐发生着愈来愈大的距离；
再加上各个阶段的各种字体都有简化急就的行书或草书的形式；
汉字的确就像一种有生命的生物一样在经常不断地新陈代谢生生不已，有的在适应时代要求而创生，有的也由于不适应时代要求而归于隐退。
汉字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基本上是保守着所谓“象形文字”的体制的，但在实际上是走着音标化的道路。
特别在今天语汇的组成起了很大的变化，很少用一个字来表示一个事物，绝大多数的词是由一个以上的字来表示一个事物了。
因此，汉字差不多已经成为了纯粹的音标，就是表音的符号。
但我们所使用的这种表音的符号，数目却未免太多了。
就拿教育部所公布的常用字来说，已经就有两千个，那当然还是不够用的。
这和只用二三十个符号的拼音文字比较起来，在繁难和简易上不是有很大的悬隔吗？
字数太多，在已经学会了掌握这种工具的知识分子，有的人虽然不会深刻意识到有什么分外的不便，或者甚至还有人可能主张“多多益善”；
但在初学文化的儿童或成年人，却实在是一道很不容易突破的难关。
事实告诉我们，就因为在使用这种艰难的文字，我们在进行普通教育的过程中，比起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来，起码就要多费两年。
目前是一切都在增加速度的时代，在我们更要争取时间来提前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单是学习汉字就有这样的艰难，这对于我们是多么沉重的一种负担呢？
我们是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除掉本民族的言语文字之外，为了同汉民族交往，也还须得尽可能地学习汉语和汉字。
而汉字的学习，在少数民族的兄弟们是有更难以言喻的困难了。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在发挥着愈来愈重大的作用，但在国际间的交往，特别在文化交流上，汉字也是显著地成为很大的障碍。
例如，国际普通使用的科学名词，在我们就必须另外制一套，而我们的研究成果，如果不翻成外文，别国的学者也就几乎无法接近。
在这些之外，就在实用方面也还有种种难于克服的困难。
单拿打字机来说，在汉字使用的期间，我们就无法使它简易化。
因而我们在工作效率上也就不能不大受影响。
汉字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到了非彻底改革不可的阶段。
毛泽东主席在1951年年底曾经给予我们一个明确的指示：
“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这一明确的指示是几十年来汉字改革运动的经验的总结，也是今天和今后全体文字改革工作者、语言学家、教育家和全国人民所必须遵循的一个总路线。
我们必须从各方面来进行必要的工作，来逐步完成中国文字根本改革的重大使命。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这一方面是做了不少的有益的准备工作的。
我们知道，文字改革是有迫切的需要的，但要把汉字从象形文字的体制改革而为拼音文字，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这里必须有一系列的耐心的细致的准备工作。
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拼音方案，才是最合理而最适用，这一问题首先就必须加以仔细的研究。
即使理想的拼音方案选定了，为使文化的进展不至遭受到天变地异般的突然的变革，我们更可以预想到必然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让汉字和新造的拼音文字平行使用，在新文字的逐渐推广中而让汉字在大多数人民的日用中逐渐归于隐退。
汉字的归于隐退，是不是就是完全废弃了呢？
并不是！
将来，永远的将来，都会有一部分的学者来认真地研究汉字，认识汉字，也就跟我们今天有一部分学者在认真地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一样。
甲骨文和金文不见使用了，殷代和周代的文化遗产的精华一直被保留到现在。
汉字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不见使用了，汉字所纪录的中国历代的文化遗产的精华，也必然会一直被保留到永远的将来。
汉字的使用既然不可能天变地异般地突然废止，那末汉字本身的改革也就成为了文字改革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项准备工作。
汉字的简化——使繁难汉字的笔划减少，使常用汉字的字数限定，这在相当长的过渡期间，毫无疑问是可以减少一些在使用汉字上所必然遇到的困难的。
这一工作在整个国家建设事业上可能发生的有利的影响是决不允许我们轻视的。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进行汉字简化的工作中，已经采取了“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正确的方针；
在这一次的会议上又特别把汉字简化问题作为一项主要的议程提出，更充分表现着实事求是的负责精神。
我们希望这一次的会议在这种方针和精神的贯彻中把文字改革委员会所提出的“汉字简化方案”慎重地加以讨论，使它能够及早地成为定案，并使它能够及早地通过一定的手续得到施行。
在这一次的会议上还要讨论另一个重要的议程，便是推行汉民族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这一议程和使文字走上拼音方向的根本任务是更有直接关联的。
中国地方大，民族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于交通的不方便，也由于多民族的频繁接触，因而在汉语中形成了很多的方言，骤听起来有些俨然就像不同体系的语言一样。
几百年来，也就是自北京成为中国的首都以来，中国就在逐渐推广着以北京话为标准的普通话，但那进展的速度是很慢的；
而语音的标准化，由于听其自然的漫衍，也很不准确。
但在今天，情况大有不同了。
我们已经决定要使文字走向拼音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就要要求建立发音比较统一的民族共同语。
而在客观条件上，大规模的集体生活和交通的便利更促进了我们的这一要求的易于实现。
北京和广州之间，如坐火车只需三天三夜，如坐飞机更只要几个钟头了。
中国话在以加快的速度采取着一定的标准音而趋于统一，这是必然的趋势。
几十年来我们的话剧、电影的说白、歌唱和广播等，都在遵循着这一趋势进行。
在目前，留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更加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来促进这一趋势的前进。
在语音的标准化上是不是也有困难呢？
困难是有的，但并不那么大。
汉语的方言尽管有很大的纷歧，主要就在语音上起了变化，但这方言之间的语音的变化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只要掌握了那些规律，相互间的转变就比较容易。
特别在幼年时代，听觉最灵敏，发音器官的筋肉、关节和各种组织最灵活的时候，关于发音的学习是非常容易的事，这和汉字的学习过程就恰恰相反。
因此，要推行民族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在幼年教育的期间着手进行，就有着非常的便利和必要了。
民族语音的统一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更要为中国文字的根本改革铺平道路。
我们希望这一次的会议在推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这一议程上也能够得出一些具体的实施方案出来，促进我们的语音的统一，从而帮助我们中国文字的根本改革。
最后请允许我再说一遍。
文字改革是一件大事，这一次的会议是和国家整个建设事业有密切关联的。
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的人士都在期待着我们。
我诚恳地预祝会议获得胜利的成就！
我诚恳地预祝这样的会议今后能够在相隔不太远的期间内连续召开，逐次讨论进一步的改革步骤，由一个胜利达到更大的一个胜利，以至于文字改革的最后完成！

台湾一千七百年的历史
刘大年
台湾是中国的一省。
台湾地方的有记载的历史，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近代考古学的成就，提供了台湾早期的历史知识。
远在新石器时代，它就和中国大陆有了文化联系。
纪元前几个世纪产生的中国古代文献里，有关于台湾的种种传说。
第1次正式记录台湾历史的，是三国（公元三世纪中期）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
往后史不绝书，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年。
公元二三〇年，吴国卫温、诸葛直率众万人，浮海至台湾。
据现在所知道的材料，这是汉族人最早的大规模到达台湾的一次，也是中国人民利用先进的文化知识开发台湾的开始。
在这次汉族人到达台湾以前，那里居住着后来称为高山族的一部分人民。
六世纪末建立起的隋朝，统一了中国历史上南北朝的局面。
六百○七年，隋炀帝派朱宽、何蛮到台湾“求访异俗”。
三年以后，又派陈棱、张镇州率众万余人，从广东出发，经高华屿、？
？
屿到台湾。
“隋书”上记载台湾的物产气候说：
本地“宜稻、粱、禾、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
木有枫、栝、樟、松、楩、楠、杉、梓、竹、藤、果、药，同于江表。
风土气候，与岭南相类。”
中国人民是在继续从事开发台湾的活动，而且积累了关于当地的丰富的生产知识。
台湾和大陆经济生活的联系，自东汉末年往后大抵没有间断过。
孙吴、东晋、宋、齐、梁各朝，都有活跃的海上贸易。
台湾在大量的海上贸易中有一定的地位。
“隋书”陈棱传说：
陈棱等人初到台湾，当地居民看见船舰，都去做生意，说明台湾与大陆早有通商贸易的习惯。
在台北，考古学者发现一种属于三国时代的指掌型古砖。
“隋书”上说：
当地的风俗，人死以后“浴其尸，以布帛裹之”。
台南也很早就发现有唐、宋时代的瓦瓶、古钱等器物。
这些布帛、器物，自然是汉族人输入台湾的。
南宋以后，汉族人定居于台湾的增多了。
十二世纪初期，中国的政治中心由中原移到江南，对台湾的开发在客观上起了促进的作用。
同时，由于大陆大部分地区连年遭受战争破坏，社会生活动荡不安，中国北部居民也有流入台湾的。
因定居的汉族人口增加，台湾与大陆的交通日见频繁。
中国政府首先对交通要冲的澎湖实施了有效的行政管理。
南宋人赵汝适所作“诸蕃志”说：
“泉（州）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
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和明人笔记引用的泉州地方志中，也说南宋时澎湖归晋江县管辖，居民有争讼，“取决于晋江县”。
这说明最晚自十二世纪起，澎湖已正式属中国政府管理，成为中国行政区域的一部分。
元朝政府于十三世纪后期更在澎湖设立巡检司。
中国在台湾附近的岛屿上设立专门的行政机构，自此开始。
十六世纪中叶往后，统治中国的明朝政权的实力已趋向衰落。
从元代开始的海上侵扰，现在成了中国边境上新的外患。
日本之外，西方殖民主义者陆续到东方来活动。
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某些港口，成了他们抢占、掠夺的对象。
台湾和大陆上的人民，此时要进行各种各样的反抗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
一五六三年以后，有反对日本侵扰台湾的斗争；
一六○三年至一六二四年，有两次反对荷兰侵占澎湖的斗争；
一六二四至一六六一年，有反对荷兰占领台湾南部的斗争；
一六二六至一六四二年，还有反对西班牙占领台湾北部的斗争。
其中反对荷兰的斗争时间最久，斗争也最激烈。
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一起，在历次斗争中都取得了胜利。
在那长期的、复杂的斗争过程中，汉族人以海上民间武装力量为中心，建立起了台湾本岛上的最早的政权。
福建南安人郑芝龙于一六二五年为台湾首领，反抗荷兰对台湾的侵略。
汉族人早期建立的台湾地区的政权，在不同的情形下反抗了外国侵略势力，推动了当地生产事业的发展。
移居台湾的汉族人口，此时在迅速增加。
大约自一六二四到一六四四年的二十年间，闽、粤一带的汉族人民，到台湾去的有二万五千户。
一六四四年时，台湾有汉族人口约三万户，共十万人左右。
大量的汉族人民移居台湾，对那里的开发有决定性的贡献。
郑成功（郑芝龙的儿子）进入台湾，成为这个地区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的起点。
他一开始就同盘踞在台湾，不断寇掠闽粤的荷兰侵略势力作了积极的斗争。
郑成功在台湾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人们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解放者。
一六六一年，郑成功亲率大军二万五千人进入台湾，规复荷兰占领的区域。
荷兰殖民军挣扎抵抗，结果死伤士兵一千六百余人，于一六六二年02月向郑成功投降。
郑成功一面整顿政治，训练士卒，肃清侵略者的残余势力；
同时奖励农业，兴办学校，努力于经济开发和文化的发展。
一六六二年，郑成功病死，他的儿子郑经、孙子郑克塽继续统治台湾共达二十三年。
郑成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英雄，他驱除了在台湾的外国侵略势力，一直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
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郑氏政权努力改进高山族的农业生产和发展高山族人民文化生活的措施。
郑成功自始即认真保护高山族人的利益。
他对高山族人和汉族人，完全同样看待。
军队垦荒时，政府颁布严格的禁令，“不准混侵土民及百姓现耕物业”。
高山族此时还不知道牛耕，不知道利用犁、锄、钩、镰一类的农具。
禾稻成熟后，要逐穗采拔。
郑氏户官杨英创议：
每一高山族村社发熟牛一头，铁犁、铁耙各一副，派有经验的农民到各社传授牛耕和使用先进农具的方法。
一部分高山族人接受了汉族农民的生产技术以后，生活得到了改善。
同时，在文化上，郑氏政权也鼓励高山族儿童入学受教育。
汉族人传播的文化知识，空前地提高了高山族人的文化生活水平。
但是台湾毕竟是个很小的地区，它一旦断绝了与大陆的联系，便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不可能长久支持下去。
一六八三年，台湾又回到清朝政府统一的政权之下了。
台湾处于统一的全国政权的统治下，对于当地和全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均有积极的作用。
在鸦片战争以前，它使台湾免受外力的干扰；
而确保台湾也有助于沿海各省和平生活环境的稳固。
清朝的统一，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
台湾人民和全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息息相关，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清政府统治下，台湾土地大量开发，手工业、商业兴起，经济生活呈现出繁荣景象。
据一八一一年统计，台湾人口已增加至二百万三千八百六十一人。
这些增加的人口，绝大多数是大陆上迁移到台湾的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
汉族农民和高山族人是台湾这个地区社会财富的直接生产者。
高山族的社会生活，现在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和发展。
一部分高山族人使用犁耙等农具耕作，与汉族人相同。
生产工具中并有牛车。
有了原始的家庭手工业，妇女能用木机织毛布、麻布。
雍正（一七二三——一七三五）年间的统计，每年向清政府缴纳丁口税的高山族，有大社五十九个，小社一百二十余个。
各社最少有男丁四、五十人，最多的有七、八百人。
大部分高山族村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是进一步地和汉族人联结在一起了。
英国在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侵入中国。
从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把中国变为独立富强国家的路线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路线的尖锐斗争。
台湾在这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因为它和东南沿海的其他省份一样，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接触较早，直接受到的灾害较深，人民始终处在斗争的前线。
鸦片战争中和以后，英、美、日、法各国连续武装侵略台湾，推翻了清政府对台湾的“乱自内生，鲜有外至”的看法。
特别是1874年以后，美国、日本和法国的军事进攻，使清政府明白认识到了台湾在国防上的重要性，开始以防止侵略者强占台湾为治台的目标。
中法战争结束，福建巡抚刘铭传建议清政府加强台湾防务。
清政府于1885年10月决定建台湾为一省，以刘铭传为巡抚，在彰化境内设立省城。
到1894年中日战争前夕，台湾省共有三府、一直隶州、六厅、十一县，共三百二十万人。
建省前后，经沈葆桢、刘铭传等人创议，在国防、工业、文化建设等方面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
1874年起，在安平、旗后、基隆、淡水、澎湖修筑炮台，设置新式大炮，派兵驻守。
1874年以后，陆续架设水陆电线一千五百余里。
1875年开始用机器开采基隆煤矿。
1877年起，先后修筑台北至基隆、台北至新竹的铁路，成为中国最早的铁路之一。
1877年设新学堂，教授算学、理化、史地、测绘等学科，以后又设电报学堂。
1885年兴建机器局，1886年又开办炮弹制造厂、火药局、水雷营等等。
此时台湾不仅在国防上是一个重要的省份，在经济、文化上也是一个先进的省份。
1895年04月17日是台湾历史上一个黑暗的日子。
这一天，清政府因在中日战争中遭到军事上的失败，被迫派卖国贼李鸿章为代表，在美国政府阴谋、诈骗、威胁之下，同日本缔结了屈辱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日本侵略者从此便拿着这一纸条约，作为他们强占中国领土台湾的根据。
其时环绕着割台问题，全国人民和清朝统治集团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割台凶耗传到台湾时，台湾同胞“若午夜暴闻轰雷，……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一〕，表现了不可抑止的悲愤。
正在北京会试的台湾举人，联合上书都察院力争。
全台绅民直接打电报给清政府，坚决反对割地议和。
清政府一概置之不理。
台北市于马关条约签字的第2天鸣锣罢市，愤怒抗议清政府的卖国罪行。
全台同胞人人抱定“桑梓之地，义与存亡”的决心。
群众“愿投效杀贼者，日有千数百人”〔二〕。
“一律预备与倭人决一死战，不愿将全台归与倭人，众志成城，有死无二”〔三〕。
大陆人民，同样是人人感到“痛心疾首，呼天无路”〔四〕，对清政府的卖国恨入骨髓。
当时在上海出版的“申报”以“论台民义愤亦足以震慑远人”为题，直言“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
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
明确指出人民抵抗路线和统治者投降路线的根本差别。
广大人民的呼声，在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言论中也得到清楚的反映。
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的著名的“公车上书”，反对割台，主张迁都抗战。
尽管清政府交割台湾，人民则始终坚决抵抗，一致拥护台南守将刘永福领导抗日。
台湾人民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不怕流血牺牲，百战不屈，抗击日寇达五个月之久。
在这个时间内，日寇遭受了台湾人民的严重打击，毙伤总人数多至三万二千三百余人，侵台主力军近卫师团被歼灭的将近半数。
台湾人民这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日历史，决不因为援竭而败减损其价值。
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的台湾省实行了五十年的殖民统治。
其主要内容是残暴的殖民统治秩序，是敲骨沥髓的殖民剥削。
英勇不屈的台湾人民为归回祖国的怀抱，为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压迫、榨取、奴役，对日本统治进行了整整半世纪之久的顽强斗争。
半个世纪中，台湾各地人民举行的抗日武装起义，几乎不曾有一天中断。
其中影响最大的，有1896年青年工人柯铁领导的台中起义，1899年简大狮、卢永春等在台北的起义，一九○七年的北埔起义，1912年的林屺埔起义、土库起义，1913年同盟会员罗福星组织的苗栗起义，1915年的西来庵起义，1930年高山族同胞发动的雾社起义等等。
这个事实，表现出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侵略，要求解放的百折不回的意志。
1937年全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爆发。
1941年12月09日，当时的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声明“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
这项声明，是全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在内进行了长期斗争，根本否认马关条约和一切中日不平等条约，坚决要求收复台湾等中国领土所产生的效果。
根据长期的、全部的历史事实，抗日战争期间的重要国际协定，重新肯定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43年12月01日，中、英、美三国政府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中规定：
“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1945年07月26日中、英、美三国共同签署，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波茨坦公告”中再次规定：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
日本战败，于1945年08月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09月0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降书第1款规定：
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各条款”。
中国当时的政府于同年10月25日在台北公会堂举行台湾省受降仪式，出席观礼的有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代表等数百人。
中国受降主官陈仪于受降后即席发表广播演说：
“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
此一极富有历史意义之事实，本人特向全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
〔五〕
台湾归还中国了；
台湾人民艰苦斗争五十年，牺牲了五十万以上的生命，终于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了！
台湾归还中国后，中国即进行政治、军事上的管理，恢复了在台湾的主权。
对日作战期间的同盟国政府，也在它们后来历次发表的声明中，明确承认了这个事实。
1950年01月0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关于台湾的声明中说：
开罗宣言的目的、是
“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领土，如台湾，归还中国。
美国是1945年0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
波茨坦公告称：
开罗宣言条款应即执行。
日本投降时，亦曾接受此宣言的规定。……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六〕。
1950年02月09日，美国国务院就台湾问题对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公开答复中说：
自从驻在台湾的日军向中国投降以后，台湾就由中国管理。
“它已包括在中国之内，成为一省。……参加对日作战的各盟国对这些步骤并未质疑。
美国政府对这些步骤也未质疑。
因为这些步骤，明显地符合于开罗所作的并在波茨坦重予确认的诺言。
换句话说，包括美国在内的各盟国在过去四年中，已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七〕1949年11月21日，英国外交部次官梅休在英国下院说：
“是根据开罗宣言，中国当局在日本投降的时候，对该岛加以控制，并在此后一直行使着对该岛的控制。”
〔八〕1954年08月25日，英国外交部发言人承认：
“开罗宣言说，台湾应归还中国政府，这一点已经做到了。”
〔九〕
台湾归还了中国，中国恢复了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人民获得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胜利。
从1945年起，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便大书而特书，载在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辉煌史册上。
国民党反动政府接收台湾以后，台湾人民并没有得到他们所梦寐向往的自由、平等、幸福的生活环境。
日本投降不久，一贯抱有侵占台湾野心的美国帝国主义迅速通过其走狗国民党卖国政府把自己的势力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大规模地侵入了台湾。
在很短的时间内，美国就控制了台湾的军事基地和经济命脉，实际上代替了日本在台湾的统治。
1946年，美国便通过“中美商约”取得在台湾“自由经营各种企业”的特权。
1948年美国和蒋贼卖国集团签订了一项“共同开发台湾”协定，大规模地掠夺当地的石油、钨、铝、锑、铜、黄金、硫磺等各种重要资源和一部分农产品。
在美、蒋残酷压榨下，台湾人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
蒋贼向人民征收的苛捐杂税，1949年税收额为伪币五千三百多万元，1953年增加为十九亿八千多万元，四年间增加了三十六倍多。
1949年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被中国人民从大陆上赶出去以后，美国力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
1950年06月，美国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美总统杜鲁门发表武装干涉台湾声明之后，美国更一直用武装保护它的走狗蒋介石卖国集团继续盘踞台湾。
英勇不屈的台湾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过了无数次的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现在还要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最后的搏斗，他们所受的灾难是极其深重的。
但是台湾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必定获得胜利。
一千七百年的事实证明：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人民、台湾的社会生活从来就是和全国人民、全国的社会生活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目前全国人民正在积极参加解放台湾的神圣斗争，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那里的统治决不能长期苟存下去。
中国人民要完成统一自己祖国的领土主权的事业，台湾人民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是必定要实现的！
附注：
〔一〕江山渊：
邱逢甲传。
〔二〕唐维卿中丞电奏稿。
〔三〕申报1895年05月15日。
〔四〕申报1895年05月26日。
〔五〕重庆大公报，1945年10月28日。
〔六〕1950年01月05日合众社华盛顿电。
〔七〕丹纳特、端奈合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十二卷、四九七页。
〔八〕1949年12月30日英国新闻处伦敦电。
〔九〕1954年08月25日法新社伦敦电。

还我台湾
——纪念中国在台湾受降十周年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
1945年10月25日，中国在台湾接受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的投降，当天，中国的代表陈仪便向世界广播：
“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
从这一天起，台湾便已归还中国了。
十年前，台湾已经归还了中国。
而现在，美国正以武力强占着中国的领土台湾，庇护着蒋介石集团在台湾的黑暗统治；
台湾同胞从日本奴隶的地位解脱出来，又被推到美国奴隶的火坑中去。
中国的国土被侵占，中国的人民被奴役。
我们要高呼：
还我台湾！
十年前，中国收复台湾的消息曾经传遍世界，全世界知道：
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的规定已经实施了。
日本已经履行了投降条款，将台湾归还中国了。
这个事实，即中国已经收复台湾的事实，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
就是美国也不能否认。
1950年01月05日，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承认：
中国已经在台湾行使主权。
同日，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说：
“当台湾被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份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曾对此提出过任何法律上的疑难。”
他认为中国收复台湾“是符合各项约定的”。
由此可见，台湾归还中国并不存在任何国际纠纷问题。
中国收复台湾是完全合法的。
但是，到了1950年06月27日，在中国收复台湾以后的第5年，同一个美国总统杜鲁门，竟然继承日本军阀的衣钵，宣布派遣美国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像“九一八”事变时日本使用武力侵占我国的东北一样，美国政府使用武力侵占了我国的台湾，一直侵占到现在。
这就是今天台湾地区国际纠纷的根源。
为了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我们愿意通过中美两国的直接谈判，来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美国应该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应该放弃干涉中国内政、侵占中国领土的可耻行为。
美国应该知道，美国一天不放弃侵占台湾，中国人民就一天也不放松解放台湾的斗争。
美国一天不离开台湾，台湾人民的反抗就一天也不会停止。
我们要求美国：
还我台湾！
十年前，中国在台湾接受日本的投降，收复了中国的领土台湾。
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结果。
这是执行战时盟国的协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合法行为。
应该指出，中国收复自己的领土台湾并不是出于那个国家的恩赐，中国是以对日战争战胜国的资格，在台湾行使收复失土的权利。
这种当然的权利，是任何人都不能抹煞的。
1895年日本抢去台湾，是从中国身上咬掉一块肉。
从那时候起，中国人立誓要和日本清算这笔账，一定要收复台湾。
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坚持了数十年的抗日斗争，特别是在八年的全面抗日战争中，中国多少河山化为焦土，多少财产化为灰烬；
中国无数英雄儿女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全国牺牲了一千万以上的生命；
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如此沉重，然后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然后恢复中国在台湾的主权。
中国人民是从自己流出的血泊中收复台湾的，台湾当然属于中国人民，台湾只能归还给中国人民。
当中国人民已经选择了自己的政府形式，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时候，台湾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了。
为六亿人民所一致唾弃的蒋介石卖国集团，它的“国民政府”已被中国人民推翻六年了。
中国人民绝不容许蒋介石盗取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果实，窃踞台湾为己有；
绝不容许“国民政府”的亡魂盘据中国的一省，扮演为一个“中国”；
绝不承认蒋介石有任何权利可以和外国签订任何条约，出卖中国人民的领土台湾。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行省，如果不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庇护蒋介石集团，台湾早已解放。
逃到台湾苟延残喘的蒋介石卖国集团，它绝不是一个什么国家。
台湾也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不会是一个国家。
一切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都是与中国人民为敌；
一切以分裂中国领土为目的的“独立”、“托管”、“中立”、“自治”等荒谬言论和阴险活动，都为中国人民所坚决反对。
台湾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之内的一个省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破坏，台湾一定要解放，一定要统一到中国来。
今年05月13日周恩来总理说过：
“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07月30日，周恩来总理又说：
“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
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所表示的态度。
台湾是中国人民的台湾，中国人民告诉美国和蒋介石：
还我台湾！
十年前，在中国代表到台湾受降的时候，台湾同胞以崇高的感情，迎接祖国派来的代表和军队。
他们燃烧着埋藏五十年的祖国爱，老人扶着拐杖，小孩子扛起大旗，万人空巷来欢迎祖国。
千万对眼睛含着说不尽的辛酸泪，流出了会见久别亲人的热泪。
五十年的奴隶生活，压弯了他们的腰，在他们脸上刻下了愁苦的皱纹；
五十年的抗日爱国斗争历史，在他们的身上发出光辉，使他们感到作为中国人的光荣和骄傲。
现在，祖国来了，五十年斗争的目的达到了。
当安藤利吉在台北签字投降这一天，在中国正式收复台湾的时候，台湾同胞家家户户焚香祭祖，告慰自己的祖先，说：
台湾回到中国了。
台湾同胞对祖国是这样地忠贞和热爱，对回到祖国的台湾更是抱着无限的希望。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
在蒋介石接收台湾之后不久，他们就看见了：
蒋介石的贪官污吏横行台湾；
台湾的产业和土地被官僚资本一口吸干；
台湾的米、糖及其他物产大量被运走；
蒋介石的反动政权正在出卖台湾给美国，正在把台湾人驱向失业、贫困和饥饿。
他们认识了：
原来蒋介石并不是台湾的解放者，他是一个窃国大盗，他是台湾的大压迫者和大剥削者。
他们发现了：
全国人民都在痛恨蒋介石，祖国同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在为推翻蒋介石卖国政权而进行英勇的解放战争。
台湾同胞张开了理性的眼睛，愤怒地爆发了“二二八”起义；
没有几天，就把蒋介石的统治机构打得稀烂，人民的力量差不多控制了整个台湾。
“二二八”起义证明了，台湾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的罪恶统治，同时，也反对蒋介石的靠山——美国帝国主义。
他们的反美反蒋斗争现在还在继续中。
在日本统治时代，台湾人民付出了五十万的生命，为了一个愿望：
要求回归祖国，不做日本的奴隶。
现在台湾人民在蒋介石统治之下，他们又以流血斗争表明自己的意志：
不要蒋介石的统治，不做美国的奴隶。
他们要回祖国，要解放，要自由。
用鲜血写出的字句是不可磨灭的。
台湾同胞和祖国同胞一致要求：
还我台湾！
中国从日本手中收复台湾已经十年了。
今天，在台湾归还中国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格外怀念着台湾同胞。
今天台湾的警察比十年前已增加一倍，台湾同胞的斗争越来越艰苦了；
今天台湾的苛捐杂税比六年前增加五十二倍，台湾同胞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了。
这些也说明着：
蒋介石的统治已日益动摇，特别是最近，蒋介石集团惶惶不可终日，正在分崩离析中，更加接近它的末日了。
这时候，我们号召台湾同胞团结起来！
台湾同胞有长期的爱国传统，从郑成功起到现在，从来不向外国侵略者屈服，也从来不向国内的暴政屈服。
高山族同胞，是中国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千百年来都在为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祖国的台湾而战斗。
另一部分中国人，包括蒋军官兵和公教人员，是在日本投降以后从中国各省迁移过去的，他们在大陆都有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在民族大义之前，我们相信他们能够作出爱国的勇敢的行动，选择自己的光明的前途。
我们号召：
所有在台湾的中国人，都要不断地提高爱国觉悟，为反对美国侵略、反对蒋介石的卖国和压迫而奋斗。
今天，在纪念台湾归还中国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台湾同胞的苦难，决心要解放台湾。
不把台湾同胞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不把五星红旗插遍台湾，誓不罢休。
中国人民对于台湾的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解放台湾的决心是永远不可动摇的。
美国使用武力侵占台湾和台湾海峡，企图阻止中国人民拯救自己的同胞，解放自己的领土，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是绝不允许的。
中国人民正在为增加解放台湾的力量努力工作。
我们满怀信心地在解放台湾的道路上前进。
台湾是一定要解放的。
六万万人要求：
还我台湾！
还我台湾！

（一）为了促进朝日关系的正常化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应基和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团长古屋贞雄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双方就五项问题达成了协议，肯定朝鲜和日本两国应当为实现外交关系的正常化作积极的努力。
同时，朝鲜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日苏贸易协会关于促进朝鲜和日本的贸易的谈判也已经达成了全面的协议。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日本有关方面的这些协议，对于改善朝鲜和日本两国的关系，对于和缓远东局势是重要的贡献。
它对于朝鲜和日本两国人民是完全有利的。
平壤发表的联合公报生动地说明：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和平事业中的作用正在日益增长。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出现，为朝鲜人民的历史展开了崭新的一页，而且也是战后亚洲局势中的重要事件。
在美国发动了侵略战争以后，朝鲜人民经历了最严重的考验，以无比的英勇捍卫了自己的祖国，并为维护远东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战争结束以后，朝鲜人民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的工业产量已经超过了战前的水平。
这些事实最清楚不过地告诉人们：
企图无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存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平壤发表的联合公报，反映了朝鲜人民和日本人民要求改进两国关系的共同愿望。
作为一个亚洲国家，日本决不应该同自己的邻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发生联系。
拒绝建立这种联系，就要使两国之间的共同问题，例如贸易、侨民和渔民等等问题无法解决。
这对于日本人民当然是不利的。
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已经十年之久，日本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却至今没有建立，它们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受到人为的限制。
而且日本统治集团中那些跟美国走的人直到现在还不愿使朝鲜和日本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他们对发展两国贸易和解决两国之间的具体问题不感兴趣。
这种做法当然无补于日本在亚洲的孤立地位。
从平壤发表的联合公报可以看出，日本公众对于这种情况并不满意。
日本公众和朝鲜人民一样，迫切希望早日建立日本同朝鲜的外交关系以及发展相互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日本公众为实现这一愿望和朝鲜人民所作的共同努力，将得到中国人民的积极支持，因为在这一方面所取得的每一进展，都有助于和缓国际局势，特别是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二）美国遭到了道义的谴责
——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
联合国大会对安全理事会第3个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于美国从中作祟，举行了九次投票仍然没有结果。
这件事情表明了美国想继续阻止联合国回到国际合作的道路上去。
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这个机构只有正确地组成才能顺利履行它的职责。
正是因为这样，根据联合国宪章关于地域上之公匀分配的原则，五个常任理事国于1946年在伦敦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
这个协定规定六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应该按不同的地域分配，其中有一席分配给东欧地区国家。
但是在1953年，由于美国的操纵，土耳其无理取得了应当给予东欧国家的席位，使这个原则遭到了破坏。
这种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当时就曾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
今年土耳其任期届满，波兰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
按理联合国大会就应当选举波兰进入安理会，以便及时纠正那种不合理的现象。
特别是在这届大会中，各国代表都表示希望大会能够体现“日内瓦精神”，因此，大会更应当作出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协定的行动，来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和威信。
但是，当本届联大选举安理会非常任理事的时候，美国却提出了远离东欧几千英里的菲律宾作为东欧国家席位的候选国，并且对其他的国家施行压力，迫使它们支持美国的做法。
美国代表洛奇还强词夺理地宣称：
“所谓关于安全理事会选举的伦敦协定仅仅适用于第1次选举的一种约束。”
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联合国中许多国家在历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中一向支持伦敦协定的原则。
就是在本届联大中，古巴和澳大利亚就根据这一原则被选入安理会接替了巴西和新西兰的席位。
美国企图一手撕毁伦敦协定是办不到的。
为了达到它的不正当的目的，美国徒然地想装扮成亚洲国家利益的“维护者”。
它竟搬弄万隆会议
（美国对这个会议的仇视态度是众所周知的）的决议，作为剥夺东欧国家在安理会中的席位的幌子。
波兰出席联大代表团正确地指出，美国的做法恰恰违反了万隆会议决议的精神。
亚洲国家应该在国际组织中有充分的代表权。
这种愿望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万隆会议最后公报是支持安理会席位应“根据公平的地理分配原则”，而不是主张破坏这个原则的。
据合众社报道，亚非国家出席联合国的代表也认为“不应以占据东欧席位的办法来取得安全理事会中的亚洲代表资格”。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东欧国家的代表团为了打开僵局，决定改提南斯拉夫为候选国时，美国仍然继续坚持它的违反宪章精神的主张，反对以南斯拉夫为候选国。
在它的企图继续遭到挫败之后，美国又在程序上玩弄诡计，建议延期选举安理会理事国，而进行选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托管理事会理事国。
美国的目的是想等南斯拉夫被选为经社理事会理事国后，就好阻挠它当选为安理会理事国。
但是美国的计谋被揭穿了。
英国代表团的发言人说：
“我不懂为什么南斯拉夫被选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对它的安全理事会理事的候选资格有任何影响。”
他并且指出以前就曾有过土耳其和新西兰同时在两个理事会中担任理事的先例。
美国在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当中的作为，已使它在道义上处于异常孤立的境地。
严格遵守君子协定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代表团当然坚决反对美国背信弃义的行径。
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和亚洲国家反对美国要剥夺东欧国家席位的企图。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19日的三次投票中，所有的欧洲国家，包括北大西洋集团中的绝大多数“成员国”，也不赞成美国破坏伦敦协定的做法。
支持美国的做法的只有拉丁美洲国家和伊拉克等国家。
这表明美国的做法既不符合欧洲国家的愿望，也不符合亚洲国家的愿望，它的独断专行是异常的不得人心。
历次表决的结果同时反映了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想一手控制它在联合国的表决机器是愈来愈不容易了。
现在甚至连它的北大西洋集团盟国也并不是在每件事情上都遵照美国的意旨行事。
据合众社报道，杜勒斯打算在本星期召开的北大西洋集团国家外长会议上再对美国的“盟国”施加压力，要它们改变在安理会理事国选举的投票态度。
但是不管怎么样，美国也无法挽救它在道义上的严重失败。
美国事实上已遭到了道义的谴责。

全印争取亚洲团结会议闭幕
通过致四外长电文和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的决议
新华社海得拉巴24日电
从21日起在海得拉巴举行的全印争取亚洲团结会议在23日闭幕。
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问题的决议，并且表示赞同今年04月在德里举行的亚洲国家会议所通过的全部决议。
会议选举拉米希瓦里·尼赫鲁夫人连任印度争取亚洲团结委员会主席。
会议在致苏、美、英、法四国外交部长的电文中说，四国外交部长即将举行的会议“如果能够就停止军备竞赛和禁止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达成协议，那末这次会议将能成为历史上的转折点”。
电文认为，“如果没有裁减军备和完全停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一切实验和生产，就不可能有持久的世界和平”。
电文吁请四国外交部长注意亚非国家在万隆会议上明白宣布的立场，并且希望他们的决议“将能满足世界千百万人民的愿望”。
会议在“关于亚洲的安全与和平”的决议中谴责外国阴谋破坏作为走向世界和平的步骤的亚非人民的团结以便使它们的统治继续下去的活动。
决议说：
“最近与东南亚条约有关的事态发展目的在于加强外国在亚洲的基地。
土耳其—伊拉克条约已经被扩大到包括巴基斯坦、英国和伊朗在内。
企图在印度支那破坏日内瓦协议的尝试仍在进行。
破坏朝鲜停战的威胁仍然存在。”
决议又说，“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不仅被阻止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还正在被外国用作军事基地。”
决议说，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嘲弄觉醒了的亚洲人民的意志和权利，缩小在万隆作出的历史性决议的意义。”
决议要求结束外国对亚洲事务的干涉。
决议要求立即给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立即停止分裂亚洲人民和使他们自相残杀的尝试”。
决议表示充分支持印度总理尼赫鲁所提出的举行日内瓦式会议来解决亚洲问题的建议，因为“这种由有关国家首脑举行的会议，一定能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安全”。
关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人权的决议谴责帝国主义国家在北非、东非和南非以及葡萄牙在印度领土上的殖民统治。
决议完全支持正在争取自由的各国人民，并且号召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一致对实行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各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们终止这些措施，因为这些措施抹煞了基本人权。”
关于果阿问题的决议要求葡萄牙占领者立即撤退，并且欢迎各友好国家对果阿解放运动的支持。
“关于亚洲国家面临的贸易和经济问题”的决议要求召开有一切有关方面参加的全亚洲经济会议，“来拟订实行合作以促使亚洲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和它们的生活水平迅速改善的措施。”
决议号召对殖民主义和外国在经济上的控制和渗入提高警惕。
决议要求：
“立即取消美国强加于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的禁运，并且恢复在公海和台湾海峡中的航行自由。
消除不健康的限制和阻挠。
使各国在互利、完全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进行自由贸易。
探讨促进亚洲各国之间的贸易的途径。”
会议在关于妇女地位和保障儿童的决议中要求使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方面有平等的地位，并且主张通过禁止童工的国际公约。
会议建议成立筹备委员会以筹备召开亚洲各国医务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会议，讨论儿童健康问题。
“关于文化问题的决议”概述了亚洲和欧洲文化之间特别是亚洲各国之间文化接触的历史。
决议要求加强文化交流，促进对亚洲人民的文化、风俗和习惯的了解，以鼓励亚洲文化的复兴。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科学问题的决议，决议欢迎最近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的讨论，并且要求“有关各国发表联合宣言，宣布它们将完全为和平目的而利用原子能”。
决议要求在亚洲和世界各国之间交换科学的、技术的和工程的情报，并且建议成立咨询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来组织亚洲国家之间的这种情报交换工作。
决议敦促对亚洲国家的丰富的科学史进行研究。

印度尼西亚舆论谴责美国干涉内政
新华社雅加达23日电
据“印度尼西亚火炬报”和“人民日报”21日报道，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人员19日在雅加达的南洋旅馆，同一些印度尼西亚领袖举行了秘密会议。
参加秘密会议的有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和领事詹姆斯·欧沙利文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工会——全印度尼西亚工会大会主席库斯纳·普拉迪雷贾等人。
据这两家报纸说，有证据证明他们讨论的问题同印度尼西亚的普选有关。
“印度尼西亚火炬报”22日发表社论说：
“在南洋旅馆举行秘密会议的消息的确已经引起了这种疑惧：
外国在进行活动来干涉我国的内政。”
社论还援引17日的美国“新闻周刊”的话说，“反共的马斯友美党总理哈拉哈普目前的看守政府打算继续执政到新国会在明年春天就任时为止。
对于西方来说，这意味着还有时间做一些早就该做的整顿自己的地盘的工作。”
社论指出，这一点公开反映了“干涉我国内政的强烈愿望”。
社论说，鉴于外国干涉的危险，二十九个亚非国家在亚非会议的十项和平原则中谴责了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的行动。
社论最后说，“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让我们团结起来制止这种危险。”
“独立报”也在22日发表社论说，现任内阁的某种活动使人有这样一种强烈的印象：
他们正在邀请外国干涉印度尼西亚的内政以便加强他们的地位。
社论说，“我们不能不表示担心，因为这将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
社论最后说，“我们能够处理我们自己的事务，而不要任何方面的干涉。
我们必须阻止外国干涉我们的内政。”
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22日援引雅加达政界人士的话说：
杜勒斯的特使、美国参议员赫·亚历山大·史密斯准备来印度尼西亚一事只能被认为是美国企图直接或间接地干涉印度尼西亚的事务。
这些人士说：
美国对印度尼西亚的选举结果感到异常失望。
他们又说，决不应该忘记美国大使馆人员同一些印度尼西亚政界领袖19日在南洋旅馆举行的秘密会议。
“人民日报”的社论号召人民注意美国进行干涉的这些迹象，并且保持警惕以维护选举结果。

吴庭艳集团举行“公民投票”
新华社河内24日电
西贡消息：
吴庭艳集团23日在南越的一些地方举行了废除保大的“公民投票”。
在西贡，吴庭艳集团的军队、警察和密探如临大敌地散布在各投票站和主要街道。
吴庭艳集团强迫所有商店关门，威胁人民到投票站去投票。
每个人在投票前必须把票子高高举起，以便于吴庭艳分子检查。
如果举起的是绿票，即不赞成吴庭艳做“国长”或“总统”，就受到警察和密探的逮捕和威胁。
据大越电台透露，昨天在西贡和堤岸，至少有三十个人在投票站当场被捕，其中有一个报社工人还遭到毒打。
人民对这个投票把戏非常冷淡。
许多人利用各种办法拒绝到投票站去，以至吴庭艳集团不得不出动大批兵士化装平民到投票站去装装场面。
在中越各地，吴庭艳集团公开地出动军队和警察，强迫人民去投吴庭艳的票。
人们被成群结队地赶到投票站去，但是有许多人设法溜了回来。
在守德、旭门等地方，一个上午只有几十个人去投票，而吴庭艳集团的宣传机关却扬言在几个钟头内去投票的人，已经有“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百”。

埃及驻印度大使馆发表声明
否认埃及从中国获得军事装备
新华社新德里24日电
据“印度时报”22日消息：
埃及驻印度大使馆21日发表声明，否认关于埃及从中国方面收到军事装备的报纸消息。

塔斯社辟谣
新华社24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23日讯：
最近外国报纸出现了一些消息，就苏联准备向以色列供给武器。
这些消息的来源就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苏丹姆10月12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谈话，他说，美国国务院“获得情报：
苏联集团采取了向以色列供给武器的步骤”。
塔斯社受权声明：
这些消息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其目的显然是要迷惑世界舆论。

寮国战斗部队全军严格执行停火命令
老挝王国军队却伺机向寮国战斗部队进攻
新华社河内23日电
寮国自由民族统一战线机关报“自由报”报道：
10月21日零时，在桑怒和丰沙里两省各战线上的寮国战斗部队全部正规部队、地方部队、民兵和游击队同时执行了寮国战斗部队总司令部所发布的停火命令。
这家报纸又说，在许多地区，寮国战斗部队已经转移，以便同老挝王国军队之间保持一定距离。
“自由报”指出：
但是，在孟桑（桑怒西南）等某些地方的老挝王国军队却利用寮国战斗部队转移的机会向寮国战斗部队方面开火和进攻。
在寮国战斗部队因自卫而予以还击后，他们才退却。
“自由报”又说：
在10月21日，老挝王国军队总司令部一方面发出停火命令，但是另一方面却秘密指示它的第7营袭击和占领孟桑和那卡。
在10月21日下午，王国政府秘密命令它的第6营在10月22日内占领那经、那萨蒙和沙柳（桑怒省芒奔东南）。
“自由报”评论说：
“上述这些行动证明：
虽然寮国战斗部队一直在严格地执行停火命令，王国部队却继续在采取敌对行动，拒绝正确地履行新近缔结的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
老挝王国当局至今还没有放弃它的逐步占领桑怒和丰沙里两省的企图。”
“自由报”敦促王国政府方面立即命令它的部队停止对寮国战斗部队的一切敌对行动，并且惩处破坏分子。

就南尼访问苏中两国的报告
意大利社会党领导机构发表公报
新华社24日讯
塔斯社罗马讯：
意大利社会党领导机构发表公报。
公报说：
社会党总书记南尼在10月22日举行的领导机构会议上作了关于访问苏联和中国的报告。
公报指出，党领导机构“对南尼同志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关系的政策方面所做的维护意大利利益的工作一致表示满意”。
公报说：
“在同苏联的领导人进行接触之后，已经看得很清楚，他们肯定地倾向于本着日内瓦精神来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并且为了改善同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正在促使意大利进入联合国的问题得到解决。”
公报接着指出南尼同中国的领导人会见的巨大意义。
“领导机构已经责成党的议会党团表现相应的主动性，并且把意大利同亚洲这个最大的国家的关系正常化的具体的和积极的可能性告诉议会，同时敦促政府采取符合于民族利益的外交步骤。”

庆祝全印争取亚洲团结会议胜利闭幕
海得拉巴市民举行盛大游行和集会
新华社海得拉巴24日电
10月23日下午，印度海得拉巴市的市民们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和群众大会，庆祝全印争取亚洲团结会议的胜利闭幕。
游行队伍从胜利运动场出发。
来自海得拉巴各地区的市民、妇女和青年、教授和学生同出席全印争取亚洲团结会议的代表一起参加了游行。
游行队伍以白马、披着有莲花标志的蓝色旗帜的大象以及乐队为前导。
游行队伍还带着许多标语牌，上面写着“亚洲和世界和平万岁”，“五项原则是走向和平的道路”，“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地位”，“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和“打倒殖民主义”。
还有许多标语表示反对侵略性的军事集团和军事基地，并且要求葡萄牙退出果阿。
游行队伍通过了市内各大街道，沿途高呼口号。
游行以尼查姆学院作为终点。
在那里举行了一个有一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
会议通过了决议，表示拥护全印争取亚洲团结会议的各项决议。
拉米希瓦里·尼赫鲁夫人在大会上说，亚洲国家曾经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受到了外国的束缚，现在，它们必须消除受过外国束缚的恶果。
这些国家面对的问题许多是相同的，这些问题只有通过互相合作才能获得解决。
拉米希瓦里·尼赫鲁夫人说，亚非两洲仍然有一些国家呻吟在殖民主义的压迫下，并且正在为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进行斗争。
一切亚洲国家都有责任起来支援它们。
因此，全印争取亚洲团结会议要求立即结束殖民主义，因为它是横在新近觉醒了的亚洲国家的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她号召人民加倍努力以加强亚洲各国人民间的友好联系，以保障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全印和平理事会主席赛福丁·克其鲁博士在会上说，亚洲、非洲、欧洲和全世界各地都要求和平，因为只有和平才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问题。
他说，正是由于人民的呼声才带来了经过日内瓦四大国政府首脑会议所产生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新气氛和希望。
他号召作出更大的努力，以达到亚洲团结与和平的目的并且进而实现世界和平。
在会议上发言的还有印度争取亚洲团结委员会秘书长、印度国会议员赛义德·纳乌塞尔·阿里、印度国会议员阿努普·辛格博士、印度著名的音乐家昂卡尔·纳特·塔库尔、海得拉巴邦立法会议议员、著名的乌尔都文诗人马克敦·莫休丁和印度的著名作家穆尔克·拉志·阿南德博士，他们说明了全印争取亚洲团结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的重要意义。
大会在高呼“世界和平和亚洲团结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

缅甸国家足球队同武汉市足球队作友谊赛
缅甸国家足球队以三比二获胜
据新华社讯
应邀来我国访问的缅甸国家足球代表团21日来武汉访问比赛后，已在23日上午离武汉去广州。
22日下午，缅甸国家足球队同武汉市足球队举行了一场友谊比赛。
比赛开始后，双方长时间形成拉锯战。
到三十六分钟时，缅甸队左内锋在距武汉队球门十八公尺处射门，球撞门柱弹回，被中锋格·塞缪尔赶上从右面射入网内。
这时全场三万多观众立刻热烈地鼓掌。
到上半场终了时，缅甸队以一比零领先。
下半场武汉队展开反攻。
不到五分钟，武汉队右翼得球乘机从右方切入，在门前轻轻一拨，对方守门员防备不及，球窜入网，场上比分一比一。
以后，武汉队又获得几次射门机会，但球都被缅甸队守门员拉貌扑住。
缅甸队得球后，也立刻转入反攻。
二十七分钟时，缅甸队中锋带球进入武汉队禁区，武汉队守门员救球心切，离位扑球，却被对方乘虚而入，一脚踢中。
缅甸队再度领先。
过了不到一分钟，武汉队又攻入对方禁区，缅甸队左前卫截住来球，在十一公尺处转身将球传给守门员拉貌，但拉貌已离开大门，接球不及，球轻轻滚入网内，记录变成二比二。
中线开球后，缅甸队前锋在十八公尺处得球射门，球触门柱，从右上角弹入网内，记录变成三比二。
以后，双方争夺更为剧烈，但都没有得分。
最后，缅甸队以三比二获胜。
球赛结束后，全场观众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来感谢缅甸队和武汉队的精采表演。
缅甸国家足球代表团在武汉期间，还参观了汉水铁桥和汉水公路桥工程、武汉长江大桥工程，观看了楚剧。
部分团员还访问了市郊群力农业生产合作社。

缅甸总统巴宇等招待中国佛牙护送团
新华社23日讯
仰光消息：
缅甸联邦总统巴宇博士在21日下午举行招待会，招待中国佛牙护送团。
赵朴初团长和团员都应邀出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作陪的有缅甸佛教协会主席吴敦爵士、最高法院院长吴登貌、法官吴千吞等。
席间，巴宇总统对中国政府和佛教界把佛牙奉迎来缅甸供瞻拜，一再表示感谢。
招待会在友好气氛中进行。
21日晚，缅甸佛教协会主席吴敦爵士举行宴会，欢送中国佛牙护送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也出席了宴会。
出席作陪的有宗教事务部长和宗教事务部官员和佛教界人士共百余人。
吴敦爵士在致词中，对中国政府和佛教界把佛牙奉迎来缅甸供瞻拜，表示深切的感谢。
他说，这一事实必然使中缅两国间的友谊得到更多的发展和巩固。
中国佛牙护送团团长赵朴初在致词中，希望两国佛教徒今后加强联系，为巩固两国友好和争取人类和平而努力。
新华社23日讯
仰光消息：
中国佛牙护送团在22日上午自仰光乘飞机返国。
前往机场欢送的有缅甸佛教协会主席吴敦爵士、最高法院法官吴千吞和宗教事务部官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也到机场欢送。

萨尔居民举行投票否决“萨尔法规”
新华社24日讯
萨尔消息：
萨尔地区居民在23日就“萨尔法规”举行了公民投票。
投票进行了一整天。
据萨尔首府萨尔布鲁根宣布的投票最后正式结果，在投票的人中有百分之六十七点七表示反对“萨尔法规”，投票赞成的仅有百分之三十二点二，“萨尔法规”被否决了。
投票结果宣布以后，支持“萨尔法规”的萨尔霍夫曼政府提出辞职。
“萨尔法规”是去年10月法国和西德签订的，作为巴黎协定的一部分。
这个法规是西德阿登纳政府为了换取法国统治集团同意重新武装西德的巴黎协定而签订的。
“萨尔法规”规定萨尔成为“欧洲化”的地区，使德国的一部分萨尔同德国分离，而由西欧联盟理事会任命高级专员管辖。
法规规定法国继续在经济上控制萨尔，并且规定西德同萨尔的经济关系不能损害法国的利益。
这个“萨尔法规”遭到了要求使萨尔回到德国的萨尔居民的广泛反对。
“萨尔法规”被否决引起了美国和英国方面的严重忧虑。
路透社消息说，伦敦外交人士对“萨尔法规”被拒绝“表示深切的关怀”，拒绝“萨尔法规”可能“恢复历史性的法德关系的紧张焦点”，“法国同意重新武装西德的基础也遭到破坏。”
“纽约先驱论坛报”24日说，萨尔投票结果是对美国的“统一欧洲”事业的“严重打击”。
西德和法国的统治集团在“萨尔法规”被否决后对萨尔问题提出了不同的主张。
路透社消息说：
波恩政治观察家认为“这次投票将加强阿登纳总理在争取同法国就萨尔问题举行新的谈判的任何行动中的地位。”
西德的全德事务部长凯撒在23日晚上马上要求萨尔霍夫曼政府辞职和在萨尔举行新的全国选举。
法国政府就“萨尔法规”公民投票结果发表公报说：
“现在形成的局势只能够在现存的机构的范围内来加以考虑”。
巴黎人士指出，这就是要萨尔地位保持从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所谓“自治”的现状，即在经济上同法国联盟，在政治上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法国控制。

陈旧的药方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0月10日发表的外交政策演说中，吹嘘美国经济的“繁荣”。
他把美国经济描绘成是“具有极大的生产力并能进行公平的分配的经济的范例”。
说什么在美国和生产同时存在着“人们的满足”，人们“互相竞争并且可以生产更多的东西”，“并且分配广泛因而促使生活水准不断上升”。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像杜勒斯这样对于美国的经济情况感到心满意足的。
美国民主党的史蒂文森就是一个例子。
史蒂文森09月28日在得克萨斯大学的演说中承认美国经济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某些经济趋势指明了面前的麻烦”。
他说：
“农业经营者在这个繁荣的时期完全没有分享任何好处”。
农产品的“价格在继续下跌，而消费品的价格则没有下跌，制造商的利润增加到了空前的水平。
在过去，这样一种趋势就是前途不妙的警告”。
史蒂文森指出，目前美国经济的“繁荣”是虚假的。
他指出，在过去一年中，汽车的出售“不是靠目前的收入和人民的购买力维持的，而是靠分期付款的购买的空前扩大来维持的”。
购买房屋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股票市场上，“我们今年在华尔街看到的投机之风是1929年以来最烈的一年”。
史蒂文森指出了美国经济危机越来越近的迹象。
但是，他拿不出任何办法来。
他只是要求美国的领袖们“少谈一些繁荣的规模有多么大，而应该多谈一些如何使它维持得长远些”，也就是设法尽可能延迟经济危机的爆发。
杜勒斯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他在外交政策演说中表示，为了使美国的生产力找到出路，美国不但“不打算使自己解除武装”，而且还要建立所谓“防御力量”和“使用我们的军事和经济力量”。
他并且表示，不这样就不能够“对我们的将来有信心”。
可见，杜勒斯能够拿出来的还是那一付扩军备战的老药方。
但是事实早已证明，这个陈旧的药方是医治不好病入膏肓的美国经济的。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