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举行会议
讨论当前国际局势和世界和平运动的任务
新华社13日讯
据塔斯社维也纳讯：
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会议12日在维也纳开幕。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世界和平理事会总书记让·拉斐德、副主席欧仁妮·戈登夫人以及常务委员会中苏联、中国等许多国家的常务委员。
会上讨论了当前的国际局势和世界和平运动为巩固“日内瓦精神”和促使即将举行的四大国外长会议成功所应当采取的措施。
德拉维热里（法国）在会上致开幕词。
他着重指出，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大力促使维护和发展在日内瓦所表现的精神，促使即将举行的四大国外长会议顺利进行和得到良好的结果。
德拉维热里说道，现在四大国外长会议即将举行，我们充满着乐观情绪，并且认为，尽管在解决许多问题方面还有种种困难，但是达成协议的现实可能性是存在着的。
蒙塔古（英国）接着发言。
他谈到了苏联最近提出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实现裁减军备的建议，并且说道，尽管在解决裁军问题上有困难，但是这一问题还是可以通过谈判来获得妥善解决的。
他指出，东西方国家应当以议会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互相访问的形式来扩大接触。
加桑诺瓦（法国）谈到必须进一步展开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斗争。
他呼吁尽一切努力来使舆论在外长会议的前夕更加积极地支持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谅解的政策。

中国建筑师代表团应邀赴苏
新华社13日讯
中国建筑学会应苏联建筑师协会邀请，派遣了由十人组成的建筑师代表团去苏联进行访问。
代表团在团长万里率领下已在13日晨乘飞机去莫斯科。
代表团将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及其他较大的中心城市，考察苏联方面的建筑情况和建筑师们的成就。

中立国视察小组
继续视察志愿军归国部队
新华社新义州13日电
驻新义州的中立国视察小组11日和12日继续视察了撤出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部队的军事人员和他们所携带的武器弹药。
中立国视察小组在工作中得到朝中方面联络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部队人员的充分合作和协助，顺利地进行了视察。
从10日到12日的三天中，他们没有向朝中方面联络官提出任何在视察中发生的疑问。

保加利亚两展览专家到北京
保加利亚画家维涅夫等回国
新华社12日讯
保加利亚展览专家瓦西尔·叶夫蒂莫夫·伊凡诺夫和季米特尔·格奥尔基耶夫·坎基米罗夫到达北京。
他们来中国是为“保加利亚民间艺术创作展览会”进行设计工作的。
新华社10日讯
根据中保文化合作协定1955年执行计划前来中国访问的保加利亚季米特洛夫奖金二次获得者、著名画家维涅夫，诗人、幽默报刊“大黄蜂”副主编彼得罗夫，古典画家查哈里耶夫教授等三人，已在09日离京返国。
维涅夫和彼得罗夫在中国访问历时共四个月，先后到沈阳、大连、西安、兰州、重庆、成都、昆明、汉口、上海、广州、杭州等地参观访问，同中国文艺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
查哈里耶夫在我国共访问一个半月，曾去广州、上海、杭州、天津、沈阳等地参观。

兰新铁路解决洪水漫流地区线路设计问题
我国铁路设计人员正根据苏联专家建议，修改兰新铁路经过洪水漫流地区的工程设计。
据初步计算，经过修改以后的这一段线路设计，可比原来初步设计少修六十多座大小桥梁，线路的质量还比原设计的好。
洪水漫流地区在张掖西面四十多公里的地方，这一带三十多公里内的地面上，像蛛网般密布着几千条大小的沟壑，平时干旱无水，等到下雨的时候，从祁连山上直泻下来的洪水，就遍地乱流，把泥土砂石冲走。
我国勘测设计人员在设计这一段线路时，原决定用“逢沟架桥”的办法，共要在较大的沟壑上修筑一百座桥梁。
苏联桥梁专家卡特兰诺夫看到这一设计后，认为将来小沟里流来的洪水仍会把铁路冲毁，“逢沟架桥”的建筑费用也太大。
于是就会同水文地质等专家到现场调查，建议在铁路线上游接连开挖几十条人字形的积水沟，把所有大小沟壑中流来的洪水先汇集到积水沟中，然后通过三十多座桥梁把洪水宣泄到铁路线的下游，这样所需修筑的大小桥梁就比原设计减少了六十多座，线路安全更得到了保证。
解决洪水漫流地区的障碍，是在玉门以东建筑兰新铁路的一个关键性技术问题，这个问题的顺利解决，就为明年通车玉门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华社）

四川省境内发现大磷矿
地质勘查人员在四川省发现了一个储量很大的磷矿。
经初步勘察和化验证明，这个矿藏可以供应一座年产二十多万吨的磷肥厂生产所需的原料。
这个矿所在地的含磷岩层厚达二十公尺，仅南北区矿区露头的浅部矿量就达一千七百多万吨。
含磷量比四川现已开采的最好的峨眉磷矿还要高。
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已决定明年在矿区的一端，先建设一座磷肥工厂，以便满足彝族人民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
以后，随着交通的发展，这个磷矿还将得到更大的开发。
（新华社）

宋庆龄副委员长接见印度两个访华代表团
贺龙副总理接见并招待罗曼诺夫
新华社13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在13日下午接见了以艾雅尔为首的印度师生代表团和以古普塔为首的印度法律工作者代表团。
接见时在座的，有马寅初、张志让、朱其文、陈翰笙、田德民等多人。
新华社13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13日下午接见了应邀来中国访问的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席尼·尼·罗曼诺夫。
接见时在座的有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蔡树藩、荣高棠。
当晚，贺龙副总理并举行宴会招待尼·尼·罗曼诺夫。
出席宴会的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蔡廷锴、蔡树藩、卢汉、黄琪翔、荣高棠，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和北京市体育运动委员会的代表以及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人员。

小兴安岭上的机械化伐木场
邴瑞年
黑龙江省带岭森林工业实验学校第二伐木场是小兴安岭上最先建立的一座机械化伐木场。
在林场里，电锯手吕长吉和他的两个助手，从容不迫地一按电钮，在五分钟内就伐倒两棵六十公分粗的大树，这是弯把子锯一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量。
绞盘机手李世华等分别坐在两台绞盘机的操纵台上，眼睛看着信号，手轻轻地扶着闸把，巨大的原条木就像上了钩的鱼，顺着油丝绳从半里外的山上被牵过来，然后又被绞盘机用架杆架起来，装到车上。
李世华说：
“我往这一坐，连集材带装车，一天就赶上十五个人和九头牛干的活。”
在这里，机械化生产已经完全代替了笨重的体力劳动。
今年，这个伐木场以一百一十个工人和十个干部担负着四万二千立方公尺木材的生产任务。
这个任务如果完全用手工劳动来完成，需要四百二十个工人和四十多个干部。
可是由于实行机械化生产，这个伐木场正在按月按季完成生产任务。
这些熟练的电锯手、绞盘机手原来就是以前那些用弯把锯伐木、拿皮鞭赶老牛套子拖木头的手工业工人。
1953年的12月，他们开始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学习操纵机械。
为了掌握绞盘机，李世华曾一连几个午间不回工舍吃饭，一直守在机器旁边观察、琢磨。
以后他又和组长研究，改进了劳动组织，进一步合理分工，生产效率一天一天提高了。
电锯手吕长吉和小组工人，不断地研究、试验，使伐木效率提高了三倍。
现在一台绞盘机一天在二百五十公尺面积上可连集带装四十多立方公尺木材，每台电锯每天伐木九十立方公尺，最高达一百二十立方公尺。

志愿军归国的先头部队一个师撤出朝鲜
新华社新义州13日电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部队六个师的先头部队一个师，到12日下午止已全部经由新义州后方口岸撤出朝鲜。
朝鲜国境城市新义州车站在这几天内整日聚集着前来送别的朝鲜人民。
每当载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部队的列车驶进新义州车站，月台上就立刻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热情的朝鲜人民吹着喇叭，打着长鼓，涌到各个车厢里或车厢门口向志愿军指挥员、战斗员献花、握手、拥抱，并且在月台上演出歌舞节目。
朝鲜姑娘们争着上车给志愿军归国部队的战士们戴光荣花；
儿童们把红领巾系在志愿军战士的脖子上；
家庭妇女们提着大开水壶，捧着水杯，从人群里挤到车厢跟前，把一杯杯开水送到战士的手里。
她们情意深长地说：
“喝吧，这是朝鲜的水！”
新义州市和平里八十多岁的老大娘张信花（译音）和全家有十一个青年参军的六十岁的老大娘金凤礼（译音），还在车厢里为志愿军归国战士们跳起朝鲜古典舞来。
许多战士在这种情景下激动地表示，要在今后努力保卫和平事业，答谢朝鲜人民的热爱。
在一次欢送大会上，新义州市油脂生产合作社的全体职工还献给志愿军归国部队一套铜制的朝鲜饭具。
新义州市第6人民学校三年级学生金明官也把自己的“积极分子章”挂在一位志愿军战士的衣袖上。
平安南道道立艺术剧场的演员们，也热情地参加了欢送者的行列，他们高唱中国歌曲送别即将离朝的志愿军战士们。

我们伟大的祖国
江苏省南通专区今年棉花获得丰收。
南通县三余区新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正在翻晒新棉。

我国试制六百吨混铁炉成功
我国自制的第1台六百吨混铁炉已由大连工矿车辆厂试制成功。
六百吨混铁炉是冶金工业不可缺少的重要设备。
它的作用是容贮高炉化好的铁水，调和铁水的成分，并用瓦斯保持铁水的高温，因而可以大大缩短炼钢时间，提高钢的产量。
它的全部零件有一万多件，主要部件都是用八十二公厘的厚钢板焊接起来的。
焊接这么厚的钢板在我国还是第1次。
大连工矿车辆厂职工在苏联专家的热情指导下，解决了许多重大的技术问题，掌握了焊接厚钢板和加工十多吨重的大部件的先进技术，在九个月中把这一新产品制成。
我国冶金工业的发展需要很多的混铁炉。
这台六百吨混铁炉，即将运往鞍山钢铁公司投入生产。
现在，大连工矿车辆厂职工正满怀信心地开始生产第2台六百吨混铁炉了。

我国赴日商品展览团团长等到达东京
新华社13日讯
东京消息：
中国赴日本商品展览团团长曹中枢一行七人在12日下午到达东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村田省藏、副会长山本熊一、理事伊藤今朝市；
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左派社会党议员野沟胜，穗积七郎；
中日贸易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
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伊藤武雄；
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常任理事小林彻；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冈田文吉；
东京华侨总会理事会主席张加爵；
大阪华侨代表陈承家。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苏联驻东京代表团代表查索夫尼科夫和先到东京进行展览会准备工作的中国商品展览团副团长冯铁城、萧向前等。
东京和横滨两市的华侨等共两百多人举着五星红旗，拿着鲜花到机场欢迎。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村田省藏在机场致欢迎词说：
“这次在日本举办的中国商品展览会不仅在贸易上有着意义，而且表示着贵国伟大发展的缩影。
我们相信这次商品展览会将会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
刚刚回国的日本国会议员访苏团第2团长野沟胜致词，对于中国在日本举办商品展览会表示衷心的欢迎。
曹中枢团长在热烈的掌声中致词。
他对这次能有机会到日本展出中国的商品，表示感到非常高兴。
他说，我们的展出工作得到日本各界人士的热烈协助和支持，我谨代表全团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曹中枢说：
中日贸易虽有悠久的历史，但商品展览会过去举办的不多。
我们相信，通过这次展览会将有助于中日两国间的经济交流与贸易关系的进一步扩展，从而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曹中枢最后表示向东京市民和日本人民致敬。

新义州各界欢送志愿军归国部队某部
辽宁省和安东市各界人民举行欢迎大会
新华社新义州13日电
朝鲜新义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一万五千多人，在13日冒雨欢送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部队某部领导机关的指挥员和战斗员们返回祖国。
上午十时三十分（平壤时间），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领导机关人员的列车徐徐进站。
在乐队高奏欢迎曲声中，归国部队某部的指挥员和英雄、模范、功臣们走下列车，由朝鲜平安北道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世广、朝鲜劳动党平安北道委员会副委员长郑洙永、朝鲜劳动党新义州市委员会委员长金利俊和新义州市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田吉弘等陪同登上主席台。
他们胸前佩戴的抗美援朝纪念章和各种勋章、军功章光彩夺目。
这支部队的领导机关的其他人员也参加了欢送大会。
欢送大会开始前，由新义州市各界人民的代表——十六位朝鲜姑娘组成的献花队，走上主席台，把巨大的花篮和花束献给志愿军归国部队的代表。
朝鲜新义州市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田吉弘在欢送大会上致词。
他代表新义州人民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部队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并热烈地祝贺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保卫世界和平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志愿军归国部队代表康林致告别词。
他表示一定把朝鲜人民对志愿军的深情厚意带回祖国去，今后更加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
新义州人民在欢送大会上向志愿军归国部队赠送了许多礼品。
这些礼品中有新义州市纸浆工厂职工送来的一幅锦旗，旗上绣有“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在我国建立的功勋将永远灿烂光芒”的字样。
新义州市日用品工厂等单位送来许多具有朝鲜民族风格的船形胶鞋、绣花手帕、铜饭具和各种精致的民间工艺品。
有些朝鲜妇女们还亲自把表示朝中人民永远心连心的六个丝制彩色锦囊系在志愿军归国部队代表的腰间。
当志愿军归国部队的指战员们向朝鲜人民告别登车时，新义州车站上沸腾起来。
车上车下同时展开了热烈的联欢活动。
车站上，人们随着欢乐的乐曲，自动组成了许多个舞圈高歌狂舞。
在许多车厢前，人们都在互相签名、互赠照片或共同合影留念。
当列车在万人欢呼声中开动时，欢送的人们和车上的战士们手里还拉着无数条把他们联结起来的彩色纸带，用各种亲切的话语表示他们依依惜别的心情。
新华社安东13日电
辽宁省和安东市各界人民两千五百多人13日在安东市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的某部领导机关和归国部队凯旋回国。
到车站欢迎的有中共安东市委员会书记卫之，安东市市长段永杰、副市长王鹤、李特夫，安东市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安东部队的代表和安东市各机关、学校单位的代表以及工农业劳动模范、烈士和军人家属模范多人。
中共辽宁省委员会的代表、中共辽宁省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张雪轩，辽宁省民政厅厅长周达夫，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辽宁省分会副主席陈先舟，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沈阳部队代表郭开锋等也特地前来欢迎。
当载着归国部队的列车在上午十一时零八分进入车站时，人们齐集车厢前，同归国志愿军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握手、拥抱，整个月台上响彻了欢呼声和歌曲声。
少年先锋队队员们把大束鲜花献给志愿军的指战员。
接着，欢迎大会在“志愿军战歌”乐声中开始。
张雪轩首先代表中共辽宁省委员会、辽宁省人民委员会和辽宁省各界人民，向凯旋归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部队表示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部队代表张日清在会上致答词。
他代表回国部队的全体士兵和军官对欢迎的人们表示谢意。
欢迎会后举行了宴会，并为归国战士们作了慰问演出。

新建开源电站开始安装机器
西南地区新建的第2座自动化火力发电站——开源发电站的主厂房的建筑工程已快完工，各主要车间都在进行建筑的同时开始安装机器。
一条专用铁路线已修筑到电站，许多机器从铁路运到了工地。
开源电站从设计到施工，都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进行的。
从莫斯科送来了图纸，从苏联工厂送来了最新式的机器设备。
苏联专家每日深入工地指导工作。
第3季度由于执行了苏联专家的一百九十九条建议，各项工程进展加快。
现在，主厂房的钢筋混凝土工程已完成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建设开源电站的人们来自祖国各地，复员军人们也来到这个工地，他们日夜辛勤地劳动着。
晚上，弧光灯和电灯的光芒把工地照耀得像白昼一样，工人们正争取早日把这座发电站修建完成。
（刘以行）

玛纳斯河流域又建一座水库
新疆农业生产建设部队，在完成玛纳斯河流域大泉沟水库工程后，09月22日又动工修建另一座水库——柳沟水库。
这个水库是玛纳斯河流域水利规划中最大的水库，修成后可蓄水七千万公方，灌溉新疆盛产棉粮的玛纳斯河流域下游已经开垦的和即将开垦的四十万亩以上的农田。
今明两年计划完成水库工程百分之七十，蓄水四千万公方，争取明年08月放水，灌溉二十五万亩地。
全部工程到1957年完成。
柳沟水库采取半机械化施工，现在水库工地上集中了大批的掘土机、羊角碾、拖拉机、斗车等各种机器，进行紧张的工作，争取在封冻前完成霸基回填工程。

甘肃敦煌县棉花空前大丰收
甘肃省敦煌县今年棉花获得有史以来的大丰收。
全县今年种植了五万三千六百多亩棉花，比1954年扩大三倍以上，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百分之二十九以上；
同时今年的单位面积产量也大大提高，平均每亩可产籽棉三百七十多斤，折合皮棉每亩一百二十多斤，超过原订计划百分之六十以上，比1954年增产百分之八十八以上。
最多的每亩可产籽棉七百五十多斤，折合皮棉二百五十多斤。
敦煌县今年的棉花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也很好：
棉花的纤维长度达二十五点二六公厘，衣分达百分之三十八左右，棉花的纤维光泽柔细，殭瓣烂铃极少，是纺织工业很好的原料。
目前农民正在采摘，头花已大量上市，估计全县今年可卖给国家六万多担皮棉。
敦煌县是一个很好的棉产区。
全年无霜期在一百八十天到二百天之间，土质好，雨量少，但有祁连山的雪水泉水足供棉田灌溉之用。
今年敦煌县人民委员会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保证完成了扩大棉田计划，并训练了五百多名农民技术手，改进了植棉技术，又全部采用了苏联优良棉种，因而获得全面丰收。
　（平正祥、何联瑞）

衡阳湘江大桥动工修建
衡阳湘江大桥已正式动工修建。
这座大桥全长四百多公尺，是一座铁路和公路的两用桥，上层是通行大型汽车的公路桥和人行道，下层是通行火车的铁桥。
这座桥的两端有引桥，桥身相当高，就在洪水季节，船舶也可以从桥下通过。
这座大桥的测量、钻探和初步设计，都是由我国桥梁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苏联专家的帮助和指导下进行的。
大桥的建设将采用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施工方法。
这不仅可以减轻工人的体力劳动，而且可以大大加速工程进度。
全部桥墩、桥台的施工任务将在明年春水到来之前完成。
这座大桥预计在1956年第3季度竣工通车。
它将使粤汉、湘桂两铁路干线直接贯通起来，粤汉路转湘桂路的火车，将不再绕便桥行驶，而可直接从这座大桥上通过，这就使我国东北、华北和华东等地同西南和南海海港之间的联系更为方便。
这座大桥还能把衡阳市江东、江西两区连成一体，使衡阳市更趋繁荣。
（本报驻长沙记者）

评杜勒斯的演说
四国外长会议很快就要开会了。
人民对它抱着很大的期望，并且很正当地认为如果有关各国都能根据日内瓦精神来开这个会，就可以进一步和缓国际局势，巩固和平。
但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10月10日在美国退伍军人团年会上发表演说，却企图使人相信在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之后，国际局势仍然只有紧张，国与国之间的信任难以建立。
他别有用心地强调分歧和对立，表示美国不愿裁减军队，鼓吹建立军事集团、宣传推翻人民民主国家人民所选择的制度。
他的演说通篇没有一个字提到有必要实现日内瓦精神，加强国际合作和相互谅解，为国际局势的进一步缓和而努力。
路透社的评论恰当地指出：
“这篇演说的声调和内容，听起来倒像是杜勒斯先生在日内瓦会议举行以前老向苏联发出的那种警告演说。”
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是战后国际关系开始改善的里程碑。
可是，现在离这个会议仅仅两个多月的今天，杜勒斯竟然发表这样的言论，这不能不令人认为是十分遗憾的。
大家记得，在日内瓦会议闭幕后，艾森豪威尔曾表示他相信苏联希望和平的意愿是真诚的。
现在，杜勒斯却竭力歪曲苏联的和平政策，企图抹煞苏联在日内瓦会议后为和缓国际局势所作的一系列的努力。
杜勒斯想使人们相信，苏联争取国际局势缓和的行动是不真实的，“仅仅是一种策略”。
不过，杜勒斯的这一企图是很难达到目的的。
从日内瓦会议到现在，人们没有看见美国作出一件真正符合于日内瓦精神的行动。
这是连美国有一些舆论也不满意的。
“纽约邮报”就说：
“……美国自从日内瓦会议以来，让时间过了两个月而没有任何新的外交行动……。
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对比是显著的。”
是的，对比是很显著。
在日内瓦会议以后，苏联在实施日内瓦精神方面，作了巨大努力。
苏联关于裁减苏联武装部队六十四万人的决定，以及在苏芬谈判中主动提早放弃租借波卡拉乌德海军基地的权利，对于促进普遍裁军和撤销在外国的军事基地，发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现在英国也宣布准备裁军十万人。
由于苏联的倡议，苏联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一措施有助于德国东西两个部分的接近，从而为德国问题的解决开辟了现实的途径。
苏联主动积极扩大同西方国家政治、科学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接触，这对于从各方面增进国与国的联系和谅解，有很重要的意义。
要想贬低甚至抹煞苏联在和缓国际局势方面所作的重大贡献，是根本不可能的。
杜勒斯对苏联和平政策的歪曲，无非是故意散布猜疑，借以保持国与国之间的互不信任。
杜勒斯在演说中要求和平民主国家“弃绝武力”，不应当“使用军事力量以达到国家的目的”。
他特别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对台湾行使主权。
我们要回答杜勒斯：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贯地主张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的；
行使武力以达到国家的侵略目的的，恰恰是美国自己。
是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武装力量霸占了中国领土台湾，企图借以阻挠中国政府对它自己的领土行使主权。
可是另一方面，根据我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一贯立场，我国总理周恩来早在亚非会议上即倡议中美两国举行会谈，来谋求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大家知道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的举行，以及这一会谈就第1项议程达成协议，是同中国方面的积极主动和它的坚定不移的努力分不开的。
杜勒斯10月10日的演说表明，在美国的统治集团中，有一部分人至今还迷信和崇拜武力，把美国的对外政策放在行使武力的基础之上。
杜勒斯声言美国要不使用武力，但实际上他却不仅表示美国决不放弃在朝鲜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军事机器，决不停止美国在台湾地区已经和正在行使的武力，他并且强调去年冬天美国国会通过的“授权总统”使用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议。
他甚至把中国政府为和缓局势而提前释放犯罪的美国飞行人员也说成是美国压力的结果。
很显然，杜勒斯认为美国可以使用武力来霸占中国的领土台湾，而中国却不能选择自己的方法，包括使用武力在内，对自己的领土台湾行使主权。
杜勒斯要求中国“弃绝武力”，就是要求中国放弃它对自己的领土台湾行使主权，而承认美国有权利使用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
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的。
这也是一切爱好和平人民决不能容许的。
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任何人都不能干涉。
美国使用武力霸占中国的领土台湾，造成国际紧张局势，是国际问题，应该经过中美之间适当的会议来加以解决。
杜勒斯如果真有意和平解决这个问题，他就应该对中国的这个明确主张作出明确的表示。
杜勒斯在反对中立的名义下反对各国独立自主的政策，竭力鼓吹组织旨在加深分裂和对立的排他性军事集团。
他公开地表示“美国不主张实行中立”，妄称“中立在今天已经是一个陈腐的概念”。
但是国际局势恰恰同杜勒斯的愿望相反，实行独立自主政策的思想在今天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在西欧和亚非各国中继续不断地扩大和发展。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十分简单：
各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认识了参加排他性的军事集团将会对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因为这样，所以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和有的西欧国家，在世界政治中执行了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的独立政策。
执行这种政策的结果，使它们得以避免承担扩军备战的重担，得以避免美国军队在本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从而它们就有可能保障国家主权的不受侵犯，提高了它们的国际地位。
这种独立自主政策既符合于这些国家的民族利益，也符合于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利益。
因此，许多国家的人民，为了保障自己的领土主权，为了反对卷入扩军备战的灾难，正在掀起有力的要求本国实施独立自主政策的运动。
不管杜勒斯如何反对，独立自主、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的趋势是不可抵抗的。
十分明显，杜勒斯10月10日演说的根本目的，是想破坏日内瓦会议的国际良好气氛，阻挠国际局势的进一步缓和，以便他阻挠和破坏世界人民全心希望成功的四国外长会议。
但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迫切地要求加强国际合作，美国人民也强烈地希望结束“冷战”。
即使在美国统治集团中，头脑清醒的人士也认为和平共处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杜勒斯在今天重弹日内瓦会议以前的老调，就只能把自己放在同全世界人民相对立的地位。
不应当忘记，现在各国人民为维护和巩固和平事业的决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因而走向缓和也将是今后国际局势发展的主要方向。
杜勒斯的演说使世界人民再一次看清美国国内拒绝和缓局势的势力对这种局势不肯甘心，总要捣乱。
这只能使各国人民加倍提高警惕、为保卫和实现“日内瓦精神”而更加坚持不懈地斗争。
杜勒斯妄想拦阻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但是，迟早他会认识到他的悲惨的失败。

集二线轨距加宽工程已完成
为了使集宁—乌兰巴托铁路早日通车联运，集二线轨距的拨宽工程已在12日十二时三十分完成。
13日上午八时，由集宁开出了第1台宽轨机车，直驶二连车站。
集二线的轨距是按照集宁—乌兰巴托铁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轨距标准而加宽的。
在拨宽轨距的工程中，工人们响应总指挥部提出的保证质量、保证安全、提高劳动效率的号召，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结果比计划提前两天半完成了拨宽轨距的工程。
（新华社）

工人们有了成本观念以后
郝洁
每天下班以后，北京石景山钢铁厂铸造部的工人们，就都围拢到班组经济核算竞赛公布牌前去，看看每个班在昨天一天内，产量、质量、待修率、原材料消耗、安全等各项主要指标完成的情况。
公布牌上，每项指标完成情况都用人民币的价值标示出来，工人们一看，就会知道自己的班组在昨天一天内，到底为国家创造了多少财富，有没有浪费，比起别的班组来又怎样？
如果公布牌上都是写的白色字（表示为国家创造的财富），大家就连说带笑地离开公布牌，疲劳也随着愉快的心情而消失了；
如果公布牌上出现了红色字（表示浪费），大家就很认真地互相问着：
怎么搞的呀？
第2天一上班，他们一定找出浪费的原因，想出改进的办法。
这个班组经济核算竞赛牌像一面旗帜一样，鼓舞着工人为全面完成国家计划指标，为克服浪费、争取给国家创造更大的积累而努力。
过去，领导上号召工人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工人们也知道应该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但实际上，那时候在他们脑子里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增加产量，提高质量，注意安全，至于降低成本，在他们脑子里的印象就比较抽象了，甚至认为降低成本是成本核算人员的事，跟自己无关。
工人们常说：
多铸几根铁管，少出一点废品，就什么都有了，浪费一星半点在所难免，算不了什么。
的确，如果你在那时候走进铸造部一、二管场的生产车间，随处都可以看到成块的废铁、几公尺长的缠芯子用的草绳子、缠芯子用的纸卷、半新的棉手套、口罩、扫帚头等。
一、二天内，洒在地上的铁水，就有几十公斤。
炉灰里掺着大量没烧透的焦炭。
对于这些浪费现象，大家都习惯了。
由于工人成本观念差，原材料管理制度也不认真执行。
例如规定了限额领料制度，但工人领料不过秤，即使过了秤，明明五斤半，也会马马虎虎地给算成五斤或六斤。
因此，原材料消耗量无法统计得准确，成本忽高忽低。
去年一管场的直管单位成本，有时竟由超计划百分之十七多，一下降又比计划节约百分之七多。
成本核算人员也不深入车间，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打算盘，摇计算机，月终根据各车间上报的材料往一块统计，所以，他们只能了解成本忽高忽低的“大概”原因，却找不出真正原因。
工人除了因工资算错了去找核算组以外，平常很少同核算组发生关系，有时核算组的同志偶然到车间去一趟，工人就会奇怪地问：
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去年10月里，铸造部开始推行班组经济核算竞赛。
工人们看到这个办法可以把自己每天的劳动成果用人民币核算出来，又可以发现生产中的问题，感到“心中有谱了”，“竞赛有了明确的方向”，
“评比也有了可靠的根据”。
所以，他们一开始情绪就很高，干劲很大，无论在路上，在食堂里，都可以听到工人们谈论着竞赛的事。
到11月份，生产就有了显著的好转，产量提高了很多，在成品率方面完全扭转了前四个月完不成任务的局面，安全事故也显著减少了。
但只有一件事最令人苦恼，就是主要原材料——铁水的消耗量还经常超过规定的定额。
两个管场的工人都为这事着急，谁都想突破这一环，获得优胜红旗。
二管场工人首先发现铁水消耗定额高的原因，在于工人倒铁水时，为了抢快和省事，沥沥拉拉地洒到地上去了。
于是工人们就改进了倒铁水的操作方法，不使铁水洒在地上，并且还做了个筛子，每天把撒在地上的铁豆从沙土里筛出来。
这样，铁水的消耗量减少了一些，但还经常超过定额。
铁水究竟是怎样浪费的呢？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大家就从一天领多少铁水，铸了多少根管子，用掉多少铁水算起，知道了铸成的管子实际占用的铁水只占领用的铁水的百分之八十二。
其余的铁水是管子上端需要切掉的浇口和切头占去了。
每根管子铸好后都要切掉三十四公斤重的切头，这个管头非切不可。
这个过去谁也没有想过的问题，现在竟引起大家的注意了。
二管场的工人从改进操作方法入手，工长陈玉达建议把制铁管子的芯子规格改变一下，把一端切头（泥芯头）的位置向下缩五十公分，再把管模水口位置降低几十公分。
经技术员和工人研究，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于是全场就改用了新规格的芯头，结果制成的管子每根切头部分比过去节约了二十一公斤多，铁水的消耗量迅速下降了，只今年03月份，二管场就为国家节约了七十多吨铁水。
一管场生产的是细管子，不能像二管场那样改，但他们也在二管场的启示下，改进了水口模工具，结果比二管场缩小切头的办法每根又少用了约四公斤的铁水。
现在一、二两个管场每月可节约铁水一百六十四吨。
班组经济核算竞赛牌上的原材料铁水消耗一栏就很少出现红字了。
这项技术改进，同时帮助了克服铁水原料不足的困难。
过去，铸造部熔铁炉不能供给一、二两个铸管场以足够的铁水。
一管场用多了，二管场就得少用一些；
二管场用多了，一管场就得少用一些。
现在，由于一、二两个管场的铁水节约了，加上熔炉的设备也有了改进，铁水供应已经完全可以够用了。
工人们从班组经济核算竞赛的过程中，特别是从以上生产关键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加强了成本观念。
他们过去不懂成本，现在懂得了成本，过去不关心成本，现在关心成本了。
工人们一关心了成本，就会想尽办法把一切浪费的漏洞都堵死，连最细小的地方也不放过。
如果现在你再走进他们的车间，再也看不见几公尺长的草绳子随处乱抛了，工人们连捆草绳子用的绳头都接起来使用；
口罩用脏了，洗干净了再用；
棉手套戴破了，掉过来再用那面；
过去一个车间洗手用的煤油，一星期需要两公升，现在两公升可以用一个月；
过去一个车间每天发两把扫帚，这会儿一星期两把就够了。
烘炉工人在炉灰里细心地把没有烧透的焦炭筛出来继续烧。
铸管产量、质量有了显著上升，成本更有显著下降。
以推行班组经济核算前的半年间同推行班组经济核算后的半年相比较，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二点八三到百分之四点七，成品率提高了百分之二点一，而生产成本竟降低了百分之三点五以上。

湖北省三个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调查
中共湖北省委第1书记　王任重
我最近到了鄂城、黄冈、浠水三个县，主要是了解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向下面工作人员学习办农业合作社的经验，同他们共同检查农业合作社中的问题，共同商议今后如何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
这是我半年来第1次下乡调查合作化运动的情况，时间虽然只有十天，但受益不少；
特别是听了三个乡（鄂城杜山乡、临江乡、浠水望城乡）和几个合作社的报告，看了几个农业合作社的生产情况，使我非常兴奋。
我们要想改变领导落后于群众运动的情况，要想加强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具体领导，就必须同县、区、乡、农业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共命运，同呼吸”，向他们请教，同他们商议。
各县、各乡、各社的情况都不是完全相同的。
合作化运动的实际经验是很丰富的。
县、区、乡、农业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中，有许多优秀人物。
他们不仅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且是聪明的，有才能的。
我们的任务是鼓励和支持他们前进，肯定和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领导和帮助落后者向先进者看齐，不应该用无数的“清规戒律”去束缚他们的手脚，更不应该拉着他们后退。
可是我们今年上半年在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上，就犯了这种右倾错误。
从下边揭发出来的许多事实，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右倾错误的严重性，进一步认识到我们领导作风上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严重危害。
我把这次下乡所看到的和听到的情况，以及我同黄冈地委书记姜一同志、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任爱生同志、三个县的县委同志、浠水县望城乡农业生产合作社长饶兴礼同志以及一些乡的工作人员所商议过的一些意见，综述如下：
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确比互助组和单干农民增了产
我们在09月09日下午到了鄂城杜山乡。
这里是产棉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都改种了岱字棉。
我们看到了一个互助组的组员父子二人正在地里拾棉花。
他们旁边有一块农业合作社的棉花，显然比互助组的棉花株密桃多。
在这大片岱字棉中间，有一块单干农民种的本地棉，株叶细弱，棉桃少而小，比农业合作社的岱字棉的产量显然要低得多。
据说这户单干农民曾经自己打自己的脑袋说：
“你为什么不种岱字棉。”
10日上午我们到了鄂城临江乡。
这个乡只有一个十六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户户都增加了收入。
社里今年的小麦每亩平均收一百九十点五斤，产量高的每亩达二百九十到三百斤。
互助组的小麦每亩平均收一百四十五斤。
单干户（内有两户富农）每亩平均收一百一十三斤。
今年夏季农业合作社共卖余粮八千四百六十斤。
贫农社员金宝庆卖出余粮九百五十斤；
而人口、田地条件和他相同的社外农民金佩玉因收入少只卖出四百五十斤。
农业合作社棉花预计每亩可收皮棉六十斤左右（丰产棉田每亩可收皮棉一百斤左右）。
这个乡有个富裕中农金朗清，是个生产能手，同农业合作社比赛，说他的棉田产量要胜过农业合作社的一块丰产田。
他曾吹嘘说“我的地底子壮，不上粪也比你们社里的棉花长得好”，并在晚上偷偷施肥。
春季参观评比时，他的棉苗长得较高较好，他洋洋自得地说：
“这是单干户的棉花，不是合作社的，你们可莫搞错了。”
最近这个乡又组织了一次参观评比。
农业合作社丰产田的棉花每株有三、四十个桃子，而金朗清的棉花每株只有二十三个桃子。
这是对农民最生动最有力的教育。
怀疑农业合作社能否增产的人，被事实说服了。
临江乡现在正在筹建十二个新社，许多贫苦农民都要求入社。
他们在申请书上写着：
服从领导，积极劳动，以社为家，永不退社。
农业合作社的增产，吸引贫苦农民纷纷入社；
同时带动互助组、单干农民积极增加生产。
有许多互助组提出了“搞好生产，争取入社”的口号。
这就充分证明了农业合作化是农业增产的主要依靠。
怀疑农业合作社能否增产，甚至忧虑合作化运动会影响农业生产，是毫无根据的。
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加速合作化的发展，更好地发挥农业合作社的带头作用，依靠农业合作社去带动互助组和单干农民，为超额完成国家五年计划中的农业增产计划而努力，这是我们的决心。
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增产运动是一致的，合作化运动的高涨，必然推动农业增产运动的高涨。
这正如贫苦农民要求参加农业合作社是为了克服困难，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一样，二者是没有矛盾的。
怎样更好地发挥农业合作社的带头作用呢？
第1、除了扩大乡的互助合作联合委员会之外（应吸收单干农民中的代表人物参加），在互助合作组织较为发达的乡，还应根据居住条件以一个较好的农业合作社为核心，吸收其他社长、互助组长、单干农民的代表人物参加，组成互助合作委员会分会。
这样才便于及时交流生产经验，便于互相协助（应注意遵守互利原则），克服困难，发展生产。
第2、应该组织社同社、组同组、社同组、社组同单干户的生产竞赛。
农业合作社不应害怕同富裕中农竞赛，农业合作社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头一年不如某些富裕中农高，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农业合作社的丰产田，是能够超过富裕中农的。
农业合作社的全部田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在经过一年、两年、三年的努力之后，是一定可以赶上并超过本乡富裕中农的，这是当前每个农业合作社的努力目标。
只有农业合作社的生产水平赶上并超过了富裕中农，社员的生活才能得到较大的改善，才能吸引富裕中农自愿入社。
第3、农业合作社不仅要在技术上指导互助组和单干农民，而且在必要时应该同互助组、单干农民实行换工互助。
对于孤寡老弱的贫困农民，应给予必要的和可能的扶助。
这对于巩固和发展农业合作社、发展农业生产都是有好处的。
饶兴礼领导的农业合作社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如蔡仲恒是一田地多、劳力少的老中农，1953年秋报名入社，后又退社，他帮助农业合作社一个生产队记账，农业合作社用抽水机帮助他抢种晚秋，他眼看社里确实比社外好，1954年秋，就又入了社。
第4、在以乡为单位制定农业合作社的规划的基础上，应制定乡的农业生产发展计划，有些先进乡和先进社还应该制定较为长期的农、林、畜牧业多种经营的发展计划（如五年、十年），使农民群众有个发展的远景。
二、农村的阶级情况和党的阶级政策
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这几个县都在三级干部会上作了传达。
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广大的乡村工作人员、党员和积极分子，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觉悟。
他们许多人都说等于毛主席到咱们乡来了一次。
贫农积极分子说：
毛主席坐在北京，把咱们乡的情况都看透了。
我们知道毛主席绝对不会忘掉咱们贫农的。
他领导咱们土改，又领导咱们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使咱们从穷坑里完全爬出来过富裕生活。
许多乡支部书记、农业合作社长学习了党的阶级政策以后，检讨了排斥贫农、轻视贫农和勉强拉富裕农民入社、甚至依靠富裕中农办社的错误，认识到贫农和新老下中农（即贫苦的和还不富裕的农民）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是积极拥护的。
他们当中许多人积极要求参加社。
已经入社的贫农，都能够任劳任怨，不闹纠纷，站岗放哨，保护社的财产；
丰收之后，都省吃俭用，偿还银行或信用社的欠款。
而富裕中农，特别是那些资本主义思想浓厚的分子，从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以来，就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抵触不满。
如富裕中农郭少怀，1952年秋为了讨便宜，参加了饶兴礼领导的农业合作社。
在社内总想多赚工分，不干重活。
到1953年秋实行统购之后，则大为不满。
他说：
“原来看共产党还不错，现在越看越不像话。”
现在郭少怀所以不退社，是因为“自发”的路被堵塞住了。
郭少怀在社里的收入，是比以前增加的，但他还是不满，想各种办法投机取巧。
农业合作社对于缺乏生产资料或缺乏劳动力的贫苦农民，好处确实是大些。
饶兴礼领导的农业合作社七十户社员中，除了六户缺乏劳动力的困难户以外，其他四十多户贫农都上升到中农生活水平了。
如雇农张二伦，外号“奄道士”（人老实不爱说话），家有五口人。
他1952年冬季入社以前，自己没有耕牛农具，得先帮别人种田，然后才能种自己的，因而庄稼长不好，每年要缺几个月的粮。
入社之后每年有余粮，盖了两间新房，上了冬学，成了社的生产模范。
他爱社如爱家，开会发表意见，再不是“奄道士”了。
乡村工作人员用许多活生生的例子，说明了农村阶级情况和合作化运动的高潮。
一部分先进乡，自愿报名入社的农户已占全乡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左右。
像鄂城的杜山乡、临江乡，浠水的望城乡、石河乡，今冬明春入社农户将达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以上。
一般乡（约占全部乡数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今冬明春入社农户也将达全乡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区乡工作人员在分析了阶级情况和各阶层农民对农业合作社的不同态度之后，认识到所谓农业合作社难办，农业合作社问题多的主要原因，除了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的破坏以外，就是因为“富裕中农的意见多”。
有些富裕中农，一年到头闹退社，干活“避重就轻”，看到贫农要供应、要贷款，他也吵供应、吵贷款，欠了贷款有钱也不愿还。
有的富裕中农，当了社长或副社长，就排斥贫农，隐瞒产量，抵抗统购。
浠水石河乡有一个副社长王崇贵（富裕中农），把五户贫农排斥退社，又把社里积的肥，让生产队担到自己的田里，插秧以前，自己就退了社。
黄冈县一个乡支部书记兼社长刘海东（富裕中农）说：
“农业合作社优越性总结不得，越总结越垮，合作社打鱼，每户只分到三十多元钱，有一户上中农，自己一条船，一张网，打鱼卖了一百多元。”
这个刘海东就是想自己单独搞一条船，一张网，单独发财。
而所有的贫苦农民，除了互助合作之外，谁能单独买得起什么船什么网呢？
可见在发展农业合作社时必须首先吸收贫农和下中农入社，使贫困农民（包括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形成农业合作社的骨干；
不要勉强拉富裕中农入社，不要使富裕中农（个别真正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上中农成份的党团员或积极分子除外）掌握社的领导权。
同时乡村工作人员的挑选，党员团员发展对象的选择，都必须注意成份问题。
只有这样才能建设起一个能够领导合作化运动的强有力的乡支部，才能顺利地实现依靠贫农（包括下中农）团结中农的政策，才能进一步巩固乡村政权，保证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前进。
为了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阶级政策，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1、要正确区分贫农、下中农和上中农（不要重新划分阶级）。
鄂城临江乡的调查，全乡总户数六百八十八户，其中除地主二十二户、富农三十二户（漏划富农和新富农未计入）小商贩手工业者十六户以外，贫农中农合计六百一十八户。
土地改革时原有贫农四百三十四户，土地改革后发生了变化。
现有贫农一百三十户。
新下中农二百六十九户。
二者合计为三百九十九户，占原有贫农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九。
新中农中间的上中农三十五户，占原有贫农总户数百分之八点一（人口约占百分之十左右）。
土地改革时原有中农一百八十四户，现在分为上中农一百一十五户，下中农六十九户，下中农占老中农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
现有贫农、新下中农，加上老下中农共计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四点一，占全乡总户数的百分之六十六强。
黄冈三台河乡和浠水望城乡的调查，同上述情况大体一致。
我们认为这些调查是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的。
对社员，应根据入社前的经济地位来辨别其成份。
所谓经济地位，是指生产资料的占有（田地、耕牛、农具、投资）和生活状况两方面而言。
不能仅仅看其生活状况。
如浠水望城乡有一个老雇工，四十多岁，没有老婆孩子，入社后收入有敷余（除吃穿外，余七百斤米）；
入社前，生产生活都有困难。
像这样的户，应算做贫农。
第2、必须从贫苦和比较贫苦的农民当中，培养积极分子；
从这些积极分子当中，发展党员、团员，挑选和培养干部。
鄂城县委最近训练的一千零二十九个社工作人员中，有三百二十六个是准备当社长的，其中有二百四十七个是贫农，五十四个新下中农，十四个老下中农。
副社长中有二百六十四个贫农。
三百二十五个会计中，贫农有一百八十五人，新下中农六十五人，老下中农六十二人。
浠水县委通过整党会议，根据党员成份和对社的态度（即社会主义觉悟程度）进行分类排队，发现
一千三百六十三个党员中，有九十六个党员不积极走合作化道路。
五百八十四个支部委员中，有二十八个不积极走合作化的道路。
黄冈县二百零五个乡的工作人员，听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指示，积极拥护的一百五十五人。
不大积极，抱怀疑态度或有抵触情绪的五十人，其中二十九人的成份是新上中农和老上中农。
对那些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党员，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应清除出党，决不姑息。
对那些被排斥、受过打击的贫农，应该公开向他们道歉，承认错误；
对于被“动员”（实际是强迫）退社的贫农，一律要欢迎他们回来；
对于自愿入社的贫苦农民一律要吸收（不能借口他们有些什么小缺点再加以排斥）；
对于那些缺乏劳力的特别困难户，应从派工、土地报酬和政府贷款、救济款等方面加以特别照顾，使这些困难户（约占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到八）能够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和广大农民生活的上升，逐渐摆脱缺衣缺食的状况。
在宣传党的阶级政策时，有少数上升为新上中农成份的党员发生了一种误解，他们说：
自己上升升坏了，共产党还是喜欢穷人。
应该打破这种误解，应该向他们说清楚：
共产党是不喜欢资本主义，不喜欢那种只顾自己发财使旁人受穷的剥削分子。
党的政策是限制资本主义，是要通过合作化的道路，使广大贫苦农民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消灭贫困，使劳动人民过富裕生活。
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农村党员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发展农业生产、支援国家工业化，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决心。
第3、对待新、老上中农的政策。
贫苦农民和富裕农民，当前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是有积极和消极、坚定和动摇的区别的。
但上中农也是劳动农民，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军。
他们的动摇消极情绪，是可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日益发展的前提下，逐步得到克服的。
在他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以后，他们也是可以同贫困农民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因此，对待上中农必须坚持团结的政策。
对于他们当中暂时不愿入社的人，不要勉强他们入社；
对于已入社而愿意退出的，允许退出，并且应告诉他们什么时候愿意回到社里来还是欢迎的；
对于不愿退社的可以留下；
真正自愿入社的可以吸收。
对于某些上中农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如说怪话，闹情绪，对统购统销、互助合作的某些错误言论），应该在农民内部进行适当的批评（不批评是错误的）。
这种批评是为了教育，为了团结，必须把这种劳动人民内部的批评教育和对不法地主、富农或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斗争严格区别开来。
各个乡都发现确有几户漏划富农或新上升的富农，他们有的已混入农业合作社并有破坏活动。
对这些人应该加以处理。
但这种漏划富农或新上升富农为数不多，必须注意不要把那些虽有剥削，但剥削部分确实不超过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或虽超过但未连续三年的上中农划为富农。
三、必须走群众路线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不能用各种“清规戒律”去束缚群众的手足，必须爱护和支持县、区、乡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能采取包办代替或多种责难去限制和打击他们的积极性。
省委这半年来，在指导合作化运动上的右倾错误，一方面表现在对贫苦农民参加农业合作社的积极性估计不足，阶级政策贯彻执行得不够具体深入；
另一方面表现在“前怕虎、后怕狼”，束手束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
这是我们应该深刻记取的沉痛教训。
这次在浠水县委扩大会议上（有区委书记参加），我代表省委向他们进行了自我批评。
（一）省委有几个同志，今春曾经批评过浠水县委有“急躁冒进”情绪。
事实证明这种批评是不妥当的。
浠水县已有农业合作社八百六十七个。
其中因灾减产者五十八个社，因工作未做好减产者只有十一个社，其余七百九十八个社都比互助组、单干户增产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浠水县的经验证明，全省在去冬今春是可以办更多的社的，办得更多一些也是可以办好的。
（二）今年春季省委强调巩固新建社，全力开展春耕生产运动的方针是正确的，但在“坚决停止发展”上出了问题。
因为要停止发展，有的社已经建起来了，也不批准。
如鄂城杜山乡萧功梓领导的社，半年来未获批准（萧功梓是共产党员，受过两次合作训练），不准叫农业合作社，又不准叫高级组。
可是事实上他们坚持下来了，办得很好，增加了生产。
其他各地所谓“自发社”，也有不少类似情况。
对于真正的自发社，不去帮助他们进行整顿提高，而强调退回到互助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三）省委对农业合作社强调以大改小，指导又不具体，这是造成下边动员社员退社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浠水望城乡白石山农业合作社是1953年冬季建立的，1954年增了产。
1955年春，因几户富裕中农闹退社，闹不团结，驻社工作人员便以“县委决定、服从组织”（经县委同意的）的命令，强迫社的工作人员动员二十一户社员退了社（占全社一半）。
这些退社户除四户富裕中农外，多是贫苦农民。
如贫农胡立元因“夜盲眼”不便夜晚开会，用“开会不积极”的名义强迫他退社。
贫农杨来青的母亲，因买小猪向社里借三元六角钱，社长不借支，说过一句“不如单干”的牢骚话，就被迫退社；
退社后曾哭过几次。
（四）省委根据互利原则，对农业合作社具体政策所作的若干规定，基本上是正确的，但缺乏“因地制宜”“因社制宜”的必要的灵活性。
这是由于我们对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要在增加生产，增加社员收入的条件下，逐步增加生产投资，增加社内公共财产（包括荒山造林、集体开荒等），以便逐步向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过渡的方针不够明确，往往过多地注重社的眼前利益和社员个人利益，而忽视社的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
因为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缺乏灵活性，使有些社的生产发展受到了某些限制。
如饶兴礼领导的社，1952年在荒山上种了一片松林，现已长成茂盛的幼林了。
后因强调社员个人植树，荒山造林便停顿下来。
因而至今还有几片荒山没有造林。
饶兴礼同志说：
如让农业合作社集体造林，荒山早已消灭了。
上述这些问题，说明我们不仅要克服右倾思想，而且要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工作作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为了正确执行党的群众路线，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应该注意下列几点：
第1、中央和毛主席所指示的“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必须坚决贯彻。
不能把放手发动群众误解为是可以放弃领导，放任自流，必须对农村工作全面进行妥善安排和组织，并有计划地做好建社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第2、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依靠党的乡支部去进行。
事实证明，我们农村党员百分之九十几是好的，乡村工作人员绝大部分也是好的。
经过今年的整党工作，党员的觉悟将大为提高。
有些思想作风上有错误的工作人员受到了教育，已表示决心改正。
少数坏分子已被清洗出去。
乡支部的领导骨干已进行了调整。
这样，党的乡支部的领导能力就增强了。
应当相信，依靠乡支部是可以做好建社和整社工作的。
上面派下去的工作人员，应该依靠乡支部、经过乡支部去办社，不应包办代替。
这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关键所在。
第3、坚持自愿原则，不仅不要勉强拉上中农入社，也不要勉强拉贫苦农民入社。
必须根据贫苦农民的觉悟程度，分做多批把他们组织起来。
在进行乡的合作化规划时，应该反复说明自愿原则，让农民自由决定何时入社，入哪个社（互助组员应以户为单位自愿报名入社）。
不准强迫命令。
第4、挑选社的工作人员如社长、社委、会计、生产队长都必须经过社员充分酝酿之后由社员大会民主选举或通过，不能采取指定办法。
第5、社内各项重大问题的处理，都必须经过社员大会通过。
社的账目应按月按季向社员公布。
第6、在发展农业合作社的运动中，必须防止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组织假社，并应及时揭发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对于农民群众自己办的所谓“自发社”应该加以调查，帮助群众进行整顿，加以批准。
对于混入社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坏分子，应在查明属实取得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加以清除。
第7、关于社的大小问题，应该根据居住条件，人事关系、骨干强弱等条件具体决定，可大可小，不能强求一律。
十几户、二十几户的新建社，比较容易办好是事实，因而省委关于新建社不可太大的规定是正确的；
但如领导骨干较强，四、五十户甚至六、七十户的大社也是可以办好的。
社大力量大，优越性超过小社，各乡在扩大老社筹建新社时，应注意这个问题。
第8、各县、区党委领导农业合作社的方法，一方面是要教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领导方法；
一方面还要运用现场、会议、社员代表会议、参观评比、交流经验等方法提高先进社，带动一般社，帮助落后社。
要用这两种方法，来实现党对合作化运动经常不断的领导，纠正那种平均使用力量和驻社工作人员代替支部的错误方法。

组织混合工作队，提高施工效率
陆超祺
今年02月，在建筑工程部召开的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上，苏联顾问亚·华·普洛阔费也夫曾介绍苏联建筑企业组织混合工作队和编制综合任务单的经验。
他说，这是提高施工效率的有效方法。
半年多来，建筑工程部东北第1工程公司第6工程处、东北第2工程公司第5、第7工程处和西南第1工程公司第5工区，都有重点地推行了这一经验。
事实证明，组织混合工作队和编制综合任务单，的确是加强建筑企业基层组织、加速施工进度、提高工程质量和降低工程成本的有效方法。
我国国营建筑企业的基层劳动组织，在1954年初整顿建筑队伍的同时，就进行过一次改革，建立了工段，实行了工长制，解决了基层组织中班长、队长、施工员、技术员领导分散、职责不清、无人负责的问题。
但是，当时工段的建立没有实行区域管理制的原则，没有按工程对象（如机座、砌筑、屋面等）把在施工过程中互相关联的各种工人组织在一起，由工长统一领导和组织施工；
而是按工艺技术（如木工、瓦工、力工等）把工人分别组织起来，各有自己的工长。
当时人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劳动组织才符合专业化分工的原则。
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这是不科学的。
例如砌砖工程，瓦工、搭脚手架的木工和把砖头灰浆运到工作地点的力工，必须密切配合，才能把工作做得好，做得快。
但因为这三个工种的工人属于三个不同的工长领导，各有单独的工程任务单。
在施工过程中，各专业工种经常先做便于完成自己定额的工作，如果瓦工的速度加快了，力工没有及时地把砖头、灰浆运到工作地点，或者木工不能及时地搭好手脚架，瓦工工长也不能指挥力工和木工，使他们赶上去。
这样，瓦工不能不放慢砌砖速度，或者不能不歇工，以等待别的工种。
由于专业工种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所造成的有效工时的浪费是相当惊人的。
据建筑工程部东北第1工程公司去年几个工区有据可查的统计，仅工资一项，就浪费五十二万元！
工程进度也受到影响。
混合工作队就是按工程对象把在施工过程中所需要的互相关联的各种工人组织在一起，由队长统一领导和组织施工。
混合工作队的成员以负责主要工序而又最后制成产品的工种为主。
例如在砌砖工程中，瓦工应该是混合工作队的主要工种，其它为砌砖服务的搭脚手架的木工，把砖和灰浆运到工作地点的力工，以及操纵有关施工机械和运输工具的工人，统统是辅助工人。
各个工种的人数，也以主要工种来决定。
如在五天内砌二百立方公尺的砖墙，就应先根据劳动定额来确定要多少瓦工，然后确定为保证这些瓦工能顺利工作需要多少力工、木工等辅助工人。
主要工种的工人多些，辅助工种的工人也多些，主要工种的工人少些，辅助工种的工人也就少些。
为了便于指挥和领导施工，混合工作队的队长应由技术水平较高、又有组织能力的主要工种工人来担任，他也应该熟悉各辅助小组的工作，熟悉定额，看懂施工图纸。
混合工作队的施工劳动组织跟专业化的施工劳动组织并没有矛盾，而且是在专业化的施工劳动组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是因为：
我们的每一个工程公司都是按照专业化的方向组织的；
混合工作队也是按具体的工程对象组织起来，组成混合工作队的各个工种也是专业小组，有小组长领导。
混合工作队队长是通过小组长来领导各个工种的。
跟组织混合工作队相适应的，就是编制和签发综合工程任务单。
现在一般施工单位签发的工程任务单，是发给每一个专业小组（如瓦工小组、木工小组、力工小组、钢筋工小组等）的。
除了主要工种的专业小组的任务单规定要完成多少成品以外，辅助专业小组的任务单都没规定完成多少成品，如力工小组的任务单规定一天搬运一千块砖到工作地点，至于这一千块砖够不够瓦工小组一天的使用，力工小组就不负责了。
综合工程任务单，是以成品（如一立方公尺的混凝土机座、一立方公尺的砖墙、一平方公尺的抹灰工程或装修工程等……）为计算单位，为了完成所规定的成品数量，还规定了有关工种的工作量。
工资的多少，也是以完成的成品数量来计算的。
这就可以使有关的工种密切配合，使工作队的每一个成员都关心提高劳动生产率、短缩工期和提高工程质量。
在施工中，有关工种的领导统一和集中了，相互协作加强了，就可以避免因步调不一致而发生的窝工、停歇现象。
再加上每一个成员都关心缩短工期和提高工程质量，施工效率就能大大提高。
建筑工程部东北第1工程公司第6工程处，在没有组织混合工作队和签发综合工程任务单以前，瓦工平均只达到现行的劳动定额的百分之一百零四，运砖工只达到定额的百分之九十一，运灰工只达到定额的百分之七十二点三，架子工也经常达不到定额。
组织混合工作队和签发综合工程任务单以后，全队各专业工种平均达到现行定额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九点七，其中瓦工达到定额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三，运砖工达到定额的百分之一百四十六点一一，运灰工达到定额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九点四，架子工达到定额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二点八。
同时，由于工人集体责任感增加，工作地点也比以前清洁了，掉落地面的灰浆和碎砖也减少了。
这种先进的劳动组织也促进工人注意节约。
西南第1工程公司第5工区所组织的混合工作队，在工人技术等级低于劳动定额所要求的情况下，都超额完成了定额，其中有的队竟达到定额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三。
工人们都说：
生活比已往好做了。
东北第1工程公司总结第6工程处试验组织混合工作队和签发综合工程任务单的工作时指出：
如果施工准备工作做得好一点，混合工作队各专业工种，至少平均达到现行定额的百分之一百五十。
这就是说，要是全国的建筑企业都认真推广这一先进经验，我们就可以在现有的工人和技术水平条件下，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三年的定额。
这对于争取提前完成第1个五年建设任务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所以，每一个建筑企业都应该重视和推广这个先进的经验，为进一步缩短工期、提高工程质量、降低工程造价而斗争。
要使混合工作队和综合工程任务单充分发挥作用，必须做好施工的准备工作。
建筑工程部东北第1工程公司第6工程处组织混合工作队和签发综合工程任务单以后，各工种的劳动效率平均没有达到定额的百分之一百五十，而只达到百分之一百三十九点七，就是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没做好施工准备工作：
运灰距离远，没有轻便铁道运输；
绑架子的绳子不够用；
卷扬机安置的地位不适当；
没有按实际计算运砖距离等，结果辅助工种不能跟主要工种情况密切配合。
建筑工程部东北第1、二工程公司、西南第1工程公司重点组织混合工作队的经验说明，在做施工准备工作时，应该给工作队准备比较固定的任务、比较固定的工人和组长，以便保证实行大流水作业，循环操作。
同时也要相应地加强施工的领导机构和职能部门，才能保证混合工作队发挥作用。
根据苏联的经验，混合工作队的工作应该按工作地（俗称为流水段）来组织，并应该规定以下的工作程序：
当在第1个地段上进行主要工作时，就在第2个地段上进行准备工作，以便主要工种的工人小组在第1个地段上完成了主要工作后，就能转到第2个已经准备好了的地段上去工作。
而在这时，辅助工种的工人小组又开始在第3个地段上准备新的工作线。
这样才能保证每一个小组可以不间断地均衡地进行工作。
对于现有的建筑企业的基层劳动组织来说，组织混合工作队和签发综合工程任务单，是一个重大的改革。
以前是各个工种单独计算自己的劳动成果，现在是几个工种综合计算劳动成果；
以前是各工种工人分散活动，现在要受队长统一指挥。
这样，就可能有一些技术水平较高，能力较强的工人，怕参加了混合工作队以后，别人影响他的收入；
就可能有一些辅助工人，不习惯于由别的工种挑选出来的队长的指挥。
因此，在推广这一先进经验时，就要对工人进行集体主义的教育，进行争取完成五年计划的教育；
同时对工人说明大家配合好、相互创造有利的工作条件以后，工作效率就不会降低，而只会提高，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利。
当然，从行政领导部门来说，应该按照按劳付酬原则，合理分配工资，使工人从物质利益方面关心生产。
我国建筑工人大多数都学习过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学习过宪法，学习过关于第1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都愿意争取完成和提前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
只要他们明白这个先进经验的好处，就会积极实行的。

一百四十七岁的苏联老农民艾瓦佐夫
不久以前，在莫斯科，来了一位一百四十七岁的老人，他的名字叫马赫姆德·艾瓦佐夫。
艾瓦佐夫是阿塞拜疆共和国“共青团”集体农庄的庄员和农庄的创建人。
他的家乡位于阿塞拜疆的一个拔海两千多公尺的山村中。
艾瓦佐夫在阿塞拜疆共和国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
他已经作了一百多年的牧羊人。
在这样漫长的岁月中，他赶着羊群走遍了故乡的高山和峡谷。
他还是个务庄稼的能手，他作的木工活和铁工活也很精巧。
此外，他还养过蜂和家禽。
现在，他仍然继续同他的儿子们一块在集体农庄里劳动。
艾瓦佐夫是一个有一百五十二口人的大家庭的家长。
他有二十三个儿女，大女儿今年已经一百二十岁了。
在他的儿子中，有牧羊人、教师、果园种植者和农民，也有石油工人和苏军战士。
他这一次是到莫斯科参观和旅行的。
在莫斯科期间，他参观了苏联农业展览会、克里姆林宫、莫斯科大学和苏联科学院。
（新华社）

介绍“第1个五年计划解说”
陈道
房维中编著　工人出版社出版
向广大人民通俗地解释第1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内容，是一件迫切的事情。
因为这个计划的完成，归根到底要依靠全体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只有当劳动人民和广大职工晓得这个计划的基本内容和跟它有关的各项政策，了解实现这个计划的重大意义时，他们才会有高度的自觉为实现这个计划而奋斗。
有系统地、通俗地讲解第1个五年计划，并不太容易。
国民经济每个部门的活动和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对许多人说来是生疏的；
而且，计划本身离不了数字，大量的数字也往往令人感到沉闷。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向广大人民群众讲清楚第1个五年计划呢？
“第1个五年计划解说”这本书作了一个尝试。
“第1个五年计划解说”这本书写作上的特点，首先是文字通俗、叙述形象化。
这本书是文化程度较低的人能够看懂的，它虽不像伊林在“五年计划的故事”里那样给人们以丰富的趣味，但一会儿给你用黄金折算五年计划期间的投资，一会儿带你走遍十四座五年工业建设计划展览馆，这样，在阅读当中就不会感到数字的枯燥，读完还留着深刻的印象。
其次，是照顾人们的知识水平，做了许多解释。
在工业各部门的作用、轻重工业的关系、工农业的关系、工农业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的关系以及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关系等等问题上，作者都作了说明。
这些说明一般都较生动，读完了可以增长知识。
第3，是有充沛的感情。
作者沉痛地叙述了旧中国的贫穷、落后和处处受帝国主义欺侮，兴奋地报道各项建设将要达到的成就，欢欣地指望第1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建设。
作者说的话紧紧地扣住人们的心弦，叫人很想一口气读完这本书。
因为具有以上这些特点，再加上统计图表和照片的帮助，这本书就容易被广大读者所接受，从而帮助他们系统地了解第1个五年计划。
这本书所以值得介绍，除了写作上的特点外，更重要的是它具有鲜明的思想性。
首先，全书贯串着这样一根红线，就是：
第1个五年计划是引导我国沿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计划。
在“社会主义展望”和“两个初步基础和一个基础”等小标题下，作者集中阐述了制定第1个五年计划的根据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以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这样的阐述也散见于其他章节。
叫人读完之后懂得：
第1个五年计划就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具体化，“走社会主义道路”原来就是这样走；
从而鼓舞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并把这种热爱转化为实现第1个五年计划的物质力量。
贯串全书的另一根红线，就是：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思想。
作者用了全书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篇幅，反复阐明社会主义的强大的物质基础是重工业，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一百五十六项企业的建设是第1个五年计划“中心的中心”；
指出在我国有三个五年计划，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就能到来，经过四、五十年就能赶上或超过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许多章节都这样说明：
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得越快，社会主义改造也进展得越快，剥削阶级也消灭得越快，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也就提高得越快。
使人们读完之后就懂得：
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关系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从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克服一切可能遇到的困难。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还指出：
实现五年计划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
在“提高警惕，加强团结”的标题下，作者分析了在社会主义成份日益增长、非社会主义成份不断削弱下的阶级斗争形势，指出国内外敌人不会甘心于自己的失败，要求时刻提高警惕，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作斗争。
使人们读完之后就懂得：
建设社会主义是极复杂而又尖锐的阶级斗争，因而提高警惕、反对麻痹大意，为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努力。
最后，应该指出，这本书还有一些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讲解得不够充分，作者关于合作化的问题只写了寥寥两页。
对于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甚至没有提到。
另外，阶级斗争的思想在全书里也贯串得不足。
在讲到工业发展速度、轻重工业投资比例、粮食统购统销、消费品供不应求等等问题时，作者着重讲正面道理，对错误论调很少针锋相对地加以批驳。
这些错误论调反映着一定阶级的看法，这许多争论实质上是阶级斗争。
揭发这些争论，就使人们感受到阶级斗争的实际教育，认识到在一切战线、一切部门和一切工作岗位上都有阶级斗争。
这些缺点，希望作者在再版时加以修正。

党组织要为报刊批评获得良好效果而斗争
湜辛
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和成绩越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越高，我们就越需要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需要运用报刊这种射程最远、影响最大的思想武器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员都认识到通过报刊来吸引千百万群众对我们的工作实行监督的重大意义，因此他们能够像党要求的那样，以谦虚诚恳的态度来对待报刊上的批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某些有着严重的骄傲情绪和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的人，经常以各种借口来反对在报刊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有一些人虽然口头上并不反对在报刊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可是当报刊上的批评是针对自己的时候，便产生了抵触的情绪。
党组织的责任，就是要经常地教育党员特别是被批评者对报刊上的批评采取正确的态度，为批评获得良好效果而斗争。
这种教育工作不应当只是一般地谈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要针对被批评者的具体思想情况来纠正他们对报刊批评的不正确看法，解除他们抗拒批评的任何借口，并采取实际措施来督促被批评者纠正已被揭露出来的缺点和错误。
事实证明，哪里的党组织重视向被批评者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切实帮助被批评者提高认识，端正对批评的态度，报刊上的批评在那里就能够产生推动工作的实际作用。
今年01月19日，河南日报批评了洛阳市建筑工程公司在承包孝义机制砖瓦厂扩建工程中提高造价、多取管理费用、牟取高额利润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以后，这个公司的某些领导人员曾对报纸的批评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
党委书记推卸责任，认为事情都是行政上做的，自己不知道。
行政领导人员中有的则强调甲方也有责任，强调甲乙双方关系不好处，基本建设工作不好做；
有的还表示写个检讨、受个处分算了，今后再也不搞基本建设工作了。
中共洛阳市委对上述不正确的态度进行了批评。
他们首先采用个别谈话和小型座谈会的方式，耐心地教育公司的领导工作人员认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认识那种把甲乙双方关系当作不可解决的矛盾的看法的错误，认识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对于社会主义性质企业的危害性。
后来又进一步督促公司领导工作人员检查工作，结合冬训在职工中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经过职工群众的广泛揭发和检查，公司领导工作人员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危害，因而在实际行动中有了很大的转变。
在贯彻今年全年计划中，公司领导方面不只是重视向职工进行了正确认识甲乙双方关系和反对资本主义经营作风的教育，而且抓住了厉行节约、改善工程质量两个环节，主动地同甲方联系，取得密切协作。
半年多来，这个公司的经营管理确实有了改进。
这说明报纸的批评已经真正成为推动这个公司改进工作的动力。
不难想像，如果洛阳市委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帮助被批评者树立对待报纸批评的诚恳态度，如果听任被批评者推卸责任或者检讨过“关”，那末这一正确的批评是不可能收到改进工作的实际成效的。
党组织对于报刊上反映群众正确意见的批评给予重视和支持，对于被批评者的任何抗拒批评或压制批评的行为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斗争，不仅可以帮助被批评者认识错误改进工作，而且必然会提高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国家主人翁觉悟。
这可以从中共中南建筑工程局第7工程处委员会处理“工地生活”报上的一件批评得到证明。
中南建筑工程局原第7工程处五四○六工地在今年01月中旬生产计划超额完成了很多，工地领导人员没有据实上报超额数字，却想从中旬计划超额数字中留下一部分弥补下旬，以便下旬也能继续“超额”。
当这一对待国家计划不严肃的错误做法在中南建筑工程局政治部主办的“工地生活”报上被揭发后，工地的行政领导人员非但没有从思想上进行深入检查，反而对批评者实行讽刺和压制。
中共中南建筑工程局第7工程处委员会没有容忍五四○六工地领导人员以这种错误态度对待报纸的批评。
他们组织了一个检查组，在党委书记领导下，到工地检查工作，并给批评者以鼓励和支持。
经过检查，弄清批评的事实完全正确后，党委负责同志便找工地领导人员个别谈话，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并要求他们联系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的学习来进行检查，作出公开的检讨。
通过这一事件的处理，教育了广大职工认识到党是支持群众开展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的，从而提高了他们对党和国家事业的责任感。
如统计员吴鹤皋就表示：
“我以前的工作态度就是领导怎样说，便怎样做，不管是否对，没有政治责任感。
通过这一批评，使我深深地体会到：
党对坚持原则的批评是支持的爱护的，不管什么领导干部要是压制批评都要受到处分。”
04月份他发现计划中眷属宿舍有二万元是已经完成了的项目，便及时地提出来往上报。
十分明显，正是因为中共中南建筑工程局第7工程处委员会对于报刊上的批评采取了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态度，对于抗拒批评者进行了严肃的斗争，才使得“工地生活”报发表的这一批评产生了动员广大职工积极参加对生产的保证监督的效果。
随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的深入贯彻，许多党组织更加关心在报刊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更加重视向党员特别是被批评者进行正确对待报刊批评的教育，这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党组织都认识到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干部的严重意义，认识到为报刊批评的实际效果而斗争是自己的不可推诿的责任。
河南日报曾在1954年11月17日发表了南嘉和同志批评焦作煤矿小马村工区不按程序施工以致造成浪费现象的稿件。
这个批评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事实是正确的，只是在个别的事实上有出入（自然，这是报纸的缺点），但是遭到了被批评者的公然抗拒。
负责工程施工的原汉口煤矿基本建设局（现为焦作煤矿基本建设局）施工处长史日新竟认为批评者“造反”，要给批评者“算账”；
党总支书记范仁杰则诬说报纸的批评“完全是假报道”，不愿作任何检查。
当河南日报在今年03月12日再一次批评了他们对待报纸批评的错误态度后，范仁杰等更是变本加厉地对批评者大肆攻击，说批评者是“个人主义、官僚主义、报复思想”，同时颠倒黑白，硬把浪费现象说成“节约”，要求报纸公开检讨，恢复他们的“名誉”。
这种粗暴地压制群众批评和抗拒报纸批评的行为，显然是同一个共产党员对待批评应有的谦虚诚恳的态度没有丝毫共同之点的，这就应当得到党组织的严肃处理。
但是原中共汉口煤矿基本建设局总支委员会对报纸的两次批评根本没有进行讨论，对范仁杰等压制批评和抗拒报纸批评的行为不去进行斗争，采取了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
中共焦作煤矿委员会对范仁杰等的错误虽然进行过一些批评，可是在中共河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这个事件进行检查以前，他们并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及时纠正范仁杰等的错误。
党组织对于抗拒批评和压制批评行为的姑息和容忍，就是对于干部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姑息和容忍，就是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姑息和容忍，这是不符合于党和国家的利益的，对于犯错误的干部本身也是不利的。
事实正是这样。
当范仁杰等对报纸的第1次批评采取了错误的态度时，由于党组织没有及时地同他们的错误进行坚决斗争，这就使得他们对报纸的第2次批评采取了更为恶劣的态度。
同时由于他们一直抗拒报纸的正确批评，拒绝党和群众的监督，也就使得他们所领导的小马村工区的浪费现象不但没有得到克服，反而日益严重，这个工区甚至从今年01月到07月份月月都没有完成计划。
这一教训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我们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成绩一天比一天大，这自然是非常好的事情。
不好的是某些共产党员在这些成绩面前往往容易滋长骄傲自满情绪，因而看不见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看不见这些缺点和错误不仅直接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不利的影响，而且必然会给敌人以进行破坏活动的条件。
近来各地揭露的反革命分子的暗害活动，清楚地说明了敌人是如何千方百计地寻找我们思想上和工作上的弱点，利用我们工作中的漏洞来进行破坏。
正是在当前革命事业迅速推进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形势下，党中央特别强调充分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通过报刊吸引人民群众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监督我们纠正缺点和错误，是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
为使报刊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更充分更健全地开展起来，报纸编辑部固然应当努力克服开展批评的各种障碍，保证批评的完全正确；
各级党组织也应当经常地深入地教育党员特别是被批评者对报刊批评采取正确的态度，为报刊批评获得良好效果而斗争。

怎样教育和帮助回到农村的复员建设军人
张良
加强对复员建设军人的经常教育和思想领导，是复员建设军人的要求，也是巩固安置成果的重要工作。
复员建设军人在部队中习惯了有思想领导的集体生活，他们回乡以后，生活方式虽然有所改变，但仍然希望政府能够经常对他们进行教育，帮助他们不断提高觉悟，以便更好地生产和工作。
根据山东省茌平县葛三里乡、莘县曹楼乡、聊城县杨集镇和莒县牛家庄乡等地的经验，要做好对农村复员建设军人的团结和教育工作，首先必须端正乡村领导干部对复员建设军人的认识。
复员建设军人一般都经过革命战争的锻炼和考验，对革命有一定的贡献，妥善安置他们和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搞好生产和工作，是乡村干部不容推卸的责任。
从这种认识和观点出发，才能教育广大群众，树立尊敬和爱护复员建设军人的社会风气。
如茌平县葛三里乡主要乡干部在了解到部分干部有瞧不起复员建设军人的情绪，群众中有“他们回乡有政府照顾和关心，与咱无关”等不关心复员建设军人的思想以后，就结合中心工作，通过各种会议（如党支部委员会、乡人民委员会、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会、群众会等），检讨了自己过去同复员建设军人“比功”的错误思想，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进而向干部、群众进行了饮水思源的教育，分析批判了在一般干部和群众中的各种错误思想，从而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开始树立起“以照顾复员建设军人为光荣”的风气；
在互助组、农业合作社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舆论。
这样就密切了人民同复员建设军人的关系，增强了团结。
其次，干部要深入到村，了解复员建设军人安置后的各种情况及思想变化，进行分类排队，以便分别类型，运用好坏典型事例进行表扬和批评。
复员建设军人回乡后，绝大部分是积极要求进步，愿意搞好生产和工作的。
但也有少数人感到“参加农业生产没前途”，思想苦闷，生产和工作都没有劲。
因此就必须按照不同的情况对他们进行正面的教育。
莘县曹楼乡和聊城县杨集镇都对复员建设军人回乡后在生产、工作等方面的表现和思想情况作了具体的研究分析，同时摸清了他们在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对有困难的予以解决，在此基础上又召开了座谈会，针对各种不同情况，进行了不同的教育，指出了前进方向。
这样做的效果很好，使复员建设军人在农业生产上安下心来。
再次，教育必须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在每次教育中，对复员建设军人提出的问题，如果属于生产生活困难必需解决的，就应在会后给予解决，不能解决或暂时无法解决的，则应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解释或说明，不能不管，也不能拖延。
只有从思想上解除顾虑，从实际上解决具体困难，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鼓舞他们前进，使他们体会到政府对他们的关心。
例如莘县曹楼乡发现王协成、王双义缺房屋，就补给王协成公房三间，拨给王双义砖一千块协助盖房。
他们的困难解决了，在生产上就积极起来。
根据山东的经验，加强对复员建设军人的团结教育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第1，以乡为单位，经常召开复员建设军人座谈会。
这样做好处很多：
如地区小，参加的人普遍；
会议的时间短，解决问题集中，不妨碍生产；
乡是基层行政组织，接近群众，了解问题确切，帮助解决问题也较及时、实际。
但这种会议的内容不宜太多、太复杂，除了由乡的负责干部向他们讲清目前的国家大事和全乡布置工作的情况外，主要是通过他们中间好的典型人物，介绍经验，树立榜样；
结合当前生产、工作情况向他们提出要求，号召他们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竞赛，以鼓舞他们的前进心。
例如聊城县杨集镇结合夏季生产在座谈会上向他们提出了查计划、查补苗间苗、查麦田管理，比爱国、比互助合作、比生产、比技术、比行动和生产补助金的使用情况的“三查五比”，号召他们开展村和村、社和社、人和人之间的爱国主义竞赛，介绍了本乡复员建设军人谢立海、鲁子香等人积极生产、协助乡村做好工作的模范事迹以后，当场就有谢楼庄邱振海代表本村六名复员建设军人向王楼庄的复员建设军人提出挑战，保证做好查苗、补苗、间苗、锄苗、护麦的工作，积极准备夏收夏种、帮助新回乡的复员建设军人参加互助组和农业合作社等竞赛的条件。
由于会议内容明确，要求具体，因此教育效果很好，一致反映“这样的会议好，解决问题，希望今后多开”。
平日干活劲头不大、挥霍浪费的鲁存孝，会后还找到乡干部痛心检讨，表示今后决心改正。
但乡级座谈会的召开，必须解除乡干部的成见和怕开不好、越开问题越多的思想顾虑，强调他们要用正确态度去对待复员建设军人，同时必须虚心、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否则会议是很难开好的。
第2，经常吸收复员建设军人参加各种工作会议。
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复员建设军人深刻领会各种政策法令，了解本乡各种工作开展的情况，以便带领群众搞好生产和工作；
另方面，政府也可通过会议交代给他们任务，布置他们的工作，并提出具体要求，使他们协助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带领群众，共同完成各项任务。
例如莒县牛家庄乡和茌平县葛三里乡由于经常吸收复员建设军人参加各种会议，提高了复员建设军人的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并在干部、群众的热情欢迎、积极协助下，两个乡三十七名复员建设军人全部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而且还积极协助干部做好群众的生产工作。
第3，乡村干部经常主动地同复员建设军人加强联系，进行个别交谈，开展思想互助，体贴他们的困难，交换生产上和工作上的意见，也是增强彼此间的团结和了解、加强教育的重要方式。
复员建设军人经过长时间的部队生活，受过长期的革命教育和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在阶级觉悟和政治认识上有许多地方是值得乡村干部学习的。
但由于他们脱离生产较久，地方工作又不熟悉，乍一回来，什么都摸不到头，如果乡村干部能够主动接近他们，团结一致，取长补短，互学互助，了解他们的困难，及时帮助解决，就可以巩固他们的生产情绪，启发他们生产的热情。
茌平县葛三里乡干部采用了这种办法对复员建设军人进行团结教育之后，全乡十三名复员建设军人都安心生产。
该乡复员建设军人曹尚杰刚回乡时不爱劳动，想出外找工作，在乡干部的教育下也转变了思想，积极参加劳动，并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我国艺术团在国外
中国艺术团
在佛罗伦萨举行告别演出
在意大利访问的中国艺术团10日举行在佛罗伦萨的告别演出。
中国艺术团演出的每个节目都受到热烈的欢迎，许多节目作了重演。
观众们把鲜花送给演员们。
许多意大利文化艺术界著名人士到后台祝贺艺术团的巨大成功。
佛罗伦萨报纸一致赞扬中国艺术团的演出是杰出的。
10日，佛罗伦萨市长皮拉在他的住所招待了中国艺术团团长张致祥，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
中国艺术团08日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重镇佛罗伦萨举行首次公演。
佛罗伦萨市长皮拉到场观剧。
拥有三千多座位的剧院竟挤满了四千多人。
中国艺术团的演出成了这个文化古城的重大文化事件。
同日上午，皮拉市长接见了艺术团团长张致祥、副团长赵沨及主要演员。
皮拉在致词中对中国艺术团表示热烈的欢迎。
他说，艺术团的访问一定有助于中、意两个文化古国的相互了解。
他希望明年05月在佛罗伦萨举行国际音乐舞蹈节时中国艺术团能够再度访问佛罗伦萨，并且希望中国的手工艺品能够在一年一度的手工艺品展览会上展出。
佛罗伦萨市政府举行了酒会招待中国艺术团，双方并且互相赠送了文化礼品。
中国艺术团在佛罗伦萨同当地文化艺术界著名人士作了友好的接触，并且参观了名胜和画廊。
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等大师的作品给予艺术团团员们以深刻的印象。
（新华社）
中国艺术团
在越南结束第1阶段的演出
在越南访问的中国艺术团结束了第1阶段的演出，已经在11日离开河内，前往南定、宁平、清化、义安等省演出。
到10月03日为止，中国艺术团先后在河内、河东、北宁、海防、海阳和府里等地演出了二十场，观众达二十五万一千多人。
中国艺术团的每次演出，都受到了越南人民的热烈赞赏。
（新华社）
瑞典皇家剧院等举行酒会
招待中国古典歌舞剧团
瑞典皇家剧院和舞蹈协会在08日举行酒会，招待中国古典歌舞剧团的领导人和全体演员。
出席酒会的有皇家剧院和舞蹈协会的负责人以及瑞典著名的戏剧家、舞蹈家、音乐家等。
瑞典教育大臣皮尔逊也出席了酒会。
酒会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
瑞典的艺术家们同中国古典歌舞剧团团长楚图南和演员们进行了愉快的交谈。
他们十分称赞并且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古典歌舞艺术。
07日，楚图南曾设宴招待瑞典皇家剧院董事长安德生、舞蹈协会主席哈格等瑞典文化艺术界的著名人士。
（新华社）
阿教育和文化部长举行招待会
欢送我民间音乐杂技表演团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教育和文化部长拉·阿利雅举行招待会，欢送即将离开的中国民间音乐杂技表演团。
参加招待会的有阿尔巴尼亚外交部副部长瓦·纳塔奈利，教育和文化部副部长卡·伊利和德·马马基，人民军政治部的代表，阿尔巴尼亚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代表和阿尔巴尼亚的艺术家等。
出席宴会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王栋和中国大使馆其他官员。
招待会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新华社据阿尔巴尼亚通讯社地拉那11日讯）

苏联准备出版大规模的“世界文学丛书”
苏联国家文学出版局制定出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准备在今后十五年中出版大量世界文学名著。
其中包括由七百种世界文学名著组成的“世界文学丛书”。
根据这个宏大的计划，苏联国家文学出版局在今后五年中将陆续出版古代世界各国作家的作品集、文艺复兴时代各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古代俄国及西方和东方各国的文学作品选集，以及狄更斯、马克·吐温、法朗士、普希金和其他著名作家的五十种新的全集。
在今后两年中，将出版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俄国小说集、史诗集，捷克斯洛伐克、波斯、印度、日本、阿拉伯和其他国家的童话集，十九—二十世纪美国短篇小说和八个国家的诗集，以及新的关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文学丛书史”和“世界美学和批评思想集”。
苏联这一搜集世界文学珍贵遗产和现代著名文学作品的巨大出版计划在明年就要开始实现。
在1956年，苏联国家文学出版局将出版十卷以上包括在“苏联诗歌丛书”中的布洛克、别德内依、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诗集；
包括在“世界美学和批评思想集”中的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布瓦洛的“诗的艺术”、莱森的“拉奥孔”和其他名著也将出版。
读者在明年还可以读到共十四册的法朗士作品全集、八册的海涅作品全集以及马克·吐温、陀思妥也夫斯基等人的作品集。
（新华社）

陶瓷生产必须改进
庞薰？
我国古代人民很早就知道利用各地的陶土，制成各种器皿，同时创造许多装饰方法来装饰这些陶器，有的是单色磨光，有的用塑饰，有的用印纹，有的用彩绘，彩绘的风格也是各地不同。
古代的陶器制造者制造这些器皿的时候，不单顾到实用，而且也注意到器物的美观，他们根据不同的用途，创造了各种朴实优美的器形。
到了商代，更发明了釉彩，一方面是使这些陶器更实用，同时也更增加了器物的美观。
汉代，已经能烧制半陶半瓷的器皿。
晋代，已经在生产青瓷器。
隋代，又出现了白釉瓷器。
到了宋代，陶瓷工艺无论在科学技术上或艺术创造上都有更大的推进，达到了高度的成就。
当时瓷器成为重要的出口货物。
从十四世纪到十八世纪，瓷器制造更不断进步，品种繁多，装饰方法更是多式多样。
但是那时，高贵精致的瓷器，只是供给宫庭和封建统治阶级去使用或欣赏的。
至于广大人民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只是一些粗瓷和陶器。
这些粗瓷和陶器的产区非常普遍，像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苏、浙江、福建、安徽、陕西、甘肃、四川、贵州、云南、辽宁、新疆等省都生产瓷器。
陶器的生产更是普遍，几乎遍及全国各省。
陶器的生产多数是农民的副业，它供应了当地农民和邻近城镇居民生活上的需要。
陶器制造者采用了非常经济的办法来生产这些陶器，来装饰这些陶器，这些民间陶器往往是既经济、又实用、又美观。
解放以前，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动统治者的压迫，人民生活的穷困，外货的廉价倾销，以及科学的落后等等，我国的工商业受到了严重影响，陶瓷生产也不例外，大批窑户遭到了破产，大批艺人遭到了失业。
例如江西景德镇的陶瓷艺人，有些长期失业，住破庙、吃草根，甚至于饿死。
很多宝贵的技术经验由于长期停止生产而失传了。
直到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对陶瓷生产给予大力的扶植，它才逐渐得到了恢复，从1949年到1953年间，生产日用瓷的窑户，先后复业者约四千余家，工人复业者达六万多人。
1953年以来陶瓷生产更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例如江西景德镇的产量，1954年比1949年提高了二倍半。
湖南醴陵1954年产量已达到1950年的百分之一百七十五。
福建德化1954年产量等于1950年的百分之二百三十。
其它各地都类乎这样的情况。
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般说来，各地的陶瓷生产从1953年以来都呈现着供不应求的现象。
例如景德镇，1953年前销路虽也在逐年增长，但还不是供不应求，个别艺人还有失业的。
可是，1953年那年，就连历年积存下来的一些陈货都卖光了。
过去在瓷业中有所谓“七死八活九翻身”，一年中通常由03月开始到07月是淡季，要到08月生意才有起色，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淡季了。
这几年来，地方工业部门领导的新的国营瓷器工厂在各大瓷区建立起来了，并逐渐走上半机器生产的途径。
同时，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部门，帮助各地的陶瓷业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许多生产合作社。
文化部对陶瓷生产的改进，也一直是非常重视的，例如1953年在北京举办了“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在征集展品时，对一些主要的陶瓷生产地区作了初步的调查，并组织了一些艺人进行创作。
去年和今年又举办了赴苏联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展出的工艺美术展览会，这些展览会中，陶瓷器是被作为重点展品的。
这几年来，中央美术学院也多次组织了工作队去景德镇同艺人们合作创作了许多新品种。
去年又由于科学工作者和艺人的合作，使许多年来停止了生产的颜色釉重新恢复了生产，而且其中有些色釉已经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今年文化部又决定在景德镇成立技艺学校和筹划创立工艺美术学校。
但是，在日用陶瓷生产方面，无论是陶瓷的质量上或产量上，它还远远落后于今天各方面的要求。
我们今天的陶瓷生产还有很多缺点。
这几年来各方面有很多意见，例如有人批评：
近年来对高级瓷器是有所改进的，可是对日常生活所需用的东西，却没有很好地改进。
又如一般群众都说：
买不到好看的饭碗和茶具。
为了今后要能满足广大人民生活上的需要，同时又要满足国际贸易中的要求，对陶瓷生产的改进，必须作更大的努力。
需要改进的方面是很多的，例如在陶瓷生产的领导关系上，过去有些混乱，几个部门都在管，而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却又谁都不管。
在生产组织上，有些地区已经很好地组织起来了，但也有些产区在生产上还是分散的。
在干部培养问题上，也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日用陶瓷的科学技术方面或艺术设计方面，人材都非常缺少。
要改进全国的陶瓷生产，干部问题是关键性的问题之一。
在生产计划方面，有些产区也还有盲目生产、盲目加工等现象。
贸易机构反映，出口瓷器中由于不合规格而退货者达九万担，这种情况是严重的。
必须实行定产评选等制度，来研究决定哪些货品可以大量生产，哪些东西应该淘汰，哪些东西内销，哪些东西外销等等。
以上这些问题，有关方面有的已经在改进，有的还在考虑。
这些问题影响到日用陶瓷生产的发展，所以必须及时地解决。
此外，要改进和提高日用陶瓷器的质量，首先要改进陶瓷科学的研究工作和陶瓷美术的设计工作。
这几年来工艺美术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由于没有统盘计划，往往只是为了某些任务临时组织去工作的。
工艺美术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相互之间的合作也不够。
美术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同老艺人之间的合作也不是经常的。
同时，科学研究工作和美术设计工作没有很好地去配合日用陶瓷的生产改革。
因此虽然做了很多工作，可是对于改进全国陶瓷生产所起的作用还不够大。
我国目前这方面的人材本来很少，如何更好地更合理地来组织和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陶瓷工艺是科学同艺术结合起来的产物。
陶瓷器是一种实用品，同时也是一种艺术创造。
所以要改进和提高陶瓷器的质量，不能单独强调科学技术，也不能单独强调艺术创造，必须由工艺美术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和艺人经常合作，密切结合生产，有计划地来进行关于陶瓷科学和陶瓷美术的研究设计等工作。
在陶瓷科学研究工作上，目前主要的是要解决胚釉方面的问题和烧制技术等的改进。
在胚釉研究方面包括新的原料的研究和固有传统的整理。
我们现在有许多瓷区的产品，瓷质不够洁白，器物的表面往往不够匀纯平整，釉彩也不够鲜艳。
一些高温颜色釉的瓷器，质量虽然比较好，可是它的价格过高。
所以，整理固有的传统，不仅是要恢复优良的瓷质，烧制出相当于古瓷的器物来，而且还要在提高质量的同时，设法减低成本。
在烧制技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很大。
例如烧窑，至今多数产区仍然用木柴，单单江西景德镇，每年烧窑所消耗的木柴，约等于建造一万一千一百幢一百平方公尺的宿舍所需的木材。
倘若把全国烧窑所消耗的木柴来计算一下，那是一种非常惊人的浪费。
其他在烧制技术上存在着的不科学的情况还很多，因此烧制出来的成品，往往造型不端正，规格不一律，群众对此很有意见。
在陶瓷美术设计工作上，也有很多问题。
首先是这样的专门人材很少，一般对业务还不够熟悉，艺术修养也不够，所以设计本身质量就不高。
在设计思想上还有严重的脱离实际的倾向，例如不顾成本，不顾实用，一味追求所谓高级、所谓古雅，产品既不实用，价钱又高，在艺术效果上也并不一定出色。
而且，对于广大人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和人民群众所能买得起的陶瓷器，却并没有很好地去加以改进。
这种脱离实际的倾向也影响了有些地区的民间艺人。
近年来，有些艺人也专门在绘制一些大瓶子、大盆子，在这些大件器皿上盲目加工，装饰得过分繁琐，却没有考虑像这样的大瓶子、大盆子究竟有什么销路？
究竟有多少用处？
此外，有些产瓷区一味模仿景德镇的产品，把原来自己的一些特点完全抛弃，这也是很不妥当的。
只有努力发扬各地产品的特点，才能使我国的陶瓷生产更丰富多采。
从以上这些问题来看，今后对于陶瓷科学的研究工作和陶瓷美术的设计工作必须加强领导，大力的来推进这些工作。
我国陶瓷生产有悠久的历史，产区遍全国，直接间接参加陶瓷生产的人，为数很多。
所以，它的问题接触的面很广，陶瓷生产的改进，是一件相当复杂繁重的工作。
各个有关方面必须更好地配合起来，仔细地来研究这些问题，商定具体切实的办法来逐步改进全国的陶瓷生产，使能满足今后各方面的需要和要求。

反殖民主义斗争在十届联大的反映
邵宗汉
第10届联合国大会已经由议程问题的讨论和一般性辩论的阶段进入讨论实质问题的阶段了。
人们从第1个阶段的情形可以看出，亚非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支持，殖民主义势力日益陷于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孤立。
十届联大反映着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新发展。
在这一阶段中，殖民主义势力和反殖民主义势力的斗争是围绕着要不要把几个主要的殖民地问题列入议程这一中心进行的。
不论是在联大的总务委员会中或者是在全体会议中，西方殖民国家曾经用各种借口和手段，包括行使压力在内，企图阻挠十届联大讨论殖民地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自决权利的迫切问题以及关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尊重基本人权的重要问题。
但是，亚非国家所提出的有关殖民主义的几个主要问题——摩洛哥问题、阿尔及利亚问题、西伊里安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南非种族歧视问题等，经过尖锐的斗争后，终于被列入十届联大的议程。
由希腊政府提出的塞浦路斯问题虽然在西方殖民国家的控制下遭到了否决，却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已从联大的议程上抹去。
为了反对把殖民主义问题列入议程，西方殖民国家一再援引联合国宪章第2条的规定，即联合国不应当干涉成员国内政的规定，来替他们自己辩护。
他们说，联合国讨论塞浦路斯人民的自决权利，讨论北非人民的自决权利，讨论西伊里安的地位问题或者讨论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都是对于殖民国家的内政的“直接的和敌意的干涉”，都是对于联合国宪章的“破坏”。
然而，尽人皆知，支持为自己的民族独立而英勇斗争的殖民地人民，保卫他们的合法权利，维护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
特别是当殖民国家行使武力来镇压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自决要求，并严重地威胁到本地区的和平和引起邻国的不安时，联合国更有权力和责任采取适当的措施，促使问题的和平解决，满足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合理愿望。
西方殖民国家的代表们还提出这样一些理由来反对联大讨论殖民地问题：
目前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是“不适时的”，是不会产生“有益的结果的”，是不符合促进国际间的谅解和合作的“日内瓦精神”的。
仿佛联合国根据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考虑殖民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情势，反而会“毒化”国际气氛，“损害”联合国的威信，反而像某一个西方殖民国家的代表所说的是什么“悲剧性的错误”。
很明显，这种论点不仅完全违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也完全歪曲了实际的情况。
西方殖民国家为自己的殖民利益和干涉政策作辩护的各种论调，遭到了反殖民主义国家尤其是亚非国家的有力驳斥。
亚非国家的代表们在发言中一致指出，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保卫合法权利和民族利益的正当要求应该得到联合国的支持，西方殖民国家应该受联合国宪章的约束。
消除殖民主义祸害问题是有关联合国尊严的重要问题。
因此，正如缅甸政府的代表所说：
“对殖民国家来说，联合国讨论这种问题永远是不适时的，但是对于受奴役的人民来说，这种讨论总是适时的。”
亚非国家的代表们对企图继续保持殖民统治和压迫并规避联合国讨论的西方殖民国家，作了正义的谴责。
他们谴责殖民主义者用暴力来维持同殖民地人民的“联盟”，谴责北大西洋的伙伴一起进行殖民战争，谴责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是对基本人权的否定、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是对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障碍。
他们传达了争取独立和自由的亚非殖民地人民的声音。
利比里亚的代表说，联合国“对于非洲大陆北部正在发生残酷消灭和非人地对待当地居民的情形不能充耳不闻”。
殖民主义者受到了审判。
亚非国家在十届联大第1个阶段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大大地发扬了亚非会议的精神。
他们遵守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关于“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其他问题”各项决议，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他们愿意为实现各项决议而努力。
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新发展，不仅表现在亚非国家把亚非会议的精神带到联合国去，从而在极大程度上形成行动的一致，并且也表现在拉丁美洲国家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对西方殖民国家的抗拒上。
只要举出阿尔及利亚问题被列入议程这一点就够了。
大家知道，阻挠十届联大讨论阿尔及利亚问题，是西方殖民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
但是，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却有阿根廷、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墨西哥和乌拉圭等六个国家赞成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并有两个国家（萨尔瓦多和巴拉圭）弃权；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中，却也有一个国家——希腊投票赞成，另一个国家——冰岛投弃权票。
这就足以说明，在联合国内以亚非国家为代表的反殖民主义势力的影响是越来越扩大了，西方殖民主义者是越来越不得人心了。
西方殖民国家处于十分尴尬和狼狈的地位。
惯于假装反对殖民主义和同情民族独立的美国政府的代表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联合国大会上所作的长篇的发言中，谈到了各方面的问题，却遗漏了为极大多数的会员国和全世界人民所关心的殖民主义问题。
这当然不是由于杜勒斯的疏忽，而是由于他的“难言之隐”。
美国政府的代表以“阿尔及利亚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一省”为理由而反对把阿尔及利亚人民正面临着新的军事镇压和血腥屠杀的迫切问题列入议程，决不能表示美国政府是同情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自决权利的。
西伊里安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政府的代表却在这个问题上弃权，这也不足以表示美国政府是支持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关于收复西伊里安的正当要求的。
美国的当权人物，特别是杜勒斯，曾经不止一次地表示过，美国政府是赞成亚非会议所取得的结果的。
但是，人们要问：
美国政府的代表们在联合国内的行动跟亚非会议各项决议的精神，究竟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美国的态度不仅引起希腊政府的愤怒，并且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指责。
纽约时报的社论承认：
“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我们不仅自己支持英国，而且还要求我们的一些拉丁美洲邻国也支持英国。”
还应该指出，美国政府在强使“美洲组织”的若干国家投票反对把塞浦路斯问题列入议程以前，曾对希腊政府进行了威胁。
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有权给塞浦路斯以自决权，而美国政府的代表们却在联合国内外行使压力，阻挠联合国讨论这个问题。
美国想在联合国内把自己扮演成为“一个奇怪的角色”，使人们相信它自己不是殖民主义者或殖民主义的支持者。
这个企图是完全失败了。
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在本质上的区别，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混淆的。
苏联政府代表团对各项殖民主义问题主张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根据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根据亚非会议有关反殖民主义各项决议的精神，并在照顾到有关各国人民的正当权利和民族利益的情况下，进行讨论，谋求正当解决的办法。
苏联政府的态度表明苏联人民对各国人民求得民族解放的愿望给予道义支持和同情的一贯立场。
亚非殖民主义问题特别是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列入议程，是爱好和平和反殖民主义的国家在十届联大所取得的一个胜利。
殖民统治和压迫的问题再也不是西方殖民国家的所谓“内政问题”了，而被认为是损害和平事业和联合国宪章的具有严重国际意义的问题了。
这一胜利反映各国人民要求结束殖民地化和根除殖民主义祸害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正像埃及政府的代表在谴责西方殖民国家的发言中指出：
“死硬的殖民主义……并不想认识到，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并且它也不想认识到，它必须退出，不然就被踢出去。”

叙利亚和波兰签订贸易协定
新华社13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和波兰10日在大马士革正式签订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协定。
代表叙利亚方面签字的是叙利亚经济部长安塔基，代表波兰方面签字的是波兰经济代表团团长马克西莫维奇。
根据这个协定，叙利亚将向波兰输出农产品、羊毛、棉花等，并将从波兰输入工业机器。

埃及“开罗报”
谴责伊朗决定加入土伊条约
新华社13日讯
塔斯社开罗12日讯：
“开罗报”在评论关于伊朗政府决定参加土耳其—伊拉克条约的消息时写道，这个条约是被当作一种把阿拉伯国家，首先是埃及拉入帝国主义的条约和军事集团政策的手段而缔结的。
可是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使这种计划遭到了挫折，它们走了另一条道路。
“开罗报”在一篇社论中说，阿拉伯各国人民不赞成西方国家建立集团的政策。
假如这个或那个东方国家参加了任何西方的军事集团，这就是不顾人民的意志的作法。

就伊朗政府决定参加巴格达条约问题
苏联政府对伊朗政府发表声明
新华社13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12日讯：
苏联政府对伊朗政府发表声明如下：
苏联外交部长维·米·莫洛托夫在10月12日接见了伊朗驻苏联临时代办艾特萨米，并向他发表声明如下：
“苏联政府从报纸上所发表的消息中知道，伊朗政府打算参加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军事联盟，即所谓巴格达条约，英国也参加了这个条约。
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得到伊朗政府方面的通知，但是苏联政府不能不认为上述消息具有严重的意义。
为此，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发表声明如下：
巴格达条约的缔结意味着在中近东建立军事集团，而这个军事集团是不关心加强和平和国际安全的某些侵略集团的工具。
建立这种集团的另一目的是要维持和恢复这个地区的国家的殖民地依赖地位。
伊朗参加这个军事集团是同加强中近东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利益不相容的，并且是同伊朗和苏联的善邻关系以及伊朗所承担的人所共知的条约义务相抵触的。”
艾特萨米说，他将立刻把上述声明转达伊朗政府。

尼赫鲁对印度全国广播呼吁协助救济水灾
新华社新德里10日电
印度总理尼赫鲁09日在对全国的广播中呼吁全力协助旁遮普省以及印度北部、东北部和东部若干地区的水灾救济工作和灾区善后工作。
尼赫鲁说：
“在人们的记忆中或者在我们所有的记录中，从来没有过像这样的事情。
大概已经有六十年到一百年没有发生过蔓延这样广阔和这样严重的水灾。”
尼赫鲁在发表上述演说前，曾经乘飞机在空中视察德里、旁遮普和巴地阿拉及东旁遮普邦联盟等地区的水灾情况。
据德里各报10日的消息说，洪水在09日冲进了新德里的近郊。
六百名工兵和爆破者一直在同朱木拿河猛涨的河水搏斗，他们爆破了二百多英尺长的主要公路干线以改变水流方向，这样挽救了德里的重要郊区沙达拉区。
德里郊区和附近村庄已经有十万名左右的居民逃难到德里市区。
同时，报纸消息说，在旁遮普省和巴地阿拉及东旁遮普邦联盟等地区，洪水已经开始退落，情况有好转的迹象。

巴西总统选举初步结果
获得人民支持的候选人获胜
据新华社讯
美国各通讯社记者自里约热内卢报道巴西10月03日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初步结果表明，总统候选人库比契克和副总统候选人古拉特获得了胜利，他们两人得到巴西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运动所组成的选举联盟的支持。
据美联社记者报道，根据10月11日的票数的统计，库比契克已经超过他最有力的竞选人塔沃拉（右派和军人的候选人）三十八万四千六百六十九票。
巴西的选举结果引起美国报纸的不满。
“纽约时报”认为，这些结果“不能唤起人们的希望”。

法国国民议会就法政府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政策进行辩论
杜克洛主张首先停止军事行动并进行谈判
法国殖民当局在阿尔及利亚大批逮捕和枪杀爱国者
新华社13日讯
塔斯社巴黎讯：
法国国民议会11日开始就富尔政府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政策进行辩论。
大家知道，阿尔及利亚的情况长期以来就使得法国政府人士感到不安。
问题在于：
阿尔及利亚在法律上是法国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阿尔及利亚的居民却没有基本的政治权利。
阿尔及利亚的情况表明阿尔及利亚人民对自己现在的地位的不满。
由于阿尔及利亚政治和军事情况非常紧张，法国政府授权阿尔及利亚总督苏斯戴尔制定了一个社会经济“改革”计划，以便使阿尔及利亚“平静下来”。
苏斯戴尔的计划还规定阿尔及利亚最后要在行政上同法国合并。
这个计划遭到阿尔及利亚议会（总督的咨询机构）第2委员会（由回教徒组成）的大多数委员的反对。
共产党议会党团主席杜克洛在辩论中发言。
他说：
在阿尔及利亚，看到了曾经把法国拖入旷日持久、劳民伤财的印度支那战争中去的那种错误和罪行的重演。
他谴责法国驻阿尔及利亚总督苏斯戴尔的镇压政策，抗议取缔和解散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行为，并且猛烈抨击所谓“合并”阿尔及利亚（即把它同法国完全合并）的政策是“目的在于欺骗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露骨的阴谋”。
杜克洛强调指出：
拒绝满足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愿望是错误的。
杜克洛指出在阿尔及利亚执行的武力政策是一小撮殖民主义者强制执行的，并且强调法国青年不愿意为殖民资产阶级的利益打仗。
杜克洛代表法国共产党议会党团，要求政府放弃所谓“合并政策”，并且开始同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有资格的代表谈判。
他要求首先停止军事行动，撤销紧急状态，释放政治犯和废除妨碍阿尔及利亚的政党进行活动的一切措施。
接着发言的是法国殖民主义者集团的一个代表奥麦朗将军。
他要求政府执行已经对一些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者判处的死刑。
另一个右翼议员瓦尔（农民党）也提出同样的要求。
人民共和党议员冯吕勃—艾斯贝拉伯也要求政府放弃镇压政策。
他着重指出，用武力来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是不可能的。
辩论继续进行中。
新华社13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11日讯：
据报纸报道，法国当局在阿尔及利亚大批逮捕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人。
一大批被捕者已经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据摩洛哥与突尼斯事务部长许里最近说，其中一部分判决已经执行。
此外，在监狱中现在还有许多被判处死刑的阿尔及利亚人。
法国总工会为此发表了告法国劳动人民书，号召他们争取停止处死被军事法庭判决的阿尔及利亚人。
法国总工会说，全体劳动人民应该努力来制止这种只会使阿尔及利亚的紧张局势复杂化的流血事件。

老挝双方会谈获得初步成就
根据老挝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的倡议，以老挝王国首相克特为首的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和以苏发努冯亲王为首的寮国战斗部队代表团，09日开始在缅甸首都仰光举行会谈，讨论解决如何彻底履行日内瓦协议所规定的有关双方的问题。
会谈双方在顺利地通过了会谈的四项议程之后，于11日已就第1项议程——停止敌对行动——达成了协议，并开始进入第2项议程的讨论。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人们期望这一会谈能在已有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成就，解决议程上的普选问题和其他问题，从而使日内瓦协议在老挝得以全部实现。
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老挝和平的协议，是在尊重老挝的主权、独立和统一，以及全体人民民主权利的基础上达成的；
因此，这些协议的全部实施，不仅符合和平的利益而且符合老挝的民族利益。
在执行日内瓦协议的第1阶段，曾经取得很大的成就。
双方如期实现了全境的停火，从而结束了殖民统治者所造成的多年流血战争，并且为老挝的民主统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如果双方都本着和解和合作的精神，严格地遵守和继续履行协议中所有军事的和政治的条款，那就不仅将为老挝全国人民带来和平生活，而且将实现老挝的民主统一。
寮国战斗部队为了解决政治问题，虽然作了重大努力，但是，从今年01月双方开始的政治会议，曾经屡次被对方中断，而未取得应有的结果。
日内瓦协议所规定的实现老挝民主统一的中心问题，即举行包括寮国战斗部队人员在内的全体老挝人民参加的全国自由普选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
这也就使得关于寮国战斗部队的地位问题以及关于丰沙里、桑怒两省的问题也无从解决。
同时，日内瓦协议中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条款也未得到严格的遵守，进攻寮国战斗部队集结区的军事行动不断地发生。
某些国际势力又乘机进行挑拨和干涉，企图扩大纠纷，以达到破坏老挝双方和解和协商的目的。
这样，就一度造成了阻碍日内瓦协议的实施、威胁老挝的和平和独立的严重局势。
现在，在国际委员会的协助和双方的努力下，终于打开了长期的僵局，并且在双方会谈中取得初步成就。
这就证明，认真的协商是解决老挝双方纷争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在今后的会谈中，只要双方都采取和解的现实的态度，为实施日内瓦协议而进行协商会谈是应该能够取得完满的结果的。

苏联代表在联大政治委员会11日会议上
提出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提案
新华社13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讯：
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10日和11日继续讨论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
在10日会议上，英国代表纳丁发言。
他谈到英国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成就和计划，并且赞成扩大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国际合作和支持在联合国主持下定期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
纳丁表示赞成成立一个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际机构，但是他怀疑在政治委员会中讨论美国所草拟的关于这个机构的章程草案的细节能够取得成果，他建议把关于这个草案的一切意见通过外交途径直接送交美国政府。
纳丁说，英国政府认为，这个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际机构应当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它同联合国的相互关系应当使之不妨碍它的效力。
他企图证明这个机构作为一个专门机构而不作为联合国组织内的一个国际机构是有好处的。
纳丁避而不谈禁止原子武器的必要性。
他硬说和平利用原子能和禁止原子武器不能同时着手进行。
瑞典代表桑德勒在发言中谈到日内瓦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的成就。
他主张在将来举行几次较为专门的会议就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各个问题作较为详细的讨论。
在11日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团长库兹涅佐夫发言。
库兹涅佐夫首先指出了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对各国人民的巨大意义。
他接着说，我们不应该对各国最重要的任务——使各国人民免受原子战争的威胁的任务加以忽视和把它推到次要的地位。
他主张缔结一项关于禁止制造和使用原子武器的国际协定。
他说，这一协定不仅可以作为使人类免受原子战争的威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各国之间的信任的工具，而且还可以为在和平利用原子能以造福人类方面进行广泛的和更有成果的国际合作创造条件。
他指出，苏联政府一直认为必须尽速地解决完全禁止原子武器的问题，05月10日的建议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库兹涅佐夫指出，苏联积极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并且认为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苏联政府并不对自己在这方面的成就保守秘密，并且将在互相交流的条件下把自己的经验介绍给其他国家。
苏联准备支持为了经常召开类似在日内瓦举行过的那种会议而采取的措施，并且希望这样的会议能够定期举行，可能的话一年一次。
为了这个目的，苏联政府认为把联合国大会第9届会议为了帮助秘书长筹划举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的联合国咨询委员会的活动加以延长是适宜的。
库兹涅佐夫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科学家被剥夺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机会，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
库兹涅佐夫接着谈到苏联同其他国家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实行的合作。
他指出苏联政府正在不断采取措施以促进这种合作的发展。
他说，苏联并不把它帮助其他国家建立科学研究基地和帮助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本国干部这些事情看作一种生意，也不提出任何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性质的要求作为条件。
库兹涅佐夫说，苏联愿意同更多的国家在交流经验和互助方面进行合作。
库兹涅佐夫说，苏联政府一方面执行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帮助其他国家的广泛计划，同时也支持有助于实现这方面的国际合作的其他措施。
苏联政府支持关于设立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机构的建议。
一俟关于设立这样的机构的协议达成后，苏联政府就准备提供相应数量的可分裂物质作为国际储备。
苏联政府认为，凡是愿意对共同事业作出贡献的各国都可以参加这个机构。
任何国家即使它不是联合国和专门机构的成员也都应当有权成为这个机构的会员国和建立这个机构的倡议者。
库兹涅佐夫说，在建立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际机构时，必须本着这样的原则：
没有一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可以处于特权地位。
这个机构不应当成为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手中用来作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而施加政治或经济压力的工具。
库兹涅佐夫说，这个机构的活动的目的不应当有损于国家的安全。
鉴于用于和平目的的原子能的生产同用于战争目的的原子能的生产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并且考虑到这个机构的工作同利用危险性的分裂物质有密切联系，因而必须保证有一个国际代表机关对这个机构的工作实行适当的监察和监督。
库兹涅佐夫指出，这一机构附设于联合国并且向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提出工作报告，是适宜的。
他主张召开一次有关国家的专家会议来共同研究由于拟定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章程而产生的问题。
库兹涅佐夫接着提出了苏联代表团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如下提案：
“大会，
非常重视广泛发展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际合作，以利科学的进步和人民福利的提高，
认识到禁止使用和制造原子武器和在各国军备中取消原子武器将能大大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际合作的广泛发展，并且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创造国际信任的气氛，
满意地注意到1955年08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科学家会议上在交换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科学—技术情报方面获得的成就以及各国希望继续保持和促进这方面的合作的愿望：
特号召一切国家继续努力设法就禁止原子武器的问题达成协议，
表示希望在联合国范围内早日建立一个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际机构，
认为定期召开会议交换在各方面——在科学、工业、农业、公共卫生等方面——广泛利用原子能的经验是适宜的，并且指示秘书长采取必要的措施准备在不迟于1957年的时间内召开一次会议。
认为发行一种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原子科学家的国际性的期刊是适宜的，并指示秘书长组织在1956年发行这个刊物的工作。”
加拿大代表马丁接着发言。
他说，他怀着很大的兴趣倾听了苏联代表的发言，并且对苏联准备支持建立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机构的建议感到满意，他将在仔细研究后再就苏联建议的内容发表意见。
马丁在发言中强调指出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的成就。
他还表示支持美国草拟的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机构的章程草案。
在加拿大代表发言后，政治委员会主席新西兰代表孟罗要求代表们不要讨论裁军问题，他说，委员会将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单独项目来讨论。
在11日会议上最后发言的是菲律宾代表罗慕洛。
他主要讲到美国在建造一座原子堆方面给予菲律宾的帮助。
他还说，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也给了许多国家以帮助。
罗慕洛主张把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与联合国最密切地联系起来。
他建议建立一个由联合国直接管理的反应堆。

苏联和英国两国舰队互相进行友好访问
据新华社讯
以旗舰“斯维德洛夫号”为首的一支苏联舰队12日上午到达英国朴次茅斯海军基地进行友好访问。
舰队司令戈洛夫科海军上将首先登陆拜会朴次茅斯海军基地司令克里西海军元帅。
克里西元帅向海军上将戈洛夫科表示欢迎。
苏联舰队在下午涨潮时徐徐驶入港内抛锚。
水手们列队站在船尾的甲板上。
乐队奏起了进行曲。
成千上万的英国人聚集在港口欢迎这些苏联海军。
当天，朴次茅斯市当局举行了招待会和舞会来欢迎苏联海军官兵。
据新华社讯
10月12日晚间，列宁格勒涅瓦河两岸显得特别热闹，数以千计的列宁格勒市民齐集在那里欢迎前来作友好访问的一支英国舰队。
舰队由曾经在1946年访问过苏联喀琅斯塔特的“胜利号”航空母舰等六艘军舰组成，由英国驻本土舰队司令迈·丹尼海军上将指挥。
停泊在涅瓦河上的苏联波罗的海舰队的舰船上的海员，已准备好殷勤地招待来访的英国客人。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批准苏芬会谈的议定书和协定
新华社13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10月1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研究并且批准了苏联部长会议决议通过的，并且经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的外交委员会赞同的下列文件：
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芬兰共和国关于延长1948年04月06日签订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议定书。
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芬兰共和国关于苏联放弃使用波卡拉乌德海军基地的权利和从这个地区撤退苏联武装部队的协定。

英国工党年会讨论关于外交政策的提案
通过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等提案
新华社13日讯
据塔斯社马尔加特13日讯：
塔斯社特派记者报道：
英国工党年会在12日讨论关于外交政策的提案。
年会通过了全国矿工联盟主席约翰斯提出的决议草案。
决议说：
会议“异常不安地注视着氢弹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特地呼吁政府再次采取主动，组织大国谈判，争取通过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之下实行普遍裁军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取消这类武器。”
决议接着强调指出：
为了解决远东问题，需要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同时把蒋介石和他的主要支持者驱逐出台湾。
以使台湾居民有可能自由决定自己的前途问题。
决议还号召“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取得解决”，并且要求英国政府“尽一切可能通过谈判使德国在和平、自由的条件下恢复统一”。
决议说：
“会议认为，实现这些建议将是对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保障国际和平和合作的事业的重大贡献。”
年会还通过一项提案，要求工党“向政府建议恢复同中国和所有其他国家的正常贸易关系”。
工党地方组织的代表诺尔特·菲德发言支持这项提案，受到了代表们的鼓掌欢迎。
他说：
工党普通党员希望告诉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他们希望同他们和平和友好地共处，同他们发展合作。
曾经访问过苏联的工党议员埃姆里斯·休斯在发言中强调指出苏联致力于世界和平的事业。
年会没有讨论就通过了抗议南非联邦种族歧视的提案、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重视帮助落后国家问题的提案和表示拥护联合国原则的提案。

卓越的艺术成就
——介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吹奏乐团的演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团长　罗浪
这次来我国访问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吹奏乐团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室内乐管乐团。
它是德国有名的文化城德累斯顿的国家乐团的管乐部分。
德累斯顿国家乐团创办已有四百多年，德国许多有名的古典音乐家，如魏伯、华格纳等都指挥过这个乐团。
室内乐管乐团的创办也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它是德国人民所喜爱的音乐艺术团体之一。
一百多年来，它一直演奏着巴赫、贝多芬、莫扎特等音乐大师专门为室内乐管乐团所创作的乐曲，这个乐团一直保持着他们自己的演奏风格。
管乐比弦乐容易学，但却比弦乐难于学好，因为管乐的特长在于表现强有力的乐句，而表现很弱而延续的抒情乐句，在技巧上要比弦乐难得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吹奏乐团，使我们看到了管乐吹奏上的极高的技巧。
当演奏会开始，艺术家们在掌声中安坐下来之后，贝多芬四重奏的第1个和弦响起了，紧接着就是几个极弱音和弦的延续。
一开始，四位艺术家就显示了他们的高度的艺术素养和表现能力。
他们以极准确的技术演奏了作曲家的每一个音符，不管连音或顿音，不管特强或特弱，不管很慢或特快等，各种感情的变化，都表现得极其入微，而且非常谐和。
这些都需要极高的技术、高度的合作精神和艺术素养的。
室内乐的演奏在我国是比较少的，而专门由管乐团演奏室内乐，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曾表演过苏联的几首木管五重奏外，就更少见。
在我国现在也还没有专门的室内乐管乐团。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室内乐管乐团这次来我国进行访问演出，无疑地将会引起我们对这种演奏形式的兴趣。
重奏能更准确地培养乐队人员的合作精神和提高演奏技术，因为每个声部都只有一位演奏员担任，任何一个人的技术上和表现能力上的弱点，都会很明显地暴露在听众面前，任何团员合作得不好就会使整个乐曲受到损失。
因此重奏是严格训练合奏人员很重要的办法之一。
德国的古典作曲家和现代作曲家都非常重视管乐，并创作了许多专门为管乐团演奏的室内乐作品，成为音乐会演奏的一种传统形式。
室内乐由于人数少，乐曲也比较轻松，比较短小，适合于在各种场合举行小规模的演奏，所以也就更便于接近广大的人民，更适合于作为广大人民休息日的文化欣赏。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吹奏乐团在我国的访问演出中，将陆续演奏巴赫、莫扎特、韩德尔、海登等古典作曲家和兰因霍尔特、库茨等现代作曲家的作品，其中有的作品，对我国的听众来说，是十分新鲜的。
我们的音乐工作者，特别是管乐演奏者将从他们的优秀演技和丰富的经验中得到教益。

同中国的几次会面
德国统一社会党机关报“新德意志报”编辑委员会委员瓦尔特·弗兰策
当我第1次听人谈到中国的时候，我还在上学，那是第1次世界大战以前和大战期间，那时我们老师在上地理课时所讲的一点有关中国的事，实在是肤浅得很的。
并且他们所讲的还完全是符合帝国主义者殖民政策的利益的，因为那时是帝国主义者掌握着我出生的那个国家的政权。
虽然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五十年，今天我还记得他们说的那些话，我想在这里把它简略地重述一下。
照他们说，中国是一个充满了神秘和财富的国家，但是由于中国人——他们对我们这样说——落后，所以自己就不能利用这些财富，那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白种绅士怀抱着对可怜的中国人的同情心来到了中国，给中国人带来了西方的所谓文化和文明，但是中国人——他们对我们这样说——竟然忘恩负义，一再地违抗他们那些外国的恩人，因此，外国才派遣战舰和军队到中国来——他们美其名说——恢复秩序。
他们对我们孩子们所描绘的一幅有关中国的图画，大略就是这个样子。
这当然完全是一种黑白倒置的歪曲图画，这种图画完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吻合。
在二十年代初期，当我结束了我的学校生活，并作为一个青年五金工人踏上那条走向工人阶级组织的道路的时候，我就再一次地会见了中国，但是这一次已经可以说她是具有另一种面貌了。
因为在这期间，从沙皇的彼得堡的铁甲舰“曙光号”上的炮筒里，已经宣告了一个人类新纪元的开始。
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把俄国的工农从压迫和剥削的苦难中解放出来，同时，她也向被帝国主义者压迫和剥削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射出了自由的曙光，在她的影响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成长和壮大起来。
帝国主义者对于这种形势的答复，就是非常残酷地对付中国的爱国者，并且屡次发动新的军事侵略。
国际工人阶级，首先是苏联的取得了政权的工人阶级，给予争取自由的中国人民以兄弟般的帮助和同情。
就在那时的德国，也展开了广大的运动，来支援中国的自由斗争。
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们那时的青年同志们怎样在德国的统治阶级的宫殿和堡垒的墙壁上书写了“不许干涉中国内政！”
的标语，我们怎样集会，怎样散发传单，怎样组织支援行动等等。
那就是我和中国的第2次会见。
接着就是三十年代初期希特勒主义黑暗统治时期和第2次世界大战的灾祸降临到德国和欧洲的时期，在这个残酷和恐怖的时期里，只有很少的一点关于中国的消息透漏到那些作地下斗争的德国工人阶级的最优秀儿女的行列里来。
最后，英勇战斗的光荣的苏联军队把我们从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中解放出来，它同时也把关于中国解放斗争的最可靠的消息带给了我们。
我可以说，我们德国工人在那以后的几年里，就以极大的关怀注视着中国人民这一反对蒋介石卖国集团及其帝国主义主子们的解放战争的发展。
我特别记得，在1949年时，受到中国解放战士革命热情的鼓舞的我们，曾经怎样热烈地注视着每天的消息，最后，在那些令人难忘的日子里，在中国劳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胜利的日子里，我们曾经是如何地欢欣鼓舞。
这就是我和中国的第3次会见。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德国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遥远的国家了，今天，中国是和我们，特别是和我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劳动人民这样接近，就像伟大的苏联以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和我们那样接近一样。
今天，已经有好多经济的、文化的，和个人的线把我们联系在一块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到我们那里去的客人，觉得今天在德国——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像在家里一样。
反过来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也觉得像在家里一样。
中德友谊的基础，不只是建筑在两国间的各种经济、文化、和个人的关系上，他首先是建筑在我们共同为争取和平以及人类进步的伟大的斗争理想上。
现在，我极其有幸地亲眼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是亲眼看到了她的优秀的人民，使我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愉快，这是我生平的一件大事，因此，我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致以诚挚的谢意。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吹奏乐团10日晚在北京人民剧场表演了有着光辉传统的室内乐管乐重奏，以及独唱和钢琴独奏等优美的音乐节目。
左图：
演出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陈云、贺龙等上台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艺术家们祝贺演出成功并表示谢意。
（新华社记者　刘东鳌摄）
本版照片除署名者外均为本报记者纳一摄
女高音独唱　在异乡 作曲：
舒曼独唱者：
玛丽亚·格隆妮
钢琴伴奏：
罗兰德·勃莱特施耐德
男高音独唱　荷花　作曲：
舒曼
独唱者：
基尔德·芦茨博士
钢琴伴奏：
罗兰德·勃莱特施耐德四重奏
作曲：
贝多芬
演奏者：
德累斯顿国家乐团团员钢琴独奏
降Ａ大调（即兴曲）贝多芬作品第142，二号
独奏者：
罗兰德·勃莱特施耐德Ｆ大调五重奏　作曲：
莫扎特
演奏者：
德累斯顿国家乐团团员
德国管乐家们演奏的著名德国音乐家专为室内乐管乐创作的乐曲，特别为观众们赞赏。
这是演奏库茨的“小奏鸣曲”的场面。

柏林德国国家歌剧院
柏林德国国家歌剧院是德国最著名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歌剧院。
经过四年来的重建工作，它已在今年09月04日正式开幕公演了。
国家歌剧院最初建于一七四三年，是由腓特烈大帝二世时代建造波茨坦王宫的著名建筑师克诺贝尔斯道夫设计建筑的。
1843年这座剧院在一次大火中被毁。
热爱祖国文化艺术的德国人民又把它按照原来的形式修复起来。
第2次世界大战中，剧院再一次被毁。
1951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号召下，柏林的工人、学生、机关职员开始新的重建工作。
他们运走了一车又一车的碎砖破瓦。
建筑工人们用他们的劳动和智慧把它修复得比以前更加美丽。
而这次的修复使这所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歌剧院第1次成为真正属于人民的财富了。
歌剧院本身是现代化设备和美丽的建筑形式相结合的整体。
它的精致的雕像、绘画和宏伟的体形表现了德国民族建筑的风格。
它的内部装饰和色彩给人以舒适和谐的感觉。
休息走廊铺设着绿色的大理石，墙壁是象牙色的。
供休息用的“阿坡罗厅”，使人有一种阳光四射的舒畅之感。
观众大厅墙壁和栏杆上全是金色和白色的彩饰。
大厅池座和三层楼一起共有一千五百个座位。
舞台装置高度机械化。
这是由轮动、升降和转动舞台构成的一个组合，分为主台，后台，侧台等，便于迅速变换布景。
舞台上还装置着录音、电视和拍摄电影的各种设备。
广播台和电视台可以直接从这里放送戏院节目。
这座舞台一共有二百六十个各种开关，由一个总的技术中心站管理。
在开幕日的晚上，歌剧院上演了德国著名歌剧华格纳的“纽伦堡的歌手”。
为纪念歌剧院的建成，在从09月04日到10月15日的开幕演出期间，排有许多著名剧目，其中有贝多芬的“费德里奥”，莫扎特的“堂·琼”以及柴可夫斯基的“叶夫根尼·奥涅金”等著名歌剧。
这一段时间的戏票早已被订完了。
占总票数百分之六十的工厂、机关的长期票更已经全部预订到1956年夏季。
现在在剧院售票处前面，经常排着长长的队伍。
人们在购买或预订戏票。
这里面也有来自西柏林和西德的人民，他们珍爱德意志民族的文化遗产。
他们认为德意志文化艺术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是德国人民所共同热爱的。
柏林德国国家歌剧院的重建完成和开幕公演，是德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件重大事情。
“新德意志报”这样写道：
“整个国家可以正当地以这座美丽的剧院而自豪。
我们的建筑家、工程师和建筑工人所完成的工作，是我们的日益发展的文化的证明，也是艺术在我国劳动群众的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的证明。”

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吹奏乐团首次演出
中央实验歌剧院管弦乐团指挥　黎国荃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吹奏乐团，10日在北京举行了首次演出。
我们以十分激动的心情欣赏了他们的杰出的演奏和演唱。
在开幕式上，吹奏乐团团长库茨巴赫同志说得好：
“我们将以我们的演出，做为献给中国人民的礼品”。
他所说的这一礼品，的确是珍贵的。
我们衷心地感谢他们。
由久负盛名并有着悠久传统的德国德累斯顿国家乐团的演奏家们组成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吹奏乐团这次来我国进行访问演出，使我们有机会听到伟大的德国民族音乐的典范式的演奏，是我们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
他们演出的每一个节目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几乎所有的节目都被观众要求再来一次。
从第1个节目（贝多芬作曲的四重奏，由一个高音号，一个低音号，两个圆号组成）的第1个和弦起，听众立刻被吸引住了。
他们吹奏得那样准确整齐，乐音是那么和谐，好像是管风琴奏出的和弦，音色是美丽而谐调的，强奏时含蓄有力，弱奏时美丽圆润，渐强渐弱处理得非常有分寸，情感的表现也非常细腻。
在这个节目中，演奏家们表现了伟大的作曲家贝多芬的那种“通过斗争而达到胜利”的值得骄傲的心情。
吹奏乐的第2个节目是莫扎特作曲的F大调五重奏，这是由长笛、双簧管、黑管、圆号、低音大管组成的。
他们的娴熟的技巧和丰富的表现力，使每件乐器的性能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横笛和双簧管在高音部愉快地歌唱似地演奏着；
黑管和圆号在中音部巧妙地配合着；
低音大管在低音部稳稳地衬托着，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长笛吹奏得明亮透澈，双簧管轻巧动人，圆号和低音大管的顿音吹奏的格外灵活，黑管的音色也很优美。
这一个五重奏共有四个乐章：
第一乐章快板，第二乐章慢板，第三乐章小步舞曲（是一种三拍子的欧洲古典舞的曲式），第四乐章是急板，五位演奏家出色地表现了莫扎特特有的轻快活泼的乐观情调。
这一节目极为听众欢迎，他们将第四乐章重演了一次，但还是满足不了观众的要求，以致不得不又将小步舞曲演奏了一次。
吹奏乐的另一个节目是兰因霍尔特的“变奏曲”，这是由六个人组成的（两个小号，两个圆号，两个长号）。
最后一个节目是库茨的“小奏鸣曲”（由七人组成，两个小号，两个圆号，两个长号，一个低音号）。
这两首乐曲，不仅别具风格，而且演奏技术也是复杂艰深的。
吹奏乐团的演奏家们在这里充分地显示了他们的卓越的技巧。
在“变奏曲”的一开始，由第二圆号引出、由第一圆号接上的乐句，是那样柔美，充满了诗意，令人神往。
小号的声音清脆嘹亮，激动人心；
以熟练的技巧吹奏着的长号的快速顿音准确而有力；
低音演奏得非常富于弹性。
在听众一再要求下，加演的一首豪迈的富有朝气的乐曲，也同样博得了听众的喜爱。
晚会上除吹奏乐节目外，还有两位独唱家和一位钢琴家的表演。
女高音独唱家玛丽亚·格隆妮热情奔放地演唱了舒曼的“美丽的异乡”和沃尔夫作曲的“我有个爱人住在拍娜”；
男高音独唱家基尔德·芦茨博士非常富有诗意地演唱了舒伯特的“她的像片”和舒曼的“荷花”等抒情歌曲。
这两位歌唱家的演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钢琴家罗兰德·勃莱特施耐德教授，以纯熟的技巧和细致的表演，演奏了贝多芬的两首即兴曲（降Ａ大调和Ｅ小调），在观众热情的要求之后又演奏了一首舒伯特的“音乐的一瞬间”。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吹奏乐团的演奏家们和演唱家们，都有着高度的艺术修养。
通过他们的演奏和演唱，我们不仅进一步认识了德国人民的勤劳朴实和坚强不移的性格；
进一步认识了音乐表演上的民族风格；
也进一步得到了对古典音乐艺术的正确的理解。
首都的年青的音乐工作者们，正在热情地向德国的音乐家们学习。
我们相信，通过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我们是会得到很多的教益的。

保加利亚艺术简讯
歌剧艺术的成就
保加利亚人民热爱歌唱。
他们的歌曲就是他们的生活的反映。
在遭受土耳其压迫的五个世纪的黑暗年代里，歌曲曾经是人民的最好、最亲密的朋友。
它们保持着民族的良知、觉悟，和最后战胜压迫者的信心。
今天，保加利亚的男女老少都在歌唱着自己的自由幸福的国家。
城乡各地成千成万个业余的和专业的合唱团，音乐团体和管弦乐队，鼓舞着劳动人民为他们的幸福的未来而斗争。
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歌唱，是保加利亚歌剧艺术发展的基础。
在解放以后的年代里，保加利亚的歌剧艺术获得了显著的成就，歌剧院的数目大大地增加了，解放前只有一所，现在有了六所，艺术水平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虽然保加利亚的歌剧历史较短——自从第1次上演歌剧以来只不过四十八年——保加利亚的歌剧演员却是知名于国内外的。
其中最杰出的如伊尔卡·波波娃、涅利·卡洛娃、拉伊娜·米哈伊洛娃、米哈伊尔·波波夫，赫利斯托·勃鲁姆巴洛夫、托多尔·马扎洛夫和其他等人，在欧洲各国首都的演出都受到欢迎，而保加利亚年轻的音乐家们在最近华沙青年联欢节中的演出，也获得很大的成就。
在这次联欢节上，共有四十五位年轻的保加利亚歌唱家和演奏家得奖，其中十五人获得了一等奖。
在今年的歌剧季节里，索非亚各剧院上演的剧目大大地增加了，其中包括了本国和外国的古典和现代的名剧如：
保加利亚人民艺术家皮普可夫所作的歌剧“蒙契尔”，拉伊切夫所作的芭蕾舞剧“海杜克的史诗”，俄国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苏联作曲家卡巴列夫斯基所作的“塔拉斯一家”，法国戈诺的“浮士德”，德国贝多芬的“费台里奥”，波兰作曲家莫纽什科作的“哈尔卡”，保加利亚作曲家维塞林·斯托扬诺夫所作的“狡猾的彼得”和意大利作曲家维尔第的“阿伊达”等等。
索非亚人民剧院
索非亚人民剧院成立于一九○四年。
在剧院成立之前，业余演员们曾走过一段艰苦而崎岖的道路。
1888年普罗夫迪夫的一个业余剧团来索非亚作巡回演出。
首都的观众怀着兴奋的心情看到他们的演出，并要求这个剧团留在索非亚。
剧团没有房子，演员们只好自己出钱建造了一所木板房的剧院，地点就是现在的索非亚人民剧院的原址。
剧团开始取名保加利亚人民“基干”剧团，那座简陋的木房叫“基干”剧院。
1888年12月剧院开幕了，上演了话剧“美丽的谢东尼娅”和“红裤子”。
1890年该剧团改组为话剧及歌剧团，内分话剧组和歌剧组。
1891年，“基干”剧团已成为职业剧团，改名“悲喜”剧团。
1892年02月“悲喜”剧团上演了果戈里的“结婚”和纳尔布罗夫的“误会”。
随着“悲喜”剧团的成立，建立一所更合适的剧院问题便提出来了。
剧院的建筑工程在一九○六年底终于完工了。
一九○七年隆重地举行了剧院落成典礼。
在这个剧院成功地演出过各种古典剧作。
保加利亚的话剧是该院经常上演的剧目的组成部分。
剧院也成功地演出了外国的名剧。
曾经在索非亚人民剧院的舞台上演出过的有：
莫斯科艺术剧院、法国的“法兰西喜剧”剧团、南斯拉夫的霍尔瓦特剧团、维也纳市剧团等。
索非亚人民剧院在科·萨拉弗夫的率领下也曾访问过美洲。
不少年青的天才演员都加入了这个剧院，他们努力地学习着大导演尼·玛萨利丁诺夫的表演艺术。
1944年09月以后，在保加利亚戏剧界面前出现了享用俄罗斯和苏联文化宝藏的广泛可能性。
保加利亚的、俄罗斯的、以及某些西欧国家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戏剧和古典剧作，已成了保加利亚各剧院剧目的基础。
这些戏剧与古典剧作对于保加利亚现代戏剧的发展起着良好的影响。
在保加利亚戏剧改革方面苏联的导演彼特洛夫、札瓦德斯基和巴保契金曾给了巨大的帮助。
他们在索非亚人民剧院的卓越演出对保加利亚演员和导演来说是真正的学校。
近几年来索非亚人民剧院由于学习了苏联的先进经验，从而沿着现实主义发展的道路大大前进了一步。
它已成为保加利亚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
在人民政权建立以后的十年多来，索非亚人民剧院共排演了近百个剧本，其中包括保加利亚、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古典的和现代的戏剧和歌剧。
这些演出吸引了数十万观众，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业余艺术活动的发展
保加利亚现在全国总共有一万一千三百多个业余艺术团体，参加者达三十万人，即全国人口平均每二十四人中就有一个是业余艺术团的团员。
这些艺术团体遍布全国城乡各地。
在企业和机关里，都有戏剧、歌唱、舞蹈团体和文学小组。
在弗拉查、斯利文、布加斯等城市还成立有业余歌剧团。
参加业余艺术活动的有工人、职员、农民、学生和战士等。
劳动人民的天才和智慧在这些业余艺术团体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业余艺术团体经常受到各个专业艺术团体的帮助和指导，同时它们也不断地以具有真正的天才和修养的艺术干部补充到专业艺术部门去。
保加利亚有很多著名的演员，如人民歌剧女演员拉伊娜·米哈伊洛娃、功勋演员伊·约西弗夫、季米特洛夫奖金获得者格·鲁达洛夫、导演和演员菲利波夫、西莫夫等，原来都是业余剧团的演员。
甚至许多专业性的艺术团体也都是在业余艺术团体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

保加利亚艺术家代表团10日晚在天桥剧场举行访问演出开幕式，他们的卓越表演受到了首都艺术家们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赞赏。
左图：
保加利亚艺术家代表团演出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乌兰夫等上台向保加利亚的艺术家们祝贺并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齐观山摄）
本版照片除署名者外均为本报记者高粮、王志渊摄
男低音独唱　歌剧“伊凡·苏萨宁”中伊凡·苏萨宁的詠叹调
作曲：
格林卡
演唱者：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人民演员、季米特洛夫奖金获得者、索非亚人民歌剧院独唱家米哈依尔·波波夫
小提琴独奏　戈帕克舞曲　作曲：
穆索尔斯基
演奏者：
季米特洛夫奖金获得者、布达佩斯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获奖者、索非亚音乐院讲师勃扬·列切夫
女高音独唱　摇篮曲　作曲：
柴可夫斯基
演唱者：
第2届保加利亚歌唱家和器乐演奏家比赛会获奖者、华沙及布加勒斯特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获奖者、布拉格“爱玛·提斯基诺娃”奖金获得者、索非亚人民歌剧院独唱家瓦夏·拉德娃
男声独唱　嗨，金色的多布鲁察　保加利亚现代民歌　演唱者：
民歌演唱家、索非亚广播电台独唱家约夫乔·卡拉依蒙诺夫。
伴奏“卡瓦尔”：
索非亚广播电台独奏家茨韦特科·布拉郭耶夫
女高音独唱　姑娘的歌　作曲：
赫里斯多夫
演唱者：
第2届保加利亚歌唱家和器乐演奏家比赛会获奖者、布加勒斯特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获奖者、索非亚人民歌剧院独唱家尤里亚·威聂耳
民间乐器“加伊达”独奏欢宴曲
演奏者：
索非亚广播电台独奏家茨韦特科·布拉郭耶夫
芭蕾舞　春天里的会见
作曲：
弗拉基格洛夫
表演者：
季米特洛夫奖金获得者、布加勒斯特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获奖者、索非亚人民歌剧院舞蹈家柳芭·柯尔查柯娃和布加勒斯特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获奖者、索非亚人民歌剧院舞蹈家阿森·加夫里洛夫

“春天里的会见”及其他
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常务理事　陈锦清
1951年在柏林举行第3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时，我们中国青年艺术团的部分同志看到了柳芭·柯尔查柯娃和阿森·加夫里洛夫主演的舞剧“红罂粟花”。
这是一出以中国的革命斗争为题材的舞剧，柳芭·柯尔查柯娃创造了一个心地善良、富有正义感和爱国主义思想的中国妇女——桃花的美丽形象。
我们被柳芭·柯尔查柯娃和阿森·加夫里洛夫的表演，以及整个舞剧的情节发展深深地吸引住了。
从这个演出中，我们看到了保加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关怀。
那天，我们看完舞剧以后，曾怀着兴奋的心情到后台去向柳芭·柯尔查柯娃和其他演员们致敬。
事隔四年。
今天，柳芭·柯尔查柯娃和阿森·加夫里洛夫同其他保加利亚艺术家们一起到中国来作访问演出，使我们有机会欣赏他们的优秀的表演艺术，真是中国观众的幸事。
在开幕式那晚的演出晚会上，柳芭·柯尔查柯娃为我们表演了三个精采的芭蕾舞。
“春天里的会见”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节目，它是以芭蕾舞的技巧和形式来反映现实生活的：
一对农村的青年男女，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相会了，姑娘送给青年一朵玫瑰，青年以不能抑制的喜悦轻吻了姑娘。
柳芭·柯尔查柯娃和阿森·加夫里洛夫的双人舞构成许多美丽的画面。
我特别喜欢他们二人隔着长柄农具相对而密密私语的那一刹那间，那个场面真像一幅动人的油画。
在这个节目里，柳芭·柯尔查柯娃创造了一个温柔、恬静而纯洁的少女的形象，阿森·加夫里洛夫创造了一个英俊的富于男性美的农村青年的形象。
由于表演的精采，在观众热烈邀请下，他们又重演了一次；
妙在重演第2次中有个别小的变化更耐人寻味。
“天鹅之死”是法国作曲家圣桑的作品。
这是一个传统的、表情和技巧都很细致的单人芭蕾舞。
一只洁白的天鹅负伤了，她再也不能稳健地飞翔了，由于疼痛，她抖擞着双翅，逐渐地，双翅失去力量，从空中回旋落地，她挣扎着再起飞，又倒下，她忍着创痛，呼吸短促而紧张，翅膀甚至于羽毛都颤栗着。
她终于安静地死去了。
柳芭·柯尔查柯娃确切地解释了音乐的主题，创造了一只美丽的天鹅形象。
她的动人而细腻的表情，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天鹅的死的惋惜。
“青年圆舞曲”是一个充满着生命力，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双人舞，感情非常奔放。
强烈的节奏，快速度的跳跃，如女的在地上一跃而坐在男的肩上的动作等，都是芭蕾舞中很难掌握的技巧。
柳芭·柯尔查柯娃和阿森·加夫里洛夫在这个双人舞中所扮演的青年，是一对新型的青年男女，是懂得工作也懂得生活，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社会主义建设而永远不知疲倦的先进青年。
这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双人舞。
柳芭·柯尔查柯娃在一个晚会中创造了三个完全不同的形象，这是难能可贵的。
柳芭·柯尔查柯娃由于她在舞蹈艺术上的成就，曾获得季米特洛夫奖金，在第4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中，她和阿森·加夫里洛夫都是芭蕾舞比赛获奖者。
保加利亚的芭蕾舞艺术在解放后由于苏联的大力帮助而得到改革和发展，柳芭·柯尔查柯娃和阿森·加夫里洛夫都曾在莫斯科舞蹈学校学习多年；
苏联还曾派舞剧编导专家霍尔芬（去年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来我国访问演出的儿童舞剧“阿依波利特医生”的编导）赴保加利亚协助工作了三年。
这种情况和我们中国今天的舞蹈艺术情况类似，我们也聘请了苏联专家，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发展民族传统的舞蹈艺术之外，同时也要建立芭蕾舞蹈艺术。
在芭蕾舞方面，无疑的，保加利亚比我们先进了一步。
我们应该很好地向保加利亚舞蹈家们学习。
让我们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家庭里，在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先进艺术经验的指导下，共同携手努力前进吧！
祝保加利亚的舞蹈家们不断地获得更辉煌的成就！

记保加利亚艺术家们的杰出的演出
中央歌舞团团长　李凌
保加利亚的声乐艺术是有着光辉的传统的。
这次来我国访问的保加利亚艺术家代表团团长、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人民演员、季米特洛夫奖金获得者米哈依尔·波波夫就是一位杰出的男低音独唱家。
在北京的首次演出晚会上，他的演唱博得了我国听众的极热烈的欢迎。
他深刻而严谨地演唱了舒伯特的“流浪者”；
热情扬溢地唱出了格林卡的“伊凡·苏萨宁”中的“伊凡·苏萨宁的咏叹调”。
“伊凡·苏萨宁的咏叹调”，是中国听众比较熟悉的。
这是一首极有份量的歌曲。
米·波波夫真实而细致地表达了这首歌曲的情感。
在许多情感的转折点，戏剧性的效果是异常强烈的，特别是当英勇的伊凡·苏萨宁准备为挽救祖国而牺牲、向亲爱的家乡告别时，那悲壮苍劲的歌声，是引人深思的。
米·波波夫的歌声是那样的圆润自如，甚至极高的音色，都能轻清而柔美地表现出来，这是男低音歌手极宝贵而难能的地方。
他还极其优异地演唱了穆索尔斯基的“跳蚤之歌”。
他庄严而又诙谐地表现了这首讽刺沙皇宠臣的歌曲的深刻含意。
“如果它（跳蚤）敢来咬我们，哈哈！
那我们就要不客气了。”
这几句唱得那样明朗、果敢，非常深刻地表现了乐曲的精神。
这首歌曲不仅富有社会意义，而且需要极高的声乐技巧。
他演唱得如此自如、完善，并且创造性地使优美的声音，溶入诗的意境之中。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声乐艺术上的极高的造诣。
这位大艺术家，在他的艺术创造生活中，曾扮演过四十五个不同性格的角色。
他曾反复地探索如何表现这些角色的最深的心灵，竭力想要准确地刻划这些不同的形象。
二十五年如01日的在艺术上的探索和辛勤的创造（米·波波夫现年五十六岁了）是使他达到极高成就的唯一原因。
任何大艺术家的成就，都不是偶然得来的。
我们必须学习这种刻苦探求的精神。
花腔女高音瓦·拉德娃的演唱是非常引人的，“凯拉的爱情”（弗拉基格洛夫曲）唱得活泼而有情致；
柴可夫斯基的“摇篮曲”则唱得亲切而又轻柔，都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
她演唱的“西班牙之歌”（德里勃曲）更为动人，这首歌曲是描写一群姑娘嘲笑一个好嫉妒的年青小伙子的。
瓦·拉德娃以清秀的歌音，尽情地描画了这有趣的情景。
她的精炼的技巧，清脆的歌音，以及那婉转、流俐的花腔，都是很令人赞服的。
她还唱了一首陕北民歌“兰花花”，在情调的处理上，可以看出她是化了许多心思的。
尤·威聂尔是一位戏剧性的女高音歌手。
她的声音宽宏、嘹亮，技巧成熟，气息的控制自然，把共鸣发挥到最大的效果，因之，听起来，使人感到她唱得无拘无束，极其自然。
她演唱的歌剧“流浪歌手”（维尔第曲）中的莉奥诺拉的咏叹调是很成功的，使人见到她具有极高的才华。
听众对保加利亚民歌演唱家约·卡拉依蒙诺夫的表演也极为喜爱。
约·卡拉依蒙诺夫原来是一个法律系的学生，他生长在一个农村的民歌演唱家的家庭，从小就喜欢唱民歌，他在大学毕业以后，就以民歌独唱者的身份参加了国家民间歌舞团了。
他唱了两首保加利亚特出的民歌：
“卡拉扎想和格尔基娜结婚”、“勃依乔对勃依卡说”，还唱了一首现代民歌“嗨，金色的多布鲁察”。
前一首歌叙述封建时代的保加利亚青年卡拉扎没有自由来选择自己的未婚妻，他要娶格尔基娜，而他母亲却强迫他和另一个姑娘结了婚，格尔基娜因此悲痛得死去了。
约·卡拉依蒙诺夫质朴而情深地描画了这种心绪。
而在唱“勃依乔对勃依卡说”那支歌时，他又诙谐而生动地表现了一个姑娘不敢坐在青年身边的害羞的心情：
“因为妈妈和姐姐都会织布，就是我不会，别人看了会笑话我：
和小伙子谈恋爱倒挺容易，织布可就困难得多了。”
约·卡拉依蒙诺夫的唱歌的最大特点是真实、纯朴、亲切、生动而富生活味，声音也极匀称。
保加利亚艺术家代表团的器乐表演也有着极高的水平。
小提琴家勃·列切夫在演奏帕格尼尼的“小奏鸣曲”中，表现出令人惊异的深奥的技巧。
他的琴音带有刚毅、明朗的优点，弓法均匀而有力。
钢琴家格尔波娃虽然没有单独表演，但她的才华在她伴奏“伊凡·苏萨宁”和“跳蚤之歌”中也充分地显示出来了。
她是一位用心灵去体会音乐思想的演奏家。
民间音乐独奏家茨·布拉郭耶夫的表演也很有特色，他先演奏了保加利亚民间乐器“卡瓦尔”，这种乐器和中国的箫很相像，而音色和韵味则近于罗马尼亚的排箫。
他还用“加伊达”（羊皮笛或称风笛，用小羊羔皮做成风袋）表演了“欢宴曲”。
他的表演，带有浓厚的乡土色彩，使我们亲切地欣赏了保加利亚人民特有的欢乐的爽朗的生活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