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认购公债超过计划
新华社21日讯
全国人民已认购1955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达六亿四百三十五万元，超过原定推销额（六亿元）百分之零点七三。
其中职工认购数超过原定分配额百分之四十三以上，部队认购数超过原定分配额百分之七十八以上。
到09月15日，公债认购者共已缴公债款四亿七千多万元。

全国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继续举行
李富春副总理报告关于五年计划的问题
新华社21日讯
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21日下午继续举行。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出席了大会，并向大会作了关于第1个五年计划前三年的成就和后两年的任务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勉励参加大会的青年积极分子，一定要遵循着毛主席的指示，戒骄戒躁，同全国青年以及全国人民一道，为努力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接着，苏联青年代表团团长、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扎鲁日尼代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向大会致祝词。
在他致词时，到会的青年积极分子们几次起立热烈鼓掌，表示对参加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的苏联青年的尊敬和热爱。
扎鲁日尼致词后，就将印有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给中国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祝词的红色纪念册，交给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胡耀邦。
接着，苏联青年代表团代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和苏联青年向大会献礼。
礼物中有象征着中苏青年友谊的巨幅油画，一艘“伏尔加号”轮船的模型，一套炼油厂型的文具台和一架精致的收音机。
这时，参加大会的青年积极分子代表跑上主席台，向苏联青年代表团献花。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他们热烈地握手祝贺。
出席大会的青年积极分子今天开始在大会上发言。
今天发言的有六人。
据新华社21日讯
鞍钢第1座自动化炼铁炉炉长王洪顺今天第1个在大会上向祖国汇报工作。
他所在的鞍钢青年炼铁炉，是经常全面地均衡地完成生产计划的模范单位。
他代表这座青年炼铁炉的全体职工，在大会上提出保证：
全年给国家多生产优等质量的生铁一万七千二百吨，一级制钢铁的比重达到百分之九十四以上，全年节省焦炭一万三千吨，每天从炉渣中回收三百公斤生铁，并作到安全生产，消灭事故。
在今天大会上发言的还有荣获陕西省丰产甲等模范的青年积极分子王保京。
他生动地报告了他积极运用新的技术和优良品种获得丰产的情况。
1953年，他使用小麦碧蚂一号良种，使一亩丰产地的产量达到六百九十斤。
同年，玉米丰产地每亩产量达到一千五百一十五斤，创造了全省最高纪录。
1954年，他继续努力，使每亩玉米丰产地的产量达到一千五百斤。
今春小麦丰收，有二亩高额丰产地平均每亩达到一千零二十七斤四两。
由于他领导的互助组年年增产，坚定了全体组员走互助合作道路的信心，去年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
现在，全村六十七户农民已有六十五户参加了合作社。
他现在担任这个合作社的社长。
他在发言中特别提到，他们所以能够丰产，全凭党的领导，全凭全体社员出主意，出力气。
他说，不论办什么事如果离开党和群众，什么也搞不成功。
我国第1支女子测量队——玉门油矿女子测量队的代表黄金洪在会上报告了她们在戈壁滩上冒着风雪和严寒，爬山涉水，英勇地向大自然进军的情况。
她在发言中说，她们为了向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献礼，今年08月中旬已基本上完成了全年的任务。
在大会上向祖国汇报成绩的还有从1953年以来连续十八次创造和改进许多种工具和操作方法的上海市工业劳动模范陈修林；
在解放一江山岛战斗中带领一个突击组，冒着敌人炮火英勇夺取“胜利坡”阵地的解放军某部青年班长喻仲成。
在大会上最后发言的是在朝鲜战争中负伤，两只脚和九个手指头被打断，但仍然顽强地坚持工作和学习的革命残废军人廖贻训。
他现在已经学会写字，骑自行车，做过荣誉军人学校的报刊编辑工作，获得“祖国的儿子”、“模范团员”等光荣称号。
他报告完毕时，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有一些青年积极分子跑上台把他高高抬起，向他表示无限的尊敬和热爱。

在新疆省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上
董必武同志的讲话主席、各位代表：
新疆省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开会，是要讨论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问题。
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批准成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
新疆省四百多万人口中，维吾尔族占百分之七十四以上，以维吾尔族为主体成立自治区是符合国家的民族政策的。
现在，经过新疆省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的讨论和通过之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即将成立，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向大会和即将成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致以衷心的祝贺，并希望它光荣地担负起团结新疆各民族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而奋斗的伟大历史任务。
我们深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一定能够鼓舞新疆维吾尔族和各民族人民进一步发挥其积极性和主动精神，热情地参加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新疆维吾尔族和各民族都是祖国勤劳、勇敢的民族，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民族文化。
在很早以前，新疆各民族人民就开发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从事农业、畜牧业生产，使新疆成为祖国富饶的地区之一，对伟大祖国的缔造，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是，在解放前新疆各民族曾长期遭受汉族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民族压迫制度对新疆各民族的发展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害。
为了反抗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新疆各民族人民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特别是伊犁、阿山、塔城三区的革命，给了国民党在新疆的反动统治以有力的打击，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并在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下，促使新疆各民族人民获得了和平解放。
从此，新疆各民族人民便同全国人民一起，永远摆脱了民族压迫，实现了民族平等，取得了广阔的发展前途。
几年来，新疆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抗美援朝运动，进行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工作，开展了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发展了农业、畜牧业、工业、交通运输和商业，在文化、教育、卫生各个方面的工作也都有了进展，人民生活已逐步地得到改善和提高，并先后建立了新疆境内各民族自治州和自治县，增强了民族团结，培养了大批的民族干部，大大地提高了各民族人民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
所有这些都为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今后在自治区内有计划地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新疆各民族人民获得解放的道路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建立，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定的民族政策是无往而不胜利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即以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并从各方面帮助少数民族的解放和发展。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为了新疆各民族人民的解放事业，曾经付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他们的鲜血是同新疆各民族人民中为革命事业而牺牲了的先烈们的鲜血流在一起的。
解放后，新疆各民族人民在各项工作中的成绩，也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伟大祖国的关怀和支援下，依靠各民族人民和各民族干部亲密合作共同奋斗的结果。
全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使我们能够以彻底的民主主义和民族平等精神解决民族问题，建立各民族的真正团结和合作。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把民族的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这一政策已载入我国的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证了我国各少数民族在聚居的地方都能行使自治权，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
我们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个政策，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必须尊重各民族应该享有的平等地位和权利，而且只有这个政策，才能消除历史上残留下来的各民族间的隔阂和歧视，才能不断地增进各民族间的互相信任和团结。
毫无疑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又一重大胜利，是祖国各民族更加团结的又一标志。
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即将成立了，自治区成立之后，新疆各民族人民的任务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的任务就是动员新疆各民族人民，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国家计划中规定的新疆地区的建设任务，发展自治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继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大量培养各项建设工作的干部，坚持广泛的统一战线，巩固国防，建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在自治区成立之后，新疆各民族干部，必须积极工作，努力学习，戒骄戒躁，虚心谨慎，进一步地密切联系群众，加强民族团结，为着祖国的利益，为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建设献出自己一切力量。
新疆各民族在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工作中，还须继续欢迎祖国各民族特别是汉族人民的支援和汉族干部的帮助，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自治区更快地建设好，离开这样的帮助是不对的，也是不行的。
而各民族间的互相帮助，特别是汉族对其他民族的帮助，也都应该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不这样作是不对的，也是不行的。
驻新疆部队和汉族干部必须以忘我的态度全心全意地为新疆各民族人民服务，为了建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巩固国防，应该努力工作，安心工作，并且做出更大更多的成绩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之后，不仅要继续并且还要加强自治区内各民族间的互助合作。
占人口多数的维吾尔族特别要积极地来帮助其他民族的自治州、自治县和其他民族人民建设他们自己的自治地方和他们的幸福生活，使得各民族人民更亲密地携起手来，共同来建设自治区。
十分认真地在干部中和人民群众中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防止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不仅过去是并且今后仍然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党和人民政府的重大任务。
必须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我们的民族团结、对各民族人民所获得的一切成就和胜利都是极端仇恨的，敌人特别懂得民族团结对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因而他们必将利用各种办法来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各民族间的团结。
新疆是多民族的地区，处在祖国的边境，现在又将建立自治区，那末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必然会寻找我们的各种空隙来进行破坏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巩固我们的民族团结，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各位代表：
你们都是各民族人民的代表，对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于自治区的建设，你们都有着重大的责任，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够亲密地团结起来，为着我们共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着新疆各民族人民的幸福生活、为着伟大的祖国努力奋斗，完成祖国和人民交给你们的任务。
（新华社乌鲁木齐21日电）

我们伟大的祖国
抚顺煤矿龙凤矿李春荣领导的掘进组已提前完成了第1个五年计划前三年的工作量。
最近三个月来，他们又用每天多扫浮煤的办法给国家节约了一千多吨煤。
这是李春荣正在工作。

联合国大会第10届会议开幕
苏联等国主张恢复我国合法权利
据新华社21日讯
纽约消息：
联合国大会第10届会议09月20日纽约当地时间十五时十五分在联合国总部开幕。
在会议大厅中聚集着联合国所有六十个会员国的代表团。
出席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团长是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美国代表团团长是国务卿杜勒斯，英国是外交大臣麦克米伦，法国是外交部长比内。
荷兰代表团团长、外交大臣伦斯代替缺席的联合国大会第9届会议主席范克里芬斯担任主席。
伦斯在致开幕词时说，这届会议是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开始工作的。
伦斯特别指出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的作用。
伦斯说，在新的国际环境中，他不认为联合国大会第10届会议是一个一大批代表各个国家、各种意识形态、各种利益的人的会议。
他说，我认为，我们代表着在为全人类争取和平、安全和进步这一共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的世界。
伦斯说，今年我们有一切理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信心，相信联合国在这个已经改善了的气氛中会成为更有效和更重要的组织。
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接着就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的问题发言。
他向大会提出一项提案。
提案说：
“大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代表是中国驻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中的代表。”
莫洛托夫要求大会通过这个提案。
美国代表洛奇发言，反对莫洛托夫的提案。
洛奇提出一个提案，提议联合国大会本届会议不考虑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的问题。
大会代表接着就苏联和美国的提案发言。
英国代表纳丁发言支持美国的提案。
纳丁说，英国政府认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是这样的一些问题之一，这些问题必须予以解决，然后远东的正常的和平关系才可以重新建立”。
但是他又说，在这个“争论很大的问题上进行辩论是害多利少的”，英国政府认为“讨论这个问题的时机尚未到来”。
印度代表梅农发言，要求通过苏联的提案。
他说：
美国或任何国家不承认中国这件事，并不能消灭中国。
不承认并不是一种创造性的行动。
他说，大会应当矫正这种错误。
我们希望这将是我们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的最后一次，并且希望这次大会会通过这个提案以矫正中国的代表权问题。
梅农说：
我们不应该继续重复我们过去的决定而不考虑在不断变化的世界形势。
我们要投票反对美国的建议，这种建议将会意味着向世界宣告：
把人们排斥在外的障碍是得到大会的认可的。
梅农着重地说，联合国大会第10届会议现在就应该参照最近的友善气氛考虑中国代表权的问题。
波兰代表纳斯科夫斯基接着发言，他要求支持苏联的提案。
他指出，通过这个提案，对于扩大国际间的友善气氛是十分重要的。
缅甸代表巴林顿随即发言。
他指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才有权占有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
他说，缅甸将支持为实现这一目的的任何动议，并且将投票反对剥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中应有的位置的任何动议。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瓦茨拉夫·戴维发言赞成联合国立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指出，由于日内瓦会议的结果，现在有希望进一步缓和紧张局势，建立国与国之间的更大的信任。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将有助于促进这一目的。
南斯拉夫代表作了简短的发言，表示赞成苏联的提案。
伊拉克代表贾马利在发言中反对讨论这个问题。
印度尼西亚代表汉尼法发言，赞成苏联的提案。
他说，印度尼西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该占有联合国中的席位。
他说：
对于远东的和平稳定局势来说，这个问题是极其重要的。
万隆会议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来对紧张局势的缓和及世界和平的加强贡献出它的一分力量。
现在再继续推迟这个问题的讨论，按世界事务的趋势来说是不现实的。
接着，苏联代表莫洛托夫再次发言，要求会议通过苏联代表团的提案。
会议随后就辩论的问题进行表决。
美国所控制的机械多数首先通过给美国提案以表决的优先权，接着又以四十二票赞成、十二票反对、六票弃权通过美国提案。
投票反对美国提案的有：
缅甸、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印度、印度尼西亚、挪威、波兰、瑞典、乌克兰、苏联和南斯拉夫。
弃权的有：
阿富汗、埃及、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
会议接着举行联合国第10届大会主席的选举，投票结果，智利代表马萨以全体六十票当选。
马萨在就主席位以后致词说，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甚至在最黑暗的时刻里，也对全世界各国人民指明了和平共处的道路。
马萨说，联合国今年在改变了的气氛中开会，国际舆论正慢慢地但是肯定地相信实现和维护和平的必要先决条件是：
对集体安全担负最大责任的各国，应当相互作出诚意的表示。
任何建立或扩大这种诚意的行动，都受到世界公众舆论的热烈欢迎。
马萨发言后，他宣布成立联合国大会特别政治委员会。
没有人对此表示反对。
会议接着宣布休会。

苏联和民主德国谈判最后公报
新华社21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20日讯：
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谈判的最后公报：
苏联政府代表团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从09月17日到20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谈判。
苏联方面参加谈判的有：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尼·谢·赫鲁晓夫、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伊·格·卡巴诺夫以及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弗·斯·谢苗诺夫、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格·马·普希金、苏联外交部第三欧洲司司长斯·格·拉宾。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方面参加谈判的有：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瓦尔特·乌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威利·斯多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奥托·努舍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洛塔·博尔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布伦诺·劳施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约翰尼斯·柯尼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彼得·弗罗林、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埃里希·柯伦斯教授、民主农民党总书记贝托尔特·罗斯、自由民主党总书记曼弗雷德·吉尔拉赫、代表团秘书弗里茨·格罗斯大使。
在谈判过程中讨论了有关加强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的最重要的问题。
谈判是在友好和真诚的气氛中进行的，谈判结果签订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条约”。
双方表示坚决相信，这一根据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签订的条约将促进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国之间已经存在的友好关系和紧密合作的加强和进一步发展。
双方还相信，这个条约是加强欧洲的和平和安全的重大因素，它将从而促使德国重新统一成为爱好和平和民主的国家。
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对彼此所关心的国际问题，特别是有关即将举行的四国外交部长日内瓦会议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双方确认，为了在上述会议上富有成效地讨论有关德国的问题，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必须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参加。
双方对由于犯有罪行目前还在苏联服刑的一部分前德国战俘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苏联政府考虑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和政府就这个问题提出的请求，并且考虑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声明它将从宽研究这一个问题，并且将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出建议。
09月20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条约”以及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瓦·亚·佐林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洛塔·博尔茨所交换的信件的文本另行发表。

苏芬会谈的重大成就
09月16日在莫斯科开始的苏联和芬兰之间关于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两国友好关系的会谈，已于19日圆满结束。
由于苏芬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而在这次会谈中取得的重大成果，是日内瓦精神的具体表现。
它不仅符合于苏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对于加强国际合作和巩固世界和平的事业，也将发生难以充分估计的深远影响。
根据苏芬两国所签订的议定书，1948年缔结的苏芬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将继续延长二十年。
人所共知，贯穿着两国完全平等精神的苏芬条约，在巩固苏联和芬兰的友好关系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正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会谈发言中所指出的，苏联和芬兰在战后年代中的良好关系，是以这个条约为基础的。
根据这个条约，两国在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并发展和加强了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
十分明显，苏芬条约的延长，将会促进苏芬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在这次会谈中，两国政府还签订了关于苏联放弃使用波卡拉乌德海军基地的协定。
人们记得，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为了巩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了防止外来侵略势力利用芬兰地理上的便利向苏联发动进攻，苏联根据1947年的苏芬和约，以五十年的期限租借了波卡拉乌德海军基地。
这一措施，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
现在，苏联和芬兰之间既然已经形成了友好睦邻关系，同时国际局势又已开始缓和，因此苏联政府就提前放弃了对这一基地的租借权。
苏联政府的这一行动，充分体现了它对芬兰主权的尊重和对芬兰人民的信赖。
苏联政府主动的和平外交政策，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生动的证明。
可以看出，上述的议定书和协定，是完全符合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芬兰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这种差别，并不排斥两国人民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同时，更不排斥两国和平共处。
芬兰在战后奉行独立政策，拒绝了参加旨在反对苏联的军事集团，而同苏联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奉行这种政策的结果，使芬兰人民得以避免扩军备战的负担，有助于芬兰经济走向正常化。
毫无疑问，苏芬两国合作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将为芬兰发展和平经济提供新的可能；
这对于维护芬兰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也是有力的保障。
苏芬会谈所取得的积极成就，不仅巩固了两国之间的友谊，保障了欧洲北部的安全，并且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和巩固世界和平。
苏芬两国在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这一原则下所建立的和睦关系，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这种关系令人信服地证明，西方国家如果能在自己的国际活动中接受和遵循这一原则，那么就完全有可能在整个的历史时期中保障各国人民的和平生活，保障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友好关系的发展。
苏联政府在这次会谈中，对于加强苏芬合作、进一步增进两国的友好关系上所表现的日内瓦精神，是对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又一个新的贡献。
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满意地看到，在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之后，苏联政府首先并且连续不断地用具体行动来实现日内瓦精神，改善被“冷战”政策所长期毒化了的气氛，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信任。
苏联政府在08月间作出决定，将苏联武装部队在本年年底以前裁减六十四万人。
最近苏联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对于促进德国东西部的接触、促进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立，将发生极大的作用。
现在，苏联又首先放弃了它在外国拥有的唯一的军事基地。
人们应该看到这种行动对于进一步和缓局势是怎样不可抗拒的推动力。
几年来，美国以某些国家为假想敌国，到处建立军事基地网，甚至建立原子军事基地网的活动，是使国际局势紧张，使世界人民忧虑不安的重要原因之一。
建立这种军事基地网完全不是为了防御，这是人所共知的。
苏联为实现日内瓦精神而放弃波卡拉乌德基地，就是美国应该学习的鲜明榜样。
应该指出，在西方国家中，对于苏联的和平政策喋喋不休地进行歪曲的，仍然并不乏人。
美国的某些通讯社在评论苏芬会谈时，把苏联主动放弃波卡拉乌德海军基地的租借权，解释为苏联是想取得“宣传上的利益”；
是因为“现代化的战争”——即原子战争，才使得苏联没有必要保有这个海军基地。
这些故意贬低苏联的行动的论调，证明他们还是习惯于从“冷战”的利益来考虑问题，想掩盖美国不愿放弃军事基地的用意。
但是，西方国家中大部分的报纸，都不能不承认苏联谋求改善国际局势的诚挚愿望。
瑞典的“晨报”写道，苏联主动放弃波卡拉乌德海军基地的慷慨建议，“将替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打开更加宽阔的道路。”
中国人民热烈欢迎这次苏芬会谈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人们有理由要求西方国家作同样的努力，特别是撤消一切在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以便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信任，促使国际局势的进一步缓和。

莫洛托夫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主席先生，各位先生！
苏联代表团认为有必要提请大家注意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曾经一再提交联合国大会以前历届会议讨论，但是至今还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
我们所指的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的问题。
拖延解决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理由的，特别是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
本届大会会议是在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开幕的。
四国政府首脑日内瓦会议的结果首先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看到，各国关系有了一些改善，它们之间的信任有了加强，国际紧张局势有了缓和。
现在，在日内瓦会议之后，解决迫切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已经具有比较有利的前提。
在这些问题当中，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的问题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由于某些情况和人为的障碍，这个问题在几年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显然不公正的做法，进一步发展国际合作的利益和联合国本身的利益要求消除这种做法。
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联合国的威信，使这种威信遭到损害，不能不妨碍联合国执行宪章所规定的任务——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发展各国的友好关系，实现各方面的国际合作和成为使各国行动取得协调的中心。
在当前形成的国际条件下，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将是在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道路上的新的重要的一步。
另一方面，如果大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被人为地排斥，不能参加联合国组织的工作，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被那些大家都知道不代表任何人的人非法占据，那么联合国组织就不能顺利地完成它的许多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它实际上已经被其他国家承认为一个大国。
中国人民许多世纪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团结一致。
六亿中国人民衷心拥护自己的人民民主政府，并且按照民族的真正利益和劳动者的真正利益极其热情地本着新的原则建设自己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在中国，民族力量正在空前高涨，经济不断发展，正在进行伟大的民主和社会改革。
无论谁都无法阻止这一历史性的事态转变，这一转变同亚洲的其他的伟大事件表明了，亚洲各国人民已经进入了新的、光荣的历史时代——伟大变革的时代。
今年春天举行的万隆会议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亚非国家是国际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因素。
参加万隆会议的有二十九个亚非国家，它们具有不同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但是它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并且在国际关系发展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如果企图缩小这种事实的意义和低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样的国际条件下的作用，就等于是倒退和采取受到历史谴责和没有希望的立场。
这里无须乎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或者是正在其中起卓越的积极作用的其他国际事件一一列举。
联合国许多会员国已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常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
其他一些国家也在想沿着这条道路走。
无论是为了巩固国际和平和安全，或者是为了保持联合国的国际威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联合国的一个平等权利的会员国参加大会、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都是必要的。
继续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就是继续破坏联合国宪章，破坏公正的原则和国际法的原则。
苏联代表团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拖延解决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可争辩的权利的问题，为此，苏联代表团提出下列提案交大会批准：
“大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代表是中国驻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中的代表。”
苏联代表团希望，这个建议将得到其他代表团方面的支持；
并且认为，这个建议的通过将有助于完成联合国组织所担负的基本任务——维护和巩固和平以及发展国际合作的任务。

农业合作化改变着福安地区的面貌
曾毓秋
在东海岸的福建省福安专区，自然条件是很复杂的。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都是山地。
耕地大部分是层层叠叠的梯田。
只有很少的地方是山间小块平原地。
自然灾害很多：
春天涝，夏天旱，夏秋两季常有台风，随时都有虫灾，沿海人民还得向海潮作战，山区人民又为兽害所苦。
山区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但他们一直找不到通向富裕的道路。
1953年春天，福安地区的共产党组织领导农民试办了十四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大部分社都增了产。
有三个社虽然受了严重旱灾，但也比社外农民少减产。
从此，福安专区的人民开始看到了幸福的前途。
1954年发展到一百一十个社，到秋季绝大部分社又都比社外农民增产了。
柘荣县黄根乡四个社每亩田平均增产二成二，九个常年互助组每亩平均增产一成六，五个临时互助组平均增产一成二。
农业合作社产量高的事实，吸引了更多的农民走到合作化的路上来。
1954年秋到1955年07月，全区已有了一千六百六十六个社。
入社农户有四万一千三百一十五户。
全区七百七十三个乡中，有五百六十二个乡有了农业合作社。
今年农业合作社春收作物又是空前的丰收，合作化的发展正在改变着大地的面貌和人们的思想。
第1次长出了小麦
周宁县东山乡是个被许多山坡围绕着的山乡。
这个乡从来不种小麦；
可是今年这乡农业合作社的土地上第1次长出了金黄的小麦。
社员们用麦子磨面过了端午节。
他们看见这珍珠似的麦粒，都忍不住赞叹起来，社员陈其浦说：
“毛主席给我们想的办法好，办了社，黄土变黄金，过去不种东西的山园地也种出小麦来了。”
这个山区解放前受到严重的糟踏，劳动力缺乏，地种得很粗糙，有不少田园被抛荒。
老年人说：
“这地方地瘦人穷，种不出什么好东西来。”
农民怕肥料不够，连秧田都不种作物，水田一年种一季稻谷，旱地一年种一季甘薯，冬天就闲着不种什么。
去年冬天，人民政府号召农民多种一季作物。
农业合作社专为这事开了会，打算利用冬闲的山园地种五十亩小麦。
种麦最主要的困难是缺肥料，要种五十亩地就得五百多担肥料。
山地里要积点山灰、草灰，就得跑上二、三里地。
秋收后要收甘薯，晒甘薯干，如果要冬种，又要积肥，而且这些活都要抢在晴天做，这样，劳力就有困难。
单门独户的农家是无法克服这种困难的。
农业合作社却可以合理使用劳力，困难也就容易克服了。
他们留一部分人收甘薯，抽出一些人种麦，再抽出一些人积肥，几种农活穿插进行，终于种了五十亩小麦，结果每亩平均收了八十四斤，差不多顶上了半季稻谷。
由于农业合作社带头冬种，加上农业合作社大发展，去冬今春福安专区各县普遍增加了冬种面积。
全区今年春收粮食作物大麦、小麦、蚕豆、豌豆、马铃薯等大丰收，共收了三千五百万斤，比去年增产一千一百多万斤，占全区全年粮食增产任务百分之九十四。
油菜也增产了一万九千多担，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八十四多。
农业合作社的成绩最为突出。
福安县十二区冬小麦播种面积全区扩大百分之三十二点八，农业合作社却扩大了百分之二百二十七点八；
油菜全区扩大了百分之六十六，农业合作社却扩大了百分之三百七十六点二；
大麦全区扩大了百分之十一，农业合作社却扩大了百分之四百五十；
豌豆全区扩大了百分之九十，农业合作社却扩大了百分之二百六十四点四。
因为农业合作社对春收作物田间管理好，单位面积产量也比一般农民高。
山村07月谷进仓
福安县楼下乡是个山村，从来都是种的单季稻。
前两年听说一个农场试种了连作稻，好多人不相信。
去年春天刘奶佑互助组想试种一点。
要种就先得改良土质。
他们想改良王瑞喜的一亩三分田。
一计算：
吃饭除外，光工资就要四元八角，大家心都冷了。
组员刘立春说：
“现钱要这么多，那知收成究竟如何？”
有的说：
“万一土地不合，没收成，怎么办？”
因此，就停下手了。
去年秋天，这个互助组转成了民进农业合作社，办法多起来了。
社里计划二十七亩田都要改良土壤，种连作稻。
春节期间，社里每天出动了几十人，给二十七亩土地挑了一千三百多担肥土，上了二十多担绿肥，插上了连作稻。
多上了肥，又勤除虫、除草，全社第1季早稻共收了一百四十四担，平均每亩收了五百二十五斤。
比去年种单季稻每亩多收了一百斤左右。
社员高兴地说：
“第1季就收这么多，加上第2季，每亩要收它九百斤或一千斤。”
喜讯传遍了全村，社外农民也说：
“人讲台湾稻两熟，福州06月（夏历）谷进仓，因为那地是宝地，想不到我们山沟今年也出奇事，农业合作社真有本领。”
今年全专区早稻面积扩大了几千亩，农业合作社扩大的最多。
如寿宁和柘荣两个县，历来都是不种早稻的，今年却种了。
寿宁全县种了二百五十二亩，农业合作社就种了二百二十九亩。
柘荣县全县种了一百二十七亩，农业合作社就种了九十五亩。
像这样单季改双季的新事，正不断地出现在山区里。
从缺粮到余粮
寿宁县处在高山地带，当地的农民，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当地的山高：
“车岭车上天，九岭过九年。”
而地块又零碎，农民说：
“一把秧苗插三丘”，“岩（指田壁）高如山，田小如斗”。
耕作的困难是可以想像的。
在这一带，土地很少上肥，又给雨水冲刷，一天天贫瘠下去。
种田人不能完全指靠土地，必须出外搞些副业才能糊口。
周宁县等几个山区县，和寿宁的情况差不多。
周宁县礼门乡“每年只要正月一过，男人们便出门打棕衣，做泥工去了；
夏历04月间回家，耕耙过一遍土，把禾苗下到田，06月底耘一次草，又出门去了，迟的要到年底才回来。
像这样种田，每亩平均产量才二百斤多一点；
生产出来的粮食年年不够吃。
1953年冬天，这个乡的池园村何德祥互助组十五户共缺粮十担。
1954年03月，这个组有十一户组成了池园农业合作社，情况就变了。
他们抽出一部分人到外边搞副业，剩下的在家搞农业，进行土地加工。
山地田土只有七寸深，他们组织劳力运进四百多担土，改良了三亩五分田；
又多耕耙了一次田地。
这年春天，社外农民还没回家来，社里紧张的春耕生产就开始了。
本来山地肥料多是积山灰，其他肥料很少，但成立起农业合作社，力量大了，肥料问题也好解决了。
池园社得到国家贷款买了八头黄牛，加上社里原有的四头牛一共有了十二头牛，积了九百多担牛粪，又买了许多牛骨、粪干和肥田粉下到田里。
工精料厚，庄稼长得十分肥壮。
农活不紧的时候，农业合作社又同供销社订了合同，买棕片打棕衣，还帮人担挑、做工、制茶。
到秋收时把账一算：
副业收入比1953年增加一成，农业的水稻增产三成一，甘薯增产六成八。
原来的缺粮户都变成了余粮户，全社共卖了五十五担余粮给国家。
山区的其他农业合作社也像池园社一样，正在逐步做到加工加肥。
过去只锄一遍草，施一次肥。
现在许多社都做到了除二遍草，施二次肥。
1954年全区单季稻田平均每亩不过收二百五十多斤，甘薯收一千斤。
但较好的农业合作社单季稻已达到每亩收四百斤，甘薯每亩收四千斤。
这就为山区生产的发展做出了榜样。
开始战胜了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是山区生产的严重威胁。
因为山林多被砍伐，河床又浅，这些山区在夏季差不多是一雨成涝，天晴即旱。
当自然灾害突然袭击的时候，单门独户的农民是很难抗拒的。
成立起农业合作社抗灾就方便多了。
宁德县石厚乡后望山，有四十九亩农地，一晴就旱，经常没收成。
农民们想不出好办法，打算改种松树。
这个乡的民生农业合作社成立后，找到一条荒废了三十五年的水渠，发动群众在两天内把它修好了。
这条水渠有一尺深，二尺宽，四百多丈长。
大家又在渠尾开了一个蓄水池。
这样，三十多亩农地变成了水田，十几亩靠天水的田再不会断水了。
总计可以增产粮食七千四百多斤。
福安县水田乡的地是河滩地，潮水可以达到田边的大河。
潮水来时，河水涨满，可以车水灌田。
但只有在潮水涨满的时间里可以车水，水位下降就不行了。
因此，这段抢水的时间是十分紧张的。
前锋社社长高奶凌说：
“过去，车一次潮水，得请两班人，每人的工资要一块银元，每班八人，两班共十六人，就要十六块银元，这谁车得起？
所以常常只得看着禾苗活活地旱死。”
办了社，光景就不一样了。
去年逢上秋旱，稻子都孕穗了，这是卡着脖子的旱，种田人都是十分心焦的。
但是，前锋、胜利两个社的几驾水车不停地响，当大潮到来的时候，他们连夜截潮灌田，终于把田地抢救回来了。
两个社都增了产。
山区生产的另一个敌人是兽害。
山猪、山猴、山鸡，经常糟蹋庄稼。
山猪在一夜之间，就可以吃掉好几千株甘薯。
1953年，全区仅兽害就糟蹋了三万担甘薯的收成。
山区的许多农民，夜夜不睡，手里敲着竹器，吹着牛角，防备山猪来侵袭。
清剿山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耕作同猎兽相矛盾，要经营那么一小块土地，就再也抽不出手来猎兽了。
组织了农业合作社，矛盾就解决了。
福安县横林乡第1农业合作社组织了一个打山猪队，盖了十五座看猪楼，在黑夜里看山猪，保庄稼。
社里的庄稼就比社外农民的少受损害。
因为组织起来捕灭兽害，今年全专区灭兽一千二百多头，使不少庄稼免受损害。
农忙再不误茶忙
福安专区是有名的茶叶产区。
但是，过去茶叶产量低，质量差。
是什么东西妨碍着茶叶产量质量的提高呢？
主要原因是采茶制茶和农业生产有矛盾，而且制茶的技术性高，要有一定设备。
个体农民劳力不足，资金也不足，顾了农业就顾不了茶业。
“农业副业齐做好”，这是农民多年来办不到的事。
福安县岭路乡新康农茶生产合作社建社第1年，农民们多年办不到的事他们就办到了。
这个社共有田三百四十亩，茶园一百四十亩。
全社有全、半劳力一百一十多人。
办社后，他们便根据田地远近和生产需要，划分了耕作区，社员分成五个生产组，每组配备有制茶技术的二人，有农副业技术的三人。
由于劳力统一使用，他们便解决了农忙茶忙的矛盾。
社员谢江和有三亩茶园五亩田，去年一个人干，只顾住了犁田、播种，结果头春茶只采了百分之二十，今年入社，样样都顾到了。
同时，统一经营，分工分业，不但有专人负责茶叶的初制和出卖，还动员了四十五个女社员，包干采摘茶叶。
这就使社里能抽出更多的劳力去搞农业和副业。
因此，今年这个社春耕及时，头春茶叶品质又是全区最好的，每担价格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六十。
抽出的五个劳力在本村搞副业，收入八百零四元。
乡里乡外农民看到他们副业搞得好，都惊奇地问：
“你们那里来的这么多功夫？”
社长刘德永回答说：
“就是因为办了农茶生产合作社。”
农业合作社的好处吸引了许多农民的心，许多互助组在今年春天就有了建社的打算。
有的是联组生产；
有的是跟着农业合作社学，农业合作社做什么，他们也做什么。
去秋今春，办起的社都比原先计划的数字多，目前更有成窝成片发展的趋势了。
据初步计算，已经有一千三百六十七个互助组要求办社。
福安专区的面貌将会有更大更新的变化！

分清主次
孔桑
许多工厂矿山，在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工作中，积极改进生产管理，提高技术水平，使增产和节约都收到显著成效；
但是，也有一些企业，并没有抓紧生产中的重要问题，用主要力量去解决这些问题。
例如地方国营沈阳耐酸材料厂，耐酸砖的废品率超过国家规定的百分之二十以上，这个厂的领导工作人员却不注意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只津津有味地组织职工拣废料，认为最大的节约就是处理“破烂”。
拣废料、清理仓库，都是应该的；
但对整个节约工作来说，这毕竟不是一个主要工作，尤其不是唯一的工作。
一个工厂的废料所以多，不外是生产过程中浪费大和保管工作有缺点。
为了节约，追本求源，最根本的问题是应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废品率，合理地使用原材料，并建立严格的材料管理制度。
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和消灭废料。
换句话说，就是只有认真改善生产管理、提高技术，才能从根本上克服浪费，做到节约。
那种以拣废料、清理仓库来代替工业生产中的节约工作，只不过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
道理虽然这样明白，为什么这些单位的领导人员偏偏采取舍本逐末的办法呢？
有的是由于对节约工作抱着单纯“任务”观点，认为只要完成上级所要求的节约数字就可以了，至于用什么办法就不必计较。
对这些同志，当然不能说他们真正了解了节约的重要意义，认真贯彻了节约精神；
有的虽然认识了这些道理，但是认为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困难、麻烦，有些问题一时也解决不了，就有点畏难情绪，于是只拣轻松易作的去作。
这当然也是不对的。
因为既然搞好生产是节约的根本方面，是杜绝浪费的根本办法，困难一点，麻烦一点又算什么呢？
难道一个代表国家管理企业的领导工作人员，可以为了自己的不困难、不麻烦，而让国家的财富永远浪费下去吗？
浪费是必须克服的。
困难和麻烦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每一个企业管理人员和领导工作人员都不应该畏难怕麻烦！

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
苏联青年代表团团长扎鲁日尼的祝词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的中国兄弟姐妹们！
首先让我衷心地感谢你们邀请苏联青年代表团出席你们这次卓越的大会。
我们兴奋地向中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参加者，并通过你们向浩浩荡荡的全体光荣的中国青年大军，对你们人民在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表示最热诚的祝贺。
我们非常高兴地代表苏联青年男女向你们和全体中国青年致热烈的兄弟的问候。
我们知道，伟大的中国人民和英勇的中国青年以多么巨大的热情在共产党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为了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基础，为了实现第1个五年计划而进行着斗争。
这些日子我们亲眼看见了全中国广泛展开的巨大建设，从重工业的心脏东北到遥远的西藏，从矿藏丰富的西北到土地肥沃的华东和华南都在进行着这样的建设。
在鞍山的高炉旁，在阜新和抚顺的煤矿里，在玉门的石油场中，在第1汽车厂和第一拖拉机厂的工地上，在四川的稻田里，到处都涌现出先进工人和劳动模范，到处都显示出新中国的自由的劳动者的勤劳、智慧和高度的创造积极性。
中国青年在毛泽东同志号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鼓舞下，走在争取完成五年计划的队伍的前列。
他们把“一切为着社会主义”的口号变成了自己生活的最高目标。
我们和你们一起，为了在实现五年计划中所涌现出的青年英雄们——钢铁工人王洪顺、车刨工王崇伦、煤矿工人王恒成、青年火车司机孙士贵、青年突击队队长钢筋工人张百发、纺织工人黄宝妹、水稻丰产能手黄海澄、合作社主任胡兆坤、青年养畜工作者吐尔逊尼牙孜和华银凤、医师金镇都和伟大中国人民的其他光荣儿女所表现的英勇劳动和大胆创造而感到骄傲。
我们和你们一起说“新中国青年可以移山倒海”。
这句令人鼓舞的话，正确地表达了中国青年英勇劳动的气概。
我国青年男女以中国兄弟姐妹们的英勇事业而骄傲。
苏联青年衷心祝贺中国青年朋友们在生活、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事业中获得巨大的成就。
亲爱的同志们！
苏联青年完全了解，做一个新社会的建设者，把自己的一切力量和知识贡献给祖国繁荣的事业，这是最大的幸福。
苏联青年和拥有千百万团员的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我国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进行斗争的年代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了许多光荣的传统。
苏联最初几个五年计划时期的青年英雄们响应党的号召，在偏僻的丛林里建立了新的城市，在高山和沙漠中建设了新的道路，并且高高地举起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旗帜。
这些卓越的传统正在一年一年的发扬光大。
现在苏联青年的日常生活中也充满这些光荣传统的精神。
你们大概知道，我们第5个五年计划中工业的总产量计划已经在四年又四个月的时间中提前完成。
今年我国工业水平和战前1940年相比增加了二倍多。
像古比雪夫、高尔基和卡霍夫卡等巨大的水电站不久就将发电。
我国正在建设的全部水电站的发电能力将比1954年年初全国水电站的发电能力大二倍。
我们的党所制定的急速提高农业的计划正在顺利地实现。
今年我国春播作物的播种面积比去年增加了二千一百万公顷。
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今年都得到了丰收。
工厂、矿山和建筑工程中的青年男女，集体农庄田野上的青年劳动者，被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所鼓舞，把自己的充沛精力和自己的全部青春热情贡献给巩固自己祖国经济威力的伟大事业。
从共青团员和青年群众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生产革新者和先进生产者。
“萨波罗什钢铁厂”的炼钢工人格里高里·波姆雅东顺利地掌握了使用氧气的快速炼钢法。
哈萨克的青年采煤联合机司机、我们代表团的团员——盖那其·谢英表现为善于使用新技术和增加采煤量的模范。
许多人正在学习巴什基尔的石油钻井工人亚历山大·齐尔可夫的油井快速钻凿法，他现在也在这个大厅中。
纺织工业中正在推广莫斯科加里宁纺纱厂的纺纱女工赛拉费玛·科托娃的先进经验，她发起了挖掘和充分利用生产潜力的运动。
许多铁路火车司机向出席这次大会的火车司机维克多·彼斯克洛夫尼看齐。
他即使在北极圈严寒条件下也在驾驶快速超轴列车。
我们为我们的成就而高兴。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我们的工作中，在工业、农业和我们整个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缺点。
我国人民和全体苏联青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尽一切努力去克服这些缺点和困难，争取更大的成就。
共产党给苏维埃工业方面的劳动者提出了新的巨大任务，要求他们更加顽强地取得在技术上的进步，改进劳动组织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工业达到新的高涨。
青年中已出现了许多新的富有战斗性的创举，高尔基市“红色索尔莫伏”工厂的共青团员积极参加了生产合理化运动。
莫斯科的奥尔忠尼启则机床制造厂和第1钢珠轴承工厂的青年们开始为自己工厂中的文化和整洁而进军。
乌拉尔机器制造厂的青年工人为了推广先进经验做了很多工作，争取使每一个青年男女都掌握先进经验。
我们的青年懂得，斗争和劳动的幸福是生活中的真正幸福。
一个人只有在劳动中，在实际的工作中才能成长和壮大起来。
正因为这样，所以苏联青年男女不怕困难，勇敢地走向最重要的共产主义建设岗位。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青年在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工作中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三十多万青年爱国者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开荒。
在阿尔泰和哈萨克的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建立了成百个新的国营农场。
新在那儿定居下来的青年们已经从开垦出来的土地上收获了几百万普特的粮食。
青年爱国者在艰苦的条件下，在荒地上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但是青年们到处都表现出热情勇敢和坚毅顽强。
去年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了一个关于建设四百个钢筋混凝土结构工厂的决定。
这些工厂对建筑业的新高涨具有重大的意义。
根据斯维特洛夫斯克市的青年们的倡议，这些工厂的建筑工程被宣布为青年突击工程，将近一万八千名青年爱国者已经去参加这些工厂的建设。
今年被派去参加古比雪夫、斯大林格勒水电站和铁路的建设和参加煤矿工作的共青团员和青年已有五万多名。
精通自己的业务，高度掌握技术，每天都在劳动中取得新的成就，这是我们全体青年男女的志愿。
正因为这样，我国青年以高度的热情进行着学习，掌握技术和生产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人民在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不是孤立的。
和你们站在一起的有苏联和整个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
在和平建设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我们两国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每天都在加强，这种联系是建立在完全平等，互相尊重民族利益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互相帮助、争取共同的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国之间日益发展着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明显地证明了我们两国人民的深厚的手足之情和他们要求日益加强中苏友谊的热烈愿望。
我们两国的青年也是由崇高的友谊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友谊表现在各个方面，表现在我们两国青年为我们两国人民的幸福而进行斗争时的伟大团结中。
来到你们国家的苏联青年代表却带着极大的兴趣来了解中国兄弟姐妹们的劳动成就，仔细学习中国兄弟姐妹们的经验。
我们代表团参加这次大会也带着极其兴奋的心情，我们愿意介绍自己的经验，将仔细学习你们积累起来的一切先进的新的东西，以便带回去加以采用。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苏联和中国的青年都懂得，只有和平的建设性的生活才是他们的幸福前途的保证。
为了建设和美化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为了把沙漠变成美丽的花园，为了掌握高度的科学技术，为了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人类的幸福，我们必须要和平。
因此我们两国的青年坚决反对战争。
我们两国青年男女为了进一步巩固我们国家的威力进行着忘我的劳动，他们用这种劳动来证实自己要求和平和幸福的愿望。
亲爱的同志们！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委托我们代表团向中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转达下面的祝词：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全体苏联青年向中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全体参加者表示热烈的祝贺。
由中国共产党教养起来的中国青年带着巨大的热情和对于胜利的高度信心建设着新的生活，把自己的力量和知识贡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国青年一代的英勇事业使苏联青年感到欢欣鼓舞。
苏联青年男女怀着满腔兄弟般的友情祝你们，亲爱的朋友们，在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的斗争中得到新的、光辉的胜利。
光荣的中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者积极力量万岁！
苏中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让我们两国青年的友谊更加巩固和发展起来！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新华社）

我们是怎样争取玉米高额丰产的
王保京
我是陕西省醴泉县白灵宫新庄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
我们村从1951年到现在，庄稼年年丰收。
光说玉米，过去每亩地的产量最高不过三、四百斤，1952年我们互助组的一亩七分丰产玉米，每亩打了八百五十九斤；
1953年的八亩八分六厘丰产玉米，每亩平均打了八百八十六斤，其中有一亩二分六厘高额丰产地，每亩打了一千三百
一十六斤十一两；
1954年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后，五十一亩七分七厘玉米，每亩平均打了五百六十六斤十四两，其中有一亩零九厘高额丰产地，每亩打了一千五百斤零十三两。
为啥能丰收？
这是坚决走了共产党所指示的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和改进了耕作技术。
当然，在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上，是遇到了很多困难的；
可是这些困难都一个一个地被我们克服了。
第1个困难
1951年那年成立了互助组，那时我们还不懂得这是农业合作化的第1步，所以不能踏实地干活，也不能联系群众，群众说我们办的是“胡做组”。
后来共产党区委书记对我说：
我们搞互助组，为的是带领农民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
现在你只顾自己单干，不联系群众，就好比火车头不带车厢向前跑一样，没啥用！
县长对我说：
要把互助组办好，就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区委书记和县长的话，给我指出了团结群众、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方向，我心里一亮，干劲就格外大。
第2年春上，张明亮互助组向西北农民提出挑战，说是玉米每亩要打一千零二十斤；
县上开互助组长会时，我同领导上研究后，认为有条件应战。
我就在会上说：
他们打千零二，我们打一千二！
好多老年农民从来没打过这么多粮食，就讥笑说：
“这是疯子；
胡说哩！”
我还没回去，话就传到村里了。
有的农民不信，有的农民说：
“政府把他夸了夸，看他狂成啥了！”
个别落后农民说：
“将来打不下那么多，政府非把他押起来不可！
至少也要照数包赔。”
我父亲听说害了怕，成天骂我，叫我趁早把互助组收拾了。
他对我说：
“你要是再这样瞎胡闹，就把媳妇引走，咱各管各。”
我母亲和我媳妇也不给我好脸看。
有一次我参加团支部的会议回去晚了，父亲就在屋里骂，不准家里人开门。
等了足有一个钟头，我媳妇才来开门。
一开门她就往屋里走，一句话也不说。
我心里难受极了，翻来复去睡不着，心想：
闹互助，闹丰产，费尽心血，没人爱见，不如算了吧！
可是又一想：
不能！
黄继光为了保卫祖国，保卫和平，连生命都能牺牲，咱碰到这么点困难，算得个啥呢！
县长早就说过，搞互助合作，一定会碰到很多困难，咱怎么能叫困难吓倒了呢！
再说，我自己受点委屈事小，要是互助组垮了，丰产搞不成，农业合作化事业就要受损失，那可就太不好了。
于是我下定决心：
一定要做出成绩来，用增加生产的事实说服群众和家庭。
改变老规程
不久，政府派技术指导站的杨建武同志来帮助我们争取丰产。
他一来就告诉我：
要丰产，就得使用科学的耕作技术，什么选种、密植、分期施肥、去雄杂交，等等。
开始他讲我听，后来我俩争论起来了。
说实话，他给我长的知识可真不少。
以前我也做庄稼哩，可那是个啥做法呀！
按老规程种玉米，第一就不选种，该下种了，随便弄点种籽种下。
第二上的粪就不多，还不讲究分期施肥。
夏田 一收，就犁就种。
草多了锄草，天旱了浇水。
为了先做个样子，我们就选定了组员郑富财家的几亩地作丰产地；
可是郑富财坚决反对；
后来，幸亏贫农组员姚生枝老汉帮助说服，他才同意了。
这年，我们种的是经过粒选的本地黄玉米，并且每亩地留了三千四百八十株苗，比一般人留的多了一千多株。
有的人认为留这样密不好，他们的理由是：
“地和人一样，一个人只能拿一百斤，你偏要他拿二百斤，他怎么拿得起呢？”
好像很有道理。
可是我知道：
过去那么个留苗法，是太稀了；
实行合理密植，再增加肥料，庄稼是能长好的。
于是我们就上了七车粪，还有一些油渣和化学肥料。
当时因为我们对庄稼行里的许多道理还不大懂，只顾把粪往地当中倒。
这种搞法会把玉米压折，烧死。
王金寿老汉看见了，连忙教我们先把粪倒在地畔上，再一点一点往地里撒。
施过肥，我们就浇水。
一般人浇水都是大水漫灌，这种浇法既浪费水，又会伤害庄稼根子。
因此，我们是沟灌和勤浇浅浇。
这又是新办法，也有人说怪话，特别是我在前头走，后头就有人在指着脊背议论，我心里怪不好受。
杨建武看见我的情绪不好，连忙对我说：
“不管啥工作，总会有困难，要经得起考验，要不怕困难。”
后来，玉米出了天花，抽了穗，我们又给做了去雄杂交和人工辅助授粉。
那时候，又有人说：
“真是胡成精，庄稼长得好好的，却给把头扳了。
把你的头割了，看你活得成不？”
我听了这话，也没理会，因为我知道：
说这话的人主要是在旧社会生活的时间长了，旧思想一时还改不过来；
只要把事实摆在面前，他们是会明白的。
就在这时候，忽然下起霖雨来了，玉米又生了钻心虫。
这一下可把我急坏了，一天往丰产地里跑几趟，不久我就熬煎的得了病。
杨建武不许我再下地；
可是我怎么能放下心呢？
要是人工授粉工作搞不好，玉米给雨淋坏了，给虫咬完了，减了产，影响多不好！
头一次闹丰产就失败了，往后群众还会相信吗？
这时，我有点动摇，想收场不干，免得将来失败了更难看。
恰好县长听说我病了，来看我。
他对我说了好多的话，现在我都还牢牢地记着。
他说：
多少革命志士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才有今天的胜利；
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这种革命精神来建设社会主义！
我一听，是呀，建设社会主义，还能没有困难，还能半途而废！
我又鼓起了勇气。
后来，由于杨建武的具体帮助，组员们一齐动手，我们还是很好地完成了授粉工作，扑灭了虫害。
尽管遭到霖雨和虫害，这年玉米还是丰产了，平均一亩地收了八百五十九斤。
事实比啥都有力，群众看见互助组确实好，真正做到了增加生产，全村的农民就都纷纷加入互助组。
力量越来越大
接着，我们又搞大面积丰产，把八亩六分玉米地改种成麦子，计划每亩打四百斤。
这时候，组员们比前更加齐心了，力量也更大了。
全组四十二亩小麦，平均每亩打了三百四十九斤，其中的八亩六分丰产地，每亩打了五百五十五斤半，有一亩七分地还平均每亩打了六百九十斤，丰产计划超额完成了。
1954年，我们全组一百二十七亩小麦，每亩平均打了三百零九斤，其中的一亩零九厘丰产地，每亩产八百二十九斤十五两。
连年增产的事实，对群众教育很大，去年春上我们互助组就转成农业合作社。
农业合作社的力量比互助组更大，我们更有条件搞大面积丰产了！
这年我们种了五十一亩七分七厘玉米，其中有十八亩八分七厘红心白马牙。
红心白马牙玉米的种籽，我们是一颗一颗地粒选了的，这在自耕户就办不到，互助组也有困难。
我们社06月01日割麦，02日就上基肥，接着又用五寸步犁翻耕了一次，立茬曝晒了七、八天，然后用小水漫灌。
作完这些后，再播种，用硫酸錏作底粪。
这种作法的好处是：
可以使土壤风化，积蓄大量灌水，能够促进种籽发芽，加速麦茬腐烂，防止幼苗在伏天受旱。
但是，尽管有这么多好处，单干户和互助组人手少，顾了割麦，就顾不了翻地灌水。
人多了，就能够积更多的肥料。
村西头王改过的妈有几堵旧墙（旧墙的泥土可当肥料），她想拆掉旧墙打新墙，但是没力量；
互助组人少，也闹不成。
我们马上发动社员，一面拆墙，拉粪上地，一面就给她打新墙。
等到粪上完了，新墙也打起来了，既给我们的社增加了肥料，又给改过他妈克服了困难。
往后我们还治了四次虫，防了两次风，作了去雄杂交和人工授粉，去掉了不能授粉的雌穗和并生小穗。
这一年我们的玉米长得好极了，县上、区上组织群众来参观时，大家一看，哈！
秆秆有一丈二、三尺高，很多棵上都结了两个大棒棒，甚至还有结了三个四个的，这怎么能够不丰产呢！
战胜了狂风暴雨
可是有一天半夜，起了狂风，来了暴雨，渠里的水哗哗地流，大水下来就会把庄稼冲坏。
而那几天，中农社员马书秀正在嚷着要退社，社里一连开了几晚上的会，研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晚上回来，我一睡下就跟死了一样，浑身都没有力气。
忽然生产组长王保利来喊我，要我起来领着大家去看水。
刚听见他叫，我有些不高兴，好容易才找个空睡会觉啊！
可是我忽然想起了电影“春风吹到诺敏河”里的那个党支部书记，为了巩固农业合作社，他不也是在半夜里淋着雨出去工作的吗？
我很快就起来，同王保利等一起跑到地里，使劲把水渠刨开了一个缺口，让水往旱地里流；
这样才保住了庄稼。
从地里回到家里，我正准备拿上家具，同群众一起去捞河水冲下来的木柴，我父亲边看天色边对我说：
“这么大的风雨，玉米说不定会倒呢！”
我一听慌了，心想：
那一亩零九厘的丰产玉米，秆秆高，棒棒重，更容易被风吹倒；
要是真的吹倒了，玉米就要减产，这对群众的影响很不好；
特别是马书秀正在看农业合作社到底能不能丰产；
同时，他在自留地里种了一亩玉米，要跟社里比个高低。
这决不能输给了马书秀。
我又想：
到河边捞一次柴，虽然可以捞回一些木柴来烧火；
但是，这毕竟只是个人眼前的一点小利益。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够只顾个人利益，不顾集体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呢！
我就决定用绳子去绑玉米，把玉米保住了。
因为耕作得好，又同各种自然灾害作了顽强的斗争，秋后社里的五十多亩玉米，每亩平均打了五百六十六斤十四两，其中的十八亩多红心白马牙玉米，每亩的产量是七百八十五斤，一亩零九厘高额丰产地，每亩打了一千五百斤零十三两。
而马书秀自己种的那一亩丰产地的玉米，却只打了四百斤。
马书秀承认输给了农业合作社；
又因为社里庄稼丰收，他的收入也增加，所以他不但不再要求退社，而且变成了积极分子。
去年冬天扩大社时，马书秀领导一个组讨论，用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教育了其他有顾虑的中农。
全村人都亲眼看到了农业合作社的好处，六十七户中就有六十五户报名入社。
这真是：
互助合作保证了增产，增产又推动了互助合作！
同大家一道前进
我开头说过，丰产全凭共产党的领导，我现在要补充一句，还因为发挥了群众的力量。
开始搞丰产时，有些农民不但不相信，甚至讽刺我们。
这主要因为他们没经过这种事情。
后来情形就不同了，大家出主意，想办法。
就拿我家庭作例子吧！
过去我父亲不相信互助合作和丰产，对我的工作不光不帮助，还打击，我在前头喊“卖醋”，他在后头说“不酸”。
如今不同了，他积极向群众宣传农业合作社的好处，用丰产事实说服大家相信新技术。
我到省上、县上开会，临走时，他总要千叮咛万叮咛，要我用心开会，学本领，不要辜负了共产党、政府和群众的期望。
我母亲如今也是社务管理委员会委员，我媳妇也当了妇女生产组长。
一家人都干起来了。
其实，就在那个时候，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没有姚生枝、王正海、王金寿等人的帮助，丰产也是搞不起来的。
可是年轻人却不是这样想，把工作成绩算做一个人的，因此骄傲自满；
而骄傲的结果，就离开了群众。
去年春天，我当选了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委书记找我谈话，省主席和我一个桌子吃饭，我就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从省里回去后，我连区、乡工作人员都看不起，社的工作人员和社员更不在眼内。
我一开口，就是“省上、县上某某首长咋说来”，弄得大家不爱听。
那时候，幸亏党组织及时帮助我改正了错误，使我懂得了：
任何一点点成绩的取得，都是同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努力分不开的。
即使个人的成绩很大，也不能骄傲。
何况我的工作还有很多不够的地方，必须继续努力。

一个光辉的少年的形象
——读李克斯坦诺夫的“小家伙”
蓝翎
李克斯坦诺夫的“小家伙”是苏联少年儿童文学中的一部优秀作品。
它反映了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大后方的工人如何为了保卫自由，保卫祖国的幸福，保卫自己的将来而进行的神圣的劳动和斗争，创造出了在劳动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个活泼光辉的形象柯斯嘉·马雷歇夫。
小家伙马雷歇夫的道路体现了一个孩子成长为先进的劳动者和斗争者所经历的过程。
在他还没有进入工厂同现实的劳动生活接触以前，像所有的孩子一样，他迷恋于大自然，对大自然有着很多幻想。
他想去远征大森林，欣赏蓝色的雾层，到湖底铺满金子的神圣湖里去找金子，听天蓝色的鱼唱歌。
在对于幻想的追求中，这个小家伙已经显示出了他对于祖国大自然的热爱和顽强的不怕困难的精神。
他曾经到大森林去淘金，别的孩子们认为淘金是白白浪费时间，都跑去游泳了，但是柯斯嘉却不断地搜寻，终于找到了一块天然的金子“金猪头”。
他从自己的经验中深深体会到，凡是困难的事情，都应该坚持到底，谁坚持到底，幸运就属于谁。
如果不把在孩子们身上所表现出的这种幻想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坚强精神引导到现实的劳动和斗争中来，不把它提升到崇高的劳动热情和爱国主义上面来，那末，由于他对社会的无知和缺乏理解，即使参加到实际的工作中来，这种幻想对他的诱惑力和他为了实现这种幻想所采取的固执的作法也不可能马上完全消失，因而也可能使他产生错误。
决定性的关键在于强有力的苏联道德教育和影响。
柯斯嘉第1次犯了错误之后，他就想回到大森林去淘金，向国家捐献。
他以为到大森林里去淘金，会比在工厂里劳动给国家作出更多的贡献。
他的好朋友共青团员米沙纠正了他的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米沙责备他说，“这是叛国行为，你明白吗？”
（八八页）“现在我们更宝贵的是另一种金子”，“这最宝贵的金子，就是我们的手。
它们的义务是给前线造枪炮……你自己想吧，如果工人都从工厂跑掉，那会怎么样。
这跟在前线开小差没有两样。
工人的手，如果它们是老老实实干活，那就比什么黄金都宝贵。”
（八九页）米沙的真诚的友谊和高度的原则性影响了他，使他正确地认识了劳动的意义，认识了他们的工作对于保卫祖国的战争的重要性，使他在劳动斗争的生活中向前突进了。
他获得了“敲钉神枪手”的光荣称号，又进一步实现了当车工的理想。
当他车出了第1道切屑时，他的心情是多么高兴而骄傲啊，“会切削钢铁的人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做呢！
就是山吧——他会把它们铲平，河吧——他会把它们堵住，大森林吧——他能够在它里面开辟宽阔的林间道路和建筑起城市来，现在德国人在他的国土上进行战争——他就会烧死法西斯，歼灭法西斯，因为他是金属的主人翁，是制造‘喀秋沙’的能手！”
（一四五页）现实的劳动和斗争，使整个广大的世界展开在柯斯嘉的眼前，“这样，世界就变得亲切、可爱了。”
（同上）
但是，尽管这样，他仍然没有彻底摆脱幻想的诱惑力。
当他再次在谢伐和柯尔卡的欺骗下搞坏了车床而受到群众更严厉的批评时，他并不了解这错误“耽误了我们在前线击退敌人的进攻。
也可能，有人因此在前线阵亡了”（一八五页），只是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屈辱，因此又想逃到大森林里去。
他这种想法受到了党组长谢尔盖依严厉的教训，“良心会把你抓住！”
“你要相信呀！
你将一辈子忘不掉，在艰苦的年头里你是怎么样支援前方战士的……”“要知道，敌人正竭力想利用我们每一个人的错误。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该犯错误的原因。”
（一八六—一八七页）党对马雷歇夫的严格教育和热情的关怀，是使他彻底地摆脱幼稚的幻想的干扰而牢牢地把脚步踏到现实的劳动和斗争中来的决定力量。
在党和群众的教育影响下成了完全自觉的人以后的马雷歇夫，在工作中发挥了无限的劳动热情和创造力。
他克服了一个困难又克服了一个困难，从生活的一个顶峰又爬上一个更高的顶峰，他的生活一页比一页更光辉灿烂。
马雷歇夫由青工车间“最弱的一环”变成了最强的一环，由辅助工变成可以独立管理一部车床直至两部三部车床的先进工人。
但令我们感到惊喜和激动的还不是他的技术的熟练和生产数字的增长，而是他的新的精神品质的飞速发展。
他把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同神圣的卫国战争联系在一起。
当他得到哥哥米特黎依牺牲的消息时，“他的眼睛充满了火烧一般的、看不见的火焰。
他凝视着，凝视着黑暗，他仿佛看见那边站着一个黑色的、凶恶的而且令人痛恨的人——使他的心痛恨得像铅一样沉重。
他知道这是谁！
这就是那个用坦克压毁谢伐房子的法西斯，这就是那个使青工车间里柯斯嘉的许多同志丧失了父母的法西斯，这就是打死米特黎依的法西斯，这就是给富饶和幸福的国土带来了无数灾难的法西斯。”
（二一二页）热爱化成仇恨，仇恨化成力量。
这是从马雷歇夫的心灵中射出的比“喀秋沙”的爆炸力更强烈的意志的精神的力量。
他使不团结的四个小家伙变成一条心的第1个战地工作队。
马雷歇夫以谢尔盖依和米沙对待他那样的同志的爱和热情去帮助去关心他们队里的同志。
卡嘉生病的时候，他卖掉了自己心爱的“金猪头”给卡嘉买来很多的营养品，换来了卡嘉的健康，换来了活跃的生活，因此也有了战地工作队的荣誉。
他热情地帮助“吊儿浪荡布尔金”（谢伐的绰号）从远征大森林的迷梦中投到现实的劳动和斗争中来，使他也从“最弱的一环”变成了自觉的劳动者和战斗者。
他亲身体验到，在最紧张的年代里，做一个不被人信任的“最弱的一环”是最痛苦的，也就是说在自己的生活中缺乏战斗的劳动的光彩是一种耻辱。
这时的马雷歇夫，已经在现实的锻炼和锤击之下，使幼稚的幻想像铁屑一样从他的身上飞迸出去，剩下的是完全精粹的钢。
马雷歇夫的成长过程，也就是他认识现实的过程。
不仅他自己这样，“吊儿浪荡布尔金”和柯耳卡也是这样。
他们所走的道路是一样的。
作者在塑造这些形象的时候，紧紧地把握住了他们“转变”过程的特征（更准确一点说是抓住了他们性格发展过程的特征），也就是一个孩子成长时丢掉幼稚幻想的过程。
他们所克服的缺点，是幼稚的幻想，同实际生活的不合拍，他们所获得的是更切合实际的教育和知识。
这个过程也就是认识现实的过程。
这个生活规律性和特征的准确把握和描写，决定了“小家伙”的真实性，因而作者所创造的孩子的形象才是真正活泼可爱的。
它并不像有些所谓写儿童“转变”的作品那样，只是按照空洞的原则和概念让人物来一个“转变”，一个人物只是一种概念的傀儡，至于个性、性格是看不到的。
因此，无论人物怎样地“转”过来和“变”过去，都只是概念的本身，而不是生活规律的体现，不是人物性格的必然发展的体现。
这样缺少甚至没有真实性的作品也就不可能感染、教育儿童。
因为，“儿童文学一定要有教训，可是这教训应该和作品本身水乳交融，和它的人物形象血肉相连，应该用合适的辞汇来表现，而不要浮在上面，就像拙劣或者偷懒的主妇所煮的汤，上面漂着一滴一滴的油那样。”
（“苏联人民的文学”二一○页）这也就是说，只有真实，只有真实地描写出孩子们身上所能够产生的美好的东西，这形象才能放射出真正的光辉，并进而达到感染教育读者的目的。
李克斯坦诺夫所以能创造出马雷歇夫这样一个活泼光辉的孩子的形象，正是因为他真实地写出了人物的成长过程。
作者通过马雷歇夫的形象和他的成长过程，巧妙地把一股强大的思想的道德的洪流，自然而然地灌输到读者，灌输到孩子们的心田中去。
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中国艺术团离河内到海防访问和演出
中国艺术团在19日中午离开河内去海防访问和演出。
中国艺术团自从12日在河东市演出后，继续在河内为越南国民大会代表、越南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河内市区的工人和郊区的农民演出了两场。
17日下午，中国艺术团为河内市的青年举行了音乐演奏会，当天晚上又同河内的青年举行了联欢。
在这期间，中国艺术团还访问了河内市安埠发电厂的工人和在医院休养的越南南方来的干部，为他们作了小规模的演出。
18日上午，中国艺术团的部分团员，去民歌流传最多的北宁省的几个村庄访问，听当地的农民们演唱民歌。
当天晚上，艺术团在北宁市为北宁省各阶层人民二万人进行了演出。
到目前为止，越南已有十万多人看到了中国艺术团演出。
（新华社）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巩固和发展着
苏新
为了商讨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并就其他有关两国的问题交换意见，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国政府代表团从09月17日起在莫斯科举行会谈。
这次会谈是今年07月间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访问柏林时即已开始的讨论的继续，它不仅将对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发生影响，而且也关系着整个德国以至欧洲局势的发展，因此它吸引着各国舆论的广泛注意。
德国东部从容克制度和军国主义统治下获得解放和波茨坦协定在德国东部的彻底实施，使德国人民得以在德国的历史上第1次建立起了一个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它为整个德国的民主发展提供了榜样和基地，并且使得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从此永远不可能再把整个德国推上战争的道路来祸害欧洲各国人民了。
因此，各国人民都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当作为德国历史和欧洲历史的转折点。
在成立的六年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在和平民主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巩固联盟已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反法西斯民主制度的牢不可破的基础。
在民主德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之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和所有的爱国人士，都团结在代表着民主德国最广泛的阶层的全国阵线周围，为建设新德国而奋斗。
在经济方面，民主改革为顺利发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民经济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由于民主德国工人阶级的努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实行第1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已把工业生产量增加了一倍，在发展冶金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使由于德国的分裂所产生的经济困难得到逐步的克服。
农业也有了发展。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目已从1952年的一千八百多个增加到现在的五千多个。
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和牲畜头数已超过了战前的水平。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基础正在日益巩固和扩大。
社会主义成分在工业中的比重已占到百分之八十六左右，在农业中占到百分之三十。
随着经济的高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也不断提高。
从1950年以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实行了为数达十六次的减低物价，而工资水平则不断提高。
1954年工人和职员的收入比1953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四。
住宅的大规模兴建也说明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对劳动人民福利的巨大关怀，住宅建筑费用的支出已达到七亿三千多万马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文化艺术正在蓬勃地发展着。
那些宣扬法西斯主义、散布民族仇恨、鼓吹侵略扩张的作品在民主德国早已被清除了。
代替它们的是以和平、民主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为指针的新的文艺作品，它们鼓舞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劳动人民更加努力地去建设新的生活。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去几年内已建立了许多学校、剧院、俱乐部、文化宫和其他文化设施。
它们日益满足着劳动人民的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获得如此重大的成就，是统一社会党和共和国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忘我劳动的结果，又是同苏联的无私援助分不开的。
得到了解放的民主德国的劳动人民深刻地相信，他们所选择的制度是优越的，是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他们以创造性的劳动来沿着选定的道路迅速发展自己的国家。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为保卫自己国家和建设自己新生活的努力得到苏联始终如一的支持。
正是由于这些因素，所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能够克服各种困难，粉碎各种破坏性阴谋而不断巩固发展。
按照德国人民的民族愿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贯坚持不渝地为争取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德国而努力。
为了促进东西德人民的互相谅解和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恢复国家的统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府和人民议院曾经向西德当局提出过数十次建议，主张由东西德双方代表坐到一张桌子旁来共商恢复国家统一的问题。
这些建议得到了德国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
自从成立的第1天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一起积极地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增进国际合作而努力。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同和平民主阵营各兄弟国家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发展着兄弟般的真诚合作。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保持着关系。
现在它和近一百个国家进行贸易，并和其中二十个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长期的贸易协定。
由于奉行了和平政策和积极参与了国际事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威信几年来不断增长。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当作新的德国的未来，当作他们争取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可靠朋友。
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人仍然想抹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就，甚至否认它的存在。
这是可笑和徒然的，正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所指出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威信在一年年增长。
关于‘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言论并不能阻挡这一点。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所以存在和成功地发展，是因为这个国家在整个历史中和德国人民生活中有深厚的根基。
我们确信，不管某些人喜欢或是不喜欢，今后它仍将日益巩固。”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并且得到了苏联、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承认和支持。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有效地管理着发展经济和文化的事务，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
因此，在处理德国问题的时候，不考虑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意见和利益的任何解决方法都一定是行不通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维护着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代表着德国的未来，任何想要否认它的存在，不承认它的地位和权利的政策都必然要遭到可耻的破产。
莫斯科举行的会谈进一步加强了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同时，它也将更增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力量和地位，从而有助于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解决德国问题，恢复德国的统一。

批判梁漱溟的生命主义哲学
汤用彤　任继愈
“五四”前后，曾经出现了大批的封建复古主义的思想：
学衡杂志反对白话文；
康有为叫嚣以孔子为教主；
从袁世凯到曹锟、段祺瑞都提倡祀孔和读经；
胡适也在借口“整理国故”引诱青年钻入故纸堆；
欧阳竟无以支那内院作为宣传佛教唯心论的基地。
这种复古、守旧的邪风正如鲁迅先生所攻击的，非把中国变成一个丧失生命的大“古董”不止。
这一反动的逆流，正是表示在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威力下，垂死的反动思想企图作最后的反扑。
如果把当时五四前后的这一股逆流放在当时全世界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逆流中来考查，就更容易看清楚它的反动作用。
苏联的建立，鼓舞和支持了东方殖民地及附属国的民族革命运动。
东方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直接震撼了帝国主义的大后方。
在全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面临着经济萧条和政治的危机，他们不敢向前看，只有妄想在中古封建主义、宗教迷信中找寻救命的药方。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流行的唯心主义学派都带有反理性主义的共同特色。
像詹姆士和杜威的实验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柏格森和倭铿的生命主义、杜里舒的神秘莫测的“隐德来希”、罗素的“冲动”，加上上世纪的叔本华、尼采的盲目主观的意志学说，这些唯心主义的毒害思想形成了一股反理性主义的逆流。
这些思想传播到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来，给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理论根据。
梁漱溟的反动哲学就是在全世界反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逆流的影响下，配合了当时国内的复古主义的逆流，来宣扬“孔子精神”和“中国文化”的。
梁漱溟和当时那些形形色色的复古主义者抱着同样的目的，都企图用所谓“孔子精神”和“中国文化”来加强那腐朽欲断的束缚人民的“四大绳索”（参看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
但正如毛主席所说，“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梁漱溟既然为封建主义效忠，对马克思主义仇视，他势必匍匐在帝国主义的脚下，做他们的走卒。
我们试检查一下梁漱溟的哲学，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梁漱溟所讲的“孔子精神”和“中国文化”一方面吸取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反理性主义的糟粕，一方面也大量吸取了叔本华、尼采、柏格森、杜里舒、罗素、倭铿、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反理性主义的毒素，其中柏格森更是主要的。
梁漱溟反动的政治观点是以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的。
他认为：
“宇宙为一大生命；
生物进化与人类社会之进
化同为此大生命之开展表现”。
（“中国民族自
救运动的最后觉悟”，三六九页）这一神秘的“大生命”，梁漱溟认为也就是人类的“生活”：
“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无宇宙。
由
生活相续，故尔宇宙似乎恒在。……宇宙实成
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
（“东西文
化及其哲学”，四十八页）照梁漱溟看来，世界是“大生命”，生物进化和人类社会发展是由文化决定的，文化是由“意欲”决定的，而“意欲”却是这一个“大生命”的表现。
这就是说，世界本身、社会本身、以及生物界，都不是客观存在，而只是由于有了“大生命”的存在，它们才存在。
生命派认为世界不是物质的存在，世界的本质只是“大潜力或大要求或大意欲——没尽的意欲”。
他们企图抹煞物质世界，把物质世界精神化、神秘化。
离开人类大脑的活动，居然还有独立存在的“大要求”、“大意欲”，这对于一个正常的、相信科学的人来说，实在是不可想像的。
梁漱溟的世界观恰恰就是建立在这种不可想像的、神秘的基础上。
生命主义者提出了没有物质基础的、超乎一切之上的“大意欲”，并且由此进一步狂妄地否认人所公认的常识。
他们硬说，物质对世界发展起着妨害作用。
他们经常说物质世界是产生一切“罪恶”“堕落”“停滞”的根源。
梁漱溟说，物质世界本身就只能发生“向下的冲动”，为了避免物质世界引起人类的“向下的冲动”，只有让“盲目的意志冲动”“大意欲”尽量发展，用这种“向上的冲动”来抵制“向下的冲动”。
生命主义者要用“精神”来克服“物质”，实际上就是用“生命”“精神”来代替物质。
所以他把“生命”和“意欲”说成“‘现在的我’对于‘前此的我’之一种奋斗努力”（“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四十九页）。
他所谓“现在的我”即是“心”或“精神”，所谓“前此的我”即物质。
这一派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敌视唯物主义达到疯狂的程度。
他们和从古以来的僧侣主义者一样：
分明向饥寒的劳动人民进行敲骨取髓的剥削，却叫喊着要轻视物质；
他们一刻也离不开贪婪和享乐、经常依附于豪门贵族，却叫喊什么“出世”。
梁漱溟的“乡农学校”里，一间屋子里对农民非刑拷打，另一间屋子里向农民讲“万物一体”和“仁”的最高境界。
问题已很清楚，梁漱溟的生命主义哲学认为有了“大生命”，有了“生活”，才有“宇宙”。
显然“生命”、“生活”是第一性的，而宇宙的存在是第二性的。
真正永恒存在的，不是物质，而是“生命”。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
“生命”是物质的一种运动形式，它是物质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必然的产物；
生活是生物维持它的生命的活动过程，就人类来说，生活就是社会实践，它包括在一定的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研究等实践活动。
而梁漱溟却把生物界的生命现象和人类社会的“生活”混同起来：
“生命”也就是生活，生活也就是生命。
把一个莫名其妙的“大生命”神秘化，把它当作创造一切的力量。
梁漱溟不但抹煞了人同一般生物（动植物）的界限，甚至也抹煞了生物同无生物的区别，他把一切都给它加上神秘的“生命”或“生活”。
他们把整个世界当作一个“大生命”，神秘的生命。
他们所谓生命并不需要任何物质基础，相反地，物质的存在倒是要靠这一超自然的和推动自然发生发展的力量，宇宙以生命为基础，宇宙靠生命才存在。
因此，他们所谓“生命”，乃是反常识、反科学的一种最后创造的力量。
这一派，把个人的心理状态中的感情作用，看作“大生命”的实质，这就是他们所谓“仁”。
他们把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关系看作永恒的关系，把这种封建道德叫做真正的“生活”。
唯心主义的理学家常说“仁”是“天地之心”，梁漱溟也绝对拥护王阳明的“草木瓦石也有人的良知”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说。
他们把浑沌的、神秘的、不可言说的“生命”作为世界的根源，这也就是用主观意识吞没客观世界。
像生命主义这样的反动学说，在中国陈腐的封建主义文化的垃圾堆中也可以找到不少。
上古可以追溯到孟子。
最明显的是北宋时期的程颢和他的门徒们。
这一派，曾公开宣扬生命主义，并在中国哲学史上引起了相当广泛的毒害影响。
程颢和他的门徒，讲“仁”，曾提出一个新的（但是腐朽的）说法。
他们说，“仁”就是桃仁、杏仁的“仁”，桃仁、杏仁是桃树、杏树的根本，有了桃仁才有桃树，有了杏仁才有杏树，因此桃仁和杏仁是桃树和杏树存在的前提。
他们这一派根据桃树、杏树的“仁”，进而主观地给世界找寻根源，他们认为人类的“仁”，乃是天地间无所不包的生命力量。
有了“仁”才有人类，才有世界。
他们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的伦理秩序，是体现了“仁”，甚至自然界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也是体现了“仁”。
这一种神秘伟大的力量是“天地的心”，是世界的根源，是事物生长、变化的最后的推动力量。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任何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不可避免地要抬出帝国主义的思想体系替自己撑腰。
梁漱溟不仅是一个顽固的复古主义者，而且是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的买办学者。
他把封建主义中宣扬“生命”的学说和帝国主义学者柏格森的生命派的学说混在一起。
梁漱溟转述柏格森的思想说：
“宇宙的本体不是固定的静体，是‘生命’是
‘绵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七
十九页）梁漱溟的生命主义，也正是这些反动的生命学说的翻版。
他说：
“这一个‘生’字是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
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他（指孔子——
作者）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
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
宙充满了生意春气。”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一二一页）这里的“生”，也就是梁漱溟在另外的地方讲的“仁”。
梁漱溟和其他的封建主义的哲学家一样，认为“仁”是不但是社会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共同遵守的规律，也是自然界的规律。
他把旧中国人压迫人不合理的秩序解释为普遍的秩序。
梁漱溟的生命主义哲学继承并发扬了宋代理学的唯心论传统及明代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学说。
王阳明在他的“大学问”一篇文章中充分发挥了神秘的“万物一体”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学说。
梁漱溟到处发挥王阳明的“天地万物与人为一体”“草木瓦石也有人的良知”的谬说。
他认为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大生命，离开了人的良知就没有客观世界。
他要人不要分别彼此，“与人为一体”。
生命主义的世界观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在认识论方面，也必然否认认识的来源有客观物质基础。
他们认为，我们不可能认识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只能反观自己的内心。
因为照他看来，根本没有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
梁漱溟先生所谓认识“本体”，就是认识“大生命”，而这一大生命是流动的、是“绵延”（他完全同意柏格森的生命主义哲学），这一种神秘的境界，“非感觉理智所能办，必方生活的直觉才行，直觉时即生活时，浑融为一个，没有主客观的，可以称绝对。”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七十九页）这一神秘的大生命，人类不能通过科学的认识的道路去认识它，只有靠不可言说的“生活的直觉”才行。
这一派的哲学，既然否认认识的来源，必然也否认认识的可能。
他们把认识看做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所以梁漱溟先生一再说认识要“无对”（没有客观对象的认识），要“反身而诚”“向内用力”。
如果说梁漱溟先生也用认识这一词，那只是叫人认识“生活”。
他的“生活”就是指的他所尊奉的与人民为敌的封建剥削制度秩序下的生活。
科学必须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而生命主义根本否认客观世界的物质性；
科学的规律就是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而生命派却否认有认识客观世界的可能；
科学和理性不可分，而生命主义公开反对理性，认为理性（梁称理性为理智）根本不能认识他们所谓“大生命”。
梁漱溟先生以及一切直觉主义学派共同的特点，就在于它公开反对理性，反对科学，反对分析。
他们认为说不出所以然的“道理”最有“道”，只要“心安”就“理得”，一件事情，只要主观上觉得非做不可，就去做，这种行为就是对的。
宋代有一个直觉主义者杨简经常说“人心自明，人心自灵”。
佛教禅宗的和尚常用一种神秘的比喻来宣扬他们的直觉主义的认识论，他们常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这就是说，在认识上，真假、是非没有客观标准，如果硬要找寻标准，那就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主观意识。
这种直觉主义必然是神秘主义的。
他们反对用科学方法获得真理的可能，他们不承认由感性到理性认识的唯一科学的认识过程。
他们反对有客观真理。
他们认为只要“问心无愧”，就不怕“伤天害理”，按照本能，不加理性思维的行动就是最“合理”的行动。
在二十世纪，科学昌明的时代，反动的阶级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搬用了古代及中古时期那一套陈腐的名词，并且把它修整得更平滑，企图掩盖它的反科学、反理性的面貌。
梁漱溟在这里抬出他的“理性”，来掩盖他的反理性的实质。
他说：
二十七年前我亦还不认识理性，同意克鲁泡特
金道德出于本能之说，而不同意罗素本能、理
智、灵性之分法。
及至有悟于理性，理智之必须
分开。
而后恍然罗素之三分法为不易之论。
——
罗素所云灵性相当于我所谓理性。
（“中国文
化要义”三四八页）这就是说，在二十七年前他还不懂得利用“理性”这一名词来骗人。
二十七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群众认清了科学、民主、理性的重要，直觉主义越来越骗不了人，于是梁漱溟就篡夺了进步群众所相信的“理性”这一有号召力的名词，给它注入直觉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内容。
梁漱溟所谓“理性”是一种心理的状态，是一种感情，而不是经过科学的分析，实践所证明的正确的认识。
他说：
“所谓理性者，要亦不外吾人平静通达底心理
而已。”
（“中国文化要义”，一三五页）又说：
“知的一面曰理智；
情的一方面曰理性”。
（“中
国文化要义”，一三八页）
“不欺好恶而判别自然明切者是之谓理性。
（“中国文化要义”，一四一页）
“理性之取舍不一，而要以无私底感情为中
心。
（“中国文化要义”，一三八页）
按照梁漱溟的说法，这种“无私底感情”“平静通达底心理”所产生的神秘的力量是无法估计的。
它不仅是“人类的特征”，它还是“推动历史，支配社会，控制人生”的唯一力量。
（“中国文化要义”，三四八页）
梁漱溟用感情的直觉代替了理性的科学的分析。
用主观的心理状态代替了判别是非的客观标准。
用主观的直觉的好恶（喜欢或不喜欢）代替了检验真理的实践。
他们说的“理性”实际上已变成“上帝”的代用品，因为只要凭借“无私的感情”“平静通达底心理”，居然能够“推动历史、支配社会，控制人生”，它不是不可思议的万能的上帝是什么？
这一生命主义的反动传统，在清末汉奸头子曾国藩的手中也曾有所发挥。
国民党匪帮的头子，蒋介石和陈立夫更进一步把这个反动传统同帝国主义的生命派哲学相结合，制造了反动透顶的“唯生论”。
他们认为宇宙发展和社会发展都是由一种神秘的、不可抗的生之力量在推动着。
世界的发展是盲目的冲动所造成的，没有任何规律，只要诚心诚意地信仰这种反动的哲学，就会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蛮干的力量，就会产生他们所谓“革命”（应当说是反革命）的行动。
这些法西斯的匪徒们认为只要盲目行动（他们所谓“力行”），就是实现了生命的原则，就是他们所谓“人生的意义”。
法西斯匪徒们说“生命之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他们把人和动物完全等同起来，说“人本是争生存的动物”，“生来就有一种向上的冲动”。
这种原始的动物性的“争生存”“向上的冲动”被看做世界发展的动力。
梁漱溟恰恰也唱着同样的调子。
他说：
“人的生活那里都是有意识的，他同动物一般也是出于本能，冲动”。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七○页）又说，“欲望”“冲动”是“人类行为的源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七○页）“人类社会之进化，不外乎是沿着生物进化来底；
二者同为宇宙大生命之表现，前者实为后者之继续。”
（“中国文化要义”，四十三页）
从以上的例证，我们不难看出，北宋的二程、王阳明、曾国藩、到蒋介石、陈立夫，这一系列的生命主义的哲学，都自己号称继承了中国文化。
如果叫它做“中国文化”，那就是中国文化中最反动的封建性的糟粕，而这一反动的生命主义哲学的传统，恰恰也就是梁漱溟先生奉为至宝，尊为“中国文化”的“要义”的。
梁漱溟的这些根本的观点，并不只是辞句上和蒋介石、陈立夫的“唯生”哲学的词句相同，而是精神实质上完全一致。
胡适以他的实用主义为蒋介石和帝国主义服务，梁漱溟以他的生命主义哲学为蒋介石和帝国主义服务，这一点也是一样的。

越南人民热爱中国艺术团
河内观众最普遍的一种反映是：
中国的艺术和越南人民是这样的接近，以至有许多节目不加以说明也能看懂。
观众们不仅对艺术团用越南话唱的越南歌曲“歌颂越南劳动党”、“歌颂胡志明”、“忘我为人民”、“奠边府大捷”、北宁民歌“白鹤”等，感到特别亲切；
同时对艺术团表演的中国歌舞节目，也表示由衷地欢迎。
几乎每一次演出会，“荷花舞”都是在观众的坚持邀请下表演两次以上，越南的艺术家非常愿意和中国“荷花舞”的演员们聚首，询问这个优美的舞蹈的创作经过以及表演的方法。
越南的艺术家们说，越南人民也和中国人民一样地喜爱荷花，并且编了许多歌谣来歌颂荷花的纯洁、高尚：
“蕊黄、花白、叶青，倚污泥而不染腥味”、“同塔梅最美丽的是荷花，越南最美丽的名字是胡志明。”
每当报幕报到“荷花舞”三个字的时候，全场就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工会工作者光兴说：
越、中两国人民的心是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我们的人民共同热爱荷花、热爱和平、热爱幸福的生活，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我们并肩在一条斗争的道路上前进。
“荷花舞”使越南人民时刻记得荷花盛开的美丽的南方同塔梅水草平原，增强越南人民为巩固和平、争取在独立和民主的基础上以和平方式统一自己祖国的决心和信心。
中国艺术团表演的“采茶扑蝶舞”、“藏民骑兵舞”和“旗”等小型舞剧，也受到了河内观众热烈的喝采。
对于富有强烈的民族色彩的笛子和锁呐独奏、女声独唱河南梆子“花木兰”、“红娘”，以及“狮子舞”和“三岔口”、“闹龙宫”等中国古典歌舞剧，河内观众更称赞不绝。
越南著名的历史学家明增说：
“看了中国艺术团丰富多采的表演，使人突然引起了许多珍贵的回忆”。
他说：
越南人民对于“西厢记”、“水浒传”、“西游记”等是很熟悉的，他自己和许多朋友小时候就十分喜爱这些美丽的故事和神话，并深受那里面的英雄人物的感染，这对于他们后来积极参加民族民主运动有着一定的影响。
因此，过去不仅中国的封建买办反动统治者那样憎恨这些故事和神话，越南的封建卖国贼和帝国主义殖民者也很害怕这些故事和神话，它们曾阴谋采取种种手段来封锁禁绝，但是始终没有达到目的。
这些由中国人民天才塑造成而受到越南人民热爱的艺术的形象以及丰富的传说，一直在越南人民中间传播着。
越南人民非常喜爱孙悟空，通常都称呼它作“齐天大圣”。
这次通过中国艺术团的表演，越南人民又能看这位可爱的“齐天大圣”在闹龙宫，感到特别兴奋和亲切。
河内文化艺术界人士很高兴看到中国艺术团的演出。
越南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主席、老作家阮洵说：
“越南文艺工作者通过中国艺术团所表演的、可以用‘伟大、年轻、快乐’六个字概括起来的节目中，具体学习如何掌握毛泽东主席的文艺思想，并遵循胡志明主席的指示，大力开拓和发展自己民族优秀的文化艺术。”
他认为中国艺术团这次访问演出，是越南人民文化艺术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
著名作家兼历史学者武玉璠说：
“越、中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虽然很早就已经开始，而且后来一直延续着，但是像这次中国派遣一百七十人的艺术团和越南派遣五十八人的歌舞团，互相访问演出，这还是两国人民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化交流活动”。
他相信这种直接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今后还要增多。
这对于进一步巩固越、中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以及促进两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将会有极大的作用。
越南人民十分热爱中国艺术团，他们把艺术团当作中国人民文化使者和代表。
中国艺术团在河内演出期间，有许多青年人静静地骑着自行车围绕艺术团的住所行走，他们和她们非常想看到艺术团的每一个人，但是又害怕把“中国的哥哥和姊姊”们吵醒了。
在演出会上，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有许多人非常想多鼓掌，但是他们和她们又互相督促着少鼓掌，因为怕演员们谢幕和重演的次数多了太累。
河内嘉林郡有一位几十年来吃槟榔成瘾的老太太，为了要在献花的时候吻中国艺术团女团员，她宁可一整天不吃槟榔。
许多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互相约定：
要以中国艺术团在演出中刻苦、认真、负责的精神作为自己的标榜，加紧工作和努力学习。
河内市阮寨中学学生陈维康在给中国艺术团的信里说，他保证努力学习，好为祖国为人民服务；
奠边中等专科学校学生乔辉伦在信里说，为了不辜负“哥哥和姊姊们”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他决心要坚决响应胡主席爱祖国、爱劳动、爱学习、爱科学、爱道德的“五爱”号召。
越南的青年们像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一样，向中国艺术团提出保证或宣誓。
河内青年、妇女、老人、儿童一遇见了中国艺术团人员，总是忘不了要请他们代向毛伯伯和中国人民问好。
中国艺术团现在非常幸福地生活在越南人民的热爱之中，他们互相勉励，决心继续把访问演出工作做好，并虚心学习越南人民优秀的文化艺术，以回答越南人民的热爱和关怀，并完成祖国人民的托付，为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繁荣而努力。
（新华社）

乌布利希的发言
新华社讯
塔斯社莫斯科19日电：
1955年09月19日，瓦尔特·乌布利希在苏联政府代表团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谈判时发言全文如下：
主席同志，亲爱的朋友们！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同志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同志已经完全相一致地叙述了这个条约草案的历史意义。
现在所讨论的全面条约加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议院、内阁和全体公民一项极其重大的责任。
在条约第1条中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决定自己的对外和对内政策、包括对西德联邦共和国的关系的自由。
而波恩政府同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则相反，它们的条约限制了西德联邦共和国的权利，并且在五十年中保证西方占领国家驻扎军队和干涉西德内政。
我们两国缔结的条约是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新型关系的表现。
从自己自由地决定德国事务的权利而产生的第1个义务，就是依靠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真诚和友好的合作而致力于维护和巩固欧洲和世界和平这个崇高的义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它一成立的时候起就认为它的最重要的任务是：
堵塞德国军国主义的道路，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为唯一的真正自主的德意志国家，成为和平和民主的堡垒。
西德的参加北大西洋集团和重新军国主义化，在德国造成了妨碍德国恢复统一的障碍。
统治西德的垄断资本家、银行家和地主阶级为了保持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引起了德国的分裂，并且使西德屈从于外国金融资本家的利益。
爱好和平的德国人民决不能容忍把西德拖入北大西洋公约，因为这使人民的和平生活受到威胁，并且引起德国的分裂。
波恩政府宁愿重新军国主义化而不愿意恢复统一。
它阻挠人民通过公民投票来自由决定：
他们赞成和约和重新统一，还是赞成巴黎协定和重新军国主义化；
波恩政府的这些行动证实了它打算再度走上已经两次使德国遭受浩劫的老路。
在西德越来越多的各界人士认识到，巴黎协定的签订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这些协定同重新统一德国的事业是不相容的。
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在缔订中的条约，可以帮助爱好和平的德国人巩固和平，使他们认识到，整个德国是绝不能听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德军国主义者的号令的。
缔订中的全面条约是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具有的自由决定内政和外交事务的权利而来的。
对这一点我要说几句话，只有在具备自由的巩固基础——同劳动农民和知识分子结成联盟的工人阶级统治的地方，才有真正的自由。
在西德，在占领国家的支持下垄断资本的政权重新建立起来了；
而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劳动人民实现了波茨坦会议以及四国管制委员会作出的关于根除德国军国主义、实行土地改革和消灭垄断资本的决定。
我们很明白，这种做法激怒了西德某些垄断资本家和地主，因此他们反对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但是，这丝毫没有使实际的事实改变，工农政权还是在成长和取得成就。
现在，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生活的改造不可抗拒地向前发展，管制委员会的法律、指示和命令正在变得失效，人民的立法充分行使着它的权力，对于这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居民当然是欢迎的。
而在西德，统治集团不顾大多数居民的意志，把西德同北大西洋公约连结在一起，并且在波恩急忙通过军事法律，这在恢复德国统一的问题上就形成了困难而复杂的局面。
在我们这个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全面条约中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无论是在为维护和巩固普遍和平和欧洲安全而进行合作方面，或者是为在重新使德国统一为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以及为和平协商解决德国问题方面所作的共同努力，都是符合德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利益的，也同样是符合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民的利益的。
德国人民很感谢苏联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以及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同志本人，因为他们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采取了主动。
这也将使缓和德国的紧张局势成为可能。
我们衷心欢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苏联政府间关于建立外交关系和经济及文化合作的协议，因为这也有助于紧张局势的缓和而且可能有助于德国两个部分的修好。
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显然是欧洲各国人民的和平生活的主要威胁。
任何人都不能期望我们将使德国的复仇主义者能够采用1933年希特勒选举的故技来加强他们的地位，并且把他们的军事基地推进到奥得河边以便随后挑起一场战争。
现在只有一条保卫欧洲和平和重新统一德国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用一个所有欧洲国家之间的集体安全条约来打破欧洲的黩武主义的联盟。
格罗提渥总理已经建议德国的两个部分进一步接近。
德国两个部分的工人、劳动农民、工会、运动员和文化工作者之间的合作已经获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
由于两个德意志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两个国家都有必要互相承认并且解决直接存在在两个政府之间的各种问题。
特别是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机构接管边境管理工作和穿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的西德和西柏林之间的交通管制工作以来，除了两个政府之间的正式谈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有争端的各项问题。
波恩和西柏林的重要政界人士不能不承认通过冷战来颠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不论承认这一点是多么困难。
他们承认得愈早，对于西柏林的居民说来就愈好。
让西德联邦政府清醒地估计一下局势，并且认清它只能在西德联邦共和国中行使它的权利。
它所发表的关于德国疆界的声明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存在着仍然有效的国际条约。
我们同意苏联军队继续留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警卫和平。
只要西方国家仍旧不打算从西德撤出它们的军队和取消它们的军事基地，苏联军队就有必要驻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上。
这并不影响工人和农民的政权通过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有效地保护劳动人民的祖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责任。
在波恩通过军事法律和进行建立侵略性“国防军”的工作——这种工作已经开始——以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严格地执行由华沙条约所产生的它的义务和权利。
新的全面条约——它表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展中的一个新时期的开始——是以德国人民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各族人民间的巩固的不可侵犯的友谊为基础的。
它建立了以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为基础的政治和法律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间的友谊的进一步加强和扩大。
整个这个条约将有助于我们两国间的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它将有助于加强民主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阵营。
我们希望牢固的友好关系将在全德人民与苏联之间发展起来。
促成整个德国的问题的和平解决是我们的共同任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人和农民政权感到自己有责任保卫全体德国人民的和平和民主利益，使他们的最高愿望——和平解决德国问题——得以实现。
我们深信德国工人阶级，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其他爱好和平的德国人将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吸取教训，并且将勇敢地选择为和平、民主和进步而斗争的道路。
现在的全面条约将有助于加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人和农民的政权，从而有助于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伟大和正义的事业。
亲爱的苏联朋友们，我们衷心地感谢你们在草拟同样地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的全面新的条约时所给予我们的友好的合作。

保加利亚决定今年裁军一万八千人
新华社布拉格21日电
保加利亚通讯社发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公报如下：
鉴于国际关系中特别是日内瓦会议以后，紧张局势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为了促进国际局势的进一步改善，巩固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和信任、其中包括巴尔干半岛各国之间的和平和信任；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在1955年12月31日以前把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裁减一万八千人。
由于裁减武装部队而节省下来的资金将用在住宅建设、文化措施和生活福利设施方面。
复员后的士兵和军官将到工业企业、机关和农业中去工作。

各国舆论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和地位
苏联“真理报”
“真理报”18日刊载了它的驻北京记者多莫加茨基赫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亚洲人民要求本着‘日内瓦精神’解决迫切的国际问题”。
文章指出，不论是日本或印度的、澳大利亚或锡兰的、印度尼西亚或巴基斯坦的公众领袖或政治领袖，他在外交政策问题上有什么话要说，他都不能够不表明他对中国的态度。
十分明显，人民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和国际威望是非常高的。
各国公众都集中注意这一事实：
美国坚持不愿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组织，并且运用它的影响来阻挠某些国家同中国建立密切的联系。
同时，因为有必要讨论和解决牵涉到双方的利益的一些问题，因此美国代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曾不止一次地坐在一张会议桌旁边。
美国外交政策的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是不会不受到人们的注意的。
相反地，头脑清醒的人们不能不得出如下的结论：
环境迫使美国同新中国谈判，并且勉强接受了同中国的关系的某种程度的正常化。
十分清楚的是人为地被切断了同中国的传统联系的亚洲各国不能错过恢复这种联系的有利机会。
多莫加茨基赫指出，联合国大会常会即将开幕，因此亚洲各国公众希望联大将考虑对维护和巩固和平有极大重要性的亚洲的一些根本问题。
各国人民希望联合国组织的各会员国不忽视这种不正常状态：
大国之一、联合国的一个创始会员国被剥夺了它在这个组织中的地位。
他们认为必须毫不迟延地采取具体步骤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合法权利。
多莫加茨基赫最后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是最符合“日内瓦精神”的。
朝鲜“劳动新闻”
“劳动新闻”在16日发表文章，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
文章说：
中国是建立联合国组织的发起国之一，也是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但是，伟大的中国仍然被非法地剥夺了它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
产生这种不能容忍的局势的原因完全是由于西方国家中的某些集团坚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不公正的歧视政策，践踏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
文章接着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它成立的第1天起，就一直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全部基本原则和宗旨，并且始终不渝地奉行符合宪章的原则和精神的和平政策，这种政策已经并且正在对维护和巩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以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
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都强烈地要求：
为了和平和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应该尽早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
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
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20日刊载一篇文章，敦促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在联合国中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驱逐蒋介石代表而积极努力。
文章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使得这次会议获得巨大的成功。
它参加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促进了达成和平协议。
要迅速缓和目前紧张局势，就必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把蒋介石代表从这个国际组织中驱逐出去。
美国阻挠讨论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的问题，就是违背日内瓦四大国最高级会议所创造的精神。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公众舆论
澳大利亚周报“卫报”15日报道，在墨尔本举行的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代表大会09日以压倒的多数表决要求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
澳大利亚众议院议员、机车司机工会的代表埃·哈里逊在会上说：
代表大会必须对全世界劳动人民反对战争的团结作出贡献。
他着重指出了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在这方面的重要意义。
“卫报”还报道，由维多利亚州和平理事会发起的和平集会将于09月21日在墨尔本市政厅举行。
“卫报”指出，这个会议和将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在同一天开会。
“卫报”号召爱好和平的人民参加这个和平集会，以使集会响亮地要求政府改变它的反对拥有六亿人口的中国恢复它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政策。
新西兰“和平”月刊09月号发表社论说：
“我们必须继续要求我们的政府承认中国并且力促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
泰国“屏泰报”
泰国“屏泰报”最近评论11日在曼谷闭幕的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第10届会议通过的主张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决议说：
这个决议的通过表明了全世界人民的公意受到了尊重。
“屏泰报”指出，要求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活动正在日益开展，如果拒绝这一个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进入联合国，那就是不肯承认事实。
“屏泰报”说：
“联合国机构是全世界的不分阶级与政治制度的组织，其目的是为了排除战争和维护世界的和平。
任何时候，如果它拒绝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进入这个机构，那末这个机构就绝对不能达到圆满的境地。”
西德期刊“乡村之声”
西德教会期刊“乡村之声”在最近出版的09月份的第1期中写道：
“必须毫不迟延地把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给予中国。”
“中国是联合国的成员，如果美国不承认这一点，那就是纯粹的专横。”
这家期刊在结语中说：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的问题都应当被看作不仅是关系到正义的事情，而且是关系到全世界安全的事情。
（据新华社讯）

在苏联和民主德国19日谈判会议上
格罗提渥的发言
新华社讯
塔斯社莫斯科20日电：
以下是格罗提渥1955年09月19日在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国政府代表团谈判时的发言：
请容许我最后讲几句话。
布尔加宁同志向我们说，苏联政府已经下令撤销高级专员公署和废除前管制委员会的各种决定。
关于管制委员会所颁布的法律问题，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今天已经代表我们指出：
由于局势的总趋势，我们已经不能再承认管制委员会所颁布的法律了。
因此，我们的意愿是同苏联政府的决定相符的。
不过，我们不仅认为这是使许多措施简化的一种形式上的行动，我们同时也认为你们的决定是表示信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立法机构，信任它们有能力不用管制委员会而自行处理它们国家的事务。
布尔加宁同志很正确地指出：
我们的将近结束的谈判是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的。
赫鲁晓夫同志也在这里发挥了这种想法。
我们完全同意这种看法。
我相信：
我们要在这里缔结的条约在实施后会使苏联和德国的友好关系有可能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扩大到整个德国。
这是对我们未来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任务之一。
我们还认为，现在不仅是加强我们的友谊的问题，而且是用这个条约最后结束我们两国人民过去不好的关系的问题。
我们认为两项原则是我们新的友好关系的基础。
我们两国人民都在争取实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需要有巨大和广阔的机会的社会关系。
所以，我们的关系必须具有长远的前景。
因此，我们希望我们的友好关系永远地建立起来，而且是牢不可破的。
在这个基础上，就有可能达到社会主义所力求实现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目标。
我想就赫鲁晓夫同志所讲的话简单谈几句话。
首先，我们很感激赫鲁晓夫同志所讲的关于德国一切进步力量的话。
我们也有同感。
我们是作为一个反法西斯运动开始我们的工作的。
在一切进步力量的合作下，我们老早就超过了我们发展过程中的这个阶段。
自从我们为我们自己规定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任务以来，我们同我们一切的朋友已经在这个基础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并且成了亲密的同志。
如果我向你们保证说，我们不会脱离这条胜利的道路，我肯定是表达了我所有的朋友的意见。
赫鲁晓夫同志用非常热烈的言词谈到苏联人民对德意志国家的信心，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劳动人民和全德国工人阶级的信心，他谈到对劳动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的信心。
亲爱的朋友们，请允许我衷心感谢你们对我们工作的这种评价。
虽然我们竭力当心不要自满，但是对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人民的这种评价仍然使我们在工作中感到鼓舞。
最后，我要就你，赫鲁晓夫同志关于正在为他们的罪行服刑的前战俘问题的谈话讲几句话。
我只想简单地谈一谈这个问题。
而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个问题，只是因为资产阶级报纸提到因战争罪行而被判刑的人的问题一直不是我们的谈判讨论的题目。
我们为什么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在柏林已经就这个问题达成完全的协议。
我们并不把这个问题看成是政治问题，我们也是从人道的观点来估计这个问题的。
关于这一点，你，赫鲁晓夫同志，已经在这里详细谈到了。
我最后想说明下面这一点。
我们的会谈已经表明我们的友好关系的加强和扩大对于未来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种关系是符合我们两国人民和欧洲各国人民的利益的。
苏联在全德国最好的、最真诚的朋友之一是我们国家的总统威廉·皮克。
威廉·皮克同志在去年说：
“我们必须使苏、德友好的事业成为德国人民的切身事业。”
请让我向你们保证：
我们将根据这段声明进行工作，使我们的友好关系成为德国人民的切身事业。

我国释放的美国间谍承认他们所犯的罪行
新华社广州20日电
香港“新晚报”18日刊出了被中国政府遣送出境的美国间谍李克18日对该报记者发表一篇用中文写成的书面谈话。
李克写道：
“首先，我要说清楚我是一个间谍，严重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我担任了美国海军情报部在海军陆战队里的日文翻译官。
战后我继续当了海军陆战队的后补中尉。
在1948年08月我得到一个美国在华基金委员会的奖学金来到中国学习中文。
我离开美国之前不久，美国在西雅图的第十三海军区总部情报科叫我来跟他们会报。
在会报的时候，他们要我到达中国以后替他们收集情报。
1948年底，来到中国以后我收军事政治情报供给美国驻北京的领事柯乐博和副领事法约翰一直到美国领事馆在1950年05月撤退的时候。”
李克接着写道：
“我在1951年07月被捕。
被捕以后因为我知道我的罪行掩不了，我最后坦白了。
被捕以后我一直受到宽大待遇，没有遇到一点虐待和欺压。
在这四年多内我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考虑考虑我的罪行。
我深刻认识到我不应该到别的人的国家去想强迫他们接受我喜欢的社会制度。”
李克又说：
“我这几年也看到些中国的人民的生活的提高和一些中国的经济建设。
我们在监狱的伙食一年比一年好。
我看到人们所穿的衣服也一年比一年好。
以前很少人穿皮鞋，现在普通的工作人员都可以穿得上。
我从北京到广州，到处看到新的工厂，医院和学校。
人民好像都是很愉快的很乐观，跟五年前的情形根本不一样。”
李克说：
“在中国很快的、不断的经济发展情况下它现在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我也相信如果美国政府放弃它以前的无理封锁禁运政策，在一个互利平等基础上，中美贸易要有无限的发展。
这个对中国有利也是对美国有利，它也是保障和平最好的基础。
我是一个美国人。
我爱我的祖国。
我从内心感觉到战争只可以给我们美国人民带来一个非常大的灾难。
所以我现在有最大的决心用一切力量争取世界和平，尤其是中美人民的友好关系。”
李克最后说：
“最后还有一句话我要说，关于平民遣返的问题。
我原来被判决六年，因为受了中国人民的宽大，我被提前释放而且在遣返的过程中，受到最大的照顾。
我有很大的希望，美国政府要用一样的精神协助在美国要遣返的中国人。”

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条约
新华社讯
塔斯社莫斯科20日电：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条约全文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
由于希望在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密切合作并且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考虑到随着1954年的巴黎协定的生效而产生的新局势；
深信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了对维持和巩固欧洲的国际和平和安全有所贡献并且为了恢复德国的统一使它成为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以及为了通过缔结一项条约来和平解决德国问题而作共同努力，是符合苏联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符合欧洲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的；
注意到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根据现有的关于整个德国的国际协定所负担的义务；
兹决定缔结本条约，并且指派他们的全权代表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特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
双方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议定下列各条：
第1条
缔约国庄严地重申，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的。
遵照这一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可以自由地解决它的内政和外交政策的问题，包括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以及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
第2条
缔约国宣布两国愿意本着真诚合作的精神参加以保证欧洲和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全为目的、并且符合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的一切国际行动。
为此，它们将就一切有关两国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互相进行磋商，并且采取它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措施来防止和平遭到破坏。
第3条
为了两国的利益并且遵照友好原则，缔约国同意发展和加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现有的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关系，相互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且实行必要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合作。
第4条
根据现有的国际协定的条款现在驻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上的苏联军队，在得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同意下，并且根据苏联政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之间的一项附加协议中规定的条件，将暂时留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暂时驻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上的苏联军队将不干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内政或者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
第5条
缔约国一致认为，它们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相应的协商求得整个德国的问题的和平解决。
根据这一点，它们将作一切努力以便通过一项条约取得和平解决并且按照和平和民主的方针重建德国的统一。
第6条
本条约有效期限将直到德国恢复统一成为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或者缔约国就修改或终止本条约问题达成协议时为止。
第7条
本条约需经批准，在交换批准书后立即生效，交换批准书的仪式将在最近在柏林举行。
1955年09月20日订于莫斯科。
俄文和德文各一份，两种文本同样有效。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代表尼·布尔加宁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代表奥托·格罗提渥（签字）

苏联和民主德国关系条约签字
新华社21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20日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条约”20日在莫斯科大克里姆林宫签字。
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条约上签字的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
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在条约上签字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
苏联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
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对外贸易部部长卡巴诺夫，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佐林、谢苗诺夫，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普希金等。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方面参加仪式的有副总理乌布利希、斯多夫、努舍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博尔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苏联大使柯尼希等。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和民主德国外交部长
就东西德间的交通等问题的协议互换信件
新华社21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20日讯：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佐林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博尔茨就苏联政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目前的谈判中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间的交通等问题取得的协议交换了信件。
协议规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沿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间的分界线、大柏林的外围、柏林市内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西柏林之间的交通线进行保护和管制。
对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河航行的船只证件的签发和制定等工作，完全属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机关的权限。
对驻扎在西柏林的法国、英国和美国驻防军的军事人员和货物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西柏林间来往的管制，在达成相应协议以前暂由驻德苏军司令部进行。
根据目前有效的四国决议，允许上述人员和货物沿规定的路线通行。

苏联就恢复民主德国的主权采取一些措施
新华社21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20日讯：
苏联部长会议发表声明如下：
苏联部长会议已经决定撤销苏联驻德国高级专员一职。
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已经奉命负责在同整个德国有关的和四国的决定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上同美国、英国和法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保持适当的接触。
关于同美国、英国和法国驻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领土上的部队的最高司令官保持适当的接触的责任，由苏联驻德部队总司令担负。
鉴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已经履行了对德管制委员会制定的关于根据和平和民主原则重建社会生活条件的条例，同时认识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现有的法律已经使上述条例的继续生效成为不必要，苏联部长会议下令在一九四五—1948年期间根据四国占领德国的权利颁布的各项法令、指示、命令和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其他条例应当停止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上生效。
上述管制委员会的条例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上的停止生效，不应当影响苏联由于四国的各项决定所产生的对整个德国的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赫格居斯致电联大主席
要求接纳匈牙利加入联合国组织
新华社布拉格21日讯
匈牙利通讯社报道，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赫格居斯打电报给联合国大会主席，要求接纳匈牙利加入联合国组织。
赫格居斯在电报中说：
爱好和平的匈牙利人民和他们的政府认为，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包括匈牙利人民和政府在内为建立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所作的有成效的努力，已经扫除了一切过去曾经阻止匈牙利加入联合国组织的障碍。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期望，联合国大会第10届会议的参加者将接纳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驻奥苏军到19日为止已全部撤回苏联
新华社21日讯
塔斯社维也纳20日讯：
按照苏联政府的决定，驻奥地利的苏联军队到09月19日为止已经全部撤回苏联。
因此，苏联已经提前执行了关于重建独立民主的奥地利的国家条约的有关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