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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19550914

上一日:19550913-年月日

下一日:19550915-年月日



分析思考>19550914

 



毛泽东年谱>19550914

9月14日
阅中共中央调查部09月13日关于日本有关人士对我外交部关于日侨问题声明(93)的反应的报告,批示:
“周总理阅,退毛。
对日本似应明确提出外交关系正常化作为第1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日本方面已有广大舆论基础。
虽然实际上日本政府现在尚不愿谈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以此去压它。
请加考虑。”

△同日

△下午,乘专列离开北京去北戴河,晚上到达,住一号楼。
(93)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55年8月16日关于日本政府提出所谓撤退滞留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人问题发表的声明。

 



张闻天年谱>19550914

1955年09月14日
同周恩来总理通电话,谈国际司司长的干部任命问题及邀请巴基斯坦总理访华等问题。

△同日下午
主持国际宣传会议。

△同日晚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朱德年谱>19550914

1955年09月14日
和薄一波谈城市建设问题,指出:
建设大的工厂一定要考虑到工人和工人家属一起住,不然会增加他们生活上的困难。
还可以在工厂附近办农场,一来可以解决副食品供应问题,二来也可以发挥工人家属的力量。
旧的城市是我们的财富,要充分利用,作为新工业的基地。
现在新建城市,不能贪多贪大贪好,要适合今天的条件。
把旧的工厂恢复起来,把一些轻工业工厂扩建改造,进行生产,以积累资金,很快就可以收回投资。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夏鼐日记>19550914


△09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开会检讨马得志同志事。

△下午郑、尹二所长来所与我一起谈商所事,学术委员会名单合并问题,黄河水库调查工作事等。
续写昨天之文。

 



萧军日记>19550914

1955年09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收拾屋子,去买了一床被套。
下午写稿件310-316,计六页。
“吴王葬女”写完了。
下一章将写吴楚最后战争。
晚饭后同芬去帅府园参观美协所主办的印度壁画展,回来收到十七期文艺报,其中有一篇:《一页斗争的历史——批判读军反动思想的介绍》(黄沫),我看了一下内容,全部是从刘芝明文章剥出来的,所添的新内容是把我和王实味,胡适,胡风……等连结到一起。
这种用心是很阴险恶毒的,他们要肯定在东北“批判”我的正确,要截断我文学的前途(不出版我的书),开展对我的斗争,因为找不出我和胡风有什么关联的材料,只好翻历史,这是“政治中伤”,人身侮辱名誉污蔑……芬看了很难过,激动得哭了,我倒是平静的,因为我估计“这一天终要到来的”,我思考了一下,这样也好,早一点“来了”也好,只好冷静地承担起这斗争罢,不管结果如何,这一次决不能再忍隐沉默下去了。
我决定,先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一封信,问他们对我的政治历史究竟如何看法?
并想知道这次文艺报发表这文章是文艺报本身的决定,还是中央的指示?
如果是文艺报本身,我就向法律上提出我的控诉,因为他们把我和:托派、战犯、反革命连结到了一起,这是政治名誉问题,已经超出了思想批判范围以外,对于这种专横恣肆的作风,我必须要控诉,即使结果遭受到任何“不幸”,也决无惧悔,否则我生活,工作不下去的。
我估计这“黄沫”是化名,可能是在刘芝明的授意下写出的。
斗争已经来了,逃避躲闪是无用的,必须迎上前去!
当然我的心情很悲苦,竟要在这些问题上耗费精力,但这无办法,谁让我生在中国,今天!
……

 



徐永昌日记>19550914

09月14日
14日
七十九至八十九度,晴,下午有阵小雨。

五年前张道藩、董显光要余於抗战胜利五周年纪念日广播感想,余曾以「侵畧者无止境」之意与社会相见,今则十年於兹,且我人盟国早已与日本和约,此种纪念日当然亦可以不必再如前此之度过,惟余五年前之感想今日愈觉无讹,兹畧举数点以明之,一、三十年以前俄共高唱扶助弱小民族以来,隣彼之小国尚有几个存在?
几个独立?
二、俄与此等弱国国界今昔如何?
三、俄曾与纳粹德国签定共同侵畧波兰条约。

四、俄共对於他人之签定共同防御条约必加以反对。

五、俄共反对弱者防,
(如对伊朗、如对巴基斯坦,)反对强者备
(如对美、对德)。

六、今春以来,俄又高唱希望弱者中立,而实则与扶助弱小民族同其志趋、离间而已。

且近人者武装之,俾便其自閧,近己者中空之,俾便於吞并。

七、二次大战以前,俄共每倡共产无祖国,而实在系教人无祖国而已。

观彼受德国攻击甚急之时,又自高唱要爱苏联祖国,此实最令人警觉之一证。

即凡彼需要者,皆人类应做之事,无所谓道德,更无所谓信义,而且亦无所谓共产主义。

即惟苏俄之主张斯是,惟苏俄之主张系真理,此等国家尚可与友乎?
然则与友者正复不少。

十年以来反侵畧者日言团结,其实只有一次,是对韩事件,其余则皆不能一致,尤其是对越,所以断言曰:「侵畧者无止境」、「制止侵畧惟团结」。

相关人物:张道藩 董显光

 



蒋廷黻日记>19550914

Talk with Mir Khan about coal.
Lunch with Bokhari, in honor of Ambassador Ali,【1】 returning to Pakistan. Lodge made a speech of praise. Ali responded with a quotation of Urdu poem.
Gave an interview to Pierre Huss.
At 3, started for Idlewild Airport from the U.N. Arrived there at 3:37. George Yeh’s 【葉公超] plane landed at 3:47. Hand shaking and a press conference. Then to Hotel Croydon, room 1120. On the way in, he talked about Sun’s 【孫立人] case; about Pakistan coal. He assured that no physical torture had been used in extracting confessions from the six of Kuo Ting-liang 【郭廷亮]. C. 【蔣中正] opposed the suggestion of suspension from duty, made by Koo 【顧維鈞] and me; insisted on dismissal.
Went to the office to cable on Pakistan coal.
George Yeh, S. S. Liu 【劉師舜], Shuhsi Hsu 【徐淑希], etc. came to dinner.

【注】
【1】Syed Amjad Ali(1907-1997),1953-1955年為巴基斯坦駐美大使,1955-1958年為巴基斯坦經濟部長,1964-1967年為巴基斯坦常駐聯合國代表,後長期擔任聯合國大會會費委員會(Committee on Contributions)主席。
參考:Wolfgang Saxon, “Syed Amjad Ali, 89, of Pakistan, Envoy to Washington and U.N.,” New York Times (Mar. 17, 1997), p. B9;“Syed Amjad Ali introduction,” Syed Amjad Ali 1907-1997, accessed Dec. 22, 2021, http://old.harappa.com/amjad_ali/amjadali.html

 



林献堂日记>19550914

起床五时四五分。

就床九时五十分。

张聘三之子伯欣,[1]将往美国留学,昨日由台湾乘飞机来东京,八时着,瑞池往接之,导其往宿于以德处,今朝翠石与之同来。

伯欣今年廿四岁矣,颇聪明可爱,杂谈数十分间,余招之同往银座オリンピ【ッ】ク午餐。

先到东南会社,并招以文,遇辜宽敏。

以文言蔡培火13日亦抵东京,15日董大使欲招待午餐,并请老先生为陪,许之。

以文将与寛敏打ゴルフ,不能同往午餐,惟招瑞池而已。

饭后欲招其同往新宿剧场,观「胡〔蝴〕蝶夫人」,[2]他欲往飞机会社交涉延期,遂不得往,余乃还潜庐。

同上。

 



林献堂日记>19550914

起床五时四五分。
就床九时五十分。
张聘三之子伯欣,【1】将往美国留学,昨日由台湾乘飞机来东京,八时着,瑞池往接之,导其往宿于以德处,今朝翠石与之同来。
伯欣今年廿四岁矣,颇聪明可爱,杂谈数十分间,余招之同往银座オリンピ【ッ】ク午餐。
先到东南会社,并招以文,遇辜宽敏。
以文言蔡培火13日亦抵东京,15日董大使欲招待午餐,并请老先生为陪,许之。
以文将与宽敏打ゴルフ,不能同往午餐,惟招瑞池而已。
饭后欲招其同往新宿剧场,观“胡[蝴]蝶夫人”,【2】他欲往飞机会社交涉延期,遂不得往,余乃还潜庐。
同上。

【注】
【1】伯欣:张伯欣,1932年生,台中人,张聘三长子。
1951年台湾省立台中第一中学毕业,1954年06月淡江英语专科学校(今淡江大学)肄业,旋赴美国堪萨斯州BethelCollege习企业管理,1958年取得学士学位,1961年转进田纳西州立大学经济研究所,1962年08月获经济学(金融)硕士学位,同年09月1966年05月间进入该校博士班研究,主修金融货币、副修国际经济学及经济发展理论,并经口试、笔试通过。
1966年底返回台湾,投身于数家自创企业及银行之经营。
1973年进入彰化商业银行董事会,担任常务董事,二○○〇年任该行董事长,二○○七年06月辞去董事长职务。
(彰化银行百年史编辑委员会编,《彰化银行百年史》,页八○七,〈张董事长伯欣小传〉;
《联合报》,民国九十六年06月12日,第B1版)
【2】胡蝶夫人:蝴蝶夫人,蝶々夫人,MadamaButterfly,将义大利剧作家普契尼(GiacomoPuccini)所创作的歌剧《蝴蝶夫人》拍摄成电影,义大利与日本合作于1955年制作的电影,同年06月在日本上映。
由CarmineGallone导演,八千草薰、NicolaFilacuridi、田中路子、中村哲等人主演。
剧情叙述明治中期,以长崎为舞台所展开的国际联姻的悲剧,艺妓蝴蝶不顾周围人的反对,而与美国海军士官Pinkerton相恋,并且生下一子,后Pinkerton留下蝴蝶与儿子而独自回美国。
三年后,原本以为终于等到Pinkerton的归来,没想到Pinkerton却带着美国的合法妻子一同前来,并且想要将儿子带走,最后蝴蝶自杀身亡。
(《夕刊读卖新闻》,昭和三十年09月12日,第四版;
〈蝶々夫人〉,MovieWalker,http://movie.walkerplus.com/mv24136/,二○一三╲五╲三十一)

 



吴新荣日记>19550914

11日
下午,到嘉义省立医院参加“台湾医专设立筹备会”。
台湾医专的设立是嘉义县医师公会理事长黄文陶【1】先生等主唱[倡]的,而呼吁台南县及云林县医师公会参加的。
我就是代表台南县医师公会的。
筹备会自四点开到八时才结束,而后受黄博士招待,在其上池医院取晚餐。
餐后,到人寿保险公司访张经理问安,而宿于其附近的佳宾旅社。
12日
早晨乘公路汽车回去新营办公。
下午回到佳里,赴家长会常务委员会。
14日
下午七时,于乐春楼【2】招待四十三年升学班的教师及校长、教导,并请北中校长、教导,北农校长、教导为倍[陪]宾。
这是12日的家长家[会]常委决定的。

【注】
【1】黄文陶(1893-1970):号竹崖,彰化市人。
先后毕业于彰化公学校、台湾总督府医学校、台北医学专门学校病理研究科、京都帝国大学外科专修科。
战前曾于西螺开设上池医院,并邀集当地硕彦组织诗社“菼社”。
战后曾任嘉义市医师会会长、嘉义市协议会员、台南州医师会理事、鸥社顾问、嘉义市自治协会理事长。
著有《竹崖诗选》、《竹崖文选》。
【2】乐春楼:“佳里病院”旁的酒家。
1963年吴新荣购其地,改建为“新生联合医院”,即今之“新生医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关于对日本应明确提出外交关系正常化问题的批语>19550914

关于对日本应明确提出外交关系正常化问题的批语【注1】
1955年09月14日

周总理阅,退毛。
对日本似应明确提出外交关系正常化作为第1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日本方面已有广大舆论基础。
虽然实际上日本政府现在尚不愿谈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以此去压它。
请加考虑。

毛泽东

09月14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注1】这个批语写在一份关于日本有关人士对我外交部发言人1955年08月16日就日本政府提出所谓撤退留在我国大陆的日本人问题发表的声明的反应的材料上。

 



民国文件目录-简体>1955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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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入藏登录号卷名档案系列题名摘要卷件开始日期卷件结束日期数位典藏号
18664008000000523P副总统陈诚家人 (44.5)陈诚副总统文物-照片-家庭与生活-谭祥与友人合照1955/09/141955/09/14008-030100-00009-012
18665008000000714A中国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四)陈诚副总统文物-文件-国民党党务-会议纪录中国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一九次会议纪录1955/09/141955/09/14008-011002-00009-008
19891040000000408A运输美援物资需雇用美籍船只比例卷(二)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美援会(37.07-52.09)-美援物资采购计画-物资运输美国国际合作总署规定受援国家应负全责维持各期及各地区之吨位平衡且百分之五十须以美籍轮船载运,海外航务联营总处电请中央信托局购料处释示远东地区美援物资载运事宜,纽澳、日本及加拿大东岸港口运台物资及PA 5219、PA 5248、PA 5256、PA 5265、PA 5267等项下美援采购物资准免除百分之五十以美国轮船装运条款之限制1955/09/141958/12/26040-010204-0004
 



俄罗斯档案解密选编-21445-索洛托夫尼克致苏斯洛夫函:呈送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报告>19550914


▇21445 索洛托夫尼克致苏斯洛夫函:呈送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报告(1955年09月14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М·А·苏斯洛夫同志:
呈送苏联外交部直属情报委员会编写的“西藏的民主改革(中国西藏地区目前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简要报告。
附:
1.报告55页。
2.西藏当局的机关(参考)8页。
3.西藏居民各阶层的组成(参考)2页。
4.第14世达赖喇嘛(生平简要供参考)4页。
苏联外交部直属情报委员会副主任
Н·索洛托夫尼克(签名)
1955年09月14日
第1597/c号
归档。
信息资料。
有关苏联佛教徒代表团参加1956年印度庆典一事与苏联部长会议宗教事务委员会(波利扬斯基同志、戈斯捷夫同志)商谈。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部长
И·谢尔巴科夫(签名)
附件:
绝密
文本第15份
西藏的民主改革
(中国西藏地区目前的政治和经济状况)
苏联外交部直属情报委员会
莫斯科,1955年
绝密
内容目录及页数
1.西藏和藏人的基本特点
西藏在外交上的意义,2页
西藏是藏人历史上的中心,2页
西藏是佛教最重要的中心之一,3页
落后的封建神权政治制度,
西藏封建神权政治国家的基本矛盾,7页
汉族和藏族之间的关系,11页
2.西藏的民主改革
消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统治和恢复中国在西藏的主权,14页
授予西藏区域自治和地方政府的民主化,24页
消除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隔阂,32页
经济领域的民主改革,33页
人民教育、文化和卫生领域的民主改革,42页
针对宗教和喇嘛的措施,45页
3.结论与建议,49页
附录
(1)西藏地方当局机构,8页
(2)西藏阶层的组成,1页
(3)第14世达赖喇嘛(生平简要供参考),4页
绝密
文本第15份
西藏的民主改革
(中国西藏地区目前的政治和经济状况)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府在对待少数民族政策上最为重要和复杂的问题之一就是西藏:它的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
在解决这个任务时经中国共产党研究制定的少数民族政策是以中共中央1954年10月的决议所指出的主要原则为基础的:
“巩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共同来建设伟大祖国的大家庭;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保障各民族在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祖国的共同事业的发展中,逐步地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其中包括稳步的和必要的社会改革在内),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落后的民族得以跻身于先进民族的行列,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多民族的中国(根据最新调查资料,在中国除了汉族,还居住着28个少数民族,人口超过3500万人,同时还有人数众多的各种部落。
大部分少数民族还保留着封建制度,而有些则是奴隶制和原始社会制度。
1955年初在云南省西部高山地区甚至还发现一个部落仍处在史前发展阶段。
该部落人们的生活方式是群居,不穿衣服,他们还没有语言),各个民族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考虑到每个民族和少数民族的特点,实施自己的民族政策。
其中在对待西藏和藏族方面,中国朋友考虑到的问题如下。
1.西藏和藏人的基本特点
西藏在外交上的意义。
19世纪始至1950年西藏是英国扩张政策的对象,而从第2次世界大战开始同样也成了美国资本家扩张的对象。
英美依靠西藏统治阶级的反动势力,在西藏的政治和经济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始终贯彻使西藏脱离中国并将它转变为“独立”国家的方针。
与印度、尼泊尔和克什米尔有共同边界的西藏,与这些国家并通过这些国家还与缅甸和巴基斯坦建立了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所以中国朋友在西藏实行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触动到中国与美国、英国以及一系列南亚国家。
西藏是藏人历史上的中心。
西藏是广袤的中央亚细亚高山地区的一部分,主要居住的是西藏各个部落。
在中国境内这个区域占据了整个中国疆土的20%以上。
在中国境外居住着西藏部落的广阔区域直到印度(不丹、锡金等),尼泊尔的北部和克什米尔(拉达克)的东北部。
藏族的人口总计超过300万人,其中在中国境内的有280万人。
在西藏现在的边界居住着约100万藏人。
藏族分裂为许多部落和部族。
但是,尽管个别一些西藏部落和部族之间有许多深刻的矛盾和微弱的经济联系,可他们所有人是历史地相互联系,有共同的西藏语言、文化和宗教。
所以中国朋友在对待西藏问题上实施的政策在整个藏族之间引起深深的反响。
西藏是佛教最重要的中心之一。
佛教本身在东南亚国家各民族之间传播非常广泛。
所有佛教教派和流派信徒的圣地:玛旁雍错圣湖、冈仁波齐神山和拉萨都在西藏。
每年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克什米尔、锡兰、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其他国家有成千上万的佛教徒来这些圣地朝拜。
佛教从印度传播到西藏逐渐地产生了许多变化,14世纪佛教被改为喇嘛教。
喇嘛教成了居住在中国、印度、尼泊尔和克什米尔所有西藏部落以及中国蒙古部落中的主要宗教。
过去喇嘛教在蒙古和苏联(布里亚特蒙古人、加尔梅克人和沃伊洛特人)的蒙古人中间同样广泛传播。
喇嘛教的首脑是在西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按喇嘛们的信仰他们是转世的佛。
由于文化的极度落后和差不多藏民个个是文盲,喇嘛教在他们中间有巨大的影响力,西藏的统治阶级充分利用它压迫劳动人民。
和许多东方民族一样,宗教对于藏人来说是联合民族的工具。
西藏人的民族解放斗争经常是带有宗教的色彩。
因此西藏的宗教问题是民族问题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落后的封建神权政治制度。
西藏至今仍保留着没有太大变化的旧封建神权政治制度。
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始终掌握在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集团手里,在这个集团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喇嘛上层。
在西藏喇嘛的阶层非常多。
按照形成的宗教习俗,每个信奉喇嘛教的家庭必须将子女中一个儿子送去当喇嘛(僧侣)。
所以有近20%的藏民是喇嘛。
仅在西藏及其附近地区的喇嘛就有30万人,而喇嘛寺庙超过3000座。
如在中国最新公布的材料中所看到的那样,西藏至今还保留着将所有居民分为三等九级(随附有关西藏居民的划分的参考)(方新民(Фан Синь-минь):《西藏》,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10月,第40页)。
按照这样的划分所有的喇嘛都归入上等一级。
但是绝大部分的喇嘛属于低等喇嘛[喇嘛——除“活佛”外——分为三等:上等为噶伦(Гэлуны);中等为噶准(Гацулы);下等为巴基(Баньди)。
“活佛”同样也分为几个级别]。
这些喇嘛接近于劳动人民,而不属于统治剥削阶级。
大部分低等喇嘛在寺庙结束学习并被授予喇嘛后回到自己主要从事放牧或种地的家中,与家庭其他成员一起遭受剥削。
这个级别的有部分喇嘛仍留在寺庙里,被当作劳动力从事寺庙里的农事、手工业和商业,一样遭到剥削。
范围很小的喇嘛剥削阶层首先是所有高等喇嘛:噶伦和噶准。
这些级别的喇嘛通常出自封建领主或这些家庭的亲信。
噶伦和噶准占据了寺庙中所有主要的领导位置以及在西藏地方政府机构中一半以上的重要岗位。
他们同样也掌握了大部分以某种方式从劳动人民掠夺来的剩余产品。
西藏的封建领主(西藏以前的国王和贵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家族和其他“活佛”的后代)是为人数不多的阶级。
西藏现在有将近150个贵族封建家庭,按照西藏现存的划分属于上等二级和三级。
他们中有将近20个家庭具有特别的政治和阶级影响力。
比如像他们中的巴哈、扎洛克、拉祖家族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财富(小劳尔·托马斯:《我们的世界之外》,纽约,1950年,第242页)。
喇嘛上层与封建领主联盟在西藏建立了独特的封建神权政治国家,由达赖喇嘛的地方政府和班禅喇嘛的政府领导(随附有关西藏地方当局机构的参考)。
西藏的工人阶级仅处在萌芽阶段。
其人数在几千人,主要从事挖掘黄金、盐和硼砂。
一小部分工人从事手工业。
西藏的工人是完全没有权利的。
按照现存的阶层划分,工人属于最下等九级,而属于八级的是流浪者和乞丐。
主要的被剥削阶级是农民(放牧和种地),在西藏的居民中占绝大部分。
剥削阶级掌握了所有的牧场和适合种植的土地。
根据中国朋友公布的最新资料,用于放牧和耕种的土地,30%属于喇嘛寺庙,30%属于封建领主,40%属于国家。
(就如近代中国出版物中读到对西藏的描述那样,西藏至今还保留原来的制度,地方政府的官员得到的薪水不是货币,而是以每个职位指定有部分国家土地并随附农民的形式。
部分国家土地是指定给每个国家单位的,从这些土地上获得的收入用以弥补单位的开支。)
没有土地的农民以非常苛刻的条件向寺庙、领主和国家租用土地。
比如,在许多地区种地农民的租金经常占到其收成的80%。
大部分农民都依附于某个主人。
擅自从主人处离开,农民将遭到残酷的惩罚,直至砍去手脚,割去耳朵和鼻子。
除了租金,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缴纳各种杂税,并服许多差役。
庄园的农奴还要增加劳役。
除了上述指出的阶级,西藏还存在人数不多的手工业和商人阶层(在西藏大部分贸易由外国商人、寺庙和封建领主控制)以及为数不多的封建知识分子。
这些阶层对西藏的政治生活没有很大作用。
西藏封建神权政治国家的主要矛盾。
西藏封建神权政治主要的矛盾是剥削集团与被残酷剥削的农民和工人(其中包括被剥削的喇嘛)之间的矛盾。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遭受沉重的压迫,可在宗教、部族和其他偏见的束缚支配下的西藏农民,对自己利益的意识暂时还很弱,极少起来与剥削者斗争。
为数很少的西藏工人被分散在小企业里,完全没有组织;他们的政治觉悟也不高。
重大的矛盾在剥削集团内。
他们中主要矛盾之一是历史形成的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之间的矛盾。
由于近几百年喇嘛上层与封建领主建立了紧密的亲属关系,该矛盾现在表现得不是很激烈,主要的只是表现在个别封建领主和寺庙为土地和农奴而进行的争夺。
喇嘛上层的许多矛盾中首先要指出的是围绕达赖喇嘛的喇嘛集团与联合在班禅身边的喇嘛之间的矛盾。
这个矛盾还在喇嘛教最初的历史阶段时就出现了,当时个别喇嘛寺庙相互独立,为了在西藏和喇嘛教中的影响和统治而进行斗争。
逐渐地在旧西藏的卫地区围绕拉萨的哲蚌寺形成了一个喇嘛集团,而另一个喇嘛集团则是在旧西藏的藏地区围绕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
中国17世纪掌权的清王朝竭力想通过这些喇嘛集团巩固自己在西藏的影响,在1652年授予哲蚌寺的转世者达赖喇嘛的称号,而扎什伦布寺的转世者称号为班禅喇嘛,以此批准了他们在喇嘛教中的统治权(沈宗濂、柳陞祺:《西藏和西藏人》,纽约,1952年) 。
以后达赖喇嘛将自己的宗教和管理权扩大到了西藏的东部,包括这里居住着藏人的西康省和四川省以及不丹、锡金和印度其他地区。
班禅喇嘛和他的政府也将自己的大部分影响扩张到了西藏的中央和西部以及青海的西藏部落和蒙古喇嘛。
分布在拉萨及其附近的寺庙领导之间存在着很严重的矛盾。
喇嘛寺庙的这个集团在喇嘛教内占据着领导地位,并为了在教派中和西藏地区的领导经常进行斗争。
它们中最为突出的是三大寺庙(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不仅是对控制喇嘛教,而且对达赖喇嘛的地方政府有决定性的影响。
没有这三座寺庙领导者的首肯,达赖喇嘛的西藏地方政府无法实施任何一项国家措施。
更为尖锐的矛盾存在于拉萨寺庙与坐落在拉萨以外的喇嘛寺庙之间。
每座喇嘛寺庙,遵照共同的喇嘛教教规的同时,竭力保留在授予喇嘛称号问题上,在财政和经营事务上的独立性。
拉萨的寺庙与西藏境外的喇嘛寺庙之间的这些矛盾特别激烈,在喇嘛教的发展过程中,西藏境外许多地区(蒙古、内蒙古、青海、西康、四川、不丹、锡金等)个别寺庙建立了实际上已经脱离西藏而自成体系的教区。
西藏地区以外的中国境内寺庙的喇嘛上层,通常比大部分西藏的喇嘛上层较少地倾向于反动。
1949年1951年期间,这些寺庙部分领导者积极支持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同样应当指出,喇嘛寺庙与在西藏仍旧存在的其他佛教流派为数不多的寺庙之间也存在矛盾,这些寺庙经常受到来自喇嘛教上层的压迫。
考虑到西藏统治阶级中自19世纪末形成的两个集团,中国朋友确定的对西藏问题的策略十分重要。
在英美帝国主义的影响下,西藏的贵族和喇嘛上层内部形成了一个既直接又通过印度和尼泊尔的官员、地主和商人与英美紧密联系的集团。
有些西藏封建贵族和他们的孩子都是在英国和印度受的教育。
与此同时,西藏的统治阶级中形成了另一个有影响的倾向于中国的集团。
这些集团之间从19世纪起一直为了在西藏的领导地位进行着时有胜负的残酷斗争。
20世纪初到1933年,西藏的权力掌握在由十三世达赖喇嘛领导的亲英集团手中,他依靠的是哲蚌寺、甘丹寺和其他寺庙领导集团的支持。
以九世班禅喇嘛为首的亲中国集团曾试图削减亲英集团的权力,结果在1924年受英国人挑唆的达赖喇嘛地方政府将九世班禅喇嘛赶出了西藏。
班禅喇嘛与自己的政府以及扎什伦布等寺庙的许多高级喇嘛去了青海省,在那一直待到1951年(第9世班禅喇嘛在1937年圆寂。
在他圆寂后又过了数年,一名来自安多地区藏族家庭的男孩被隆重宣布为第10世班禅喇嘛)。
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解放青海省以后,联合在班禅喇嘛周围的喇嘛集团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联系,支持它的民族政策,特别是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后,按西藏当时的状况五世热振活佛成了摄政王,他是依靠拉萨的色拉寺和热振寺的亲中国集团领导之一。
在他统治时期,亲中国集团在国民党的帮助下极大地加强了自己的地位。
在摄政王热振活佛的领导下,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中国被选出并受到了教育培养(随附十四世达赖喇嘛生平参考资料)。
由于英美帝国主义走狗教唆,1947年组织了一个反对热振活佛的阴谋,摄政王的权力转而落到了亲英美集团的领导者之一的噶伦达扎手中。
热振活佛跑到了色拉寺,号召该寺庙的喇嘛武装起义。
起义得到了热振寺喇嘛的支持。
这次起义遭到了镇压。
几千名色拉寺和热振寺的喇嘛因担心遭到迫害,纷纷从西藏逃往西康省、青海省和四川省。
直到人民解放军来到这些省份以后,这些寺庙的许多喇嘛在1949年1951年期间积极参加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运动。
解放前,很大程度上是现在与英美有联系的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集团还掌握着西藏达赖喇嘛地方政府中许多有影响的领导位置。
中国朋友在自己针对西藏问题的政策上同样考虑到一方面是所谓的“活佛”和另一方面的高级喇嘛(噶伦和噶准)和封建领主之间非常重要的矛盾。
每座寺庙都有“活佛”或转世者,形式上被认为是寺庙的首脑,虽然实际权力在高级喇嘛手里。
根据喇嘛教的教规,大部分转世者,其中包括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通常都是从劳动人民家庭中挑选出来的。
“活佛”在喇嘛中的地位是受人尊敬的傀儡。
如果他们不听话或脱离喇嘛的政策自行其是,通常他们会被弄死,而他们的位置会由新选的“活佛”替代。
比如,九世、十世和十二世达赖喇嘛在当时都是被毒死的。
作为一个劳动人民出身的人,有些“活佛”支持人民的利益和实行民主改革。
汉族和藏族之间的关系。
中国朋友同样不得不考虑到藏族对汉族的不友好和不信任的情绪。
这些情绪都是残酷压迫藏族政策的结果,这是在最近的几个世纪期间执掌中国政权的清朝和中国地主,而自19世纪起的中国买办资本家对藏族都实行过的政策。
根据“分而治之”的政策,他们人为地拆散西藏人民。
1918年从西藏划出总共居住着50多万藏民的西藏东部的许多县。
这些县与四川省西部的一些县一起成立了西康特区。
后来从西藏划分出剩下的东部地区(康区或昌都地区),那里居住着大约60万藏民。
这个地区与西康特区一起在1928年改成了西康省,省的首脑是委派的中国管理人员。
20世纪30年代中国西北部成立了中国青海省,包括了与青海省西康特区15个中国县一起大片地域,那里居住着40个西藏部族。
西藏人没有最基本的政治权利。
西藏人的民族情感以及他们的习俗和宗教,都遭到来自一心想汉化藏人的大汉沙文主义者千方百计的侮辱。
在从西藏划分出的地域,中国的地主和军阀强行从西藏人那里夺走大片宜于种植的土地并迁入中国移民。
中国商人不受监管的行为,与中国西藏地区进行掠夺式的不等值贸易和以重利盘剥的圈套哄骗藏人,同样也引起了藏人的极为不满。
2.西藏的民主改革
西藏落后的封建神权政治制度与宗教和封建领主依旧保留着对人民的巨大影响使得中国朋友无法得到西藏劳动人民的支持。
所以中国朋友只得暂时主要通过西藏的统治阶级实施自己民主改革的政策。
1951年05月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达赖喇嘛地方政府签署的“有关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具体表达了这项政策。
该协议一方面预先声明保留西藏现存的社会制度,而另一方面规定将实施许多办法以逐渐进行西藏的民主改革。
根据1951年夏的协议由西康省、青海省和新疆省向西藏地区派遣总数达3万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入驻部队的主要部分分布在西藏东南部人口最多的中心城市拉萨、日喀则、江孜。
部分部队布置在西藏北部和西部地区,作为人数不多的卫戍部队。
虽然在人数上人民解放军部队略少于西藏地方部队和寺庙及封建领主的武装队伍,但在武器装备的质量、作战训练、纪律性和政治觉悟方面要大大地占据上风。
这些部队足以保障西藏内部的秩序和保卫该地区的国界。
与人民解放军部队一起来到西藏的,还有以张经武将军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处。
人民解放军部队入驻西藏表明西藏的民主改革逐步地开始了。
从该地区民主改革的最初阶段起,中国朋友就遇上了来自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反动势力的顽强抵抗。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运用灵活和谨慎的策略,从人民解放军部队入驻西藏起的4年期间,在巩固自己在该地区的地位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
(1)消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统治和恢复中国在西藏的主权
协议的第1条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希望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
实施协议中的这一条不仅触动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同样还有印度国大党政府的利益。
众所周知,英国在19世纪从西藏夺取了拉达克(1846年)、不丹(1864年)和锡金(1890年)。
后来英国强加于中国许多不平等条约,从西藏获取了许多特权,使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西藏地区。
根据奴役性条约,英国从1936年开始在拉萨就有了常驻的政治使团,履行外交代表处的职能。
在西藏城市亚东、江孜和噶大克,都利用领事权成立了英国商务代办处。
借口保护商道和代办处,在亚东和江孜等城市布置了英印的军队。
1922年英国人从藏印边界到拉萨架设了一条与印度电报电话线路网相接的电报电话线路,而后来又控制了西藏的邮政。
英国人在西藏攫取了大量的地段,为印度的朝圣者盖起了12家宾馆,同时还夺取了大量的仓库和商务楼。
英国资本家以及帮助他们在西藏实施攫取政策的印度和尼泊尔商人逐渐地控制了与西藏的对外贸易。
在西藏解放前的最后时期,它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贸易几乎完全停止了。
第2次世界大战后期,帝国主义加紧了对西藏的渗透。
1943年美国情报机关(战略情报局)向西藏派遣了非官方的使团,进行破坏和间谍活动。
1948年08月美国与赴美的西藏贸易代表团签订了非正式的贸易和财务协议,这些协议使美国能够加强自己对西藏经济的影响。
英美帝国主义者充分利用西藏,将它作为向西藏相邻的省份西康、青海、云南、新疆渗透的立足点。
西藏的上层受他们的指使开始加紧宣传建立包括这些中国省份大片疆域的“大西藏”的计划。
战后时期,帝国主义者加紧竭力利用西藏作为反苏联、反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战争据点,为此还研究通过西藏和新疆向苏联边境调动军队的情况,同时还研究在西藏建造空军基地、机场和发射导弹的发射装置。
根据他们的提议,在印度政府的帮助下,1948年08月开始建造从印度到西藏的公路。
印度获得独立后,1947年英国不得不将自己的财产以及所谓的在西藏和与其为界地区的“权力和义务”转交给印度。
印度国大党政府不仅没有拒绝这份帝国主义的遗产,反而竭力与英国资本家紧密勾结,更为变本加厉地扩大和巩固这份遗产。
锡金和不丹公国以及其他过去从西藏被夺走的地区,都被归入了印度的版图。
为了防止这些地区的统治上层有脱离的意图,印度政府大大增加了给他们的资助,同时强加给他们更为奴役性的条约。
1947年1949年间,印度政府积极支持英美帝国主义者旨在将这块地区从中国夺走并将它变为“独立”国家的政策。
其中,受以前是英国而从1947年起是印度在西藏的使团的指使,该使团现由曾是英国间谍的理查森领导,1949年夏西藏当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功击溃国民党军队时,宣告西藏从中国“独立”并宣布进行“反共产主义的宗教战争”。
所有中国的机构关闭,而中国人则被赶出西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政府不得不重视一个相邻而强大的中国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和来自印度人民对它极大的好感,在对待中国方面只得采取对外友好的立场。
1949年12月30日印度政府宣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示在国际舞台上支持中国,尽管不是直接的。
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1950年印度政府宣布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但实际上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继续实行两面的,实质上对中国是敌意的政策。
印度政府表面上置身事外,而在1949年底对英美帝国主义者的代办处和西藏反动势力未加阻止,任其进行组建藏军的动员并将其主力调往昌都地区,以组织与人民解放军进行武装斗争。
许多印度人作为顾问和教官继续在藏军里服役。
当人民解放军在1950年初接近昌都地区边界时,中国政府竭力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向西藏地方政府提议派代表团去北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
在将此告知印度政府后,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协助西藏地方代表团过境印度前往北京。
但是印度政府没有提供这样的帮助,西藏地方当局代表团在抵达印度后以各种借口拒绝回中国。
印度政府试图利用这样的局面,迫使中国政府给予西藏“更大”的自治权,以使中国的主权成为纯粹的形式,同时承认印度所有在西藏的单方面权利和特权。
比如,1950年11月01日印度政府就西藏问题的照会中指出:
“印度政府不止一次地阐明它对西藏并无政治或领土野心,亦不为印度政府或其在西藏的国民谋取任何新的特权地位。
但它同时指出,某些权力是由于惯例和协定而产生的,它们在具有密切的文化和商业关系的邻居之间是自然的。
这些关系表现在:印度在拉萨市派有代表,在江孜和亚东有商业代表,在江孜商道上有政府建造的邮局和电讯机关。
为保护这一商道,40多年以来就一向在江孜驻扎了一小队卫兵。
印度政府希望这些机构继续存在,这些机构对印度和西藏都是有利的,并不在任何方面损害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中国政府当时看到西藏当局无意进行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就在1950年09月下达了命令,人民解放军部队开始解放昌都地区和西藏,而印度政府不止一次地为此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
签署“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后,印度政府继续坚持要保留从英美帝国主义者得到的遗产,即对西藏的权利和特权。
在印度政府明显的纵容下,逃出西藏的英美间谍以及一些西藏上层反动势力的侨民代表重新在不丹、锡金、拉达克和其他印度地区安家落户,并在那里进行反西藏的破坏活动。
1952年受英美帝国主义者挑唆的印度和尼泊尔的商人停止在西藏收购羊毛和其他出口商品,同时拒绝向西藏提供粮食和工业品。
经济封锁的组织者们认为,这在西藏与中国之间没有公路的情况下会导致西藏的经济危机,引起民众的不满,并使他们起来与中国斗争。
在这样的情况下,按他们的推测,中国政府将被迫给予西藏“更多”的自主权,同时保留印度在西藏的权利和特权。
但是中国政府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不作任何有辱中国主权的让步。
考虑到要与印度建立友好邻邦的关系,中国朋友在向西藏驻军后对印度的机构和印度的财产没有采取惩罚性的措施和单方面的行动,以得体的方式拒绝承认它们的合法性。
对印度政府的立场有显著影响的是中国朋友为了对印度政府施压,在出版中国地图时继续印刷出版以前旧中国通过的版本,也就是标明的边界线大大越过了麦克马洪线的以南和以西地区。
(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英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条边界线,该线一端在中国与克什米尔、尼泊尔、印度之间,另一端在中国与缅甸之间。
虽然实际上中国曾经承认该线,但中国政府从未正式承认。
在中国出版的地图上,中国包括了所有以前中国统治的疆域,也就是18000平方英里缅甸现在的领土,17000平方英里印度的领土和22000平方英里克什米尔的领土。)
印度政府碰上中国政府强硬的立场,同时相信自己对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会变弱的推测不现实,于是被迫在西藏问题上做出极大的让步。
1952年有关印度在西藏的使团问题得到了协调。
按照协议,印度在西藏的使团改变为驻拉萨的总领事馆,但是根据相互对等的原则,印度政府同意在孟买开设中国驻印度总领事馆。
1954年年底,中国与印度共和国之间开始就协调其他涉及西藏的问题进行谈判。
作为这些谈判的结果,1954年04月29日在北京签署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同时相互交换了补充解决许多重要问题的照会。
这个协定和附属的照会实质上废除了所有以前英帝国主义者强加于中国方面的就西藏问题的不平等条约,在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上,建立印度与中国的新型关系。
印度在西藏的单方面权利和特权完全废除。
印度政府承担从西藏城市亚东和江孜撤出印度的军队,以合理的价格将所有邮局、电报和电话服务及其设备,同时还有所有宾馆,转给中国政府,将所有使用的或印度政府占用的土地,除亚东印度商务代表处的地段外,全部归还给中国政府。
为支持和发展印度与中国西藏地区之间的友好邻邦的贸易关系,在西藏境内保留了三个印度商务代办处(在亚东市、江孜市和噶大克市),但根据相互对等原则,印度政府也同意在印度境内成立三个中国商务代表处(在德里市、加尔各答市和噶伦堡市)。
考虑到冈仁波齐峰、玛旁雍错和拉萨是印度佛教徒的圣地,中国政府承担义务对印度佛教徒去这些圣地朝圣不加以阻挠,同时同意为朝圣者保留现有的宾馆,还答应尽一切可能协助建造新的宾馆。
印度政府照样也承担责任保证不阻挠中国朝圣的佛教徒去印度的圣地(瓦拉纳西、鹿野苑、菩提伽耶、桑奇大塔)。
协议中没有反映出有关西藏地区和印度之间的边界问题,但正如1955年01月11日印度外交部正式宣布的那样,印度政府“完全满意”在答复有关中国出版的地图中标明中国边界大大超越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问题时,中国政府指出这些地图是旧版的错误翻印。
1954年04月29日的中印协议在1954年10月14日中印签订的贸易协议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确定印度可以输入西藏和从西藏输出的商品清单的同时,按照贸易协议,印度政府同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请求,根据现行法则促进那些无法在印度得到的商品输入加尔各答口岸,随后再发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地区。
这样的促进只是推广于中国出产的商品“[《中国与印度共和国贸易协定》,《苏联对外贸易部科研情报所通报》1955年第1期(1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贸易“,第19—23页]。
履行上述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各种协议的结果令人满意。
譬如,1955年04月01日在拉萨举行了正式向中国转交印度财产的仪式,其中包括邮局和电报局。
驻扎在西藏亚东市和江孜市的印度部队也从西藏撤出。
与印度签订有关西藏问题的协议,是中国朋友对外政策的重大胜利。
这些协议:
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完成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恢复,并废除了有关西藏问题旧的不平等条约;
动摇了那些依靠印度的广泛支持和英美帝国主义者帮助的反动分子在西藏的地位;
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与合作;
对改善中国与尼泊尔和缅甸的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
其中尼泊尔政府在1949年1954年期间对中国还持敌对立场,1954年宣告自己愿意与中国建立友好的外交和经济关系,而到1955年就建立了这些关系。
但应当指出,印度政府在签订协议后并没有完全停止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就西藏问题做出不友好的行为。
比如,印度政府至今没有采取现实可行的措施制止英美间谍、国民党和反动的西藏移民利用印度境内从事针对中国的敌对活动。
英国、美国和国民党间谍在印度境内靠近西藏的地方有许多侦察情报中心,在那里进行反对中国的破坏活动: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调拨武器和装备,经常对边境地区的地形进行拍照和航拍。
印度境内间谍和破坏分子的中心是锡金的大吉岭市;从西藏出逃的达赖喇嘛的哥哥土登晋美诺布曾与该中心活动有联系(根据1955年08月15日美联社报道,达赖喇嘛的哥哥经日本逃往美国)。
许多间谍中心分布在尼泊尔和克什米尔境内。
在拉达克(克什米尔),英国人理查森也在那里安了家,他曾是印度驻西藏使团的团长。
还应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事实,虽然签订了协议,可印度政府直到最近还以各种借口阻挠向西藏运送粮食和货物。
为了同西藏做生意,每个商人都必须向锡金的印度政府的政治干事申请特批。
直到建造了青藏公路和西康到西藏的公路以后,1954年12月印度政府才与中国签订了向西藏运送2200吨印度米的协议,而从1955年05月27日起取消了对印度商人将米卖到西藏的所有限制。
(2)授予西藏区域自治和地方政府的民主化
中国共产党考虑到国内民族问题的特点,认为现在还不适合授予中国的少数民族以分离的自决权。
按照中国共产党对西藏人的民族问题的研究,就像对其他少数民族一样的政策,授予的是区域自治权,也就是有限的自治权。
在西藏就是实行地区自治也困难重重。
如上所述,还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受英美帝国主义者挑唆的西藏地方政府开始走上将西藏变为“独立”国家的道路。
为此,西藏当局1943年擅自在西藏地方政府成立外交局并赋予它履行独立国家外交部的职能。
比如,1947年西藏地方政府借口扩大贸易派遣专门的代表团去了美国和英国。
1949年仍以同样的借口派常驻使团去印度。
同样,实际上与尼泊尔也建立了不依赖于中国的外交关系,后者在西藏派有非正式的外交代表。
西藏当局完全由自己来保卫穿越西藏地区的国界,并且调整了人员与货物过境的规则。
中国政府以前集中掌握着西藏对外事务的代表处被停止参与决定所有对外事务问题;西藏地方政府与该代表处之间的往来甚至不是直接进行,而是要通过外交局,也就是如其他外国使团那样。
西藏地方政府豢养了完全不受中国管辖的武装力量。
在英国顾问和教官领导下成立了一支人数总计在10000人的军队,而参加训练的后备人数同样大约有10000人。
军队按照英国操典训练,用英美武器装备。
除了军队,西藏地方政府几乎在每座寺庙以及每个封建领主都有私人武装队伍和自己的弹药库。
有些队伍人数已达到1000—2000人。
这样的武装队伍总数已经超过了藏军人数。
在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时,中国政府争取到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而“西藏军队逐渐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第8和14条)。
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分子顽固地抵制履行协议的这些条款,多次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要求取消这些条款的实施。
中国朋友表现出了最大的耐心和容忍。
1952年在会见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代表柳霞·土登巴塔时,毛泽东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将藏军改编延期一年或甚至二年。
但与此同时,中国朋友逐渐地步步紧逼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实施协议规定的办法。
1952年拉萨成立了中国外交部帮办办公室。
这个帮办办公室由外交部委派的中国干部和工作人员领导。
帮办办公室的工作同样也吸收了西藏外交局的地方工作人员。
此后,以前成立的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也废除了。
鉴于帮办办公室的管理,在印度的西藏使团也接受建议回到了西藏。
现在西藏所有的涉外事务都由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集中掌握。
制定的中国通则,调整了人员和货物出入境的规则,以取代被废除的西藏特别规则。
守卫国界的西藏地段和出入境检查由先前入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执行。
在改编藏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1952年02月10日成立了西藏军区。
委任中国将军张国华为军区司令,而他的副手是西藏地方政府的高官和成员阿沛·阿旺晋美和朵噶·彭措饶杰(藏军总司令)。
藏军就此正式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
但是由于西藏反动势力的顽固抵制,藏军至今实际上还没有被改编;它基本上是按照旧原则建立的,只服从于西藏地方政府。
班禅喇嘛的队伍是例外,按照人民解放军的指令在青海省组建,该队伍不是形式上,而是实际上在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下。
由于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坚决的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只得下达指示,解散封建领主和寺庙的队伍。
为了将该措施实施到底,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据外国报刊报道,许多封建领主和寺庙形式上解散了队伍,但自己仍旧保留着枪支弹药,以防一旦需要仍可在短时期内重新恢复自己的武装队伍。
不管反动势力的阴谋如何,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与许多藏军的指挥员和士兵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促成这点的情况是1950年在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军部队俘虏了超过藏军1/4的士兵和藏军的司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对藏军的俘虏非常友好,在俘虏中间进行了说明解释工作后就将所有人释放回家。
1955年初,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护送达赖喇嘛赴北京的西藏上层官员再次研究了藏军进一步改编的问题。
谈判结果达成的协议是,在西藏解放后建立的3800名藏军中成立一支为数1000名的人民解放军部队。
这支部队军人的装备交由中国国防部负责办理。
中国国务院于1955年03月09日同意了该项协议。
有关西藏自治区域的边界问题也很复杂。
在中国共产党旧的有关授予西藏人民区域自治权的纲领文件中规定,将居住在中国中央亚细亚地区的所有西藏部落统一为一个自治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
自然,只能将西藏人统一在西藏——这个西藏人的政治、文化和宗教中心的周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朋友认为应该暂时放弃这样解决问题,显然这是出于以下的考虑,当时情况是,按照协议几乎是完全不受侵犯地保留旧的封建神权政治制度,将西藏人统一在西藏周围,势必导致反动的西藏喇嘛和领主聚集在一起并加强了他们的地位。
这将阻碍在西藏人民中进行的民主改革。
与此同时,无疑也可考虑到如果将中国境内的所有西藏人联合起来成为一个自治区,可能引起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不安,这将使中国与这些国家建立友好善邻关系问题更为复杂。
所以中国朋友决定将区域自治权利授予现存边界内的西藏和从西藏划出的居住在其他省份的西藏人。
1955年,中国已经成立了9个西藏自治区域,其中甘肃省1个,青海省6个,四川省1个和西康省1个。
成立独立于西藏地方政府之外的西藏自治区域极大地减轻了总体解决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难度。
中国朋友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解决了同样主要居住着西藏人的昌都地区问题。
在最近的几百年期间,昌都地区或康区是西藏的一部分,仅在1928年被从西藏划出。
以后,西藏用武力将该地区并入了自己的版图。
1950年人民解放军部队解放了昌都地区以后,在喇嘛进步人士的帮助下,中国朋友在该地区成立了人民解放委员会,该委员会开始履行地方当局的职能。
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时,西藏地方政府有关将自己的权力扩大到昌都地区的要求没有得到同意。
但当时中国朋友没有在该地区成立单独的民族自治区,打算在西藏地方政府就西藏总体民主化问题作出让步后,再将昌都地区并入西藏。
在西藏地方政府民主化问题上,中国朋友同样也遇上了很大的困难。
按照《有关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规定,对于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将不予变更,而“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所以协议签订后保留下来的西藏地方政府几乎是旧的班底,而它的职能也没有太大的变更。
西藏地方政府中大部分领导和官员都是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中反动势力的代表,他们倾向英美,敌视中国,是西藏民主改革道路上主要的障碍之一。
中国朋友在过去的4年多里始终一贯地执行限制西藏地方政府权力的方针。
上述提到的成立独立于西藏地方政府以外的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就是实施这种措施中的一项。
其他在这方面非常重要的措施还有1951年让班禅喇嘛回到西藏,并恢复了他在1924年以前已存在的地位和职权。
班禅喇嘛回到西藏后就恢复了班禅的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该政府将自己的宗教和管理权力扩大到了西藏中部、西部和西北部地区的大片区域,包括日喀则市和江孜市的某些部分。
这极大地限制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
班禅喇嘛的宗教和管理权力的恢复,是在遭到西藏反动势力顽强抵抗情况下进行的。
西藏反动势力利用达赖喇嘛政府和班禅喇嘛政府之间存在的历史性争议问题,试图挑拨性地夸大这些分歧。
幸好中国朋友充当中间人进行干涉,这些挑拨才没有得逞。
1954年1955年在以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为首的西藏代表团到北京期间,在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协助下,1955年01月19日签订了《西藏地方政府与班禅喇嘛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的协议》,该协议解决了大部分有争议的问题。
为了限制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并对其进行民主化,中国朋友坚决争取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第15条,该条款指出必须在西藏设立不仅包括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而且也包括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军政委员会。
设立这样一个在地位和职能上高于西藏地方政府的机构,使中国朋友能够加快地区当局民主化的进程。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西藏统治上层表现出特别顽固的抵制,直到1954年年底前仍坚决地拒绝成立军政委员会。
只是在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09月)第1次会议工作期间,这次会议除达赖喇嘛代表团外,班禅喇嘛代表团、西藏昌都地区代表团和西藏各寺庙的代表同样也参加了,中国朋友才得以迫使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
1955年03月国务院颁布了自己的决定,从而完成了经与西藏社会所有各界代表一致同意的有关组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
按自己的职能,筹备委员会是比西藏地方政府更高的政权机构。
达赖喇嘛的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喇嘛政府(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同样还有因这项决定将并入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政府(人民解放委员会)都服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筹备委员会具有广泛地代表制的特点。
由51个人组成,其中只有15个人是西藏地方政府代表。
剩下的里面有10名班禅喇嘛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的代表,10名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代表,5名中央政府派在西藏地区工作的干部和11名其他各种组织的代表,包括各主要寺庙、各主要教派、社会贤达、群众组织代表等。
批准达赖喇嘛为筹备委员会主席,第1副主席为班禅喇嘛,而第2副主席是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将军。
筹备委员会下设庞大的机关:秘书处、办公厅、财政经济委员会、宗教事务委员会以及10个部门(民政处、财政处、建设处、文教处、卫生处、公安处、农林处、畜牧处、工商处和交通处)。
该机关的工作人员就像筹备委员会那样按照比例代表制全套配备。
厅、委的主任、副主任和各处处长、副处长人选由国务院批准任命。
成立筹备委员会是中国朋友的西藏政策的巨大胜利。
这项措施更加削弱了西藏反动势力的地位,极大地加强了中国在西藏的地位,为西藏地区当局进一步民主化创造了先决条件。
(3)消除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隔阂
1951年之前,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是分开。
它与中国没有直线的电报和电话通讯(唯一的一条不长的电报和电话通讯线路,将拉萨通过江孜和亚东仅与印度相通),没有航空交通。
一些陆地道路,更确切的是山间小径,穿越在荒野空旷的高山地形中,将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相连,这是一些完全没有修建过的路。
在夏天的时候,只能骑着牦牛或马在这样的路上行进。
中国朋友公正地将这当作西藏民主改革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加以研究,决定结束西藏与世隔绝的状态。
1952年人民解放军工兵部队架设了通往西藏的电报线路,同年沿该线开通了拉萨与北京以及中国其他城市的电报通讯。
以后这条线路继续通到了日喀则市。
1953年12月沿该线开通了电话通讯。
同时恢复并极大地改善了西藏城市之间以及整个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无线电通讯。
1954年年底建造完工的两条将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稳固地联系在一起的公路,对消除西藏与祖国隔绝的状态具有重要意义。
一条公路在平均海拔3000米高度穿越,将四川省的雅安市与西藏的主要城市拉萨市相连,全长2225公里;另一条公路长2100公里,穿越在更高的高山和空旷地区,平均海拔高度在4000米,连接了拉萨与青海省的行政中心西宁市。
过去开车从拉萨到北京的道路需要4—6个月的时间,现在只要20天。
按照国务院的决定,今年西藏境内将开始建造两条公路:羊八井到日喀则和日喀则到江孜。
这些公路是青藏公路和西康西藏公路的延续,它们将在经济、行政和宗教意义上处于西藏第2中心的日喀则市与中国其他地区连在一起。
(4)经济领域的民主改革
虽然西藏落后,可它的经济对于国家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藏现在已经是中国最大的牧区之一。
因为西藏没有准确的牲畜数量资料,所以中国官方的牲畜统计资料至今未包括该地区的牲畜头数。
根据1952年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科研勘察队的大概计算,在西藏繁殖生长的主要品种(牦牛、绵羊和山羊)的牲畜头数有几千万头。
仅位于扬子江上游西部的黑河(那曲)和羌塘地区总计有500多万头绵羊和山羊以及将近200万头牦牛。
西藏和平解放前每年运往印度1500—2500吨羊毛,30000—40000头牲畜,大量的皮革和用以制作著名的开司米围巾的羊绒。
但是西藏的畜牧业极为落后。
比如,西藏绵羊活体平均为51.6公斤,新疆品种绵羊活体重量是83.5公斤。
西藏绵羊每年剪下羊毛平均为1.3公斤,而新疆的则是10.3公斤。
西藏的牲畜中瘟疫猖獗,导致牲畜大量死亡。
西藏和中国农民多年的经验表明,能够在西藏南部和中部的山谷广泛发展农业。
但是,虽然条件优越,可农业推广十分落后。
仅种植几个品种(青稞、燕麦、小麦、稷、荞麦、豆类和其他蔬菜)。
由于耕种土地的方法和工具落后,西藏地区的农业出产率很低。
为了满足居民的需求,西藏不得不每年主要从印度输入500—1000吨粮食和许多其他的农产品。
在西藏很大范围内都能采集药草和从麝身上提取麝香。
仅是每年运往中国其他地区就达200吨药草和1.5吨麝香。
对于正走上工业化道路的中国来说,西藏极为丰富的矿藏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对西藏进行的地质勘探表明,西藏许多地区蕴藏着非常丰富的金矿。
仅在那尔察(Наэрцан)地区的金矿延绵近450公里。
在拉萨北部发掘了最为丰富的硼矿。
与此同时在西藏发现了煤矿、油页岩矿、铁矿、铅矿、钼矿、镭矿、锌矿、锑矿、硝石、硫黄、石棉矿和银矿。
许多迹象表明西藏地区还有石油。
西藏同时还分布着巨大的盐矿和硼矿。
向尼泊尔和不丹输出盐和硼,以前是现在也是西藏主要出口项目之一(比如,西藏解放前每年运往不丹和尼泊尔的盐达到2.2万—3万吨)。
西藏的工业处于萌芽状态。
拉萨的军械厂、铸币厂和发电厂是唯一最新的现代型工业企业。
这些厂的规模非常小。
比如,西藏军械厂总共只有30名工人在工作,每月制造4支枪。
拉萨发电厂的功率只有60千瓦。
手工业略有发展:呢绒、羊毛料、地毯、毡呢、陶器和其他家庭用具的制作以及佛教用品。
部分手工业集中掌握在寺庙,而其他的则由私人企业家掌握。
小规模的手工业无力满足居民的需求,过去西藏主要是从印度输入大量的工业品。
由于西藏劳动者还不足以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缺乏组织性以及还保留着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对他们的巨大影响,所以在西藏解放后的最初阶段不可能对西藏进行根本性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农业。
所以中国朋友在经济领域的政策是旨在让西藏摆脱经济上依赖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使其牢牢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联系在一起。
与此同时提出的任务是在目前依然存在的落后制度范围内利用一切可能发展经济,逐渐由国家在经济中把握领导地位,坚定不移地发展国家的工业、贸易和农业企业,随着西藏劳动大众的觉悟和组织性不断增强,逐渐地有时是迂回地废除封建神权政治制度。
中国朋友十分关注畜牧业。
旧西藏的畜牧业发展受到英国和中国的商人阻挠,他们有限地仅仅购买高等级的羊毛和皮革。
1952年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有关国家无限制收购所有等级,包括低级的羊毛和皮革的决定和通过人民银行向养殖户提供贷款对西藏的畜牧业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养殖户在4年期间得到超过10万元的贷款。
在整个工作中资料都是以新的元进行换算)。
首批在西藏组建的兽医站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帮助。
及时采取预防兽疫的措施仅在1953年就能够预防疾病并治愈了拉萨市和日喀则市地区超过9万头牲畜。
中国朋友提出了任务,要在短时间内大力发展西藏的农业,使它摆脱从印度和中国内地高价输入农业品,并在西藏地区建立牢固的粮食基地。
驻扎在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在完成这项任务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接到了毛泽东的直接命令,要在当地靠自己的力量保障粮食自给。
人民解放军在西藏经地方当局同意划出的荒野之地上建起了许多军垦农业。
1951年1954年开荒整地超过3000公顷荒地,到1953年已经收获了1000吨粮食。
与此同时采用奖励和让西藏人以自己的力量发展农业的办法。
为此在过去的4年,西藏和昌都地区的农民得到了来自中央政府方面总数为160万人民币主要用于种子和农具的无息贷款的帮助,结果使西藏农民在从1950年1954年期间扩大了面积达3300公顷的可耕地。
(贷款数额每年增长。
比如,1952年以贷款方式发放了28.5吨粮食,1953年已经是375吨。
1954年贷款额又大为增长,增加了贷款发放点。
因为西藏农民没有土地,是农奴,所以大部分贷款都发放给地主和寺庙。
中国朋友利用这项措施将统治上层中的个别分子争取到自己方面来或让其保持中立。)
军垦农业和特别是在拉萨司令部建立的农业试验场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
过去4年的试验结果证明,在西藏的高山环境下可以种植300种以上的农业植物,其中包括亚麻、棉花、茶叶、许多品种的小麦、土豆和几乎所有种类的蔬菜和水果。
其中从苏联获得的北方品种小麦(包括亚麻、多蘖小麦、土豆和其他植物)显示出非常好的结果。
为了加快西藏的农业发展,1955年03月09日中国国务院通过了有关向西藏地方政府以及班禅喇嘛政府和昌都地区拨款100万人民币用以购买农具无偿分发给农民的决定。
这项措施使西藏农民配备了更为现代的农具,并因此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收获量。
同时通过了有关在拉萨河和年楚河上建造两座河坝的决定,为的是一方面消除洪水对拉萨和日喀则的威胁,而另一方面利用建造的水库人工灌溉农田。
另外还通过了有关扩展和加强人民解放军在拉萨市创建的农业试验场的机械化。
为了这个试验场以及军垦农业,今年向西藏运送了从苏联得到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
中国朋友为建立西藏的工业同样也采取了措施。
人民解放军入驻西藏后的4年期间,西藏工业恢复了力量,拉萨的热电厂开始输电,建造了4家示范性缝纫厂、皮革厂、金属制品厂和血浆厂。
开始建造木材加工厂、一些洗毛厂、砖瓦厂和石灰厂。
这些企业为在西藏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工业作了奠基。
给予贷款的方法为地方手工业、金矿以及盐和硼的加工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帮助。
1955年03月09日与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喇嘛政府代表协商并征得同意后,中国国务院通过了有关进一步发展西藏工业的决定。
按照这项决定,未来几年将在拉萨市建造水电站、皮革联合加工厂和预先指定主要生产最简单的农具和金属的家庭用具的小型金属制品厂。
同时还将在日喀则市建造小规模的热电厂。
中国朋友在实施发展经济的措施时的每一步都与西藏反动势力非常顽固的抵抗发生冲突。
比如,西藏和平解放后最初阶段,受到反动势力挑唆的藏民游行示威,拒绝接受向他们提供的条件十分优惠的贷款,同时还拒绝兽医站和其他的帮助。
怀有敌对情绪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千方百计阻挠将空闲的土地划分给人民解放军部队开展农业,而有时则划出完全无法种植的地块。
反动势力的抵抗特别厉害的是表现在贸易方面。
新中国成立前的最近时期,西藏都是从印度和尼泊尔或者是通过它们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得到所需要的大部分商品。
也正是这些国家在西藏购买西藏大部分的出口商品。
如上所述,人民解放军部队入驻西藏后,印度、尼泊尔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在英美资本家的压力下,自1952年开始几乎完全停止从西藏购买羊毛和皮革,而且同时拒绝向西藏提供粮食和其他食品。
西藏的商品没了销路,价格一落千丈。
在这同时西藏市场上出现了工业品和部分食品的紧缺。
粮食的情况非常严重,沿着西藏未经整修过的山路从中国其他地区运来粮食(米、青稞和小麦)非常困难。
由于西藏大部分农田遭受洪水,这样的状况在1954年夏季更为严峻。
幸亏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措施,在西藏收购所有的羊毛和皮革并加强往西藏运送粮食和其他日用品,这才大大缓解了经济困难。
与经济困难的斗争使中国朋友能够对西藏的对外贸易建立起国家监督,并将以前由国外资本家集中控制的大部分批发贸易改由国家掌握。
现在批发贸易基本上由专门成立的“西藏国家贸易公司”控制,到1954年年底该公司已经在西藏各城市和大的居民中心有了9个分公司[“西藏国家贸易公司”在3年期间(1951年1954年)向西藏人民提供了茶叶、布匹和日用品总计在200万元人民币,从西藏收购了数额为400万元人民币的养殖产品,包括超过2000吨的羊毛]。
大部分西藏居民对批发贸易改由国家掌握表示赞许,因为这是英国人、印度人和其他国外商人掠夺性的非等值贸易的终结。
1954年西藏的商品生产者以自己的产品得到的收入比西藏和平解放前每年平均收入多了两倍。
至于零售贸易,它依旧像以前那样由寺庙、封建领主和城里的个体商人掌握。
中国朋友与他们的关系过于尖锐化,暂时不在西藏搞国家和合作社零售贸易。
两条公路的建造完工使得进出西藏的货物运输从1954年起有了极大地增加。
据《人民日报》报道,1955年的最初4个月运入西藏的货物量是1954年同期的9倍。
过去的经济困难现在被彻底克服了,西藏市场上价格稳定,主要商品货源充足。
反动势力在财政领域表现出非常顽固的抵抗。
西藏地方政府过去推行西藏“独立”方针,发行自己所谓西藏卢比的货币。
西藏解放后它顽固地拒绝废除该货币。
由于提供贷款和内外批发贸易改由国家控制,中国朋友抑制了反动势力的抵抗并使有关西藏主要城市开设中国国家银行分行和在西藏地区流通中国货币(元)的问题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方面的同意。
国家银行通过自己的分行逐渐地争取到了在西藏财政上的领导地位。
这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西藏地方当局同意1955年中国国务院有关停止发行藏币和逐渐退出流通的决定。
决定同时规定向西藏地方政府提供货币援助以消除金额为70万元的年度逆差。
同时投入400万拨款进行藏币与人民币的兑换。
虽然西藏还没有进行根本性的社会改革,可中国朋友还是在现存的封建神权政治制度范围内多少改善了西藏劳动人民的状况。
譬如,在邮政转为国家控制后,中国朋友经过努力废除了西藏最为沉重的差役之一“乌拉差役”。
(按这项差役每个西藏家庭有义务提供一或二名传递文书或运输物资的人,自带驮畜以驮载货物及邮政官的吃喝用品。
该项差役经常不断地每月使一个西藏家庭中一至二名成年人离家为期20天。)
西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和人民解放军部队入驻西藏以及中国进行农业改革的经验迫使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大大减轻了对农奴的剥削。
据报刊报道,现在中国朋友正准备措施对西藏地方政府所有的工作人员改为用货币支付工资。
这项措施将使极大部分在属于西藏地方政府土地上劳动的农民摆脱农奴地位。
(5)人民教育、文化和卫生保健领域的民主改革
在人民教育、文化和卫生保健领域,中国朋友在西藏的政策是旨在逐渐地取消喇嘛教的反动统治。
1951年前的西藏只存在寺庙学校。
在这些学校里学习的是喇嘛。
寺庙学校里的学习主要为学习藏语、喇嘛僧侣的清规戒律、经书和粗浅的算术。
只有在大的寺庙下属的经学院里,与宗教科目一起的同时学习西藏医学、数学、西藏文学和其他一些科目。
不止一次地尝试为不是喇嘛的居民成立非宗教学校网,遭到了来自喇嘛教会上层领导顽固的阻挠。
和平解放前西藏总共只有两所不大的非宗教学校。
其中的一所是由国民党政府代表处办的学校,教孩子学习汉语,另一所是英印在西藏的使团办的学校,教学生学习英语。
喇嘛对教育的垄断引起了所有非喇嘛阶层民众的极大不满。
仅有一小撮封建领主可以请私塾到家里教孩子读书或者将孩子送到印度或中国内地接受教育。
中国朋友依靠非喇嘛阶层的民众和喇嘛中的进步人士的支持,开始着手在西藏创建非宗教学校网。
1955年年初在拉萨、日喀则和西藏主要居民中心已经开办了7所共有1000多名西藏孩子就读的非宗教小学。
学校依靠西藏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力量用藏语上课。
中国朋友特别注意为当局机关、经济机构和社会团体的领导工作培养民族干部。
为此几百名西藏青年被派往中国高等学院学习。
比如,仅在北京的中央少数民族学院就有200多名西藏学生在学习。
由拉萨和日喀则的中央政府代表处组织举办的定期1个月的培养民族领导干部的进修班在培养地方干部方面同样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西藏反动势力对教育发展进行了非常顽固的抵制。
当拉萨开办了第1所非宗教小学时,迫于反动喇嘛势力的压力,西藏人拒绝将孩子送去该学校上课。
他们坚决拒绝将自己孩子送到中国其他城市去学习。
只是在达赖喇嘛号召居民将孩子送去读书并表示“学习科学对西藏人有益”后,西藏孩子和青年的学习状况才得到改善。
和平解放后首次在西藏出现了电影院。
仅在1954年一年中,西藏和昌都地区就放映了70多部影片,有超过85万人观看了电影。
西藏第1次出现了广播;在拉萨的机构促进了广播的迅速推广,而同时中国大的广播站用藏语进行广播。
在拉萨成立的西藏出版和翻译委员会在发展西藏的教育和文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朋友成功地在该委员会中联合了西藏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
委员会着手翻译成藏语并出版各种教科书和参考书,出版第1张藏语版的报纸,编纂藏汉词典。
人民卫生保健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
喇嘛掌握的所谓藏医,既落后又无法抵抗许多疾病。
解放前的西藏到处流行性病、沙眼、天花和其他许多疾病。
根据在拉萨进行的调查,将近90%的居民患有某些疾病。
新生儿便有75%的死亡率,而剩下存活的有将近46%的孩子活不到成年便死去。
1952年,人民解放军在克服了喇嘛中反动势力的抵制后,在西藏建立了第1所诊疗所,后又转为拉萨人民医院,有标准床位90个,一天可看病400—500人次的门诊所。
与喇嘛反动势力的破坏性宣传相反的是,现代医学逐渐地取得了民众的信任。
现在除了拉萨,已经在日喀则市和江孜市开设了门诊所。
除此以外,专业的医疗队在西藏许多地区与流行病和其他疾病进行着颇有成效的斗争。
根据中国朋友的倡导,在拉萨市和日喀则市成立的西藏爱国青年协会和西藏爱国妇女联欢会,为西藏的民主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组织现在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
同时它们是西藏第1批民主政治团体的萌芽,也将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组织的助手。
(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组织成立于1951年,由人民解放军和中央政府派出的干部和专家小组中入驻西藏的中共党员组成。
后来采取的步骤是吸收倾向于革命的藏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6)针对宗教和喇嘛的措施
派往西藏的中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在工作中基本上严格遵照中国共产党针对所有宗教,包括少数民族宗教所研究的政策原则:保障宗教信仰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充分自由;尊重民族的宗教情感,不以行政手段干涉宗教事务。
同时中国工作人员履行中央的指示,为了使针对宗教的措施“不至于加强宗教的影响,因为这样做反而为宗教提供了良好条件来欺骗群众”。
中共中央针对宗教的指示对成功地实施西藏的民主改革和巩固汉族与藏族之间的联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暂时的放弃在西藏进行最基本的社会改革,包括农业改革,使中国朋友能够大力加强自己对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的影响,特别是对他们中更为进步的人士,使动摇的人中立,使反动分子孤立。
中共中央在总结民族地区工作经验时,在1954年10月的决定中指出:
“在我党我军和人民政府领导和控制下,一方面争取和团结住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上层人物,坚持长期地与他们合作的方针,为此并准备花一批钱将他们养活起来,用来换取他们对于改革旧制度的让步和赞助,引导他们一步一步地跟我们前进。
应肯定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是可以改造的,我们应该争取改造其中的大多数。”
以前被驱逐的班禅喇嘛和他的拥护者返回西藏,同时还有1947年起义后从色拉寺、热振寺和其他寺庙出逃的喇嘛也返回了西藏,这极大地加强了喇嘛中进步的中坚力量。
中国朋友在过去的4年期间发现和团结了西藏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主要集团中许多进步代表,这些人现在与中国朋友合作,为西藏民主化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中国朋友实施的以下措施对扩大和巩固西藏上层的进步中坚力量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派遣多批(总数超过1000人)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代表的代表团去国家其他民族和汉族地区(四川省、内蒙古等地)以了解民主改革的进程和宗教状况;
——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领导不止一次地与西藏代表团座谈;
——勇于争取喇嘛上层的代表不仅参加在地方上的,而且是在当局中央机构合作共事,其中包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广泛地向喇嘛寺庙和封建领主提供用于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的贷款和其他经济方面的帮助。
中国朋友使许多“活佛”摆脱了反动势力的影响,特别是在喇嘛和其他教派的佛教徒之间享有很大威望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这应该认为是中国朋友特别重大的成就。
争取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参加1954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达赖喇嘛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而班禅喇嘛为常务委员会委员,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参加国务院决策有关西藏问题的工作,1955年组织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参观祖国各地了解民主建设的进程,这些都使中国朋友能够更加稳固自己对这些“活佛”的影响。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最近在多次的讲演和布道时号召佛教徒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坚决地为巩固世界和平而斗争,其中包括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领导收集签名的运动向世界和平理事会呼吁反对准备原子武器战争,这说明了中国朋友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日益稳固的影响。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发言不仅在国内佛教徒的中间,而且在国外的佛教徒之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中国朋友采取了许多措施努力进一步加强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有民主倾向的著名宗教领导人现在对中国境内和国外佛教徒的进步影响。
为此1954年中国成立了联合所有教派和流派的中国佛教徒协会。
1955年春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了缅甸。
以履行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职责的西藏喇嘛喜饶嘉措为首的代表团有蒙古喇嘛,同时还有中国其他地区的佛教法师和僧侣。
从4月01日至5月04日在缅甸的逗留期间,中国佛教代表团与缅甸佛教徒建立了紧密的友好关系,揭穿了缅甸和国外反动分子在缅甸散布对中国的诬蔑,造谣说中国佛教几乎已被消除,而僧侣或被驱逐或被枪杀。
中国佛教徒的进步发言和他们对国外的影响引起了英美帝国主义者的惶恐。
资本主义的报刊在最近一段时间急剧地加强了传播有关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佛教在中国情况的诬蔑材料。
两名被安置担任摄影者工作的国民党间谍试图在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1955年在北京期间枪杀他们,目的是利用这起枪杀事件破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府在中国和境外佛教徒之间的威信。
应当指出,佛教进步人士对国外影响的加强同样也引起了东南亚许多国家统治阶级的很大不安,特别是印度。
为了巩固自己在印度和国外佛教徒中的影响,尼赫鲁国大党政府打算利用1956年05月在印度庆祝佛陀涅槃的2500周年日。
众所周知,佛教至今没有自己一个统一的中心。
在过去可以看到来自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曾不止一次地试图在自己的影响下成立这样的中心,可他们没能得逞。
现在尼赫鲁政府又决定作这样的尝试。
在他的支持下佛陀涅槃2500周年日庆祝期间将在菩提迦叶和贝哈尔召开世界佛教会议。
邀请了所有国家的佛教代表,包括中国代表参加庆祝活动和会议,其中达赖喇嘛受到个人邀请。
(7)结论与建议
四年半期间,中国朋友在巩固自己在西藏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为西藏今后逐步的民主改革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与基本上正确实施政策的同时,在西藏的中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在自己的工作中曾经犯过、现在还在犯着许多错误。
比如,人民解放军部队抵达拉萨后,在征得西藏地方政府同意后人民解放军的司令部设在达赖喇嘛的布达拉宫。
中国朋友不懂得习俗,不经意的一些行为引起了喇嘛和藏民的不满。
其中藏民认为对自己和喇嘛教有侮辱性的是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在对藏民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布达拉宫上挂起了红旗。
这些错误马上就被喇嘛反动势力所利用,1952年04月在拉萨挑起暴乱。
中国朋友费尽周折才未动用武力消除了这次暴乱。
在某些来西藏的中国干部中间表现出大汉沙文主义。
这首先表现在某些有辱西藏人民的宗教和民族感情的场合,缺乏友好的联系和对藏族工作人员帮助不够。
个别干部对西藏的情况和特点认识不够正确,经常机械地将与汉族地区使用的工作方法搬到与藏民的工作中,因此有时遭受挫折。
在实施一些措施时常常考虑欠周到和草率仓促。
比如,1952年中国政府下达有关国家贸易公司收购西藏所有的羊毛和皮革的指示。
但在执行这项指示时中国朋友犯了错误,将收购价制定在由于英国商人拒绝收购这些货物而急剧跌落的价格水平上。
它仅仅是在制定新价格后消除了大为提升的高价和藏民支付的新旧价格之间的差价,这引起了藏民的不满。
有些干部还有犯命令主义的情况。
可总体上应该指出在西藏的中国朋友十分精干地剖析自己的不足和错误并有效地加以消除。
在实施民主措施方面他们特别注意防止草率仓促。
据以上叙述的情况有理由认为,中国朋友旨在扩大和巩固西藏和西藏以外的喇嘛和其他佛教徒中进步中坚力量的政策,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其对东南亚国家影响的共同事业。
为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最好能与中国同志商讨有关在中国、苏联、朝鲜、越南和蒙古的喇嘛和其他教派的佛家徒之间建立联系的问题。
其中包括研究有关中国、朝鲜、越南、蒙古同时还有苏联参加的1956年05月在印度为佛陀涅槃2500周年日组织的庆祝活动和为此召开的世界佛教会议的问题,这将有正面意义。
派遣社会主义阵营的佛教代表团将对印度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佛教徒造成巨大的影响。
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佛教代表团参加世界佛教会议不仅能够阻挠佛教僧侣中反动势力为自己的目的利用会议,而且能与印度、缅甸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佛教徒中的进步人士结成同盟,对会议在我们所希望的方面施加影响。
如果会议通过有关成立世界佛教联合会,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代表团参加会议就能够对确定该世界联合会领导机构的组成施加影响。
应当着重指出,苏联佛教代表团出席世界佛教会议的特别重要性。
佛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主要宗教。
所以苏联代表团的参加能成为苏联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习俗极为尊重的新的表达,毫无争议地能有助于进一步巩固苏联各族人民与印度、缅甸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各民族的友谊。
同时苏联代表团参加佛教会议将能够揭穿反动势力散布的谣言,似乎在苏联唯独欧洲民族的宗教有自由,而亚洲各族人民的宗教(伊斯兰教、佛教)都遭到迫害。
在这项计划中最好应该同时研究有关实施的方式和在列宁格勒开设一座如同在佛教徒中颇负盛名的纪念性建筑物——佛教庙的问题。
苏联的专家学者最好应该注意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帮助中国朋友从理论上概括实施民族政策的经验。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委员
С·鲁缅采夫
1955年09月17日
第1597/c文的附件
绝密
文本第15份
附件一:
西藏地方当局的机构设置
(参考)
西藏在最近的几百年里实际上存在两个地方政府。
其中之一是达赖喇嘛为首的,驻扎地在拉萨市,另一个是班禅喇嘛为首的,驻扎在日喀则市。
达赖喇嘛的政府将自己大部分的权力扩大到了西藏人口更多和经济上更发达的中部、南部和东部地区(包括昌都地区或康区)。
班禅政府管辖着西藏的中部、北部,同时还有整个西部地区。
但这些地区的许多居民点和地方以前曾是现在还是归达赖喇嘛政府管辖。
比如,日喀则市的三分之一,西藏和其他等地区的许多宗(县)。
达赖喇嘛政府和班禅喇嘛政府各自控制区之间至今没有建立经双方完全同意的地界划分;这些为许多居民点和地方的争吵带来的影响已经持续了好几百年。
1942年班禅喇嘛和他周围的人被逐出西藏后,达赖喇嘛政府将自己的权力扩张到了整个西藏地区。
由于1951年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署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班禅喇嘛和自己的政府回到了西藏,而他以前的地位和职权也得到了恢复。
1955年年初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他们政府的领导负责人在北京逗留期间,在中央政府的调解下大部分有争议的领土和其他问题都在相互让步的基础上得到了解决。
在为和平解放西藏斗争期间,1951年01月西藏东部(昌都地区或康区)成立了独立于西藏地方政府之外的地方民主政府,被称为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
这样一来,从1951年起西藏领土上实际有三个相互独立的政府在运作。
西藏达赖喇嘛地方政府
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是达赖喇嘛,形式上属于无限权力。
从达赖喇嘛去世后到新的达赖喇嘛转世完成(16—18岁),权力转在摄政王的手中。
按照西藏现存情况,摄政王可以由达赖喇嘛在自己去世前由他本人任命。
但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摄政王就该由政府为此特地召开的民族大会选举产生。
通常只有是拉萨三座最大的寺庙(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的上等喇嘛转世者(活佛)才能被选举为摄政王;这样的转世者在西藏只有几个。
同时甘丹寺现在的和以前的主持和达赖喇嘛大师也有权成为摄政王。
万一摄政王去世,就另外再选一个替代。
伴随喇嘛身边的是他的内侍系统,即所谓的“泽”(顶),大部分是从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的“活佛”和其他上等喇嘛中挑选出来的。
形式上该系统被任命帮助达赖喇嘛;可实际上它的使命是让达赖喇嘛的每个举动都在上等喇嘛的严格控制下,使达赖喇嘛的活动完全符合上述寺庙集团上等喇嘛的利益。
达赖喇嘛的内侍系统有三个机构组成。
达赖喇嘛的个人事务和财产由达赖喇嘛所谓的“基巧堪布”(内侍总管)负责管理,他有三个助手,分别掌管达赖喇嘛的饮食、日常需求和宗教仪式。
不管达赖喇嘛去哪,内侍总管和他的助手总是如影随形般跟着他。
内侍总管手下还有达赖喇嘛个人的秘书处。
两名经师负责达赖喇嘛的教育,他们一直是来自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的高级“活佛”。
经师有几个来自上等喇嘛的人作为助手。
经师和助手让达赖喇嘛认识了解经文、西藏的历史,并与达赖喇嘛进行辩论。
因为按照喇嘛教的教规,达赖喇嘛不应直接与外界交流,为此他下面有一个联系的机构——泽嘎(Цега)(顶的代表),作为达赖喇嘛与外界,其中还包括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中间人。
这个机构由从上等喇嘛中任命的大主持领导,他帮助制定同样也仅从上等喇嘛中挑选出来的官员编制。
西藏地方政府高层行政机关是绍尔(Шор,平原),在达赖喇嘛和他的内侍系统领导下执行自己的职能。
称为“噶厦”的内阁领导着中央行政。
噶厦由4名部长(噶伦)组成;其中一名是高等喇嘛,而另三名是封建领主。
噶厦成员中的一名是藏军总司令。
噶厦是集体性机构,但噶厦成员中喇嘛地位最高,履行总理的职能。
噶厦准备各种法律和主要的命令,并将它们交付达赖喇嘛研究和批准。
得到达赖喇嘛同意后,噶厦颁布各项法律和采取措施付诸实行。
噶厦还建立以僧俗官员为代表的扩大或精简的理事会以解决特别重大的问题。
理事会实际上是西藏政府的幌子,因为理事会成员的名单是噶厦按照他认为合适的人选进行挑选和批准的。
理事会由噶厦任命的“八人委员会”领导,由4个秘书和4个管财务的担任。
理事会上不举行投票表决;经过“八人委员会”讨论后独立形成决议并以理事会的名义提交噶厦和达赖喇嘛研究。
在西藏地方政府系统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两个秘书处:僧侣官员事务的秘书处和世俗官员事务的秘书处。
掌管僧侣官员的秘书处由4名从高等喇嘛中选出的秘书领导。
秘书处的整个编制完全都是经过由国家管理的学校专门学习的喇嘛官员。
秘书处登记所有的寺庙和它们的财产、所有高等喇嘛,批准授予他们高级称号,审理查清寺庙之间的各种诉讼等等。
该秘书处受双重领导:除了噶厦,它还直接服从于达赖喇嘛。
服从噶厦的同时,掌管神职官员的秘书处还是它的监察机关,因为秘书处存有达赖喇嘛的印鉴,而没有达赖喇嘛的印鉴,任何一项政府的法律和命令都是无效的。
掌管世俗官员的秘书处由4名审计官组成。
无论是审计官还是该秘书处整个落后的编制,都是从世俗官员中挑选的。
这个机构主要是对封建领主和国家的地产进行清点核算,解决涉及封建领主的问题,在专门的学校里培养世俗的官员并授予他们职务。
世俗官员的秘书处完全服从于噶厦。
除了秘书处,噶厦下属还有许多辅助机构。
它们中至西藏和平解放前起特别重要作用的是由两种(僧俗)官员领导的外事局。
除了外事局,西藏地方政府还有超过20个的局和部门(贷款局、国资局、财政局、喇嘛事务局、粮食局、城管局、地方政府直辖地区管理局、司法局、军队事务局、移民局、建设局、农业处、邮政处、电力处、盐和茶叶管理处等等)。
局和部门由僧侣官员配套构成。
有些特别重要的局和部门由僧侣官员共同领导。
按照西藏现有的状况,达赖喇嘛的西藏地方政府应该由僧侣官员各175名组成。
但事实上官员的人数大大超过这个“编制表”。
同时应指出,喇嘛官员的人数约占西藏政府机构总人数的2/3。
西藏解放后西藏地方政府的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西藏地方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委员会由三名高管噶伦组成,以便与人民解放军部队和中国驻西藏代表处联络。
除此以外,设置了3个“噶准”的职位,其任务是帮助噶厦的成员进行国家事务。
在行政管理方面西藏分成各个“宗”,相当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县。
拉萨市及市郊直属于西藏地方政府。
根据中国最新文学资料表明,解放前西藏总共有123个“宗”。
现在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政府管辖着100个“宗”。
按照人口总数和经济发展情况,各个“宗”可分为4类:大、中、小和边。
“宗”的地方当局是“宗本”或“宗”长,由西藏地方政府从封建贵族或高等喇嘛中任命。
在许多“宗”领导职务由两名官员担任:一名是喇嘛官员,另一名是世俗官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是僧官为主,俗官为副。
大部分“宗”的领导都住在拉萨或日喀则,而地方上的事务由他们信任的官员管理。
西藏的“宗”也分成乡“措”,以乡长(“措本”或“噶布”)为首,由“宗”长从自己的亲信中任命。
村的首脑是村长(“米米”、“谿本”或“埃巴”),由乡长任命。
有些大的分散的村有时也分成团体(强),这些团体也有团长(强本)。
西藏地方政府有自己人数达1万人的军队。
达赖喇嘛是军队的首脑。
军队总司令是最高西藏行政机关噶厦的成员:朵噶·彭措饶杰噶伦。
军队主要依靠农民,喇嘛不从军。
藏军的部队主要编制单位是500人的骑兵团。
每个团以藏文字母为标志。
团的领导人是团长,有两名助手,每个助手领导250名骑兵。
军官完全都从封建贵族中挑选;来自平民的士兵只允许担当低级的军士军衔。
西藏和平解放前,藏军学习的是英国军规操典,并装备以英美的武器。
西藏班禅喇嘛地方政府
日喀则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是班禅喇嘛。
按照现存的状况他拥有属于西藏班禅喇嘛地方政府管辖地区内形式上的宗教上层的和行政上的权力。
从班禅喇嘛圆寂到新的转世灵童成年之前,班禅喇嘛的权力由活佛中挑选出的摄政王掌握,这些都是属于班禅喇嘛寺庙中的活佛。
班禅喇嘛通过在他之下成立的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囊玛岗)实现自己的权力。
和西藏达赖喇嘛地方政府的噶厦一样,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也是由高等喇嘛和封建领主组成。
应当指出的是班禅喇嘛政府里的喇嘛比达赖喇嘛政府里的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的辅助机构有:
“囊萨康”:掌管所有内部事务,主要是喇嘛内务的机构;
“夏曾康”:掌管解决一般性问题,包括世俗事务的机构;
“泽康”:秘书处;
“冲依康”:掌管对外事务的机构。
除了每座大的寺庙和领主有武装队伍外,班禅喇嘛政府也有自己的私人队伍,主要是保卫政府。
这支队伍在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帮助下在青海省成立,人员都来自青海的藏民。
它的组织和配备与其他人民解放军部队一样。
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
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政府不同,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是当局选出的机构。
委员会是在1950年12月27日1951年01月02日期间召开的昌都地区第1届各阶层人民代表会议上选举产生的。
委员会由地区最大寺庙的“活佛”、喇嘛、领主的代表、西藏部落的首领、农民、商人、知识分子代表组成。
委员会的35名委员中24名是西藏人,而9名副主席中7名是西藏人。
与藏民一起被选入委员会的还有一些生活在昌都地区的汉族干部和汉族代表。
委员会下设许多部门(农牧处、工商处、财政处、卫生教育处等)。
在各个部门工作的既有当地藏民,也有中央政府派去的汉族干部。
过去存在的服从于西藏达赖喇嘛地方政府的周围和县级的政府都被取消。
周围许多地区和“宗”(县)同样也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了地方(周围的和县的)政府。
在仍旧居住着西藏部落的地区至今还保留着他们认可的部落管理机构。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委员
С·鲁缅采夫(签名)
绝密
文本第15份
附件二:
西藏阶层的组成
(参考)
西藏仍旧保留着封建的阶级划分,按此划分所有西藏人被分为三个等级九个级别(方新民著,《西藏》,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10月,第40页):
上上(上等一级):达赖喇嘛、摄政王、达赖喇嘛家庭成员;
上中(上等二级):高官、“司伦”、“噶伦”和与他们平级的,同时还有大寺庙的“活佛”;
上下(上等三级):“代本”、“宗本”官员和与他们平级的,同时还有所有其他的喇嘛;
中上(中等一级):地主、英雄、大封建领主的世袭后代和所有的有产阶级;
中中(中等二级):在行政机构和大官手下工作的中等和低级的官员;
中下(中等三级):士兵、农民;
下上(下等一级):官员的仆人;
下中(下等二级):流浪汉、单身男女、乞丐;
下下(下等三级):卖肉的、街道清洁工、金属工、铁匠等。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委员
С·鲁缅采夫(签名)
绝密
文本第15份
附件三:
第14世达赖喇嘛
(生平简要,供参考)
第14世达赖喇嘛出生于1935年,来自一个曾在青海省靠近西宁市农村居住过的安多部落的藏人家庭。
达赖喇嘛的世俗姓名叫丹增嘉措。
丹增嘉措的父亲直到其儿子被选为达赖喇嘛之前是个农民,经济收入较富裕。
丹增嘉措的家庭与汉人关系很紧密;他父亲、母亲、哥哥和姐姐都讲汉语。
1937年10月,喇嘛教领导派出专门的西藏喇嘛使团,根据第13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灵魂飘逝”的许多迹象,从西藏来到青海,找到了丹增嘉措,并称其为达赖喇嘛的新转世灵童。
在选择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时,喇嘛教上层通常仅仅是形式上的遵照喇嘛教规,而实际上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这点在选择第14世达赖喇嘛时也是如此。
喇嘛上层亲中国的集团首脑摄政王热振一边组织在青海省寻找新的转世灵童,另一边显然是在追求下列的政治目的:第1,在青海省的藏民中挑选新的转世灵童应可加强西藏在该省数百万藏民中间的联系和影响。
第2,因为不得不在中国领土上挑选新的转世灵童,应能进一步巩固西藏与中国的联系并相应地加强亲中国集团摄政王热振的地位。
第3,选择青海省来寻找达赖喇嘛新的转世灵童能够争取西藏第9世班禅喇嘛的选举并迁移到青海省,后者由于英帝国主义者的阴谋而被迫于1924年离开自己在日喀则的常驻府邸。
被认为与达赖喇嘛一样是喇嘛教主要领导人的班禅喇嘛,他的同意将在很大程度上使转世灵童的挑选更为合法。
1939年09月西藏使团与丹增嘉措以及他的家庭一起到了西藏,在那里丹增嘉措被认定是真正的转世灵童并在1940年隆重登极成为达赖喇嘛。
丹增嘉措被选为转世灵童得到了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同意和批准。
与丹增嘉措一起来的家庭(父亲、母亲、几个兄弟姐妹)被提升到最高的贵族级别,获得了许多领地并搬到了在拉萨专门划拨他们的一幢4层楼的府邸。
(达赖喇嘛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和几个家人继续在拉萨生活。
达赖的哥哥唐格采尔·登普拉布彻,在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前与一伙反动分子一起跑到印度去了。
如国外报纸披露,在侨居国外时,唐格采尔·登普拉布彻加入了美英侦察兵在大吉岭创建的颠覆特务中心的活动。
1955年,显然正是由于加入了美国侦察兵,唐格采尔从印度经日本被辗转派往美国。)
1950年以前第14世达赖喇嘛不参与西藏和喇嘛教的管理,从事学习喇嘛教的清规戒律和文学。
因为达赖喇嘛没有学过其他学科,所以他的教育水平非常一般。
1947年以前主要依靠喇嘛最主要的寺庙之一色拉寺的摄政王热振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管理西藏。
1947年由于英帝国主义者的挑唆,喇嘛上层的亲英分子发动了宫廷政变。
该集团的领导人是著名的喇嘛达扎,将热振停职后自己掌握了摄政王的位置。
色拉寺喇嘛为支持前摄政王热振的起义遭到了镇压。
一些起义的参加者被残忍地杀死,而该寺庙大部分喇嘛害怕达扎的迫害,被迫逃往中国境内。
以前的摄政王热振被捕入狱,很快在监禁中神秘死亡。
达扎政变后第14世达赖喇嘛的处境非常困难。
因为丹增嘉措是摄政王热振喇嘛挑选的,在他领导下受的教育,完全有理由担心新的摄政王达扎会尽力杀死第14世达赖喇嘛,就像过去在孩童或少年时期被杀死的大部分达赖喇嘛那样。
但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解放西藏以及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中大部分人的反对立场,迫使摄政王达扎退出对西藏的领导,并将权力转交给第14世达赖喇嘛。
但是在管理喇嘛教和西藏的问题上,达赖喇嘛的权力还是十分有限的;权力仍旧掌握在喇嘛上层和一小撮封建领主手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敌视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
这些人凭着喇嘛教的教规,千方百计地阻挠达赖喇嘛与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往来。
中国朋友考虑到达赖喇嘛在喇嘛和其他佛教徒中的独特威信,也竭尽极大的努力让这个年轻人接受自己的影响。
要是能够顺利完成这项任务,那就能极大地减轻西藏、内蒙古和其他有藏人和蒙古人居住的地区实行民主改革的难度,同时也能依靠达赖喇嘛的威信,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佛教和喇嘛教广泛流传的亚洲国家的影响。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委员
С·鲁缅采夫(签名)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253-322

 



人民日报>19550914

b1-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新疆省建制的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新疆省建制的决议
1955年09月1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通过)
1955年09月1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决议:
批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议案,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新疆省建制,并以原新疆省的行政区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行政区域。

b1-中日两国间侨民问题的真相

中日两国间侨民问题的真相
东京华侨总会在09月01日就在日华侨的处境所发表的声明,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密切注意和重视。
这个声明驳斥了日本政府所宣传的所谓在日华侨享有同其他外侨同样待遇的说法,揭露了中日两国间侨民问题的真相,从而指出了日本政府在处理在日华侨问题上应负的责任。
东京华侨总会的声明表明:
日本政府不但经常侵犯在日华侨的人身自由和正当权益,无理地逮捕华侨和搜查华侨的住宅,甚至干涉华侨爱护自己祖国、选择并支持自己政府的固有权利和自由。
声明指出了这样的事实: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到1952年,在日华侨竟被剥夺了返回祖国的权利和自由。
直到1953年06月,尽管已有十二艘次的日本船只航行中国,并有一万四千五百五十名愿意返回日本的在华日侨回国,但日本政府对华侨回国,却并没给予任何便利。
这种情况一直拖延到1955年03月并没有基本上的改变。
在日华侨和祖国的自由往来和联系受到各种阻挠,甚至华侨亲属死后的遗体也不准迁葬还乡。
尽管中国方面曾多次协助在华日侨将其工薪汇回日本作家属瞻养,但华侨对在中国的家属所必要的瞻养汇款至今没有得到任何便利。
同日本政府对其他国家在日本的侨民的态度比较起来,日本政府对在日华侨显然采取了不应有的歧视的态度。
这种态度是不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因此再也不应该继续存在下去。
中国政府对于在华日侨的态度,和日本政府对于在日华侨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中国政府一向保护在华日侨的合法权益和正当权利,并且对他们的思想信仰和他们对日本政局的看法与对日本政府的态度,不论是批评、反对或支持,从不加以干涉。
对于愿意回国的日侨,中国政府一向给予各种便利。
1955年03月底为止,在中国政府协助下,经过中日两国民间团体的努力,在总数三万五千名左右的日侨中,已经有大约二万九千名愿意回国的日侨返回日本。
他们都是中国政府对在华日侨所采取的光明磊落的态度的最好的见证人。
至于那些现在仍然留在中国的六千多名日侨,他们表示愿意长期或者暂时侨居中国。
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如果他们之中有人申请回国,中国政府仍将给予各种便利,使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
这原来就已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因此,日本政府所宣称的什么在华日侨返国问题目前陷入困难等等说法,是根本上与事实不符的,并且是有意歪曲的。
事实上,中国红十字会仍在继续援助愿意返回日本的日侨回归日本,同时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三团体与中国红十字会所签署的协议,至今依然有效。
中日两国的民间团体过去合作得很好,今后也会很好地合作下去的。
因此,如果要谈“侨民问题”的话,正如事实证明:
中日之间需要谈判解决的绝不是单方面的所谓“日侨问题”,而应是双方侨民的问题,换言之,日本侨民问题早已基本上解决了,现在主要应谈及的,正是中国在日本的侨民问题。
东京华侨总会的声明还表明:
日本政府对于过去被掳到日本去受奴役的大批中国人的下落还没有作出交代。
根据东京华侨总会所掌握的材料,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期间被掳到日本的中国人共达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五名,被杀害的达六千八百三十名。
必须指出,这是至今为止,根据在日华侨在万分困难条件下以各种形式逐个调查出来的数字,这只能是最保守的统计,是不能概括全貌的。
譬如日本“赤旗报”在1950年01月22日报道,据战时专门从事调查中国被俘军人和劳工的“中国研究所”的盐胁说,战时被掳往日本的中国战俘大约有十六、七万人。
正如东京华侨总会的声明所指出的,日本政府不但至今不肯对这一大批在日本进行侵略战争时被掳到日本的中国人的下落作出交代,而且还阻挠对他们的情况进行调查。
一直到1950年才被揭露的在日本本州北部花岗矿山虐杀中国战俘和工人四百多人的大惨案,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这个惨案是留日华侨民主促进会的机关报“华侨民报”在1950年01月11日首先揭露的。
这家华侨报纸随后又揭露了在北海道平和矿山、秋田县的船川、浅川奥的与濑以及京都府的与谢野郡与谢野村都发生过类似的惨案。
东京华侨总会在1950年02月要求日本政府处理花岗惨案的遗骨,并彻底追究凶手。
但是日本政府不但根本置之不理,反而在1950年09月28日封闭了“华侨民报”。
后来还是由华侨总会在日中友好协会等日本民间团体的协助下收集了这些遗骨,并把它们送回了祖国。
至于其他地方所发生的惨案,日本政府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要作任何调查的迹象。
很明显,日本政府有责任立即对所有这些惨案进行彻底调查,并将成千成万被掳去的中国人的下落向中国人民作出负责的交代。
但是日本政府对此却完全避而不谈,反而无中生有地要求和中国政府讨论所谓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不知下落”的完全虚构的四万名日本人的问题。
似乎对这些被驱使来进行侵略战争的日本人应该负责的倒不是日本政府而是中国政府,这不能不说是十分荒谬的事情。
日本政府在日本人民普遍要求恢复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时候提出这种富有挑拨性的莫须有的问题,并且把这种问题的解决作为恢复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先决条件,其动机是值得怀疑的。
在日华侨欢迎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加强,支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08月16日的声明,并对日本政府的荒谬态度感到愤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为不仅华侨有此感觉,而且有正义感的日本人士中也普遍有此感觉。
东京华侨总会所发表的声明,又一次有力地证实了我国外交部发言人08月16日的声明所发表的铁一般的事实。
日本政府对其屡次所作的“改善中日间关系”的说法如果有一丝一毫的诚意,它就该立即纠正它在中日两国侨民问题上的不正确的态度,以便从日本人民的利益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有关中日两国人民利益的许多重大问题。
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准备和日本政府谈判这些问题。
现在是考验日本政府对于寻求中日关系正常化是否具有诚意的时候了。

b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新华社13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09月13日第21次会议通过任命名单如下: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石铭 任重捷 李放 冯荣昌 曾鸣 韩铁声

b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会议通过决议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新疆省建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会议通过决议
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新疆省建制
新华社13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09月13日举行第21次会议。
会议根据国务院提出的议案和陈毅副总理的说明,讨论了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新疆省建制的问题。
会议考虑到经过新疆省各民族人民的较长时间的协商和准备,建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筹备工作已经就绪。
同时,新疆省四百多万人口中,维吾尔族占百分之七十四以上,以维吾尔族为主体成立自治区是符合国家的民族政策的。
新疆省人民政府已向国务院提出报告,提请批准早日建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因此,会议通过决议:
批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议案,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新疆省建制,并以原新疆省的行政区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行政区域。
会议还通过了任命事项。

b1-关于德田球一同志在北京治疗及逝世经过

关于德田球一同志在北京治疗及逝世经过
德田球一同志因病来中国就医,于1953年06月12日入北京医院治疗。
经在北京的苏联专家瓦西林科院士、卡维茨基教授、切弟维立克夫教授、薄洛夫斯卡娅副教授、罗沃拉索夫副教授、特列费洛夫副教授和中国医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医师力伯畏、赵夷年、李生林等会诊后,诊断为:
(一)高血压病、缓进性、脑型、第3期;
(二)左大脑中动脉血拴;
(三)右侧痉挛性不全麻痹,伴有言语及运动障碍;
(四)全身动脉硬化,主动脉硬化;
(五)心肌硬化;
(六)肺气肿;
(七)糖尿病;
(八)右腕慢性关节炎。
经积极治疗,逐渐好转。
1953年08月09日移至别墅疗养。
1953年09月25日下午又发现口角向左倾斜现象,虽经继续治疗,病状仍渐加重。
10月10日,精神不安,呼吸急促,次日失语,血压更行增高,左眼外偏,左瞳孔散大,右身偏瘫,全身知觉迟钝,呼吸急促(有时呈陈—施氏呼吸)小便失禁,右侧巴彬斯奇氏和茹可夫斯基氏征阳性。
由苏联专家罗沃拉索夫副教授和特列费洛夫副教授及中国医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医师力伯畏、赵夷年、李生林等会诊,诊断为脑溢血,经各种紧急治疗,均未见效。
10月12日发现昏睡,左瞳孔散大,对光反应消失,大小便失禁,体温升高至三十八度一分,呼吸更不规律。
14日下午五时二十五分终因循环及呼吸机能急性恶化逝世。
主治医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
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
医师力伯畏赵夷年李生林
1955年09月10日

b1-刘少奇同志的讲话

刘少奇同志的讲话各位同志,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来追悼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人民敬爱的领袖、中国人民亲密的朋友德田球一同志。
同时,我们谨向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德田同志夫人,表示深切的慰问。
德田同志出身于贫穷的家庭,对于日本劳动人民生活的痛苦,自幼有着深刻的体验和同情。
在青年时代,他受了俄国伟大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成为社会主义者。
1922年日本共产党创建的时候,他是创立人之一。
从这时候起,便开始了他的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而坚贞不屈、英勇奋斗的光辉的一生。
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是发展了,并且很快地把日本引上了侵略的帝国主义的道路;
与此同时,日本工人阶级也发展起来了,产生了日本最初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
日本工人阶级受到伟大的10月革命的影响,建立了日本共产党。
日本共产党从诞生的时候起,就同日本一切先进的人士一道,为谋求日本工人的解放和日本人民的解放共同高举和平、民主、自由的旗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日本共产党曾坚决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联,要求从西伯利亚撤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
日本共产党又曾积极支援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
日本共产党又曾坚决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和全中国的侵略战争。
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一切先进人士,一向认定日本帝国主义是富于侵略性的,并早已预见到日本帝国主义所发动的一切对外侵略战争,给日本民族带来的,不是别的,而只能是沉重的灾难。
当时站在这一斗争最前列的,就有片山潜、渡边政之辅、市川正一、德田球一等日本共产党的杰出领袖。
德田同志即使处于被囚禁在监狱中的困难情况下,也没有放松过这一斗争。
关于这一段情况,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道:
反对侵略战争的呼声,“我们始终不懈地坚持着。……正因为我们预见到帝国主义分子的血腥的手,将把日本人民弄成什么结局,所以我们始终反对侵略战争。……那时我想到国家和人民的未来,不禁黯然神伤。”
以后事实的发展,正如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真正的爱国者所忧虑的一样,侵略战争的结果,使日本民族处于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屈辱的地位,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处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占领之下,并沦为美国的军事基地,丧失了独立。
日本统治阶级中的反动势力,企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甘心充当美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从而更加深了日本民族的危机。
但是广大的日本工人阶级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奋不顾身地投入了争取日本独立、和平与民主的斗争中。
日本共产党和德田同志就站在这一斗争的最前列。
日本共产党和德田同志不断地向日本工人、农民和一切爱国分子指出日本民族的危机和日本民族应走的道路,这就是摆脱被占领的地位,放弃充当美国战争政策追随者的角色,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和重整军备,为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日本而前进。
当德田同志在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前夕遭受麦克阿瑟的严重迫害而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的时候,他还领导日本共产党中央制定了日本共产党的新纲领。
直到德田同志因身患重病不得不设法来中国就医以前,始终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光荣岗位。
我们为使德田同志能恢复健康,尽了很大的努力,不幸最后不治逝世。
德田同志在病中,没有一刻忘怀过日本民族解放的事业。
德田同志对于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运动,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表示极大的关注。
德田同志不愧为日本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忠实的儿子,日本共产党的杰出的领袖,不屈的战士。
他在从事革命活动的过程中,不断遭受日本统治阶级的严重迫害。
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日本工人阶级的崇高品质。
他的最后一次被捕,是在1928年02月
这次被捕,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的1945年10月,才被释出狱。
在这将近十八年的黑暗牢狱生活中,德田同志没有表示丝毫气馁,对于日本人民的解放事业始终抱着无限的信心和忠心。
德田同志和当时在狱中的日本共产党其他领袖的这种精神,曾极大地鼓舞了当时坚持真理的日本革命者和一切爱国人士的斗志。
德田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为了日本民族的独立和日本人民幸福的未来,为了世界和平和亚洲和平,德田同志毫无保留地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德田同志的死,是日本人民的巨大损失,也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诚挚的可尊敬的朋友。
但是德田同志所遗留的事业,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的日本这个伟大事业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我们相信日本共产党在新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在新纲领和最近召开的第6次全国代表会议一致通过的决议案的指导下,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团结日本人民,来赢得日本的独立、和平与民主。
中国人民对于今天日本人民的困难处境是充满同情的。
日本人民为独立、和平、民主而进行的艰巨斗争决不是孤立的,它获得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衷心支持。
我们相信,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是不会长期被奴役的,是不会容忍自己的祖国长期处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占领之下的。
日本人民的斗争是正义的。
中国人民坚决相信日本人民一定会在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安息吧!
德田同志!
坚强的日本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以及日本广大的爱国人士,正为完成你的未竟的事业而继续奋斗。
德田球一同志永垂不朽!

b1-志贺义雄同志的讲话

志贺义雄同志的讲话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为德田球一同志召开了这一盛大的追悼大会,并得到以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为首的各界人士参加,同时还蒙刘少奇同志在会上致恳切的悼词,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德田同志的遗属,都十分感谢。
德田同志从1950年开始,健康就受到了损害,医生也曾屡次提醒他注意。
同年06月,美国帝国主义在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前,就命令日本政府宣布全体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不得从事政治活动,并禁止了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的出版。
这一作法,同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大规模侵略中国、成为第2次世界大战的发动人时,在事前集中打击日本共产党的作法,是一模一样的。
德田同志不顾疾病,为保卫党免受敌人的攻击,领导全党进行了斗争。
当时,如果日本共产党面对着这一新的形势,不能使党的活动和组织适应这一形势的话,那么,日本国民争取和平、独立、民主的事业,将会陷于比今天还要困难的境地,从这一点来说,德田同志的业绩是伟大的。
上述活动,只是使德田同志的健康情况进一步恶化。
可是,当时日本政府仿效美国方式而建立起来的谍报机关——特别审查局和警察,却搜查了全国的医院,企图逮捕德田同志及其他日共的中央委员。
德田同志在日本国内已没有可能安心治病了。
他不得不到国外去。
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充满着国际友谊的援助,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了现代医学最好的治疗。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衷心感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医治他的病所尽的巨大努力。
遗憾的是,今天还存在着妨碍恢复中日两国国交的反动力量,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不能直接联系,所以关于德田同志逝世的详情,一时也无法知道。
这次我们到了中国,得到了一切方便,因此,我们正确地知道了他的逝世的时日、病的经过以至临终的情况。
德田同志逝世的消息,是在07月29日日本共产党第6次全国代表会议闭幕后,由中央委员会发表的。
这一消息发表后十分钟,便被作为临时的重要消息通过广播,为全国所知道了。
同时许多报纸出版了号外或特刊,向全国国民报道。
日本国民特别是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都为丧失这一勇敢的领导者而感到悲痛。
各界人士参加了追悼会。
这事证明了,德田同志是日本国民最优秀的儿子,是日本国民在痛苦和困难的时候,经常给以鼓励的领导者。
德田同志继承了由片山潜开始的日本革命运动的传统,和片山潜一起是日本共产党的创立人之一。
德田同志一直到逝世,始终一贯忠实于党和国民。
在党和国民遭受敌人的镇压而陷于非常苦难中时,他尤其强有力地发挥他作为一个革命家的作用。
1923年,日本共产党受到敌人的大镇压时,主要在工人阶级出身的同志的协助下,站在重新建党的前列的,就是他。
1928年春,敌人破坏了大部分的党组织并加以镇压时,德田同志也被捕了。
从此以后直到1945年,他身在狱中,也给予监狱内外的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以很大的鼓励。
情况越是困难,他越表现出不知恐惧的、不屈战士的本色。
1931年09月,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大规模地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成为第2次世界大战的点火人的时候,他在狱中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呼吁日本国民为保卫和平而斗争。
当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他怀着充分的信心向狱中的党员说,我相信这是一定会成功的,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失败。
他当时对毛泽东同志特别表示尊敬,经常地教导我们,日本的共产主义者要正确地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作风。
当伟大的苏联和中国人民继续了英雄的抗战,终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被关在狱中的德田同志等日本共产党员被释放了。
当时的日本国民处于混乱和疲乏的状态中。
向国民强烈鼓舞起对于未来的希望和信心的,主要就是德田同志。
他再一次为了重建党而倾注全力。
他当时的姿态,正如猛如狮子这句话所表达的一样。
日本共产党由战前的数百个、数千个党员,增强到战后的十余万个党员,并能在国民生活的所有领域内活动,他的功绩是很大的。
因此,他成为日本国民最亲切的、最爱戴的领袖。
正因为这样,他使反动力量感到恐怖和憎恨。
帝国主义分子策划了暗杀各国共产党领袖的阴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穆梭,就是牺牲者之一。
还有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及其他人也曾受伤。
德田同志也是暗杀计划中的对象之一,遭到了敌人走狗的投掷炸弹,负伤三十余处。
当时他丝毫没有胆怯的表示。
战后的日本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军队所占领,丧失了独立。
日本成为侵略亚洲的基地。
日本国民甚至连基本人权也遭蹂躏。
在这样情况下,只要回忆到解放前的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同志和朋友是能够完全理解日本国民的痛苦的。
很明显的,日本如果再像过去那样,为军国主义分子所统治,成为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向着侵略亚洲的道路前进的话,就将遭受和过去战争中不可比拟的巨大打击。
日本只有成为爱好和平的独立的民主国家,才能向着繁荣的道路前进。
德田同志把日本国民的这一愿望,作为日本共产党的愿望而不断坚持了斗争。
日本共产党丧失了伟大的领导者德田球一。
在今年07月第6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日本共产党宣誓从悲痛中站起来,继承他的遗业,巩固全党的团结,为了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的大业前进。
日本国民丧失了民族的领导者德田球一。
但是日本国民正在不屈不挠地开始为保卫他的事业,学习他的不屈的精神,和世界和平力量巩固地结合起来,从美国帝国主义的占领下解放日本,及为胜利地建设爱好和平的独立民主国家而努力。
德田球一同志,现在你的遗骨将离开对你有着无限友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祖国去。
祖国的工人阶级和所有的劳动人民,将循着你指示的道路前进。
日本共产党今天正将以坚如磐石般的巩固的统一和团结,来完成你遗下的伟大事业。
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归国后我将把大家的友情正确地转达给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国民,以完成我们的使命。
日本国民将永远不会忘记大家深厚的友情。

b1-我们伟大的祖国图片

我们伟大的祖国
为了满足工业建设和劳动人民的需要,重庆市正在改进城市的交通设施。
重庆市电车公司筹备处已开始在上清寺至小什字一段安装无轨电车线路工程。
这是架空工程队的工人在架线高车上安装触线夹板的情形。

b1-首都举行德田球一追悼大会德田球一遗骨由志贺义雄德田达接运回国

首都举行德田球一追悼大会
德田球一遗骨由志贺义雄德田达接运回国
新华社13日
13日上午,首都各界人民的代表五千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追悼大会,沉痛追悼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人民敬爱的领袖、中国人民亲密的朋友德田球一同志。
在追悼大会以后,德田球一同志的遗骨由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志贺义雄亲自捧持和德田球一同志的夫人德田达接运回国。
劳动人民文化宫今天沉浸在一片肃穆哀悼的空气中。
追悼大会主席台设在太庙大殿前面。
主席台正中,在德田球一同志的灵位前,香烟缭绕。
灵位背面,悬挂着他的巨幅遗像,遗像周围垂绕着黑纱飘带和松枝。
上面横列着黑底白字的巨幛,写着:
“德田球一同志永垂不朽”。
在布有棕榈和盆草的主席台上,摆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的花圈,摆着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董必武、彭真等同志送的花圈,还摆着志贺义雄、德田达以及在北京的日本人士所献的花圈。
在会场上还有各界人民敬献的数百个花圈。
一清早,人们就从机关、工厂、学校、街道来到这里。
他们怀着对德田球一同志的无限悲痛和悼念的心情走进会场。
参加追悼大会的,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国家领导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中共北京市委员会的负责人,北京市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和首都各界人民的代表。
朝鲜驻华大使崔一和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罗迈进也参加了追悼大会。
八时,主祭人刘少奇和陪祭人志贺义雄、德田达、陈云、董必武、彭真、邓小平、李济深、黄炎培、沈钧儒、郭沫若,以及龟田东伍、金子健太、中村翫右卫门和高桥胜之等一起走上主席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员会书记彭真宣布追悼大会开始。
这时,乐队奏起哀乐,人们向德田球一同志默哀致敬。
主祭人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德田球一同志灵位献花圈并在会上讲话。
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向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德田球一同志的夫人表示亲切的慰问。
刘少奇同志叙述了德田球一同志为了日本人民的独立和日本人民幸福的未来、为了世界和平和亚洲和平奋斗不懈的战斗的一生。
他说,德田球一的死,是日本人民的巨大损失,也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诚挚的可尊敬的朋友。
他深信,德田球一同志所遗留的事业,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的日本这个伟大事业,在日本共产党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新纲领与最近召开的第6次全国代表会议一致通过的决议案的指导下,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志贺义雄也在会上讲话。
他在谈到了德田球一同志的革命活动以后说,日本共产党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德田球一,日本共产党将从悲痛中站起来,继承他的遗业,巩固地团结起来,为了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的大业前进。
志贺义雄说,日本共产党今天正以坚如磐石般的巩固的统一和团结,来完成德田球一同志遗下的伟大事业。
志贺义雄最后再一次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他表示归国后将把中国人民的友情正确地转达给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国民。
日本国民将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深厚的友情。
乐队奏国际歌以后,开始起灵。
这位长眠了的日本人民的光荣的儿子的遗骨装入灵车,运往西郊机场。
在机场上举行了德田球一同志遗骨告别式。
刘少奇、陈云、彭真、邓小平、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等和各界人民以及朝鲜大使崔一、苏联临时代办罗迈进等五百多人,在哀乐声中向德田球一同志遗骨默默致哀和最后告别。
志贺义雄捧着遗骨盒和德田达一同走上飞机,站在舱口向送行的人们挥手道别。
十时,飞机在乐队奏国际歌以后起飞。
中共中央负责工作人员李初梨陪送志贺义雄和德田达前往广州。
(附图片)
首都各界人民追悼德田球一同志大会会场新华社记者 刘东鳌摄

b2-上海纺织工业试用多种新原料

上海纺织工业试用多种新原料
中国丝绸公司上海市公司最近从安徽省收购了五十公担蓖麻蚕茧,准备在上海试验纺织新的产品。
这种蓖麻蚕是从印度移殖过来的,不久前国营上海绢纺织厂已用蓖麻蚕丝试制成轻盈洁白的绢纺;
国营上海第3毛纺织厂也用它和羊毛混纺织成单面花呢和羽纱花呢,质地也很精美。
中国丝绸公司上海市公司的工作人员认为这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新的丝绸原料。
除安徽外,今年福建、河南、云南、贵州等省区都开始培育这种蓖麻蚕。
在上海用来试制和生产纺织品的新的纺织原料,还有好几种。
在我国许多地区生长的苎麻,现在正试用与棉花混纺。
国营上海第9棉纺织厂试用混纺的七千多匹麻纱和府绸已陆续加工成花色布在市场上出售。
09月份起,这个厂又继续试制麻棉混纺的卡其。
华东纺织管理局还准备试用苎麻与羊毛混纺。
西北野生的罗布麻经上海纺织工厂试验后,证明可以做高级纺织原料。
中国土产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正在上海加工一部分精炼过的罗布麻,准备出口。
在毛纺厂里,用人造毛与羊毛混纺制绒线和多种呢绒衣料,也已试验成功。
 (新华社)

b2-图片

上图:
西安农具研究所试制成一种新型的苏联式马拉耧草机,每天能耧草三百多亩,比人工耧草的工作效率提高六十倍。
这是工作人员正在检查耧草机的规格。
下图:
西安农具研究所试制成功的一种马拉喷雾器,使用方便,可以灵活调节喷头和行距,只用一人一畜就可操纵。
用它来杀虫,十个小时能喷洒一百五十亩田。
新华社记者 白媖摄

b2-山东组织农业参观团学习增产粮食的经验

山东组织农业参观团学习增产粮食的经验
山东省农业厅在09月01日又有一个一百一十人的参观团,赴各地参观学习增产粮食的经验。
这个参观团,首先要到即墨县张式瑞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参观。
该社有九百亩土地,可以当三千亩土地来使用,即二年能种七季。
种植的顺序大致是:
先种马铃薯,沟内套种玉米,马铃薯、玉米收了种白菜,白菜收了种麦子,1954年的常年产量每亩达一千二百多斤。
然后,参观团到昆仑县,除学习当地甘薯高额丰产的培植经验外,还详细参观农民对甘薯多样吃法的具体过程,这里的农民能用甘薯面作出饺子、面条、虚糕、饼子等二十多种很好吃的食品来。
最后还要去黄县、招远县学习玉米高额丰产和杂交的办法。
这次各地代表对上述参观的项目,都很感兴趣,纷纷表示要好好学习,将外地增产办法、经验带回去。
在此以前,山东省农业厅今年曾连续组织各地农业劳动模范、农业合作社长、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及各专县农业干部,以参观的形式,交流农业技术改革和增产粮食的经验,均获得很好的效果。
(本报驻济南记者)

b2-新疆生产部队开始秋收秋种

新疆生产部队开始秋收秋种
新疆农业生产部队正在全面进行秋收秋播。
今年部队秋季农作物的总收获面积有六十六万八千多亩(包括棉花、水稻、杂粮、油料、豆类等作物),占总播种面积百分之六十七点三。
在夏收结束后,战士们就装配机器修整工具,准备秋收。
目前除出动二十八台斯哈姆四十八型采棉机收摘棉花外,并采用了新近从苏联进口的玉米收割机十台试割玉米。
各地并开展了劳动竞赛,战士们表示要细打细收,多收粮食和棉花,支援祖国工业建设。
与此同时,部队正在播种四十余万亩冬麦。
这四十多万亩冬麦地,大部进行了播前伏耕和施基肥。
其中一部分今年新开垦的荒地,按照苏联先进经验进行了科学的规划。
全部种子是经过精选和药剂处理的优良品种。
根据新疆各地区气候的不同,09月初旬先后开始播种,出动各种类型的拖拉机一百五十余台。
大部地区在09月中旬可以播种完毕。

b2-杨宝江和他的采煤第3班

杨宝江和他的采煤第3班
舒陶
杨宝江是抚顺矿务局老虎台矿采煤六区三班的班长。
在他的领导下,采煤三班提前四十一天完成了今年上半年的生产任务,超额生产了一万五千五百六十一吨原煤,而且基本上作到了安全生产。
杨宝江善于抓住工作中的关键问题,总结经验或吸取教训。
今年01月,采煤三班没有完成生产任务,大家就产生了互相埋怨的情绪,工人说是技术人员的责任,后一班埋怨前一班不给准备条件,采煤工埋怨木工搭棚子不及时,木工埋怨放炮工和打眼工耽误了棚棚子。
当天晚上,杨宝江把这些话作了仔细的分析,第2天就召开了一个生产会议。
他首先检查了班里劳动组织和技术管理中的缺点,并引导大家仔细地计算了每天的工作时间,发现没有完成生产任务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准备工作做得不够,每天采煤工人下井后,要等一、二个小时才能开始生产,遇到掌子情况不好时,等的时间就更长。
于是大家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决定放炮、打眼、支柱、溜子等四个工种的工人提前一小时入井做好生产准备工作,进行了严密的分工,规定了上一班为下一班创造条件的具体办法,严格了交接班制度。
这样做了以后,实现了正规循环,保持了掌子的规格。
接着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创造了“留眼、留黄泥、留坑木”的先进经验和采煤工人入井十几分钟就出煤的新纪录。
杨宝江非常注意培养技术力量和推广先进经验。
过去,三班的工人每人只会一样技术,但全班工人的技术放在一起就是一套完整的采煤技术。
杨宝江为了把全班工人都逐渐培养成能掌握全套采煤本领的技术人材,就决定利用坑前会进行技术教育。
他又根据老工人有生产技术和经验,新工人有很高的生产热情的特点,动员了五十多名新老工人签订互学合同。
半年来,全班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工人都学会了采煤、支柱和放炮的本领。
杨宝江很重视推广先进经验。
今年,领导上调三班工人庞观祥去学习深打眼的技术。
回班后,就开始试验。
第1次由于角度没有找对,失败了。
有些工人就讲怪话说:
“瞎子点灯白费蜡。”
也有的说:
“技术员都搞不成,他还想露一手。”
庞观祥听了这些话有点灰心。
这时,杨宝江就召开生产会议,分析这次失败的原因,并批判了某些工人的错误认识,鼓励庞观祥继续试验,并亲自帮助,结果试验成功,创造了四十公尺掌子月产一万一千一百吨煤、日产五百八十吨煤的新纪录。
“对进步较慢的工人采取生硬的指责和用单纯的惩办方法是达不到应有的效果的”。
这是杨宝江经常说的一句话。
他经常对较落后的工人进行耐心的教育,并帮助解决阻碍他们进步的关键问题。
如木工冯占禄技术很好,就是不好好干活,每月除了旷工和请假,工作不到半个月。
调到三班工作后,杨宝江就注意对他加强教育,并到居民组去了解他的家庭情况,知道冯占禄好乱花钱,拿到工资后三天光,生活无法维持了就在家同老婆吵架。
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杨宝江就找冯占禄谈话,征求他对生产和领导上的意见。
老冯说:
“挣的钱不够吃,不想干了。”
杨宝江帮助他细算了一下家庭账,证明如果不是乱花,生活可以过得很好。
经过这样一算,冯占禄明白了家庭生活困难是由于自己乱花钱,感到很惭愧。
杨宝江知道老冯家里没粮食,就动员工人们在回收坑木的奖金中借给他十元。
老冯感动地说:
“杨班长作的太周到了,我今后在生产上一定好好干,才对得起他和大家。”
从此以后,老冯就开始积极生产了。
杨宝江经常依靠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解决生产中的困难。
今年上半年,三班的工作环境很不好,顶板断线,平均一公尺就有一个,如果支柱工作做得不好,很容易发生顶板坍下来的事故,因此,必须保证坑木的及时供应。
原来三班有四个工人运坑木,八小时只运七十根,总是供应不上,他们还经常叫苦,要求增加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杨宝江召开了党员、团员、宣传员和积极分子会进行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坑木供应不上不是人少,而是运行工人的工作态度不好。
于是党员刘殿仁、积极分子白连臣报名要求帮助运坑木,结果他们第1次在四小时内运了九十根,第2次又在五小时内运了一百一十根。
这些事实教育了运行工人,从此坑木就能保证供应了。
杨宝江和他的采煤班在生产上创造了全矿的最高纪录,领导上屡次表扬他们,现在他们已成为全矿工人学习的榜样。

b2-甘肃配合治黄进行造林规划

甘肃配合治黄进行造林规划
甘肃省为配合根治黄河工程,正进行造林调查设计工作。
省农林厅营林调查队在08月底完成兰州南北山的营林调查设计后,现已转赴祖厉河地区。
营林调查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收集的资料提出水土保持、造林的设计方案和施工方案。
05月08月底,调查队已在兰州南北山勘查了两万多公顷的地区,并研究了当地土壤性质、植物的分布和生长情况,以及地皮迳流、坡地冲刷、洪水含沙量等情况。
根据这些资料,调查队初步提出了轮廓性的水土保持措施和造林的意见。
不久,兰州南北山就要展开水土保持和绿化童山的工程。
目前调查队正在黄河支流祖厉河流域六千多公顷面积的巉口地区工作。
09月中旬这一地区的调查设计工作完成后,调查队又要转到泾河流域的西海固回族自治州地区。
 (新华社)

b2-福建沿海近两万农民报名参加开发山区经济哈尔滨市动员大批剩余劳动力去农村生产

福建沿海近两万农民报名参加开发山区经济
哈尔滨市动员大批剩余劳动力去农村生产
福建沿海地区农民响应政府号召,纷纷要求参加开发山区经济。
08月底止,据福清、惠安、闽侯、莆田等县统计,报名的志愿劳动者已近两万人。
其中福清、莆田、闽侯等三县首批志愿劳动者一千三百多人,已于08月份先后出发前往南平、建阳、浦城、水吉、尤溪等闽北山区。
各地第2批志愿劳动者一万多人也正在积极准备,本月内即可到达山区。
福建各地群众都以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精神,争先要求参加开发山区的光荣事业。
各地要求参加开发山区的志愿劳动者人数都大大超过了原订计划,有的甚至超过原订计划的两三倍。
福清县四区北宅等四个乡出现了四十七起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互相鼓励参加开发山区的生动事例。
东山县顶西乡不但小伙子们热烈响应政府号召,就是青年妇女们也都争先要求参加开发山区的工作。
年轻的女农业社员林雪英一连六次要求当地工作组批准她前往山区。
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张山仔也要求去山区,她说:
“我虽然年老,但可以帮助女青年志愿劳动者照顾小孩。”
(新前)
哈尔滨市各区街截至09月04日的统计,已有六千多户二万一千多人去黑龙江省内十九个县参加农业生产。
一千九百多户、三千四百多人回籍参加农业生产。
各县对移民工作都非常重视,为移民准备了粮食,安置房屋和土地等。
当地群众也帮助移民搬物品、送青菜、大酱等。
移民普遍反映“政府和当地群众对他们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今后一定努力生产”。
目前去各县的移民都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并且大部分移民均参加了麦收和打柴,老年和妇女也去拣麦子。
移民纷纷来信向其亲友报告去农村的情况和感谢政府对人民的关怀。
(庞志敏)

b2-黑龙江省推行以农业合作化为中心的全面规划的经验

黑龙江省推行以农业合作化为中心的全面规划的经验
中共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
农业合作化全面规划的工作,在黑龙江省自从去年秋前挂锄期间提出以后,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在逐渐地充实和逐渐地发展。
现在已由单项的农业合作化规划,进到了以农业合作化为中心的全面规划。
实行农业合作化全面规划的实质就是将以农业合作化为中心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在农村中做了统筹的安排和具体的布置。
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提高各级党和政府领导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主动性、全面性和计划性,把农业合作化和改革农业技术、把认真巩固现有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积极发展新社、把当前生产和长远建设、把发展农业为主同时注意畜牧、水产、林业等事业的发展密切结合起来,使农村各项经济工作得以全面有计划地配合发展。
规划之后,领导方面觉得对当地怎样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怎样进行建设,心里有数了。
村支部也改变了“上级布置点才干点”的被动局面,能主动地研究和想办法克服困难做好工作。
规划之后,也使广大农民群众有明确的努力目标,大大提高了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普遍感到“前途美满、心里亮堂”,互助合作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
积极进行改革技术、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畜牧。
有的社、组单独进行,有的社、组联合进行;
劳动力不足的积极发动妇女;
资金不足的大家自动集资;
不懂技术的主动去学。
不少合作社离家到几十里路以外的地方去开荒。
社员不怕吃苦,在冰冷的水里劳动,个个积极,表现出无比的社会主义劳动热情,使农业合作化运动真正成为在党的领导下的广大群众性的运动。
这项工作因为它能够起到这样大的作用,已引起本省各地重视和积极地推广。
现在把全省进行这项工作的经过和一些有关的问题介绍于下:
一、农业合作化规划
全面规划的方法是在什么样情况下提出来的?
在去年挂锄期间,黑龙江省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由试办阶段进入了大发展的高潮。
当时的情况是:
农村各种互助合作组织和各阶层群众,已程度不同地普遍动起来:
原有的合作社正在筹划酝酿扩大社员;
建社对象组正在筹划酝酿扩充对象;
不够建社条件的互助组也要求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农民群众有的张罗入新社,有的张罗入老社,当年不准备入社的也在积极酝酿插组。
总之,动的面很广,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运动。
但是由于不少县、区领导未能适应这个形势及时加强领导,致使部分村(行政单位,相当于乡)、屯(自然村)农民群众在自找对象中产生了“强找强,排挤贫困农民”、“争骨干、争社员,相互间不团结”、“骨干盲目集中”、“富农和资本主义思想较严重的富裕农民,趁机组织低级组或搞富农社”等不好的现象。
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在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形势下,光是从新社本身这个范围和角度出发考虑和贯彻党的政策和领导这个运动已经不够了。
必须从全村范围和全面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角度出发,既考虑到老社的扩大,也考虑到新社的建立;
既考虑到合作社的发展,也考虑到互助组的提高;
既考虑到今年,也考虑到明年以至后年。
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贯彻党的政策,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
那么用什么样的领导方法才能作到这一步呢?
中共黑龙江省委员会农村工作部协助双城县委总结了去年希勤村农业合作化规划的经验。
这个经验就是:
在支部领导下,以村为单位,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
事实证明:
这个办法是适应上述需要的最恰当的办法。
这个经验在希勤村总结出来之后,又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推广。
合作化规划的内容主要包括:
第1、通盘考虑订出本村合作化发展的大致指标:
如全村计划总共发展多少社,哪年发展多少,合作社规模多大,现有社扩大多少户,组织多少个互助组,哪几个互助组做为重点培养的建社对象,哪几个互助组做为扩社对象,等等。
第2、适当调整和配备骨干力量:
如哪些骨干领导老社,哪些骨干参加和领导建立新社,哪些骨干继续领导互助组,建社对象组应重点配备骨干力量,有哪些群众积极分子作为领导骨干的培养对象,等等。
第3、适当调整贫农和中农阶级力量的分布,避免“强找强,弱找弱,排挤贫困农民”的现象,对老弱残疾适当安排。
对地主富农必须适当安插,加强监督。
第4、具体帮助社、组定出一定时期的努力目标:
如老社如何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已经确定建立的新社如何筹划正式建成,互助组如何搞好生产为建社创造条件。
进行规划的一般工作程序是:
第1步协助村支部摸清本村现有社的基本状况,各阶层农民的思想动态,互助组基础和领导骨干情况,在此基础上初步制定本村合作化规划方案。
第2步训练和提高领导骨干。
训练的方法是将村支部的规划方案在领导骨干中进行充分讨论,在讨论中进行教育,打通思想提高认识,并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以社、组为单位组成领导核心;
然后通过骨干个别串连教育和组织群众。
第3步针对各阶层农民思想情况,广泛深入地进行思想教育。
教育内容主要包括:
合作社优越性,自愿互利政策,办社的目的和条件,阶级路线等。
第4步在提高群众觉悟的基础上,通过骨干个别串连,自愿联合,分别组成农业生产合作社或互助组。
第5步帮助各社、组制定奋斗目标和实施计划。
第6步组织互助合作网、建立社、组联系制度,以社带组,有计划、有对象地进行培养,同时发动自下而上“报名挂号”,积极为建社创造条件。
推行所收到的实际效果证明,进行农业合作化规划的重要作用在于:
第1、通过规划可以进一步摸清农村的底,具体全面地贯彻党的政策,把县、区领导机关计划同群众要求密切结合起来,使领导机关的计划,更加切合实际,有群众基础,使农民群众的要求能够得到正确的领导和有力支持。
这样就可以避免领导的盲目性和群众的自发性,既可克服领导上的保守思想和放任自流偏向,又可防止急躁冒进和强迫命令的偏向,正确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
如双城县1954年春计划发展四百个社,经挂锄期农业合作化规划,自愿“报名挂号”要求建社的超过了原来预定的数字很多。
县委根据这个情况,修改了原订计划,保证了合作化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
第2、通过规划实际上就把农业合作化大发展工作具体布置到基层领导和广大群众,使支部明确了如何领导,使老社明确了如何向前发展,使新社明确了如何进行建立,使互助组明确了提高的具体方向,大大发挥了村支部和广大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如去年有些地方实行规划以后,很多自愿报名要求建社的互助组,在支部的领导下,积极创造条件,自动到老社参观学习,自己动手酝酿筹备建社,这都是历年所没有的新气象。
第3、通过规划可以更全面地贯彻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
一方面避免排挤贫农和中农的现象,加强了贫农和中农的团结;
另一方面使自愿入社和暂时不愿入社的贫农得到了适当安排,有力地限制了富农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活动。
第4、可以从全面合作化利益着眼,适当配备骨干力量:
既可照顾老社的巩固和扩大,也可照顾新社的建立和发展;
既可照顾了合作社的发展,也可照顾互助组的巩固和提高;
既照顾了今年,也照顾了明年以至后年,从而就可以密切社同社、社同组的关系,有计划地全面地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
第5、进行了规划,就可以使发展合作社工作,得以常年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准备,成熟一批发展一批,边建立边巩固边培养,避免短时突击可能发生的种种毛病。
黑龙江全省自去年秋季开始推广全面规划的经验以来,推广的好坏情况极不平衡。
已经初步进行规划的四千多个村,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1类,坚持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正确地贯彻了党的政策,初步收到了实际效果,并正在继续贯彻。
这类是少数。
第2类,形式主义,只是简单地订个计划指标,向群众一宣布,实际问题并没有解决。
这类占多数。
第3类,强迫命令,违反自愿原则,把规划变成了行政命令编组、编社,甚至强迫群众签名保证执行,结果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生产和互助合作积极性。
有的反映:
“上了牛皮文书,没跑了。”
这些情况说明:
在黑龙江全省作好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尚须作极大的努力。
根据这个时期推广全面规划的经验和教训,作好农业合作化规划工作,必须注意掌握如下几个环节:
第1,就是要使进行工作的干部首先明确农业合作化运动大发展的形势和特点以及领导这个运动必须遵循什么方针,掌握哪些原则政策。
因为“领导同群众自愿结合,全面进行规划”的过程,实质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具体布置和领导合作化大发展的过程。
第2,必须绝对遵守认真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规划的过程,是一个艰苦的教育工作和细致的组织工作过程。
全面规划的方法就是领导同群众相结合引导群众前进的方法。
因此,在实际工作当中,要耐心教育,个别串连,从党内到党外,从骨干到群众,层层发动,自愿联合。
如果离开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规划不但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且会起相反的作用。
第3,必须紧紧依靠支部,并发挥农村中的各种组织力量和运用互助合作网。
二、以合作化为中心的生产规划
生产规划是在去冬今春合作社大量发展之后提出来的。
当时的情况是:
全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两万二千多个,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占全省总农户的百分之三十五以上。
合作社的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比重达百分之四十左右。
农村生产关系这个巨大变革,进一步解放了小农经济束缚下的农村生产力。
据调查,建社头一年合作社的劳动效率比互助组一般提高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耕畜运用效率比互助组提高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由于合作社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运用效率提高,就有可能抽出一部分生产力投向新的生产。
以上述比例计算,全省两万二千个合作社,如果办的好,将有十五万个劳动力、十万多匹耕畜和巨量资金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
这是一批巨大的生产力。
同时随着今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不断发展,生产力增加的趋势将越来越加明显和突出。
但由于领导未能适应这个新的情况加强领导,相应地充实新的生产内容,因而在合作社中较普遍地出现了劳动力轮班歇工、排挤老弱和妇女劳动力参加生产、相当数量的耕畜被排挤在社外、大批资金浪费等不正常现象。
社员们感到生产无出路,反映:
“人多活少,生产不解渴”。
在这种情况下贫农着急,中农对合作社能否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开始怀疑,少数富裕社员,不关心社内生产,搞“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在合作社自找出路的情况下,不断发生盲目生产和搞资本主义经营的现象。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了,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必须相应地改革农业技术,充实新的生产内容。
为了满足由于农业生产力巨大增长而提出的新的要求,采取过去小农经济的经营方法或试办合作社时期那些零碎措施已经不够了;
迫切需要通盘规划,有计划地改革农业技术,进行农业基本建设,扩大生产内容。
为了适应这种要求,中共黑龙江省委员会农村工作部在去年冬季协助中共双城县委员会,在实行合作化全面规划经验的基础上,总结了以合作化为中心的生产规划的经验;
在合作化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生产规划,使合作化和发展生产密切结合起来,相互推动。
生产规划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1、如何提高现有耕地面积产量。
包括如何推广新式农具、种植高产稳产作物、增施肥料、推广优良品种、改进耕作方法和防治自然灾害等措施。
第2、如何因地制宜地,增加生产内容,扩大生产范围,有计划地进行基本建设。
其中主要包括如何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兴修水利发展水田、发展畜牧、水产、林业等生产。
第3、根据生产规划的需要,进一步充实和修订发展农业合作化的计划。
进行规划的一般方法和步骤是:
第1步、找增产关键,挖资源潜力,摸清增产途径和资源情况;
第2步、进行经济区划,调整和合理利用资源,具体规划出哪些地区重点应抓住哪些增产环节,结合发展哪些生产;
哪些荒原、牧场、水利、林地、鱼池由哪个区、村、社、组开垦或建设。
第3步、具体制定出县、区、村、社、组当年和三、五年的生产建设计划。
需要全村共同进行的农业基本建设,就在支部领导下以社带组,团结个体农民共同进行。
需要几个社、组共同进行建设的,由社、组自愿联合进行。
属于社、组单独进行的生产和建设,由社、组分别计划进行。
第4步、订出保证实现计划的主要措施和当前的具体行动方案。
总的是采取自上而下逐级规划和自下而上发动群众结合的方法进行。
目前全省推广这项经验的情况是:
在全县范围内普遍推行生产规划的有双城、克山两个县,试行一个区的有二十五个县;
县已做出生产规划方案,只在一个村进行试点的有二十七个县;
根本未进行规划的有十二个县。
总的情况是:
全省已有六十多个区和一千一百二十多个村进行了生产规划工作。
凡是正确进行了生产规划,并且能够在日常工作中坚持组织贯彻的都收到了良好效果。
广泛地挖掘了农业生产潜力,丰富了农业生产建设内容,使合作化运动和改革农业技术扩大生产,在新的水平上密切结合起来。
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使农业合作化运动有了丰富的生产内容,有力地巩固和推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
克山县通过生产规划,找出了一万六千多垧(每垧十五市亩)可垦的荒地,发现了二百五十余处可以利用的水源,共可开发水田七千多垧。
今年克山县已开垦旱田六千多垧,水田四百多垧。
全县共有二百多个社组织了远耕队离开本村开荒。
和平社一个社今年就开垦了三百垧荒地。
拉林县七区二十二个社、八个互助组,今年集资六千元联合建设了两处抽水站,共开垦了二百三十七垧水田(明年还能开四百垧),共可收获一百四十二万二千斤水稻。
有五十六个合作社联合创办了一处示范牧畜场。
这个场的三匹“苏高雪”种马已配出了九十六匹洋马驹。
肇东县九区根据本区土质特点,在今年的生产规划中集中抓住了改良微堿性土壤,全区有四十多个合作社共改良了一千二百三十垧微堿性土地,克服了“死苗”和“锈苗”现象,估计每垧地至少可增产一石粮食。
双城县十一区经过生产规划,有七十八个合作社今年共推广了五十二套新式畜力农具。
共用新式农具播种一千三百二十六垧地;
推广合作三号麦种十五万斤,播种五百一十八垧;
开荒一百零七垧。
仅这三项合集起来即可增产三千七百七十四石粮食。
同时有三个村以社带组联合修建了三处养鱼池。
这些在当地农民看来,都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创举,大大提高了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
双城县吴家村老吴头说:
“我活了一辈子也没想到咱这村也能开水田、养鱼,毛主席指给这条合作化道路真好。”
已经入社的农民更加积极,一心朴实的搞好合作社。
动摇的现在已转向稳定,退了社的有些人已表示后悔,没有入社的农民看着都非常“眼热”,不少互助组都积极创造条件,要求今年秋后建社或加入老社,特别是社、组联合生产的对互助组的带头作用就更大。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
生产规划乃是合作化规划的进一步发展,是合作化规划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一方面,合作化规划,给进一步有计划地发展农业生产开辟了广阔的前途,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另一方面,生产规划又给合作化规划充实和丰富了生产建设内容,给实现合作化规划的目的提供了保证。
只有将这两个方面规划密切结合起来相互推动,才能更好地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农村生产力。
但就全省情况看来,生产规划搞得好的还是少数区、村,多数区、村形式主义比较严重,有的只简单根据本县中共县委员会规划的方案往下套,没有抓住本地增产的主要关键;
有的光是坐在屋子里做计划,没有充分发动群众;
有的规划得虽然较好,但未能认真组织贯彻执行,结果流于形式。
同时在规划工作中,还产生许多缺点和偏差:
如在处理农业同副业关系上偏重发展多种经营,忽视提高农田单位面积产量,有的竟将好地改种了果树;
在处理国家同合作社利益关系上,一方面有不顾国家利益单纯依靠国家贷款的偏向,另一方面,也有机械要求合作社执行国家计划的现象;
在处理社的集体利益和社员个人利益的关系上,有些事事强调集体,甚至要把小鸡小鸭也纳入合作社统一经营;
在处理生产和生活问题上有的合作社盲目扩大生活消费;
不少地方有盲目贪多贪大的现象,样样都搞抓不住主要的,群众反映合作社胃口太大了,想一口吞个日头,等等。
根据各地推行生产规划的经验和教训,搞好生产规划必须注意以下几个环节:
第1、生产规划必须采取自上而下逐级规划和自下而上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因为一方面只有首先从上而下地逐级规划,才能贯彻统盘筹划、照顾全局,启发下面的积极性,使下面进行规划时有所遵循;
另一方面只有充分发动农民群众,发挥群众的建设热情,依靠群众的经验和智慧,才能使生产规划顺利进行,把规划真正变为群众自觉建设的实际行动。
第2、生产规划必须以农业合作化为中心,紧紧依靠合作社,团结带动互助组和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并同整顿巩固推进当前农业合作化运动密切结合起来。
已经进行合作化规划的地方,应在合作化规划的基础上进行,没有进行合作化规划的地方,应同合作化规划结合起来进行,从提高生产着眼,可以更好地启发群众合作化的要求和积极性。
第3、生产规划并不是怎样规划都可以,而是必须体现党的领导农业生产的方针政策,使农业生产的发展符合于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沿着逐步实现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前进。
因此,必须注意掌握个人利益同合作社利益、集体利益同国家利益、目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的原则;
要贯彻以农业为主结合积极有计划地全面发展农村生产;
发展速度既要有积极精神,又要建筑在可靠的基础上;
生产投资主要应依靠群众的力量,贯彻增产节约精神,尽量做到投资小、收效大;
同时应积极稳步地扩大合作经济阵地,壮大社会主义积累,深入贯彻党在农村三位一体的阶级政策。
三、加强党的领导是实现农业合作化全面规划的关键
实现农业合作化全面规划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
为了使规划的工作切实实行,必须从如下几方面改进和加强党的领导。
第1、要求领导上必须改变无计划、推着干的工作作风和不重视执行计划,计划订完往兜一揣就算完事的游击习气,树立强烈的计划观念,按计划指导工作。
双城县十一区采取按季、按段抓计划的领导方法,根据全面规划的要求,结合每季每段的具体情况,抓住主要关键,订出具体实施计划,然后通过帮助村、社检查计划执行情况研究今后措施,具体将计划布置到村、屯、社、组,组织贯彻实现。
结果,既有力地指导了当前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生产运动,又通过搞好当前社、组生产保证了长远建设计划的实现。
第2、实现全面规划要求领导上必须改变一般号召,单纯地催活计、赶进度等一般化的工作作风,切实深入到合作社的生产过程中去,具体指导合作社的经济活动。
全面规划之后,合作社都有了丰富的生产建设内容,接着而来的问题是,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水平远落后于生产发展的需要。
如劳动效率不高,生产质量粗糙,窝工浪费现象严重,财务管理混乱,等等。
这些都充分反映了,由组转社以后直接管理生产的责任已由个体农民身上转到了合作社的管理机构,农民缺乏管理集体经济的经验,迫切需要党加强具体指导。
中共克山县委员会抓住合作社当前经济活动中这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深入研究了老社经营管理经验,并把它条理化、制度化,然后加以推广,有效地帮助了广大合作社改进经营管理工作,保证了各社生产计划的实现,推动了以合作化为中心生产规划的实施。
这种作法是好的。
第3、实现全面规划要求领导上对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必须改变孤立抓社放弃互助组的偏向,坚持贯彻以社带组的做法。
根据各地经验,较好的办法是:
在农业合作化规划的基础上,组织互助合作网,建立社、组联系制度,具体帮助解决互助组中的问题,注意吸收其参加合作社的一些有关会议,帮助互助组培养骨干,熟习合作社政策和办社知识等,尤其是应该帮助互助组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吸收其联合开荒,兴修水利扩大生产。
这是对社外农民一种最实际的教育。
第4、实现全面规划要求领导上必须改变单打一的工作作风,加强农村全面经济工作的领导。
全面规划的实施给农村其他经济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
推行新式畜力农具、兴修水利、开发水田、发展畜牧,要求有强的技术指导;
进行农业基本建设需要把分散在农民手中的余资集中起来;
所需用的一些新的生产资料要求供销合作社积极配合。
中共双城县委员会适应这个新的情况,注意了加强对其他经济工作的领导。
在技术指导方面,加强了对技术推广站的领导,在站内充实和提高了新式农具技术员,增设了水利和畜牧技术员,各区普遍建立了技术传授站,全县共给社训练了二千七百二十六名新式农具技术员,一千零八十五名饲养员和畜牧员。
在信用工作方面,除注意了合理贷款外,大力发展了信用合作事业,全县由去年三个社发展到三十三个社,存款余额达二十八万元。
在物资供应方面,发展生产所需要的新的或重要的生产资料,都指定了专门的供销社负责,订立合同保证供应。
个别领导强的地方还推行了“三角合同”。
这些都对支持与推动实现全面规划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第5、实现全面规划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思想同资本主义思想,先进思想同保守思想激烈斗争的过程。
因此加强党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工作,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是实现全面规划的政治动力和保证。
双城县吴家村所以能够克服层层困难,终于修建了水利,种上了吴家村有史以来就没有种过的水田,支部的坚强堡垒作用:
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不断教育鼓励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团结和发挥农民群众的智慧与创造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新华社)

b3-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1955年第35期内容介绍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1955年第35期内容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1955年第35期中文版已经出版。
这一期以“巩固远东和全世界的和平”为题发表社论,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十周年。
社论指出,十年前,由于苏联、中国及其同盟国家的人民的共同努力,才取得了击败军国主义日本侵略势力的历史性胜利。
战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待日本的态度清楚地表现了它们的和平外交政策,它们在促使对日关系的正常化方面已做了很多的工作。
但是,占领制度破坏了日本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使日本人民的各种才能不能发挥出来。
日本的民主爱国人士目前正在进行坚决斗争,要求废除占领制度,保证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的日本,并同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国家建立经济和文化关系。
这一期刊载的重要文章有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拉帕茨基的“为了和平,为了波兰和南斯拉夫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胡耀邦的“青年团——中国共产党最亲密的助手”等。
拉帕茨基的文章指出,南斯拉夫同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化受到波兰人民的热烈欢迎。
波兰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都认识到南斯拉夫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间的新关系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认为苏南两国政府宣言符合波兰人民的切身利益和衷心愿望。
我们希望,作为这个宣言的基础的各项原则也成为波兰和南斯拉夫合作和接近的基础。
(新华社)

b3-在工矿企业中注意克服麻痹思想

在工矿企业中注意克服麻痹思想
庞季云
社会主义革命是要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我们的工业建设,正是我们消灭剥削制度和消灭剥削阶级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因此,我们在工业建设上的每一个新的成就,都是我们在阶级斗争中取得的新胜利。
我们每一个新建成的工厂,都是我们向社会主义目标前进的道路上所占领的重要堡垒,我们每完成一个年度、季度的计划,每试制成功一种新产品,每一种发明创造的成功,都是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都是对阶级敌人的严重打击。
既然如此,敌人当然懂得,要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一定要集中力量破坏我们的工业建设,把我们的工厂、矿山、交通运输和基本建设部门,当作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主要目标。
湖南湘纱一厂反革命分子李应池就曾经这样说:
“我在中国放一把火,就可以增加美国一分力量。”
这个反革命分子果然在1954年04月29日晚上放了一把火,企图烧毁新运到的十九台自动织布机,幸而及时扑救,没有造成灾害。
反革命分子的阶级斗争观念是这样的强烈鲜明,他们是把对我们的工业建设的破坏,看成是增强敌人的力量的。
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迫切需要生产大量的新产品;
钻在企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就采取各种恶毒的手段,故意延缓新产品的生产。
厂矿企业中的职工群众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我们的机器设备;
反革命分子却大量地制造事故,破坏我们的机器设备。
没有正确的勘察资料,就不可能进行正确的设计,没有正确的设计,就不可能施工;
反革命分子为了阻碍我们新厂矿的建成,就故意把错误的勘察资料提供给设计部门,故意在设计中弄出差错,或者在施工中制造质量事故,使我们的新建厂矿百年受害,……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在我们的工矿企业中正在激烈地进行着阶级斗争。
但是,有许多工矿企业的领导工作人员却没有把他们所领导的工业战线看做当前阶级斗争的主要战线。
他们十分缺乏阶级斗争的观点,以为拿枪的敌人已被打倒,天下就已经太平;
看到国营厂矿中没有敌对的阶级,就以为国营企业中没有阶级斗争,根本感觉不到隐蔽的敌人对于我们的工业建设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尽管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放肆地进行破坏活动,他们却以为一切都不成问题了,现在的问题只是埋头进行生产,认为“生产就是政治”。
因此,在不少企业领导工作人员中就滋长了一种只顾业务不问政治的危险倾向。
在他们看来,一切政治工作、保卫工作都是微不足道的可有可无的事情,甚至认为进行这些工作是给他们添麻烦。
应该认识到,我们所进行的生产确实是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
正因为如此,敌人就不会让我们安安静静地进行生产。
我们进行政治工作和保卫工作,不但是要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以便顺利地完成国家计划,而且要提高大家的政治警惕性,动员大家时刻防止暗藏的敌人破坏我们的生产建设,使我们能够安全地完成生产建设任务。
现在如果不为这些工作稍稍“麻烦”一下,说不定那一天,敌人就会来个大大的“麻烦”,我们千百个工人群众的辛苦的劳动成果,一下就会毁于敌人之手。
有些人认为业务已经够忙了,顾不上再搞政治。
今天工矿企业的业务的确是很烦重,而且有些企业的领导工作人员对业务还是很生疏的,他们钻研业务完全是应当的。
在近代企业中,对于自己所领导的业务含含糊糊,说不出个究竟来,就很难进行领导。
但是钻研业务,不应排斥过问政治。
有些人忘记了是什么人在进行业务工作?
是进行什么业务?
我们是共产党员或革命者在进行业务工作,我们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业务。
因此,我们进行业务,不能不问政治。
不问政治,就不能搞好业务——首先,反革命分子就不让我们这样做。
为了搞好业务,就必须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警惕性,切实地加强企业中的政治工作和保卫工作。
在目前,就应该放手发动群众,彻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关心政治,关心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不仅是工矿企业领导工作人员的事,也是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和工人群众的事。
特别是技术人员,他们不仅应该同工人群众在一起努力搞好生产,而且应该积极地参加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但是,在技术人员中,埋头业务不问政治的倾向是更为严重更为普遍的。
加上有些人历史上有些问题,或者是思想作风上有些缺点,因而顾虑较多,不能积极地勇敢地挺身出来,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
企业的领导工作人员应该特别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思想发动,因为反革命分子常常是利用技术来掩盖他们的破坏活动的,如果没有技术人员参加,我们的斗争就会遇到困难。
我们要相信绝大多数的技术人员和各级行政管理人员都是好的,有些人虽然历史上有些问题,只要他们已经坦白交代,愿意为人民服务,党和人民就会相信他们;
至于有些人思想作风有毛病,那是人民内部的事情,丝毫也不妨碍他们参加斗争。
少数工矿企业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缺乏阶级斗争的观念和有太平麻痹的情绪,因而对于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所造成的重大事故也不加警惕。
他们对于工厂发生的重大的可疑的事故,很少从政治上加以考虑,不想一想会不会有坏分子进行破坏,一概当做一般的生产事故去处理。
工矿企业领导工作人员的这种非政治的太平麻痹思想,正是便于反革命分子在生产事故的掩盖下进行破坏活动。
有的坏分子在工厂一连几次造成重大事故,有公开的“事故大王”的称号,这种人也能得到我们一些工厂领导工作人员的容忍。
例如反革命分子傅斌混入湖南东安松脂加工厂,自1953年以来先后制造破坏事故七起,并且在1954年11月04日有意纵火一次,因为及时扑灭了,就没有引起领导人注意处理,以致这个反革命分子在11月07日第2次纵火,全厂付之一炬。
这些人竟然麻痹到了这种程度,难道七次制造破坏事故,一次纵火还不能引起他们的警惕,非等把整个工厂烧了,非要火烧到他们自己的头上才能引起他们的警惕!
在一个新建工厂的工地上,反革命分子文立冬(技术员)第1次制造破坏锅炉基础的事故后,假装“痛心地”写了几次“检讨”书,说是“没有经验”,领导人员也就信了。
保卫部门提出意见,一位副经理还说:
“我们头一次修建这样复杂的工程,没有经验,就是工程师也难免发生问题呀!”
就这样,在我们这位副经理的太平麻痹思想的纵容下,反革命分子文立冬得以一再地继续制造破坏的事故。
在这次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必须注意清查事故。
不仅对于没有处理的事故要加以清查,就是对于已经处理的比较重大而可疑的事故,也应在提高警惕性的情况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重新加以分析和处理。
清查事故不仅可以清查出反革命分子来,而且还可以从这里取得经验教训,用这些具体生动的事例来对大家进行提高警惕性的教育。
目前工矿企业的人事制度、保密制度和保卫工作方面的漏洞很多,给反革命分子大开方便之门。
许多工矿企业的人事制度不严,对工作人员不加严格审查,敌人钻了这种空子,得以混入工矿企业中来。
有些企业接受了敌伪时代留下来的乱摊子,对于原有人员不加清理,使好的和坏的混杂在一起,不便分辨。
以后生产发展,又到处招聘生产技术人员,有些反革命分子就冒充技术人员,乘机钻了进来。
还有私人介绍,也给了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机。
不少工矿企业的领导者不注意做了解人的工作,忘记了他们不仅是生产过程的指挥者,而且也是他们所属人员的统帅和教育者。
他们同工作人员只有业务工作上的接触,从来不关心这些人的思想动态,放弃了对这些人进行教育的责任。
他们对于所属人员不打听一下每个人的来历,不摸摸各个人的底,就轻易地相信了人。
他们用人只注意所谓的才能和技术标准,而不注意政治品质,认为在企业中工作只要有技术就行,政治品质是不需要考虑的。
有的工矿企业的领导者甚至明明知道某人是反革命分子也要用,理由是他懂技术,怕离开他影响生产。
这是一种“饮鸩止渴”、“养痈贻患”的自杀做法。
反革命分子“懂”技术,是不会为我们服务的,他只能利用技术对我们进行破坏。
在许多工矿企业里,对机密保护得很不好。
他们不注意审查掌管机密和要害部门的人员,图纸和其他机密资料的保管和借阅制度不严格,忽视对全体职工进行保密的教育。
因此,泄漏机密和丢失图纸的现象很普遍,据吉林省四个重点工程单位检查,去年一年中就遗失绝密图纸、资料七十五份。
而企业中的领导工作人员对这些现象却不以为意。
有些工矿企业的负责工作人员本身就好吹牛,爱小广播,以致随便把国家的重要机密宣扬出去。
工矿企业中的领导工作人员应该认真地改变这种情况,严格机密资料图纸的保管制度,并经常注意对全体职工进行保密教育。
工矿企业的保卫工作不健全,就不能形成打击敌人的重要力量。
少数工厂行政领导人甚至党组织都认为保卫工作只是特殊部门的工作而不加以指导,党委也不定期研究保卫部门的工作。
因此,保卫工作在工矿企业中经常处于无人过问、只是少数人进行而得不到广大群众配合的情况。
甚至有的认为保卫工作在工矿企业中并不重要,可以取消。
他们说:
“反革命已经镇压过了,工厂没有反革命分子了,即使剩下个别的反革命分子,就交给党、团去搞吧,保卫人员也应该去搞技术。”
可以看出,有些人是多么缺乏敌情观念。
我们的保卫工作是对准反革命分子心房的一把锋利的宝剑,当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的时候,我们怎能放下这个重要的武器呢?
工矿企业的领导工作人员有太平麻痹思想,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实际上就是纵容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各级党组织应该不断地以提高革命警惕性的精神来教育工矿企业的领导工作人员,反对他们由于只看见经济工作的成绩或者是只顾业务而产生的太平麻痹思想,坚决肃清工矿企业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保证我们安全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b3-我国代表团在国外的活动

我国代表团在国外的活动
中国艺术团在洛桑演出
中国艺术团09月10日在瑞士的洛桑开始了为期七天的旅行演出。
在这里,它受到了同在其他城市同样热烈的欢迎。
出席开幕演出的有瑞士和平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获得者邦纳教授,瑞士联邦法院院长罗·佩蒂默麦,居桑将军,洛桑州政府主席埃·雅克以及联邦议会议员,洛桑大学校长和各界人士一千七百多人。
出席观剧的还有洛桑文化艺术界人士及卓别麟夫妇。
我艺术团在河内演出受到欢迎
09月04日11日之间,中国艺术团连续为河内市各界人民演出了四场,观众共五万多人。
中国艺术团每一场演出,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街头巷尾都在评论着中国艺术团的演出。
当中国艺术团在还剑湖畔的芝玲公园广场演出时,不仅广场上挤满了人,而且广场两旁两条大街上都是人山人海。
河内各报如“人民报”、“劳动报”、“文艺报”、“河内日报”等,连日都登载了介绍中国艺术和有关中国艺术团演出的文章和消息。
各报都认为,中国艺术团的访问演出,对加强中越友谊和加强中越文化交流有重大作用。
报纸认为中国的歌舞丰富多采,具有优美的民族风格和东方色彩,而且多方面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幸福的战斗的生活。
(新华社)
中国越剧团离新西伯利亚返国
中国越剧团09月12日离开新西伯利亚乘火车返国。
到火车站欢送的有新西伯利亚工厂、学校的代表和艺术界人士。
在火车站上举行了欢送会。
新西伯利亚州文化局局长尼古拉耶夫代表新西伯利亚劳动人民和社会团体对中国演员们表示感谢并祝他们一路平安。
中国越剧团是09月08日到达新西伯利亚的。
09日起在歌舞剧院演出,场场满座,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新华社)
应邀到苏联各地访问的中国越剧团已经在08日到达新西伯利亚。
到火车站欢迎的有当地劳动人民代表和各社会团体负责人。
新西伯利亚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谢夫宁和中国越剧团团长许广平在车站上相互致词。
09月09日,中国越剧团在新西伯利亚的歌舞剧院演出“西厢记”。
 (新华社)
我学生代表团访问雅加达等城市
应邀参加印度尼西亚独立日庆祝典礼的中国学生代表团在过去三个星期中访问了雅加达、茂物、日惹、梭罗、玛琅和泗水等城市。
09月09日,代表团从泗水回到了雅加达。
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各城市受到印度尼西亚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在梭罗,有六百个印度尼西亚学生走到郊外去迎接代表团。
梭罗学生还举行了欢迎集会。
在泗水,八百个印度尼西亚大学生集会欢迎代表团。
代表团团长钱大卫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学生幸福生活的报告。
钱大卫还回答了有关中国学生的生活和中国教育制度的问题,听众对他的报告表示很大的兴趣。
信奉伊斯兰教的印度尼西亚学生和中国伊斯兰教学生安继武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他们在知道中国政府特别为伊斯兰教学生成立学校以后表示很高兴。
在其他城市也举行了同样的集会。
(新华社)
我林业部林业参观团到莫斯科
应苏联农业部的邀请到苏联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林业参观团,07日在林业部副部长雍文涛的率领下到达莫斯科。
参观团在苏联逗留期间,将参观苏联农业展览会,莫斯科附近的苗圃和林场以及林业科学研究机关,以后,参观团将分成两批到苏联各地参观。
他们将考察列宁格勒州、克拉斯诺达边疆区和格鲁吉亚共和国的植林情况,参观乌克兰的林场和国禁区。
 (新华社)
中国青年代表团前往丹麦访问
中国青年代表团结束了在冰岛的访问后,应丹麦青年联合委员会的邀请前往丹麦访问。
代表团在07日乘飞机到达哥本哈根。
代表团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和北部大城阿库雷里访问期间,曾和各界人士和青年会见,并且举行了三次联欢性的表演,得到冰岛人民和青年的好评。
在离开冰岛的前夕,雷克雅未克市市长接见了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鲁钊。
 (新华社)
我伊斯兰教朝觐团访巴基斯坦
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努尔·穆罕默德·达浦生率领的中国伊斯兰教朝觐团在麦加朝圣和访问埃及以后,从08月25日09月07日在巴基斯坦进行了两星期访问。
巴基斯坦总理乔德里·穆罕默德·阿里在09月05日接见了达浦生。
在这以前,巴基斯坦总理曾经打电报祝贺中国伊斯兰教朝觐团顺利归来,并且表示“希望加强巴基斯坦和伟大的中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
朝觐团同巴基斯坦宗教界著名人士进行了广泛的友好接触。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韩念龙曾经举行宴会,介绍朝觐团同巴基斯坦宗教界人士见面。
朝觐团曾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教学者协会”主席巴达荣尼、东巴基斯坦“伊斯兰组织”主席阿塔尔·阿里等人。
他们还出席了前巴基斯坦制宪议会议长塔米祖丁汗和阿·卡德里毛拉为他们举行的茶会。
巴基斯坦宗教界著名人士多人在会上致词,表示希望中巴两国穆斯林和两国人民的友好接触不断增加,中巴两国更加友好。
中国伊斯兰教朝觐团也表示了同样的愿望。
朝觐团在访问期间代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向巴基斯坦水灾救济基金委员会捐款一万卢比。
中国伊斯兰教朝觐团在09月07日离开巴基斯坦前往印度,目前正在印度访问。
 (新华社)

b3-新中国工人体育运动大检阅为全国第1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作

新中国工人体育运动大检阅
——为全国第1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
全国第1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即将开幕了。
这次运动大会,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工人体育运动的第1次大检阅,它标志着我国体育运动发展的新阶段。
参加这次运动大会的两千多名运动员,是经过各产业系统从基层单位、甚至从车间,自下而上的各级运动会中选拔出来的。
共有一百多万职工分别参加了各种类型的运动会,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竞赛热潮。
在这些选拔竞赛之前,许多产业系统相继建立了自己的体育协会或体育协会筹备会,他们不仅是这一系列的选拔竞赛和这次运动大会的直接组织者,而且这些体育组织的建立,将推动今后的工人体育运动更广泛、更有组织地发展。
体育运动在工人群众中得到这样规模浩大的发展和无限广阔的前途,是同新中国的建立、工人阶级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以及党和国家对劳动人民的关怀所分不开的。
工人运动员日渐出现在新中国优秀运动家的行列中,并已经发展成为一支雄壮的队伍,特别是其中许多体育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同时也是生产中的先进人物。
只有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一起掌握了政权,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以后,这种情况才能实现。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旧中国,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一切都是难以想像的。
在资本主义世界,尤其在帝国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情况下,工人阶级最低限度的生活条件都被剥夺了,连空气和阳光都成为劳动人民的奢侈品,在工人群众中开展体育运动就更谈不上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向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看作是一项有关劳动人民切身利益的事业。
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当中,不仅需要工人阶级有高度的阶级觉悟,而且需要有强壮的身体,所以党中央在1954年01月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指示中提出:
“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体育运动是保证完成国家第1个五年计划的重要因素和向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规定了我国体育运动的任务:
为生产和国防服务。
采取了“结合实际情况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并逐步地使之普及和经常化”的方针,并且要求首先在厂矿、学校、部队和机关中切实地开展起来。
在各个产业系统逐步地建立体育协会,使厂矿、企业中的体育活动有领导地有组织地进行,就是贯彻这个方针的重要措施之一。
这是向苏联学习的一条重要经验,希望各产业工会切实领导本系统的体育协会,创造出自己的经验来。
在体育协会建立之后,在工人体育运动开展的基础上,就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在厂矿企业中推行“准备劳动与卫国”的体育制度。
现在,我们已经在中等以上学校和人民解放军部队中开始推行了这种制度,效果很好,很受欢迎。
这种制度在厂矿企业推行以后,领导“劳卫制”工作,就成了体育协会的一项经常的任务了。
当然,还应当根据不同产业的不同特点和不同对象的不同爱好,开展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
为了适应工人体育运动广泛开展的需要,各级工会组织和体育协会面临着一项迫切的任务,即大量地培养干部。
不仅要培养领导干部,尤其要培养技术指导和教练人员,否则,群众的积极性就很难巩固,运动技术也无法提高。
培养干部的办法,主要是短期的或业余的训练。
各级体委和青年团的组织,都应当积极地协助这一工作;
各单位行政领导和党组织对于这一工作,尤其要加以监督和大力支持。
工人体育运动的开展,为壮大我国运动员队伍提供了可靠的源泉,各单位都要充分地重视扶持新生力量的成长,注意发现和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优秀运动员和优秀运动队。
只有新的力量生长起来,改造旧的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才会更有成效,才能打破保守主义,创造新的纪录。
对新生的优秀运动员和运动队,除了有计划地加强指导和训练之外,要多举行比赛,多参加国际竞赛,以丰富自己的经验,提高运动技术,并且吸引更多的人参加体育运动。
坚决地无条件地加强党的领导,对保证体育运动健康地发展有着决定的意义。
几年来的经验证明,由于体育队伍中党的领导薄弱,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人员也很复杂,大大限制了、并且严重损害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如果再不注意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再不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再不克服锦标主义、保守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再不把体育队伍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我国的体育运动就不可能更好地前进。
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向苏联和各兄弟国家学习,发展体育事业,以增强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体质,为胜利地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b3-欢迎越南人民歌舞团

欢迎越南人民歌舞团
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 安波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曾经欢迎、接待过来自民主越南的工人、青年和妇女的代表们,今天我们又有机会来欢迎、接待来自这个英雄邻邦的歌舞团。
我们感到兴奋和喜悦!
越南人民有长期的革命斗争的传统,也有悠久的文化艺术传统。
越南至今还保存有六、七世纪的精美的寺院建筑和雕刻的遗物,而到了十三、四世纪,越南各种艺术已达到高度的水平。
越南的古典艺术遗产是很丰富的。
近百年来,越南虽遭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蹂躏,但越南人民的艺术传统仍然延绵不绝,始终同殖民文化相对抗。
越南民间仍拥有十分丰富的民歌和民间音乐,它的曲调优美、委婉和富于变化,充分表现了越南人民的创作才能。
越南的民间舞蹈遗产,也是很丰富的。
据越南艺术家们的调查,现已发现的,有鼓舞、火舞、灯舞、旗舞、竹竿舞、帽舞、扇舞、巾舞、花舞、伞舞等各种形式,而从这些民间舞蹈中,更清楚地可以看出中越两国人民在艺术上的相互影响。
现在,我们感到非常愉快,我们可以从这次越南人民歌舞团的演出中,欣赏到越南人民的优秀艺术了。
越南人民的艺术在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不断地发展着,提高着。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艺术家们一直是同人民相结合的,一直是为人民服务的。
不管环境多么艰苦,他们从未停止过艺术的创造。
他们创作了各种戏剧、诗、歌曲,表现了越南人民热爱祖国、热爱自由的意志,表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歌颂了越南人民敬爱的领袖胡志明主席。
他们走遍了越南的国土,他们常常和越南人民军战士们在一起,甚至同人民军并肩战斗。
河内解放后不久,民主政府即举办了一次全国性的会演,使越南人民的艺术得到了一次集中的表现,给予人民极大的鼓舞。
人民说:
“胡主席不但领导抗战是胜利的,领导文化也是胜利的!”
越南和中国自古就是唇齿相依的邻邦。
远在纪元前二世纪,中、越两国的文化即开始交流。
在近三、四十年中,中、越两国革命文化的相互关系更加密切。
譬如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艺术家们很早就学习过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十分重视我们在执行这一伟大文艺方针时所积累的工作经验;
同样地,我们也十分珍视越南的艺术家们在胡主席的号召和领导下所获得的一切宝贵成果。
增强两国的文化交流,这是两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这次越南人民歌舞团来我国访问演出以及我国歌舞团的赴越演出,标志着中、越两国文化更大规模地交流的开端。
毫无疑问,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歌舞团将受到我国广大观众和艺术工作者们的热烈欢迎!
(附图片)
越南人民歌舞团演出的竹丛联欢舞

b3-积极开展工人体育运动图片

积极开展工人体育运动
中国电业职工首届体育运动大会自行车五千公尺比赛,邓广德获得了第1名。
这是邓广德在比赛的中途。
 工人日报 郑铁林摄
北京某工厂女工在练习垫上运动。
爱好体育锻炼的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王崇伦在加紧练习跳栏,准备参加将在10月份举行的全国第1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
中国轻工业工人球类、田径选拔赛中的上海队对广东队的篮球比赛。

b3-苏联消息报等评我国杂技团的演出

苏联“消息报”等评我国杂技团的演出
莫斯科人对正在莫斯科访问的中国杂技团的演出,感到很大的兴趣。
10日“消息报”和“劳动报”都发表了评论中国杂技团演出的文章,一致认为中国杂技团的表演,是莫斯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并且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国艺术进步的明证。
在“消息报”上刊载的蒙索涅写的评论文章说,中国的杂技表演已经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博得观众称羡的惊人的敏捷,熟练而完美的动作是经过许多年代苦练的结果。
文章中特别称赞王文杰、董凤武等精彩的“盘子”表演,周志成的高度技巧的口技表演,佫树旺和他的伙伴周金荣的惊人的坛子表演,以及其他许多演员的精彩动人的表演。
文章中着重指出,优雅和高尚是中国杂技演员们的特点。
甚至最复杂和最困难的表演也都显示了高度的艺术成就,显示了年轻和欢乐的气质。
苏联著名杂技演员、俄罗斯联邦的功勋艺术家基奥在“劳动报”上写的文章说,中国杂技演员的表演是惊心动魄的。
基奥在盛赞中国杂技演员们的技巧时,特别着重指出,中国的杂技是吸收真正的民间杂技艺术而成的,它没有抄袭或重复外国的杂技。
基奥还谈到了中国杂技团第1次在苏联演出以来的进步。
他说,苏联的观众是非常高兴地看到这种进步的。

b4-东京华侨总会支持祖国外交部发言人08月16日声明的声明书

东京华侨总会支持祖国外交部发言人08月16日声明的声明书
新华社讯
东京华侨总会09月01日发表声明书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08月16日的声明。
东京华侨总会的声明书全文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于1955年08月16日就日本外务省1955年07月15日照会和同年07月16日公报,发表了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此声明中说:
“现在日本政府竟提出所谓‘撤侨问题再没有进展’的指责,这是毫无根据的。
相反的,中国在日本有数万侨民,他们的正当权益并未得到应有的照顾。
他们同祖国和家庭的联系还受着阻挠,他们更没有回国的便利。
可见在中日两国侨民问题上,应该谈判解决的并不是日本侨民问题,倒是中国侨民问题。”
该声明又说:
“更重要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略中国的战争期间,曾经使千万以上的中国人民遭受屠杀,数百万万美元的中国公私财产遭受损失,并曾经将成千成万的中国人掳到日本去,加以奴役和杀害。
日本政府应该了解,中国人民对于他们遭受的巨大损失,有权要求赔偿。
现在日本政府不仅对于这些情况没有做过任何交代,而且无中生有地要求中国交代所谓四万人的问题,这不能不令人怀疑日本政府提出这个问题的动机。”
东京华侨总会证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上述声明中关于在日华侨问题和在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期间数万中国人被掳到日本遭受奴役和杀害的问题所作的指责是完全正确的,并发表声明如下。
二、关于在日华侨问题
甲、从1949年10月0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到1952年期间,在日华侨返回自己的光荣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与自由完全被剥夺了。
直到1953年01月以后,在日华侨才能够排除重重障碍返回祖国。
1952年12月01日新华通讯社发表了关于在华日侨的消息以后,东京华侨总会的代表在1953年01月08日10日口头向日本外务省提出,要求给予希望回国的在日华侨以搭乘航行于中日两国港口间的日本船只的便利,以便送回希望归国的在日华侨。
又在同年01月12日以书面要求日本红十字会,请该会向日本政府提出同样内容的要求。
直到1953年06月06日,日本政府才不得不同意在日华侨搭乘上述前往中国的船只,而在此以前,已有十二艘次的日本船只航行中国,并有一万四千五百五十名在华日侨回国。
此后,到1955年03月为止,希望回国的在日华侨得到这种便利而搭乘的船只仅有六艘次。
到今天为止在日华侨曾多次利用商船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便利。
在日华侨和祖国的自由往来迄今仍受到阻挠,他们和家庭的联系也遭到阻碍。
甚至在日华侨为殡葬亲属而要求回乡也未被允许。
但在另一方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本国会、学术界、文化界、工人、青年、妇女及其他代表到今天为止已达五百名。
在日华侨爱护自己的祖国,选择并支持自己的政府是他们固有的权利,但日本政府官吏们竟对此视同罪行而横加干涉的事件是不胜枚举的。
到今天为止,中国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几次访问了日本。
而蒋介石驻日机关竟反复恫吓欢迎这些代表的在日华侨说,如果有人去欢迎,将由日本政府取消其居留资格,并强制离开日本。
日本政府明知这一事实却默不作声,从而支持了利用日本政府的蒋介石集团进行破坏工作。
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之间没有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现已成为在日华侨的很大痛苦。
在日华侨根据日本法律习惯办理婚姻、继承以及其他关于身份上的各种法律手续,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拒绝。
位于东京文京区小石川町一丁目一番地的土地和该地的建筑物——中华学友会馆(前“满洲会馆”)系中国的财产,现应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是不仅没有这样作,而且在该会馆内的中国人居住权正遭受着严重威胁。
借口捏造的罪行嫌疑和虚构人物的犯罪嫌疑,屡次发生日本政府官吏侵犯在日华侨住宅的事件,以及搜查和逮捕等蹂躏基本人权的事件。
1951年02月01日对东京都昭岛市筑地三十二番地悦来庄所进行的搜查,以及对上述中华学友会馆的搜查是典型性的事件,而且都是在数百名武装警察包围之下进行的。
1953年11月15日,在日华侨张振桃在櫔木县石冈町大字石冈九百二十番地为自称名字叫洼田实的人所杀害。
虽然日本警察当局详细了解被害人的身份,但却以身份不明的口实而不了了之。
1952年08月01日,在横滨中华学校(横滨市中区山下町一百四十二番地)发生了日本武装警察用武力勒令该校教职员和学生撤出该校校址的事件。
日本政府对于这些非法行为必须承担理应承担的责任。
在日华侨被迫担负着远多于日本人的义务,但却没有享受保护生活、借贷生产资金、借贷住宅资金等等的各种权利。
上述无所辩驳的事实明显地说明了在日华侨的处境。
三、关于数万中国人在战争期间被掳到日本遭受奴役和杀害的问题
甲、根据东京华侨总会掌握的日本外务省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03月01日发布的“华人劳务者就劳事情调查报告书”事,被掳到日本受奴役的中国人包括作战人员在内达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五名,被杀害者达六千八百三十名。
日本政府对这一问题没有作过任何解释,已是无可掩饰的事实,然而现竟声称没有掌握任何资料。
乙、不仅如此,日本政府一直在阻挠日本国民和在日华侨基于中日之间和平友好的热烈愿望和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而进行的对被害者遗骨的调查、收集的努力。
自从1953年02月23日,日本红十字会、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等三团体的代表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对中国红十字会提议送还这些殉难者的骨灰以来,由于日本政府没有诚意,不接受人道主义原则,而遭拖延了五个月的时间。
直到1953年07月才由日本红十字会船只“黑潮丸”送还骨灰。
丙、其后截至1954年11月为止,共送还骨灰四次,但从未看到日本政府抱有诚意的态度。
截至目前为止,日本政府从未对调查、收集及送还骨灰表示负责的态度。
四、最近数年来,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正在日益加强,我们在日华侨对这种不断增进的友好关系感到衷心的喜悦,但这种情形并不意味着两国的关系已经正常,各项问题已得到圆满的解决。
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声明中指出的:
“今天,在中日两国之间倒确实存在着许多有关两国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
例如,发展中日两国的正常贸易,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互相往来,妥善处理中日两国侨民的正当权益,这些都是需要中日两国政府来解决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最后说:
“如果日本政府真正具有诚意来寻求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就应该从这些问题着手”,并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是准备就这些问题同日本政府进行谈判”的。
在日华侨对这个声明表示完全支持,并且深盼两国政府本着和平五项原则和两国人民的利益,早日开始谈判。
东京华侨总会
1955年09月01日

b4-在南越的战争准备和恐怖行为必须停止

在南越的战争准备和恐怖行为必须停止
本报驻越南记者 展潮
09月11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国防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将军致送越南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主席德赛的一份备忘录。
这个备忘录列举了许多无可争辩的事实,提醒有关方面密切注意:
目前正在越南南方加紧进行着的战争准备和恐怖报复行为,严重地违反了日内瓦协定,增加战争再起的危险。
这种行为必须坚决加以制止。
人们还记得:
去年07月21日,当签订日内瓦协定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整个越南、印度支那以及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是多么兴奋。
他们为了越南和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而欢欣鼓舞。
可是好战的美国统治集团和它在南越的代理人是不欢喜日内瓦协定的。
他们从恢复和平的那天起,就阴谋破坏日内瓦协定,把大批军事物资运进越南南方,加紧准备战争。
去年08月10月,“阿士坡拉摩”号和“越南”号轮船,把许多战斗机的发动机和其他战争物资卸到西贡的码头上,其中还有一些坦克车;
去年12月,“波比耶”和“菲河”号轮船,又把三百箱装甲车的发动机和其他战争物资运到西贡;
今年01月12日,轮船“阿兰第”号又载运许多作战物资到西贡,其中有散装的飞机各部件;
03月10日,轮船“耶拉马”号载运二百箱装甲汽车的发动机到南越;
03月十五、十六、十七、19日,连续有许多战舰开抵南越,载运来战斗机的部件、装有机关枪的汽车和许多其他战争物资;
03月25日,又有一艘美国航空母舰驶入西贡,运来九架通讯飞机、七架直升飞机和一部分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
05月,轮船“柬埔寨”号和“弗罗利特”号又把许多陆军和空军作战物资运到南越;
07月初,又有一艘美国轮船开到南越,运来三十架(L)十九式侦察机,这是一种可改装成轻型轰炸机的新式飞机。
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在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关于“越南”号等轮船违法载运作战物资到越南南方的调查报告中也写得明明白白,报告的结论说:
“委员会认为这种行动是不符合于日内瓦协定第17条的精神的。”
这些铁证如山的事实,美国好战分子和吴庭艳集团是难以掩盖的。
为了逃避舆论的指责,美国好战分子和吴庭艳集团现在正玩弄着一种新的遮眼法,就是把作战物资先运到柬埔寨,然后再顺着湄公河载运到南越。
偷运的勾当从今年04月开始就已经大规模地进行着。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好战分子和吴庭艳集团坚决反对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检查湄公河航运的真正的原因。
除了成船成船地运进作战物资外,美国好战分子正在越南南方加紧装备和训练吴庭艳的军队,以作为它的战争工具。
以奥丹尼尔为首的美国训练代表团,规模非常庞大。
这个奇特的“代表团”,不仅有参谋、计划、后勤等机构,而且还有治安、情报、作战等专设部门,这个“代表团”不仅负责训练,而且还掌握着吴庭艳军队一切编制、装备以及指挥的职权。
这个“代表团”在今年07月底已完成了扩建吴庭艳军队的第1阶段,在南越建立了四个重装师;
08月份起开始了第2阶段,预计在1956年07月以前把吴庭艳军队再扩大到十个师。
不但这样,吴庭艳集团还在准备和美帝国主义的另两个走狗李承晚和蒋介石结成军事联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好战分子现在正在吴庭艳军队中鼓吹战争。
在美国军事人员直接指导下编印的“教材”中,一再出现着“越过北纬十七度线”、“北进”等字眼。
美国好战集团和它的追随者在加紧准备战争的同时,并且进行军事挑衅。
自停止敌对行动时起,属于法兰西联邦部队的吴庭艳小股武装不断地侵入临时军事分界线附近的非军事区抢劫和迫害那里的人民。
特别是今年08月初以后,这种侵入非军事区的挑衅行动更增多了。
为了执行战争的准备,在美国好战分子支持下的吴庭艳集团,不断向南越人民疯狂地进行恐怖残杀。
它们不仅违反日内瓦协定对以前抗战人员进行报复,而且任意杀害老弱妇孺。
这种恐怖行为,现在正在所谓“肃共”、“反共”的幌子下有增无已地进行着。
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吴庭艳集团发动的所谓“肃共、反共战役”中,到07月底为止,越南南方人民就被杀死四百八十二人,被打伤六百九十二人,被捕九千一百多人,失踪一百四十九人。
自从停战起的一年来,越南南方人民被杀死的共有一千二百零二人,被打伤四千二百三十一人,被捕二万五千一百六十五人,失踪七百零五人。
这些被害者中间,有许多是妇女和儿童。
今年07月09日在广治省新立村和新协村被吴庭艳集团杀死的九十二个人中,就有三十二名妇女、三十一名儿童。
07月11日,被吴庭艳杀害的西贡德智女校教员阮氏妙,是一位三个孩子和怀孕四个月的母亲。
恐怖和残杀越南南方人民,是美国好战集团决意把越南南方变成它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加紧准备战争政策的一部分。
由于美国好战集团和它的追随者的战争政策的推行,越南和印度支那的和平已受到严重的威胁。
应该指出,法国对此也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法国政府不应只是消极地宣布尊重日内瓦协定,而且必须用行动来保证日内瓦协定的彻底实施。

b4-布尔加宁举行招待会招待阿登纳布尔加宁和阿登纳在招待会上相互致词

布尔加宁举行招待会招待阿登纳
布尔加宁和阿登纳在招待会上相互致词
新华社13日
据塔斯社莫斯科12日讯: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09月12日晚间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招待会,招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阿登纳。
出席招待会的有阿登纳总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员以及陪同代表团的人士。
苏联方面出席招待会的有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苏联各部部长和苏联各界人士。
布尔加宁和阿登纳在招待会上相互致词。
布尔加宁指出,苏联政府代表团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谈判即将结束。
他说:
我们现在不准备预测谈判的最后结果。
事件会照它自己的规律进行。
但是我要说,一切都会完满结束的。
俗话说得好,忍耐为上着。
(掌声)
布尔加宁接着说,无论怎样说,我们很好地打了交道,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一切都将转好的。
我不是悲观主义者。
我是抱着乐观的态度来看事物的。
因此我相信,一切都会顺利的。
赫鲁晓夫说:
如果双方都有这样的愿望的话。
布尔加宁继续说:
“我认为,圆满解决我们坦率真诚地讨论的那些问题,对于解决我们两国关系的一切问题有巨大的意义,而这些问题是不少的。
先生们,我希望你们知道,苏联政府不是在赌博,而是在执行以巩固世界和平为目的的真诚的和平外交政策。”
(暴风雨般的掌声)
布尔加宁最后说:
“为了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友好关系,为了这个政策的执行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领袖们和苏联的领袖们,干杯!”
(暴风雨般的掌声)
阿登纳致答词说:
“先生们,我们最近几天同苏联政府的领导者作了很真诚的、坦率的、有时甚至很激烈的交谈,我的右边的邻人,赫鲁晓夫先生,非常坦率地说出了他的想法。
这个人是可以信赖的。”
阿登纳指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访问莫斯科组织得很好。
他说:
“我们回国的时候将深信,莫斯科的访问是有益的事情,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愉快的印象。
关于我们的谈判的反应你们在报纸上读到了许多。
报纸说的有时是正确的,但是并不是一贯如此。
我要说,我们在这里当着你们的面进行了重要的而且具有决定意义的谈判。
为了我们之间的良好的友好关系,而不仅仅是外交关系(外交家并不总是好朋友),但是也为了外交关系,为了苏联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健康,干杯!”
(掌声)

b4-突尼斯访华代表团团长谈北非人民的斗争

突尼斯访华代表团团长谈北非人民的斗争
据新华社沈阳讯
正在沈阳参观的突尼斯访华友好代表团团长阿莱亚在接见本社记者时谈到突尼斯人民和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他指出:
最近法突自治协定的签订,只是突尼斯人民要求满足民族独立愿望的第1步。
他又说:
突尼斯人民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兄弟人民要求民族权利的斗争,并且认为这个斗争是同自己的斗争分不开的。
阿莱亚谴责法国殖民者最近对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人民的血腥镇压,指出这种镇压绝不能挫败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人民的正义斗争。
他说:
法国政府应该在承认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人民的民族要求的条件下立即同两国人民的代表谈判。
阿莱亚说:
亚非会议通过的最后公报支持北非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权利,这鼓舞了北非人民的斗争,他说:
这使北非人民知道他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
支持他们的有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非国家人民这么大的力量。
阿莱亚说,同亚、非国家人民相反,美国支持着法国镇压北非人民的军事行动。
美国供给法国军队以武器,并且同意法国抽调北大西洋集团司令部指挥下的法军去增援北非法军。
阿莱亚指出:
美国支持法国统治北非并不是新鲜的事。
早在1945年05月,美国就支持法军镇压阿尔及利亚人民,屠杀了六万多阿尔及利亚人。
此外,在历届联合国大会讨论突尼斯和摩洛哥问题时,美国代表实质上都是支持法国政府的。
阿莱亚谴责美国最近又一次帮助了法国殖民者进攻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人民,他特别提出美国供给法国直升飞机的事实,认为这对法军搜索阿尔及利亚游击队提供了便利。
阿莱亚说:
北非人民不会被美国的花言巧语所欺骗。
北非人民已经根据事实,知道了谁是他们的朋友。

b4-苏联和西德两国代表团继续会谈在10日会谈中苏联和西德双方作了第2次发言

苏联和西德两国代表团继续会谈
10日会谈中苏联和西德双方作了第2次发言
新华社13日
据塔斯社莫斯科12日讯:
09月12日莫斯科时间十六时,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第3次会议。
会上听取了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勃伦塔诺关于外长会谈结果的报告,这次会谈是根据两国政府代表团第2次会议上所通过的决议而举行的。
就外长们的报告交换了意见,发表意见的有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联邦总理阿登纳,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副主席施密特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
现已决定在下次会议上继续交换意见,下次会议定在09月13日上午十时举行。
新华社13日
据塔斯社莫斯科12日讯:
10日举行的苏联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国政府代表团谈判的第2次会议上,双方都作了第2次发言。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阿登纳在第2次发言时首先说,今天上午我们作了十分认真的会谈,德国代表团将十分详尽和认真地考虑苏联代表团的发言。
阿登纳说,我们来到了这里,是为了恢复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正常的、良好的关系,而不是仅仅为了来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只是我们任务的一小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应当谈谈所有被拘禁的人的命运以及恢复德国统一问题的原因。
阿登纳否认他曾经说过苏联军队在进入德国之后也曾犯有罪行。
他说,我有意识地不说这样的话。
我说的是:
在进军时也曾经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在这里不多谈这些事情是正确的。
阿登纳接着谈到希特勒主义的成长同一些大国的纵容有关。
他说,德意志联邦政府和国会议员,是这一切事情的不幸的继承者。
我们应该努力复兴德国和争取重新获得外国的信任和你们的信任。
阿登纳希望苏联方面答应继续一同讨论关于被拘禁的德国人的问题。
阿登纳说,他虽然知道许多被俘掳的德国人由于他们所犯的罪行而被判罪,但是,他仍然希望苏联方面同意继续研究和讨论这个问题。
阿登纳接着谈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他表示同意德国人自己应当采取主动来举行会谈,但是他说: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不能自命为生活在苏区的德国人的代表,因为苏区居民并没有承认它是他们的代表。
阿登纳最后表示,他同意苏联同西德可以发展对双方都十分有利的经济关系。
他建议现在搁置战时和战后的问题而转入关于经济关系的讨论。
布尔加宁针对阿登纳上面所说的话发表了意见。
布尔加宁说,阿登纳所说的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那些话,除了称之为攻击以外,我无法把它说成是别的。
只要举出下列一些事实就足以反驳阿登纳的话。
我同赫鲁晓夫不久以前曾经到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问过许多城市和村镇,我们看到德国人民尊重和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并且把这个政府看作自己的政府。
而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得到许多欧洲国家和两个大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的自主的政府。
我以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在这里所提出的论据不能促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解决德国两部分人民统一的问题上互相谅解。
至于你所提的现在就转而讨论经济问题的建议,苏联政府对这个建议并不表示反对。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哈尔斯坦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发言。
他在这方面主张必须同苏联政府就贸易交换的种类和数量的问题进行专门的谈判。
在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时,阿登纳说:
现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不知道经济方面的具体情况,因此不能够说:
“我们就来签订一项贸易协定”。
他同意由专门的代表团进行专门的会谈。
布尔加宁同意这样做。
随后,赫鲁晓夫发言。
他说:
今天我们的会议非常有趣,内容非常广泛。
如果我们感情用事,提出讨论的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冷静,用政治家的态度来讨论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让感情激动,而控制住感情,那就应当承认,我们现在有许多应当认真思考的事,因为我们曾经举行了极其有益处的交换意见。
当然,我们面前有不少的困难。
这些困难就是:
我们和你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而我们和你们的会晤又是第1次,因此,我们相互之间有一定的成见。
所以,需要一些时间,以使我们大家充分地认识到我们大家是生活在一个世界上,生活在一个行星上。
你们是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不拥护你们的制度,你们也不拥护我们的制度。
但是,既然这两种制度存在着,那就必须寻求某种足以正常共处的共同接触点。
必须以实际情况为出发点。
我们在自己国家中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而你们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
我们用不着争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好谁坏。
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着,而且非常胜利地发展着。
苏联在短期间内从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从文盲的俄国,我们国家在苏维埃政权年代中成长为人民具有高度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的强大的国家。
而这就是社会主义胜利的结果,人民胜利的结果。
大多数人跟随着我们。
你们都很清楚地知道,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欧洲和亚洲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都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许多国家进行着内部的斗争,这些国家的人民正在解决他们今后沿着什么道路发展的问题。
共产主义成了伟大的力量。
共产主义的产生,也要“怪”你们德国人。
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在德国。
你们是自作自受。
(笑声)
阿登纳,你大概晓得费尔德门格斯这个名字吧?
他是恩格斯的亲戚。
这就是整个问题的根源。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形势已经形成了。
我们应当以这种事实作为出发点,因为这是主要的东西。
让我们就这方面来取得协议吧。
我了解阿登纳先生。
你不想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我们很明白这一点。
多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中许多人硬说列宁这个人是个空想家。
有人说,伟大的列宁和他所缔造的共产党所建立的苏维埃制度在俄国长不了。
在西方有人说,苏维埃国家是一个纸糊的大国。
还有人讲了许多诸如此类的蠢话。
我们苏维埃共和国曾经在多少年里没有获得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承认啊!
布尔加宁说:
美国一连十六年没有承认我们。
赫鲁晓夫说:
是的,美国在十六年中没有承认苏联。
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壮大和日益巩固。
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承认它,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会因此而不存在。
新的东西总是在痛苦中诞生的,并且长时期不为陈旧的所承认。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现在也正处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我们要反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呢?
是不是因为它的人民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是不是因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民经济是建筑在德国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呢?
难道这不好吗?
如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捍卫和保护着自己国家的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利益,那又怎样能说它不代表德国人民的意见呢?
你们把私人企业摆在第1位。
工人为什么要欢迎和支持你们,而不是欢迎和支持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捍卫这种立场的政府呢?
你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态度我们是清楚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同意这种态度。
你的观点并不是绝对正确的。
我们了解某些在国家全体人民当中只占少数的人士的观点。
我并不要求你同意我的说法。
我肯定地知道,你不会同意我的说法的。
但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是未来。
这不仅是德国人民的未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预言过这种未来。
我们支持德国劳动人民把自己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筑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
他们在这方面获得很好的结果。
在随后双方辩论的过程中,阿登纳说:
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并不妨碍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彼此合作。

b4-越南人民歌舞团到达北京

越南人民歌舞团到达北京
新华社13日
越南人民歌舞团13日下午到达北京时,在车站受到北京文艺界著名人士和青年文艺工作者一千多人的热烈欢迎。
这个由五十八位优秀的越南艺术家组成的歌舞团,是在参加第5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后应邀到中国作友好访问和演出的。
北京车站今天为欢迎兄弟的越南人民的艺术使者装饰起来。
月台上高悬着巨幅的红布标语,上面用中文和越南文写着“中越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欢迎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歌舞团”。
设在月台旁的欢迎会场上,悬挂着中、越两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的画像,在画像两旁飘扬着中、越两国国旗,画像前面排满了常青的盆景和鲜花。
在一千多人的欢迎行列中,有音乐家、舞蹈家、作家和演员,有戴着红领巾的少年先锋队员。
当歌舞团人员乘坐的列车进站时,乐队奏起欢迎曲,欢迎的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走到列车前面欢迎歌舞团的,有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陈叔亮,对外文化联络局代理局长陈忠经,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周亮和使馆人员。
歌舞团团长刘仲卢和全体人员下车后接受了献花,并含笑和欢迎者紧紧握手。
这时,车站内鲜花挥舞,掌声雷动,欢呼声一阵接着一阵。
车站上接着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
夏衍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文艺界热烈欢迎歌舞团来到北京,并且预祝歌舞团在北京和中国各地访问演出的成功。
夏衍说:
越南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兄弟之邦,中越两国在文化艺术上有着悠久深厚的传统联系。
在争取自由独立的艰苦斗争中,越南人民和他的文艺工作者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经过了严酷的考验,将艺术作为武器,在争取祖国独立和保卫远东和平的神圣事业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人民和中国文艺工作者一直以你们的胜利作为我们自己的胜利,因为,我们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的经历,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愿望。
歌舞团团长刘仲卢致答词,他首先代表歌舞团感谢中国人民对他们的热烈欢迎,他说:
过去我们曾经在中国可爱的首都——北京停留了一段时期。
今天我们感觉到更加高兴的是我们又重新回到可爱的中国,为中国人民表演,为我们两国的文化交流事业作出一些贡献,使我们两国人民原来就很亲密的友谊更加亲密。
在欢迎仪式结束以后,夏衍等陪同刘仲卢和歌舞团人员穿过热烈鼓掌欢迎的人群步出车站。
在歌舞团人员登上汽车以后,欢迎者还聚集在车旁和歌舞团人员握手,鼓掌欢送他们离去。
(附图片)
越南人民歌舞团团长刘仲卢(左)和前往欢迎的我国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右)在北京车站 王志渊摄

 

报刊图>1955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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